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三: 55-90）

第三篇 1965年 - 1976年

55 毛身边人员的沉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也就是我到江西三个月之後，北京打电话来叫汪东兴回去开紧急会议。我们谁也不知道是什麽事这麽急。我们在农村中几乎全无外界的消息。汪估计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来。

　　几个星期转眼飞逝。入冬後，极冷，几乎天天下着细雨。我们无法下田，几乎无事可做。我的日子越形无聊，忧虑和疏离感加深。

　　汪在十二月底回来了。

　　他见到我後，眨眨眼睛说「没有想到我去这麽久吧？」他其实没去北京，而是去了杭州，会毛。

　　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都出了问题。现在还没有公开，只是中央在开会。最後决定杨尚昆撤职，调去广东（原因是黑旗事件和录音事件）①。汪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并仍任握有实权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从未被撤掉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但也未曾复职。三者比较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官阶最高。

　　汪告诉我「我说我不行，可以让陈伯达做。主席说他不行。我又提出让胡乔木做主任，我做副的。主席说胡乔木有书呆子气，仍叫我做。」

　　我说「这麽说，你升官了。」

　　我随即想到，我到一组工作的主要审查批人是罗瑞卿和杨尚昆。现在这两个人都出了问题，对我的影响太大，会不会因此受到牵连呢？但是又想到，第一个审查我，推荐我到一组工作的是汪东兴，汪没有倒，而且还升了官，我不会因罗、杨发生问题而受到牵连。

　　但我仍惶惶不安。这是共产党得权後，又一次大规模、最高层的政治动荡，一定会波及到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汪东兴也郁郁寡欢。他回江西不只是因为四清工作还未做完，也是为了躲避这场政治风暴。他觉得只要大家都待在乡下，就不会闹到头上来。

　　我一向不愿意涉入政治。我学会躲过政治风暴最安全的法子就是掌握政治变向的讯息。目前待在乡下是很安全，但我想弄清楚中央的动态，以及毛的想法和计划。在江西乡下，无法观测到北京的风起云涌。

　　这四位领导同志遭到攻击，并不完全令我意外。录音事件後，毛对杨尚昆的信任便大打折扣，毛自然清楚这是更高的领导作的主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但他采用的策略是顺摸瓜。

　　毛一向就不信任彭真。毛几年前跟我说过，康生告彭有「反毛倾向」。彭为人我清楚，他对毛忠心耿耿，很关心毛的健康。但康生告诉毛，彭真曾说过「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红旗还是灰旗，还是白旗（指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有待明。」

　　陆定一是宣传部部长，负责全国文艺。在毛的授意下，江青和柯庆施对文艺界展开点名批判，陆自是首当其。

　　我跟罗瑞卿一起工作最久，认识最深。罗非常重视毛的安全工作，对毛绝无二心。但他在建军问题上反对林彪（见前文）於是被说成反对毛。

　　我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罗的政治地位堪虑。那时在北京西郊明十三陵，毛及其他领导人检阅了由杨勇率领的北京部队和杨得志率领的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但林彪没有出席，以示他反对罗的这种军事训练（罗当时推行群众性练兵运动）。

　　在这次的检阅中，有些表演项目很惊人，例如攀援四五层高楼，没有任何装备，只用手足攀登上去，并且不是少数的人，而是一个排的徒手士兵，相继攀上去。毛当时就讲「我们目前还没有现代化装备，这种训练很实用。」

　　毛认为这次训练表演足以明，落後未开发的中国，有能力战胜科技先进的北方大敌。毛说「可见大并不可怕。世界上任何的庞然大物，都不可怕。苏联那麽大，碰他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只要知道对付的办法，貌似强大的事物都没有什麽可怕的。这话我同罗瑞卿说过的。」

　　罗汲汲於推行中国军备现代化，对林彪提倡的「小米加步枪」理论也就是毛的革命理论公开予以鄙视，认为不合现代的战略。毛自然很不高兴。毛有次对我批判罗说「罗瑞卿那麽大的个子（罗身材高大魁梧，素有『罗长子』之称），白浪费衣服料子。」

　　汪从杭州带回了一份由海军转交军事委员会，再呈给毛的文件给我看，我终於清楚罗政治危机的来龙去脉。林彪妻子叶群策划反罗的活动。毛在杭州时，十一月底，叶群由苏州乘飞机到杭州，向毛报告罗瑞卿反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即搞「思想」，不搞「军事」）。

　　毛同叶的说法。毛在报告上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自己另外散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此後叶群又指使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说「罗原本就不成林彪接任彭德怀，现在又想逼林交权退位。有一次，罗到林总（译对元帅军衔的，常称之为『总』）这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太好，没听罗讲完，让罗走了。罗在走廊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麽事！病号，让贤！不要扰，不要挡路。』

　　「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病重的时候，向我揭发了罗瑞卿一件大事。罗让刘亚楼向叶群转达四条意见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叶群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三、部队的事情多让他罗瑞卿负责。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叶群。」

　　罗在十二月中旬被撤销了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

　　我很担忧。罗被撤职绝对是个恶兆。

　　汪说的一些话也透露出周恩来的忧国忧民之心。周要汪早点回北京去。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便跟汪抱怨过「现在办事情太困难了。党的事只有彭真在管，军队全靠罗瑞卿，政府只有我。这麽大的国家，就这麽三个人管具体的事，别的人都只是说说，不做事。」现在彭和罗双双遭受批判，周自然寝食难安，办事情更难了。所以周希望汪赶快回北京就任办公厅主任。

　　但汪想跟一组的人在乡下继续四清工作，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清工作结束後再回去。我也情愿留在江西。现在政治局势正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谁知道回北京时，会是什麽局面呢？

　　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因为元旦放假，大家想庆祝一下。早上我同吴旭君冒着细雨，走过泥泞不堪的田埂小路，到汪所在的生产队後田村去。到时已全身潮湿。只有四清工作队的人庆祝元旦。农民们不讲究过阳年。

　　我们走进厨房时，大家正在和、剁肉准备包饺子。我们也参加进去忙起来。就在饺子全包好时，上饶专区公安处张镇和处长坐着一辆吉普车来了。进到房，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大家开玩笑说「赶着来吃饺子，也用不着这麽急啊。」

　　老张对着汪东兴、吴旭君和我「长途电话线路接不通，叫了两个多小时也叫不到後田大队。今天早上三点多钟，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到铅山县，说毛主席在南昌生病了，要李大夫和吴护士长立刻去。你们还是马上走吧。这开车去南昌，最快也要十一、二个小时。」

　　我说「那麽先回石溪大队，我取一下行李。」

　　汪说「取什麽行李，东西到南昌再买吧。再去石溪大队来不及了，而且要保密。去一趟石溪，太招摇了。你们直接走吧。」汪决定和我们一起走，他一方面担心毛的病情，另外一方面也想解北京最近的政局演变。如果毛的病不严重，他就马上回後田。

　　汪坚持立刻出发，我们一口饺子也没吃就匆匆上路。

　　车在小雨中行驶。都是土路，非常滑。溅起的泥浆，将玻璃窗都沾满了。到上饶以後，停到了专区招待所。因为是元旦，都放假回家了。老张临时叫了一些人来，做了饭。吃过以後，又继续上路。车子已经洗乾净。此後一路都是碎石子路，车速快多了。

　　赶到南昌，已经是夜将近十二点钟。

　　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还有省委几位领导都在等我们。方说「毛主席来南昌已经有两星期了，这两天很不舒服，所以要李大夫马上来。」

　　我们随即到毛住的滨江招待所。这次张耀祠同毛一起出来负责全面工作。随同毛的还有机要秘书徐业夫、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和服务员周福明来照料毛的生活。毛的几位女友也在护士刘、两位女机要员和专列服务员张玉凤。其馀就是三个做饭的厨师，十几个武装警卫。毛身边的人全换一批，气氛迥然大异，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认识周福明（周也是毛的理发员，在进一组前替毛剪过几次。王子已经退休了）最久，周跟我说事情的前後始末。原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毛过七十二岁生日。下午吃饭时喝了点酒。饭後这几位「女将」陪着散步，出了招待所後门到赣江边上，虽然雨停了，可是风很大。毛觉得热，解开上衣扣子，敞着怀，受了风。不知怎的，毛和张玉凤又为了一件陈年往事大吵一顿。

　　一年前，毛发现张和另外一位一组人员来往，於是又嚷得一塌糊涂。为此，张的来往对象在北京待不下去，被调到南京。毛生日那天下午，又因为这件事，和张生气。

　　当天夜毛咳嗽多了，开始发烧。大家着急，又没有办法，劝他找位江西医生看看，他不同意，最後毛决定叫我同吴旭君去南昌。

　　我走进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满脸通红，呼吸急促，咳嗽不停。

　　毛对我说「已经有好几天了，没有挺过去，只好请你回来，没有办法。」我仍是毛唯一信任的医生。

　　毛的体温是摄氏三十九度六，感冒已转成急性支气管炎。我提出，最好是肌肉注射抗生素，可以快一些消炎退热，毛同意了。

　　早晨五点钟我与吴旭君回到南昌宾馆，汪东兴还没有睡，同方志纯几人在聊天等我们。汪听完报告後决定，如果明天毛的病转好，我们三人就回乡下。

　　第二天我和汪一起去看毛。毛已经退烧，咳嗽还厉害。他同意再继续治疗三天。毛叫汪东兴回去搞四清，我和吴旭君两人则留下。

　　汪出来以後有些不高兴，後来他对我说「主席这个人真奇怪，急着忙着让我们离开北京。这次又催着让走。可是对四清，一句也不问一下。不知什麽意思。」

　　当晚汪乘车回铅山县。

　　这次随毛外出的「女将」有两位机要员、专列乘务员张玉凤、护士刘，一共四位。她们轮番陪毛，我很难找到空闲挤进去，看看毛。周福明也很少进毛的房间。他通常将从厨房拿来的饭或茶交给「女将」之一，由她端进去侍候。我去看病时，也小心不撞见这些人。

　　又连续治疗三天以後，咳嗽完全好了，可是又面临了另一问题。

　　我发现毛服用的安眠药量，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这使我十分担心，因为这一药量已经是常人的致死量了。毛对安眠药虽然已经有了耐药的反应，但是如此大量的安眠药天天吃下去，势必会发生毒性作用。我如果仍在铅山县石溪镇搞「四清」的话，对於这事情我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是现在我回来了，对此不能放任不管。

　　一组几位人员告诉我，自从政局开始紧张後，毛的安眠药药量逐渐加大。毛的失眠和政治总有密不可分的关。去年十一月底，叶群赶到杭州向毛告了罗瑞卿，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毛到上海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撤销了罗瑞卿在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在这些天，毛经常日夜不睡，即使增加安眠药量，也不易入睡，而且养成了这麽一种习惯，不打算睡觉时也吃安眠药。

　　我回南昌後一星期，有天半夜我去见毛。毛躺在床上看《後汉书》。他看见我进去，将书放下。毛说「病已经完全好了，你这个郎中还是有点好药啊。」

　　我笑了笑说「药还是很普通，主要是对症。」

　　毛伸手拿了一本小册子，交给我。我一看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刊登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的排印本，作者是姚文元。这篇文章我在铅山时就读过。

　　我弄不清姚这文章的意图。毛曾亲自大力鼓倡海瑞的戏。这戏的编剧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大教授。除此之外，吴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明史专家。毛对明史一向极有兴趣，常找吴来谈讨论，许多次我也在场。毛曾批评吴一部早期作品《乞丐皇帝》。他对吴说「你这本书没有写出历史真实。朱元璋参加红军不是偶然的。他运用的战略战术有突出的成就。用无赖加在他身上不妥当。用这点影射蒋介石更不妥当。北洋军阀混战割据，蒋初步统一中国，是一大功劳。蒋有民族气节，对美国人并不屈从，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不能分割，这完全与我同调，是志同道合。不能完全否定蒋的历史作用了地位。」这新编的《海瑞罢官》一戏，是吴晗响应毛的号召。我无法解为何会遭到批评。

