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二: 19-54）

第二篇 1957年 - 1965年

19

　　林克告诉我，我去进修期间所发生的事。

　　毛仍为“八大”所做成的各项决议--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反冒进”、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指导纲领等--大为震怒。就在我开始去进修班进修，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时，毛在会上宣布，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林克说，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毛虽形体衰弱，精神忧抑，他也是在利用这个时机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动。

　　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分，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干部、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几位领导都参加了。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已经成功。虽然还是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数量太少，构不成威胁。人民内部的矛盾已不再是尖锐敌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鉴于“匈牙利事件”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内部矛盾问题要用整风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共产党曾有过内部整风运动。毛曾在一九四二年于延安展开整风运动(目的在审查干部、清除王明势力)。但这次的整风和延安整风不同之处在，这一次的整风运动不再只是党内部的事情。这时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歧见已深，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因此号召民主党派人士来批评共产党。这是毛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策略。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全中国的善良百姓都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再来，身为知识分子的毛，对知识分子却存有很大的疑虑。毛在公开言语上，虽然提倡“联合、利用”知识分子，骨子里实在并不信任他们。解放后，中共立即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文坛上举行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指导他们与党站在同一线上。不愿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便会遭到严厉的攻讦。

　　作家胡风在文艺界的整风中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胡风(一九三零年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一向耿直敢言，曾公开批评毛的独裁，并对文化部提过不少建言。但他最大胆的言论是在与好友的谈话和私人通信中发言。胡的一些朋友将信交到了党里。一九五五年，胡风因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领而锒铛入狱。自此后，知识分子记取胡风的教训，连在好友间多不说真心话。

　　因此毛这次鼓励学术辩论，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个赌博游戏。毛认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数量稀少，而象胡风这样的异议分子早就噤若寒蝉，其他的知识分子无非是跟着毛的指挥棒，向毛自己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党内人士(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政策进攻。毛自信在这场赌局中，他稳操胜券。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马鞍形下降，是共产党领导的错误，也就是毛自己的错误。张治中在会中第一个为毛辩护。张治中原是国民党将领，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时的主要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张在周恩来劝说下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座上客。张说：“我常将主席与蒋介石比较，蒋介石是‘天下有罪，朕躬无罪’，毛主席是‘天下无罪，罪在朕躬’。这就是区别。共产党有了错，自己承认，毛主席又承担了错误的责任，这最使人佩服的了。”

　　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仍一再沉默。

　　于是毛从床上爬起，又站到讲台上。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仍是由高级共党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毛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全国报纸转载了毛的讲话，地方工作单位的领导也大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刚开始的批评非常温和而且微不足道。四月底，在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展开了热烈的鸣放运动。

　　也就是在此时，于五月上旬，我回到了毛的身侧。

　　一天一天的过去，人们给党提的意见越行尖锐，指出的“错误”越来越多。最后甚至涉及到了国家该由什么人领导的问题。毛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敏感，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念”，“国家的领导要由各党轮流担任”，“民主党派要有自己的军队”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

　　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有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毛的本意不是要共产党政权受到质疑。解放以来，毛对周围的人的阿谀奉承已习以为常，认为他真正的敌人早就被歼灭或囚禁起来，因此他从未察觉知识分子的不满竟如此之深。

　　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这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们都是高级民主人士)的鸣放会上，一位姓卢的参事发言中反驳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卢的发言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邓拓，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胡乔木(我的朋友之一)主管《人民日报》。

　　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忧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五月十五日，我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准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言论的右派分子大大反击。数天后，地方领导和各级编辑都知悉了毛的反击计划，各报继续刊登了批评党的“反动言论”和攻击“右派”的支持共产党文章。

　　毛这阵子告诉我，他的意思是要“引蛇出洞”，也就是“让毒草滋长出来，然后一一锄之，做为肥料”。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但党内领导人皆知，反击运动即将展开。

　　毛对我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认为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和秋天的“匈牙利事件”形成全球性的反共风潮。中国许多共产党干部和人民都受到影响。毛认为他们是思想糊涂。

　　毛将胡乔木叫来，臭骂一顿，并说：“没有能力办报，就应该辞职，给能办报的人让路嘛。”让胡住到人民日报去，从报纸上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并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替换了原社长邓拓。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写的<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显示鸣放运动的政策就要有大幅度的转变。文中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毛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在二月二十七日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所发表的讲话，正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许多民主人士看了正式出版的毛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大吃一惊，说内容上同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完全不同了。

　　毛在原本的开明讲话中提倡大鸣大放，知无不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六月十九日这篇修正的文章中，却提到了原本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毛还在文中立下了几点批评限制--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

　　知识分子这下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毛也知道弥漫在知识分子间的情绪，毛在<关于>一文正式出版后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叫你帮助党整风，叫你鸣放，谁叫你反党，向党进攻夺取政权。我叫你不要这么闹，闹了不好，这是事先打招呼，是阴谋还是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听了这一番话后，我终于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分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德其反。

　　六月底，通知我准备行装，随同毛外出视察，王敬先告诉我说，这次外出时间多久，他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不清楚。此时大鸣大放已经结束，反右派运动正要展开。

20

　　专列的驶停，仍以毛的作息时间为转移。我在火车上发现，随行的人大大减少。我问王敬先为什么只出来这么几个人。他说去年毛连续批评警卫工作神秘化，脱离群众，警卫调派方法改了，以后多依靠各省市的警卫力量。这次南行，一中队只出来十几个人，警卫处只派了一个人，其余就是秘书、卫士和我了。

　　这时已经开始反右派运动。一路上谈话，讲的都是反右派问题，毛不像在北京时的消沉，显得精神高昂，语言有力。毛在那期间跟我谈的许多话，直至今日，犹仍在我耳边回响。

　　毛说：“我一向的办法是后发制人。可以用三句话说明，一是老子不为天下先，老子指的是李耳，他的办法就是不首先发难。第二是退避三舍，这是晋文公重耳的办法，我们原来共事，对我有过帮助，现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让你以为得计，让你暴露一下，让大家看清你的面貌。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孔老夫子的话，既然你打来了，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

　　“原来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右派，右派是什么样子，说不清楚。现在大家明白了。什么右派啊，就是反革命派。我说不要叫反革命，不好听，戴上反革命帽子也不好看，就叫右派吧。

　　“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王实味向党进攻，写一篇文章叫<野百合花>后来一查，他是托派分子特务，就是这样，我也说不要杀。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从延安撤退，是保安机关将王实味杀了，报告我说，怕他跑，所以杀了。我还批评他们不对。

　　“第二条是大部分不捉，这也是延安时定下来的。除非不捉不足以平民愤，不能捉起来。他们是劳动力，捉起来养着，浪费劳动力。他干不了领导，干不了这项工作了有可以劳动，还有生产价值。这条办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办的。所谓“没官”就是给公家劳动。

　　“第三条是就地改造，这条在延安时没有明确说明，可却也这样做的，现在明确提出，这么多右派怎么集中得了，在你这单位出的右派，就在你这单位里改造。大家都清楚他的言行，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在大家的监督下，把他改革好。而且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接受改造，很好。不接受改造，也只有带着花岗岩脑子到死，他不接受改造，有什么办法。我看这样的是极少数。

　　“我常说，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看，牛并不是天生下来给人耕田用的和给人挤奶用的，马也不是天生下来给人骑的。还不是野牛野马，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我也常说，反革命也好，特务也好，总有那么一点特别本事，如果一点本事也没有，他怎么能当反革命、特务、右派?为什么不改革他一下，把他这点本事利用起来。”

　　王实味是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的作家。抗日战争后去延安。他看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舞会，有时还给“首长”演京剧，很不满意，特别是前方将士流血，后方歌舞升平，于是写了《野百合花》加以评论。其中有“舞回金莲步，歌啭玉堂春”讥讽这种状况，因此而被捕。王本身不是托派反革命特务，现在已经完全平反。

　　和毛谈这席话许多年后，我读了《野百合花》，我这才知道王的批评全是事实。王批评的也正是我栖身中南海内旁观多年的腐败现象。我恍然了悟党早在延安时期开始便步步走向堕落。

　　我们先去山东济南，然后到上海。上海市长柯庆施负责接待我们。毛对我讲：“在中国共产党内，亲眼看见过列宁的就是柯老一个人，那时他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看见了列宁。柯老说，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可见，领袖在人的心目中，所能唤起的力量。”

　　到上海后，住在沪西一座大理石楼，据说这原是一个叫哈同的犹太人的房子，一般叫做大理石楼或铜顶楼。草地很大，有不少树木，但毛不喜欢这里，想搬回专列上住，由上海市长柯庆施一再挽留才住下。

　　毛此次的上海之行是公开的。他要全国人民知道他仍是最高领导，他策划的反右派运动 已正式展开。上海的反右派运动正在高潮。柯庆施安排毛看了工厂的大字报，会见了上海市的党政军干部，讲了话。又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一些文艺界的“左派”人士，包括小说家巴金、演员赵丹和他妻子黄宗英，还有女演员秦怡。

　　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我们旋即离开上海，到以西湖驰名的杭州。我们住在刘庄。刘庄，原主人是安徽籍大茶商。一九六零年，浙江省为了使毛住得更舒服，将原住厅堂拆掉，改建成豪华的现代住所，修好暖气设备。真是金碧辉煌，豪华壮丽。刘庄在西湖湖汊中，是典型的江南园林，既优美又安静，比起北京的颐和园，更胜一筹。庄中建筑散落在池塘水流间，有典雅拱桥相连。每次阵雨过后，小塘中可以捉到很多鲢鱼，拿到厨房，厨师作成西湖醋鱼，味道鲜美。

　　苏联共产党内发生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事件后，这时苏共派米高扬秘密来中国向中共通报情况。米高扬一行人到了杭州，想跟毛讨论中国核武发展计划。毛要我去见见米高扬。

　　米高扬个子不高，体形适中，背微驼，看上去大约已经有六十岁左右了。他主要的症状是大关节疼痛，主要在背、腰和大腿关节。在苏联治疗很久，不见效。他听说中国的针灸治疗很有效，特意问我能不能给他施治。我说可以用针灸方法治疗拭拭看。因为他还要到北京，我给他介绍一位很好的针灸大夫孙振寰，可以用针灸同时服用中药治治看。

　　然后他请我喝伏特加，我推辞了，因为我不喝酒。我要了一杯茶。米高扬同我谈起原子弹的可怕。他说，在苏联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多次，有一位负责这项工作的部长，得了辐射病死亡。

　　我对米高扬说：“我是医生，对原子弹毫无研究。不过从医生道德来说，原子弹和任何其他杀人武器一样，都应该加以反对。”

　　回到刘庄，我将米高扬的病和他的这段谈话，告诉了毛。毛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们的原子弹伞可以庇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生怕我们不服他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原子弹了。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要想限制、控制、吓唬我们，你控制，我就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对毛来说，原子弹炸死一千万、两千万人都算不得什么。所以杀掉几十万个右派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毛也许未亲自下令处死那些右派(就象王实味一样)，但他也不曾出面制止这些暴行。

　　毛在杭州做了另一次的讲话，几天后，我们便由杭州乘专列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中山陵附近，原属于国民党宋子文的一座别墅。这时已是六月，天气很热。室温一般在摄氏四十度。毛不怕热，他的卫士每天在他卧室里放上大冰桶。毛又对反右派运动说了不少意见，我总是边听边冒着大汗。

　　外面的政治风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参考资料”上满是声讨、批判右派的报导和评论，毛读了很多。毛这阵子睡得更少，所以闲谈的时间也多，但他精神益发振奋。

　　我不在时，林克跟毛接触最多。他跟我谈起他对毛的政治评估。林的看法，在当今这个局势下，毛不得不在党内求和解，以一致对付党外人士。这次是由邓小平负责反右派运动。邓曾在八大会议召开期间，叫毛休息，毛十分震怒。但毛所指斥的“小脚女人”领导中，并不包括邓。我许久之后才知道邓在推行反右派运动时，风声鹤唳，人人胆颤心惊。

　　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到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一九六六年发生。我们今天只记得反右派运动时对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径。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未料到民主党派人士竟群起质疑“社会主义路线”和“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党内领导人人自危，大家一致枪口向外，出现了大团结的局面。

　　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有意见。一九五六年底开始的半年内，毛号召给党提意见，到一九五七年一、二月以后，毛又提出大鸣大放，也就是随意给党的各级领导提意见。原来毛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各领导人在害怕毛的愤怒和右派人士的批评之下，转而支持后来的“大跃进”。毛仍在考验这些党领导。毛此时正设法夺回政权，重整旗鼓，准备稍后再做出击。

　　在这期间，毛想在南京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但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觉得南京太热，建议在青岛召开。

　　毛本来想乘专列去青岛，但是太热了，大家都劝他乘飞机。毛同意了。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带两架伊尔十四来到南京。大家分乘这两架飞机到济南。第二天毛在省委礼堂会见省委和济南军区的干部。毛讲话内容仍是反击右派，与一路所讲的相同。

　　青岛的七月确是清爽宜人。从南京大火炉到了这里，真是别有洞天了。青岛地处崂山余脉。全市街道，高高下下。市内整洁，房屋都是德国式的。郊外到海滨，错错落落的一座座别墅，红瓦红砖墙，点缀在密密丛丛的绿色树林中。毛住在原德国总督府改建成的迎宾馆。这是一座地堡样的德国式建筑，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俯瞰着青岛市。

　　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水族馆，毛去参观过。毛乘车到山东大学内转了一趟。这个大学就是江青吹嘘她在三十年代时，旁听过梁实秋讲课的所在。又参观了青岛四方火车机车制造厂。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制造火车头的工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工厂。毛在青岛的警卫仍如往昔森严，每次秘密出外参观，由于警卫众多，往往引起居民的好奇。青岛的许多街道则禁行车辆和行人。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于青岛召开全国各省市书记会议，议程前后数日，会中的讨论集中在反击右派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两大方面。《人民日报》刊出毛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情势>一文--毛主张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毛的理论其实矛盾百出--从领导一元化谈到民主政治、教条主义到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统一到个人意志。毛的理想是要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四十到五十年内，超过英美先进国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理念正在毛心中滋长。

　　我在毛奢华的宫闱天地中，未曾感受到外面反右运动的风声鹤唳。那些激烈的批判、斗争离我十分遥远。我完全与世隔绝。毛的几次闲谈似乎也没有带给我任何真实感。我只能模糊感受到毛话中的深意。

　　我在青岛正为政治以外的事搞得焦头烂额。

　　

21

　　我的问题是江青。江青四月就从苏联返国，也跟我们去了青岛。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毛与江青分住在迎宾馆楼下南和北的两端房内。我们住在二楼。只住了两晚，江青说楼上的人冲马桶的声音吵得她不得安宁，休息不好，要我们立刻搬走，并且说：“到青岛来休息，是叫你们休息，还是让我休息?”

　　林巧稚和俞葛峰两位妇产科医生仍随行。但自一九五六年徐涛医生到医院学习后，江青便没有专任内科医生。江青提出要我兼管她的工作。

　　我说：“你同主席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兼管你的工作，你们不在一起时，我很难兼管。”江说：“好在我也没有多少事，我和主席不在一起时，必要的时候，可以让护士给你打电话，安排我的治疗用药。”我只好答应下来。

　　没过多久就遇上难题。就在我们被赶出迎宾馆几天后，也就是七月中旬，那晚下着大雨，晚上十一点多钟，江青的护士打电话告诉我，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我问脉搏和体温，说都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症状，只是江青觉得鼻子有点不通气。江青让护士告诉我，看怎么办。我向护士说：“雨太大了，去不了，先给她服一点抗过敏药，到明天再看。”

　　那时雨势很大，可以说是豪雨。我既未带雨衣，也无雨伞。如果走去，全身要淋透，也就没有办法给她检查了。何况只是鼻子有点不通，没有必要检查。

　　过了大约半小时，护士又打电话来说：“江青同志说了，医生不看病人，就给药吃，是不负责任。”我听了以后，觉得江青这话有些过份了。鼻子不大通，服一点抗过敏药，就成了不负责任，岂不是笑话?何况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又没有什么大病，要摆出随传随到的架子，对医生太不尊重了。因此我在电话上说：“江青如果不愿意服抗过敏药，可以不服，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林巧稚和俞葛峰大夫已经给她做完妇科检查，要回北京去。江青请她们在海滨吃饭。李银桥告诉我：“本来要你做陪，因为那天夜里叫你，你没有去，她说你架子大，把你取消了。”

　　将我取消，我倒是如释重负。反正同她一起吃饭，实在谈不上乐趣，只是活受罪而已。她吃饭时，规矩十分繁琐。饭前要吃促进消化的药，饭中要吃补血剂、镇定剂，饭后要吃一大堆维他命。吃相饕餮，又不断品评，使人感觉虽不能说芒刺在背，也可以说食欲全消。

　　毛又感冒了。七月的青岛天气有时阴湿，毛每天仍去山东公安厅专设的私人浴场游水。毛自七月中旬以后，咳嗽加多，胃口不好，自觉身上没有力气。我让他服了些感冒化痰药，并不见效，几天后便停服了。

　　一天山东省委书记舒同来，对我说：“济南有一位中医刘惠民大夫，医道很好，可以请他来看看。”我告诉他，这要征得毛的同意，便去找毛。毛说：“这次感冒总是不好，你不主张再多吃药。还有什么办法?”

　　我对中药病理并不了解，但我父亲在一九五六年重病一场，张孝骞大夫等人都束手无策。我请了中医章次公大夫，是他给治好的。我跟毛提起此事，劝毛试试看。

　　毛点头答应说：“那么由你主持，请他来给我看看。”

　　这位刘大夫六十多岁人，高而瘦，面容清癯。看上去十分朴实。毛见到他，请他坐下。然后问他姓名，说：“你是施惠于民了。请你来给我看看。”

　　刘问脉后，看看舌苔，说：“这是风寒内聚，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这时毛有些不耐烦，说：“你讲这些，我也不懂。你同李大夫研究吧。”刘向毛鞠了一大躬，退了出去。

　　舒与刘一起到我的住处。刘又解释，这是风寒内阻，需要发散出来，服用两剂药就可以好。最好是睡前用半碗米汤随药服下，然后盖上毛巾被，有微汗才见效。我听了，很为难。这是毛喜凉，往往不盖任何东西就睡了。

　　我又到毛的住室，他正等我回话。我将刘大夫说的简单讲了一遍，然后说：“治病是个麻烦事，主席试一次，一次不好，再也不干了，如何?”毛显得有些为难：“这种天气，盖上毛巾被睡，不吃药，也要出汗，何必要他看呢。”我说：“盖被捂出来汗，同吃药发出的汗，可不一样。试试就知道了。”毛说：“照你的办，试一次。不行，就算了。”

　　舒同的夫人水静给煎的中药。我亲自检查过药单，确定没有问题。但傅连璋的药品化验处无法化验这些中药，我只好联络中央保健局讨论化验药草的法子。

　　毛每到外地，即从该地拨出一条专用长途电话，直通北京的北京电话局三十九局，这三十九局是设在中南海内，专供保密通话。有黑、红两种电话。黑色电话可以通其他的分局。红色电话就是机密电话，与北京室内其他线路不通。

　　我就是用这电话打电话给保键局的。保健局的意见，舒同是中央委员，山东省委书记，他主持之下，应该没有问题。我说，这些药怎么做药物安全检查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中药不比西药，很难弄清里面的成分。最后商量好，按药方做成四份，一份舒同吃，一份我吃，一份送回北京交保健局，一份给毛吃。我与舒同做了一次当成试验品的荷兰猪。

　　毛盖着被出了一夜的汗，感觉同以前差不多。第二天毛又同意服了一次。刘大夫又诊过脉，认为风寒已驱尽，应该感觉好了。毛说同以前差不多。于是又连服了三天。刘又诊视一次。刘说感冒风寒已经没有了，不舒服是劳累引起的。刘建议改服一些西洋参和中药合成的药丸。这些药我一一查过本草纲目，都是起补的作用，没有害处。毛于是同意服用。

　　但毛还是觉得身体衰弱。刘大夫也束手无策。我想也许去暖和点的地方，毛病情会好转。舒同说：青岛最好的季节是八月，七月太冷。最好在青岛留下，过了八月再走。但天气未如他所言好转。

　　七月底一天晚上，毛叫我去，问我的意见，是留下，还是走。我说：“我也没有胃口了，这样的气候，再住下去，恐怕不会舒服。”毛说：“那么就打道回府吧。”

　　八月初离开青岛回北京。毛的感冒马上转好。

　　

22

　　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完善的医院之一，医生素质优秀，设备齐全。旧医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一九四九年后依苏联模式，完全改组。一些优秀的医生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由党委接管医院事务。现任党委书记是张志强。党方面认为战时曾接受红军医务兵训练的张志强具备医生资格，但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大夫无法接受。但张是个老革命，在那时政治成分大过一切。

　　我到协和医院找了几位老同学谈，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卫生部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各种人员拆散，分别调到别处，别的医院，而且将综合医院，改成专科医院，他们认为这对培养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几个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后，转告给毛。

　　毛正色道：“你这个人是‘浅尝辄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来告诉我。”

　　我参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会。会上发言人的箭头集中在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和医院院长李克鸿两人身上。发言的人，大都是年轻的实验室技师和护士，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不懂医院管理。年轻的医生们则对医院事务较有了解，又尊敬这两位长辈，故多未发言。

　　发言的人都斥责李宗恩、李克洪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总的一句话，向党夺权。会场上大众的情绪很热烈。

　　我很同情两位李医生，他们公开批评党领导之举实属不智。我觉得再怎样不该批评党中央。我那时才在毛身侧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毛永远是对的，从未想过该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会后，我去找张孝骞大夫。张孝骞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医学院做院长，后转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中国境内数一数二的优秀专家。这年春天张也给党提了意见。张说，他做内科主任，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反右派运动展开以来，张日日心惊肉跳。

　　张孝骞一见到我，立刻抓住我的两手说，他犯了大错误。他说：“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张又讲，大家认为他是想向党争人事调动权。他说：“我可是没有要人事权的意思。我只是说，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最后张又说：“你要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

　　我回去后，将以上的情况告诉毛，特别将张最后的话向毛讲了。

　　毛笑着说：“你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毛歇了一下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他接着又讲：“张孝骞同这些右派不一样，他是个书呆子，让人利用了。我以后还要找他谈谈。”因此张逃过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鸿大夫下场凄惨。反右运动，二人都被定为“右派”，免职“下放”改造。李克鸿到云南一所小学里当图书馆员，李宗恩被流放到贵州，两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显看出来，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换句话说，他张开的网，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劳改的确实人数，也不明嘹所谓“改造”的真正目的。从毛的谈话中，我觉得毛对敌人宽大，给他们改造的机会。毛说不该杀王实味时，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运动。毛是对的，共产党好。他们解救了中国。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大成右派分子。每个单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泛滥。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至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他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后来参加十三陵大坝的修建工程时，才略微醒悟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劳改营中，一个只能驮二十斤石头的人被迫驮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瘫下来了。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不驮也得驮。在他饱经摧残，无助而痛苦时，大家就逼他认错，他只好出卖朋友，连带供出别的人。许多人不堪摧残而惨死在劳改营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谓的“改造 ”还仁慈些。

　　我早该知道这些情形，我有的是机会了解。毛给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百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三千万“人民公敌”。这数字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我觉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数字的来源一定可靠。后来我甚至相信这数字应该更高些。

　　毛也曾给我别的暗示--中国百姓的生命对毛来说一文不值。

　　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走笔今日，我很感激我当时的天真无知。当年我还不如现在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风横行，知识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许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我曾想离开毛的行宫，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组中，如同困兽，无法挣脱。我原本应该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却视而不见。如果当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规模呢?我一定会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我会无法离开一组，也无法在其间装傻过日子。中国人常爱说“难得糊涂”--我想这就是我那几年的情境。抚今追昔，我了悟到那几年我是在糊糊涂涂之中度过。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23

　　苏联预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盛大庆祝苏联革命节四十周年。赫鲁晓夫特别邀请全球共党领袖赴苏，共襄盛举。毛主席那年六十三岁，只在一九四九年冬天为和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出过一次国。毛要再去一趟莫斯科。如今全国反右运动正进行地如火如荼，他精神特好。全国团结，人心振奋。城市和乡村都在迅速推展社会主义化革命。毛这次威风凛凛地率着代表团浩浩荡荡地前往莫斯科。如今的毛正和赫鲁晓夫旗鼓相当。

　　我们预定在十一月二日去苏联。

　　我负责医务人员的安排。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是代表团的专任医生，我以毛的保健医生身分前行。江青向我提出，这次去苏联，可以带上刘惠民大夫。一方面是感谢他在青岛治好了主席，另一方面是向莫斯科作态，表示热心提倡中医。

　　刘大夫知道后，半喜半忧。刘大夫向我说，他年纪大了，很怕冷。我告诉他，这些天使馆来的气温报告，最低时不过摄氏零上四度，而且屋内有暖气，但刘大夫不放心。他说：“万一主席没病，我倒先病了，那不糟糕了。”刘大夫怕代表团统一分配的羊毛大衣不够暖，叶子龙只好到皮货商店买了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这样，刘大夫才算放了心。

　　然后便是毛的中药问题。苏联没有中药，所以刘想带齐所有的药材。中药不比西药，都是些草根树皮，体积大。带少了，要用的时候不够用。带多了，太占地方，而且不好带，何况中药的味道太大，随身携带太熏人。

　　最后商定一个办法。对外贸易部一个押送礼品的人，要先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刘随身只带够用五至七天的常用治感冒药。其余足足三大皮箱的药材和用特定的木盒子装好熬中药用的砂锅，交给外交部，由他们的礼品信使，先行带到莫斯科中国驻苏大使馆。

　　此外为防毛有紧急状况，也须要一位护士随行。我建议要中南海保健办公室的护士长吴旭君去。我是保健办公室主任，对吴的工作能力很清楚。但是叶子龙不同意，叶的意思是带江青的一个护士去，因为他同江青去过苏联，可以不做出国衣服，节省点费用。但这位护士在医院的训练不够。江青破天荒地赞同我的看法，认为找一名有临床经验的护士去远比省钱重要。我便通知吴旭君做准备。

　　苏联方面也为毛派了一位医生来。据他告诉我，他得到的指示是，负责陪同毛前往莫斯科以及毛的旅途健康。我们事先见了面，我、吴旭君和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在“全聚德”请他吃烤鸭。他对烤鸭赞不绝口。他特别欣赏的是茅台酒，一大瓶酒，他一个人几乎喝完，我看他已有醉意，急忙送他回苏联大使馆，又另外送了他一瓶。

　　苏联派来两架图--一零四到北京来迎接。我与毛、宋庆龄和那位苏联医生同乘一架飞机。黄树则随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乘另一架。

　　旅途中，机上的空中小姐不断来给我们送来鱼子酱、鲟鱼片和三明治，也拿来一杯杯的伏特加酒。飞机中途在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各停留一小时加油。两地都准备了大型宴会，全是冷菜。毛对我说：“这苏联菜，实在没有吃头，尝不出什么味道。”

　　那位苏联医生一边吃喝着，一边同我讲吸烟的坏处，喝酒的好处，不过没有多久，他就安然入睡了。

　　在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和一帮官员前来迎接。留着一部山羊胡子，面容严肃的布尔加宁及米高扬也来了。米高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还说了一些话。当时翻译正在毛旁边，给毛翻译，我不懂俄语，我想米是说针灸的事吧。在郝旁边有一位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是苏联官员中唯一的女性，大约也就是五十岁左右，举止有些轻率。

　　赫鲁晓夫陪同毛到了克里姆林宫住下。我从旁观察，赫鲁小夫对毛是很亲切和尊重的，赫鲁晓夫向毛说，希望能多住些日子，这天是十一月二日，过了十月革命节，可以住到郊外别墅。并邀请毛在会后到黑海的索契住一段时间。

　　但毛则显得比平时多一分矜持。毛一开始就对赫有些冷淡，他仍然为那份批评史达林的秘密报告余怒未消。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和毛都注意到，街上的人大多一副有气无力，死气沉沉的样子。这与中国解放后的振奋活跃，简直有天壤之别。毛说：“赫鲁晓夫反史，不得人心，哪里还会卖劲。”

　　苏联方面十分殷勤款待毛及其随从人员。毛住的是叶卡特琳娜女皇的寝宫，宫内穿廊叠叠交错，宛如迷阵，宽敞的房间里摆着典致的古物。地上铺了长毛地毯，挑高的天花板垂吊着灿烂的吊灯。墙上有些肖像。毛住的卧室，是最豪华宽敞的一间。这次毛的大木床没有运来。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毛用不惯，最后是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

　　我和叶子龙、王敬先、林克、李银桥、卫士、给毛做饭的两位厨师和几位翻译员在宫内。中国代表团其他领导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其他随从人员则分别住在莫斯科旅馆和中国大使馆。我们很少见面。林克和我同住一间。每人的房间内都摆上苹果、橙子、巧克力糖、桔子水、矿泉水和纸烟。酒非常多，食物丰盛。

　　毛一直很兴高采烈。毛似乎未特别注意寝宫的奢华，但他发现现今他和代表团所受的贵宾招待与一九四九那年遭到的冷遇，有若天壤之别。他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看起来，不论中外，不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人都是势利眼。这里还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哪。”

　　这句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说这话时，微笑而又带讥讽的神情，时隔这么久，依然如在眼前。我当时弄不清，他是开玩笑，还是说明事实。我没有答话。

　　毛去列宁墓内列宁及史达林献了花圈。我看列宁和史达林都瘦小而干瘪，这倒真使人看了很不舒服。我听说他们的耳鼻都已开始腐烂，只好用蜡代替。当时我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年后，我会是毛泽东遗体保护组的副组长。

　　毛对苏联文化毫无兴趣。他单独进餐，从未和代表团人员一起用餐。这次到莫斯科带来两位厨师，其中一位厨师精于西菜。到莫斯科后，苏联方面又配了两位厨师给毛做饭。因此，每餐饭都是中国和苏联的各占一半。但毛大多只捡湖南菜吃。我可以体会毛偏爱中国菜的心情。苏联菜无论冷热都让我难以下咽。

　　一天他吃饭的时候，我去看他。毛邀我一起吃饭。虽然我才刚吃了一顿苏联饭，但毛的饭菜中有他厨师的杰作，所以我胃口大开，吃得津津有味。毛看出我吃得很高兴，他微笑着说：“我看，你不象吃过饭的样子。”

　　毛对苏联文化的见解令人难堪。赫鲁晓夫请毛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赫鲁晓夫邀我们共坐在他的包厢中观赏。我们到时，已经是第二幕，毛看没多久就看不下去。毛没有看过芭蕾剧，也没有人事先跟他说明。毛对赫鲁晓夫说：“看来我这辈子不能干这个了(指芭蕾舞)，你还行吧?”赫鲁晓夫说:“我可不行了。”

　　第二幕刚结束，毛就说：“可以了，该回去了。”回来以后，毛对我说：“这么个跳法，用脚尖走路，看得叫人不舒服。不能改个法子跳吗?”我怀疑毛是故意不去欣赏苏联文化。他这是为了嘲笑赫鲁晓夫和苏联。

　　我们去莫斯科大学拜访中国的留学生时，毛才对苏联露出一丝赞美之情。当时中国的留学生每人都穿着一件褴褛破旧的棉袄，而苏联学生穿的是呢子衣服。学生餐厅里的伙食远远强过国内的干饭青菜。莫斯科大学宿舍的居住条件也比中国好。同样大的房间，苏联只住两个人，中国却挤八个。毛说：“这我们比不上。”

　　毛通常白天开会，晚上单独留在卧室内。我和其他人员便有许多时间自由行动。我与林克没有事，我们去看了庆祝晚会的演出。这是一个音乐歌舞演出会。每个节目都不长，很吸引人。晚上我们在宫内的小型电影放映厅，观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片子。我们点名要看“翠堤春晓”。

　　后来外交部的韩叙说，到苏联这里，专看美国片子，太不好意思。于是映了刚发行不久的“静静的顿河”，但我是一句话一个字都不懂，实在看不下去。

　　苏联人员和我们代表团处得很好。我们这次带了一大堆礼物给招待的高级苏联官员，准备的有象牙雕船、景泰蓝花瓶和金镶的苏联国徵;另外准备了中国香烟、茅台酒，绣花拖鞋和丝睡衣给一般警卫人员和女服务员。

　　楼道口站岗的警卫官们同我们混熟了，开始是我们进出时，顺手送他们一些，他们拿到总是偷偷摸摸地藏起来。后来，他们值班时，轻轻敲楼道口的门，我们就知道是要烟和酒了，我们就递出一些去。

　　有位女服务员以为中国的生活水平比苏联好，医生的工资很高。林克注意到她整理我的床铺特别仔细用心。后来她从翻译阎明复那打听，问我愿不愿意同她交朋友，她愿意随我回中国去。阎明复替我回绝了。大家听了这事，哄堂大笑。

　　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又发生了一叫使大家十分不愉快的事。我们随从人员公用一间大盥洗间，每天上午由苏联女服务员整理及打扫。按苏联习惯，盥洗间放一大瓶香水。中国人没有用香水的习惯。可是这瓶香水早上摆在那里，到中午就不翼而飞。如此，一连三天。

　　叶子龙怀疑是哪位顺手牵羊拿走，装在箱子里了。于是他突然检查每个人的箱子。我十分反感。检查了一遍，谁的箱子里也没有香水。而香水摆在盥洗间里，仍然每天放，每天不知下落。大家一肚子不高兴之余，突然恍然大悟，香水之不见，是这几位苏联小姐的杰作，前手放、后手拿，方便的很。

　　我将这段插曲告诉了毛。毛说：“叶子龙简直是多事。人家拿了，就不要查。万一查出来，怎么得了。人家背着你拿，就是怕你知道嘛。”

　　赖祖烈同我商量，去看那位到北京接我们的医生，于是由大使馆的姓金的翻译陪我们到这位医生家去。他住的是公寓房子。一共两间房，房间很小。我们带着绣花拖鞋、丝睡衣和两瓶茅台酒送给他。

　　那位医生看见礼物时不知所措。他连着转几个圈子，突然拿出三百卢布送给我们，作为还礼。并且说送给一人一百卢布，很不好意思。我正在推辞，赖祖烈却一把接过去收下了。我当时大惑不解赖为什么收下。赖回来的路上同我说，这算是公家收入。但赖操守很差，我想他把那笔钱自己拿了。

　　十一月七日毛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毛同苏联党政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并立在列宁墓上。我站在墓下左侧，在我旁边是爱沙尼亚的党书记。他会讲英语，而且相当流利。他告诉我，他年轻时在英国住了很久。他说：“以前我们常用中国代表谜或神秘，似乎很远很远。以后有机会真想去看看这个谜一样的国家。”

　　中国五一劳动节和国庆节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原本就抄袭自苏联模式，很累人，我对如此铺张浪费也十分不满。红场的尖塔宫殿及鹅石大道虽然举世闻名，但不够宽阔壮丽。两年后，为纪念解放十周年而拓建天安门广场。我怀疑中国此举是要和苏联较量，盖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

　　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后，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次宴会。这次毛喝了点酒。宴会后，毛的兴致很高。他对这次的莫斯科宣言十分满意。他说：“一八四八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将近一百年后，这次的《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和策略。

　　“我们中国党在会议上提出了，十五年之内，在钢铁生产上，苏联要超过美国，我们要超过英国。到那时候，物质生产的力量对比，我们就有了质和量的根本改变，革命的形势就会彻底改观②。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钢太少了。就是要搞实力地位才行，要不然你说话，谁人来理你，人家看不起你，你讲半天有什么用。

　　“冷战政策也好，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好，我都双手赞成。国际上搞得紧张点，国内各种力量就会团结得好一点。外部有压力，内部才会奋发团结。你那面磨刀霍霍，我这面也不会把枕头垫得高高的睡大觉。”

　　后来我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得知毛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于莫斯科发表那篇狂妄自大的演讲，使赫十分震骇。毛的那篇演讲根本是“井蛙观天”;毛对资本主义世界没有概念，才会毫无根据的说出“十五年内超过英国”的这种狂言。而在核子时代中，表态支持战争边缘政策和国际紧张局势，更是愚蠢至极。但问题毛那篇演讲就象平常和我深夜闲谈一般，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又在思考新的策略。那时毛的心田早已播下了“大跃进”的种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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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李医生与毛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同一间房的报导有误。

　　②毛夸口中国会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可能是被赫鲁晓夫说苏联可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激。但李医生没有听到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译注：赫鲁晓夫在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大跃进”这个术语第一次被公开引用，是在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一篇演说中。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毛自莫斯科返国前，《人民日报》号召掀起“大跃进”运动。

　　③关于赫鲁晓夫对毛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忆述，可见前引书 Khruschev Remembers， pp.250-257。

　　

24

　　莫斯科之行使毛精神振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莫斯科后，毛已准备发动“大跃进”，增加粮产量。但他当时最大的阻力是中国共产党。他目前的首要之务在于寻求支持。

　　回到北京后，稍事休息，毛就乘飞机到了杭州。江青已经先行抵达。

　　在杭州住了两个星期，又乘飞机去广西南宁开南宁会议。中途在长沙黑石铺机场降落加油。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到机场来迎接，请毛进城休息一下再走，毛没有同意，就在机舱内同周谈话。毛说：“湖南的农业就是上不去，为什么湖南只种一季稻?”

