叶中原：红都皇帝（上）

红 都 皇 帝（上）

著者：叶中原

目　录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讲话
　1、第一次讲话内容
　2、第二次讲话内容
　铁流：序言一
　魏靑：序言二
　我为什么要评论毛泽东（自序）
　作者简介
上　篇
　一、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
　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1、毛泽东是农民王、痞子王
　　2、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
　　3、被毛选上为接班人决无好下场
　　4、能批毛反思才会“伟大、光荣、正确”
　　5、“剥削阶级”无罪，知识分子不是反革命
　三、反右派斗争
　　1、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
　　2、全国右派总数知多少？
　　3、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常识，当然不能说反右是必要的
　　4、“反右派”运动是国家犯罪，应给予国家赔偿
　　5、必须澄清“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
　　6、改正了的右派果然无罪，章罗等又何罪之有
　　7、“反右派”运动后，右派处境惨绝人寰
　　8、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反右派”犯罪的根源
　　9、“反右派”犯罪，后患无穷
　　10、只有政治改革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11、右派的许多主张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是我们的民族的宝贵财富
　　12、反右的反思与感悟
　　　（1）“宁肯亡党，不肯民主化”，由此导致1991年苏共的彻底崩溃
　　　（2）专制是腐败之根，腐败是动乱之源
　　　（3）以知识分子为敌人，只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
　四、从伟人到罪人的沉痛教训
　　1、一切冤假错案均应得到平反、赔礼道歉、经济补偿
　　2、毛领导的农民造反除卖国和分裂祖国外，还有什么可称道的？
　　3、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4、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是检验真假马克思学说的试金石
　五、让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下　篇
　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1、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的表演
　　2、毛泽东在“彭总冤案”中的表演
　　3、毛泽东在“刘少奇冤案”中的表演
　　4、1967年12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表演
　　5、毛泽东在稿费问题怎样演戏、立牌坊的
　　6、杀蒋卖国与放蒋抗日
　　7、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七、毛泽东“建国”有功吗？!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吗？!82
　　1、毛泽东建国只对共产党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功
　　2、邓搞的决议，是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3、毛泽东思想应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思想，决非其他人的思想
　　4、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都不是普遍原理
　　5、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崇拜的产物
　　6、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危害
　　7、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修正主义
　　8、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是反马克思学说的
　　9、毛泽东思想是专制暴力的空想社会主义
　　10、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
　　11、从不罪已的毛泽东
　　12、灭绝人性的毛泽东
　　13、呼吁建立“毛泽东罪行馆”
　　14、中国向何处去？
　八、“爱人如已”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第一道德准则
　九、毛泽东最大的“功绩”
　　1、“帝国主义统治”是指那些帝国主义国家？
　　2、何为封建主义？
　　3、如何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十、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金为民：评毛促改革 批毛救中国——读《中原评毛集》的感悟
　附录一：“再论毛泽东5：他是民族英雄或是卖国者？”
　附录二：历次运动部分图片集锦
　附录三：1949年以来被割让领土一览表

第二部：废除一党专政、党国体制是政改的关键
　叶中原向十八大献礼第二批材料

　一、政治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独裁专制的党国体制
　　　评毛、批毛、倒毛，整毛必先批倒拦路虎邓小平
　二、大家都来认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假社会主义
　　1、马克思主义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修正主义者强加给马克思的
　　2、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受到彻底批判、彻底摒弃
　　　(1)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史无前例灾难的代名词
　　　(2)当代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制度的最高阶段
　　　(3)党国体制的毛邓时代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4)马克思学说常识告诉我们，“科学社会主义”是不科学的、也是空想的
　　　(5)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
　　　(6)现时的中国和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7)改变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国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了吗？
　　　(8)把民主分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是骗人的鬼话
　　3、“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了坚持一党专政、领袖专政
　　4、一党专政、领袖个人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也是共党一切罪恶的根源
　　　(1)一党专政、领袖个人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
　　　(2)一党专政、领袖个人专政是共党一切罪恶的根源
　　　(3)一党专政与科学发展观是完全对立的
　　　(4)实行多党议会制的宪政民主制度是政治改革的方向
　　5、毛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独裁空想社会主义，邓特色是专制独裁权贵资本主义
　　6、扬弃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学说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1)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学说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
　　　(2)批判“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政改的关键
　　7、共产党应该理直气壮承认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
　　　(1)目前中国的社会制度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
　　　(2)只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催生社会主义
　　　(3)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
　　　(4)尊重、实行普世价值，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8、民主、自由、法治是中共应归还中国人民的历史欠帐
　三、邓小平也是红都皇帝
　　1、世界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
　　2、邓小平舍妻保官
　　3、嗜杀成性的邓小平
　　4、反右斗争，指挥迫害知识份子
　　5、邓小平生活腐化
　　6、邓小平在文革中的耻辱记录
　　7、舍女求官——毛泽东与邓楠的那一夜
　　8、邓小平放纵多少文革杀人者逍遥法外
　　9、历史决议是把结论强加给历史，延续教政结合的党国制度
　　10、邓小平是六四惨案的罪魁祸首
　　11、“六四惨案”前后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家族
　　12、弃军逃跑是典型的“邓小平特色”
　　13、四铸铜像——三峡永远的罪人
　　14、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邓力群的梦
　　15、邓小平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16、“四个凡是”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
　　17、邓小平也是红都皇帝
　四、军队国家化是中共应偿还的历史欠帐
　　1、军队国家化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历史承诺
　　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
　　3、我国军队立法与管理现状
　　　(1)54年宪法是最接近军队国家化的宪法
　　　(2)矛盾的军队管理体制
　　　(3)矛盾的法律规定
　　　(4)究竟该听谁的
　　　(5)军队应当有可以效忠的宪法
　　4、关于军队国家化的思考
　　　(1)军队国家化、非党化、非政治化势在必行
　　　(2)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3
　　　(3)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军队管理体制和指挥系统
　　　(4)取消军队政治机关和政治职务
　　　(5)军队国家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5、这是否是种常识？
　　　(1)常识告诉我们，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不可能永远保持一致
　　　(2)反对“军队国家化”，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
　　　(3)国家民主法制的缺失、军队国家化的缺失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4)党派可以消亡，中国却将永存

第一部：中原评毛集

邓小平、胡锦涛关于重新评毛的讲话

　　第一次讲话内容

　　1991年1月中旬，邓小平和陈云、杨尚昆等同志以及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座谈会上，都提到要对毛泽东作全面、科学的评价问题。这些都在中央记录在案。邓小平就若干争议问题作了阐述：

　　“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个错误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毛当然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上包含对毛泽东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的，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他还说：

　　“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

　　第二次讲话内容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如下：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

　　注：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在会上曾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胡锦涛二○○四年七月与万里的谈话

序言一
“中原评毛集”是投向极左派的犀利匕首

铁　流

　　去年十月我访友去重庆，归来将所见所闻写成篇警世文章：“‘尊毛去邓’中国将有第二次‘红色血腥’”。境内外不少网站作了刊载，但未引起人们重视，还被有关部门下令屏蔽。想不到我所言的“第二次红色血腥”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令人越来越担忧。近日毛派老巢“乌有之乡网站”公然在全国28省市发起数万人的“公诉团”，叫嚷要“公诉汉奸、卖囯贼”茅于軾、辛子陵”，还放出狠话：“要以人民的名义处决”二人。

　　这28个“公诉团”的“公诉书”空洞无物，全是“文革”时期暴力话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帮利令智昏的毛派分子不但歪曲历史，还肆无忌惮地咒骂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恬不知耻地用“十年浩劫”如麻的表述语言，仍称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是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爱戴的人民领袖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是倍受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尊重的伟大的革命导师。”

　　再有，大放獗词煽动不满，号召老百姓起来“革命”。他们在“公诉书”中借题发挥，说“毛泽东主席在世之时，人民物质生活条件还并不富足，但公平和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人需要为生计挺而走险，没有人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而忍受折磨。”

　　按照这批毛派分子的观点，现在人民生活还不如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水平，在“忍受折磨”，不少人正“为生计挺而走险”。一句话，他们不是在“公诉”茅于轼、辛子陵，是在公开反对“改革开放”，反对胡温为主体的现政权。仅以“公诉”作为发难由头，目的是要扭转历史车轮，回到毛泽东“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公平和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时代。

　　为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做为一个深受毛泽东其害的“贱民”，我不得不奋起反击。除倡议现在倖存的五七老人联名向全国最人民法院起诉毛泽东践踏宪法，滥杀无辜的反人类罪行。现《往事微痕》推出“中原评毛”特刊。

　　本书作者叶中原先生和我一样，一生吃尽毛泽东罪恶苦头，远在学生时代就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被送去劳教9年多。1969年回到温州在工厂干技工，1979年改正后在温州风动动力头厂相继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八十年代以来，他反思前30年人民、国家及个人所经历的劫难、悲剧，“认为罪魁祸首乃是毛泽东及其所奉行的极左政策路线和专制制度”。退休以后，他更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看到承袭毛式制度的弊端，如不能彻底清除毛泽东建国后的罪错及其根源，决不可能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建立宪政民主新中国，甚至还有可能复辟倒退，重演毛时代的历史悲剧。”他怀着忧国忧民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2006年以来就广泛研读，反复思考、修改写成此书。

　　这是一本出自民间学者的好书，有宝贵的史料价值，所言所论有根有据，值得一读。此书可与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故亊》，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萧洁铎的《翻云覄雨毛泽东》，钟波的《真假毛泽东》等书并列。我们《往事微痕》的任务就是推动民间的批毛工程，直到“腐尸出堂，头像下墙”才会呜锣收兵，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虽然毛泽东撒手尘环已整整三十五年，但在中国大陆四处仍可见到他浓浓的阴影。天安门城楼悬着他的标准画像，人民广场躺着他的发臭腐尸，人民币上有他的大头照，不少城市广场立着他挥手的雕塑。他到底对中国人民有何功何德？凡了解历史的中国人，无不认定他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千古暴君！

　　他一生醉心于帝王奢耻糜烂的生活，对国家不诚，对民族不忠，欺骗同志，愚弄人民，好大喜功，想当世界霸主，戏用国家和人民做 "共产主义"的试验品，致使中华民族长期陷于深重苦难之中。仅“发高烧，升虚火”（彭德怀语）的"［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

　　为了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他悍然一手策划发动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损失国家约一千二百亿人民币的财产，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他反目无情，过河拆桥，为了把帝位传给江青、毛远新，害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陶铸等几十位老一代革命家。还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的 123名委员，其中有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坐监的坐监，整死的整死。现中央常委习近平先生之父习仲勋同志，也被毛关押了十余年。除此，全国还有一亿多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

　　从新中国成立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1984年《大自然探索》第十期上，陈玉霞、高建国两人合写的文章《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灾型特徵》有这样的统计："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而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是何等惊人的罪恶！历史上再残暴的君王也望其项背，自愧弗如。

　　我们建议世界人权组织授予他"杀人魔王奖"称号，在天安门入口处立一个黑色大理石碑，碑上写着："全球最残酷最无人性的君主毛泽东！"以警示来者，告慰死者。毛泽东不是走下神坛就可了结的问题，是要永远囚进在黑暗的地狱里，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天理昭昭，理应如此。

序言二
有感于“中原评毛集”面世

魏　青

　　近年来，有关毛泽东传记、评论之类的出版物多如汗牛充栋。但在当今中国，真正有份量，有深度的评毛之作不多，且还在遭查禁之列，不得公开面世。这就使那个“人民大救星”——自称“马克思+秦始皇”的一代枭雄“毛魔王”的庐山真面目，无法让广大公众自由悉读，真实领略。这并不奇怪，回顾近百多年的历史，尤其是近六十多年的历史，血泪交加的污迹太多，也明知逆历史潮流如螳臂挡车，但时下的权贵们仍需要毛这具僵尸来加固那板结日久的“专制人治”板块。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只要看看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人排长蛇阵去观瞻那具“水晶棺”就足以教人心寒肚明了……。

　　酒香莫愁陋巷深，书好哪怕禁令严。日前，笔者难得在网上悉读温州老乡叶中原先生编著的“中原评毛集”。觉得此书掌握的史料翔实可信，且观点鲜明，论述公允，无个私偏见，却有执着真知，勇担道义的坚定与自信。这也算是一本正本清源，拨乱返正的好书。可惜还只能在网上让少数人悉读，这对于一个历尽劫难，却依然沉迷不悟的国族来说，实在是一大令人痛惜的无奈！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得好：“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历史教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得牢牢记住，并汲取惨痛的历史教训。毛时代最大的历史教训是只准毛泽东一个人有思想自由，全党全民却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有喊毛主席万岁，为毛歌功颂功的自由，压根儿没有批评、质疑毛主席的自由，除非你也象北大才女林昭那样“舍得一身剐”，到头来惨遭残杀、毁尸灭迹，还要向死者亲属讨五分钱子弹费。诚如南通老报人，八五高龄的资深学者丁弘老先生不久前致中宣部领导的一封信中所言：“国贵自主，民贵自由。”一个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是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说到底一个国家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宪政法治”，而不是维持“专制人治”。

　　丁老的话千真万确。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毕竟已到了信息时代了，要求一个民族遗忘自己的历史是不可能做到的。禁书之举效果是相反的。例如章诒和的书不禁还好，一禁读者十倍百倍的增加，为书商提供了商机，盗版满天飞。书价从30元降到10元。何况书都有了电子版，再用过去焚书禁书秦赢的办法，实在是自欺欺人之举，惟一的效果是丑化了自己的形象。这是科学发展了，是“赛先生”（科学）帮了“德先生”（民主）的忙。中宣部的工作还不应该与时俱进吗？

　　由此，笔者不能不联想到李锐、何方这两位堪称世纪“两头真”老革命老学人的尴尬遭际。二位都是年逾九旬，历尽劫波，艰辛备尝，且还是中共唯一健在的前党首毛泽东、张闻天生前的兼职秘书。但叫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二位老前辈在风烛暮年，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庐山会议纪实”、“党史笔记”、“延安一路走来的思考”等等极具宝贵史料价值的书，居然都通不过现今中宣部规定的书报预审检查这一关。值得在此着重一提的是，早在150年前，马、恩二人就对普鲁尔专制王朝的书报预审制度深恶痛绝，严加批判。但时至今日，谁能想得到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等条款依然形同虚设。凡是反思过失，敢吐真言的书，都遭遇出版，发行洗劫，不得公开面世。例如当代杰出的文史时政专家辛子陵先生著述，李锐、谢韬二位老人作序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以及新华社资深老记者，出身贫苦农家的杨继绳先生，费时八载，走访无数幸活者含泪写成的反映毛时代大饥馑 “人相食”惨绝人寰景象的“墓碑”等书，都在查禁之列。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书，全赖网络之功。

　　读罢这几本书，内心哀恸难以自禁。一些悲惨场景不是亲历目睹者根本难以置信，但我相信凡是来自毛时代的中国人，都会相信这一切都是血泪斑斑，铁证如山的事实。良知决定他要拍案而起，厉声斥责“毛魔王”残民无忌，罪恶滔天，毫无人性。古语云：“生要益于人，死不害于人”，而毛泽东生前死后不知祸害了多少生灵。纵观毛建政后二十七年间，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翻云履雨，强加人罪的恶事层出不穷，无论是批武训，评红楼梦，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乃至“十年文革”，全凭强权行事，没有一件是以理服人的。难怪跟随毛十八年的贴身秘书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期间，曾私下对李锐、周小舟等人吐露说：“毛主席解放后还没有做过几件正经事，我真担心他百年后留下骂名”。彭德怀就因为在56年中共“八大”时及时提出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刘少奇就因为在62年“七千人大会”前，当着毛的面说“人相食，你我都要上书”的话，毛就怀恨在心，终于在“文革”中下毒手，置彭、刘于死地。有人说，彭、刘等人的惨死，是“毛泽东天良丧尽，共产党丧尽天良”，我却认为：凡是此类旷世奇冤归根结底是毛泽东共产党至死维护的专制人治体制所导致。

　　回顾中共历史的各个阶段，曾有过为“伟大理想”而英勇奋争的志士英才。但不幸的是他们都未能超脱所谓“马列主义”（实则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杂烩。而这一切都跟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共建和谐”的方针相违背，到头来只能以彻底破产，最后失败而告终。要不然，就只能以谎言加暴力，继续欺蒙舆论，愚异民众，凌虐生灵！时至今日，我们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要求执政当局顺应大趋势，接受人类普世价值，为加速推进科学民主的制度建设而努力，而绝没有任何理由再为专制魔王毛泽东至死维护的罪恶体制背黑锅！

　　真难以想像，在大力强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年代，在一个被称为正在崛起的“超大型体量，超丰富传统”的“文明型国家”里，还能再允许出现涂抹历史，箝制众口，扼杀真理的奇特伤心事。记得不久前，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会上演讲说：我们这一代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话到此，不禁使人想起邓小平老人家一九九二年六月某日，在自己家里小范围内对胡锦涛、曾庆红、王瑞林等三人所吐露的“真正的政治交代”：“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体制的创建者之一，这十几年也算是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我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的政体的名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治。而我们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治！为改变现状，这些年我做了一些工作，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十几年后，你们当政时也未必能解决。其实，解决的办法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于人民、法治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治久安。”此言千真万确表达了一个行将就木的政治老人的真实心声。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公就重评毛泽东的问题，又着重作了如下直白：“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有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只是值得深思的是，而今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了，邓小平指示和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并没有贯彻执行。不仅如此，到了二O一一年元旦，引领舆论导向的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却又在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颂歌中揭开第二个十年的序幕。当年参加那次会议的政治局常委，除了刘华清最近逝世外，其他人均还健在，为什么却没有一个出来讲话，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对这么重大的历史议案承担具体的，实际的责任。有道是“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权不是因为言而无信而失民心，进而丧失了天下的。今中共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集体禁声，岂能说是有自信、有力量的表征！而败象丛生，从来是令人堪忧的不祥之兆呀！今天中国人民有权力、有义务要求执政当局果敢决断，结束那个“一人犯傻，全党犯傻”，“一人疯狂，全民疯狂”的可怕时代！回顾历史，中共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共产党人中有思想、有良知的志士英才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远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近的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尤其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共体制内毕竟还有敢于直言时弊、勇担道义的真人贤士在，像彭德怀、张闻天、习仲勋、胡耀邦、赵紫阳等，就是了不起的民族脊梁、党国精英。他们为真理而舍已忘我的精神，永远令后人引以为光荣、骄傲！

　　曾记否？中国人民为了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独立”的新中国，不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近百年，“共和国”建立至今又过来六十多年，我们这一、二代人又经历无数苦难，总算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苟活了过来。作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和历史见证人，我深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务必要舍己忘我，勇担道义！务必要将曾经统治了我们这个时代，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伪“科学社会主义”的非科学、非民主、反法治、反人权，反人道主义的本质揭橥于世。二十多年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有幸走出了“共产极权”的阴影，重返自由民主的新纪元。我也由衷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天！这也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叟读了“中原评毛集”之后最新的感悟，最大的心愿。

　　诚然，时代在前进，潮流不可逆。身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一员，各人的思想意识有异，派别观点不同，但大家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员，都应该有：“立足中华，怀抱世界，功在千秋，利在人类”的博大胸怀与高远目光。应该确认，以往一切伤天逆理的人与事，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专制极权体制的特定产物。就连终生维护专制独裁的一代暴君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也是这个万恶制度的牺牲品。近百年的中外历史证实：“共产公有”加“暴力专制”是跟人类文明共进的普世价值相违背，因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逆流，最大的灾难。不接受如此惨重的教训，还能把中国的事办好吗？

　　要言之，人因思想而伟大，国有奇英而昌荣。中国要发展、要崛起，就必须顺应世界潮流，符合国际规则，接受普世价值，要让每个公民发挥应有的聪明才智与创造能力，这就急需中央决策层痛下决心，同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毛泽东割裂，走彻底的革新之路，才是我国家民族的的希望所在，明天所在。

　　魏　青

　　二O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宅电：0577-67361514

我为什么要评论毛泽东
(中原评毛集注自序)

　　毛泽东曾是我的偶像。文革后看到刘少奇等的平反文章，不理解为什么总回避真正的责任人，更没有见到像在历次运动中要求的那样深挖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陆续看过《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国左祸》、《糊涂轩集》后，产生一些疑问、一些想说不敢说的话。于是这一久存心中的偶像渐被击碎。人生七十古来稀，希望结合个人的经历，能给后人留点教训。政治改革，批毛是关键；只有彻底揭开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才会有改革开放的话语权。愿“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牛过“圣旨”的时代不再重演，愿“指鹿为马”的卑劣行径成为历史的陈迹，愿中国革命彻底摆脱封建专制桎梏，愿假马克思主义的空想封建专制暴力社会主义不再祸害世界，愿「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和谐公民社会」早日实现。

　　圣经上说：“欺诈的唇舌，为上主所深恶；行事诚实的，才为他所中悦（箴言12：22）。”

　　“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玛5：37)。”

　　历史记忆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痛定思痛，总结毛泽东时代经济和政治灾难的历史教训，不仅要进行经济改革，更要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防止人间惨剧重演，是每个中国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们痛感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灾难，对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有人并不了然。总以为毛泽东虽然搞阶级斗争、运动，经济建设还是有成绩的。其实，在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月里，我国却远远地落后。据有关资料，1948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占第40位，1978年却排在倒数第二位。毛泽东死去的1976年，中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只有0.8%，而人口却占全人类的22.6%，人均GDP全球倒数第一。毛泽东统治的三十年，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像世界各国一样的速度发展，经济排位还落后于解放战争年代。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杀富济贫”开始，以老百姓的“一贫如洗”告终。我们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应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人相食、无法无天、专制独裁、扼杀民主自由、文字狱、一党专政等”，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封建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大声疾呼地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能够消除腐败和贫富不均，或者勉强可以称作“新民主主义”』。因为,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官商勾结、贪腐成风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大家称它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充其量只能叫做毛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意，要带上引号)。毛泽东时代的暴虐，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都是源于制度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是与人性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414页）所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关于毛泽东，正如杨开慧揭露的，既是“生活流氓”，又是“政治流氓”。显然应该把毛泽东的错误与共产党相区别，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是为了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历史上涌现过许许多多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刘志丹、习仲勋、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等等。有的人爱党心切，认为批了毛泽东会给党脸上抹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比如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就使党与人民更加心贴心了，赵紫阳主张政治改革，造就了党的高大的政治形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晚年也醒悟到了“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如果说一党专政只是剥夺了党外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么个人独裁就连党内人士的这种权利也一块剥夺了；如果说前者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粗暴践踏，那么后者则更有过之，危害更大。正如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晚年所断言的那样：“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借纳粹议会的例子讥讽国民党政府独裁。文章说，“希特勒要有他自己的‘民意’，就叫戈林去说话。真的民意出现了，希特勒就派坦克去说话了。”其实，这段话最合适用来讽刺共产党自己。几十年来，在其控制下的人大上演的一幕幕民主闹剧，正是纳粹政治秀在中国的翻版和创新。若论以民主的外衣掩盖独裁，以民意的形式装点专制，满世界看去，还能找出比纳粹和共产党更相似的同类吗！

　　希特勒纳粹党与中国共产党很类似。希特勒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申明纳粹党是德意志思想的体现者，是国家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与国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共也认为“党天下就是人民的天下”，“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纳粹党将整个国家事务的决定权和控制权都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在这种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反对党被严禁存在，纳粹党垄断了全部国家权力，党权不但高于宪法，高于法律，而且不受任何制约。这不就跟共党完全一样吗？！与纳粹一样，共产党当政后，搞的也是一党专政，当初列宁就说：“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列宁还曾坦承说，“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列宁的理论经由斯大林、毛泽东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趋完备和巩固。

　　希特勒和毛泽东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纳粹德国的一党专政是以希特勒的个人独裁为显著特征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所总结的那样：“一切都开始于也终结于希特勒。”毛泽东也热衷于个人独裁。中共当政后，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人之手，同时兼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职，成了凌驾于中央之上、党之上、国之上、人民之上的地地道道的大独裁者。希、毛两人都曾拥有绝对权力；都曾指挥屠杀过千百万人；两人既是党的元首，国家的元首(毛曾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允许别人当主席)，又是军队的元首，因而，也就使政权本身具有了军事独裁政权的性质。都实行社会主义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个要统治世界，一个高喊要解放全人类，争当国际共运的头——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也都曾经受到过民众狂热的爱戴。希特勒遗嘱上说“为人民服务”，而毛泽东也说“为人民服务”。希、毛都宣称搞“社会主义”，希搞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毛是“封建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大家知道，对于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对“纳粹主义理论”的希特勒思想，德国人民都进行了充分的反省，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希特勒又有别于毛泽东，他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作出了卓绝的贡献；毛泽东则把国家治理得尸横遍野、人食人的地步，败坏了民族的道德、砍断了民族的脊梁；杀人也有区别，希特勒杀的是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毛专杀本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任意对人民与敌人进行定义，凡他认为是敌人的皆可杀)。毛杀人的数量也是希所不能匹敌的：毛泽东建国后残害中国人八千万，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等六百多万。毛尤其擅长对付自己的政敌、善待日本战犯、虐杀本国政治犯。但是杀人恶魔就是杀人恶魔，祸国殃民就是祸国殃民，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评价。德国人不会被所谓的“功大于过”、“三七开、四六开”、“一切向前看”“二次革命论”等等说法所糊弄。因为德国人热爱的是国家和民族，无须保护官僚权贵资产阶级、贪官权贵的利益和一党之私。无须用枪杆子维护“伟、光、正”的谎言。他们是要真正吸取历史教训，使德国国家和德意志民族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来毛泽东乃“政治流氓”、“生活流氓”和汉奸卖国贼一个，给流氓、汉奸卖国贼评功摆好，岂非咄咄怪事，笑话一个。可惜的是至今为至，毛泽东汉奸罪恶材料未能充分公开。既便这样，对毛的评价也几成定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说：“‘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这，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团”。又如祝世华先生所言：『毛泽东的专制体制就是封建的、法西斯的专制体制。这是绝对毫无疑问的。再说什么毛泽东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让它见鬼去吧』！『毛泽东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也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是最残暴、最狠毒的专制主义者的代表』！！！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惜，邓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官僚体制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邓只可能在口头上说说政治改革，行动上必然反对政治改革，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一如谷牧所说：“重新评价毛，党承受不了。”著名学者于光远说得更干脆：“想要共产党搞政治改革是与虎谋皮。”原因在于，官僚经济阶层，他们需要维护毛传承下来的既得的经济利益和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正如民谚所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大陆许多职权不大、却成为贪腐敌国的巨富，这首先是由中共的政治体制所决定。中共逐层掌握实权的人物，都是无法无天的。例如当年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无偿援助非洲某国的500万美元的报告上，在“500”万的数字后面，又添加了一个“0”，他就是将国家钱财当作自己的、随心所欲使用。一个局长、一个书记能够命令掌管财务的官员提取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上亿的金钱，到澳门赌场和世界上其它赌场豪赌，说明中共实际上没有财务规则和监督。

　　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黎澍指出毛泽东王朝的性质：“这是最坏的一次‘王朝’更迭”。目前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仍然是毛泽东的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需要毛泽东这面“旗帜”。因此，政改的“禁区”是万万不能松动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绝对不能违抗的，决定社会发展的命运终究是人民，而不是“权力”；是靠法治而不是靠人治。因而，政治改革，批毛是关键，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最近发生的藉口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发动全国唱红歌，妄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复辟毛时代的“薄熙来”现象与此前六十周年国庆节游行队伍中出现“毛泽东思想思想万岁!”方阵，就都是毛派作乱回潮的最好证明。

　　如果说，1976年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政治崩溃的边缘。什么时候能够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什么时候就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进行之时！诚如谢韬所说：“大体说来，当我国进行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推进之时。”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开国初近三十年的历史风云过后让我们掩卷长思，好好地领略杜牧著名的《阿房宫赋》最后一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的是后人哀叹秦亡而不引以为戒，那就会使更后的人哀叹他们。要我们以史为鉴，免蹈历史的覆辙！

　　注：中原评毛集是叶中原向十八大献礼的第一批材料，2011年7月已由真相出版社出版

　　叶中原　2011-06-03

　　2012-07-01、08－22修改

作者简介

　　作者叶中原1960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1956年他因发言批评苏联出兵匈牙利，不满苏俄侵占中国领土，57年同情肃反运动中被围攻的老教授，为右派教授辩护而被打成右派。60年毕业后被送去劳教9年多。69年回到温州在工厂干技工，79年改正后在温州风动动力头厂相继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等。八十年代以来，他反思前30年人民、国家及个人所经历的劫难、悲剧，认为罪魁祸首乃是毛泽东及其所奉行的极左政策路线和专制制度。退休以后，他更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看到承袭毛式制度的弊端，如不能彻底清除毛泽东建国后的罪错及其根源，决不可能顺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建立宪政民主新中国，甚至还有可能复辟倒退，重演毛时代的历史悲剧。怀着忧国忧民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他从2006年以来就广泛研读，反复思考、修改评毛编著，广泛征求意见，现在也还在求索中。他希望能在《往事》上发表以引起五七难友们来共同评毛，探求真理，促进改革。他认为这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五七难友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金为民　2011年3月26日

上　篇

一、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

　　在步入正文之前，先向读者提一个问题，毛泽东是共产党员吗？面对这个问题，读者必定认为我是个疯子，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统治共产党四十一年，怎能不是共产党员呢？请注意以下事实。

　　中共元老，党的一大选出的负责人之一李达，曾于1963年在中共湖北省委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披露，开一大时，是他叫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方面出席一大会议。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C·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不料李的这一讲话在文革中被恶意的歹徒捅出，遂置李达于死地。

　　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少数几个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这恐怕是中共党史中的头号疑案。

　　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因为当时毛已坐上党的第一把交椅，谁也不敢进一步追问。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

　　中共为了把毛泽东打扮成党的创始人，把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就已经诞生了。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有个智者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如果一个政党对自己的历史不能说真话，叫我们怎样能相信它呢。”

　　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的这个党，他早期的情况已经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附：建国后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犯了所谓三大错误：一、他透露了毛泽东到达一大时还不是党员，还是个CY（团员）；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二、他说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论上可以和他讨论；三、大跃进启动时，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文革”中武汉掀起批判、斗争李达的狂潮，最终停医、停药而逝。】

　　“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产党的。

　　陈振中先生在《党史需要正本清源去伪存真》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能不能与毛泽东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把他复辟封建专制制度账与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画皮，改革派才有话语权。”

　　小时候听老师讲“指鹿为马”的故事，总觉得趙高此人以势欺人，愚弄朝臣，确实可笑、可恨、可气。马就是马，鹿就是鹿，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人受趙高戯弄，觉得稀奇古怪。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浩劫洗礼的我们，终于发现在政治生活中“指鹿为马”的邪恶事，实在是太平常了。

　　1959年的庐山会议据说原是个反左倾的会议，后来毛泽东决定反右倾，就变成了反右倾的会议了。说明政治上的“指鹿为马”，只要有权，不仅可以办到，甚至“指鹿为马”或“指马为鹿”，还可以朝令夕改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彭德怀、周小舟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子是个冤案。也就是说，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案子是个冤案，“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自然也是“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了。比起毛泽东和四人邦的“指鹿为马”案例来说，趙高的伎俩只能算是简单的、低级的、下等的和幼稚的。因为，无论从方法手段上、规模范围上、影响深度上、死亡人数上，都不能和毛同日而语。文革中，报章杂志对海瑞罢官的围剿足可以使吴唅家破人亡，加上机枪大炮还可以叫无辜人民死亡二千万。叶剑英元帅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血染全国山河一片红；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确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的大浩劫。文革中湖南道县借故将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家属老小尽数惨杀在双牌水库内，弄得尸满水库，闸道堵塞，不能放水发电⑴。法西斯蒂如果泉下有知，也只能自叹不如。区区趙高，豈能企及。《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载一篇《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揭示1967年该县发生的群众性地、大规模地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子女4519人，并扩及其他10县，造成全区被杀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其中包括四类分子的子女和未成年人近5千人！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杀人凶手事后还扬言：“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凶手杀人杀得理直气壮、有持无恐，因为有毛泽东在支持他们，“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毛泽东的“指鹿为马”绝非文革始。“指鹿为马”是毛泽东炫耀自己的权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贯手段。试看，建国初，从批判胡适、俞平伯，批判电影《武训传》，到肃反及胡风一案。再到整风反右、拔白旗、三面红旗大跃进、反右傾、三年大饥荒，直至文革。是他一种屡用屡灵，屡建奇效的方法。不妨举几例来说明。

　　1951年5月20日他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文章以最高权威的语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社论的名义发表出来，全国人民，特别是文化界人士，被惊得目瞪口呆。党内小道消息也在迅速传播：“这篇社论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又由党内传到社会上，更增加了人们神秘莫测的惊恐。这是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第一篇指鹿为马的文章。目的在于取消其他政治局常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言权，确立自己的话语权。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起大规模“文字狱”，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劳改、管制、抄家，被逼疯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不少人是极有才华的作家学者），酿出无数令人潸然泪下的人间悲剧。该案是毛泽东钦定的，平反之难是可以想像的，最终还是得以平反，实践证明这也是个指鹿为马的典型案例。

　　又如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建校60周年大会上，理论打手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突然点名说：“马老要做检讨。”定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从此开始了对马寅初的围攻。1959至1960年对马寅初的持续批判从北大扩展到了社会，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但马寅初没有屈服，他表示：“我虽年近八旬，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整风反右中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原本就是子虚乌有的。

　　一个参加地下党出生入死、赤胆忠心，忠贞的共产党员葛偑琦，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他要杀共产党人。储安平当年提出“党天下”，实在失之偏颇。反右至文革的历史证明了“党天下”并不是毛泽东的目标，“朕天下”、“家天下”才是他的目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写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尽人皆知的豪迈词句，彻头彻尾地暴露了他要当封建帝王的心声。

　　全国刚解放，五零年就公然自称“万岁”，文革中更说自己就是“嘉靖皇帝”。整风反右期间，北大学生刘奇第就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在那个时候，除了给刘奇第扣上右派帽子外，又能有谁给刘奇第作出正确的回答呢？不去深刻检查党没有为整风作好体制上、理论上和法律上的充分准备，而利用人民对党对毛泽东本人信任和爱戴的情感，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揪斗所谓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是更省力吗！更何况民主党派与资产阶级自党的七大以来就是既定的革命对象。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章乃器有个儿子叫章立凡的，花了很多精力去考证毛泽东是某月某日决定反右的，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其实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比起毛泽东来，真是太天真、太学究气了。“万岁圣旨口”，他既有权指鹿为马，当然也有权把阴谋叫做“阳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该讲话已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做了引蛇出洞、后发制人的战略部署。毛在会议上的讲话时间是在57年1月18日，该文并未公开发表，后来5月14日和5月16日的反击右派的指示也没有公开发表，可是5月14日之后还在继续开座谈会，不仅开会，而且还要求某些人一定要发言，5月17日还发表社论，“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可见，对于民主党派与党外人士来说，那就是阴谋，而不是什么“阳谋”。“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是阳谋，是立牌坊；阴谋是“引蛇出洞”，是当婊子。

　　7月1日，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得意之余，公开泄露了开展反右派运动乃蓄谋已久的天机：“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从而聚积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这就是公然对人民行骗术施阴谋的铁证，全国上下人人皆知，白纸黑字无可抵赖。

　　小时候老师给我们讲“五四”运动时说，学生运动总是天然地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至今老师的话总在我的耳边回响，因为这句话说的是真理。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五七年北大校园的学生运动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六四”天安门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受到国人强烈反感的残酷镇压呢？什么时候能把这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拭目以待。我常想，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他们要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共产党也要镇压学生运动，且其规模之宏大、手段之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是因为无论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严重的专制色彩，他们都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封建专制和军阀主义的理论，都还不是民主和法制的履行者。其实，枪杆子和军队是用来保护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的，或者在遇到自然灾害时，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的。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军队的指挥权应属于国家，而不应属于某个党派，更不应该成为镇压学生、镇压老百姓的工具。人民内部的矛盾应通过、也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大跃进饿死四千多万人!本来这是整党、整风的最好时机。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又来个“指鹿为马”，把风调雨顺的三年硬说成是“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市场上常有人大声疾呼“打假”，又有谁认真地在政治上打过假呢？“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个叫袁木的人（他当然也是逢旨的）居然说“广场上没死一人”，公然欺骗中国人民，践踏世界舆论。掌权的人尚且弄虚作假，又怎能杜绝社会上一切“造假”行为呢？难怪中国著名现实主义诗人熊鉴在农民诗人金定强《糊涂轩集》序言中指出：“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接连二十年左右的大灾难，哪一件不是人为的？但至今一说到‘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巨大灾难就诿过于‘自然’，人犯了罪赖天，良心何在？人性何在”。难怪林彪在总结了毛泽东的经验后，在文革中说：“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谎言重复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原来毛泽东与希特勒的手段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两样。诚如哈维尔所说：极权主义靠暴力和谎言维持其统治。

　　诗人熊鉴还指出：“离‘左祸’还只二十多年，很多年轻人对二十多年前国家民族历史茫然无所知，偶尔听到也只当‘天方夜谭’。是哪一双罪恶的手捂住亿万人之眼，惟恐暴露历史真情，其用心何在？亲受左祸之累的人们，人民用血汗哺养的知识分子，对人民二十年的灾难，有的守口如瓶，有的装聋作哑；还有少数丧心病狂者，为了一已之利，随意窜改历史：将盗贼頌成圣人，将恶政頌为德政，跟着当权者‘指鹿为马’，千方百计蒙蔽当世，欺骗后人。”

　　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解放战争消灭蒋介石军队号称八百万，我想应该包括起义人员和战俘，不会是死亡人数(经查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死亡171万，共产党军队死亡150万)。谁能想像就是这个“大救星”，功成之后就成了大灾星，会带给人民更大的灾难呢！毛泽东的二十多年专制暴政，造成无辜人民死亡达八千万之众(有资料披露中共上井冈山以来，死于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党员、中国人民估计达1亿之多)。就是这个自称“万岁”的人，生前死后，头上还戴上了许多光环：“万岁”，“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等等。万岁最初是他自封的，后来就演变成“万岁，万万岁！”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万岁的封建性质前面己说明，如指自然寿命那是不可能的。四个伟大是林彪、陈伯达封的，姑且不说。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称呼“伟大的领袖”还是适当的。一个万岁爷，一个专制君王如何能担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呢？一个并不懂得资本主义、更不懂得现代资本主义的人，一个甚至并不懂得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怎么可以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呢？这也许可以叫做另一类“指鹿为马”吧。造成这一类“指鹿为马”的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林彪、陈伯达是别有用心的，普通的老百姓则是受毛泽东的宣传蒙蔽的；有的政界人物也有可能与普通百姓一样，一时认识不清，有的政客则是完全出卖灵魂的，他们靠奉承拍马、阿谀造假往上爬的。

　　也许有人批评我，说毛泽东不懂现代资本主义，不懂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免言过其实。那么就请注意：解放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痛苦地向前挣扎，所以他们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路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发展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可是五六、五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民主党派这些革命的同路人搞倒、搞臭。一个稍有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知识的人，能做出这种蠢事吗！现在我们又把国营企业转卖给私人，这一来一去，中国的文明发展被推迟了五十多年。文革则是针对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因为我们的万岁爷指出：“走资派就在党内”。文革是要把党内有革命资本的同志斩尽杀绝，“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毛泽东熟读有关封建帝王统治经验的典籍，用心圈点批注，翻云复雨，运用自如(如一本《资治通鉴》就读了一十七遍)。但对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资本论》则未必通读过（有资料披露，毛选五卷没有多少篇是他自己写的，连《实践论》、《矛盾论》都不是他写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没有考察、没有体验、更没有研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更是不屑一顧。请问，这样一个背负上亿无辜中国人民生命罪债的封建君王竟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赫鲁晓夫未必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他说的一句话却被历史记载了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苏联是土豆烧牛肉。”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也搞过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那只不过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空想社会主义或空想共产主义而已。这里举两个查有确据的例子：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最风光的地方﹐要数老人家曾亲临关照过的河北省徐水县。(58年)８月4日﹐毛泽东视察该地﹔８月６日﹐中共中央派专人前去传达指示﹐要在此地搞共产主义试点﹔８月22日﹐中央协同省委﹑地委帮助县委搞出一个“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规定在1959年完成社会主义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争取在1963年进入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却是大跃进人祸对“三农”的严重破坏，以致“人亡政息”，如王泓先生下放担任河南叶县旧县公社书记，到他摸底时为至，大致死亡人数占全公社30%，全社死绝户占7%。⑵

　　据当时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提供的报告﹐10月中旬其治下当阳县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11月７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８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涌上街去拿商店里的东西﹐拿完了商店就去拿别人家里的东西。张三的鸡李四抓﹐甲队的菜乙队挖﹐最后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有一条还保留着﹐就是老婆还属于自己。不过那位书记又就此补充道﹕这一条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需要请示上级。大跃进，进入共产主义还真共产、共妻，荒唐!

