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困惑
——致习近平总书记的万言书
作者：赵士林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尊鉴：
值贵党十八届三中全会行将召开之际，给您写这封公开信，一则预祝全会圆满成功，二则坦诚地交代一个共和国公民对时局的困惑和忧虑。
记得十八大闭幕之际，作为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您的沉稳、敦厚、亲切、朴实、坦诚给中国和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您深圳行表明的坚定的改革态度、您关于“将权力放进笼子里”等反腐败的一系列讲话、您关于“宪法的权威在落实”等法治主张，都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拥护，国人对中国的改革事业充满期待，充满信心，世界也向中国投来友好的目光。
但是，近一年来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动向，却令国人陷入深深的困惑。改革的坚定态度和意识形态的严厉要求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似乎南辕北辙，令人无所适从，甚至深感忧虑。故给总书记写信，希望总书记解疑释惑。
困惑一，关于“道路论”
总书记先生在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后，提出了著名的“道路论”，您指出道路问题最重要，强调不能割裂改革前时期和改革后时期，认为两个时期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实践，既不能以改革后时期否定改革前时期，也不能以改革前时期否定改革后时期。
您的“道路论”是一个多年未见的新提法，值得高度关注。
记得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也最重视“道路”，例如谈到文革，他斩钉截铁地要求：“这次运动，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充满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那么请问总书记先生，毛主席提出的“道路论”和您提出的“道路论”是什么关系？您提出的“道路论”当然绝不会是对毛主席这个“道路论”的继承，那样就回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违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就颠覆了改革。但按照您论证“道路论”时提出的“两个时期不能否定”，您的“道路论”却必须继承毛的“道路论”，这未免令人大惑不解，无所适从。
按照“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否不能用改革来否定文革？不能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能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否定批猫论？不能以发展民营经济来否定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能以科学发展观来否定大跃进？不能以家庭联产承包来否定人民公社？不能以不争论来否定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否定九大？
按照“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是否反胡风、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彭德怀、抓习仲勋、直到文化大革命反彭陆罗杨、反刘邓陶……即便上亿人惨死、即便知识精英被扫地以尽，即便几乎所有和毛出生入死的战友全都被关被整被杀害，即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即便出现封建法西斯恐怖专制，也都不能否定，因为那都是社会主义实践，本质上都是好的？
学习总书记“道路论”还有一个困惑要请教：
如果道路论成立，如果不能以改革后否定改革前，那么，怎样理解邓公讲的“积重难返”？怎样理解邓公的“拨乱反正”？改革究竟是改什么？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我认为，从一个人到一个党，自我否定没有那么可怕。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就是在自我否定中走向胜利。想当年遵义会议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进行自我否定，从根本上扭转左倾冒险主义那一套做法，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文革末期，也正是由于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进行自我否定，放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走出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危机，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相反，如果一味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甚至连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文革十年浩劫这样的大灾难、可怕错误都以“动机是好的”加以掩饰、曲为之辩，只能使党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实，中国共产党只要领导人民坚定地全方位地推进改革，朝着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繁荣的目标前行，党的执政地位就坚不可摧，似乎没有必要用“道路论”“两个时期论”等意识形态论证来强化党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执政地位。
困惑二，关于宪政讨论
