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一: 1-18）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The Private Life of Mao

原著：李志綏
英譯：戴鸿超教授
助编：石文安(Anne F. Thurston)
前言：黎安友教授(Prof.Andrew J. Nathan)
中譯：李医生
中文版助编：廖书珊

目　录

本书简介
作者简介
献　词
前　言（黎安友教授）
自　序
致　谢
中南海地图（略）
中共党组织表（略）
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表（略）
序　幕：毛泽东之死
第一篇：一九四九年 - 一九五七年
　(01-04)， (05-14)， (15-18)
第二篇：一九五七年 - 一九六五年
　(19-27)， (28-38)， (39-54)
第三篇：一九六五年 - 一九七六年
　(55-77)， (78-90)
终　曲
人物简介
年　表

本书简介

　　毛泽东的生理与心理，和他的绝对权力形成互动的影响，并由此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

作者简介

　　李医生，一九一九年生於北京。他的家庭属於世代相袭的医生世家。李医生的大曾祖父是满清同光年间的御医。一九四五年李医生获得医学博士。一九五零年以後成为中共核心内医疗机构的主持人，并自一九五四年起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一九八零年後李医生被任命为中华医学会、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并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及《美国医学杂志》中文版。一九八八年移居美国，与他的两个儿子及儿媳住在一起。

献　词

　　本书不是毛泽东的传略。这只不过是著者作为毛泽东的医生二十二年间的个人经历。谨以此献给亡故的爱妻——吴慎娴。在这些年中，她与我共历患难，鼓励并支持我，使我得以度过那些恐惧忧抑的日子，并最後完成这本书的写作。

前　言

黎安友教授(哥伦比亚大学)

　　像毛泽东这样长期统治众多子民，并带给他的国家巨大浩劫的领袖，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驾御的欲望和害怕背叛的恐惧，驱使毛持续陷其宫廷和子民於动荡之中。他的理想和权谋，驱使中国迈向大跃进及其可怕後果，即夺去千万生灵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

　　在这本由曾任毛二十二年专任医生的作者所著的回忆录中，毛也是第一个如此被近身观察的专制暴君。索多留(Seutonius)所著的《十二凯撒生活录》，历历描绘了提比略、卡利古拉及尼禄的绝对权力令人悚惧的表现：声色犬马、贪婪、虐待狂、乱伦、酷刑和杀人如麻。但作者本人并不认识这些君主。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在《秘史》一书中，无情地挞伐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和其後提奥多拉，却缺乏对主人翁的真正了解。施佩尔(Albert Speer)熟识希特勒，但他俩的共同兴趣局限在公务和战争。史达林的女儿很少和她父亲见面。拿破仑和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日记仅为临床资料。

　　莫兰(Moran)的《邱吉尔传》和荷顿(Herndon)的《林肯》这类关於伟大民主领袖的私人回忆录，在历史方面的着墨，并不多於暴君的传记，这是因为民主领袖较无将其个性强加於历史事件上的伸展空间。而中国传统中，每个朝代的“起居注”也只记载了每位帝王在仪式、异兆、结盟、封地采邑上所扮演的角色，甚少揭露黄袍下的个人。即使是在《三国演义》此类中国历史人物的虚构小说中，处理的也是人物类型而非个性。

　　相对之下，李医生的这本回忆录显得格外独特：既提供第一手观察记录，又呈现知人论事的洞见。

　　现今在中国境内流通的官方回忆录和毛的肖像，皆一成不变地呈现出一位英明爱民的帝王。真相却迥然大异。毛在初次会晤的场合中，散发着魅力、同情心，又不摆架子，使他的访客轻松而畅所欲言。但他擅长操纵自身的情绪起伏，巧妙运用愤怒和轻蔑来控制随身人员，达到骇人的效果。他依仗着身边臣子不愿犯上的儒家谦卑，来羞辱其属下和敌手。他作势自我批评，旁人便群起大加奉承。他在周遭创造了一种卑恭屈膝的文化。

　　毛效仿唐太宗，挖掘人们的弱点，使他们誓死效忠。李医生出身於富裕家庭，在上海的美国人学校接受医学教育，早期曾和国民党略有牵连。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使他完全受控於毛。毛深知其警卫行径腐败，但他需要这些人替他出面办事。毛爱说，水至清而无鱼。他能毫无惧色地在浊流中浮游，或在黑夜中行过泥地。

　　无论出身，毛的追随者永远如履薄冰。毛的老同志被流放内地，有些因而死去，虽然毛未必直接一手促成这些悲剧。我们在书中一景看见毛隐身坐在幕後，他两位最亲密的战友正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攻讦。毛控制高级领导的医疗保健，拒绝准许一些人接受癌症治疗，因为他认为手术会耗尽他们余生的工作精力。他对爱人、子女及老友的痛苦，无动於衷。他也无视於为其政治和经济计划所陪上的抽象人命数字。他了解痛苦只为了控制其臣子。在政治和私人生活中，他对臣子呼之即去，招之即来——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李医生常瞧见毛手上捧着中国史书。毛爱读传统故事中的权术倾轧和欺骗伎俩，他更是熟谙伺机而动，声东击西，迂回攻退之法。他善用“引蛇出洞”法，鼓励旁人表明立场再突而擒之。即使是他最亲密的盟友也分不清他是站在同一立场，还是正伺机反噬。毛带着如此温煦的微笑，判其侍从流放，而那位受害者竟一路鞠躬谢恩离去。

　　帝王权势让帝王享有最大的奢侈——生活简单。毛大部分的时间要不在床上，要不在私人游泳池旁休憩。他吃油腻食物，以茶漱口，和女子寻欢作乐。毛一九五八年出巡河南时，随车带着一卡车的西瓜。毛喜欢穿布制的鞋；如果迫於外交礼数得穿皮鞋，他命人先把鞋子穿合脚。他不洗澡，偏爱用热毛巾擦身，使得李医生难以遏止滴虫病在毛的女友间蔓延。他睡特制的木床，由专列一路运载到各招待所，甚至空运至莫斯科。

　　他统治时间和岁月。内宫随着毛的节奏运转，日出而息，日落而出。国家领导同志随其行踪落脚，四处开会。他希翼以道家御女房术来战胜死亡。除了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和偶尔接见外宾之外，他不遵循任何日程表——只有在这类重要场合，毛穿戴整齐，并用镇定剂控制焦虑。

　　女人象上菜般轮番贡入。在以毛之名推行禁欲主义的同时，毛的性生活成为内宫的中心事务。人民大会堂特别辟出一个厅，让毛在高级领导会议中寻欢休憩。捍卫全国道德操守的党军政治处，号召大批无产阶级背景，可靠而又美丽的年轻女孩；表面上是为了在舞厅中和领袖翩翩起舞，其实是献做他的床伴。有些女孩倍感荣耀，引介其亲姊妹共沾雨露。

　　每位省党委书记都为毛兴建一座招待所。他行踪不定部份是出於安全上的顾虑，部份是被迫害妄想狂的驱使。他曾跟李医生说：“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好 ”。他专列行驶之处，交通管制，车站封闭。公安打扮成小贩，好给毛一切如常的感受。大跃进时期，农民被动员到火车沿线耕作挤插的稻田，演出大丰收的荒谬剧，但事实上那场秋收是个灾难。毛最喜爱的住所是珠江上的小岛招待所，在广州喧扰的市嚣中，他能独享一片天地。北京劳改农场中特别栽种的食品空运至此，并有试尝员先试吃。警卫用冰桶为他的房间降温。

　　绝对权力影响毛的心理、生理健康，以及人际关系，并透过这些波及他的国家和世界。他蛰居床头数月，抑郁寡欢。一旦政治斗争有利於他，立即转为精力充沛，无法成眠，以至於李医生不得不加大安眠药药量。政治压力不是使他阳萎，便是使他纵情声色犬马。在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期间，毛虽暂时放弃吃肉，却需要更多女人的慰藉。一位年轻女孩曾对李医生说：“主席真伟大，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专制政治与专制者的个性息息相关。毛建立了一个特异的政权——他努力整合政治社会整体制度，以求从一个贫穷、落後和百般凋零的国家中，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 面对西方的敌意，毛转而与莫斯科结盟。但他对西方的欣赏是他选择受美国训练的李医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俩无数次彻夜长谈的话题。毛告诉李医生，美国对中国的企图一向具有正面意义。毛则对苏联友邦，深怀轻蔑心理。毛立志要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超越原始苏联模式，并将中国提升到先进西方国家水准。这项成就将使他跨入马列主义创始先驱的殿堂。大跃进即是毛试图创造出比北方邻国更优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努力，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面临此次失败之下，顽固的试验。

　　在一个拥有众多贫穷人口，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毛运用群众力量来追求经济成长，尝试以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物质生活。他将人民生活冻结在最基本的需求，以此建立一个庞大、虚耗财源的工业结构。因此，毛无视於那些与理想相左的现实。尽管他是农民子弟，他仍相信大跃进初期所见的那一片片匪夷所思的稻田。就如李医生所言，毛为何要怀疑共产主义天堂是否真正来临——因为他自己就身处其中?毛认为他从中国史书中可学到的领导权术远多於现代工程教本。等到後院炼钢运动为害匪浅之後，毛才费神了解钢铁的制造过程。饿殍遍野之际，他幻想人民的稻谷多得吃不完。 毛思想推崇自我否定，以政治操守界定人性价值，并羞辱阶级敌人。一个由工作组，阶级标签、户口管理和群众运动组合而成的体制，将每位公民囚禁在组织的樊笼中。没有任何极权制度能将人类彼此相残的政治恐怖发挥到此极致。这个官僚体制渗透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人民私生活，甚至许多人的思想层面。此机制更领导人民颂扬这个对他们予取予求的政权。在党机器无法充分迎合毛之幻想的步伐和努力时，他不惜动摇其根本，大举清算批斗。等群众陷入派系暴力，才又将之重建统合。 最高领导阶层中，由三十到四十人共同拟定重大决策。他们的个人权力极不稳定，完全仰赖与毛的关系。李医生栩栩描绘了那些服务领导同志的中央办公厅体系、政治及机要秘书、警卫、厨房、停车间和门诊部的众生百态。领导人可经北京的地下工程秘密穿梭於中南海和市内其他建筑物之间。毛的贴身家臣曾在其居所装设窃听设备，无非是想保有更完全的决策记录，东窗事发後，他们因监视毛而被撤职。

　　权力结构在服务和保护领导的同时，也孤立他们，毛尤为甚。毛的战友逐渐将中南海内游泳池、舞会和北戴河海滨退让於毛。毛不顾警卫反对，执意在三江游泳的壮举，象征他与官僚体制的孤独奋斗，对革命走向末路的恐惧，以及对战友背叛其狂热信念的疑惧。

　　一九五六年八大会议中，毛的同袍籍苏联反斯大林运动之势，将毛泽东思想排除於党章之外，促使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并批评毛大力催生共产主义的努力。毛向李医生谎称这些政策未曾经其首肯。国外势力亦威胁毛的统治。新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希求於西方和解。李医生描写了毛、赫两人在游泳池旁不欢的会晤。这次秘密会晤揭示中苏公开决裂与中国长期孤立的开端。 毛掌握三种权力工具：意识形态、军队、及其在党派系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毛主席走遍全国的巡回运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一时上至经济计划领导，下至基层干部，纷纷群起响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其他领导人试图钳制毛的脚步，毛即恫吓要上山另组红军。其他领导人只好俯首听命。 大饥荒开始後，毛退居权力二线。其他领导恢复经济的同时，他斥责彼等为“行尸走肉”，并私下抱怨他们不再征询他的意见。但他按兵不动，直到京剧论战时才一一将以诱陷，同时用农村腐败问题，使敌手晕头转向。他待一切布置妥当，便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九年，於百万人牺牲之後，毛在九大会议中赢得全面胜利。彼时他的政敌不是已被凌虐至死，便是放逐内地，全国在他无所不在的肖像前歌功颂德，挥舞着小红书。他身侧站着另有所图的林彪——旧统治团体中唯一的幸免者。毛发展的理想失败了。但在这个他所毁灭的国家中，他握有绝对权力。两年後林彪政变使毛深受打击，李医生相信它加速了毛的死亡。毛用余生精力推动开往西方的大门，为往後邓小平的改革铺路。 病态心理在宫廷政治中蓬勃迷漫。毛的控制越彻底，他越恐惧他人的钳制。手下争相邀宠反而使毛更觉疑云重重。毛认为招待所被下了毒，他因听到野兽在屋顶的游走声响而惊吓万分。毛透过党组织来操纵其他领导，监视他的同袍。他的政敌全被他的手下包围，难怪他永远无法确定，对方是否也透过女人来侦伺他。 毛夫人江青也深为精神衰弱所苦，她怕声音、光、冷、热，并且总是无法自制地与人争吵。生活无聊，依赖，和被迫无所事事，在在使她极度沮丧。因此毛在拈花惹草之际，总试图避其耳目。但当毛需要她做为政治上的代理人时，他便领她进入内宫政圈。江青跟同样病奄奄的林彪一样，握权後立即生气百倍，并与毛最宠爱的女友友善，期能更接近权力的源头。 李医生呈现了下列场景：林彪在其夫人怀中，为肾结石的病痛呜咽不已；华国锋在大厅中静坐数小时未能见毛，只因毛当时的看门人张玉凤正在午睡；周恩来跪在毛脚跟旁指示吉普车游行的路线；病重的毛将全国大权交给周恩来，只为及早康复和活得比周长久，以及江青对此的愤怒等。 在所有毛的追随者中，只有周恩来与内宫诡秘繁琐的脉络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反讽的是，李医生和他的同事由此认为周为不守信义的危险人物。周按领导阶级向上汇报之举，令其他家臣疑心大起，视其为软弱无能。 最後，全中国最受爱戴的人众叛亲离。在毛长期病情恶化期间，家臣念兹在兹的主要念头是避免因他的去世而惹祸上身。只有他的女友张玉凤仍待他如常人，争吵不休，旁人指责她会气死毛时，她也悍然无惧。毛越形衰弱後，她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只因为只有她才能解读毛含糊不清的语言。 李医生那张坦荡而带着微笑的圆脸，在毛众多家臣的团体照中，特别突出。他率直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洁的打扮，在在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训练。李医生的外国气质和西方仪态。似乎既说明了他的才干，又说明了他的弱点，因此使他显得特别不可多得。李医生的不安全，恰可保证毛的安全，两者息息相关。於是他在毛的保护羽翼之下生存，埋首於医药事物——即维持那位一举一动便足以陪上百万人性命的人的健康。 对邪恶能有某种程度视而不见的人，才能成为暴君生命的守护天使。李医生身为历史旁观者的局限是其工作的要求之一。但有时政治不免压顶而来。毛时常坚持讨论时事，或派遣李医生离开内宫，四出观察，提出报告。陷於内宫中，李医生不得不区分敌友。除了毛主席外，他的保护者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李汪的联盟使此书有若干偏颇，但同时也提供了了解宫廷政治的许多洞见。 自李医生离开中国後，他便几乎完全被官方历史抹消。中国出版界发行的大量描述毛个人生活的书籍中，只有一、二本提及他。很明显地，中央曾下达指令——李仿佛未曾存在过。但他的身影牢牢嵌在无法修改的纪录影片和照片中，而某些可靠来源也确定他的身份。比照官方和半官方的著作，可证实他书中的许多细节，但不同於此书的是，它们都大笔略掉会使这仍仰仗毛的光明形象来行使统治的政权感到难堪的那些层面。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毛去世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毛盖棺论定，发表一篇官方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中结论毛是伟大的革命家，功大於过，瑕不掩瑜。此书给我们另一种教训。它描述过度膨胀的权力，如何驱策其拥有者进入一种黑暗的深渊：在深渊中，伟大的梦想只能导致滔天罪行。

自　序

　　一九六零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我征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楼的宿舍，和我贴邻。他平时知道我喜欢作点杂记，其中个别篇章，他还看过，这是他劝我选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从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空下来我将平日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一者为了消磨时间，二者有时拿出来翻翻，作为流逝的年华的纪念，完全没有想发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绝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征稿要求。 开始只是记录一些趣闻趣事。时间一久，成为习惯，於是写成无所不容的日记了。到一九六六年时，已经积累了四十几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这时我已迁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卫生部副部长。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内，很少回家。可是一回来，娴就同我说，几乎天天晚上，来人抄这三位副部长的家。时常敲错门，敲打我家。娴很害怕，万一抄错了，进来将这四十几本杂记抄走，岂不是有了十恶不赦的罪状了，应该赶紧烧掉。 我抱着这四十几本杂记发愁，不敢在家里烧，怕邻居怀疑而揭发，又没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将这些杂记带到中南海内一组，即毛泽东的住地。靠南墙的小院内，有一个焚化炉，是为了毛泽东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销毁之用。我就用这个炉子焚烧。烧到还剩下十多本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他问我，现在正是抄家的时候，江青的厨师告发我，在一组烧毁文件。我告诉汪，我烧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笔记。汪说，笔记有什么要紧，何必烧。我说，这些笔记都同毛有关系，留下怕惹祸。汪说，你一烧更惹祸，这个厨子如果告诉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组，看到剩下的十几本日记，心想这些留下来是祸害，反正已经烧了，再烧一次吧。 第二天汪东兴又将我叫去。这回他急了，对我嚷!“叫你不要烧，你还烧。主席的厨子来告你的状了。这事要闹出去，就成了大问题。你再不听话，我把你关起来”。 我向汪说，已经烧完了，再也没有可以烧的了。 这就是我积累了十几年下来的日记的下场。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片纸支字都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捕以後，娴常常惋惜地说：“太可惜了，那四十几本日记。如果能保存起来，也没有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她常常催促我，写出这一段的经历。

　　一九七七年夏，叶剑英到三零五医院检查身体。检查间隙，叶同我谈到往事。他说：“你给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时间可不短了。你应该将你知道的事，写了出来，这也是历史啊”。他并且说，他要向一些报刊代为宣传。 此後多种报刊杂志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们愿意优先刊登。但是我不愿投稿。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凡是讲真心话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为右派，即冠以反动文人的称号，没有一个可以幸免。我又不想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愿意让我的这些年的经历，烟没无存，於是我重新拾起旧忆，撰写回忆录。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执笔，断断续续，又写了二十多本。我并没有想整理发表，因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性，何况我不想因之取祸。这只不过作为我和娴逝去年华的雪泥鸿爪，留作纪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势日趋严重。两个孩子、两个儿媳，都十分焦急。他们一再催促我携娴来美国求医。 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娴继续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娴的饮食和治疗，虽然娴多次提到，将旧作整理出来，但是我哪里有这种心境和时间呢?

　　十二月中旬，娴因感冒，病势急转直下，送入医院，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於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还一再叮嘱我，要将一九四九年以来，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写出来。她说：“一定写出来，为了你，为了我，也为了我们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帮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点检行箧，取出了旧记和带来的全部资料，开始了写作生活。这一方面是对娴的永久的纪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国，就可以将这些年的所见所闻，秉笔直书，无需避讳，加以发表。 如果读过这本书以後，读者能够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向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将是我和娴多年来的最大愿望。

*　　　 *　　　 *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战争，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终於取代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亚。由我大哥的从中介绍，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信，希望我回去工作。於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娴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香山门诊部，後迁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门诊部。 我工作勤奋，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赞誉，被选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吸收入党，并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後为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中央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及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三零五医院院长。 一九五四年，经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推荐，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意，由周恩来批准，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後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处工作，即惊异於他的生活习惯与众不同：饮食睡眠都没有一定的时间，正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对他说来，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分，画夜之分，毫无意义。他的一切公私活动，甚至接见外国元首，都以他的意愿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采取突然行动。即使在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摸不清他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加上共产党内部控制严密，强化保密制度，毛本人亲自规定：“不要说这里的情况”，所以他的真实状况，从政治活动到私人生活，都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权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虽在他身边，在他的周围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进入他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渐穿过这层密障，进入了他的生活实际。原来他正如演员一样，除去前台的经过种种化装的他以外，还有一个後台的真实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们只看到他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号召“一边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苏联共产党和史达林目为“异端分子”，是“白心的红皮萝卜”。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苏联，受到极大的冷淡待遇，住了两个月，在他最後愤然要回国时，史达林才见了他，签了这个条约。他认为苏联是中国的最大威胁，最终目的是吞并中国。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才公开化。 自从斯诺等人访问陕北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奇迹以来，他对美国，特别美国人，有很大好感。当他号召“学习苏联”，大家学俄语的时候，他不学俄文，而学英文。他自嘲说：“我是言行不符”。他身边所用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都是受英美教育出来的人。他决不将由苏联培养出来的人放在身边。至於韩战及越战是由许多因素，也包括美国一些不了解毛的内心世界和对当时中国共产党有歧见的人士造成的历史大不幸。从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於恢复中美友好关系，而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实现的。 毛对蒋介石，虽然终生为敌，但并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蒋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贴耳听命於美国。他说：“蒋介石和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在这点上我们志同道合。” 共产党核心领导中的斗争，既复杂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彭德怀(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演变到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有“反史达林”，“反对个人崇拜”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一连串反应。毛从种种迹象感到，他作为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受到动摇，因而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反应。正如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所说：“毛认为，全党没有谁都可以，可是不能没有他。”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给毛写传记，只不过作为毛的保健医生，在二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中，将我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笔之於书，用以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没有她生前对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励，我不会写成这本书。 时间间隔太久，又没有读些参考文献，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盼读者方家斧正。

致　谢

　　著者在此特向廖书珊小姐致谢，她在本书的中译过程中，无论协译、剪裁、补译、贯串、拼贴、校对，都付出极大的精力和时间。感谢夏元瑜教授赠一中南海示意图，使本书生色不少。 本书中每章後的注释为英文版助编石文安女士所注；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结构图、人物简介及年表，亦均为英文版编者绘制，在此一并致谢。

　　

李志绥医生回忆录

序 幕　毛泽东之死

　　“主席，你叫我?”

　　毛泽东尽力抬起眼睛，嘴唇嗫嗫地动着。呼吸机的面罩放在他的口鼻旁。毛在吃力地喘息着。我俯下头，但除了“啊，啊……”外，听不清他说些什么。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但声调中已失去希望。 我是毛泽东的专职医生，也是他的医疗组组长。自从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厅内的心电监护器显示心肌梗死之后，两个多月以来，我们二十四小时照顾他。护士人手原本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做心电图监护。我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一个晚上只断断续续睡上三、四个小时左右。我的床榻就在毛的病房一个桌子下面。 毛泽东已成不死之躯体。对成千上亿的中国人来说，毛不是凡人，甚至不是帝王，他是个神祗。将近二十年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已与日常生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已俨然成为事实。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学校、医院、餐厅、戏院和家庭中，充斥着毛的肖像--还有这句口号。甚至那些怀疑毛不朽的人，也相信毛会活得较一般人长久。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即将被选为毛的接班人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声称，毛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或一百五十岁。谁敢暗示毛是凡人，就得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险。 中国人民此时仍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毛病倒了。他们只能从毛与国外显贵会晤的几张应景照片中，略窥毛衰老的情况。毛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与寮国领袖凯山的合照。虽然那张照片显示他们的领袖已垂垂老矣，新闻媒体仍坚称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早晨，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仍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但在那天晚上，我们这些随时在毛身边的人心里都很清楚，毛的死期近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名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这四个人自从六月二十六日毛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以后，也一直分成二组；轮流昼夜值班。 负责拯救主席生命的华国锋对毛忠心耿耿；他诚挚地关心毛的健康和舒适，试着了解医生的解释，并相信医疗组已竭尽所能。我们建议从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饲食时，只有华国锋愿意先亲身试试这种新医疗方法。我喜欢华国锋。他的正直和诚恳，在腐败的党领导阶层中十分罕见。 我是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期，陪毛去巡行湖南的韶山老家时，认识华国锋的。华国锋当时是韶山所属的湘潭地区党委书记，毛非常欣赏他。两年后，在大跃进使全国经济衰退之际，许多地方领导仍在谎报粮食产量节节高升，只有华国锋有勇气直言。他说：“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折腾，人瘦了，地瘦了，牛也瘦了。在三瘦之下，再讲什么高产粮食，是不可能的。”毛对我说：“他的话，我看是大实话。” 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毛死前权力斗争的一大胜利。在此之前，毛已指派华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才去世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了四月上旬，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并抗议造反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这个游行被打成“反革命暴动”。毛为了安抚造反派，以煽动不安罪名整肃邓小平。毛为了搞调和，不选造反派，而选华做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因此成为毛确认的接班人，得以主持中央政府和掌理日常党务，造反派转而指控华右倾。 华决定他无法再等下去。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他告诉毛主席造反派的攻击危及他的地位时，我也在中南海。会后华与我透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并把毛写的字条给我看。毛蜷曲的字体写着：“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着急”。那时毛已口齿不清，他发现用笔比较容易沟通。华国锋将纸条拿给政治局看，毛的纸条是他接班合法化的唯一文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午夜零点，毛泽东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为了急救，刚刚给毛从静脉的输液管道内注入了升脉散，血压由已降到了86/66毫米汞柱升至104/72毫米汞注，心跳也稍微增强了一些。华国锋殷切的眼睛望着我，他低声急促地问我：“李院长，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王洪文、张春桥和汪东兴都凑了过来。 我沉默地凝望着华国锋。室内除了呼吸机的嘶嘶声以外，空气好象凝结了。我小声说：“我们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大家又沉默下来。 华低下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汪东兴说：“立刻通知江青同志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也要通知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他们即刻来北京。”汪起身出去时，内室中的一位值班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我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我绕过屏风，走到毛的床边。 张玉凤是毛十四年最亲近的的随员。张玉凤曾为毛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上的服务员，现在则是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与毛初次相遇於毛在长沙举办的晚会上。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她那时年方十八，天真无邪，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睛和白皙的皮肤，她主动请主席跳舞。就在那次晚会上，毛与张连续跳了几场舞，等到舞会结束，我亲眼看见了毛携了张玉凤的手回到他的住室。 毛与张的关系十分亲密，毛也有其他几位女友。现在仍有两位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孟锦云和李玲诗在做毛的护士，替他擦身和喂食。但张玉凤待在毛身边最久。虽然在岁月催折下，她也开始饮酒，但她一直深受毛的信任。一九七四年，毛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因肺癌住院，张便接管毛每日批阅公文的收发。在毛视力衰退以后，她便负责将那些公文读给毛泽东听。张於同年年底由汪东兴正式任命为毛的机要秘书。

　　我是毛的私人医生，给毛检查身体时，还可以见到毛，谈几句。别的任何人，要见到毛，首先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一九七六年六月中旬，华国锋到游泳池来，要向毛报告工作。叫张玉凤三次，张睡觉不起，另外两个值班的是孟锦云和李玲诗，不敢向毛说华要谈工作。她们说，不经过张，直接同毛讲了，就不得了。华等了两个多小时，张仍然不起床，华只好走了。孟锦云告诉我，一九七六年初“批邓整风”后，邓的女儿给毛写了一封信，说批邓以后，撤走了工作人员，邓有病，她要求自己留下，照顾父母。这封信是否交给了毛，很值得怀疑。因为结果邓的女儿仍没能够去照顾她父亲。

　　张玉凤能爬到这个位子，完全是因为只有她听得懂毛的话。连我都要透过她翻译。

　　张玉凤对我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桡动脉的搏动很弱，几乎触摸不到。两侧面颊深陷，早已失去了他以往丰满的面容。两眼暗淡无神，面色灰青。心电图示波器显示的心电波，波幅低而不规律。

　　我们六周前将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代号为“二零二”这座大厦内的一个房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附近发生了强烈地震。北京东北一百里外的唐山市全被摧毁。二十五万余人当场死亡。北京市虽没什么伤亡，但房屋倒塌多处。数以百万的市民唯恐再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在街上搭的防震棚住了好几个礼拜。自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便住进了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他的病床就在室内游泳池内一个房间里。地震时游泳池也受到强烈震摇。我们决定将他迁往更安全的地方。

　　二零二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一九七四年游泳池以南的旧平房被拆掉，盖了一座抗地震的大厦，旁边又修了随从人员的住房。大厦有走廊连接游泳池。这座大厦就称为“二零二”。唐山大地震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零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其实那时即使山崩地裂我都不会有什么感觉。我全心全意在救助毛泽东奄奄一息的生命。

　　华国锋、张春桥、王洪文和汪东兴此时静静地走到毛床前。我听见另一批人从屏风后面悄悄进房的声音。房里都是人，大家正准备换班。

　　我站在那，握着毛的手，感觉他微弱的脉搏时，江青从她居住的春藕斋赶到。她一进门就大声嚷道：“你们谁来报告情况?”

　　如果将毛十四岁时，他父母替他安排，他却拒绝圆房的那椿婚姻也算在内，江青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毛於一九三八年不顾共产党政治局的激烈反对，与江青在延安结婚。传说江青在延安时期对人温和有礼。但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妻子，却因无法掌握实权而对人生厌烦，并变得不可理喻，难以伺候。直到文化大革命后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才得以运用她的权势刺激消除旧隙。毛和江青长年来各过各的生活，但毛并不想和她离婚。毛恢复自由之身后大可以和别人结婚，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搬去钓鱼台国宾馆。直到毛六月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江青才搬回中南海的春藕斋旁新建的一所华丽的大房子。

　　华国锋摇摇手说：“江青同志，主席正在同李院长讲话。”

　　虽然我心里清楚毛毫无希望，我仍试图安慰他。这几年来他的健康情形每下愈况。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后不久，当时身为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钦定接班人，全中国公认为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背叛毛，并策划暗杀他。林彪在他的计划暴露之后，与他夫人叶群和儿子林立果一起搭机准备潜逃到苏联。飞机因燃料用尽，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林彪事件后，毛更形沮丧，无精打采，且持续失眠，最后他终於病倒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森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几个礼拜前，毛仍抗拒着医生所给他的任何医疗措施。直到尼克森预定抵达的三个礼拜前，毛醒悟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再不改善，他便无法亲临这场历史性的外交会晤。他叫我给他治疗。

　　当时他的病况过於严重，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经过不断的治疗，肺部感染得到控制，心脏功能明显好转，水肿在消退，但是直到会见尼克森的时候，露在衣服外面的颈部和双手水肿还没全消，两足更是明显，原来的布鞋穿不下去，特地做了一双大鞋，他此时行走仍很困难。我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门口迎见尼克森总统的座车，领他到毛的书房后，就在接待室外的走廊上将急救设备准备好，以防万一。也因此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现年八十三岁的毛百病缠身，他长年吸烟的习惯毁了他的肺，并有慢性气管炎、肺炎和气肿发作。他的左肺中有三个大的空泡，所以只能向左侧倾卧，这样右肺才能充分膨胀吸入足够的空气。他常常只能借助氧气机器呼吸。在几次急救中，我们使用季辛吉在一九七一年秘密访问中国时送的美国制呼吸器。

　　一九七四年的诊断确定，毛的病非西方所猜测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另称震颤性麻痹)，而是一种罕见而又无药可救的运动神经元病(另称内侧纵索硬化症)也就是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因为，喉、舌瘫痪，会引起肺部的反复感染，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势必更形衰弱。必须经鼻道装胃管饲食。受影响的肌肉组织失去功用，呼吸困难。现今仍未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毛的病情如专家所料的恶化。但真正使毛致命的，是他的心脏--那老迈而被慢性肺炎折磨的心脏。毛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中旬和张玉凤一次剧烈争吵中，爆发第一次心肌梗死，六月二十六日则是第二次。第三次发生於九月二日。医生们全都知道死神就要降临，但没有人敢明言。

　　毛主席仍在和死神挣扎。

　　我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刹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示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我看看腕上的手表，正是九月九日零时十分。

　　毛的逝世并未使我感到难过。二十二年来我每天都随时在毛的左右，陪他出席每个会议。出巡任何地方。在那些年里我不只是毛的医生，我还是他闲聊的对手，我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除了汪东兴之外，我可能是随时在他身边最久的人。

　　我刚开始崇拜毛，望他如泰山北斗。他是中国的救星，国家的弥赛亚。但在一九七六年此时，这崇拜早成往日云烟。好多年前，我那个全民平等，剥削终止的新中国梦想就已破灭。我那时仍是共产党员，但我对它毫无信心。“一个时代结束了，”当我盯着心电图那条平直的线时，闪过这个念头。“毛的朝代过去了。”

　　这念头瞬间即逝，紧接着我心中充满恐惧。我会有什么下场?做为毛的专任医生，这问题长年在我心中盘旋。

　　我抬起头，茫然环顾四周。从每一个人的神色举止和语言里，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对於这位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的死亡，有着多么不同而复杂的心情。江青转过身，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江青的指控早在我意料之中。江青在最天真的举动中都能嗅出阴谋。二十年前我们就处得不好。四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二年，她指控我是特务集团中的一员。

　　华国锋慢慢走到江的身旁：“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都尽到职责了。王洪文涨红了脸急忙说：“我们四个人一直在这里值班。”

　　王洪文才四十二岁，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他从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安全干部，窜升到最高政治权力阶层的速度之快，使得外界给他取了个“火箭式干部”的绰号。没有人知道毛为何喜欢这年轻人，并如此迅速的提拔他。王长得高大英俊，可他是个金箍马桶，只有中学程度，不学无术，只会卖弄小聪明。他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没有任何贡献。那年五月，毛的健康重大恶化时，王还建议我给毛服用珍珠粉，但我拒绝了。为此汪东兴还批评我不尊重党的领导人。毛也从未服用过珍珠粉。

　　毛垂危病榻时，王原本该负起看守的责任。但他却常跑去国家高层领导专用的西苑军用机场猎兔子。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观看香港进口的电影，我想王原先就不是有品德的人，权力只是使他越加腐化。

　　王洪文又说：“医疗组的每项工作都报告了我们，我们都清楚，也……”没等王说完，江青抢着说：“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但我们早跟江青报告过好几次毛的病情。江青指控我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是谎报军情。她怒斥我们是资产阶级老爷，还说医生的话最多只能听三分之一。八月二十八日，在听过我们对毛病情恶化的正式报告后，她气冲冲赶往大寨“巡查”。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了，就回了她自己的住处，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下午来到二零二，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她似乎以为毛死后她会当然接管权力，我们也会期盼她的领导。

　　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江青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这时张春桥背着双手，踱着八字步，两眼看着地上。

　　一旁的毛远新则脸色铁青，走来走去，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毛远新是毛泽东二弟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新疆省省长判处死刑。原本亲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盛世才，曾热烈欢迎毛泽民前往他的辖区。但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他便转而投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毛泽民的夫人也一起被捕，在牢里产下毛远新。他母亲再婚后，毛泽东便负起养育侄子的责任。毛在一九四九年把毛远新接入中南海，但很少和他见面。

　　我是看着远新长大的。远新小时和江青处得不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才二十多岁。他写信给毛为自己与江青不睦的事道歉。现年只有三十多岁的毛远新是沈阳军区政委。一九七五年尾，毛因病重而不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毛远新便代表他出席，成了毛的联络员。江青信任毛远新。

　　其他人们和医生护士都低眉垂目，象是等待判决，汪东兴在向张耀词说些什么。张耀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与江青素有嫌隙。汪当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并身兼数个要职。他不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是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央警卫团党委书记。想发动政治局政变一定得有他的鼎力相助。

　　突然江青的脸色变得缓和起来。也许她以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障碍已经消失，她马上就可以统治中国。她转身向我们说：“你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然后回头叫她的护士说：“给我准备好的那套黑色衣服和黑头纱呢?你们烫好，我要换上。”

　　华国锋向汪东兴说：“你立刻开政治局会。”

　　大家从室内走到外面的大走廊，这是张玉凤突然放声嚎哭，嘴里叨叨着：“主席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哪?”江青走过来，用左手抱住张的肩膀，笑着对张说：“小张，不要哭，不要紧，有我哪，以后我用你。”张立即停止了嚎哭，满脸笑容对江说：“江青同志，谢谢您。”

　　我听到江青悄悄对张玉凤说：“从现在起，主席的睡房和休息室，除你之外，谁也不许进去。你把留下来的所有文件都整理好，清点好，交给我。”一边说一边向会议室走去，张跟在江的后面说：“好的，江青同志。”

　　此时张耀词气急败坏从室内走出来，向我说：“李院长，你问问值班的人和别的人，有没有看见床旁桌子上的那块手表?”