　　周回答：“湖南的气候只适宜种一季稻。”毛说：“你这湖南同浙江在同一纬度上，自然条件也与浙江相似，为什么浙江能种两季稻，你湖南就只种一季稻。”我看周的脸胀得紫红，说不出话来。

　　毛又讲：“我看，就是不吸取人家的好经验。”周嗫嚅说道：“我们回去再研究研究。”毛抢白地说：“什么研究，我看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说着，随着伸手拿起《明史》，对周说：“你们回去吧。”也没有等周告辞，毛就翻说看起来了。弄得周尴尬不堪，同我们打着招呼，又说：“主席，我们回去就改种两季试试。”毛也没有理他。

　　周下了飞机后，毛气虎虎地将《明史》一扔，说：“他试试看，完全不学学别省的好经验。没有用处。”

　　南宁会议是毛鞭策共产党的再一次努力。

　　这时已是十二月底，南宁仍然是郁郁葱葱，满眼苍翠。城市不大，但十分整洁安静。街道和商店建筑是典型广东式的。沿街房屋都是两层或三层楼，而第一层都内缩一截，使二层的临街部分形成沿街一条行人走廊。这种建筑方式，对于多雨的华南地区城市的行人，有很大的便利。这里极其幽静，树木很多，特别是橘子树和栀子树丛。橘子数上满是白色的橘花，甜香沁人。也有不少的柚子树，气候温和，一般在摄氏二十四度左右。

　　广西自治区党委交际处宾馆设在一座小山上。毛住在一座小巧的平房里。江青住在邻近的另一座平方。沿着房前的花径，转过山坡，是新建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们住在这楼里，小山脚下是南宁宾馆。

　　到南宁后第三天，江青叫我去，大发脾气说护士折磨她，有意打乱她的生活习惯，将她整得精神紧张的很。要我立即给护士开会，整顿工作。

　　原来南宁招待所的房屋没有暖气设备，只能用电炉取暖。这种炉子一开，温度升高很快，江青说温度高了。关了以后，室温立即下降，她又说凉了。区委秘书长和公安厅长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香港，买来电暖气。这种设备，外形每具同普通的暖气片相同，有十到十二片相连，灌入冷水，插上电源，水温可达到一恒定温度，这样才解决了室温的问题。

　　江青是淋浴的，但招待所没有淋浴设备，只好用脸盆将热水冷水混好冲洗，一盆用完，再拿一盆冲，这个空隙，江说护士有意使她受凉。自治区委秘书长知道洗澡出了问题，立刻又派人到香港，买来淋浴设备。但是江住在这里，不肯先到别处住一两晚，无法安装，闹得大家十分紧张。

　　我先问过护士后，随即跟江青解释情况，除非她暂时搬到山下宾馆住一两天，趁此加紧安装淋浴设备，另外没有别的办法。江更加不悦。她说，护士不积极想办法，不尽职，反过来以让她搬家胁迫她。

　　在这种无理取闹中，已经不能同她讲道理了。晚上江睡觉后，我同毛讲了护士们的困难情况，毛听后说：“江青这个人也是个纸老虎。有的事就是不能听她的。要顶一顶，护士们不要怕，替我感谢她们，谢谢她们照管江青。”

　　第二天下午，卫士来告诉我。江青到毛处，说护士不好好给她洗澡，故意让她受罪。毛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嘛。这些人还不是抱着雇佣观点来工作的。”卫士说：“大夫，可要注意了。”

　　这下我明白了，毛对我讲江青不对。对江青又讲护士不对。我还得准备好对付江青。

　　过了两天，江青找我谈话，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时我在将就你?”我说：“我不知道。”江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你能够想办法，遇事果断。主席说你这个人还是多谋善断。可是你骄傲，有架子，只要你认定的事，什么人说你，你也不回头，要说服你，难得很。我对你是投鼠忌器，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江皱着眉头说：“我有时受不了你的这个脾气，只是主席在用你。你给主席工作，主席对你也适应了，也不容易。我对你是从主席的这个大局出发。你和我都是为主席工作，都是他的幕僚，你我是同僚。我已经给你提了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的工作能力和我的个人条件，都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还是希望有适合的人，可以接替我。”我建议由王鹤滨替代我的工作，因为这时王已经从苏联学习回来了。江青显得不耐烦说：“你的工作适合不适合，由主席决定。”

　　卫士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同我讲：“大夫，江青对你真算是客气的了。我听主席讲，这么忙，还闹个不停。真不懂事。”我问他：“主席这几句话是说谁呢?”卫士说：“这是江青从主席房里出来以后，主席讲的。我看可能是说江青。”

　　但江青还是闹得翻天覆地。为了洗澡，闹得护士们哭哭啼啼地跑来跟我诉苦。我看，摆在面前的事，不是医生能解决的。

　　我去找王敬先，王说，这种事他管不了，他只管警卫工作。我又去找叶子龙，叶说，没有办法，淋浴设备买来了，江青不肯搬到别的房间住一两天，装不上去。我又去见了江青，说明不安装淋浴设备，无法解决洗澡的水温保持恒定。这次江同意了，暂时到山下宾馆住一天，总算抢装好淋浴设备。

　　洗澡问题告一段落。接着江又说，住房周围不安静，影响她的休息。于是，除我们几个人不动以外，其余所有的人，包括区委秘书长和区公安厅长一律搬到山下，而且山的四周断绝通行①。

　　刚过了一九五八年新年，毛决定在一月十一日召开中央各部门和省委书记会，也就是南宁会议。中央部分领导人，和部分省市领导人都参加了。会中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上，毛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当时负责计划、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人都作了严厉的批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陈云。

　　一月十一日开会。十五日陈伯达找我到他南宁宾馆的房间去。他告诉我，他感冒了，头痛，让我给他感冒药。其实陈伯达想回北京，但因陈在会中也遭到毛严厉批评，不敢走，怕一走毛会指控他“躲风”②。他又问我，他的房间的楼上，住的是哪一位?一夜到天亮，在上面走来走去，不停的来回走，在下面整夜吵得睡不着。陈要我到上面去打招呼，不要吵得下面不能睡觉。我口头上答应他了，但是来的都是“首长”，我怎么能够去打招呼呢?

　　我离开宾馆以前，到了二楼，才知道住在陈伯达上面的是薄一波。薄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会上受毛的严厉批评，心理压力想必极大③。

　　江青的前夫，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在会中遭到毛的激烈指责后，精神崩溃。

　　南宁会议是在二十二日结束。当天上午，上海市长柯庆施找我，说黄敬这些天来，精神不正常。要我给黄查一查，是不是病了。

　　我到了黄的房间，他睡在床上，但是并没有入睡。他语无伦次，精神恍惚。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我立刻将这种情况告诉了杨尚昆。杨说，会议结束了，明天可以到广州，再住院治疗。

　　后来在广州，柯庆施告诉我，黄敬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等坐一架飞机去广州。途中黄突然跪在李富春面前，磕头说：“饶了我吧。”大家知道黄是疯了。到广州后，送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黄敬住院期间试图从医院窗口跳楼逃跑，跌断了腿。我自此后没有他的消息。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就去世了。

　　在毛的斥责下，与会人员俯首贴耳，唯唯诺诺，但毛的情绪十分高昂。会议结束后，自治区党委请大家吃一顿“龙虎斗”。毛破例跟大家一起用餐。所谓龙就是蛇了，但不是一般的菜蛇，而是一种叫做三花蛇的毒蛇，虎就是猫了，但不是一般的猫，而是一种野生的猫科的果子狸。这种狸，素食，在山林间以各种果子为食物。非常肥腻，我和很多首长都觉得难以下咽，但毛却吃了不少。

　　第二天毛要在南宁市郊外的邑江游水。当时水温太低，只有摄氏十八度，不适合游水。毛不同意。他认为，只要在精神上有了准备，水温再低，也不会感冒。我只好和他一起下水。 毛在邑江中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游后第二天毛果然感觉不舒服了。虽然没发烧，但是咳嗽增加，痰也多了起来。开始时他想顶一顶不吃药，后来咳嗽加重，他还是同意服药治疗，逐渐恢复。

　　南宁会议后几个月，又一连串开了数次会议。毛在每个会中都疾言厉色地指责各省市书记和负责党计划的主持人，脚步太慢，拖延中国的进步。每次会议一结束，各省传来的农业、工业指标便节节拔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正式提出了“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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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据说当时任副总理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对江青也有类似的抱怨。陈说为了怕吵到江青，他得脱掉鞋子，赤脚走来走去。

　　②陈伯达曾表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获得解决，目前最主要的矛盾存在于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需求之间，因此遭到毛的批评。

　　③薄一波一九五六年反对毛的“冒进”，并拒绝响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九五七年九月毛开始批评，薄是被批评的人士之一。毛指控薄右倾。

　　

25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着棕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他说：“烟水苍茫的烟，指的是微雨似烟，并不是饮烟。烟雨莽苍苍的烟，指的是树林在雨中远望的景色，也不是饮烟。有人说，我写的词中山花烂漫，不知是什么花，我指的就是茶花和杜鹃花，这两种花在四川和云贵高原多的很。”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转到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

　　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Vandman)及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院长。说去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念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说：“有首诗写‘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到了久别重游的地方，是会有这种感慨的。”

　　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下来。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

　　“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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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毛于一九五五年末，五六年初之际，开始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口号。

　　

26

　　一九五八年初我和毛仍在成都时，在毛的指示下，共产党内重新开始了由于反右运动而中断的整风。三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整风中，要将林克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林克这时仍在毛处工作，给毛看“参考资料”，也同毛一起读英文。林决定回北京参加秘书室的整风。后来这便发展为“黑旗事件”，是我在中南海所见，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有人家破身亡，有人撤职处分。这个教训使我没齿难忘。

　　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整风中，有八个人，其中有林克，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讲何载邀功诿过，对上面拍马屁，对下面专横压制。何向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党委员会书记杨尚昆报告，说这八个人对党不满，有向党进攻的言论。于是组织秘书室的人向这八个人召开批判斗争。何载一些人，还指责政治秘书室副主任田家英是林克这八个人的后台老板，到一九五八年三月，批判斗争已升级到要将这八个人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

　　三月底，成都会议结束，林克赶回北京后，我才开始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与毛随后离开成都，往重庆，乘船沿长江经三峡大坝预定地，东下武汉，毛在那讨论了三峡大坝的规划。最后到广州已近四月下旬。叶子龙和田家英此时也到了广州。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已经做出决议，要将林克这八个人停职反省，再进一步批判揭发他们的反对共产党的问题。”

　　田接着说：“何载他们说我是林克这几个人的后台，我不但不能替林克他们辩护，而且整倒这八个人以后，下一步很可能牵连到我。所以这事情很复杂，也很难挽回了。我也不便于向主席申明，否则更会指责我，超越中央办公厅，到主席那里去告状。”

　　我听到以后，感觉很难理解。这八个人中，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可是林克与我相处已经四年，这四年中可以说是朝夕相聚，林说话直爽，不大通人情，容易得罪人。此外，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何况林在毛处做秘书，怎么会变成了反对共产党的人呢?

　　在广州，一组的人又议论起政治秘书室内八个人的反党问题。我说：“我很难想象林克会反党，他只不过是个知识分子，有时说话太直，使得有的人觉着林克太不尊重别人。有些积怨是很可能的。 ”

　　叶子龙说：“你又不在北京，你怎么知道他不反党。”我说：“一个人有反共产党的思想，平时不会不流露出来。平时对党老老实实的人，怎么会在整风时突然反起党来......”

　　说到这里的时候，话还没有说完，王敬先向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出去了。我随后也跟了出去。

　　到了隔房里，王敬先对我说：“大夫，你可不要太率直了，中直党委已经做出决定，你再讲多少，你能扭得过来吗?人微言轻，起不了好作用，你再讲下去，别人还会说你，包庇林克，不相信中直党委的决定，甚至会说你，对抗中直党委。事情就糟了，弄不好，把你也牵进去。”

　　王说的也有道理，叶子龙早就向毛报告过林克停职之事。我想了一想，实际上正是如此。在下面讨论丝毫无济于事，也确实会被误解。王说这些话，确实是为我着想，也是他在共产党内多年的经验之谈。可是就这样将这八个人一棍子打死，还有什么道义可言?

　　我因此认为如果毛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会支持林克。先前叶向毛报告，林克等八个人反党，毛只是听，没有说什么。叶分析起来，毛是同意了中直党委的决定。我心里倒以为不然。按照我对毛的了解，他对某一件事不讲话，就表示他并不同意。但我最好等毛自动问起我时，再表示意见。

　　那天下午起床后，到小岛后门外，停靠在码头上的游艇内甲板休息，卫士来叫我，毛要读英文。我匆匆走上游艇，同毛读起来。

　　我们刚刚读了几段以后，叶子龙来了。毛停下来问叶有什么事。叶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的问题，还有些事要报告。”毛让叶讲下去。我立刻就起来，要避开，以免叶认为我在场，不便于他讲话。

　　但是毛看见我要走，对我说：“嗯，你不要动，讲反党又不是秘密。我们还要读英文。”于是我又坐下来。可是毛并没有让叶坐。

　　叶站着，对毛说：“昨天已经向主席报告了，林克这八个人借整党时机反党。昨天又同中直党委通了电话。”

　　毛说：“那么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却让你来呢?”

　　叶说：“中直党委副书记曾三同志知道我还要到广州，就让我向主席报告。所以昨天报告了，我打电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再报告主席一下。”

　　毛沉默不语。叶就退出去了。

　　我看得出毛心中不快，但我不敢轻举妄动。我的直属领导是卫生部保健局。林克的事发生在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依党组织我无权干涉。否则我会被冠上与林克勾结的罪名。毛这里，卫士们来来往往，一下子进来送茶，一下子送热毛巾给毛擦脸。就算不进来，也会在门外听见我们说什么。如果我先向毛提起林克的事，卫士们一定会将我的话传给叶子龙。一组内反林克的人就会对我群起而攻之。我最好是等毛开口问我。

　　我拿起刘少奇在八大二次全会的政治报告英译本，又读下去。

　　毛坐正了身体，说：“慢，先慢一点。”

　　毛又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政治秘书室发生的事吗?”我说：“我不清楚，我不在他们的单位内，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他们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我没有想到。因为林克在成都走时，他说几天后，就会回来。可是一走就没有了消息，叶子龙主任来了以后，才知道已经出了大问题。”

　　毛说：“这八个你都认识不认识?”

　　我说：“八个人都认识，只有林克很熟。”

　　我说：“林克这个人怎么样?”

　　我的机会来了，当下必须步步为营，卫士们都竖着耳朵在听，我得好坏都说才行。

　　我说：“这三四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闲谈也多，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只不过有些骄傲。”

　　毛说：“谁没有骄傲，现在不是谈骄傲的时候。我是问你，林克是不是反党。”

　　我说：“他没有过反党言论。他可能对某个人，某个领导人不满，可是我没有听到他对党、对主席不满，反而是忠诚的。”

　　毛说：“是啊，去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和那七个人都是积极分子嘛，怎么能突然今年一整风，就反党呢。”

　　我说：“我弄不清楚内幕情况。田家英同志也从北京来了，住在这里。他是政治秘书室的，对这件事他很清楚。”

　　毛叫我找田家英去跟他谈。

　　我将与毛的谈话告诉了田家英和王敬先，他俩都大吃一惊。王觉得我太大胆。田还是忧心忡忡。杨尚昆是田的领导，他不想超越杨向毛反映情况，或是反对中直党委的决定。毛那晚找了田去谈，田将总体情况反映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正睡得很熟的时候，卫士跑来将我叫醒。说：“大夫，快起来，主席要读英文。”我昏头胀脑起来以后，用冷水冲了头；又擦了脸，匆忙走到毛的卧室里。

　　毛见到我进来，叫我坐在他的床边椅子上。卫士泡来一杯浓茶，放在我旁边的桌子上。

　　毛对我说：“李大夫，你不讲卫生，睡懒觉，睡够了没有?本来两点钟就想叫你，我压了一下，让你多睡一会。”

　　我们读了几行英文以后，停了下来。毛说：“我找田家英谈过了。情况嘛，大体上是清楚了。这八个人就是不满意政秘室领导人的右倾。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官官相护，反而打击他们。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看，这八个人说政秘室右倾一点不错。中央办公厅和中直党委也是右倾得很了，他们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打击人的办法，不是右倾是什么?”

　　“这八个人在去年反右的时候，是积极分子。现在反过来，说八个人是反党分子。我说，说这样话的人，本身就是站在右派立场，为右派说话。而且动用了党组织的招牌，以势凌人，大张 伐，大加镇压，这八个人还有活路吗?”

　　毛停了一会，又说：“唐顺宗的时候，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个人变法图强，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被旧势力打了下去，八个人同时贬官，就是所谓的八司马。那时候，旧派势力的人就说，柳宗元他们是年少狂 ，目无纲纪。用现在的话说，年少狂 就是年轻骄傲，目无纲纪，就是反党了。我让田家英回北京去，我们也就回去。”

　　我们也随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正是五一节前三天。五一前夕，毛找林克谈话，了解政秘室整风运动的情况，谈了大约有三个小时。

　　毛回北京后，中南海形势为之大变。之前杨尚昆原本预备要开大会斗争林克八个人，刚好此时田家英回到北京，说毛要亲自处理此事。田强调毛主席不赞成办公厅的决定。何载他们，甚至杨尚昆听了，坐卧不宁，想方设法要对付过去。

　　过了五一，第二天毛睡醒后，躺在床上。召集田家英、林克、何载和中直党委的刘华峰、李东野、萧兰谈话。毛叫我坐在一旁，听情况。

　　毛坐在床上，身上只披一件睡袍。毛讲话时的语气是很温和的。毛首先指出，政秘室的运动开展得不正常。在反右派运动中的左派，不可能在整风运动中成了反党分子。毛提出，要实事求是，总结上一段整风的经验，不要混淆了阶级阵线。

　　如果毛讲话以后，就按照他指出的途径谈下去的话，也可能引出一个较为和缓的解决结果来吧，然而可惜的是这时萧兰发言了。

　　萧说：“这八个人的言论，矛头指向了中央办公厅，指向了中央办公厅的领导人。何况中直党委已经作出决定，指出这八个人进行反党活动，决定他们停职反省。”萧的发言，语气既激烈，而态度又昂扬。

　　我虽不赞同萧的看法，我内心倒是佩服萧兰的勇气。她在显然不利的环境下，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拽虎须，置自己得失于度外。问题是萧过于天真，她只知道听从党组织，却不了解毛发起“整风”的动机。毛不满意那些党领导的保守路线，林克等八人的批评正大合毛意。再者，萧不该以为中直党委的决定不能更改。在共产党上面还有个毛主席。她这番话等于向毛挑战。

　　毛立即挺起上身，两手拉起毛巾被向身后一塞，环顾坐在四周的人一眼。毛每次采取这种姿势时，就是做了决定，要狠干一场的了。

　　毛说：“那么，你们双方是各执一词的了。也好，我说了不管用，可以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群众。召开政秘室群众大会。在大会上，进行充分的辩论，将问题彻底搞清楚。你们都回去，明天起开大会，让中南海各机关派人参加大会。”

　　事情真的闹大了，真的是无可挽回了。

　　我只参加了政秘室辩论大会的第一天的全体大会。会上杨尚昆首先发言。因为何载先前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说他只是奉命执行杨的决策。杨的讲话很聪明，暗示他对何所发动的政秘整风运动没有很好地过问。杨检查他自己说：“我要求大家在发言中在辩论中，应该揭发这次打击左派同志的所有有关人员。对我有任何意见，也要揭发。”

　　萧兰仍大力批判林克等八人。萧兰在一次发言中，称林克八个人打的不是红旗，是黑旗。这就是所谓中央办公厅的“黑旗事件”名称的由来。

　　会议开了一个月。后来的辩论大会，我都没有参加。结果林克八人获得平反。直到文化大革命，我才恍悟毛在这次黑旗事件所使用的战略。毛的目标不但有杨尚昆，还有杨尚昆的领导邓小平。这次事件结果是撤销中直党委，杨尚昆算是保住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但是中直党委书记的职务掉了。但到文化大革命时，杨又因“黑旗事件”而被批斗。

　　杨尚昆手下的中级干部在这次大会后受到处分。中直党委副书记李东野、刘华峰二人被下放。一九八零年，毛病逝四年后，邓小平与杨尚昆复职，李刘两人才得平反。政秘室副主任何载被开除出党下放，一九八零年平反①。中直党委办公室主任萧兰被开除出党下放，死于劳改。

　　讽刺的是，事情闹大后，田帮杨开脱，证明杨的确不清楚何载的行动。何载被下放后，杨将田提升为办公厅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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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李东野平反后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华锋成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载成为中央组织部干部司司长，后来成为其秘书长。

　　

27

　　一九五八年夏季，全中国陷入全民办水利的狂热中，大量人力投入建水库的集体劳动。毛领着中国往前走。水库的意义不只是政治上的。水库一方面可改善中国的灌溉系统和提高农产量；另一方面，毛也想借此倡导及宣扬体力劳动。毛一生厌恶知识分子的傲慢，极力崇扬农工苦干精神。

　　从五月中旬，北京西北郊地处明十三陵前的水库正在修建。北京市各机关，国务院本身及下属各个部委，中共中央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部队都开展义务劳动，参加修建。各国大使馆也纷纷参加。

　　中国的领导人轮流在镁光灯中，铲土照相，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五月二十三日以毛为首，中央各首长，分乘六辆大旅行车，到十三陵参加劳动。毛坐在第一辆车中。他一进车以后，就走向车后排，坐到倒数第二排，我坐到最后一排。

　　毛说：“平时我们这些老爷，是饭来张口，衣来张手，今天也要来动动手了。都说劳动好，真到劳动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有的人是真的劳动，有的人是不得不来劳动，还有的人是想挂这块劳动金字招牌。不过这样也好，不管抱着什么目的来，劳动总比不动手要好。”

　　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人潮汹涌，万头攒动。毛的座车一到，人群便欢声雷动，频呼“欢迎毛主席”的口号。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十三陵水库总指挥杨成武带了一连军队开出一条路，将毛簇拥到工地指挥部。

　　这指挥部是临时搭成的工棚，杨成武向毛介绍水库建设工程计划和进度。

　　远处可见大坝修建的情况。在大坝下面周围是黑压压的人海。铲土的人挖掘一条叫沙河的河床河滩的沙石，装入箩筐，用扁担挑筐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将沙石倒入车内。小火车在运送着沙石。翻斗车翻倒沙石到传送带上，向坝上运去沙石。 这种劳动单调，挖、掘、铲、挑，这样的重复姿势劳动，很容易疲劳。不用多久，臂、肩和腰就酸痛无力了。

　　杨成武和我随毛走到坝底。毛卷起袖子开始铲土。我们也随着一起铲运沙石，挑筐运土。毛当天穿一件白布衬衣，下面穿一条浅灰色派力斯裤，一双黑色布鞋。这天天气澳暖，在闪烁的阳光下，毛的黑红色的脸上，罩上了一层灰土。汗水淌下，似乎形成蜘蛛般的小河。

　　过了半个多小时，已近正午，杨成武要求毛休息一下。毛说：“很久没有劳动了，稍微动一下，出这么多汗。”

　　毛走进工地指挥室，坐下以后，对我说：“你们留在这里吧，劳动一个月再回去。也应该体验艰苦劳动的生活。北京市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劳动，不应该脱离他们。”

　　此时整风仍在继续，对象不只是那些走错误路线的人，也包括我这种“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毛觉得一组的人太过养尊处优，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所以王决意让我们去受受罪，体验一下农工生活。毛相信劳动的好处，每个人--尤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我--应该去吃点苦。

　　我说：“那好。可是要回去一趟，拿点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来。”

　　毛想了一想说：“也好，大家都回去，商量好再来。”

　　第二天，全国报纸头版上都刊出毛拿着铲子，四周围着官员百姓的照片①。这照片显示毛虽高官显赫，仍有接近群众参加劳动的热诚。在我为毛工作二十二年间，这是他唯一的一次劳动，而且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如此简单的象征性动作，竟鼓舞了全国人民从事艰苦劳动的狂热。

　　当天傍晚，毛和江青坐在游泳池旁休息。毛刚游完泳，江在啜着茶，毛见我来了说：“大夫你来了，正好。我们商量一下。建设十三陵水库是件大事，几十万人都去参加义务劳动，外国人也都去了。我们只去这么大半天，怎么说得过去。你和秘书、警卫，组成一个班，到那里去十天二十天。无非是挖土铲土、走路、晒太阳、淋雨，总之，是要疲劳不堪，真的要到呜呼哀哉的程度，就随时给我报个信，我接你回来。明天就去。我这里只留一个秘书和一个卫士就行。他们忙不过来，我就自己动手。我不能去，你们应该去，也是代替我去。” 说着，毛转过头来对江青说：“你身体不好，不能去，你不能拖别人的后腿，叫你的那几个人去。” 江青说：“我只留下两个护士照顾我，其他的人我都不用。”

　　第二天由叶子龙、王敬先带队，我们到十三陵水库工地。这一期的人员由中央和北京市的干部组成，一共义务劳动二十天。我们晚到五天，和临时加入机要室的几个人组成一个班。

　　指挥部总指挥杨成武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住到房山县中学的教室里，搭地铺。那间教室，不过十二平方米大小，我们在里面打地铺一共九个人，大家比肩而卧，转身都会影响别人。加上天气又热，又吵，入睡十分困难。

　　杨成武又是为了照顾我们，将我们的劳动重点排在半夜零时上工，上午八时下工，打夜班。这时正是五月下旬，天气热得很，白天的太阳晒得暑气蒸腾，如果白天劳动，真是要吃大苦了。

　　上午八时收工，由工地走回，路上一小时。早饭是咸菜、窝头和大米粥。然后大家坐在地铺上“学习”，什么“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之类。午饭是两菜一汤，天气太热，饭菜粗糙，吃不了多少，饭后开始睡眠。晚上九点左右起来。

　　我们每晚十一时开始列队出发，不行一小时到工地。我用铲子铲起沙石，装入箩筐，装满两个筐后，用扁担挑筐压在右肩上，挑到小铁路上的翻斗车去。我那时三十九岁，身强体健，年轻时我还是体操和篮球选手。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单调的重体力劳动，象这样用原始工具，全靠体力消耗的劳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夜里相当凉爽，可是劳动一、二个小时以后，全身汗透，肩背酸痛。

　　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由农村出身的所谓工农干部，一条扁担，可以挑六筐，甚至八筐沙石。别人挑起沙石筐，走动起来，扁担在肩上一起一落，既好看，又轻松，好象是在舞蹈。翻倒筐内沙石时，两臂前后一甩，似乎丝毫不用力气。可是我想照样舞时，全身都不得劲，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而我挑起两筐沙石，压在肩上，直不起腰来。每走动一步，扁担似乎咬着肩上的皮肉。

　　有一晚，队长分配我挑沙石到小铁路边，将筐内沙石倒入翻斗车内。因为十分疲劳了，两手抬起筐，往车上甩倒时，整个身体随着跌倒在车内。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夫，这可不比听诊器和手术刀。甩筐可是有巧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如别人。但是转过来安慰自己，要是让这些人拿手术刀做个手术，大概比我这时的样子更要狼狈吧。我一边挑一边想，劳动改造的味道，可太不好受了。又想到，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长年的这样“改造”，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呢?

　　也有人说，这样的劳动，在工地上不少人受伤了。大夫还是去看看病，更有价值些。我没有同意。我十分清楚，毛叫我来，是用“劳动”来“改造”我。我如果去看病，治好再多的人，也躲不过“逃避劳动改造”的谴责。

　　好在同我一起劳动的人，都是一般的干部，没有笑话我。不断指导我，如何用劲，如何可以省劲。

　　有一夜下了大雨，没有防雨衣物，全身淋透了。雨后又起了大风，有没有多带一两件衣服，冷得打战。这时王敬先走过来，让我回去休息，我环顾四周，大家都还在不停地挖着条着。我又干下去。好在是重度劳动，不久不但不冷，反而大汗淋漓。

　　劳动到十五天，我已经是筋疲力尽。睡眠不足，体力消耗太大，每天往返走路都感到两腿酸痛，迈不开步。

　　这一期劳动结束。我们晚来五天，大家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延长五天，凑足二十天，也就是参加到下一批来劳动的人一起，再劳动五天。很明显，大家都不愿再“劳动”下去了，可是谁也不肯开口说回去，要说的话，岂不成了“落后分子”了。所以建议半天都说，再干五天。

　　这时杨成武来了，说是看望这一期劳动的人。杨到了我们的地铺房内，同我们亲热地握手打招呼。听到我们正议论要补足二十天劳动后，杨说：“你们来劳动就是主席对首都的最大关怀，最大的支持了。不在乎十五天或二十天。主席那里事情多，你们为他老人家做事做一个小时，比在这里干五天还多得多了。我是工地总指挥，指挥你们回去。”杨一边说，一边笑。大家在嘻嘻哈哈一片笑声中，都松了口气，可以回中南海了，可不是自己要回去的。

　　跟着做劳动十五天的总结，要评选出劳动表现好，需要表扬的人。机要室一位姓刘的科长提出应该表扬我。他说：“大夫要求自己严格，是位高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架子。同大家在一起劳动，从来不肯落后，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间，能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大家都同意刘的话。

　　我心里明白，在这样的“劳动”中，得到表扬，对我丝毫没有用处，我再干得好，再能挖、铲、挑得好，对我的医术能起什么作用呢?何况我从心里厌烦这种“劳动方式”，甚至一直是抱着反感。得到表扬，岂不是大笑话?

　　我心里也明白，大家都是毛命令来劳动的，都在毛身边工作，如果我受到表扬，岂不是将这些“工农干部”比下去了。我就会成了众矢之的。所以绝对不能接受表扬。

　　因此我一再申明，“我是个应该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来是为了经过艰苦劳动加强改造自己，不能表扬，否则就失去改造的意义了。”

　　叶子龙自然不喜欢我受表扬。他说：“大夫都一再表示不能表扬他，应该尊重他的意见。”于是停止了表扬我。

　　接着又议论，到底表扬哪一个人，议来议去，似乎每个人都是拼了命地劳动了，要表扬就得全表扬。最后还是杨成武解了围，杨说：“主席身边的人就是不一样，个个都是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个个都是劳动的模范，所以这一组是模范组，全组受表扬。”于是皆大欢喜，圆满结束了这场劳动。

　　回到城里，大家分手。我先到清华园浴池去洗澡，因为那里有擦背的服务项目，而且十五天下来，脚掌上起了鸡眼，需要剜掉。

　　回到琉璃厂的家里，母亲和娴都说：“你可一下子瘦了这么多，给你做好了羊肉馅饼，你吃吧。”

　　娴对我说：“我也去了一天呢。是早上去，晚上回来的。天气太热了，晒得托了一层皮。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可不能休息，我知道毛正等待我的“改造”结果。我不回去向他报告“劳动心得”，他会认为我表现“消极”。吃过饭，我回到中南海。

　　毛这时正和江青在游泳池边休息，一见到我就笑起来了。他说：“看你这副尊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了。听说你自己也甩到翻斗车里。亏得你爬出来的快，不然把你也运到大坝上去。”

　　原来一组的人早把这事报告了毛。

　　江青看到我时说：“味道如何?在翻斗车里还舒服吗?”回中南海时，我先和江青的护士谈过。护士笑着说：“江青同志说了好几次，这些人跟着主席，一年到头，吃好的，住好的，到处受着好招待，这下子让他们去受受罪。”

　　毛又讲：“呜呼哀哉了吧?”

　　我说：“筋疲力尽，味道不好受。”

　　毛说：“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真要五体勤快起来可不容易。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一句空话。劳动的一大好处是，你必须接触群众，必须认识群众的集体力量。每隔一段时间，你要参加一次这种劳动。这对你有好处。”

　　此后一段时期，我跌倒翻斗车里的丑事成了中南海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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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在刊登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的原始照片中，北京市长彭真站在毛身边。文革期间彭真被打倒，照片便经喷雾处理，将彭真抹消。

28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象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上了瘾。

　　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当时我负责她和毛的保健，不得不给她检查。

　　江青经过钴六十放射治疗以后，我在血常规检查中发现，全血细胞都偏低，特别是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数字降低很多。那表示江青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不必大惊小怪。但江青几近歇斯底里。我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来后，就由我负责具体组织安排，保健局找了各科专家检查会诊。这时已是暑期，江到北戴河后才检查身体。

　　这次的检查科目多。江要我布置各科分开检查。江又提出，为了避免神经紧张，连续查两天后，要间隔三、四天，休息好了再查。这样断断续续地做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一共用了两个礼拜。江对检查的医生们呼来喝去，非常不尊重。又随意改变检查时间，视医生们如同家仆。

　　检查完毕以后，医生们聚在一起，讨论检查结果。大家感觉十分棘手。除去已经治愈的子宫颈癌尚且需要定期检查以外，就是要适当治疗放射后的血球降低。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疾病。(此后多年，直到她被逮捕时为止，二十多年间，她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

　　大家都明白，江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每天没有事情可做，接触的人太少，真可谓离群索居，势必形成性格上的孤僻怪延，和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她自己感觉的症状又多又严重，但身体却是基本处于健康无病的状态。她说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都是内科医生，无法治疗她的心理疾病。

　　我们写了一份意见书，分别交给毛和江青。意见书上说：“经过各科仔细周到的检查以后，江青同志目前处于放射治疗后的恢复期。除去一般的增强体制，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的药物治疗以外，要尽可能参加一定的社会生活。暂时不能担任工作。但要多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我们措词十分委婉，其实江青的病因之一便在于无所事事。

　　江看过后大为不满。她认为她根本上不是放射治疗的恢复期，她有重病，医生不是忽视，就是向她隐瞒真相。她指责一顿以后，要医生们重新讨论，认真报告实际情况。

　　医生们无可奈何，聚在一起又反复讨论。大家并不是讨论有什么病，而是琢磨用什么样的言词可以使她接受。最后向江青提出，大家提的放射治疗的恢复期，是表明在逐渐恢复中，在恢复过程内，原有的神经衰弱和植物神经功能失调，都表现出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就是她自己感觉到的各种不舒服。

　　江青对于这个解释仍不满意，一定要说出有重病在身，仍在坚持奋斗。可是医生们再也不愿意让步了。在与江交谈时，她甚至瞪目厉声质问医生们说：“你们能保证我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病吗?”