关于宪政的讨论，是学术界首先是法学界为落实中央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深入开展的学术讨论和政改探索，这个讨论和探索发扬思想解放的精神，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从法理层面和政治结构层面揭示了建设法治国家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至少值得参考的意见，是十分正常、应该鼓励的学术讨论和政治建议。讨论的参与者以富于建设性的态度、充满诚意的合作精神提出依据宪法治国，落实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依宪法精神设计国家法治体系、政治模式等等，完全符合十八大强调法治的根本精神。但这样一些充满善意的温和的法治建议和政治主张，却遭到强烈地反弹和批判。一段时间以来，几家主要党媒连篇累牍地攻击宪政讨论，给其扣上可怕的政治帽子。有的文章甚至一上来就将关于宪政的不同看法上升为政治斗争，断言“宪政只属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法兼容”，甚至称“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让人立刻想起文革大批判最热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时，多家核心党媒却倒行逆施，对宪政讨论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围攻，令人大惑不解。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对宪政讨论进行政治批判的人以为给宪政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就判了宪政死刑，就剥夺了宪政主张的政治合法性。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也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遗产，包括它在制度建设、依法治国方面的历史经验。如果一种思想、模式、体制、系统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与其不共戴天，那么现代市场经济也产生于资本主义，我们还搞不搞市场经济？从宪政自身的理论逻辑和政治性质看，根本没有理由说宪政就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是近代以来人类通过数百年政治实践形成的政治文明成果，精髓是立法依据公民意志、宪法至上、依法治国、法律之上无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很多法学家、政治学家及其他学者反复明确指出，宪政就是依宪法执政。当代中国讲宪政的政治出处来自胡锦涛先生，胡当年明确指出“依宪执政”，也就是“宪政”。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并强调中国要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习总书记更明确要求维护宪法权威，并强调指出宪法的权威在落实，都是要求依宪法执政，都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意，反宪政论者反对的实际上是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建设法治国家的战略决策，直接颠覆十八大精神，最粗暴地公然否定建设法治国家的文明诉求。
宪政其实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底线，给这个底线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是将社会主义妖魔化。只有资本主义才讲宪法？才讲法治？才讲依宪法执政，也就是讲宪政？社会主义就不讲宪法？不讲法治？不讲依宪法执政，不讲宪政？那么社会主义怎样治国，像毛泽东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社会主义既然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好地落实宪政，反宪政论者却操起陈腐不堪的阶级斗争论拼命将宪政概念妖魔化，完全丧失理智地反宪政，制造混乱，意欲何为？
初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最迟从清末新政开始，就已发动了宪政实验，从孙中山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法治文明富强的现代国家。回首当年，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条条都讲宪政，《新华日报》对国民党专制的抨击，条条都依据宪政。如今社会主义的中国却要反宪政，这不是要倒退到慈禧太后之前吗？这不是陷社会主义于不义吗？谁在诋毁和糟蹋社会主义，难道不正是反宪政论者吗？
困惑三，关于普世价值
同样受到大规模政治批判的，是对所谓普世价值的探讨和提倡。已经有甘肃省委书记公开表示拒绝普世价值，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指责宪政民主普世价值都是美丽谎言，《环球时报》主编则揣测说主张普世价值背后有政治动机，还有所谓“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等等。这样一些表态显然具有高层背景，因此格外引起关注。
什么是普世价值？不外乎是人类应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普世价值的形成，有来自于人类数千年社会生活形成的价值认同，有来自于当代世界文明的价值共识。前者如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的金律“己所欲，施与人”，这些话都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的墙壁山，昭示着人类应共同尊奉的行为准则。后者如自由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繁荣等，均为当代世界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这些价值诉求）。不言而喻，普世价值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付出无可估量的代价形成的共识。