　　我说：“什么表?”

　　“就是郭老在重庆谈判时，送给主席的那块手表。”毛没有戴手表的习惯--他起居无常--那只瑞士亚美加表是多才多艺的文人兼学者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送给毛的。郭后来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直到一九七八年去世。他终生是毛的好友，因此那只表极具历史价值。”

　　我说：“刚才大家都忙着抢救，谁也没有注意那只表，你问问张玉凤。”张说：“我看见毛远新走来走去，东摸西摸，一定是他拿了。”我说：“我没有看见，医疗组的人没有谁有胆量拿。”张又急忙回内室。

　　汪东兴从会议室那边走过来，叫我到旁边的房间内说：“刚才同华总理商量过了，你赶快去想办法，要将主席的遗体保存半个月，准备吊唁和瞻仰遗容。一定要保住，天气太热，不要坏了。”我说：“保存半个月容易做到。”汪说：“你赶快去办，我还在开会，你回来后立刻告诉我。”

　　我又走到大走廊，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值班的警卫队员都在这里，一中队的教导员坐在地毯上，他对我说：“李院长，你可要准备好，政治局开会，好事摊不到你的头上，出了事都是你的责任，你跑不了。”我想，我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

　　我早料到了我会被控谋杀毛泽东。

　　我家五代都做医生。

　　我的大曾祖李德立，是满清同治年间太医院左堂官，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我家相传下来的一段史实，同治皇帝患梅毒，但慈禧太后只准医生按水痘治，大曾祖曾冒险向慈禧说，不能这样治皇上的病，不是水痘。慈禧大怒，将头上的钿子掷下，大曾祖立即摘帽磕头到地。慈禧没有杀他，但摘去顶戴，带罪当差。所以大曾祖死时遗嘱，“不要戴帽入殓，把帽子放在旁边。”并告诫子孙，不要做御医，怕没有好下场。我家仍旧是以医药传家，但代代都遵守着我大曾祖所说不要做御医的遗言，往后没有人再做御医。

　　我被任为毛的医生后，曾要求上级再考虑。但我无法回绝。我尝试离职好几次，毛都将我召了回去。

　　只有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质。真正了解我工作的人总觉得我不会有好下场。他们常警告我，做为毛的专任医生，可能会有悲惨结局。

　　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对我说：“你在工作上承担的责任太大，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党全国人民都极其关心的大事，万一有哪位中央委员对你的工作不满意，指责你，可就不好办了。”

　　一九七四年春天，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云南昆明到北京来休假，看到我说：“你的家我可不敢去，更不敢住。在昆明谭甫仁被暗杀后，凡是去过他家的人都被隔离审查，幸亏我没有去。你这里如果发生点事，那可不得了啦!”谭甫仁当时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军区保卫处处长刺杀。

　　自从一九七二年一月毛发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后，身体越来越坏，特别是神经系统症状出现以后，我经常想到会不会发生一次象苏联在史达林死后那样的“医生谋杀事件”?在毛去世前五天，我抽空用了一刻钟的时间，坐车回家一趟。慎娴上班，孩子们上学，只有老保姆在家。我将棉衣棉裤棉大衣打了一个小包带走。我打算，如果发生“医生谋杀事件”，我坐牢，天冷时还有棉衣穿。离开家以前，我到每个房里看了看，心想，再见吧，或许是永别了。正因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准备，所以现在反而十分镇静。毛生前常爱讲的一句口头禅是“死猪不怕烫”，这时的我在精神上已经是“死猪”了。后来，慎娴告诉我，老保姆同她说，李院长这么急急忙忙地回来又走了，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在北京，干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觉都很敏感。

　　我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了电话，约她到她家立刻面谈。她问我有什么事，这么急。我讲见面后再谈。

　　刘湘屏是故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未亡人。他们两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我想刘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卫生部部长的位子是江青保的，因为刘没有相当的资格。

　　刘在客厅中等我，还没有睡醒的样子。她一见到我就问什么事这么紧张。我说：“毛主席在零点十分去世了……”话还没有说完，刘放声大哭，我赶紧说：“现在要抓紧办事，不能耽误时间。中央指示要将毛主席遗体保存半个月。这事很急，中央在等回话。”她擦着眼睛说：“怎么办呢?”我说：“这事要找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们的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系和组织学系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刘说：“那就将黄树则和杨纯叫来商量。”那时黄树则为卫生部副部长，杨纯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我说：“他们不知道具体办法，叫他们来了，再找人商量，就耽误时间了。可以叫他们在医学科学院杨的办公室会合，同时通知基础医学研究所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人员共同商量。”刘立即打电话分头通知。我乘车赶到医学科学院。

　　我到杨纯的办公室时，黄、杨二人已在那里，此外还有另外两个人。杨介绍，一位是张柄常，解剖学副研究员，一位叫徐静，是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张神情沉郁，目光呆滞，侧身对窗坐着。

　　后来我们比较熟悉以后，我问张那天凌晨他的表情为什么那样不自然，那么紧张。张说：“文化大革命以后，三天两头有人自杀被杀。常常半夜三更叫我们解剖化验，检定死亡原因。如果我们检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红卫兵的意思，我们就要被斗，打一顿倒没有什么，弄不好还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前些天半夜被叫去，是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死亡，我们被叫去解剖，检查死因。我被关在公安部里两个多月才放出来。”

　　我简要说明毛已去世，中央要求保存遗体半个月，以便吊唁及瞻仰。我讲完后，我看到张柄常的神色立即放松了，脸上也不象刚才那样发青，身子也转过来，面向大家了。

　　张、徐二人认为保存时间短，只要在股动脉内灌注福尔马林防腐，用两公升就可以保存半个月没有问题。黄、杨二人都无异议。於是由张、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药品，同我一起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九月九日凌晨四时半，但中国人民要到好几个小时后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

　　我跨进大门，走到会议室外。政治局还在里面开会。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队长对我说：“李院长你可回来了，汪(东兴)主任出来找你好几次了，叶帅也找你。政治局已经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下午四点开始向全国广播。” 我问他：“广播文上对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么提法的?”他说：“这里有一张打印的告人民书，你看。”

　　我急忙拿过来看第一段。等看到“……在患病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以后，没有再往下看，心想这该是正式的结论了。我紧张焦躁的心情缓和下来。

　　我推开会议室的门，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外地的也来了几位。汪东兴看到我立即迎上来说：“我们到外面谈。”我们走到隔壁房间，他说：“你看到告人民书没有?”我说：“我刚才拿到一张，只看了第一段。”汪笑了说：“大概你最关心的是这一段。”

　　跟着他又说：“刚才中央已经做了决定，主席的遗体要永久保存，你要找人商量怎么办。”我吃了一惊，我说：“你原来说只保存半个月，怎么又成了永久保存?而且毛主席是第一个在一九五六年号召火葬的文告上签名的。”汪说：“我同华总理都赞成。”我叹了一声说：“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情，就是钢铁木材也要生锈朽烂，何况人体?怎么能够不腐坏?”我还记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宁和史达林遗体的事。遗体看起来很干瘪。我得知列宁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坏了，只好用蜡代替。史达林的胡须也脱落了。苏联防腐的技术还比中国先进。我不晓得我们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遗体。

　　汪眨着眼说：“你可要考虑大家的感情。”我说：“是有感情问题，可是科学发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件事。”汪说：“所以才交给你找人商量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任何用具与设备，你们提出来，中央给办。”正说的时候，叶剑英走进来，问我的意见。

　　年事已高的叶剑英元帅当时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他是最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者之一。叶是对我最关心的政治局委员。

　　我又讲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叶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不这样决定。李院长，你找有关人商量研究。你也找找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研究一下，做一个蜡像，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样，等以后必要的时候可以代用。”我於是放了心。

　　汪说：“要保密。”

　　时至走笔今日，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参与决策此事。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

　　我走到毛的住室兼病室，他的遗体就放在这里。室内医疗用具很多，於是将他搬到旁边一间大房间内。这房是空的，很便於工作，因此成为临时太平间。但是室温是摄氏二十四度，我通知服务员将室温调低到十度。服务员说：“这可不行，首长们都在，特别江青同志对温度要求的严。要先告诉他们，同意了再降。”

　　於是我又回到会议室，说明要降温的理由。他们都讲应该降，会已开完，可以散了。我走回那间临时的太平间，张、徐二人已将两公升福尔马林从股动脉注入体内。我向他们两人说明中央决定改为永久保存。他们都怔住了，说：“这不能办到。而且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我说：“没有法子也得干。可以到医学科学院图书馆查查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徐静去了图书馆。过了一个多小时，她打电话来说，只查到较长期保存的一些办法，主要是在死亡后四到八小时内灌注福尔马林，用量按体格不同大约十二公升到十六公升，灌到肢体末端摸上去有饱满的感觉就可以了。她又说，实在没有把握，最好请示中央政治局。

　　我打电话给汪东兴，汪说：“一些具体方法，你们自己研究决定，你再请示一下华总理吧。”毛病重期间，华住在游泳池旁的值班室，这时他还没有走。我向他说明查书的情况。华想了想说：“现在又不能马上开会，就是开会也没有用，大家都不懂。你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别的方法。”

　　我回到临时太平间，这时又来了基础医学研究所解剖学系的一位姓陈的实习研究员和北京医院病理科的老马，他们共同灌注，注入很慢，直到上午十时多，一共用了二十二公升的福尔马林，用量多是为了保证不腐烂。

　　结果毛泽东的外形大变，脸肿得象个大球，脖子跟头一样粗，表皮光亮，防腐液从毛孔中渗出，象是出汗，两个耳朵也翘起来，模样古怪，完全不象他本人的样子了。

　　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走进来看到，都表示十分不满，张玉凤甚至指责说：“你们将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徐静还沉着，张炳常一下子脸色苍白，似乎就要虚脱。我急忙说：“老张不要急，我们再想想法子。”当时我也觉得外形改变太大，可是已灌注进的液体又拿不出来。我又说：“身体四肢肿胀没有关系，可以用衣服遮住，主要是脸和脖子要想办法。”张说：“用按摩方法可以将面部颈部的液体揉到深部和胸内去。”

　　他们开始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当小陈揉挤面部时，用力稍大些，将右颊表皮擦掉一小块，小陈吓得浑身发抖。老马说：“不要急，可以化装。”他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涂上去，果然看不出来了。

　　他们四个人继续揉挤，直到下午三时，面部肿胀消下去不少，两耳外翘也不明显了，但颈部仍然很粗。那些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又来看，他们认为虽然还肿，但可以将就了。於是将准备好的中山服穿上去，但胸腹肿胀，系不上钮扣，只好将上衣及裤腰的背后中线剪开，才勉强穿好。

　　这时从外地赶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陆续来向遗体告别行礼。正在穿衣时，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许世友是中国最有名的司令之一，年轻时便加入共产党，也是幸存的长征英雄之一。许出身贫农，幼年时因家贫到河南少林寺做过和尚，未受过教育，红军教会他识字。他是个粗犷豪放的人，从未喜欢过江青，但对毛始终忠心不二。

　　许世友先向毛深深鞠躬三次，毛的衣服还没有穿好，他俯身看了看胸腹皮肤，突然问我：“主席去世前还有多少伽玛?”我听不懂，无法回答。他又说：“人都有二十四伽玛，主席有多少?”我又回答不出。许说：“你这么高明的医生也不懂这个。”到今天，我还是不懂“伽玛”是什么。我懂佛教的朋友跟我说，佛教徒相信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他说着，绕遗体走了两圈，自言自语的说：“碰鬼，身上怎么有蓝斑?”又深深三鞠躬，敬了军礼，出去了。

　　老马又重新化妆，穿好衣服后，在毛遗体盖上鲜红色底，锤子和镰刀相交的共产党党旗。九月十日午夜，也就是毛死后大约二十四小时，我们将毛的遗体便运上救护车。我跟毛的遗体坐在车内。救护车驶出中南海大门，往南路经黑暗又荒凉的北京街道，直到人民大会堂。毛的遗体将供民众瞻仰一个礼拜。

　　毛病重后的权力紧张斗争现在全集中在“文件争夺战”上。江青和毛远新乘这几天游泳池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每天向张玉凤要毛留下来的文件。江取走两份文件，其中有毛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至九月十二日巡视大江南北时，路经武汉，与济南军区司令杨德志、政委王六生的谈话。杨、王将谈话记录整理送毛审阅，毛一直放在他这里没有发表，其中特别讲到林彪一伙的问题，以及毛对中央其他人特别是江青四人帮的意见。

　　从九月十一日到十七日的吊唁瞻仰期间，汪东兴住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因此不知道此事。等到张耀词向汪报告时，汪大发雷霆，赶回中南海游泳池，找张玉凤说：“你只有看管这些文件的责任，无权将文件交给别人。这些文件是党中央的，别人不许拿。”张玉凤哭哭啼啼说：“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又是主席夫人，毛远新是主席的联络员，又是主席的侄子，我管不了。”

　　汪说：“那好，我派人来清点收集文件，你将江青取走的要回来。”张玉凤向江青要文件，江没有给张，张报告了汪，汪告诉了华国锋，华打电话给江，江只好将文件交回，同时大发牢骚说：“主席尸骨未寒，就赶我了。”文件取回后，其中两处有了涂改。

　　在此同时，我成立了遗体保护组，从全国大的医学院校的解剖、病理和生物化学系等专业调来研究人员二十人参加工作。

　　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保存遗体的办法，但马上发觉行不通。考古学者发掘到的一些古代尸体，虽然历经数百年仍保存良好，却都深埋在地里，从来没有暴露在氧气中。科学家认为浸泡这些尸体的防腐液是汞。这些尸体一经空气接触就开始腐烂了。

　　另外两个研究员前往英国的蜡像博物馆研究如何复制蜡像。他们这小组决定，至少在蜡像制造技术上，中国早已大大超越了英国。工艺美术学院所制作的毛泽东蜡像栩栩如生，英国蜡像馆里的陈列像看起来就假多了。

　　我们研读了大量科学刊物，最后决定，唯一保存毛泽东遗体的方法就是改善原已采用的福耳马林灌注法。毛的脑部保持原封不动--我们不想剖开他的头颅--但我们必须取出内\简{脏}，也就是心\简{脏}、肺、胃、肾、肠、肝、胰、膀胱、胆囊和脾\简{脏}。我们可以把这些内\简{脏}分罐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身体内空腔里则塞满浸泡过福尔马林液的棉花。遗体保护组并可透过插在毛颈部的管子定期灌注福尔马林液。玻璃棺材内则灌满氦气。遗体保护组的工作在吊唁瞻仰期间后随即秘密展开。我们的工作地点便在“五一九工程”内。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国、苏联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后，毛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在北京秘密建设了地下通道，代号便为“五一九工程”。隧道宽度可以并行并开四辆汽车，沟通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林彪死前住地毛家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大楼地下，直通北京西郊的西山，以备战时中央做为临时指挥部及转移之用，三零五医院大楼下面的隧道中设有小型医院，设备很全，正好用来作为保护遗体之用。

　　吊唁一周后，九月十七日午夜，将毛的遗体由人民大会堂运到地下医院，华国锋、汪东兴、卫生部正副部长和遗体保护组的数位负责人，在警戒森严的摩托车队护卫之下，分车前往。我伴随毛的遗体经过北京黑黝黝的街道，知道有两个哨兵守卫的毛家湾五一九工程入口。哨兵挥手示意通过，小型汽车便往下开入婉蜒曲折的地下隧道，直驶向十五分钟车程外的三零五大楼地下的医院。到医院后，便将毛的遗体移入手术室，开始了遗体防腐工作。

　　数天后，我第一次看见运来的蜡像。它后来被锁在手术室附近的房间里。工艺美术学院教师们的技术令人叹为观止。那蜡像诡异的就像毛本人。

　　只有少数几人知道，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毛遗体和毛蜡像一起在地下医院里收藏了一年。这期间我每个礼拜都去察看两个毛泽东。连看守医院的哨兵都不知道他们在保护什么。一九七七年位於天安门的纪念堂完工，且准备公开展示毛的遗体时，两个毛泽东--以及那几罐浸泡内脏的福尔马林--一起被转运到纪念堂下的大陵寝裹。此后，曾参与毛遗体保护工作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学助理研究员徐静，便被指派去继续保管毛的遗体，并被任命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自此以来，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国老百姓和外国访客，前来纪念堂瞻仰这具遗体--曾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四十年左右的人。至於蜡像，则作为日后一旦遗体腐败毁坏的代替品。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也就是毛死后一周多，那天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我们从下午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东侧礼台。天气很热，在太阳下站立，真是挥汗如雨。自从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后，毛的肖像便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两侧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革命口号。

　　下午三点整，全中国停摆，全中国各地的工厂和火车鸣汽笛三分钟以示哀悼。全国人民继之默哀三分钟。然后全国各地的工作单位自行哀悼。大会上由王洪文宣布全国致悼，华国锋致悼词。

　　我看着下面的人海，不断冒汗。几个月来的长期疲乏突然淹没了我。华国锋开始致颂文时，我晃了晃，用尽全力才没昏倒。自从毛在五月中旬发生第一次心肌梗塞以后，已经有四个月过的是衣不解带的日夜值班生活。每天睡眠不足四小时。我原本一百七十五磅的体重也骤减至一百二十磅。值班时整天昏昏沉沉。我只知道等一切都结束时，我就可以好好睡一觉。也许我还可以回到我家人身边。

　　下午五时半我才回到中南海。回来以后，就睡下了。刚刚入睡，汪东兴又来了电话，通知我，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在人民大会堂东厅，由医疗组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报告毛的患病经过、治疗情况和死亡原因。医疗组的医生全体参加，由我报告。汪说：“这次会很重要，你要准备好。”

　　我很清楚这次会议是万分重要的。毛刚去世后发表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是只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通过的，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没有赶到。二十二日的会议则是全体委员都参加，如果他们通过了我的报告，就说明官方正式同意毛的死亡属於正常的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医疗组也尽到责任，所以这次会议关系着医疗人员的今后命运。

　　我当即召集了医疗组的医生们，说明了汪的通知。大家初步讨论后，决定由我执笔写出再讨论。我动手写报告，十八日一夜未睡，十九日中午写完。那份报告有五十余页。我详细交代从一九七二年一月心力衰竭抢救过来，逐渐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直至发生三次心肌梗塞而病故的过程，包括检查与治疗和死亡原因。后经大家讨论，反复修改了几次，到最后定稿时，已是二十日上午。

　　二十日下午我带着这份报告去见汪东兴。汪说他不看了，要我找华国锋看。我即去见了华。

　　华看了后说写得很详细，但医学名词太多，政治局的同志们不懂，还是要明确说明是什么原因才死亡的，要改改。我拿回来同大家说明华的意见，大家认为，医学名词要保留不动，因为这些名词都有严格的科学涵义，不能口语化。在报告时，可以解释说明这些名词，至於死亡原因，因为身体内的主要内脏都处於衰竭状态，不能说是由於单一原因死亡，不过可以强调直接死亡原因是中心性呼吸衰竭。

　　我将报告又做了些修改，二十一日我再次见华，说明了大家的意见。华同意了这份报告稿，又嘱咐说：“在会议上可能有的政治局同志提出问题，要尽可能详细回答，要让人听得懂。”

　　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张耀词同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已经坐在沙发上围成一个大圆圈。沙发后面放了一圈扶手椅。我正好坐在华国锋与叶剑英的背后。

　　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的陈锡联正站着大声说：“我干不了，没有办法干下去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华说：“锡联同志不要着急，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以后再商量，现在先听毛主席的医疗组报告。毛主席病重以后，这些同志连续昼夜值班抢救，已经四个月了。现在让医疗组组长李院长报告病亡经过。”

　　这时叶剑英回头对我说：“你语调声音要大一点，好几位耳朵不大好。”我开始读我的报告，当中有几位委员插话问医学术语及名词，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说明解释。在讲到六月下旬病危时，坐在斜对面的许世友突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说：“主席身体上为什么有青黑斑?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主席病危末期，呼吸困难，全身严重缺氧，所以才有这些现象。”许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死人见的多了，没有见过这个样子的。九月九日下午我去见主席遗体，看到这些青黑斑，我就问你主席生前有多少伽玛，现在又有多少。人都有二十四个伽玛，主席有多少，你完全回答不出。”他接着又讲：“主席是被毒药毒死的，毒死的才有青黑斑，要审医生护士，是谁下的毒。”

　　我说：“用药都是医生写医嘱，两个值班护士核对，再由值班医生复查后才用，而且每种都由医疗组讨论后才用，药品都是为中央首长专用的保健药房准备的，各种药都经过药物鉴定，取来时都加过密封。”许说：“难道不会上下勾结，串通一气，用毒药暗害?这非彻底查清楚不可。”

　　一下子全场都静下来。许站在我面前，两手插腰。他的话是对我说，可是头转过去看定了张春桥。张春桥左手托着下颚，两眼看着地上。江青穿一套黑色套服，坐在沙发上两眼直看着许。华国锋紧张地挺起了身子。汪东兴一直在翻看文件，似乎周围没有发生什么事。王洪文左顾右盼，满脸通红。

　　叶剑英和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李德生回过头来低声问我：“主席身上的青黑斑是怎么回事?”我说：“主席左肺有三个肺大泡，两肺都有肺炎，缺氧十分严重，他是凌晨零时十分去世的，许世友同志看遗体是下午四时，当中已相隔了十六个小时，是出现尸斑。人死后一般四小时后就开始出现。”

　　这时江青站起来说：“许世友同志，主席的医疗组辛苦了几个月了，你让他们把报告说完。”王洪文也站起来说：“主席病危起，国锋、春桥、东兴和我就一直轮流值班……”许将上衣的两个袖子捋到肘上，走到江青面前，右掌猛地一拍茶桌，将茶杯都震翻到地毯上。许大声吼道：“政治局会议不许政治局委员发言提问题，你们捣的什么鬼?”华国锋立即说：“世友同志有话慢慢讲。”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李院长，你们先回去，汇报等以后再说。”这个会后来如何结束我不知道。医疗组在回去中南海的路上都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回中南海后，张耀词警告我说：“汪主任打招呼，叫我告诉你，要同大家讲一下，不要议论政治局的事，免得惹麻烦，等候政治局决定。”吃午饭的时候，我将汪的话告诉大家后，大家都愁眉苦脸，就更加吃不下饭了。

　　对我来说，这决非意外，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说我们下毒的是许世友，而为我们辩护的倒是江青。自毛病危以来，指责我及医疗组最多的是江青。不过这也很清楚，既然王洪文和张春桥参加了值班，不要说下毒，就是医疗上稍有失误，他们也难於推脱责任。江与王和张是一伙的，目前政权大局未定，江青势必要坚持医疗上没有问题。这以后，上面没有再让我出席政治局会议。

　　我昼夜不安的过了一个星期，到十月一日国庆节前，汪东兴让大家分别回到原来工作的医院。於是医疗组的人都奔走相告，但并未结束，自然也不可能结束。大局在动荡不安，毛泽东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权力角逐正加紧进行。

　　毛死前两个月，也就是七月时，汪东兴曾跟我透露要逮捕江青的计划。虽然汪对江表面上漠不关心，而华国锋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但我知道他两人随时会逮捕江青四人帮。江青即使一副毛的权力即将在握的笃定神态，她心中一定是忐忑不安。只要政局未定，医疗组的命运也就难测，毛的死因随时可能成为互相指控的把柄。

　　对我而言，即使权力斗争暂时落幕，江青四人帮被捕，但谁说得准另一场政治斗争又会在何时登场?在中南海旁观二十七年后，我早就了悟了人生变换莫测的道理。我做了毛泽东二十二年的专任医生，历经他的病危和死亡，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安全。

　　

第一篇 1949年 - 1957年

1

　　我二十九岁那年正在澳大利亚雪梨做船医。那时我从报纸上得知，共产党未费一枪一弹便和平解放我的故乡，北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当时仍叫“北平”的市民夹道欢迎他们的“解放”。现在共党领导阶层准备将北平当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北平也将恢复其原本的名称--北京。国共内战仍未落幕，但大家都确定共产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北京是我的老家，我十三岁以前都住在我祖父所兴建的那所传统四合院里。我老家富裕，属上层阶级。高墙和瓦顶平方错落隔成三个大院，院中种满花草，总共有三十多个房间。它坐落在紫禁城的南方--也就是琉璃厂一带。琉璃厂曾在明朝专门为皇城制造金色的琉璃瓦。 我曾祖父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单独一间房内，每年李氏子弟都会定期聚在此，向他祭拜。他在前厅开的中医诊所仍然保留了下来。我曾祖父富而有礼好施，对穷人十分仁慈。他在我家旁边另外开了一个药铺“沛芝堂”，提供免费的医疗诊断和药品。我先祖在琉璃厂一带和北京许多地方以慷慨而闻名，我自小便相信穷人有他们的苦衷，应该善待他们。 但我的富裕出身仍将我与穷人隔了开来。北京穷人很多，我母亲不准我出大门和“野孩子”一起玩耍。自小起，家里便期待我成为医生，将医业家传发扬光大。我也以先祖为傲，并立志向上学医。 我叔父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也是个乐善好施的良医。河南在流行斑疹伤寒时，他自愿前去行医，结果染病，不到三十岁便英年早逝，他遗孀和两个儿子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同住的还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我父亲在第一任太太去世后，便和我母亲成婚。 我父亲是唯一未承继家传衣钵的人。一九二零年他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留下我母亲和我前往法国留学，一去七年有余。周恩来是他团里的同学，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周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我父亲却加入了国民党，成为蒋介石手下的高级官员。

　　我父亲回国时，带回来一位法国太太跟我们一起住。这事使全家族蒙羞。我母亲是个传统中国女人，单纯而不识字，裹过小脚，天性善良慷慨。她最大的心愿便是相夫教子。那时中国男人可以合法拥有数个太太；这是富豪子弟之间的风尚。但李氏家族从来没有这种先例。 虽然如此，我父亲的法国太太温和守礼，教育程度很高，在北京大学里教法文。她对我特别好，常拿糖果逗我吃。但我可以从我母亲时常爆发的愤怒和家法杖责中感到她对我父亲的不满。这也是等我长大成人后才逐渐懂的。

　　我童年时便憎恶我父亲。我们很少见上一面，他带给我的大都是负面的影响。族训教导我要牺牲奉献和服务人群，但我父亲渴望权势。我先祖注重道德修养，我父亲却不走正途，他和他法国姨太太回国后不久，便去南京投靠蒋介石政权。几年后法国姨太太去世了，我父亲也未曾再娶，转眼成了纨绔子弟。我对他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径感到羞耻，决心成为悬壶济世的良医。我父亲与国民党的关系使我厌恶国民党，并在早年就接受了共产党。也许我对我父亲的憎恶，也是我后来对毛泽东纵欲生活失望的原因之一。

　　我像我那一代大部分的中国青年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血，以中国四千年来的文字、诗词、艺术等丰富的历史遗产为荣。我对近百年来中国的衰弱感到不安。小学时代，我读到一八三九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以及法国、日本和俄国相继入侵之下，清朝的凋零和中国的分裂残败，外国租借地在许多城市中散布，自外于中国法律。我从小便知道上海同盟路往河滨公园的入口上有一块臭名远播的标示--“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使我非常愤怒。我跟许多人都把中国的衰弱归罪于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帝国主义”。

　　一九三一年，我十一岁时，日本侵占东北，并建立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我母亲和我逃离北京，南往苏州。随后我在美国卫理公会设立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就读。我在那里接受的是全盘美式的英语教育。学校宗教气氛浓厚。一九三五年，时仅十五岁的我受洗为基督徒。

　　我那时也初步接触共产主义。我同父异母的大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他这种富裕背景的人来说，这很不寻常，但他全是凭一股救国情操和对贫民苦痛的关怀。我父亲要送他到法国去深造，他不肯去。

　　我大哥每周末都来苏州探访我们。他教导我资本主义的邪恶和其对劳工阶级的压迫，并介绍共产党平等民享的信念。他指斥国民党的腐败和不愿与日本满洲政权斗争的懦弱。他让我相信共产党全力在对抗日寇。

　　我崇拜我大哥，向往他口中的乌托邦世界--一个强大富庶、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国。我念了他给我的几本共产党书籍。大哥说只有共产主义能救中国--而朱德和毛泽东则是民族的救星。我自此视朱毛为中国的弥赛亚。后来我得知我最崇拜的作家鲁迅也支持共产党时，更加深了我的信念。

　　大约在此时，就是一九三六年，我母亲的干女儿跟我介绍她一位中学同学，她叫吴慎娴。我们几乎是一见钟情。慎娴也是出身富裕的基督徒。整整十年后我们才结婚。那期间，即使战争迫使我们两家越来越往内地避乱，我们都会尽量想法子待在同一个地方。

　　日本人往南深入后，我和我母亲逃往武汉。一九三七年我们抵达四川首府重庆。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将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一九三五年秋天，红军在蒋介石军团的重重围剿下弃守江西山区，完成长征，并在陕西延安建立新基地。我大哥和一位堂兄也去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就读，此校于一世纪前由加拿大教会所创办。日本占领北京后，许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逃往成都。一九四一年华西协和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完成战时并校。两所大学都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校中大部分的教授为美国人，我用的是英文课本，接受的是现代西方训练。我毕业时有两张文凭--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毕业证书。