　　毛告诉我，这文章是江青和张春桥共同商量，由姚文元执笔写成。

　　这文章酝酿多时，始於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以後。当时会上有许多干部将彭德怀比做现代海瑞，并认为毛和嘉靖一样，没有接受批评的雅量。江青敏感地嗅出戏剧家的所谓「反毛」倾向。她在看了《海瑞罢官》之後，立刻认定吴晗暗暗支持彭德怀。

　　然後江青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提出组织写作力量，批判吴晗写的京戏《海瑞罢官》，没有得到彭、陆、周等人的支持。毛向江青授意，可以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但柯於一九六五年四月突然去世。江庆便找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办理。张指定上海《解放》杂编委姚文元按江青的意图写作。毛直到要刊出前才看到这篇文章，事前并不知道内容。这文章主要批判吴晗及同情彭德怀的人。其他各报此时理应群起响应转载，但它们竟然置之不理。

　　毛那晚极为光火地跟我说「《文汇报》上发表过，北京的各报就是不转载。是我讲了话，过了十九天才在北京见报。你看，他们厉害不厉害。」

　　我听了这些话，好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毛的意图。我当时自然不会知道姚这篇文章会成为毛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幕的号角，尤其不知道毛说的「他们」指的是些什麽人。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後，我才完全明白，毛所说的「他们」，包括了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我跟着又说「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个时期，安眠药吃得太多了，已经超过以往用量的十倍。」

　　毛说「有这麽多吗？」

　　我说「我查了每天的用量，照这样下去，会发生不利的作用，对身体不好。」

　　毛说「那麽怎麽办呢？」

　　我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给你重新调整药量。」

　　毛问我怎样调整法。我说「我准备用一些葡萄糖装在外形相同的胶囊内。这样真假夹杂服用，可以减下安眠药量。」

　　毛说「那好，你去准备，向护士长和护士交待清楚。」

　　我刚要退出去，毛又「喂」了一声，说「我看这有毒，不能再住下去了。告诉张耀词，立刻去武汉。」

　　我多年前於成都便意识到毛似乎有被迫害妄想症，他那时怀疑泳池被下了毒，现在看来毛的情形是更严重了。毛以为他在南昌生病是因为招待所被下了毒。在我看来所谓的毒是「政治」高层共党领导之间的明争暗斗。

　　我去找了张耀祠，说明毛要立即动身去武汉。随後趁专线电话还没有撤销，我打电话给卫生部，是已升任该部副部长的史书翰接的电话。我将毛这次病情和安眠药重新调整的办法，告诉了史。

　　史说「原来发了这麽高的烧，咳嗽这麽厉害。会不会有肺炎啊？还是照张爱克斯光片子才能放心。顺便跟周总理报告一下，请专家来诊。」

　　但我觉得毛的身体已无大碍。我较为担心他的安眠药剂量过量和被迫害妄想症两事。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点紧张，而且听毛的口气很不顺；不能提照胸部爱克斯光，免得节外生枝。

　　至於再派二、三位老专家来。我认为这更不妥当。如果这样办，一者，毛会以为我不肯负责任，叫别人来，是推卸责任；再者，毛或许以为还有别的病，我对他隐瞒，要找人来商量。没有经过毛的同意，就向周恩来报告，都很不利，会造成误会。

　　我终於说服史书翰，这一事到此为止，并叫他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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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杨尚昆正式被撤掉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罗瑞卿被正式撤职。一九六六年五月，两人在中央委员书记处的职位被撤。

56　酝酿文革

　　当夜开车，第二天中午到了武汉。机要室派来送药和文件的飞机早已到了。张耀词、吴旭君、我、周福明、徐福明、徐业夫和四位“女将”一起，和毛住进了梅园招待所。

　　现在整个一组的内宫气氛和以往大大不同。以往汪东兴一向控制全局，对毛的动静了若指掌。张耀词的作风却是胆小怕事。现在政治局势紧张，张畏畏缩缩，以求自保。张不让我向他讲明毛的健康情况。毛医务上事，张说他是外行，管不了，也搞不懂，他只管警卫上的事。

　　这次一起出来的警卫局警卫处长曲琪玉，为了打探毛的一切，同这些“女将”很接近。我和吴旭君处于一种“被排斥”的状态。我觉得他的狂妄自大令人难以忍受。

　　毛开始采用了全新的安眠药服法。经过五天，安眠药量恢复到以往的用量，同时睡眠也调整过来。

　　吴旭君同我商量，病好了，再待下去，恐怕会有不愉快的事发生，不如见好就收，回铅山去继续搞四清。我们商量好了，先告诉张耀词。张面露难色，说：“你们回来以后，我总算知道了点情况，老曲他们对我封锁得厉害，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又去见了毛。我说：“你的病全好了，安眠药恢复到过去的常用量。我同吴旭君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事还没有完。我们还是到江西铅山去，搞完这项工作。你有事时，我们可以随时再来。”

　　毛沉吟了半响，说：“四清虽然没有完，也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四清了，要比四清大得多。你们留下有好处，我随时有事找你们办。”

　　我听完后瞠目结舌。四清是自土改以来最大的运动，动员了上千万城市人口下乡。看样子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难怪毛问也没问汪东兴四清做得怎样。我开始明白，正在发生一场我尚不了解的大事件，虽然不完全知道这事件的内幕，但毛说比四清大得多，那么其规模之大说可以想见了。

　　我很踌躇。留下来，跟这帮随来的人可能难以相处；但既然要有“大事发生”，毛的羽翼无疑是个避难所。

　　我想了又想，还是决定回乡下去。那里更安全。

　　我说：“可是我与吴旭君换洗衣服都没有带，每天穿这身棉衣服，很不方便。”

　　毛说：“你告诉张耀词，将你们的衣服由北京带来，这好办得很。等我叫你走的时候，你们再走。”

　　政治变动的脉博清晰可感。毛退隐到他的房间里，整日与“女将”厮混。曲祺玉在毛四周筑起一道无法突破的隔离。我尽量不去值班室，免得和这些人多接触。毛叫我，我才去看毛。我在政治边上，纳闷着会出什么大事。

　　

57　酝酿文革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毛在武汉梅园招待所听取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中的彭真、陆定一和康生汇报经过北京中共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四年设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另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等成员。毛主持这个会议，并让我坐在后排旁听。

　　毛在会议上说：“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又问彭真：“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康生抢着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

　　别人都不讲话。

　　毛接着说：“当然，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好坏自明。你们可以放。让各种意见都可以放出来。”

　　彭真说话了，他想为他拿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辩护。这份提纲中强调，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说：“学术问题还是照主席的指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使学术空气活跃起来。”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已讨论同意这一提纲，现在就等毛批准。

　　陆定一说：“学术讨论和批判不能随意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否则就鸦雀无声了。”

　　此后没有人再讲话。

　　三人已划清阵线－－康生认为吴晗事件属于阶级斗争，想发动批斗吴晗及其同伙的运动。彭真和陆定一则认为大家对此戏的各种意见，应该看作学术辩论。几分钟的寂静后，毛决定散会。

　　彭真说：“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我马上知道大难要临头了。毛设下圈套。他不看便表示他不赞成。但彭真不了解毛。彭真和陆定一正一步步涉入险境之中，这个“中央批语”一发全党，就完了。

　　二月十二日这份《二月提纲》上有彭真及陆定一写的《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批语》，批发到全党。

　　当晚毛对我说：“看来还是我的那句话：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不倒。”毛准备给彭、陆两人迎头痛击。彭真这份＜二月提纲＞往后成为恶名昭彰的反社会主义宣言，并导至他的崩溃。

　　

58　“文化大革命”来了

　　就在彭真他们走了以后，毛的睡眠又坏了，往往二十四个小时不入睡。饭也吃得很少，有时一天只吃一次饭。我很担心，对毛这样年纪的人，睡眠少会发生不利影响。这样又不得不重新安排安眠药的服用时间。于是，不到一个星期，毛便恢复到原来的睡眠和吃饭习惯。

　　我刚刚感到心情松驰下来，张玉凤跑来说：“主席讲，卧室的天花板上藏着一人，天天夜里上面有响动。是不是有坏人啊。”

　　我不禁心里暗笑，在这样警卫森严的布置下，怎么可能有坏人爬到天花板上去。 我想可能是老鼠在上面作怪，我去找随同外出的警卫一中队队长。他说，最近在院子里站岗的警卫，常在地上看到像猫足迹，可是比一般的猫足掌大得多，可能是野猫。 于是警卫们在院子里架石磨，用细木棍支起来，下面用了一条鱼做饵。接连打死两只野猫，一只很大，像小花豹；另一只小一些，但也比家猫大。这很明显，这座招待所是专为毛修建的，周围是些草木树业和花卉。平时空在那里，没有人住，只不过有一些哨兵看守，时间久了，自然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所。

　　一中队的队员将这两只野猫放在院子里的凳子，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毛看看。毛起床以后，隔着玻璃看过了。毛说，这里不安全，立刻出发到杭州去。 数小时后，我们便在往杭州的路上。

　　毛到杭州以后，开始忙碌了。我感觉到气氛紧张起来。有事情正在匆忙进行，正在发生，可是我说不出是什么事。

　　叶群从苏州打电话来，叶说有重要的情况要向毛汇报。第二天叶乘飞机到了杭州。毛在大厅里同叶谈了三个多小时，叶又匆匆回苏州去了。

　　毛与叶的谈话，只有他们两个人，谁也不知道谈些什么①。但是夜里毛吃饭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使我越加感到事态严重起来。

　　毛说：“邓小平管的书记处，不知道是管的谁人的书记处。书记里头坏了多少人啦。过去的不算，现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陆定一管的中宣部个阎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这关。罗瑞卿在军队里头搞折中主义。杨尚昆往来传递消息，收集情报。这就是邓小平的书记处。”从“录音事件”以后，毛一直怀疑杨是个特务。

　　一、二天后，江青来了杭州。这次我见到江青，她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看她精神旺盛，步履很快，已经完全没有“病态”了。江青见到我的时候，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没有说话。江青的随从人员只有一个护士、一个服务员和上海市公安局派给她的一位警卫员。

　　护士对江青的健康情况透露了些。她说，这一段时间，江的身体很好，怕光、怕声音、怕风都基本上没有了，也没有了头痛、耳呜的症状，所以没有带医生出来。 江青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便赶回上海。隔几天后，也就是二月下旬，江第二次来杭州，我才知道毛和江讨论了什么。

　　原来二月二日到二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前来询问毛对这个会的＜纪要＞的意见。这份文件毛拿给我看过，中心内容是针对着陆定一主管的中宣部。＜纪要＞中提出“建国以来文艺界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我看了这个文件，倒没有奇怪，因为毛同我已经讲过对陆定一的中宣部的意见。但是我没想到，林彪透过这种方式，利用江青出头，将毛的意见公开出来。这同时，林也将江青推上了政治舞台。我感到十分不安。握有大权的江青会是个极为危险的人物。

　　我从末见过林彪。解放后，林虽然身兼数个高级领导职位，但他已在半退休状态，有“病”，五一节和国庆日一律不上天安门。七千人大会中，我也只从后台听到他的演讲，远远看到了他一眼。但林是中国十大元师之一，以善战闻名。我很敬仰这位军事天才。

　　一九六六年三月，江青二度拜访毛后患了感冒，要我去上海替她看看。毛让我先去上海，说：“我随后也要到上海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不好。”毛的被迫害妄想症使他无法久居一地，觉得杭州也是危机四伏。

　　江青只不过是轻度感冒，我看她并不在意，吃点感冒药就好了。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傍晚，林彪突然来了。说是知道江青生病，特意来看看。

