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到批斗，并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其后悲惨逝世。刘少奇的遭遇也被后人认为是文革当中的极具代表性的悲剧之一。而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宋永毅教授对此另有看法，在其所撰《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中指出，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而刘少奇既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把“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篇论文的题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残忍的。因为刘少奇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并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并强调他在六十年代初经济政策上和毛的区别。〔1〕还进一步用经济政策上的区别来模糊和掩盖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
对于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却大都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同刘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线领导之间分歧的发展，使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刘少奇）相当被动，”“很快又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等等。〔2〕而对于刘少奇对发动文革的态度和他领导的文革初期的运动中实际上做了一些什么，却语焉不详，极少提及。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前者可以从罗瑞卿、邓拓和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杀者的遗书作证。它们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3〕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4〕
后者则可以从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余年后和他被正式平反后，他的遗孀王光美竟然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表白中得到佐证。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5〕
事实上，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无论是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还是他决定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
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绞尽脑汁除之为快。
刘少奇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
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一，四清运动：刘少奇直接领导的文革预演
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那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号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
在今天中共官方有关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关系的论述中，大都说成是“深刻分歧”，〔6〕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尖锐批评刘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条件下、有组织的充分发扬民主）教育运动是扩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个人专制加无政府主义）对付假想敌人，走向极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仅仅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这一说法把刘少奇实在美化得离谱。且不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有它的形成过程，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即便是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就想发动文革，刘少奇也决不会出来抵制。
纵观刘少奇在整个“四清运动”中的真实表现，刘少奇非但跟着毛泽东的“左”调亦步亦趋，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独创。考诸史实，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与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实有互相启发、相互影响之效。也可以说，在帮助毛泽东形成和发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刘少奇大有推波助澜的“贡献”。
“四清”运动起源于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了12日和13日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刘少奇对这个将要开展的政治运动的定调是：“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8〕倒是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仍然只是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9〕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还以和苏联坚决斗争的“反修专家”的身份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0〕很显然，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
3个月后，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写下了和这一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11〕毛的这一论断，不仅在当时就把“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12〕后来更成了他发动文革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毛形成他文革理论的过程中，刘的一些激烈的“左”调对毛无疑是有着启发性和鼓励性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13〕
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学的系，班，老教授在统治，在领导。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艺刊物大多数，十几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其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在刘少奇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期间，中共通过中央文件树立了三个“四清”的样板和典型。它们分别是：1）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2）河北省的桃园经验（见《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3）天津的小站经验（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虽然这些典型都是毛点头同意了的，但刘少奇是这三个档的起草者和最后签署者，其中还有刘少奇的纯个人的独创——“桃园经验”。
正因为毛、刘的高度一致，在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才在1964年8月5日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应当客观地说：这一段时间的毛刘关系，是他们的一个蜜月期。