　　中共山东范县（现属河南）第一书记向全县共产主义积极份子大会作报告﹐畅谈该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保证用三年时间做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在这位书记眼中共产主义犹如童话世界。

　　数日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朗朗上口的规划﹐颇感兴趣﹐举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乎太促﹐只３年。也不要紧﹐３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伟大领袖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活像一个虚幻的童话故事，治理偌大国家如同儿戏，尔后的悲剧也就不难想象了。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一个受到全国人民爱戴和拥护的党。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伙同其法定接班人林彪，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养忠字猪等活动。把一个好端端的党，糟塌成活像一个邪教组织。这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早请示、晚汇报也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样，是毛亲自要求推广的。1967年11月13日，毛主席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向毛主席报送《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上班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后向毛主席汇报”等做法。15日，毛泽东批示：“看过，很好”。17日，中共中央转发。除了毛主席势力范围之外鞭长莫及的港澳台地区之外，全国实行。有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有人不解，军代表回答说，毛主席是世界领袖。

　　我曾记得毛泽东说过，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诚如前面所述，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不过打死蒋介石军队区区百余万，坐上“万岁”宝座之后，倒把八千万无辜百姓从肉体上消灭，而把国家推向经济崩溃的边缘。一句冠冕堂皇的话，“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愚化政策，继而把国家的困难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革命与建设的动机是为了夺取皇位，巩固皇位；妄图把党天下变为毛氏家天下。现在还是有人利用写革命回忆录，拍摄革命战争年代为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来给毛泽东涂脂抹粉，完全是虚妄徒劳的，只会延缓历史前进的车轮。

　　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空想封建专制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上有毛泽东的“指鹿为马”领唱，下有普通黎民百姓的恐惧、撒谎和唱，构成全社会的“雄伟”悲歌。

　　杨继绳在《墓碑》中写道：在耕地面积比六十年代减少、人口增加两亿以后的八九十年代，中国粮食竟然多了起来，年轻人不知何为饥饿，农民还面临‘卖粮难’的问题。这仅仅是因为中国农村制度发生了变化：联产承包制代替了人民公社制度。可见制度对于饥荒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以研究饥荒而著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写道：“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还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的确，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众所周知，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已经严正指出饿死人的现象，后来三年错误的政策仍在继续。幸亏有个湖南衡阳名叫刘桂阳的辣妹子，她舍生忘死到北京中南海北门外的文津街，双手举着二块硬纸牌，一块写着“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块写着“打倒毛泽东!彭德怀万岁!”惊动了当年的中共领导和“英明”领袖毛泽东，使他彻底清醒了，迫使其不得不在党内作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并表示暂时借养病退居二线。此事也促成了一百多万在反彭德怀斗争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干部平反。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恐惧产生谎言。政府有着处罚一切和剥夺一切的权力，处罚和剥夺产生恐惧，拥有得越多的人恐惧就越严重。一旦遭到处罚，他们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员和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拥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惧，因而对这个制度更加“忠诚”。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墓碑》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哀叹的例子：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在中国，政治上不说假话，就会遭难，甚至有生命的危险。谢韬新作，既为丁弘大作《在历史的天平上》作的序言中说：“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胡恕在《不信东风唤不回——读〈在历史的天平上〉》中说：总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无边的痛苦和灾难：民生凋敝、生灵涂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哀鸣遍野的惨状为人类历史所仅见。

　　据统计，在中国有史可查的二千余年中，死于自然灾害的人数为二千余万人。而我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便夺去了四千余万人的生命（据钟波综合分析结论：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领导的吹牛搞笑放卫星运动，愚蠢霸道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公社食堂化运动，倒行逆施、雪上加霜的反右倾运动，等等，造成六亿多中国人长期挨饿，至1962年底，五年时间，六千万以上的人饿死于毛泽东人祸大饥荒）。最不能容忍的是，时至如今，仍有多数传媒，沿用丧尽天良的说法，继续对老天爷栽赃陷害，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怜的刘少奇就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食人要上书的”的部分真话，便注定了必死无疑的下场。

　　土改、镇反中未依法处决的人是多少？至今仍是黑洞，也不让人染指这些领域。据一位亲历其境的南下老兵告诉我，仅刘文辉家族被枪决的便有36人之多。“风马牛不相及”，罪名“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55万(实则为317多万人)被引蛇出洞的右派分子，昭示了执政者的虚伪和无耻！毛泽东这个“天才”，什么花招想不出来！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死于非命，优秀儿女遇罗克、林昭、刘文辉、张志新，饮弹刑场，便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铁证！

　　据载，林昭死后，还派警察去向他家人索取了子弹费。张志新在押赴刑场前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据载这个刽子手一共割了47人的喉管。学者郭罗基（时任北大党办主任）于1979年在光明日报上，以“谁之罪”深究张志新遇难的制度根源，最后极其雄辩地指出：“18世纪法国的革命者米拉波在监狱里锻炼成了著名的演说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者张志新在监狱里却被割断了喉管，这就证明：20世纪中国的水平低于18世纪法国的水平。”这一篇振振有词的迟到的辩护，使他被驱逐出北京。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中指出：“以意识形态的名义和革命的名义，把人类的一部分宣布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通过一系列预先设计的所谓‘政治运动’，一个政权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不是一个两个人，也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人，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人数——人口中的一个百分比，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予以打击和消灭，这就是毛泽东对顾文选他们和亿万中国人所作的。这一系列的大规模的迫害与屠杀，是毛泽东的‘革命’实体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同时，这些严厉残酷的行为也保证了无人能够反抗他的革命。这是文革提供的教训之一：一个政权，越是残忍，越是能所向无敌，能消灭一切反抗，平安无恙。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还指出：“司马迁记载了汉代的第二个皇帝孝文帝关于废除肉刑以及只惩治犯罪之人而不连坐家属的谈话。（《史记：孝文本纪》）。再看在文革理论指导下进行的红卫兵的行动，如毒打刘澍华和剃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阴阳头’，放在漫长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是把文明倒退了不止两千年。”

　　“长期以来，由于强势的文革宣传，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很多文革的经历者，直到今天也没有意识到，1966年发生的红卫兵暴行，由年轻学生来侮辱、殴打和杀害老师、同学以及校外和平居民，在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文明范围内，都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严重的反文明、反人道的暴行。这是极大的罪恶和丑闻。另外，各地都会有一些想通过‘挖掘阶级敌人’来立功的人，拚命想找出这种‘恶攻’的话和证据，来把一些人圈进‘反革命’的范围。而被‘恶攻’绳子套上脖颈的人，如果他们神志还清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只有拚命声明自己没有这样说过或者想过这些话，却不能质疑这一定罪原则。直到1979年春天，在北京高层的‘务虚会’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终于质疑了文革时代的判罪标准。文革时代，远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枪毙，远远超过了希特勒。”

　　“在1952年出版的一本《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出版社）说明了‘知识份子’一词在当时怎么被使用。这部辞典介绍了当时的‘新名词’。而这些新名词无疑能说明一个建立一个与前不同的社会的时候使用的一套新观念。在这部辞典的‘社会部’中有‘社会成分’一类。这些‘社会成分’是： 

　　劳动人民，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工人，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工农知识分子，干部，职员，人民勤务员，群众，领袖，社会活动家，积极分子，爱国民主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英雄人物，革命军人，革命家，职业革命家，革命烈士，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手工工人，小手工业者，中农，富裕中农，贫农，雇农，平民，小土地出租者，开明士绅，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小商和小贩，商业资本家和商人，富农，半地主式的富农，反动富农，地主，二地主，破产地主，地主成分的改变，高利贷者，管公堂，反动人物，反革命分子，叛徒，蜕化分子，坐探，工头、工贼，工人贵族，游民，二流子，狗腿子，恶霸。

　　这就是新当权者对社会组成的划分，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依据。通过这部《新名词辞典》可以了解到“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被用来指一种“社会成分”，而且，从一开始“知识分子”就被当作一个需要通过“运动”来“改造”的社会成分。把他们划为一个阶级成分，理由就是他们拥有“知识”。这和把拥有土地和工厂来划分地主和资产阶级有类似之处。

　　后来，在最高当权者们的讲话中，还出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样的说法。“成堆”这样的说法刚出现的时候，听的人一定是很不习惯的，因为这里已经含有蔑视的成分在内。知识分子被强迫接受批判并且检讨，称作“洗澡”，明显的意思是说他们在精神上肮脏不干净。不过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是“知识分子”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直到现在，人们也好象装作不知道这种说法的侮辱性和下流。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中，从来没有人哪怕从语文的角度来批评这种说法。在一个有漫长文学传统和讲究文字的国家，这种麻木令人惊讶。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说：“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2－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讨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个文件明确体现了定好比例数字来整人的做法。应该注意到，这种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间，都是不曾有过的。往前追溯，在1950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制订了农村杀1‰的人，在城市杀0.5‰的人的比例（关于这一点，在《顾文选》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按比例杀人的做法，显然足以值得“思想改造运动”的按比例检讨过关变得相对份量轻了。而杀人的威慑力，也足以使得无人敢于反抗后起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全国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人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把过去的思想和学术彻底否定。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须“揭发批判”别人。同时，按照地位高低和是否运动的重点对象，各种人在不同大小的范围和场合当众检讨。潘光旦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曾经发表在报纸上。这份检讨有近万字长，把他的父母、师长、同学、早年所受的学校教育以及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统统都陈列出来并且逐个加以否定。‘检讨’到了这样糟塌一切的程度。据说潘光旦一共‘自我检讨’了十二次才获通过。一次一次检讨，不被通过，检讨了十二次以后，才予过关。”

　　在回答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时，王友琴说：“托洛茨基曾经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不劳者不得食’这个古老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哈耶克在《走向奴役之路》第九章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在1952年的大学里也是一样，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不检讨者不得食’、 ‘不交代者不得食’、‘不服从分配者不得食’。在对个人的控制方面，195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

　　王友琴也对无辜的受难者表示同情：“我为她(沈宝兴的女儿)对她父亲的死的解释而震动。

　　受迫害者太忍耐了，被迫害而死，却总还在想自己一方的错处：想到自己亲人的种种弱点和不是。我在访问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多次听到，他们想的是受难者文化低，受难者脾气不好，不懂如何回答红卫兵的问题，他们也责备自己不够机灵，没有能保护自己的亲人逃开。而作为对比的是，另一方，作恶者们，却厚颜无耻，不但不向受害者道歉，还拒绝说出事实。不但他们不说，还禁止别人说出。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王友琴上面提到按比例整人的事，在共产党高级领导中胡耀邦觉悟最彻底，他曾说，每次运动都说只打击5%，团结其余95%；一次次下来，终于发现95%都成了打击对象(大意)。

　　因为这个制度既然不能保证5%的安全，当然也保证不了95%的安全。从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比如，刘少奇在打倒王明、高岗、彭德怀、彭真后，最后也打倒了他自己。

　　在1958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公然说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当时的六千万人为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其中一千二百万人为阶级敌人斗争的对象！执政27年竟发起各种政治运动多达五十多起，党内党外大批无辜者受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冤狱重重遍布神州！

　　面对以上惨绝人寰的事实，如果你还执迷不悟或洋装糊涂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灵魂早已无救，而通向地狱的大门正在向你招手！

　　历史无情地记下，当毛泽东怀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万丈豪情去见阎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到崩溃的边沿。

　　雷一宁女士感慨地指出，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上面例举的毛泽东“指鹿为马”的故事，都是解放后的例子，其实“指鹿为马”的欺骗手段贯穿毛的一生。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听信“毛泽东只是晚年犯了错误”的鬼话。

　　毛泽东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反客为主：“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篡夺了根据地的领导权后，背信弃义，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袁文才、王佐被扣上 “盗魁”的帽子，1930年2月被杀害。善良、朴实、带有书生气的袁文才，轻信毛泽东的甜言蜜语，不知《农夫与蛇》的寓言，引狼入室，招来杀身之祸，并殃及了好友王佐。（2006年8月11日《作家文摘》作者：沈嘉禄；《袁文才是非功过》作者：晓农《炎黄春秋》2003年10期）

　　请看，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对这段历史是怎么说的：“1927年冬，两个以前盘踞在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个团左右。这两个人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摘自《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是个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伪君子。他在自传中极力美化自己，本来是他自己走投无路，两次写信，恳求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者共产党员袁文才收留，进入人家的根据地，然后篡位夺权，把他们杀掉。他在自传中却颠倒是非，说袁、王是“盗魁”加入他领导的红军，并且把杀害袁、王的罪行推给“农民”。

　　对于井冈山时期“肃AB团”重大惨案，毛泽东又是怎么宣传的呢？——他把罪责完全推给了左倾路线，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笔者注：李立三、王明确有责任）。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振振有词地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最大恶果……党在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予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于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毛泽东同志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这就是此后几十年间官方宣传的基调。

　　又如“红西路军”事件：1936年11月～1937年3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遥控调度指挥之下，21800多人的红西路军痛遭败绩，全军覆没。然而，他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早已靠边站的张国焘身上。1937年12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势力，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以后的中共党史，就根据这个调子进行宣传，教育全党。

　　因此，为革命捐躯的一万多名烈士失去了“烈士”名份，残余的受尽苦难死里逃生的红西路军将士，很多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变成了“阶级敌人”。毛泽东死后，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主持正义，这桩重大冤案终获平反。

　　41年“皖南事变”是毛泽东给项英设陷阱：出发前毛泽东命令项英突然改变过江路线，故意扣压项英给顾祝同的电报，国民党第三战区不知他改变路线，引起误会。毛泽东把新四军军部一万人送入顾祝同的虎口。借刀杀人，手上不留痕迹。（见《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戎著。）毛泽东在打仗方面不会排兵布阵，在借刀杀人消灭内部异己确实“用兵如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同样使用“指鹿为马”的手段。

　　毛泽东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这话。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

　　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

　　毛还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毛还谎称赫鲁晓夫在大饥荒时“逼债”。但中国外交部在毛死后向领导人提交的情况简介指出，苏联在饥荒时从来没有向中国讨过债，更不用说“逼债”了。是毛自己要还，不仅要还，还硬要从十六年提前到五年还清。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覆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

　　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后向毛泽东汇报，被毛泽东一口回绝。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这就是毛泽东告诉中国人民：苏联乘人之危，“逼债讨帐”的历史真相。

　　请看这是什么话，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茆家升《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是人话吗？能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点人性吗？中国人真不幸，竟摊上了这种人格低下的暴君！

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1、毛泽东是农民王、痞子王

　　对于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所受苦难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有人抱着宿命论观点，有人归咎于中国的文化，对于以上说法我不敢苟同。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前途”中也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农民革命原本就是对辛亥革命的一种反动，农民革命的阶级局限性和毛泽东的封建专制统治观才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毛泽东有一首给郭沫若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犹存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郭沫若著有《十批判书》）。历史前进了二千多年，毛泽东还要实行“秦政制”，争当秦始皇，这难道不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世界上农民革命，没有能改变政权性质的，都是夺取政权后，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过瘾，毛泽东就是典型代表。过去，我们一直把反封建的革命仅仅理解为推翻皇帝或封建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称之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但是，事实证明，农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封闭循环圈和专制主义的长命百岁。思想家黎澍说：“农民战争取得胜利，必然导致‘皇权’集中，农民是一个落后的阶级，中外历史概莫能外。”“关于暴力革命问题，黎认为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摘自李锐《直言》的《黎澍十年祭》一文）李慎之说：“近作一文《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我近来越来越觉得五十年前实未曾有革命，而只是皇朝的更迭，而且是最坏的一次更迭。晚年为文尚且一再申述此义。唯类似的文章越来越难发表，则以专制主义犹在统治也。”而真正的反独裁革命，必须是对以专制主义为代表的整个社会（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革命。这个革命不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灭皇权賴以生存和维持的小农文明：专制與小农的生存方式是一个有机整体。现代化就是要从生存方式上消灭农业文明，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任何企图推翻专制主义的革命都将失败。

　　毛泽东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胜利。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毛泽东早年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瞿秋白就说过：毛泽东是“农民运动的王。”王明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农民运动领袖。”

　　一部《毛选》，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从中国农民立场出发，进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欢呼农民暴力“好得很”。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经是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政治领袖以后，就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了。农民革命是对孙中山辛亥革命(民主革命)的反动，这就是毛反对民主宪政，复辟专制制度，坚持秦政制的阶级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当皇帝的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取得胜利后大搞专制主义的典型，跟随他起义的开国元勋们被他杀得一个不留。五十年前，全国解放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即朱元璋大搞专制主义，同秦始皇一样，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毛泽东跟朱元璋不同之处，是打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大旗，而在思想上毛泽东跟秦始皇、朱元璋一样，大搞专制主义。显而易见，反右、文革也“都是巩固政权之必需”。

　　长期以来，人们尤其是革命者们都耻于说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可毛泽东却是心知肚明的，他早就说过，当代“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为农民不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还“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革命军队，也只是“穿起军服的农民”（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开始的依靠对象就是被赞为‘革命先锋’的‘痞子’，即‘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以及‘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见《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25、27页）。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正式出版《毛选》时，为了掩盖他“痞子王”和“痞子政治”的真实面目，这些话都作了删改。《党史笔记》的作者说，毛泽东的讲话或文章在收进建国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时几乎都经过重大修改，有的还是多次修改。毛“修改发表过的文章或重写没发表过的文章也许称得上空前（《党史笔记》第35、98页）。”总而言之，毛泽东看准了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从而公开表明贫农是最先进的、最革命的，相反，有知识的分子倒是不革命的、最愚蠢的，一再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认为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1卷，第261页）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刚经历过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的巨大经济消耗，人民亟需休养生息。但是五十年代初，除发动“抗美援朝”外，政府迫不及待地在农村实行了疾风骤雨似的土地改革，以彻底破坏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高昂代价来巩固政权。土改结束不久，毛泽东发动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又在1955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取缔了城市里的私有工商业。此时他大权在握，踌躇满志，不仅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实现所谓“一化三改造”，而且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在全世界绝种。（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3-194页）领袖头脑的急剧膨胀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迅速泛滥。1958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不顾党内的劝阻，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号令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实现在短时期内“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结果事与愿违，经济严重失调，生态平衡也被破坏，大跃进以饿死四千万人而以失败告终。在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的主持下，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缓解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使中国在1964、1965年重新出现生机。与此同时，中国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本来就“一穷二白”的经济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减少城市人口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1961年至1963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将2600万城市人口“压缩”到农村。这样的人口迁徙在人类历史上罕见，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暴力所取得的权力往往用暴力维持，而暴力维持的社会绝对不是公民社会。毛泽东用暴力推翻了国民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后来一直强调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甚至要七八年来一次。他就生怕有人用暴力推翻他，老是感到不安全，动辄说我还是想要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是“马上得天下”，尔后“马上治天下”。暴力革命和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相悖的。真正的民主法制社会，这一步很难迈出去。

　　有人会以解放初的某些个别成绩和三大改造的成就为毛辩护。归根到底，这不过是毛泽东所计划建构的封建或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部分。就总体而言，这时期农村的合作化——公社化的集体道路从根本上扼杀了农民真正解放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数亿农民连最低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把农民折腾得死路一条的农民革命家！而在城市中的国有化则完全毁坏掉中国百年来工商业成长与发展的现代成果。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因此在这个空想落后的道路和大方向上所作出的一切似乎光彩的个别成就，实际上只是末路上的萤光，绝没有什么可骄人的。

　　即使我们不在根本道路上来质疑新中国的建成及其正面成就，单就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的胜利”来看，实际上也是大有可疑的，除了打倒了蒋介石之外，说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骗局。试问：土改后的农村，农民受束缚、受剥夺不是更加重了吗？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就多达四千万，这样的惨象，历史上可曾有过？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共产党无数次郑重许诺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一党专制、一人独裁，这原是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国民党、蒋介石的暴政，然而内战三年，结果是以暴易暴，变本加厉，难道这是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对照台湾国民党，他们真正考虑了农民的利益，实行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完成了和平的、赎买的土地改革。六十年代就进入经济腾飞，在国民党统治的第二代——蒋经国时代就进入民主宪政阶段。中国大陆已经是第四代(赵紫阳、胡耀邦、华国锋不计算在内)领导了，民主在哪里？宪政又在哪里？

　　毛泽东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恐怕是他思想中惟一的亮点，可惜他始终不

　　懂也不愿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他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必然失败。因而也无可辩驳地表明了毛的空想专制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破产。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僚主义当权派与人民的对立与矛盾，只有废除一党的特权垄断，实行民主，完成真正的民主主义变革才能达成。然而这又正是毛泽东们，这些农民革命领袖们所不愿和不能实行的。

　　农民潜在的封建意识是客观存在的。据杨继绳先生《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说，我之所以真诚地支持“大跃进”，除了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以外，还因为无知。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远离公路。信息十分闭塞，农民不知道大山以外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听到一位老农民对我父亲说：有人看到宣统了，有可能重新出来做皇帝。他们不知道溥仪在天津和东北这一段经历，也不知道溥仪当时已经当作汉奸被关押。农民怀念皇帝。1949年10月1日北京发生的大事他们也不知道。村干部黄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乡里开了会。第二天，他儿子（小名赖子）对我说：“毛主席坐殿了。”我问：“什么叫坐殿？”赖子说：“就是当皇帝。”他说这是他父亲告诉的。

　　毛泽东在他的名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稿(发表于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中，不加掩饰地写道∶“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就明白地证明，这个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在起重要作用。此类痞子、恶棍、油杂分子，总称社会渣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卷入革命会腐蚀队伍，并加快社会道德的总体沦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份，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毛泽东的看法与此相反：“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由于毛泽东在痞子恶行之上抛给了一只革命的合法外壳，也就把此类人的地位作了质的提升，要利用的正是其“破坏性”，于是执政党增加了暴烈，国家民族加深了灾难。正是被毛泽东赞扬过的“痞子运动”，造就了“新中国”的主力军，后来也不知又培养出多少痞子以及近似痞子的东西，影响之广之大，更不知涉及了多少人的命运，仿佛中国人命中注定了似的。正是这类痞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最积极的打手。所有反人权的行径都需要而且也只能调动起社会渣滓们的积极性来奉行。掌权的小人必须号召和收买不掌权小人的盲从，这是当代史上一切灾难的酿成原因。这里有个要点值得注意：为了使势单力薄的痞子恶棍的行径得逞，必须为他们排除作恶的阻力，办法就是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故意把斗争对象的标尺以及定罪量刑标准弄得极其模糊，伸缩性极大，使人民震慑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为避免被划进斗争对象的圈子，善良的人们必然自发地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运动指挥者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大多数人都露出一副“宁左勿右”的势利脸孔，而且逐级逐层主动加码以求自保，因而没有一次运动不是“扩大化”。运动越往下就越残忍，造成全社会恐怖，这正是极权专制所需要的效果，这也是毛泽东从来不把人当人的结果。

　　有文章指出：在青年革命者毛泽东的思想里，流氓无产阶级的倾向是颇为明显的。他当过兵，作过游学先生，他个人性格中∶好斗，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不受任何拘束，言而无信，不择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崇尚权术，矫情伪饰，毫不讲任何政治道德，了解他的人直指他是一个政治流氓。他自称是“绿林大学”毕业，自命为“红色的山大王”。从他的诗作里，鲁迅敏锐地闻到了山大王的气息。27年毅然上井冈山，然后火并王佐、袁文才，活脱脱重现了一幕梁山好汉的场景。这一切都具流氓无产者风格。中共党史上历次运动中不绝于史的盲动左倾、暴烈无人性的行为，无疑是与毛个人的性格与爱好相关联的。

　　李劼先生在《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指出：“毛泽东与其说是马克思的信徒，不如说是秦始皇加朱元璋、或者《三国演义》加《水浒传》的现代汉语版。但在下意识里，大家全都心照不宣，尤其是一些草莽气十足的红军将领，更是把这样的选择看作是天经地义。说到底，党内尤其是红军将领当中，有几个人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有谁在内心深处真把马克思的学说当回事？就像当年跟着洪秀全起义的太平天国将士，没有人深究过天父天国是怎么回事。从井冈山走向延安的共产党人及其红军，根本没有功夫细想毛泽东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有人指出：在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与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和“水浒”话语。毛泽东正是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党，然后率领着这个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

　　毛泽东继承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既不是法家，当然也不是儒家，而是自宋、明演义小说里的那套流氓哲学和痞子文化。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要么征服，要么被人征服，没有调和或者妥协之类的中间道路，因为妥协通常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经由和谈达成的。毛泽东的词典里没有平等二字，即便是和谈，也是暴力解决的另一种手段，叫做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毛泽东的狡黠在于，他其实知道中国民众喜欢听的是《水浒传》的“造反有理”，但他故意将此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从而借助马克思的亡灵唬一唬他的“山党”和他所治下的中国民众。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信口雌黄地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是把读《水浒传》的心得体会都强加在马克思的身上。请看，恩格斯是如何说的。他在“马克思的墓前演说”这篇光辉短文中，对其战友是这样高度评价的：创立了唯物史观并发现了剩余价值，哪有什么不三不四的造反有理的屁话？甚至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也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很值得后人深思吗？!

　　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记载：『……1959年11月XX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因为毛泽东的统治依靠这号人。正如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历次运动无一例外地扩大化，都源于毛泽东的痞子政治。我们都清楚的记得，每当人们追问扩大化的原因和责任时，得到的回答无不是“不要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要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如卞仲耘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校长，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室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都派有干部来到校中“了解情况”。他们跟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谈话，告诉他，“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实际意思是说，不准抗议，不准表示不满，不准追查事情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痞子政治大表演，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活剧，给他的政治生涯做了最好的注释。他绕过宪法、法律、政府机关，借用红卫兵的手揪出并杀害了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一大批曾经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扫除由“党天下”向“家天下”转变的一切障碍，而使自己摆脱需要承担的所有罪责。由此可见，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从来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农民革命坏头头，一个利用农民造反起家的痞子王。

　　有文章指出：封建专制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一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的是“打江山，坐江山”，“胜者王侯败者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后所导致的就是以暴易暴，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换汤不换药，普通百姓仍然没有任何权利可言。

　　就是现在也还有相当多的老干部还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皇权思想，把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看成是跟他们争天下的“反革命暴乱”，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力阻扰民主改革。他们就不想想，如果新中国的天下不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那他们当年到底是为谁打天下呢？人民凭什么要肯定他们的开国功劳呢？！

　　何家栋先生指出：中国的统治者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天经地义，他人不得染指。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是作为地方主义和群雄割据时代的反驳而诞生的”（基辛格），其代替物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教合一的一党专制主义。真理（教）与权力（政）掌握在一个“英明领袖”手中。出现错误，只有一错到底，无法自我否定，若由他人纠正，那就意味着权力的转移，一场严重的生死斗争。共产国家每次权力更迭，都伴随着残酷的清洗，皆源于这种灾难性模式。

　　稍有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学说不可能在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当然更不可能在农民革命中自发地产生。在革命年代，毛泽东为了自己能在党内取得领袖地位，不得不钻研马克思学说(实际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或窃取别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成果。毛泽东选集中许多文章不是他自己写的。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毛钻研马列主义的目的，只是为了取胜王明、张闻天等人，夺取党内领导权而已。

　　正如胡恕指出的：首先，毛泽东对马克思学说基本不通。这是由许多原因所造成的，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维能力的局限性在内。从毛选五卷的注释引文可见，大量的均系中国的古籍，马、恩著作几乎未见，倒是有一些列宁的有关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东西，意在起‘立竿见影’的作用。

　　2、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

　　胡恕指明了毛泽东的局限性：“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同年，在赴北京准备登基的车上，他和周恩来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说这次进京赶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然而，无情的现实是：赶考失败！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过程中，毛泽东身上确有许多亮点。至少他领导的那场空前的农民战争，业已取得改朝换代的成功，建立了一个新政权。究其原因，历史教科书也总结了好几条，自然还有一些不便道出的奥秘。当面对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难题时，毛泽东一开始便处于捉襟见肘、力不胜任的窘境，继之黔驴技穷，乱挥板斧，招致天怒人怨，朝野悲歌。这些都是偶然的吗？是苍天对毛泽东不公吗？何以中国人在歌颂了大救星之后，迎来的却是大灾星？

　　答案还是在恩格斯那里。他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受到三种条件的制约：时代的局限性；知识的局限性；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李锐在一次讲话中还加了一条品德的局限性，信哉，斯言。上述几种局限性在毛泽东身上泾、渭分明，显得异常突出。对时代的局限性容易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腐败、落后、离现代文明极远的一个国度，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从小他只所学了一些粗浅的旧文化知识；及长，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甚浓，毛泽东终其一生在知识上有着巨大的局限性。以此为切入点去认识毛泽东的人尚不多见。……

　　无怪毛泽东在文革中坦言：‘我党懂得马列的甚少。’自然‘甚少’之中是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其次，毛泽东对自然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身边人透露，他从未看过一次科技展览。从他学生时代的表现来看，他自然科学的成绩极差，终其一生都未达到一个普通初中生的水平。要这样的人去当‘英明领袖’也是太勉为其难了。

　　最后，毛泽东还是一个十足的法盲。他在讨论人治还是法治时，竟信口胡言：‘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谁要求把宪法的每一条文都记住呢？须知，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宪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

　　显示毛泽东思维能力局限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是，作家叶永烈在《陈伯达其人》一书中提供的一个重要事实，大概是1965年一月份在《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作用》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之后大感兴趣。也许是要显示自己是什么家之类的身份吧，他召集了陈伯达等诸位秀才讨论该文，毛发表高见如下：‘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就没有充足理由律，每个阶级有每个阶级的理由，哪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这分明是用政治流氓的思维来代替科学思维的经典案例。不知二千多年前的亚历斯多德在获知了发生在中国的这条爆炸性新闻之后，有何反应，他得到的结论一定是：二千年后某些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大大低于二千年前希腊人所达到的水平。就凭这一点，毛泽东怎么配当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呢？

　　显示毛知识局限性的例子可以举很多很多。

　　如：把经验主义也叫做修正主义。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这样，经验主义就包括在修正主义之内了。

　　又如：把按劳分配说成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74年12月，毛发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再如：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谈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看法，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如果投降也叫修正主义，就是说明修正主义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岂不荒唐吗？!

　　又再如他说：“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又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由此可见，他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大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构成当代先进生产力，亲身经历科学与民主，富有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而毛泽东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面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其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郡县、废封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就已经废除了封建，中国也就不应该是封建社会了。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已久，病源在哪里？病源就在于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

　　再如他提出“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像处在奴隶社会的人，竟然提出要防止封建主义复辟一样荒唐可笑。毛领导的中国只是一个独裁专制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远没有达到资本主义，所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个颠倒历史进程、在当今世界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对于众所周知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其荒唐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敌人反对吃屎，毛泽东就必定要吃屎了。蒋介石要求抗日，难道我们就要投降日本？怪不得蒋介石至死也没有同意蒙古独立，毛却在1934年就把蒙古划到中国版图之外了。你蒋介石要当抗日民族英雄，我毛泽东就要选择当汉奸、卖国贼。

　　又如，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敢于这么自吹自擂，大言不惭，也确实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诸如“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的胡话，不胜枚举。可怜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跟着这样的“伟大领袖”，怎能不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呢。

　　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认为毛泽东是不学无术之辈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无意贬低毛泽东，更不愿诋毁和诽谤他。因为我们毕竟还当过他的子民，也曾经喊过万岁及万寿无疆的话，总不至于‘人一走，茶就凉吧！’客观地说，毛泽东在旧文化方面还是有一定根基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有独特的见解和高深的造诣。至少他算是一个书法家，一个诗人。他谢绝了由郭沫若领唱的无耻文人的吹捧（认为毛泽东堪比李、杜、苏、辛，甚至过之）仅认为自己的词还可以，七律则没有一首是满意的，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谦虚。也说明毛泽东在诗词领域内堪称内行。

　　毛泽东从小读了《三国演义》，便知道造反才是‘硬道理’。（深知自己有猴气）读了《水浒传 》便找到了上梁山的途径。读了《三国演义》受到争霸天下的启迪，大有‘舍我其谁’之感。他一生爱不释手的《资治通鉴》，据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术，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使他在政治斗争中无往不胜，把群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置百姓于覆巢之下。他还熟读《孙子兵法》深谙兵不厌诈的玄机，指挥作战也颇有心得。美国社科精英之一，丹尼尔．贝尔将毛泽东定为常规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专家，这是毛在学术上所获得的最高褒奖。毛泽东所具有的上述旧文化知识，足以使他在破坏一个旧世界的战场上成为乱世英雄。”

　　新中国成立后，独断专权，以“嘉靖皇帝”自居、以“秦始皇”自居，把所有的精力用于“保权”“争权”上，只能以其封建专制的统治观来自行其是。中国自称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但中国革命的错误，哪一件不是农民革命固有的封建专制性造成的，哪一件不是违背马克思学说的错误？其中包括马克思从没有说过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反右、三年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这类事件除了在封建独裁统治的前苏联或北朝鲜可以找到影子外，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柏林墙推倒了，苏联革命失败了，历史反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正确的，十九世纪的他们就已经懂得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与时俱进地扬弃了暴力革命，代之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革命的马克思学说，即马克思学说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斯大林的专制统治被推翻了，苏联社会朝着正常的道路发展了。毛泽东死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再“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了，中国得到了发展。现在，朝鲜人民生活仍很艰难，因为他们还没有摆脱农民革命的封建桎梏，变成一个金日成家族世袭的专制国家。这一切充分说明，社会发展规律是不以某个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可谓明智之举。

　　3、被毛选上为接班人决无好下场

　　谁要是被毛泽东选中作“接班人”，谁就准定要倒霉，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此。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想把权利真正交给接班人。毛要求接班人和他的关系必须是“人身依附关系”。如果用当年在“七大”时张闻天的话来说，刘少奇与毛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总之，毛泽东是绝对不允许他的接班人享有进行独立思考、维护自己独立人格尊严的权利。毛泽东的这个要求，不仅适用于他的接班人，而且也适用于所有高层领导干部。当江青发现，刘少奇在1954年９月在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里，“先后四五次引用毛泽东的话，但是已经不提毛泽东思想了。”当中共八大批判“个人崇拜”时，当七千人大会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时，就注定刘少奇被打倒的命运。

　　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文革浩劫，毛泽东只不过要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以林彪为例，毛泽东的交班部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林彪那个接班人，是个摆设，是震慑刘邓集团和老干部的，实际上最高决策权在毛手中，最高执行权在江青监督下的周恩来手中，林彪什么权也没抓到。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悄悄地在向江青手中转移）。临终前，也像每个封建专制统治者一样，权利也只能交给自己的家庭成员手中。如长子华国锋、侄儿毛远新等手中。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华国锋出示的毛的条幅是“你办事，我放心。”在审判江青时，才由江青揭秘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毛泽东临死前几个月，曾当江青毛远新汪东兴和张玉凤等人面，圈定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张玉凤提供的材料看，毛身后的领导班子中，毛的妻妾占两席（江青、张玉凤），毛的长子一席（华国锋），侄子一席（毛远新），大内侍卫汪东兴占一席。如果党中央常委由五人组成，那么清一色的毛家班子。即使加上陈锡联、纪登奎组成七人常委班子，也占绝大多数。明里大造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暗中却成了封建王朝复辟。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说明毛最终所信任与衷情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他输了，并且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死了。

　　“九”字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吉利、常被人提起的数字，毛泽东在九月九日那天死了，毛祸终于结束了。无数中国人感谢有个九月九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正是毛泽东的死亡，历时二十年、造成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灾难的反右、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毛祸才得以结束。双九，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二九一十八，毛泽东是因为他的罪过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可以看作他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吧。说明天主尽管任凭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终还是眷顾了中国人民。有人建议9月9日为“中国人民解放日”，我看叫做“中国人民心灵解放日”还真合适!因为在毛泽东统治之下，中国人民不仅身体受奴役，心灵也受奴役。

　　纵观这一次紧接一次的大惨剧，都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歪理邪说带来的后果。毛泽东所谓“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再来一次”等等，就是清楚的说明。假如毛泽东在1976年还不死，中国人民的苦难不知要到哪一天才是尽头。

　　毛泽东也最怕中国出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自己干了许多“指鹿为马”、伤天害理的事，惟恐泄露历史真情，被人揭露。中国的绝大多数冤假错案无不与毛泽东有关。人们有理由怀念胡耀邦，因为他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顶住了“两个凡是”的干扰，平反了冤假错案，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礎，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

　　4、能批毛反思才会“伟大、光荣、正确”

　　我在看了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晚会的电视转播后曾写过以下一段文字，并作为两会的提案寄给了党中央：

　　〖总的感觉是个继续造神的晚会，“毛泽东热”还在继续。

　　有人朗诵毛泽东的诗词：“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惜完全不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诗词，气魄虽大，倒真像是封建帝王的自白。

　　“万岁”是封建社会的臣民对皇帝的称谓。中国早在一九一一年就推翻了满清王朝，把“皇帝”与“万岁”丢进了历史的拉圾堆。毛泽东竟自称“毛主席万岁”，也可算是圆了他未了的皇帝梦吧!

　　有人高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可我记得国际歌唱词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孰是孰非，谁人能与评说。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没有毛泽东的激励和支持，江青哪有自称“红都女皇”的勇气呢!没有毛泽东挂帅，“四人帮”又怎会成气候呢!