　　江跟着又说：“你们说参加一些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太空洞，没有具体内容。你们应该提出具体项目，排出每周的活动日程。”

　　这又使大家大费脑筋。于是建议，听音乐唱片，练习听力;每周参加两次晚舞会，锻炼体力;看看电影，使眼睛对光线逐渐适应;多在室外照相，使身体对自然风和阳光适应力增加。又提出可以打太极拳。

　　毛对我说，他年轻时练过拳，也了解道家佛家禅定及修炼，对于江青打太极拳有意见，认为练拳不适合江。后来他同意先让她试试看再说。于是保健局通过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请来一位姓顾的拳师。这是毛与江暂时住到西郊新北京，叫做新六所的住处。这里面有六座住宅，是为毛和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造的。我每天上午乘车接顾拳师，到新六所教江青打拳。

　　江打拳很认真，但是柔弱无力，只能算是比画而已，顾拳师既谨慎，又含蓄，话不多，可是需要说明的地方，都简要精确地加以说明。

　　顾非常会看眼色。他发现，只要重复两三次指出江的姿势或出手不对的时候，江神色就不对了，因此也不要求太多。

　　七月初我随毛和江青到了北戴河。顾拳师也跟着去了。

　　江青在北戴河，神经衰弱越来越加严重。

　　护士天天哭丧着脸。江青怕光，窗子上必须放下窗纱，可是江又要经常开窗通空气，必须拉开窗纱。这一开一关，护士被骂来骂去。江怕声音，拉开或拉关窗帘，都不许有一点声响。护士在房内走路时，衣衫的悉嗦声都要受到她的申斥。江说，棕色、粉红等等，刺她的眼睛。于是墙壁，甚至家具，都涂成淡绿色。

　　护士又向我哭哭啼啼地说，实在干不下去了。这期间换了五、六批护士，都是高高兴兴来，垂头丧气走。江的口头禅是：“中国有六亿人口，人多得很。谁不干，谁走。愿意干的多得很。”

　　当时我和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副局黄树则，一筹莫展。我们商量还是找杨尚昆，请他想想办法。杨说：“江青根本看不起我。你们的这些困难，说给我听，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回来，真是如坐愁城。又商量还是找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史书翰曾为林彪的事找过周恩来。当时林彪已是半退休，有精神衰弱，不肯听医生的话。周去找林谈，说毛主席和党都希望林彪听医生的劝。林就听了周的话。我们想请周对江青劝说一下。

　　结果我们打错如意算盘。

　　黄打电话给周，秘书说周太忙，由周的妻子邓颖超同我们谈一次。我很少跟邓颖超接触，但我十分尊敬她。我们都叫她“邓大姐”能见到她本人是件光荣的事。我做了发言的准备，想好好地将江青不好伺候的情况向邓说明一下。

　　我和黄树则去见了邓，将工作的困难向邓说了。并且说，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提出，只采取医疗护理的办法，解决不了江青的“病”，必须有人劝她，要自己克制一些，要认识她的一些症状，不是真的病，是脱离工作，脱离社会生活的结果。

　　邓听我讲完以后说：“我们的主席，在革命中度过一生。他老人家全家有八位，都为革命牺牲了，真是为了革命，做出了无比的贡献。我们对主席的感情不能是空的。主席现在只有了一位夫人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有病，我们只有照顾好才对得起主席。再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照顾好。”

　　“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为革命牺牲了。第二位夫人贺子珍有了精神病。现在你们又说，江青同志精神也不正常，这使我们伤心极了。你不应该这么说。这对主席太不公平了。党给你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好江青同志，治疗好，护理好。你们没有权力提出那些问题。”

　　当时我与黄树则哑口无言，只能唯唯诺诺，碰了一头灰回去。我想邓这一手可真厉害。她这么一讲，表明了周与她二人，对毛是无限热爱和忠心赤诚的。

　　我这才了解周恩来其实只是毛的“奴隶”，对毛绝对服从。邓颖超是老干部，经历记多，深谙世故，是泥鳅样人物，让人无论如何也抓不住任何把柄，说她与周有不利于毛和江的言论。我认为她这番话是事先与周商量好才说出来的。她知道我说的是实情，但她得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训诫我们一顿。

　　而我们在她口中，变成不负责任、不尽职的人，而且不识大局，对毛感情不深。将来传出去，传到毛的耳朵里，使毛更能信任周和她。可这就把我们给卖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倒使我们自己成了“被告”。

　　我走回来，默无一言。我原本极为尊敬“邓大姐”的，现在知道她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是个标准的邀宠固位的人物。我深深感到厌恶。

　　我只好亲自向毛报告江青的事。这是正值赫鲁晓夫秘密访问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抵达，毛从北戴河坐专列回北京见他。我在车上跟毛说了江青的病情。

　　毛诧异说：“你们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报告了吗?又有什么新问题?” 我说：“不是新问题，是检查结果和医生们的意见，没有全部写进报告中去，所以再向主席报告。”

　　毛放下了烟，说：“你讲清楚吧。”

　　我说：“医生们共同的意见是，江青同志没有什么病，主要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这时我将大家签名写的一张简单诊断书，交给了毛。

　　毛看了这张纸条，问我，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医生们的意见是，江青同志对人对事，往往以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而又出尔反尔。医生们主张，尽早劝江青同志要多接触一些社会生活，多接触一些人，这样对她可能会好些。”

　　毛听了以后，默然不语。

　　我又说：“别人向我谈到林彪同志的病，他的病医生很难治。可是只要周总理去看他，向他说明是主席建议的一些话，他都听得进去。可是江青同志对谁的话都不听，这太难办了。甚至主席的话，她也不听。”

　　毛垂下眼睛，吸了几口烟。

　　然后毛慢慢说：“江青还是听党的话的。”毛说“党”时，指的是他自己。

　　“这点要看清楚，你们的意思是，江青有思想问题的了。她这个人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惶惶不可终日，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说，不会的。护士们照顾她，替我谢谢她们。江青的话不能全听。她待人苛刻，告诉护士们，必要时可以顶她一下嘛。”

　　我说：“不要说顶了，全心全力伺候她，她还不满意，还骂人。要顶就更坏了。稍不顺心，她说护士服务态度不好，有雇佣观念。再顶顶，岂不成了反革命。”

　　毛笑起来，说：“我一直同江青讲，百日床前无孝子，自己生病就是要诸事将就一些。”

　　我说：“护士们哪里指望她将就，只希望不要责骂，不要太苛求了。”

　　毛沉顿了一下说：“那好，替我谢谢护士他们。我看江青的病现在是过了坳了，也替我谢谢这些医生们。”“过了坳”这句话我不太懂，后来才明白，毛是说江的病已经度过谷底，在逐渐好起来。

　　我又告诉毛，医生不希望将这些看法告诉她本人，也希望毛不要讲出医生的真心话。

　　毛点点头说：“江青会听党的话。我可以不告诉她你讲的这些。以后有什么难办的事，可以直接向她提，也可以告诉我。不过不要背后议论。不能既不告诉她，又不告诉我。向别人去将，这样就不好了。”

　　我说：“我没有背后议论过，更没有向别人讲。正是工作上有了困难，才向你说。”我不能跟毛坦白和邓颖超谈过，毛会觉得我是在背后议论江青。我已学到了教训，不能再找别人谈，犯另一个错误。

　　在北京我将毛的这些话，告诉了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和史书翰及黄树则。他们都替我担心。他们说，一旦毛将我的话告诉了江青，不但我的日子不好过，而且会牵连到保健局、卫生部和这些专家们。他们劝我，不能再讲了，适可而止就行了。 当时的结果是，护士们的工作仍然困难，但无论如何江青待它们比前一段要好些了。那个夏天在北戴河还是遣走了几位护士。

　　我也开始怀疑江青不满意的不单是护士们没有好好伺候，她担心的是毛对年轻女人的偏爱。这一段时间由北京医院找来不少护士，供江青挑选。江青说，见生人太紧张，最好在晚舞会上的轻松环境中，将护士带给她看。

　　这些年轻、天真的护士自然也要介绍给毛。她们都将毛看成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自然对毛表现十分热爱和亲近。一次一位护士给江青送药服用时，这位护士先向毛打了招呼，握了毛的手，问毛好以后，才将药送给江，江很不高兴。我向江解释，我认为这事很自然，年轻人对领袖当然会流露出仰幕和热爱的心情。

　　江青睁大眼睛说：“大夫，你可太不了解主席了。他这个人在爱情上可不专一。他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可以分离的人。有些女的也愿意往上搭。你明白吗?你对这些护士要进行道德教育，要他们注意礼貌。注意与首长接近时，应该有男女有别的概念。你可不能放任不管哪。”

　　我那时不了解江青的这番话。我对毛的性放纵仍不甚知情，而且毛跟我明说过，江青主要是怕毛抛弃她。我不知道在某些方面，江青看得要比我透彻。

　　毛的性欲极强，而且性和爱可以是全然无关的两回事。

　　

29　毛泽东反对打台湾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毛却刻意羞辱了这位曾在苏联盛大款待他的贵宾。

　　毛是穿着游泳裤，在中南海游泳池见的赫鲁晓夫。他让赫下池泡水。赫接受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赫换上在游泳池旁换衣间内存放的游泳裤，跳进水里。赫不会游泳，套了一个救生圈。我、几个卫士和翻译，都在游泳池旁。

　　表面上，毛和赫仍客气的。但他俩的谈话并不顺利。赫的回忆录中，对毛为这种无礼的接待方法，表示了极端的厌恶①。赫原本预定停留一个礼拜，但来三天后就回苏联了。他和毛唯一的一次谈话就是在游泳池里的那次。毛此举，就像古代帝王般将赫鲁晓夫视做前来称臣纳贡的蛮吏。在我们回北戴河的专列上，毛对我说，那叫使赫“如坐针毡”。

　　在北京到北戴河的回程火车上，他对我说：“苏联就是想控制中国，想捆住我们的手脚，真是痴人说梦。要和我们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这简直是妄想。

　　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拉关系，把我们当成他的筹码，让我们答应不用武力进攻台湾。还说我们搞公社，太快了。

　　我说，搞长波电台，可以，你把材料及技术交给我们，搞联合舰队，可以，你把船交来，我们有司令员，有舰长。你让我们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难道我们自己家里的事，你也要管吗？至于公社，我们试一试，也不可以吗？我最后同他说，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就照我说的办法搞。台湾问题，最近就可以有眉目。公社我们试定了。他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这时全世界都不知道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在北戴河期间，毛仍气愤异常，他又跟我说过：“赫鲁晓夫自不量力。你不是要同美国拉关系吗？好，我们放炮庆祝。这些炮弹留久了，就没有用处了，不放炮庆祝一下，做什么用？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看你赫鲁晓夫怎么说。”

　　接下来他又讲：“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糊涂，不明白为这个道理，还准备渡过台湾。我是不赞成打过去，放在那里，是一个压力，内部就会团结。这个压力一没有了，内部就会闹起来。”

　　毛的谈话使我大惑不解。我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一无所知，对台湾更是所知甚少。我甚至期望在毛提出台湾问题之后，海峡可以和谈。我没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中国才刚过渡到高级农村生产合作社。几周后，我才明了毛谈到台湾问题的用意。没几天后，我便去参观了刚成立不久的“人民公社”。

　　在八月初某天凌晨三点多钟，我正在睡得很熟，毛的卫士把我叫醒。毛睡不着，叫我一同读英文，这时读的是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译本。读三个多小时以后，毛已经是疲倦了。毛从未认真学习英文是为了放松和找机会闲谈。他说：“我们吃饭吧，我晚饭还没有吃哪。”

　　他问我看没有看最近的一期《内部参考》－－这是由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将国内不公布的新闻编辑成不定期的册子，供高级干部参阅。《内部参考》常提出一些政治上很敏感的消息，以供中央领导参考。一九五七年“大呜大放”时期，《内部参考》也对党提出严厉批评。有时一般报纸不准刊出的社会性案件，全登在《内部参考》上。

　　但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右运动”开始以来，《内部参考》上的基调已大为调整。一些忠实报导中国社会黑暗面的记者被打成右派、撤职，有些人甚至下放边远地区。一九五八年初，在整风和毛“鼓足干劲”口号的强大压力下，《内部参考》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赞扬起农村的快速进步。

　　我说没有看到。

　　他顺手将一本《内部参考》拿给我，说：“你等下带去看一看。其中有一篇报导，河南省查牙山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人民公社这名字好，把合作社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公社。这可以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桥梁。可是不知道这公社内部是怎么组织法，怎么样进行工作，怎么进行核算，核算放在哪一级呢？又怎么样进行分配，怎么样体现劳武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夏之际，由于全民办水利运动造成农村强劳动力短缺，因此有些省份开始将农村合作并成更大的组织。起初这些新组织没有一定的名称。毛仍末亲自巡查这种农村组织，政治局也末行核准，但毛赞成大型农村组织的设立，并觉得“人民公社”这名字响亮。

　　毛接着说：“我想让你去看看，到那里去住上一个月。把情况了解清楚，回来向我讲一讲。你现在手头上还有什么事吗？”

　　原本长夏无事，我找了一本英文《老年与老年学》看，开始摘译其中一些章节。每完成一章，送给毛看。开始他读得很有兴味，可是看过“细胞的衰老变化”一节后，他认为写的不好。我仍继续翻译工作，一来闲着也是闲着，二来这工作不会使我和医学界过于脱节。

　　我说：“我现在摘译的那本老年学还没有弄完。不过先放下，等以后再说。”

　　毛说：“那本书没有多大的意思，以后弄也可以。人民公社是件大事，关于到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会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了。常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人间哪得几回闻’，可以改成‘自古盘古开天地，人间不得一回闻’。你去看看，你一个人去不行，组织几个人一起去。叫叶子龙、黄树则也去。

　　这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几年以来，他已经习惯在饭前服安眠药，这样可以使入睡快些。这次也一样，吃这安眠药后，休息了一会儿，开始吃饭了。饭中，他已经有些蒙胧，说话口齿讷讷不清。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要我去，还是随便说说，所以我立即问他：“我现在就去同他们商量一下，准备两三天就走。”

　　毛说：“有什么好商量的，拍屁股就走嘛。你同他们说，今天做准备，明天就走。”说着说，他已经沉沉入睡了。

　　这时已经早上八点多钟了，这事如不立刻安排好，毛醒后无法向他回话。我先去找了叶子龙，告诉他毛的意见。

　　叶听了后，满脸不高兴说：“主席真是没有事找事。我们去看了顶个屁用。”

　　我一听，叶不想去。我说：“主席说的可是很认真，不能不去。”

　　叶皱着眉说：“你先告诉黄树则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个办法，怎么去。明天走是不行的，最少也要过几天再走。”

　　我急了，又说：“这可不行，他让我们走，而且说到那里住一个月，要改变可不好了。”

　　叶无可奈何说：“他也不想想，人家手上有些事，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走。”

　　我想多说无益，于是向他说：“今天他起床以后，你最好风见他，同他当面再谈定。”

　　然后我去找了黄树则，将毛的意见又同黄说了一遍。

　　黄欣然道：“主席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给崔义田副部长打个电话，让史书翰局长接上我的工作。”

　　弄完已经近午饭的时候了，我赶回来，匆匆去见江青。

　　我走进江青的卧室。她半身躺在床上，倚着靠垫。面前是一个小食架，正吃着烤面包、黄油和杏仁酪。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我将主席要我们去查牙山，看看人民公社的事情，告诉她。又说：“主席是吃过安眠药以后，吃饭中间说的，当时他已经是睡意甚浓的了。我没有同他多谈。我不知道他是随便说说，还是决定下来叫我们去。”

　　她说：“这可不是随便说的。等主席起床以后，我去同他谈谈。”

　　我回到十号楼里，洗漱了一遍。这时田家英来了，他问我：“何事匆匆？”我将毛的话说了一遍。田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各省都有熟识的省委书记提供他“人民公社”的内幕消息。他很怀疑“人民公社”的用处。

　　田说：“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农民就已经怨声载道，说搞初级社的好处还没有发挥出来，现在又急着搞高级社。今年又说要过渡到人民公社。这可真是急功近利。南宁会议及成都会议以后，各省都在抢风头，都在想方设法闹新花招，一劲猛干。今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加热闹了，都想当促进派，怕当观潮派，更怕当秋后算帐派。你去了后，可以亲身体验一下。”

　　我吃过午饭后，整理了衣物，已经疲乏不堪。我预备睡一下以后，再商量明天出发到查牙山。想不到躺下去就昏昏沉沉，一睡就睡到了下午七点多钟。还是值班卫士来将我叫醒。他说：“主席六点钟就叫你，我说大夫正在睡觉。主席说再让他睡一个小时。”

　　我连忙起来，赶到毛的卧室。

　　毛说：“叶子龙、江青都同我谈过。我现在想我自己去看看。不看看怎么行。新生事物嘛。我们过两天就走。你再去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我们这次要多走一些地方。你一个人如果来不及，可以带个助手。”

　　我问毛，要不要黄树则一去。毛沉吟一下，说：“你去够了。黄树则不要去了。你去告诉他，他解放了。”

　　当时毛仍在服用壮阳用的人参药，需要一位会传统煎药方法的护士。我便建议随同毛去莫斯科的吴旭君也一起走。

　　我正要走，毛又叫住我，说：“这次外出，你不要去讲，免得张扬。”③

　　他还同我说：“搞医务工作的，只知道看病治病，这可不行。不能脱离社会，特别当社会在大变革时，应该去观察这种变革带给人们的影响。你们学医的，大约很重视个体的人，不大重视群体的人。”

　　过了一刻他又说：“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这次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看看我们这个个体，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共体里面。”

　　两天后我们便乘毛的专列由北戴河出发。这就是往后一再宣传，一再吹嘘的“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开始。

　　专列往南疾驶。我感觉到这次出巡与往不同。“大跃进”已如火如荼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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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赫鲁晓夫对一九五八年这次来访的描述可见前引书 Khrushchev Remembers, pp.258-261。

　　②无疑地，毛指的是Jack Belden于一九四九年初版的 China Shakes the World（一九七〇年再版，　London: Minthly Review Press）。

　　③毛虽嘱咐李医生这次是秘密出巡，但因为无数的记者和官员尾随，此次出行迅速被炒成媒体大事。

　　

30　

　　一九五八年的夏天，真是风调雨顺，几乎每天夜里一阵大雨，次日白天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今年秋收可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饶的一次秋收。全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欢腾、极其乐观的高昂情绪中。

　　首站是河北省。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以村或乡为政治与经济合一的整体，有的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社，有的称为黎明社，又有叫曙光农业生产社，还有的叫红旗集体农庄，名称上真是五花八门。

　　第二站转往河南。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吴个头不高、微胖，人很坦诚。我们一行人开了十辆车（包括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河南书记室的工作干部、新华社特派记者团，以及河南党报记者），浩浩荡荡驶过黄沙泥土路。八月天气灼热，虽然戴上大草帽，仍然晒得挥汗成雨。一路上每停一个地方，都准备了加香水的凉水毛巾，给我们擦汗。河南省委、省公安厅带了两卡车的冰西瓜随行。毛吃得不多。我们一路上又晒又热，口渴难熬，免不得大吃一顿了。

　　毛兴高采烈，与农民处得非常自在。去兰考县途中，毛下车看棉田，不想踩了一脚大粪。卫士要给他换鞋，他不换。要用纸擦干净，他又不让擦，说：“大粪是肥料，是好东西，擦它做什么！”这鞋一直穿到夜里，卫士等他休息以后，才给洗刷干净。

　　农田里农作物长得极好，到处都是在劳动的农民。黄河以北的农村妇女，一般不在农田劳动，但是现在农田里遍地都是穿红着绿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和男人一起劳动着。

　　沿途下车看了各地的人民公社，到兰考去看了黄河故道。在这里，毛打算游黄河。他派警卫局警卫科孙勇，先去探路下水。孙回来后向毛报告，河水太浅，都是黄泥汤，最深的地方不过只有半人多高，膝盖以下陷在黄泥里，游不成。毛这才打消了游黄河的念头。

　　八月六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仍由河南省书记吴芝圃陪同，乘车到了七里屯。棉花田里棉花挂起“七里屯人民公社”的大字。毛笑着说：“这个名字好。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好。”

　　三天后，毛在山东又重复了“人民公社好”这几个字，站在毛身边的新华社记者记录下来，这五个字马上便出现在全国报纸的头版上。于是“人民公社好”成了“圣旨纶音”。从此以后，人民公社的名就定了下来，而且不胫而走。全国农村都正式以人民公社的名字，人民公社便成了高级生产合作社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和经济组织形式。

　　从一个人民公社走到另一个人民公社，景象都是一片欢欣鼓舞。历史正在被创造者。中国农村起了史无前列的大变化。中国终于找到从贫穷迈向富裕的道路。中国农民就要站起来了。我当年也支持人民公社的成立。我深信毛主席不会错，“人民公社好”。

　　回北戴河后，毛十分兴奋。毛相信中国粮食生产问题已得到解决，人民现在有吃不完的粮食。

　　正在北戴河会议中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了“金门炮战”。从一开始，毛就将“炮打金门”当作成一个筹码，以便于左右“中苏”、“中美”、“苏美”之间的关系。

　　毛以为蒋介石会要求美国在福建投下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投了原子弹，毛也不会在乎。他炮打金门只为观察美国的反应。这是一场赌博，一场游戏。所以“金门炮战”就象开玩笑一样，突然开始，连续四十四天以后，在十月六日又突然宣布停火一周。十二日再宣布停火二周，但没有到一个星期，因杜勒斯访台，恢复炮击。十月二十五日以后改成“单日炮击，双日停火”，最后完全停止。

　　毛不但并不想进攻台湾，即使金门和马祖也并不想以武力占取。他对我说：“金门和马祖是我们和台湾联合起来的两个点，没有这两个点，台湾可就同我们没有联系了。一个人不都是有双只手吗？金门、马祖就是我们的两只手，用来拉住台湾，不让它跑掉。这两个小岛，又是个指挥棒，你看怪不怪，可以用它指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明白他们无法束缚中国，国共和谈遥遥无期。这场可怕的游戏幸好未曾引发全球原子弹大战，或是赔上数亿中国百姓的无辜生灵。

　　

31

　　毛的攻势仍未结束。一九五八年秋天，毛坐飞机、专列、游艇等来回巡查各地农村的大变革。每到一处，群众的欢迎程度就更加热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上午，毛乘飞机去武汉。前国民党将军、高级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安徽省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武汉和毛会合。毛邀张治中一同巡查，张极其高兴。张治中很会说话，谈到当时的“大好”形势，张捧毛说：“这可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哪。”

　　曾希圣也善于投毛所好。原籍安徽的张治中，便和曾一起鼓动毛到安徽去看看。于是由武汉乘船至合肥。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往后轰动一时的“后院炼刚”——原来是在省委机关院子里，搭起砖头和泥叠起四五米高的“土高炉”“土法炼钢”。土高炉里的炉火通红。炼钢的原料是些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毛问炼出钢没有。曾希圣拿了一块钢锭给毛看，说这不是炼钢来了。这简直是使人不容怀疑的了。

　　毛号召全国用多快好省的炼钢方法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的钢年产量。何必化费巨资兴建钢铁厂呢？于是“土法炼钢”的空想诞生了。

　　这个景象很使我迷惘。炼钢的原料原本就是家用品，炼出钢锭后，再做成家用品。炼钢做钢，炼刀做刀，岂不荒谬？全安徽省的土高炉里所看到的，都是一坏坏粗糙不堪的钢锭。

　　在离开前，曾希圣向毛提出请毛乘坐敞篷车，让群众夹道欢送。理由是可以让更多的安徽人亲眼见到毛。一九四九年夏天，北京市民夹道欢迎毛进城解放后，毛乘过敞篷车。一九五六年九月印尼总统苏卡诺来访时，毛又乘过敞篷车一次。但往后就少再公开露面。毛每次至各省出巡视工时，工人都经过政治过滤和控制。毛一向只接见党高级领导人及“民主人士”。就连他每年两次在天安门上露脸，广场上的群众也经过挑选。毛不原在群众前公开露面，不只是为了安全上的顾虑，也怕被别人说在搞个人崇拜。

　　毛相信领导本身的形象，就是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的无限力量。而毛也需要一种“群众自觉”的行动方式，公开为他歌功颂德。极会察言观色的张治中替毛解决了这道难题。张说：“我这次有幸跟随您出来，一路上觉得您有着一种戒心。”毛问张什么戒心。

　　张说：“您好像随时随地怕造成个人崇拜，在这上面有戒心。”毛注意听着。

　　张说：“您是中国的列宁，不是中国的史达林。您和列宁一样，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可是列宁在革命胜利后八年就去世了。您身体这么健康，全国人民都认为您可以继续领导三、四十年，直到进入共产主义大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幸运，这又和列宁不同。”

　　“您不是中国的史达林，史达林继列宁之后，开始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到极点，越到晚年越厉害，以致犯了严重错误。而您一直坚持民主领导的作风，强调‘群众路线’，没有丝毫独断专行，怎么会有个人崇拜呢？”

　　“今天中国建设成就这么伟大，人民生活改善这么快，人民自然流露真城热烈的爱心情，这是人民热爱自已的伟大领袖，快不是个人崇拜。”

　　张这番说词大获毛心，毛同意公开让合肥市民夹道欢迎。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合肥总共有三十几万市民夹道欢送毛主席，个个竞相亲眼争睹这位伟大人物。毛由招待所到火车站乘敞篷车所到之处。我怀疑这些“自觉”的群众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们穿着彩衣，颈上挂着花圈。敞篷车所到之处，一片花海，载歌载舞，群众欢叫着“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曾希圣事前做了万全的准备，安徽省公安厅负责挑选群众。这些群众是真心爱戴毛主席，一见到毛，欣喜若狂。

　　毛开始思考供给制的可行性。毛说：“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麽办？实行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从红军时代到一九五四年，中共内部实行供给制。一九五四年以後，改成干部资金制。毛决定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叫中央办公厅先实行，而由一组的工作人员开始。

　　这时上海市市委的《理论月刊》发表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一篇歌颂供给制的文章。毛对这篇投合心意的文章，大加赞赏。要张春桥立即赶来，与我们同车去北京。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後来他的权势在文革时迅速提升，文革後被打成“四人帮”。张这人对人冷漠，不易接近。我从第一次见张就不喜欢他。他大力提倡重新实施干部供给制会使我的生计陷入窘境。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与娴从澳大利亚转香港到北京後，在两年的供给制中，早将从国外带回来的储蓄用光了。这时再改回供给制，我们便没有钱可以垫成家用。

　　我们必须赡养我的母亲、婶母、舅母、表妹、我们的两个孩子和娴的父母。我改成供给制後，只靠娴一个人的薪金，怎麽养得活她们呢？她们都是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这怎麽办呢？

　　一组里也没有人愿意实施供给制。同行的叶子龙忐忑不安，叶的薪金极高，自然不愿改制。叶子龙说：“大夫，你有困难可以告诉毛主席。”

　　我想，叶的心里明明也不同意，他无非想让我说出不同意的话。如果毛决定不改了，他可以依然拿薪金。如果毛决定要改，我在众人心目中自然就是落後分子了。

　　我明白，毛意图用供给制代替薪金制，是认真想这麽办，并不是随便说说就了。毛之让大家讨论，是想先听听我们这些人的意见，　认为这些人会讲真心话，这样可以有助於他做出决定。

　　我走进毛的车厢内，毛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看见我进来，说：“大夫，有什麽新闻？”

　　我说：“我们讨论了改供给制问题。”

　　毛说：“怎麽样，有什麽高见？”

　　我说：“改成供给制，我有点困难不好办。”我接着说明了我家里的情况，并且说，如果改了的话，这些人不好办。

　　毛说：“如果城市里，按街道都成立了公社，大家在公社中参加一定的劳动，不就解决了吗？孩子放在托儿所，公家给钱。”

　　我说：“还有难处。我舅母年纪轻一些，她可以这麽办。可是我母亲和婶母年纪都老了，有病，身体很不好，没有劳动力，公社怎麽会让她们白吃饭？孩子都要国家养，公家出的钱，恐怕比发工资还要多。”

　　毛点头道：“这倒是要算一笔细帐。要算一算公社集体劳动，能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公社里的这麽多的人。老人和小孩太多，恐怕就困难了。我己经向中央打了招呼。也让一些秀才，就是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讨论这些问题。如果目前实行不成，那麽等以後再说。”

　　我走出来，一名卫士正在门外听着。他看到我，伸出了右手大拇指，悄悄说：“大夫，还行啊，有希望不改了。”

　　这事显示毛此时仍很理智，“大跃进”的欢腾景象使他振奋激动，但他对土高炉炼钢仍是有怀疑的。他曾一再估量，能不能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超过英国。他纳闷说：“如果小高炉可柬钢的话，为什麽还要那麽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

　　田家英对这一点保有谨慎的理智。

　　田说：“张春桥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坏透了。这完全是一篇哗众取宠的文章。当权的党不能随心所欲，乱提口号，不看我们国家生产落後，不看有几亿人要吃饭要穿衣。好像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是信口开河。我们党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假话，瞎吹牛，还不以为耻的事。这完全违背了党的好传统。现在有的省己经吹到粮食亩产上万斤，简真是沽名钓誉，无耻之尤。不过也难说，‘楚王好细腰，宫人皆饿恐。’上有好焉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这一席话，显然指出毛的好大喜功，只能听阿谀奉承的话。在这种压力下，一级压一级，不久又出了亩产两万、三万斤的报告。

　　大众心理行为学专家曾对中国一九五八年夏末的狂热做出解释。他们认为，中国陷入一场由毛所领导的群众歇斯底里热潮，到最後毛也成了这神话的牺牲者。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毛自己也把那些口号当成真理，一心盲进。回到中南海以後，机要室西楼的後面，警卫局在万圣殿，都建起了小高炉。入夜後，片片火光，照得中海红光闪闪。

　　少数清醒的人只能闷声不响。每个人都争相跳上这班开往乌托邦的列车，全力向黑暗疾驶而去。原本“反冒进”的人也跟着毛指挥棒起舞。没有人知道他们心里真正在想什麽。每个人都困在这场集体歇斯底里症的乌托邦。

　　过了十月一日以後，又乘火车南下。沿铁路两旁的景象，与一个月以前又不相同了。沿线两边的农田里，挤满了忙着农活的男男女女。仔细看的时候，男女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或是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女人则是穿戴得花花绿绿，像是过节过年一样。原来农村中壮年男子都派去炼钢铁，或上山搬运砂石，以堆砌土高炉，或去兴水坝、水库去了。

　　田野的景观也大变。过去毛睡眠时，停车的地方，都在飞机场，或叉路僻静处。现在不行了，这些地方，都有不少人，运料运炭，熙熙攘攘，在大炼钢铁。入夜，处处小高炉燃起红红的火花，照亮了半边天。

　　在沿途又看了不少人民公社，这时的粮食产量，据各公社负责人的汇报，已经高得使人咋舌。到人民公社的食堂去看，都挂上彩旗，设立报喜台，公社内的生产队，生产小队，有了新的更高的产量时，敲锣打鼓来报喜。

　　此时毛原先的怀疑和理智已经全部消失无踪。他欢欣鼓舞，真的相信那些不可置信的高粮食产量。他的兴奋也感染了我。我虽然很纳闷中国的农村怎能在一夕之间有这麽大的转变？但事实摆在眼前，不由得我不信。只有在某些时刻，我脑海中会闪过一丝理性的怀疑。

　　晚间我同王敬先及林克坐在餐车上，一面看着远远近近燃至天际的熊熊火光，一面在闲聊。我说，我很奇怪，为什麽会一下子有这麽多人，这麽多的土高炉，农田产量这麽高。

　　林克说：“我听田家英讲在铁路沿线这麽搞，是做给主席看的。省委让铁路沿线各县将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边，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在湖北省王任重让主席看的那亩稻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的稻子连根挤插在这一亩里。所以王任重说，可以站上去几个人，都倒不了。一根挤一根，挤得紧紧的怎麽倒得了。王还吹农民会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舞台，主席还真相信这一套。一亩水田，何能产出五万甚至十万、廿万斤稻谷？土高炉无非将家家户户有用的铁器，炼成一堆堆废铁而已。曾希圣在安徽给我们看的那块铁锭是炼铁厂里拿来的。”

　　我狐疑地说：“报纸上可不是这麽说的。”

　　林说：“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了主席的批评，改组以後，他们哪里还敢登真能反映情况的消息？上面怎麽讲，他们怎麽登。”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名为党中央报纸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

　　王敬先站起来说：“不要聊了，快去睡觉去吧。”然後他悄悄对我说“说话留神哪，让人抓住辫子就不好了。”

　　我当时并不相信林克。我也被大跃进的美好幻象所迷惑。我仍然相信党、毛主席和人民日报。但这些谈话令我很不平静。如果林克说的是真话，为什麽没有人跟毛主席反映呢？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于敬先、林克，甚至周恩来呢？如果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些事实，为什麽没有人敢於明言？难道毛心里就没有底吗？

　　但我从和毛的话话中，我觉得，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之际，毛泽东最担心的并不是农钢产量的浮夸高指标问题，而是某些领导人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建立後，粮产量激增，有些人以为这下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指日可待。毛对中国农民显示的冲天干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认为这现象是好的，但不能急於进入共产主义。

　　毛对我说：“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是不能否定的。当然，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新产生出来的，需要充实和整顿，让它健全起来。有的领导人心是好的，太急了，想立刻进入共产主义。这些问题应该解决。可是现在有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抱着怀疑态度，甚至个别人还暗中反对，我看这些人真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在南郑州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第一次郑州会议。郑州会议期间，仍然充满了乐观欢乐的情绪。会上毛强调，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不能急於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并指出，农民太辛苦了，各级干部要注意群众的生活。

　　几个月前，毛才大力鞭策各级干部起来行动，现在他又指示他们放慢脚步。此时毛虽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想暗暗改正错误，他对粮产量的浮夸高指标和後院炼钢未置一词。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於郑州期间，毛私生活周围的帘幕慢慢在我眼前卷起。大跃进时期，毛的私生活变得肆无忌惮。我在旁逐渐看得明白。毛一向住在火车上，开会时下车去，会後在宾馆吃饭，休息一下，参加舞会。专列上有个年轻护士成了毛的女朋友，公然和毛在舞会中出双入对，晚上也在毛的车厢内。

　　这时在朝鲜的最後一批志愿军回国。二十军的文工团来到郑州。她们每晚参加舞会伴舞。这些姑娘来自朝鲜前线，一旦见到毛，真是如醉如痴，将毛围在中间，都争着要毛同她们跳舞。文工团员中，有一位与毛跳得非常合拍。毛同她跳时，步步前进後退、前倾後仰、左旋右转，跳得大家目瞪口呆。毛是笑逐颜开，越跳越带劲，常常从晚上九点钟，跳到凌晨二时。

　　郑州会议後，乘专列到武汉，二十军文工团和那位护士也都去了。毛情绪高昂。王任重仍在火车沿途布置了挤插的稻米、熊熊的土高炉和戴绿的妇女。每个人都像快乐地唱着歌似的。

　　江南水田多。有些田内，水深及腰，妇女们都在田内屈身劳动。水稻深耕也是大跃进的新生事物之一。自大跃进後，因长期浸泡在深水田中，妇女普遍患了妇科感染病。

　　毛接着在武汉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仍住东湖客舍的甲所。湖北首屈一指的杨厨师每顿饭都表演一道名菜。我们的房间内都摆上水果、烟和茶叶。每夜必备丰盛消夜。并且摆上茅台酒，尽醉方休。大家都开玩笑说，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吧。