　　我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身军服，紧得几乎是贴在他身上，他的李秘书跟他来到前厅，林脱下毛大衣。中等偏低的个子，瘦瘦的身材，青灰色的脸。林因为秃头十分明显，在屋子里也戴着军帽②。脚上套着皮靴。林几乎没注意到我，也末发一言。双眼十分黑湛有神，瞳孔和虹彩几乎是同一颜色。

　　林彪虽是说来看望江青生病，但他与江谈话近三个小时才走。李秘书告诉我，林以前有神经衰弱，怕光、怕风，从不出门。不过，最近一段时间，活动多起来，身体比以前好多了。那些症状也都消失了。林彪和江青一样，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想林的病也是“政治病”。

　　但林也末变成百病不侵的钢铁之躯。那年八月中旬，文化大革命正狂热地展开时，林彪正是权倾一时。汪东兴正设法接近这位毛即将钦定的新接班人。林彪此时病了，汪要我同他一起去林的住地毛家湾看看。

　　我们走到林的住室。林躺在床上，头放在叶群的怀里，哼哼唉唉地哭着。叶群在抚慰他。那时我对林彪的观感完全改变－－从一位骁勇善战，运筹帷幄的元师，变成不适合治理国家的精神上十分脆弱的患者。

　　这时许殿乙和吴阶平医生也到了。叶群、汪和我三人退到客厅。经过检查，是输尿管结石。冶疗以后，林逐渐安静下来。

　　在冶疗时，叶群跟我说了林的一些情况。叶说，林原来吸鸦片，后来改成注射吗啡。一九四九年以后，到苏联去，才戒掉的。自此后便没有再复发，但林的举止仍然令人难以理解。林怕风、怕光，所以很少外出，更别说去开会。怕水怕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看见水或听到水声就会拉肚子。因此，根本不能喝水，只能用馒头泡湿了吃，代替喝水。大便不能上厕所，要用便盆放在床上，用棉被从头下盖全身，在被子内大便。

　　我心中很纳闷，这明明是一个精神上不健全的人，怎么能让他来管理国家呢？

　　回去中南海以后，我将林的病情告诉了毛。毛面无表情，什么都没有说。我也从未和别的领导或医生同事讨论过林的病情。泄露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有关情况是种政治罪行。

　　三月江青的感冒完全恢复后，我留在上海。张春桥几乎每天来同江密谈。不久，姚文元、戚本禹（新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关锋（《红旗》编辑之一）也一同来了。

　　三月十五日毛来到了上海，十七日到二十日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会上，毛扩充江青的论点：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把持着，真正代表左派的意见和言论发表不出来。会上点名吴晗、北京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翦伯赞、北京副市长邓拓、缪沫沙都是身为共产党员，实为国民党。最后提出，文、史、哲学、法学和经济学要在学术和政治上，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个名字。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我认为毛是要在文艺学术界搞一次运动，同医学界关系不大。因此，虽然感觉到形势严重，但是却似乎又与我很遥远。

　　三月底，毛连续召集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主要提出，彭真等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所谓＜二月提纲＞），混淆阶级阵线；要撤销。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五人小组’也要解散；开展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见，毛一方面固然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可是他却通过康生、江青等人在与中央常委和书记唱对台戏。毛这招出人意外之外。毛从未对高级领导发动全面攻击。

　　毛在四月初又回到杭州，并在十六日到二十六日之间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彭真的反党问题，重新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会中气氛紧张万分。

　　我非常忐忑不安。一组的人已全被撤换，我既不认识也不信任新的工作人员。我很少见到毛，毛的新警卫处长曲祺玉仍封锁毛的一切消息。汪东兴仍未回到一组工作。没有汪的保护，我真如身处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孤立无援。因此在杭州会议期间，我到西冷饭店去见汪一面，一方面打听现今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也催汪回一组。

　　我到西泠饭店时，汪正和周恩来开会。周劈面就对我说：“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说：“我想将主席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汇报一次。”

　　周哎了一声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汇报主席的情况？”

　　汪说：“是我让他来讲一下主席的健康情况。”

　　周说：“快一点，不要时间太长。康老（康生）和陈夫子（陈伯达）都在，不能让他们等。”周一边说，一边走向会议室，又回过头来说：“李大夫谈完了立刻就回汪庄去。”

　　周这么紧张使我很惊讶。我问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汪说：“这一段时间，你听到了一些，也看到了一些。这是中央的事，不要多问。主席的情况怎样？”

　　我扼要说了这几个月中毛的情况，然后说：“耀词压不住阵脚，现在一组内部工作很乱。你什么时候回来？”

　　汪说：“主席没有叫我回，我不能回。开完会，我到汪庄来看看大家。”

　　我回到汪庄以后，想到周恩来的紧张神色，和他特别提出康生与陈伯达在等着开会，都说明我去西冷饭店可以贻人口实。我随即去见毛，说明我到了西冷饭店找了汪东兴，向汪说明毛的身体很好。

　　毛淡然一笑，问我：“他们在做什么？”

　　我说：“听说在开会，汪东兴同志是从会议室内见我的。后来周总理也出来了一会，叫我赶快回来，免得有人误会我夹着什么使命去的。”

　　毛说：“去一趟有什么要紧，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

　　我这次向毛及时说清楚，做的是十分必要。到一九六六年底，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发动，打到汪东兴的时候，康生转给毛一封所谓揭发信，是浙江省公安厅一个人写的，揭发我在中央会议期间，曾去西冷饭店找过周恩来和汪东兴，是在“暗中勾结，通风报信”。

　　毛将康生转来的这封“揭发信”给我看了，然后说：“这件事你告诉过我了。这信放在汪东兴那里，你去交给他。”

　　我明白毛的意思是给汪打个招呼，毛在“保”我和汪。

　　四月二十四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毛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并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这通知后交五月四日到二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月十六日扩大会议通过这份通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毛并未参加扩大会议，那时我们在杭州。

　　毛给我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和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毛告诉我，这个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原来没有陶铸和王任重，是毛加上去的。

　　我看到这个名单，内心紧张起来。江青有了实权了。自从一九六〇年以后，她对我积怨很深。以她的为人残酷来说，她不可能轻易饶过我。我今后会有什么遭遇呢？

　　毛藉着机开导我，要我对江青表示对她的“忠心”。毛远新对江青一向十分冷淡。每年暑假回到北京的时间，他从来没有主动去看江青，或和江青谈谈话。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刻给毛写了一封道歉信来。毛远新向毛作深切的自我检讨，说明经过这一时期文化革命的开展，他看清楚了，江青是毛的忠实的学生，表示对江青从心里敬佩。

　　毛看了很高兴，将信转给江青。

　　毛远新当时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毛远新的这一手很灵，此后他成了江青指挥下的战将，短短几年中，便窜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反过来，我和江青之间旧隙难以摆平。毛远新是毛的侄子，江青将毛远新纳为麾下大将之后，声势也得以日渐壮大。但我对江青的看法丝毫未变，何况我也不屑于平添她的政治力量。我无法对她卑躬屈膝，曲意奉承。她早晚总会对我伸出魔爪。我真有长日将尽的感觉，江青一定会想法子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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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叶群显然两度造访毛：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李医生并不在~场；本书此处所描述的是第二次，即一九六六年初。

　　②林彪的秃头也许是年轻时代曾患头癣（即俗称所谓秃疮）的结果。

　　

59　毛搅乱了天下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觉得翻天覆地后，又开始隐居起来。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毛跟我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是毛一贯采用的以退为进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观虎斗，静待他的敌人一个个现出原形。 我们便避开政治的纷纷扰扰，在杭州待了下来。 毛的以静制变使党领导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领导。我想此时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让领导之间摸不着头绪。

　　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来过一次，向毛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刘、邓走了以后，毛曾经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

　　我当时听了毛的这两句话，立刻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

　　在杭州住下来，仍旧是每星期两次舞会，有时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时候多，说话少了，但是精神上却显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动身，乘火车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县，改乘小车驶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时，到山下的水库游泳，曾说过：“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这里搭个茅棚子住。”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决定，自一九六〇年开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别墅。这就是毛的“茅棚”。

　　这里四面环山，长满了青翠的乔木和灌木。附近没有居民，是个远绝人世的山谷。毛说：“这里我小的时候来放过牛也砍过柴。大石鼓上有一块大石，叫石头干娘，小的时候，每次路过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个虎歇亭，我小时候常到这亭子里来躺着。”

　　住到滴水洞宾馆以后，消息更加闭塞。每隔两三天北京派来机要通讯员送文件一次。他们带来北京的报纸，我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们说北京现在各学校都乱了，学生们闹得很厉害，没有人管得了。我想再问时，他们也不愿意多说。

　　但我听说了傅连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斗。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强迫退休。由于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树敌不少，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喜欢他。但主要对傅怀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劝林戒毒瘾不听，傅向中央写了报告。又一次，林患肾结石，傅组织会诊，叶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医生私自去化验后才确诊的。因此林、叶对傅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置傅于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后我就很少听说他的事。他挨斗后，给毛写了一封信来。

　　毛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又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事实上毛的这个保一保，是白说了。到一九六六年底，总后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将傅抓到西山，此后音信皆无①。

　　我们到韶山十天后，六月下旬，湖南天气很热。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间，每天闷热潮湿，没有冷气设备，只靠几台电风扇，解决不了问题。毛于是决定迁移到武汉。

　　到武汉后，和外界的连络频繁多了。机要通讯员每天由北京来一次，带到大量文件、报纸、杂志和信件，我收到的娴的一封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毛在武汉隔岸旁观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发展，十分高兴。他的敌人正逐渐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养精蓄锐，准备击溃他们。从我与他的谈话和他给江青的信中，我都暗暗感觉到这点。

　　起初毛对文革并没有计划。但由这封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对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做了分析，特别充分肯定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别人，讲出了心里话，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对江青的信赖。我认为这封信，极为重要，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发出的遗嘱之一。

　　毛在武汉的遁隐生活中写道－－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即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六月十五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讲政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是，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 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指林彪）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毛在党内的敌人），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减，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知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楣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为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改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这信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江青获信后，欣喜若狂。虽然信中也有涉及对她的批评，她仍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以求进一步巩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

　　以后二十五年中，我常常回想这封信的内容。今天，亲身经历过那些政治动荡，仍觉得此信足以证明毛在政治上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毛从未完全信任林彪。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林没多久后，背叛了毛。毛死后，所谓的右派终于夺回权力。

　　每次政治运动时，我都尽量躲避，免得惹祸上身。这次我本来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搅到运动里去了。现在看来，要躲是躲不过的。

　　七月初，毛已经离开北京有数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乱，他正准备要回去。他对我说：“北京现在热闹起来。我在这里再住下几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要文件和材料不行，要亲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对北京的文革活动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报告。他一月不让人回石溪时，口中所说的“事”，就是这件任务。

　　我说：“从送来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现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后，找什么人才好呢？”这时中共的领导们都在手忙脚乱。在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中，到北京后找谁呢？

　　毛沉吟了一下，说：“陶铸调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去看看群众的革命造反活动，和张贴的大字报。等我回来以后，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么放心。在毛的保护下，我可高枕无忧，一旦单独行动，去调查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运动，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几周前和我说过：“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我不愿见到天下大乱，文革使我提心吊胆。第二天，我在离开北京一年多后，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长江游水，轰动全球。我跟毛游过好几次水，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许多抱着怀疑态度的外国人，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能创下超越奥林匹克冠军记录的惊天动地之举，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以为然。长江武汉那段水流湍急，毛仰游在水面上，浮起的大肚子可一路顺流而下，一下就漂过好几十里。

　　对我来说，毛的长江游水意味着他自我放逐的结束。这也表示毛不满中央领导，正发出战斗的讯号。两天以后，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装亲临政治斗争的前线，又一次重大的灾难正式揭幕了。他开始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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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傅连璋死于一九六八年三月。

60　毛利用学生

　　回到家里，娴十分高兴，两个孩子放了暑假都在家里。当晚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但娴很担心。江青现在已经握了实权，我明白她为我和全家的安危发愁。但她似乎心里还有别的烦恼。

