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 ；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
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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