在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追求普世价值本来十分正当、十分自然、十分必要。普世价值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共生共荣的基本前提，全球化自身恰好就正是一种普世价值。习总书记在美国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生动表述。记得您在与奥巴马会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没有普世价值，焉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没有共同追求，夫妻间也要同床异梦呀！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主动积极投入全球化的时代，对普世价值的激烈批判同样令人大惑不解。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往往出于这样一个理由：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对我们搞渗透的口号，不过是和平演变的阴谋。这是过去我们与西方社会长期冷战所形成的一个有历史原因的理由。但时代已经发生巨变，冷战体系早已瓦解，特别是我们国家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可以拥有起码的自信，十八大不是讲了那么多自信吗，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么自信，就没有必要再十分紧张地防渗透反和平演变。我们完全拥有能力和胸襟面对世界、投入世界，同时又维护我们的国家权益，包括我们的价值观。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包括意识形态准则，正在体现着普世价值的诉求。国内有些人，刚开完北京奥运就攻击普世价值。北京奥运的口号是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不是普世价值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不正是一种普世价值吗？过去我们经常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正是普世价值和具体国情的结合吗？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这个普世价值，怎么能一提到普世价值就视若洪水猛兽呢？
当然，讨论普世价值，不能忘记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讲国情也好，讲特色也好，恰好是为了更好地推行落实普世价值，而不应是对抗排斥普世价值。就是说，我们对普世价值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阐释，但不应简单粗暴地否定拒绝普世价值。
总之，正确的态度不是反对抵制普世价值，而是为推进普世价值的实现做出中华民族的贡献。例如中华传统文化对普世价值的建构就可以做出很多贡献。初步梳理一下，至少以下六种文化取向，可以为未来人类文化的培育、为普世价值的发展提供思路、启示、资源和模式：
1 包容的（对异质文化采取包容态度）
2 人间的（对宗教世界采取人间态度）
3 共赢的（对人际社会采取共赢态度）
4 中庸的（对思想实践采取中庸态度）
5 亲和的（对自然万物采取亲和态度）
6 大同的（对人类未来采取乐观态度）
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崇奉的文明价值，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诉求。特别在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的认同对于各民族国家和谐相处无疑是一个文化前提。一般地绝对地拒绝和批判普世价值，恐怕要陷中华民族于不义之地。
困惑四、关于意识形态政策
一段时间以来，意识形态政策出现了高度紧张的动向。各方面大员纷纷公开表态，语词严厉，充满火药味。省委书记、教育部长、新华社长、31个省委宣传部长、主要党媒均明确提出要开展“舆论斗争”，要“捍卫阵地”，要“亮剑”，更有《解放军报》呼喊打“上甘岭战役”，甚至国家武装力量的代表、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先生也公开表态军队要介入思想文化领域，要打击网络上的“敌对势力”。
“舆论斗争”已经成了意识形态工作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亮剑”“上甘岭”居然成了意识形态管理的手段。这样一些言论，都打着落实总书记819讲话的旗帜，其实和总书记公开发表的819讲话的基调完全不同。
在一个和平年代，在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流的社会氛围中，在中央政治局发出“思想解放无止境”的呼吁中，如此剑拔弩张地对待思想舆论，面对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又是亮剑，又是上甘岭，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这里不揣浅陋地提出个人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指教。
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目下这种用“武器的批判”来对待“批判的武器”的做法，真的能解决思想舆论问题吗？
就迄今为止各路大员发表的公开言论来看，根本就无法解决思想舆论领域的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空前地制造了社会紧张。
例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先生要求高校遵守马克思主义，称高校是意识形态阵地，要捍卫阵地。但是这个表态无法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教育问题长期存在的疑虑，例如无法面对“钱学森之问”：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出不了大师？六十多年了，我们哪一天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就是出不了大师？六十多年没有出一个大师，这难道不是中国教育非常值得总结的教训？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反而出不了大师？