　　在武满期间，毛说大家离家时日不少了，每人放假一星期回北京城去看看家里。那是前後服侍毛廿二年间，我唯一的假期。因此有段会议期间我不在武汉。武汉会议会期为十一月廿八日到十二月十日，这时大跃进引起的混乱後果已逐渐明显。毛因而在会中批评各级干部的急於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中国仍未准备好过度到共产主义，资金制维持不变。人民的冲天干劲是好事，但该实事求是。毛明确指出，经济指标过高，并压低来年指标。毛正式辞退国家主席，退居二线。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提出的关於他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但毛辞去国家主席後仍是最高领袖。武汉会中的批评使毛成为及时制止错误的先知先觉者。虽然如此，武汉仍洋溢着一片过於乐观、干劲十足的气氛。毛对人民公社的热忱仍然未有稍减。

　　毛批评苏联说：“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农业机械化以後，再搞集体化，成立集体农庄，我们为什麽不可以先公社化以後，再机械化呢？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好，一大二公，一大是不搞小田块，打破埂垄，连成大片农田。二公是农田是公社大家的，产出的粮食，给公家纳公粮以外，其余可以由公社留下公积部分，然後公平分配。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这就解决了有的富起来，有的穷下去的问题。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当时在干部中议论最多的，是左好哪，还是右好？大家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左一点的好。因为左的好处在於可以不断受到毛的表扬。如果因为左而把事办坏，也不过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会丢官，受处分。右的结果可就大不相同了，一落到右字上，轻的罢官，重的家破人亡。

　　我在武汉会议结束前由北京赶回武汉。武汉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湖北省省委为了表示庆贺，在东湖客舍宴请毛、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以及各中共中央局的书记。大家兴致极高，真是高谈阔论，议古说今。

　　王任重第一个拍马屁。王任重说：“这份《关於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今的共产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

　　周恩来接着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於廿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柯庆施说：“所以不能够这样说，超不过马克思。我们现在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了马克思？”

　　大家哄然说：“苏联搞了这麽几十年，还没有找到向更高层社会发展的门径，我们短短十年不到，就由主席指明前进的道路。”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在席间，但他们在批评苏联一事中，未发表意见。，

　　毛平时不喝酒，有客人时，也只是稍喝一点。这天他的兴致高，喝了两杯，满脸通红，然後说；“总理的酒量好，请总理喝。”

　　我第一个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乾杯。”周大声说：“是应该庆祝一下。”大家依序到他面前敬酒。周的酒量极大，脸也从不发红。当天晚上，周喝得大醉，半夜鼻子出血。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将我叫去。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们这是怎麽搞的，怎麽能向总理这样子敬酒。就是大家高兴，也应该有节制。你是医生，也不注意。以後不许这麽干。”我心里暗自嘀咕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听从毛的指挥。

　　一九五八年的秋收，创下中国史上最高纪录。随即在十二月中全国严重缺粮。就在中国领导们纷纷向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致敬这当口，酝酿了数月之久的灾难终於露出狰狞的面孔。

　　在王任重的隆重款待下，身在武汉的我们对粮食吃紧程度毫无所觉。在武汉会议当中放假的那几天里，我诧异地发现中南海里没有肉和油，米和蔬菜也很少见，情况很不对劲。

　　灾难正在蔓延。大部分的稻谷搁置田间无人收割。农村中年轻力壮的男人被调去土法炼钢及兴修水力。老人、女人和小孩无法负担收割这项体力繁重的工作。这年确是大丰收，可是未收割的谷子慢慢在田里腐烂。

　　我那时不知道，中国正蹒跚行在崩溃边缘。党领导和各省第一书记只想得到毛的表扬，亿万农民的福祉被置之脑後。上级领导相信了各省所报的浮夸生产指标。但一亩地怎麽可能生产一、两万吨的稻米呢？等到纳税交粮的时候，按上报的产量交粮，产量本来没有这麽多，为了上交粮凑足上报数，只好减少农民自留口粮，甚至颗粒不留，农民大量饿死。吹得越高的省，死人越多。

　　更讽刺的是，上交粮里有许多是进口米。当时中国对苏联外债高筑，许多米都运去苏联还债了。

　　人民公社为了减少损失和保留口粮，编出天灾连连做藉口，原本的高粮产数被压低。这些人民公社得以按下了一些上交粮，否则国家也会发给它们一些赈济粮。

　　後炼钢也吹得越来越神。农民的做钣锅、农具都交出去炼钢了。到後来，真是夜不闭户，因为门上的铁锁、铁荷叶全都拆走。没有了锅，铲，饭也无法煮。炼钢的煤不够，农民的木桌、木椅、木床都交出来。炼出来的钢全都是一些没有用的铁锭。毛说中国还未准备好进入共产主义。但一些荒谬的共产天堂已经实现了。私有制完全废除，农民所有的财产完全喂进了土高炉饥饿的火口中。

　　毛仍处於兴奋状态中。我想，即使到此时，他仍对即将来临的大灾难一无所知。我有不详的预感。但我不敢直言。毛听进那些漫天大谎使我忧心忡忡。没有人告诉真话。田家英是毛的内宫中对大跃进的内幕知道得最详尽的秀才。我想应该由他来向毛戳破这些假象。

　　但田家英此时在四川调查趼究。胡乔木在安徽，陈伯达在福建。毛信任他们。他会相信他们回来时所做的真实报告。

　　

32

　　一些隐隐约约影射毛的批评慢慢浮出表面。

　　毛仍对湖南省第一省委书记周小舟未能种两季稻而余怒未消。周却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我们在十二月中旬离开武汉，只在长沙稍做停留。周趁此时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告诉毛，国防部长彭德怀十一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周请毛看这个戏，我想是别有用意。周将自已比做一心为民的忠臣海瑞，毛则是那个深居宫内的嘉靖皇帝。

　　就算毛看出了戏中对他暗涉的批评，他当时也毫无表示。毛表示极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那晚在长沙，他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部分明史。几个月後，毛提倡党领导们学习海瑞精神。

　　到了广州，江青已在。毛仍神采飞扬的谈着粮食生产高指标。毛因此想读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着的政治经济学。他想将苏联的经济组织和中国实行的新经济结构加以比较，便将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召来广州，同他一起读这本书。

　　田家英将四川的调查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上报。我没有和田谈过，只听说四川人民在闹饥荒。这一向，毛晚间也时常找我闲谈。但是也看得出，他总有些不放心。

　　大跃进正闹得欢腾。他也怀疑粮食生产的产量，有没有那麽高。他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对於土高炉炼钢，他更是疑虑重重。他说：“这种高炉炼出来的钢，能用吗？”

　　由此可见，这时的毛，开始怀疑大跃进的真实性，但是他自以为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毛也经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对他们只能引导，不能强迫。”

　　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五岁生日，陶铸请毛与大家一起吃一次饭。毛同我们说：“年纪轻的时候，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大一岁，又成熟些了。到年纪大了，不愿意过生日。过一次生日，表示少了一年，更接近死了。”於是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们乘车到城里省委迎宾馆。筵席很丰盛，又精致。大家都是酒足饭饱了。回来以後，我因为头晕，立刻睡了。

　　到半夜李银桥突然将我叫醒，说：“主席立刻要回北京。”

　　原来当夜江青半夜睡醒，叫护士拿水和安眠药来。江叫了半天，又到值班室去找，仍未见到护士。江青疑心大起，闯进毛的卧室，当场抓到，因此大吵了起来。

　　李银桥还跟我说了下面这件事。这事也引起江青很大的不快。追查很久，也是造成这次在广州与毛吵架的原因之一。

　　毛与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结婚後，曾用过一位保母。後来杨被捕处死。毛上了井冈山，保母回到乡下，结婚後生一女。

　　一九五七年保母女儿初中毕业後，想进入中南音桨专科学校。毛寄给她三百元。让她自己投考。这事让湖南省省委知道了，安排那位年轻女孩进了中南音乐专科学校。

　　一九五八年初那位年轻女孩又写信给毛。毛要她在寒假时来北京。二月她到北京。二月三日及十一日两次，毛将她接到中南海住所相见。同年十二月九日，毛又在武昌洪山宾馆，见了那位女孩。这次给江青发现了。江既怀疑毛与保母关系，又怀疑毛与保母女儿之间的关系。当晚争吵时，江青也把这件事拿出来闹。那晚我起来後，立即整顿物品，因为事先毫无准备，一时手忙脚乱。直到天蒙蒙发亮，才将所有的药品用具，装箱完毕，这时通知立刻上火车。

　　毛立刻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江青未同行。

　　江青很快便为那晚的争吵後悔。毛回到北京後不久，她写来了一封道歉信，上面引述一句西游记里的话。追寻真理的三藏在盛怒中将悟空休回水濂洞，悟空备感凄惨，对三藏说：“身在水濂洞，心逐取经僧。”毛为江青引用了这话大为高兴。毛是现代三藏，身负实现共产主义真理的艰难任务。与追求共产主义的崎岖道路相较，毛与护士和女友之间的区区小事，实在不足挂齿。

33

　　一九九五年初北京人心惶惶。街道上宣传，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吃食堂，要大家把锅交出去炼钢。这可闹得大家都慌了神，怕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民公社，於是将家具、衣物都拿出去卖，免得白白充公。一时间，街上成了旧货市场。 自大跃进开始，我老家的经济情况便每下愈况。我很少在家，也帮不上忙。一九五八年就在东奔西跑中过去了。回北京时，我非常高兴。 母亲最不放心的是，街道上正在办人民公社。母亲有高血压病，又照看两个孙子，她很累，得不到休息。经常头晕，吃不下饭。她问我她入社以後，谁管孩子的生活呢？毛说可以把孩子们送去国家经营的托儿所。 罗道让提出，在中南海内，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和孩子搬进来，这样便於照看。我很犹豫，我不希望我的家人卷入宫闱倾轧中。何况北京老家仍是我的避风港，真要都搬进来，就完全没有周转的余地了，我也不可能一辈子在中南海工作，一旦离开，就连退路都没有了。一再踌躇之後，我们想，我们不可能久住中南海内，因此决定仍照原样不动。 毛听到了北京的情况，立刻决定只在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城市里面不搞。但我家的房子还是被充了公。我们的老屋有三个院子，有三十多间房间。母亲带着孩子住在中院北房五间，前院及後院的房子已被强令低价出租。一九五八、五九年冬交之际，居民委员会和房屋管理局及公安局派出所，都来向母亲讲，除庄母亲所住的中院北房五间以外，全部公私合营，也就是将产权交给公家，每月由公家给极少数补偿费。公家将房出租，娴讲，母亲很不愿意这麽办。很急，让我想想办法。

　　我同娴讲，这个事情毫无办法，现在不搞供给制，己算万幸，否则连她们的生活问题，也解决不了。留下五间房，就凑合着住吧，如果一间不留，我们也没有法子。何况警卫局早已经提出，在中南海再给我两间房，将母亲孩子搬进来住。如果去讲，又会提出这个办法，说来说去只能接受居民委员会的安排。

　　我回到家里，安慰了母亲。告诉她，有五间房住，已经很不错了。不是有的人一间住房都没有吗？母亲希望我多回家看看，我说我还不行，娴可以多回来看看。 一九五八到五九年，全国严重缺粮，我母亲的处境更为困难。那时娴和我都在中南海公共食堂吃饭。没有肉，配粮减少，但还可勉强凑合。中南海会是全中国最後一块被饥荒波及的土地。

　　我母亲那时已年近七十，如想买到米和油，就得经跑粮、跑油店，要去排队。我母亲带着小孩，很累，身体越来越差，血压经常很高。我们只好跟邻居商量，请他们帮我母亲排队买粮。

　　田家英说我对全国情况不清楚，现在全国都发生粮食紧张。这还只是开始，也不知何时才能解除危机。我原来以为在这种日渐吃紧的情况下，毛会在北京住一阵子。没料到我又想错了。 在一月下旬一天，我早起後，骑车到北京医院，参加一项会诊。病人是胡乔木，他有十二指肠溃疡，因大出血做了胃大部和十二指肠切除术，定期复查。 我走到病房，主治医生开始报告情况。这时医务办公室的一位主任，跑来找我，说一组来电话要我立刻回去。 我匆忙离开病房，骑车刚到医院大门，正好与李银桥迎头碰上。他坐一辆车停在医院门口。他说：“主席立刻动身到东北去。找你有一个多小时了。只等你一个人了。赶快回去。”说完他先坐车走了。 我骑车赶回中南海，已是一身大汗。这时毛已乘车到机场去了。所有的备用药箱和医疗用具箱，都由护士长收拾好，先运走了。只有一位卫士等我。他看见我後，立刻拉我上车。他说：“我们快走吧，主席走了怕有十分钟了。”我说：“我只穿一身夹衣，到东北怎麽成？我回去换厚衣服。”卫士说：“怕来不及了，主席走时说，叫你快去。”

　　我同卫士乘车赶到西郊机场。这时毛乘坐的一架飞机已经起飞有十几分钟了。第二架机在停机坪上，早已发动。我上了飞机，舱内只有我同卫士两人。 数小时後，我在辽宁渖阳下机。在冬季东北的酷寒中，我只穿了夹衣，连毛衣都没有带。当夜住渖阳交际处，据说这里在伪满时，是满洲银行。毛住在二楼西半边，我们住东半边。室内暖气的温度很高。但我一出交际处大门，就冻得手足发麻。毛看到我的畏缩冷栗的样子，不禁笑着说：“你是不是在大跃进中，把衣服都卖掉了，还是入了公社？”好在毛只在东北待了五天。 毛这次出巡煤、钢铁产量最大的东北，是为了了解钢铁的制造方法，以及看看土法炼钢究竟可不可行。毛原本希望用分散全国钢铁产量的策略来激发农民的创造干劲和削减中层经济官僚日益膨胀的权势。毛仍未解决如果土法炼钢可行，为何先进国家要盖大钢铁厂的疑问。 再来高炉的燃料问题也盘旋在他脑中。在中国乡村，农民早为炼钢把树林砍伐殆尽，现在连门和家具都劈下当柴火。东北有现代化的大炼钢厂，煤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因此毛想同时看看炼钢厂和煤矿的情况。我们参观了鞍山钢铁厂和抚顺露天煤矿。 毛的东北之行使他看清了真相。只有用优质煤做燃料的大炼钢厂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但毛并未下令停止後院炼钢。炼钢中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土高炉炼出的成堆无用的钢，都不是他关心的重点。毛仍不想压制广大人民的狂热。 我们自东北回北京做短暂停留，随即转往天津、济南，南下南京、上海、再抵杭州。这次外出，毛带了罗瑞卿与杨尚昆随行。目的也是要他们受教育。两人真是喜出过望。自从一九五六年在游泳问题及警卫工作上对罗严厉批评，甚至要将罗调离公安部以後，罗学乖了。再也不多管中南海警卫局的事，更不敢对毛的警卫工作多加过问。这两年多以来，罗默默勤练游泳，心情沉重，唯恐毛再算老帐。 对杨尚昆，则因政秘室的所谓黑旗事件以後，撤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即中直党委。杨被免去中直常委书记，无异於给予了党内处分，此後杨给人的印象是，说说笑笑，对於大事一贯不发表个人见解。这些年来，杨虽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可从来没有机会单独见到毛，谈谈话。这次毛带他一起出巡，自然是否极泰来，受宠若惊了。

　　一路行来，沿途参观学校、工厂、公社。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的领导人也对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此时全国经济紧张，但毛的个人崇拜之风反而日渐高张。老百姓认为粮食紧张是地方首长未尽到责任，不是毛政策上的错误。只要毛主席来视察，马上就会情况大好。天子被奸臣蒙蔽的观念，早已在中国传统中，形成根深柢固、牢不可破的定理。 一路南行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而抵杭州，处处都是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不绝於耳。 此外，毛带罗和杨出来，也是要他俩看看毛受到群众狂热欢迎的程度。 一次在行车中，杨尚昆、罗瑞卿及我们，在一起闲谈。杨又提起毛在各地参观和谈话中，即席讲了不少有关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人民公社的问题。例如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及不能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这麽多的讲话，都同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关系。书记处不知道这些话，无法按毛的意思形成文字指示下达。

　　这时，毛路经各省市的党委，纷纷根据毛的谈话要点，拟出一些改进建议，向中央请示。刘少奇、邓小平不知道毛讲了些什麽，没有办法作出决定。杨因此想找个法子，将谈话记录下来。这样中央可以根据毛的谈话，按照毛的意图下达指示。 叶子龙跟我说，杨让他去向毛请示，以後外出能不能带个速记员，毛不同意说：“这是推卸责任，拿我作挡箭牌。”毛通常用讲话方式表达他的意思，他清楚他的话所具备的力量。毛说“人民公社好”。全中国农村便纷纷建立人民公社。但他并不想将他的话拟成政策，如此一来，他得担负的责任太大。

　　这下就得背着毛安装窃听装置了。困难的是，既然得背着毛安装，一般的收音喇叭太大，装上去，毛会发现。於是决定由公安部的专门管理各种先进侦察技术设备的十二局负责技术设备在专列上安装窃听装备。整个安装实在巧妙，小喇叭放在灯罩、花盆等的里面，一点都不会暴露出来。还在毛专列的餐车、会客室及卧车内装收音小喇叭。连接的录音机也很轻巧，放在隔壁车厢内，丝毫不露马脚。又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调一个姓刘的人，守门负责秘密录音。自此以後，毛每次外出，都有刘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行。刘奉命不得在毛的面前露面，免得被毛看到来了一个生人，查问出来，露了馅。这就要求刘做一个“黑人”，随时躲开毛的眼睛。後来叶子龙告诉我，毛常去的一些招待所住地也给装上了窃听装置。

　　叶子龙向我们一组的人交代，这是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许向毛透露。叶同我们说：“这可是中央决定，谁要是向主席讲了有刘这人和录音这事，中央查问起来，谁讲的谁负担责任，不要怪我没有打招呼。”我们只有如金人三缄其口。谁也不愿意引火烧身，将自己牵连进去。何况这是党的命令，我们只得服从。我们哪知後来竟牵连出那麽大一场灾难呢？文化大革命中，安装窃听器成了一件滔天罪行，也成了江青多次公开声明公安部门专政，专到我们头上来了的罪行之一。

34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到四月五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仍是整顿人民公社，决定各级无偿调拨的劳动力、粮食等等，都要算清帐目，给予赔偿。通过了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其中经济指标大幅压低。一九五八年的浮夸指标，在一九五九年降订得较为切合实际。毛最大的恐惧不是粮食短缺、高指标，或是土法炼钢浪费人力物力。毛深恐大跃进所激发的群众创造力会因此消沉下来。即使毛知道中国正面临大饥荒，他也从未透露一二。我完全被蒙在鼓里，虽然先前有田家英的警告，我仍以为粮食吃紧只是暂时现象，是低层干部报告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我在毛的内宫中浑然不觉百姓疾苦。

　　上海会议期间，毛的专列停在龙华，毛住在车上没有住进招待所。原因是，一方面在上海市内，柯庆施给准备的住处“哈同花园”，毛不喜欢，另外一方面，根本的原因在於，毛与专车上的铁道部专列局的随车护士仍打得火热，所以开会下车，晚舞会後回到火车上。晚会设在茂名路锦江饭店对面的锦江俱乐部。毛那时对自己的私生活已无所顾忌，这位护士公开和他在锦江俱乐部出双入对。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後来柯庆施从叶子龙那了解毛这项癖好，便每晚都安排了文工团女孩子的表演。 在锦江饭店内，南楼和北楼之间的新建小礼堂放映电影，和演地方戏曲。一九五八年毛外出巡视，路经长沙时，便看过有关海瑞的湘剧。这次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 当天夜里，毛对我说：“海瑞被人称为南包公，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他还把这句话，写到给嘉靖皇帝的上疏里。嘉靖看了十分生气，将海瑞关进班房。想杀海瑞，可是把海瑞的奏文看了一遍，放下。又看一遍，放下。连看三遍，然後说‘海瑞还是赤心为国的’。没有杀海瑞。有一天，管班房的牢头给海瑞端来酒和菜，海瑞吃了，以为大约是要杀头了。一问牢头，牢头说，恭喜你啦，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一顿，将吃下的东西，全吐出来了。 可见海瑞对嘉靖是忠心耿耿。” 毛在会议中，提倡要有海瑞精神。特别叫中央办公厅将海瑞传印出，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并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的这种精神，毛还说，要找几个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此後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刊杂志都不断登载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又在上海和北京出现了宣传海瑞的戏剧。海瑞一下子变成全国的英雄。 如前所言，在一九五九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一系列过左的措施，伴随而来的困难己经出现。同时我也察觉到，广泛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搞浮夸的现象。毛同我谈到海瑞时说过：“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海瑞这个人物，竟然成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斗彭德怀的引燃点。我往後常就这两件事思考海瑞对毛的意义。毛是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毛身为皇帝，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至於政策和决策上的错误，是下面的人说假话，上面的人被蒙骗欺瞒的结果。

　　我看毛之推崇海瑞精神，自有毛自己的策略。毛说海瑞这个人，‘刚直不阿，直言敢谏’。海瑞甚至为了国家大义，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可见护主之心甚切。海瑞近乎‘死谏’的行为，益发和嘉靖身边的奸臣形成对比。。 毛一再号召讲真话。即使在今日，我对共产党的梦想早已全然幻灭之时，我仍认为如果毛在大跃进初期便完全了解真相，他可能会及时阻止那场大灾难。。 但问题在於毛认为现代海瑞应该讲真话。批评式的谏言或是意欲夺权、心怀不轨的那些高级领导所说的话，无法让毛接纳。只有一心为民、毫无野心的人才会讲真话。但这种人很少能在政坛上爬至高位。 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政争中的夺权倾轧。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所以即使有的人向毛禀奏了客观的事实也是忠言逆耳，因为他不相信在朝为官的人能扮演刚直不阿、无私无欲的海瑞。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一九五七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只有英明的毛皇帝能决定谁是真正的海瑞，谁只是藉机夺权的造反分子。 但毛的逻辑也有不通之处。毛崇拜一般中国人民厌恶的秦始皇、殷纣王和隋炀帝。大部分读海瑞传的人视嘉靖皇帝是密处深宫，二三十年不见朝臣的昏庸皇帝。许多毛的亲密战友自认为比得上海瑞对嘉靖的忠心。可是毛认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是嘉靖，下面的人应该向这些人提意见。他自己是与下面深深相连的英明领袖。

　　我在这里所需指出的是，毛所说，上面压下面，下面不得不说假话，毛口中所谓的上面，是其他领导干部。但其实真正的最大的上面，是毛自己。从一九五六年以後，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的一系列过左、过急的批评和讲话，都不难看到这点。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也好，直言敢谏也好，是用来对付中央和地方的其他人，并非提倡别人用来对付自己。彭德怀和周小舟这种现代海瑞便是误读了海瑞故事。现代的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 四月十八日到廿八日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前毛赶回北京。会上由朱德建议选举了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五九年後刘少奇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在毛退居二线刘出任国家主席前，大家都叫他少奇同志。现在他突然被称为刘主席。主席这职位本身就代表极大权力。刘对此头衔也十分在意，逐渐扩展势力控制中央日常事务，有时没有先请示毛便执行工作。因此可以说，毛要确立自己为中国唯一的主席的斗争就在此时展开，直到刘被批斗，取消“国家主席”才告结束。

　　我们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五月下旬又乘专列南下。

　　

35　毛重返故乡

　　沿途景观大变，不再有火焰冲天的後院土高炉，也没有穿红着绿的农村妇女。农田一片荒芜。眼下不见任何农作物和农民的迹象。王任重所辖的武汉非常吃紧。我们仍住在东湖客舍。消夜食品用的油炸花生米和酱牛肉不见了，早餐时的生煎包子也没有了。招待所里，不但没有香烟卖，而且也没有火柴。偶尔有鱼可吃，蔬菜罕见。可见库底都被挖空了。

　　才几个月前，王任重还炫耀湖北农田亩产量为一万、二万斤的稻谷，现在却闹了饥荒。王任重说是天灾导致饥荒。但湖北天气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真可说是风调雨顺。，真正原因是年轻力壮的男人都派去炼钢和修水利，田里的稻子没有人收割，放着烂掉。而收割的一小部分稻谷全缴给了北京。

　　到了长沙，住到省委的蓉园招待所。我们的住房内仍然摆上了中华牌香烟和碧螺春茶叶。不过烟和茶都有些霉味。看来库存很久了。现在都挖了出来。这时湖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是比湖北好，我们一如以往，仍旧可以吃上湖南腊肉，安东鸡。 周小舟可注意到了湖南和湖北的差异。一九五七年毛曾严厉批评这位湖南第一书记不学别人种二季稻。这次王任重也随同毛至长沙。有天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一起闲谈时，我也在场。周小舟说：“去年湖北不是一直受表扬吗？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说湖南就是不行，没有热火朝天的干劲。现在看吧，湖北到底怎麽样？恐怕有霉味的烟、茶都没有。他们去年就把库底挖空了。我们湖南再差，还存了点库底。”

　　周小舟说这些话时，很气愤。我和罗瑞卿闷不作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在场，讪讪地走开了。两省的街道也有明显不同。湖南仍有小食在卖。 毛决定回他的出生地韶山。他从一九二七年，也就是卅二年前，就没有再踏进韶山一步。

　　毛的韶山之行是他追寻真理的途径。他当时已不相信领导干部。纯朴的韶山不会搭起戏台来等他。毛对韶山太熟悉了，熟悉到他一眼可望穿任何欺骗的伎俩。韶山纯真的老乡会和毛讲真话。毛属於韶山。他信任他的乡人。

　　

36　毛重返故乡

　　六月廿五日由长沙乘汽车出发，不过两个多小时到了湘潭。这一路都是砂土小石子铺的路。第一辆车子还吃不到土，第二辆车以後，就都在在灰砂滚滚中穿行。天气又热，车子中没有冷气装置，只能打开窗子，吹得全身都是灰土，到了湘潭几乎都成了泥人了。

　　湘潭地委书华国锋来迎接，这是毛和我第一次见到十六年後会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华。毛擦了擦脸，稍微休息一下，就对华说：“你乾你的事，不要陪我。韶山是我的老家，你是父母官，陪了去反而受约束。” 由湘潭到韶山，只不过四十几分钟。毛住到一个原属於基督教会，在一个小山丘上的房子内，我们住到山下的一所学校内。天气热而潮，蚊子很多，夜里睡觉时，只好罩上蚊帐，很难入睡。 第二天凌晨大约五点多钟，李银桥打来电话，叫我们立即到山丘上毛的住处，原来毛一夜未眠，这时正等我们，要出去散步。 我们赶到後，毛立即走出这个小的招待所，向後山踱过去。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和一群警卫也不知道他要到什麽地方去，只好随後跟行。毛走到一处矮矮的松树环绕的土垄前，站定了，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毛的父母的埋葬处了。警卫局派来随同外出的警卫科长沈同，十分灵活，他迅疾采来一把松柏枝，交给了毛。毛将这把松柏枝放在土垄上，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我们立在毛的身後，也跟着三鞠躬。 毛转过身来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小石碑，大约年深日泯，泯没了。”罗瑞卿：“应该好好整修一下。”毛摇头说：“不必了，知道这块地方就可以了。” 从这里下山，顺路前行，走到“毛氏宗祠”前不远的地方，毛前瞻後顾，似乎在找什麽，可是没有找到。我正走在他的身旁。我问他在找什麽。他说：“这里原来有一个土地庙，我小的时候生病了，我母亲带我到这里跪拜，求过签，讨过香灰吃。”公社主任跟上来说道：“这个土地庙去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给拆了。砖拿去砌了土高炉炼钢，木头当煤用，炼钢时烧掉了。” 毛摇摇头说：“可惜了。这个庙应该留下来。农民没有钱，生了病看不起医生，到庙里求求菩萨，讨点香灰吃，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人的精神没有寄托是不行的。” 毛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不要小看这香灰。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香灰能鼓舞精神，使人有战胜疾病的勇气。”他看到我在笑，正色说：“你不相信吧。你们当医生的，应该懂得精神作用的道理。”

　　我的微笑并非表示不赞成。身为医生，我相信精神状态对身体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下午毛去看了他的老屋。当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到後来那种发疯的程度，因此这几间房子基本上仍保持典型泥墙草顶，农民房屋的原貌。院内廊下，排放着很完整的各种农耕用具。大门上悬挂一长方木匾，上书“毛泽东主席故居”。是一个小院落，共有八间房的住所。依这规模看来，毛的父亲是个富农。

　　毛的父亲曾耕种过的农田，农忙时，还要雇人来帮助干农活才够，已成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门外树荫下是一方池塘，毛指着这池塘对我们说：“这就是我洗澡和饮牛的地方。 毛回忆他的童年往事，他说：”我父亲可厉害啦，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要打我，我跑出来，他追我，我围着池塘跑。他骂我不孝，我说“父于慈，子不孝’。我母亲非常慈祥，很愿意帮邻舍。她常常同我弟弟一起搞“统一战线’对付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要是活到现在，至少要被搞成富农，受镇压。“

　　在韶山的时间安排很紧凑。毛看望了两处他的本族远房的居房。两处都只有儿童和妇女，男人们都炼钢铁、修水利去了。这两家一如一九五八年所见到的农户相同。做饭的锅没有了。甚至连灶也拆掉，据说灶土是极好的肥田土。 毛下午在韶山新建的青年水库游泳，问当地的居民这水库起不起作用。一位老人说，这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大搞水利建设时，公社党委书记下命令，叫大家挖出来的。结果匆忙建成，漏水，而且下大雨时，又存不住水，下面要受淹 公社临时派人将男人们叫回来。晚间，毛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摆了五桌饭，请他本族的人和一些老党员。饭中，交谈时，一些老人说，吃食堂大锅饭，吃不饱。因为饭一拿出来，年轻人一拥而上，等到年纪大的人挤上去，饭已被被装没有了。毛又问年轻人，食堂这办法怎麽样。这些年轻人也说不好，因为饭少人多，虽然能挤上一碗半碗，但吃不饱。尤其大家抢着装饭，好多饭都落到地上，踩来踩去，都糟蹋了。 毛转过话题问大炼钢铁的土高炉怎麽样。公社书记叫大上山找铁矿，大家找不到。又叫大家找煤矿，只找到几个煤质量很差的鸡窝矿，弄不到多少煤。公社书记说，周围都在炼，我们不能不炼，让大家将烧水做饭的铁锅、铁铲都献出来炼，门板也卸了，当煤烧。炼出来的都是些铁疙瘩，仍在那里。我们要烧开水，都没有锅用。公社的锅，煮饭都来不及，更不用说煮水了。 毛听着，默然不语。全场一片死寂。看样子大跃在湖南施行的效果并不佳。毛沉思了一会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修水利，不要处处搞水库，搞不好，成了害。 炼钢炼不成，就不要要炼了。” 在全国，韶山人民公社可能是第一个解散了食堂，停止了挖水库和炼钢铁的所在。 此时我和毛才开始明了全国经济情况的衰退。毛的重返韶山之行将他自梦中唤醒。清醒地面对灾难降临的现实。回武汉时，毛已不像前一段那样意气风发，兴高采烈。但毛仍坚信大跃进的基本总路线是正确的，只需要做适当调整即可。毛不愿使群众的冲天干劲受到打击。他决定在武汉开一次会，提醒领导干部面对事实，而又不能使全国人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照他的说法，“主要是宣传上的问题。要泼泼冷水，降降温。” 我们在六月廿八日抵达武汉。王任重建议，七月武汉太热，没有冷气设备，恐怕受不了。王又说，最好到青岛，海边凉快些。但是毛对青岛的印象不好，因为一九五七年夏天，他在青岛连续感冒有一个多月。 最後柯庆施建议，不如到武汉的下游庐山去开会。因为这时已经有些中央和省市的领导人到了武汉。就近去庐山，省时，省事。毛同意了。

　　党将举行庐山会议。

　　

37　庐山会议

　　毛老家韶山的情况比中国其余各地要好得多。饥荒已笼笼罩中国。已不是个别地方有人饿死。安徽、河南，连遍远人稀的甘肃都有。一九五八年毛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开会，仍在大力推行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空想之际，四川也是饿殍遍野。 我身处倍受保护的一组之中，从未亲见目睹饥荒的真实惨况。在随毛以及数位首长乘船而下的航途中，我听到了饥荒蔓延的惨事。是时去河南和四川调查六个月的田家英已经回来，也在船上。田家英、我、林克、周小舟和王敬先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 田家英描述了四川的饥荒情况，并说在北京，工业交通系统的意见最多，钢的生产指标太高，虽然年产量从两千万吨，逐渐下降一千三百万吨，但是全民炼钢，六千多万人上山找矿这些一窝蜂的作法，并没有停止，尤其一九五九年仍在大跃进中，人力物力实在过於紧张。 田家英一语道破的又说：“我们党一向是提倡说真话，现在是假话满天飞，越说越离奇，可是越弄虚做假，越受表扬。说真话的，倒不断受批评。”毛是个杰出的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但在经济上，毛完全一窍不通。这样就自然讲到毛的好大喜功，甚至脱离了毛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由此又讲到毛的私生活的放荡，一九五七年开始，继汪东兴之後管警卫工作的王敬先也凑上去讲了一些。 我听了真是无法置信。我知道大跃进後物资紧张，但不知饥荒正横扫全国，吃不饱的人数以千百万计。听到对毛的批评也大为惊骇。田家英行事向来谨慎，当时他说话的对象即使是跟我们，也已坦白到危险的地步。我更是对王敬先说的那些放荡丑事毫不佑情。王的责任是保护毛主席，在朋友闲谈间，实在不该泄露毛的私生活细节。林克仍对毛在“黑旗事件”保他一事心存感激，因此没有吭声。我则一直保持沉默。 就在这些人闲扯的时候，柯庆施、王任重、以及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走了过来。柯笑着问，这麽热闹，谈些什麽。田家英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立刻说：“中国这麽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王任重接着又说：“人们这麽热火朝天地干，这倒是历代没有的。”柯庆施说：“现在有人就是看小不看大，抓住点缺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真是主席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因此在到庐山之前，就在长江的航船上，已经可以看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一方面，凡是大跃进以来积极按照毛的意思，往下压任务，往上报成绩的人，都不容许任何人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有批评意见。属於这类人的，大抵都是省市委第一书记，比如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之流，因为他们在大跃进中，跟毛跟得最紧，干得最欢。 另外一种是像罗瑞卿这种并不负责生产建设的中共官员，自大跃进以来罗一直跟毛巡视，对毛的意旨了解得清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後，受了不少毛的指评，甚至差一点下放，所以对三面红旗特别拥护。杨尚昆则刚在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黑旗事件犯了错误，自然不敢贸然说话了。 另一方面，通常批评毛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以两位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交通系统的薄一波和主管经济发展皂李富春为代表。他们是中央负责工农业生产的领导人，经济生产计划指标太高，压在身上，自是苦不堪言。薄一波在大跃进初期，原本不赞成不符合现实的生产指标。但他後来一看苗头不对，只能顺着毛的意思讲。原来他让下面给他准备了一大堆意见，预备上庐山後发言。後来他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交系统电话会议，讲了一大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话，才上了山。薄其实对毛在经济上的冒进深感不安，早知後果不堪设想。但他不能向毛挑战，也不能说真话。薄和李从未公开批评大跃进。