　　慎娴原本在重庆复旦大学念社会学，后转往成都一所美国基督教学校就读，即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正好完成外科实习，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院里设备十分现代化，医生们都极为尽职。我的志愿是成为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和慎娴结婚，娴那时任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图书馆员。

　　国共内战随即爆发。通货膨胀闹得人心惶惶。慎娴的薪资比一般人高，一月相当于一百五十美元，且以英镑给付。相较之下我的相当于二十五美元的月薪便微不足道了，而且我拿的是中国纸币。我每一领薪就马上拿去黑市换成美金或银币。百姓推着一车车的钱上街。米价狂飙，太平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偷钱的人，被迫纷纷闯入米店抢米。

　　在这片混乱中，我同学黄梦花正在香港做医生，他建议我去生活较安定的香港找他。香港的医生收入颇丰，娴鼓励我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离开南京前往香港。

　　但我未在香港久留，我转到澳洲东方公司，在雪梨行医，时而在往返澳洲和纽西兰的船上做船医。我收入稳定，娴也搬到香港，租了房子，跟英国人共事。

　　因为澳洲当时施行“白澳政策”，我不要娴前来澳洲和我同住。身为中国人，我可以在澳洲短期居留，行医挣钱，但我永远无法成为澳洲公民。我的骄傲和自尊使我憎恶这个种族政策。我住在雪梨的一个小公寓里。我认识的澳洲人都觉得中国没有前景。我变得更形沮丧，我留在那只是为了挣钱。但我也不想住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我的骄傲不容许我成为外国国王统治下，没有选举权的子民。

　　因此在共产党解放北京时，我十分振奋。我确定共产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外国租借地和帝国侵略的结束，中国终于能再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刚收到了母亲从北平来的信，其中有我大哥的一信。他抗日战争时去了延安，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接收北平后，他随着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进了北平。他很高兴回了老家，并希望我回去。

　　信中写道，现在很缺少合格的医生，回来后肯定有符合我的工作，而且全家也团聚了。看完信后，我心情很矛盾!目前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们的生活很舒适，娴计划来澳洲和我团聚。我可以将母亲接出来，或者每月寄钱回去都没有问题。

　　但我也清楚，在澳洲我无法完成做神经外科医生的志愿。中国人在澳洲没有发展机会，而且就算我钱挣的再多，澳洲仍是个异邦，离开中国，我只是象没有根的浮萍一般飘零。我的爱国赤诚，使我日夜深受煎熬。

　　复活节这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昨天与杨先生约好一同去参加复活节游行，然后到他家过节。杨先生是土生土长华侨，但仍旧保留着中国人的习惯。夫妻二人带着一儿二女在伊莉莎白街底开个杂货店。

　　我精神恍惚走到杨家，杨看出我心事重重。我将大哥来信的事告诉了他，我没有提“白澳”的事，只是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收起了笑容说：“这可是件大事，要好好想想。”我说：“你的看法呢?”他耸耸肩说：“我同你不一样，我全家都在这里。那边给我的待遇再高，我也不会去。澳洲虽然实行白澳政策，可是全国人口太少，谋生容易。你应该问问你大哥，是什么事，有多少工资，可以两边比比看。”

　　他的话更激发了我的爱国情操，我并不在乎挣多少钱。如果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真能由此富强起来，个人的生活暂时下降，也是值得。我离开杨家当天就给慎娴写了封信，让她写信去问我的工作如何安排。

　　五月上旬又收到慎娴来信，其中附有大哥的信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的一封短信。傅连璋在中国医学界是知名人物，他大概是长征中唯一一位受过西方训练的基督教医生。他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前，治好了毛主席的疟疾。他在延安的共产党战时司令部任共产党领导阶级的医生。傅的信写得很诚恳，欢迎我回去，工作安排没有问题，并且希望我转告别的医生，愿意回去的，一律欢迎。但他只字未提薪水的数目和我工作的性质。

　　我看到信真是受宠若惊了，一位部长肯写信给我，说明共产党爱惜人才，延揽人才建设国家的决心。我抱着感恩知遇的心情，决心回去。

　　在我动身的前夕，杨请我到他家里，同时还约了两位在中国城开业的华侨医生。他们祝我一路平安，并且要我以后给他们写信，又说：“如果工作不合适，还可以再回来。”

　　谁知这一别就是三十六年。一九八五年我应澳洲医学会邀请到澳洲访问时，曾顺道去伊莉莎白街街底找杨先生一家。但杂货店不见了，我也没找到我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旬我回到香港英皇道家里与慎娴团聚。这里很热闹，上海战事已结束，天津与香港之间已经有船通航，香港拥来了大批由内地逃来的人，可是又有不少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先去看了黄梦花，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十分惋惜，说：“我们一起在这里干多好啊。”我向他提了傅连璋的信后，他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也好，你先回去看看，如果好的话，你写信来，我也回去。”后来我没有写信叫他回来。

　　走前我们又去看慎娴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张今铎先生，他正准备去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共产党召集了无党无派的各路精英，成立了这个会议。我们当时很天真，以为这能给杰出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艺术家、演员和非共党的“民主派人士”政治实权和发言机会。新共产党政府会运用我们的精力、教育和才能来改造中国。

　　张令铎十分高兴地说：“中国现在有了希望，应该回去参加建设。”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办第一次大会，会中表决通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中央政府领导成员名单，毛泽东将成为新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为刘少奇和宋庆龄等人。但政治协商会议最后演变成一个笑话--共产党接管了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务。政治协商会议只是个花瓶而已--摆着好看，但没啥用处，凡是斗胆不识相的向共产党进言的委员皆被打成右派，送去改造。张老师便是这些天真的人之一。

　　张于一九五七年被批斗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给他平反了冤案，可是这时他已是龙钟老人，两眼失明，自己都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一开始，在政治迫害还未展开前，我一直觉得共产党统治中国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我崇拜共产党，将它认为新中国的希望所在。我在澳洲像个瞎子，前途茫茫。回祖国以后，我将对新中国贡献我的才能。因此每次当我隐约见到共产党黑暗面的时候，我总认为那些是无伤大雅的个别现象，而将他们抛诸脑后。

　　在香港跟我们合住的黄先生将我介绍给一位姓严的先生，在见面前黄对我讲：“严先生负责挑选优秀知识分子去北平。经过他介绍，回到北平可以到医学院教书，工资也会高。你最好送他点礼品。他没有手表，你买块瑞士表送他就可以。而且凡是由他介绍的，全部路费都由他们承担，到北平后还招待食宿。这样算下来，你可以省不少钱。”

　　黄这番话自然是为我打算的好意，想让我用点小礼换来不少好处。但我痛恨贿赂，中国几千年的官场不就是贪污腐化吗?我天真的以为，共产党绝不会像国民党那样贪污腐败。我对黄说：“我认为共产党是廉洁奉公的。我靠本事吃饭，不做这样的事。”

　　以后我再没有同这位严先生来往。他后来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且是某一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之一。数年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部的人，先派到香港，后又派到民主党派工作。

　　后来直到一九五六年，我做了毛的医生，在一次闲谈中，我告诉毛我这段经历，和我对此人此事的看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毛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是书呆子，应该懂得人情世故，水至清则无鱼，这有甚奇怪的。我戴的这手表就是重庆谈判时，郭沫若送我的。”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极为动荡不安。我年轻天真，满怀理想，我将回到故土，并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医院中任职。我将承袭我家医业传统，并遵照医学学位里的誓言，不论贫富一律尽力救治。我会成为伟大的神经外科专家。医学将是我对建立富强新中国的贡献，在那个新中国里，人人平等，贪官污吏绝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我与慎娴由香港乘船经天津回到北平。我一九三二年离开北平，十七年后回来了，亲戚们见到我都说：“你可是落叶归根了。”我真的是归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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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一九零四年美国六所教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之赞助始于一九一四年。上海复旦大学于日本侵华期间迁往重庆。

　　②据薄一波指出，一九四九年时，中国只有六千名“高级”知识分子。

　　

2

　　我看到的北京是灰茫茫一片阴沉败落的景象，完全失去了我儿时记忆中的光彩。历经八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后，北京残败不堪，城墙倾塌多处。北京市民似乎也染上北京的阴沉，人们凡是共产党干部都是一身快洗成白色的土黄或灰色的干部服，一律穿土布鞋，老百姓则是蓝布大褂，发型全是一个样式--男人全是极短的平头，女人则是削直的短发。象我这样西服革履，真是绝无仅有，我的长头发也很显眼。慎娴烫过的头发，西服套服，半高跟皮鞋，在短发列宁服的女干部和布旗袍的女市民间，更是惹人注目。

　　我急忙向我大哥要了两套他的旧军服，慎娴赶做了两套布列宁服，都买了布鞋，剪短了头发。分别了十三年的老母亲头发全白了，人瘦得大约不足八十磅，见到我就说：“你不走了吧?”我说：“回来了，自然不走了。”

　　但北京的气氛却与它残旧的外观大不相同，整个城市似乎欢欣鼓舞，北京解放了，全体市民诚心欢迎共产党新政权的到来，只有几个觉得我们回国是傻瓜的亲友不做此想。

　　星期日大哥大嫂回到琉璃厂家里来，互相谈了这些年的情况，然后大哥说：“你的工作傅连璋副部长已经有了安排。”于是星期一上午我到了弓弦胡同二号。这是很大的宅子，有六个大的庭院，满清时是个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了杜聿明的私宅，后来便成了卫生部用地。傅连璋在最后一个院子的北房内见我。他是一位削瘦修长的老人，前额宽大，两眼有神，半躺在一个睡椅上。他当年是五十五岁，因此在二十九岁的我眼中，自然把他看成一个老人。

　　他问我的学历和经历，然后说：“我有肺结核多年了，不能多谈。你的工作已经派好了，明天上午你去椅子胡同军直卫生处报到就成。”

　　在新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执行管辖，卫生处直属其下。

　　第二天我到了军直卫生处后，接见我的任玉洪说：“非常欢迎，你大哥是我的老上级了，现在缺少医生。”他又说：“傅部长交代了，同我们一样，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因为你是高级医生，所以有中灶待遇，衣服鞋子都会发给你，零用钱也比一般工作人员高些，每月有五十斤小米折钱零用。”

　　当时的供给制待遇分为四种，大灶是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中灶是中级干部，小灶是高级干部，特灶是中央首长的伙食标准。不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所以得到所谓供给制，正是将我看做自愿参加“革命”的人。

　　我听了以后，心里很紧张。我经济负担很重，除了慎娴外，我得奉养母亲、一个婶、一个舅母和表妹，以及我的岳父母。

　　我心里算了一下，我们从香港带回些美元和黄金，没有工资可以支持一年。一年以后怎么办呢?我正在沉吟的时候，任给我介绍旁边的一位说：“这是雷同志。”他对雷说：“老雷，你给开个介绍信。 ”雷介绍我到香山劳动大学香山门诊部。

　　任接着说：“李大夫你回去准备一下，下星期一这里有卡车去香山，老雷陪你一同去。”我觉得很奇怪，自始自终他都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似乎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商量余地，再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动大学这词儿。这样我到底是不是到学校工作?不知道有没有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如果只是门诊部，那么范围就太小了。

　　至于慎娴的工作就难了。她不是医生，卫生部无法安排工作，只好暂时先到通县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的幼儿园工作。我心里很不高兴，我们在香港时，并没有说她的工作不好安排，否则我们会另外考虑回国的事，因为经过南京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介绍，香港的英国文化委员会邀她去工作。我又想到，在香港时真应该送严先生一块表，这样就会对她的工作有适当的安排了。

　　我大哥安慰我说：“你刚来，不懂。在我们这里，只能工作挑人，不能人挑工作，这叫服从组织分配。工资的问题，目前先这样，好在你还有点钱，以后会解决。”他也没再多说什么。

　　劳动大学门诊部在香山脚下。香山位于北京西北数里外，曾是清朝帝王御猎场所，山坡上有数座乾隆时期兴建的游宫。香山也以两座古佛寺而远近闻名--卧佛寺和碧云寺。每到秋天，白枝松树和长满红叶的黄栌树将整个山坡编织成绚烂的锦云。劳动大学占了香山大部分，人口众多，热闹纷嚷。

　　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和副处长罗道让两人都说欢迎我来门诊部工作，并说星期六晚开一个欢迎会，将我介绍给行政处的全体人员。他们让行政科席科长给我办报到手续，发了服装和被褥，又给我一枚圆形珐琅证章，当中是个五角星，中央有“七一”两个字，背后刻有号码。席说：“这个不要丢掉，这是出入证章。”又向我补充说：“不要对与这事无关的人讲山上的事。”我听了真有如坠五里雾中。

　　宿舍位于林木密布的半山腰。但我房间离香山上举目可见的游宫很远，房子是个简陋的小农舍，对我这个出身富裕的城市人来说，做梦都想不到会有这种房舍。泥土铺地，房顶漏水，头上只有一个电灯泡做照明，房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床--架在两条木凳上的一块木板--没有床垫或是床单。没有水，外面有个茅坑做厕所。因为我住处过于简陋，慎娴不能来与我同住，我每周周末回北京老家时才得以和慎娴团聚--还有洗澡。

　　我们照中国农村习惯一天只用两餐--早上十点还有下午四点。农民很少吃肉，因为我身分是医生，不但可以自己住一个房间，而且几乎每天都有肉吃。餐厅和宿舍一样简陋，但食物味道不错，厨房也干净。

　　门诊部更是令我大吃一惊。泥土地板的农舍，设备十分简陋，除去几支体温表和两个旧的血压计以外，就没有别的检查器具了。唯一的医疗药品便是阿斯匹灵、喉痛糖浆和消炎药。看来今后给人看病只能靠听诊器和自己的经验，对于稍微复杂的一些病，怎么办呢?

　　门诊部有两个主任，都是三十岁左右。其他医务人员有二十几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男女，来自农村，受过短期的医务训练。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非常高兴。他们只会像包扎小伤口这种急救，知道阿斯匹灵可治感冒，但对诊疗则一窍不通。有的人说：“早就听说你要来了。我们真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医生，可以给我们上课，讲讲医学知识，我们学的太少了。”我吓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好呢?

　　那星期日我回到家里，正好我中学时一位好朋友陈来看我。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面。陈是老共产党员，在青年团中央工作。他问我这些年的经历，又问我现在的情况。我向他讲：“我现在到了劳动大学门诊部工作。这个大学很大，而且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象这样的学校很少见。”

　　他听过以后，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我这次来看你，事先请求过领导。领导要我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免得你刚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了解情况，糊里糊涂发生错误。”我听了倒真糊涂了。我说：“我是医生，给人看病，仔细尽责，有什么错误可以发生?”陈说：“你不要急，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我告诉你了，在劳动大学。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每天看看门诊，没有什么大病，实在荒废时间。”

　　他哈哈大笑说：“你看那里象个大学吗?香山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各个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你这个门诊部就是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北京解放不久，为了安全和保密，中央机关暂时在这里，难道没有人告诉你，要保密吗?”他又庄重起来说：“时间长了你自然会知道许多情况，不要小看这个门诊部，设备不好，病人不多，但是这地方重要，接触的人也重要，这就是我们的领导同意我与你谈谈心的原因。”

　　当时我不敢问他，他口中所指的领导同志是谁。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香山这一地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及所属中央机构的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中，周恩来与任弼时经常住在城里，朱德住在香山附近的玉泉山，这里也是过去清皇室的园林区。毛泽东及刘少奇住在香山。周围的卧佛寺、碧云寺及西山一带有名的寺院称为“八大处”，都住满了党中央机关和部队。

　　香山门诊部的上级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厅主任是杨尚昆。除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主管所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后勤供应以外，其余各处主要是为五大书记的办公、会议、警卫和料理生活而服务，但中心是围绕毛而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党政机构里最神秘的部门，连其成员都不清楚它的组织机构和功能，只有高级干部或资深人员才对其略知一二。

　　一九五零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分成八大部门。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罗道让主要负责党领导阶层的食衣住行各方面后勤供应。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他那时也在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手下做局长)负责党最高领导阶层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汪在保护所有最高领导同志之外，还身兼毛泽东的卫士长。汪在保健工作方面时常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互相牵制冲突。

　　机要秘书室主任为叶子龙。他负责安排所有的高层党干部会议、会议记录，以及政府党务公文的收发。此外，他还兼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管毛的家务、及负责处理毛的礼品，并给其他四大书记选派机要秘书。

　　政治秘书处则负责实际的公文书写工作及向最高干部通知要务。一九四九年处长为陈伯达，他也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也有其他的政治秘书--毛的妻子江青、胡乔木和田家英。其他书记也有专属的政治秘书。

　　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和机要交通处(处长王凯)是办公厅下最机密的二个部门。中央机要处负责中共中央的机要联络，需要大批收发密电、译电的人员，译电没有译电本，全凭在河北张家口的机要学校受训死背，密码又常常更换，所以译电员或机要员都必须年轻，年纪稍大，特别在结婚有了小孩子后，记忆力下降，就不适合这个工作了。

　　机要交通处则负责全国党军领导的机密文件往返。

　　档案处处长曾三负责保存共产党的党史资料。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管理处处长邓典桃则负责党各部门的后勤供应。

　　在罗道让和傅连璋的联合管辖下，香山门诊部负责中央办公厅内所有干部的保健工作。因此我的病人就包括了这些高低阶层干部和其家属。

　　我自然也认识了其他中共中央机关的大小干部，但平时交往上没有与上述这些人那么密切。我对这些人都抱着崇敬的心情。我认为他们为了中国的富强康乐，为了建立新中国，从青少年时代就弃家参加了共产党，历经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是真正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此外，我对于一般的男女干部与工作人员也抱着极大的敬佩态度，因为这些人也都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在默默无闻中奋力工作着。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与事。中国有了希望，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

　　在我成为中国革命核心的新成员后，我得以在建国仪式中，坐在前排，亲身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天清晨五时，大家起床。这是个晴天，凌晨很冷，都穿上了棉大衣，吃过早饭以后，由香山乘卡车出发，不到七时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飘扬的彩旗一扫北京的阴沉。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唱着革命歌曲，场面既宏大，又很激励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自我大哥第一次告诉我毛泽东是中国的救星起，他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虽然我在香山工作，却从来没有见过毛。他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的身体，脸色红润，前额宽大，头发漆黑浓密，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后来这样式被称为“毛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高雅的宋庆龄也在场。

　　虽是众目所瞩的人，毛的态度却从容而又庄严，没有一丝做作或倨傲。我也看过意气风发时的蒋介石好几次，但他仪态总是非常高傲，要所有的人俯首称臣，从未让人感到易于亲近。

　　毛却很有群众魅力。虽然毛湖南口音很重，但语音清晰，语调很富感染力。“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大声宣布。随即广场上人群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我的两眼充满了眼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心头。中国、中国人受外人欺凌侵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传奇式的“革命领导人”，是一位历史创造者。我离他很近，但是又觉得很远，因为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医生，当时我可万万想不到以后成了他二十二年的保健医生和医疗组组长。他临终时，我也在他的病榻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访问数月，与苏联的史达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回国后，毛自香山迁入北京中南海(即为旧紫禁城的游园地)。中共中央办公厅随之迁入。其他中共中央机关也相继搬进城内。这时行政处的主要人员迁入中南海，称为中南海行政处，香山还留下小部分人，称为香山行政处，看守香山这一地区，以备毛等人或许有时小住。门诊部也因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进入中南海，在警卫处下成立保健科，专门负责毛等五位书记的保健医疗；香山还留下门诊部的大部分人，称为香山门诊部。我留在香山。

　　如果没有发生一件意外的事，或许我就不会离开香山，那么以后的三十八年势必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3

　　一九五零年夏秋的雨季，蚊子很多。中南海行政处下属，专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服务的服务科，有一名服务员住在中南海瀛台，染上流行性大脑炎。中南海门诊部的主任误诊为感冒，没有进行相应的急救治疗而死亡。周恩来，杨尚昆震惊万分，因为瀛台距离毛的住处丰泽园、颐年堂及菊香书屋很近，他们深恐毛受到蚊子叮咬而染上流行性大脑炎①。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南海门诊部，撤销了门诊部主任的工作，立即将香山门诊部迁进中南海，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于是我随同门诊部进了中南海，开始了我生活上又一大转折。

　　门诊部设在南海流水音及沿东大墙一带的院落。这地方原本是乾隆皇帝晚年游乐与休息的地方，乾隆御笔的木制对联、匾额仍然挂着，但年久失修，油漆彩绘已经剥落。一九五三年大修整以前，没有自来水，都用南海边上的机井。门诊部就用这片房屋的一部分做为宿舍，一部分设立门诊室、手术室及病房。虽然仍是因陋就简，但比在香山时要完备些。

　　一九五五年以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城内的房子还没有修好，暂时设在中海居仁堂及附近。军委的彭德怀、中宣部的陆定一、张际春、何凯丰，以及陈伯达、胡乔木和任弼时的未亡人陈琮英，都住在居仁堂以东的永福堂等以福为名的八个四合院中。

　　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中，只有我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就让我负责。我分配到一间小宿舍。后来我搬到比较大的南船坞宿舍去，慎娴和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李重便来跟我同住。

　　中南海警卫森严。从一处到另一处都有哨兵沿路站哨和检查通行证。我在毛住处附近的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佩戴着乙种通行证，只能在门诊部和我住的宿舍一带活动。慎娴虽然也分到乙种通行证，但行动自由小得多。后来我调到毛处工作，才换成甲种通行证。

　　在中南海门诊部内，我照顾起许多领导干部的健康。那时大小干部在城内没有宿舍，同他们的家属都在中南海内。因为花了八年时间抗战和四年国共内战，他们大都是结婚不久，刚刚有了小孩，对孩子很宝贵，有一点小病都希望去看，而且要求我看。这样就造成我日夜忙碌，很少休息了。

　　我申请入党，但我的政治历史很有问题。换言之，我的“成分”不好。我的父亲在国民党时，做过官，是所谓的官僚。我的岳父是地主，那时全国土地改革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我岳父被打成“人民公敌”，剥夺了公民权和所有生活保障，他现在完全靠我赞助。

　　此外，慎娴于一九四四年在云南省昆明巫家坝美国空军供应处，一九四七年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有人一直怀疑她是美、英特务。

　　我年轻时的活动也令党怀疑。一九四九年回北京后，每个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我将年轻时的经历交代清楚了。一九三六年我在江苏省苏州(亦即吴县)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是高中一年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高中一年级学生都要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从五月到七月，我和全班同学集中到江苏省镇江三十六标接受军事训练。在集中军训结束前，我和一些同学集体加入中华复兴社。回到学校后，没有人找过我谈到中华复兴社，也没有什么行动。然后我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里当过短期军医的那小段经历也被共产党怀疑。

　　但问题是，中华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也是蓝衣社军统的前身，是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他们根本不相信，我参加以后，会没有任何行动或活动。

　　汪东兴决定派人对我的背景做更进一步调查。他们一直怀疑我曾是中华复兴社的活跃分子，搞不好还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入党的事，就此拖延了下来。

　　但我极想对正在热烈进行的革命付出一片心力。我申请加入土改队，自愿下乡，把大地主的旧土地和财产重新分配给穷苦农民。虽然我岳父母丧失了他们所有的财产，我仍然支持这个改革。我相信只有土改才能终止乡村的剥削，改善贫穷苦况。多年以后，也参加过土改的朋友才敢跟我说当年的运动常常十分残暴不公。但我的申请未被批准。党告诉我，中南海需要我的医疗服务。

　　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爆发，我也申请自愿从军。对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我未参军，因此我想趁这个机会报效国家。当时美国的军备远远比中国先进，我心里以为中国必会战败。我很关心战情发展，听到中国连连传捷报时，心情非常激动。这是百多年来中外战争中，中国第一次扬眉吐气。我得知美国竟在韩国使用细菌战时非常震惊。即使在朝鲜战争状况未明的阶段，我仍以身为中国人为荣。但上级仍拒绝我的申请，要我留在中南海。

　　我变得郁郁寡欢，我既不能为革命效力，又没有机会成为神经外科专家。我觉得和那些身为革命分子的病人之间有一道鸿沟。入党的事一直没有结果，使我沮丧不已。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首度与毛的家人有了接触。

　　那时毛三十岁左右的二儿子毛岸青精神分裂症发作。毛有两个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都是他第一个自由意志下的婚姻配偶杨开慧所生。杨在一九三零年因拒绝背叛毛而被国民党处死。那时毛在数百里之外的江西井岗山已经和贺子珍结婚。杨死后，两个孩子前往上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流浪生活。一些认识毛岸青的人，都觉得上海租界巡捕曾残酷殴打毛岸青，此事是他精神分裂症的导因。数年后共产党在延安建立基地时，才又找回他俩，毛随即将两兄弟送往苏联读书。

　　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九岁的大儿子毛岸英赴前线作战，不幸在美国炮弹轰炸中丧生。这期间，毛岸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处做翻译。

　　一九五一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中央宣传部内揭发出，毛岸青的稿费被另一个人冒领了，他一怒之下打了这个人一记耳光。毛泽东知道之后，狠狠批评了毛岸青，毛岸青的精神分裂症发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了精神分裂症的一些现象，有时发呆，长期失眠，不过没有引起家里人的注意。

　　毛岸青发病以后，便住进中南海门诊部的病房。

　　春末夏初的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内整理病历，值班护士匆匆跑来，气喘吁吁叫我说：“江青来看毛岸青了，要你去汇报病情，快点。”

　　我走进病房旁的一间休息室，江青坐在一个靠背椅上，旁边站着漂漂亮亮的她的一个护士。

　　以前我都是在路上离得很远看到江青。我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江青。我心想，可真是个电影明星出身，穿戴自然与众不同，只是没有想到，会与大家有这么大的差别。那时共产党刚进北京城不过三年，无论是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都穿着灰色或蓝色土布“毛服”，正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候，衣服褪色、油垢、补绽，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可见到。

　　江青穿一身银灰色纯羊毛派力斯的连衣裙，敞领上装内是米黄色绸衬衣，穿著长统肉丝袜，下面是半高跟黑色皮鞋，头发又黑又多，烫过，精心向后梳，挽起一个发髻，眼睛圆圆的，眸子既黑又亮，皮肤细腻，乳黄。她瘦削，大约有五尺三、四寸，可是上半身却显得比下半身长。她那年三十八岁，我则是三十二。

　　我在她的对面坐下。她说：“你就是李大夫。”一口纯北京话，没有等我回答，接着说：“岸青的情况怎么样了?”

　　有人说江青年轻时很漂亮，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她顾盼间让人感到高傲、冷漠。

　　我便将毛岸青的病情向她说清楚，并且说明在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设备，只能提供短期的治疗，转到精神病院，或者疗养院去治疗较为妥当。

　　她沉思一会，然后对我说：“我将你的建议，报告给毛主席，再决定吧。”然后她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指细长柔软，指甲修剪得很尖俏。她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家。”然后向院子走去。这时我才看到，有三名警卫人员站在院子里。

　　总的说来，江青使人感到精明苛刻。谈话时，不停地打量着谈话的对手，似乎想在对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什么。在她的目光中，看不到温暖与信任。相反地，在那两道炯炯的目光里，流露着侦伺对方的神色。

　　不久，毛岸青被其他医生正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④，并住进大连一家疗养院，由北京医院一位护士全天候照顾。岸青与那位护士谈了恋爱。但家里早就替他安排好了婚事--毛岸英遗孀刘思齐的妹妹张绍华。心碎的护士只好被迫返回北京。

　　一九五三年秋天，在这件事发生后年余，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和宣传部秘书长的胡乔木请我到家里，给他检查身体。当时他患有过敏性鼻炎和十二指肠溃疡，经常发作。

　　胡乔木住在中海居仁堂以西迤北，以永福堂打头的以福字命名八个堂的最北一个四合院内。他的妻子叫谷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我到胡乔木的卧室，胡脱去上身衣服，我给他检查。

　　正查的时候，谷羽跑进来。神色张皇地对胡乔木说：“江青来了，快穿衣服。”胡乔木立刻爬起来，一面穿上衣，一面同我说：“李大夫，对不起，今天不能检查身体了。”

　　我匆忙往外面走，江青已经大步走进来，正碰在一起。她握我的手说：“这不是李大夫吗?”胡乔木迅速答道：“我请李大夫检查身体。”江说：“还没有检查完吧，我可以等一下。”胡说：“不，已经检查完了。”我同他们告别，走了出去。

　　这是第二次与江青见面。这次仅是匆匆一瞥，她给我的印象与第一次相同，只不过让我感到更冷淡更倨傲。

　　我在门诊部工作是极其勤恳的，每天除上下午门诊以外，夜间还要出诊。另外，我给人们看病时，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从来不会因为他们的地位不同而有不同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中南海内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称赞。很多人对我十分信任，甚至愿意将个人及家庭的烦恼同我谈谈。一九五二年秋天，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选择模范工作者，我被一致推荐为甲等工作模范。

　　五零年后调查人员找到了我在集中军训时的中队长徐斌，他正在贵州省息烽县的监狱中劳动改造。徐完全不记得有我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找到了一些我在东吴中学时的同学，这些人都证明我没有过政治性活动。总之，他们调查了所有可能找的人，都没有得到我有过政治性活动的证据，甚至有的人还说我并没有参加这类政治团体。这次调查一共用了两年多时间，结论是“查无实据”。

　　我的“阶级背景”和这些政治性活动在往后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横扫过时，又会回来困扰我。但我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毛的两篇文章、年轻时我大哥给我念的几本书和一些共产党口号而已。

　　在中南海工作这几年下来，我对我本身情况的估计，越来越清楚。我五二年虽然终于参加了共产党，但在工农干部的眼光里，我永远是一个本身历史很复杂的知识分子，不是他们的“自己人”，我充其量只是个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因为我是医生，他们只不过要利用我的医疗技术专长而已。

　　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最高领导同志的安全工作，还兼任毛泽东的卫士长。我是在中南海门诊部认识他的，我们后来成了朋友。他是老共产党员，参加过长征、在乡村长大。他在十岁时，因在城里的街上随地小解而差点被警察拘捕。汪的父亲付了一元大洋使他免去牢狱之灾。汪痛恨当时国民党的腐败，便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延安认识了毛，并开始为毛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他跃升到这个政治职位。但他一直很尊敬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接受西方训练的医生也特别客气。

　　一九五四年刚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二日下午，我正在门诊部值班，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约我晚饭后，到他那里去，说：“有事情要谈谈。”我讲我在值班，有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仔细谈。”

　　我觉得很突兀，因为汪平时说话，一向直爽痛快，从来没有将话留下，不立即说明。

　　那时都很简陋，汪的宿舍就是一间大房子，是办公室、会客室、饭厅兼卧室。他的小孩和保姆另外住在院子对面的平方里。他刚吃完饭，要我坐下，泡了一杯茶。他说：“这是今年的龙井茶，你尝尝。”我喝了几口茶，就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去办。他的神色突然严肃起来。他讲：“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放在门诊部，保留这么久，没有调出去?”我说：“我不清楚。”

　　他说：“我观察了这么几年，你很受群众的欢迎。你最大的特色是对待人不分高低上下，一律耐心周到，不势利眼。所以，不只是一般同志，就是高级首长都知道你。你的高明的医术，平易近人的人品，热情细心的服务精神，给大家的印象比较突出。在闲谈时，毛主席他们都听说了你。给毛主席找个保健医生，能胜任下来的不容易找到。我已经请示过周恩来总理，他批准了，昨天我当面报告了毛主席，他同意。不过要先见见面，谈谈，如果谈得来，再定。你要准备准备。”

　　我听了后，大吃一惊。我再也想不到，会指派我做这么一份工作。

　　我在门诊部时，毛的住处是绝对不允许进入的。虽然身在中南海内，这块地方真可谓近在咫尺，但是在我的眼内，真象是海外仙山一样，既神秘，又庄严。我常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在南船坞楼上我的住室窗口，望着这块地方。这里是全国的心脏，从这里传出来的每一次跳动，都牵连着大陆中国内的每一个人的命运。

　　许多思绪此时一一闪过我脑海。我的妻子慎娴在美军供应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工作过，没有办法找到她不是特务的有力证明，因此她没有资格加入共产党。而我也没法改变我的出身背景。何况，毛已经有了保健医生⑤。然后我又想起我大曾祖临终时交代子孙不要作御医的遗言。

　　我将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汪。他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想的这么多?你的历史问题和家庭的一些问题，在你入党前已经审查过了，都做了结论，不是新情况，新问题。要你去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定下来，是经过党委讨论。而且你的这些问题，报告了罗部长和杨主任，也报告了周总理，都认为不成问题，才报告毛主席定下来。你还有什么犹疑呢?至于你大曾祖的事，那时封建皇帝时代，怎么能同现在相提并论呢?”他说完又大笑起来。