党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必须坚守的意识形态准则，但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准则和学术的思想流派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思想流派，学者遵循什么指导思想、认同什么思想流派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绝对自由，不能因为非马克思主义就扣上谬误甚至反动的政治帽子。别的领域我不熟悉，仅拿人文学科领域来说，王国维、梁漱溟，陈寅恪、胡适，熊十力、牟宗三，这些现代史上的学术大师都不相信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哪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比他们成就大？冯友兰、朱光潜等解放后确乎服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学术辉煌时期恰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在当代中国，真正创造性地接受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大师只有一位李泽厚，但他却受到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管理部门的百般刁难，无理打压，粗暴批判。
高校除了是意识形态阵地，还应是教育科研机构吧？请问世界上有一种教育科研必须遵守某种主义吗？那是中世纪的信仰呢，还是现代教育和科学研究？是遵守一种主义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呢，还是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利于学术研究和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这个问题需要作出解释，不是简单地捍卫就能解决的。
再如对待思想舆论问题，国家武装力量的代表和媒体出面采取军事斗争姿态是否合适？
军队系统关注网络，应集中于网络间谍问题、军事情报安全问题，但却对网络思想舆论问题大发议论，甚至发出严厉威胁。网络思想舆论问题说到底是网络上的笔杆子问题，枪杆子对笔杆子发出威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用枪杆子来对付笔杆子，是现代文明社会最不可取的行径。宣传部门够强大了，实在不自信还有警察和安全部门，军队是否以不掺乎为好？军报甚至军委领导直接对网络声色俱厉地威胁，太不利于军队形象了！
再如所谓“亮剑”是什么意思呢？不外乎是动用国家机器暴力打压，封锁言路。但这样做如何面对历史经常发出的拷问：镣铐可以锁住肉体，能够锁住思想吗？取缔可以封住嘴巴，能够封住心灵吗？记得总书记号召学习国史和党史。国史上子产不毁乡校千古传为美谈，周厉王弭谤、秦始皇焚书坑儒、清朝康雍乾文字狱则遭到千古唾骂，就连孔老夫子这位大圣人，因以言治罪杀害了少正卯，也给自己留下永远抹不掉的污点。改革三十多年的今天，21世纪的今天，理应拥有子产的胸襟，无需再讲大禹治水的故事，如果再用国家暴力强硬镇压言论思想自由，历史将如何记录呢？
困惑五，关于网络批评
“舆论斗争”锋芒所向，主要是网络舆论。为什么网络舆论成了主要的斗争目标呢？原因应该是网络的批评言论、网络较之其他媒体拥有的相对大一些的自由度。例如《北京日报》就指责网络媒体热衷负面，把中国说得一团漆黑，新华社称不能指望网络说共产党的好话，《人民日报》则说泱泱大国不能看网络脸色行事，国防部的一位将军甚至说网络媒体成了和平演变的工具。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如何对待网络批评或者说网络的言论自由，对贵党的执政确乎是个严峻的考验。
我注意到，总书记先生关于思想宣传工作的819讲话明确强调要正面宣传为主。这个要求当然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正面的形象和事迹对于鼓舞人心、提振民气、稳定政权十分重要。但是我也同样注意到，总书记先生在一次党校讲话中引了《古文辑要》中的一个故事：裴矩在隋为官拍隋炀帝马屁，入唐为官则敢和唐太宗争论，司马光就此评论云：“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
我还同样注意到，总书记先生今年2月6日下午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公开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
怎样把握正面宣传和负面报道的关系，怎样把握肯定成就和指出问题的关系，怎样把握歌功颂德和尖锐批评的关系，已经成了思想宣传领域亟待厘清的问题。贵党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说法，往往令人大惑不解。
回顾一下贵党建国以来的思想宣传工作历史，不能不正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一直是一种密不透风的正面宣传，民间舆论空间为零。文革都十年浩劫了，不还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风景这边独好吗？在那个时代，哪一天不是贵党怎么说，百姓就必须跟着怎么动？贵党说反右，百姓就跟着喊反右，所谓“工人阶级说了话”；贵党说大跃进，百姓就跟着砸锅砍树“大炼钢铁”，唱“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贵党说人民公社好，百姓就跟着唱“人民公社是金桥”；贵党说文化大革命非常必要，百姓就跟着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空间有所松动，但贵党一直没有放松思想舆论工作的管理。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数次运动严厉整肃了批评言论和不同政见。从党的历史错误到现实问题，均在禁言之列。总书记先生一定十分清楚，建国以来，历次大小运动且不论运动自身的对错，都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问题，三反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一直到文革，无数无辜百姓甚至毫无瓜葛者均被牵连，轻则大好年华甚至一辈子被葬送，重则家破人亡（其中也包括令尊受到的长期无端迫害）。贵党不仅从来没有向被伤害者道一声歉，反而要求被伤害者、要求民众不断地唱赞歌，总之，只能“正面宣传”。直到今天，所有主要媒体仍在贵党严密掌控之下，每天按照贵党宣传机构的指示正面宣传，即便腐败已非常严重，以至于贵党都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告，但是主流媒体的宣传却一概是贪官微乎其微，我们党有决心反腐败，至于贵党为什么会出现大量贪官，贵党是否应为党内不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承担责任、是否应为腐败承担责任，却一直讳莫如深。哪一家党刊曾就严重的腐败问题哪怕做过一次“自我批评”？