　　夜里娴轻轻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田家英已经自杀死了。”

　　我吃了一惊。田家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自从公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以后，我为我自己担心，有时也想到田今后的日子会不好受。长期以来，田与陈伯达及江青积怨甚深，互相攻击，相持不下。田家英对大跃进很反感，自毛一九五九年批斗彭德怀后，田几乎已被排挤出中央政治核心。我知道他会被斗，但没有到他这么快就死了。十年文革中，田家英是我的熟人里，第一个走上死亡这条道路的。

　　我说：“我在外面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谁都没有告诉我。”

　　娴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田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①。

　　娴说：“这次叫你先回来，可能看看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劝你心肠放宽，遇到再在的困难，也不要采取田家英的办法。我们全家只有四个人，你要是自杀，我们就全完了。”

　　共产党员是不准自杀的。自杀是叛党行为，自杀者的家人往后也会被戴上叛党分子家属的帽子，抬不起头来。如果我自杀，娴会被开除，送去劳改，儿子们也会被下放。娴又说：“你一倒，可就完了。”

　　我说：“我不会自杀，真到斗我的那一天，你立刻同我离婚，这样可以保住你和两个孩子。”

　　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随着文化革命的开展，被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家破人亡。用离婚的办法躲不过去。

　　娴说得对，毛叫我先回北京就是要看看我的态度。

　　第二天我立刻去找汪东兴。我将毛的话告诉了汪。汪说，陶铸要第二天才由广州到北京②。汪约我次日与他一起去接陶铸，又要我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西楼去看看给陶布置的住室。

　　到飞机场接陶后，在去中南海的车上，我将毛的话告诉陶。陶说话痛快：“明天我叫中央文革小组派个人，同你一起去大学里看看。”

　　我心里直发虚，谁知道中央文革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不能搅进去。

　　这时汪东兴说：“主席是叫他找你，没有让他找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不找的好。” 陶点点头说：“现在我主管中央宣传部，卫生部属中宣部管，你可以去找钱信忠，去看看医学院。我叫中宣部派一个人同你一起去好了。”

　　当时中国医科大学（前北京协和医学院）已经闹得无法控制。整个学校喧腾混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我，和中宣部一位徐同志一到学校便引起骚动。学生已罢课，教学大楼内贴满大字报。其中的一张大字报指出钱信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其中提出，钱信忠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军医，一九三四年在安徽大别山地区被共军俘虏，加入共产党。共党在过去很欢迎国民党的“投诚者”。

　　我看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禁吓了一跳，这种“揭露”，完全是人身攻击。而这种攻击使对方无法解释，只能被打倒。由此我想到我自己。如果我陷入到里面，被“揭露”，被攻击，就不堪设想了。

　　走进礼堂，学生们已经坐满了。大家喊口号，情绪沸腾。我默默坐在后面座位，钱走上讲台。我看到中宣部那位姓徐的，已隐在学生之中，后来看不见了。学生们开始向台上的人叫骂，提出尖锐的问题。我听到学生们指控和卫生部只为“老爷”服务，忽视广大群众的保健。他们特别提到毛的＜六二六指示＞。那时我才惊悟到我写的那份报告，现今被拿来作攻击钱的利器。

　　在会场上我坐立不宁，感到很内疚。没有所谓＜六二六指示＞，钱信忠可能不会被斗得这么惨。那天全会场的人，只有身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知道那所谓的＜六二六指示＞是我写的。只有他知道是陶铸，也就是毛派我陪他到学校。也只有钱知道我是毛的私人医生。我全身颤抖地离开会场，决定不再参加这类会了。万一我被斗，被揭发所有的过去（我及我父亲的国民党史，娴是地主的女儿），我就完了。我向汪东兴说明我的想法。汪说，先休息一下也好，等过几天再看看。

　　到十二月底，陶铸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已经摇摇欲坠。起因是一方面陶做事不原受江青的压制，另一方面陶支持许多被批斗的党委（包括钱信忠和王任重）。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给毛，附有中宣部那位徐同志的一封揭发信。毛给我看了。信中大意说，我与陶铸有密切关系，陶派我去医科大学保卫生部党委。我立即向毛说：“回京找陶铸是你让我干的。”

　　毛笑笑说：“论关系吗，你同我的关系倒有些密切。”毛叫我写个大字报揭发钱信忠，我没有照办，也没有告诉毛。反陶铸事件中，毛保了我。但许多跟我一样无辜的人，都遭到迫害。

　　七月十八日毛由武汉回到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毛叫我到亿他的菊香书屋。他对我说：“明天你同李讷一同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和同学们谈谈，看看他们是不是反革命。”

　　毛在杭州和武汉养精蓄锐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在北京的各大学里派了工作组。但毛怀疑工作组不但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我说：“李讷原来是历史系的。好多人认识她，我们去了，岂不让大家联想到你。”

　　毛说：“那有什么关系，联想一下也好。你们可要支持学生。”

　　第二天我们到了北京大学。李讷找到了她认识的同学和老师。大家围坐在学生宿舍里议论。议论中，我很少说话，都是李讷同他们交谈。校长陆平是他们的主要议论对象。

　　他们说，打倒校党委以后，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校党委的位置，继续镇压学生，将学生打成反革命。

　　听完学生的议论后，我们在北大里绕了一圈，大字报太多，也来不及看。有几处演讲台，围着许多人，有的在台上辩论。

　　我对这些毫无兴趣。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发生在高层领导内部。有任何分歧，应由他们自行解决，凭什么要将问题推到学生间呢？

　　但毛并不作此想。毛与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其来有自，早在一九五六年，毛就发现党内整风也起不了多大用处。他动员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反而倒戈相向。他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知识分子竟敢质疑起社会主义，还将批评的矛头纷纷指向毛。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定越过党官僚的重重关卡，直接鼓动这些崇拜他的年轻人起来造反。

　　我不禁想到，我离开武汉前，毛同我说的一些话。他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回到中南海，将所见所闻告诉了毛。毛的神态似乎洞察一切，成竹在胸。他并没有仔细听情况。我总感觉，毛叫我去北京大学，并不是为了了解情况，向他汇报，而是通过此行，让我接受“群众教育”，测量我对文化革命抱什么态度。他最后问我一句话，说：“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不对？”

　　我说：“自然不对。哪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反革命？”

　　毛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

　　我于是通过毛给我的第一个考验。

　　毛回北京后，越来越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万人礼堂里坐着来自各学校的学生“积极分子”，包括前一段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会上首先公布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刘少奇和邓小平因在毛离京期间在各学校分派了工作组，而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不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随侍在一旁，毛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

　　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听到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③。毛本来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是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

　　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犬般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三天后，八月一日，毛给清华大学附中一位学生写了一封信。附中几位学生在五月组成了一个造反组织，自称为“红卫兵”。毛对反动派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倡导“造反有理”。毛的话在学生刊物上争相转载，立刻激励了中国各地的年轻子弟。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中学大学成立起来。

　　为了支持校区的大字报运动，毛也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立即发布。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号召全中国年轻人扩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学生的革命和造反，是由毛支持着。

　　毛八月十日在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接待站会见群众。而后毛于一九六六年秋季，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每次都有我陪同。有两次毛是乘吉普车巡行检阅。林彪也在，看来神经衰弱全好了。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次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意。

　　我这时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刘少奇及邓小平深为不满，现在毛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刘、邓两人即将垮台。但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仍是混沌不明。

　　毛私底下和我及其他少数人说刘是“反革命”。但是在语言上却另有一套。例如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些话，好像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宽恕了刘少奇。有些人误信了他的这番语言，成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绊脚石，成了保刘少奇的“保后皇派”，因之也就被打倒，被斗。

　　“冰封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多年后，毛才一一击溃他所有的敌人－－有些还是解放前结下的梁子。为了最终的胜利，毛不惜将全中国卷入一片混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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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中国资料来源显示，汪东兴在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点接收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间才结束。据报田在五月二十三日清晨自杀。

　　②陶铸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他资料来源则指出，陶于六月四日抵达北京，六月九日往杭州。本书此处所描述，陶返回北京的时间，大约是在他被中央任命后六个星期。

　　③其他资料来源提供另外的发言人顺序。一种说法是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另一种说法是李雪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医生记忆所及，认为第二种说法才确实。

　　

61　毛身边的人自身难保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我在弓弦胡同原保健局宿舍的家因此不得安宁。我住的宿舍院内有二三位卫生部副部长住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和许多外地到北京的医疗卫生人员，三天两头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抄家。有时敲错门，找到我们家。中央文革小组常派出人，化装成学生，参加抄家和捉人。我不是目标之一，但现在天下大乱，红卫兵起了串连狂飙，满天栽赃诬陷。娴劝我少回家，多待在中南海。只要我跟毛在一起，就很安全。不过我平时写的日记这时已经有了四十几本，都有关于我的工作和毛的情况。娴认为留在家里太危险，一旦被红卫兵抄去，就立刻可据为反革命的证据。我带到中南海内，全部烧了。

　　毛知道了我的处境，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此时全国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文件数量太多，毛的几位秘书也看不完。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这些文件刊载各式各样的消息，甚至有的连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及会议都登在上面。这些小报都是由各种革命造反红卫兵组织所编发。我可以从这许多小报得知各地方文化革命动态以及许多领导被批斗的大会记录。栖身中南海内，也正好暂时躲开这乱糟糟的外面世界。弓弦胡同那份宁静之美，已被打得粉碎，我觉得很难过。但同时我很庆幸有中南海的保护。

　　没多久，中南海也变得不安全了。每个人都遭到怀疑。

　　这时，周恩来也受到以江青为主的造反派的围剿。他们给他戴上反党的帽子。事情原委是一九三〇年代上海《申报》，曾刊载一篇伍豪（周当时的化名）宣布正式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周有次来室内游泳池见毛，当时我也在场。周腋下夹了一份图书馆借来的《申报》，跟毛谈这件事。周说这篇文章是国民党造假诬陷，刊载时他人不在上海，已经到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是国民党捏造的，康生可以证明。毛从来未对我谈过对此事有看法，但我知道周直到死前，心头都有这个阴影。

　　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田在中南海的人缘很好，许多人都为他的自杀感到悲伤和震撼。田是反党分子，因此，所有和他有关的人都被怀疑有反党嫌疑。周恩来更是深恐中南海内藏了想谋害毛主席的反党分子。为了毛住在中南海内行动安全，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除警卫局以外各局的一些受怀疑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称为学习班，由宇光主管。在这个班上要坦白交代反毛、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及行动，同时还要揭发别人的这类言行。

　　九月中旬，田的遗孀董边写信“揭发”我。田自杀身亡后，她必须和其划清界线，以示对共党的忠心。董为了自保而“揭发”我。董说我同田家英过往极密，平时无话不谈。但其中没有指出具体的事实。因田家英已自杀，是个“反党分子”，我同他“密切”，自然可疑了。

　　另外，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揭发我早在一九六三年，由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我、毛的秘书林克及汪东兴闲谈。那时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刚刚有些好转，毛又开始推动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时又人心惶惶。我说：“主席这个人就怕大家过好日子。现在刚有口饱饭吃了，又在折腾起来。”随后我又讲：“他这个人为人不好。”后面这句实际指的是毛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正当作风。

　　回到北京以后，林克将我说的这些话，告诉田家英及逄先知。这时逢写成了揭发材料，证明我的反毛言论。这份材料如果落到中央文革小组手里，他们会将我作为反革命分子捉起来。

　　汪东兴告诉我这两件揭发信，他收藏起来。汪的“保”我，有他的道理。我到毛处工作，是他首先推荐的，我成了反革命，他的责任不轻。其次，我讲这些话，是当着他的面说的，汪自己也有不少反毛、反江青的话，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如被捕，坦白出去，正好让江青抓住。

