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光：反封建专制里程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反封建专制里程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作者：杜　光

　　25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时光流逝，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邓小平言犹在耳，但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在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用“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恐怕是包括不了的。

我们为什么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诞生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民主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还缺乏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以致不能把民主革命坚持彻底；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共自身的严重影响也估计不足，没有始终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党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很注意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结果，在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就出现了错位：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抵制，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而得到弘扬和发展。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在中国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明确地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而对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制度而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政治思想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始终忽视在政治思想领域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没有涉及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只是一味地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实际上也有助长封建专制主义在党内滋长的另一面，如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传唱《东方红》，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就是一些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看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阴影。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集中的有时是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像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不幸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封建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蒂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说，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转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