　　我又问他，傅连璋知不知道这次的分派。傅此时已是新设立的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保健局局长，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自认是毛的密友和追随者，非常关心毛的健康，自然会想参与我分派的事。

　　他说：“傅部长虽然是你的上司，但是这样的工作，是中央直接定下来，不需要他参与。”但实际上汪估计不足，傅对于我这次任命没有通过他，十分不高兴。

　　我当时又问汪：“是不是是再考虑一下，商量商量呢?”我深知给毛工作，是个众目交集，引人注视的所在，尤其负责他的健康保健，责任太大。一旦发生点差误，即使算不上什么的差误，也会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而形成“阶级报复”的骇人罪行。

　　汪说：“不行了。这已经是组织上定下来的事，没有考虑商量的余地。”我看这事已成了定局，没有回旋余地。我又说：“我在工作上自然会十分谨慎小心，但是医疗上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一有点差误，那时就复杂了，而且会连累到你。”

　　他说：“不要想的太多。你做自然要谨慎小心，要请示报告，但也要放胆去干，不能没有主见，也不能事事都请示报告，要勇于负责。我看你能干好，我不会看错人。”然后他又说：“你准备好，先与主席慢慢熟起来，能不能做下去，适合不适合，还要由主席自己决定。你等着吧，会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让你见主席。到时候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吧。”

　　在这次谈话以后，汪将毛以前的一些病历记载拿给我，要我了解毛的病史，并嘱咐我多做些准备，还同我说：“主席就要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这次你先不要去，照旧在门诊部工作，还是要找自然机会见他。”

　　我回到宿舍，同娴说了领导上的这一决定，和我跟汪谈话的经过。她也认为，既然中央定下来，不可能改变了。她说，这工作责任太重，不能出任何一点毛病。从这天起，娴无日无夜不为我的工作与安全担心。

　　曾任共产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于一九五０年猝然与世长辞后，其未亡人陈琮英变得极为消沉。陈常来门诊部看病，主要是头痛、失鸣和耳鸣。我给她镇定剂及苏联的一种溴化钾和咖啡因混合药剂服用，但她的问题纯粹是心理上的，门诊部也无可奈何。我只能尽量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人十分善良热诚，认识我时间长了，待我如同子弟。

　　后来我奉汪东兴之命陪同陈琮英同志到上海和杭州休息两个星期，以防她忧郁症病情恶化。当她知道我被派去做毛的保健医生时，她同我讲：“这个工作可不好做，千万谨慎小心。毛老头脾气大得很,而且翻脸不认人，没有人在他那里干得长的。江青这个人，是出名的骚贱货，待人刻薄，你千万别上当。在那个地方工作，一旦搞不好，出来，没有地方敢要你，弄不好还要坐牢。”

　　在五十年代初，毛的威望正如日在中天，谁也不敢背后议论他。这些肺腑之言，简直是“反党言论”。这些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在此后的行动中，无时或忘。

　　一九五零年后的两年内，连续推行了“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前一个运动主要打击国民党的党、政、军、警人员和黑社会分子，后一个运动则主要针对共产党内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干部，其中固然有少数确有腐化行为，但大多数是挟夙怨借机打倒对方。

　　中南海内也展开了保健医生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在警卫局长汪东兴的指挥棒下，将一些保健医生打成“反党分子”。原来是几年来这些保健医生不满意脱离医生临床工作，单纯只给一个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谓保健，凑在一起时，不免讲些不满意的话，甚至发牢骚。警卫局便藉此机会整整医生们。

　　这种“批判斗争会”几乎每天下午、晚上开，每次要开四或五个小时，弄得人疲劳不堪，而同时罪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

　　江青的保健医生徐涛(他也曾短期任过毛的专职医生)在批斗会中是众矢之的。开批判斗争徐的会上，江青特地叫卫士参加，“揭发”徐对江青是如何“粗暴”，如何“虐待”江。并举出例证，如，江青叫徐拉上窗帘，因为日光刺目，徐没有立即拉上，于是成了有意损伤江的眼睛；江要求室内温度固定在摄氏二十六度，江感到冷,批评徐降低了室温，徐拿了室内温度计给江青看，恰好是二十六度，于是成了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像这样的“罪名”不一而足，要徐承认“有意反对江青，反对共产党”。最后徐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奇怪的是，其他的“集团”内的保健医生，都被调离中南海，可是这位“反党分子”的徐医生，并没有被调出中南海，反而继续给江青做保健医生。

　　我很同情我那些医生同事。我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事，他们绝对不是反党分子，但我只能保持沉默，如果我很公开替他们辩论，我也会被归为反党分子。

　　走笔至今我仍感到良心不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们是我的亲人，我清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不敢站出来为他们辩护。

　　在我正式为毛工作之前，我就已经违背良心了，无法言行合一。在政治风暴中我总是三缄其口，但此次批斗大会上，我被迫加入攻击的行列，来保全我自己和家人。我无法指控那些医生反党，我只说他们不该发牢骚，他们没有好好做好工作，所以应该反省学习。

　　我那时不知道，一九五四年就展开的保健医生批斗会里，医生们其实只是汪东兴和傅连璋争权夺利的棋子。

　　这两个人的职务无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璋负责指派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凡是傅派到“中央首长”处的医生，都要定时向傅汇报，回报的内容不只是身体健康情况，也包括所了解的言论和行动。傅还透过这些医生递送他写给某“首长”的信，表示他的关心。傅采取这些手段，来摸清“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动向，特别是党内斗争的动向。在“中央领导人”中，自然毛泽东是傅视为最重要、最需要摸清的人物。

　　而身为警卫局长的汪东兴恰恰也是尽一切可能，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摸清中央的意图动向，进一步垄断这些情况。汪能指挥的主要是警卫人员和卫士，因为这些人都是汪亲自选派的，但是汪也要利用医生和护士收集情报。于是傅连璋认为汪东兴干涉他的业务职责，汪又认为医生听傅连璋的指挥。

　　在汪任派我为毛的保健医生后，汪傅之间的勃溪剧烈。傅想以我的家庭背景问题说动毛不任用我，汪则转而利用反革命批斗大会一一攻击傅委任的医生。最后是汪胜利了，医生们只是牺牲品，汪东兴和傅连璋之间形成决裂局面。

　　发生这次所谓“反党小集团”事件时，我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完全明白了，在工作中，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违背“上级”的意旨，如不谨慎而触犯“上级”的个人意志、威望、都会被无情的“整”，也就是被镇压。采取的方式，是“群众的”制裁办法。群众呢，他们是被指定参加这行动，甚至他们在会上的发言，都是早经排好的。

　　这次可真是一次非常生动的教育，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布置好了的环节内言谈行动。一个人不能有什么个人意志，只能是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不管这零件安装的部位合适不合适，也不管这零件在整个机器运转时，能不能起作用，只要甘心在这部位上听命运转下去就可以。

　　这点对于自由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造成的痛苦是难以比拟的，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党的需要”的钢铁纪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径，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在一片颂扬声中，所有的生机都被斫丧了。违背良心的言论，违背良心的行动，成了准则。而更糟的是，唯有这种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进而一步步爬上去。

　　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在美国安全的环境下，追忆这些往事，我知道我当年还是会这样做，我没有余地，我那时得保护我的家人，无路可走。如果今天我回了中国，政府要我支持一九八九年血腥的天安门事件，我也必须同意。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只有一直违背自己的良心，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

　　而四十年前的我，在与汪东兴会谈数月后，仍满心欢喜的期待毛的召见。但毛迟迟未召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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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共产党第五大领导人任弼时因脑溢血突然暴毙是另一个原因。也正是在这时，每位领导人都派任一位专职保健医生。

　　②中国当局一向坚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美国官方则一直否认。

　　③另有报导指出，毛与杨开慧共育有三子，其中一个(译注：毛岸龙)在杨开慧被处死后，下落不明。

　　④于李医生前任毛专任医生的王鹤滨指出，毛曾将岸青的一些信转给他，岸青信中说他的心灵被一个小人占据了，那个小人常刺激他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岸青写说，他控制不了那小人，也无法逃避他，他为此感到很局促不安，但没有那小人时，毛岸青又觉得寂寞。年光事件后陈学诗为毛岸青做诊疗。中国解放后，精神医学几乎全然瓦解。文化革命后，也在狱中关了七年。李医生不知道岸青或其他高级领导接受哪种药物治疗。但他确定医界从未使用导电筋挛疗法(ECT)。王鹤滨说，此事后，毛岸青被送往苏联接受数年治疗。

　　⑤一九五四年前毛的医生包括傅连璋、陈兵辉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有王鹤滨、周泽昭和徐涛。

　　

4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我正在看门诊，护士长匆匆走来叫我。她面色神秘而紧张，悄悄小声对我说:“一组来了电话，要你立刻到游泳池去。”一组是毛及其人员的代号，二组为刘少奇，三组周恩来，四组朱德，五组原本是任弼时，在他死后，则为陈云。

　　室外露天游泳池是原来就有的，为了让毛在冬天也能游泳，就在室外游泳池的南边新建了室内游泳池。室外游泳池在夏季开放，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都可以来游泳。室内游泳池夏季不开放，在其余的季节里毛去的时间多，别的首长也来，但逐渐来的越来越少，于是成为毛的专用场所了。为了让毛能好好休息，以后又向南加修了大会客堂与书房，这就是以后接见尼克森总统、田中首相等人的所在。同时又修了卧室。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六六年底，毛迁居到这里，直到一九七六年去世为止。

　　毛终于召见我了。

　　我将病人处理完毕，交代了工作，骑车出了流水音。正是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之前，天气仍旧有些凉。我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北面的游泳池，已经微微出了一些汗。

　　在游泳池的门口，毛的卫士长李银桥正在等我。他看见我立刻迎上来说：“你怎么这样久才来?毛主席一直在等你哪。”我说：“我将门诊的病人处理完，时间长了些。”当时我没有带医疗用具，我问他：“主席是看病，还是检查身体?”李说：“都不是，主席只是说要见你，谈一谈。”我又问他，要谈些什么，李回答说不知道。

　　李将我引进室内游泳池，毛泽东正躺在游泳池南端的一个木床上看书。

　　虽然毛躺着，身上盖着毛巾被，可是看得出来，他的身材魁梧，面色红润。上身穿白衬衣，肘以下露在外面，比较起来，手臂显得很长，头发浓黑，前额宽阔，皮肤柔细，两只脚放在毛巾被外面，穿着深咖啡色线袜，小腿很细，脚看上去就大了。

　　李银桥向毛说：“主席，李大夫来了。”毛放下书，叫李搬了一张椅子，放在床边，要我坐下。

　　他说：“张之洞说他自己是起居无时，饮食无常。我同他一样，刚一起床，就到这里来了。现在几点钟?”我看了表，告诉他：“现在四点半。”毛说：“这是我的早晨。你什么时候起床?”

　　我不知道毛的生活习惯，他突然一问，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时是下午四时半，我不清楚他是问早上的起床时间，还是午睡后的起床时间。于是我说：“我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午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儿。”

　　毛笑起来，说：“你是医生，很讲卫生，起居有时。”毛的眼神充满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词，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觉得我是跟一位伟人坐在一起。

　　他拿起一支香烟，我注意一看，是英国三个五牌子。他将烟掰了一半，装在烟嘴上，点燃以后，吸了几口。他说：“这种烟嘴是宋庆龄介绍给我用的，里面可以装滤烟器，据说可以将尼古丁滤掉。我吸烟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尼古丁起了什么作用。你吸烟吗?”我说：“我也吸烟，不过不多。”毛又笑了说：“你是我遇到过的第一个吸烟的医生。”然后，他深深吸了几口气，眨着眼睛，带着一丝顽皮的笑容说：“吸烟也是做深呼吸运动，你说对不对?”我笑了笑，没有回音。

　　他看到我的两鬓有不少白发，说：“你才三十出头，怎么白发比我的多?”我说明人体各部位的遗传特征不相同，人体各系统衰老的表现不一致，然后我说：“从头发上看，我比主席要老。”他哈哈大笑说：“你给我戴高帽子了。”

　　然后他问我的学历与经历，我大略说了一遍。他很注意地听我说完，然后他说：“你中学时就开始受美国人的教育，解放战争(国共内战)时，美国人帮蒋介石，现在又在朝鲜打我们，可是我还是要用你这种英美派。我要学外语。有人说学俄文吧，我不学。我要学外语，就学英文①。以后你同我在一起，你教我学。”我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他又说：“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

　　“许世友早先在张国涛手下，长征到陕北后，张国涛跑了。一九四二年整风开始，大家都说许不可靠，把他斗得要死要活。许急了，要拉队伍自己去打游击。康生要将他抓起来枪毙。我说不忙，我找他谈谈。他们都不赞成，怕许害我。我说不会。许到我这里，见到我，张开大嘴就哭。我说不要哭，我只问你两句话，你相信张国涛，还是相信我?你愿意走，还是愿意留下?许说，我当然相信你，我愿意留下。我说，那好，你照旧去带兵，没有事了。许世友到现在不是干得很好吗。”

　　毛又说：“你那时只是个孩子嘛，懂什么?”

　　多年的忧虑和阴霾消失无踪，我一下子感到安全无比，毛一语解决了我家庭背景和政治历史的问题。许多人用我的过去来攻击我，阻止我入党，使我活得战战兢兢。毛此番话的逻辑是那么简单，但它使我放下沉重的心理负担。毛是最高领袖，没有人敢向他挑战，我很感激毛救了我。

　　这时卫士长来给他开饭。他坐在床沿，要我同他一起吃饭。一盘清蒸武昌鱼，是两大条;一盘回锅肉，里面放了不少红辣椒;一盘炒油菜，油很多，青菜都是整根排在盘中。这时是五十年代初期，大家的生活还很清苦，平时在食堂粗食淡饭惯了，一旦吃这样的菜反而油腻得吃不下去了。毛注意到我吃的不多，笑着说：“你吃得不踊跃啊。武昌鱼的味道不错嘛，回锅肉也很好。”我嗫嚅的说：“我不饿。”他说：“这是我的早饭，也是午饭，我一天吃两次饭，大概同你的吃饭时间合不上。”

　　吃完饭后，他要我再谈一会。他问我读没读过哲学，我说：“学医的时候，医学的书还读不完，没有学哲学。毕业以后，忙于看病人，也顾不上读。自一九四九年以后，只是学过主席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我是真的喜欢那两篇文章，毛写得不错，简洁而切中要点。《实践论》主张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而非读死书而来，对我这想做外科医生的人来说可真是一针见血。《矛盾论》使我了解解决任何问题的方式在于找出主要的矛盾所在--即寻求解决根本问题之道，而不是专注在外表征兆上的小节。

　　他笑了说：“抗日战争发生后，部队到前线，抗日军政大学要我讲讲哲学，我也打算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写了这两篇。《矛盾论》我写了两个星期，只用了两个小时就讲完了。这两篇中，《实践论》比《矛盾论》重要。”

　　后来我也常常回想，我第一次与毛见面及谈话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第一次与他见面，就给他留下了好的印象，能够一见投机呢?我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毛身边待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他有多么重视这两篇文章。他自觉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突破，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理论分析。《实践论》和《矛盾论》分别在一九五零年和一九五一年正式发表以后，苏联方面一直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传说史达林指派苏联有名的马列哲学家尤金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是为了就近研究毛的思想，并向当局报告。毛曾经几次与尤金谈这个问题②，而且还亲自到尤金在北京的官邸与尤金讨论两次，但是双方都是各持己见，没有结果。

　　毛后来同我讲：“难道哲学在马克思和列宁以后，就到了止境了?难道中国的经验不应该从哲学上加以总结吗?”

　　但那个第一天下午，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毛也并未提及。

　　毛又说：“哲学要读一点，不读恐怕医生也当不好。我这里有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你拿回去读。有人告诉我，在美国不论文科、理科、工科等各科的最高学位是PHD，也就是哲学博士，可见他们也是将哲学看成统率各学科的科学。另外也要读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清楚现在是怎么来的。还应该学点文学，医生是同人打交道的，只懂医学，语言无味，缺乏共同的语言。”然后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日子长得很，有的谈。”他伸出手来，与我握了握，我走出室外。

　　我出来以后，已经是傍晚七点钟了。

　　我发现毛既凝重又诙谐，很健谈，很善于让人讲出自己的思想，眼睛里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时有玩世不恭的影子。在接近他的时候，自然的感到亲切而和蔼，开始时的紧张心情，坐下一谈，自然就放松了。

　　那么我见过毛了，以后要经常见到他，负起他的医疗保健的重担了。

　　我立刻到了汪东兴的宿舍。汪笑嘻嘻的说：“今天你谈的时间可不短，都谈了什么?”我将大体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说你干得下来，怎么样?这个开头开得不错，你安心好好干。”

　　这时他的电话响了，原来是李银桥打电话来，告诉他，我走了以后，毛很高兴，要我做他的保健医生。李银桥估计，我适合在毛处工作。

　　汪放下电话后说：“我会将情况报告罗瑞卿部长，你好好休息，注意保密，主席那里的情况一律不许对没有工作关系的人讲。”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娴正等着我吃饭。我将下午的事全告诉了她。她很高兴，说：“看上去，你给毛主席的初步印象不错，否则不会谈这么多这么久，还请你吃了饭。”毛好象喜欢我，我自然高兴。但我仍免不了忧心忡忡。我说：“这也难说，还要看以后顺利不顺利。”娴说：“这种性质的工作，只能小心谨慎。既然开始了，就不能不干好。”

　　第二天的上午，傅连璋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儿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

　　我走到后院傅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说：“你昨天见过主席了，情况怎么样，你讲讲。”我将昨天见毛的情况和毛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的听，看上去他也很兴奋。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围着桌子踱了两圈，我听他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投机了，”然后坐到躺椅上，抬起头望着我笑道：“你的机缘不错，初次见面就谈这么多，难得。”

　　“一九三一年我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毛主席正打摆子，还立即要出发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要我立刻把摆子治好。我说可以，当时是用奎宁治好的。一九三三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说：‘我去打仗了，把贺子珍同志交给你，你照顾她。’那时贺子珍正怀孕。我说：‘主席放心，我来照顾。’我一直照管贺子珍同志，直到她顺利生产，是我接的生。”傅并未说明贺子珍生了几个小孩，我一直没搞清楚③，但我听说她在一九三四年秋天长征之前，就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共产党自南方退守时，将他们寄养在乡下农家，后来一直没有找回他们。

　　傅说到这里时，十分激动，两颊现出潮红，前额也渗出汗珠。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停了一下说：“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

　　傅转变话题，又说：“后来王明路线时将我当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团，标志是国民党派到共产党内的组织)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身体不好。主席对我很好很信任，长征的时候给我一匹马骑，还让我每天吃一只鸡一直到现在。那时鸡是罕见的奢侈品，每天吃一只鸡更是无法想象。

　　他让我喝茶，而且说：“我讲点以前的事给你听，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况。”我对以往，特别是长征之前，在江西的红军期间，更不清楚，所以听起来很有兴趣。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况，你讲了，对我以后给主席工作有很大帮助。”

　　傅笑起来，又讲道：“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装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罗那，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二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

　　他注视着我，严肃的说：“派你到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

　　说到这里，服务员摆上饭菜。傅对我说：“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饭，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样小菜和一碗清蒸鸡。他解释道：“我每天吃一只鸡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

　　他又叫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不晓得傅连璋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及其活动有全盘的了解。

　　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办法。看来他很愿意同你谈谈，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医务上的事，别的事能为他做的，都要做。”

　　我听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样做法，医务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职务。我冲口说道：“我可以照你讲的做。但是这样做，我不但没有临床机会，反而距离医务也会越来越远。”

　　傅正色说：“不能只看到这点。主席的知识深广如大海，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你既然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就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面应该更广泛，才能有更多的话同他谈谈，这样才可以更加了解他。”

　　毛也要我多读读书，我想傅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轻健康，刚开始头几年我可能不用治疗什么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体特点的原因，那么怎能采取一些改进他的健康的办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须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读读书，与毛有共同的语言才成。

　　我起身向傅告辞，感谢他给我的指教。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有事无事都来一次。”

　　我骑着车子，从沙滩转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后，天气晴朗，有些燥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各个机关的大门都在悬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做着游行演习。节日前的景象和气氛使我不由得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自从一九四九年回来以后，这几年中心境一直烦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伤。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时的好友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都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去了延安；这时他们无论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些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批判，但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受人尊敬。

　　而和我一样没有“参加革命”的医学院同学们呢?他们这时都在各大医院中的各个专科中工作，已经成了各科的专家。

　　可是我却丢掉了外科专业，作着各科都干的类似开业医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更糟的是，周恩来决定将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并且决定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虽然我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变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很难稳定住局面。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调我任毛的保健医生，使我立即脱开人事纠纷的困境。

　　自从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后，毛即深居简出，住处警卫森严，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遥远，神秘，又无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层的领导人，除去开会，也很难得与毛个别见面谈谈。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

　　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唱，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一九四九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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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毛从年轻时代起便断断续续学过英文。

　　②尤金(Yudin)为《简明哲学辞典》的作者之一，并被公认为史达林思想的权威学者。苏联一九五三年开始出版针对毛之《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批评，同年尤金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毛非常欢迎尤金，但有些中国人后来认为，尤金被派任是为了就近了解毛的哲学，以便提出批评。

　　③有些资料来源指出贺子珍总共育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产于“长征”途中。六个子女中只有一个男孩。李敏是唯一的存活者。两个小孩被寄养在农家，一直没有找回来。其余均夭折。

5

　　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

　　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

　　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内住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我想，我终于“长征”到“革命的核心”中来了。作为一个医生，能有这种幸运的并不多吧。

　　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住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科头跣足，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像，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

　　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住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晋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成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又称内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即外卫，则防守内住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距放哨。

　　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这种保护网层措施。

　　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阶级同志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

　　毛的内住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①。宫房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它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

　　旧式传统大门上，绘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宫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集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含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

　　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五十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

　　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

　　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含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一九五零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及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试尝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试尝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相效仿，确实劳民伤财。

　　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长年关闭的。

　　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姊姊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她便姊代母职，扶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她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第四个四合院称为“西八所”。这里原有从北向南八排房子，当中六排完全拆了，余下南边一排，靠西是乒乓球室，靠东的一排是医生办公室和休息室、秘书办公室及毛远新的住室；北边一排是毛与江青的衣物室，和外国友人送的礼品储藏室。中国著名画家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送给毛的作品，也放在这里。

　　后来我在这间礼品储藏室看见卡斯楚送的大箱大箱古巴雪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赛斯库送的陈年白兰地，还有伊朗国王赠的金银烟盒。这里也是由叶子龙负责。

　　西八所当中造了喷水池，种了雪松和丛竹，和一个大葡萄架。每到夏天的时候，这里总比别处低四到五度。这个院子靠东边，在南花墙上开一小门，斜对瀛台，这就是南小门。在南小门里，原有一片菜地，种些西红柿、黄瓜之类，后来在这空地下，挖了一个防空洞。

　　东墙有一小门，通过去就是“勤政殿”了。一九五九年人民大会堂造成以前，在这里接外国大使的国书，会见外国政府首脑。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们的宿舍，就在这周边的房间内。

　　在西八所大院子北墙内，靠西一排房子，是毛的卫士和江青的护士值班室。他们是日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一般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都放在这里。卫士有“值班日志”，详细记录了毛的一切活动。所以这里成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了解毛的情况，和平时聚会的地方。

　　北墙上开了一个后门，面对中海。毛平时外出，都走这个门。一般客人和见毛的党政领导人，也都走这个后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门，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著，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毛的卧室很大，几乎有舞厅般大小。家具是现代而实用的西式家具。卧室南北墙上四个大玻璃窗都用一层黑布，一层紫红色线绒窗幕遮住，因此在卧室内完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

　　这时，毛正睡在床上，上半身靠在床头的枕头上。他那张大木床，有一个半普通双人床那样大，床内侧占床三分之二都堆满了书。他睡的地方，只占床外侧三分之一。外侧床头床尾的两只床脚，用木头垫高，这样外侧比内侧高出有三寸。据卫士长李银桥告诉我，这个办法是防止毛翻身时，掉到床下。但是过了几年以后，我更加深入了解了毛的内幕，才知道这样的安排与他的性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床头外侧放一张方木桌，上面堆著文件，就是毛的办公桌，也是他的饭桌。他与江青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完全不同，碰在一起共同吃饭的时候也不多。

　　毛见我进来说：“我还没有吃晚饭，找你来谈谈。”他光着身子，穿了一件白绒睡袍，前襟敞开，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两颊微红，眼光闪烁。

　　我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床旁。这时卫士端给我一杯茶。

　　他放下了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没有。这一下把我问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方面的新闻，而且除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以外，我也没有别的新闻。他见我沉吟不回答，跟着就讲：“你这两天见过什么人?有什么议论?”

　　毛每天的开场白就是“有什么新闻没有?”他对每个人都问这个问题，这是他收集情报和监视控制一组人员的方法。他要我们报告所有谈话及活动的内容，并聆听我们对彼此的批评。他喜欢让一组里面的人斗来斗去，并要求我们“知无不言”。

　　于是我将见到傅连璋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注意地听著，然后抬起身说：“在江西反AB团、打AB团的时候，傅连璋一家五口人，女儿女婿都被当成AB团打死了②。他不是共产党员，长征时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给了他一匹马，他不会骑，连人带马掉到河里，几乎淹死。他还是跟着到了陕北。他是大好人，可是他教你的一些话，不可全听。譬如说，我有了病，你给我治病的时候，是什么病，怎么治法，你要事先同我商量好，我同意了，就是治坏了，也不怪你。你若是不同我商量，你治好了，你也没有功劳，是你的错误。”

　　前面他讲傅连璋的话，很容易理解，可是后面讲到治病的方法，使我莫名其妙了。我预感到今后的医疗工作将会十分困难。毛要求给他进行医疗以前，都要说明生理和病理的演变过程，每一步治疗要达到什么目的，起什么作用，得到什么结果，全都要深入浅出地讲明白，还要使他接受，这很不容易，但是我必须做到。事实上，此后多年，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困难，但也都尽可能做到了。

　　这时卫士给上饭菜，将桌上的文件叠好，堆放在一边，铺上了一块桌布。菜摆上来，是一盘大块的红烧猪肉，肥多瘦少，一盘清蒸鱼，一盘炒苋菜和一盘青椒豆豉炒苦瓜。他吃肥肉吃得很香，我心里不以为然。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二岁了，傅连璋交给我的毛的健康检查资料，体重是八十七公斤，再吃肥肉，对健康有很大坏处。我想，以后要同他说清楚，肥肉，特别大量肥肉，对健康不利。我这一打算并没有实现。原来这一嗜好，是他少年时期在老家韶山农村养成的，直到他去世前保持不变。

　　他要我吃炒苦瓜，并问我味道如何。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见过。我说：“又辣又苦。”他哈哈大笑道：“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辛和苦，特别像你这样，念书，然后做医生，大概是没有吃过什么苦。”

　　我当时没有弄清楚，他说这话，是开玩笑，还是当真，或者是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他对我的真实的看法。我只是就势说：“我以前没有吃过苦瓜，今天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他又笑了说：“那好，以后你就要有准备，要多吃点苦。” 这样我明白了，他认为我过去是一个不知辛苦的人。

　　毛觉得每个人都该“吃苦”，包括他的女儿李讷、李敏，还有解放后养尊处优的领导干部。大部分的领导干部都是农工出身，数十年来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他们已经吃过苦了。但毛觉得他们在当权之后就逐渐沉迷于城市的奢华生活，意志薄弱。毛认为，如果这些领导干部不再吃吃苦，就会忘记真正的中国。往后那些年中，他让他身边的人--我和领导干部们--吃足了苦。

　　随后他说：“我说过，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写的《红楼梦》，第三是打麻将牌。”他又问我会不会打麻将牌，我讲不会。由于家庭教育，从少年时代我就将打麻将牌和吸鸦片看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对之是十分厌恶。

　　他说：“不要看轻了麻将，牌是一百八十四张，要按自己手上的牌，桌上打出来的牌，别家打出来的牌路，来判断自己和每家的输赢趋势。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

　　麻将的确是种战略游戏，毛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和麻将高手。但我想他优异的战略战术来自于《孙子兵法》、中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毛打麻将牌可不只是为了磨炼战技。原来打麻将固然是一种消遣，对毛来说，却也是一个调情的机会。牌桌上，手在和牌、摸牌、打牌，牌桌下却是用脚勾脚，用脚蹋脚，也在忙得一塌糊涂。

　　毛接着又说：“《红楼梦》这部书是封建社会的兴亡史，是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的缩影。我从来不看小说，可是我看《红楼梦》。”

　　《红楼梦》这本小说我以前翻过，但是实在引不起兴趣，觉得书中的情节景象，距离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太远，所以往往只看一两页，就扔到一边去了。

　　《红楼梦》这部书的主题之一便是贾家的兴亡盛衰，还有当时社会的堕落。毛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之腐败和衰亡的奇书，但数百年来，中国人都把它当做贾宝玉个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贾宝玉早年追求美丽的女性和感官逸乐，其实是他对社会家庭的反抗。他最后失败了，只好遁世去做和尚。后来我才知道，毛一贯以贾宝玉自居，以能左拥右抱为一大乐趣，“丰泽园”几乎成了当年的贾府。也正因为此后他的“后宫佳丽”越来越多，“争风吃醋”更使他飘然，更加以贾宝玉自居。毛这位反抗英雄跟我说：“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想做和尚。”

　　毛那晚又说，中国的庞大人口应该归功于中医的发达。他说：“至于中医，你想想看，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经过连续不断的天灾人祸，战争屠杀，到现在人口怕有了五亿多人了吧?有这么多的人，是西医的功劳吗?西医到中国，不过上百年。数千年来，老百性就是靠中医。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把中医一笔抹杀呢?中国的书，只有佛经和中药书我没有读过。你读过医书吗?”

　　这可把我问倒了。虽然我的祖上都是中医，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医对中国人会起这么大的作用。何况，在医生还没有出现的远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又怎样解释呢?