不揣冒昧地请教总书记先生，贪腐遍地的现实中，正面宣传清正廉政典型的同时，是否也应揭露和抨击贪官污吏？窝案串案大量出现的现实中，正面宣传先进集体的同时，是否也不应以“孤立事件”搪塞民众？特权泛滥的现实中，正面宣传人民当家做主的同时，是否也应揭露和批评权贵的肆无忌惮？以权代法的现实中，正面宣传我们是法治国家的同时，是否也应揭露和批评贪赃枉法？强征强拆的现实中，正面宣传以人为本的同时，是否也应揭露和批评官商勾结欺凌百姓？此外，红肿之处，是否一定要正面宣传为艳若桃花？流脓之所，是否一定要正面宣传为美如乳酪？这样的正面宣传，真的能产生正面效果吗？看汹汹民意对央视新闻的评价，看《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到了指令性订阅单位的遭遇，看大学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尴尬（这种尴尬恐怕不能仅仅归结为修辞问题、技巧问题、表达形式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思想理论和生活实践的背离），难道还不值得贵党反思吗？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网络由于其民间性和技术特征，确乎出现了不同声音、发出了尖锐批评，特别是在反腐败中、在揭露官员失职渎职、特权泛滥中、在社会恶性事件的报道中承担了舆论监督主力军的作用。这本来应该是弥足珍贵，应该加以鼓励和保护的媒体功能，但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竟对网络批评和舆论监督如临大敌，开动包括国家武装力量在内的全部国家机器，必欲剿之而后快，这该多么对不起总书记讲的“三个自信”呢？
请问一个执政党天天只允许正面宣传，容不得批评，真是好事吗？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不揣冒昧地请您明示：究竟要求我们做隋朝的裴矩呢，还是做唐朝的裴矩？
之所以出现上述令人痛心的局面，从意识形态根源说，还是传统的简单的僵化的阶级斗争观念作怪。这种阶级斗争观念人为地制造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并且从分裂走向对立、冲突，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形成爆炸性的局面，仅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也极不可取，可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官方不应动辄就把思想界、网络、民间的批评者妖魔化。贵党可能完全对，批评者可能完全错，那么就需要对批评者“亮剑”甚至打“上甘岭战役”吗？不是有句话叫“真理越辩越明”吗！贵党既然拥有真理，甚至拥有宇宙真理，为什么“拥有真理怕辩论”，这么忌讳辩论，打压辩论、仇视不同声音呢？总书记已明确要求贵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么思想宣传工作的管理者就不应视思想界、网络、民间的不同意见如洪水猛兽。应该相信，思想界知识分子、网络发声者、民间批评家都是为了推进改革开放，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就我的了解，知识界包括我本人在内，基本的政治态度都是一句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共产党，一是改革，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意识形态高压以来，网络大V噤若寒蝉，网络反腐销声匿迹，专家学者人人自危，社会空气风声鹤唳。目下的网络整治打压所造成的紧张恐怖已经严重地毒化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我想这不应是贵党愿意看到的局面吧？
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在改革的深水区，意识形态不是为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援，反而倒行逆施，完全违背邓小平先生和他的同仁开拓的改革大业，大问“姓社姓资”，打改革横炮，这股逆流居然获得中央主要媒体的支持，这意味着什么？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您最近又号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响应您的号召，先来批评一下当下的意识形态政策：已出现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逆流，已出现复辟文革的逆流，已出现反法治反民主反人类现代文明底线的逆流。目前一些党媒的一些言论已表现出强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倾向，对宪政、对普世价值、对公民社会的批判，完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直至文革大批判所使用的那种陈腐不堪的阶级分析，毫无说服力，毫无理论品格，棍子帽子满天飞，完全颠覆了新时期以来的建设精神，倒退到1976年前的状态。这是对邓小平先生开拓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严重背离，是干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
用文革否定改革，用毛时代的陈腐僵化的意识形态扼杀思想解放，从而使政改胎死腹中，最后葬送经改，就是当下极左逆流的危害所在。因此有必要重提邓公二十多年前南巡时振聋发聩的指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我曾经在贵党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前夕，就贵党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问题给贵党中央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贵党“不要再把党神圣化。贵党九十年的经历，有艰苦卓绝的奋斗，伟大辉煌的胜利，也有曲折的历程，沉重的教训、可怕的错误。没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大跃进’，也没有‘反右’，也没有‘文革’。有句话说得好：‘成绩不说没不了，错误不说不得了’。有鉴于此，建党九十周年的宣传不宜只盯着成绩，甚至把党神圣化，不管党内出现了多少贪官，总是‘伟大光荣正确’不绝于耳，而应该认真深刻客观地总结教训，真正提高和增强贵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品格、执政素质。”