　　无可否认，毛泽东是个伟人。可谁又能否认，毛泽东不是罪人呢!？“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二千万人，历次运动被迫害致死几百万人。和平时期冤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国民，还不罪孽深重吗？还不算史无前例吗？夠迪尼斯世界记录吧!？难道还不算古今中外第一罪人吗!？马克思如果泉下有知，会认为毛泽东愧对十三亿国民，把毛泽东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吧!〗

　　至今还把这个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敬仰与爱戴的独裁者、双手沾满着中国人民鲜血的暴君头像挂在革命圣地天安门城楼上，是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戏弄，是对中国传统革命精神的亵渎，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早该把这专制独裁者的遗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来了。让孙中山守护天安门广场，让中国真正回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共和国体，这会更有利于发扬民主和台湾的回归同一国体下的和平统一。

　　著名作家巴金曾提议创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倒觉得不如建立一个“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综合博物馆”。这个综合博物馆的理想馆址应选在《毛泽东纪念堂》（当然得重新整顿布置），这也许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在《千秋功罪》最后一章《毛死江囚》中，语重心长地写下这段话：“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人民既已觉醒，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理，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

　　辛子陵教授还指出：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痛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坐标，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彻底失败的坐标。这个坐标的正面意义就是，让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共产主义）的中外仁人志士们到此骇然止步！让世界不再发生由于道路选择的错误几百万、几千万饿死人的事情。

　　辛子陵教授在“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一文中指出，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又指出：到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谈论，但绝对不能实践，谁要是真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可惜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想弄懂马克思学说，而只是为他们的夺权、保权或复辟专制制度而各取所需而已。

　　毛泽东从一九七六年已走下神壇，为什么屡屡有人要把他请回神壇，其目的是什么，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我不反对纪念毛泽东，但我们纪念的应该是作为人的毛泽东，而不是神化的毛泽东，也就不能无视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不应该把那些专制性的糟粕也当作珍宝。纪念毛泽东就要总结并珍惜用上亿中国人民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清算他的罪恶，用民主、共和、宪政、法治代替专政独裁的制度。

　　在党的十六大期间，我因看到报载大礼堂二楼和三楼的眺台上挂着“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字样的巨型横幅，而提出过以下意见：

　　〖我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横幅恐有不妥。不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但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的勤务员，不要老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远的不说，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认为是‘一场大浩劫’，它不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吗!？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呢!？我们还是鞠躬尽瘁地把中国人民的事情办好，把三个代表的事情办好为是，不要去空喊这种无谓的，而又让人感到有点虚假的口号。

　　回顾解放后的历史，我们党犯的错误的确不少，其中和三个代表最为对立的就是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私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可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所以现在又把很多国营企业转买给私人。光这项政策错误，就把中国的历史向后倒退了至少五十年。第二件是大跃进......。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把叛国者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这已成为历史的笑话。

　　历史在前进，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但总还不如人意，根本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如果我们能够在政治生活中也引入竞争机制，有两个党相互监督，相互竞争，不是更好吗？毛泽东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勇气公开成立这样的两个党呢？在我看来，外界是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党的，另外一个党也只能从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

　　我写这封信，不知今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我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在党的十六大之际，提出这一提案，也算向党交心吧。说的不当之处，希望能得到批评指正。〗

　　我当时说：“在我看来，外界是不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党的，另外一个党也只能从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是基于这种考虑，如果外界有人成立一个反对党，很快就会被政府所取缔。由中国共产党内部分裂出来的党，不会使共产党产生亡党亡国的心理危机，便于实现政治改革。另外也吸取了国外的经验，在近现代政党的历史上，美国的政党因其独特性而独树一帜。这不仅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现政权在政党之间转移的国家，而且其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与每4年一次的总统竞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毋宁说美国的政党就是为4年一次的总统竞选服务的，并且直到现在也仍旧如此。现在看来还有一种途径，就是赋予现有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利，甚至执政的权利，因为民主党派很多重要成员本身也是共产党员。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不排除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政的可能。

　　我非常高兴地观察到，从十六大至今再没有什么重要的场合中出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样的标语了。说明党已经认真考虑了我的意见，并且确确实实地付诸实施了。

　　令我遗憾的是，共产党还是一党专政。毛泽东握有绝对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腐败，毛泽东的错误愈犯愈严重，得不到任何监督和制裁。周恩来、邓小平在他面前也只能说说违心的话而已。死后也有三十多年了，还有人给他文过饰非，请回神壇。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一个反对党。当然，成立一个反对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过我相信，党会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在政治上引进竞争机制，成立一个反对党，才有可能实现政治上打假，澈底铲除专制余毒，完成反腐败的历史使命。

　　我们不应空谈三个代表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仅应明白“三个代表”好不好，对不对，关键是你代表得了代表不了，有没有代表的资格，有没有代表的诚意。“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过，一党专政总是带有专制独裁的色彩。中国的政治体制来自苏维埃体制，这个体制的特点是一党专政，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所以被称为“党国体制”。有人会说中国不是有很多民主党派吗？不错，不过这些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能参政议政，不许执政。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的干部任命要由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批准。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些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或统战工具，根本算不上什么政党。希望有一天，三个代表思想会这样表述：“执政党必须力争始终代表中国现实生产力……”。

　　“三个代表思想”(共产党要当得起三个代表，这个代表就应是人民无记名自愿选举产生的；代表与选举他的人民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人民如果不满意可随时撤换。要彻底扬弃毛泽东式的谎言政治，首先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就成空话、谎话。)多党轮流执政是走向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我把共产党改为执政党。我所以加了力争两字，是因为无论什么政党也不可能“始终代表”。五六年的三大改造、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和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共产党不都走到三个代表的反面了吗？这难道不是历史的铁证！这也历史地证明了一党专政不可能做到，更不可能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思想”。我还把先进二字改为现实。就生产力而言，美国比我国先进，中国共产党能代表美国生产力吗？再说，中共现在实行的是极权政治、极权文化能代表先进文化吗？

　　按目前的形势看来，有许多做法与所谓“三个代表”非常矛盾的。“三个代表”自称共产党“总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它的职能部门中央宣传部却不遗余力地剿灭真正的先进文化（如禁止对历史的回忆，认定‘往事微痕’等刊物是非法出版物，封锁网络，取缔与执政党不同观点的出版物等），继续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是当代最荒唐、最悖谬的文化现象。

　　这个共产党太让它的忠心党员失望了，辛子陵先生无奈只能在香港发表他的《放言救党论国是》。可怜李锐、赵紫阳甚至李鹏这些党内要人的著作也要拿到香港来发表。他们已经为这个自吹是什么“先进代表”的党感到耻辱。它既不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也不如被这些共产党员所打倒的国民党，更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这些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是背道而驰的。

　　应当撤消舆论导向，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那么，共产党何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

　　多党执政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哪一个政党违背了“三个代表思想”，将会被另一个政党所取代。这时，中国人民是有福的。

　　我还注意到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党的指导思想时，总忘不了背诵“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这一类套语，使人感到这些领导似乎深怕得罪某种政治势力。我觉得只要坚持“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就足够了。因为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适用于今日中国国情的正确部分，必然是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而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都有错误，面面俱到，反而会对老百姓造成误导。这些思想或理论并不完全一致，党章与宪法中有一个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穷人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同时有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和让资本家入党的三个代表思想。这些个水火不容的理论体系在同一个宪法里，社会和谐肯定是无法办到的。如果用“和谐社会”代替阶级斗争，用“企业家（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五六年被改造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如果泉下有知是决不会答应的。这样还算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也有说假话和愚弄百姓的嫌疑吗？！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今社会说的最多的政治用语之一。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或者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也有人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加封建专制主义。有民谚：“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封建主义。”可说是一针见血。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太多了，连卡扎菲甚至希特勒都说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我以为中央有必要首先对“社会主义”加以明确的定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错误之一是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搞清什么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定义之前，奢谈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把人引入迷津。只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才可坦然断言目前的社会性质。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饿死了四千多万人，为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和平建设时期已经牺牲了八千多万无辜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的幸福生活应是每个政党所要维护和争取的最高目的，千万不能为坚持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为毛泽东的罪孽所亵渎，要洁净它们谈何容易。

　　我个人以为不宜以个人的名字命名什么思想呀、理论啦。关于以毛泽东个人的名字命名“毛泽东思想”给目前党的理论工作造成的困难，上文已简单提到；至于邓小平，在生前他就说过他自己没有什么理论，我真不明白“邓小平理论”“总设计师”是怎么被鼓吹出来的。

　　要坚决批判毛泽东思想，以免“以階级斗争为纲”、“階级斗争，一抓就灵”、“階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仇恨入心要发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以上这些观点如果又冒出来充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上推波助澜，甚至又会有人用坦克、机枪对准参加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如果这些照例被当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么社会就会处在不断地动荡反复之中。政治上的“指鹿为马”、伤天害理造假的事情就得不到制止，死亡数千万人的历史惨剧还会重演，那么还会有什么和谐社会呢？那怕是对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的肯定，也会造成对现今的企业家……新生的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剥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就要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动乱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新时期，我们可以对新生资产阶级有新的政策，但不能否认其存在。2004年的宪法仍明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有趣的是，我国宪法竟完全无视私营经济与新生资产阶级存在的事实，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已在1956年资本主义改造中消灭。不错，旧的资产阶级是在1956年被消灭了，改革开放后请回来的资产阶级就不算资产阶级了吗？新的资产阶级与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就不是剥削阶级了？这种白纸黑字由宪法记录着的、“睁着两眼说瞎话”的政治笑话、政治谎言大概也只有中国才可能产生和存在。也可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与其非要说什么“邓小平理论”，我倒主张提倡“刘少奇正论”。比如，1951年5月7日他在中南海春耦斋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时说：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新民主主义阶段将是很长的，大概在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间。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将各得其所，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然后建立和发展重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人民的生活，积累资金，然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

　　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私有权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在农村对私有制又动又不动是不对的。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摇一下，削弱一下，结果猪牛羊杀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刘少奇一贯主张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秩序，历史证明，“刘少奇正论”才是新民主主义的正统。不过，还是那句话，我反对用任何个人名字命名什么思想、理论之类的，至于说“刘少奇正论”也只是戏话。回到新民主主义的正统路上来，发展资本主义，继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走马恩晚年指明的道路，彻底批判与摒弃毛泽东的暴力空想社会主义和借社会主义之名行封建专制复辟之实，实行政治改革，走民主化道路，党才有可能对历史、对人民有个负责任的交待。

　　5、“剥削阶级”无罪，知识分子不是反革命

　　階级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自然而又必然形成的。在历史上，每一个阶级都有一个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以某个个人、某个党派或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历史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它们都曾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作为阶级，它们没有任何罪过。这里，我们应该要明确，地主的财产，绝大多数是祖祖辈辈辛勤劳动所得，是合法的私有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而地主也是有人权的，其人身安全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斗地主，杀害地主的生命，残害他们的身体，抢夺他们的田地和财物是犯法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就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又比如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 。没有资本，工人的劳动是空的，是无法产生价值的。况且大部分资本家的原始资本都是来源于资本家当工人时的劳动所得，并非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恩格斯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0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时说：“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因为，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国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为了夺取政权而去消灭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和发展政权而去消灭资产阶级，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思想，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吗？为什么解放后，会给中国带来那么多苦难呢？值得我们去坚持吗？!坚持下去就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多苦难吗！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也愈激烈。因此，割舍了阶级斗争，还成其为毛泽东思想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没完没了的斗下去，怎么能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呢？!

　　有著作指出：毛泽东生前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臆想，是反马克思学说的。且不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不再存在，全社会的成员都已经成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者，即使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不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的只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阶级。居然说“一般小知识分子和小店员、小职员都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是半反革命的。”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原文中还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是“极端的反革命”和“半反革命”，甚至在部分北伐军中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其实知识分子并非什么阶级，它是劳动群体的一部份。它和工人一样，都是出卖劳动力。和工人不同的是出卖智力和脑力，是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不过多读点书，对不合理的事敢于评头品足。毛泽东恨的也就在这里。他要搞愚民政策，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要全党全民成为唯唯诺诺驯服工具，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他指鹿为马，别人也要随声唯唯，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需要的是“阶级妥协”、“阶级友爱”、“阶级合作”、“阶级协商”“阶级双赢”，而决不是毛泽东式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执政党与政府的任务也在乎不使矛盾激化到对抗的程度，使矛盾始终控制在法律所能允许和解决的范围之内。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事实正和毛说的相反，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只能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造成社会的倒退。

　　纵观历史，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有人说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有人说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那么，什么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呢？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只有生产力才能推动社会前进。阶级、阶级合作和阶级斗争都是客观存在。阶级合作、阶级和谐、阶级双赢，促进生产力；阶级斗争破坏生产力。

　　“江山如此多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帝王将相们，逐鹿中原的目的是为了做皇帝。共产党打天下，只能是为了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打完天下，就要“安定团结”，建设国家。可我们的万岁爷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准备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死几亿人，对毛泽东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中国皇帝的宝座远不能满足胃口，他还要做比帝王更显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建政之初毛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时迷惑了不少人，原来他早瞄准国际共运宝座。建国之初以疲惫之师投入朝鲜战场，以人海战术换得的胜利提升了头上的光环。自吹“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一切敌人都不过是纸老虎。”世界形势已是“东风压倒西风”。1953年斯大林死后，国际共运领袖舍我其谁？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泽东不仅不顾忌人民的死活，还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国到处一片狼藉和混乱，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场浩劫。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毫无疑问，毛泽东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

　　什么是毛泽东本人的最本质的思想呢？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帝王思想”，更贴切地说：叫“凌驾思想”。

　　“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一种注脚。”（见李锐《直言》第303页）

　　为了一已的绝对皇权，完全可以置全国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当中国经济每每稍有发展，毛泽东就敏感到对其专制宝座的威胁，总会找出各种借口进行折腾，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斗群众、搞运动，直到把发展起来的经济搞垮为至。大家都知道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然而在我看来，毛泽东名义上是共和国的主席，实际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权力最大的皇帝。据悉，在延安时代，毛泽东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用政治学的知识回答了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都是一样的！”法国大作家兼哲学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在1972年向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介绍毛泽东：“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个五一劳动节颁发节日口号时，毛泽东在送给他审定的口号稿件上，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李锐著：《如何看待毛泽东》）。这一切都证明毛泽东也把自己当皇帝。毛泽东实际是现代中国的皇帝，但他比秦始皇和历代皇帝更加强大，统治更加严密。溥仪无论在辛亥革命前后或是在伪满时期，都不曾有号令全国的能力。而毛泽东则不同，这个自称“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人，不仅欠下中国人民的垒垒血债。还用他的王权干了许多非常愚蠢可笑的事：“全国打麻雀运动”就是其中一个小例子。全国的麻雀是打光了，生态平衡也被破坏了，后来只好从邻国引进麻雀。在美国，为了表彰麻雀的功劳，在波士顿还耸立起一座“麻雀纪念碑”呢!

　　中国有句俗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可打倒“四人帮”，却没打毛泽东；批判“四人帮”，也没有批判毛泽东。可见，这只是一场“舍车保帅”的政治游戏。但也告诉人们，反专制的历史任务对于中国人民仍然是任重道远。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观，一天不彻底批判，中国就难以实现彻底的民主改革。

　　胡恕在《不信东风唤不回——读「在历史的天平上」》一文中写道：“更应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无赖。始终关注社会、关怀人生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其锐利的目光看出：天才暴君的继承者都是无赖，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规律。亦即暴君必然是无赖，但仅凭无赖何以能当上暴君。不法刁民和无耻文人均属无赖之列。很难给无赖下一个定义，因为它的内涵极其丰富，给我们的表述增加了难度。这似乎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

　　谢韬在为丁弘先生大作《在历史的天平上》所写的序言中写道：“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所有这些都是无赖之表现。然而尚不止于此，可以想得出来的还有：毛还集贪婪、凶残、冷酷、猜疑、报复等诸种劣等品质于一身。

　　在文革中天天背“老三篇”的人都知道，他号召人们学白求恩，而此时的全中国，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独领稿费，据说其稿费已达一亿七千余万的天文数字。这是一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稿费制度以来的极其恶劣的先例，至今仍然依据“家丑不可外扬”的祖传秘方，不准曝光！

　　某要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张闻天在延安时曾对他说过，毛泽东什么旁门左道都会，即无赖的本事很多。

　　陈毅和肖克因为在井冈山引起毛的不满，遂终生受到冷落及不公待遇。前者因当选前委书记，后者因未投毛的票，使毛怀恨在心。

　　解放初期，各大行政区主席均由野战司令员兼任，唯华东例外，毛派饶漱石去监视陈毅。

　　肖克无论论资论才，均应获授大将军衔，但却在许多不如他的人之后，仅授上将。

　　吴冷西曾经指出，毛还有说话不认账的特点。他深知，普天之下会有谁与他对簿公堂。据毛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曾对他说过，想和江青离婚，但不知道去何处告？这究竟是疯话还是鬼话，真令国人啼笑皆非。

　　夏衍根据自己的亲身見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卻常诿过予人。譬如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毛主席本是向蔣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來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於八月二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慶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被当时的形势吓破了胆，竟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

　　但后來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九四九年夏衍和许滌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榮毅仁、刘鸿生留下來，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一九五一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來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毛、刘裂痕日显，会上常有争论出现，这在民主国家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可在有“红太阳”存在的黑暗的角落里这却成为了大逆不道的行为了，并有众多奴才劝刘负荆请罪。毛有一次公然雷霆大怒，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一根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难道这种表演还达不到超一流的暴君和无赖的水平吗？

　　果然，若干年后刘少奇惨死开封，令人目不忍睹。开国功臣，捧毛有功，追随毛三十多年的中共二号人物，其死时的身份竟是“无业游民”。人们自然要问：刘少奇究竟要流窜到开封去干什么？

　　最令人气愤的是，千方百计地使用卑劣的手段，让周恩来、朱德死在自己的前面，以使自己死后无后顾之忧。(见钟波《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

　　建国以来，我们不是经常听到或看到有人在报章杂志上鼓吹“有权就有一切”，“无权的痛苦，有权的幸福”吗？文革中，《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倒是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的心态。心中只有权力，惟独没有人民，没有党的事业。这些都是权力至上主义者和专制独裁主义者的自白，由这种人掌权，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能有好日子过吗!他们把权力作为压迫他人、诬陷他人和杀害他人的工具。为此 ，他们辩解说：“政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的大人物都成为这种权力的牺牲品，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和普通的知识分子呢。谁都知道，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无辜致死，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吗！？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吗！？难怪有人责问哪个“阶级敌人”能使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一批革命家，惨死于中共的监牢中呢？谁能使千万个优秀爱国人士陷于永世不得翻身的绝境呢？又有谁能在并无特大自然灾害(实际上是风调雨顺)的三年中，在新中国土地上，使四千多万人民饿死，而无人承担罪责呢？！

　　总之，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毛泽东王朝决非社会主义。

三、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说过：“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730页)现在拿毛泽东当年攻击、诽谤国民政府的话来批评他和他的党，不是更恰当吗？这真是天大的讽刺，诚如毛自己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反右派运动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史，毛泽东的罪恶史，55万多右派（实际总数超过3178470）的血泪史，毛泽东犯下的反人类、反文明、反人性、反历史的滔天大罪，罄竹难书！它将受到历史永恒的遗责和惩罚。

　　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极为荒诞不经政治概念，毛泽东为维护一党专政而杜撰、炮制的，违反现代法学法理的伪辞汇概念。

　　而那些将此定为“罪”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彻底批判精神“不承认任何种类的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毛泽东和中共的作法也完全违反了他们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学说的精神。

　　毛泽东依仗“阳谋”,把众多知识分子引入“言者无罪”的陷阱后，突然变脸：“‘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其逻辑是“无罪的言者才无罪，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就是靠着这种歪理，毛宣称取得伟大胜利。不错，在权力的威慑下，55万右派个个低头，人人请罪，使毛志得意满，摆出宽大为怀的姿态，说“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倨傲之气十足。毛泽东不会懂得，他称右派是反动派，其实，他把自己以及追随他的党推向反动派。中共的反右史是一部以无知反对智慧、以野蛮反对文明、以暴力反对自由、以专制反对民主的过程。毛的反右是历史的大倒退，是知识的大摧残，毛则成了实实在在的反动派。

　　我们再次大声呼吁：反右派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它是对民主自由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反右运动必须彻底否定，受害者必须彻底平反，国家对受害者必须补发工资，并且给予精神和物质赔偿。

　　邓小平是当年反右的副帅，中共中央总书记，五人小组组长，全国反右总指挥，毛泽东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他的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只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并维护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邓小平既是诉讼当事人又去当法官，这显然有违法律常理，那么他的那个说法自然也就不足为凭。

　　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请注意：邓自己都承认不懂“社会主义”倒教训起别人反“社会主义”来了)，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难道邓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所谓“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大人非常清楚：这二十年（1957—1976）的历史，是用几千万人的血谱写成的历史。毛泽东正是踏着几千万人的尸体，稳居“秦皇宝座”的。明明是你的反击促成了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最愚昧的”（季羡林老人语）年代；倒退到“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黎澍语）。历史证明：57年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为自己能永远凌驾于党与全国人民之上，为对抗八大“个人崇拜”的《决议》而发动的，它的性质和文化革命一样，是祸国殃民的大罪。

　　邓小平所说“杀气腾腾”，只应安在突然发动反右的毛、邓们的头上。当时被官方媒体大肆渲染炒作的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案，葛佩琦当时就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他说我不是这么说的，结果没有更正。后来经过全面深入调查证明，根本没有那回事，完全是出于反右需要而歪曲事实的虚假报道。葛佩琦本人也得到了改正。后来葛佩琦死了，开追悼会，新华社报道，党籍给他恢复了，说他是地下党，做了很多有益于党的工作，等等。那么，把葛佩琦的案子翻过来以后，还有哪一个右派分子说过要“杀共产党”呢？没有呀。邓小平就是以一个错误的案例为根据，以一篇失实的报道为根据，就说“有的右派杀气腾腾”，就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决议里面说整风的时候有少数的右派分子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99.99％以上的右派分子被“改正”以后，那当年究竟还有谁真的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按照中共的说法，是这几十个未改正的右派妄图推翻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欲盖弥彰，反而只能给邓大人自己和党的脸上抹黑。

　　执政当局至今仍然抱着“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的“结论”不放，将受害者的道歉和赔偿要求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中宣部近年还违宪违法，公然明令禁止公民集会纪念反右，禁止发表或出版有关纪念反右的文章和书籍，强行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权利。这些倒行逆施，不仅使受害者及其家属后代强烈不满和怨怼，而且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不服和不满。

　　“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政治骗子嘴脸的大暴露。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千古罪人。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揭开了政治浩劫的序幕，今日中国的问题都始于“反右斗争”。反右使毛泽东成功实现了一党专制，成功实现了凌驾于全党之上，成功实现了一言堂，成功实现了一个人说了算。毛泽东果然为所欲为了。于是，有了庐山会议，有了三年大饥荒，有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是一个人说了算，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故而，有了“历史决议”，有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了推翻华国锋、废黜胡耀邦，有了废黜赵紫阳，有了六四枪声。——反右五十多年，祸害五十多年。不是吗？所以“反右斗争”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如能和平解开，其它问题也许皆能迎刃而解。

　　关于反右，我以为以下几个结论应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

　　1、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

　　“毛泽东在1957年策划的‘反右’及其后开展的反‘反冒进’、狠批周恩来等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其根本目标就是要重新恢复他在党内的‘凌驾’地位；从而否定了‘八大’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他别有用心地炮制所谓的‘阶级斗争论’，取代了‘八大’关于‘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一马列主义的路线。”读了祝世华先生的话⑷使我茅塞顿开，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进行反右。过去，我们总是顺着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思路，以为毛最初是诚心邀请民主人士帮党整风的，只是后来形势恶劣了，毛不得不反击。所以才有上文章一凡们费尽心机要找出毛在那一天决定反右的，阮铭、李志绥、胡平、饶瑞农等人也认为毛刚开始发动“大鸣大放”时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殊不知毛早就胸有成竹了。

　　1938年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认同后，才取代张闻天在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接着毛泽东就精心策划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通过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授予“最后决定权”。所谓“最后决定权”，这意味着毛泽东已居于党中央之上，而不像历届总书记那样位于政治局之中。因此，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刻意策划延安整风，其终极目的，就在于造成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层中的“凌驾”地位。但在1956年，毛泽东被撵下了“凌驾宝座”。这一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掀起反对“个人崇拜”的热潮。这一热潮也波及到中国，同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认为“个人崇拜”是“封建的腐朽遗产”并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八大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在北京开幕的。八大最重要一件议案，便是「修改党章」，这个「新党章」和七大通过的旧党章，最大的区别，便是把原有的「毛泽东思想」给划掉了。这一划不打紧，便把毛主席从琼楼最上层，降级，降到基层，和其它工农兵党员没有两样了。

　　从1943年直到1955年，在近13年时间里，在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里，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他提出挑战的。而目前国内出现这种一反常态的局面，是与国际上掀起的一股“反对个人崇拜”风，密切有关。毛泽东懂得只要及时抓住时机，主动创造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与扭转这一绝对不能容忍的局面。

　　57年3月底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功大于过”。针对苏共决定不再悬挂斯大林像，他说：“不挂斯大林像不行”，“我毛泽东对八大决议极为不满。”会议结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全党的工作中心还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刘少奇不愿违心附和毛的意见，便含糊应对：“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后来在12月的一次会议上，毛又明白表示对八大的不满：“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他知道在党内他已找不到“翻身”的机会，因为“八大”通过的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是铁板钉钉，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的形势，谁也无法改变。此后毛处心积虑地寻找恢复、加强“凌驾”地位的机会。

　　问题在于这个“突破口”选择在哪儿？在党内，肯定不行！这是因为靠在政治局内部解决是走不通的，经过1956年上半年的较量已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已不占上风，刚开过的“八大”就是有力的证明。

　　怎么办？出路在哪里？突破口在哪儿？党内不行，党外找，也就是从社会上找。

　　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从“五四运动”以来直到解放前，他们一直站在“争民主、争自由、反专制、反独裁”的最前列。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民主党派高层成员本身正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过来人。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后，为了稳坐“凌驾宝座”，他总是把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作为历次运动的打击对象。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浪潮中，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是绝对拥护“八大”《决议》的。有鉴于此，毛泽东要打这场翻身仗，首先要打垮这一群体，作为“突破口”。

　　在找到、选准“突破口”之后，亦即在解决如何打这场“翻身仗”的战略问题之后，还有一个“怎样打”的战术问题。师出无名，横冲直撞，就会闹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毛泽东当然不会这么蛮干。毛泽东毕竟是玩弄“权术”的老手，惯于驾驭纵横捭阖之术。他在1956年９月“八大”之后的七个月，即195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面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表面上装出一副十分恳切的样子，请他们“帮助”党来整风，背地里却磨刀霍霍，准备在“引蛇出洞”之后，围而歼之。果不其然，大家提意见刚开了一个头，才过半个月，即5月15日，毛泽东就急急忙忙地亲自写了一篇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紧接着又于5月20日和6月８日连续发出两个党内文件。其中，6月８日文件的题目就是《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当天在《人民日报》上还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题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以“整风”为名，在党外造势，发动一场“反右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恢复并加强了他在党外的“凌驾”地位。有关以上说法我们也可在毛选中找到根据，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发现那时毛泽东就已向党内高级干部布置了反右运动，点了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的名字，提出：“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一个月后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和3个月后的整风鸣放，都不过是一种歼敌的计谋（即阴谋）。该文发表在1977年出版的毛选第五卷上。从毛处心积虑地寻找恢复、加强党内外“凌驾”地位的机会，一举推翻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路线的动机来看，反右斗争不仅对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是个大阴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个大阴谋。没有人知道毛的阴谋，连邓小平也未必知道。从毛发动反右的目的与做法，也进一步证明邓小平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多么荒缪。

　　毛还说：“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反右斗争就是要剥夺干净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资本。反右前，没有人知道毛正在谋划“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更不会知道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毛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彻底、永远成为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也即奴才、奴隶。

　　对于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如此，对党内共事的同志同样如此。也要让党内所有人趴下俯首称臣，成为驯服工具、奴才、奴隶。

　　反右就是毛对八大抑毛运动的反击，紧接着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利用反右造成的威势，又在党内找到突破口，在高层掀起一场所谓“反‘反冒进’”的妖风，狠批了周恩来。毛充分掌握周的弱点，毛明白只要控制周，便可消除其他的人的声音。周迫于毛“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的压力下，违心地在南宁会议上做了检查。紧接着又在成都会议上，大造“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不得了！”的舆论，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经过这两大“战略性”的大拼搏之后，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终于又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如此一来，毛泽东就逐渐走向唯我独尊、荒淫无道的暴君行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变成变相的帝王专制的朝廷了。

　　仅仅为了打开这个“突破口”，我们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极其沉痛的代价：五十多万的知识分子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历尽煎熬、家破人亡，含冤20余载。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知识分子敢于秉公呐喊、直言、抗争的这一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人人变成谨小慎微，挟着尾巴做人的“伪君子”（黎澍语）。谁也不敢再讲一句大实话，因为谁讲，谁就自投罗网、自取“灭亡”。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要完全恢复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精神，从目前形势看，只能说一个词——“难！难！难！”。

　　此后毛泽东又在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毛泽东稳坐了“皇位”。中国人民也就落入大跃进、文革的苦难之中。

　　邓小平作为全国反右总指挥，毛泽东反右的第一号干将。他的所谓“反右是正确和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除了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并维护反右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显得多么肤浅，多么虚伪。

　　2、全国右派总数知多少？

　　全国右派总数是多少？说法很多。据丁抒《阳谋》记载：

　　『官方各出版物都将“五十五万多”当成右派的总数。……但可以肯定“五十五万”右派之说不确。十几万落网的小学教师中一多半是乡村教师。其中有些是所谓“民办教师”，即从农村生产合作社领取工资、不属“国家干部”的教师。“五十五万”里没有他们。因种种原因不宜公开的“内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万”的统计数内。除前述北京大学马寅初、冯友兰外，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等。

　　“五十五万”也不包括当作右派处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册的人。新凤霞是在1957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由此可知，新凤霞的名字并不在右派花名册里，”五十五万”里也就不包括她。

　　到处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册里，却按右派处置的人。

　　……不属国家干部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内控右派”，再加上“未经正式批准”的右派，全国至少有五万。这样，当初被按右派处理的总数就是六十万，而不是“五十五万多”了。

　　不在“五十五万多”之内的还有“中右分子”。“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这也出自伟大领袖的指示。毛泽东说：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于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几十万“中右分子”。例如，1958年4月，城市的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时，河北徐水县二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孤庄营村鸣放、辩论。除150人定为右派外，还有46人定为“中右分子”。……中国第一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万余人，比右派还多。

　　据本书作者抽样统计，全国“中右”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近四十万人。此外还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论者”之简称】，或干脆就叫“右派言论”。

　　如“广西上林县有127人被划为“右言分子”。江西武宁县，“右言分子”比右派还多百分之四十。

　　还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说：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中共中央下达文件的本意是说，对疑似者暂先不按右派处置，但结果适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一说，各地便索性将之另划一类，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县将117人划成了“疑似右派”。既属“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间”，所受处分自然也应界乎二者之间。总之，也是贱民，与右派处境无异。

　　此外，还有各地创造的“分子”。例如，四川郫县唐昌镇揪出了31个“烂言分子”。黑龙江省拜泉县25 人被定为“党的落后分子”。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烂言分子”，全国的总数应在十万以上。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

　　所以，右派六十万、中右分子四十万、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总数共约一百十万。实际总数还不止于此。当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的人。例如，云南省腾冲县“因右派问题划为地富反坏分子33人。”陕西西乡县3人“因‘右派言行’定为反革命、坏分子而被开除公职。”安徽和县1500多中小学教师集中鸣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338名，已占教师的20%，可是还有481个人不能放过，又定为“反革命分子”。一场反右，半数以上教师成了运动的祭品。

　　广西上林县1070名教师中，除右派外，还抓了158名“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云南通海县1300多教师集中鸣放、反右后，除了右派，还揪了164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浙江《东海》杂志编辑部，总共才13个人，除了7个右派和1名“中右”，还有1个“坏分子”。“坏分子”定义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分子”，抓走了。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舒展【笔名】无论怎么挨斗，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最后学校将他以“坏分子”的名义送到劳改农场，从此再也没人知道其下落。

　　全国因“右派言论”而被扣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者，应当不下数万。

　　还有许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既无帽子，也就不在当局统计数之内。例如河南西平县，三百五十五人“因‘右派言行’被错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文艺报》专职评论员竹可羽，未定为右派，但被流放到怀安县农村改造，蛰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兴县的中学教师姚辛有右派言论，但念他是转业军人，不定右派，仅开除教职发送农村。安徽有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因“右派言论”被批斗、开除后，送回原籍青阳县农村“监督劳动”。

　　……全国因“右派言论”、“右派思想”、“右派问题”受到各种处置的人，总数至少十万。

　　一百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至1958年间，一百八十万人被派发了一顶帽子，“未戴帽而受处分”者还不在内。

　　不论帽子有无，个个都是贱民。』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右派分子有30万。不久，又说有40多万。次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认定，全国的右派有45万人。毛泽东直到1959年8月还说是三十多万。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纠正他说“现有四十五万”。

　　究竟全国总共抓了多少右派？二十年后，右派改正时，官方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2877人。中共对于右派总数始终讳莫如深。最为有趣的是当年宣布反右大获全胜时，竟不敢公开其胜利果实中的重要指标——一共划了多少右派份子与右派集团。经过二十多年后宣布错划时，才间接地透露出共划右派五十多万。到了半个世纪后的最近解密档案时，又才暴露出当年实划右派竟达三百多万，包括内控中右分子在内近五百万人之多。为什么胜利的战果也得如此地保密呢？这在世界胜战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稀罕事。

　　对五十多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按到目前为止当局认可的公开说法仍然是“运动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严重地扩大化了”。所采取的措施是宣布对错划了的予以改正，最终“含中央一级决定不予改正的五人，至全国右派改正工作结束，共有九十六人未获改正。”（见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苦难的祭坛》793页）。而当年“定为右派分子的有317万8,470人；还有中右份子143万7,562人，两者合计461万6,032人。”（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就是说未改正的只占总数的十万分之三即0.0000302。从96人扩大到3178470人，竟扩大了三万多倍，这真是创下了世界“错误扩大率”之最，就是瞎子摸鱼其成功率往往也不止十万分之三呀。再说，稍有一点同情心、正义感，稍微动点恻隐之心，只要还是人，也绝对做不出为了埋葬每一个右派（的政治生命）而宁肯将三万多人（的政治生命）来作陪葬品(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其中不仅尽数包括了全国知名的学者、精英与政治家，而且还包括了近三十万忠贞的共产党员，其中不乏党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干部)！其实，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宣布：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反右斗争真如邓小平所说，反右是必要的吗？是正确的吗？中共实在不能自圆其说，这正是几十年来右派总数保密的原因所在。反右过去五十多年了，还没有一个中共的御用史官能写出一本反右史书来，也正说明中共的难言之隐。

　　3、按照马克思学说的常识，当然不能说反右是必要的

　　这二十年（1957—1976）的历史，是用几千万人的血谱写成的历史。毛泽东正是踏着几千万人的尸体，稳居“凌驾宝座”的。这是铁的事实。小平同志是完全清楚这段历史的。明明是历史的大倒退：倒退到“最黑暗、最残暴、最野蛮的、最愚昧的”（季羡林老人语）年代；倒退到“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史学家黎澍语）。怎么能说“不反击（即不‘反右’），我们就不能前进”呢？究竟还要“前进”到哪儿去？“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五十多万划为右派分子之前并没有资产（工业生产资料领域、商业流通领域的财产）、而在划为右派分子之后进入赤贫状态的人，居然长期被冠于资产阶级反动派右派分子，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实在荒唐透顶。

　　反右是必要的吗？从平反人数占右派总数99.99以上，当然不能说反右是必要的。“反右派”二十二年后“改正”时，故意留下十万分之三的尾巴，以证明“反右运动本身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而这十万分之三“不予改正”者有何弥天大罪，又秘而不宣。此种行径，且不说它于法于理于情都悖谬，而且首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原理直接冲突。马克思说：“任何质量都通过数量来体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叫做‘度’。任何科学只有当它能够运用数理方法来分解和证明自己时，它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个重要原理写进过无数本哲学教科书，使之成为普通常识。既然把99.997%（以3178470人为基数）以上的人都整错了，作为副帅的邓小平怎么会说，“反右本身没有错”呢？难道他真的连这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也没有了吗？显然不是。诚如前述，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不过，万分之一与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而是四个数量级；两者相差几乎不成比例。怎么能从中派生出“扩大化”的结论来。讲这样常识性的错话，并且作为中央指示下达，在公开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发表。白纸黑字，还是不能不使人笑话。如此毫无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大大有损于总设计师的形象。

　　我们再来看运动的起因。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历史已经给出明确答案，就连章罗同盟也是子虚乌有的，怎么还能说反右是必要的呢!