　　第二种是到了下面，认真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大跃进的灾害感受最深的人。这些人既不是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也不负责执行毛的伟大计划。他们是亲眼目睹农村混乱凋零的见证人。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属於这第二种人。他们的责任是向毛报告真相。 批评的人只敢在自已人里议论纷纷。我们在长江船上就是这个情况。但要和持有另一种意见、只会说大话的那批人说通，几乎是难如登天。看准了问题所在，挺身敢於披逆鳞的人，毕竟是寥若晨星。大部分的人不过是见风使舵罢了。知道实情的田家英和深知民害的周小舟也只敢在私下嘟嘟囔囔地批评毛及其大跃进，不敢直接向毛谏言。在船上时，只有田家英讲话直切。但是柯庆施、李井泉一开口，田也不就不再多说话了。 七月一日凌晨船到九江。那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仍在接受改造中。汪东兴来接船。毛看到汪东兴就说：“省里如何？”汪说：“这两年我是按照主席 的指示，多接触了群众，确实受教育。”毛讲：“人不能总是浮在上面，以後要立个规则，大家输流要下去蹲点。” 上庐山的公路修得很好，途中下车休息两次，到山上只不过一个多小时。江西省组织了一个接待班子，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副省长汪东兴负责。汪指派了一位姓胡的警卫处长，做毛的随身警卫。汪向胡交代了一些警卫工作方法和规定。胡找到王敬先，向王说明汪的布置和安排。 王敬先听了以後说：“汪东兴同志离开主席已经三年多了，他那套是老黄历了。不能听他的。”胡此後真的不听汪的指挥，只按王敬先的布置去安排警卫工作，并且又将王敬先的话传给了江西省公安厅和江西省委办公厅。这两地又把王的话告诉了汪东兴，由此汪东兴对王、胡二人非常不满。 毛的住处，据说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二层的小楼。我们住到邻近的另一小楼。山上确很凉快，在山下原来一身大汗，到山上甚至感到一丝凉意。空气很潮湿。在楼上打开两向相对的窗子，就可以看到片片白云，从这边窗口飘进来，在室内打个转，又从对面窗子飘出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的意见，於七月二日开始。毛的意思是，到了庐山，当当神仙，不给出题目，大家漫谈，故称神仙会。毛列了十九个问题，让大家随便谈谈。毛参加了大会的开幕，讲了话。毛的讲话主要是，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人民群众的无穷尽的创造力不容忽视；过去一年中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家可以议一议。 从毛的简短开幕词可以看出，毛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总路线取得的成绩，对之不能有丝毫怀疑，也必须坚持不懈。对於缺点和问题，可以谈谈，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干，要向前看。 最後毛还说了几句笑话。他说：“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午麽粮食又紧张起？为什麽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麽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继毛的开幕词後，领导人分成小组讨论。为了便於人人发言，参加会的人按地区分组，一般分成：东北组，包括东北各省；华北组，包括华北各省，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均如是。 毛当天晚上告诉我，打算开个十天两个星期的会。因此我想毛当时的心情，很是轻松。毛去了含鄱口、仙人洞游玩，还讲了朱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的故事。 为会议准备的医疗室由江西医院院长王寿松主持。王是廿年代末、卅年代初的日本留学生。另有四名护士，是庐山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王院长十分老实，这四名护士却十分灵活热情。每晚舞会她们都必到伴舞。除她们以外，又将江西歌舞团及农垦文工团调来伴舞。不过三、四天光景，四名护士中一位护士，和文工团中一位演员，都同毛混得很熟了，也都分别在夜间被叫到毛的住室谈话。 会议十分顺利。毛玩得兴高采烈。他打电话到北戴河叫江青不用来了。毛准备会後去北戴河。 上山的第五天起，卫士长李银桥在工作人员开会安排工作时，提出林克和我这两位知识分子不好伺候。原因是我和林克住皂楼，没有装电话，毛有事叫我或林克时，卫士只好由毛住的楼跑到我们住处来通知我们，卫士嫌麻烦，提出我们最好就在毛住的楼下值班，等毛睡了以後再离开。 林克与我商量，这办法不妥。楼下房间少，我们难找到安静的房间，而且毛要会客，我们在楼下很不方便。而且我们如果到毛的楼下值班，又没有听到毛的吩咐，毛会发生误解，以为我们在探听他的隐私。因此我们断然拒绝，理由就是毛没有讲，我们只能听毛的吩咐。这就引起我、林克三人与卫士组发生了争辩。

　　工作会议只好继续下去。结果越谈，扯得越远，这几年积累下来的隔阂意见都谈出来了。以至於天天要开会争论了。 一组内的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原本就存在着极大的歧见。工农干部以李银桥和卫士为代表，知识分子则为我和林克。 毛前一段对李锡吾厨师做的菜已经很少说不好吃，这几天来庐山後，却几乎每顿饭都发脾气，说做的不好。因此一组的工作会内容就更多了。李银桥是旧话重提，在会上一再说，饭菜不好吃，是大夫和护士的责任，没有改进伙房和厨师的工作质量。 我们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天田家英来到我们住处闲谈。他了解到我们的近况以後说：“现在是大庐山会议，越开越紧。你们这小庐山会议也紧张起来。” 我原来认为，一路上虽然听了些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意见，但毛在会议开始时已经讲清了他的打算，不会有什麽周折了。我并没将会议放在心上。我听过田家英讲的情况以後，才回想起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毛每晚虽然仍然去舞会，但是平时却不大说话，看得出在不断地思索。胃口也不大好。

　　虽然会议没有说讨论什麽主题，随便讲讲，可是分组会中，不约而同在发牢骚，而且越讲越多，特别对压下面讲假话，有意见，人民公社饿死人也普遍出现了。每天各组有简报，由秘书处呈主席看，可是开会已经廿一天了，主席没有再讲话，也没有批示。 其实毛正在一旁默默观察领导人对大跃进的立场。批评毛的人估计错误。他们忘了毛在开幕词中的基调讲话：毛认为对大跃进的总路线不能有丝毫怀疑，缺点可以改正。他们将毛此时的沉默误视成默许。事实上毛的怒气正越来越高涨。毛常说他不搞阴谋，他搞阳谋。他认为他在基调讲话中就已经把讨论方向明明白白设定好了。这神仙会越开越不对劲了。毛的沉默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38　庐山会议续

　　七月十日又在山上的小礼堂内召开了全体会。毛讲了话。他强调了党内要团结，思想要一致。问题可以讨论清楚。总路线完全正确，一年来取得的成绩非常大，缺点是有，可是与成绩相比，“人不是有两只手吗？一共十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毛并指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共产主义。毛说：“人民公社叫公社，按照现在公社的性质来说，可以是大合作社，或者仍然属於高级合作社范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将人民公社看得太高，要降下来。”另外毛又强调，在进行一场全新的革命活动，要取得经验不付点学费是不成的。全国大炼钢，国家赔了廿多亿，可是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铁，这就是交学费练本领。 毛讲过话以後，也没等大家发言便离开会场。我随毛退场。但田家英後来告诉我，毛讲过话以後，大家就不再多说话了。毛这番话显然是个警告，要大家别再批评。 虽然如此，彭德怀仍争辩到底。七月十四日彭德怀交给毛一封长信，即所谓万言书。我起先虽不知信中内容，但知道毛心里不舒坦，那天毛彻夜未眠。彭德怀的长信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部分是肯定一九五八大跃进年的成绩。他列举了工农业增长的统计数字，认为农村公社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经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的一次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锻链和提高。是有失有得。 第二部分强调总结大跃进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浮夸风气普遍增长。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最後信中提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於团结，不利於事业的。 彭的信相当切实中肯。可惜彭德怀过於天真了。彭是个军人，根本不懂得政治的肮脏。而且自井岗山时期起，到建国後这几十年间，毛与彭之间有不少次的意见冲突。毛一直认为彭有“反骨”。这封信正好激发了新仇旧恨。 七月十六日，毛穿着他件白绸长袍睡衣，光脚穿一双拖鞋，在住的楼内，召开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穿戴整齐来参加这个会。彭真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虽不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也列席了会议。 邓小平此时仍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不能参加会议。在五一节後一天傍晚，邓在中南海北门的高干俱乐部打弹子，可能是地板太滑，跌倒，右股骨折。我送他到北京医院後，做了手术，打上钉子，上了石膏。 林彪当时尚未上山。他这阵子神经衰弱仍未痊愈，时常生病。我後来才知道林彪一年到头不洗澡；解大便不上厕所，在床上坐一个盆子，用棉被从头顶向下，将全身包盖起来。他怕风、怕水、怕冷，还怕庐山的白云。庐山气候的风吹雨打，对他会是种折磨。 毛重复讲到党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党内有些干部说去年大跃进得不偿失。现在彭的这封信，集中代表了这方面的意见，印发下去，大家来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还讲，如果党搞分裂，那他就走。组织人民，另外立党。如果军队另搞一套，他可以另组红军。 於是会议转入讨论这封信。参加会议的人明白事态严重起来，发言都很谨慎。 只有少数人胆敢为彭仗义执言。七月十九日，总参谋长黄克诚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信的内容总的讲是好的，表示同意，有些提法和用语可以斟酌。李锐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彭德怀提的问题尖锐，打破了沉重的压力局面。这三个人发言都很简短。 到七月廿一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长篇发言，系统说明他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成绩和缺点的看法。张曾留学苏联，一九三〇年初期自苏返国後，曾是王明路线下所谓廿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但後来转而支持毛。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为此曾受到别人的讥讽。他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後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张并且不点出名字说：“有的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说：“毛主席常讲，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要怕杀头。，这些话都很对，可是，谁不怕杀头，谁能不怕挨剐.....这无异於指出，毛压制民主，那套话是说给别人听，毛不会照自己说的办。

　　张闻天的发言还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信中内容，不同意柯庆施等人对这封信的非难，又强调了：“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见，‘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是在华东组中发的言，发言中不断受到柯庆施、曾希圣、舒同等人的打断和反驳。甚至指责、申斥。但要说张反毛是不对的，因为张事後说：“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这很明显表现出张的忠君爱国思想。 七月廿三日召开全体会。会上毛作了发言，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麽一批人。要劝劝党内这部份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的同志在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卅公里，相当危险。”

　　毛又逐一批驳了彭信中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的论点。 毛讲话以後，气氛立刻十分紧张起来。对这封信，真是群起而攻之，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彭坐在会场的最後一排椅子上，沉默不语。在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私下去和毛谈过一次话，并当面顶了起来。後来毛告诉我：“彭德怀见到我就说‘这封信是给你一个人的，你为什麽印发给会议。’我说：‘你也没有告诉我，不要印发给全会啊。’两个人没有办法谈下去。” 散会时，彭立刻走了出去，毛走出礼堂向山坡下行走，这时彭又向山坡上走过来。毛立住脚说：“彭老总，我们再谈谈。”

　　彭红着脸，右臂在头上一甩，大声说：“现在还有什麽好谈的，不谈了。”

　　毛又说：“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可以交换意见嘛。”

　　彭匆匆走过，说：“现在没有什麽好谈的了。”

　　毛决定立即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全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任何批整彭德怀的正式行动，都须经由它核准。 江青本来在北戴河等毛。她给毛打了长途电话以後，坐飞机赶到庐山。廿四日上午叶子龙、王敬先和我约了汪东兴乘车到了九江机场，将江接到山上。江神色冷峻，见到我只问了一句：“主席身体好吗？”我将最近吃饭不大好的情况告诉了她。又说，经过汪东兴从南昌调来了厨师，做了清蒸圆鱼，这几天好多了。 江青这次前来庐山身负重大政治任务。过去江抵达一个地方，因神经衰弱，总是要睡个半天再起来。这次一反常态，庐山剑拔弩张的紧张情势，使她精神大振，百病全消。 江青到时，毛正酣睡未醒。江青先去看了林彪。林彪这时已到庐山，但怕冷没有住在山上，江与林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 江立刻又乘车去看周恩来、邓颖超，然後又去看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及其夫人蔡畅。最後又到柯庆施住处去谈话。 江青从来没有正式插手过问政治。她和毛在延安结婚时，政治局曾决定，江青不能过问政治。江青的任何行动都需经毛的批准。这次毛竟然在庐山派出江青打头阵，表示毛的确陷入困境。江青到庐山的目的便是为毛披甲上阵。等到江回至住地已是旁晚了，毛已睡醒。 第二天上午江起床後，我去看她。江说：“我很不放心主席，急着赶来。现在看，主席的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你们可是要注意保护他。昨天晚上，李银桥告诉我，前些天吃饭很不好。饮食营养可是医生的责任，不要漫不经心，应该抓紧伙房工作的改进。” 这很明显，江青一到，李银桥就抢先告了我一状。我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找新厨师不在我的职责之内。我没有反驳，只是说：“昨天在九江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吃饭还不错。”江点点头，又说：“大夫，你同李银桥他们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又有知识，在政治上可要敏感，不能做糊涂人。在山上不要同外人来往，自己要注意。”

　　江是好意提醒我不要乱说话。她说的外人自然指的是与毛的意见相左的人，比如我的朋友田家英。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麽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後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着的迹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意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後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历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历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着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麽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後，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 最後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着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於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楚。” 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 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产阶级范围内。 四天後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於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国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後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已、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後，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为我出了什麽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为看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麽突然瘦了这麽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为什麽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 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的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後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了，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於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 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後，明天就走。” 江说：“这麽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 我说：“那麽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麽吩咐。” 我从江的房内出走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 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 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 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 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後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 。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後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後，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後，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後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 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麽。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产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产。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後，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到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39　文革前夕

　　娴来接我，史书翰和计苏华也来了。我在住院前先和娴去看看母亲。

　　经济紧张後，老家的情况越来越拮据。近几个个月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得了高血压性心脏病。母亲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单是因物资紧张，也是没有胃口。我这两年来东奔西跑，娴也早出晚归。母亲带两个孩子太累，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让她轻松点。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的病很担心，看我瘦了这麽多，她哭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加重她的病情，回家几分钟後就去北京医院住院。 经过各种检查，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内科主任吴洁是我的前辈；在成都华西坝我念医学院时，他已经在教课了。他主张不要做手术，我也不愿手术治疗。开始饮食及服药结合施治，住院起第三天起，大便已经没有血了。 住在我隔壁的是位部长的夫人，非常健谈。她知道我在毛处工作，而且刚从庐山回来，就千方百计的套我的话。打听毛和江青的事，闹得我很烦，又无法应付。院长计苏华帮我换了病房。 我住院的第六天下午，娴打电话到医院告诉我，母亲病重，让我立刻回去看看。我要了个车子赶回家中，母亲是心绞痛，已经垂危。我同娴抬她到车上送入同仁医院救。 母亲的心肌梗死范围不大，急救比较及时而得当，很快脱离了病危状态。就在同仁医院病房住下。两个孩子暂时由我的舅母看管。好在同仁医院就在北京医院旁边，我常常去看她。娴则每天傍晚先来看我，然後我们一同去同仁医院看母亲。 北京医院是我的庇护所。此时反右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住院可以避过这个政治风头。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布置下，长安大街上，每隔二、三十米就横挂着红绸长幅，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我在卫生部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哥已被点名受批判，但是不知道详细情况。我大哥在五零年代初期的三反运动中被降职处分，但仍任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长。我大哥是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但从未有一次运动他能幸免於难。娴要我向保健局或卫生部打听一下。我说不能打听，打听出来也没有办法，弄到谁的头上，也只能逆来顺受。别人帮不上忙。 我全心全意想离开一组的工作。我想离开的原因并不是和毛工作上出了问题，而是我和叶子龙与李银桥之间的勃溪已发展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两在一组待久了，与我格格不入。我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但他们对我颐指气使，要我负责和保健毫不相干的厨师问题。此外，我还得一天到晚做江青和她护士之间的调停人。我已经四十岁了，还在做一般的保健工作。我仍想做外科工作。 计苏华说不要做外科了，目前医院的保健办公室没有人管，不如去保健办公室。我没有同意，因为在中南海时做保健，到医院仍然在保健的圈子里，岂不是换汤不换药。我趁住院恢复期间向上海和南京打听工作消息。 到九月下旬，毛回到北京，九月廿八日李根桥和毛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到医院来看我。他们问我什麽时候出院，并且告诉我，今年是建国十周年，要举行大庆祝会。过去十个月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赶工完成毛的十大工程，以迎接十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扩建到今日的规模，广场可容纳五十万群众。广场两侧分别是巍巍的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届时将有壮观的阅兵和烟火。李和罗都觉得错过了这场盛会很可惜。但我不想去观礼。

　　我没有同毛上天安门。建国十周年庆来了又去，我仍住在医院里。 到十一月中，母亲病情有了变化。一天早上起来後，她自己到卫生间去洗浴，可能水热了些，她昏倒在浴池内。经急救检查，是广泛的心肌梗死。这次可不同於上次了。她处於休克状态，一直没有好转，我赶到同仁医院病房的急救室，她的血压已经很低了。内科主任同我说，很难抢救过来了。数小时後，母亲於傍晚时分撒手人间。她最後一句话是，想看看两个孩子。 我们没有为她举行葬礼。保健局给联系好火葬场。第三天火葬後，我将骨灰盒放在我的书柜上，不愿将它送往八宝山。也许上海或南京那边的医院会要我去，如果离开北京，可以带上一起走。 母亲去世，琉璃厂的老家怎麽办呢？只留两个孩子在那里是不可能的。我去找罗道让。他仍在主管警卫局的行政事务工作。他不同意我住在老家。他说：“主席并没有说，你可以不必回来工作。你住到老家去，他再叫你回来工作，孩子谁管呢？”我说娴可以管。罗又说：“你好好想想看，如果主席要你回去，一年到头常出差，这个家不是散了。不如都搬进中南海来，南楼内再给你一间房子。”

　　我同娴商量半天，也只好这样办。大孩子已上学，可以骑车来往。中南海内有食堂，不必自己做饭。小孩子送入卫生部托儿所日夜全托。後来又转送北海幼儿园，这里离中南海近一些。 将这些安顿好了以後，娴劝我再住院治疗，我又住到北京医院。周末娴带着两个孩子来看我。她说：“你要准备真有可能回一组。照你现在的体质，去了又会病，还是再治治好。” 琉璃厂的老家空出来，我们家里没有人去住。北京市房屋管理局趁机让我们交出房产所有权。十年前天真热情的回到祖国来服务，十年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被共产了。我感觉十分惆怅和伤心。我失去了珍贵的祖产。日本侵略中国後，我和母亲逃往苏州，一去十七年，我童年时光是在老家度过的。回中国後，最美好的回忆也是根植在老家中。 娴和我总将老家看作我们的快乐小天地，在这小天地里可以无拘束地谈论说笑。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办法保有自己的这块自由土地。我们永远失去老家了。

　　

40　红墙内的罪恶

　　一组在十二月底召我回去工作。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徐运北来病房看我。他已经向吴洁了解了我身体情况。李银桥九月来看我时，便想叫我回一组，但吴洁推说我还需要治疗。现在副部长亲自出马，吴洁只得同意让我出院。

　　徐问我午麽时候出院。我说打算多住些天。他说现在黄树则的母亲去世了，黄去天津葬母，一组没有人工作。我表示我不想去。

　　徐立刻说：“现在可正在反右，外面热火朝天，你住在医院里，又没有大不了的病，这不大好吧。”

　　我一听徐的口气不大对头，里面似乎有威胁的意思。我在医院的四个月内，外头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彭德怀元帅被撤职，他手下的总参谋长黄克诚也未能幸免。罗瑞卿升职，接替黄的职位。一九四九年便半退隐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取代彭成了国防部长。许多人不懂毛为何指派健康状况不佳的林彪就任此要职。

　　林彪甫就任国防部长，立即召开了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发了言，不但批了彭德怀，而且将朱德批了一顿说，朱是什麽总司令，当总司令从来没有指挥过一次战役，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简直是个黑司令。林的发言稿是经过毛事先看过的。看来这些提法，毛是同意的。

　　看情形我如果再坚持住院不回一组，岂不很容易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我於是说：“等我办好出院手续再去。”

　　徐说：“我院手续办不办都可以，我告诉他们就可以了。”徐兼任卫生部党组书记，自然有权这样办。

　　毛此时在杭州。王敬先两天前便打电话给罗道让，要我随时动身前去杭州。十二月廿二日，我与李银桥搭机前往杭州。

　　起飞不久，遇到暴风雪，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只好在南降落。我们到机场休息室，江苏省公安厅洪厅长正在等我们。洪告诉我们，京沪杭上空有一个强暴风雪带，飞机通过有危险，他让我们到招待所住一夜再走。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一辆小轿车在暴风雪中上路，沿过去的京杭国道驰去，下午三点钟到了杭州汪庄。这时毛仍没有睡醒。晚上我才见到毛。

　　我说：“我已经恢复了。主席可能感冒了吧？”

　　毛说：“不晓得，只是不舒服。”

　　我说：“我给检查一次吧？”

　　毛同意了。我给量了体温。稍有微烧。听诊没有异常。心脏、血压和脉搏都正常。我同毛讲，是有些感冒和支气管炎。

　　毛说：“马上开会了，怎麽办呢？”

　　我建议他服点抗生素和感冒药，防止继续发展。毛同意了。

　　次日晚上体温恢复正常，咳嗽也减轻多了。毛很高兴，说：“说嘴郎中还有点好药。”

　　我趁机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建议，明天是主席生日，想大家会餐庆祝一下。”

　　毛说：“我历来不主张过生日，不过大家聚聚是可以的。我还没有全好，你们去会餐，我就不去了。”毛仍为大跃进所引起的饥荒心有愧疚。他不愿在一般平民挨饿受苦之际，大吃大喝。

　　其他干部可没有这种胸襟。我出来後，告诉了叶子龙。叶听了以後，笑逐颜开，抿抿嘴说：“行啊，我们干它一顿，这一次一定把王芳灌醉。大夫你干了件好事啊。”

　　廿六日毛醒了後，大家一一进去给他祝贺生日。毛已经完全复原，对这次治疗很满意，同意和大家照像。

　　宴会就在三号楼餐厅内举行，一共摆了八桌。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来了。由江华、王芳作代表去看了毛。毛告诉他们，不能铺张，不要说做寿，只是大家聚聚。

　　江、王出来後，大家开始入席。这可真成了宴会，浙江省的名菜都摆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燕窝乳鸽和砂锅鱼翅，确是别有风味。席中叶子龙将王芳真的灌得大醉。王敬先悄悄同我说，现在全国这麽困难，饿死人，我们这样大吃大喝，太不像话。

　　我深有同感。在中南海深宫朱墙外，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正在挨饿。一九五九年的秋收比前一年还糟。到目前为止已有数以百万的人饿死。等这场饥荒结束时，死亡人数会上千万。在中国哀鸿遍野之际，我和林克、王敬先、叶子龙、李银桥、浙江省的这批领导人，大举庆祝毛未出席的六十六岁大寿，眼前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公安厅长醉得倒了。我心中感慨万千。

　　我跟王敬先说：“在这个环境里，不随波逐流，就会受嫉。除非下决心，挨整也离开这里，才能对的住良心。林克常说：‘鲁迅说过，不能赤膊上阵，否则乾挨枪。’看来，不同他们妥协，在这里无法立足。“

　　唯一对得住良心的方法是离开一组，但我第二次的努力又告失败。

　　一组这个环境可真是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特区，任何纪律、法律、规定，都不能在这里起作用。这是块世外桃源，真是块天不管，地不辖的地方。

　　只有毛能统治我们。

　　还有噬啮着一小撮尚有良知的我们的罪恶感。

　　

41　昔日共产党的性腐败

　　越来越多的百姓因严重的荒而饿死时，共产党变得更形腐败。刚过完一九六〇年新年，毛离开杭州，到了上海。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定於一月七日召开。专列仍然停在龙华车站，毛依旧住在车上。参加会议的领导们则住在锦江饭店。正如田家英同我说的，已经是「过左」，现在反而要「反右倾」，势必越反越左，看来亏吃得还不够，学费还得多缴。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左」的决议。生产指标节节高拔。钢产量又规定是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的高指标。各县、公社开办企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

　　会议期间一如以往，白天开会，晚上看戏、跳舞。为了将晚会搞得热热闹闹，调来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江苏省歌舞团伴舞。上海京剧院、上海舞剧院等演出节目。

　　大肆采购也是活动之一。上海市委为了使会议更加生色，在锦江饭店沿街的一排房子中，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给参加会议的人和他们的随员。这些脚踏车、皮鞋和上好毛料都是外面市场上没有的短缺货物，何况这时已进入困难时期，市场上早已是「货架上空空的了」。

　　这阵子叶子龙和李银桥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叶子龙逐渐占了下风，李则藉机夺权。李银桥向毛和江青告了叶子龙的许多臭事。毛没有讲什麽，可是江青却经常对别人骂叶子龙，说叶「满脑肥肠，饱暖思淫」。毛最後无法坐视不顾。以後，毛交「女朋友」所「用的钱」不再放在叶处，改交李银桥管理。这是叶子龙和李银桥交恶争权，李取得胜利。

　　这一段时间，叶时常同我发牢骚，说「给他（指毛）办了这麽多年的臭事，弄得这麽个下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

　　我说「主席对你不错啊，他并没有叫你走。」

　　叶说「屁，他用各种办法挤我，比明白说叫我走，还难受得多。」

　　多年来，我一直不愿去正视毛和这些女孩子交往背後的真相。每次毛有「客人」，我也避得远远的。我不想知道实情。叶跟我说了不少事，使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假装不知道毛「拈花惹草」的风流事。

　　一九五九年底，我回到一组工作，发现除了原来一位女机要员外，又有一名女机要员，随同外出。後者并不好看，不过皮肤白，身材修长。这种外形是毛最喜爱的。她初次与毛见面时，告诉毛，她小学和初中时，同学有些人骂共产党，共产共妻，骂毛是土匪头子，她开始与这些人争吵，後来动起手来，被那些人打得头破血流，但她仍大声说，共产党好，毛泽东好。这一番话，说到毛的心坎上去了。有一段时期，毛只要一睡醒，就要她陪，直至下次入睡。在上海开会期间，晚会跳舞，她总是坐在毛的身旁。有时跳到半夜一点钟，毛仍无倦意，舞兴还浓，每次都是她睡眼惺忪地拖毛回去。以後毛外出都带着她。

　　她有一大特点，虽然是毛的「女友」，但是见到江青，一直很热情亲切，毫无「怕被发现」或「内疚」的表现。江青似乎也很喜欢她。毛常对别的女孩子们说，要学学这位的「大方」举止。

　　批斗彭德怀已使我对毛主席的信心动摇。现在知道他私生活的丑相後，我对这曾一度敬仰如泰山的人，只有深沉的憎恶。

　　李银桥逐渐取代了叶子龙的「总管」地位以後，与一位女工作人员要好起来。上海会议期间，两人正打得火热，常常在毛没有起床时，一起离开火车，乘汽车到锦江饭店买东西。

　　有一次柯庆施到火车上接毛到城开会，毛叫李，李不在。等毛下火车时，李刚赶回来。毛当时吼道「李银桥，你一天到晚弄着个女人搞鬼，你是干什麽吃的。」

　　当时柯庆施大吃一惊，认为叶子龙、李银桥过於渎职，长此下去，为毛的安全担心。柯同北京市长彭真讲了，也告诉了周恩来和刘少奇，於是动议将汪东兴调回来。

　　上海会议结束後，大家动身去了广州，然後才回到北京。

　　叶子龙回到北京以後，对毛和江青十分不满意。如前所述，他认为毛用各种方法给他难堪。叶说「毛不明讲让我走，可是办什麽事不让我办，同一组的人讲我这不好那不好，使我没有办法待下去了。给他干了一辈子的丑事，到头来落这麽个下场。」叶开始活动去北京市工作，已经得到彭真同意。叶到处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於祸从口出。这事让刘少奇知道了。刘说「这是污我们的党，把他拘捕，枪毙。」後来周恩来、彭真等一再关说，才没有执行。

　　毛自己的私生活如此，他的随从只是「上行下效」罢了。毛的卫士们个个长得年轻英俊、眉清目秀，舞会也有很多认识漂亮女孩的机会。毛和其他领导人奉行的道德标准，和中下级干部奉行的有所不同。毛是无法无天，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但党对一组人员仍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不得不采取行动，叫汪东兴回来解决问题。

　　

42　大饥荒

　　汪东兴於一九六零年十月由江西调回中南海。四年的放逐生涯，使汪吸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汪同我讲，以後对毛只能唯命是从，千万不能逆他的意，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否则把他惹毛了，谁也没有办法解救。

　　汪又讲：“过去可上了不少江青的当。好多事都是听她听坏了。以前一直认为她是主席的夫人，听她的没有错。哪里知道，主席讲了，你要是听江青的，你去给她办事，我这里不用你。一九五六年主席批评我时，是江青煽风点火，加油加醋。这次江青可别再想顺心了。我走的时候使坏。我没死。回来了，看你江青还能不能使坏。”

　　汪回一组後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巩固权力，清除敌人，换上忠於他的人。一组此时的腐败已明显到连毛都无法坐视不顾的地步。自一九五八年以後，毛外出到各地，各地对一组工作人员，尽力招待；大家便白吃白喝，随意要东西，不给钱。汪藉此展开内部整风，目标是清清他的对手：叶子龙和李银桥。

　　汪东兴告诉我一件事，很能说明叶子龙的为人。三反运动开始後，一天罗瑞卿召集公安部的几位副部长开会。罗在会上要求凡是有各式各样贪污的人，要自动坦白，否则要加重处理。大家默不作声。罗大声吼道：“姓汪的，你为什麽不开腔？你没有问题？你躲得过去吗？”汪告诉我，当时在座的，除他姓汪以外，还有一个姓汪的副局长，两人面面相戏，谁也说不出话来。罗又大声指斥：“汪东兴，你还瞧别人。你不坦白，你过不了这一关。”汪当时糊涂了，不知道有什麽问题。罗又问：“你拿过主席的东西去卖没有？”汪简直是丈八罗汉，摸不清头脑。罗站起来，指着汪说：“给你点出来，你还不及早坦白，你看这是什麽？”汪拿过来一看，是一张检举揭发信，揭发汪将一架送给毛的照像机，卖给了委托寄卖行。卖的人签名是汪东兴。汪没干这件事，因为送给毛的礼，不由汪负责保管，主管人是叶子龙。这事与汪亮不相干。

　　汪这次回来是看准了毛的意图。毛这时对叶子龙和李银桥已经很不满意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是一组的老工作人员，而且给毛办过不少事，毛不好开口让他们走，所以要用汪来搞叶、李。当然大家并不知道，一组整风的幕後操纵人是毛。

　　汪对这两个人也很不满意，因为以前这两个人在毛的面前讲了不少汪的坏话，害得汪被下放四年，所以汪正好利用这机会整整他们。这次他一回中南海，便展开整风行动。

　　我觉得汪的所做所为也是情有可原。此外全国性大饥荒终於侵入中南海的深宫朱墙了。每人的配粮一个月减至十五斤。肉蛋已经绝迹。没有食油。我们虽可以去市场买瓜类和蔬菜，可是瓜菜也很少买得到。所以实际上是在挨饿。有办法的中央机关和军事机构，都组织人到内蒙去打黄羊，大家都去打，打到的也就越来越少了。

　　中南海内普遍营养不良，很多人得了水肿和肝炎。娴的两脚已经有了水肿，想办法买了点黄豆，她又舍不得吃，都炒熟後，给孩子做菜了。这时她倒愿意我随毛外出，这样我的那份定量生活供应品，就可以省出来，留给孩子们吃。

　　毛自然不受配粮的限制，大家也尽力使他不受影响，但他还是知道了困难时期物资紧张的艰苦。毛每天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跟他呐喊着真相。自从一九六零年以後，工农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的经济生活越来越困难。夏天开始，毛又恢复了一九五六年的老习惯，睡醒以後不起床，精神常常处於低沉状态。但我觉得他心理上还是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有一次我告诉毛，现在浮肿病和肝炎病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毛嗤之以鼻说：“这都是你们医生闲下来没有事情干找事干。你们找出来两种病吓唬人。你们如果不找出点毛病来，你们不是要失业没有事情干了？”

　　我又说明这两种病是真的，不是医生找出来的。是有人有了病去找医生，医生查出来的。

　　毛说：“查同找还不是一个样。现在全国缺粮。这里有一个报告。”他顺手拿给我一分内部参考，其中有一篇消息，说明浮肿病和肝炎的流行，需要饮食中增加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年前杨尚昆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讲了一次话，要大家有长征时的精神，准备挨三年饿。要求各个单位自己想办法，粮食不够，自己找空地种瓜种菜，用瓜菜代替粮食。

　　杨的这次讲话以後，大家在住房前後的空地都种上了青菜和瓜，甚至上班时间，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种这一小片土地。除去市场上买到的一些，加上自己收获皂一些，瓜菜倒有了供应，但是粮食太少。吃瓜吃菜没有油炒，多吃几次难以下咽，而且也吃不饱。

　　我觉得毛特意漠视横行中国的疾病，十分残酷无情。但我不可能打破他的幻象。自此以後，我再也没有同毛谈起过浮肿病和肝炎。这两种病似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复存在了。

　　毛对那些不断指出局势黑暗面的领导十分不悦。他说：“他们越是说到黑暗面，前途就变得越加黯淡。”毛觉得那些领导是夸大国家的困难，存心给他心理压力。

　　毛倒是对饥荒做了一大让步。毛开始不吃肉了。他说：“大家都饿饭，我不能再吃肉了。”

　　刘少奇、周恩来知道毛不吃肉了，都向汪东兴表示担心。汪要我乘机会探望毛的口气，能不能劝毛吃肉。刚好有天上午，东北送来老虎肉和鹿肉，我藉机劝毛吃一点。

　　毛笑一笑说：“你告诉汪东兴，将这些肉放在大食堂，给大家吃。”

　　我乘机说：“是不是留一点，交给厨房，做给你尝尝。”

　　毛摇摇头说：“不必了，我暂时不吃肉，过些天再说。”

　　毛的牺牲对大饥荒毫无助益。中南海的人员也许因为有老虎肉，有几次吃得好些了。但这无法使被破坏的农业立刻恢复。尽管如此，毛主席这个姿态仍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在饥荒中，汪东兴展开了一组整风。当时大吃大喝成风，到外地有好东西就无偿或以低价买来。沿海省份公安厅破获台湾特务向大陆走私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只几几块钱卖给一组人员，我们可以买到一般百姓买不到的罕见奢侈品：毛料服装、丝缎和皮鞋。困难时期一组仍如此嚣张，使大家侧目以视。

　　汪为了便於整顿，向毛报告不要叶子龙参加。汪同我讲：“叶子龙的官和我一样大，他在主席处工作的年头比我长。他参加整风，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在里头一捣乱，弄得我更难办。”如果汪同时批整叶和李，这两人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击他。因此汪决定采用各个击破法，先将叶放在一边，集中对李开火。

　　毛的意见，叶子龙可以不参加，但是大家可以给叶提意见，然後转告给他。汪觉得也不要给叶子龙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

　　这次整风从十月底开始，每天在毛入睡後开三、四小时。连着开了两个月。卫士们值班侍候毛，就向毛说明会上谁发了言，说了些什麽，给李银桥提了些什麽意见，李银桥怎麽检查自己的，如此等等。然後毛又给出主意，开会要说些什麽。

　　毛让卫士在会上揭发李银桥，在上海时，丢下毛处工作不干，到锦江饭店小卖部去抢购东西，买那麽多东西，那里来的钱？

　　鼓动一组人员点名批判李银桥并不难，他平日树敌甚多。但整风会提的意见也只点到为止，大家都不想让李下不了台。我也只大致批评了他工作上不负责任。

　　但整风会却整出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叶子龙没有参加会，可是通过会上一些发言，大家都知道了叶在北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叶是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两个月期间，叶坐卧不安，他时常从各方面打听会上的发言有没有涉及到他。

　　汪东兴的这一举动，立即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都说他敢在一组这太岁头上动土，这把火放得好。周恩来，刘少奇大为赞赏。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廿六日，毛六十七岁生日那天，这场整风落了幕。