今天，关于贵党如何正确面对党内党外批评，我还是这个看法，请总书记先生批评指正。
一段时间以来，浏览主要党媒有关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还产生了一些困惑，也有一些可能错误的认识，一并请总书记先生批评指正。
1. 关于思想言论自由。在一个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国家，民众是否只应服从法律，不必服从其他的权力？我只有义务遵守我国的法律，当然这法律应是体现公民意志的法律。我只有义务服膺社会的公德，当然这公德应是体现公序良俗的公德。也就是说，在一个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国家，政府是否不应要求民众怎样思想？我手写我口，我口诉我心，没有义务必须遵循什么主义，没有必要必须接受什么指导。《人民日报》云中国人享有不容争议的言论自由。那么怎样解释动辄删帖、封号，怎样解释不允许民间办电视台办出版社办报？贵党有关管理机构肯定说，言论自由也要守法，我国的法律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请问被这么多原则限定的言论自由还是言论自由吗？
2. 关于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将它作为政治工具、僵化教条、意识形态大棒，还是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时代背景形成的思想智慧？这大概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前者的最恶劣的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化，它葬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令其声名狼藉。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教训吗？任何思想智慧，一旦成为僵化教条，特别是成为政治符咒，立刻就失去了生命力，堕落成束缚思想、阻碍进步的魔障。马克思主义在很多国家的命运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意识形态来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创造的灵活的实用的与时俱进的态度。
3. 关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继承毛泽东思想能不能等同于错误地不加分析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权威？令人忧虑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毛晚年的严重错误居然也被解读为改革的序曲。对大跃进、文革这种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疯狂愚蠢野蛮凶残的运动，不思总结教训，反而曲为之辩，使历史一下子倒退到1957年。如有人发表这样的奇谈怪论：“没有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失误，就没有改革创新之路”，推翻党的决议，为毛发动文革这一严重错误平反已呼之欲出。按这种逻辑，没有腐败，就没有反腐败，我们应感谢腐败分子了！贵党的历史决议曾明确指出，1957年之后，毛个人专断导致的极左愈演愈烈，终于酿成文革十年浩劫。目下为毛晚年错误张目的言行是否要推翻贵党的这个决议？
4. 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权。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解释权在谁？是不是有一个“权威”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就是马克思主义，说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允不允许公民讲话，允不允许公民发表意见？
5. 关于网络诽谤罪。两高司法解释云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均为诽谤罪。这个解释是否太宽泛？如无具体明确，是否会贻害无穷，为欲加之罪留下巨大空间，成为“口袋罪”？（最近甘肃一位16岁的初中生仅因发微博质疑了一个负面事件就被警方拘捕，依据的正是类似的口袋罪）请问抨击腐败、针砭时弊、批评政府、主张政改算不算“损害国家形象”“造成恶劣影响”？
6. 关于打压网络维权反腐人士。从郭飞雄到到边民到王功权，一些十分温和的反腐维权人士相继被捕，并且违法超期羁押无任何解释，这是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报复网络反腐维权人士、破坏法治的恶劣事件。这些事件暴露了我们的法制是何等地脆弱。一个讲话一个文件一个运动便可以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最高法院院长公然宣称审判要配合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到警察欲加之罪不择手段，形式的法制都受到挑战。这难道有利于党的形象？难道有利于改革？贵党不是说过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吗？党的会议精神还没有形成法律，高法院长就要配合，这符合贵党的承诺吗？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您要求把“权力放在笼子里”，我曾在微博中指出这是十八大以来的政治最强音。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目前的做法不是公民把公权力放到了笼子里，而是公权力把公民放到了笼子里。