　　人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甚至说：“鲁迅要在今天，他或者彻底沉默，或者关在监狱里继续写”。这话使当时在场的罗稷南、黄宗英等人脸色霎白，知道鲁迅也被列入蛇类。可是，我们都还记得，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却对鲁迅作了很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此一时，彼一时。说明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管区，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解放后，能出版反对毛的著作吗？鲁迅也不过是毛棋局中一颗棋子而已。朕以为只有朕的话才是真理，如有不信，王实味、胡风、章罗同盟、刘少奇等就是前车之鉴。

　　4、“反右派”运动是国家犯罪，应给予国家赔偿

　　反右运动是对民主自由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胡平在《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中，指出：“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胡平的论断所依据的现代法理，至少涉及三个要点：

　　（1）“反右” 运动上距1949年《共同纲领》仅仅8年，距1954年第一部《宪法》仅仅3年，这两部法典是建国立国的根本法，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法理依据，从中找不到任何文字可以作为发动和推行“反右”的理由，因此“反右”是非法的；

　　（2）“反右”运动的实施内容是直接违反《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原则的，因此“反右”是违宪的；

　　（3）任何法治国家，对于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违法残害公民这样严重的国家罪错，都没有理由回避和开脱其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更不应该在这样最基本的现代法理依据面前不认账。

　　1957年前后，国家立法机构并没有制定和颁布任何一部“反右派法”。所谓右派，根本不是一个法律名词，也没有一个合法的定义；对右派没有法律审判，更谈不到审判的法定程序；右派辩护、申诉、上诉等权利全被剥夺；右派定罪没有证据，只有专案组打手们罗织罪名的一纸“材料”；惩办也没有法定的量刑尺度。总之，一切都是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执行，由执政党各级头头说了算。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及其以下各级领导小组，既不是立法机构，又不是司法机构；它们既没有划定谁是右派的权力，更没有惩治右派的权力。仅凭毛泽东所谓的非常抽象的六条标准给右派定罪判刑处罚，是对国家宪法和法制的践踏和破坏。

　　当年被划右派有一个共同罪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亦即批评了执政党的政策、工作和作风，就被说成是“向党进攻”，“否定党的领导”，“妄图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之类。这算什么罪？对执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表达赞成或不赞成是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国家和法律只有保护之责，而没有惩治之权。世界上有哪个文明国家的执政党不能批评？而批评了就是犯罪？

　　反右是彻头彻尾违宪违法的，是完全非法的，应当彻底否定。

　　现在否定反右，不仅可以平民愤，顺民意，促进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还将使国家的法治得到彰显，增强民众对法治的信心。这样有利于国又有利于民的事，为什么不乐而为之？

　　54年宪法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党内走资派纠错平反后，就是根据宪法这一规定获得赔偿、工资全部补发的，而右派纠错改正后，却不按宪法这一规定，这合理吗？57年“反右派”运动是国家犯罪，自然应给予国家赔偿。能否对右派分子彻底平反并作出赔偿，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良知、责任感和执政能力。

　　1995年我国制订了国家赔偿法，按此法律共产党理应作出国家赔偿。又有人借口反右斗争是1957年搞的，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颁布的，一口咬定国家赔偿法对反右受害者不具回溯力。

　　往事微痕浙江专集之二中的一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维权·索赔――敬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叶孝刚执笔)，文章说：

　　⑴、政治上的错案，从案发到纠错的过程是无法预测的，是需要时间的。德国纳粹制造的排犹案，赔偿至今尚在继续执行。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祸害人民，时至今日，德国总理施洛德还真诚认错，下跪致歉。1885年加拿大通过《华人入境条例》，华人入境必须交纳人头税，时隔121年，加拿大政府就人头税向全加华人致歉，并予赔偿。按照国际惯例，政治上错案的赔偿是不设时限的，我国国家赔偿法应当跟世界接轨。

　　⑵、1946年2月28日，台湾国民党武装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人民倍受迫害，惨遭巨大损失，当时国民党死不认错，拒不道歉，更不赔偿。时隔48年，国民党认错、道歉、赔偿，并做好善后工作。这件事，共产党应当向国民党学习。

　　⑶、惩治反革命条例是解放后公布的，政府却对犯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实施捕办。镇压敌人的法律具有回溯力，保护人民的法律更应具有回溯力。

　　⑷、抗日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中国政府还是支持中国民众向日本政府索赔，这表明中国政府是承认回溯力的，政府也应承认国家赔偿法对反右受害者是具有回溯力的。

　　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1995年1月29日，法复[1995]1号）明确指出：“……；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适用当时的规定予以赔偿；当时没有规定的，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书面批复，和“一口咬定国家赔偿法对反右受害者不具溯及力”是自相矛盾的。国家赔偿法到底对反右受害者有否溯及力的问题，当以最高人民法院这一书面批复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是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但有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书面批复，他的一口咬定，即口头解释，不得为准，也不足为凭。

　　5、必须澄清“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

　　李曰垓在《“反右派”半世纪祭》中指出：

　　另一个模糊空间是“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几十年来在宣传上和具体对待上存在着人为的混沌，反映出权势人物极不光明的心态。如果是同义词，改正就是彻底平反，则应该明确使用平反一词，以准确文字形诸于正式决议，同时作出相应经济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表明真正与严重历史罪错告别，这就能够开启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扇窗扉，证明代表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是谎言。如果改正不是平反，不该平反，则须以法理和事实为据，向全国全世界作出令人无可置辩的阐释。如果“改正”二字是企图淡化二十二年的残害，回避国家赔偿，忍心坐视受害者死、残、枯、竭，忍心坐视受害家庭已经陷入的特殊弱势群体的困境而无动于衷，则是在延长和加深这场政治迫害的恶果。有风凉话称，“国家赔偿法是后来才有的，不能据此给右派补偿”。那么1954年宪法第97条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出台于反右之前三年，……这个与国际一致的重要条款该如何解释？至于“后来才有的”，说得正好，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才真是在大鸣大放之后，在“言者无罪”这个钓饵缩回去之后，才按照整人的需要添加进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去的。这篇迟迟发表并删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假装忘记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原话，用事后安设的陷阱来残害公民，而且是撇开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由一个政党直接处理党外人士和普通公民，它有什么法理依据？宪法中又有哪一条授权以个人名义的讲话或文章来代替法律施加刑罚？还应该问：“文革”刚刚收敛的七十年代末，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之时，就及时全额补发了所谓“走资派”受冲击期间被克扣的工资，当时又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呢？同是违法克扣公民工资，同是民族灾难，而且反右的灾难更深、时间更长，更应善后补偿，为什么要顾此而弃彼，人为地加深社会的不公呢？人类良知还有权利问：“改正”之后一直回避实质性问题，又找不出稍为像样的遁辞来正面回答，老是用回避、拖延、赖账和压制手段捂盖子，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是否意味着还想保留以同类手段“由国家实施犯罪”这种法西斯特权呢？这倒确实提醒了人们联想到此种法西斯特权在反右“改正”之后再次制造的惨剧。我们共和国的哪一部法律，哪一个权威机关，进行过这种反宪法反道义的授权呢？二战后的1945至1948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过联合国的筹建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1997年和1998年，我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在《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庄严签字，这是我国向世界郑重表明，承认并决心履行这两个体现人类主流意识、体现人权法理依据的重要国际公约，但为什么对“反右派”恶果这一大笔无法抵赖的历史欠账，讳莫如深呢？自己签署的人权宣言和两个公约至今不敢向全国人民公布，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些堂皇的签署仅仅是为了蒙蔽世界舆论吗？

　　6、改正了的右派果然无罪，章罗等又何罪之有？

　　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摘帽右派5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陈仁炳、彭文应、儲安平。他们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呢？

　　1957年5月21日章伯钧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发言：

　　过去，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如果在工作进行之处，就多听人大常委会、政协、民主党派的意见，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扫盲运动、五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讨论，就会减少损失。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实现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开展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这就是被指为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头号“大右派”反党言论的核心部分。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是所谓“轮流坐庄”，这本是程潜发言时上纲上线批章的话，不是章伯钧说的，大家重复来重复去就变成章伯钧的反党言论了。章伯钧提议“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无非是开放民主，扩大民主，并无恶意。通观其全篇发言，完全是共产党的诤友，绝无反党的意思。如果毛泽东能纳忠言，把自己设计的大跃进方案和人民公社方案交四个设计院论证一下，征求一下人大和政协的意见（按照宪法他本该这样做的），而人民代表大会像民主国家议会那样有权否定总统提交的议案，毛泽东完全可以避免犯那样全局性的、历史性的大错误，这两个大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彪炳功业、半世英名。

　　罗隆基在1957年5月22日的座谈会上发言，开头他说：“最近有两个外国记者到我家去，让我谈谈对于‘鸣’和‘放’的印象，特别是对马寅初、张奚若发言的意见。我说这次争鸣是很健康的。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是没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是一。第二，‘鸣’和‘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集中批判三个主义。”发言的最后，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建议：

　　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我以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1、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2、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有人担心在这次“放”和“鸣”之后会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使他们减少同党和政府的隔阂。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3、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关于成立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当时受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中共党内多数均认为是“反党言论”，同仇敌忾。但在20年后，有胡耀邦领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成了名副其实的“平反委员会”，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中共自己认识平反冤假错案的必要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由于毛泽东个人独裁，无法无天，以言代法，自1957年反右派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他犯了全局性、路线性的错误以后，为了文过饰非，压制不同意见，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这些罪名，和“右派分子”的罪名一样，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毛泽东一句话，省委第一书记一句话，各级第一把手一句话，就可把管辖任免的干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停职、罢官或送入监狱。1978年中央组织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占17%，即289万人，到1982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基本结束，实际得到平反的干部是300万人，经中央批准平反的重大冤假错案30万件。

　　应该说，罗隆基的一生都在为人权与法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能获得稳固的地位而努力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人权理论先驱和实践者。他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贡献，是论证了——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人权”。他认为：是一个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达。表达思想就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说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论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贡献给人群。这是人向社会的责任。在社会方面，这是思想上的参考材料。这就是人群达到至善的道路，这就是人群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和人格。取缔个性和人格，即系屠杀生命，屠杀个人的生命，屠杀人群的生命。罗隆基还说：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瞧，多么出色而简练的人权定义和表述！再联想到如今中国人权状况的缓慢发展。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场。

　　如果非要说罗隆基有错、有罪的话，就正如学者谢泳在“罗隆基评传”一文所言：“罗隆基如果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点。在‘一党治国’‘党高于一切’‘党外无党’的时候，他反对一党专政；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就是罗隆基！无论谁当政，他都不会受欢迎的。所以，章伯钧说：“努生是个出色的反对党议员！”

　　陈仁炳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作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被定为右派的。据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

　　陈仁炳承认他是罗隆基反党集团在上海的首要分子。他说，他从1947年起就靠拢了这一集团，1948年—1949年起完全参加了这个集团。1949年民盟召开四中全会，罗隆基提名他当选了中央委员。在那次会上，罗隆基打击史良等盟内进步人物，陈仁炳为罗隆基作打手。那时，罗隆基经常邀集他和潘大逵、张东荪、费孝通、曾昭伦等在范朴斋家里开会研究策略。在1951年的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陈仁炳和罗隆基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激烈反对民盟的阶级联盟性质，怕有非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进来。罗隆基和陈仁炳、潘大逵一起研究过潘大逵的工作问题。最初他们认为潘大逵在四川同楚图南的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顺利，准备把他调到北京搞民盟中央宣传部，继而一想中央宣传部已有曾昭伦，同时四川非常重要。罗隆基认为潘大逵在四川比总不在好，先抓一个副主委也好。此后，罗隆基、浦熙修到上海来，和陈仁炳都有密切来往。陈仁炳还说，他在罗隆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增高，同为他比彭文应更加“埋头苦干”。罗隆基原想把彭文应搞上一个上海市副市长的职位，后来又想改变以陈仁炳代替彭文应……

　　陈仁炳又说：这个反党集团在上海的成员除他以外，还有彭文应、赵文壁、孙大雨、孙斯鸣、韩鸣等近二十人。他们的活动策略，是特别针对知识分子对党不满的三种情况，即有职无权、外行领导内行和失业问题，到处挑拨，到处放火。

　　由此报道来看，陈仁炳并没有什么反党的言论和活动，完全是受了罗隆基的牵连。说陈仁炳1948-1949年靠拢罗隆基就是为了反党，实在是冤枉人。那时的陈仁炳正在演出自己人生中的最壮烈的一幕。1948年5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大会有15000余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为肃杀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东躲西藏，直至1949年4月他转移到南京去才躲过这场劫难。

　　彭文应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介绍他的文章标题是《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功臣》。他在大鸣大放中的主要言论如下：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没有什么过激的、出格的言论，早就应该摘帽和改正。然而他摘帽最迟，至死未得到改正，其原因据说是他是“死硬派”的代表人物。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的一位拒不认错、抗拒到底、没做过一句检讨的人。他也绝口不提自己的光荣历史：1933年4月15日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第一卷第六期上，彭文应著文《剿匪呼？剿民呼？》公开抨击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围剿；三十年代，他慷慨解囊给周恩来去救赎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的共产党员，周总理对此一直念念不忘；他因支持上海学生的反蒋斗争，1848年5月初，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手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解放初，他积极协助军管会工作，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拒不认错，生活陷入了窘境。他是以市政协常委的官方身份领工资的，每月180元（相当于司局级工资）。被撤销市政协常委后生活断了来源。由于交不起房租迁出原来的宽敞住所，带着6个孩子（妻子在他被批斗时亡故）住进一间15平米的房子。后来家里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小女儿跪倒在他面前：“爸爸，为了女儿，你就承认下来吧。”市委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登门造访说：“你们家的门槛都给我踏坏了，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成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真正做到了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上海市委统战部既有意照顾彭，为什么不能对这位“拗相公”再灵活一点？原来有毛泽东的面子问题。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一句话不检讨，那就是毛泽东错了。毛泽东面子问题的重要性在千百万人的死活之上，毛泽东要错到底，彭文应要抗到底，悲剧就这样注定了。

　　在1957年6月1日的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器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失，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几位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位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解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孓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是由党来考虑解决。

　　儲安平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说他代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天下，在全国大张鞑伐。民主人士向往开国时期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和衷共济的团结局面，这难道错了吗？说造成那种团结局面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又说向往那种团结局面的儲安平是反动的，这不是拿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脸吗！

　　7、“反右派”运动后，右派处境惨绝人寰

　　反右斗争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摧残是毁灭性的。1957年的北京大学，师生之中有1500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很多人被开除了公职与学籍，发配于穷山恶水、荒原大漠了此一生。22年后，又把这1500人全部平反，就是说这些思想敏锐、头角峥嵘的有为青年本来就不是右派。

　　特别令人扼腕的是有些风华正茂的学子被杀害了。

　　1958年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被绑赴刑场，临行前对妻子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学生顾文选，1966年夏自河北某劳改农场逃走被抓回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为反抗中共的暴虐，他在狱中举起反抗的火炬，在狱中制作刊物惊动了中共公安部。事情败露后，疯狂的刽子手用宽大诱他交待出“同伙”，他坦然回答：“要我交待我的同伙吗？那么我告诉你，全中国在你们铁蹄下受压迫的六亿老百姓都是我的“同伙””！他牺牲于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临刑前被刽子手残暴的用铁丝锁住喉咙。

　　中文系新闻专业1954级女生林昭，则是被惨杀的才俊之士的代表人物。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1949年就读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以后曾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为替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而被打成“右派”。但她被送去劳动改造时，致信学校领导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1968年4月1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难友丁芸女士记载了林昭的一次谈话：

　　我关押在这里，已经快八九年了。一提起我的案情，就要气愤，所谓罪名，都是强加到我头上的，完全是毫无法律根据的荒谬绝伦之事。1954年我在北大新闻系读书，在这座素称民主摇篮的高等学府里，我为北大《自由论坛》编过墙报，将鲁迅先生著作《伤逝》改编成话剧演出，为瞎子阿炳写了一部传记，我那时怀着多么大的信心，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啊。可是，到了1957年整风期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根据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向党提了一些意见，但是，真想不到这些由衷之言竟成了罪状，结果被押到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教养。我因病保外就医，押回上海家中。嗣后，一批北大同学到我家里来探望我，并一起到打工妹咖啡馆聚谈，谈了一些南斯拉夫的情况，表示对《南共纲领》有较大的兴趣和赞同的看法，结果被人诬陷告密，说我们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党活动，随后我又被捕了，不明不白地被判了20年，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执行。这样，就成了一件不白之冤的冤案，然而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就凭这些事情，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对林昭一案重新审判，法庭就设在提篮桥监狱里，没有陪审员，没有律师，没有记者，更不准家属旁听，法官宣判：林昭由二十年徒刑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林昭没有哀号、没有恐惧，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从容就义。

　　林昭被处决后，30日下午2时，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林昭家门前，有人呼叫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应声开门。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昏厥于室内。令范交了子弹费，询问：“尸体现存何处？”来人拒不回答，扬长而去。

　　1980年12月11日，随着全国右派的改正，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为林昭平反。

　　2000年4月22日，林昭的亲友同学56人为她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墓地在苏州灵岩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年2月写下的遗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反右派斗争立杆见影的直接恶果──大跃进和饿死四千多万人的大跃进、大饥荒，更将几十万(或百万？)右派抛入饥饿死亡的边缘，在家破人亡，偷食人尸的环境中求生，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大规模反右运动给右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为代表，部分摘录如下：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3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两三千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3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共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夹边沟三千余右派幸存下来的仅一百三十余人，余者皆饿毙了、累死了、遭折磨而填沟壑了。

　　又例：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寒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至死。3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159人，占劳教人员总数的26.5%，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改正”的那一天。

　　辽宁省淩源县新生焦化厂的一个右派劳改中队300人中，饿死、累死、病死、打死、自杀死227人，死亡率达75%。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人，沒有饿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臥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殭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九死一生》)顾雪雍（1957年的辽宁省《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在2009年证实，这剩下的200个后來也全部饿死。

　　8、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是“反右派”犯罪的根源

　　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秦始皇还秦始皇。”

　　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形成了他的道德观和伦理观。24岁时，毛泽东得到了一本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 ）中译本。犹如毛一贯的读书习惯，他在阅读中，在书上作了大量笔记和批注，部分摘录如下。

　　“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 “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 “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者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毛对身后名的看法是：“非吾之所喜悦，与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原来他不追求身后流芳千古，对遗臭万年也管不着。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举。

　　钟波先生《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中也引用该书中的笔记分析说：『“盖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最直白的惟我主义宣言。从“我即宇宙也”，很容易引申出“我即党也”、“我即军队也”、“我即国家也”、“我即人民也”，有了祸根“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思想，只要有机会就实行“中国共产党内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中华大地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地球上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随意践踏一切人间规则，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看透了毛泽东是惟我主义者，那么对他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就一目了然了。

　　为了实现惟我主义者的世俗理想——惟我独尊，毛泽东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泽东为纲”，为了方便打击不够驯服的人，毛泽东推行广而告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以崇拜毛泽东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支撑社会的脊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则是毛泽东时代面对世人的脸面。无论是脸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脊梁以崇拜毛泽东为纲，都是祸国殃民的。

　　毛泽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惟我主义者。他实行“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惟我主义，卑鄙无耻地肆无忌惮祸害人类二十多年。』

　　毛泽东也和秦始皇一样，无比仇恨知识分子。早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上就说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1958年5月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甚至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是：第一，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它规定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第二，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时外因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第三，外因的作用无论多大，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毛泽东独特的伦理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惟我独尊”等，这些都是他的内因。以下再谈谈外因。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自称是斯大林的学生。其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正是列宁斯大林主义。无独有偶，通过斯大林的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饥荒中，乌克兰在30年代初叶付出了1,100万人生命的代价。根据俄罗斯秘密警察机关ＫＧＢ的统计资料，在1936年到1941年的恐怖浪潮中共有700万人丧生。这类屠杀曾一直持续，斯大林一共至少应对2,500万人，甚至可能达4千万人的丧生负有责任。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抢劫二月民主革命成果的政变，除了暴力屠杀政敌外，并没有任何针对封建帝制的流血斗争。那些所谓“炮轰冬宫”等等革命业绩全是靠电影编出来欺骗世界的谎言。迷信权力的列宁在尝到了枪杆子的甜头后，不但用暴力在全俄建立起了封建极权的领袖独裁体制，而且在1919年公开与恩格斯遗训指导下为社会民主主义奋斗多年的第二国际决裂，梦想用同样模式把统治权推广到全球。这一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是一个以输出“革命”为根本宗旨，以颠覆各国政权为职能的总指挥部。共产国际教唆的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义，1920年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由舒米亚茨基主管，维经斯基做副手，专门负责筹建中国共产党。列宁在回答西班牙工人代表团的提问：“马克思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该怎么理解？”列宁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个专政造成了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大倒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筹建和扶助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满足自己的权力欲、独裁、杀人等方面是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是从的。毛开创了为权力而杀人立威的整肃AB团的运动。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了榜样。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

　　杨尚昆曾有言：共产党杀共产党，比国民党杀共产党还厉害。什么“延安整风”“反右倾”“文革”这些账都不去翻了。单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大杀共产党，骇人听闻!毛泽东主管的中央苏区，在“富田事变”后肃清所谓“AB团”中，杀害了多达76000名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 田事件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主持下也大开杀戒，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在三个月左右的肃反斗争中， “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分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湘鄂西苏区在夏曦一个人主导下，连续进行四次肃反，肃出三万多所谓“改组派”分子，其中两万多人被杀害；原有两万多将士的红三军，肃得只剩下三四千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1934年9月15日)!

　　俄国和中国先后在1917年和1949年以武装革命夺取了政权，社会主义代替了资本主义。斯大林、毛泽东执政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不是多了，而是没有了。实际，在苏联和中国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是自由的，在最高层领导中也无自由可言；苏联和中国像两个大集中营，全国人民，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的生死命运，都掌握在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大独裁者手中，他们想整死谁就整死谁。他对刘少奇说“我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扳倒！”；他威胁周恩来说“你离右派只有50步了！”。这就是毛泽东一手遮天情况下的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毛泽东亲手制造的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一连串灾难。所不同者，斯大林对异己是大规模直接屠杀，毛泽东把可能有民主意识的知识精英、奴化得不彻底的干部、工人、学生乃至市民、农民侮辱够了人格、扭曲够了人性之后，再榨干其全部体能、全部青春、健康和尊严，然后非正常死亡。这与斯大林方式相比，谁更残忍？这难道不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斯大林主义与暴力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是一个十足的法盲。他在讨论人治还是法治时，竟信口胡言：“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谁要求把宪法的每一条文都记住呢？须知，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要宪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毛泽东还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干脆公开否定制定、遵守《宪法》的必要。他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也插话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于是，中央政法小组向毛泽东、刘少奇打报告说：“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所以，凡在鸣放中批评中共不依法行事，而按其随时变更的“政策”处理事务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当上了右派。

　　我真怀疑这些竟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讲的话。我完全赞同谢韬的说法：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9、“反右派”犯罪，后患无穷

　　（1）败坏了民族道德

　　“反右派”以御笔亲书“引蛇出洞”和“阳谋”这类肮脏语言，宣告了中华美德之首诚信的彻底沦亡。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罗织诬陷、告密有功、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人人自危，以几何级数泛滥成灾，毒化民族心灵，从根本上摧毁了民族道德积累。今天倍觉这个苦果的荼毒之烈，而且看不到消退的尽头。开国之君的言行秉性历来是顺民们万众追摹的范本。刘邦狡诈故西汉世风奸猾，刘秀诚笃而东汉信义高张。百姓的心理习惯崇拜一把手，由此形成了民族劣根性。中国社会何时才走得出“反右派”的阴影？

　　在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

　　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

　　反右运动“是对忠诚的诋毁，对人性的践踏，对信念的摧残，对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葬送。”尹华春记述的一篇悼词里的说法则是：“对人权的践踏,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摧残，是对真理的背叛，是对历史的奸污，是对人类的犯罪。”冰眉引用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话说：“只要我们面对暴行沉默不语，我们就是间接地助长了暴行。”

　　“要建设民主法治新中国，首先必须全面彻底否定万恶的反右斗争。”这就是说，批判、揭露这个罪恶的政治运动，不仅是一个平反赔偿的问题，而且是“建设民主法治新中国”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诚如西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要誓死维护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观点真是好极了。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了那个对立面，就有了优胜劣汰的民主竞选。

　　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所以，总结、反思历史是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务。

　　有个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毛泽东时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害：一是使全民族丧失了思考，全中国当时8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会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坏，使每个人变成了二重人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成为常态。邓小平时代使全民族失去记忆：反右不能谈，大跃进不能谈，文化大革命不能谈，××不能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粗暴地切断了这个大好趋势的发展。长期以来，不许揭露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不许反思、研究、总结引起巨大灾难的教训，已经成为当局拒不改变的既定方针。如导致胡耀邦被迫辞职的“自由化”高潮，高举民主大旗的八九民主运动，都遭到镇压而告失败，就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最高当局继承毛泽东的专制独裁传统的结果。丧失记忆的结果是旧的愚民政策出台，还以为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朱厚泽先生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2）堵断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此，不惜把中国社会拉回到封建极权专制最凶残的文字狱时代、焚书坑儒时代。

　　反右后五十年来社会所有恶行，所有社会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灾难中清楚地找到它们的源头。如果没有“反右派”，会有大跃进――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吗？它的更大翻版“文革”会在漫漫十年内把神州大地变成疯人院，搞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吗？

　　毛泽东把暴力革命、军事斗争中的经验绝对化，用来对待党内、人民内部一切领域，尤其是用于文化学术领域，这就必然造成压制民主，践踏人权。

　　反右大规模大量地摧毁了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先进生产力，直接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我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55万多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法制、哲学理论等各领域的佼佼者，有些还是海外学成，放弃优越条件回国报效的专家学者，他们有文化，有学识，有技术，有能力，他们思想活跃，是中国社会稀缺的先进生产力，是国家民族的宝贵财富。其中还有一大批优秀大学生和县以上至中央机关的实事求是、正直敢言的党内外各级干部。他们都无辜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迫害，受屈辱，受苦受难，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被饿死、病死、冻死、工伤而亡、过劳致死，乃至自杀者，不计其数。数百万家属儿女受株连，受岐视，不许升学，低人一等。右派原有工资，有的全部被取消，有的被扣减，生活困苦异常。祸害之深，时间之长（长达二十二三年），为中外历史所罕见。反右扼杀了多少有用的人才！

　　更为严重的是，反右摧毁了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从而摧毁了中国的社会良知和社会道德的主要力量，消灭了政治上对封建独裁专制权力具有制衡作用的一支社会民主力量，造成全社会对政治压力的普遍恐惧，人人自危，鸦雀无声。

　　在美国举行的两个纪念反右五十周年的会议上，林希翎在“反右派斗争后中国青年一代精神素质退化”的发言中指出：反右派运动所造成深重的历史悲剧和后果是：

　　——反右派运动丧心病狂地摧残老中青三代精英，尤其是青年人才，致使经济建设的各类人才即刻短缺，更使民主思想的承传断代；

　　——反右派运动的政治高压使“谎言政治”成为主流，如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的“不讲假话办不成大事”、“永不翻案”等的“以身作则”，给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树立了极为恶劣的榜样，造成民族精神素质的退化；

　　——反右派运动以后，中共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淡化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使得在1957年涌现出的许多宝贵民主思想，未被传承，更使后来的民主进步思潮无法超越1957年的水准。

　　作为反右斗争的“胜利者”的毛泽东，通过反右，成功恢复了个人在党内外的绝对权威，使他更骄横专断，大行“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之道，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四个伟大”的绝对权威也必然走向反面，这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10、只有政治改革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专制极权将会落得什么结局，这里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实例。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作为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有句沉痛反思的话。他说：“苏共亡党最基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官僚体系。”如果对照中国实际，难道看不出中国的“反右”恰恰是为了建立和加强这三个垄断体系？

　　马克思学说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时代的制度甚至不如清朝。隐瞒灾情、说假话成了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毛泽东时代三年饿死的人数比历朝历代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1000多万人。

　　基于毛泽东前三十年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才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随后的经济发展。只有改革，中国才有出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前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回答非常明确：民主。他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权如何摆脱“兴勃亡忽”的历史怪圈时，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还未兑现的历史承诺。

　　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民主是类同的，专制则各有各的不同，也就是说，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任仲夷说“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些形式我们不需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恐怕不能违背。”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就认为：“世界上没有资产阶级民主这个东西。”“民主是人类创造的文明。”其实民主也没有“新”“归”之分，也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分，民主只有真与假之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说：“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名词，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后来陈独秀又再一次说：“民主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比如多党制、思想、出版、言论、选举制罢免自由等等基本内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相同的，如果不同，那就是后者实施范围更广泛，更真实，程度较之前者有更大的进步。陈独秀又说：“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历史发展的客观实践证明，陈独秀真知灼见的至理名言彻底揭穿了毛泽东挂羊头卖狗肉的诡辩伪学。

　　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要难一万倍!”其实发现问题也很简单，只要国家摆脱对媒体的垄断，摒弃“舆论一律”，实现言论自由，中国什么问题都就发现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很简单，只要言论自由，什么样的智慧就都出来了。因为大智慧来自民间，只有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怎么样发现问题和怎么样解决问题，只要让人自由讲话都就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做，由谁来做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用人机制，涉及到权力如何分配，权力如何交接的政治体制问题了。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可以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舆论一律”做到了这一步，但这是执政党的成功呢？还是执政党的堕落呢？“舆论一律”不是帮了共产党，而是差一点毁了共产党。所以必须摒弃“舆论一律”，放开舆论，让老百姓都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所在啊！

　　中国必须深入变革。中国的改革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为先。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这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有了好的政治体制，才有好的用人机制，才能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才有好的政治环境，才能稳定的发展经济和科学。而如何成功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应该引导舆论关注，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发掘天下智慧，解决天下难题的最好方法。更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借助天下人的智慧进行，而不是简单的凭借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智慧。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何能够使改革成功，这必须保证核心权力的稳定，确保驾驭改革的能力。言论自由也是国家发现不稳定因素，建立和谐公民社会的关键。

　　11、右派的许多主张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是我们的民族的宝贵财富。

　　如：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

　　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在那个时代，林希翎提出的三个问题“党（法）大还是法大”、“胡风不是反革命”、“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在中国可说是振聋发聩的。林希翎作为一个青年学子第一个公开提出了这样三个严肃的政治问题，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提出的这三个问题现在都证实是完全正确的，她不仅思想超前，其政治观察力之敏锐也是惊人的，因此她成了当年右派学子的一面旗帜。

　　“章罗联盟”是子虚乌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罗在民盟的矛盾由来已久，由来甚深，势如冰炭，尽人皆知。故罗隆基得知毛泽东给他与章伯钧乱点了这一鸳鸯谱时，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示决绝之情，平素不持手杖的他，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前往章伯钧家，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站在客厅中央咆哮不已：“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章伯钧面前，拂袖而去。

　　罗隆基在民主、人权理论上的另一精辟见解至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言论自由是人权”。

　　“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易忧谗畏讥……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少。”

　　“我们……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

　　“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

　　由北大校园的学生运动开始的“五七民主运动”，也必像“五四”运动一样被载入学生爱国运动的史册。

　　右派为他们的理想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如林昭在服刑期间，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不服。她曾经对同监的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决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这个黑暗的年代，最终总要被人民消灭的……”

　　马寅初、彭文应、章乃器、罗隆基、林希翎、林昭、刘文辉、张锡锟和《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衡等一批人都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

　　12、反右的反思与感悟

　　（1）“宁肯亡党，不肯民主化”，由此导致1991年苏共的彻底崩溃

　　“宁肯亡党，不肯民主化”，由此导致1991年苏共的彻底崩溃，这就是共产国际所辖各“支部”的共同轨迹。东欧共产国家也是这样，中国如不尽速进行政治改革，将也会是这样。

　　（2）专制是腐败之根，腐败是动乱之源

　　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一个执政党，包括共产党，能够超越“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铁的法则。专制是腐败之根，腐败是动乱之源，指靠几个清官、英主的人治，决改不了这铁的规律。除非有超越执政权力的宪政制度能确保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否则必将落入“兴勃亡忽”的周期律。但执政的各国共产党，没有一个建立这种制度。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证，任何人在专制政府中都将成為昏君、贪官，這甚至与个人品质无关。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治中为所欲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专制政体中也将为所欲为。沒有宪政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走向腐败。

　　（3）以知识分子为敌人，只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个始终以知识分子为敌人，用各种运动围剿知识分子的国家，只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历史证明，她不可能完成经济长期持续跃进的任务，更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四、从伟人到罪人的沉痛教训

　　1、一切冤假错案均应得到平反、赔礼道歉、经济补偿

　　党和政府对“反右”、 “三年大饥荒”、“文革”与“六四”事件等运动中受害者，应该赔罪与合理的补偿，对社会主义改造(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剥夺)与过去过左的宗教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也应作出必要说明，针对具体情况给予赔礼道歉和补偿。总之，要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对于一切冤假错案都应给予无条件平反、赔罪、赔礼道歉、补偿。平反并不会丝毫损害党在人民中的形象，而只会增加党的光荣和在人民中的信誉。胡耀邦不是为党争得了许多荣誉吗？对一九四七年台湾的“二二八”爱国民主运动，国民党尚且能彻底平反，甚至树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的，共产党就不能做到吗？

　　2、毛领导的农民造反除卖国和分裂祖国外，还有什么可称道的？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同样，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要向人民负责，特别是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责，我们都希望毛泽东“功大于过”，但是这样的结论是否太轻率了？我们把八千万无辜人民的生命财产又置于何处呢！毛泽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了吗？三年人祸，饿死四千多万人，损失1200个亿（人民币），这是历史上最昏聩无道的暴君都不能望其项背的暴政。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了吗？从建国之初，就为知识分子人为制造冤假错案，五七年又把五十五万(据2006年第1期《争鸣》杂志和网上披露的数字，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是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职员36,428人，高校学生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为1,437,562人不在上述总数之内。)无辜知识分子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牛过“圣旨”。毛泽东尊重中国的文化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摧残。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在晚年才犯了错误，这是鬼话。“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风骚；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他解放前写的。他在上述诗词中表达的思想决定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一生的行为轨迹。他的一生就是要依靠农民革命夺取王权，继而当皇帝，历史不正是这样证实的吗！即便是民族危亡的抗日时期他也全然不顾民族大义，制定并实施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总方针，还说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反而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如此出卖民族利益，俨然一个典型汉奸、卖国贼的咀脸。趁着中央政府忙于守土抗战，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还说“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终于在1949年实现“改朝换代”，登上了“共和国”的“万岁”宝座。

　　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为法西斯罪行不断承担责任，赔偿和道歉，然而犹太人一直不依不饶，犹太人和德国人都表现了对人类、对历史负责任的精神。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对自己的战争罪行遮遮掩掩，中国人却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日本人很鄙视中国人，你自己放弃赔款，自轻自贱，别人有什么办法。

　　1929年，苏联为了维护它对中国东北和东北铁路的特权，悍然挑起中东路事件；7月18日，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8月中旬开始向中国东北边境大举进攻。为了配合苏联的武装入侵，毛泽东加剧了它在“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公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口号。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偷袭沈阳北大营，用大炮轰响了全面侵华的序曲。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在苏联国庆日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于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直至今日，中国就再也没有统一过。所以，最先分裂祖国的不是汪精卫、不是溥仪，而是毛泽东。 

　　蒙古的独立，也是毛泽东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证。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十四、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这表明1931年中国国内就已经有一个割据的国家承认了蒙古的独立了。并且还要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的独立，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除了蒙古外，新疆的东突势力正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搞独立，大搞分裂中国的活动。这比1946年早了15年。1939年毛在给延安的中共干部编写教科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第一节的内容中是这样写的：“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在这里蒙古已经被当作一个独立国家了，被正式的写进了教科书，在向自己的干部灌输这样的思想了。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中国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1947年行宪，国民党明确规定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只有苏联、中国和蒙古建交。从1946年开始，蒙古申请成为联合国成员，一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国民党盟邦的彻底否决。但是毛却鼓动亚非拉盟邦在联合国投票协助蒙古加入联合国，1962年，由于美国弃权，蒙古成功进入联合国。总而言之，毛为了建国登基当皇帝，任什么卖国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

　　在夺取政权之后，毛泽东当上独裁者，为了充当第三世界和国际共运领袖，毛泽东继续出卖国家利益，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不惜血本，输出革命，大力支援世界各国的共产暴乱。为了讨好周边国家，甚至拿祖国的神圣领土送人；比如为了中缅友好，他把中缅边境的江心坡地区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下子就划给了缅甸，相当于两个台湾！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后，他又命令中国军队不但不巩固战果，反而单方面撤军，把中印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给印度。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令，正式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印争议地区建立“阿鲁纳恰尔邦”，陆续往那一地区移民700多万，造成既成事实，永久占据了这块相当与三个台湾的领土。为了讨好朝鲜，他把长白山脉的一半多送给了金日成。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毛泽东是个汉奸卖国贼。 

　　人为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恐怖创造神”。是他夺取王权、巩固王权、维系王权、不断掀起个人崇拜造神的不二法宝：从苏区的“肃AB团”大镇压，延安整风，策动整肃全党干部的“抢救运动”，放任恐怖政治，直到解放后这个杀人狂还扬言：“你们要杀人吗？是的，我们要杀人。我们不但要杀人，并且要大张旗鼓的杀人！”

　　所以，无论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无一例外，都要大批死人。革命一胜利，就迫不及待地自封“万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极力鼓吹“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阶级斗争愈剧烈，又一次次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利用人性的软弱，使知识分子和党内的其他同志都屈服于他的脚下，成为他的驯服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实现毛氏王朝的大演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始终是他实现党天下、家天下的最好保障。毛泽东利用“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不断使用“指鹿为马”的手段，制造冤假错案，也是超越历代专制君王的特色吧!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同样证明：农民革命固有的封建专制性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之，毛泽东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因为农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复辟旧制度”的造反，是毛氏秦政制专制王朝复辟的大实现，是中国历史的大倒退。

　　有文章指出：中国革命不但打上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印记，而且名副其实的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二十世纪翻版。毛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据说从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起，中国革命就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旧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民主主义”范畴，它的“新”，第一是工人阶级领导；第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正是在这两点上，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已明白地向世人表明：所谓的“新”，只是虚妄、空想的披上革命外衣的骗局。苏联所许诺平等待我的慷慨宣言，不但半点不见兑现，倒是在宰割中国领土上，远远超过列强；并且还给中国带来了迁延近一个世纪，现在仍远不见结束的内战和分裂。“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也已经崩溃解体，不过是二十世纪昙花一现的佛光。在当时穷乡僻壤的延安，奢谈所谓工人阶级领导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概念玩弄。对所谓社会主义，毛泽东不但在当时，甚至至死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与了解。他的社会主义构想始终是封建的、小农的平均主义。就是抱着这个构想，在全国一解放，他就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跃进。终于，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发展的狂暴的幻想让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声名扫地。而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已变成了“三个代表”的领导；“社会主义”已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补课，“辛辛苦苦几十年，还是回到解放前”。试问这个“新”，又新在哪里呢?整整一代的高尚理想主义者与纯真的抗日救国志士们是被欺骗了。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为国献身、流血牺牲所盼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新社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及三年，完全落空。

　　正如何家栋所说：“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辛亥革命还解决了国体问题，毛泽东的革命解决了什么呢？把国体也给败坏了，四个阶级被他打倒了两个，另外两个又被剥夺了一切自由！若问新民主革命和旧民主革命有何区别，恐怕只能说旧民主革命是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新民主革命是阿Q不许假洋鬼子（知识分子）革命。从制度创新来说，新民主革命还不及旧民主革命，旧革命打倒的皇帝再没起来，新革命却屡出强人，制度创新，一无所成。蒋介石逃出大陆前，还搞了一回普选，共产党至今不敢说还政于民”。

　　社会上总有些人，是为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为了毛泽东的功劳而功劳的。究其原因是他们深怕否定了毛泽东，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或者会损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无端提出“二次革命论”，先进行政治革命，再进行经济革命。难道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吗？不是为了经济建设吗？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难道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要分开进行吗？难道政治革命不是为了经济革命吗？!难道世界上真有为了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单纯的政治革命吗！？这些人不是用理论来指导革命与建设，更不想通过自我批评来总结教训，而总是想制造一种理论来文过饰非。更不愿认识并理解毛泽东领导的政治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暴力或半封建专制暴力性质。顺便提一下，建国前刘少奇强调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建国后，刘少奇进一步明确提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刘少奇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强调建国后共产党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六十年后反而说什么二次革命呢？中国共产党自称是马列主义的党，列宁说：“共产党的最主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请问那些二次革命论者为什么要把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机械地分割开，居心又何在呢？对毛氏封建专制王朝彻底批判、否定的政治改革不进行，只会葬送经济改革的成果。

　　有人说对毛泽东的评价，不应归咎于个人品质，应该从制度上寻求毛犯错误的原因，这话有一定道理。毛泽东如果不是满脑子的帝王将相思想，他完全可以成为改革制度的伟人。机遇与权力都掌握他自己手里。比他早二百年的伟大的政治家、现代民主制度的杰出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干了两届以后，怒斥了部下劝进，悄然隐退弗农山庄，为人类文明树立了光辉典范。此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是萧规曹随，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可这正是一个封建专制独裁统治者所最不愿意的。此后，仅二战时期，罗斯福是一特例，干了三届多，病逝于第四任上。美国人民深恐在他们这块土地上会有暴君降临，故让宪法明文追加规定：每一个总统最多只能干两届。民众的忧虑才得以解除。

　　社会上总有些人，是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究其原因是他们深怕否定了社会主义，也否定了他们自己或者会损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尽管他们自己连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甚懂得。看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应该说毛对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任务是有所认识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他还说过：“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自己违反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经过民主主义”，没有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便想到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又说，如果“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可是，解放后又有谁见到过中国曾经有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和“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呢？纵观毛建国后的实际，说句不客气的话，毛泽东除了懂得“农民造反”和“帝王南面之术”外，压根儿就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更不知道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马恩全集第24卷)。”他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只是诱骗爱国学生、爱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用来打倒国民党达到个人专制独裁目的的鬼话而已。

　　3、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鉴于苏东、中国的独裁专制空想社会主义惨痛历史教训，没有民主连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有，更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不抛弃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度，则根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法治。要实行宪政民主就必须借鉴西方民主法治的成功实践，承认其“普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多次强调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毛泽东答外国记者提问）时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要求中共实现这些承诺，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呢？！如不是当年毛泽东搞欺骗宣传，那就是今天的中共当局背离毛泽东当年代表中共所作出的建国理念与民主承诺，要维持逆时代民主潮流而动的专制制度了。

　　遗憾的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与他本人的封建专制统治观，使他背叛了原先的主张。他至死都没有懂得(或者是不愿意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没有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会以他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从社会发展规律，服从“科学发展观”。如果社会发展规律或“科学发展观”规定现阶段是“资本主义”，那么就叫资本主义或者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这又有何不可呢？为什么非要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呢？!我个人以为只有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才有可能使生产力高度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物质生活才能扩大和提高。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这个道理要正面地、理直气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马克思学说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学说并不等同暴力革命。恩格斯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开拓者，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新的斗争路线。根据苏东与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我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资本主义、小康生活才是现实。其实，不只毛泽东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上很多人都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不是也说自己不懂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吗？目前的社会性质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只能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未有充分发展，何来“社会主义”。即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了，谁又能知道是什么社会形态？因为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客观规律，谁也没有资格当预言家，也当不了预言家。

　　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说明邓自己既不懂也不相信社会主义。

　　3、二次革命是对毛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

　　为什么要搞出个“二次革命论”呢？毛泽东在中国丝毫不具备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下，硬要推进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召唤资本主义的天敌——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形式，那就是混合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建立起“一党专政”的“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体制，必然要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垄断话语权)，社会上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民主主义的大倒退，专制主义的大复辟。因此，改革开放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人民从四大垄断的新专制主义体制下解放出来，真正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惜马克思学说中，这个关于自由的学说到目前为至仍不能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例如，邓小平就只进行经济改革，口头上也说过要进行政治改革，实际行动上却反对政治改革。

　　众所周知，二次革命革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革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革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二次革命其实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其实，后30年的改革开放（即二次革命）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过。如果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无非是把中国人民折腾了60年。

　　有文章指出：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二次革命，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官僚所掌握着。

　　其实，提出“二次革命论”，其目的是：既可以把毛泽东打扮成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功臣，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的功臣。改革开放的确采取了一些经济改革的举措：如把那些“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收的私人企业转手卖给私人，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忘不了加上社会主义的招牌)。那么我们首先要提的问题是，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吗？是马克思学说的社会主义吗？作为大专院校政治课本的《毛泽东思想概论》中，邓小平谈到过去党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的原因之一，是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正因为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才会有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二次革命其实就是革毛泽东他们自己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及其后遗症的命。“二次革命论”其实是在革专制经济体制的命，至于如何革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命甚至都还不敢提。不论是革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命或是革专制的经济体制的命，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那么把今天的中国社会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或“官僚权贵资本主义”，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杜润生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在一些东亚国家，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如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

　　《时代周报》一篇名为《中国91%亿元户为高干子弟社会贫富悬殊受关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调查报告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有人对此组数据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这无法抹杀一个事实：那就是官家子弟对国家政经资源的把控。

　　中国必须回到新中国刚建立时的纲领：搞新民主主义，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是发展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吸收世界文明，与国际接轨，政治上必需搞民主政治。彻底批判毛氏农民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独裁秦政制，只因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

　　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腐败越来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形成，中国不敢再实事求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让人民说真话，不敢面对社会严重两极分化，采取有力的改革。凡是与权贵有关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如让官员报财产这样国际上都能做的事，我们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竟不能做到！欺压百姓因而引起人民的反对和反抗，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执政者害怕真实声音，便只允许歌功颂德。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有志之士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如果非要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像瑞典、瑞士、挪威、德国、英国、加拿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都曾经参考马克思的理论认真地做过经济和政治改革，这些国家的工人工资与福利远远超过我们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没有目前的中国大，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也大大超过中国，是不是我们更应该把这些国家都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呢？!社会主义不仅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且必须包括社会各阶层普遍地参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和国家事务，民主、多元化和社会主义是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整体。社会主义应是在宪政民主道路逐步形成的一种制度，而且民主、法治、自由被普遍地得到尊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不是确立了，也不是正在建立中，而是在完善。上面这些国家都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走的是恩格斯倡导的正统的马克思学说阐明的道路。

　　3、前苏联和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毛泽东或斯大林的封建独裁专制充当马克思主义呢？把斯大林统治的前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呢？把前苏联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是基于人们把国有企业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其实这完全是违背马克思学说的谬论，所谓全民所有制，更是斯大林以来的欺人之谈。所谓公有制应该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公权力的公有。公权力的公有是生产资料公有的保证。如果不能使公权力公有，那么生产资料的公有只是名义上的公有，但实际上是最无耻的私有，是极端的私有。公有制经济则是比资本主义私有制还要落后的国家垄断所有制。众所周知，所有制是通过所有权表现出来的，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因而，苏联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苏联经济模式复制出来的中国，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乾隆曾经作过将京城商业收为国有，给店主以官衔的尝试；满请政府也曾经垄断资源，重要项目宁与外商，不与国人；俾斯麦的国有化为国家聚敛财富；爪哇的国家社会主义为荷兰提供掠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粗陋共产主义的反动社会主义，在恩格斯逝世21年后却成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现实。原苏联社会主义官员的堕落和腐败就是以这种国家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也正是这种粗陋共产主义的国家公有制的土壤孽生了中国的官僚权贵者阶级。

　　所谓“国有”实际就是“官有”。正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推向了无可挽救的贫困与落后危机。直到毛泽东死去，才不得不回头再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恩格斯早就指明，用空想的平均主义思想所激发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马恩全集》第七卷第405页)历史的进程无情地证明，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的的确确是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现代翻版。这个农民革命以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为指导，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封建或农民的社会主义并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因此，虽然可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但最终还是不能不从狂暴的幻想退回到现实所能允许的范围来，老老实实补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条路。这正是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农民战争所一再重复的道路。

　　我们把公有制异化为政府所有制，实际上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剥夺。我们的公有制谁代表“公”呢？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是政府；谁代表政府呢？是官员。公有制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苏联饿死1300万人、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血淋淋的事实证明：那个穷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符合真正的马克思学说。

　　谢韬老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公有制不是政府所有制，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才是正确的，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才是社会主义的正路。

　　“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马克思为什么要提出，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应该是在联合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每个劳动者都占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为这是实现自由民主权利的经济基础。现在有人把劳动者毫无所有权的国有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完全是同马克思学说背道而驰的。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权贵阶层当权派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经济政治垄断所造成，毛泽东邓小平他们自己就是这个垄断的始作俑者和这个特权集团的总后台。因此他们当然没有可能来纠正和禁绝。

　　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创1：26)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生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美国《独立宣言》说：“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从他们‘造物主’那边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却是远比过去的一切专制社会更加专制、而且越来越专制的社会，而且比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的组织无比严密。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外专制、新老专制之大成。毛泽东的祸国殃民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不要民主，不要法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但实际上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却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称赞道：《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

　　为何毛如此倚重《联共党史》，因为《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各种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0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共同认为，20世纪世界上产生了三大暴君和四大杀人魔王，其中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为其中的双料货，甚至有人认为斯大林超过希特勒，毛泽东又超过斯大林，另一位杀人魔王，则为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先后所建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玷污了马克思学说，丑化了共产主义者的形象。

　　请问中国革命的错误，那一条不是反马克思学说的错误呢？!只不过对这种反马克思学说的错误，有人管它叫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实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斯大林主义或者叫做斯大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以为，如真能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按“科学发展观”办事，中国人民幸甚!