　　我说我试著读过张仲景的《伤寒论》，可是弄不清楚金木水火土的道理，读不懂，昏昏然不知道书上说的什么。

　　他大笑说：“阴阳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体内的生理和病理状态。我主张中西医结合，首先要让一些有根柢的西医学中医，老的中医也应该学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和病理学之类，要能用现代科学阐明中医的理论，也应该将一些古典的中医书翻译成现代语言，或者加注解说明，经过一段时间，总可以形成中西医结合起来的新医学，对世界会有贡献的。”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是很怪。

　　他讲过以上的高论之后，又说：“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你同我一起到天安门上面去看看，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他紧跟着又问我，孩子有多大了。我告诉他，已经是五岁。他说：“你把孩子也带上去，让他看看。”我说：“这可是不能办。上天安门的都是首长，我因为工作关系，可以上去，但是孩子可不能去。首长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去过，他怎么能去?何况他很调皮，又不懂事，惹出事来，找来麻烦，那么我可真成了众矢之的了。”他听后，笑著说：“那好，就这样办。你回去睡觉，我也要睡觉了。”

　　我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早就过了我每晚十点入睡的时间，娴还在等我。我将当晚的情况告诉了她。我说：“看来，他的身体很好，并不需要什么经常性的治疗。我这个角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清客。”

　　娴说：“不能急，开头只能照这样接近他。何况，看起来他对你的印象还不差。千万不要急。”

　　那晚是往后多次与毛彻夜长谈的开端。毛很孤独，很少见江青，也没有什么朋友。所谓“延安精神”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有时会来，但毛与他们之间的交谈只限于公文上的批阅往来，和不定期在“颐年堂”或毛所巡行的城市里，举行的会议讨论。毛和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很少相互来往。他最亲近的人是那些年轻、知识水平很低的卫士。谈话范围自然有限。毛爱跟卫士们讨论他们的女友，面授机宜，还代为写情书。但毛无法跟卫士讨论他最有兴致的两个话题--中国历史和哲学。

　　因此我成了毛的清客。我读些毛推荐的史书和哲学书，和毛讨论上数小时成了每周的常规。由于失眠症，他睡眠极不规律。一天分二十四小时，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想睡时就睡，睡不著就找人谈话，或开会，或看书。时间对于他没有任何限制，也不起什么作用。

　　娴劝我不要急是对的，但事实证明要适应毛并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毛是个独裁者，我们这些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事事以他为中心。在毛的官闱中如果胆敢有自己的主张，无宁是自寻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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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早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共产党于延安建立基地后，毛总是分住最好的居所。据说他在延安的窑洞是最舒适的。

　　②另有资料来源显示，傅连璋的女儿、女婿在一九三四年长征初期遭到杀害。傅的女婿陈兵辉医生据说一九三二年曾替毛治病。傅与其家人经济充裕，生活舒适，是他们被控为AB团的原因之一。毛与张闻天救了傅，但他的亲人仍遭杀害。

　　

6

　　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早上九点过后没多久，我带上必要的急救用具，走到卫士值班室。汪东兴与值班秘书都在。九点半毛从北屋出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维呢的薄呢中山装，也就是毛服，脚上穿一双大元头的黄色皮鞋。他高高兴兴的同大家打招呼。

　　这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赶到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在北屋外面，快步走过来，满面春风的向毛敬礼，大家祝贺节日好。毛说：“时间差不多了吧?”罗说：“可以走了。”于是穿过西厢房，走到颐年堂，大家在丰泽园大门口纷纷上了红旗车。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的所谓国庆大典起，每年的十一国庆和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我都参加了。每次参加这种盛会，总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天安门广场上汹涌的人流，狂热的眼睛，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的无限豪情。

　　今年不同了，我不再是群众游行的参加者，我要登上天安门成为一个“观礼者”了。

　　罗叫我坐到他的车上。这车打头开路，从丰泽园沿南海北岸，出中南海东门驶入午门，停在天安门北侧西箭道下。罗赶忙下了车子，跑到毛的车旁，开了车门，搀扶毛下车。毛瞪了罗一眼，用右肘甩开罗的手，申斥罗道：“不懂事，你去照顾宋庆龄副主席嘛。”罗急忙跑到宋的车前，宋早已下了车。

　　那时的宋庆龄一定已有六十岁，但看上去不过五十岁上下，真是雍容大方。她向大家祝贺节日好，而且走过来，同我们握手致意，使人感到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另外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人士”--李济琛、陈叔通和沈钧儒--就不同了。几个人都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毛走上前，请宋先走，并招呼李、陈、沈等人一同走上箭道。临上天安门陡峭的石阶前，毛还搀了宋一把。

　　他们刚在天安门上露头，观礼的人们都鼓掌欢呼。

　　我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感到又激动又好奇。我走到城楼两侧向下面望，人流在移动。我走进天安门城楼内，里面悬灯结彩，对着大门，用屏风隔出一大方地，摆着一排沙发，排成半园形，这是为给毛在会间休息，和会见参加五一节的外国客人。其余地方都摆着长的条案，罩上白桌布，两边摆着扶手软椅，桌上是一碟碟的点心和水果，以及茶水饮料。

　　往年参加这种聚会，总是很不解，大会从上午十点开始，一直要到下午三时或四时结束，在天安门上的“首长们”，怎么能站立这么久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有这样一个休息和饮食的地方，这是在下面游行的群众所意想不到的吧。

　　毛缓步同熟识的人们握手，然后走向主席台，广场上的欢呼声，像大海的波涛，起伏不停，毛挥手向人群致意。这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开始。二十一响的礼炮响起，乐队奏着《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国际歌》和《解放军进行曲》。

　　先由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坐敞蓬吉普车检阅部队，然后群众游行开始。

　　由身著军服的海陆空三军带队，开着坦克车和大炮驶过长安街。

　　毛及其他政府首长站立阅兵，乐队奏着军歌。

　　数以千计全身白装，颈间系着红领巾的学生，高举国旗和各色厂旗的干部、工人团体一波又一波的穿过，并在游行行进间向毛及其他领导欢呼。群众游行持续了数个小时之久。毛很高兴，没怎么去休息室休息。最后一波已是午后多时，上千个著白衣系红领巾的儿童经过天安门城楼下，高举花环向毛致敬、喊着共产党、中国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今天游行的群众都是经过筛选，政治成分可靠。这些群众真的热爱毛主席。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我只站在毛咫尺之遥，随同他检阅游行。我耳中回响着雄壮的军歌声，目睹五彩缤纷的群众队伍和中国精良的战备能力，心中涌满了澎湃的爱国情怀。

　　从天安门回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在卫士值班室前，罗瑞卿向毛说：“主席，晚上七点钟上天安门，各家分头去，就不集合了。”毛点头示意，走向菊香书屋。

　　罗走入值班室，向我们这些随从人员说：“你们都辛苦了，六点半回到这里，不要误了时间。”

　　我匆匆赶回南船坞，娴和孩子在房间里正在玩跳棋，看见我回来，都说怎么这样晚，公园去不成了。我告诉他们晚上还要上天安门，没有办法，什么地方都去不成了。娴说：“那怎么办?妈妈在等着呢。”我说：“这有什么办法，你们先回去，我如果回来的早，就去接你们。要是到九点钟我不来，你们就不要等我了。”

　　送走了她们，我到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去吃饭。我找到值班厨师，他给我煮了一碗挂面，什么味道也没有。

　　我回到一组卫士值班室，秘书和警卫们已经聚在这儿，都在抱怨没有吃上饭。汪说：“不要紧，等下到天安门上你们去吃点心。你们不要挤在一起，分开了吃。要不然别人见了，会说，一组的人怎么这样闹特殊待遇，别的工作人员不准吃，为什么让他们同首长的待遇一样。”

　　七点时，罗瑞卿嘟嚷说，怎么主席还不出来。汪急忙顺走廊到菊香书屋。过一会，汪走回来说：“王胡子给主席理发呢，上午没有来得及理发。”快七点半时，罗瑞卿大声说：“汪东兴，你还不去请主席走。”我好奇的跟着汪去菊香书屋一探究竟。

　　原来毛就在中间那间饭厅内，坐在一张高背藤椅上，在颈部系上白布盖布，右手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

　　毛完全按著自己的舒服与否，随意转动著头颈。这个发可不好理。椅背太高，手不容易伸到脑后。理发的老王已经六十岁出头了。他随着毛的头的转动，而上下左右地剪着头发。没多久，老王已经满头大汗。

　　王胡子名王惠，从一九三零年代晚期就一直给毛理发。毛有一次同我讲到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随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王胡子被打成反革命。抢救运动的目的是揪出反革命，被怀疑的人必须坦白交代。王胡子当时坦白说，他是暗藏下来的特务，要在理发时，用刀子杀死毛。

　　毛告诉我：“我就不相信，他给我理发和刮胡子这么久，一个小口子都没有割开过，怎么可能是要杀我的特务?如果要杀的话，早就可以下手了，还等到现在?我让他们叫王胡子来，我谈谈。王胡子来了，见到我就下跪，大哭说，坦白交代，要杀主席。我说为什么不动手呢?他说等国民党来了再动手，我说到那时还用得著你动手?我让他讲老实话，他说不这么讲，日夜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只能按他们讲的坦白交代，这才让他睡一觉。这样，我才下命令停止抢救运动，凡是以前坦白的全不算，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就不要说。”

　　王胡子从此对毛绝无二心。在毛的宫闱中，许多与毛最亲近的忠心分子都曾受过毛的救命之恩。

　　理发完毕以后，大家动身，我与罗、王同车。车上，罗责备汪说：“这么大的主席，你们就这样给理发。家里搞出一间房，修个理发室，到北京饭店拉一把理发椅子来。”汪说：“这些都好办。请示过主席，他不同意，只准这样子理发。”

　　罗又说：“王胡子这么大岁数了，手直抖，要把主席剪破刮破了皮，怎么得了?”汪说：“给主席做事的人，就是不好找。王胡子从延安干到现在了，主席不同意换人。换个生人在他眼前拿剪子刀子晃，他不放心。”

　　罗嘿然不语。我心里暗自奇怪，毛生活上的细节，罗为什么不知道呢?我又想到以后我工作，势必要用一些医疗用具，像注射针之类，毛会不会不放心呢?看来首先还是取得他的信任以后才好进行工作。

　　毛到了天安门上，立刻放起第一批烟火，衬著夜色下广场附近的万家灯火，景色十分壮观迷人。在空中绽放的缤纷焰火，将广场上无数身着彩衣的民族舞蹈表演者点缀得非常美丽

　　烟火放得正热闹时，周恩来走过来，请毛到大厅内和来观礼的外宾一起拍照。这次接见中，包括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岁，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长胡子，穿一双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国话讲得非常好。给胡作警卫工作的张告诉我，胡十分喜欢中国，衣食住行，样样都是中国的好，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特别喜欢住在广西和云南。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胡，非常欣赏他。

　　最后一批烟火放完已经快十点钟了。大会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点心总共花了多少钱。但我后来得知，光是这一晚的烟火费恐怕就不下五十万人民币。那时工人一月薪资只不过是三十人民币上下。此后，我越来越觉得这般庆典过于铺张浪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大家普遍饿肚子的时候。多年后，这些庆典对我便变得毫无意义。

　　毛后来也对这些节庆意兴阑珊。不过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他都很紧张。一是头天总想早睡，偏偏睡不着，大会的时间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门。虽然如此，群众的崇拜倾倒总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撑完全场。问题是他典礼后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时演变成支气管炎，好几个礼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气管炎更易导致肺炎。此外，他也讨厌打扮整齐和这些繁文缛节。

　　他之辞去国家主席，所谓退居二线，实际上，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礼数，推给别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决定，为了节省人力物力，此后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门庆祝国庆。这说得似乎很中听，但骨子里是怕麻烦，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劲头反而来了，为了打倒政敌，巩固手中的权力，一跃而起，到天安门八次接见并鼓励红卫兵“造反”。这些花费比平常的国庆和劳动节庆典要大得多。毛在权力斗争中，从无顾及花费的问题。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之后，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庆典。天安门的庆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劳动节之时，毛仍极为振奋。

　　放完最后一批烟火，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还举行了一场舞会。这真使我大吃一惊。解放后，跳舞场就因其颓废和具资本主义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宫朱墙内，毛内住地西北的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一九六零年以后改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烟火后，就有一个舞会，而且我还必须出席②。

　　我和毛一起走进春藕斋，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一下子都围上来，争著要同毛跳舞。原来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组成临时乐团伴奏，后来改由专业文工团乐队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调--年轻女孩轮流上来和毛跳舞。毛的舞步迟缓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欢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马上就又换上下一个女孩。前阵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没有来，朱德和刘少奇倒都来了。只有毛、朱、刘这三位领导坐在桌旁，其他百余名左右的办公厅干部和文工团的女孩子都坐在靠墙边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时年轻，任毛的保健医生，又是舞厅里少数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轻女孩子也请我跳舞。

　　有时舞曲音乐会嘎然停止，换上北京戏曲的小调。北京戏曲是种民间通俗文化，内容多半是缠绵悱恻的庸俗爱情故事，有时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听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调，其格调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团的乐队奏起了“苏三起解”中的小过门，舞场内立时沸腾起来。毛和著小调，跳起他独一无二的西洋舞步。在舞会的乐曲上，毛与江青的爱好完全不同。毛喜欢民间小调，江喜欢西方乐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来。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杂踏，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在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

　　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做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消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娴还在等着我。

　　在家中，我们一起吃著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娴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重累得在母亲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娴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娴，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二十二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娴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她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一九五六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

　　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娴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娴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她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

　　以后，娴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她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她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娴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娴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她于门外，她为我忧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变得内向而沉默。她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她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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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王胡子的屈迫成招并不是停止延安整风运动的唯一原因，许多人均被诬陷。

　　②毛自一九三零年初期便曾在延安举办过舞会。叶子龙那时负责从其机要秘书室中挑选女孩子和组织临时乐团人员。

　　③毛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也觉得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时期成立文工团至为不妥，但也未能将其解散。

　　

7

　　一九五五年六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一九五零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

　　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

　　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

　　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

　　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她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五十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

　　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

　　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拂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

　　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尽，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的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

　　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计数也高。但是一九五零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

　　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一九五一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作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

　　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副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

　　我先查了鼻腔和上颔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积垢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十月一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稍压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

　　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强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

　　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

　　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合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

　　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那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做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初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罗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

　　我带著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著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祗一样的对待他，拿著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以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著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

　　毛放下了书，笑著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著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炎，那么是光大炎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的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

　　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

　　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啊。”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当谈到张和我都是华西协合大学毕业，而张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毛欢快地说：“抗日战争时，在延安，美国派来一个军事代表团，和我们相处得很好。由美国来的医生，像马海德(George Hatem)，一直同我们在一起不走。在消灭花柳病上，他出了很大力。他是你们的同行。”

　　马海德(一九一零～八八)于一九三六年和斯诺一同前往共产党北方基地陕西保安，后来终生留在中国行医，入了中国籍。

　　“美国也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那时美帝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这言论简直是反革命。“你们是英美派的，我就用你们这些英美派。”他又对著张说：“我在学英文，李大夫就在教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是Socialism吧?”张说：“是。”

　　这时我看张已经完全放松，神态自如了。我说：“主席，现在检查吧?”毛说：“那好。”

　　张给毛清除掉许多食物残渣和齿垢。张慎重地向毛说：“主席以后要天天刷牙，齿垢太多了。”毛不以为然说：“我一向用茶漱口，不刷牙。老虎并不刷牙，为什么虎牙那么锋利呢?”这一下子将张和我都问住了，实在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毛眨眨眼说：“你们医生也有些生理现象说不清楚吧?”张说：“很多。”

　　张又提出要拔除左边上面第四个牙齿。张说：“这个牙齿的周围已经有脓，牙齿很松了，如果不拔，会牵连前后的牙齿。”毛说：“真有这么严重吗?”张正色说：“我可不敢乱说，这是真的。”毛点点头说：“那就照你的办。可是我很怕痛，你要多用点麻药才行。”

　　张悄悄地问我：“主席对普鲁卡因过敏吗?”我说：“在他的病例记载上，肌肉内注射过很多青霉素，都加普鲁卡因止痛，没有一次过敏反应。”张又悄悄同我商量说：“这个牙只要稍一夹就可以下来，还要用麻药吗?”我说：“还是用一点，这样他可以放心。”张说的对，真是轻轻一夹，就顺利地拔下来。毛十分高兴说：“英美派胜利了。”

　　过了两天，我又给毛取了耳垂血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计数都恢复到正常。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他时，他高兴地说：“你解开了存在几年的一个谜。你胜利了，英美派万岁。”又让我准备好牙刷牙膏，决定刷牙。但是他坚持不到几天，就又放弃了。

　　往后几年毛仍有牙痛，也仍然讨厌看医生。他的牙齿全部变黑，一颗颗掉了下来。到一九七零年初，他后上方的牙齿全掉光了。好在毛说话或微笑时，嘴唇总能盖住剩下的牙齿，因此很少人注意到齿疏色黑的现象①

　　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毛与他前后三位妻子生了好几个小孩。毛跟江青生的小女儿，李讷，那时不过是十五岁。看样子毛的生育能力是在中年后停止的，我一直无法找出病因。

　　我告诉他，前列腺没有问题，不过没有生育能力了。他说：“那么我成了太监了?”我说：“不是。”我这才发现毛完全没有基本的生殖常识。他也是现在才知道他的右侧睾是隐睾。我又解释说：“生育能力全看精虫是不是正常，性欲和性能力与精虫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毛担心的不是他的不孕症，而是性无能。他一直相信性生活活跃期是在十二岁到六十岁之间。他讲他年轻时，在韶山曾和一个十二岁女孩子有性关系。他一直对此事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一九五五年这时毛六十二岁，深恐从此丧失性能力。也是在此时毛开始有阳萎现象。毛坚信性能力和健康有直接关联。在我刚去他那里工作时，他正由别的医生建议肌肉注射鹿茸精，我不同意这种治疗，但骤然无法使他中止。随着他自己的年龄越老，他将上面说的年限不断扩大，最后成了“男女年龄在十一岁到八十岁之间”。这无非是以他自己的性经验做出的结论。

　　我只好等所谓一个疗程完结后，同他说明这类称之为“补肾壮阳”的药，对身体有害无利。他说：“你们医生有的说这样，有的说那样；这个赞成，那个反对。看来医生的话，只能听七分。”但他也并未再坚持注射。

　　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相信一些长寿的药，也想寻求这类药。例如，那时宣传很多的罗马尼亚医生勒普辛斯卡娅的长寿法，用肌肉注射奴佛卡因，即她称为H3的②。他很相信，要来了一些相关资料，详细看过，按法注射了将近三个月，他自觉没有什么效果而停止。

　　以后他还是要我找既安全又有效的壮阳药。我同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商量后决定用暗示治疗，胶囊内装上葡萄糖，取了一个名字，给他服用。

　　后来我发现毛在权力斗争高度不稳定的状态下，阳萎现象最为严重。一九六零年初期，他势如中天，阳萎突然完全治愈。毛和江青那时早已不同床，但毛跟那些年轻女孩完全没有问题--同床的女人数目增加而平均年龄骤减。

　　即使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他仍相信他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诗中自豪“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在一九六零年中期跟外宾说他准备去见上帝--或是马克思--完全只是一种伎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健康状况达到最高峰。毛在被攻击时常久卧不起，但他也把生病当成一种政治策略。毛的健康状况常是中国政治局势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中苏关系陷入低潮，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前表演了一出精湛的垂死大戏。他想籍此观察苏联对毛之死会有的反应。先前他在我及数位卫士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身上盖了一块毛巾被，假装痛苦万分，表情呆滞，语不成调。“我演得好不好?”他问我们。然后毛把苏联驻中国大使叫到床前，演将了起来。

　　相同地，在一九六五年，毛故意跟旧识斯诺说他快死了。毛这一方面是在刺探美国对此事的反应，另一方面想籍此使美国改变其中国政策。同年，他也告诉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一句话，考验欧洲的反应。

　　毛常指控他人挑拨离间和阴谋诡计。但说起搞阴谋，谁都搞不过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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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毛未曾修饰过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

　　②一九九二年九月伯克莱《健康杂志》(Wellness Letter)指出，近几年新推出“一种有名的罗马尼亚防止老化的药方”，它能“使你一夜之间变得更年轻。”这灵丹妙药为普鲁卡因(商品名称为奴佛卡因，Novocain)。报告中声称一位安娜·阿斯兰医生在一九四零年代于布加勒斯特曾用此药进行试验。没有任何研究显示此药品是否真有其所宣称的效果。

　　在本书此处和其他处，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医学界对此未达成学术共识。这在美国也是个新主张。

　　

8

　　我刚给毛做专任保健医生时，毛的医疗问题都不严重--感冒、偶发性肺炎、皮肤搔痒、鸡眼或胃口不好。毛的便秘倒是非常严重，因此他的卫士两、三天就给他灌肠一次。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他的便秘。哪天突然正常如厕，便成了件大喜事①。 毛的精力充沛，异于常人。他计算时间的方法，与大家完全不同。上午下午，夜间白天，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他的身体拒绝依照二十四小时的变换来运转，他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

　　大体上，每次入睡的时间，总比头次入睡时晚三、四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又常常睡四、五个小时，或五、六个小时，就醒了。醒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连续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不睡，随即连睡上十或十二个小时，环境嘈杂也不受影响。也许毛的生理时钟一向就不规律，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曾想治好他的失眠症，但长达二十年的行军和革命生涯，使毛的睡眠完全纷乱不堪。毛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讲到失眠。这位英国元帅说，在第二次大战时，战况如何激烈，他也定时入眠。毛说，你真是好福气。

　　每当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时，象他一次同我说的，引了《西厢记》张生的一句话，真是“捣枕捶床”，无法成眠。于是无论昼夜，他总是做些体力活动，如游泳、跳舞、以求体力疲劳。在我做他的保健医生前，他已服用了二十年的安眠药。傅连璋在一九三零年代给他开的是佛罗拉(Veronal)。一九四九年以后，改用温热葡萄糖水送服药效极强的安米妥钠(sodium amytal)零点一克的胶囊一粒。毛按这个方法，往往睡不著，于是加服一粒或两粒，甚至三粒，也就是最多时，用到了零点四克了。而正是这个时候，大家最为紧张不放心的了，因为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走路摇摇晃晃，可是又最不愿意别人搀扶。

　　我到职前，傅看到药量太大，惟恐中毒或成瘾，所以暗中将胶囊减量，只装零点零五克或零点七五克，告诉毛仍是每个零点一克，但毛服用剂量还是越来越大。 我知道毛服用的是安米妥钠后，感觉十分不妥，我从来不给病人服用这种药效强烈的安眠药，也怕毛会上瘾。我劝他不要吃药，毛回我一句：“那我不用睡觉了。”他不肯听，还是继续服用。

　　他有一次开玩笑问我：“你说一年多少天?”我很奇怪他怎么提这样的问题。我说：“自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他说：“对我来说，一年恐怕只有二百多天，因为睡的少。”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以后说：“不，要用醒的时间长度算。主席的一年要有四百多天，很象‘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了。”毛哈哈大笑说：“照你这样算，失眠倒成了长寿的办法了。”这自然是说笑话，我确很清楚他的意思，对失眠真要想想对策。

　　我同傅连璋谈过一次，要改变以上方法。安米妥钠是一种起作用慢，但作用时间长的安眠药，用来引导入睡比较差。我建议改用起作用快，而作用持续时间短的速可眠钠(Sodium Seconal)。晚饭前二十分钟服用零点一克的速可眠钠两粒，来迅速引导入睡。饭后可以再服一粒安米妥钠，以延长睡眠，而且要将胶囊内药量不同，告诉他本人。给毛服药的是他身边那些没有医学常识，农民出生的年轻卫士，而毛的保健是我的责任，我必须确定卫士们不会给毛服用过量才行。

　　傅同意这方法，我然后将这方法同毛谈了，而且说：“用这种方法，睡眠会好得多。”毛似信不信地说：“说嘴郎中没好药，试试看吧。”

　　事实上用这个方法以后，确实使入睡好些了，睡的时间长些了。后来有的胶囊只装葡萄糖，与不同剂量的安眠药配合服用，起了很好的效果。他有几次笑笑的同我说：“你这个偷工减料的药葫芦里，卖的药倒还管事。”

　　但有时毛的失眠严重到我的方法也不起作用。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

　　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这病名在美国已不再被提起，在中国却非常普遍，毛和江青皆深为所苦。一般来说，神经衰弱是由心理抑郁所导致，但中国人一般认为自己有心理压力等于丧失颜面，因此症状多转为生理疾病。神经衰弱最普通的症状是失眠，其他症状则包括头痛、酸痛、头晕、恐惧感、高血压、沮丧、阳萎、皮肤疾病、肠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和脾气暴躁。

　　后来，我逐渐把神经衰弱视为在共产党内无路可走的政治体系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疾病。我第一次处理的病例是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大哥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批斗，发展出严重的神经衰弱，主要症状为高血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展开后，许多无辜的人被误打成右派，神经衰弱的病例大为激增。在国民党政府主政时，我未见过比例如此高的情况：那时不管政治局势变得多糟，总有法子可以逃离那个政权，但在共产党统治下，却是无处可逃。严重的精神病，比如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都可以在共产党体制中得到通容;但轻微的心理困扰被硬批成“思想问题”。中国人觉得看心理医生是很丢脸的事。在毛在世期间，国内也根本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治疗，而且医生只提供药物，不可能深入探讨疾病的根源。

　　我从来不以“神经衰弱”一词，来界定毛的焦虑抑郁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毛会觉得我是在轻视他，我也会被撤职。他也从来不用这个词。毛久卧不起，忧郁终日时，他只简单说他心情不好，要我对症下药。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搔痒和阳萎，严重时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倒，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有一次他接见非洲的代表团，许多团员围著他，兴高采烈，用手指著主席做了很多姿势，我察觉毛开始摇晃，连忙跑去扶他。因此，在他外出、走路、接见客人时，一定有人在旁扶持。当然，在他情绪高涨，精神振奋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而经过多次检查，毛无论心、脑、内耳都没有实质的病变。

　　毛的神经衰弱与一般人原因不同。毛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五十年代中叶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的问题不断增加。每在这种情况，毛就会长期失眠，在毛苦想应对战略和得到最后胜利的数周、数月中，睡眠变得非常混乱。我在初任他保健医生时，不清楚他正困在对农村合作社化的反弹险境中，而我帮他治疗的失眠症，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毛的目标是在迅速而全面化的完成中国的改革，他对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实施的农村土地改革并不满意，土改后私有财产制仍到处可见。毛要的是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农村合作社化。中国太贫穷，农村机械化则过于耗日费时。

　　一九五三年农村合作社化运动开始在农村展开，由于步调过快，又倾向于建立难以管理的大型合作社，要求农民缴交农具和牲畜，使农民和许多领导干部反对声浪日高。中国某些地方在建立合作社后不久，便立即撤销。撤销工作由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下令执行。毛认为邓和一些党内官员主持下的农村工作部阻碍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化的道路，从而取消了农村工作部。邓受到批评，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至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为了农村合作化问题，毛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更形紧张。在狂风巨浪中游泳，只不过是他表现出他决心无视于任何艰险，而勇往直前。

　　一九五五年秋到五六年冬，毛主持了一连串宣扬社会主义改革的会议。一九五五年的秋天，为了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批评共产党内有些领导人“右倾”，并号召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化的改革脚步。在这期间，他常常严重失眠。

　　十月中旬的一天，已经有三天没有睡好，这天又是连续三十几个小时不能入睡，服过几次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他到了游泳池游泳。待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游泳池时，他已经游完。这时天气还暖，正是中午，他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我看他面色红润，精神很兴奋，可是神态却显得疲惫了。他要我坐下，问我游不游泳。我告诉他，今天还没有吃饭，不游了。毛笑了说：“我不吃饭，没有睡觉，还游了一个小时。吃过三次安眠药也不顶事，你是不是拿的偷工减料的安眠药?”我笑起来说：“主席，今天可都是真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睡觉。”

　　我告诉他，可以服一次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试试看。傅连璋告诉过我毛一贯不吃水药，所以我说明，这可是水药，而且味道很不好吃，苦、涩，还有点辣。他说：“我爱吃辣。这不相干，拿来试试。”

　　我坐车赶到弓弦胡同。那时傅连璋仍负责管理毛及其他领导人的药品，保健局药方经由香港公司由美国、英国和日本批药进来。为了安全起见，毛的药品都是用毛在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围剿弃守延安时的假名--李德胜--来配药。

　　药剂师将瓶塞加上火漆密封印章，交给我。这时傅连璋知道了，跑过来，急切地说：“主席从来没有吃过水药，你怎么这样大胆，把这么难吃的水药给他吃?他发起脾气，怎么办?”我说：“傅部长，这些我事先都同他讲了。他让拿去给他试试。他在等着，我得赶快。有什么情况，我以后再向你报告。”我匆匆往外走，隐隐地听到傅在叨叨：“怎么这样莽撞，事先也不同我商量好了再办。”傅认为他是我的领导，应有权参与毛所有的保健问题。他以他与毛之间长久的关系自豪，自以为很了解毛主席，而毛也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但现在常跟毛接触的人不是傅连璋。毛正开始对我信任有加。

　　赶到游泳池，饭刚做好。我讲：最好先吃药再吃饭。”毛同意，说：“那好，听你的。”我给他倒了十五毫升在小杯子里，他一口气喝下去，然后说：“味道很不错。我不喝酒，这倒像酒。”接着他又说：“这个灵不灵，还难说。”

　　这时饭菜摆上来，看来药的作用已经开始发挥了，他正处在安眠药作用开始的欣快期，饭吃得很好。等到吃完饭时，他已经昏昏欲睡，来不及回菊香书屋了，就到室内游泳池的床上睡了。这一觉，从下午近二时起，直到半夜十二时多才醒，足足睡了十个多小时。

　　醒后，他十分高兴，半夜把我叫回去，跟我说我这炮可打响了。

　　我走进他的睡房，他正在闭目养神，他睁开眼睛，拿半截香烟装在烟嘴上点燃，说:“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怎么会这样好?”我扼要说明了这药的性质和作用，并且说：“这是安眠药中最早出现的，十九世纪已经由医生普遍应用在临床，所以对这个药的作用和副作用，了解得最清楚。这个药对人体安全。”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吃?”我说：“主席不爱吃水药，这药味道又不好，所以不到不得已时，没有拿出来。 ”

　　事实上安米妥纳的效果和水合氯醛差不多，但是他已经几天失眠，当天又是疲乏不堪，再加上服药前，用语言和行动，使他在精神上接受了有力的暗示治疗，因此才会如此见效。

　　我想毛清楚他的精神衰弱根源在生、心理两方面。他也相信精神慰藉的力量。小时有次他病重，他母亲带他到佛庙里去拜拜烧香，毛服下香灰后，就不药而愈。“我反对摧毁佛寺，”毛在全中国“破四旧”捣毁庙宇时跟我说：“乡里农民，小病挺挺就过去了。大病也不一定找医生，拜个菩萨，求点香灰回来吃。你不要小看香灰，给人的精神上的支持可大啊。”

　　他笑着说：“你倒是留了一手啊。你这个郎中还有点好药。你回去睡觉，我要开始办公了。 ”

　　从此以后，水合氯醛成了他必不可少的安眠药，与速可眠钠同时用。到六十年代以后，毛上了瘾，不只吃饭前服安眠药，就是会客、开会、晚会跳舞，甚至性生活前都要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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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毛其他随身人员也描述毛的便秘。据说在井岗山，贺子珍用手指替毛抠便，后来她学会了灌肠。国共内战期间，毛拒绝使用盥洗室，都由他的警卫陪他到野外，在地上挖个坑如厕。据说在长征期间，毛顺利如厕可以激励红军士气。

　　2.在本书中，因为李医生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李的用词“抑郁”是一般大众的用法，而非严格的医学名词(depression--忧郁症)。自毛去世后，中国人对心理疾病的观念已有改变，许多城市那都设有心理咨询诊所。

　　

9

　　我一向不过问政治，对毛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剑拔弩张之势也一无所知。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察觉到毛主席正在策划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到今天，我才懂文化大革命那场持续十年的政治大风暴，其实早在一九五六年便已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发表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是其导火线。

　　毛并未参加大会，由朱德率领中共党代表团前去苏联。朱面容慈善，那时已是七十岁，头发很黑而多。朱没有政治野心，解放后几乎是半退休，只担任几个荣誉职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官方性的巡查和在中南海的花房里种花--他养了上千盆兰花。人代会委员长是个闲差，但大家仍称他“朱总司令”。中国人民十分尊崇他在共产党所内做的贡献。

　　赫鲁晓夫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朱德措手不及。朱德向中央打电报请示时，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毛十分震怒。毛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可见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

　　毛对国家领袖的角色持着神秘主义的信念。毛从不曾怀疑他自身的领导能力。只有他的领导能改造中国。全天下都认为毛是中国的史达林。和一般中国人一样，毛视自己为民族救星。赫鲁晓夫的那篇反史达林秘密报告，直接对毛的统治构成威胁，质疑毛的领导，毛被迫起而迎头痛击。如果毛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的攻击，等于为往后会有的反毛运动铺路。毛决不容许此事。史达林于一九五三年去世后，赫鲁晓夫随即领导苏联，毛毫无异议。但发生反史达林事件后，毛转而对赫鲁晓夫深怀敌意。毛认为赫鲁晓夫违反了一条基本的革命道德--那就是忠心不二。赫鲁晓夫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归功于史达林的提拔；赫鲁晓夫此举无异是过河拆桥。

　　此外，毛觉得赫鲁晓夫这样做是为虎作伥---授美国帝国主义以柄。毛说：“他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使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史达林，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 ”

　　我一直非常敬仰史达林。但是毛反对“反史达林运动”并不是出于对史的尊敬。事实上，毛鄙视史。我听到毛形容他和这位前苏联领袖的关系不好时，非常惊愕。毫无疑问地，毛在一九五六年初跟我说的一番话是气话。毛时常扭曲历史以迎合其政治目的。

　　毛对史的强烈个人憎恶要追溯到一九二零年代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时期。

　　一九二四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不久，第三共产国际命令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成立统一战线。中国当时四分五裂，第三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完成统一，建立中央政府。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悔，大举歼灭城市里的左翼分子，毛逃回湖南，亲眼目睹农民的暴动。毛于是认为，中国农民一定会起来领导二十世纪的革命。毛便大胆采取了一个合於中国历史情境，却为非正统马列主义的战术。毛发动共产党领导农民秋收起义。随即毛在江西井岗山建立基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毛在此号召农民的支持，实行土改，继续和蒋介石的军队做游击战，以耗损国民党的力量，进而领导农民攻占城市。苏维埃政权在毛领导下日渐壮大。

　　一九三零年，史达林指派当时才二十五岁，在苏联读了好几年书的王明为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前来中国。据毛所言，王明虽未实际领导中国共产党，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按照王明的指示，执意将当时的革命路线由乡村推往城市。毛认为当时势力仍薄弱的红军一定会节节溃败，元气大伤，因此大力反对，而被打成保守右倾，并前后不下二十次被撤、降职，以及开除出党，并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毛说：“长久以来，史达林骂我是红皮白萝卜，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我也没有骂他。”

　　江西苏维埃政权岌岌可危，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时，红军决定突围而出，开始了历史性的长征。在长征途中，毛夺回指挥权。

　　毛认为红军早期的失败全该归罪于史达林和第三国际的横加干扰。他说：“中国共产党自江西红军时代，深受第三共产国际瞎指挥的苦头，将大好形势搞得一塌糊涂，白区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我们没有怪史达林和苏联共产党，只怪我们自己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毛还骂王明是左倾的“投机分子”。