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这三个“四清”经验，尤其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创立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本人的利器。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963年11月，刘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到唐山专区抚甯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任“四清”工作组副组长，在刘的直接指示下创立了“桃园经验”。然后，又在刘的安排后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随后，刘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区各地作报告，传播他们夫妇共同的“桃园经验”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样板。当时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只是说了一声“不能盲目执行”，刘少奇便大发脾气。〔16〕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了批语，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作为“四清”样板批发给全国。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9月1日便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
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的“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事实上，王光美在全国作“桃园经验”报告的风光，就极大地刺激过江青的政治野心。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要陶铸通过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让王光美作报告，当时江青就在“屏风后面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对此十分不满”。〔17〕
其次，刘少奇的倡导的“桃园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在50年代末期，早已经有了人民公社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和毛泽东一起，在四清运动中重新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的力量，还多次颁发中央文件给予肯定。〔18〕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更进一步搞出在贫下中农里秘密“扎根串连”来重组现有体制外的“阶级队伍”的办法。文革初期，北京大、中学校的一批高干子弟——包括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内－－纷纷策划在他们这帮贵族子弟的圈子里“扎根串连”，成立“贫协”、“红卫兵”这样的秘密组织，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些“四清”经验的影响。在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的档中，又都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了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19〕
在具体的发动群众的方法上，“大字报”也曾是常用的形式，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中，“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反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完全是文革“四大”的架势。
从“四清”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合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20〕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的“全面夺权”，那一条演绎发展的线索还是很清楚的。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21〕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少奇挂帅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地方机关、企业、基层、学校清查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联盟、集团共五千七百六十个。组织结论中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五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人。〔22〕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连最近研究“四清”和文革关系的国内学者都已经指出：“四清运动期间，在部分地区开展了夺权斗争，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上升到政治问题来处理。搞人人过关，‘有鱼没鱼淘干了看’，鼓动群众都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无疑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23〕
对此，刘少奇是毫无疑问要负主要责任的。在这一方面，倒是毛泽东在1965年1月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规定了一些有利于运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方法和政策”。〔24〕
至此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刘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搞得比毛泽东还要“左”，为什么他们在制定《二十三条》时会发生争论呢？这是不是说明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呢？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次会议的特殊的背景：毛刘的争论发生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那个会议是毛泽东在盛怒中把已经解散了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地主要领导再重新叫回来“继续开会”的。这里是国内历史学家肖冬连的记述：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趁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带有工作性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不知毛有很多话要讲，毛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大为恼火。
会议没开几天，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毛泽东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里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陶铸、曾志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刘少奇，但是我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25〕
无疑，这个和刘少奇发生冲突的会议是毛泽东在龙颜大怒（“大为恼火”和“忍无可忍”）的心态下主动要求召开的，换句话说，毛泽东是主动地、是有备而战的——他一定会向刘少奇主动发难，找碴。
但是，如果理由仅是说自己插话的时间不够，或者他没有出席会议的闭幕式，最多不过是一个对他“不够尊重”的问题。毛泽东是一个上纲上线的好手，他会想方设法地把触犯了他个人“龙颜”的人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打倒。即便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路线和思想理论的分歧，他也会抢占道德制高点，蓄意制造出重大理论分歧来，甚至不惜出尔反尔地批判许多他过去完全同意和提倡的东西。1959年的的庐山会议，他原来和彭德怀在反“左”上是一致的。但当他一旦发觉彭德怀的信触犯了他的个人尊严，立刻把整个会议变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进而把彭德怀等人从理论的高度打成“反党集团”。
这个毛泽东主动召开的会议，从1964年12月20日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到1965年1月14日制定《二十三条》。在这一系列的会议上，毛泽东先是抓住了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为极“左”的理论：“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因为刘少奇的提法在以前的中央文件里都已经有过，而且毛都是同意了的，刘当然是一时转不过马上否定自己弯来，便耐着性子辩解，主张“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一下子更使得毛恼羞成怒，对他的批判更全面地上纲上线了。毛在这次会议上批判刘领导的社教“打击面太宽”；在12月26日他的生日宴会上批判刘少奇主张的“蹲点”；在1965年1月3日的会议上批判刘的“打歼灭战”和“扎根串连”；在1月5日批刘少奇工作队的“人海战术”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6〕这里应当明确的是：所有这些被批判的刘少奇的理论和方法，都非但是毛泽东批示同意过了的，还是他大力提倡了的。