　　汪多次同我谈过，叫我不要怕江青和中央文革对我下毒手，他说：“怕什么？顶多你同我一起坐牢。坐牢有吃有住，又可以不工作。怕什么？”

　　何况，有这两份揭发材料握在他的手内，抓住我的辨子，永远不敢“背叛”他。 汪不能把那两封信烧了，因为他也怕别人说他烧一些不利于他的文件，对抗文化革命。汪把这两封揭发信锁在宿舍的保险柜里，并叫办公室的人与已调到新华社的林克谈话，叫林克不许乱讲。然后让宇光在学习班，将逄先知训了一顿，以后不许这样胡说八道，再胡说的话，加重他的罪行。一九六七年五七干校成立，汪将逄先知跟第一批人一起下放到江西。逄直到十多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调回北京。

　　但是到十一月，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警卫局内有相当一批人组成了革命造反队，目标是打倒汪东兴。中南海内贴满了声讨汪东兴的大字报。闹得最凶的是警卫局下属警卫处及行政处的一些人。汪怕被抄家，他将这两份材料送到周恩来处保存。周说：“你这不是交给我两把火吗？”但还是锁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去世后，汪在清理周的文件中，又将这两份收回来，他告诉我，烧掉了。

　　毛关亲自出头保护了汪东兴。毛同我说：“警卫不能乱。警卫乱了套，哪里还有安全呢？”又由周恩来反覆向我们讲：“凡是在首长身边的人，不允许参加革命造反组织。”一次外出到人民大会堂，乘车回到游泳池，毛下车后，对司机说：“大字报说‘火烧汪东兴’、‘油炸汪东兴’，火烧、油炸都可以，可是不要烧糊了，炸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了。吃烤鸭，谁也不会吃糊焦鸭子。你回去同你们交通料和别的地方的人都讲一讲。”

　　毛的这些话，是发出“保”汪的信号。警卫局不能乱，否则可能危及毛的安全。在文革一片混乱中，毛自然是从他自己的安全观点来衡量大局。于是，支持汪、支持警卫局党委的人，组织起来，由中央警卫团协助，将警卫局内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就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党委没有被打倒，原党委负责人没有被打倒，仅此一家而已。

　　待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被批斗后，中共政治局完全解体。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碰头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外，还有周恩来、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汪东兴、叶群，实际上起着政治局的作用。

　　

62　毛得亲自保护他的女友

　　毛的确需要汪东兴。毛在对敌人全力后扑时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上次录音事件，毛怀疑菊香书屋也被安装了窃声装置，他便对自己的住房失去安全感。他决定搬走。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回到北京后不久，一组搬到了北京市外玉山一号楼。没住几天，毛说这里有毒，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这里盖有数栋别墅，树林葱葱，有一个大池塘。文化革命小组的办公室设在钓鱼台内。汪青、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其他小组人员早已迁入。毛住到附近的十号楼，江青往在十一号楼①。

　　又没有住多久，毛仍觉不安全。于是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这里住得比较久，到接近年底的时候，搬到中南海室内游泳池。这是他最后的住地，在北京没有再换住处。

　　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提倡的禁欲主义使然，毛回到北京后，有很短一段时间，没有跟女人厮混。但中南海仍为他每星期举办两次舞会。有次江青从上海回来，也参加了舞会。毛点播了京戏唱段“游龙戏凤”－－在当时已被禁演。这里使我回想起毛对我讲过一段历史上他的看法。他说：“明朝正德皇帝到山西、雁北一带，并不是为了游乐，目的是巩固西北边疆，开拓边陲。在这一伟大目标下，兴之所至，偶而‘戏凤’，也在所难免。”他说的‘戏凤’，就指的是京戏中的这个“游龙戏凤”。

　　江青现在成了文艺界的仲裁者，整个人都改头换面。江青的服装大变。过去她一贯穿西装、半高跟皮鞋，现在成了近似所谓毛服的上衣及长裤，脚踏平底鞋。她看到我的时候，显得很严肃，好像她已掌握了一切，可以决定一切。现在的江青不容许舞会这类活动。八月底时，她让毛不再组织舞会。

　　毛不久跟我说：“这下我做了和尚。”

　　自从停止舞会活动以后，毛没有了寻欢作乐的地方。短短数周后，他开始用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厅作为他消遣的所在。如前所述，他在人民大会堂内，有一帮“女朋友”，即各个厅，如福建厅、江西厅等的女服务员，她们轮流来陪他。因此，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毛依然故我，过着帝王般优哉游哉的生活。

　　毛许多女友在文革时遇上困难，多来寻求毛的保护。

　　张玉凤是第一个－－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张带着准备送毛的茅台酒和巧克力到了中南海西门。张打电话找吴旭君。张此时仍是毛专列上的服务员，但毛已在北京住了下来，所以两人有数月未曾见面。张这时二十出头，已经结婚。

　　原来铁道部专运处里面，也在革命造反，专运处党支部形将瓦解，支部书记罗将被打倒，张玉凤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支持党支部，保支部书记罗的。张本身也受到攻击。

　　吴旭君将事情原委转告毛后，毛同意让张到游泳池谈谈。她回处里报告与毛谈话经过时，没有人敢怀疑其真实性。说毛主席认为支部书记属于不该被打倒之列，罗便马上复职。张从此高枕无忧。

　　空军政治部广文工团的刘是第二个。也是由吴先去见她。刘和另外陪她来的两位女团员一见到吴就放声大哭。刘抽抽答答地说出她的事。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到军事系统以后，各地的军事院校学生纷纷自行组织起来。文工团中也分了两派，一派是造反的，另一派是“保皇派”的，刘她们少数人属于后者。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吴和她们见面时，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及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

　　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一次正在大被同眠的时候，江青突然从钓鱼台国宾馆住地来了。游泳池门口的警卫不敢阻拦，江进到游泳池以后，才由吴旭君跑到里面通知毛，这几个女孩子抱着衣服躲起来了。

　　毛为此大发脾气，毛要我告诉汪东兴：“中央别的人要见我，都是先打电话请示，我同意了才来。江青为什么要自己闯来呢。告诉汪东兴，没有我的同意，门口的警卫不许放她进来。”这一条成了规定，江青只好遵守。

　　刘后来与叶群过从甚密。一九六九年刘怀孕生产时，叶群亲自送刘住进空军总医院高级干部病房，每天送鸡送肉，让刘保养。刘产下男孩后，叶群十分高兴。叶说：“主席生了几个儿子，死的死，病的病。这下可好了，有这个男孩可以传宗接代了。”有些人也说那孩子长得跟毛一模一样。这完全是臆测胡说。

　　我和吴旭君也去医院探望刘。我的工作使我不得不和毛的数位“女友”保持良好关系。刘对我说了叶先前的那番话。她以为我也认为那男孩是“龙种”。我从未向任何人透露毛早已丧失生育能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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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康生住八号楼，陈伯达住十五号楼。

63　毛让军队介入文革

　　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武门不断在各地爆发。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完全瘫痪。工厂生产下降，有些地方则完全停顿。运输交通中断。林彪和江青领着造反派喊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口号。工厂和学校分成两派－－反党组织的造反派，和支持党组织的“保皇派”。党组织内部也四分五裂。各地党领导彼此攻讦、夺权。但保守派仍占优势。党组织多年来凝聚的力量并不容易被打倒。这一场革命根本跟意识形态斗争扯不上关系。

　　一月底，毛告诉我，已经决定要抽调人民解放军，到机关、学校、工厂，去支持革命左派。他说：“左派得不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了。你告诉汪东兴，要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官兵去工厂支左。支左的情况我要了解，你同他们一起去，随时告诉我一些消息。”短短数个月内，两百万的官兵被派去“支左”①。

　　汪所率领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②－－听命于汪东兴。毛直接下达命令给汪东兴，而不需透过林彪或是总参谋部。但毛、汪并没有天天见面，毛就叫我告诉汪。

　　一九六七年春天，我向汪东兴讲了毛的意见。随即由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组成支左办公室，抽调了近八十名官兵，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警卫团副团长古远新任主任，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孙任副主任，经过北京卫戍区调度，开到北京东郊红朝北京市针织总厂开始军管③。

　　毛叫我去参加军事管制支左，我不能不去。他要我做他的“耳目”，回来向他报告工厂支左的情况。我实在很不想去。我甚至怀疑，这是江青他们布置的一个圈套，待我钻进出，到时候再收紧这个套子。

　　这一段时间，江青经常宣扬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只待在中南海内，是个逍遥派。毛让我去，大约是听了江青的这些话。只有这样他才能搞清楚我的态度。他还说，加入革命风暴，是我自我改造的机会。

　　我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来避免卷入政治是非之中。我说：“我是医生，我带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可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给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看看病，这样可以更容易接近他们。”

　　毛认为这办法很好。

　　军管会的官兵进厂几个星期后，也就是七月初，我才到工厂。

　　北京针织总厂位于北京市东效。从中南海骑脚踏车大约要半个小时，分成南厂和北厂，分别生产棉织和尼龙针织内裤。总厂还外销女性内衣裤到罗马尼亚。纺织厂有将近两千个工人。工人分成两派。厂党委已被斗垮。厂长和副厂长都被批斗后，下放在车间监督劳动。两派正在争夺全厂的领导权。

　　虽然名义上每个工人都参加了一派，可是实际上每派中间得欢的，只不过百把人而已。其余的人到时仍在进行生产，但看得出车间内的工人们神情压抑。此时两派已演变到武门动手的地步。军管会对此一筹莫展。我一去，他们便想我来调停联合两派。他们可以说我代表毛来的。

　　军管会的官兵，采取的办法很简单。他们向两派的头头和一些主要分子泄露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不信？你们看，毛主席的医生也来了。”这些造反派将毛检阅红卫兵登在报上的照片拿出来，对出了我。又派人跟踪我，看到我回中南海。他们相信了。

　　这一招很灵，根本用不着什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两派就在军管会的调停下，开始讨论联合了。随即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将这事的原委告诉毛。毛笑着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应该联合起来。”针织总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两派联合起来，毛为此写了“同志们好”。

　　我将纸条拿给了汪东兴，他拿给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如获圣经，欣喜若狂，马上开了一个全厂大会，将纸条亮给工人看。他们邀我坐在台上，我不肯。工人们听到毛主席亲自写了“同志们好”时，掌声雷动。毛的纸条贴在工厂院内的告示板上，每个人都前去瞻仰。然后厂长将纸条照了相，把照片放大到跟一面墙一样大。放大的照片就挂在工厂入口。

　　革委会被褒扬为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模范。汪东兴由此获得很大声誉。几周后北京几家大工厂－－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北京第二化工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便在汪的支左军管之下，很快被宣传是毛亲自领导的典型。

　　许多人突然一窝蜂的拥到八三四一部队军管的工厂，这是很光荣的。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和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其中有些是毛的“女友”－－是第一批去的人。一一八厅的一位女服务员也去了。这些女孩子们穿上军服，风风光光地去了工厂。各报纸派记者来采访，《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也派了摄影记者。他们很喜欢拍一些漂亮一点的女兵像④。

　　后来江青翻看《画报》，发现有女服务员的军装像，于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质问汪东兴，让服务员穿上军装，假装解放军去支左，谁是这件事的后台。汪回答得很干脆：“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江青似乎吃了一记闷棍，不作声了。

　　叶群和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都到这里来参观，由军管会副主任孙与他们往密切，又到处大加赞扬，说孙该提升为军一级的干部，并要孙去军委和各总部报告军管工作经验。于是孙与叶、黄来住日益密切。叶、黄各派一名他们的秘书住在厂内。

　　我同江东兴讲：“针织总厂是毛主席抓的厂子。叶、黄插手进来搞，孙与他们来往密切，又到处去报告，这些会不会引起主席的误会，认为是跳槽呢？”