　　毛又说：“日本投降以后，史达林怕美国，要我们像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交出枪去，我们不同意。日本投降后，(我们)同国民党打起来了，苏联没有给我们一枪一弹的援助。淮海战役以后，又要我们与国民党划江而治，不要打过长江去。等到国民党在南京站不住脚，搬到广州去，英国和美国都不肯把大使馆搬到广州，可是苏联大使馆跟着去了，表示他们支持国民党，跟我们没有牵连。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到莫斯科去谈判，史达林对我可是不相信了，一住两个月，史达林根本不谈。我发了脾气，不谈就不谈，我回去，这才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朝鲜战争，美国打到鸭绿江了，我们说应该出兵。史达林说不能出，出了兵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说，你不打，美国把朝鲜打掉了，中国、苏联岂不是唇亡齿寒?你不打，我们打。你苏联有武器，你怕英美说你援助我们，那么我们买你的武器，打起来与你没有关系。”①

　　“高岗在东北，史达林封他东北王，实际上是插手中国党，搞分裂。”

　　这是毛首次明确谈到他对史达林的看法，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原来存在这么久、这么深的分歧。

　　但毛从未公开他的看法，他本身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史达林过于息息相关。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中国国内领导人立场一下子泾渭分明。朱德表示要支持反史达林，大大触犯了毛。我从不认为朱德会对毛构成威胁。毛和朱德在江西时期曾分裂过，②因此朱德对“反史达林”的最初赞成反应，使毛与朱德隔阂加深，进而说这是“个人品质问题”。 一九五六年的五一节，朱德身体不舒服，但他即使不能上天安门，也得上。每年五一劳动节，领导人都照合照，如果不在里面，就很耐人寻味了。朱德告诉陈琮英说：“如果我不上，别人会以为我犯了大错误，上不了天安门。”那年五一节中国领导合照的相片中，朱德脸色苍白，愁眉不展。朱德仍想确保他在毛主席身边的政治地位。

　　毛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反史达林。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毛首先对他们对苏联模式依样画葫芦的死方法发难。

　　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已深受苏联模式影响，此时已建立了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农业合作化推展完成，城市中主要的工厂和商店收归国营。规模较小的手工业工厂和商店不是合作社化，就是交由地方政府经营。就经济和官僚制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已趋完善。

　　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遥遥无期。在庞大繁杂的官僚体制建立后，昔日的革命斗士成为养尊处优的官僚，汲汲于追求显赫地位，而将毛的革命理想抛诸脑后。毛深感不耐，他要快速地推动改革，继续革命奋斗。但党官僚、领导干部纷纷发出警讯，坚持遵循苏联的渐进改革模式。毛则认为他们对苏联的模仿缺乏创意，在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之下，将苏联的组织体系全套抄袭过来。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

　　毛的革命需要大胆、气魄和斗争等特质，这些也是毛的性格。因此他认为其他领导人只会墨守成规。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意赫鲁晓夫反史达林，无异是向毛的最高领导层下了挑战。毛戒心大起。毛不要他的任何下属在他死后，摇身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写黑报告告发他。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拔掉所有能破坏他统治的毒草。他对共产党党内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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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所使用的军火，其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购自苏联。

　　②朱德在井岗山期间曾与毛意见相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即针对朱德及陈毅而发。

　　

10

　　毛对自己的形容至为贴切。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日，毛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引用了一句歇后语：“我是和尚打伞”，以说明他自己是“无发(法)无天”。那天的翻译对此一歇后语不熟悉，因此将这句歇后语翻译成“一个孤寂的和尚，打着破伞，在雨中踽踽行走。”①因此，斯诺和许多继他之后的无数学者以为毛有一种悲剧性的孤寂情结。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毛其实是在大言不惭的告诉斯诺，他就是神祗，他就是法律--“无发(法)无天”。

　　毛见外国人时，给毛当翻译很不容易。他在会谈时，常引用诗、文及俚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谈，引用了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典故：张英的家人与邻居争地界，发生纠纷，给他写信，他赋诗代信回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立即让地三尺，对方为此也让三尺，成了一条六尺巷道。毛引用了这诗的最后二句，用以表明他对中苏之间边界纠纷的态度。当时我看翻译十分为难，我不懂俄文，不知怎么译，但从尤京一脸茫然的表情看，他恐怕没有听懂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毛会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谈到和平共处，引用了宋末赵孟俯的夫人管道生给赵的一首诗：“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他藉此说明中印二国的亲密关系。翻译很为难，说了很久，我不知道对方是否明白毛的意思。

　　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庆祝苏共国庆四十周年时，毛在大会上讲到团结的重要性时，引用了俚语：“一个篱笆三个椿，一个好汉十个帮”。为解释这句话，翻译弄得一头大汗。

　　一九七一年毛初次会见季幸格，毛引用《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美国的处境。可是这句话怎么也译不清楚。

　　毛常告诉我，“我念的是绿林大学”。毛是个彻头彻尾的叛逆分子，他反抗所有的权威，力求驾御一切--从最高政治决策到他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枝末节，中南海内凡事都须经由他的首肯，甚至江青的衣着打扮。中国的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他的批准。

　　毛没有朋友，自外于一般的来往接触。他和江青很少聚在一起，亲生子女更少。就我所知，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施。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团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身旁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未过问幼童的情况。

　　我始终无法了解毛的冷漠，也许他曾目睹过多死亡，因此对人类的苦痛变得无动于衷。毛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及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都被国民党处死，大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中，他有数名子女在长征时夭折或是失散，永无下落。但我从未见他为失去这些亲人表露过任何情感。事实上，由于他一再逃过这些劫难，似乎只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对那些死去的亲人，他只淡淡的说：“为了革命理想，总有人得牺牲。”

　　毛虽然行止孤独，消息却很灵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床上，一连好几天只罩件睡袍度日，但他勤于阅读，并总要他身边的人，用口头或书面向他报告中国境内和世界大事，因此他对上自中国偏远地区到全球各地，下至他宫闱中的倾轧夺权，都了若指掌。

　　毛痛恨繁文缛节。一九四九年，当时政务院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建议，按照国际礼节，应该穿黑色衣服，穿皮底黑色皮鞋接见外国大使。毛听到后，大发脾气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习惯，搞他们那套做什么。”他穿灰色中山装，胶底黄色皮鞋接国书。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一律穿灰色套服了，于是驰名于世的“毛服 ”也就随之出现。余因此被调职，文化大革命时余自杀。

　　毛拒绝服从任何时间表。他神出鬼没，行踪飘忽不定。每回他出去散步，回程一定走另外一条路。他从不重蹈过去的足迹，永远另辟蹊径。无论是在私生活或是在国家大事上，毛总勇于追寻前所未有的途径。

　　毛对历史有特癖，看得最多，常反覆翻阅的是历史书籍。他看过很多遍二十四史，因此他惯于用过去来注释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论，与我过去的想象完全相反。毛的政治观点中，没有道德的顾虑。我在知道毛不但认同中国的帝王，而且崇拜令人发指的暴君后，非常震惊。毛不惜用最残忍暴虐的方法来达到目标。

　　毛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纣王开辟了东南大片土地，使中国的疆土东抵大海，而且对中国的民族统一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比干这些人反对纣王的开拓疆土政策，当然要杀掉。纣王搞了些女人是事实，但是哪个皇帝不搞?

　　毛说：秦始皇是中国的广阔版图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人。至于焚书坑儒，焚的是宣传分裂的书，坑的是主张分裂的儒，而且杀的儒生不过四百六十个，实在算不上什么。有些人在这上面大作文章，真是“抓住一点，尽量扩大，不计其余”，完全颠倒黑白。

　　毛对武则天推崇备至(后来文革中江青以武则天自居)。有一次他同我谈到武则天。我说：“武则天疑心过大，告密过滥，杀人过多”。他说：“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进行改革。唐室的宗室豪门大族想设法推翻她，是事实，不是她疑心大。不用告密的手段，怎能知道这些人的阴谋呢?将想杀死她的人杀掉，有什么不应该?”

　　隋炀帝则是沟通中国南方和北方，使南北方密切结合起来的伟大人物。中国的大河都是由西向东入海。隋炀帝开了由北向南的大运河，象一条大腰带，将中国拦腰捆住。毛说这段历史是唐人给完全歪曲了。

　　西方领袖中，毛对拿破仑极为推崇。他认为拿破仑打破了古典战争的常规，使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起了革命性的改变。譬如，他进攻时，用密集大炮轰击取胜。毛推崇拿破仑的另一重大事件是，拿破仑进攻埃及时，曾带领大批学者、科学家到埃及，并因此建立了埃及学，研究古埃及文化源流。在这个事件的启发下，毛也决定组队到黄河的发源地青海省，去探寻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九六四年汪东兴组织了一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者、水文学家和工程学家。汪为此从内蒙古及宁夏调来马匹，成立了一骑兵连，还另外调来大批行军器材和装备。毛和我每天一起练习骑马。毛最后决定八月十日起程。八月五日夜晚传来美国军队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急电，这样毛才取消黄河行的决定。

　　毛的历史观与常人不同，它反映毛本身的性格。毛爱惜古喻今，并自认对中国历史有极大贡献。我认为中国历代宫闱夺权诈术对毛思想上的影响远大于马列主义。毛是个革命家属不争事实，他的目标是将中国改造成富强大国，但他却从过去的专制历史中寻求统治方法和权力倾轧的对策。

　　中国历史对毛所追求的新中国作用不大。毛认为中国文化已停滞不前，他要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有必要学习外国，改进外国思想，并使其适应中国国情。他常说：“中国的东西也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成了骡子也不坏。”

　　毛认为社会主义能激发中国人民的蓬勃创造力，并重造过去的盛世辉煌。苏联是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不得不向苏联寻求灵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坚持中国要“一边靠 ”。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的是求中国富足强大，文化复兴。换句话说，要创造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常说未经消化吸收的全盘西化不好，他也从未提倡将苏联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来中国。他认为苏联在建设中成功的或失败的经验都可作为借鉴。

　　从毛第一次召见我开始，他便将对美国和西方科技的赞赏表露无疑。他深知要重振华夏声威，光学习苏联是不够的。因此他对“一边靠”的口号很有保留。

　　毛对自身的历史定位十分肯定，他从未质疑过他的角色。他是最伟大的领袖，万王之王--他统一中国，并将改造中国，使它恢复过去的辉煌。毛从未跟我用过“现代化”这个词。毛不是现代人，他念兹在兹的是使中国恢复昔日的繁盛风华。毛是革命家，也是和传统决裂的人，他要改造中国，重振大汉天威。毛将缔造自己的万里长城。他的不朽与中国的伟大交织在一起。整个中国都是他指下的试验场，毛就是中国。任何与毛思想相左或胆敢向他挑战的人，都被毛视为异端。毛毫不留情的铲除敌人，百姓的生命不值一提。

　　最初我很是困惑不解，我很难接受毛竟会如此轻贱人民的性命，以达到他的目标。一九五四年十月下旬，印度总理访问中国。毛与尼赫鲁会谈时，毛明确表示，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为战胜帝国主义，值得牺牲几千万中国人民的性命。毛这样告诉尼赫鲁：“我不相信原子弹有那么不得了，中国这么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弹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万、两千万算不得什么。”这些话当时使尼赫鲁大为吃惊。

　　后来毛在一九五七年于莫斯科的演讲中又说过，中国就算死了一半人口(三亿人)也算不上什么，我们可以再制造更多人。②

　　直到“大跃进”，上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荒，我才开始醒悟到毛和他所推崇备至的暴君之间的相似之处。毛知道有上千万人饿死。他无动于衷。

　　我经过一再思索后，终于搞懂了毛的历史观点。此外，他这番话也是在明白告诉我，今后我对他只能绝对服从，不可稍加异议，忠贞不二是唯一的路。

　　外面的人看毛的宫闱世界，总有如雾里看花，觉得毛如此伟大，为他工作如此光荣，想离开一组简直是不可思议，只有那些对毛不够忠心的人才会被驱逐在朱墙之外。全中国也没有地方敢收容不明不白离开一组的人。

　　一组里的人有些是真的忠心耿耿。一来因为毛对他们有救命之恩，让他们有安全感(就象我的政治历史被毛一笔勾消一般);二来他们崇毛如泰山北斗，视他为中国的救星。但却有另外一群人只是拍马屁，向毛争宠。毛的心里也很清楚，只因为他有用得着这些人的地方，所以留着他们，一但利用价值没了，毛便一脚把他们踢开。

　　一次我同汪东兴谈话，我向汪提出了这个疑问。汪说：“为人民服务，总要有具体的人啊。为毛服务，还不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这里工作，是党分派你来的，还不就是为党工作吗?”

　　“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是毛喊出来的。中南海南墙入口的新华门后，这几个斗大的金字嵌在一片墙上，它也挡住了中国老百姓一窥今日紫禁城中高级领导生活和工作真相的视线。在中南海的政治学习中，总是强调要“为人民服务”，是为党工作，不是为个人。这口号使我激动不已，因此决心加入共产党。

　　后来我发现在毛这里工作，却成了向毛争宠。而毛呢?从来不用亲自穿鞋脱袜，梳洗理发。我对这“为毛服务”的一组现象非常不解。

　　我那时年轻天真，便听信了汪东兴这番教诲。

　　毛一旦怀疑一组人员和其他领导人--不管是周恩来、林彪或是刘少奇--关系过于密切，便立即将他们撤换。毛警告我：“祸从口出。”此后二十年中，历尽各次政治运动，不论是“大鸣大放”，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字报”、“小字报”，我都守口如瓶，只埋首于毛的医疗保健；甚至在我深深了解他的残酷暴虐之后，我也一迳保持沉默。我清楚，在中国只有毛有独立意志。

　　但我此时仍崇敬毛，他是中国的救星，民族灯塔，最高领袖。我将中国视为一个大家族，我们需要一个族长，毛主席就是大家的领导。我为毛主席服务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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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爱德加.斯诺对此事的描述见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1，p.175)。

　　②赫鲁晓夫记述毛在断言中国能制造更多的人口时语言的残酷，他及其他苏联领导为毛轻视生灵的态度大表恐怖。见Khrushchev Remembers，Tran. & ed. Strobe Talbott (Boston:Little Brown，1974，p.255)。

　　

11

　　我随同毛开始出巡之后，才见识到“为毛服务”的铺张浪费的一面。毛的安全和保健工作极尽周全。毛的舒适和享受是第一要务。我早知道毛的安全工作一向非常周延，但在中南海内我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等出巡时，这种过度奢侈的现象才变得份外明显。

　　毛不断的出巡各地，很少待在北京。他是个南方子弟，因此觉得与北京格格不入。广州、杭州、上海和武汉是他最喜爱的城市。毛每次外出都是好几个月，五一节、国庆日或接见外宾时才回北京义务露个面。毛行踪飘忽不定，有时他早上才决定去杭州，我们下午就匆匆上路了。由于警卫局怕会走漏风声，通常随行人员前一夜才通知要外出，却也不知道目的地。

　　毛通常乘专列出巡。毛的专列共计十一节。专列平常停放在离北京火车站相当远的车库里，以利毛秘密行动。毛的专列有二节主车，一节毛用，一节给江青备用。江青只有一次与毛同乘这一专列。第三节是毛的餐车。毛的卧车非常豪华，里面装了一张大木床，大部分的地方都堆著书，前面四节满是上下铺的卫士、警卫、摄影员、机要员、厨师等随身人员的卧车。再接工作人员餐车一节，医疗急救车一节。在毛那节车前另有一节备用主车。

　　专列没有冷气，夏天酷热难耐。一九六零年初期，铁道部从东德定制一列新专列，十分奢华，有隐藏式灯光、设备齐全、自然也有冷气设备。汪东兴、机要秘书林克和我同住一节，三人共用一起居室。每个车厢内有沙发、桌子、床和热水浴室。

　　专列沿途的安全措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毛乘专列到外地一次，铁路的全线行车时间表都要改过，至少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正点运行。沿路火车站上匆忙的乘客和叫卖吃食的小贩全换上了安全警卫。专列驶进空荡荡的火车站，一路只见站台上的哨兵，感觉非常古怪。我和其他随行人员跟汪东兴说起这事后，汪便安排了一些打扮成小贩的警卫站在站台上，来增加真实感。

　　凡毛专列沿途经过的各省领导必须在其所属的省内，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在毛停留期间，每省铁路局都会派出一位司机和火车机车。沿线并有各省公安厅派警卫，每隔五十米放哨。我有一次和辽宁省公安厅一位处长聊起，他告诉我，一九五零年一月毛从莫斯科返国时，在北京到满洲里的铁路沿线上，两边每隔五十米派部队和民兵，轮流昼夜看守。他在一个 铁路涵洞下蹲了两个星期，也不知道是谁经过，正是冬天冻得够呛。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毛主席。

　　毛乘火车也不受时间限制。除加水以外，不靠车站。他不睡的时候，不管多长时间，列车行驶不停。他要睡觉，无论什么时间都得停下来，一般都停在铁路支线的工厂或飞机场。这是工厂就要停工，机场要停止飞机起飞及降落。

　　有时毛会乘坐飞机。一九五六年夏天我第一次随毛坐机出巡。十月下旬毛去广州，他决定乘坐飞机去。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毛第一次乘飞机是一九四五年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由延安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谈”。

　　飞机的选用与试飞，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空军司令刘亚楼负责，他们经过多次讨论，商定乘坐苏联生产的“利-二”型客机。出发那早，刘亚楼陪同毛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北京西苑机场。在这段时间，全国所有航线停飞，空军派出战斗机巡逻。随行人员分乘四架飞机，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及其他秘书、警卫员等随行人员乘坐一架伊尔十四。毛的司机、厨师、摄影师、两位食品化验人员及另一批安全警卫分乘两架飞机。其他大约二百名随行人员，则乘毛的专列先行出发。专列载有毛那辆苏联制、防弹的吉斯牌(Jis)车，毛下机后，预订乘车直奔广州小岛招待所。专列则停在白云机场，随时供毛外出使用。

　　毛的利-二坐机是小飞机，只有单螺旋桨。客舱内原有二十四个座位，前一半的座位拆掉，安装了一个单人床，一只小桌，两只坐椅，后半部只留下了四个坐椅。这架飞机除毛以外，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一名卫士、秘书林克和我乘坐。

　　刘亚楼将一位麻脸瘦高个子的军人介绍给毛说：“这是胡平，他开主席坐的这架飞机。”毛说：“这可要辛苦你了。”胡很善于言词，说：“能给主席开飞机，那太幸运了。”胡平在文化大革命后升为空军参谋长。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坠机身亡后，胡平被判刑。

　　将近中午抵达汉口机场。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书记刘克农，在原是蒋介石别墅的东湖客舍设宴宽待。东湖客舍环境优美，隔湖对面的是武汉大学。以前，外国人，特别是白俄，在汉口开了一些酒吧、饭店，雇用的厨师、服务员都经过专门训练。现在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被调到招待所，做服务工作。

　　这次外出，使我对毛被奉承的情形大开眼界。王任重说：“史达林处理党内斗争问题，比主席差多了。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党对王明他们还是讲团结。 ”毛说：“是啊，应该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对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从来不主张乱捕乱杀。”王说：“这是主席领导才做得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任重，我感到他极会阿谀奉承。我从旁观察，毛对王相当亲切。无怪王的官运亨通，不过四、五年，升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虽然如此，毛也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被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但很快被江青在群众会上，指斥为“背着文革小组活动”，而遭批斗。

　　将近下午六时，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广东省省长陈郁等人在机场等候。从机场乘车去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一路上突出的印象是街道脏乱，街上的人们大多穿着木底拖鞋，嘀嘀答答，十分吵人。

　　毛的广州之行是个机密。一组人员被拆散，分居数处，并不准随意外出、打电话、会客或收信。我们寄到家里的信件全由专邮送投。毛要走前几天，汪东兴才准我们随同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安人员外出观光。

　　毛的舒适仅次于安全措施。

　　和平解放北京后不久，没收了许多旧别墅，也相继造了些新的，供党领导专用。中央办公厅在玉泉山上替五大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造了五个别墅。后来罗瑞卿和汪东兴(两人都是旱鸭子)又为毛加盖了游泳池。为了安全起见，游泳池只有两个澡盆宽，水只及膝。

　　毛为这小游泳池大为光火，此时彭德怀又在政治局会议中直言，指斥动用公款以为毛私用。毛于是用他自己的稿费付出建游泳池的费用。他此后没有去玉泉山住过①。

　　一九五零年中央办公厅又在北戴河海滨一带没收了许多旧别墅，分配给各领导，并特别为毛修建了“八号楼”。自此后，各省领导也争相在其省内为毛修建别墅，但他们以为毛喜欢最现代化的设备，别墅内装设了西式弹簧床和坐式抽水马桶。毛出巡时总带了一张大木板床和蹲式马桶随行。一九四九年到苏联莫斯科时，这个木床也运去了。一九五七年再去苏联的时候，住在克里姆林宫内，只有坐式马桶，他没有办法，最后取来一个便盆临时凑合救急。

　　陶铸在广州为毛和江青修建的小岛招待所最合毛的意，因此毛爱常去广州住。小岛招待所在珠江两支流交会处，整个小岛布置得象个大花园，种着广玉兰、白玉兰、 栀子树、洋桃树、木瓜树、芭蕉和香蕉。

　　这里面原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小巧的两层楼老式楼房，称为二号楼。省委书记陶铸觉得这楼太小，在旁边造了一号楼，两头各有一间卧室，毛住西首一间，江青住东首一间，中隔一极大大厅，可以开会，也可放映电影。靠西又修造了三号楼，是毛与江的起居室。

　　四号、五号和六号楼，是为刘少奇、周恩来及朱德来时用的。这次由罗瑞卿、杨尚昆和我们分住。我与林克住四号楼。

　　岛内布满武装明哨和暗哨，中央警卫团就来了一个中队。陶铸、罗瑞卿和其他公安人员深恐不到九十里外的香港内的国民党特务会想法子暗杀毛，因此这条珠江分支封了航，除去巡逻炮艇外，断绝航行。搞得岛上安静得出奇，只听到热带鱼的啾啾叫声。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人员，加上毛在北京的随行人员，总人数将近二百人。他们大都住在位于与内陆衔接的对岸桥头公安大厅内。八到十个人挤一间房间。

　　毛的专用厨房设备良好，卫生安全，管理容易。北京巨山农场每天运菜过来，共毛的厨师使用。毛有时会试试广东的水果、青菜和鱼，但他还是爱吃油腻辛辣的湖南菜。

　　但公安厅大楼的饭厅问题很大。饭厅和厨房的服务员及厨师的工作量突然增加很多，地方原本又小，没有食品冷藏设备。菜蔬肉类堆放在一间小储存室内，堆满以后，放不下了，又堆在厨房外院子中。虽然已经入冬，可是广州天气还很暖，老鼠又多，疾病容易滋生，也有可能食物中毒。汪东兴便召集了北京来的一些人员，协助厨师们做好厨房的清洁卫生，建立食品包管与化验制度，我则负责小岛内部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汪东兴和罗瑞卿为了毛的安全工作，可谓大事周章，虽然理由正当，毛仍然十分不满。后来毛批评汪东兴，在警卫工作上“前呼后拥，如临大敌，只相信自己，什么事都要自己带的人去干，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更不相信群众。”毛从来感受不到身边警卫人员的紧张心情。毛清楚群众崇拜他，谁会想谋害他呢?

　　这年冬季因为毛在广州，其他的“中央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都来到广州，以便开会。领导们分别住进四、五、六号楼，我则迁桥对岸的广东公安厅大楼住。其余政府首长分别住在小岛旁的广州军区招待所，和城里的广东省委招待所内。

　　陶铸为了表示对来广州的“客人们”的热情欢迎，在省委招待所举办宴会。陶来请毛，毛不愿出席这种应酬。陶一再请尝尝广东菜，毛仍不答应，最后同意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参加，毛对我说：“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菜讲给我听。”

　　开饭前一个半小时，中央警卫局办公室主任田畴跑来找我。他十分焦急。他说食品化验在菜中化验出氰化物，全部饭菜封存，厨房工作人员也全部不准离开，汪东兴要我马上赶去省委招待所。

　　我赶去时，七张大桌上都已经铺好了白桌布。我走进厨房旁边一间食品化验室，各种菜、饭、酒、饮料的样品都放在那里，由北京带来的两位食品化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看见我进来后，他们似乎舒了一口气，说：“您来了，可好了。您看怎么办。”

　　广东省公安厅苏副厅长对我说：“这事情真奇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反复审查过，都没有政治问题。可也难说，离香港这么近，容易有坏人钻空子下毒。”

　　经化验后只有青笋中含有氰化物，其他的菜都没有问题。青笋是在招待所院子内的竹丛中自己挖出来的。于是又挖出一些青笋，化验表明确含有微量氰化物。我又赶到中山医学院，查阅书籍，青笋正常含有微量氰化物，是在正常食品允许含量以内。

　　我将情况向陶说明，陶立刻绽放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等会我敬你一杯酒。”

　　苏副厅长拉我到一间客房，暗暗跟我说：“你可帮了大忙，刚才陶书记大发脾气，说是要处分我们。好在问题搞清楚了，饭也可以准时开了。要不然这黑锅我们可背不起。”

　　饭中，陶铸走到我前面，举杯对我说：“李大夫，我谢谢你，干杯。”我站起来，谢了他。陶转身对汪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汪乐吱吱的，嘴都合不上。

　　晚上回到小岛，我去看毛，毛正在看《明史》。我进去后，他放下书，问我有什么新闻。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说：“我历来反对向外国乱搬乱学，搞个吃饭也要化验。在北京搞了还不算，又把这一套搬到外地搞，搞得人家人仰马翻。结果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告诉汪东兴，要改。”

　　我从毛那里出来后，到了汪的书房，告诉他毛的意见。汪很不高兴。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了解主席。我不讲，自然有别人会去讲。到那时，主席会说我有事不向他讲，对他不老实。而且别人讲，很可能跟事实有出入，给主席一个不真实的情况。他先有了一个歪曲的印象，就根本无法在改变。倒不如直接向他说明，听听他的意见。”汪觉得有道理。经过毛的批评，汪改变了毛的食品供应制度，取消了食品化验及试尝办法，巨山农场交给北京市，供应站仍保留，负责到各地采购食品(但这改变只是表面的，毛的食品仍大部分由巨山直接供应)。

　　以后我又将这些改变告诉了毛。毛笑起来说：“我说学苏联，难道拉屎撒尿也要学苏联?我就不学，我倒要学学美国。”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①江青也曾参与兴建这座小游泳池的决议。

12

　　江青这时也在广州，我们常常接触见面。

　　到广州后的第三天，卫士长李银桥来告诉我：“你最好去见江青，把主席这些天的情况，总的向她汇报一次。”我说：“到广州的当天，大家不是一同见过她了?”他说：“不行。你要专门去见她一次，否则她会说你架子太大。”

　　我听了李的话，那早九点，我随护士到二号楼江青的书房，江青正低头翻看一本“参考资料”，她穿着潜蓝色连衣裙，半高跟白色凉鞋，头发仍向后挽成一个髻。江青跟毛久了，也学毛看书这一手。但不同的是，她完全是在客人面前装幌子，甚至通报客人已到了的时候，她才拿起书来。

　　她示意要我坐下。我首先问候她好，这可是李银桥及护士分别一再叮嘱我，不可忘记的礼貌。

　　“主席的身体很好，”我做着说明，“没有定时的作息，已经成了习惯，而且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勉强改会造成主席精神上增加负担。”

　　江青这是插话说：“你的意思是照这样下去，用不着劝主席定时起居了?”我说：“是这样，勉强改或加重失眠症状。”江轻蔑地说：“这就是医生的见解吗?”我说：“这是我的看法。”江青的眉毛向上一挑，两眼睁得圆圆的说：“你的见解同主席讲过了吗?”我沉静的说：“我讲过了。”

　　江青似乎是意想不到，用手指敲著旁边的茶几，正色说：“主席的意见呢?”我说：“主席讲同意我的看法，还说，已经老了，有些习惯不能再改了。”江青低下头，然后抬头用手一抿头发，微笑说：“我也是这种看法。以前别的首长劝主席改，我是不赞成改的。”

　　江青又问道：“那么安眠药呢?”我说：“主席长期有失眠。现在看来，使他入睡，恢复疲劳，安眠药有作用。”江青说：“你的意思又是不要改了。”我说：“是的，只要不再加大药量，可以不改。”江青严肃地说：“没有一个医生主张吃安眠药。你自己吃吗?”我说：“我不吃。”江青说：“你不吃，你知不知道安眠药有害?”我说：“最好是什么药都不要吃。可是主席这么多年的习惯......”我话没有说完，江青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又问我：“你也向主席说了可以吃安眠药?”我说：“是的，讲了，主席也同意。我累计了主席的睡眠时间，每天入睡总比前一天入睡时晚二到四小时。推迟晚些，睡眠长些;推迟得早，睡眠就短。平均下来每天可以睡到六小时。有时二十四小时，甚至三十六小时没有睡，可是每次有这种情况，接下去就可以睡十到十二小时。平均起来，还是每天睡五、六个小时。所以看起来不规律，但是仔细算，主席的睡眠有自己的规律。”

　　江青抱怨我道：“这些你为什么早不同我说?”我说：“以前没有机会多谈。这些都是主席随便同我闲谈时，讲到的。”江青欠了欠身说：“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你有什么见解，先同我谈，再告诉主席。”江青说这话是想控制我，进一步间接控制毛。我是不会上她的圈套的。

　　我辞了出来。这时正好下着阵雨。我没有带雨伞，只好在中央大厅徘徊。

　　江青以为我已经走了，走出书房，在大厅看到我仍在那里。我立即解释说：“外面下阵雨......”江接着道：“大夫，你太拘谨，再进来坐一下。”我跟在她后面，走进书房。

　　江青开始问我在什么学校读书，在什么医院工作。她同我讲她在三十年代时，在上海的一次看病经历。

　　她说：“有一天我发高烧，一个医生问也没有问我的情况，潦潦草草看一下，开了药方就要走。我当时气坏了，问他为什么这么草率对待病人。他还是不理。我骂他真是外国资本家的走狗，真让人痛心。我药也没有拿，就回去了。”停了一下又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派头的医生，丝毫不关心病人的疾苦。 ”

　　我说：“不都是这样，从医学史上讲，一些伟大的医学家，都是为了解除病人痛苦，而不惜自己做出牺牲。这种事例多的很。 ”江青冷笑道：“这是庸俗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些人的事例很感动人。”江止住我的讲话。她说：“你是大夫，我不喜欢别人同我辩论，我是一个病人。”

　　这时阵雨已过。我再次告辞，回去。

　　后来江青的护士告诉我，我走后江青一直在跟她嘀咕说：“这位李大夫傲慢，竟敢当面顶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不过看上去，这个人很有主见，而且不轻易放弃他的见解。这个人要好好整整。”

　　当天晚上我去见毛时，顺便将上午同江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毛。当讲到人道主义的话时，毛笑起来。他说：“我们并不笼统反对人道主义。我们反对利用人道主义模糊敌我界限。你的讲法，恐怕江青对你有意见了。以后要当他她的面，多说她的好话，给她戴上高帽子，她就会高兴。”

　　夜里吃消夜以前，见到汪东兴，我将白天和晚上的这段周折告诉他。汪眨眨眼说：“你太直了，也不会看脸色。对江青可要尊重，要不然......”我没有说下去。

　　我心里想，汪可能对自己有亲身体会，不便于向我讲清楚吧。我十分愕然于毛的这种方法。这同过去我听到的“教导”，要做正派的人，不能做阿谀奉承的小人，完全两样。

　　我既不肯给江青戴高帽子，又无法同情她，只好想法子了解她。江青生活条件极为优渥，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江青整天无所事事，生活毫无意义。毛处理公物忙碌，对江漠不关心，两人也早已不住在一起。毛大江二十岁，两人的生活习性和爱好真有若天壤之别。江青做事按部就班，井然有条;毛则反抗一切的常规礼范。毛非常嗜于阅读;江青没有耐心看完一本书。毛以他的健康和体力自豪;江青整日生病，愁眉不展。他们连口味都南辕北辙。毛爱吃辛辣的湖南菜；江青喜欢清淡的鱼和青菜，或是自以为懂得吃些她在苏联吃过的“西洋菜”--烤肉和鱼子酱。

　　毛也曾试着让江青做些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后，毛让江青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她的作风霸道，以毛的代言人自居，上上下下都和不来，只要离开宣传部。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任副主任。在这里她仍然颐指气使，气势凌人，不受欢迎，又被调离政治秘书室。第三次是专任毛的秘书，替毛从“参考资料”中，挑选一些所谓重要消息，送毛参阅。

　　可是这项工作，真正承担下来的是毛的秘书林克。因为江青根本不耐烦去读“参考消息”。真的要她读，她又分不出那些消息是重要的，因此对毛来说可谓毫无用处。

　　江青是中国人所谓的“小聪明”--小事精明，但知识水平不高，缺乏分析能力。她对中国历史所知甚少，对于外国历史就更模模糊糊。她知道一些重要国家和世界领袖，但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知。比如她不知道西班牙在哪，其政治历史和现今领袖是谁。她读书常抓不到重点。她有次跟我说：“英国没有我们中国这么封建。他们就有过好几个女王。”

　　她对有些汉字不认识，又不肯说不认识，却问别人：“这个字用北京话怎么发音?”