在毛泽东出尔反尔地制造出他和刘少奇的重大理论分歧的同时，他还戏剧性地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拿出《党章》和《宪法》，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兴师问罪：为什么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给他“言论自由”。毛泽东在这期间甚至在党的会议上象小孩吵架似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27〕可见，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大陆历史学家高华对突然发生的毛刘分歧，即“毛泽东为甚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关键是：“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他在谈到毛突然转变对“桃园经验”的态度时说：“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高华还分析道：“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28〕
刘少奇对于这一分歧的实质并非心中无数，他在1965年1月13日下午召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当着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等十七个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的面，大作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检讨（注意：不是“重大理论分歧”的检讨）。会后，刘又主动找毛做自我批评。〔29〕但是毛泽东的反应却是：“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重来不让步的。”〔30〕——这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白，因为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所有经验和“原则”都是他本人批示同意和大力提倡了的。除了说明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品质和猜忌成性的变态心理，哪里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然而，如同毛在1970年12月28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承认的：正是这时他下了决心“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31〕
二，“文化革命”：从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国内的官方出版物尽管也承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偏差”，但仍然为他辩护说：“在农村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虽然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采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从全国各个方面的全局上来看——例如，对文化艺术、对哲学社会科学、对党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门等等—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不像毛泽东那样严重。就阶级斗争存在的层次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强调过，在一些存在严重问题的基层，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对这个‘上面’的认识上，他们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毛泽东认为根子可以而且应该挖到中央领导层，即中央内部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32〕
这一论断，显然是罔顾历史事实的。首先，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完全赞成的。例如，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于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就十分赞同，还提出要作为“反面材料”“印给党内看看”〔33〕。
刘少奇不仅有言论，更有动作。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彭真和刘仁，指责“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4〕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艺界3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由周扬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当周扬说到停演鬼戏时，刘少奇插话。他说：“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这样的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李慧娘》是有反党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紧接着，他又提出田汉编剧的京剧《谢瑶环》的问题。他说：“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吴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35〕在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档“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鬼戏问题还只是一个“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的错误。〔36〕而身为国家主席和中共的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竟一下子把它们上纲上线到“影射”和“反党动机”的吓人高度，不仅完全是文革手法的预演，更开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两名著名的党员作家（孟超和田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除了田汉和孟超，刘少奇还点了画家陈半丁的名，他说：“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37〕
1964年4月9日，刘少奇在和某国文化代表团谈话时又指出：“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38〕
至于说到“刘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却可能只到省、市、这样一些层次，”更完全违反了历史事实。在前述的6月11日中央会议上，刘少奇不是和毛泽东一起大谈特谈“中央可能出赫鲁晓夫”的话题吗？刘少奇不是还主张：如果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吗？在那个会上，刘还一再强调要追上面的“根子”。他说：“朝中有人”、“危险在上面”；“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39〕自然，刘少奇在当时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仅3年以后，他本人成了这个“赫鲁晓夫”。
他当时要揪出来的，他要鼓动下面去“造反”的，只不过是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可能的中央领导中的其他人而已。除了这个区别，他和毛泽东都是高度一致的。
这里，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中共档和资料来追溯一下“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的来源、演变和刘少奇的作用，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文化大革命”最初并非是毛泽东的一家独创，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文艺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搞“文化革命”经验的影响。中共主管文艺工作的重要干部阳翰笙早在1954年就提出要向波兰共产党学习用“巨大的群众运动”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强大杠杆”。〔40〕刘少奇本人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其他一些重要讲话中，也都一再倡导“文化革命”。例如，刘少奇本人在他的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41〕刘本人又在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42〕在刘少奇讲话后的一周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名为《文化革命开始了》的社论，提出了贯彻刘的讲话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例如，“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43〕当然，刘少奇当时倡导的“文化革命”，还不是一场政治斗争，尤其是以夺权形式出现的党内大清洗。