　　那么，如何按“科学发展观”办事，有文章指出：中国的问题，政治制度是根本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权力和利益在一个集团、一个政党内进行分配是改良，权力和利益在全社会进行分配是革命。改革开放就是要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在政治领域，改革开放的基本任务是把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改革成为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宪政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华民族迈向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但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却打断了这个历史进程。

　　在2008年奥运会上喊出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说明中国也有许多有识之士，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我们要健全法制，不能效法毛泽东那样无法无天。虽然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只有言论自由，把事实真相告诉公众，才能形成健康的公共舆论，使社会保持理性。“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自由只有与民主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总之，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的社会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

　　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现这四个化，才可以说是“经过”了民主主义，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才有可能到达“社会主义”。

　　今日世界，无论什么形式的专制都走到了尽头，只有民主才是潮流。民主制度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不是西方人的专利，“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只有民主，别无选择。中国的有识之士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等竞选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宪政的分权制衡；推动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的平等竞争——才是政治改革的出路。

　　毛泽东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政治改革，批毛是关键；只有彻底揭开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才会有改革开放的话语权。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的罪恶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彻底批判他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和封建专制统治手段，彻底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专制任务，决不能使毛泽东时代的悲剧在中国的历史上重演。决不能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在毛泽东没有得到彻底批判之前，就枉谈什么对他的继承问题。无可否认，毛泽东的统治给某些人带来过好处，造就了大批享有高官厚禄的“既得利益者”和官僚权贵阶级。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中有一个数目不小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阶层，他们也属“既得利益者”。对毛泽东罪行的清算和功过的评价，如果不能抛开个人私利和一党之私是不可能客观的。当政者为什么不认真组织一下批判毛泽东呢？而这，对当前的政治改革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如能抓住时机，作出同意毛泽东辞去主席职务的决定，乘势召开九大，团结全党，彻底清算封建专制空想社会主义路线，总结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教训，给毛安排荣誉职务养老，废除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实行民主宪政，岂不是可以使改革开放政策提前20年。国家避免一场浩劫，刘少奇也不至于那样一个悲惨结局。眼下对胡温政权是个机遇期，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批毛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只可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今领导人须知：你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旗帜举得越高，在经济政策上的“错误”则越大，政治上的“左”凸显了经济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就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如此尊毛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确立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统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权没有话语权是不行的。在当今中国，所谓“话语权”就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权。承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搞改革开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对声浪不断。谨防极左分子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登高一呼，搞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对毛泽东进行彻底的批判，揭穿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夺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改革。所以开展对毛泽东的批判，对彻底完成中国的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意义多么重大!愿我们大家都能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并且都拿出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勇气来。

　　4、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是检验真假马克思学说的试金石

　　马克思学说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千秋功罪，能不能与毛泽东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学说的试金石。只有重新评价毛泽东，彻底批判他反对民主宪政，建立封建独裁的秦政制，把他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经济账向人民讲清楚，中国只有从制度高度上批倒批透批臭毛泽东，从根本上揭穿毛泽东伟大马克思主义的画皮，夺取“政治改革”的话语权，这才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那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这些话自然是布什的秀才们为其所撰写，然而所显示的却是美国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理性思维能力在当今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谢韬站在当今思想启蒙的前沿，代表有识之士发出时代最强音：“当前历史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彻底清理毛泽东思想已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大体说来，当我国彻底进行清理毛泽东思想之时，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

　　中国共产党不是自称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吗？请听马克思、列宁是怎么说的吧！马克思说“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只有说出罪过的真相。”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必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诸位怎么看待马、列的这些言论？

　　让我们永远牢记马克思的如下忠告：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一切怯懦都无济于事。

　　一个长期靠撒谎来维持统治的政权，怎么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一个长期靠说假话来谋求生存的国家，如何能受到世界的尊重？

　　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放言：“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安全。”

　　20世纪的智慧老人罗素说得好：“人类唯一的历史教训就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我们放弃了重新评毛，就是忘记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五、让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今世界已经有十多个国家，既吸收西方民主宪政的治国理念，又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劳动人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福利。其覆盖面之广及福利项目之多、之周全，远远超过于任何封建专制社会主义国家。北欧的芬兰、挪威、丹麦、瑞典的模式，就是实现了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

　　据说十七大对建设社会民主主义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过争论，江泽民和李鹏坚决反对提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好，不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真可谓是认人不认理。邓小平一方面叫人不要问姓资姓社，一方面又鼓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超警戒线，事实证明共同富裕是假，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才是真。邓小平说：“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不经意间泄露了天机。

　　我个人以为，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远优于采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由如下。

　　第一：恩格斯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共既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应该使用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可以先提新民主主义再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提出的，是刘少奇一贯坚持的，符合中共的正统。也便于向全国人民作宣传。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早在1941年，毛泽东就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

　　历史实践证明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就是用“新民主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国家政权。邓小平只不过恢复了解放前部分经济自由化制度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胜利。需要吸取教训的是：正是毛泽东抛弃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的政治、经济都遭到巨大的损失。“新民主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是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一块掩盖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失败的遮羞布而已。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又有什么可以丢人的呢？!理直气壮地提倡“新民主主义”或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社会实际。

　　第三:我个人认为,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叫新三民主义，以示继承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传统。如果能这样宣认，可以在法理法统上、在国家和平统一上都占据有利的先机。

　　第四：在十七大上把“四项基本原则”，归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十分荒唐。连邓小平、赵紫阳这些总书记们，都承认自己不懂或说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不懂或说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这说明过去我们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道路，那有什么社会主义道路可坚持？!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承认毛泽东时代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原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道路可坚持，毛后又叫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岂不成了一句骗人的鬼话(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有观念上的更新与在观念更新基础上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就连邓小平和赵紫阳都说自己不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又拿什么去坚持呢？或者就像刘少奇那样坚持新民主主义)。

　　“人相食”『如：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摘自辛子陵《共产主义地狱（下）》』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难道我们真要坚持“人相食”的“社会主义”不成？!我个人以为，毛泽东走的是封建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明确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苏联是官僚社会主义，显然都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应该坚决予以唾弃与批判并总结惨痛教训的。在四项原则中还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指的是“共产党一党专政”那就把政治改革、民主宪政的道路完全堵死了。那就不仅不应该坚持，还应该坚决反对。其实，早在1946年3月20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论说得好：“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为什么过了60多年，居然还有人坚持自己坚决反对过的东西呢？！这不完全暴露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动立场。至于坚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质上是个人或几个人的独裁专政)］。毛泽东思想［实践证明是暴力空想专制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个人独裁专政)的理论］。前苏联和苏东的巨变、中国封建专政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实践，都雄辩地证明，不仅不应坚持，还要坚决彻底批判。

　　中共八大就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个人崇拜”，在党的“八大”已作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是“封建的腐朽遗产”，毛泽东都死了几十年了，为什么现在反而要倒退呢!依然把“毛泽东思想”这一被“八大”抛弃了的历史“腐朽遗产”，重新加以“兜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无非是要把毛泽东思想塞进党章，九大上完成了毛的宿愿。现在居然把毛泽东思想再次塞进党章，这不能不说是给党的脸上抹黑，真叫人哭笑不得。人们不得不问，中共还是那个毛泽东领导的封建法西斯党吗？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就提出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即用宪政民主、政党轮替、三权分立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想不到，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的十七大还在与恩格斯唱对台戏(见辛子陵：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三个重要修正)。

　　第五：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只能说明中国走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人粗暴地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是对恩格斯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污辱，是对宪法原则的践踏，也是对人民的愚弄。

　　第六：历次党代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过说明，但不能说下过准确的定义，国人对其理解差异过大。至少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理解：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资本主义；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官僚权贵资本主义。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专制独裁的资本主义。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专制独裁官僚权贵资本主义。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进行式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以环境污染为代价(造成了许多癌症河、癌症水系)，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对劳动者进行掠夺式的剥削，并造成最大的贫富差距》。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权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赵紫阳语)或权势资本主义(吴敬琏语)

　　赵紫阳明确指明：“我们现在搞的是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在反封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在集权体制控制下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搞的是后者。……”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

　　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坚持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对中国人民实行误导与欺骗的嫌疑。为了消除误解，防止误导，宜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世界上有现成的模式和样本。经济发展自有它特定的普世规律，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但没有谁强调本国特色，世界各国凡实行该制度的都称社会民主主义。强调中国特色，还真没有人举出上得了台面的特色。只是为了偷运中国的专制独裁、一党专政、腐败、贫富悬殊等特色而已。如果一定要强调特色，毛泽东时代实行的还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相食、无法无天、专制独裁、扼杀民主自由、文字狱、一党专政等”，我们真要继承这些特色吗？!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穿了，就是要继承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全部政治特色岂不非常错误、荒谬吗？!总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相食、无法无天、专制独裁、扼杀民主自由、文字狱、一党专政等”，显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封建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同样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官商勾结、贪腐成风的官僚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而只能是毛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七：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向中国人民表明党已经扬弃“暴力社会主义”或“专制社会主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改革的决心和明确了改革的政治方向。

　　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民谚云：“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实实在在的专制独裁主义。”可谓一针见血。民谚的成因就是党与政府始终没有或不敢向人民承诺政治改革的决心与明确指明政治改革的方向。

　　第八：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国暴力社会主义的失败实践都历史地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在与暴力社会主义的百年竞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时代提醒中国共产党是应主动抛弃暴力社会主义(封建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了。

　　第九：马克思学说为人类指明了最美好社会的理想，社会民主主义才是马克思学说的精髓，马克思、恩格斯的理想正在瑞典、挪威、荷兰等国家实现。

　　社会民主主义不仅不是修正主义，而是符合恩格斯倡导的正统马克思学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学说。

　　第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和与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交流对话(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化。同时，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更有利于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

　　第十一：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又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小平同志在８０年谈到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会出现遍地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

　　现实的情况是，六四之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邓力群的梦成了现实。腐败越来越严重，权贵资产阶级形成，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凡是与权贵有关的改革都进行不下去，如让官员申报财产这样国际上(包括港澳台甚至越南)都能做的事，我们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竟不能做到！经济改革历程证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原本就是使官僚特权阶层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工农大众成了弱势群体；中国向何处去，成了有志之士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第十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如以瑞典为例，没有明显的两极贫富分化，个人收入差异本来高达300多倍，但经过国家税收的平衡，下降到4：1，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也没有腐败，三十多年没有贪官。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其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也是类似。

　　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瑞典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王震1980年访问英国时说的：“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荒唐!!!中原注)，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首次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历史证明：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最后，还是希望首先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连总书记们都弄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那就奇怪了。不仅弄不清，还要死坚持，这就更奇怪了。不对“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的定义，就是对人民的欺骗和愚弄，也是对党本身的糊弄。马克思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远在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是凭什么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意识的产生呢？纵观苏联与东欧的巨变、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不得不怀疑这个号称为“科学”的口号，是大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全然不同，它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它是“人为地”、“强制地”被“制造”出来的，所以，它是先有政治(上层建筑)，后有经济(基础)。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封建专制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并且都以失败而告终？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我们的理论一旦被实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封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不啻是将我们的理论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漫画而已(马恩全集第24卷)。”历史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预言。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不能再拿13亿中国人民随便做试验品了。“社会民主主义”是现实的社会存在，有现成的样板，看得见、摸得着，是既可望又可即的。

　　根据以上理由，我诚挚地希望党能把《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邓又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关键是民主。可惜，如所周知，世界上所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从斯大林、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毫无例外地都是专制独裁的。

　　中国的GTP跃居世界第二，人们纷纷议论“大国崛起”，不由想到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女士在北京大学的极好阐述。龙应台女士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不只是“军事耀武扬威，经济财大气粗，政治唯我独尊”，而应该根源于文明的崛起，不然这种崛起“最终将带给人民灾难”。文明的崛起具体到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都“说真话、做真人、求真理”；就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来讲，就是要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自由、民主、科学、公平、正义。

　　如果邓老健在，也一定赞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当社会民主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我们就可以告慰邓老，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学说，仍然沿着恩格斯所倡导的正统的马克思学说方向前进。

下　篇

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讲这些话，当然是批评某些两面派人物。现在完全应验在毛泽东自己身上了。

　　在林彪事件后，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有一次对白：“我们这个党，是藏龙卧虎之处。要在这个党里站得住脚，要靠资历和权力，还要靠手段和艺术。我从来是把政治斗争艺术化了的。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你们根本没有体会到，我实际上是在钢丝绳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戏，千千万万的人欣赏，稍有破绽，就会满盘皆输。不错林彪死了，谁也不敢说就不会再出一个林彪。……”(李平蓍，《自杀前夕的共和国第一夫人》)。毛在这段私房话里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处世哲学”就是要搞“阴谋诡计”，要当婊子。可是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又是另一副嘴脸，说什么：“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搞分裂。”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典型的“两面人”！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多次强调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毛泽东答外国记者提问）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权如何摆脱“兴勃亡忽”的历史怪圈时，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这是他的“阳谋”，也是毛所立的牌坊。这个牌坊也是当年各民主党派支持共产党和吸引广大青年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原因。

　　只要能获得政权，什么话都肯说，什么事都肯做，什么手段都能使。可是一旦成功，什么民主不民主——老子说了算！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立牌坊的目的达到了，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大权在手，可以毫无顾忌地当婊子了。

　　辛子陵先生指出：五四年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同年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偷」出来，是暗渡陈仓。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

　　“无法无天”、“当代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还不断通过各种运动，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来造神。甚至亲自指令人民喊他“万岁”、“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成为毫无信义的残暴君王。他的一生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一生。毛利用所谓「掺沙子，丢石头，挖墙角」，贴大字报，暗中搞阴谋，公开搞阳谋等等手段，搞得人头滚滚，也搞得他老人家不亦乐乎。但是受害者就不止于毛派和共产党自己了。“绝对权威，绝对腐败”，全民族都为之受害，恐怕几代人也不能复原。

　　1、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的表演

　　反右是毛泽东实行“阳谋”、“阴谋”最典型的实例，也是对“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和“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最好的讽刺。毛为了一举推翻八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路线，寻找恢复、加强党内外“凌驾”地位的突破口，反右斗争不仅对青年学生、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是个大阴谋，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是个大阴谋。毛要把党与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没有人知道毛的阴谋，连邓小平也未必知道。“欢迎非党同志帮助我们整风”是阳谋，阴谋是“引蛇出洞”，是“凌驾地位”，是“个人崇拜”，是要在党章中重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我们不妨对历史回顾一番。毛泽东搞整风，这不是头一遭，1942年在延安就搞过一回。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登上了“凌驾”地位。这次他故技重施，针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的演说中还把他们比喻成了狗：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毛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彻底、永远成为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奴隶和奴才。

　　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他告诉各省、市委书记们：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神、乌龟王八都出来。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阳谋，“聚而歼之”是阴谋。毛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层面，成了“鸣放”。所以，在反右后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不无得意地说：鸣放是我们发明的。在杭州开会时，浙江省委曾问毛泽东：“最高国策、最高领袖可以不可以批评？”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评”，但接着就以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例，说：“合作化能不能批评？要批评可以登一篇，然后来一个反驳。一驳就臭了。他反对合作化就有证据，等于照了相。这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他自己钻进来的。”显然，毛泽东和他制订的国策不可以批评，谁批评谁就是“自投罗网”。反右不仅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也使几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毛泽东完全在党外处于“凌驾”地位。1958年，毛泽东推行大跃进运动，基本没有遭遇阻力，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正如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紧接着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利用反右造成的威势，又在党内找到突破口，在高层掀起一场所谓“反‘反冒进’”的妖风，南宁会议上狠批了周恩来。毛明白只要控制周，便可消除党内其他人的声音。周迫于毛“你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的压力下，违心地做了检查。紧接着又在成都会议上，大造“冒进是马克思主义“、“不崇拜，不得了！”的舆论，彻底否定八大的正确路线。经过这两大“战略性”的大拼搏之后，毛泽东终于又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

　　此后，毛泽东又在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以“莫须有”的罪名，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从此，毛泽东稳坐了“皇位”。中国人民也就落入大跃进、文革的苦难之中。终于在九大上完成了毛的宿愿，把“毛泽东思想”重新载入党章。

　　2、毛泽东在“彭总冤案”中的表演

　　毛泽东是在1965年９月23日上午亲自找彭德怀谈话的。同时参加谈话的，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因有外事活动未参加。

　　先看这次谈话的政治背景，为了组织姚文元的一篇“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奉毛泽东的“密旨”，在上海整整潜伏了九个月。对姚文元的“黑文”，毛泽东还亲自修改了三遍，足见他对这篇“黑文”的重视。毛泽东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阶谋诡计。”在1965年近一年时间里，背着政治局常委大搞地下活动。从这一活动本身看，决不能算是“光明正大”的，也不能说是搞“阳谋”，只能说是地地道道搞“阴谋诡计”。说是反党活动也决不为过。

　　其实，毛泽东一句话就让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瘫痪，让“文革小组”领导一切。如以反党行为论，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反党头子就是毛泽东。

　　结合当时谈话的背景和毛、彭对话的内容，就不难看出毛泽东这一阴谋家，是怎样又一次愚弄秉性耿直、心地善良的彭老总，使彭总再次受骗上当。

　　该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密谋炮制“黑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江青在布置这一任务时就讲明：“文章要写得快、写得好，……10月份要定稿。”结果是提前于８月底经修改十次后定稿。毛泽东亲自修改了三遍。这一情况表明毛泽东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设置的“大陷阱”已基本就绪。“黑文”急待发表。该文是批《海瑞罢官》的，“海瑞”者，彭德怀也。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彭德怀离开北京？不妨先看一下毛泽东与江青的一段私下的对话。

　　江青对毛泽东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彭德怀就不宜留在首都，分配到外地。”

　　这就是调彭总去西南“大三线”工作的政治背景。虽然彭德怀已是一只“死老虎”，毕竟是以“彭德怀—吴晗”这条连接线作为“导火线”，来做“文章”的。一旦“引爆”，毛泽东打击的对象是那批还在台上掌握实权的“活老虎”。为避免造反派小将不知深浅，一开始就在“死老虎”彭德怀身上做“文章”，从而干扰了毛泽东的大方向。因此，必须先把彭德怀暂时调离北京。这就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不是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宽容”，更不是对彭德怀的“保护”。而是为了先集中全力把刘少奇们“揪”出来，以后再慢慢地“收拾”这个“死老虎”彭德怀。

　　再来看一下毛泽东接见彭德怀时的情景，以及毛、彭对话的内容。毛泽东不愧是一个出色的、全才的“演员”；演什么像什么，而且能很快进入“角色”。心里是“磨刀霍霍”、内藏杀机；但见面时不但“和蔼、热忱”，而且说话、“感人肺腑”，使彭德怀“感激涕零”。

　　为了使人们能真切地认清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的“庐山真面貌”，这里稍为详细地介绍当时的情景。（史料引自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传》、《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书。）

　　９月23日上午８点15分，彭德怀乘车到达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毛泽东上前紧握彭德怀的双手，亲切地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里等着。好，你终于来了，请！”

　　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你这个人哪，还是那个犟脾气。平时总不来，好长时间总不写信，不写则已，要写就写八万言。你累我也累，彼此都不满意，何苦！我们还是谈谈。吵架也可以，骂娘也可以，你有话可以说，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还是我们的同志嘛！”毛泽东若有所思，沉默片刻说：“历史上真正的同志不是什么争论也没有，不是从始到终，从生到死都是一致的。有争论、有分歧不要紧，要服从真理，要顾全大局。大局面前把个人意见放一放。所以你来了，我欢迎！”

　　接着彭德怀就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呀，主席。”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要这么说嘛，我这里你随时都可以来。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也来参加。恩来同志在接见西哈努克，所以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在谈到彭德怀去“大三线”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合适的。将来还可以带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听到“恢复名誉”，彭总苦笑地说：“主席，我还是不去好，背着这一身怎么去？到了那里，接触群众不方便，人家接触我也不方便。……”

　　毛泽东说：“你也不要发牢骚。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不要把事情弄得一成不变，真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对你的事，看来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要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我没有忘了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的事。我过去反对你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也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接着还说：“我们共事几十年，合作得很好，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分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彭德怀认真地听着，虽然来不及思考，却不住地点头。毛泽东高兴地继续说：“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地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德怀，还是去西南吧！我送你几句话：‘既往不咎，意见保留，努力工作，作出成绩，必要时再带兵去打仗。’”等毛泽东的话一落音，彭德怀马上表态，声音铿锵有力，说：“主席，我听你的，我去西南！”

　　两人开怀畅谈，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12点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来到颐年堂，他们与彭德怀紧紧握手，互相问候，场面十分亲切感人。毛泽东对大伙说：“我们两人谈了多会儿了，谈得很投机。德怀同志同意去西南‘三线’，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找我谈。”

　　刘少奇对激动得热泪盈眶的彭德怀说：“老彭，听到了吧！主席没忘了你呀！主席说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话。主席和大家都希望你振作起来！”

　　小平同志接着说：“是啊！我们都盼望你重振雄威，为人民再立新功！”

　　彭德怀一个劲儿点头。他对毛泽东产生了感恩戴德的念头，顿感这几年委屈算不了什么，他说：“只要现在理解我，信任我，就是最大的殊荣。”

　　彭德怀满怀感激与喜悦的心情，答应毛泽东去“大三线”工作，毛泽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彭总是在1965年11月28日乘33次列车去成都的。在此之前，毛泽东赶在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彭德怀“送行”！这时彭德怀犹如背脊受到一次致命的猛击，才有点清醒，看来形势对自己还是不利，但在彭德怀的脑袋里还隐约地想起毛泽东亲自对自己讲的“真理也许在你那边”的话，这样他又稍为平静一些。

　　彭总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了吴家花园。在那里他住了2250天。这时，他已67岁高龄了，但他身体健壮，内心仍然像一团烈火，为在新的战场上，为再次有机会献身于党的事业而燃尽自己。

　　可怜的彭总，谁能知道：他从此踏上了不归之路！？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残酷批斗、被暴打骨折致残，终身死囚于中国共产党的狱中（无期徒刑）。

　　现在大家该明白了：彭德怀的这一结局，原来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是诚心诚意支持你（彭德怀出来工作）。”！？毛泽东究竟该算是什么人？作为一个“人”，变异到这个程度，真的太可怕了！

　　把９月23日毛、彭的那次对话，与毛泽东这一名言加以对照，我们再一次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政治婊子”，而且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他想“立牌坊”，至少到现在还是得逞了。可怜的中国人民惨遭毛泽东的20多年的残酷迫害，患了“软骨病”，只会“趴着”，不会“站着”！？

　　一旦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这块“牌坊”，一定会被砸烂的!

　　3、毛泽东在“刘少奇冤案”中的表演

　　毛泽东在1966年10月９日到10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作了类似“表演”。

　　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炮打》之后出现的形势，企图乘机把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推向高潮，并置刘、邓于死地。陈伯达在会上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林彪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没有“点名”）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是一条压制群众的、反对革命的路线。”“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林彪重复强调：“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毛泽东对林、陈的讲话稿批示：“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在如下的政治背景下召开的：

　　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号召要开展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

　　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更明确地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并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由此，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就顷刻刮遍神州大地。

　　10月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有北京市和全国各地来京的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党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并加批语要求全党：“坚决贯彻执行”。这一紧急指示助长了正在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组织中恶性膨胀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把党组织的领导排斥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正式的文件依据。党的各级地方和基层组织完全彻底瘫痪。

　　这一连串的政治“大动作”，表明毛泽东下决心在《炮打》之后，乘势追击，造成全国声讨刘、邓的强大攻势。这是毛泽东“倒刘”战略部署中，一场置刘于死命的重大战役。

　　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召开的。林彪、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应该说是完全顺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迎合毛泽东的“倒刘”的战略意图。其实，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讲话也可以。反正有人代他讲了。尽管用心狠毒，但恰是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在会上竟然“大发慈悲”，表现出“伟大领袖”的特别“宽容的态势”和特别“开阔的胸怀”。演出了一场“猫哭死耗子”的“丑剧”。他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了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

　　不知道刘少奇们在听了这一席话之后，有何感受？凡是知道1965年９月毛泽东与彭德怀面谈时那一场奇丑无比的“表演”的人，都会立即意识到毛泽东又想要“立碑坊”了。

　　不妨听一听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是怎样跟他老婆叶群在私下交谈的。下面引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一书中的有关史料。

　　叶群对林彪说：“……去年主席在10月24日晚上的指示中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个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我当时确实有点凉。第二天主席又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我几乎都绝望了。斗了半天不把他们斗倒，岂不是放虎归山！还是江青下来偷偷对我说：‘你要正确理解主席的讲话，处于党内那么多人跟着他跑，主席很为难呀！’”

　　接着林彪微笑着说：“这是他老人家一贯的手段呀！他很想借我们的手和口，来打掉他的对头，而他自己当好人。不过聪明的政治家都会这样的（编者注：正直的政治家是不屑此道的。只有阴谋家才惯于采用这种卑鄙手法），不然怎么能保持力量的平衡呢！”

　　从这一史料中可以看出：林彪与江青毕竟比叶群高出一筹（确切说，江青当然知道她的丈夫毛泽东是在“表演”）。关键在于不要光看毛泽东口头上是怎么讲的，而要能捉摸透毛泽东内心世界是怎么想的。林彪不愧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早就摸透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

　　果不其然，在毛泽东讲“路线错误改了就好，改了就算”、“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之后两个月，12月25日，在江青之流操纵下，在造反派头目蒯大富带领下，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员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此后，在全国，刘、邓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终于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斗臭、斗垮、斗倒”的目标。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毛泽东并不到此止步，众所周知，毛泽东特地让刘少奇在共产党监狱里，指令医生不允许他在九大闭幕前死亡，一定要让他自己知道在“九大”上被永远开除出党，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什么“改了就好，改了就算”；什么“对刘少奇也不能一笔抹杀”。两相对照，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们这位“伟大领袖”？

　　古人曰：“道不足以治则有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毛泽东是“术、权、势”三者并用，而且用得十分自如，得心应手。毛泽东既不讲“法”，更不讲“道”；就靠“术、权、势”统治神州大地，把臣民们管得服服贴贴，谁也不敢吭一声，养成了趴着、跪着的习惯。这个办法还真灵，以至于在毛泽东死后20余年，还不让、不准揭开毛泽东的真面貌。从这一点讲，你还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对不起，子民们只好继续“趴着”、“跪着”。

　　什么时候子民们能够站起来说话，什么时候就是还毛泽东真相之日！

　　再看《林彪日记》是怎么记载的。原文如下：

　　“1966年12月9日：毛已决定要除刘、邓。……毛在十月会议上讲：‘刘、邓主要还是五十天的问题，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会后，和伯达、康生、谢富治说：‘刘、邓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特别是刘’。（按：1966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委托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这篇日记看，毛泽东就在“会后”，向陈伯达等三人宣布要清算刘、邓的总账。会上讲的是一套（指：“能认识、检讨就可以了”表示我毛泽东是很宽容的），会下搞的是另一套（指要彻底清算他们的“账”，特别是“刘”）。这就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要求别人要搞光明正大，自己一贯搞阴谋诡计。

　　4、1967年12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表演

　　1967年12月2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打上门来。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书是《党章》，另一本书是《宪法》。声色俱厉地责问：“请你们回去看一下《党章》，也看一下《宪法》第三章。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自由。我们现在要结社，就是要把‘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这叫结社。”与会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毛泽东为什么要发那么大脾气？究竟是冲着谁来的？这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清楚。连负责操办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感到莫名其妙。

　　其实，毛泽东何时曾经尊重过《党章》和《宪法》？

　　中共党章总纲規定，「党必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內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是对党权的限制。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自称是“无法无天”的，邓小平同样是“无法无天”的。

　　我们都曾记得，“宪法这么多条，谁能记得住？”毛泽东的用意是，有我的“一句顶一万句”，宪法还有何用？尔等不是有意要用它来限制我的胡作非为吗？毛泽东还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

　　看到毛泽东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书是《党章》，另一本书是《宪法》对照他自己上面的话就特别可笑。需要“立牌坊”时，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需要“当婊子”时，就“无法无天”、比秦始皇还厉害一百倍。

　　毛泽东是不是一个遵守《党章》、恪守《宪法》的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刘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还是党的“八大”，根据《党章》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只凭毛泽东的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把刘少奇打翻在地，惨死狱中。毛泽东肆意践踏了《党章》与《宪法》。让当代秦始皇也来遵守《党章》、《宪法》，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表态是要实行宪法的。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既要立牌坊，又要当婊子。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不是主张“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人？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且看“胡风冤案”、“反右冤案”、“彭总冤案”、“反右倾冤案”，所有这些冤案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炮制出来的，在这些冤案中，成百万人都是以“思想定罪”，以“言论定罪”。何来思想自由、何来言论自由，又何来民主！？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像毛泽东那样的“暴君”，连斯大林也望尘莫及。

　　毛泽东居然敢于手拿《党章》、《宪法》，训斥别人，而不感觉脸上“发烧”。没有一副“特制”的特厚脸皮，是万万做不到的。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

　　5、毛泽东在稿费问题怎样演戏、立牌坊的

　　关于毛泽东的稿费问题一直是丰泽园（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的宫廷秘闻。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直机关工委就《毛泽东选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费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向国务院请示，这方面的内情才露端倪。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截至2001年5月底，毛泽东的稿费已达1亿3121万人民币。

　　在文革中天天背“老三篇”的人都知道，他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而此时的全中国，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独领稿费，这是一桩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有稿费制度以来的极其恶劣的先例，至今仍然依据“家丑不可外扬”的祖传秘方，不准曝光！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泽东曾查问过稿费情况。当时是570多万。他曾在“五百”两字上画了圈。批曰：缴党费。结果没有执行。

　　汪东兴为什么敢于违抗毛泽东的“旨意”？其实，汪东兴扮演的是慈禧身旁李莲英的角色。汪也是毛贴身的“大太监”，摸透了毛的脾气。比如，就是汪当年把张玉凤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张玉凤最初在毛泽东专列上仅仅是一般的乘务员，有一次被毛泽东看见后，就在一张白纸上连续写了几个“张玉凤”的名字，这一情节被汪东兴发现后，就马上将张玉凤调到毛泽东专列车厢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泽东。以后又从专列，调入中南海，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最后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可惜，这是发生在所谓世界上最先进组织的共产党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事，确实是十分可悲的！

　　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呢？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如若不信，且看他的支出。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纳、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五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

　　绝。李纳、李敏申请过，中办先后给她们两人200万。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1、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2、作为党的资产；3、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祝世华先生说：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6、杀蒋卖国与放蒋抗日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毛泽东说，蒋介石先是坐在峨眉山上观战，最后抢下山来摘桃子。毛泽东是信口开河、撒谎。一个堂堂中共中央主席，靠造谣过日子，可见不是什么革命家，十足是个政客。”

　　解放后的历史教科书总是教育人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军民坚持八年抗战，才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历史性谎言，由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等各个领域实行全面专制，使知情者噤若寒蝉，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厌其烦地对大、中、小学学生反复地予以强行灌输，方才使得“长在红旗下、泡在苦水里、跪在地上为臣为奴，”的好几代中国人深信不疑。生活在大陆的人只知道八年抗战，绝不知有十四年抗战。众所周知的是，日本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918事变”开始的。因此，在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那里，才会有十四年抗战之说。所谓八年抗战，其意为“八年全面抗战”，前六年是“局部抗战”。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但是，在毛统治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里，却从来不提十四年抗战，而只称八年抗战。为什么呢？那就得问，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毛泽东在做什么呢？毛是在苏俄命令下，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苏维埃政权；是在“武装保卫苏联”的总方针下，与苏俄“里应外合”，公然地进行武装叛国，并乘“九一八”之机，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成立俄属“中华苏维埃国”。对此，不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间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证明了这才是“历史的真实”。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艺作品，也都尽情地“歌颂”了这一“历史的真实”。在国统区有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但在中共所有的党史文件和现代史教科书中，却一再地记述了中共如何“欢呼”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却从来不曾记述他们有一言一语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语要求北上东北、长城抗日，或东进上海抗日，却只记载着他们如何乘国难当头，将叛乱叛国的呼声喊得更高，并将武装叛乱叛国的行径愈演愈烈。

　　西安事变是即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典型事例。

　　阴谋(即当婊子---要杀蒋卖国)是中共唆使、策反杨虎成、张学良发动了不顾民族危亡的西安阴谋武装政变，阳谋(立牌坊---放蒋抗日)是把自己装扮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使者。

　　历史证明，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苏俄”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

　　中共之所以是西安事变的幕后人物，只因为其时逃亡在陕的中共二万残余红军正面临“被剿灭的绝境”。当时，如果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虽能因“国难”而给逃亡的中共残部以生机，但已经时不待我的毛泽东，为了救命，才决策了“联张反蒋抗日”的阴谋。而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就正是中共这一“假抗日真反蒋”之阴谋策略所结的“果实”。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扬坚决与蒋分裂”。所以说中共是西安事变的阴谋策动者，还因中共建国后曾一再称西安事变为它所领导、所解决，可谓不打自招。尤其是一九八九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已经明白无误地记载了整个策划合谋的经过(5)。一九三五年八月以前，苏俄一心要颠覆中华民国，以便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所以，中共便在它的指使和指挥下，实行公然叛乱和公开叛国。一九三五年八月后，当苏俄面对来自德、日两个法西斯强邻的威胁，为自保而必须改变策动他国共产势力颠覆本国政府的阴谋时，它又要求各国共产党必须与本国政府结成反德、反日的统一战线，以共同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 苏俄”。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进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斯大林才会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6)“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首先斯大林明确表态怀疑西安事变是“日本间谍所为”，再是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斯大林的这个电报指示，中共无疑要绝对服从。因而，原来已经将杀蒋之意隐藏在字里行间，任由张、杨去领会，并且“打算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的毛泽东，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只好于自嘲的狂笑声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这样，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残余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俄国的新沙皇 —— 斯大林。中共和他的使者周恩来，终于在他们的俄国领袖命令下，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改变了此后中国的历史，从此竟为毛泽东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7、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

　　林彪对毛泽东是最了解的，他总结的“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事”是对毛泽东面目的真实刻画。说假话对毛来说是家常便饭。比如，为了用假话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创始人，他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没有入党介绍人等。又比如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亲口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他一九二○年在北京滞留期间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专著让他入了道、开了窍，从此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话时间地点俱在，似乎可信。半个世纪之后历史家们发现，毛泽东于不经意间又撒了一个小谎──正如他一向驾轻就熟伪造自己并未说过的正确意见和他人并未说过的错误意见那样。其实，那三本书当时尚未出版。又比如被毛泽东和他的红色秀才们制造，并由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传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传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因被冠上了“北上抗日”这样一个无限正义和无限爱国的前提，中共“长征”竟成为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史诗”，足以“动人心魄”。殊不知中共失败逃命是真，北上抗日是假。历史事实是：直到1935年8月中共毛儿盖会议，甚至江西出逃整整一年后中共也不曾提到过北上，更没有提到抗日的要求。毛泽东落脚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并非为了抗日。

　　查考历史，中共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双方既未提出北上陕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泽东提出的向甘北宁夏北进的计划，是为了打通北逃苏联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时，已经是中共中央红军逃离江西八个月之后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军事会议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会议。这次会议一是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称“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了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已发生的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毛尔盖会议既未决定北上，更未决定抗日。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中共红军在毛尔盖西北巴西一带与政府军接战失败，再加上一、四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猜忌和毛泽东、张国涛的内讧，毛泽东乃率领一方面军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部六千余众，以陕甘游击大队的名义，悄然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党史专家称，毛的中共中央曾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造根据地，休整力量，但没有明确落脚点放在陕北”。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才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7)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军抵达陕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吴起镇。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第一，在俄界会议上，曾想到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第二，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按：指徐海东和刘子丹部，后与毛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陕北瓦窑堡会合）。第三，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按：不是抗日）。”(8)由是可知，分裂后不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涛，他们都根本没有北上抗日的想法，只有继续革命的“打算”。毛部将逃亡终点定在陕北，是因意外地发现陕北尚存红军；张部南下逃亡，更与北上抗日南辕北辙。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逃亡整整一年后，中共各路残余红军不仅没有在言词上提出抗日，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抗日。果然有方志敏打出了诸如“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则不过是打着抗日的旗号以逃跑罢了。说什么北上建立陕北抗日根据地，不过是弥天大谎。恰恰证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败逃亡是真”。只能再一次表明毛泽东一贯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作风罢了。

七、毛泽东“建国”有功吗？!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吗？!