　　汪东兴觉得应该不会。文革后汪的权势日益坐大，他也在拉拢可帮他达成目标的人。汪仍恨江青入骨，他最后的目标是斗垮江。我陪汪去探望过林彪后，汪告诉我，他又到毛家湾去了一次，这次是毛叫汪去看看林好了没有。

　　汪说乘这个机会，将自己在毛处这么些年的慰情况，都向林讲了。汪特别向林谈了他自己和江青的尖锐矛盾，和文化革命运动以来，江青利用一些机会攻击汪的情况。林告诉汪，不要忧心，林会照顾他，以后毛处有什么消息要及时告诉林。

　　我说：“这么办可是危险，走露出去，就会大祸临身。”

　　汪说：“江青这个人，我不将她扳到，我这汪字倒写。走露风声，谁会走露？我不会，你也不会。”

　　就我所知，从此以后，汪凡是遇到林彪和叶群的时候，他们总是亲热地打招呼。我看了很不安。我从不喜欢林彪的领导，也深知毛要求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必须忠贞不二。汪东兴此举无异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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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周恩来在与爱德加·斯诺的一席谈话中，确定支援“支左”的军人数为两百万。风前引Edgar Snow，The Long Revolution，lp. 103 。

　　②中国的军队皆有秘密代码。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央警卫团被任命为八三四一部队的原因在于，有位算命师曾预言毛将活到八十三岁（的确如此），他将领导中国共产党长达四十一年之久（自一九三五算起）。就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说法。

　　③根据中国当局的资料，汪东兴的八三四一部队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进驻北京针织厂。

　　④这张照片刊登在一九六八年《人民画报》第四期上。据报导，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成立。

　　

64　毛身边在动荡

　　我和毛的关系也开始疏远。毛认为我不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对他不够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第一次具体表现对我的疏远。毛那天要去武汉，他没有要我去－－这是我做他医生以来第一次不让我随行。林彪建议毛带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和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同行。

　　我觉得危险步步逼近，汪东兴也有同感。汪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江青在搞鬼。林彪不清楚状况，不会出这种主意。一定是江青跟林建议的。汪怕江是想趁毛不在时候整我。虽然汪管辖下的六个工厂很平静，但文革的暴行仍在各地蔓延，武门逐步升级。武汉的造反派和支持陈再道的一派群众闹得不可开交。毛泽东亲自南巡，南下武汉。

　　北京也处在混乱边缘。毛一走，就是江青在主事。汪怕我会被江的人绑架。他叫我不要回针织总厂。江可以派人在那捉我。汪说：“你就住在一组你的办公室。如果有事，你立刻就来武汉”。在中南海里我万一出了事，还有法子和武汉连络。 我搬回中南海，却亲眼目睹了汪的恐惧成真。江青的文革小组向来平静的中南海闹得个底朝天。刘少奇是造反派的主要目标。中南海西门外，有许多造反派学生在示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红墙上贴满了打倒刘的大字报。人越聚越多，西门外的府右街断绝了交通。入夜以后，这些人就露宿在街上。府右街完全变了样。当时是七月，天气酷热，几十万造反派的学生挤在这儿举行“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街上腐坏的食物，人潮的汗味，临时搭的公厕，混合散发出的臭气熏天，令人作呕。我睡在我的办公室，辗转虽安，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光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南海从未被包围过。虽然示威群众越来越多，负责守卫的警卫岗哨仍镇定如昔。

　　七月十八日终于有了巨变。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内看报纸。一中队值班的人跑来告诉我，刘少奇被斗了。我冲到国务院小礼堂前，这一带人都挤满了。警卫团也来了不少官兵。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草场上挨斗。斗他们的人大多是秘书局的干部。警卫们袖手旁观。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几脚，打了一个耳光。警卫还是没有插手。我实在看不不去了，刘少奇已经六十多岁，他是堂堂的国家主席。

　　我走到邓小平住的院子，及陶铸的院子。邓和卓琳，陶铸和曾志，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他们都被推来扯去，或是冷嘲热讽，没有人打或踢他们。

　　杨德中也在场。我向杨说：“怎么突然斗起来了？”杨说：“昨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通知今天要斗争。我连夜打电话给汪（东兴）主任了。现在还没有消息。”

　　汪其实进退两难。他不能跟毛直接报告中南海的暴乱，这样就无异于与势力庞大的文革小组为敌。那时没有人敢冒大不讳批评造反派。何况，汪与毛的关系因刘少奇的问题长期紧张。一九六三年，汪曾陪刘和王光美访问印尼。此事虽经毛正式同意过，汪回来也向毛如实报告，但毛总疑心汪和刘关系“密切”。汪自然也不想和毛要打倒的人站在一边。我心中暗自揣度，怎么会毛刚离开北京，就围困中南海，就开斗争会，毛是不是都事先知道？

　　七月二十一日，汪东兴打电话给我说，空军司令部已经派了一架飞机，在西郊机场等我，要我立刻去上海。

　　几小时内，我就到一上海，住进毛和其随从人员住的西郊宾馆。毛的警卫密密实实，这是多处来未有的现象。一中队来了有一百多人，还加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人。秘书、通讯员人数也大增。西郊宾馆上上下下，满满都是人。

　　毛有点支气管炎，阴部生了疱疹。毛的“女友”太多，我和他最近不经常在一起，所以无法追踪出传染者是谁。我用中药替他治疗疱疹，注射头孢菌素治疗支气管炎。我跟毛说明疱疹曾经由性行为传染，但毛不听。他觉得没那严重。

　　毛问我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我将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和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事告诉了他。他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的沉默也显示他对北京的事不满意。

　　入夜，毛又叫我将发以上情况说了一遍。他就：“文革小组做事不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他的本意是，背对背斗，即收集刘的各种人证、物证，以据之判定刘是“反革命”。

　　我跟毛在上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他要再回武汉。毛七月十四日去武汉军区闹了“七·二〇事件”。周恩来急忙派飞机来，仓皇送毛到上海。

　　在此之前，武汉两派人员武斗十分激烈。当时造反派大肆攻击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毛去武汉前，文革小组派了极左分子王力（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去缓和对立的群众，逐步联合。但王力却转而支持造反派，将对方称为反革命派。支持陈再道的群众大怒，把王力捉了起来。当日周恩来随即到武汉，并劝说释放王力。一些支持陈再道的群众游到毛住的梅园小岛上，想跟毛陈情，被武装保卫毛的战士们把这些人全面关起来。毛知道后，叫把人放了。造反派就这些群众想谋害主席，但毛相信这些群众真心崇拜他，陈再道也对他忠贞不二。毛的意思是见见两派，调停联合。周恩来很紧张，这些群众都有武器，为了毛的安全，周匆忙将毛送去了上海。

　　经周协调后，王力被释放。王力和陈再道后来双双去了北京。

　　八月二十日由上海动身，乘飞机又到武汉。毛在飞机上说：“我看武汉这两派，没有那个是反革命。上次让王力一挑，两派打起来了。我就不信真有反革命派。看来王力、关锋、戚本禹（此三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不是好人。

　　毛为了显示不会有谁谋害他，他是公众衷心拥戴的领袖，从飞机场乘了敞篷吉普车穿行市区，然后到了武昌东湖梅园招待所。我坐在后座，车子四周有上百名便衣武装警卫。两派的群众夹道欢迎，热烈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按毛的说法是“接见了两派群众”。

　　毛不在北京时，北京完全在文革小组的控制之下。他们将矛头指向外交部长陈毅元师。陈毅与其他军事领袖曾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召开的“碰头会”上，公开批评文革，不让军队涉入文革，并谴责红卫兵造成“红色恐怖”。八月，王力和关锋在汪青的支持下，组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占领陈毅的外交部夺权，并将英国驻华代办处烧成灰尽①。

　　毛八月回到北京不久，便下令先后逮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戚在次年一月被捕）。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是极左派，属不争事实，但他们也只是替罪羔羊。文革小组的真正权力握在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三人手中。毛显然对江青有所不满。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

　　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 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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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许多西方人认为“红卫兵五一六兵团”从来不曾存在过。李医生不认识兵团的人，但听过对它的诸多指控。不管怎样，陈毅被打倒，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确化为灰尽。

　　

65　江青陷害我

　　一九六八年春天江青将魔爪伸向我时，毛一开始是袖手旁观。

　　问题出在娴身上。康生的反革命分子黑名单把娴也列了进去。大家都知道娴的背景，因此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娴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底下做过事，有英、美特务的嫌疑。她的家里人在台湾，看起来有国民党的特务嫌疑。在文革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应该立案审查。

　　江青也要审查我。江青说，李志绥也有政治历史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也要审查。我的案子便交到汪东兴手中。

　　汪东兴回答康和江说，这两个人的政治历史都由警卫局审查过，可以再审查。汪跟我说：“江青这是有意在搞鬼。这事由我来办理，你们都不要急。”但我知道江青不会轻易放过我。

　　七月一日是中共的建党日，江青主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革命样板京剧《沙家浜》。散场以后，江青对汪东兴说，牙痛几天了，要找医生看看。汪找我。我说不好办，这是牙科，我治不了，何况江青正在找我的麻烦。再来，我怀疑这是江青设下的圈套。江青闹牙痛也是种政治阴谋。

　　汪自然也想将江青斗垮，但他目前还不敢轻举妄动。汪说：“给她找个牙科医生看看。你给他组织一下，这样会把关系缓和下来，不是更好吗？”我同意了。 我请了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的洪主任和朱副主任，一同往进钓鱼台。

　　我们住进去后，一连等了六天，江才让他们检查牙齿。他们认为左下第三个牙齿已极为松动，不能保留，应该拔掉。江同意拔除。洪提出，最好先注射一天抗生素，第二天再拔掉。

　　下午由新来的护士给江做了皮肤敏感试验，没有反应，便给江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将近半小时，江忽然说全身发痒，立刻叫起来说，这药有毒。护士是新来的，年纪很轻，听得全身颤抖，哭起来。我给江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徵象。

　　我取一粒镇静药给江吃。江拒绝了，吩咐秘书给汪东兴打电话。

　　不久汪由中南海赶来。江见到汪的第一句话是：“李志绥用毒药害我。”汪随即叫我到大厅去等。

　　过了一会，汪来到大厅，问我详细情况。我讲了以后，汪认为可能是过敏反应。我不以为如此，因为皮肤、血压、脉博、心脏都是正常的。我说：“我要立刻到主席那里说清情况。”

　　汪说：“不行。江青要我打电话报告主席，你抢先去讲了，江青会闹得更厉害。不如就在这里，等主席来了以后再说。”汪对毛还不完全了解，毛一向是先入为主，汪不让我先去见毛是错的。

　　汪说完，就打电话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在江的住所内的大厅等毛来。江青的警卫和工作人员都被江青歇斯底里的行这吓坏了，对我是避之唯恐不及。过了一个小时，毛还是没有来。我真是如坐针毡，心情如同犯人等待处决一般。

　　这时毛从大厅外走了进来，吴旭君扶头着他。我迎上去打招呼，毛瞪了我一眼，昂头走过去，进了江的卧室。

　　汪来到大厅。我问他是怎么样向毛报告的。汪说：“我就说江青打了针，有反应，请主席来。”

　　我一听，非常生气。我说：“我同你讲了，身体检查都正常。你为什么不报告呢？这明明是江借机会要整垮我。”

　　我与汪正在交谈的时候，毛走了出来，仍然瞪了我一眼，走出大门，回中南海去了。

　　汪对我说：“你回针织总厂，不要到厂子外面去。厂里警卫团的人多。你只要在厂里，江青就不可能派中央文革的人绑架你。”

　　我赶回家里，娴还没有回来。我给她留了一个条子，只说最近有事，短时间不能回家，然后到了针织总厂。

　　我在厂里躲了两星期，实在是闷得发慌，又提心吊胆。最后我跑去找汪东兴。以下的情况就是汪告诉我的。

　　我离开钓鱼台去针织厂后，江青先将她的秘书、警卫、护士、厨师召集起来，让他们“揭发”我下毒的罪行。每个人都签了字。

　　当夜林彪和叶群来看她。她向这二个人说，李志绥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又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然后将没有用完的药交给叶群，让叶拿去化验，并且一再强调，这是毒药，要写个化验证明送来。