7. 关于国际报道。总书记刚从俄罗斯访问回来，国内立刻就有一位叫王小石的在新华网发文章把俄罗斯骂了个狗血喷头，斥责俄罗斯是三流国家，险些酿成中俄外交纠纷。总书记刚从美国访问回来，“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话音未落，国内立刻就有《求是》发文，指责美国想颠覆世界老二。这难道不是蓄意干扰甚至颠覆贵党中央的国际外交战略？难道不是和总书记对着干？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毋庸讳言，这一拨意识形态管制的高潮是所谓“七不讲”。坦率地说，“七不讲”在坊间流传时，我在很长时间内都一直坚信那是个谣言，党怎么可能发出不允许谈“公民权利”的指令？但我又痛心地了解到，相关文件已经正式传达。总书记先生，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七不讲”对贵党的形象非常不利，它颠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成果，毒化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使党的形象一下子倒退了五十年，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政治自戗。目下恶果已现：例如某个天天叫嚣要回到文革、公然为江青等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文革孽种就公开说：他们这帮文革孽种帮助党提出了“七不讲”，下一步就是帮助党从“七不讲”走向“文革”。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恳切请求您和您的同事消除“七不讲”给贵党造成的不良影响，为了改革开放事业，为了中华民族的前景，也为了贵党的政治形象，不宜再消极地要求“七不讲”，而是应该积极地呼吁“十讲”：理直气壮地讲宪政，理直气壮地讲普世价值，理直气壮地讲公民权力，理直气壮地讲司法独立，理直气壮地讲自由民主，理直气壮地揭露腐败，理直气壮地针砭时弊，理直气壮地抨击特权，理直气壮地揭示历史真相，理直气壮地推进政治改革。这样党才会建立起真正的自信，才会获得中国人民心悦诚服的拥护。为此不揣浅陋和冒昧，再向总书记提出八点建议：
1. 警惕和扭转意识形态的倒退，顺乎历史潮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滋生陈腐意识形态的土壤。
2. 警惕文革复辟，极左回潮，坚决依法惩治煽动文革暴力的政治流氓和社会流氓。
3. 反对动辄就问＂姓社姓资＂，挥舞阶级斗争大棒，乱贴阶级标签的陈腐僵化野蛮做法，继承邓小平先生开拓的改革开放道路和思想解放精神，以十八大二十四字（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繁荣等）为治国圭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诉求。
4. 拒绝打棍子、扣帽子、上纲上线等令人深恶痛绝的粗暴做法，落实言论自由，学术独立，思想无禁区。
5. 允许并鼓励思想界法学界展开宪政问题乃至其他法治建设问题的讨论，坚决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6. 停止对普世价值的无端攻击，为普世价值的实现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
7. 官媒称不能以＂反腐＂为名散布网络谣言，但更重要的是不能以“追谣”为名打压网络反腐。针对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贪腐泛滥、特权横行，网络反腐的功能怎样估价都不过分。在惩治网络犯罪的同时，一定格外注意保护和激励网络反腐。严惩以追谣为名打击网络反腐的犯罪行径。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可以也必须不断地调适修正改革开放发展的社会工程，社会实验，社会模式，而不应成为固步自封、妄自尊大、文过饰非、保护特权的僵化体制，更不能成为拒绝一切文明呼吁的政治大棒。”
在这封信落笔之际，看到了《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一段话：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熔铸着这种理想的“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它是必须始终坚持的市场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让发展环境更加公平，创造活力自由奔涌；它是亟待大力构筑的法治化基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让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入人心；它是需要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洁政治，让更多人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只有在这些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能建设一个强大而又可亲的现代中国，创造一个既和谐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
我完全赞同这段话，“法治”、“民主”、“廉洁”是这段话的关键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短短一段话300字，出现六次“法治”，我把它理解为为宪政民主背书。同时坊间传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确定的改革方案，也令国人非常振奋。如反腐机构直接隶属中央、各级法院独立于政法委等。记得我在十八大前给十八大提出的十八条建议中，也提到这一条。若果如此，非常欣慰。
但是，若实现这些目标，不仅在经济改革上需要壮士断腕，在政治改革上恐怕也需要脱胎换骨。
尊敬的总书记先生，国人期待着！
即诵
秋安！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 赵士林
2013年10月7日夜
附记：这封信落款之后，看到了总书记在今次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格外注意到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并坚定地表示“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我完全赞同总书记的讲话。那么如何保证“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总书记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但目前的意识形态回潮，已经在改革开放的“根本性问题”上出现了“颠覆性错误”，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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