　　1、毛泽东建国只对共产党与既得利益集团有功

　　有人说，毛泽东一生，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建国有功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首先，建国是用高昂的代价换取的。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建国是用数千万人民的生命换取的。但是，人民所期盼的民主、共和、宪政的国家并没有实现。那些解放前小学课本中民主、共和、宪政的词语后来都成了右派的罪证。请问，数千万人民的生命牺牲值得吗？

　　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如果建国是为了展开后面一系列人祸，实施那一系列罪行，这一“建国”还有“功”吗？这一“建国”对谁有功？只能说对共产党有功，只对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有功。正是毛泽东率领共产党夺得政权，坐上江山，建立起共产党的一党天下，他对共产党“功不可没”。然而，从毛“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是对中国人民新的奴役，更专制、更黑暗的历史的开端，这一建国对人民是“功”还是“罪”？蒋介石国民党所以被推翻，是因为它独裁专制、腐败黑暗。如果你知道毛泽东共产党一旦掌权后将会比蒋介石国民党更独裁专制、更腐败黑暗，你还会迎接这种“解放”、这种“建国”吗？毛泽东的所谓“建国”完全是开了一次历史倒车。开历史倒车的建国也能说有功吗？!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对于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毛泽东开国是有功的，并且功劳是巨大的。对于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来说，开国不仅没有功，反而有罪。你们说呢？!

　　对于全国人民来说，什么开国有功？人民的国家1912年一月一日就有了，还用着着他开国吗？他只是颠覆了民国，成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帝王之国，伪共和国，他成立之后一人极权天下，有民主选举吗，有法制吗，军队归他一个指挥想打仗就打仗想造反就造反，只效忠他一个人，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呢？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中华，也不共和，更不人民。

　　49年建国，建国后俗称解放后。究竟解放了什么？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解放了兽性，人人自残；解放了贪婪，丧失了人伦；解放了流氓，个个沐猴而冠；解放了土匪，强抢成为常态；解放了罪犯，作奸犯科可投名；最终解放的是一个团伙，它们打着“人民”的旗号劫持了这个国家，为祸世界。

　　其实，从中国共产党一党的利益而言，毛泽东也只是功过参半：毛泽东的功劳在于不断打内战扩张共产党的地盘，甚至借助日本侵略者的势力扩充了共产党的势力。解放后，又将民主联合政府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专属工具；毛泽东的过失在于做了很多有损中共形象的丑事，甚至直接破坏中共组织、迫害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令共产党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从中华民族全体利益而言，毛泽东根本就没有功劳可言。打内战、假抗日、扩张一党势力，算哪门子的功劳？非法乱杀中国人，不管被杀的是非共产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有罪的。解放后的和平时期，非正常死亡达八千多万人，简直罪大恶极。

　　老百姓跟着毛泽东闹革命，完全是受了他的欺骗。毛泽东深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民族优秀传统，尤其1945—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反独裁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和民主人士的反蒋斗争风起云涌，形成为反蔣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创建新中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泽东需要借助这股力量；可在建国后毛泽东地位变了，醉心于独裁专制政体，一心要成为“当代秦始皇”，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则势必会形成历来暴君之共性，于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一群体的态度，也势所必然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除上文提到在延安时，对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反复作了民主的承诺外，又如1944年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曾经说过：“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刘少奇说过：“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类似的说法，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处处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他们说（自由民主）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就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当年这些讲话和文章，对广大青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决心成为共产党人，坚决跟随毛泽东共产党闹革命。那时，毛泽东共产党会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诚如韦群宜所说：“在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她的女儿杨团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得更透彻：“我的父母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在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是公然反对民主的普世价值，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无情打击和平理性要求宪政民主人士的党，为维护一党专政的维稳经费高踞世界榜首，甚至超过军费的党，已经是贪官污吏“前赴后继”的党，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其实，革命伊始毛泽东就暴露了“斯大林+秦始皇”的真面目。在延安时代，毛就已经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延安整风和各根据地大规模肃反，结果杀了“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就是最好的证明。

　　毛泽东此举开创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恐怖肃反的先河。毛泽东就是靠杀共产党人染红顶子，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起家的。

　　毛泽东有别于斯大林。斯大林杀人是在他掌权以后，才开始清除异己，毛泽东杀人是在他尚未掌权之前。他教会了斯大林、教会了贝利亚、教会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教会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教会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会了波兰的贝鲁特、教会了捷克的胡萨克、教会了朝鲜的金日成……教会了红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这个反人类的大刽子手，是毛泽东特别青睐的真传弟子。毛曾专门指示陈伯达、张春桥等人4次对这个小同志耳提面命传授真经，并且出钱出枪出人，给他装备了一支革命大军。在夺得政权以后，为了建立纯净的无产阶级社会，从1975年暮春至1978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据说，年轻的行刑者为革命节省子弹，干脆用锄头铲断囚徒的脑袋。其中包括几十万华人——我们的同胞！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说：“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有人总结近代中国最悲催的事：

　　①好不容易建立新中国，结果新中国饿死的比抗日战争牺牲的还多。

　　②内战死了几百万同胞，结果发现其实国民党不比gcd差。

　　③发现当初所谓四大家族其实有人还没有现在党国的处级干部有钱。

　　④带领我们反美反西方的人他们的后代都移民美国了。

　　建国后，毛泽东制造了8,000多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

　　综上所述，请问毛泽东建国有功吗!？

　　2、邓搞的决议，是为了继续维持党国体制和特权统治，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通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就是要解决一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出现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再评价问题。本来，饱经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和摧残的人们，上至高层领导，下及一般百姓，大家都是饱含怨愤，对毛泽东普遍否定，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神话已趋于破灭，这是必然的事。在历时一年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会讨论中，群情汹汹，毛的错误受到揭发和批判，毛的形象随之完全动摇。历史无非是写真实，按照事实老老实实写出来就是了，做什么"决议"呢？决议是政治性的东西，要大家都来服从。对历史作个决议，这本身就是按照某种政治需要来改写历史，粉饰历史，抹杀历史，或者凭空捏造历史。然而就是这个复出的邓小平，搞出了这么个决议，强行通过，要用一种决议的方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把摇摇欲坠的毛泽东形象和已百孔千疮、不成体统的毛泽东思想重新树立起来。《决议》当然也不能公然无视事实和违抗民意，它承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全盘皆错。但是，老谋深算的邓小平，认定毛泽东这面旗子不能丢，为了继续维持特权统治的合法性，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撑下去。于是，便让起草《决议》的御用秀才们在文字上玩花招，进行曲护。它断言：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他的集中概括。”而“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就是说：把“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巧妙地与毛泽东区分开来，其真实用心就是要为毛泽东洗刷和减轻罪责。

　　(2)“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定的调子是：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邓小平巧妙地用十几个字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把毛泽东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四人帮”的黑后台身份中划分出来，变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中央人人有份，毛泽东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犯了错误的好人。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首犯毛泽东不但不被指控，反而奉若神明，并把他的头像继续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强迫群众顶礼膜拜。

　　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不能容忍的。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

　　回忆一下，朱老总的临终遗言是对邓搞的决议的最好驳斥。“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中国有句俗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邓小平‘舍本求末’‘舍车保帅’究竟为什么？

　　江青在法庭上气焰非常嚣张地对法官说：“你们所揭发都是事实，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主席指示办的，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讲的是真话，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张春桥则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对审判不公正表示抗议—无论检察官、法官提问什么，一言不发。演出了中外司法史上最大的一幕丑剧与闹剧。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首辅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

　　决议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决议，明白地告诉人们：毛是被江青利用了。真不知这一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不妨回顾一下有关史实：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下定决心“倒刘”时，为找“突破口”，派江青去上海潜入地下，密谋炮制姚文元的“黑文”，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三次定稿。

　　1966年2月，为与党中央按正常程序审批并经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认可的《二月提纲》相抗衡，毛泽东又特地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文毛泽东又亲自修改了三遍。

　　1966年六、七月间，为给毛泽东自己在八月的《炮打司令部》，准备“炮弹”，江青、康生之流再次潜入地下，泡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唆使北京高校的个别学生，大反工作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这是“奉密旨”进行的。

　　1967年７月，又是毛泽东亲自出谋策划，让江青出面炮制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黑材料”。

　　仅从上述四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就足以认定：不是江青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江青。而这四次重大政治事件，又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几场关键性的“战役”。江青充其量，是充当了毛泽东的“打手”或“帮凶”。离开了毛泽东，凭江青的“德与才”，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有什么作为？《历史决议》的“利用”一说，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实在估计得太低了。众所周知，“四人帮”只是毛泽东的替罪羊而已，首恶不办，拿从犯出气。这样先例一开，上行下效，中国司法能公正吗？中国共产党能取信于民吗？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等恶性案件接连不断发生，根源就在于此。

　　在法庭上江青说：“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的确，“文革”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人，都没有介入。那时候“四人帮”根本没有产生。“四人帮”是在林彪死后，王洪文来京后才形成的。林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的九大到1970的庐山会议的一、二年间。早已死去的林彪和早已消失的林彪集团，怎么能对十年的“文革”负责呢？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文革”破坏最严重的时间是在1966年初期6-8月这个阶段，这是十年浩劫的大破坏阶段。“文革”中，抄家、批斗、喷气式、阴阳头、游街等破坏性极大的社会事件，都发生在这个阶段，大批人被打死、杀死，许多人自杀，也都是发生在这个阶段。这一期间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领导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文革”运动也由刘邓领导。期间，全国各地大破坏、大抄家、大斗争的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基本上都是在中共党委严密领导下进行。即便是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的风仍在刮着。华国锋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由此可见， 把“文革”的账完全算在林彪与“四人帮”的头上是十分荒唐的。有人甚至明确提出：“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呢？”

　　邓小平保护毛泽东实质是保自己，因为文革前他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极左路线忠实执行者，深入揭批毛泽东，必然要联系到自己。

　　邓小平袒护毛泽东，保极左路线是为了保自己，也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旧神，是为了树立新神。是为了让自己凌驾在全党之上。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有功的。但他是政治改革的拦路虎，绊脚石。至今，他的极左思潮仍然阻碍中国走向民主之路。

　　现在把从部署、策划，到开展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语)和“全国全面内战”，并具有明确犯罪动机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有意放过，去追究走狗江青、林彪和走狗的走狗张春桥们的责任，似乎脑筋出了问题。其中的奥妙就连我们局外人也不难体会。终于，总设计师道出了天机：“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又说：“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树立个人权威，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永远是清醒的。但是，却给共产党的历史抹黑，写上了蒙羞的一笔。

　　3、毛泽东思想应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思想，决非其他人的思想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的想法，应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思想。比如井冈山时期的“肃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抗战中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解放后的“反武训”、“反胡风”、“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主导下全党一致地进行的。不能认为凡是正确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错误的就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同样是毛泽东讲的话，正确的就要，错误的就不认账。事实上，完全变成一个捉摸不定的、含糊不清的概念。说得透彻一些，是一种愚弄人民的手腕。这比“八大”《党章》何止倒退了十万八千里！其实，也像‘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一样，毛什么时候离开过‘左’的路线？请看“肃AB团”、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抗战中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解放后的“反武训”、“反胡风”“肃反”“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哪项运动不是错误的？!既然“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那么之前这些运动也都是‘左’倾错误路线指导的，自然也都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那么我们怎么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呢？中国还存在不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事实呢？!

　　即便是中共党内有个别领导如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有些正确思想，始终未成为党内的主导思想，非要把它安上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又有何意义呢？!又请问，文革中，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谁能区分哪句是毛泽东思想，哪句不是毛泽东思想？!

　　再则，说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不包括毛的错误思想，意味着否认真理的实践标准，因为集体智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会犯错误。把党的其他领导人或集体智慧都归到毛泽东个人思想名下同样不合情理。这等于说：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我的错误不是我的；别人的正确思想都归入毛泽东思想——你的正确的都是属于我的!这种逻辑显然很荒谬。

　　于是人们进行了归纳：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早期的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晚年的毛泽东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

　　4、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都不是普遍原理

　　邓小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为了推卸自己作为副帅的历史罪责，可谓煞费苦心的。说什么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这与“反右是必要的”说法一样的荒谬。又按邓的说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认为首先应该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什么普遍原理(前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在亚洲与世界推广的失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普世适用的价值，而只是一种反马克思学说的暴力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查马克思列宁主义（俄语：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的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不同的大环境下，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按以上定义可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一人或几个人的专政)的理论。同样，毛泽东思想也是暴力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个人独裁的专政)的理论。从毛选五卷的注释引文可见，大量的均系中国的古籍，马、恩著作几乎未见，倒是有一些列宁的有关策略和政策方面的东西，意在起“立竿见影”的作用。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实践(包括中国千百年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毛泽东思想不是来自马克思学说，而是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痞子精神与斯大林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相结合的产物。而马恩早已与时俱进了。正因如此，井冈山时代就有反AB团等的错误，解放后有三大改造、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及历次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运动无不带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左’的特性。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已为毛的罪孽所亵渎，我们清算毛泽东的罪孽，就必须批判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制度上彻底肃清毛思想的流毒，为政治改革鸣锣开道。

　　在丁弘的《在哲学的迷雾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他（指毛泽东）几十年间惨淡经营的人民公社、大跃进、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新时期到来，全部一风吹了。从总体上看，这都和他没有‘实事求是’哲学思想有关。正如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所预言：‘毛泽东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风雨就会冲光了……当然中国还会存在。’正像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哲学家李达事先预告的：‘你这样，中国要遭难了。’”毛泽东除了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暴力专制与死亡外，又能留下什么呢？!

　　5、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个人崇拜的产物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辩护，最好笑的一个地方，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泽东思想，别人讲出来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泽东的思想——这完全是概念的游戏。邓小平为了给毛泽东辩护已经到了一种理屈词穷的地步，搞文字游戏。

　　要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真实意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毛泽东思想”一词是怎么来的。在中共历史上，每当掀起一次毛泽东思想热潮之时，也都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疯狂之时。毛泽东思想是个人崇拜的产物，其真实意义就是毛泽东的思想。1942年是毛搞个人崇拜的第一个高潮。毛以建党纪念为借口，要王稼祥写纪念文章，毛对王说：“你以前向我提的那个也可以写进去。”王心领神会，就把“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推了出来。王的文章由毛亲自布置并审核，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发明权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除了是毛泽东的思想之外，难道还会变成别人的思想不成？！1943年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面挂的是毛的金色画像。党校学员每人胸前都佩带毛的像章，毛的画像大量向边区发行，《东方红》乐曲也开始在边区传唱。随着共军对沦陷区的逐一占领，十六块根据地建立，《东方红》这首造神歌曲就唱遍根据地，一直唱到建国，唱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起起伏伏，至今毛的残渣余孽还想唱下去，以便夺回他们失去了的天堂，并再次给中国制造灾难。

　　后来，在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号人物，主席接班人刘少奇的专利。别人只有跟，不能超越。他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的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中，不下百次高度赞扬毛泽东并多次提到：“毛泽东及其思想”。把两者并提，“其”者，毛泽东也。“刘少奇还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最完美的词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他在非常庄重和严肃的场合最高度的评价、歌颂毛泽东及他的思想的第一人。他说得再透彻不过了：‘……当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刘少奇在1966》)

　　毫无疑问，刘少奇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思想，(也就是毛的言论或讲话），就成为真理的化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代表。“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刘少奇的提议下，毛泽东名正言顺地成为党的领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中央书记处主席，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党中央报刊编辑委员会主席。集“四个主席”于一身。刘少奇还在“七大”带头呼喊“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跃升为党的第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刘也成为中国毛泽东个人崇拜第一人。

　　虽然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要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却没有什么大动作，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出了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里抢过了“个人崇拜”的大旗，全军乃至全党都得跟林彪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调子宣传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形成了又一个司令部，与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邓小平相对立的另一个发号施令的机关。这就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之为两个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林彪此举是向八大通过的党章挑战，是向刘少奇、邓小平挑战，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挑战。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人敢再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人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只能悄悄地纠正“下边”的错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舞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上再放异彩。林彪1月29日大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党在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人民翻了身，党掌握了政权，‘三座大山’推翻了，正应该迈开大步向前进，这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当然在执行中，不能把总路线的各个部分分离开，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检一个，丢一个，那就错了。说明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因为那种指标本身就是不符合客观的，用它衡量大跃进，首先就是不符合事实的。要根据现实情况来比，根据各国情况来比，这是大跃进。即使去年今年和明年数字低，仍然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人民公社在实践中更加证明它是正确的，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发展形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

　　往下听，这个林彪，还有精彩的：

　　“在困难时期，要更加依靠党中央的领导，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领导。只有这样，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的，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是正确的。但是有些同志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思想，但是把事情往“左”拉，执行主席思想走了样，精神并不一致。当然也有右的问题，党内党外都是有的，如彭德怀就算一个，庐山会议暴露得很清楚。凡是“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比之我们某些同志的只是一股蛮劲不同，也与某些同志没有劲，不振作，没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们的世界观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义，这就是尊重实际，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综合起来办事。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因此，在困难时期，党更需要团结，越要跟着毛主席走。只有这样，党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国家才能更好起来”。

　　从林彪的这段话，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指的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无论王稼祥、刘少奇或林彪要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吹捧的当然是毛泽东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而决不会是邓小平为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故意做作的那种意思。

　　再看由张春桥执笔写而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它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里的毛泽东思想也只能指的是毛主席的思想，决不可能是其他人的思想，因为张春桥是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前言。该不会指的是你邓小平的思想不成？

　　又见，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说：“林彪同志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勇敢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容置疑，也指是毛主席的思想。没有邓小平或其他人的份。

　　正如祝世华先生所说：“关于‘个人崇拜’，在党的‘八大’已作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是‘封建的腐朽遗产’。当时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这对毛泽东是极大的威胁、极大的打击。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反右’和狠批周恩来，终于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就高喊：‘不崇拜，就不得了。’这是什么话？分明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话，是逆潮流而大动的话。毛泽东居然理直气壮地在共产党高层会议上讲了。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就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政治小丑柯庆施竟然跳出来，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对毛主席的崇拜，要崇拜到迷信的程度。’这又是什么话？看一副奴才嘴脸！一个堂堂的中共中央委员竟这样庸俗、低级，而又无耻。也正是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讲了另一句话：‘第一书记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所谓‘马克思’，只是一种陪衬，是一个幌子。当一个当代的‘秦始皇’，才是毛泽东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白。（在林彪死后，一次与国外记者谈话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又是那位柯丑，马上就表态：‘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用以表明只想当一个忠实的侍候主子的奴才。这叫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才。柯丑从此颇得主子赏识，在两个月后（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被破格提升为政治局委员。搞‘个人崇拜’，居然达到了这样可悲的地步：对毛泽东和他的言论、思想，要‘迷信’、要‘盲目’。这不能不说这是党的悲哀！同时也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哀。遗憾的是：毛泽东正需要柯庆施这样的‘小丑’，以维护他的‘凌驾’地位。”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封建的‘君君臣臣’观念、帝王专制独裁和个人崇拜的产物，邓小平颠倒黑白只能给共产党历史抹黑，延缓政治改革的进行。

　　祝世华又说：『仅以“文革”为例，“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引自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交锋》，第９页）。这里还不包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被毁灭殆尽的这一更深层次的伤害。所有这些恶果，本质上，都是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因此，有必要对“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进行反思，重新再认识，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貌。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早在45年前“八大”，已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个人崇拜”这一封建腐朽遗产的组成部分，一股脑儿扔进历史垃圾堆。而今天步入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都与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八大”的时代背景，所能比拟。总之，社会在高速向前发展，可是中国人民反而被经常灌输什么毛泽东思想，这一代年轻人能接受吗？他们也许会问：半世纪前已经被“八大”抛进历史垃圾堆里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重新捡回来强加给我们年轻一代人呢？』

　　可悲，共产党、邓小平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毛泽东思想，要把中国引向何方？

　　6、毛泽东思想对世界的危害

　　钟波先生《毛泽东的假象与真相》中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生涯中，最难受、最痛苦的是1950年至1953年，因为这段时间执行联合国和平使命的联合国军军人大量伤亡。中国军队偷袭惩罚侵略者朝鲜的联合国军造成联合国军军人几十万人伤亡的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他确实是人类的大灾星。”

　　毛泽东野心勃勃地对中共省委书记们说：“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很明显，毛泽东搞大跃進，就是要称霸世界。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有媒体认为，第一人口大国的苦难中国“以俄为师”,学到的是叁点，一是建政七年完成了政治资源垄断，经济资源垄断，文化资源垄断，构建了斯大林模式执政实体；第二是取得政权后就立即堵断民主革命进程，用事实表明原有的一切民主承诺纯属骗局，要公开召回秦始皇亡灵，办法之一就是制造“反右派”大型文字狱，建立起一个比秦始皇更为专制独裁的毛泽东王朝。第三是醉心于当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中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普世原则推向全亚洲、全世界。暴力社会主义损害了亚洲的许多国家，毛到处发动“武装斗争”。在泰国，他培植起来的、以华侨为主的共产党，在1965年八月七日首次与政府军交火。这一天从此被称为“开火日”，以失败告终。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当时印尼共产党有三百五十万人，在非共产党国家中人数最多。斯大林把它划归毛管。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说，中共一直在鼓励印尼共和日共：“只要有夺权的机会，就奋起以武装斗争夺权。”宫本与艾地曾在一九六四年讨论过这个问题。日共的态度是谨慎，而艾地却信心十足，觉得只要毛看准了就有把握成功。毛泽东把一败涂地的责任推在印尼共头上。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提供了毛同日共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毛说：“印尼共产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盲目相信苏加诺，过高估计了党在军队里的力量。第二，他们动摇了，没有打到底。”其实，印尼共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苏哈托的大屠杀其残暴，其凶猛，其迅雷不及掩耳，是中共在蒋介石手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苏哈托比起来，蒋介石对中共简直可以算得上“仁慈”。

　　一九六五年快要过去了，毛泽东在全球是失败连连。满腹挫折感的他，掉转头向国内的政敌猛扑过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掀起。

　　1979年1月7人晚上，越南军队攻克金边，“民主柬埔寨”灭亡。毛泽东的忠实学生波尔布特所领导的这场袖珍版的全景式革命，无论是成就还是错误，都带有深刻的毛泽东的印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波尔布特打下了天下，他耳提面命告诉波尔布特如何走社会主义的要言妙道使波尔布特把天下坐塌。印尼共产党的失败、“民主柬埔寨”灭亡等等再一次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农村包围城市的暴力革命，不仅没有普遍意义，它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推广开来只会给亚洲、世界带来更大的灾难。

　　要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泽东思想，大把花钱是少不了的。一九六0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0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著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著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進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不过，美国情报当局很快发现这些间谍去了中国也没用，他们与社会完全隔绝。

　　7、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给修正主义下的定义是：“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眼里，生存就是一切，生存哲学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观自然演化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就可知生存史就是进化史。生存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否定生存权就是否定人权。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统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人权的保障的。今天的人们大概很难想像曾有过这样一个时代，反对“生存”还可能有号召力。但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一个理论：它根本否定人民对生存的要求与权利。

　　上文提到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准备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19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又说过，历史上经常几千万几千万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后来他又说，不怕打核战争，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惊世骇俗放言，把外国同志吓得目瞪口呆。

　　《八评》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会上暴力革命已被毛泽东抬到了绝对真理的高度：「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這个最高指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可惜不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于暴力革命，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就主张用议会斗争代替暴力革命。他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有一点在我看来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这就是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是摒弃了暴力革命道路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学说正统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本意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把恩格斯摈弃的“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殊不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无论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前苏联和东欧暴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中国暴力社会主义的实践都历史地证明，暴力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完全有害的与错误的。邓小平们是否觉得参加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为创造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过贡献而感到非常光彩呢？!只能说明邓对自己的历史罪责丝毫没有悔罪的表现。顺便提一下，在执行暴力社会主义、搞阴谋诡计方面，邓与毛本是一丘之貉。毛死后，邓狂言“杀20万人，稳定20年”。邓还说，再发生动乱，还得开枪。是邓主持一至九评的编写，也正是邓通过生活会采用“逼宫”的方式把总书记胡耀邦赶下台，又藉口学生暴乱，集结军队，以武装政变方式把合法选举产生的总书记赵紫阳搞下台。证实了“六四”不仅仅是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而且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反改革的军事政变。邓小平直到1989年5月21日对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并无“把握”，认为会出现“冲击和干扰”，不能保证会议达到以江泽民取代赵紫阳的政变目的。“要等大军进入北京以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根据《李鹏六四日记》的揭露材料，1989年发动与支持动乱的罪名应当放在邓小平、李先念的头上，绝不应放在总书记赵紫阳头上，更与年青的学生无关。(详见六四事件时的李鹏日记)。

　　毛泽东主张“大权独揽”，“党領导一切”。邓小平则主张，毛在，毛说了算，我（邓小平）在，‘我说了算’，将來，由我的接班人说了算。人民说话算什么？什么也不算。一个人说了算，十几亿公民说了不算，这就是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制度。如果这也算共和国，也算社会主义，肯定不是普世共识的共和国和马恩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共和国」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何神志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屠杀視為「共和」的产物。中共党章总纲規定，“党必須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內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是对党权的限制。但是毛泽东是无法无天的，邓小平同样是无法无天的。

　　否定人的生存权，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鼓吹暴力革命，只要个人的专制独裁，反对老百姓的民主自由，这算哪门的社会主义？! 这算哪门的马克思主义？! 自由是终极价值，人权是价值尺度，民主是进行选择时最有效的手段，舍此之外，采用暴力、专政就要血流成河。共产党放弃了这些目标，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比历代帝王都要恶，因为共产党社会组织严密。

　　共产党员何家栋先生说：“中国共产党依旧是一个拥有武装、带有暴力倾向和黑道性质的政治团伙，与现代政治文明无缘。这不是党的光荣，也不是军的光荣，更不是国的光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通过革命实践检验证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正确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的第三国际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所谓第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是错误的。陈独秀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学说的真诚信仰者。

　　8、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是反马克思学说的

　　我在上文已经提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是造就了两个被剥削阶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新社会”的农奴阶级；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则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分子及其亲属子女沦为贱民，并与“地富反坏”构成为一个新的阶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人有产、已经消灭了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两个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呢？对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既然社会上还存在着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这样的社会还能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历史的讽刺是如此地诡异，阶级斗争理论本来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压迫和剥削的理论武器，现在却被压迫者剥削者用来对付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如果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也只能无奈苦笑了。

　　1980年代中期，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辛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怨愤，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对于马克思学说毛并无深入研究，只是断章取义地为其实用主义服务。李锐说：“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毛泽东倡导的五十多次运动斗争实践证明：

　　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动乱学说，以煽动穷人夺取富人财产来扰乱社会。它所煽起的族群仇恨，让一部分人从另一部分人的屈辱中得到满足。

　　阶级斗争学说不过是一种夺权术而已。

　　阶级斗争理论，是煽动仇恨、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泯灭人性的理论。

　　阶级斗争理论，从它来到人间起，每一个论断都在制造着野蛮、血腥与罪恶！

　　阶级斗争理论把人异化成了魔鬼。

　　阶级论是人权论的反动。

　　资本家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是自食其力的阶层。

　　在专制社会中，权力决定一切，权力也决定经济。因此，不应以财富多寡来对人群进行划分；应以权力关系划分人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即官民两大阶级。合法致富是没过错的，剥夺有产者毫无道理；要打倒的不是资本而是特权阶级。

　　人类文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

　　青年马克思把财产私有制当成了万恶之源，真正的万恶之源却是权力的私有制。权力的私有化、垄断化是中国贫困、动乱、愚昧的总根源。马克思学说不批判权力私有制而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了生产资料的一党化垄断主义和极度腐败。

　　阶级关系主要是协作，其次才是斗争。人们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协作才走到一起，一起工作后才可能产生矛盾和斗争。

　　中国从古到今，主要矛盾都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今天则是权贵与民众的矛盾。

　　阶级斗争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按照马克思学说，经过“三大改造”，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也随之消亡。毛泽东却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阶级斗争也愈激烈。甚至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反马克思学说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反马克思学说的观点还有许多，上文也已提及一些，在此不再重复了。

　　毛泽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死了两千多年的孔丘，被定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受到“中共解放区”几亿人的严厉批判；“黑五类”尚在孕育的胎儿，逃不脱出生后“狗崽子”的命运，幸运者不过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贫下中农子女无论如何低上一等以上，就像“摘帽右派”永远低于没有被戴过“帽子”的人一样。“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这一对政治术语，简单明了地体现了阶级划分的恶果。在正常法治的人类社会，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野，决没有“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由于阶级斗争，从中国共产党革命伊始到改革开放前，文官刘、周以下，武将朱、彭之后，人人有错，个个挨整。而“永远伟光正”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有一次，维稳办问某改正右派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委婉地回答说：“毛泽东是反革命分子家属，因为江青是反革命分子”。这样一来，按共产党的标准，结果党内一个好人都没有了。

　　有趣的是，在毛泽东的眼里，阶级成分还能遗传。六十年代，在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份文件中，还有一段这样的话：“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毛的秘书田家英看到这段话，私下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事实是，阶级成份必须遗传。否则，毛泽东的整个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要坍塌。

　　毛泽东对土改时的乱打乱杀知之甚详。1959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时曾说：“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由此可知，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农民被定为“富农”，就等于犯了死罪，应当受镇压。

　　宋家宏指出：对中华文化打击最大的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土改。土改一下把地主和乡绅消灭了，他们是中华文化一代代的传承阶层，这样掐断了民族文化命脉，让流氓地痞来主导乡村社会。现在说什么国学复兴，没有乡绅这个传承载体了，怎么可能？

　　在毛泽东的统治下，通过阶级斗争，中国成了世界顶级“冤假错案大国”。中组部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识分子冤假错案达680多万件(9)。1983年中国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是400多万(10)。建国后到1981年累计培养的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数量为800多万⑾，加上建国前遗留下来的人数，顾则徐先生估计中专以上知识分子总数约为1000万。按此，中国知识分子冤假错案每百人有68个，即每三个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国人中，有两个以上在1978年前遭受过冤假错案，有过非人的遭遇。⑿仅以文革计，据各地检察厅起诉书统计，正式被“起诉”迫害的有744,554人，34,766人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超过一亿。其中受害的政治局委员22名，中央委员（含后补）96人（1968年有“叛徒”、“特务”、“有历史问题”罪名者占总数72%！），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3人，全国六大局的4个第一书记，29个省市区的60个主要领导人，中央监委34人，人大常委60人，全国政协常委74人，军委副主席5人，民主党派负责人11人，军队干部8万多人（其中1100多人被迫害致死）。以政治局委员计，1965-69年，10 个人打掉7个；1965-73年，10 个人打掉8个。1965-69年的5个侯补政治局委员打掉4个。文革十年间，国家领导人从主席到副总理共21人，除宋庆龄被架空，董必武、谢富治、柯庆施三人早逝外，12个被打倒，3个被斗，一个被批。21个人只剩一个未计入，就是死无全尸的林彪。在迫害致死的人中，包括张闻天、李立三、王稼详、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黄克诚、周小舟、李井泉、陶铸这些中央级的人。地方情况更不用说。仅“广东地下党案”就有林锵云等85人被逼死。⒀从希特勒、斯大林到麦卡锡，我们看到，统治者、执政者用国家、政府赋予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2004 年全国反腐案，处分17多万罪证确凿的官员。其中厅局级431人，省部级16人。十年下来，不知其数。从680万冤假错案，到不知其数的真腐败案，都指向一点：用国家、政府赋予的权力所犯罪过，远在社会任何犯罪分子和犯罪集团之上。但我们又不能不要国家、政府，而且还要爱国家爱政府。这是人类社会一大悖论。全部问题在于，人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府。

　　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一生所坚持的“阶级斗争”史，其实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中国人民的血泪史、也是共产党的耻辱史、毛泽东的罪行史，更是“世界历史最残酷、最黑暗、最野蛮、最愚昧的”（季羡林语）暴政史！今天，谁也无权剥夺揭露这一史实的权利；但若无这一史实存在，毛泽东也不至于会如此臭不可闻，而且令人咬牙切齿！

　　“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一松，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出来。……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选》第五卷第477页）“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搞个把月就行了。”（《毛选》第五卷第488页）毛泽东的这两段话，活脱脱钩画出毛泽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逻辑依据与他的内心世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毛泽东统治下的“臣民”，都得靠“整”、靠“斗”，才能服服贴贴、老老实实听命于我毛泽东。在毛泽东脑袋里，只有“整”与“斗”两个字，从来没有想到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力；更谈不到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毛泽东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发展了马列主义。真是不知羞耻!

　　很明显，割舍了阶级斗争，就不成其为毛泽东思想。“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反修”、“反帝”，直到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一个“反”字贯之，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没完没了的斗下去，怎么能创建和谐的公民社会呢？!坚持毛泽东思想，只能给人们带来暴力、腐败、压迫、苦难和死亡。

　　为了实现惟我独尊的凌驾态势，毛泽东推行心照不宣的“以崇拜毛泽东为纲”，为了方便打击不够驯服的人，毛泽东推行广而告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崇拜毛泽东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支撑社会的脊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则是毛泽东时代面对世人的脸面。无论是脸面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脊梁以崇拜毛泽东为纲，都是祸国殃民的。

　　最终受害的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谁让你碰上那么一位政治骗子来充当“最高领导人”。令人惊奇的是直到现在，这个“假面”还撕不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传记作家叶永烈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针对毛泽东好斗，叶说：“实际也是这样，毛泽东走到哪儿，就斗到那儿。形形色色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云，伴随了他那漫长的一生。”

　　“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9、毛泽东思想是专制暴力的空想社会主义

　　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当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它比空想社会主义更落后，更反动，它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搞专制独裁，搞世袭制和家天下。辛子陵先生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真实史料，赤裸裸地但绝无夸大地揭露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并着重分析他铸成种种大错的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分清历史是非和理论是非，排除“左”的干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深刻揭露毛泽东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表现，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政治体制，是打着革命口号举着马列主义旗帜的专制政治体制，是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秦始皇加斯大林。我们中国只有从制度高度上批透批臭毛泽东，这才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

　　吴祖光在1997年就说过：“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绝对是一个中国以至全人类有史以来最绝灭人性的、最惨无人道的、最荒淫、最无耻、最残忍、最阴险的暴君。他的罪恶擢发难数。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丝毫的法制观念。毁灭生灵如同儿戏，毁一条生命，比踩死一种蚂蚁还要容易。”他还说：“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

　　毛泽东的一生是罪大恶极的一生，是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一生。按照谢韬的说法：毛在历史上的定位，他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不戴皇冠、没有帝号、比皇帝还要皇帝的末代皇帝和最残暴的红色君王，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行者永远留存在中国以及世界空想社会主义历史的记忆中。

　　10、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

　　195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这可以视为毛泽东改变新民主主义设想和对资本主义政策的一个信号。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8-199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匆匆完成了三大改造。为此，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是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确立的关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论断，为后来“左”的错误的产生埋下隐患。1958年的人民公社规定，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一两年后也变为公有，使生产关系大大变动，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遭到剿灭。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认为，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

　　以上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基本看法。但是，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毛死后，邓实行改革开放，又把资产阶级请了回来。近年来，更有官僚权贵资产阶级活动猖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可有趣的是，2004年的宪法仍明确宣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好像改革开放后请回来的资产阶级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就不算资产阶级了，当然更不是剥削阶级了。“睁着两眼说瞎话”、把谎言载入宪法，这样的政治笑话大概也只有充满谎言的中国才可能产生和存在，也可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吧。

　　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用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等于用消灭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用伐树的办法造林。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永远达不到那个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一定阶段。

　　马恩年轻时也曾要消来私有制。辛子陵在《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一文中指出：“1886年2月，1892年1月和7月，……恩格斯用大致相同的语言三次明确：共产主义理论可以谈论，但绝对不能实践，谁要是真干，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作为理论家，否定自己创立的理论是非常痛苦的。恩格斯没有说共产主义理论错了，而是否定了它的实践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他要把这一理论作为无害的理想，留在人间。他好像预见到后代共产党人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干出蠢事，谆谆教导后人，共产主义理论是不能实践的，小规模实践犯小错误，大规模实践犯大错误。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你读过许多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你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坚持要把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改造世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中苏两党长期犯“左”的错误不能自拔的历史根源。”

　　11、从不罪已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如果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一票。”他甚至自豪于被人比做大独裁者秦始皇，他说：“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并且补充说，“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既然要个人独裁，就势必要制造个人崇拜。毛泽东对此也毫不讳言，他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还不断通过各种运动，制造“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来造神。甚至亲自指令人民喊他“万岁”、“早请示、晚汇报”。

　　毛泽东深知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1976年6月7日，毛泽东对毛远新、张玉凤说：“我在世的时间不多了。对文化大革命、对江青、对一批干部的怨债，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总理是在批斗我，……，死后还要鞭尸。火化、火化，不留死尸。”

　　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都在所难免，毛泽东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死不承认，而使错误愈犯愈大，以致酿成弥天大罪。毛临死前准备传位给江青，带有一点儿无奈，他并没有万世一系的信心，他盘算只要有两代人（江青一代、毛远新一代）的时间，就能根本改写大跃进的历史，赖掉饿死四千万人的历史责任。这就是毛泽东对错误的态度。可惜，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正如辛子陵所说：“要用浓墨重彩在这里做一个标记。中国人用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牺牲最多的惨重代价，证明“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个实验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说过：“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已诏。”还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他不检讨，原来是怕亡国下台，一语道破天机。自然，更不可能像德国总理勃兰特、英国首相卡梅伦、俄国总统普金、蒋经国、马英九一样为上一代人认罪、赎罪。

　　伟大的人物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们不犯错误。而是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恩格斯与毛泽东成了鲜明的对比。恩格斯临终前五个月，毫无保留的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⒁遗憾的是有些共产党人仍然死抱着马克思、恩格斯年青时的幻想不放，也像他们的前辈毛泽东一样，原来是怕亡国下台，失去既得利益。至今，他们还强词夺理，粗暴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

　　12、灭绝人性的毛泽东

　　我想通过毛对世界、国家、人民，对同志、战友，对家庭、妻子的态度，来看一看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亲口对他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多少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这段话表明毛主使，要挑动战争。毛还说过：“有人说，中国爱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实中国就是好斗，我就是一个。”过去都说帝国主义是疯子、是战争贩子。听毛的一席话，才知毛才是真正的疯子和战争贩子。

　　大跃进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引发的。结果死了四千多万人，造成人相食的悲剧。毛又怎么看待死人的事呢？在为大跃进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时，曾就核战争发过一番宏论：“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端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千万啊。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毛泽东为何能说出这种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上文谈到，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苏联政府闻讯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毛泽东却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茆家升《从来佞幸覆乾坤》)这是人话吗？能说出这样的话，在毛的眼中，中国人还是人吗？!毛泽东还有－点人性吗？!中国人真不幸，竟摊上了这种人格低下的暴君！

　　毛泽东不仅仇恨知识分子，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国人的生命，对毛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他个人的权力是最重要的，并且他的权欲是无止境的。上文谈到，我们的万岁爷五七年冬，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说，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准备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死几亿人，对毛泽东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中国皇帝的宝座远不能满足胃口，他还要做比帝王更显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球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从来就不把人当“人”，女人是满足他性欲的工具，人民也只不过是实现他权力欲的工具，战时是炮灰，平时是奴隶、生产力。

　　为了掩盖大跃进中死亡四千万人的罪责，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家宴庆祝73周岁生日，毛泽东举杯祝愿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随后推出了进一步的动乱措施，煽动全国叛乱。所以，毛泽东不仅不顾忌人民的死活，还犯有煽动全国叛乱罪。文化大革命，搞得中国到处一片狼藉和混乱，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族人民都是一场浩劫。在文革中，惨死两千万人，整了上亿人，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浩劫和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煽动起来的全国全面内战。为了同一目的，在这内战之前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制造了彭德怀冤案。又在内战之中用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死了与他在一个战壕里战斗几十年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等人。文革中没死的，文革之后，又用种种卑劣手段促成其死在自己之前，如周恩来、朱德等人。妄想把政权交到江青手里，经过江青、毛远新两代之后，就不会有人追究“人相食”的罪责了。

　　以上是毛对世界、国家、人民、同志、战友灭绝人性的态度。下面再谈他对家庭的态度。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说：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著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進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打死何键，何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次打长沙，何键极为恼怒，决心报复，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的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她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开慧拒绝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次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导了她的死讯：“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其实，毛泽东的部队二打长沙，经过自己的家门口，带走妻子、孩子只是举手之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毛一到井冈山就娶了贺子珍，早把杨开慧抛在脑后了。凡中国人大概都会记得“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首词 ，可惜杨开慧是被毛皇帝弃之不顾而死，柳直荀则是在毛皇帝发动的肃AB团斗争中被杀的，这词就显得假惺惺了。其实，杨开慧也看透了毛的本性，曾撰文说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

　　陈振中先生指出：“毛泽东生活糜烂，道德败坏，喜新厌旧，移情别恋，未婚先孕，晚年喜欢‘老牛吃嫩草’，被他‘宠幸’过的少女，都是他孙女、曾孙女辈的，缺少起码做人的道德底线。”

　　祝世华先生指出：既然毛泽东有这种丑恶的灵魂（特指所谓的“三宫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也自认为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锐语），并“超过秦始皇百倍”，对他来说玩弄女人于股掌之中，就是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被他糟踏过的女子，为尊者讳，这一向是属于绝密的禁区，因此难以数计。这里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孙维世、上官云珠和张玉凤。

　　另据郑义先生《毛泽东与邓楠的那一夜》,毛皇帝甚至连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没放过。

　　综上所述，毛泽东是一个绝灭人性，惟有兽性的人。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因与女秘书莱温斯基的事受到弹劾，差一点连总统都丢了。为什么毛泽东玩弄了那么多女人，甚至还有人专门选美进贡呢？难道这不是制度的腐败吗？毛泽东是中共高官公开包二奶的带头人。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95本，制作标本236份；“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目下热爆网络的是河南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的“阴毛”故事，这个李部长被揭出接受性贿赂，共收集了三百多女性的阴毛，这是第二个有此癖好的淫官（另一阴毛收藏家是湖北官员张二江）。网民热议，称他为“深入裙中的好干部”；“明察秋毫”；“发现了美帝的阴毛”；“组织部长就是考察人，办公桌上考察工作作风，床上考察生活作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现在的高官们养着二奶的不新鲜，甚至有七奶、八奶的，不批毛、不进行政治改革，行吗？!