　　叶是毛回到毛家湾住地，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江青的口气要出一个化验是毒药的证明。汪说，还是找化验部门认真化验，是什么就是什么，这药是从警卫团管辖的药房中取出来的。我们有规定，医生不亲手取、送或使用药品，医生只管开处方。药如果有问题，那是我们药房的责任。

　　叶将药拿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化验，正式报告为：经过化验，送的药品与标签上药名相符，未验出任何有毒成份。

　　叶拿着余下的药和这份报告，到了钓鱼台，送到了江青的手上。江青看了报告，勃然大怒，将药和报告扔在地上说，军事医学科学院里有坏人。叶说，这是林彪当面交给院长去办的，他们不敢不认真办。于是不欢而散。叶将化验报告和药送到汪东兴处备查。

　　此时江青与林彪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汪东兴是倾林派的。我只是他们政治争斗中，身不由已的棋子而已。

　　江青的牙病还没有治完，由林彪和周恩来推荐了吴和卞二位医生。江青将经过的情况告诉了他们，让他们写证明，李志绥使用了有害药物。他们被逼得没有办法，找汪东兴问怎么办。汪说只能照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胡邹。结果，江对这二位大为不满，赶他们走了。

　　江又找了周恩来，拿出秘书和警卫们写的“揭发材料”，要周立刻签字逮捕我。周说，李志绥是毛的医生，如果逮捕他，不先请示毛不行。江让周去请示。

　　周回来以后，给汪打了电话，商量怎么办。汪坚决主张周去见毛，问毛的意见。并且说，药是从警卫团药房拿的，因此汪要避嫌，不能为这事同毛谈。

　　周当天夜里去见了毛，将江青要逮捕我的意见告诉了毛，然后表示，李志绥已经在这里工作这么多年了，大家对他很了解，工作中会有缺点，可是不会害人。毛同意周的意见，并且表示：“李志绥一天到晚在我这里，为什么不害我，要害江青呢？害我不是更方便吗？上次江青为了安眠药中有假的，就说医生、护士害她，我说我的也有假的，这办法好，可以吃安眠药。”

　　汪对我说：“这个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可是江青不会死心，你还是不要回家。江青这个人还会下毒手，找人绑架你。好在有卫生员小李同你在一起，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我又到了针织总厂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江青和文革小组权倾一时，无法无天，连毛都约束不了她。毛对江青的所做所为并不是样样清楚。她可以叫别人绑架我，然后辩说不知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６６　武斗和芒果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仍躲在北京针织总厂。毛不令他亲自领导的六个工厂组织工人宣传队，由支左的警卫团官兵（即八三四一部队）率领到清华大学，接管清华。

　　现在毛决定要正式军管清华和北大两所大学。（译注：即“六厂二校”经验）。 清华在国内以理工学院闻名。清华大学学生的造反声势也不落于北大之后。一九六六年春天，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组员。当时她支持党委并反对造反派学生。一九六七年五月，心怀愤恨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在清华召开了一场盛大的“批斗王光美大会”。

　　一九六三年，王光美随刘少奇访问东南亚，会见了印尼西亚总统苏卡诺。王是中国国家主席夫人，因此穿上了件旗袍，戴了项链。红卫兵说这就是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在这次清华园批斗大会上，王光美被迫穿上一件过紧的旗袍，戴上了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台下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叫嚣着她下台的口号。自此后，清华大学便处以无政府状态。毛决心施行军管。

　　下午四点，工人宣传队和八三四一部官兵到了清华。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我想亲身体验清华军管的过程。

　　军管会孙主任负责这次行动。

　　孙召开全厂大会，由各车间抽人，一共抽出男工一百五十多人，分乘几辆大卡车开到清华大学。其他厂的工人宣传队也都陆续到了。总共有上百辆大卡车。后来据报有三万人之多。在校外临时成立了领导小组，扬德中也到了。整理好队伍，向校内行进。

　　我和卫生员小李夹在人众中。起初行动得很在秩序，但是快要走近物理系大楼的时候，前面的队伍忽然混乱了。小李到前面打听，是学生们设了路障，不让宣传队前进。

　　停顿不久，传来命令：冲破路障，继续前进。已近黄昏，周围景象逐渐暗淡。我随着人潮向前走去。

　　突然一声巨响，前面喊道，炸死人了，接着抬下来血淋淋三个人匆匆过去。 天色昏暗下来，队伍已经凌乱，仍然慢慢向前挪动。忽然我听到像是刮风的声音，很多人都抱着头，或用上衣将头包起来。我还莫名其妙的时候，小李脱了上衣，将我包住。这时我才发现大如鹅卵、小如鸡蛋的石头像大雨一样从对面抛来。人群四散躲避，天已全黑，石头不断袭来。小李拉着我向后退，到校门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的队伍。天色太黑。我向小李坐在路旁，下了暴雨，全身淋透。

　　打散的队伍逐渐在一起，大家都在昏暗一片的雨淋中休息。

　　到清晨四点的时候，突然开来一辆卧车，沿途叫我的名字，我应声而起。停下来，毛的司机张从车下来，看到我说：“快走，叫你哪。”我问他是谁叫我，张说：“还不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也叫学生们的头头去。”

　　我上了车，随他到了人民大会堂。我一走 进一一八厅旁边的随从人员休息室，大家哄然说：“大夫受苦了啊，挨了几块石头？”

　　我淋了雨，头很痛。吴旭君给我止痛片，又给我清凉油。我用清凉油擦了额角和眉间。大会堂的服务员给我端来一碗热汤面说，先吃暖和一下。

　　吴旭君又来了说，毛叫我立刻到他那里去。我走进一一八厅，毛坐在沙发上看书，见我进来，立起身。我急忙走过去。我这时感觉到毛是真的喜欢我。

　　毛拉住我的手，仔细端详我的全身，说：“怎么这样狼狈，全身都湿了。”我说，外面在下大雨。

　　毛又说：“辛苦了。没有受伤吧？不要哭了。”

　　我猛然没有明白他的话，稍一沉吟才想到我擦了清凉油，眉心、眼角油光光的，可能毛误以为我在流泪。我说：“我没有受伤，可是有三个人被炸了，不知死一没有。”

　　汪东兴在一旁插话说：“死了一个，其他两个救过来了。”

　　毛说：“你先休息一下，换换衣服。我已经叫人通知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阑、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宝来这里开个会，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你也参加。”①

　　毛决意要“保”我。林彪、周恩来、康生和江青都会参加这个会。我和毛一起参加，是表示我是毛的下属，这样他们想搞暗的也不行了。也许我不用再整日担心被绑架了。

　　这次会议，江青和所有的人热络地打招呼，唯独对我不屑一顾。她仍为所谓下毒一事怀恨在心。这对我到无所谓。无论如何，目前她奈何我不得。

　　我算是暂时通过了这次考验。

　　毛与红卫兵的这次会议在文革中是个里程碑。毛要学生停止武斗，并进行联合。毛警告说，如果一直分成两派斗争不休，每个学校就会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清华、两个北大或是两个北京师范大学。

　　会的当中，韩爱晶发言说：“现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话，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在引用时，可以有不同的见解，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主席在的时候，容易解决。主席不在了，该怎么办？”

　　韩的话刚完，康生与江青就立刻斥责说：“你大胆胡说八道……”

　　这时毛接过来说：“这问题很好，我年轻的时候，就爱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至于我说过的话，今后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必然如此。你看从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从来还不是分成许多派别，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任何事物没有不同的解释，就不会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否则就停滞，就死亡了。”

　　但毛这次会议的目的却没有达成。红卫兵仍四分五裂，毛似乎决定不再信任年轻人。八月五日，毛为表示对工人的关怀，经汪东兴给了他们一些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胡珊送的芒果。毛的这一行动显示毛已对各成派系、相持不下的学生失去信心，转而寄望于工人。不久后，数以百万的中学和大学相继下放农村。毛以为学生该跟贫下中农好好学习，接受再教育。

　　汪东兴把芒果仪式，唱颂着毛语录的警句，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台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有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因此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在那之后，革委会订了一个蜡制的芒果，将它摆在台上，工人们仍依序排队上前致敬，没有丝毫差别。

　　我跟毛说了芒果的趣事，他大笑。他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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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当时西方对此次会谈多有报导，并认为它是毛与造反派学生关系的转折点。

　　

６７　毛病了

　　毛虽然又保了我，但我不能每天都见上他一面。他此时不需要我的医疗服务，我每天同卫生员小李和护士背着药箱到车间和工人宿舍巡回医疗，每隔几天才向毛汇报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仍在进行中，但是从厂内来看，正如毛同我说的：“什么文化大革命，人们还不是照旧结婚、生孩子。文化大革命离他们远行很哪。”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就似乎也变行很遥远。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敢表示出厌烦，可是显然在淡漠下来。但是一些大城市内，两派之间武斗不停，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动用了机关枪和大炮。对这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依然在不停地进行着。如果中央不插手干预，武斗将无止无休。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一天汪东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立刻到游泳池去看毛。毛牙痛要我去看看。

　　回一组后，反而有种陌生感。一组完全变了样。汪在他的南楼办公室三楼给我整理了一间卧室。我原来在一组的值班室那排房子，毛远新全用作他的卧室和办公室。毛的随身工作人员全调换了。徐秘书、服务员小周、警卫员和护士长吴旭君全部被毛派去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军事管制工作。

　　身着军服的八三四一部队仍在室内游泳池周围保卫毛的安全。但最令我惊讶的是，毛身边的女友更多了。我不熟悉那些服务员和警卫，但我看得出来那批新人都很崇拜毛，就像我刚替毛工作时一样。我猜想旧的人和我一样遭到幻减的痛苦——跟毛越久，越无法尊敬毛。只有不断调换身边的人，毛才能保证他会永远受到爱戴。

　　我替毛检查口腔。因为长年不刷牙，牙垢很厚，牙齿上似乎长了一层绿苔。没有办法判断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懂牙科，是不是请一位牙科医生看看。”

　　毛说：“你给看看就算了，不必再找别的医生来了。”

　　我想，我不懂牙科，马马虎虎治疗，岂不是笑话，何况盲目治疗有害无利。我又讲：“牙科是一门专科，不懂的人，可能治坏。”

　　毛不置可否，我退了出去。我走进南楼汪的办公室，他在等我的消息。我将毛的话告诉他。汪说：“自丛江青一心想将你打成反革命以后，这可是主席第一次找你看病。身边的人全换了，把你又叫来，你要用心搞好。江青还没有罢手。”他让我到三楼给我准备的房间去休息。

　　我走到三楼，突然看到吴旭君。原来江青下命令将吴从二七厂调到钓鱼台。江青知道吴旭君和我共事多年，一直逼吴旭君写揭发信或签已写好的文件，证明我想毒害江青。吴坚不肯签，江青说他包庇坏人，要审查他在什么问题。吴去找汪东兴，汪让吴搬回南楼。在这种情形下，还能够不顾自己而仗义执言的人，可是太少了。我十分感谢吴。

　　第二天我同吴一起去游泳池见毛。毛见到吴很奇怪，问吴怎么从二七厂回来了。吴将这些经过告诉了毛，说：“现在我也到了反革命的边缘。”

　　毛大笑说：“好，我这里专收反革命分子。你们两个反革命就在我这里吧。”随后毛以说：“大夫你不要管江青的事了，让她自己另外找医生。护士也让她自己去找。”

　　我问毛，我如果碰到江怎么办。毛说：“远远的见到她，避开就是了。”这点我没有听毛的。此后即使对面相遇，江青视若不见，但我并没有躲避。

　　北京医院当时仍然很乱。院内分成两派，院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打倒，还没有被打倒，还没有领导接管。我请任何一派的牙科医生，都会表示我——以及毛——是支持那一派的。我也不晓得该支持谁。因此我从上海华东医院调来一位牙科医生。