把文化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形成于“四清”运动中。根据中共官方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最早提出的是当年的中宣部部长，副总理陆定一，就在1964年12月27日：“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兰和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44〕紧接着，陆定一去夺了权，兼任了文化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文化部整风。在他们主持下的中共文件，《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1965年10月30日）中，把“文化革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是这么定义它的：“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45〕无论是陆定一还是周扬，在文革中一度被认为是刘少奇派系的干部，但是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和定义，都先于毛泽东，并已经非常接近于毛后来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论。他们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值得注意的并不仅是文化部的汇报提纲，还在于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一线在1966年1月23日向全国批转了这一《汇报提纲》。在中共中央的这个名为《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文件中说：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着的成果。〔46〕
由此可见，刘少奇、彭真、陆定一这些人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反对者，尽管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当成了“革命对象”。他们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一样的也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只是他们认为的“文化大革命”还仅是和文化有关的诸领域内的政治清洗而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但是，这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区别。另外，毛泽东的“一百步”也是建立在他们的“五十步”的基础上的。
当然，他们认为不应该“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说他们一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控制在各级共产党组织的牢固的领导之下，而不允许群众造反。这又是他们更有趣的思想和表现了——这正是我们下面要继续研究的在文革初期课题。
三，伪命题：“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记得：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执行了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近年以来，随着刘少奇子女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后人的落魄，这条所谓的“反动路线”已经被大大地美化了。刘少奇儿子刘源在他最近关于他父亲的著作里竟然借他人之口说：“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它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国情民情，行之有效。”〔47〕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档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1999年还不得不承认道：“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48〕
作为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七年前的认识已经难能可贵（可惜现在已经大大倒退）。但是历史的真相还在于：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非但中共历史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动文革的领导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刘少奇带头确立的。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刘少奇一手领导的“四清运动”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论上乃至方法上具体准备。
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要彻底搞清楚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说究竟有没有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破除长期以来笼罩在历史真相上的几个错觉。
第一个错觉是：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他对毛的文革纲领性的档《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修改意见。在大陆党史和刘少奇研究者的著作里，对讨论《五一六通知》时刘的态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记载：
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意见：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49〕
——这完全是为了推卸刘少奇的历史责任制造出来的谎言。首先，这不符合会议亲历者回忆的历史事实。如李雪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从5月4日到26日的中央正式局扩大会议都是由刘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0〕在当事人陈伯达和王力的回忆录中，也从没有任何刘少奇反对《五一六通知》的内容。〔51〕其次，上述没有打引号的刘少奇的话显然自相矛盾：一方面指责不同意改是“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却同意一字不改——这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即便是一些语法上的修改，也根本无法说明刘少奇反对了《五一六通知》。
历史的真相是：文革初期，在伙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于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是毛泽东在1966年4、5月间在中央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夺下了中枢要地——首都、军队和中央办公厅的大权。可彭、罗、陆、杨四人非但都是刘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班底都是他北方局的老部下。然而，据李雪峰回忆，1966年4月19日刘少奇出国回来后，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1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刘少奇的“点名”某人为“反党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刘点名抛出来的自然有他的老部下彭真。
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会见胡志明时，他喜形于色地告诉这位越共领导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其问题已经解决了。〔52〕
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会，因为后者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又不无喜色地讲了下面的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
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53〕