　　毛生日前两天，汪东兴向他报告了整风情况，主要是这几个人跟着毛，在上面时间久了，不知道下面生活的困难，又不自觉自爱，搞得对外影响很不好。好像一组的人都这麽差劲。现在粮食很困难了，大吃大喝，白吃白喝，太特殊了。

　　毛生日时，我正巧赶去广州看江青的病。汪後来告诉我，十二月廿六日下午，汪东兴、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林克、机要秘书高智，还有护士长吴旭跟毛一起吃饭过生日。这时毛还是不吃肉，所以菜色都很简单。

　　汪说：“吃饭当中，主席说，给你们讲个故事，战国时候张仪和苏秦是同学好朋友。张仪在秦国当了丞相，就是等於总理吧。可苏秦还是个穷光蛋，也找不着工作。苏秦想，既然张仪阔了，是个大官了，为什麽不去找张仪呢？苏秦到了秦国，大约就是现在的陕西咸阳。打听到了丞相府。找门官，就等於现在的传达室，一报。张丞相说先住下吧。一送，送到了招待所，这等於北京饭店。苏秦一住，住了两个多月，张仪也不见他。苏秦心里的火大了。好啊，张仪你不讲交情，不见就不见，不求你，老子回家。招待所长送苏秦回家，到家里一看，房也修了，家里也有饭吃了。招待所长同苏秦讲，张丞相的意思，怕你留在秦国没有出息，所以不见你。他劝你，到六国去游说，就是耍嘴皮子，让六国联合起来打秦国。这样张丞相在秦国稳当了，你苏先生在六国也稳当了。苏秦一听，真有道理，就这样做了。

　　”主席说，讲这个故事，不是说你们是苏秦，我是张仪，这是说明，再好的朋友，也不能靠着过下去。要自己努力，打开出路，互相配合，才能成功。

　　“现在国家有了困难，没有粮食，老百姓在饿饭，你们下去，搞些劳动，同时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老百姓有些什麽问题，告诉我。

　　”在座的也不全去，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林克、高智你们去，卫士小封也去。现在山东很困难，你们到山东去。要是你们饿得快呜呼哀哉了，告诉我，立刻叫你们回来。

　　“第二天主席写了个条子，叫他们不要去山东，改去河南信阳，参加劳动锻链，说信阳情况可能好一点，去了不会饿饭。”

　　毛实在也是个极善表演的演员，不但善於看什麽人说什麽话，而且嘻笑怒骂，流泪叹息，都是他用来收拾人心，达到他的一定的目标的手段。毛对於在他身边工作，或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在处理上很有策略手段。一般先让这个人去学校甚至到苏联学习，学习完结，即调到别处工作。再有就是用到下边调查研究，劳动锻链，按毛的说法是冷一冷，再调到别处工作。在这个人去学习或下去劳动以前，毛必然要找来谈谈话，表示关心，甚至流泪，表示舍不得离开。这样这位被处理的人，自然感恩戴德，虽走犹荣，还常常拿这点向人夸耀。叶他们要求过了春节再走。但毛叫他们月底就出发。

　　叶他们走前，汪东兴还在名单上加上了他另一位对手：罗道让。罗在一九五六年汪受批评下放江西时，便任警卫局局长。为了这些原因，汪回来以後，就想将罗除去，但是没有机会。

　　一天汪从政事堂办公室走回南楼，路上遇着罗道让，很明显，罗是要卖乖，随便向汪说：“一组的人下去不少，我们什麽时候有这麽个机会锻链？”

　　罗这样一说，汪立即顺水推舟说：“那好，我报告主席，你同他们一起去。”并立即去了一组，报告了毛，毛同意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下放後，汪徵得毛的同意，一组的事情由汪负总的责任。卫士组仍由剩下的卫士轮流值班。汪将行政处长毛维忠及办公室主任田畴提为副局长，主管行政事务及中央领导的生活服务。办公室主任则由汪的心腹武建华担任。徐涛的妻子护士长吴旭君固定在一组工作，以便於随时从吴了解到毛的日常动态和情况。

　　汪东兴在一组巩固他的权力，并利用整风机会撤走彭德怀的原有势力。汪东兴一向非常重视中央警卫团这一支武装部队。这支部队虽然编制是团的名称，可是兵力有两千多人，装备精良。而且负责警卫的地点都是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住地和经常活动的地点，如中南海、新北京、玉泉山、北戴河。而警卫团的战士和干部大都是彭任国防部长时徵集来的。汪於是大加调换，给毛担任武装警卫的一中队，基本全部调换了，汪的心腹警卫团团长张耀词升任为警卫局常务副局长。

　　汪虽权力日渐坐大，控制全局，也无法打赢这场反腐败的战争。一九六一年年初毛路过长沙，在黑石铺停了一天，毛叫刘少奇和周恩来来湖南，在火车上开会，没有人下车，第二天就走了。湖南省委招待处向省委报帐，吃了两千多只鸡。汪知道了，找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问，毛、刘少奇和周恩来，加上随从人员和警卫，肚子再大，一天也吃不了两千多只鸡。张平化说去查一查。

　　後来张告诉汪，可能是廿几只，多写了。汪说，那天大家一口鸡都没有吃到，是谁吃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同汪打招呼，说毛在火车上开会，那一夜铁路沿线和飞机场，加上周围三个县的民兵，统统值班巡逻站岗一共有一万五千多人，天气冷，不能不给他们吃点。汪说，吃就吃了，不能算在毛主席头上。李祥说，不算在毛主席他们三个人的头上，报不了帐。

　　所以汪说下面捣鬼捣得厉害，毛背黑锅。

　　汪东兴重新整顿完毕後，中南海、北京、甚至全中国境内的三大关键组织：一组、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完全在他的控制之下。在汪的指挥下，又将一些警卫团的干部调入警卫局，以作局团合一的准备。又一步步酝酿将公安部八局合并入警卫局。汪的势力不断扩大，在宫廷斗争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要角。六年後，文化大革命开始，毛派遣八三四一部队进驻军管主要的工厂和大学，这些都由汪办理。

　　汪回来以後的又一改革是：因为毛老了，需要增加活动身体。经过毛同意後，将每星期六晚的一次跳舞会，改为星期三晚及星期六晚各一次。原来伴舞的是中央办公厅里的一些机关干部，如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等。另有专业文工团员，主要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这时汪又找来铁道兵文工团和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一九五九年国庆日，人民大会堂启用。原来的北京厅改为一一八厅，厅堂宽敞，成为毛专用的房间。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员也成了他的外宠。这时他结识女友的范围和人数大为增加，再也不需要中间人了。那年毛是六十七岁。

　　一九六零年五月，英国第二次大战时的元帅蒙马利来到北京。毛在那次会谈中，第一次公开讨论自己死亡的各种可能性。毛对蒙哥马利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麽死法呢？第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飞机掉下来摔死。第三是火车撞翻撞死。第四是游泳淹死。第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

　　

43　江青的病

　　汪东兴在北京巩固个人势力时，我正在广州陷入一场个人斗争中。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旬，江青打电话给毛，说身体不好，要我去广州给她看病。江青在广州过冬，抱怨频频。她说她有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她的护士、随从、卫士都不肯尽心照顾她。她要我去给她看病。 江青找我次数过多，连毛都起了疑心。自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一组工作以後，一直有人议论纷纷，说江青对我好，太不寻常。叶子龙和李银桥也在中间加油添醋。毛听到江青要我去广州时说：“让他们去好嘛。”便叫我去。 我实在不想去。我很了解江青。她根本没有什麽病，而脾气古怪，难伺候。她的身边工作人员都有满肚子委屈，我的调停很少能起作用。我每跟江青在一起时，总觉如坐针毡。我知道毛起了疑心，更不想给别人说三道四。

　　但我没有选择余地。毛叫我去，派了一架空军专机送我到广州。 我到了广州小岛招待所。这次同江青一同在广州的是警卫处的科长孙勇，卫士，和两位护士。我一到，他们就跟我一直诉苦。他们几个人都说，江青这个人没有办法伺候，没有她如意的时候。怕光、怕风、怕声音，都是假的。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常开舞会。江青一跳可以跳三、四小时，广东省领导全部下去伴舞，上从广东省最高领导干部下到卫士、随从，个个都得陪她跳上一曲才行。江青跳舞可以跳三、四个小时，看电影可以连看两、三个片子，这时候什麽都不怕了。

　　江後来见了我，说了一遍身体上的各种症状，然後就讲护士们如何如何不好，没有人管她们，指导她们。 我向江青说明，我是毛派来给她检查身体，完了以後就回去。江当时面色沉下来没有说话。 第二天江还没有起床，护士跑来找我，说：“大夫，你昨天同江青讲了些什麽？她一晚生气，拿我们出气，还说，这个大夫真莫名其妙，他到广州来，简直想潦草应付一下，搪塞了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於是不再向江谈给她检查身体，也不提回北京，天天就同江看看电影、散散步、照相、周末跳舞。江每天近十点、十一点才起床。下午二、三点睡个午觉，然後接下来吃晚饭。我们没有一起吃饭，但我跟江青在小岛上都吃得很好，丝毫不觉外面的人正在挨饿。 十二月廿六日是毛的生日。陶铸及他的夫人曾植请江和大家吃饭。这样一连下去，过了新年。小岛风景优美，日子舒适，但我却百般无聊，忐忑不安。我看得出来养尊处优的江青非常不快乐。 江的病的根源，首先毛有不少相好的。江心里有气，又怕毛不要她了。又恨又怕，精神不会正常。 其次江极不满意她的级别定低了。在中共政权中，行政级别分成廿五级。一级到六级是高级首长，七级到十三级是高级干部，十四级到十七级是中级干部，十八级以下是一般干部。江青的级别是九级。她非常不满意。她有天对我说：“叶子龙、江东兴两大老粗都是七级。杨尚昆太不公平。” 党没有给江青掌大权的地位，她心里不痛快，不服气，又没有办法。这两点加在一起，自然这里不如意，那里不舒服。谁有办法治她这种心病呢？也只能毛表示永远要她，劝劝她，才好一点。可是让她掌握大权，我看毛也不可能自己开口，就是毛想这样办也难，何况江青眼高手低，什麽本事没有，还不愿在别人领导下工作，脾气又大又爱教训人，同谁也合作不好。 因此江青的神经衰弱其实是种政治病。她野心勃勃，却无法伸展。如果她痊愈了，她就得去工作，九级的干部没有真正的权力地位。但如果她是以毛主席夫人自居，别人尽管心里不尊敬、不喜欢或不愿意，也得对她卑恭屈膝，唯唯诺诺。 最後我终於了解江青不生病是不行的。只有生病，她才能予取予求，支配身边的人。她也需要毛以为她真的有病，否则她就得去工作。 到小岛快三个礼拜以後，一九六一年一月十日，上午江青起床後叫我去。我走进三号楼她的休息室。她正坐在躺椅上，喝着茶。我进去後，她叫我坐下。然後说：“大夫，我们谈谈。你已经来了三个星期，无所事事，你有什麽打算？”

　　我说：“我在等着，什麽时候你觉着合适，我给你检查身体。” 江青说：“我今天要你来，是商量一下长远些的事情。主席身体很好，并不需要经常有医生在身边照顾。主席自己也说，并不必要有个医生。可是我的身体不好，徐涛走了以後，没有医生做系统观察和治疗，我需要医生，可是没有医生在这里。我同你商量，你以後跟着我，兼管主席。你觉得那个护士顺手，可以由你调来。” 我本来这几天就看出她有这个打算，所以听了她的话，并不意外。我说：“我调到一组来工作时，领导上交代，是给主席保健，负责主席的健康。领导上说的清楚，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同领导上谈的不一样。这样改变，领导上没有同我谈，主席也没有同我谈。我不知道何所适从。我觉得不妥当。” 江青说：“这件事我己经报告了主席，主席同意了。你没有别的意见，领导上容易办，我同他们说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这件事还得要思考。这样办我觉得不妥当。” 江大声说：“有什麽不妥当？你是不是眼睛里只有主席，没有我？你看不起我这里吗？”

　　我怕的是蜚短流长。如果我真的做了江青的保健医生，一组里的谣言便成有有根据的事实。我觉得事情紧张起来，我委婉的说：“根本没有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当医生谁有病都得去看。我认为照你的办法，会有不好的反映意见，对你、对主席都不好。” 江听我讲完，忽地立起身来，圆睁两眼，急促的问我：“你说有不好的反映意见，是什麽意见？”

　　我说：“不必说了，是一些流言蜚语，讲了没有好处。” 这时江青急了，厉声说：“大夫，我一向对你不错，为什麽有话不明说？你讲，你讲出来。” 我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一定要问，我告诉你。自从一九五九年底我出院回来以後，一直有人议论说，你对我好，这不寻常。而且有人告诉我，这人还将这话告诉主席。主席说：让他们去好嘛。江青同志，所以我认为这麽办不合适。”

　　江青听了以後，倒沉静下来。她问我：“是谁这样讲呢？”

　　我说：“算了，就不管他是谁了。” 江青说：“大夫，你太糊涂，我对你是特别照顾些，这是因为主席同一个医生能合得来很不容易，我是照顾这大局，才对你特别将就些。现在有人就是制造流言，不顾大局，到底是谁呢？”

　　我说：“是叶子龙这麽讲，後来李银桥也讲。” 当天夜里，江青给毛打了一个电话，流了不少眼泪。几天後，也就是一月十二日，我就乘空军专派飞机回北京了。我跟江青告别时，江青警告我说：“这事不要再提了。” 回到北京，到处冷冷清清。看到家里人，似乎都瘦了一圈，面色又黄又灰。娴的两只脚肿得更厉害了。自我走後，他们每天的定量粮食都吃不饱，没有油，更没有肉和蛋，青菜也不容易买得到。能够得到一点黄豆，煮着吃，就是美食了。一九六一年春节，娴弄了点白菜，和一些大米，煮成稀饭，凑合过去。 我决定过几天再去见毛。毛准备在一月十四日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直至今天，我仍然相信毛发动大跃进真心是想促进中国进步。问题在毛没受过现代教育，他以为土炼钢、高产粮、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乌托邦的空想是中国迈向廿世纪现代化的道路。毛的思想仍停在十九世纪，领导国家全靠毫无科学根据的主观想像。现在他想缓一缓。思考对应的方法。 九中全会对毛是个打击。参加的领导认为党首要的工作在恢复农业生产。在饿殍遍野中，毛的迅速工业化只是空想。民以食为天是不变的道理。 会议结束後，一月十八日夜我去看毛，告诉毛我在广州时的情况，与江的对话。我对毛说：“我忍耐很久了。叶子龙、李银桥说我同江青关系不正常，他们有什麽根据？我认为他们不是丑化我，而是丑化主席。他们的用意到底为了什麽？”

　　我一边说，我看毛在眯着眼睛。我说完後，毛说：“前两天江青打电话来，告诉了我。这事我清楚了。你不用挂在心上。常说：谁人背後不说人呢？叶子龙、李银桥要下去锻链了。过两天他们就走。”

　　我很纳闷，汪东兴为什麽不告诉我这件事呢？我出了毛的卧室，立刻去找汪，向他问个究竟。汪跟我解释了此事的由来始末，见前文。 我一月离开广州回北京後，江青一再提出身体不好，保健局几经商量後，派了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上海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医生粟宗华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河外的公安厅大楼中。他们到了一个多月，江青却迟迟不见他们，更不要说检查身体了。

　　等毛、汪东兴和我到广州时，已经是二月底。我们到了以後，这三位立即找我说，保健局派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很是光荣，可是太艰巨了。见不到病人，没有办法出力。而且医院里忙得很，大家都急着回去。我将这些话转告江青，她沉下脸说：“这些医生架子太大。” 後来江青总算同意身体检查，但吩咐不能一天检查完，要分三天。最好是查一次，休息一天，隔一天再查第二次。再隔一天，查第三次。一共用一个星期。第一天计苏华查的外科，实际上没有什麽好查的，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完了。等第二天内科由薛邦祺检查，除去做心动电流图稍微费点时间以外，也没有用多少时间就结束了。只有第三天粟宗华做神经精神科检查用了不少时间。但江青很狡猾，避重就轻，规避了许多让医生了解她心理状况的问题。 检查完毕，我去见了江，告诉她，三位医生想当面向她说明检查结果和治疗方法。江青示同意了，然後问我，三位医生查出什麽病。我说三位医生检查身体的结果，没有发现有什麽重要的不正常，身体情况在好转。 江冷笑一声说：“他们的话你已经替他们讲了，不必见了。他们检查身体的结果，你先不要同主席讲。让他们写一个报告给我。” 我告诉了他们江要一个书面报告，不谈了。他们说，不谈也好，反正只有这麽几句话，当面碰钉子更不好办。於是将以前检查身体报告取出来，将辞句修改了一些，强调江青仍在原位癌放射治疗後的恢复期，有神经衰弱现象，建议她仍持续原先的文娱活动，然後整个缮写出来，交给汪东兴看。 汪看过以後，不同意这写法，说：“你们还是老一套，什麽同意看电影、跳舞、听音乐、江青搞这些倒成了合法的了。你们不要出这些主意。” 我终於和医生们起了争执。原先保健局派这几位医生来照顾江青，好好治病时，我也在场。我气愤地告诉医生们不必再迎合江的反覆无常，只要坦白报告她的健康完全无恙。医生们不知道江青待人的无礼，改写了报告。 这份报告交给江後，当天退回来。江青说：“这三个医生写的什麽东西。完全不负责任。他们是来干什麽来的？叫他们回去。”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出面请他们三人吃了一顿饭，表示感谢他们到广州来。他们知道江青不满意他们的报告，但未料到江青长久压抑後的愤恨宣泄出来时，会有多可怕。 这三位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极大的打击。计苏华被殴打，关在医院中的小木屋内，最後以早老性痴呆去世。薛邦祺也同样受到批斗。文革结束後不久，便因心脏病发去世。 粟宗华受的迫害最严重。一直被关押被欧打。粟受迫害後，给我写三次信，证明他在广州给江表看病时，认真负责，没有任何反党反江青的活动。我当时处境也很困难。我写证明寄给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没有结果。最後粟不堪虐待自杀死亡。 送走了三位医生後，我成了江青所有不满的唯一发泄管道。护士们不断向我说，江青对这次检查身体非常不满意。她们说，江青认为这次检查身体，是医务界有意与她为难，其中特别是我，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江并且举出一九五八年在武汉时，我考虑到她的身体衰弱，劝毛不要让江随同一起去参观大学这件事说：“李大夫全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真正关心我的身体，为我着想。现在跟我在作对。大概那个时候叶子龙、李银桥加上一个傅连章整他，他拿我当後台支持他。现在叶子龙、李银桥走了，傅连章不工作休息了，汪东兴调回来，李大夫是不是拿汪东兴当後台来整我呢？还是他有别的看法哪？”

　　我对江青看法是有，只是我的看法同她说的看法，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我本来就不愿意在一组工作，根本谈不上找汪东兴做後台来巩固我的工作地位。我从来就不喜欢江青，江青的养尊处优，无病装病，对人呼来骂去，刻薄暴虐，在在都使我深为憎恶。 当时共产党的电影和歌剧白毛女中，描写恶霸地主婆虐待丫头和女佣人的这一类宣传事例，说地主和资本家如何如何剥削压迫人，那麽江青同这些人有什麽区别呢？ 我自然也明白，江青如此目空一切，完全是仗着她是毛主席夫人的地位。我越来越憎恨我四周的伪善，伪道德。共产党一再咒骂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又一向自诩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那麽这些共产党领导在人民普遍挨饿受冻之际，还穷极奢华，大吃大喝的行径是属於什麽样的生活方式呢？我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新世界完全幻灭了。 江青以为我对毛仍崇敬如泰山北斗的看法也不正确。我对毛的私生活日益清楚以後，对毛的品德十分厌恶。毛的行为又是属於什麽样的道德品质呢？他批斗彭德怀，一个对共产党赤胆忠心，全心奉献中国的伟大革命领袖。 而中国人民呢？共产党一天到晚宣传人民两个字，似乎一切为了人民，要求干部们做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等等。但实际生活中，权利者可以毫无顾忌、毫无限制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受迫害、受压榨的人们，只能忍受一切苦难和耻辱，逆来顺受是唯一能生存下来的办法。所谓人民不过是广大求告无门的奴隶的代名词。这就是共产党的新社会、新世界。江青说的很对，我是不将她放在眼里。只是她不知道，我其实对毛和一组深恶痛绝。 这几年的生活，对我的精神是极大的打击。我所期望的新中国已经是红楼梦中的贾府。

　　

44　毛泽东是个大色狼

　　在空前的大灾难当中，毛在声色的追逐上却变本加厉，而且已经越来越不加丝毫掩饰。

　　中南海春藕斋重新粉画装修，晚会的场所由暂时迁移到怀仁堂内北大厅又回到春藕斋，春藕斋舞厅旁新修了一间“休息室”，里面放了床，我那时仍是每场舞会必到，常在舞兴正酣的时候，大家都看见毛拉着一位女孩子去休息室，待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时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刚好改名成一一八会议室，这是一大间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俱，吊灯远胜於克里姆林宫的规模，是我见过最豪华的房间，在人民大会堂内，毛又有一些女朋友。 许多女孩子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是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毛的临幸自然会让她们感觉到莫大的恩宠。 但是也有一些女孩子拒绝毛的要求，通常她们是年纪较大，教育水平较高的女青年，有些护士认为与病人发生亲密关系，有违职业道德。 毛的女友之一有一次同我谈起她的童年，她是黑龙江省人，幼年时父亲死去，母亲带着她讨饭过生活，东北解放後，母亲在工厂有了一分打杂工作，生活上算是有了保障，她九岁考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做了歌剧演员，虽只担任配角，但是她已经心满意足了。 毛另一个女友是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团员，她父母都是烈士，从小由政府养大，小学没有毕业，十二岁就考入铁道兵政治部文工团。 对这些女孩子来说，党的解救已经是大恩大德，现在有让毛宠幸的机会，更是感激莫名，对中国人来说，光是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一眼毛在城楼上的英姿，便是终生难忘的经验。一些跟毛握过手的人，好几个礼拜不洗手，亲友们携老扶幼地赶来和他握手，彷佛这样他们也沾到了一些神明的光采。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将毛送的芒果供奉起来，用一小块芒果煎成一大锅水，大家喝一口，共享领袖的关怀。一般人民狂热如此，何况是有幸和毛发生特殊关系了。

　　那些年轻女孩子对毛的敬爱不是一般的男女之爱，而是对伟大领导，民族救星的热爱，大部分的女孩都知道这特殊关系只是暂时的，她们开始服侍毛时都极为年轻，而且未婚，等毛厌倦了，就会安排她们跟年龄差不多的人结婚。 在毛宠幸期间，他要他的女们对他忠贞，虽然有的也会自行结婚，却仍会被毛叫去陪伴。 毛从未真正了解这些年轻女孩对他的看法，毛分不清身为她们的伟大领导和一个男人之间的差别，有位女友有一次笑嘻嘻的对我说：“主席这个人真有意思，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他认为这是一回事，你看滑稽不滑稽？” 这些年轻女孩在敬畏毛的政治权劫外，也倾倒於毛的性能力，毛在六十七岁时，阳萎问题完全消失，毛在那时成为道家的实践者--性的功能是延年益寿，而不单是享受。 道家学说是毛性放纵的藉口，我不可避免地知道了毛的许多臭事。他的女友平时则大肆宣扬这种特殊关系，而且说话露骨。毛常把素女经拿给他的一些女人看，这成了他的教科书。有的女孩很年轻，文化程度又低，这部书字句艰涩，与现代语言有不少差别，她们常拿一些看不懂的字词来问我。这些都是很难解释清楚的，也无法说清。有天一个女孩子毫无遮掩的告诉我：“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年轻女人既多，有位年轻卫士便惹上麻烦，有天半夜，一位文工团团员来卫士值班室给毛取安眠药。这位卫士开玩笑的拍了女友的臀部一下，说她长得很白很嫩。她立刻变了脸，骂了一声：“流氓”。匆匆走了。她回到毛的卧室，向毛全部都说了，当夜毛将汪东兴叫来。 汪从毛卧室出来後，便冲进值班室，对卫士吼说：“你怎麽午麽事都要插一手埃□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 卫士问汪怎麽办。汪说：“听主席的。不过你也不要着急。没有午麽大不了的事。但停止了卫士的值班，叫卫士休息，听候处理，并且取走了卫士的手枪。毛原本想将卫士关起来，汪建议不如办得缓和一些，太急太严，怕出人命，并且提出，将卫士作为正常工作调动，调出北京。毛同意了汪的意见。过了两天，汪东兴找卫士正式谈话，将卫士调走。 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候，毛住在锦江饭店南楼第十二层楼。整个南楼□有一组人员居住。这次同行的有一位女机要员。 我在一九六一年跟这位机要员很热火，二月时毛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她当时就想拿出去发表，被毛阻止了。 一天凌晨四点，新调来的一个年轻卫士慌慌张张跑到我的住房将我叫醒，说，：不好了。我到主席房里去给他的茶杯倒开水，我也不知道有人睡在他的床上。我一进去，她光身掉下床来，吓得我立刻退出来。你看这怎麽办？”那位卫士才来一组不久，不清楚毛的生活规律。他说他不晓得毛房里有女人，他也没看得很真切，□是从放在房门後床前的屏风缝隙里瞧见她。

　　我起来说：“别急，主席看见你没有？” 她说：“我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我刚一进去，她掉下来，我就跑了。” 我说：“也许主席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只要他没有看见，她怕难为情，也不一定告诉主席。就算告诉了，也没有关系。主席还不是明白，大家心里有数。”我又劝他，以後不可大意。进房以前，一定要清楚里面有没有人。 卫士说：“我刚来，也没有谁向我说明，该什麽时候进去，该怎麽办，全凭自已揣摩，自已摸索。我又不知道会有这种事。”一面说，一面哭。我又安慰他，问他告诉汪东兴没有。他说还没有。我告诉他，明天乘空告诉汪东兴，可是不要再同别人讲了，免得传来传去，就成了大问题。又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以後可要小心了。毛的房里有女人，千万不可进去。以免误会。 卫士说他不能干下去了。我说干不干自已作不了主，汪东兴也得听毛的。那卫士□有十九岁，很天真老实。最後他说：“万一有什麽事发生，你要证明我确实不了解情况。 卫士从我八楼的房里出来後，回到十二楼值班室。不过十几分钟，毛房里大吵大嚷起来。卫士不敢去看，後来叫得太厉害了，他才走到房门口。她正在大哭，毛看见卫士，叫他进去，说她不尊重他，没有礼貌，立刻开会，批评她。

　　原来她与毛都是湖南人，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她有个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今天早上，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当作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听了非常生气，将她踹到床下，就此争吵起来。他两人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叫汪东兴去，要注立刻开会批评她。但她说如果开批评会，就要公开她和毛关□的内情。而且要公开指控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汪真是进退两难。汪便找我商量。 汪说：“这怎麽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於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

　　於是汪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由我先找她谈一谈，说明按照没有听从和不尊重主席批评，别的事不要谈。她同意了。批评会还是开了。会上她觉得委屈，又哭了一顿，作了自我批评。这事算是就此了结。 但毛仍不让她结婚。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後，毛顾不上了，她结了婚。毛转而对一位文工团团员发生兴趣。这位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在一次晚会後，毛将她带回一组住所，这时江青已去杭州。这位文工团团员白天晚上都住在一组。端茶送饭，完全由她侍候。毛带着她到了上海以後，仍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和她正是打得火热的寺候，夜晚便要她睡在他的房里。 上海市公安局的人、上海市委招待处的人和锦江饭店的负责人都在这里，再加上饭店的服务人员，这麽多人都知道毛留女人住在房里。这位文工团团员也很得意。她原本就想利用这次外出，将她与毛的特殊关系挑明。她同我说过：“过着这种不明不暗的生活，算怎麽一回事哪？” 但汪东兴负责安全工作外，还兼顾毛的名誉。那麽多人知道牝留女人在房内过夜，影响太坏。何况人多口杂，不好。汪认为还是劝毛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别的房间里好些。但汪又不敢自已去跟毛说，便叫卫士给毛提意见。汪跟卫士交代，不能将以上的意见说明是出自汪的口里，只能说是他本人的建议。卫士向毛讲了以上的建议。毛很不高兴，但是勉强同意了。让这位文工团团员住到八楼的一间房内。这便种下了将这位卫士调走的原因。 这位文工团员还给毛介绍别的女人。她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将姐姐们都介绍给毛。毛曾让她将大嫂带来见过一次。这位女子年纪大了，长得也不好看。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我们住的无锡太湖内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团员、她二姊和二姊夫一起吃饭。梅园是一个小岛，有一座二层楼，还比较大。另外在旁边有一座平　。周围就是花圃，种有不少梅树，都是枯枝，尚且没有绽出花柔，外围则是茫茫无际的太湖，真是烟波浩渺，正在雪後，四望白皑皑，恍如幻境。毛在岛上散步一周，随口说：“湖海烟波客。”叫我对下句。急怍之间我说：“春闺梦里人。”毛啥啥大笑说：“根本对不上。大夫，你还得学学对对子。” 毛不在乎二姊是已婚女子，绿帽冠顶的这位二姊夫不但没有义愤填膺，反而深觉与有荣焉，窃望以此做升官之阶。晚饭後，毛叫他回家，让二姊住了三晚。在这期间，毛将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了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毛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这一建议。但到一九六二年夏，又批评这是资本主义复辟。 汪东兴为此曾愤愤地说：“竟然还会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汪东兴还讥笑说：“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自一九六零年以後，毛的性放纵越来越不顾一切。汪东兴一次同我说：“主席年纪老了，是不是觉得活不久了，要大捞一把。否则怎麽有这麽大兴趣，这麽大劲？” 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劫，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後，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後，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异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後，个个变得骄纵，仗劫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看了这麽多被毛腐化的女孩後，我才开始觉得，江青走过了相同的路。在延安初和毛结婚时的江青也许真的和今日十分不同。也许毛也使江堕落了。 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後，没有什麽症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症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症状就很少了。 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後，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毛根本不相信他自已已经受染。一组知道内情的人，都自带盥洗用具，而且我的药箱内又得装入消毒用药，交给卫士，让他们自已动手。我交代他们，消毒这事不能让毛知道。

　　

45　毛发觉被监听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後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後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 这次随行的，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她教过我的大孩子李重。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很善良而老实的年轻幼儿教师。原来她在中南海的舞会上，多次与毛交往，从而密切起来。她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离开北京最远的地方只到过香山。毛这次带她出来，是让她开开眼。 一位高级军官妻子也同行。她看上去有四十几岁了吧，黑黑的，头发在脑後挽了一个髻，面容沉肃。那位妻子和毛在延安时就熟识了，一九四九年以後，被送去苏联学习，回来以後同军官结婚。 江青知道这段往事，一直想整她和她丈夫。彭德怀做国防部长的时候，江没有办法。一九五九年後林彪上台当了国防部长，江借林彪的手，要整她丈夫。这次这位妻子是向毛求援来的。 一路在火车上，毛曾叫军官妻子到他的车厢几次，每次出来，面色都很忧悒。到杭州的当天晚上，毛又叫她到他的的住室去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清晨，一位女机要员来叫我，她说，军官妻子一夜没有回房间。我们去找她，发现她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哭。毛当天便叫人给军官妻子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北京去了。这事我一直弄不清原委结局。 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

　　毛与幼儿老师在他车厢内面混很久後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 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後，我、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 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走着。刘对着幼儿老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麽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麽？”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老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老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後，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老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後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後，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叶子龙和高智都下放劳动去了。机要秘书只有罗光禄一个人。汪将罗和录音员刘叫来。

　　汪说：“主席问我，是谁让录音的。我说不晓得。我这次调回来，第一次外出。原来带些什麽人，照样带这些人。录音员是以前都带出来的。主席让我审你们，录音到底是怎麽回事情？还说，要将录音员关起来。我说，不要关了，跑不脱。”汪让罗光禄说说，录音是怎麽搞起来的。罗说，他也不清楚，为什麽装，什麽时候装起来，都不知道。这事要问叶子龙。

　　汪说，叶子龙已经下去劳动了，怎麽问得到。汪又问刘。刘说，领导指示他每次跟出来录音，他照领导的指示办，别的都不知道。 汪瞪了刘一眼说：“领导上叫你录，你就录。主席同身边人随便闲谈，你录下音来，也是领导上布置的？”刘不讲话了。 汪又说：“这简直是没有事找事。你们要录音，事先又不告诉主席，又乱录一阵。我怎麽同主席讲？”汪让罗和刘坐着等他，又到毛的车厢去了。 车到武汉是清晨四时多。大家下车到了梅园招待所。汪带着刘和招待所的一个电工，又赶到火车上去拆除录音设备。 我因为很疲乏，到招待所後，立刻进房睡下了。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我走到二号楼汪住室旁的会议室内。室内桌上摆着录音机，机音带，电线，各种小收音喇叭，一大堆放在那里。毛命令汪东兴、康一民(机要秘书室副主任)、罗光禄、录音员刘站在桌子背面，拍了几张照片，注明是对毛进行秘密侦察录音的人证物证，并将照片存档为证。 康一民是乘飞机从中南海赶来武汉的。康对汪很不满意。康说汪应该明白，没有中央几位领导人同意，无论杨尚昆或者叶子龙都没有这麽大胆。康认为汪没有在毛面前说点好话遮掩过去。 汪说，这个事，以前没有任何人打过招呼，这次是毛发觉的，怪不上别人。吵的结果，由汪去向毛报告，就说是机要室会议科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後好写党史。 毛听了以後更加生气，说：“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鱼晓夫式的黑报告？”以窃听他私人对话的方式撰写的党史，只有可能是黑报告。 毛私生活的放纵早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经常出巡全国各地，会晤地方首长干部的作法是种政治策略，以此来越过庞大的党的官僚体系，直接和地方领导接触。毛不愿意他在地方上的谈话被传回中央。他不愿意他随时讲的话，被当作中央制定政策的依据。当然毛更为愤怒的是，背着地录下他的讲话，可以作为以後反他的黑报告的依据。 毛又要汪将过去录下来的材料全部收缴焚毁。毛说：“不要留着将来做黑报告的材料。” 刘录音员坦白交代，杭州汪庄也装有录音设备。汪报告了毛，又派了一中队丁队长去拆除。 对有关人员的处分，康一民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机要秘书罗光录调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机要室调回徐业做毛的机要秘书。徐原先被调职的原因，是他公开谈论李银桥说江青去杭州躲风的事。刘下放陕西省劳动改造。 毛自然也清楚，康一民、罗光录、录音员刘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对於火车专列、武汉梅园招待所及杭州的汪庄中的人，毛都没有过问。毛说：“这些人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知道。” 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史达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时爆发出来。

　　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後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

　　自此後，毛对我便没有再像以往那样信任。

　　

46　江青发飙

　　毛处理完录音事件以後，我们便南下去广州。一路上气氛仍十分紧张。毛要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中央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陈云都先後到了广州。小岛上武装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此时全国荒四起，党内不协调，政局不稳定。当时城无粮，农村也无粮，因此生怕工人闹事。

　　广州的安全问题棘手。广州距离香港近，「敌特」可能由香港潜入广州，来搞「暗杀」或「窃密」。一九六○年一月上海会议期间，中共中央调查部、总参谋部三部等机构及公安部同时截获台湾方面的情报，台湾知道了中共在上海开会，要「派人破坏」。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大发脾气，认为内部有人密。进行彻查。凡是在此期间寄过信的、打过长途电话、电报的，一律审查。後来查明，原来由北京及各地向上海飞去的飞机过於集中，因此被台湾方面推测出来。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非常紧张。他召集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汪东兴和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些人置小岛的安全警卫。在小岛的各个出入口和一些隐蔽处，都增加了武装哨和流动哨，非指定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岛。我参加了这个会，小岛内的医疗卫生由我负总责。