　　她虽然知识水平不高，倒很喜欢讥笑他人的缺点。毛有次笑我说我的历史知识都是从京戏中学的。我深觉侮辱，因此有系统的去读了《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但江青日后仍常拿这事来奚落我。毛常送些书、文件和新闻给江青读，意思是要她多懂历史和时事，但江青常将它们搁置一旁。

　　她天天看香港进口电影，有时上午、下午到晚上都看。她长期“生病”，看电影是她治疗神经衰弱的办法。

　　一九五三年由中央卫生部与中央警卫局共同派了一位徐涛大夫，做她的专职医生。徐涛原本是毛的保健医生，但毛的身体好，平常没有什么医务上的事要办。因此毛将徐派到给了一天到晚生病的江青。

　　江青让徐涛有如生活在人间地狱中。一九五四年，中南海内展开反革命运动。在江青的指挥下，徐遭到批斗。后来江青也未曾善罢干休。今年到了广州，徐医生又被一个卫士指控对江青的护士有不正当的行为。

　　江青一名护士有轻度贫血，到广州后，经常头晕，她要求徐医生给她检查。徐医生在他们住的客房休息室里给她检查。要检查自然要脱去必须脱掉的衣服。一个农村出身，文化低下的卫士刚巧走进撞见。他对医学检查毫无概念，马上联想到不正常的关系上去。这便传出了徐医生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风言风语。

　　汪东兴不得不为此开了会，展开调查。汪本人和徐很熟，并不相信那些传闻，何况他清楚那年轻卫士本身目光狭窄，毫无见识。我参加了这次会，听到警卫们的指控，十分吃惊。这些指控极为荒唐。徐涛为人耿直，有些固执，但是道德上十分严谨。再说，徐医生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已被戴上反党小集团成员的帽子，不能再落井下石。我表明了我的这种看法，说明不能对医生的职业上的操作，做些莫须有的指责。

　　最后毛替徐涛出面。徐涛没事，那位卫士被撤职。

　　但江青这边可就没完没了。江青爱看片子，又怕片子没意思，引不起兴趣，就让徐医生先试看，好的再推荐给她看。有的片子徐认为不错，她看了认为不好，看完大闹，说徐利用片子使她精神上受折磨。徐说那让别人试看。她又说，看电影是治疗她精神衰弱的办法，医生不能不负责任。

　　江青的精神衰弱完全来自精神空虚，还又怕被毛抛弃的深沉恐惧。江的病状很特别，怕声音，怕光线，怕风。这些都无药可治。看电影是她逃避现实，寻找心理慰藉的主要方式。

　　问题是很少有江青喜欢的片子，她的影评更是刻薄不堪，常常好片子一到她嘴中就变成不值一看的大烂片。她常看《乱世佳人》，却说它颂扬美国南方奴隶制度，并且斥责我们这些爱看的人是“反革命”。一九五零年中期，没有人把她的高见当一回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她说的话可就左右了许多人的前途和生死。

　　就算江青觉得徐医生挑的片子不错，她还时有得闹。放映的时候，片子光线要合适，亮了伤眼，暗了看不清，两者都可以说成是要折磨她害她。电影室内温度要恒定，不能高，不能低，不可有风，必须空气好。这些实在不能同时做到。只好用两间房，一间映片子，映完一本，到另一间休息，映电影这间立即通风换空气调温度，再过来看。

　　有次广州寒流来袭，负责给锅炉房加煤的服务员得跪在地上，爬过江青的客厅窗户，免得打扰她的清静。有一次为了探戈是四步舞还是五步舞的问题，江青同卫士争了起来，最后，她叫卫士到院子里罚站两个小时。回北京时，她要飞机停在济南把她不喜欢的医生和卫士赶下机。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身边总有五、六个人忙上忙下，弄得人仰马翻。替毛主席夫人服务是天大的光荣，但这工作的精神压力实在太大。

　　后来我才了解她的病源在于毛不断的拈花惹草。我负责管理他的护士，护士们多半是年轻漂亮，容易吸引毛的女孩。她同我多次讲过：“大夫，你可不要太天真。主席在感情上可不专一。你用的这些护士要注意，要教育他们。”还有一次，那是在北京的时候，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在一组后门的中南海木椅上坐着流泪。我正经过那里，吃了一惊。江见到是我，叫我过去，拭干眼泪说：“大夫，不要同别人讲。主席这个人，在政治斗争上，谁也搞不过他，连史达林也没有办法对付他。在男女关系的个人私生活上，也是谁也搞不过他。”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时毛为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再也没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会不要她。

　　有一次毛同我谈到江的病时，说：“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毛并不了解他的风流行为伤了江青的自尊心，及带给江极度的不安全感。

　　孤单、寂寞、抑郁的江青只好把气全出在服侍她的人身上。江青对毛唯命是从，我始终都不清楚她是否是心甘情愿。江青的言论行动，甚至她的穿戴，都得经过毛的首肯。极度的不安全感使得她待人刻薄、小器。她明明知道，叶子龙、李银桥和卫士们都是毛同女友联系的助手，却也无可奈何。尽管卫士们有汪东兴庇护，她不敢怎样。因此对待医生，她自可以肆意撒气了。

　　江青老是说别人精神虐待、折磨她；其实，她才是那个让别人痛苦的人。她的随从人员通常都做不久，受不了她，要求调走。徐涛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也提出脱离临床看病太久，要求到医院学习提高。于是徐便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去了。那时，我十分羡慕他的解脱。

　　

13

　　毛的内宫中，如果说江青是最依附毛生存的人物，叶子龙则是对毛最有用处的人。叶子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后来我从汪东兴那得知(叶也亲口告诉我)，叶也给毛找女朋友。叶替毛从各种来源提供女孩--机要秘书室、机要室。他都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

　　叶住在中南海，毛的菊香书屋的后面。叶安排年轻女孩进入中南海，先躲在他房屋内，等江青睡熟时，再把她们从饭厅后面送进毛的卧室。凌晨时分再送女孩出中南海。

　　叶也负责毛寄放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的稿费。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在《毛语录》卖出上万册之前)，《毛泽东选集》已使毛赚进三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在一九五零年代，毛是全中国的首富之一。毛也很慷慨，资助了一些因共产党当权而被没收财产或无以为继的老师和友人。他也用钱资遣那些跟他在一起的女孩。叶子龙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帐目”--资遣费由几百块到几千块人民币不等。

　　我觉得叶子龙这人不易相处。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程度低，既不读书，也不看报。叶子龙也是少年时参加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到陕北。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替毛工作。四九年到北京城前，他从未去过城市，没用过电，没看过霓虹灯。进了北京城以后，对着这个“花花世界”，他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想他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过去只是没有机会腐化而已。

　　一九五一年我还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一天叶来找我，要我给他五瓶油剂青霉素。他说他湖南老家的一位农民亲戚，得了梅毒，需要这种药。当时这种药中国不能生产，完全从美国进口，数量有限，门诊部只有两瓶。我没有给他，他拂然而去。他走后，门诊部的护士长同我讲：“你怎么不给他?他可是毛主席身边的大红人，中南海一霸。别人想给他，还碰不上这机会。你怎么得罪他?”我当时并不以为然。心想，我与叶河水不犯井水，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有什么了不得哪。这可真应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想到后来我被调到一组，又应验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一九五零年初期，叶子龙的待遇同大家一样也是供给制，没有钱。但许多人都愿意巴结毛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当时大力提倡简单节约的精神，叶却举凡食、衣、住、行都尽量追求洋化。北京高干俱乐部成立后，叶和那些负责人混得很熟，常常可以免费享用最好的餐宴。

　　高干俱乐部和北京饭店是叶最爱出没的两个场所。这两处的警卫从来不检查叶的通行证。任谁一眼望去都看得出叶是个高干人物。当时北京城的市民都穿着褪色缝补的棉衣，叶一身合身剪裁的毛料毛服十分突出显眼。叶也负责毛做衣服的事，裁缝总会提供叶一些难得的衣料①。

　　叶并主管毛的礼品储藏室。毛通常将礼品慷慨分赠一组的人。但汪东兴告诉我叶的手脚并不干净，他的劳力士手表和莱卡相机都是拿来的，叶还是北京城内第一个拥有日本制电晶体收音机的人。他后来对外国电器名牌十分熟悉，但却无法在地图上指出其输出国的位置。

　　叶的另一个“渠道”是北京市公安局下设的“团和农场”，这里生产各种食品。解放后，各地都设有劳改农场，是关犯人，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劳动改造农场。生活条件极差。早期的政治犯都是国民党军队或低层地方官员。高级官员不是逃走，就是象我父亲一样，为共产党吸收。我父亲是共党欢迎的“投诚者”之一。共军打到南京时，周恩来派了一个人去说服我父亲留下来。后来我父亲经由周的帮助，搬回北京，生活优渥，还有自己的房子。

　　我进一组后和叶相处得不好。他觉得我是旧社会的资产主义知识分子。我是汪推荐到一组工作的，于是傅连璋和叶联合想将我排出一组，主要由叶向毛说我政治上不可靠，我有架子，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合不来，看不起这些人等等。直到毛要江青告诉叶，这些都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卫士们也看不惯医生。卫士值班室和医务人员相邻。两者地位孰高孰低立即可见。医生中，徐涛又特别沉默寡言。当时他被打成反党分子，又冠上不正当行为，自然更是噤若寒蝉，唯恐祸从口出。

　　医疗人员一向较为沉默。相较之下，卫士们却高谈阔论，口若悬河，讲个不停。尤其每当叶子龙、李银桥来到值班室以后，这里成了茶馆，交流小道消息，散发牢骚怪话，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值班室里常谈的话题是性。毛并不具备正确、充分的生理知识，但我发现毛很喜欢谈论性。毛对满洲王高岗的性生活非常好奇。高岗、史达林称其为“满洲王”。在一九五四年因被控“反党联盟”而自杀。汪东兴告诉我，高和饶漱石集合了一些人反对刘少奇，因此被批整。

　　毛说到高、饶的错误问题时，常一带而过，但是每次讲到高的私生活丑史，无论在口气上，或是表情上，都是显出极为惊羡而至为向往的神情。毛非常羡慕高用举办舞会的办法，借机勾引女人，和一百多个女人发生了关系。毛讲：“这种事是生活上的小事。大节不亏，这种小节算不得什么。高岗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或把自己的错误说清楚，这点事无所谓，我还要用他。”

　　江青也常绕着性大发厥词。在我到一组后不久，曾几次亲耳听见她宣布她昨晚和毛做了爱，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大为惊骇。她并称赞毛的不凡之处。

　　既然毛和江青都如此口无遮拦，在这种风气下，护士们爱谈论性事就很自然了。江青是卫士们另外一个爱谈论的话题。每当江青不在场时，卫士们总把江青奚落得体无完肤。卫士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他最爱模仿江青。那年轻卫士很聪明，长得眉清目秀。江青的衣服都放在值班室，由警卫清洗和熨烫--江青的丝质内衣也由卫士负责熨烫。他有时戴上江的大草帽，披上江的大衣，撇开八字脚学江的样子扭来扭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他正在表演的时候，毛出来看到，也笑了笑，倒也没有别的表示。

　　我自从一九四九年回国以后，没有遇到这种环境。我在卫士们之间总是沉默寡言，我对于他们的言行，实在看不下去。这点被这帮人感觉到了。叶子龙便三番五次跑去向毛告状。

　　一组内倾轧斗争互相坑害，毛也从中搅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团结起来反抗他。江青老和叶子龙、李银桥拌嘴不休。江知道叶给毛办“事”，便和叶疏远。江青更是厌恶李银桥。有一次李银桥在值班室发表议论，说江青怕人家给她提意见，跑到杭州“躲风”去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一向水火不容。而叶子龙和李银桥一来为利益相争，二来为竟向毛争宠，也剑拔弩张。毛则在一旁煽风点火，等事情闹大了才出面搞平衡。一组的日子便是在这样风风雨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日子中过去。

　　毛在广州同我谈时说：“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我说：“医生对一般人有架子是可能的，但对你不会。”他说：“那才不见得哪。你有没有架子呢?”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李银桥告了我一状。

　　到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再加上卫士们的“渲染”，我就架子十足了。毛的革命价值是推崇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医生不屑一顾。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内心很不平。我从小受的教育告诉我，医生这个职业是治病救人，是高尚的工作。叶子龙因此看我不顺眼，想将我排挤出一组，指使李银桥去毛那边告了我许多状。

　　毛听了李多次，总设法调和我们之间的勃溪。有几次毛同我谈话时，我讲到叶、李二人不得人心。毛说：“这两个人对我有用处，你们要搞好关系。”这话，我当时也不懂真正的涵义。我深知其中的底细，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我那时仍很尊敬毛，但江青的不可理喻和一组这帮人的徇私苟且，使我想离开这个环境。毛的“争宠论”和“戴高帽论”又使我难以苟同。我此时已是一组中的一员。一组应该是个相当光荣的特权团体。但一组的人多半看不起我。叶子龙、李银桥、机要秘书和卫士们就象古代宫廷中，随侍在帝王身侧的人，借着毛的“意旨”作威作福，旁人只有俯首听命。我身为毛的保健医生，却得任凭叶、李这种人的压制。

　　我自尊心极强，不愿忍受这种耻辱。我衡量当下处境，毛身体很好，不须要一位专职的保健医生。再待在这，我永远无法成为杰出的医生。我仍强烈渴望成为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

　　因此我下决心离开一组。

　　我将我的这种看法向汪东兴讲了。汪似乎非常意外，摇摇头说：“大夫，你怎么打退堂鼓啊。你来了一年多了，为主席工作有成绩，你解决了他老人家白血球高的问题。调整了安眠药。主席休息得好多了。你应该从大处着想，服从党的需要。你再想一想，医生多得很，做医生做到主席的医生可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了。你要是这么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突然离开了，人家不了解你离开的原因，你也不敢说出这些原因，哪个机关敢要你去工作呢?”

　　汪的这一席话，确实打动了我。我也看过，凡是从这里调出去的人，即使是“家世清白，工农出身，苦大仇深，一心为党”的人，也到处不受欢迎，其中包括一位毛的前任保健医生②。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才离开一组的。不然谁会离开中南海这个特权集团呢?我离开后，我本身的家庭历史更会启人窦。这可真是骑虎难下，只能象毛说的：“硬起头皮顶住。”

　　但我踌躇再三。虽然明白前途未卜，仍觉得应该离开，而且越快月好。于是，我向江青说：“我考虑过我自己的情况，我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和个人政治条件都不适合做主席的医生。最好让阶级出身好的，本人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来代替我。”

　　江问我：“这些情况你同主席讲过没有?”我说：“我自己和家庭的详细情况，我第一天见主席时，就向他说过了。调换工作的要求还没有讲。”江沉吟一刻说：“这件事你不要同主席讲了，我们考虑一下。”

　　第二天江青叫我去，一见面她要我坐下。她立刻说：“你提的事，我们考虑过了。你自己和你家庭过去的一些政治问题，都是社会现象，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必然会发生的事，这些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何况汪东兴副部长、罗瑞卿部长和杨尚昆主任都了解，做了审查，有了正式结论。周总理也知道。你还是安心工作吧，以后对任何人，都不要再提这些问题了。”

　　汪知道这次谈话的结果以后，十分高兴。他说：“到底摸清楚主席的底了。他对你可是不错啊。我说我看人是差不了。你好好干，没错。”

　　因此我又工作下来，虽然心情并不舒畅。

　　我感觉到，自此以后，江青对我变得客气起来了。每次去看她，她一定叫护士或卫士给我泡一杯茶，也开始谈论医以外的话题了。她的闲谈的方式和方法，很可能是向毛学来的。谈到一个题目，她总是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探索对方的真实想法，和她所想知道的对方的情况。同时又给对方造成一种不拘形式的和无所孤寂的心情。无可讳言，在这方面她学毛学得相当成功，只是没有毛那么老练。

　　江青的许多高见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重复毛的话。我常常反驳她，但总是适可而止。文化大革命以后，江青将我以前对诗词或小说的看法批为鸳鸯蝴蝶派，属于应被打倒之列。

　　一九五六年夏天，我们还在广州。一天上午，江青的护士来叫我，笑嘻嘻地对我说：“江青同志叫你去。有好事啊。”

　　我走进三号楼大厅，江青正在大厅内看照片。我同她打招呼。江放下照片，笑起来。她说：“大夫，听说你一天到晚出汗啊。”

　　我很窘。去年从北京随毛出来，正是秋末冬初，我只带了冬天穿的衣服。没有想到在广州住这么久。天气 暖，我还着纯毛咔叽衣裤。上衣脱掉，只穿衬衣。室内又没有冷气。因此每天从早到晚出汗不止。我讷讷地说：“没有想到主席在这里住这么久，我没有带夏季衣服。”

　　江随手指指身边几段衣料说：“你穿得太厚，这几段料子你挑一段，拿出去做。”我嗫嚅地说：“我穿着衬衣可以将就过去。”护士在旁暗暗地扯我的背后衬衫，我明白这意思。我又说：“谢谢你的好意。”江说：“你用不着客气，去做了吧。”她又叫来小岛招待所负责生活服务的老张，让他陪我去做。

　　我觉得这事出乎意料。平时听叶子龙和李银桥讲，江青十分小气。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大方，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别的工作人员会怎么想，这必然会使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去找汪东兴，他说：“这几段料子是在广州举行的日本展览会上拿来的。给你一段，你不接受，她会认为你看不起她。你接受了，别人是会嫉妒，你就孤立了，我去替你推辞吧。”

　　他到江青那里去了一会，回来找到我，对我说：“你收下吧，江青同志很高兴，她说看同志热汗直流，为什么没有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的感情呢?这可不是收买李大夫啊。”汪随后说：“以后有人说闲话，我来替你说明。”

　　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们议论起来说：“江青一向是一毛不拔，送给大夫一套料子，可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叶子龙和李银桥便口口相传，说江青对我“好”，这不寻常。我一知道毛也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去看毛，告诉他这段料子的事。毛说：“江青送给你衣料，事前我知道。”

　　毛知道江青不敢乱搞。江青知道这会成为毛不要她的最佳借口。她偶尔会讨好毛身边的人，顶多也只是和男人说说笑而已。

　　毛最后说：“你是‘君子求其放心’吧”这事便落了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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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毛的裁缝是受过法国训练的服装设计师王子卿。他的雷蒙服装店位于北京最繁华的购物街，王府井大街。

　　②毛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十月的保健医生是王鹤滨。王在延安受过医学训练。王离开这个工作后，前往苏联深造，然后回国在北京医院做了一段时间。毛去世时，王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

　　

14

　　四月过后，广州已经很热了。毛搬到三号楼大厅内。为了降低室内温度，厅内放了五个大桶，每天运来人造冰放在桶内。我的睡房用一支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

　　蚊子又多，不放帐子，咬得凶。放下帐子，就更加闷了。

　　为了蚊子太多，毛曾经发脾气，责怪卫士们不打蚊子。李银桥又将责任推到医生护士身上。蚊子会传染疟疾，所以是医生们的责任。

　　问题是小岛地处珠江三角洲，河汊水塘多，无法彻底灭蚊。广州招待所屋子很高。窗子多，窗帘是三层绒的，里面藏蚊子。入夜后，就出来肆虐。拍打蚊子根本徒劳无功。最后省公安厅派人去香港买了不少DDT，这样才暂时解决了蚊子问题。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都受不了了。他们叫我去劝毛早点回北京。毛说：“我不怕热，还有些事没有办完。再等等。”

　　我当时听了，猜想一场政治风暴可能正酝酿着要席卷中国。毛离开北京期间，许多中央领导发表了“反冒进”的言论，《人民日报》社论更主张工农生产应稳定渐进①。中国人民当时和我一样，不清楚这些高级领导抨击“冒进”其实就是在批评毛。坚持农村迅速合作化的主张是毛提出来的。

　　过了两天，罗瑞卿、汪东兴叫我去，问我珠江水干净不干净。我一下子摸不清头脑，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回答。汪解释说：“主席叫罗部长和我去谈过了，他要在珠江、湘江、长江游水。陶铸同志说珠江水脏，王任重同志说长江太大，有风浪旋涡，不可游。我们都不主张游，可是挡不住。你看珠江水脏不脏?”我说：“这里是珠江三角洲，在广州工业区下游。不可能干净，脏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他们问我有什么办法检验，并要我将检验报告尽快做好。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卫士突然来叫我，说：“主席发大脾气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为游水的事。罗部长、汪副部长都在三号楼主席那里。”

　　我走到三号楼卫士值班室。罗、王二人刚由大厅走出来。两人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汪尴尬地笑着对我说：“不要化验珠江水了，主席马上要在珠江里游水了。”

　　这时毛走出三号楼，上身披一件白色绸睡袍，穿一条白绸短裤，赤脚穿一双旧皮拖鞋，甩开两臂大步走上码头旁的游艇。陶铸、王任重、杨尚昆都随后上了船。我也立即跑过去。

　　罗和汪，陶和王，都身负保护毛的安全责任。出于保护毛的安全，他们不赞成，毛在江中游水。但毛仍一意孤行，非游不可。

　　游艇向上游驶去，不久便停驶。附在艇旁的四支舢板都分别解缆，排列在游艇两旁。毛走下游艇舷上挂着的悬梯。罗、陶、王、杨一一下水。一中队的队员下水后，将毛围成一圈。因事出突然，只有毛穿着游泳裤，我们全只穿内裤下水。

　　这里的江面大约一百多米宽。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

　　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杨尚昆和王任重都前后游着，他们很快学会了这种游法。我是练了多次才能在水上飘浮，不过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这次在珠江口漂浮了将近两小时，将近二十几华里。回到游艇，冲洗了身体。江青在艇上等着，大家在一起吃饭。

　　饭中，毛十分高兴，好象打赢了一场仗。他转头对罗瑞卿说：“你们说，李大夫讲这水太脏。”我说：“是的，我旁边就漂着大粪。”毛笑得合不拢嘴说：“照你们医生的标准，人都活不下去了。生物除了太阳是热力总供应者以外，离不开空气、水、土。这三样就那么纯，那么干净，我不相信，没有纯空气、纯水、纯土，里面总有杂质，就是你说的脏。鱼要是养在蒸馏水里，能活多久?”我默然无以应。这明明是无理搅三分，但是要用几句话说明干净与脏的概念，是很难办到的。

　　晚上在三号楼，我去看他。他讲：“我要在珠江、湘江、长江三江游水。罗瑞卿、汪东兴说，三条江都不能游。今天游了珠江。罗和汪就说，长江浪大，旋涡大，掉进去，捞不上来。陶铸说，不要在珠江游。我说能不能在湘江游。他不吭气。王任重说，不要在长江游，我说能不能在珠江湘江游，他却说可以。”

　　众人会有这些分歧是管辖范围内的责任问题。罗和汪总理毛的安全工作，不希望他在任何一条江中游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自然不要毛在珠江游水。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对毛的长江游水提心吊胆。

　　毛气呼呼的又说：“我说不要你们这样的保卫。你们没有底，我有底。我派韩庆余和孙勇到长江去试游，回来向我报告。”韩庆余是一中队队长，孙勇是警卫科科长，两人的泳技都不错。游长江真的是非常冒险。长江水流湍急，旋涡大，连船都很难行走。从来没有人试游长江，毛是第一个要游水横渡长江的人。

　　大约过了十来天，韩庆余和孙勇从武汉回来了。韩、孙二人都说，长江可不比珠江，要卷进去，真捞不出来。而且还有日本血吸虫病。罗向王说：“你向主席报告吧。”王摇着手说：“还是让他们两人讲比较好，我说不能游，主席还会不相信。”罗对着韩、孙二人说：“你们可要讲真正情况，不能顺着说。”二人唯唯说是。

　　我们一起去见毛。

　　韩很紧张，是山东人，说话不清楚。毛打断韩的话，说：“你不要讲了，我问你回答。”这下韩更紧张了。毛问：“江宽不宽，大不大?”韩点头说：“宽大。”毛问：“旋涡多不多?”韩说：“多。”毛问：“掉进去，捞得出来吗?”韩连连摇头说：“这可捞不出来。”毛问：“不能游吧?”韩点头说：“可不能游。”毛拍着茶几说：“我看你就没有下去，你还做我的一中队队长呢，你给我滚蛋。”我看韩的脸都吓白了，他站着未动。毛又吼道：“你给我滚蛋。”韩倒着退了出去。这时室内空气似乎凝结住了。

　　毛回头转向孙勇说：“你说说情况。”我看孙好象胸有成竹，不慌不忙说：“主席，可以游。”孙刚说完这三个字，毛就微微一笑。孙勇接着又要说，刚一张嘴，毛就说：“有那句话就够了，不要多说了。你好好做准备。”

　　孙退出来到值班室。汪责问孙：“你怎么这样回答，事先不是说好了要如实讲吗?”孙胀红了脸说：“汪部长，你看见老韩了吧，我要照他那样说，我也要滚蛋了，这有什么办法。”韩嘟囔着说：“这不是把我卖了?”汪安慰他说：“怕什么，你是共产党员，党了解你。”但韩庆余自从这次游水事件后，调离一中队。

　　一九五六年，由广州乘专列到长沙。毛准备游他故乡的湘江。这时长沙的气温已到摄氏四十几度。住下后的第二天游了湘江。

　　湘江正在涨水。江面足有二、三百米宽，水流急湍。从岸上走到江边，有一段砂砾地。地一天下水前，在江边行走，跟在毛身后不远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祥，突然被水蛇咬了一口。大家骚动了起来，有人叫道：“快送他去医院。”

　　毛毫无反应。但罗、汪和整个警卫人员都紧张起来，一齐围到毛的身旁。罗问我带没有带防治蛇咬药，我说带了。罗并不是为李祥问这句话，而我也不能替李厅长急救，因为我只负责毛的保健。

　　罗又说：“为什么警戒布置，事先不将岸边都仔细看看。”我说：“我听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说，原来布置在岳麓山对面下江，谁知主席临时要停车，走下来了。 ”汪接着说：“主席不肯听别人的安排，他要干的事谁也别想拦住，以后定这么一条，凡是游水，沿江上下十里都要彻底调查。”

　　下水以后，水势很急，毛仍然用他的姿势漂着，慢慢游向江心。湘江当中有一小岛，就是橘子洲。毛游到橘子洲上了岸，巡逻艇随即靠岸。随从递给他袍子、拖鞋和香烟。我们赤足上岸，只穿着游泳裤。

　　小岛上破破烂烂几座小茅房，根本没有橘子树。毛走到一间破屋前，正有一位穿着补锭衣服的老太婆，坐在屋前缝补衣服。毛坐下来，吸着烟，谈了起来。毛问：“日子过得怎样?”那老太婆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毛主席，自顾自补着衣服。毛又问了一次。她勉强说：“马马虎虎。”她根本未抬眼瞧毛一眼。

　　有不少小孩和大人围了上来。毛谈起他年轻时常游来橘子洲的往事。那时岛上就已是一片荒芜。

　　我们后来一九五九年六月又回来时，橘子洲变得毫无人烟。原来毛突然在橘子洲上岸，把当地的公安厅搞得胆战心惊。在毛走后，公安厅和军区派出一队士兵，去岛上清除“坏分子”，迁走所有的居民。公安厅在岛上种满了茂密的橘子树，秋天橘花盛开，整个岛成了花团锦簇的大花园。我问李祥那个老太婆到哪里去了。李推说他不知道。我想李一定知道，只是不想说实话而已。

　　第三天游湘江，又发生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大家正顺流下浮时，韩庆余忽然大叫：“不要到这边来。”原来湘江没有涨水前，江边挖了一些储粪池，江水一涨，淹没了粪池，老韩不知道，游进一个粪池中间，弄了一身大粪，大家放声大笑。

　　晚上我向毛说：“这样游水很安全，可是大粪池到底有些......”我话没有说完，毛大笑说：“湘江太窄，游长江去。”

　　过没几个小时，我们便坐上了往武汉的专列。

　　王任重为了游水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仍住在东湖招待所。王抽了一条渡江的“东方红号”轮船专用来搭乘人员。甲板宽阔，船舱里有床，可以睡卧休息。一个小盥洗室可以洗澡。毛、其他领导、毛的卫士及当地警卫一起在一座工厂内登上轮船。厂内原有的工人全被驱离，里面满满都是警卫。轮船拖带了八条木船，另有四艘小汽艇往来巡逻。

　　船到江心，也就是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的地方，毛从舷梯走下水去。大家纷纷下水。一中队队员有四十多名，在毛周围游成一个圆圈。

　　我走下舷梯，两手刚松开梯栏，水流立刻将我下冲，瞬息下漂有四五十米，根本不需要划游，只要保持身体平衡，自然就迅猛顺流而下，既没有波浪，也没有旋涡。在水中感觉水很宁静，炽烈的太阳正在头顶。身上似乎融合在水里，感到无限轻松。

　　我在游水的人群中，听到轮船上许多人大声喊叫。我抬起头，看到许多小木船纷纷划近距轮船大约一百米处，一些水手从船上跳下水去。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游在毛的旁边，毛问我船上有什么事，我又问身边的人，大家都莫名奇妙。

　　等到游完回到轮船，才知道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大家下水时，他踌躇不决，等大家游远，他才决心下水。他入水后，水急下冲，他慌了，喝了几口水，等到木船上的人们将他拉到船上，他已经是筋疲力竭了。

　　这次游水向下漂流一个小时后，罗瑞卿、汪东兴在轮船上叫我，招呼我说：“你同主席讲一下，已经游了一个小时了。”我游到毛身旁告诉了他，毛说：“长江并不可怕吧!”我说：“这样游法，是不可怕。”毛说：“看起来，再困难再危险的事，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不准备好，容易做的事，也会出问题。”

　　我想他不只在指游水一事，也在影射政治。两小时过去了，罗、汪又叫我向毛打招呼，并且又说：“王任重书记说再下去就是血吸虫疫水区。”毛闪闪眼说：“什么疫水区，还不是想让我上去。”我说：“两个小时也差不多了。有的人来以前没有吃饭，游这么久，饿得也够受了。”毛说：“那好，上去吃饭。”

　　轮船缓慢驶入人丛，毛由舷梯向上攀去。我问了当地的水手游了多远，他说足有四、五十里，还说：“像这样在水上漂着游法，还是第一次，越游越冷。”杨尚昆游近舷梯，对我说：“这不是游水，是在水上飘流，倒是不用费力气。”

　　毛上船后领导们都松了口气。汪东兴先前特别紧张。他后来同我说：“这次游江是没有出什么事，如果像陈再道那样，喝几口水，我岂不是成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人了?”

　　孙勇也同我讲：“我说可以游长江，真是捏一把汗。如果主席游水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命不还是要送进去。”

　　在轮船上，毛十分高兴，菜摆上来了，毛说大家一起吃。王任重给毛斟一杯酒说：“主席喝一杯驱驱寒气。”毛哈哈大笑说：“这么热的天，有什么寒气。酒可以喝一点。大家都喝一点吧。”说完，他喝了一口酒，又说：“陈再道同志，你倒是应该驱驱寒气。人应该顺潮流而动，你怎么逆潮流而动呢?”陈咧嘴，吃吃半天，说不出话来。

　　王任重得意地说：“主席啊!我们跟你这么多年，就是不知道主席游水游得这么好。像主席这样有魄力，我想到主席年轻时说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真是这样，今天一游，其乐无穷。同主席在一起，真是受到教益，主席今后多批评教育我们。”

　　罗瑞卿说：“我们跟主席这么久，在主席教育下，仍旧是教而不化。我可不像主席说的，有些人是花岗石脑筋，一定改。”

　　汪东兴说：“主席，我们该检讨，只想到安全，不想到游长江给全国的影响多大，全国会从这事上，想前人不敢想的事，做前人不敢做的事。”

　　毛真是高兴极了，说：“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事情就怕认真对待。你们要记住，任何你们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反对不成又犹疑，就是不认真准备。王任重同志由不赞成，转变到积极准备行动，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江青是最后说话的。江青开始也一再反对江中游水。后来看毛为了游水发脾气，江青才冷冷地说：“游水有什么可怕，这些人吓得似乎天塌地陷。在广州你们不赞成游水的时候，我就同你们不一样，我是游水上的促进派。”

　　以后毛常讲：“只有江青完全赞成我。”

　　我侧眼旁观这些共党领导同志。我想起有一天毛同我谈论时说：“他们是向我争宠。他们对我是好的。我有用他们的地方。”我很难想象在这么伟大人物的身旁，竟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毛究竟要他们有什么用处?