读者不仅会问：难道刘少奇对毛泽东要搞自己真的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位熟稔政治游戏的中共第一副主席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54〕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除了林彪，还包括周恩来。〔55〕但是刘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以至竟说出他的亲信彭真“也反对我”这样匪夷所思的话来。但细细一想不难明白：刘这么做除了他仍对毛心存侥幸外，都不外是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坚决支持文革的态度，以取得毛的谅解；并用牺牲别人（尽管是他的亲密战友和老部下）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第二个历史错觉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路线”是一条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路线。刘少奇确实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请教的方式婉转地表达过他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法的不同意见。但自毛泽东批他以后，刘便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心膺诚服地赞成并拥护这一提法。在1966年5月到8月的4、5个月内，刘少奇是党中央一线对全国文革的实际领导者。他不但在口头上拥护毛的“走资派”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大抓大整了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人物”。在这段时间内，刘以中央的名义颁发和批转了近十个文件，以指导全国的运动。其中有《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乾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26日，中发〔1966〕326号》，《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2号》，《中央批发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66年7月6日，中发〔66〕344号》，《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7日，中发〔66〕347号》，《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城乡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部署意见的报告〉；1966年7月8日，中发〔66〕345号》，《中共中央同意华东局对山东省委关于各类学校开展文化革命运动若干问题；1966年7月11日，中发〔66〕353号》，《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19日，中发〔66〕363号》，《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发〔66〕372号》，《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1966年7月21日，中发〔67〕374号》等。仅在这些文件中，刘就批准了各地党委批判斗争数百名自中央地方的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干部——这些人大多是中共党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刘邓一线中央的领导下，这个时期揪出的一大批所谓“黑帮”、“三家村”，无一不是经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后抛出来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的。
他们中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还有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副校长范若愚等四人。此外还有各省市负责文教宣传的省市委书记，如辽宁省委书记周恒，哈尔滨市委书记郑依平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牛乃文，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黑帮”，中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黑帮”和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三家村”，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黑帮”，安徽省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居荟明、王世杰“三家村”、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首的“云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补书记杨西光，等等。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
在教育界，他们有高教部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广东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娄平、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东北工学院前党委书记柳运光、渖阳农学院院长张克威、吉林大学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东北林学院党委书记王禹明、辽宁大学校长邵凯、杨俊超“黑帮”、浙江大学校长刘丹“黑帮”、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黑帮”……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打倒的文教系统“反动学术权威”——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华东师范学院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李俊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电影局副局长瞿白音、上海作家协会叶以群、王西彦等人。
除此之外，刘少奇在这段时间内还直接批判和撤换了一些省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刘邓周等一线中央亲自指导过一个马拉松式的中共华北局的“前门饭店会议”。和毛的文革派一起，他们连续“连续斗跨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从而为文革大地震扫清华北地区的障碍。”〔56〕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出马，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57〕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 这些党内宣传、文艺、教育新闻界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并由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其实，对他们直接下手的，是刘邓的一线中央。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的是各级党委直接操纵下的“革命群众”——那时候各省市的造反派还没有出世呢！
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如果说有“分歧”，那就是毛的“中国赫鲁晓夫”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最终目标是刘少奇，而刘少奇的最终目标则是为了保自己。
因此，为毛所憎恶的一大批党内教育文艺和宣传方面高级干部变成了他牺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他一心以为只要把他们全部打成“黑帮”和“三家村”等等，就能满足毛泽东的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革命”欲望，自己便可以在混战一场中得以脱身。
最后一个历史错觉是关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问题。目下中共的一些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的“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58〕这显然是有违历史真相的。
首先，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领导下级单位的运动，是中共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而不是抵制运动。如同邓小平所说：“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59〕
其次，文革中最早的两个工作组，以陈伯达为首的《人民日报》工作组和以张承先为队长的北大工作组都是得到了毛泽东同意和赞成的。〔60〕
再次，毛泽东在运动开展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派工作组搞文革一直是取肯定态度的。例如，刘邓在1966年7月2日颁发了一个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中发〔66〕336号），其中提到：“正在进行四清的单位，要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文化大革命插进去进行。”这一通知是经毛批准后下发的。一直到1966年7月23日，毛仍然同意《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中发〔66〕378号）中所提出的：“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的方法。〔61〕最后，工作组虽然控制了群众性的“乱斗”，但最终是为文革初期的群众性的暴力提供了攻击对象和方法。
对此，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博士有很精辟的分析：
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
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