　　上午开过会，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赵院长来找我，赵提议，要在小岛内设立一医务室，解决工作人员的就近医疗问题。正在商量时，护士小李打电话来，电话上她的声气很急，说「大夫快来吧，江青同志发了大脾气，叫你快来。」江青的神经衰弱又成了一件大事。

　　我匆忙与赵告辞，赶到三号楼，进了值班室，护士、卫士都在。他们都紧张得不得了。看见我进来都说「这回可够呛，就像中了邪一样。护士挨了半天的骂了。」

　　我问护士是怎麽一回事，护士哭哭啼啼地说「今天早上起来气就不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怎麽做也不行。下午睡过午觉气更大了，说昨天晚上给她洗澡，故意用开水烫她的屁股，给她吃的安眠药有问题，是有意害她。」

　　我向护士说「不要急，你到一组来工作，是保健局和警卫局通过江西省委调来的，又不是你自己想要来的。何况原来调你是为了给毛主席做护理工作，江青硬要你，这些事情总能讲清楚吧。」

　　我走进大厅，江青正在来回走着乱转，看见我进去，她将一块毛巾往桌上一甩，说「大夫，你们到底用的什麽人，安的什麽心哪？」

　　我坐在她的对面，问她有什麽事。

　　江青用手拍桌子，说「有什麽事，你不知道吗？」我只好向她说明，我刚刚在开会，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

　　江说「昨天晚上洗澡，护士有意用开水烫我。给我的安眠药，胶囊红颜色发淡，这面有鬼。」

　　我说「给你洗澡，水温调得不大合适是有可能的，但不可能是开水。而且她们给你冲水前，自己先用手试，如果是开水，她们自己也受不了。何况卫生间的热水管也放不出开水来。」

　　江青说「我只说了一句，你讲了这麽多句。难道我讲假话？安眠药的问题呢？！」

　　我说「我没有说你讲假话。我只是说，水热了一点是可能的，但是不会是开水。安眠药是保健局、北京医院通过香港的华润公司，从美国进口的。每批进口时间不同，不是一个批号，可能颜色上有些不同，但是进来以後会经过药物鉴定和检定检查，不可能有假药或不纯的药，更不可能有毒药。你吃的药全部是经过这些检验手续，密封从北京带来的，药箱由护士们一同保管，取药时要两个人同时去取。她们两个人，包括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关都经过保健局、警卫局审查清楚，没有问题才调来工作。她们工作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缺点，但是决不可能捣鬼。她们如果捣鬼，保健局和警卫局岂不是都有鬼了。」

　　江青说「这话可是你讲的，我没有讲这些。我看你是包庇她们，她们做了坏事，你不但不管，还要替她们辩护，我不同你辩，把汪东兴同志请来一同讲。」

　　汪东兴一反以往与江对立的姿态，笑着说「江青同志，有什麽事情要办。」

　　江青说「老汪，你是公安部副部长，又是警卫局局长，主席这的事情都交给你管，我可要领教一下，你手下干部，到底应该用什麽态度对待服务对象。」

　　汪又笑了笑说「江青同志，有什麽问题都可以商量着办，不要急。」

　　江青说「老汪我慢慢讲，你们的这位大夫都顶来顶去，我还能急吗？」

　　我刚一开口说「事情是……」江青立刻插嘴说「你不要再喋喋不休了。老汪，我刚才同大夫讲，护士小姐的工作太差，洗澡的水温度不好好调，安眠药换了批号，也不向我解释说明，这些难道不应该批评教育吗？我向大夫诉苦，你是大夫，起码也应该安慰病人啊。大夫倒好，一股劲教训我，完全不把我看成个病人，大呼小叫，这是什麽态度？一点对待病人的同情心都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吗？」

　　江青停下来，我又开口说「事情的过程……」江青立刻又插嘴讲下去说「医务人员的根本职责是关心爱护病人，怎麽能同病人争辩？而且盛气凌人，难道真想让病人精神上受折磨吗？」

　　我又开口说「江青同志……」。

　　没有等我说出一句话，江青又大声说「你不要再辩了，停止同我争论。」

　　这时我已忍无可忍。我站起来，对江青说「既然是谈话，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不能制止、压制我说话。不许我讲话，我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谈话。」我横了心，不干了。

　　我走出室外，将房门重重一关，轰地响了声，我隐约听到江青讲「你看，你看，当着你们部长的面，都敢这样态度。」

　　我走出来以後，在院子走了几圈，冷静下来，心想，可不能吃眼前亏，要立刻同毛讲讲这个过程。在相互告状这事上，毛往往是先入为主，他认为谁先将事情经过告诉他，谁讲的就是真话，後讲的人，多半与事实有出入。因此，我不能等待江青先去讲。正在这时，卫士走来说「汪部长和江青同志请你去。」我只好又走回三号楼大厅。

　　刚推开室门，江青看到我就说「我已经同你们部长说了，停止你的工作，关你的禁闭。」

　　我说「好吧。」我立刻退了出来。事不宜迟，停止了工作倒没有关，如果关了禁闭就不好办了。

　　我立刻走进一号楼，毛卧室旁的卫士值班室。卫士正在。我问卫士，毛醒了没有。卫士说刚醒，今天睡的不错，喝过了茶。我走进毛的卧室。毛确是闭着眼躺在床上。我走近床边，叫了声「主席。」

　　毛睁开眼，看到是我，说「李大夫，怎麽样，有什麽新闻没有？」

　　我说「有。江青停止了我的工作，还要关我禁闭。」

　　毛半欠起身，头放在床栏上，拿起烟吸起来，说「这麽厉害啊，什麽起头搞的？」

　　我告诉毛，自从给江检查身体以後，江对於医生们说她身体已经基本恢复了，十分不满意，拿护士撒气。我向毛说「她吃的安眠药同你的完全一样，怎麽会有鬼呢？」

　　毛吸了两口烟，说「我常说，江青这人有三点，第一是个钢铁公司，一点弹性没有；第二是个纸老虎，顶她一下，没有什麽了不起；第三她是刀子嘴菩萨心。嘴上厉害，心还是好的。江青这个人就是不讲道理。你告诉了我，就可以了，不要向别人说，我会同江青讲。你先避开几天，不要出头露面，不给她点面子，也不好下台阶。你同护士们说说，不要怕。」

　　我走入卫士值班室时，江青正从正门走到毛的卧室。

　　随後我休息了三天，正巧陶铸请毛到佛山市去参观，因为佛山是广东省市容整顿最清洁的，烧瓷也很出名。毛告诉我，不要同他去了，以便向江青表示处罚过，就可以了结。

　　那天朱德要看电影，我随朱在礼堂看了《日正当中》。我很喜欢那部电影，贾利古柏是我最欣赏的演员。

　　第二天上午护士打电话来，说江青叫我去。我走到二号楼江的休息室。

　　江青倒是改变了态度，叫我坐下，然後说「我知道主席在他的医疗上相信你，你也不必这麽骄傲。主席昨天晚上让我告诉你，好好安心工作，过去的就算了，要向前看。」然後又拿了一本「内部参考」说「主席要你看看圈的这个消息。主席说，要注意国家大事。」

　　

47 因饥荒毛逐渐失去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国最重要的大事是全国性的饥荒，各地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中共中央工作广州会议的目标便在於调整农业政策。毛二月大都在起草一份农业计划，赶着在工作会议上提出讨论。

　　毛要我看的那份「内部参考」是有关安徽为克服饥荒，在农业组织上所做的应变改革。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狂热支持者。到一九六一年春，安徽省大约已有将近一千万农民挨饿，随後数月，上百万人饿死，几万人逃荒到外地谋生。曾对大跃进幻想全部破灭，力求恢复农业生产。

　　这时在安徽，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承包土地，按实际产量记工分，也就是将田地分给个人耕种，田间的农活由个人负责，打下粮食分配时，还是大家分。因此，曾认为这仍是公社化式的「社会主意」。这点在无锡时，已经得到毛的同意。

　　一九六○年初上海会议时，毛讲话中提出，可以将农业高级合作社时候实行的田间管理农活，包产到户的办法，恢复起来。这新办法实行後效果不错。安徽的农产量上升。毛的广州会议草案中，未曾提到责任田制或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办法。在三月十五日，曾希圣向毛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以後，毛表示，可以试验，并且说「如果搞好了，可以增产十亿斤粮食，日子好过些。」曾立刻自广州打电话到安徽省委，推广责任田制，还讲，已经通天了，放手干，不要怕。

　　事实上，会议上很多人对这个办法意见不一致，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长）。柯庆施对曾希圣十分不满意，安徽省委属华东局管，曾直接通知安徽省委，没有事先同柯商量，柯认为「曾目中无人，而且责任田是反公社化的手段，公社化才是社会主义方向」。

　　中央各领导的信念在广州会议上仍不明显，但个别的意识倾向则可一目然。一九六一年三月，我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发言表示支持曾希圣的责任田制，他说了一句「名言」「管他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在青年团一次会上讲的。原是黄猫黑猫，不知怎麽改成白猫黑猫了。邓小平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和结束荒。

　　刘少奇的发言虽没有邓有力生动，也逐渐表明他的态度。在广州会议上，他倾向於支持包产到户的方法。

　　广州会议并未解决这些分歧。领导人决定亲自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以求第一手资料，才能决定。会中讨论通过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中未曾提到曾的责任田制，但因是以草案方法通过，预留了往後可以加以修改的空间。会议决定五月再重新召开，届时再做调查报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在议程结束後便马上下去。领导人们表面上的表现还是团结的。但在幕後，党内意识形态分裂日益加深，全心跟随毛主席脚步的人已经寥寥可数了。

　　我看完这篇消息，直觉感到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政策会惹祸上身。表面上看来，这政策应该施行，如果将田地分给农民自耕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中国便该实行分田制。农业是中国的命脉，现在饿殍遍野，人民得吃饱肚子才行。大部分的领导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战胜贫穷，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促进中国富强康乐。这也是我支持社会主义的原因。我视社会主义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现今面临严重农业危机，许多领导人相信将耕地还给农民可以提高生产，而农产量的确提高时，更是大力支持。

　　问题是，曾希圣的责任田制倾向於私有制，因此不是社会主义。此时共产党内因对社会主义定义和中国福祉为何的看法上，意见分歧。对毛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毛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公有、平等也就是一种原始的共有制。毛也清楚农民要的是自己有田。但他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要的是公有制。现在农田生产上有困难，我们可以让一步，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方向。」

　　毛坚持公社化，无视於责任田制在提高农业指标方面比公社有效。他说「还是那句话，古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不死心。」

　　毛的话很明显，他之同意责任田，只不过是「暂时的退却」，并不是同意了此後就将田地包给农民个人或家庭长期自行耕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百姓枯瘦如柴，面容槁枯，营养不良，水肿更形严重，到处冷冷清清。这个会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工作，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年总计有一千万城市人口被迁至农村，以减少城市负担，并增加农村劳动力。

　　领导下乡调查研究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情势非常黯淡。领导人依此更坚持他们的信念。陈云坚持责任田制。他说「农民已经有了怨言说『蒋介石手受难，吃饭；毛泽东手享福，吃粥。』这说明农民很不满意。农民分到了田，自然有了乾饭吃。」

　　会中又修改毛的「农业合作社工作条例」。当时许多地方已取消人民食堂，在会中正式宣解散。一九六二年又下放一千多万工人到农村，工业、钢产指标大幅下降。但决定仍保留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又回到庐山。这次的庐山议程准备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等问题，中心是调整国民经济，建立新的平衡，才能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业和农业。毛还说，这次一心开会，再不让任何人捣乱。

　　八月庐山会议，毛仍有有力的支持者。毛的重视拥护者有柯庆施。此外，这时开始，林彪已经在《解放军报》报头上，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军区司令员在军中展开学习毛主席思想运动。林不断利用各种讲话的机会吹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林又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也是支持毛的人之一。成为一个讽刺而不寻常的现象倒是一九五九年被打倒的彭德怀。这时彭到他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也是毛的家乡）调查後，认为搞责任田或包产到户是一股歪风。在他的报告中主张「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保集体经济在全部收入中占绝对优势。

　　周恩来和朱德是不敢明确提出自己的真正看法的人。他们唯毛的马首是瞻。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华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拿不定主意。他倾向於支持责任田，但主张只将全省农田百分之三十「借」给农民自耕。陶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

　　刘少奇是同意包产到户的，说过「工业上要退够（指政策上的降低生产指标和减少投资）。一切有利於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不要说哪一种办法是最好的、唯一的。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

　　至於邓小平，仍在重「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说，这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则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毛自然不同意刘、邓的看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九六○年五月，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一次会议上外交部长陈毅巧妙地说，这位元帅很善词令，他说很想见见你们那位在西方很出名的残酷无情的暴君。毛听了哈哈大笑说，很想见见这位元帅。於是二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蒙是瘦小的老头，穿一件鲜红衬衫。毛与他握手时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和一位侵略者握手？联合国有一个决议，我们被扣上了侵略者的帽子。你同一个侵略者握手，你不在意吧？」蒙神色活跃，说「不错，我写的回忆录中，曾对阁下有这样的评论。我问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你最好自己去看看，毛像个和气的老人家。今天我看见了，联合国大约认错了人。」随後他们谈到战争和战争的冷酷无情。毛说「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如果不是不顾一切，残酷无情去获取的话，就不能达到目的。问题在於你确切要知道，你要什麽，你要做什麽，决定去做什麽，要无情地除妨碍实现你的计划的那些无能，又阻碍你前进的一切事务。」由此也可以看到毛对农业公社化的信念①。

　　这次的庐山会议倒是很平静地过去了。毛很少参加会议，神情也不开朗，找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谈过一次话。曾将这四、五个月在安徽实行责任田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

　　有一天晚上，毛叫我去读英文。在谈到国内的状况时，他说了一句使我非常吃惊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

　　五年後，到文化大革命时，毛的行动充分明，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是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那时才知道哪些人是毛口中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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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毛於一九六一年又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毛邀元帅和他在长江共，但蒙因消化不良而未成行。

　　

48　为他的女人作诗

　　毛很少出席庐山会议的讨论会。就在共产党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克服饥荒，而千百万的长民相继饿死之际，他从未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也不肯正视总路线所引起的大灾难。在这期间，他谈话很少，相当沉幽。毛很少公开露面。但是很明显，他仍渴望崇拜。在大灾难中，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林彪提倡学习毛思想和那些女孩子们的热情崇拜，正符合他的心意。

　　在庐山，毛与江青仍住在上次住过的小楼。晚上天天开舞会，由江西省歌舞团的乐队件奏，歌舞团的女孩子们件舞。因为江青每晚都参加，所以散场比较早，舞场中也比较沉闷。

　　毛曾经为丁玲、杨开慧和那位身着民兵服的女机要员写过诗词，江舌很不平静。毛为了安抚江青，给她写了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时为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芸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有了这首诗极为得意，到处显示。并且自己作了一首诗，《五绝：自题小照》：

　　江上一峰青，隐在云雾中。
   　　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将自己的名字夹在绝句里。这绝句正也是抒发其政冶野心不能得逞的抑幽之作。在文化大革命时，这句绝句被她拿来宣扬自己。

　　这里附带说一下，一九六一年，毛的一位女友送毛一封信，其中抄了陆游所作《卜算子：咏悔》，藉以表明毛已将她抛置了。毛看了以後，也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悔》给她：「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独有花枝俏。俏也下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众中笑。」这明明是安慰她的一首词，可是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发表了这首词，报刊上纷纷认为这是申明：「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这是典型的将毛作的词「拔高」。

　　毛每天起床後，我们陪他到江西省委於一九五九年为毛在庐山造的新别墅旁的水库里游水。然後在别墅中「休息」，以避开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耳目。这时都是由庐山疗养院的一位护士（毛、护士两人初遇於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陪他。

　　毛为了不让江青撞见，有两次从山下乘车到九江，在长江游泳，然後到九江市委招待所和他的「女友」休息。但是天气实在太热不能久停，只好匆匆又回到山上。

　　一九六一年夏季，毛叫他的第二位妻子贺子珍前来庐山①。那年春夏之际，贺子珍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其中提到「你一定要注意你身边的王明一样的人害你」。贺在与毛分居後使发生了精神病，毛和贺从未正式离婚。贺是少数经历过长征的女英雄之一。但毛在一九三五年到延安後，很快便对贺共去了兴趣。一九三七年贺去苏联养病。二次大战期间，贺在苏联与她女儿李敏相依为命。毛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当时也在苏联。苏联精神科医生曾诊断贺子珍为精神分裂症。贺回中国后，精神状况也一直末见改善。毛安排她住在上海。多年来，贺一直未恢复正常。

　　毛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找身边绝无王明之流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毛安排贺和他见面。

　　毛将一条三五牌香烟，连同一千元人民币，让上海公安局局长交给贺子珍的弟弟，在上海警备区工作的贺敏学，转给贺子珍。

　　江西省公安厅派人将贺子珍接到庐山。毛与贺子珍就在半山新修的别墅中见了面。

　　贺子珍满头白发，步履蹒跚，面色苍黄。除去刚刚看到毛时，眼色现出一丝狂喜而惊慌的神情外，几乎没有任何表情。

　　毛见到贺子珍进来以後，立即迎上去，拉住贺的双手。然后拉着贺子珍坐到身旁的扶手椅上。这时贺子珍两眼开始红润，沁出了泪水。

　　毛拍着贺的肩膀，微笑着说：「你看到我给你写的信了？钱收到没有？」

　　贺说：「信看过了，钱也收到了。」

　　毛便细问贺在卜海的治疗情况，和日常的生活情况。贺说话轻声低缓，每个字和每个字似乎都不连贯。可是时间越长，贺的神情越加激动，脸也现出淡红色。

　　毛留贺吃饭，贺摇摇头。毛说：「我们见面，你的话不多。你回去後，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我们还要见面。见向。」

　　江西省公安厅的牛厅长陪着贺子珍走了。毛在客厅里，吸着烟，沉思不语，脸上显出抑幽的神态。我看得出他很为贺难过。他最後开口，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到。他说：「老多了，病还是很重。」又回过头来问找：「是不是上次给江青检查身体的那位粟宗华院长给贺子珍看病？」

　　我说：「是的。」

　　毛问：「到底是什么病？」

　　我说：「是精神分裂症。」

　　毛说：「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呢？」

　　我说：「就是人的思想和现实世界相相离。这个病的原因，还没有研究出来。在治疗上，一些 药的效果也不大好。」

　　毛说：「这不是同毛岸青一样的吗？」

　　我说：「是一样的病。毛岸青在大连，由保健局派医生和护士在治。」

　　毛说：「我看这两个人是治不好的了。这也足无可奈何啊！」

　　我只能沉默地点点头。

　　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我又瞧见他脸上有相似的神情。他那时把五十多年前他年轻时，在韶山老家发生第一次关系的女人找来见他。当年的年轻女孩如今成了白发老妇。毛给了她二千元叫她回家。毛说：「怎麽变了这么多。」

　　就我所知，江青一直不知道这次见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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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①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毛在上海时曾见过贺子珍一次。

　　

49　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转捩点。一月十一日到二月七日，毛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七千多人，所以又叫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 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讲话，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出作国家主席，毛仍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事先曾呈请毛批阅。毛说他不看。毛说开这个会要民主，让各级干部按自已省区的经验发表见解，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毛叫刘先将讲话作为底稿，再根据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出一篇报告。 刘的讲话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刘拒绝接受毛的官方说法：天灾连连，导致三年饥荒。刘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强调：“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此外，刘讲到那些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并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地方干部有翻案平反的机会。只是彭德怀不能平反。 毛为此很不满意。毛在会议後跟我说：“开会不讲阶级，不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脱离这，讲什麽天灾人祸。我看这种讲法的本身，就是灾难。 但许多与会干部都同意刘少奇的看法。中国现况如此惨淡，大家对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七千人大会开了一个多月。 这次会议按照中共的说法，是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对於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指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全国人穷财尽、饿殍遍野的根本原因。可是会议中，将倡导责任田和包产到乍，使农民稍微喘口气的几位典型的省市负责人开刀示众了。

　　毛只是在大会开幕，及刘、邓、周、林大会发言时，出席大会，其他如小组会等，他都没有参加。他每早起床後，就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会议室，在大床上由女友陪伴阅看小组发言简报。 基层干部终於揭开大跃进的假象，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高指标压力下，掀起一阵浮夸风，浮躁盲进，以免被戴上右派帽子。上面给压力，下面的基层干部不得不讲假话，结果下面人承担了错误的大半责任。七千人大会刚好给这些基层干部发牢骚的机会，将这三、四年对党领导的怨气发出来。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这句顺口溜有四句话如下：“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两顿乾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 并没有人将矛头直接对着毛。大家主要集中攻击大跃进的政策。但谁都知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总路线是毛提出的口号。批评政策无异是批评毛。 毛对发言简报大为不满。他有天跟我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乾一稀，完全放屁。’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我的值班室就在毛一一八会议室的隔壁。七千人大会期间，实在是无聊极了。坐在那里没有事情干，只好找人天南地北的胡吹一顿，要不就到人民大会堂的各个厅去闲逛，不然只好看书，憋得十分难受。 七千人的大会，大家批评得很多，已经到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灾难，不得不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虽然没有人胆敢叫毛自我批评，但毛转而把此做为一种政治策略。 毛极厌恶承认错误，他认为自已永远正确。在一九六零年，毛与蒙哥马利的会见中，我第一次听到毛坦率地承认自已犯了许多错误。毛说：“我们对战争有了不少的经验。可是对於工业和农业的建设，没有经验，办了许多错事。犯了许多错误。”但在面对党高级干部和中国人民时，毛心理上难以俯首承认中国的灾难是他一手造成的。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毛终於做了第一次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应当负责的是我。”毛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卅日作了以上的讲话。话後随即批评了包产到户制度。 我认为毛从未相信他的总路线有错误。抚今追昔，我才清晰见到他当时极恐惧丧失对共产党及中国的控制。即使退居二线，毛仍自视为中国的中心。毛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是为了考验刘的忠诚度。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毛判定刘有二心。毛一肩扛起所有的责任，不是真在承认错误，只是变相宣称他的天子地位而已。 林彪是屈指可数的数位支持毛的人之一。林在二月七日的讲话，可真是抓住了毛此时的心理状态。林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 林讲话後，毛从主席台走回一一八会议室，一路走一路说：“林彪的话，讲得多麽好哇。要是党内的领导人，都有他的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 我听了毛对林的评论，觉得林彪可真是搔着了毛的痒处。与此同时，毛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发言表示很不满意。 除了林彪有心邀宠巩固地位以外，一九五九年我和毛曾第一次见过面华国锋却是诚心诚意的反包产派。毛将华在小组会上发言简报，拿给我看了。华说：“经过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大干以後，人瘦了、牛瘦了、田也瘦了。不能再大干了。可是农村要度过困难，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包产到户，更不能搞单干，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毛同我讲：“华国锋是个老实人。他说出了当前的困难。也说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他比中央的一些人强多了。”周小舟等人被下放後，张平化接任湖南第一党委书记。华为湖南党委书记之一，处理日常工作。七千人大会决定恢复规模较小的人民公社和农业合作社，工业指标再度压低，整个经济重新组织，并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 二月和三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以国务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名义，在广州召开了科学工作会议。所有的副总理都出席了会议，全国一些知名的科学家都被邀到会。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後，全中国学术界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撤职、降职或劳改。侥幸未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是日夜心惊胆战，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被迫中断研究，或是不断参加政治学习，技术旷久日疏。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会议中讲：“别人不敢讲，我要讲。中国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科学家。这些年来，对待他们不公正，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 周恩来作了“关於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於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并且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要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不少科学家发表讲话，感谢政府对他们的尊重，使他们以後有机会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特别是一些在这些年中，受到批判或戴上右派帽子的科学家，对於这次会议，给他们摘掉帽子，恢复名誉的作法，表示万分高兴，简直是感激涕零。 在五七年发起反右运动时，毛指出知识分子的无知，号召工农干部破除迷信，破除怕教授的心态。周自然知道此事，因此他的发言绝对是有经过毛的同意。周的这个报告，事先是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送请毛批准。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可以使广大的知识分子受到鼓舞，解除那种战战兢兢、心情颓丧的精神压力。可是毛却不以为然。他看过这些简报以後说：“我倒要问问，是谁创造历史，是工人农民这些劳动人民，还是别一些什麽人？”毛仍然相信是劳动人民，而非知识分子在创造历史。农民起义自古以来便是推动中国历史向的原动力。 在这期间，毛召集了陈伯达、康生等人，谈过一次话。这篇讲话太长，只摘录其中他对局势的看法和他采取的对策。这篇讲话没有发表过，但很重要。毛说：“知识分子天天坐在机关里，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也不走路，所以伤风感冒。文科大学生，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教授、助教、行政人员，一起下去。到农村五个月，到工厂五个月，去参加阶级斗争，才能学到阶级斗争，学到革命。” “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麽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同情者手里。敌人可以收买人，更不要提那些娶地主女儿的人了。” 我那时摸不清毛的意思，但感觉到他对知识分子和高级领导人的深切的敌意。文化大革命以後，江青多次讲话中，将这次广州科学工作会议称为周恩来和陈毅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屈膝投降的黑会，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级帽子，加上劳动人民桂冠的脱帽加冠。 刘少奇和毛也越见分道扬镳。刘要给一九五九年因彭德怀案而受牵连的人翻案复职。这行动在党内极受欢迎。在七千人大会上，当时我不知情，许多干部暗暗认为，肃清彭德怀一案有欠公允。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瑞。 刘也许私下赞同这些看法。七千人大会後，四月，中共中央书记根据中共常务副主席刘少奇的意见，由中央组织部发一分通知，对彭德怀案和大跃进时受错误处分的党员和干部甄别翻案。这份“全力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可替至少百分之七十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但连刘也无法越权为彭德怀平反。当时毛正在返回北京的途中。在火车上，毛同我谈到这个通知时说：“这个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才给我看。我看安子文(当时负责平反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都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随後又说：“从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一九六一年，到今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

　　据田家英告诉我，安子文听到毛的批评後，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 另一个跟毛持不同理念的党领导人是陈云。陈与毛之间的关系长期紧张，毛认为陈是靠右边站的人，两人很少来往。在一九六一年，陈云就认为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而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七千人大会後，陈主管财经工作，陈将他的意见详细写在财经小组报告中，呈送毛阅批。 毛在上面批了：“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之一。毛以主席身分指控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主席右倾，这种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田家英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陈的政叉危，下了一无前例的决定：田叫林克把这个批示压下，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免得以後被拿来用做批斗陈云的材料。林确实没有交出，将这个批件压在他的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我不知道谁走露了风声，将毛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陈未被撤职，文革中也未遭严厉批斗。但在毛有生之年，陈未再在政坛上扮演要角。直到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复出後，陈才重返政治舞台。 一九六四年毛去外地，当时的收发文件的秘书只有林克和徐业夫。毛只带了林克出去，徐留在北京。徐以清点机密文件为名，检查了林克的宿舍。在褥子下面找到了这分文件。他将文件转给了书记处。事後徐对我说：“林克这个人不适宜做机要工作，这麽重要的文件压在褥子下面。”徐也向汪东兴和毛讲了这件事。由此造成一九六四年底林克调出中南海，自此後徐成了毛唯一的机要秘书。田家英此次没有被牵连。但文化大革命甫爆发之际，田是毛的一组人员里第一个被批斗的人。 我目睹我朋友林克遭受的痛苦和听见那些残酷的攻击，我非常庆幸自已当年没有做毛的秘书。如果我做了，我也会被牵连。 我跟汪东兴说，我怀疑毛对其他党高层领导的希望幻灭。但汪嗤之以鼻，觉得我太敏感。汪说：“我们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向很团结。”但我对毛的话话听得很仔细。情势正空前紧张。

　　

50　文革前夕

　　在当时哀鸿遍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毛认为这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一些人对局势右倾、僵化的估计，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一九六二年夏委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和接下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前，我有一种预感，毛不知要拿谁开刀了。

　　八月六日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只有省委第一书记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参加。毛第一天便在大会上讲了“阶级、形势、矛盾。”毛在沉默期间，在准备这篇讲话，目的是大喝一声，使全党振奋起来。 毛认为即使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仍存在着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消灭阶级，因此阶级斗争要继续下去。

　　在九月二十四日於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进一步修改了他的讲话，毛又作了“关於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极其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毛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路的斗争。”这句话後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他认为，中国正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因此必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

　　毛後来又说：“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共产党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的避难所。

　　毛在两次讲话中全面发动攻击。毛批评知识分子，并且大反周恩来和陈毅在科学工作会议上的基调。毛在北戴河会议上，将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子弟摆在同等地位说：“还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动摇不定。” 毛又申斥彭德怀搞翻安。彭在六月份时交了一份八万字的申诉书，说明自已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审查，处理我这类莫须有的罪名。毛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反动势力。於是全会发言跟着毛的指挥棒转，对彭进行缺席批判，说彭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搞反华反共大合唱。甄别平反工作随之停止。 然後毛将矛头指向西藏的班禅却吉坚赞。毛说班禅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潜逃印度，中共中央镇西藏暴动。一向对北京俯首称臣的班禅喇嘛给中共写了一分报告，说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有过左的行动，需要纠正。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支持班禅喇嘛的看法。毛随即声讨李。毛认为李是投降主义，向西藏农奴主投降。李曾在五月向中央提出一个报告，主张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最重要的联盟。毛很不满意。李维汉被免除职务。班禅後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监护九年零八个月。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主张，对苏联共产党、东欧国家共产党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缓和一些。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的援助要少加限度。这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毛指斥为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此後，王稼祥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虽然保存部长名义，但实权操到副部长赵毅敏的手里了。王稼祥就此长期疗养休息。 至於主管农业工作的人如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被斥为十年一贯的老右倾。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廖鲁言，因为说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的。”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为什麽闹成这个样子？”因此被斥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

　　地方首长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後被撤职。安徽施行的责任田制被令中止。也指其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表现。原已萧条的农业生产更为黯淡。 下一个被点名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葛曼。葛於自治区实行包产到户，颇有成就，农业生产有了起色。甘肃第一书记汪锋一九六一年春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发现 农民集中居住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公社食堂，真正造成了民不聊生。汪、葛两人因此决定实行包产制。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一九六二年时只有葛受到降职处分。文化大革命後，毛於一九六六年八月第一批点了三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之一就是汪锋。葛曼也为此被残酷斗争，而自杀死亡。

　　一九六二年秋季对毛和共产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捩点。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仍未消除阶级，批判党内异议分子，使理性的声音噤若寒蝉。七千人大会刚形成的开放活跃气氛消失殆尽。重视国家福祉，支持分田到户的人不敢再批毛的逆鳞。毛於此时提出的阶级矛盾理论，在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化大革命中成为清算斗争的指导纲领。不同意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大罪。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毛仍继续点名批判，负责人是康生。 康生是老党员。我第一次见到康生是在一九五八年。他这时才开始在政坛上大展身手。解放後他曾长期在北京医院疗养，直到大跃进初期才出院。康是大跃进的热烈支持者之一。我在北京医院负责治疗康的几位医生朋友後来告诉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为何获准出院。我很少跟康接触，见面时也是客客气气。康常来找毛，两人私下谈话比较多。康总是非常表情冷淡，不像其他一些偶尔来找毛汇报工作的领导那麽神态轻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後，康生和江青接触频繁。他们常找我一起看江青爱看的美国电影，让我翻译其中的对话。江青很尊敬康生，事事都问他的意见，开口闭口叫他康老。我从未见过她对谁这麽彬彬有礼。 我尽量避免和康生接触。我总觉得康生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邪恶气质，让我感觉，在他眼中，人人都是可疑分子。我觉得康生代表共产党的黑暗面，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牵连。

　　康生是北戴河会议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活跃人物。毛在十中全会上攻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借历史小说刘志丹替高岗翻案。审查习仲勋反党的专案审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康生。在他的审查下，受到到这次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一共有三百多人，包括中委贾拓夫、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白坚。 我跟习仲勋很熟，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和习仲勋黑爪牙这些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康生这次对党领导干部的审查，後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工作。十中全会後多人被株连或丧命。习仲勋下放河南，後被关押，直到一九八零年才获平反。许多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人受尽折磨的被迫致死。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到廿日，毛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共政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在毛的主持下制定了“关於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即所谓的前十条。 毛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因此提出在农村中推行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所四清工作队，就是抽调各机关的干部组成队伍，到农村的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是指对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进行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清帐、清库、清财、清工)，要查公社、大队和小队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行为。 在一组内，我对中国农村的一切几乎毫无所知。我只知道大跃进造成饿殍遍野，农村恢复缓慢等等。我无法理解毛所推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 杭州会议後，毛乘专列回北京，在车上我同汪东兴和林克谈起此事。我认为，现在农民的生活好不容易开始进入正轨，毛又迫不及待地要搞四清运动，折腾个没结没完，他就是不让人过稍为好一点的日子。他这个人不好。当然我说的不好主要指他在个人生活上的不检点。

　　回北京後，娴的工作机关西亚非洲研究所要派她参加北京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队。我虽然在北京，可是以我的工作性质，完全照管不了家里的事。大孩子刚进中学，还不能完全自立，二孩子还在托儿所，秋季开始入小学，必须大人照看。我感到十分困难了。

　　娴是地主的女儿，怎能给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娴不但不是共产党员，她的娘家还是阶级敌人，为什麽第一个派她去四清工作队呢？ 我先到娴的研究所，找到所长。他说，正因为娴不是共产党员，所以特别让她去四清工作队。为的是让她看看农村如何改造地主和富农的子女。让她接受教育和锻链，目的是改造她。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困难，只能自已想办法克服困难。如果大家都以困难为理由，那麽四清工作就得取消。可是四清工作是中央决定的，是有关全国的大事，不能因为个人家庭的事，影响中央决定的大事。

　　九月下旬，娴随四清工作队到北京东郊通县农村。 娴走後我向汪东兴抱怨：“既然领导上不体谅下情，只知道让人无日无夜工作，不知道个人的困难实在没有办法解决，这哪里是爱护人的作法？” 汪便同保健局发出联合公函给所长，说我是毛主席的专任医生。娴马上回了北京。 刘少奇感到前十条不够完备。一九六三年九月，刘少奇主持制定了“关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所谓後十条。九月六日至廿七日北京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提案，毛对此很不满意，多次向我说：“後十条是他们搞的，我不知道。”

　　我想毛的怒火不是针对後十条的内容，而是刘竟然冒大不讳，自作主张地补充了毛的前十条。毛向来刚愎自用，他自认在前十条里，已经把农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完整提出，任何修都是多此一举。毛最气愤的是刘胆敢擅自修改前十条，宣告由中央制定。毛觉得只有他自已才是中央。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中央。 一九六四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去河北省抚远县桃园公社四清。毛最不满的是，王光美搞了个桃园经验。到处去吹，还召开了万人大会，全体高级干部出席，把她抬得比天还高。当时我暗暗感觉到毛真正的目标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我觉得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毛那时仍一迳在批判较低一层的干部，还未触动高级领导同志。 讽刺的是，毛虽然批评了刘少奇捧王光美，他却将江青的政治地位越提越高。

51 江青的政治生涯

　　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後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开参加政治性活动。

　　这时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的夫人哈蒂尼·苏卡诺，到中国访问。二十七日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到机场迎接和宴请苏卡诺夫人。毛与江青随後和苏卡诺夫人会面。三十日《人民日报》刊出会见时的照片，毛与哈蒂尼在握手，中间是微笑的江青。江身後远处立着邓颍超。毛身後远处，只露出半面的是周恩来。