　　13、呼吁建立“毛泽东罪行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

　　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发表《又见〈红色高棉〉》一文写道：“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我在上文提到，著名作家巴金曾提议创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倒觉得不如建立一个“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综合博物馆”。这个综合博物舘的理想馆址应选在《毛泽东纪念堂》（当然得重新整顿布置），这也许是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最有意义的贡献。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能或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综合博物馆”或“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实在无法理解！

　　丁抒在《阳谋》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一群，得了中国一统政权后，尚不容陈独秀这堆死骨头存在，挖坟鞭尸，平毁无迹（丁注：1947年陈松年移父柩至老家安庆，江津另留衣冠冢，此当指安庆之陈墓），使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历史只有毛泽东而无陈独秀其人了。斯大林已遭受后辈共产党的鞭尸，我相信中国鞭尸的历史要重演……”

　　我并不赞成鞭尸，可以制作像秦桧一样的跪像，跪在天安门广场，向中国人民请罪。更应把毛泽东的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公之于众，呼吁建立“毛泽东罪行馆”，彻底批判封建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推动政治改革，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铭记毛泽东的历史教训。

　　14、中国向何处去？

　　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多次强调中共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毛泽东答外国记者提问）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共产党政权如何摆脱“兴勃亡忽”的历史怪圈时，毛主席坚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这是当年各民主党派和广大青年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毛泽东背叛自己的承诺，中国人民早在民主宪政的道路上，饱享自由幸福的生活。现时，农民成了失去土地的农奴。在国有企业里，没有一个职工（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了）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也没有管理权、参与权和对资金、利润的支配权，哪里谈得上什么“全民所有”呢？以言定罪，使广大知识分子成为落水狗似的、夹着尾巴的驯服工具。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专制暴力空想社会主义使中国成了非正常死亡超过八千万的人间地狱。邓小平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其实也只是部分采用了解放前经济自由化制度），经济上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功。利用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可在政治上毛泽东主张“大权独揽”，“党領导一切”。邓小平则主张：毛在，毛说了算，我（邓小平）在，“我说了算”，将來，由我的接班人说了算。人民说话算什么？什么也不算。用家庭生活会、政变的方式搞掉合法的党总书记赵紫阳、胡耀邦，在武装政变的同时，又在六四事件中武装镇压了学生反腐败的民主运动。硬是把“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坚持一党专政、维护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以致目前的中国反腐败愈反愈腐败，贫富两极分化不可逆转。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仆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民怨沸腾。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达到23万起以上，比起2008年的12万起，翻了一番。现实告诉人们，治理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靠暴力摆平一切是不可能的。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现在是“5000人的核心体系”对13亿人民的统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国体，一不代表穷人，二不代表多数。一党专政绝对失去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辛子陵沉痛地说：“试问吴邦国委员长，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最近国际上发生的事件，也给我们搞起警钟：一个全面仿效中国，将“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作为基本国策，把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并被称为非洲“最稳定”国家的种种神话，随着本·阿里总统的仓惶出逃而破灭了。一个靠暴力和铁腕维持了23年的政权，在短短28天里轰然倒下，让全世界的人都颇感意外。这不是政治幻想，而是公元2011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突尼斯的真实故事。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统治的国度，政权自身的高度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本阿里政权垮台的内因，无药可救，只有政权更迭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有趣的是，本阿里政权是在没有反对派的情况下垮台的。这一方面说明本阿里政权的维稳工作扎实有效，另一方面也证明，扎实有效的维稳工作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变成了反对派，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一个敌手，实际上处处都是对头。这一点，与中国现在的情形极为相似。中共依赖军队警察让唐福珍、钱云会闭上了嘴巴，表面上换取了“局势稳定”的大好局面，其实这是自欺欺人，地下的怒火，早已在人们胸中燃烧，只等出现布瓦齐齐这样一个导火索。埃及革命是从2011年1月25日开始的，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已经下台，并被逮捕，有可能判死刑。利比亚人均GDP有上万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远高于中国。面对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要求，卡扎菲公开宣布学习中共六四武装镇压民运，结果他在利比亚的42年独裁统治被人民所推翻，独裁者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得到他应有的下场。茉莉花革命席卷非洲，说明独裁总要灭亡，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加速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步伐。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救党派和每一个有志改革的中国人面前不可回避的问题。我的看法如下。

　　首先是要清除毛的遗毒，解决20世纪在中国从未解决的专制问题，追究毛泽东背叛在延安时的诺言的罪责与根源。毛所领导的革命是农民革命，是农民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自己的新王朝，自己称王称帝的革命，它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它不可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他领导成立的“中国”也不能称作新中国。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毛原先许诺的，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为此，当务之急是去除宪法和党章中毛泽东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条文，回到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上来。政治上引进竞争机制，允许由中共分裂出几个各自独立的政党，也允许党外人士组织新党。

　　为什么需要多党制？原因之一，如赵紫阳所说：“因为我们这种体制下，除我们一个党之外，无一个强大的政党，反对党。这样，这个政权一出事，一盘散沙的人，谁也不听谁的，可能出现慈禧崩溃后，军阀割据。国内大乱，老百姓可就吃苦了!如果我们党开放党禁，有强大反对党起来，我们下，反对党上去，局面还能维持。”(《赵紫阳还说了什么——杜导正日记》第178页)

　　其次，民主革命的任务之一是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中共实行了暴力土改，斗了、杀了地主，却没有允许“耕者有其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有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要使大多数人富起来，最根本是要使农民富起来。陕西农民由七十多岁的马连宝领衔，于2007年12月12日发出的《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的公告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农民是通情达理的，不逼急了他们不愿意铤而走险。2004年10月，四川省汉源县发生解放后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動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为了几十万地方诸侯的私利和九亿农民对着干，待到他们像火山爆发一般地起来“给你个说法”的时候，党就真的没有退路了。

　　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1996年以来，中央曾两次提出必守的耕地总量红线，又两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结果总是地方胜利，红线被突破。守住18亿亩红线最根本的办法，是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门峡库区失地农民说得好：“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

　　第三，彻底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切实全面执行“两个人权公约”，使知识分子从夹着尾巴的狗站立起来，成为真正的人。现时，我们也要批邓、批江、批胡（胡锦涛）、批掉一切反对自由化，反对政治改革的主张。中国才能建设成为一个承认“普世价值”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文明国家。

　　在毛泽东的残暴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处境是人所共知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是千万不能忘记，知识分子的境遇是与国家境遇息息相关的。五七年知识分子成了被打断脊梁骨的狗，国家就遭殃，比如，信阳地区右派揪得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接着就发生大跃进、文革等更大的灾难。目前情况有所好转，但仍差强人意。比如李锐先生发起的为实现宪法第35条的网上签名，凡签名的人都遭到公安部门的家访、“河蟹”。李锐、赵紫阳、辛子陵甚至李鹏的书都不能在国内出版，要拿到香港出版；还有民运人士如诺奖获得者刘晓波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等还在监狱里；六四事件和法轮功等至今没有平反；毛泽东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遗体也还在纪念堂；“二奸二假”的江泽民也未向全国人民有所交代，更未得应有的处理等等。中共党魁毛泽东、江泽民都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卖国贼，无独有偶他们俩还都是假党员，对于毛江这样汉奸卖国贼我们理应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相反的，据了解2011年有关部门对舆论的控制比2010年更严。

　　应当撤消舆论导向与监督新闻，取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化检查官职能，废除限制文化自由的部门法规，制定保证公民权利的《新闻法》、《出版法》、《文化事业法》，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迄今为止，指导思想上恐怕连文化自由的影子也没有。相反，他们把自由化看做是中外敌对势力的鼓噪和破坏。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吗？那么，共产党何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呢？

　　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的加入和批准，对我国目前的基本权利体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人权，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宗教和伦理的。人权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种族，跨越时空。用路易斯·亨金的话来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切望两个公约能在中国获得全面贯彻执行。

　　第四，辛子陵先生指出⒂：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名为公有制、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一较真，一落实，实际上蜕化成一种“官有制”。在这种体制下就产生了前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那样的官员。作为中国第一大企业的掌门人，他自命为“共和国长子”，贪污2个亿，生活极尽奢华，每日挥霍4万元，他每月的交际费是200万元。公然说：“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从贪污劣迹、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来观察，他都是个权贵集团的典型人物。

　　辛先生非常赞赏陈志武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4亿城镇居民。

　　第五，辛子陵先生还主张：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万亿财政收入，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据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体报导，湖北的一对农民夫妻因负担不起万余元的医疗费投长江自尽。不久，福建的一对农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医疗费，在闽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悲剧。这两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民悲惨的生存境况。外电评论：触目惊心的现实，宣告当局所鼓吹的农村合作医疗阶段性的失败。其条件之苛刻和保额之低，不具备社会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一样，这是中国当局为应付舆论和国际社会所搞的世界级形象工程。

　　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真实反映了该国的意识形态。领导人到底信奉什么？到底是人民的政府，还是特权阶层的政府，看看财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万亿财政收入怎么切割？是先切下60%留给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还是倒过来？拿官员用车来说，10年前开支3000亿元，说要试点改革，试点了10年，车更多了，现在的开支是5000亿元了。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年10月21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务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须动真的了。如果立下规矩，形成传统，用在百姓工资福利方面的财政开支占到60%，那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人民会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龙应台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中说：“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來会有免於恐惧的自由。”龙应台也说出了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希望。

　　因为害怕失去财富、失去工作、失去家庭、失去尊严甚至失去生命，人们选择说假话。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恐惧，连同与毛战斗在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恐惧？

　　林昭、遇罗克、彭德怀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彻底贯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实现免於恐惧的自由，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八、“爱人如已”应成为和谐社会的第一道德准则

　　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马克思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圣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6:31）。都说明社会道德的最高标准是天主教导我们的，要“爱人如已”。

　　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你应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这是最大也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与此相似：你应当爱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玛22:37-40)全部法律总括在这句话内：“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迦5:14）。

　　我老是想，但愿权力能成为一种责任(掌握权力就是要担负起一种责任)――一种爱的责任、一种爱人如已的责任、一种创造和谐公民社会的责任、一种扶助弱者的责任。那时，中国人民是有福的。最近有媒体报导，汪洋指出，“权力就是责任，工作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我深为感动，衷心希望汪洋的话能成为每个干部的座右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是个无神论者。在他的统治下，仅解放后就有八千多万无辜百姓死于非命，他理应向中国人民请罪，他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在他死后，共产党也没有向人民请过罪。日本人屠杀了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小泉首相还要去参拜靖国神社，也不向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请罪。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只有武士道精神。德国是个敬拜神的国度，他们的总理就虔诚地向犹太人、以色列人以及欧洲人民请罪(勃兰特1969年担任总理后，1970年访问波兰时向华沙的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献花后，肃穆垂首，突然间双腿下跪，并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勃兰特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赢得了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1971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良好的范例是很值得效法的)。勃兰特是替所有应该跪下而没有跪下的人跪下了！当时人们评论说，跪下去的是一个总理，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教育部将德国法西斯暴行，写在历史的教科书里，让下一代永远记住，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德意志联邦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一个不想让人民知道真实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不是有的国家至今还在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辩护吗？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新中国六十年来，经历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将五十五万(实际是317万多)知识精英打入另册，接着便是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反右倾，又将数百万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党内外没有了不同的声音，这才出现了三年非正常死亡四千万百姓与人相食(如安徽有记载人相食事件1289起)的大悲剧；到了文革，有上亿人受害，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后来的权力继承者，不应为这些惨死的人民下跪忏悔，进行历史反思吗？然而可悲可怕的是不让人们提起这历史，只许歌功颂德，不能揭示真相。不揭示真相，便不能探求真理，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便没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应成为政治家的常识。我们的国内出版社，竟不能出这些揭示真相的书，将反右、文革等被视为禁区；这些宣传出版部门，实在是在害我们国家，害我们民族。但是真相是不能掩盖的，真理的声音总要发出来。做为国民，每个经历过新中国历史的人，都应写出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写出来的经历，综合起来，便成了一个国家真实的历史，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之举。

　　谢韬老先生大声疾呼：科学的发展观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观上，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发展观。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清理几十年来的历史。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不清理专制独裁顽固腐朽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专制者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就不能前进。彻底清理专制独裁思想之时，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宪政民主有根本性的推进之时。（参见《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香港大学的演讲》）

　　中国是无神论国度，大多数人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蔑视宗教信仰，把宗教信仰当做迷信，精神领域没有共同的凝聚和约束。大部分人，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质行为上却是泛神论者。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感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纵观中国整个历史，最残忍的争斗和屠杀都来自于他们自己内部。是中国的大环境造就了永不罪已的毛泽东，也因了毛泽东更加剧了对宗教的摧残，使中国人更缺乏信仰、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感，内斗更残酷、更不择手段、更无人性。在毛时代，反文化、反精神、反宗教、反信仰、反普世价值、反人权、实行“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所有传统和外来文化，宗教、鬼神，或者被认为精神鸦片，或者被认为封建迷信。不论学者、神父、牧师、和尚、居士，还是道士、阿訇，统统被扫地出门，中国的精神世界赤壁万里，荒芜一片。从那以后，中国的宗教基础、宗教感，受到了彻底摧毁。这是中国历史上，精神世界的最大沙漠化。没有宗教的文明，从来是缺憾。让宗教感回到中国，人民才能回归善良，才能有感恩心、忏悔心、敬畏心、仁爱心。在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中，民主、自由、平等被视为天赋人权。无须提倡，就已深入人心。

　　我们天主教认为，天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赋予我们灵魂和自由。所以，人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宗教自由是人的天賦权利的具体体现，是人作为人的根本权利。在根本上，宗教自由是信仰的自由、良知的自由、灵魂的自由。可见，自由的观念本身就來自基督宗教，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就失去了最深层的根基。

　　有人说：“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精神、文化毁灭之后，中国需要精神、文化重建，而精神、文化之根在宗教信仰。”我赞同这一观点。足见宗教信仰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宗教自由还是政治自由的风向标，在現代世界中，沒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沒有宗教信仰（良知）的自由，也沒有言论与出版的自由。要宗教自由，必然要有结社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也常常先於其他自由受到保护，其次才是言论、新闻、集会、请愿的自由。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就是把宗教自由置於一切自由之首。宗教自由一定外化为从事宗教活动的自由。组织家庭教会是宗教自由引伸出思想言论自由与结社集会自由的典型例证。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可以保障並巩固更大的宗教自由。财产与产权的保障与宗教活动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沒有产权，就沒有捐赠与教产。

　　宗教自由绝不仅仅是信教人士的自由，而且是所有人的自由，因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有良知。宗教的自由，本质上是心灵的自由。因此，自由信仰的权利是一項应该受到保护的绝对权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公民接受或放弃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宗教自由是民主政治下的第一自由。宪政民主本身就是宗教观念的产物。宪政民主的价值基础源於宗教信仰，也是宪政下的宪法的价值源泉。沒有以神圣为依托的宪法，就不是神圣的宪法。无怪乎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把宗教看成是美国宪政民主政体中最重要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沒有宗教，不保障宗教自由，就沒有宪政民主。冒犯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冒犯宪法所保障的其他一切自由。宗教的自由是人的灵魂的自由，因而也是最无价的自由。所以，正是宗教自由賦予自由自身以意義。沒有灵魂的自由，就沒有获得良知的主体。沒有良知，自由也就失去了价值。顺应自己良知而不是强权的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关键所在，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核心。

　　“君权神授”。宗教自由还有一个特別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它能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顛覆任何专制统治的虚构的神圣性。宗教自由的存在，排除了国家权力是终极权力的可能性。宗教与宗教自由的存在，说明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不是绝对的至高，而是理应受到限制的权力。因此，宗教信仰自由是极权主义的一支巨大的拦路虎。宗教信仰自由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权力，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必然是政府权力无限的地方。因此，如果政府试图控制人们的信仰，决定人们该信仰什么，这样的社会在精神上是分裂的，在政治上是专制的。教会和教友团体的活动，特別有助于在社会中培育自治的美德。只有基於自治的政治秩序才是充分自由的政治秩序。因此，宗教自由有助於市民社会的成長，有助於自治的政治秩序的形成。

　　我们强调“君权神授”，因为不承认神的主权，人间的一切权力都失去了最终的可靠的来源。若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靠暴力夺取政权，靠暴力维持政权，靠暴力说明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强盗的政权，不需要民主和法治；若凭“钱眼子里出政权”，靠金钱夺权政权，靠金钱维持政权，靠金钱说明权力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窃贼的政权，也不需要民主和法治；若凭“心眼子里出政权”，靠权谋夺取政权，靠权谋维持政权，靠权谋说明政权的合法性，这样的政权是阴谋家的政权，也不需要民主和法治。不以神所启示的律法为高级法，为绝对法，就丧失了客观、超验的公义尺度，法律就是朝令夕改，成为施行私欲的工具，这样的法律是恶俗恶规，既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尊重。

　　一位老共产党员何家栋说：『“宗教是人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栖息之地，不能简单地以迷信视之。无神论者不信上帝，却将毛泽东乃至邓小平神化，……无神论轻生，有神论重生，你说谁的危害更大？无神论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唯物论者光说假话，你说谁更有麻醉性？有人说，敌人披着宗教外衣活动，但贪官污吏也披着共产党外衣活动，难道也取缔共产党？政府本来就不该管人灵魂的事，你花钱修庙建庙，好像是对宗教的重视，其实是对宗教的捆绑，不骂你骂谁？你掏了腰包就要管事，给他定级别、发工资，处级和尚，科级喇嘛，都成了公务员，这也请示，那也报告，比神管得还宽，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寺院里了。不插手宗教事务，你又不放心，怕它造反。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越管越反，越反越管。”

　　共产党提倡无神论，其实无神有神，很多人认为，现在还无法确证。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相信有神论，相信神佛和天主(上帝)，相信善恶有报，其对人心向善，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是有很大好处的。从这个角度讲，宗教信仰是对人类心灵的救赎，是对地球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其功劳之大，实是善莫大焉。

　　文革时，乱搞打砸抢，父母亲人之间也反目，社会完全失序，这既是专制政权和独裁者有意推动的恶果，也与当时把所有宗教当成封建迷信来打压有关。结果这样一来，却形成了新的宗教，而且是邪教，就是毛教。毛就是神，一切只能无条件相信毛，崇拜毛，听毛的话，按毛的指示办事，而且要早请示晚汇报。

　　很多人总结欧美民主国家为何几百年来那样稳定详和，自由民主平等价值为何如此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结论是：那儿的国民基本上都信教，多数是信基督教，也就是信仰天主(上帝)。他们认为，人人都是天主(上帝)的子民，人生而自由平等；天主(上帝)给了人们衣食，所以大家要有感恩心态。我想，这个结论算得上一个宝贵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马克思说，“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就是说，解决宗教问题的办法是在宗教之外，使穷人获得温饱，使病人得到治疗，使负屈含冤的人有处申雪，使处于绝境的人获得希望。延安人挨饿时诅咒毛泽东天打雷劈，但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时就欢呼“他是人民大救星”了。说到底，宗教是一个道德体系问题，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是人类为自身安全在法律和道德之外筑起的又一道防线，也是加于人自身的又一种约束，没有哪个宗教是教人为恶的。没有宗教的救赎精神，解决不了宗教问题，把它政治化，就是把它妖魔化。逼到无处可退，人就要跳墙了。宗教是一种信仰，时时唤起人的良心，给精神一个安慰，一个寄托。和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提倡延安精神，其实是一回事，只是教徒们比某些共产主义信徒要虔诚一些就是了。』

　　下面以藏传佛教为例，说明我国的宗教政策。班禅喇嘛一九六二年写给周恩来的七万言书。班禅喇嘛写道：“过去西藏虽是被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为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班禅喇嘛视察青海时，他看到“许多百姓连吃饭的碗都没有”。他掏钱买碗送给老百姓，并对中共官员愤怒地说：“过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众向活佛奉献，没有听说过活佛买碗给群众。旧社会要饭的手里还有个破碗。蒋介石、马步芳统治青海十几年，藏族老百姓也没有穷到连个碗都买不起的地步。”

　　与对西藏人民的暴虐同时发生的，是对西藏文化的摧残。当时有个“三大”运动，第一“大”就是“大破坏”。西藏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肮脏的和无用的”，要“破坏”。毛最致力于消灭的是宗教，早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他就讲西藏喇嘛太多，不利于增加劳动力发展生产。如今在西藏的寺院里，班禅喇嘛说：“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配偶]。”“掀起了消灭佛像、佛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和熔化，对寺庙、佛堂、玛尼墙，佛塔恣意進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中把没有宗教的地方称为黑地方]等而哀号。”破坏后的西藏，班禅喇嘛说，就像“炮弹摧毁，战争刚结束的样子，目不忍睹。”“西藏有大、中、小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改[中共的“民主改革”]后由政府留下来的仅只有七十多座，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多”。僧尼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三”，从十一万多人下降到七千人。使西藏人民最为痛苦的还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后若不進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间人们说：“我们死的太迟了，如果早死一点，还能得到超度，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

　　七万言书到了毛泽东手里，毛大怒。不久，班禅喇嘛就被批判斗争，身陷囹圄近十年，直到毛死后才重见天日。

　　我们国家总是把宗教统统当做“迷信”来批判，就算是迷信吧。可即使佛学的理论基础（轮回和因果）是完全错误的，相信佛的教导，又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百姓们如果相信和遵行“五恶十善”的教导，他们就不会去做坏事，国家的监狱就不会拥挤。如果他们相信轮回和天堂的存在，他们的精神就不容易绝望崩溃，他们对世界会有更大的爱心和耐心。如果他们相信有因果和报应，很多人就不再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干出种种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相信佛，难道比相信“金钱教”的人群更危险吗？相信轮回，难道比无所顾忌的“无神论者”更可怕吗？善男信女们参加的宁静的宗教集会，难道比场面疯狂的传销会场更让人恐惧，难道比刘少奇、彭德怀的批斗会更具有社会破坏力吗？何况我们无法“证明”佛陀的学说是“错误”的。现在的科技似乎越来越多地证实佛的很多说法还是有依据的。美国很严肃的名牌大学，虽然极为缺乏东方文化的基础，却基于尊重科学和事实的原因，而开展了专门研究轮回现象的科学研究项目。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去试着去研究和了解一下佛学的奥秘呢？她原本就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排斥呢？

　　很遗憾，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如果真是要建设“和谐社会”，要追求“社会稳定”，我倒以为宗教能够帮助我们国家很多。比如，佛学是一个很和平，很宽容，内容极其丰富，同时系统很开放的古代教育系统。对于源出中国的道家，我们就更陌生了，以为就是驱鬼烧符炼丹这种怪异荒诞的东西。这不是道家，而是民间迷信。真正道家的核心精神，就是“道法自然”，就是尊重自然，尊重客观规律。这难道不是与我们的国策“科学发展观”高度一致吗？

　　道家的生活态度就是“清心寡欲”，反对人心和欲望的无端膨胀，恪守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生活原则，这与“八荣八耻”提倡的生活态度，难道有任何矛盾吗？如果说“八荣八耻”还仅仅是简单的口号和理念，但是，道家已经把这种生活态度深化到了一个严谨而丰富的理论体系和详细的执行方法。我们直接搬用，不是省了很多事情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不去用不说，为什么还紧张兮兮地防范他们的“险恶用心”？我很难相信古人留下这些学问，是为了想要害自己的子孙后代。

　　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道家了。可是道家智慧却在国外受到巨大的欢迎，老子被誉为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发行量仅次于【圣经】。李约瑟说过：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是一颗烂掉了根的大树。中国这棵大树，在枝繁叶茂的表面繁荣下面，埋藏着深深的危机，为什么不赶快把中华民族的“根”接上来呢？我认为佛陀、老子和孔子都是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的学说和智慧，两千五百多年来教化了数不清的人，帮助了数不清的政权。因此，我尊重他们，虽然我是基督徒，不能拜他们。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也不需要世人的膜拜，他们只是需要理解。准确地说，不是“他们需要”我们的理解，而是我们非常需要去真正理解他们，为了我们自己生活的幸福和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需要他们的智慧来帮助。

　　当然，我知道政府的顾虑，是担心宗教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反对我们的政权，所以一向非常小心地“严防死守”，生怕出一点问题。我不排除有些坏人会利用宗教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是，我迷惑不解的是：这些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不良目标，都要来“利用宗教”，恰好说明宗教具有巨大的“利用价值”。它就像是一把倚天宝剑一样，如果怕坏人把它拿在手里干坏事，因此到处搞“封杀”，不让别人碰。如果我们自己拿起这把宝剑来用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正当地，合理地“利用宗教”？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正当地利用宗教的价值”，怎样才能防止别人“不正当地利用宗教”呢？

　　宗教对人类的心灵一向就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们简单地排斥它，只能让某些“意图不轨人士”有机会更加有效地利用政府的这种排斥态度来壮大自己。所谓的“佛有魔缠，道有正邪”。如果我们积极提倡和鼓励佛学，道学（包括佛教，道教）的正念，倡导其积极的一面，想利用宗教来达到不轨目的的“邪魔外道”又如何能够得逞呢？最后的疑问就是：就算是有当代的白莲教等利用宗教信仰造反的潜在可能性。难道在导弹时代，这些依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民间组织，我们居然会去担心他们有可能“推翻政府”吗？封建王朝即使知道有可能被造反者利用的宗教，他们都不担心，我们居然会害怕吗？

　　我们用“提倡科学”的名义作为反对宗教的理由也一样不能成立。宗教绝非与“科学和文明”水火不容，西方各国一向鼓励宗教信仰，这并没有妨碍，反而有助于他们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日本传承于中国的佛教，以及本土的神道教等，已证明相比西方的宗教信仰具有更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为什么我们国家会认为宗教，特别是佛道两家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一定会带给我们麻烦而不是好处？我认为目前惧怕排斥宗教的种种表现，是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至今还太不了解宗教，不了解佛道两家的思想，因此带来的盲目排斥。

　　要建设一个伟大、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没有基督徒是不行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二零零五年我有幸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深深感受到在主内的友爱、和谐和平安，这与毛泽东时代蓄意挑起階级仇恨，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无奈、无助和不安，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欣赏1990年亚运会唱出的“让世界充满爱”。主爱世人，天主就是爱。天主谆谆教导祂的子民要“爱人如已”。我想“爱人如已”应成为和谐社会第一道德准则。爱，人与人之间的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爱，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爱，是普世价值的基石。只有爱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爱，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回归宗教感，就是要讲博爱，讲大德大善，讲仁义，讲天人合一，而不是相反。这是真正的“精神文明”所在。建立在毛泽东思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社会，决不可能是和谐社会，更不可能是和谐的公民社会。

　　我是天主教的新教徒，偶而看到教会办公楼有一爱国会的办公室，冷不丁产生一个疑问：信了基督就会不爱国吗？基督徒有了问题，自然要求教圣经。圣经上说：“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凡人应得的，你们要付清；该给谁完粮，就完粮；该给谁纳税，就纳税；该敬畏的就敬畏；该尊敬的，就尊敬（罗13：1－7）。”

　　圣经上又说：“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要尊敬众人，友爱弟兄，敬畏天主，尊敬君王（伯前2：13－16）。”圣经上还说：“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人，为叫我们能以全心的虔敬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弟前2：1－2）。”圣经要求基督徒应服从官长、服从政权，甚至为掌权者祈祷。很显然，每个虔诚敬主的基督徒必然是爱国的。

　　耶稣基督就是爱国者的典范，他为救赎人类而死，也是“为（犹太）民族而死（若11：51）”。后来查考历史，斯大林时代，苏联也认为基督徒不爱国，可是经历卫国战争的洗礼，历史证明基督徒甚至比一般苏联公民更爱国。

　　圣经上又说：“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栈，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若10：17)。”“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弗4：5)。”“圣父啊!求你以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若17：12)。”我们天主教信奉惟一、至圣、至公的普世教会，信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可我们的爱国会要分裂教会，自办教会，自圣主教，违反圣经的教导，每一个虔诚敬主的基督徒能信服吗？!能接受吗？!

　　宗教是一种信仰，与爱国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信仰”与“爱国”作为两个概念，风牛马而不相及(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叛国罪”、“特务罪”自有相应的法律惩处，不必在此掺和，挑逗群众情绪)。爱国应是所有普通中国公民的情愫，无论那个政府部门都没有“爱国会”的办公室，为什么要用“爱国”来剌痛普通基督徒的心呢？！我认为基督徒必须爱国爱人民，否则就不配称为基督徒。但我不同意将天主教的领导机构叫做爱国会，因为这分明含有对基督徒的侮辱和歧视，追究历史原因就是认为天主教是外国传过来的宗教，信的人会受外国思想影响，导致不爱国。如果“爱国会”是政府领导宗教的机构，建议称为“共融会”“教务委员会” “天主教协会”“政教联谊会”等是否与基督徒更贴心些！

　　列宁认为，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所以国家大可不必多加干涉。宗教信仰是一种基本人权，应受到国家的尊重、保护和满足。改“爱国会”为“共融会”或“天主教协会”(就如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更好实现政府与天主教会的共融，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共融，基督徒与非基督教之间的共融，实现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宗的共融，对国家的法治也是一个贡献，同时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如果真有人不喜欢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宗的共融，不愿意服从教宗的领导，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把中国天主教会改改名称，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就是要实行圣统制，一定要接受罗马教宗的领导。不接受罗马教宗领导，就不是天主教，是基督新教或东正教。历史的榜样，像“英国国教会”一样，改称“中国国教会”。如果经过分辨，确实证明天主真有这个旨意，中国天主教的领袖们也有这么大的信德，愿意奉行主的旨意，我想这时，天主的爱必会充满整个中国，“主的旨意奉行在中国，如同在天上。”这对创造永远充满主爱的“和谐社会”会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现在各个领域都在与国际接轨，天主教也应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与罗马教宗通话共融，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无论是共融会、爱国会或宗教局等宗教团体，均不宜有无神论者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因为无神论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宗教，让无神论者作为领导者，岂止非常可笑，对完善宗教信仰自由非常有害。因为无神论者无论水平多高，不把“宗教信仰”作为“普世人权”来保护，而只作为权宜之计，怎么能真正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呢？比如，毛泽东是“无所畏惧的”，他无法无天，他对宗教的领导(其实是迫害)在藏传佛教中已充分体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红卫兵，旨在消灭一切宗教，文革对宗教信仰的摧残、对宗教设施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像毛泽东这样的无神论者能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吗？!毛泽东带着专政的目的来管理宗教，这是宗教的悲剧。毛泽东对宗教的迫害和奴役政策必须彻底批判。常有人居然应用毛泽东语录来阐述宗教问题、宗教政策，真不知是否要为宗教迫害造势？!解放后，大批和尚尼姑，还有神父修女被强迫还俗，连同上文所举的藏传佛教的例子，不是最好的证明吗!？如果，结合文化大革命中的实例，毛泽东对宗教的迫害就更加触目惊心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至，还没有看到谁声明对这些事负责，作出道歉赔偿，并作过认真的检查，吸取必要的教训。

　　黄河清先生说：“任继愈不行。任写了篇文章评论宗教的，也可以说是诋毁宗教的。毛看到了，也许是送给他看的。毛大为欣赏，马上成立宗教研究所，派任继愈当所长。所长不能光杆一个，要网罗一批人，我记得我一个最熟的朋友叫朱谦之的被拉去参加这个宗教研究所。”毛甚至叫嚷：“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国主义派来的两只反革命别动队”。故此，毛成立宗教研究所只为诋毁、迫害、消灭宗教，那些企图用毛的话来阐述宗教问题的人，是该醒醒了。

　　正因上述原因，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上主，求你让心中没有天国、没有地狱的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平安地进入地狱。

　　上主，请让我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祈祷，求你赐福给他们，愿他们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圆圆满满，运筹帷幄、实事求是、货真价实、政通令行、宪政民主、改革成功、个性自由、国泰民安。

　　上主，求你垂念由于毛泽东的罪恶而被迫害无辜死去的八千多万(如从井冈山肃AB团始则有上亿)百姓，你从人世间将他们召回，他们既然是无辜的，求你也使他们和你的圣子一样复活。我愿“和谐的公民社会”早日实现，我愿“基督精神”普及全社会。阿们。

九、毛泽东最大的“功绩”

　　问及毛的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很多人会回答：“推翻三座大山，让中国人站了起来了”。甚至连辛子陵先生在他的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创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了这样的答案实在叫人哭笑不得。

　　1、“帝国主义统治”是指那些帝国主义国家？

　　首先我们要问：推翻的“帝国主义统治”是指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人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谁都知道,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主权全部收回，还要说中国是半殖民地，有什么根据呢？正是在这一场反法西斯战争中，荡尽了百年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奇耻大辱 —— 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以一积弱之国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争得了举世公认的荣耀。非要找帝国主义，那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苏联，1929年由中东路事件引发对我国的武装侵略，命令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暴动，武装保卫苏联，扩大武装叛国，建立苏维埃制造两个中国(王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中说：“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在“雅尔达密约”中还对中国提出了领土与主权要求。以致在不久前，江泽民还出卖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俄国。

　　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讲话是在1948年4月，日本早就投降又何来帝国主义这座大山呢？

　　2、何为封建主义？

　　其次，再说说封建主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面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其实，如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郡县、废封建、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就已经废除了封建，中国也就不应该是封建社会了。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已久，病源在哪里？病源就在于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专制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强调封建主义只能证明毛泽东的浅薄。毛泽东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是违反人权的强盗残暴行径，只能说明毛泽东的嗜杀成性。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由国家按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以实现“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不损害地主的利益，要使地主与农民获得双赢的结果。蒋介石在台湾忠实地执行了孙中山的主张，完成和平的土地革命。

　　3、如何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至于官僚资本主义，特别是抗战之后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我倒觉得毛说得不无道理。官僚资本主义，更是当今中国的社会祸害，他们是通过权利寻租，以获取超额暴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形态。当今中国，贪污腐败层出不穷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另据有关资料，近10年贪官外逃转移资产500亿美元到海外。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0000亿美元! 2009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确实证明官僚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如果不是毛“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执行双十协定，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作为反对党的共产党也完全有能力制止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又何止三年解放战争造成全国范围巨大的生灵涂炭呢？!让我们设想：抗战胜利后如果不打内战，中共不为夺取政权发动战争；中共能够遵守自己亲自参预和通过的“双十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各项条约，包括它亲自参预修改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并参加国大。则战后的中国，不仅能够迅速地走上全面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且一定能够象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建设发展起一个美好的国家。毛泽东不是骂蒋介石专制独裁吗？正是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复辟统治，教育了全体中国人民辩明谁是专制、谁是独裁的历史一课。虽然，中国人民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由此可见，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是一场民主进步与专制复辟的残酷较量，是农民战争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4、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后来，很多人误传为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证明，中国人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能够站起来---毛泽东站起来了，亿万国人趴下了。

　　旧职人员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是黑五类。没有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是臭知识分子(臭老九)，或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邦分子等等。当年用自己的性命为他打下天下的农民成了没有土地的农奴，在三年大跃进的年代里还被饿杀四千多万……。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死于非命，接班人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不了国家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被逼得机毁人亡，“红色恐怖(国家恐怖主义)”笼罩中国，在和平环境中把中国变成为非正常死亡达八千万的人间地狱如此等等。