北京的中学在6月初停课，工作组也在那一时期进入学校。刘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成员的讲话中说：“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斗刘超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超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
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62〕
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
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例如，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就批示道：“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有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63〕中国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已经有了53．4万的大学生和2546．6万的中学生，加上全国570．6万的教职员工、〔64〕共有超过三千万之众。即便按刘少奇的1％的“右派指标”，也将有超过三十万的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更何况中共的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实践告诉我们，一般地方上的比例一定会扩大10倍左右。这样，少说也会有两百到三百万教育界的学子和教师被打成右派！
根据北京学生组织在文革初期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统计，反革命工作组把10211个革命小将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这是血淋淋的数字！”〔65〕——这确实是一个血淋淋的数字。它不仅说明了在实践中，工作组的大规模整人已经超越了刘少奇定下的指标，更说明了刘少奇在作为一个残酷地迫害无辜群众这一点上，毫不比毛逊色。
平心而论，刘少奇派工作组非但是毛同意的，他指令工作组抓“右派”也不过就是毛在1957年对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搞“引蛇出洞”的“阳谋”的再版，完全应当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当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以后，尤其是在8月4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面尖锐地指责他派工作组“在北京专政”时，刘非常不服，认为毛出尔反尔，以致发生当面的争执。其实，无论他同意不同意毛的主张，派与不派工作组；也无论他怎样前倨后恭，小心谨慎，甚至以邻为壑——以牺牲别人的政治生命来讨得毛的欢心，毛泽东都是会找到藉口把他打倒的。刘少奇当时也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不过是毛泽东对他先“引蛇出洞”，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一个小小权谋而已。毛泽东不是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托他“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吗？〔66〕但刘无论怎样“相机处理”都会是错的：刘少奇派工作组，毛可以回来指责他“镇压革命群众”；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毛也可以给他按一个“放弃党的领导”的罪名而打倒。当刘少奇和他的工作组在各个学校和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师生大玩毛泽东1957年“引蛇出洞”的“阳谋”游戏时，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跟他们玩了一个更大的“引蛇出洞”的游戏。结果是刘少奇自始至终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输家。从这一意义上，其实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其一，文革初期，毛从来没有提出过一条自己的文革应当怎么搞的“革命路线”，而只是在外地袖手旁观，精心部署，等着回京抓刘的辫子；其二，刘少奇所作的一切都是毛所批准的、或毛一贯执行的，只是毛为了打倒他而不惜出尔反尔、把它们变成了莫须有的罪名而已。对此，中国大陆的党史研究者和刘少奇研究专家也有同感。如黄峥就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并没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张。”〔67〕作这一如是观，在今天把当年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成“实际上是一条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路线”，完全是一种刻意美化刘少奇、夸大和制造他和毛泽东“分歧”的天方夜谭。
毛泽东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发现刘已经落入了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就立刻对他亲自同意的派工作组的运动方式出尔反尔地大加指责。
在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刘搞突然袭击，指责他在北京“镇压群众运动”，并进一步声色俱厉地点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因为刘当时没有能按捺住他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毛就马上在第二天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立刻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把林彪定为接班人，把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由此，刘少奇被赶出了中央一线的领导位置，开始了他漫长的被软禁、被批斗、被关押并最终被折磨致死的黑暗岁月。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只是当毛泽东开始直接攻击刘本人并明显地危及了他个人（绝对不是别人）生存的情况下，刘少奇才开始有了一些不满言论（这也是仅见于在史学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属的回忆）和对个人历史问题的辩解。但即便是这些不满和辩解，也常常是在毛的压力下以刘完全按毛无理攻击他的调子所做的“检查”告终。
例如在1966年8月日的会上，刘一时没有能按捺住他对毛出尔反尔的不满，曾冲口而出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68〕根据目下中国党史研究者们的共识，正是因为刘一时控制不住的的表态，导致毛在第二天就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时间又很快证明刘少奇的“五不怕”是色厉内荏的，〔69〕在毛的凌厉攻势下他不但马上就他的“五不怕”作了专门的检讨，还完全按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痛骂自己是：“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70〕
因此，我们实在是缺乏许多中国党史专家们所美言的所谓刘少奇对毛泽东作了“抵制”、“反抗”和“抗争”的证据。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泽东的压力下最后违心地做了检查呢？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是自己错了吗？抑或只是屈从于毛泽东的淫威？这个问题或许可以推导得更远：刘少奇明知毛泽东是要搞自己，为什么不联合其他中央领导进行反抗？除了实际上这些中共领导人都并不具有“五不怕”精神的个人因素外，他们对毛泽东作为他们的领袖和对中共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是他们迅速缴械投降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就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对抗毛的思想武器。
一方面，由刘少奇始作俑者的对毛的造神运动，经由林彪六十年代的发扬光大，在文革前已经把毛变成了一个半人半神的领袖人物。这样，即便这些造神者们对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也都会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上形成一个“信徒反抗上帝”式的无解的悖论——其结果只能以信徒的认错和诚服而告结束。
另一方面，他们和毛在发动和进行文革上并没有“两条路线”的分歧，他们的悲剧都是建筑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莫须有”的罪名上的。就刘少奇个人而论，更是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战功和地盘，一直是作为毛最大的依附者和最忠诚的献媚者才成为中共的第二号人物的。他是绝对没有任何党内实力和精神力量去反对毛的（如毛所言：“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他甚至是不会有一丝一毫的“联合其他中央领导进行反抗”的念头的。
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就不难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了。