　　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已刊出数张王光美的照片。江青的公开露面更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注意。从此以後，江青就打破了中共党内规定江青不得以毛主席夫人名义参与政治。这次公开露面是江青将在政坛上权倾一时的前兆。她将一手操纵中国的政治文化和艺术，搭起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大革命的舞台。

　　江青参与政治後，她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我的日子相对的也好过多了。她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调停她和护士们之间的争吵。但江青对我仍旧恨难消，政治权力给了她报复的机会。

　　一九六三年初，我和江青又发生一次突。

　　这时北京剧院的名演员赵燕侠演出新改编的京剧《李慧娘》。知名文艺界人士写了一些颂扬的文章，其中，最突出的是田汉（着名文学剧作家）的一篇〈一株鲜艳的红梅〉，分析了《李慧娘》一剧中，中国受玩弄的女子的反抗精神和复仇的斗争。又有繁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廖沫沙，笔名繁星）的一篇文章〈有鬼无害论〉。?这戏在传统京剧中，名《红梅阁》。我童年在北京时，名演员小翠花演这戏很出名。家的大人曾经带我看过这戏，但经过这麽多年，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在记忆中似乎是，演员穿一身长长的白色绸衫翩翩舞蹈。别的完全记不得了。

　　赵燕侠演出以後，我很想去看看。但是在一组工作，身不由己，根本不可能请假去看戏。

　　也是很巧，在星期三晚会结束後，毛散步回一组，路上对我说，京剧中青衣花衫的戏目中没有特别吸引人的。不像老生戏，很多剧目都很好看。我顺便就将赵燕侠正在演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告诉了毛；并且说我在年时，看过这戏还残存的一点记忆，似乎有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

　　毛说「这样吧，在怀仁堂演一次，大家看看。你告诉汪东兴安排。」

　　於是由汪东兴置，在怀仁堂演出了一场。因为毛去看演出，所以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去看了。娴也去看了演出。

　　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徵逐歌舞，游船途中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这下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原来就是心有未甘的李慧娘化为鬼魂，向贾报仇的情节。

　　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於外。但我学会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挑高，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毛不机要员和她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自由人:346页）

　　演出结束，演员谢幕时，毛虽然也立身起来鼓掌，可是表情严肃，只鼓掌三四下，就掉头走了。回一组的路上和到了卧室以後，毛似乎都在沉思，一声不响。

　　继之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评孟超（《李慧娘》编剧者）和上述肯定这个戏演出的文章，认为这戏影射共产党「用死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全国禁演有「鬼」出现的戏剧。毛又对戏剧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我无意间向毛推荐的京戏，一下子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论争，代表了毛心目中的新中国不断斗争的现象。

　　我心想，事情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庆幸自己没有被拉扯进去。

　　几个月後，汪东兴来找我谈。汪说「这下子可就麻烦了。江青讲，《李慧娘》这个戏是个坏戏，是一株大毒草，宣扬有鬼，宣扬迷信。江青说了主席不会自己要看什麽戏。中央这些负责同志从来没有哪一个到主席这串门谈话，除了陈伯达（毛的政治秘书之一）偶尔到家有事同主席谈以外，其他任何人不会来。一定是能见到主席，能同主席谈上话，而且这个人本人懂得点戏的人，才会鼓动主席看这个戏。她讲的这一大套，我看，她指的就是你。

　　「江青还说，她问了主席，是谁出的主意，要主席看这个戏。主席说记不得了。江青叫我查查，问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主席要我组织演出一场，我就组织，我也不懂是好戏还是坏戏。江青不干，一定要查出是谁出的主意。

　　「她原来就对你有意见，存心要借机整你，给扣上『阶级斗争』的帽子。这下她可不会轻易松手放过去哪。」

　　我和汪只好想办法将江青对付过去。我们同毛商量，就说是毛看了田汉的那篇文章以後，想到要看这个戏，毛同意了。汪便拿了田汉的文章给江青看。我们未料到，这藉口却导致了田汉的灾难。江这下抓到攻击田的题目。

　　江看了汪拿给她的《人民日报》後跟我说「看戏这事同你们没有关，是文艺界这帮人搞出来的。也好，让这些王八蛋露出头来，揪住了，跑不了。」她要去上海，和柯庆施等人共同展开一系列的点名批判。

　　但她走前仍想对我施展「引蛇出洞」法，又套了我一次话。

　　江青在临行前问我「上次演出《李慧娘》，你去看了没有？你看这个戏怎麽样？」

　　我说「这个戏是老戏，传奇性很强。同《白毛女》戏异曲同工。」

　　江说「这倒是奇谈，你说说。」

　　我说「这两个戏都是讲受迫害後的复仇的故事，而且都是女性。只不过《白毛女》是人被迫害後，变成了鬼。《李慧娘》是人被迫害死後，鬼变成人。」

　　江说「你这可是胡拉乱扯，挨不上边的事。」

　　江又说「有鬼是宣扬迷信，对老百姓没有好处。」

　　我说「戏剧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鬼的出现只是代表人的不现实的幻想。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也有鬼魂出现，这恐怕不能说是宣扬迷信。」

　　江开始不高兴了。她说「戏曲中不应有鬼，有鬼是宣传迷信，是阶级斗争在戏曲中的表现，这可都是主席的意见。莎士比亚不过是外国的死了的人，他写的戏也不是真理，也不能代表先进思想，不能说莎士比亚的戏有鬼，我们的舞台上也就要有鬼出来。你可要注意，主席讲过了，文学文艺部门，问题很多，阶级斗争很尖锐。」

　　我的资产阶级背景在江青眼中太「右」了。江青的话说得很明白，如果我再坚持我的见解下去，自然就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我那年才四十三岁，但在一组终日倾轧，忧心忡忡的宫闱中，早已是一头白苍苍。我必须生存下去。我因此没有讲下去。

　　江青随即到了上海，自封为文艺界的「流动哨兵」。对毛忠心不二的柯庆施自然对江倾力相助。柯让江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见了面。也正是这个时候开始，江青天天跑戏院、剧院、舞团、乐团，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过是一个小兵。不过是毛主席的一个哨兵，在思想战线经常巡巡逻，放放哨，有什麽情况向主席报告一声。我就做这麽点工作。」

　　文艺界对她来说，是个充满资本主义腐败、旧社会邪恶势力的世界。

　　到十二月十二日，柯庆施送呈《有关上海曲艺革命化改革总结报告》，毛拿给我看。毛在上面加上批语「此件可以看一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於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数後，毛抨击全国文联。毛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五四年匈牙利的年轻工人组成裴多菲俱乐部争取自由和民主，匈牙利政府予以摧毁。

　　这时毛也已散下天大网，慢慢伸出文化大革命的魔爪来了。

　　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早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人民日报》便有《李慧娘》的公开报导和好评（包括廖沫沙的文章）。一九六二年三月，中央委员会发批示，禁止戏剧面演鬼（《关於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同年五月，廖沫沙的文章被公开批判。

　　

52 毛左胸的肿块

　　毛让江青登上她梦寐以求的政治舞台不是偶然之念。那时毛的私生活正起了巨大变化。在江青以毛夫人的身分第一次参加政治性活动不到一个月内，毛和张玉凤便打得火热。

　　十中全会会後，南下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邀请毛下火车小住，组织了晚会。列车上的乘务员、服务员都参加了舞会。就在这次晚会上，毛开始注意到张玉凤。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以後，等到舞会结束，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毛的住室，并让卫士告诉汪东兴，张玉凤留下了，列车上其他的人可以回到车上去。在长沙住了三天後，又复上车。车行驶以後，将张玉凤调到毛的卧车。

　　江青不在时，毛身边总有数个「女友」随侍在身。这次南下跟张「相好」之後，毛下车时，仍将她留在专列上。毛住接待所时，就由别的「女友」陪侍。六二年秋季，毛当时接近的是两位女机要员。毛在上海时住的是新建成的西郊宾馆，两位机要员在那侍候他。柯庆施在六○年初期为毛盖了这座大宾馆。

　　毛在上海，醒着的时间大都在以前法国租界内的锦江俱乐部休息。下午睡醒後，我们便乘毛那辆防弹、苏联的吉斯车进城网俱乐部。他在那儿阅批公文，和「女友」消遣，凌晨两、三点再返回西郊宾馆。

　　我们一些随从一块同毛乘车去俱乐部。江青那时也在上海，但她都住在宾馆。毛回去时，她已熟睡。毛和江两人的作息时间相差太大，很少见面。这几年毛的私生活越加肆无忌惮，江青也心知肚明。毛天天回西郊去睡一觉只是虚晃一枪，给江青面子。我想毛和江青是做好了协议只要江青不涉毛的私生活，毛不会跟她离婚，也许江青在政治上一逞其野心。毛在政治上无条件地信任江，毛清楚只要摘掉了毛夫人的头衔，江青就什麽也不是。江青终於向政坛上伸出魔爪了。

　　张玉凤多年後才成为毛的专宠。毛一开始时并不完全信任张。张老家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区，她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毛告诉我，张玉凤曾跟毛说，一九四四年她母亲在一个日本牙医家做女佣。张可能有一半日本人血统，因此毛怀疑张是日本特务。我对张的身世不清楚。毛很久以後才对张放下戒心。

　　我和张玉凤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紧张。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结束後，回北京的车程，毛有天叫我到他的卧车去。

　　他躺在床上，穿着睡衣，敞着怀。张玉凤站在床旁。毛看我进去後，说「这痛得很。」他用手指左胸，又说「人也不舒服。」

　　我俯身下去，看到毛的左胸表面长了一个米粒大小的毛囊炎。我给他量了体温，并不发烧。我给他检查，胸部和腋窝都没有发现淋巴结肿大，也没有压痛。

　　我问长玉凤这个小疙瘩是怎麽起来的。

　　张说「不知道。」

　　我说「是不是抓时，掐破了，才感染？」毛有搔症，皮肤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要用指甲掐破，才能止。他自己抓不到或不方便的地方，便叫伺候他的人掐。

　　检查的时候，张玉凤将脸背着毛，对我直眨眼。

　　我给他上了药膏，放上纱布垫，用胶布固定好。我还说「这很容易好，也用不着吃药或打针。但千万不要抓破。」我建议用热敷，但毛拒绝了。

　　到晚上又叫我去了，这时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那疙瘩已有黄豆大小，底部红硬隆起，周围泛有潮红，皮内有一红线伸向左腋。毛的前额发烫，测体温是摄氏三十八度七。

　　我说「现在感染在向全身扩散，要注射青素。」

　　毛要我立刻给割开。我说「感染没有局限化疙瘩不成熟，不能硬割开，否则越搞越坏。左胸和左腋，还要不断热敷。」

　　毛不同意注射青素，於是口服四圜素。我又向毛和张玉凤说「可不能再挤了，再挤就更加厉害了。」

　　我很担心。毛告诉我，张替他掐过疙瘩。现在感染变严重了。我跟毛、张嘱咐不能再掐，但我不放心，万一恶化了怎麽办？於是在火车上我打了电话给保健局局长史书翰，告诉他这一经过情况。史很着急，报告了周恩来，然後又给我打电话，要派些医生和护士来。我说要来也得报告毛，毛同意了再来。不过目前来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吃药加局部热敷，等待局部成熟了才能做下一步治疗。

　　汪东兴插嘴说「大夫，你怎麽这麽死板、天真。你不让挤，还是挤了。以後的治疗，也不一定都听你的。让他们来了，大家负责。万一再坏了，互相可以有明，否则有口难辩。这可不是单纯的医疗技术问题。」

　　我向毛说明北京要派医生和护士到火车上来。毛同意让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来。他说「有 [396] 护士长在这，先不要来护士了。」

　　於是计苏华坐飞机，赶到南京，上了火车。

　　毛这时脓肿已经有核桃大小，表面上有五六个脓点，底下肿硬潮红已经有小桃子那麽大。这已经是痈了。左腋淋巴结也肿胀红硬。

　　毛是第一次见到计苏华。毛为了使计不紧张，让计坐在床边，问计的姓名和籍贯，然後说「姓计的不多见。清代曾有一位文学家和史学家姓计，叫计六奇，是你们一家人吧？」计回答说，不知道。

　　毛说「你大概只知道行医，将本家人都不知道了。」

　　计很紧张，满头大汗，两手也颤动个不停。计将毛左胸上的纱布垫揭掉後，一看脓肿就说「这是挤过了吧？」毛和张玉凤都不作声。

　　检查完毕後，计悄悄对我说「这很重啊。」我们商量，如果是简单的脓肿，成熟了可以切开，让脓流出来。但痈是棘手问题，开刀时机不对有可能扩大感染，发可致命的败血病。毛的卧车没有地方放器械。我提出仍继续吃四圜素和左胸左腋热敷，明天再割开放脓。计又徵求毛的意见。毛同意了。

　　第二天毛左胸的脓肿顶端稍微变软。计提出将顶部切开一点。

　　没几天就回到了北京。又过了五天，左胸脓肿才完全软化。切开後，流出很多脓。但左腋淋巴结却越加肿胀。过了三天，将左腋脓肿切开。以後就是每天换药。这时已是六月底。

　　七月中旬时，切口还没完全长好。我不主张让毛去北戴河，江青十分不高兴。我怕毛到了北戴河，要是执意去泳，什麽人也没有办法挡得了他，伤口再感染了怎麽办？江青咕哝，毛 [397] 不去北戴河，其他领导谁都不好动。毛在北京生病时，他们怎麽能去避暑呢？她抱怨这下度假的事都泡汤了。

　　毛自己也没料到一个搔破的小肿块会变得这麽严重，毛同我讲「现在好了。在火车上，你起先给我看，说得毫无问题，最後闹得成了这麽大的问题。那几天哪，是十几天。这真是『小泥鳅翻巨浪』。你起先应该这麽讲这个病可能很快好，但是也可能要厉害起来。这麽讲就两面都站住脚了，就不会说不中了。」

　　我说「行，以後就这样讲。」

　　张玉凤为我不肯替她推卸搔、挤的责任而愤恨不平。我清楚一定是张没有洗手就帮毛掐破而感染，而且不止一次挤过。毛至死前也一直为此事怪她。

　　

53 利用林彪神化自己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划下，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面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中的一些警句。这样就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跃进的教训被一笔勾消，建立符合现实的现代经济方向也被逆转。林彪的目标是统一意识形态，他对专业技术嗤之以鼻。林提出「四个第一」的口号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这一段时间以来，毛对於林彪的不断「神化」自己，丝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种场合，表彰林彪。毛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麽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

　　毛并令全国学校、工厂、公社、学习解放军。毛说「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还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军。」

　　自此以後，在全国围内，所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无不设立了政治部，都在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说穿了就是在全国围内，一步步加深对毛的「个人崇拜」，将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地位上去。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林彪的「造神运动」。对於林彪的这种作法，中共中央书局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当时就指出，这是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

　　当时任总参谋长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罗瑞卿曾明确表示不同意林彪的这些言论。罗瑞卿说「难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难道还有次高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还不同意林彪所提出的「背警句」、「立杆见影」等口号，认为这是「死记硬背，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违背理论脱离实际的革命作风」。

　　在军事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罗瑞卿反对林彪所空喊的「军队要革命化、骡马化」。此时中苏关日益紧张，随时有可能开战，林彪要求「军队要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大大不以为然，强调搞好军事训练，主张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

　　凡是不同意林彪这种「造神运动」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评。毛是先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个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麽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

　　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了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

　　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

　　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虽然无力正面痛击他的敌手，但他可以使刘过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有专任医生，取消保健工作。至於专为高干设立的北京医院，毛说「北京医院可以改名老爷医院。」

　　毛以前就曾批评过保健局和北京医院。毛提到其他高级干部的生活方式时说「这些老爷，平日养尊处优，有人给保健，有了点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这个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长史书翰手。史接到这份批件後，惊得目瞪口呆。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损害到每个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但没有人敢违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让其他领导人去一般公共医院看病。卫生部必须为高级干部的保健问题另寻对策。

　　保健局和卫生部党组连续开会，煞费踌躇，终於有了定案。撤销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办公室，将史书翰、黄树则提升为卫生部副部长，仍然主管保健。将原来的医生和护士们合到北京医院。结果是人员和机构搬动了地方，各项保健工作照行不误。北京医院改变办法，不只给高级干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开放，老百姓可以同样看门诊和住院。

　　但是这样一来，又涉及到高级干部的保卫安全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最後决定只给周围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工厂人员看病，同时要求这些单位，对他们介绍来看病的人，保审查没有问题，不是「坏人」。

　　毛倒是丝毫没有受到撤销保健局的影响。我被任命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我上午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中午以後到一组办公。那时我跟别人一样，觉得身为主席的毛应该有特权拥有自己的保健医生。直到许多年後，我才恍悟其间的极不公平。

　　但北京医院的名字成了大问题，毛批的，改成老爷医院，不能这样改，这不像个名字。卫生部长钱信忠、史书翰都要我想办法再同毛说说，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见毛，告诉他卫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变。我将撤销保健局的细节报告完後说「北京医院的名字不好办，改成老爷医院太难听。而且这个医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国人建立的，从那个时候就叫北京医院。」

　　毛笑嘻嘻地说「仍然叫北京医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保健局改组的影响，江青则因为身体「不好」，仍然要有护士伺候她。我继续做毛的私人医生。虽然现在我早上都到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班，那的工作仍和毛脱不了。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气管炎，此後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疗或预防这两种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个人生活上最大的改变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们原来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坞，现在既然取消了保健办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内住下去了。

　　我们搬到离紫禁城不远，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儿有不少房间空了出来。一九四九年我刚回中国时，就是在这和傅连见面的。我们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总共有四间房间。我们小院子的南墙下，是一个花坛。面种了一排玉簪花。我们刚搬去後，在门前的小院种下了一枚枣核，没有想到，它竟然萌发出来，抽条长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场、王府井大街和东安市场，买东西非常方便。但特别有好处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经在北京师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从这骑车子到学校往返很近。这有车可送我往返中南海。这时正巧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内部整修，出售一些家具。我同娴挑买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这安了我们的家。

　　我很高兴能离开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内，因为警卫工作的限定，亲戚、朋友都不能到我们家来。现在坐在我们新家的窗前，面对着花团锦簇的小院子，我几乎可以忘记失去琉璃厂老家的伤感。毛与一组的世界恍若离我十分遥远。我非常喜爱这个新家。

　　後来有一次，半夜三点多钟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对我说「没有想到，整到我自己头上了，找你这个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组我的办公室内放了床，有时我就住在那。

　　毛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关持续恶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总结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觉得身体不适，邓便劝毛可以不参加会议。但毛仍抱病参加会议，并发表一篇谈话，其中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打断毛的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很杂，还是有什麽矛盾就解决什麽矛盾为好。」第二天毛带了宪法和党章去开会。毛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本来首长开会互相插话，是常有的事，但这次不同，问题严重起来。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劝刘少奇向主席承认错误。刘作了检讨。党的分裂已经很明显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毛增加了三节。这三节後来冠以〈论人类的历史发展和技术革命〉的题目。原文过长，节录如下：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

　　由此可见毛对「大跃进」仍然坚持不放。

　　一九六五年春节後，毛又离京外出。两位女机要员同行，加上王季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张玉凤仍然是毛的那节车厢的列车员。到了武汉，住到梅园。

　　一天上午我起床不久，王海蓉匆匆跑来找我。

　　她气呼呼地说「你们怎麽能让张玉凤这样的人在这工作。这个人简直是无赖泼妇。她对主席太没有礼貌。昨天晚上主席同我说，张玉凤简直要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主席气得不行。这麽大年纪了，怎麽能受张玉凤的气？你们不管的话，我要向中央写报告。」

　　我说「不要急，有话慢慢说。」

　　王说「什麽慢慢说，我不能看着主席受这种坏蛋的欺侮。」

　　说着，王又去找汪东兴。

　　正在吵吵嚷嚷中，卫士小张来了。他说主席发脾气了，说张玉凤不像话，让大家给她开个会，批评她。

　　汪东兴对我说「总是搞一些烂事，这样的会怎麽开法？」

　　但是，毛既然发了话，不开不行。可是无法开得好。因为在这种情况，很难说什麽是非曲直的。

　　这个会在毛的饭厅开上了。汪开始讲了几句，说有事就走了。於是由我主持会。

　　王海蓉首先讲，张玉凤太不礼貌，不尊重毛，甚至骂毛。

　　这时张玉凤说，他同我吵架，骂我，还骂我的娘，我才骂他的。

　　张玉凤接着还要讲下去。我想，这个会越开越不好听。只好将会停下来。王海蓉还不干，说没有分清是非。不能停会。

　　我只好去找汪东兴，让汪同王海蓉谈谈，把事情掩饰过去。

　　我又让护士长与张玉凤谈谈，让张自己到毛那承认错误。

　　结果是，王海蓉说我们不敢坚持正义，看着毛受气不管。一气之下，王回北京去了。

　　张玉凤又不服气，是毛先骂她，为什麽要她检讨，一气之下，回到专列火车去了。

　　一下子顿时清静下来。可是毛感冒了，发烧，咳嗽，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经过治疗以後，退了烧，咳嗽也好多了，却又发生了音带炎，开始声音嘶哑，随後发不出音来。

　　这不是大病，毛却以为要永远失音。他很急，要立即治好。我一再解释，音带正在发炎、水肿，不可能立刻缓解。我建议用物理治疗，以求局部加速吸收炎症。可是毛嫌麻烦，只做了一次，他就不肯继续了。於是改用中药治疗，这倒是相当有效。两天以後，能够发声了。再服了三天基本恢复正常。

　　感冒退烧後，毛坚持在招待所室内泳池泳。我一再劝说暂时不泳，他不接受。等到声音恢复後，他说，你们的这个疗法、那个疗法、西药、中药，统统不管用，还是我这个泳疗法有效力。

　　五一劳动节後，毛决定到江西井岗山去看看。乘火车先到长沙，停在黑石铺，毛到蓉园招待所。张玉凤仍在同毛赌气，留在火车上。

　　从长沙到井岗山，分乘了几辆汽车。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陪同。因为汪东兴在江西任副省长四年，对江西很熟悉，所以江西省委没有派人陪。

　　中途经过湖南省茶陵县时，天已经黑了。县政府将整个办公室腾空，临时装上床让大家住。这次只带了够毛一个人住房的灭蚊喷剂。蚊子很多，床上支起麻布帐子，又点起艾绳。睡一夜下来，头晕脑胀。

　　在井岗山上茅坪有一新造的两层楼招待所。我住在另一边的二楼。

　　茅坪的中央，是一小片稻田。田南一排土房，陈列着当年朱德挑水用的扁担。文化大革命後，这扁担被说成是林彪挑水的。由此可见历史可以随时改写。山上翠竹丛生，还有一家造竹纸的纸厂。这种纸极薄而透明。我记得幼年时家中用这种纸糊窗户。

　　五月二十九日下山。这次井岗山之行正是年初在北京开会总结农村四清工作，订出农村四清工作二十三条时，毛与刘公开突以後进行的。所以此行正明显表示，毛有决心重建红军，重建党。并不是简单的旧地重游。

　　六月中旬回到北京。

　　六月二十六日，我去看毛。看上去他的精神不大好。我正想毛可能有什麽事要办，他突然跟我说「你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人工作，可是这百分之十五的人面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中央和地方省市的这些老爷们。卫生部把这些老爷们保健好了，日子好混。可是农村的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给全国广大人民做事的，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个名字，卫生部的眼光放在城市，放在这些老爷身上，就叫城市卫生部，或者老爷卫生部，或者城市老爷卫生部。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毛要全面加速改革保健制度，将服务对象从高干转到广大农民，服务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

　　毛再来要进行医学教育改革。「我现在抓上层建筑的改革。整个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麽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麽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意犹未尽，又说「卫生部脱离群众。工作上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於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麽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在什麽场合下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的『蒙古』大夫，就是本事不大的医生。其馀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我将毛的原话，写了一式二份，一份交卫生部，另一份交中共书记处书记彭真。我那时哪能料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份材料被称为「六二六指示」并发动了全国性「赤脚医生」运动。「造反派」并拿它来在医学界掀起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依据。

　　在撤销保健局的这片紧张混乱中，使毛下此决定的最初原因逐渐被淡忘。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後，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後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的目标其实是刘少奇。

　　田家英就跟我说「看这个情况，要说刘少奇同志会结毛主席的班，还言之过早。」田又说「你很清楚，主席讲话，有时候说了不算数。今天这麽讲了，明天可以那麽讲。谁也摸不清他的真正的意思是什麽。」汪东兴也同意田的看法。我们个个三缄其口。我从未告诉保健局任何人，毛撤销保健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刘的病。毛对刘私下表露的不满也只在我们之间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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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北京师大学附属中学是北京市内最好的中学之一，它只收最优秀的学生许多是知识分子和高干的子女。李医生当时的宿舍远比其他医生舒适，许多医生都是好几家人挤居在一座大院。

　　?共产党将农村找巫师或灵媒这类民间治疗者的习俗视为迷信。但只有少数中国乡村人民会同意「巫医」的这种负面涵义。

　　

54 干部下放

　　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叫我去见他。毛说「现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很严重，四清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你们还稳坐钓鱼台，丝毫不动，这怎麽成啊。告诉汪东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都下去了，你们还不动啊。叫汪东兴和你们一起下去。」

　　我去找汪东兴将毛的意见都告诉了汪。汪说「又是什麽地方让主席不高兴了？来了这麽一手。」

　　田家英说「这是怎麽回事啊。看起来，主席这的工作人员要大换班了。」

　　我说「每次他要打发人走，一定先过渡一下，过渡的方法就是下放劳动一段时间之类。这次大约就要换个地方了。」

　　叶子龙和李银桥一九六○年就是这样被打发到信阳的。这次大概轮到我们了。

　　一组毛只留下机要秘书徐业夫和服务员兼理员周福明，其他的人都下去。江青一听到要「四清」，病就全回来了，所以她不用去。

　　田家英说「换换也好，现在北京政局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不知道要怎麽变化。走了也好，免得遭池鱼之殃。」

　　汪决定我们去他的老家江西的铅山县。毛听了後，又讲「要走，应该拍屁股就走。用不着什麽准备。六月底集中，七月四日前走。」我要求卫生部副部长之一的黄树则，在我「四清工作」期间，暂代负责毛的保健工作。毛觉得不必再找一个医生。毛说「我的身体好得很，无健可保。我不像那些老爷，动一动都要量血压、量脉搏，他们惜命惜身，养得脑满肠肥。他们要保健，我不要。护士可以找一个代替吴旭君，不要到北京医院找了，到三○一医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找找看。」

　　我同吴旭君到了三○一医院，找到了主管保健工作的蒲荣钦副院长。我向蒲说明来意以後，他受宠若惊地说「人家北京医院对保健工作比我们强得多，主席他老人家怎麽想起我们来了？」蒲未受过正式医学教育，只在红军时期做过医务兵。

　　他叫我们先看看他从高级干部病房中挑的两名护士。一个比较沉静，一个比较开朗。我与吴旭君将这两个人的照片交给了毛。毛挑了开朗的刘。毛说「这个人看来灵活，不那麽死板。」

　　汪东兴组织的四清工作队在七月二日动身。

　　我们到江西时，这个四清工作队总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了几处人员中央警卫局、警卫团、卫生部、第二炮兵部队人员和江西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代表。李纳也同行。

　　这先插叙一事。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有一天北京大学有人打电话来，说李纳病了，我匆忙从人民大会堂赶去北京大学，李纳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我赶去时发现李纳只是重感冒、发烧。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小心谨慎，通知了我。当时历史系的总书记也在，陆平和他两人十分担心。两人一再向我认错道歉，他们说知道的太晚了，耽搁了时间。李纳很不高兴，在发脾气，嫌我不早点去看她，还说要是死了，不会有人知道。她一个劲直吵。我最後终於生气了。

　　我讲李纳「你已经二十一岁了，不是小孩子。生病，学校的领导们都来看你。北京大学有一万多学生，都像你这样子，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

　　李纳听了嚎啕大哭。我连拉带扯，将她弄上车子，送去北京医院。一路开车，她一路哭闹。甚至有两次经过交叉路口时，被交通警察截住，以为出了什麽大事。

　　我後来跟毛报告此事，毛不高兴地说「北京医院是高级干部才能住的医院啊，她怎麽能住呢？」

　　我说「感冒这种病，一般医院都不会收住院。北京医院的人很熟，只能送到那。」

　　毛主张以後不要送北京医院，我说「如果不送北京医院，只好放在家，会传染给你，更麻烦了。」

　　毛又问我，李敏、李纳和毛远新回中南海时，在什麽地方吃饭。我告诉他，在他的厨房内，由李锡吾师傅做饭给他们吃。

　　毛说「以後做这麽一个规定，她们吃饭都到大食堂，不许再在我的厨房内吃。」

　　这一次毛叫李纳也去四清工作，就是要明他的子女没有特权。倒是苦了汪东兴，还得另外安排一个人照管李纳。

　　打一开始我们在江西的四清工作就是个闹剧。派了在北京的一组特权分子下乡调查农村的腐败情况，领导「阶级斗争」，只有「荒谬」两个字可以形容。我们这一路包的火车，住招待所用的全是公费。光安排我们下乡及吃住，就浪费了不少公帑。数十万都市人口派下去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我们一样，大家全去得心不甘情不愿。这运动到头来，只是金钱和人力的双重浪费。

　　我们到了江西後，便分成四组，分别前往四个农村。大跃进後，人民公社依地理位置分成几个生产大队，然後再下分为生产队。我与警卫局副局长王生荣率领的那一组到铅山县石溪镇。江西上饶专区公安处长张镇和处长和铅山县县委书记随後加入我们。他们二人十分随和，以後我们都成了时常来往的朋友。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江西的农民过得这麽艰苦。我已经回祖国十六个年头了，随侍毛十一年。我在一组中能知道各式各样的机密消息。我知道大跃进造成了饿殍遍野，农民民不聊生。我知道民生凋敝，但未料到比我想像中更苦。农民们穿着破烂褴褛的旧棉衣，吃的米饭好像是砂子，咀嚼很久也难以下咽，只配几根青菜。茅屋简陋，漏水，四壁萧条，家具全无。狭窄的土路一下雨，泥泞四处飞溅。在石溪镇上没有小学，也看不到报纸、杂，或是书。村中成年人几乎全不识字，小孩子也没有机会念书。最近的学校在几外，上学的小孩只有很少几个。

　　四清工作队有次从外地调来了电影放映机，露天演出了五十年代中期出品的一部旧电影。农民们各自带着凳子，周围四、五十的人，都赶来看映出。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

　　我们穿去的单衣棉衣都是旧的，可是没有补绽，生产队的农民看了非常羡慕。一位老农民摸着我的棉大衣说「什麽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衣服穿，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村民们对我们都很好奇。王生荣一向生活优越，身材比较胖。我们这组的农民个个骨瘦如柴，没有人见过像王这样的胖子。每次王从茅屋出来，村民都围上去啧啧称奇。大人们问他吃什麽才会这麽胖。小孩子们则跟在他的後面欢叫「看大胖子，看大胖子。」

　　按规定，应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家太小，很难挤出地方，我们借他们的一个仓，搭起木床，垫上稻草，摊开盖，架上帐子，成了临时宿处。我们自己成立了厨房，请大师傅烧饭。为了与农民的生活相差不远，我们也吃农民吃的硬乾饭。

　　我的小组负责的那个生产队，一共有十二户人家，共同耕种五十几亩地。各户有一点自留地，种自己需要的蔬菜。没有拖拉机、牛马，只有几个简单工具。耕作全凭腿、手的劳动，干一天下来，全身酥软。这种劳动实际上是将人变成牛马。田地小，耕作技术原始，收自然贫乏，再扣去税粮後，农民更是所剩无几。

　　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发展，可是中国耕种仍然依循几千年来的旧方法。在这种状态下，空喊跃进，岂不是自欺欺人。我不懂中国为什麽不将精力和智慧拿来发展节省人力的农耕机器，帮助农民脱离落後和贫穷呢？我跟汪东兴提起，我不解为何解放十六年後，广大农民仍然如此贫苦？他只说，许多地方更苦。

　　汪所言极是。在江西有些妇女是一九六○年前後，从安徽逃荒来的。在安徽没有粮食，再待下去，会饿死。於是抛下丈夫和子女，逃到这，又找人结合生了孩子。这时虽然农村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她们也很难回去了。

　　在这一片贫穷景观中，我们的工作是领导阶级斗争。大跃进失败後，毛认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导因是生产队的基层干部贪污，他们从中揩了农民的上交粮，因此不是错误的政策引起荒。

　　而这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和清理工分的所谓「四清工作」，其实是庸人自扰。我们仔细查了生产队会计记下的账。全生产队只有这位会计认识有限的几个字，这本账真是「烂账」，谁也无法弄清楚上面记的是什麽。好在全生产队只有十二户农家，做了世代的邻居，对彼此若指掌。全生产队有多少财物，社员都清楚。全队打多少粮食，每家分了多少，大家也都一清二楚。全队实在穷得很，就算干部想贪污，也根本没有财物可贪。

　　这也不是说真的没有贪污问题，是有，只是在公社和县及省一级的干部。这一级干部才有权力向农民收税粮，并为所欲为。他们才有权力腐化。

　　农村中仍在疯狂进行着地主和贫农、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党接收石溪後不久便施行土改，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全家都受其他村民管制。目的是让地主、富农（包括他们的妻小）在劳动中强迫改造。

　　每逢假日节日，地主、富农都要集中起来，听生产队负责公安工作的社员或生产队长训话。令人最难受的是，队出一点事，例如牛吃草时，杂草内有碎的一枚铁钉，一同吃下去了。事情没有查清，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斗这些地主、富农的子女。

　　我们工作的这个生产队，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一天到晚不声不响在农田干活，在受「管制」。我们打听了他的家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他生身父母穷得没有饭吃，将他给了这个地主。地主名义上收养他做儿子，可是实际上是个苦力，苦活、重活都由他做，吃的很不好，穿的是地主穿破的衣服。土地改革以後，给他定为地主子女。

　　这队另一位，他的祖父是地主，早已死了，父亲不是地主，却仍然属於地主子女。管他干活努力，早起晚睡，仍然事事受歧视，在我看来简直是受虐待。但是这种状况，谁也不能加以改变。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虽然一再替他申诉，也不能解决。甚至有一位「好心人」劝我「你想想你是主席的医生，替地主子女说话。如果有人将你这举动告了上去，你可吃不了，要兜着走。」

　　任何人替地主说话，即使是被冤枉的「地主」，也有可能因此惹祸上身。这就是毛的阶级斗争。因为原来的地主、富农，经过这十六年的「管制」，已经只有零星几人活下来，其他的早已死去，这些「子女」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枉常想，毛说，阶级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这过渡时期，要五十年到一百年，那麽这些「子女」的子女的子女，永远脱不了这一斗争的厄运。

　　後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子弟，特别高级干部子弟提出的口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即曾盛行一时的「血统论」），正是这种阶级斗争观念的反映。

　　中国农村的残败凋敝，阶级斗争的荒谬不公，以及我的无力感，在在使我心灰意冷。解放十六年後，中国农村不进反退，共产党的政权猛苛残酷。以前在封建时代，平民布衣仍有晋登龙门的机会，而有「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激励人心的认识。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体制，这些受「管制」的「子女」却永远不得翻身。

　　我的确从四清工作中得到教诲，但不是毛以为的那种。我的疏离感更深。我对共产党加不满。高级干部在锦衣玉食，极其奢华的同时，农村农民生活之艰难超乎我的想像。共产党做了什麽好事？毛的革命所带来的伟大转变在哪？我的四清工作队到农村来，是做所谓的「阶级斗争」工作，又有什麽用？我们离开农村後，农民的日子仍会一如往昔。

　　我的政治不满越来越高涨，但我仍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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