　　这些人不只是在奉承毛的游水功夫，也在阿谀毛的政治能力。毛为中国画下的未来蓝图，规模宏大，大胆冒险；毛坚持中国必须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此立场与其他中央领导的小心谨慎成为对立的状态。毛说“不熟悉的事，不要一上来就反对”，便是在批评北京的那些保守派。毛认为在农村合作社化和城市经济重建两事上所遭遇的难题，完全来自于“不认真准备”，而不是毛所倡导的改革政策本身的错误。在三江游水，再困难、再危险、只要做好准备就不可怕；同理，中国若勇于大胆改变其经济和社会总结构，便能重振雄风，荣登国际舞台。如果中央领导们不支持毛这个远大的计划，陶铸和王任重这些地方首长会愿意跟随毛的脚步。毛常说，在北京住久了，头脑空虚，像工厂没有了原材料；到外地走一走，原材料就来了。毛一九五六年夏季的巡行，打了一场大胜仗。

　　毛用他游水的方式统治中国--毛坚持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猛进危险的政策来改造中国，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此时在一九五六年六月，毛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腹案还未完全成形。但在武汉，毛第一次游长江后，我开始模糊地察觉到毛心中乌托邦天堂的冰山一角。

　　我在武汉时，随毛会见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林提出在长江的三峡下流修建系列水坝，以引流分洪，避免水灾。毛说，要在三峡修成大坝岂不一劳永逸。林即表示，这才是彻底解决长江水灾的办法。于是三峡大坝的修建就这样定下来。林是老干部，不是科学家或工程师。我个人觉得，三峡的改建须经过精确的计算，这庞大的筑坝工程的结果也难以掌握和预料。但毛很热衷这个规划。毛对我说：“将来三峡就没有了，成了一个大水库。”

　　在当晚毛写了一首词，即《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墙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②

　　以后毛对我说：“这词中的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有人说我引的孔老夫子的话，表示忆古抚今，流露出的心情与苏东坡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差的多，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孔夫子在这两句话下面，还有一句，“不舍昼夜 ”?大江奔流，不能不给人一种奋发进取的精神，怎么会给人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呢?《禹贡》上说，大禹疏通九江。大禹有无其人，还有争论，大禹不可能开通三峡。但自古传下来的大禹的故事很多，这些确是积极进取，很鼓舞人心的。”他又讲：‘高峡出平湖’一句是林一山他们的话，还是恩来同我谈起这一设想。我是没有把握，这才请他们来谈谈，他们计划在巫峡筑坝，引水到华北、西北广大缺水地区。也有人提出来，这一来，四川境内长江水位提高太大，重庆朝大门码头只剩下两级石阶，重庆以下的农田全部要淹没，我是很想追溯黄河、长江而上，探河源之源。常说‘不到黄河不死心’，我是到了黄河心不死。”

　　北京中央领导的“风吹浪打”挡不住毛的英发气势。就像秦始皇修理万里长城，毛要为自己留下一个不朽的巨大纪念碑--那就是长江三峡大坝。

　　不久后，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投入了三峡大坝的规划。他们知道毛对大坝的梦想，异口同声地向毛保证此工程行得通。我想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不会如此草率便赞成这个规划。果然，后来国务院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属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诚实地表达了他们的保留看法。但这项规划仍在毛死后十五年，一九九二年四月通过。

　　第二天和第三天毛都到江中游水。毛在长江下了三次水后，突然决定要回北京。那时正是七月。我对毛的政治战争毫无留意，也从不主动探问。毛的医疗保健才是我的责任。我是从毛和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田是我的朋友)口中、党文件中，一点点拼凑出当时正横扫全国的巨大变动。我深知等我们回北京后，我便难再置身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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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在毛的鞭策下，一九五七年中国将粮、钢年产量指标拔高：粮产量预计将从三亿吨增到五亿吨，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到三千万吨。与一九八四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秋收(粮产量只有四亿吨)相较，毛的计划显然是“冒进”。钢产量则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达到三千万吨。

　　②这首诗实际上是毛对中央其他领导提出“反冒进”批评的回音。

15

　　回北京后，毛更加信任我，考虑要我当他的秘书。有一天毛与我谈话时说：“我没有病，你的事不多。我看你还不错，你做我的秘书，再干点医以外的事。”我会做类似林克的工作，毛要我除了读读“参考消息”外，还要做政治研究，写报告给他。

　　我心里非常不愿意。当秘书可就会卷进政治的是非旋涡里去了。我不想卷入其中。汪东兴劝我接受。但我考虑，当医生已经处在“受嫉”的地位，再兼上秘书，就要成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了。做医疗工作已经是十分艰难，怎么自投罗网，兼上秘书呢?

　　我跟毛说：“政治上我不行，不如林克。我还是干医生，这方面我在行。”

　　一九五六年去北戴河前，毛叫我把两个儿子带去。

　　我说：“小的太小，大的太顽皮。而且北戴河都是首长，我带孩子可不好。”毛咧嘴一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么谨小慎微，怪不得江青说你为人太拘谨。别人能带孩子去，李敏、李讷和远新都能去，你为什么不能带孩子去?”

　　我在卫士值班室见到叶子龙和李银桥，告诉他们毛的话。两个人都显得那么别扭，叶说了一句：“你就带嘛。”我觉得不妙，赶紧到汪东兴宿舍，将这事的原委告诉他。

　　汪沉思了一会说：“这事还得照主席的话办。不过，你带孩子影响太大，工作人员不许带孩子。你到保健局，他们派医务人员到北戴河值班。你告诉他们，主席让你带孩子去，我的意见让他们带去。这样，警卫局的人没有话可说，也免得我为难，不至于抱怨我。”

　　我那时的领导上是汪东兴的警卫局和中央保健局。由于大部份的领导人夏天都去北戴河避暑，保健局也派人随行在那设立一个门诊部。保健局里答应替我把我六岁的大孩子李重带到海滨。小儿子在北京由娴和我母亲带着。

　　走前，江青要汪东兴转告我，想请我给李敏(毛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当年十九岁)补习数学。李敏小的时候在苏联的中国幼儿院长大，没有受到完善的教育，人却是很朴实忠厚，十分有礼貌。一九五六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数学、物理和化学，特别是数学跟不上。汪东兴帮我答应了下来。

　　我也没有异议，但江青还有别的要求。江青知道慎娴的英文好，想请她教李讷学英语。汪也答应了。

　　我一听不由得吃惊。教李敏数学不难相处。但李讷对人欠缺礼貌，慎娴恐怕没有能力教她。

　　汪东兴一再怂恿我答应。他说：“我已经答应江青同志了，你可不能不同意。”

　　那时娴已经由她老师安排在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工作，常得陪同外宾到外地参观。我坚决地说：“吴慎娴工作太忙。她不是党员，出入主席的家，很不合适。加上她家庭出身是地主，兄弟姊妹在台湾，这些都是大问题。”汪又说：“罗部长可是也同意了。而且经过保卫处审查，你说的这些都不成问题。”

　　我仍然不同意，我说：“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已经够困难了，不能再把吴慎娴也派来工作，这样更不好相处。”汪很不高兴了，说：“你不相信组织领导吗?罗部长和我都同意，你就是不同意。你这不是使我们为难?”我说：“我不是使你们为难。这事干不得。江青是翻脸不认人的人，李讷性情别扭了一点，再加上叶子龙、李银桥这些人，平常没有事还要惹是生非。吴慎娴是个很纯朴的人，她应付不了一组这么复杂的认识关系，来了会引起大麻烦。”

　　汪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了，他说：“算了，我找吴慎娴谈，你不要管了。你叫她到我这里来。”我看到事情已经要弄僵了，说：“我叫她来。”我赶紧回去，将大体情况告诉了娴。说：“你现在到汪部长那里去谈话，你不能答应教李讷英语，你强调工作太忙，每天下班回来太晚，决不要松口。”娴匆匆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娴回来了。看她脸色和缓，我放了一大半心，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说：“谈得很好，我将目前的工作情况告诉汪部长，特别时常有接待外宾的任务，还要陪同到外地参观，时间上保证不了给李讷上课。”我完全放心了，说：“你倒是会讲话，汪部长怎么说?”娴说：“他仔细听我讲完，他说这倒是不好办，以后再商量吧。”我就回来了。

　　第二天江青又找我谈，她说：“你爱人这么忙啊。”我说：“是忙，特别是来访问的外宾多，常常回来很晚。”江点点头说：“教英语的事以后再商量。那么，你可以教李敏了?”我说：“可以，每天两小时。”

　　一九五六年七月下旬，我与毛坐专列前往北戴河，毛和江住在八号楼。李敏、李讷和毛新远住在张家大楼，据说这原属于张学良家的别墅。我和林克，住在八号楼后面的十号楼。

　　北戴河景观迷人。我和慎娴在一九五四年夏天曾经到这里休假一星期。没想到那是我们往后二十余年中唯一的假期。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北戴河原是渤海湾的一个小渔村，满清末年英国人经营唐山开滦煤矿，发现了这个小渔村，便修了避暑游场，盖了些别墅，此后中国的豪门大吏也修了一些。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些都收归国有，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暑期活动地。在海滨迤东一带开设了商店和饭馆，成了一个很繁华的市镇。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经过这里。英国人盖的红砖别墅四周长满了常绿植物。红房绿荫与蓝天白云相映生辉。海面无边无际，海天迷茫，蓝中微微闪出银灰色亮光。渔夫告诉我，那亮光表示有带鱼群出没。

　　前次慎娴与我来北戴河时，我们总在凌晨二、三点落潮时分，到沙滩上捡海鲜和海螺壳。四点时，渔夫聚集叫卖，我们顺便买当日的食物回去。此地的蟹蚌非常美味，但慎娴与我偏爱比目鱼。

　　一九五六年离开酷暑中的北京，觉得北戴河真是清爽宜人。海风拂面，微咸而湿润。别墅前的砂砾海滩向东西各延伸七里，偶尔有一两叶白帆浮沉在波光涛影中。住处周围都是树林和灌木丛。门前两旁有四棵李子树，到八月都结了实。每个李子有鸡蛋大，皮紫红色，肉瓤深黄，味香甜，随手摘食，满嘴清洌。这是在北京无论如何买不到的水果。每当雨后的清晨，我们到松林中采松蘑，这种松蘑大而香，似乎充满了松林中的清凉松香气。两三个小时往往可以摘到一两斤，拿回来，交给厨房，加上虾米，可以煮成鲜美的清汤。毛对汤素无兴趣，但江青却极爱好。

　　日子过得既有生气，而又闲散。平时晚上有电影，映些国内外新发行的影片。每星期三、六晚上在浴场大厅有舞会，厅外的大阳台也成了舞池，这是为毛准备的，刘少奇、朱德有时也来。我每天上午两个小时给李敏补习数学。下午随毛和三、四十个办公厅人员和一中队队员到海滨休息游浴，警卫在离岸约两千米的海面上，放置一张有一间屋子大小的平台，四周用铁锚定住。毛首先游到这里，休息一度再游回去。

　　七月底八月初，常有暴风雨，乌云低低压在海面上，即使在这样的天气，毛也去游过两次。汪东兴与罗瑞卿劝阻无效。我也游过。风浪太大，在水中奋力漂浮。有时候觉着游出去很远了，可游来游去实际没有超过沙滩地，不过是随浪沉浮。一个大浪将人似乎推向云端。浪退下去，人又似乎沉入海堤。狂风夹着海水，在耳中咆哮，呼吸间两肺翕张，好象无限地膨胀起来。

　　象这样地游过以后，毛往往问我：“你觉不觉得在大风浪中搏斗的乐趣?”我说：“以前没有体验过。”毛说：“平常说乘风破浪，不就是这样吗?”

　　海里多鲨，一中队在平台外围了安全网防止鲨鱼游入。有时警卫们捕获鲨鱼，他们想这可以使毛打消游太远的念头。汪东兴清楚，越是劝毛别往远处游，毛越会去冒险，于是将鲨鱼在浴场外展示，这比劝阻有效多了。毛常在浴场休息室看文件，与领导同志谈话，傍晚回八号楼。

　　这个暑期，李重真是高兴。一夏天晒得又红又壮。他同一中队的队员们已经混熟，常同他们一起去游水，晚上去看电影。李敏很喜欢他，常带他去玩。他很懂事，晚上我回来的很晚，他在睡前总是将我的床整理好，将换下的衣服也洗干净晾起来。

　　其他领导也在北戴河，但常见的只有刘少奇和朱德。其他的领导人感到毛这里太拘束，他们大多去东山国务院管辖的浴场舞场游水或跳舞。他们很少来找毛，我也从未去拜访他们。毛要求一组的人只效忠于他，如果我们和别的领导人走得太近，毛会怀疑我们要“通风报信”。

　　朱德偶尔到毛的休息室和毛谈谈。朱不会游水，常带一个救生圈在水中漂游。朱喜欢下象棋，没有对手时，我的孩子李重常和他对局。朱对我非常客气。朱每次见到我，总要问毛休息得好不好。

　　刘少奇也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了。可是精神矍铄。他身材细长，背微驼。一般在下午三、四点以后游水。刘那时是毛的钦定接班人，主管国内事务，为人拘谨庄严而小心谨慎。毛和刘公事往来密切，但在北京时也很少见面，只有公文的批阅往返。党中央缮好文件，先呈送刘少奇批阅，刘看好后就送往机要室，最后才送到毛那。毛加注他的看法，公文在辗转送到刘那去执行。

　　刘的最后一任妻子王光美常常陪他①。王那时大约三十几岁，头发黑而浓，脸微长，门齿微露。毛在的时候，王总是很热情地走来看望，也常陪毛游到海内平台。每当这个时候，我注意到，江青坐在阳台上，一脸的不耐烦和不高兴。江不会游水。最多只在沙滩旁近海处“泡一泡”。她每次下水都穿上橡皮软鞋，因为她右足有六个足趾，不愿意别人看到。

　　刘的前后好几位妻子给他生了不少孩子。刘的第二任妻子王前生的女儿刘涛那年夏天也在北戴河。刘涛很纯真活跃，那时大约已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了。她常同毛一起游向远处，晚舞会也常请毛跳舞。毛对刘涛一直很中规中矩。但江青对刘涛的开放活泼作风，又嫉又恨。

　　江青常常发怒，我吃足了伺候她的苦头。没想到十年后，她压抑的嫉妒和不安全感全爆发出来，一心一意将刘家人逼于绝境。

　　毛和刘对刘所扮演的角色看法很不相同。毛觉得他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刘少奇不过是在他的御杖下工作的人。刘则自觉和毛平起平坐，为治理国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一九五六年是毛刘关系的转折点。我和毛的关系受到重大打击之后，我才间接察觉到这一微妙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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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有些资料来源显示王光美是刘的第五任妻子。我们只能确定她是第三位。

　　

16

　　我以为那年夏季的最大风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风雨。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毛突然对我大发脾气，起因是傅连璋。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后，傅连璋要我将这一段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去了以后，他交给我一封信，是他写给毛的。主要内容是向毛介绍一种新的安眠药，是西德生产的，叫“烦恼躲”(Phnodorm)。他希望毛检查一次身体。

　　我觉得很难办。因为自从改变安眠药的服法后，睡眠还比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个小时。这时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药，很不是时机，毛会认为多事。再来傅该了解毛的个性，毛一向不喜欢医生检查身体。傅以前还跟我说过一九五一年毛对苏联医疗小组大发雷霆的事，并一再嘱咐我要当心。

　　我向傅说是不是慢些时候再提出来。等到睡眠不好时，劝他用新药，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这个意见。傅又说，信里有向毛建议检查一次身体的事。傅说：“我从红军时期就跟随主席，这么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说是我的建议。这次完全找中国的专家。”我刚要再开口说话，傅截住，沉了脸说：“你胆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将信搁了两天，傅又打电话来，催我快去讲。我只好回答我会立刻去报告。 当天下午，毛到室外游泳池，游完泳，晒太阳。我凑过去，毛看到我，说：“你怎么没有游水啊?医生要讲卫生啊。”我换了衣服，穿上游泳裤，在水中游起来。毛说：“不要练游得快，要练游的时间长。”我说：“到现还没有学会主席的游水方法，以后一定多练。” 毛笑起来，叫我到他身旁，又做给我看他的游水方法。然后说：“我看你的身体很不错。”我说：“这是在武汉游长江，每次主席都游两小时，表明主席的心脏、血液循环都超过一般的人。”毛又笑了说：“你又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说：“我讲的是实话，好多年轻人都受不了，有一个水手，上了木船就虚脱了。”毛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说：“因为人多，王任重同志顾虑讲出来引起紧张。”毛开朗地笑着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各人体质不同啊。”我接着说：“最好乘现在很健康的时候检查一次身体，留下一个客观记录，等以候有病时，可以对照出来。”

　　毛看看我，摇着头说：“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们医生的想法。我常说：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你们的药就那么灵?夸口郎中无好药。就说癌吧，得了癌有什么办法?开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说：“早期癌，没有扩散以前，手术很有效，不检查，不可能在早期发现。”毛说：“不见得，你举出一个人来，我听听。”

　　那个时候，“高级领导人”年级都不很大，还没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我只能说几个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说：“乳头在外头，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说，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 ”停了一下，毛说：“你的意思是让我检查?”我说：“傅连璋部长有封信给你，你看看。”毛拆开信，大发脾气说：“傅连璋这个人，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来找事。我现在不得空，过几天到北戴河再说吧。”我跟着问：“医生们可以一同去吧?”毛说：“可以，可以让他们检查，我也可以找他们谈谈。”

　　我那时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我满以为这样就定下来了。于是给傅打了电话。傅在电话上高兴地说：“我同你讲过了吧，只要说是我提的建议，主席肯定会同意的。 ”

　　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体检查。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和邓家栋医生负责检查毛;林巧稚和于葛峰医生则检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妇科检查，但张、邓两人却等了十几天，毛还是没有动静。傅打电话跟我发牢骚，说医生们在北京很忙，等着要回去。傅要我问什么时候可以检查。

　　我认为这事好办，毛在北京已经同意了，现在不过定一下时间，不困难。

　　第二天同毛一起读英文时，我直接问毛：“张孝骞大夫来了十几天了，什么时候检查身体呢?”毛放下书说：“让他们住下来，休息吧。”我说：“怎么向他们回话呢?”毛诧异地说：“回什么话?”我说：“不是检查身体吗?”毛这是突然变了脸色说：“谁人说过要检查身体?”我说：“离开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检查身体吗?”

　　毛抬起身来，大声说道：“在北京讲的话就不能改变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我也可以改嘛。这一定是汪东兴这个王八蛋搞的，我不检查，你告诉他，叫他滚蛋。”

　　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毛发这么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滚蛋的他，指的是谁。我晕头账脑地说：“这是傅连璋部长要我报告你的，汪东兴同志并不知道。”毛说：“叫傅连璋也滚蛋。”我说：“傅没有来北戴河。”

　　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使我象当头打了一闷棍。检查身体本来是件好事，无论谁作主提出来，可丝毫没有恶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绝，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我走到卫士值班室，摸不清毛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李银桥和卫士都偷听到了。李说：“主席不是对你发脾气。这两天中央开会，谈什么事不清楚，不过听说，主席在会上批评了警卫工作，特别提到这次外出游长江一些事，还有火车的安排，警卫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里想，毛并不说明道理，突然大发雷霆，使人手足无措，而且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想什么。

　　李又说：“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说，江青也会同你解释，让你不要紧张，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忒不安。我见过毛对别人大发雷霆，但这是第一次毛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我说话。我能替这么一个不可理喻、喜怒无常的人工作吗?这工作太危险、太难捉摸了。我想还是离开一组，去医院工作好。

　　我回到屋里，又一想，了悟到我这次讲话太冒失了。我不知道毛近日想什么，说了些什么，要做些什么，就贸然提出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何况在北京时，我是拐弯抹角慢慢才引到检查身体，采取了很缓和的方式使他同意的。细想起来他在北京时讲过的话，他同意是勉强的，或许是“给我面子”应敷我。我的头脑太简单了。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毛就笑着说：“曹营的事难办吧?”我也笑了道：“那么我就是蒋干了。”毛叫我坐下说：“我发脾气是我的一种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强我做，我一发脾气，就做不成了。脾气发过去，就没有事了。你不要记在心上。我是主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你可以当面同我讲，可是不要背着我讲，我一向反对背后讲人。”

　　我说：“主席，我讲话太冒失了。”

　　毛说：“我这次到北戴河来，中央有些事要解决，下半年要开第八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没有时间，不检查身体了。你告诉医生们，说我忙，以后再检查。你要好好招待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在这里多住几天再回去。张孝骞大夫是湖南人，我还想同他谈谈。”

　　这次我听懂了，身体不会检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气。

　　事过境迁，日子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我们每天都读英文。毛晚上睡不着，便找我去闲谈。这一阵子他谈的多半是他对苏联的不满以及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迫切需要。毛谈到中国文化的僵滞，认为西方思想或可促使中国蓬勃再生。他想引进西方文化，但又不想附属其下。他的目标是创造出“非中非西”的新文化。

　　我则指出中西文化差异甚巨，毛说我“抱残守缺、没有进取精神”。这也是他对中央领导的指控。

　　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这个期间，毛第一次告诉我他要辞掉国家主席，退居二线①。我那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当时我对毛不够了解，不晓得毛向来不做戏言。毛用这些闲谈来帮助他思考，而我总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之后才了悟闲谈其中的深意。他要辞去国家主席之事，当时经由几位领导人讨论，仍未公诸于世。三年后，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辞去国家主席。毛“退居二线”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为琐碎小事分心，只专心重要大事。其实真正的原因不仅如此。

　　毛的健康确实是原因之一。每年过五一及十一这两个节日，心情都很紧张。想睡偏偏睡不着，往往彻夜未睡便上天安门。二来庆典后，毛受风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变成支气管炎。所以上天安门成为毛的精神负担。

　　毛厌恶繁文缛节是另一个原因。在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平日科头跣足的毛，必须按时穿戴整齐出席外交活动以及送往迎来，在在使他厌烦。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毛的所谓“退居二线”，是种政治手腕，以此来考验其他领导人的忠诚度--特别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时毛已对他俩起了戒心。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秘密报告，中国领导人最初对赫的支持声态，而后叫响“集体领导 ”的口号，批评毛的“反冒进”言论等等，都使毛愤懑不安。他并非真的想放松他手中的权力——实际上他是将这些他称之为“表面文章”的，推给别人去周旋，这样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国的大业。

　　毛并没有等太久就知道这个政治考验的结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确定了他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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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薄一波曾说，他在一九五四年夏天就听毛谈过退居二线之事。

　　

17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揭幕。其他领导都在开会前纷纷返回北京。但毛仍滞留在北戴河。这时北戴河已开始有寒意。我们每天下午仍下海游泳。最后毛也觉得太冷，我们便在开会前赶回北京。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召开。解放后，这是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八大”。“八大”会中将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并为新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定下指导纲领。毛原本希望“八大”将其激烈改革政策形成决议，并确立其为中国独一无二的领导人。他便将细节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处理。刘邓两人误以为毛真的要交出权力。 刘少奇负责讲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政治报告。这报告的起草讨论须经毛先行过目和修改。后来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告诉我多次--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事先没有送交毛过目。那时即将担任新职(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要毛休息，不参加会议。

　　毛说：“我提出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是我仍然是党的主席啊。召开八大为什么事先不同我打招呼，八大的政治报告起草讨论，我没有参加，事先稿子也不给我看，说是来不及了。我又没有离开中国，有什么道理说来不及，不让我看一看呢?”

　　我不确知毛究竟批阅过刘的政治局报告没有，但他显然不喜欢其中强调经济建设并避开阶级斗争的论调。我想毛跟我发的牢骚，是他在气头上的话。八大路线(即坚持集体领导、发展经济、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实事求是等)从未得到毛的支持。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那时刘少奇被开除出党，并已死亡，邓小平被撤职)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

　　我想邓和刘对治理中国的观点基本上与毛的迥然大异。他俩将党视为决策机构，赫鲁晓夫的反史达林报告更使他们坚定集体决策的信念。毛的观点则是帝王式的。毛认为他的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并憎恶任何反对声浪。

　　毛在“八大”中做了开幕讲话。我随同毛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议，并在后台听了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我一听到刘、邓两人的报告，就知道毛一定会大为震怒。我也非常惊骇。毛的确有理由觉得中央在压制他。刘的政治报告和邓修改的党章的报告中，赞扬集体领导路线，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进一步向党代表保证，中国绝对不会出现个人崇拜。邓修改的新党章中，不但删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这句话，并为毛设立了荣誉主席的职位--这些都显示毛的党主席职位并非终身职，党领导要他交出权力。

　　跟随赫鲁晓夫起舞，颂扬“集体领导制”的基调，特别令毛不安。如果中国共产党员真的实施集体领导制，那表示领导人之间地位平等，所有重大决策将经集体裁决。毛的重要性便会锐减。但毛要做天下第一人，他想搞个人崇拜。

　　毛说他想要退居二线时，他仍想由他决定所有重大事件。但问题就在刘、邓两人觉得重要的，毛觉得不重要，没送来的文件，毛又觉得很要紧。这也就是毛后来所说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报”。

　　我在“八大”会议中首次发现，毛和他的制定接班人刘少奇之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歧异。“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人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

　　但是毛平息怒气的策略，是先针对敌手的下属迂回攻击，而不是直接铲除真正的目标。因此这次毛龙颜大怒，遭到池鱼之殃的反而是罗瑞卿和汪东兴。毛的愤怒也使我的生活起了快速而戏剧性的改变。

　　一九五六年，八大闭幕，国庆日后不久，毛便爆发了。有晚中南海大部分的工作人员纷纷去怀仁堂看京剧表演。毛没有去，我正在卫士值班室看值班记录。李银桥突然跑进来，打电话到怀仁堂，叫还在看京剧的罗瑞卿、汪东兴立刻来。

　　过几分钟罗、汪赶来了。他们问什么事，李银桥只说：“主席请你们去。”他们匆匆走进毛的卧室。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才下来。毛大骂罗、汪时，李银桥和卫士在卧室门口，他们听得很清楚。

　　罗、汪进到毛的卧室后，毛就破口大骂，说他们不接受批评，依仗中央压他，毛骂道：“宰相出朝，地动山摇。警卫学苏联，搞什么公安军和警卫干部队。到处兴师动众，完全脱离群众。”

　　毛不能明说他真正生气的原因--罗、汪两人过于服从党组织，凡是都要向刘少奇报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讨好刘少奇而胆敢跟毛对立。他们总认为从安全出发，做好保卫是天职。毛又时常一意孤行，在戒惧恐惧之下，他们转而向刘少奇寻求支持，以防万一出事，可有人分担责任。

　　八大后，罗、汪仍照旧前去向党中央报告毛的起居一切，这使毛大为恼火。他们不知，如此警卫森严，甚至使毛觉得一举一动都在警卫人员的监视之下。毛自然不愿受到这种约束，尤其这影响了毛“私生活”的“保密”。

　　毛此时仍对彭德怀批评他“后宫三千”之语耿耿于怀，罗派的警卫越多，毛私生活的秘辛就越有可能流传到中央去。

　　毛对罗、汪两人大吼说：“我就不信，‘死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你们滚蛋。”毛说，要罗下放到湖南省，任省长。要汪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然后下放江西。

　　两人从毛卧室出来，颜色苍白。罗说话时口舌抖动，向汪说：“这是这么一回事，到公安部，今夜立刻开会。”罗性格刚烈，要向党中央说明情况。汪说：“罗部长先别急，明天再开吧。我先了解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汪劝罗，如果这样做，等于同毛摊牌，毫无转圜余地，会彻底垮台。

　　罗于是改向毛写了检讨报告。然后召开公安部组会，在会上做了自我检查。毛的气出来了，慢慢平静下来，罗仍任公安部长，没有下放，汪也写了检讨报告，但没有复职，到党校去学习了。

　　我是汪推荐来的，遇到了困难，都找汪商量。现在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今后的工作和人事关系，更不好办了。我冷眼旁观，汪走后，无论叶子龙或李银桥都似乎去了一块“心病”，对我自然更加肆无忌惮。我前思后想，我在一组工作，脱离了医院临床，一天到晚处于勾心斗角的“内战”中，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何况我在这场“战争”中，肯定是“战败”者。我便开始寻找机会脱离一组。

18

　　江青这次真的生病了。

　　暑期在北戴河，由林巧稚、俞葛峰做了子宫颈细胞涂片。由她们分别带到北京和天津做细胞染色检查，她们都认为有癌变。江青回到北京以后，她们再次取了子宫颈细胞标本。由广东中山医学院病理科粱伯强教授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科胡正详教授，共同看片，最后诊断仍是癌变。但癌细胞没有蔓延，是原位癌，可以治疗。另由俞葛峰大夫带一份片子到苏联去会诊，意见也一致。傅连璋写报告给毛。

　　毛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林巧稚大夫说，按照目前情况，用钴六十放射治疗，效果最好。当时中国医学院还没有钴六十的设备，苏联医生又一再主张钴六十效果最好。林这样建议一来可保护自己和其他医生同僚，二来万一诊断错误，也没有人需要负起责任。

　　毛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会后请大家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

　　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愈，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

　　十一月上，我等待的机会来了。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

　　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么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么，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

　　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复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

　　慎娴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娴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娴，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复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定为城市贫民。他们极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罗怕一旦放我走，毛主席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并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外界的劳劳碌碌，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

　　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么能不去。”

　　我说：“我去没有问题，可是我要请假才好离开，也应该向这里说明一下，否则会说我太随便了，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给人的印象太坏。”

　　李说：“这件事上面都知道了。汪东兴副部长到党校去了。王敬先副局长管警卫，我同他说了，他叫我自己来北京医院找人。车子都等在门口了。快走吧。”

　　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报告保健局和卫生部。”李说：“来不及了。主席睡醒后就叫我请你去。耽搁太久，让他等着可不好。你先去看他，完了以后，你再去告诉保健局和卫生部。”于是我带着检查身体的用具，同李到了一组。

　　我进到毛的卧室，毛正睡在床上。我看他精神似乎很疲乏，脸色也黄一些。他叫我坐在床边。护士给我泡了一碗茶。我向他问好。

　　毛说：“不好了，感冒了。感冒有两个多月了，还有些咳嗽。二月二十七号演讲以后一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我要求检查一下身体，他同意了。我给他做过身体检查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症状。我向他建议服用一些化痰药，同时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毛说：“这些药都可以吃。你配好以后，交给卫士，告诉他们这些药的作用和服法。你就不必每次由你来给我吃药了。”

　　我一面答应着，一面收拾检查用具。毛又说：“你再坐一会。”我又坐下来。

　　毛接着说：“那时那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啊。”我笑起来，他又说：“你想远走高飞了。可是我这里没有人。这样吧，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还是由你照管我。平时我的事不多。有事时我找你。以前国民党有一位卫生部部长姓周，大约叫周颐春吧，记不清名字了，在德国专门研究兔子的卵巢，得了博士。你看，研究兔子卵巢可以得博士。你在我这里，空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些什么。搞些小动物来，弄一间实验室，买些设备，不要公家出钱，我来出钱。”

　　但我觉得在中南海弄个小动物实验室这事绝对不可以。中南海里不准饲养动物--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我觉得行不通。

　　我说：“不如有空时我多看看书。”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也可以，不过没有实际操作，就不全面。先这样吧。你将我的事抓起来，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安排。”

　　说好听点是君子协定，压根儿是毛主席的“意旨”。没有人敢反抗毛。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我拒绝，往后就会再也找不着工作。慎娴也会被解职，无法生计。如果我不服从，会被逮捕，甚至批斗。

　　歇了一下，毛又说：“以前同你说过，你可以做我的一个秘书，你又不肯，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不少出名人物开头是学医的，象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学医行医自然是好，不过不要局限在医学这一门上。要多注意社会科学。我要你做秘书，你不干。就做医生，也可以。不过我这里医的事情不多，不能一天到晚给我查身体。我们之间还要多一点共同语言，知识面要广。你以后要看‘参考消息’”这样我们可以和平共处。”

　　毛随后又讲：“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我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

　　我感觉到毛这一次的病不单纯只是感冒。我离开的这六个月，政治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医院里我可以对外面的政治起伏视若无睹，现在我又回到了毛的官闱世界中。卫士代我去医院收拾了我的东西。毛召见我的那晚，我就搬回了中南海船坞。我又重返一组，以后便再也没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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