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中共1981年通过的有关文革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71〕回顾历史，我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领导人”都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殉难者之一的刘少奇的贡献为最大。
确实，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通过本文中罗列的今天不太为人知的刘少奇和文革的故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等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层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
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注释
1．尽管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非常狂热地支持毛泽东的“三面红旗”路线，但是他在目睹人民公社的祸害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六十年代初和党内务实派陈云、周恩来等人，在经济调整中一起为国家走出饿死数千万人的“人祸”作出过贡献。
2．黄铮《刘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5页。又见刘源《忠实坦荡昭日月》，载《中华儿女》杂志，1998年第10期。
3．罗点点《点点记忆：红色家族档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页。
4．袁鹰《玉碎》，载周明主编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3卷，第128页。
5．蔡咏梅《吴祖光一生的遗憾》，载香港《开放》杂志2003年5月号。
6．郑谦、刘波《刘少奇之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四卷，第1334页。
7．刘源、何家栋《可贵的尝试》，载王光美、刘源等着《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下卷，第571页。
9．郭德宏、林小波着《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页。
10．同上，第32页。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12．见中共中央［63］34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
13．肖东连等着《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册），北京：红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页。
14．1964年7月21日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郭德宏、林小波着《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5．同注〔13〕，第1054－1055页。
16．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第487－488页。
17．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1－432页。
18．这一类的中央文件有《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的指示》（1964年6月25日），《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1964年11月12日）等。
19．见《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20．同上。
21．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揭开桃园假四清真复辟的黑幕》，1967年5月。第4页。
22．罗冰《毛泽东发动社教运动档案解密》，香港：《争鸣》月刊，2006年2月号。
23．同注〔9〕，第348页。
24．同上，第276页。
25．同注〔13〕，第1102页。
26．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页。
27．同注〔7〕，第77页。28．高华《1964—1965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执》，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一九九八年四月号。
29．同注〔32〕，第1126页。
30．同注〔7〕，第78页。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32．同注〔6〕，第1335页。
33．同注〔13〕，1054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页。
35．同注〔13〕，1084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37．《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1967年9月。
38．同上。
39．同注〔13〕，1056，1060页。
40．阳翰笙《向波兰人民学习》，原载《人民日报》1954年9月27日。
41．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9月17日。
42．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
43．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44．同注〔26〕，1121页。
45．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北京：〔内部出版〕，1987年。第653页。
46．同上。
47．刘源《刘少奇和新中国》，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第219页。
48．王光美、刘源等着《历史应由人民书写：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页。
49．冯来刚、鲁彤着《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渖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页。
50．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51．见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页。
52．黄峥《刘少奇元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页。
5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54．同注49。
55．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6．程惕洁《四十余年回首，再看内蒙文革》，纽约：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年。
57．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58．同注〔2〕。
59．见《邓小平对《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负责人的谈话》（1966年5月3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6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 61页。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61．同注〔60〕，第69页。毛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已经收到看过。同一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62．王友琴《刘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国》（美国网路杂志）2003年6月号。
63．摘自《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北京：首都揪斗刘少奇联络总站，1967年8月，第2页。
6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78－82页。
65．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撰《天翻地覆慨而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洛阳：河南二七公社洛阳拖技校八一六兵团印，1967年。第56页。这一数字可能不是非常准确，但即便是以当时北京有近30万大学生计，按刘的指标也至少要打3千名右派了！
66．王年一《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载《回首文革》，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页。
67．同注〔2〕，第38页。
6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648页。
69．这里所说的“五不怕”，是指毛泽东过去提倡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70．同注〔2〕，第23、27、32页。
71．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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