　　有报导说，“曾经看到大陆非法移民在国外受到警察驱赶；也曾经看到东北四川的卖春团为了几个钱受到日本男人的变态欺凌。大陆人要7年以上才有绿卡，台湾人只要2个月就可以拿绿卡。在飞机上看见台湾人的护照，得知他们去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西欧几个国家都不用签证，再看看他们的美国签证，竟然是：10年内不限次数入境。而大陆人的待遇是：6个月2次入境。日本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为大陆居民签发个人旅游签证，对香港和台湾居民则完全免签证。美国公民，去40几个国家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可以无签证进入近200个国家，所做的只是线上订机票和酒店。即使台湾居民也可以轻松地拿到别国的签证甚至免签证。但大陆居民就有诸多的不可能。”“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台湾免签证的国家124个，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大陆免签证的国家则只有十八个，有十四个在非洲，连去港澳也要签证。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中国大陆因私护照在世界各国的待遇，不难看出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大陆因私护照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免签待遇上，排级倒数有名，后面垫底的是朝鲜、伊朗、巴基斯坦等战乱或独裁国家。正是因为政府名声不好，没有信誉，才令中国大陆因私护照不好使。”这就是中国人站起来了的现实。

十、谁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中共曾在建党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称﹕“必须要让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并且将他们转化为民主联邦。”实际是要他们“化入苏俄联邦”。一九二五年，中共即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并赞成苏俄在外蒙古驻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宣称﹕“如果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及分离权，中国是无法统一的。”一九二九年，苏俄曾为中华民国政府要收回在东北的主权而大举侵略中国，这也是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第一次遭受外敌的大规模侵略。但那时的中共，却决策“武装保卫苏联”以里应外合，并连续发出十数号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红军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以策应苏俄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判断一个人卖国与否，当要听其言、观其行。

　　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的、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我们要让日军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根据地”；“对政府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量杀伤国军以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最后胜利。”

　　上文我已例举了许多毛泽东汉奸卖国的例证，毛还公开说：“我早就对日本公明党、社会党的朋友们讲过，作为共产党我们要感谢日本军国主义。”“感谢你们，你们是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我们才能来到北京。”“让日本多占领，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慈禧太后有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宁予友邦，不予家奴”。这句话应用在毛泽东身上，那就是：中国宁可亡国，做日本人的亡国奴，也不能给了蒋介石。

　　在国民党政府对日抗战正酣时，毛泽东却与日本人在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卖国交易，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出卖中国抗战的有力证据，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潘汉年就是中共与日方卖国交易的牵线人之一。毛泽东为了不致暴露汉奸卖国贼的内幕，上海一解放，毛就把这位上海副市长秘密抓了起来，进行杀人灭口。

　　随着历史档案的揭密，毛泽东和日汪之间秘密合作关系日益暴露无遗。饶漱石接到毛泽东秘密指令之后，当即嘱咐潘汉年与日汪商谈合作反蒋事宜。潘汉年在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中共党员，因参加共产国际情报活动被国民党逮捕，事后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工，后来又成了日寇特工，当时任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的负责人），偕同去见日本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头头岩井英一，当岩井英一知道潘汉年是毛泽东的特使，就刮目相看，优礼有加，当即发给特别通行证（全国畅通无阻），让他利用“岩井公馆”电台与延安、新四军联系，并为潘汉年在上海最豪华的汇中饭店长期租用一大套房，又让潘汉年以“胡越明”假名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经费，而后又带潘汉年去见日寇在华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头头影佐侦召少将，影佐对毛泽东特使深表欢迎，隆重接见，并批准李士群陪同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原是毛泽东的上级（汪早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曾提拔毛泽东为副部长），对潘汉年颇为亲切，当面邀请毛泽东派员参加他的议会和政府。潘汉年也当面表示：如若汪精卫与日合作有困难，也欢迎汪精卫参加新四军。中共和日汪就此建立见不得人的秘密联系。

　　潘汉年与日汪商谈取得多项重要默契：1、日军与八路军、新四军互不攻击；2、中共部队不再破坏铁路，保持交通畅通；3、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物资，不受查禁；4、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通过汪伪管理的长江封锁线。这一默契给中共和日汪带来极大好处：中共部队停止抗击，日寇得以腾出大量兵力进攻国民党部队；中共不再破坏铁路，日寇兵力调动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日寇不再扫荡，中共可以放手大胆抢占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大量扩充军队，为日后推翻国民党、夺取其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一默契却苦了中国人民。

　　曾庆红的父亲曾山，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在苏北一带活动，他也曾奉命到上海、南京与日汪私下谈判，要求日军、共军互不攻击、而是合击国民党军队。这一事实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时发现，造反派指责曾山是大汉奸，批斗甚为激烈，曾山求救于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当即下达中央文件力保曾山，文件内容大致是：1、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须中央定性；2、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得干涉；3、外来学生不得干预内部事务，要立即撤出；4、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违背中央规定，今后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研究文革史料的美藉学者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的编者）批露，上述档案可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中找到。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曾主动诱降蒋介石，蒋介石曾派秦德纯赴香港谈判，由于日寇要价过高，蒋介石无法接受，谈判未果。汪精卫叛国投敌，纯系个人行为，与蒋介石、国民党无涉。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则不同，他是主动派员暗地勾结日汪，破坏抗战、出卖国家民族的。文革期间，人们将对内“打倒蒋介石，打倒刘少奇”，对外“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毛泽东看成是时代的英雄，殊不知毛泽东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賊。

　　明明是毛泽东指派饶漱石、潘汉年勾結日汪、背叛祖国、出卖民族的，可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大权在握，反诬潘汉年“瞒着党中央勾结日汪，违反党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足以证明潘汉年是听命于毛泽东的。毛泽东这种贼喊捉贼，栽赃灭口耍权伎俩，是无法瞒天过海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发表不少更令人吃惊、歌诵日寇的言论：

　　1964年7月10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本更三来访，致歉，毛泽东对曰：“没有什么好抱歉的，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利益，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泽东致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伤害。”毛泽东回答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打败蒋介石啊？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日本侵略中国八年，光人就死了2000万，不能抱歉了事，日本必须向中国人民请罪。毛泽东不但谢绝日本致歉，还给日本表功，说什么“没有你们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中国人民贬称日本军人为日本鬼子，而毛泽东褒称日本军人为皇军。毛泽东认贼作父，出卖人民，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毛泽东给田中角荣的回答，使日本人民十分吃惊，承诺日军、共军互不进攻，日军不扫荡，竟换得免除一切战争赔偿，毛泽东真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典范，真伟大啊！毛泽东给田中角荣的回答，也使中国人民十分吃惊，中国人民口口声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不知道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却是“没有日本佬，就没有共产党啊！”可恶的小日本，却成了毛泽东的大救星。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郑义：《红色纪念碑》)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了！”(〔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

　　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胜利，却成了彭德怀的罪证之一，“抗日有罪”这是毛泽东大汉奸大卖国贼的逻辑。

　　中共正是在其决策“日蒋火并”和假抗日总方针下，到敌人后方去，全力扩大地盘并秘密勾结日本人。中共既不打日本，日本也就不打中共，双方甚至暗通款曲，互相默契。才从不足二万人马发展成了拥有一百二十万正规军队和二百万民兵的农民造反力量。

　　现在,东南亚几个小国又公开地占据了中国南海的岛屿，史学家苏明揭示了原因。

　　史学家苏明：「中国人都知道，南海一直到最南端的曾母暗沙都是中国的领海。20多年前，越南曾照会中国大陆，要遵守两国领导人曾经在南海主权一事上做的协定。至于什么协定，中国人肯定不知道。越南人都知道，当初是毛泽东的一句话，把大面积的海域送给了胡志明。」

　　有资料披露，抗日战争时期，毛规定抗日战争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 (应付国民党和苏联的批评责难)七分发展 (发展根据地和军队)”。共产党打的有名的战役就只有“百团大战”和“平型关战斗”。其余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之类。即使是这两个战役也受到毛的严历批评，甚至把此事当作彭的罪行而不断批判。在毛的心目中，抗日是有罪的。为此他告诫将领们:“你们不要以为抗日是爱国，那是爱蒋介石的国。我们共产党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是苏联。”他又发挥他这个思想说:“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形成日、蒋、我三国志，这种形势对我们最有利；糟糕的是日本占领我全国，那也不要紧，可以借助苏联恢复失地嘛!”

　　当时在延安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写道：

　　“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从1941年开始就停止了对日作战，百团大战是最后一次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得到指令，一律不准对日进行作战行动，包括受到攻击便撤退。”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的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不惜任何代价保存八路军的实力”

　　“毛泽东认为参加抗日战争是错误的，抗战只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以对日作战的伪装，来占夺土地，为未来的内战扩张基地。”

　　“毛的一切活动，便是加紧准备内战，在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发动内战。”

　　“毛泽东赞成民族统一战线，却用全力使统一战线解体，毛对抗日势力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国共分裂是一个不祥的现实，这自然有利于侵略者。毛破坏全国联合抗日的政策，等于给日本增加了几十个师团的实力”。

　　“我到新乡贺龙部队去了一次，众多的贺龙部队包围了一个驻有少量日军的村子，我问士兵为什么不消灭这些日军，士兵们回答：上面叫我们不要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八路军就这样与日军和睦相处着……八路军的宣传是针对国军，未来的军事行动也是针对国军，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行动几乎全部获得成功。”

　　“我到前线去后，深信中共领导阶层无意对日作战，他们把战争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机。他们让日本人与国民党对抗，如果日军击败国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破坏，八路军便立即渗入到那里，如果必要的话，便干掉统一战线的战友来攫夺政权。毛泽东在来犯的敌军前退却，寻找机会使国军与日军冲突。”

　　因此，1937年共产党的军队总共不超过3万人，到日本投降时，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迅即派部队赶往各个敌占城市受降，抢夺胜利果实。但是毛泽东却说：蒋介石不为桃树浇水，“坐在峨眉山上观虎斗”，现在下山来摘桃子。

　　其实，从现在披露的很多资料可见，恰恰是毛泽东坐在延安清凉山观虎斗，积蓄力量等候摘桃子。毛泽东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做了什么？最有名的事是“抢救运动”和“整风运动”。前者是把大批（受到欺骗宣传）到延安的抗日青年打成特务；后者是批判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批判王明、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真正在“浴血抗战”，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毛泽东在延安一面整抗日积极分子，一面玩女人，玩吴莉莉、玩史沫特莱，然后抛弃贺子珍和江青结婚。

　　到了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还再次算旧账，说“百团大战”是帮了敌人的忙。毛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看到上述那些事，我们再看下面毛泽东的言论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毛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毛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佐佐木表示歉意：“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立即回应道：“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佐佐木表示感谢。毛回答说：“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毛泽东思想万岁》，533-534）。

　　1972年中日建交，毛泽东正式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再次公然表示了这种思想。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中国表示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竟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是不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怎么能强大？我们怎么能夺权哪？怎么能把蒋介石打败呀？”毛泽东竟然进而表示要感谢田中角荣，说：“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

　　据日本方面提供的资料：

　　百团大战击毙日寇302人。 

　　平型关大捷击毙日寇167人。 

　　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击毙日军39人。 

　　19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击毙日军37人。 

　　19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击毙日军27人。 

　　1940年冀中春季反全面扫荡击毙日军11人。 

　　115师陆房突围击毙日军16人。 

　　8年抗战共打死600日寇， 

　　还好意思管自己叫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王塑说：“……打日本他在后方窑洞，国军共4万多次战役伤亡350万将士。抗战胜利后，不配合政府维护和平，顽固违反宪政原则，打内战血流成河，再充当苏联炮灰打朝战，死伤上百万青年，被拒世门之外。镇反时冤魂千万，再玩大跃进空村绝户，饿死几千万，打右派，几百万知识分子蒙难，窝里斗玩文革十年、国家变成疯人院！你还歌颂它，你是人吗？”

　　不必多说了，究竟是抵御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重要，还是共产党夺取政权重要？我想，凡是爱我中华的中国人，都是分得清楚的，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是分得清楚的。以上表述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思想。

　　注释：

　　⑴ 见农民诗人金定强《糊涂轩集》

　　⑵ 见《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作者王泓，《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

　　⑶ 见《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

　　⑷ 《反思录——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作者祝世华

　　⑸参见北京师范大学等编写的《中国现代史》

　　⑹参见《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三八页

　　⑺《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四九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⑻同上

　　⑼中共中央组织部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编《知识分子工作手册》第93 页，党建读物出版社，2003 年5月。

　　⑽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4页。

　　⑾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50页。

　　⑿顾则徐，中国知识分子，鱼肉耳！现代金报论坛，2004年10月29 日。

　　⒀按杨克林主编《文化革命博物馆》下册，第223、225、311、467页的资料统计。东方图书出版公司、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

　　⒁见《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三个重要修正》，作者辛子陵，《往事微痕》第59期。

　　⒂见《救党三策》，2010年春节辛子陵在上海与朋友座谈时的讲话。

　　叶中原写于2006年春节，修改完稿于2011-02-10,07-02再修改

　　2012-02-01重新整理

　　2012-10-05重新编目

评毛促改革 批毛救中国
——读《中原评毛集》的感悟

金为民

　　●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全民齐唱《东方红》。阶级斗争天天讲，农村大刮共产风。饿殍遍野人相食，冤魂惊扰万家梦。忠直之士含冤死，知识精英哭道穷。 大学校园背语录，幼儿园里学雷锋。“舆论一律”竞报喜，东风日日压西风。

　　● 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由一个领袖主宰，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说不，更不许老百姓批评监督，即使这个领袖真是明君、圣主，也会因他个人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和局限给国家带来失误，何况他还是“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当代暴君，这就必然要成为人民大灾星了。

　　● 马上打天下，岂可马上治天下。靠阶级斗争的暴力、权谋治党、治国，实则以民为敌，以同志为敌，踢开了博爱、仁善、民主宪政，驱使民与民斗，民与官斗，官与官斗，越斗越左，越斗越穷，越斗越乱，越斗越不和谐。

　　● 现代暴君实施暴政，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又垄断了真理，垄断了舆论，垄断了民生资源，因而比历代王朝暴君更专横，更残暴，更无人性，更自欺欺人，也更顽固。

　　● 暴力革命最可怕的后遗症，就是新政权也要靠暴力来维持，把对新政权，尤其是对领袖人物持有不同政见者统统视为敌人，予以镇压，而把歌功颂德者当作忠诚的亲信。此风一开，这就必然趋向拒谏饰非、专制独裁，扼杀民主监督，从而使新政权落入“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

　　● 对权力缺失监督、制衡的制度环境，必然成为权力腐败的温床，不仅祸害百姓，而且腐化执权者自己。地位越高，时间越长，危害越大，以至祸国殃民成为历史罪人而不自知。

　　●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是中国人民从此跪下去了，跪在神化了的毛泽东前，指靠他带领六亿中国人走向人间天堂，结果盼来的是人间地狱。这是上世纪中国人民的大悲剧。这个大悲剧的惨痛教训是：迷信大救星创奇迹的民族，必将自食其果，决不会有好命运。

　　● “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制度，加上几千年皇权和奴性传统，赋予毛泽东凌驾于全党、全民之上的权力和意念，使他得以长期推行祸国殃民的极左政治而不能纠错，致使他从历史伟人沦为历史罪人。

　　● 现代民族最大的祸根是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最大的危害是权力腐败。专制加腐败最坏的后果，是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明哲保身，麻木不仁，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权力崇拜，从而使专制腐败政权腐而不败，打而不倒，国运多舛，民不堪命.

　　● 以最最革命的理论，实行最最专制的制度，以最最崇高的理想，粉饰最最落后的现实，许诺最最美好的天堂，兑现最最黑暗的地狱，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毛时代。

　　● 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把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改造成丧失独立人格、丧失监督权力、批判社会的良知、良心的驯服工具，因而使今天中国的民主改革举步艰难。

　　● 当全中国“舆论一律”歌功颂德，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鸦雀无声，正是中国陷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也就是我们全民歌颂的“大救星”逐步变为大灾星的年代。这个惨痛历史教训应永志不忘。

　　● 毛时代的媒体统统成为党的喉舌，为推行极左政治，全国“舆论一律”大造舆论。当年中国民众被灌输的真理，多半是重复一千遍的谎言。这些谎言把中国民众教化成愚民、顺民和暴民，在全民高唱《东方红》声中，让毛泽东把国家引向左祸深渊。

　　● 民众可以用选票自由选择总统，可以在新闻媒体上自由抨击现任总统丑行的国家，绝对不可能发生毛时代那一系列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惨剧。这就是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所在。

　　● 民主制度的弊端，能用更完善的民主来纠正，专制制度的弊端，只会用更专制或欺骗的手段维持，结果必将以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先前的错误，从而恶化局势导致败亡。

　　● 毛泽东治国27年，受到极左政治残酷迫害、不公打击死于批斗、劳改、冤狱的优秀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知识精英，加上三年大饥荒饿死的人民达七千多万人，历次政治运动受株连者上亿，创世界历史暴政最高记录。大半城乡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绩如此，毛泽东居然还能终身稳当领袖，生前全党全民歌功颂德，死后30多年，毛泽东象还高挂天安门上，“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还照样在国庆游行队伍出现。毛时代暴政的历史真相，当局还严加监控，甚至掩盖、扭曲、查封，表明当今的新权贵集团，感恩毛泽东给他们带来既得利益的“开国之功”，害怕批毛会动摇执政地位，因而甘冒千古骂名，誓死拥毛。

　　● 毛泽东的空想、专制、暴力社会主义，使三千多万人民在风调雨顺的三年死于大饥荒。究竟当年饿死了多少人，今天拥毛派还在纠缠不休。其实即使饿死的人数只有所揭露数字的千分之一，毛泽东也够判反人类罪了。

　　● 毛时代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就是剥夺了人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全党全民人人都有失去自由的恐惧，惯于说假话的两面派和看风使舵之风泛滥，今天首先要给中国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说真话的权利，把被剥夺的自由还给人民，才能深入评毛，。

　　● 敢不敢让全国人民了解毛时代暴政的历史真相，能不能与毛时代的空想、专制、暴力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决裂并锐意改革，乃是检验当今中共领导是否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试金石。

　　● 评毛批毛决不是要鞭尸泄愤、妖魔化毛泽东，而是要深入剖析产生毛泽东现象的历史根源、制度环境、文化传统，探求改革之道，为了中华民族永不再重演毛泽东时代的大悲剧，从此大步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 拥毛派还在继续为毛泽东歌功颂德、山呼万岁，为文革、四人帮招魂，“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拥毛、挺毛无非只为保一党、一己眼前既得私利，评毛、批毛才是救国、救党必由之路。毛泽东祸国殃民罪错大白天下之日，乃是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之时，也是中共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大得民心的关键一步。

　　● 49年以后，毛泽东所做最有利国家、人民的一件事，就是76年9月毛泽东自己死了。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文革浩劫结束了。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时代结束了。千千万冤错案受害者及其亲属平反昭雪重见天日了。中国人民受苦受穷的日子结束了，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民主社会主义了。他死了，才真是“为人民谋幸福”了。

　　● “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血泪的教训，立在地委的的大门口，每个省委的大门口，甚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我们的错误，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这是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大跃进造成史无前例的大饥荒，表示痛心疾首的罪己诏。正是由于这番深得民心、浩然正气的话，他被毛泽东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而注定了他在文革中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因为中共党内高层还有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习仲勋、陈毅、赵紫阳、胡耀邦、万里、温家宝、任仲夷等以及李锐、李慎之、于光远、杜光、辛子陵、钟沛璋、许良英等这样一大批忠于人民、坚持真理的杰出人士，所以尽管毛泽东前30年搞了那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我们还是坚信中共内部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健康力量，他们终究会吸取毛泽东晚年搞极左专制社会主义路线惨痛历史教训，顺应世界民主潮流，弃旧图新，痛改前非，走上民主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

　　2011年6月10日

　　这里又摆上附录一、二、三等大餐，请大家读完后，都来独立思考，自行判断。

附录一：“再论毛泽东5：他是民族英雄或是卖国者？”
（全文抄录网络上一篇文章）

　　中国的领土面积，从清朝雍正年间算起有1300万平方公里。鸦片战争以后，被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俄罗斯）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再次“苗条”，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现在，实际上大概还不到940万平方公里——让我们看一看内中蹊跷何在？与毛泽东究竟有没有关系？

　　1、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失地

　　1949年建国之前，在毛泽东主导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曾极其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废除此前与所有外国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当时人心大快，万众称颂。可是，此后长达28年，毛泽东从未公开向苏联索要过中国的150万平方公里北方失地，一次也没有——在斯大林面前，甚至在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面前，被一些人称颂为勇敢的爱国英雄的毛泽东，活脱脱一副儿皇帝模样，对北方失地问题连提都不敢提。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一个民族的头等大事。使命至上，“不作为”算什么行为？

　　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了4000平方公里芝麻粒大的4个小岛，人家一直据理力争不屈不挠。相比之下，毛泽东有何颜面担当国家元首？

　　2、158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

　　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确有罪愆，但也确有情由。1945年，为了请求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兵帮助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在骄横傲慢的斯大林的压力之下，被迫接受了“认同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1953年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表示悔罪，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宣布外蒙古仍是中国领土。至今，台湾政府一直不承认外蒙古独立。）

　　可是，毛泽东没有责任吗？谁的罪责更大呢？

　　一个简单的道理：你不是刚刚宣布过要废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算不算不平等条约？为什么不付诸实施？——还有一个更简单的道理：如果毛泽东果真没有责任，如果苏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成板上钉钉，那么，1950年初，何需毛泽东与斯大林再签一个“中苏双方共同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秘密换文？——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再签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

　　与北方失地问题一样，第一次卖国造成的损失尚可补救，失去的土地尚可收回——香港、澳门便是明证——可是，第二次卖国造成的结果却真真切切成了板上钉钉，成了中华民族永久的伤残！

　　谁的罪责更大呢？

　　3、唐奴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

　　这是我们祖国北部边陲一颗璀灿的明珠。

　　这块宝地，俄罗斯、苏联早已实际占领，1944年正式成为苏联治下的图瓦共和国——在这件事情上，我国以前的几届政府都各有一份罪过。不过，毛泽东罪责最大——长达28年，竟然从未吱过一声。

　　4、朝鲜以北?千平方公里一块土地

　　刘晨先生著文《40年前中朝两国翻脸内幕》，这样写道：

　　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20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而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密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的第二天，白头峰就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5、中缅边境中方?万平方公里土地

　　边境长达2000多公里，共分三段。1960年10月1日，两国缔结《中缅边界条约》，中国将南段的班洪、班老地区、中段的勐卯三角地、北段的尖高山以北地区划给缅甸；而缅方只将原来英国殖民当局侵占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等几个村寨归还中国。中国没有得到缅甸一寸土地。

　　毛泽东勇敢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面对如此一个弱国，竟是如此一副德性！

　　6、藏东南地区9万平方公里

　　1913年10月，英印殖民当局企图侵吞中国的土地，单方面划了一条边界线——史称麦克马洪线。尽管战乱不止，但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非法界线的存在。从1951年2月2日起，印度逐渐占据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的广大领土。此后长达9年，毛泽东没有任何表示。1962年终于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方大获全胜。令世人大惑不解的是，一个正义之师，一个胜利之师，竟然没有提任何要求，便立马偃旗收兵，不仅退回到了传统边界线以北，而且退回到了战前的麦克马洪线以北，至为荒诞的是，竟然又主动地继续全线后撤20公里！——毛泽东说，为了表示我们谈判的诚意。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毛泽东还指示将缴获的印军物资全部退还印方。此前，1960年1月，中方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命令我方在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此后，这些非常措施继续实行。 

　　令许许多多外国人喷饭而笑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根本不理会毛泽东的诚意，紧接着，印军便大摇大摆堂而皇之明火执仗地重新侵占了偌大一片中国的锦绣河山。不久，印度政府向这里大量移民，成立了印度的第24个邦——阿鲁卡纳尔。管辖该邦的印度东部军区的军力远远大于管辖西藏的中国成都部队的军力。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印度的阿鲁卡纳尔邦现在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之内！！！

　　吴永年先生在《中印手足当时为何反目》（《环球》杂志）一文中说：“虽然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中遭到了军事上的全面失败，但实际上却是既得利益者。彼时的历史，已经成了今日铁的现实！”

　　相当于福建省大小的藏东南地区，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在这里绕了一道弯，把它置放在高原的南麓。因此，它得以长年享受来自印度洋的暖风温雨的滋润，水草丰美，农牧业相当发达。西藏是全国林木蓄积量的第二大省区，而西藏林木蓄积量的85%都在藏东南地区。由于扼守中印交通要道，这里还是战略要冲。至为宝贵的是，著名的雅鲁藏布江绕谷而下的大拐弯正在此处。如果凿通一条40公里长的隧洞，就会形成2240米的巨大落差，可建无与伦比的世界第一大水电站，其发电量7倍于葛洲坝、4倍于三峡。而基建成本却比它们都小得多，因为没有大量移民之忧。

　　不幸的中华儿女，不幸的炎黄子孙，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7、中国的传统属地——锡金

　　锡金面积7200平方公里，历史上一直由达赖喇嘛委托锡金部落王管理。1887年英国强占，当时在帝国主义重压之下,清政府与英驻印度总督签订了加尔各达条约, 1890年沦为英国保护国——如前所述，这是毛泽东应该清理的由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950年12月，继承英殖民者衣钵的印度政府，与锡金签订《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将锡金据为自己的保护国。1975年4月，印方软禁了锡金国王，不久，正式宣布锡金是印度的第23个邦。

　　在漫长的27年时间里，毛泽东又是连一点小小的表示都没有。

　　8、南中国海

　　在毛泽东任内，南中国海一共70多个岛屿，被周边小国占去60多个，蚕食海疆100多万平方公里，菲律宾、印尼等国已开始开采石油，而毛泽东竟熟视无睹，装聋作哑！

　　9、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主动表示，要给中国战争赔款。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毛泽东竟断然拒绝。随后，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明确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日本应付赔款有多少？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评估数字为600亿美元。有些学者计算，到21世纪初，这笔款额约值6000亿美元。

　　为了搞清这件事情的性质，让我们审视一番与之相关的一些背景资料：

　　（1）中华民族遭受的巨大创伤

　　日本侵略中国14年，使1800万军民惨死于铁蹄之下！使1700万军民受伤！此外，还有大量财物受破坏，大量资产被掠夺——战争赔款绝不是敌人的恩赐或赠与，这是我们自己的钱！它上面凝集着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和我们前辈的血与泪！

　　（2）这笔赔款意味着什么？

　　这笔赔款，相当于1972年中国财政收入的20.2倍！基建投资的47.3倍！进出口总额的105.4倍！外汇储备的496倍！按当时水平和人口能使全国农民生活43年！

　　（3）其它二战受害国都接受了战争赔偿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英、法、苏、越南、缅甸等几十个欧亚非受害国都接受了战争赔款。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大约5000亿日元，其中越南还让日本人赔了两次——唯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我们恰恰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

　　（4）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的状况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波涛汹涌之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整个国家早已坠入全球最贫穷的行列之中。全国平民几乎都是一贫如洗的无产者，广大农民年人均收入仅只十几美元，日工值仅只0.1元左右——贫穷实实在在达到了极点！

　　（5）当时日本及其人民的状况

　　当时地球正值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黄金时期,而日本则是国际大竞争中一马当先高歌猛进的领头者。20世纪50年代初，GDP只及中国2/3的日本，1966年——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文化大革命之年——超过法国，跃居全球第四；1967年超过英国，跃居第三；1968年超过西德，跃居第二。成了仅次于美国的超强经济大国。日本与中国不同，实行藏富于民的国策。是时——1972年，彩电、冰箱覆盖了全社会，昔日的无产者全都变成了有产者。

　　当时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共产党要有肚量，“不然，日本人民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生活”

　　请问：听到此言，同胞们心里是何滋味？——这个如此无视中国人民疾苦、却如此厚爱日本民族之人，他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主政者？

　　（6）日本侵略者曾胁迫中国4次赔款

　　1874年10月，《中日北京专约》赔偿日本兵费50万两白银；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同年4月26日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得到3000万两白银“补偿”；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又赔偿日本兵费数千万两白银（赔偿11国总额4.5亿两白银加上贷款利息共10亿两白银）——日本正是利用这四次战争赔款得以迅速崛起。

　　与毛泽东拒收日本战争赔款形成强烈对比的恰恰正是侵略者日本！——难道这不是绝妙的讽刺吗？

　　（7）国家头等大事一人独断

　　（8）拒收日本战争赔款的戏剧性结果

　　2005年7月15日，《大家文摘报》发表殷罡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怨上加怨》，这样写道：

　　多少年了，每隔几个月，总有几个日本高官跳出来说些惹怒中国人的话，做些惹怒中国人的事。……事情是明摆着的：日本人没有真正反省，对战败始终不服。坏脾气大多是惯出来的。日本人的不服气是不是惯出来的呢?这些年，“对日新思维”招来一片骂声，开骂者都是赤诚的爱国者。但是，我们在骂别人的同时，是不是也要骂一骂自己?我们常告诫日本人要“以史为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以史为鉴”?

　　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怨上加怨。

　　至今，中国大陆有些文人还就此事赞颂毛泽东，称道：“胸怀博大”、“目光长远！”——人们真不知道，良知安在？

　　10、金钱外交——不惜民族血本的援外

　　毛泽东时代，由于实行“一边倒”、“输出革命”的外交方针，我们的国际朋友极少。由是，拿领土换友谊；由是，拿金钱换友谊——而且，不惜民族血本。

　　国际社会很多国家都有援外行为，但其所援助的都是相对的穷国弱国——除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以外，从来没有穷国援助比自已富裕之国的先例——而且提供援助都有一定的标准。如当代世界的援外大国——日本明确规定，受援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便减少或停止援助。离奇的是，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都比中国富裕（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人均GDP都高于中国）。

　　更离奇的是，对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贫穷的中国，竟大大高于富裕的“老大哥”苏联，如对越南，社会主义阵营总援助规模为240万吨物资。中国最多，约160万吨；苏联次之，仅为51万多吨。（《生活文摘报》2005年8月5日）

　　特别离奇的是，在国家濒临绝境的文革期间,1968—1972年间援外资金占到全国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高达7.2%﹗而当时远比中国富裕的受援国人口总和尚不足中国人口的3%！——也就是说，我们的援助金额竟然大约相当于他们本国两三年的财政总支出！

　　还可以看看，在我们的慷慨援助之下，受援国（包括朝鲜）都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而我们自己呢？

　　1965——1975年，共援助越共200多亿美元，完全是白给—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几近两年的全国基建总投资，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外汇储备的16倍！——请注意，这还仅只一个越共！除此之外，还有阿尔巴尼亚、朝鲜、巴基斯坦、柬埔寨、非洲、泰共、印尼共，等等等等！

　　尤其离奇的是，许多援助都是无偿赠与。并且，每当受援国代表与周恩来、陈毅等达成援助协议以后，毛泽东往往要在援助金额后再加一个“0”—— 一字之改，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十分离奇的是，在毛泽东眼里，外国朋友是人上人，而中国国民却不是人——友好国家无灾无难，中国慷慨解囊；中国遭遇重灾巨祸，却打肿脸充胖子、不接受外国援助——相反，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总是出现援外高潮！——在空前绝后的三年大饥荒之时，眼睁睁看着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眼睁睁看着几亿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从1958年10月至1961年春，在漫长的两年半时间里，中国全国财政花在饥民身上的总支出几几乎乎是0！

　　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水深火热中痛受煎熬的中国人民慷慨援外却没有换回“友谊”，我们没有一个真诚的朋友，受援最多的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古巴后来都与中国翻了脸，越南还与中国打了一仗！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吗？——同胞们，朋友们，总该醒醒了吧？

　　摘自岩石的《支持胡星斗:难道能回到毛时代吗?》

附录二：历次运动部分图片集锦

　　镇反运动 （原载大陆“互动百科·镇反运动”词条）

　　毛泽东定性撰写按语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资料（据大陆“胡风照片网”）

　　1957年6月8日 我国反右派运动开始

　　声讨右派的大型集会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陆续展开。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1978年9月，中共中央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予以平反纠正。

　　反右派运动中，交通部职工在批判部长章伯钧

　　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作检讨，后被划为右派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正式揭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

　　“反右派”的标语赫然出现在1957年国庆游行的队伍中

　　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

　　。

　　家家户户把锅碗瓢盆上交以表对党忠诚

　　（以上5图载大陆“新浪网·人民公社照片”）

　　1959年：毛泽东批评彭德怀“右倾”错误。

　　这是彭大将军发动百团大战、八大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爱国有罪、爱党有罪。

　　1966年8月红卫兵接受毛泽东检阅。（据大陆“中新网·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

　　外国朋友也得手挥毛主席语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竟保护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批斗和尚

　　批斗修女

　　批斗孔子

　　毛泽东亲自提倡早请示、晚汇报

　　跳忠字舞：加上早请示、晚汇报毛泽东把党变为邪教组织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手无寸铁的王维林只身阻挡解放军坦克的情景。

　　人民悼念胡耀邦，因为他平反了冤假错案、倡导民主自由

　　六四期间中共中央党校反对戒严。

　　5月30日，以张志新为模特的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学生中最大右派林希翎，亡命法国，2010年归骨故乡温岭

　　北大圣女林昭就义前的最后表白：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附录三：1949年以来被割让领土一览表

　　胡星斗

　　2012-07-28

　　1949年以来被割让领土一览表（面积单位：平方公里）

边界位置	年代	割让地	割让面积	割让形式	经手人	官方立场
缅甸	60	江心坡	7万	签约	周恩来	中缅友好
印度	56－62	麦克马洪线南	9万	默认	周恩来	中印友好
苏联	50	江东64屯	3千	赠予	周恩来	中苏友好
阿富汗	63	帕米尔	不详	签约	陈　毅	抗印制苏
巴基斯坦	63	克什米尔	2千	签约	陈　毅	睦邻抗印
越南	约70	北部湾	小岛	秘授	周恩来	援越抗美

地名	占领方	面积(KM)	现状
薪岛	朝鲜		签约
长白天池东	朝鲜		签约
唐努乌梁海	俄罗斯	180000	放弃
江东64屯	俄罗斯	3000	签约
图们江口	俄罗斯	20	签约
孔社令-二连北	蒙古	160000	签约
阿尔泰山脊东	蒙古		签约
Karichilida	哈萨克		签约
察汗鄂博	哈萨克		签约
汗腾格里山地区	吉尔吉斯	2100	签约
帕米尔地区	塔吉克	27000	签约
帕米尔地区	阿富汗		签约
阿里南	印度	2000	被占
藏南(山南)	印度	90000	被占
喜马拉雅山南麓	尼泊尔		签约
江心坡地区	缅甸	70000	签约
南坎地区	缅甸	220	签约
白龙尾岛	越南		被占
南沙28岛	越南	650000	被占
南沙2岛	印度尼西亚	50000	被占
南沙9岛	马来西亚	270000	被占
南沙1岛	文莱	3000	被占
南沙9岛	菲律宾	410000	被占
钓鱼岛	日本	740000	被占
南琉球	日本	2267	放弃

注：以上的岛屿面积包括海洋水域面积

　　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是960万还是930万？

　　中国官方的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300万平方公里；但是《世界各国纪实年鉴》经过精确计算的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为：9326410平方公里，水域面积270550平方公里。按一般惯例，国外计算领土是以实际控制区为准。另外，把200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的《分省中国地图集》中的各省数据汇总起来的陆地面积为9338226平方公里，与CIA公布的中国实际控制陆地面积相当，相互印证中国真实的领土面积。

　　(新)中国之后，从中国身上合法割肉的国家包括：朝鲜、俄罗斯（注：本人认为应该称苏俄）、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新中国之后，从中国身上非法占领的国家包括(我国的地图还包括这些被非法占领的地区)：印度、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

　　(新)中国合法被割让、被放弃的中国陆地领土：

　　薪岛、长白天池东签约割让给朝鲜；(唐努乌梁海)180000平方公里被俄罗斯实际占领，中国被迫放弃；江东64屯3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俄罗斯；图们江口2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俄罗斯；孔社令-二连北160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蒙古；阿尔泰山脊东签约割让给蒙古；Karichilida签约割让给哈萨克斯坦；察汗鄂博签约割让给哈萨克斯坦；汗腾格里山地区21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吉尔吉斯斯坦；帕米尔地区2700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签约割让给阿富汗；达拉克地区签约割让给巴基斯坦；喜马拉雅山南麓签约割让给尼泊尔：江心坡地区签约70000平方公里割让给缅甸；南坎地区220平方公里签约割让给缅甸。

　　以上陆地领土永远不再属于中国领土，总面积在40万至50万平方公里左右(注：有些地区无法确定面积)。

　　(新)中国被强占的陆地领土

　　阿里南2000平方公里被印度占领；藏南(山南)90000平方公里被印度占领；印度阿克赛钦地区3万平方公里被中国控制。号称战胜国的中国在“中印战”中卻被強佔1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新)中国被外国非法占领的海洋领土和岛屿

　　南沙28岛650000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被越南非法占领；南沙2岛50000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南沙9岛70000平方公里被马来西亚非法占领；南沙1岛3000平方公里被文莱非法占领；南沙9岛410000万平方公里被菲律宾非法占领；钓(鱼)岛740000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日本非法占领；南琉球2267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放弃。不该被放弃的战略要地白龙尾岛被越南永久占领，其海洋国土损失无法准确计算。

　　以上海洋领土不属于中国控制范围，总面积在220万至260万平方公里左右。(注：有些地区无法确定损失面积，如白龙尾岛所损失的国土面积）

　　【遗憾：已占却自愿被放弃的战略要地白龙尾岛】

　　1955年7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岛，到1957年3月却交给了越南。这期间，该岛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海南行政区儋县，设立有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区级行政单位。同时设立有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驻军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银行、供销社、小学校、渔农生产合作社等，均使用浮水洲名称。1988年4月25日，越南政府公布了一份外交部文件，题为《黄沙、长沙群岛和国际法》。文中提到白龙尾岛，说：“越南请中国帮助管理北部湾的白龙尾岛，并于1957年收回。”白龙尾岛自古为中国人定居，远离越南海岸，有关条约及外交文件也查不到任何根据规定是越南领土。但是，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此岛的主权要求，在2006年以后的《地图册》上，已经看不到此岛的准确标示。

　　【最屈辱的割让】

　　江东六十四屯的割让最屈辱，1900年7月17日，俄军越过精奇里江，对江东六十四屯中的布丁屯居民大肆焚杀，强行驱赶过江。接着派出骑兵，将未及渡江的二十八屯中国居民聚在一个大屋中，全部活活烧死。一时浓烟蔽日，其他死里逃生的中国居民扶老携幼，奔逃黑龙江边，绕越不能，哭号凄惨，俄军骑兵追来，弹飞如雨，血染黑水。

　　18日晨，清军渡江与俄军激战。同时瑗珲水师日夜接渡，把部分屯民接至江右。当日，俄军枪杀了千名中国居民，将未来得及渡江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用刺刀逼入黑龙江中。浮尸蔽江。数日不绝于目。

　　至21日，江东六十四屯全被俄军焚毁，枪杀、烧杀、淹毙的中国居民达2000多人。十几日后，黑龙江底沉溺的无数尸体翻浮水面，顺流淌去，江面上浮着一层油，江水奇臭，惨状不可尽诉。25日，寿山致电杨儒，告以俄军“将我华民及江左各屯人民屠戮不堪”之惨状，要杨儒转告俄国政府“勿再妄杀良民”。俄国从此长期霸占我国这片领土。几十年后，基于所谓的“中苏友好”，江东六十四屯被(新)中国正式被放弃。

　　中国官方声称陆地总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300万平方公里；但是被中国实际控制的陆地总面积为93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仅有27万平方公里。(新)中国之后《陆地领土条约》放弃的总面积在40万至50万平方公里左右；海洋领土损失总面积在220万至260万平方公里左右。中国的所有邻国，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合法或非法的从这个庞大的帝国身上割下或大或小的肥肉，这是在天安门上宣称“从此站起来的中国，还是一个依旧孱弱的中国？！”对刚被强占不久的黑瞎子岛，只还了一小半就欢天喜地，不知道中国人高兴什么？连俄国人都承认整个黑瞎子岛本来都是中国的。——自欺欺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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