　　我一再向毛推荐上海来的这位医生，最后光火了。他对我吼说：“我不同意让这位医生看。你一再要他看，你这是强加于我。怪不得江青要整你一下。”我心里很不服气，我想：你说我强加于你，可上你是你勉强让我做不是本行的事，还不是强加于我。

　　我只好一方面请教牙科医生，一方面翻看牙周病教科书给毛治疗。毛的牙床一直在恶化。我能做的只有叫他用消毒水漱口，将表面食物残渣清理干净，在感染患抹药。一个月以后，症状就好多了。

　　毛的病痛不只是生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九六九年四月准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九大）。此时中央内部矛盾已经完全表面化。一九五六年“八大”所提出的纲领到此时仍未被官方扭转——支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领导意识形态，并批评毛的“冒进”。这些纲领长久以来都是毛的紧箍咒，而念咒语的人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十三年来，毛一直想取掉这个紧箍，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这一努力的后果。在筹备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对毛的个人崇拜已是登峰造极。人人胸前佩戴着毛的像章，手中持着红皮的毛的语录本，背诵毛的语录——甚至在店里买样东西，也要互相背上一段。中国人每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早请示、晚汇报”。上下班时，大家都背诵一段毛语录。毛主席的思想早已超越意识形态，而成为宗教经文。

　　“大冒进”？毛的大跃进创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死亡人数。据估计至少有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万人饿死（有人估计高达四千三百万人）。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社会大混乱，摧残生灵，拆散家庭、友谊，中国社会的基本联系荡然无存。

　　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但在文革初被批斗，一九六八年十月开除党籍，还遭到极不人道的虐待。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并不知道刘被“关押”在哪里，也不敢问。后来在“九大”结束后许久，我才知道刘在一九六九年十月被押往开封关闭，重病缠身，到十一月去世前，都没有得到医疗。

　　邓小平也被流放到外地。政治局党委只有毛、林彪和周恩来没事，其余的都被打倒或“靠边站”。省委被撤销，军队领导的革委会接管省政日常事务。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已大部分被打倒。

　　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扭转了十三年来八大制定的纲领，毛成为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会中选出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再从委员会中选出政治局党委。毛的意志透过九大党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宣告结束。

　　我给毛治疗牙周病时，党内已开始在筹备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分成两大派。一派是中央文革小组，另一派是林彪和他的亲信。周恩来则跨在中间，两面调和。为了什么人进入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两派争夺相当激烈。

　　毛尚未表示意见。

　　我看得出周恩来颇为苦恼。周从未和我议论过政治，但有天夜里我在南楼遇见周，周关上门问我毛对人事安排上讲了些什么话。我说：“他没有多讲，只说人事安排交给文革小组和文革碰头会办。”文革小组成员全在碰头会里，因此江青在碰头会里正是权倾一时。先前围剿周的事也是江青放的第一把火，我觉得我有必要警告周，江居心难测。

　　我告诉周：“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打击目标就是你。江青提出‘文化大革命就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是旧政府的还不是你。江青他们鼓动全外交系统反你，主席说‘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要文革召开万人大会说明，不能反你。江青他们几个人到游泳池外间休息室商量说，用不着开不么大的会，找个几十名代表来谈谈就可以了。这不是明显还要搞下去。”

　　周叹了口气说“我对江青仁至以尽。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江青要看牙齿，我特地飞回延安将她接来。她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六年到苏联治病，还不是我给安排的。”

　　周又说：“你的这些话同别的什么人讲过。”我告诉他，除了对汪讲过以外，没有对别人说过。周说：“那好。记住，不要同任何别人讲。”

　　周恩来对毛处处小心谨慎，唯恐不合毛的意图。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喏喏，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就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汪东兴是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在江、林争权里，汪支持林彪。一来因为痛恨江青，二来毛仍因汪随同刘少奇去印度尼西亚而疑惑未消。九大召开之前，汪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周与汪平日走得也很近，周起初也支持汪的提名，说凡是参加碰头会的人都是政治局委员。

　　会议期间，汪东兴突然发作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周要我和吴旭君一起去向毛报告，因为生病的严重情况，只有医生才说得清楚。

　　当我说到出血很多，比较危险的时候，周说了一句：“汪东兴是个好同志。”接着唏嘘起来。我同吴旭君很难过，也哭了。可是我发现毛一句话也不说，脸上表情木然，似乎无动于衷。

　　冷场一会后，毛说：“有病就照医生的办法治。别的有什么办法？”

　　我们走后，毛告诉护士刘说，这三个简直如丧考妣，直是奇怪。我们三个一哭，毛怀疑周、汪、吴及我四人是不是在搞派系。

　　我将毛说的“如丧考妣”的话告诉了汪。汪说，不怕，我们都是为毛做事情，又没有为别人干事。接着汪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看这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派最后被迫达成妥协。会上汪东兴由黄永胜出面支持，被选上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林发表政治报告，并被官方钦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思想自“九大”后，成为中国的“指导纲领”。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步步高升。会议结束后不久，林立果升任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被刻意吹捧成“中国革命的第三代当然领袖”，毛的一位女友丈夫在空军司令部工作，他将林立果的一些演讲记录经这位女人交给毛看。林立果在空军的盛名仅次于林彪。空军内一再宣扬要无限效忠于林彪和林立果。

　　九大后，我的心情更加压抑。毛要转“八大”路线的目标终于实现。“九大”是毛十三年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撤职——他们都是我最敬重的党代表——新委员大多是江青或林彪的党羽。我认识的很少了。中国在他们的领导下前途渺茫。

　　

６８　毛向美帝靠拢

　　林彪此时越来越接近权力的巅峰，全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化。军队担任恢复秩序的重任，军管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机构。原来主管省政府的党委书记，换成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担任。中共庞大的官僚体制中，从上到下，清一色都是军人。即使

　　在毛常去的招待所也是如此。全中国在林彪的领导下背诵毛语录，学习解放军，形成热潮。警卫局纳入军队编制，全部穿上军装，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有毛还穿着他的睡袍，在公开露面时，有一两次换上军装，以表示支持军队，以后又换回中山装。

　　那时中国仍有两大敌人——苏联和美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发生了中苏黑龙江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还有那些遭批斗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全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校的目的在于使下放的人体验农村真实生活，并向贫下中农学习，日出夜息，担负着力所难及的重度体力劳动。谁都知道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为处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轻知青则被送去“上山下乡”，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八月发起城市中“深挖洞”，以做为空中轰炸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北京市下挖筑了网络密布的地下通道，可以容纳下所有北京市民，而工程兵部队则修建了“五一九工程”。（见前文）

　　就在这时，毛有天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我思考以后回答。毛说：“你想，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不知道毛的本意指的是什么。第二天我同他说，我回答不出。

　　毛说：“日本后面实际上是美国。可是东面的美国，离我们远得很哪。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

　　我说：“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中诛笔伐。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

　　毛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美国新总统尼克森上台了。此人是个老右派，老反共分子。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同汪东兴闲谈时，也谈到毛的这番话。汪以为这是随便说说，并没将这些话当成大事。朝鲜战争于一九五〇年六月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互存敌意，中国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亚洲以武力建立霸权，对美帝从未稍缓词色。我根本想不到毛的对外政策，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尼克森也正在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尼克森总统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毛带话，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苏联给中国做“根治手术”，即破坏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基地。毛与尼克森的看法不谋而合。

　　毛说过：“什么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亚洲战争体系，无非是向中国进攻。” 毛还放过狠话，对苏联还以颜色：“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打苏联可容易得很。”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旬，周恩来送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波兰华沙举办一个时装展览会，在开幕的酒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出席酒会的人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谈。毛批了同意。这个文件给我看了。毛说：“中美在华沙会谈，自一九五八年停止，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可以重打鼓另开张，认真谈一谈。看来尼克森有诚意，几次他带话来，愿意同中国对话。”

　　我趁毛想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提出重新订阅美方医学杂志的要求。我告诉毛，文化大革命以后，美国的医学杂志都不许进口，所以我们对医学的新进展一无所知。毛年纪日大，我的保健工作会越来越棘手。我必须尽量吸取国外新知。 毛说：“美国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就这么蠢，自己将自己捆住手脚。你写一个订外国杂志的报告交给我。”

　　毛将我写的报告批交周恩来和康生。毛对我说：“我要让他们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关系。”

　　中国官方仍不断攻击美国，并举兵帮助北越。中美关系却在台面下暗地展开。毛正在贯彻他的远交（头号敌人美国）近攻（苏联老大哥）战略。

　　

６９　毛对林开始不满

　　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往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吠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７０　我被下放了

　　一九七〇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这段期间，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〇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〇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７１　东北见闻

　　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以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条虫。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７２　国家主席职位之争

　　毛坐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正面沙发上，面色潮红，呼吸急促。他问我在什么地方巡回医疗。我告诉他在宁安，就是满清时的宁古塔。他说，那就是顾贞观写的那首词：“季子平安否”给吴汉槎的地方了。我说是的。他说：“我可是不行了，病了，所以 请你回来。你先叫护士长把我的爱克斯光片拿出来看看，明天再给我检查，说说你的意见。”我向毛报告了一下宁安的义务医疗工作，说在那里不苦，做“赤脚医生”是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表示想马上看看片子。

　　吴旭君在值班室内拿出毛的胸部爱克斯光照片，对我说：“李院长，这回可出了大事了。”

　　我不禁愕然。我说：“你怎么叫我李院长呢？”

　　吴说：“是李院长，已经下了任职命令了。”我流放期间，总参谋长黄永胜、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已经同意通过任命我为解放军三〇五医院院长。

　　我问吴旭君：“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原来是当年八月到九月在卢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我去黑龙江后不久）的事。毛退居二线后，一九五九年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一九六九年底，刘少奇遭凌虐至死。林彪想经由此会再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建议。毛几次打招呼不设国家主席，废除这个职位。

　　林转而寻求汪东兴的大力相助。后来汪跟我说，上卢山以前，叶群同他打招呼，要主张设国家主席，“否则没有林的位置了”。叶知道毛决定撤除国家毛主席这一职位，便纵恿其他领导人提议。这样主张的人多，毛也不能不尊重多数人的意见。 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除了叶群以外，有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和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以及陈伯达。汪东兴告诉我，一九七〇年八月上卢山以前，他们就已商量好，要主张设立国家主席，并要在会议的各分组发言中首先表态，用以左右全会的代表们的发言。

　　原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陈事先与林彪和叶群商量好，由陈编选马克思、列宁和毛的一些讲天才的语录，经林彪审定的“天才论”的材料，陈在小组会上宣讲。文中吹捧毛的天才，鼓吹毛复任国家主席，并刊登在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时会议代表都以为这是毛的意旨，纷纷发言，主张设国家主席。早在一九七〇年初，毛就向政治局党委表示，他决不再出任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但大部份中全会的会议代表并不知道。一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而毛又不聘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林彪为唯一可能人选。这便是林的如意算盘。林彪这下犯下了和刘少奇一样的政治错误——以为中国可以有两个主席。在毛眼里，想和他齐头并立是犯上作乱。

　　八月二十五日毛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严厉批评陈伯达，随之开展“批陈整风”①。

　　汪在华北组会上，吹捧林彪，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毛发了大脾气，说汪是林彪一夥的。把汪臭骂了一顿，现在汪等于停职反省。汪在家里写检讨，闭门思过，并把叶群找他谈的话全告诉了毛。为些毛表彰了汪，也就解开了怀疑汪的疙瘩。

　　这期间周恩来同扬德中谈了话，叫杨准备接管警卫局。周想顺着毛的意思，撤消汪的职务。康生则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武建华和在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讲了周的布置。武与迟二人却向汪透露了这个消息。汪因此极恨杨与王良恩。

　　汪对我说：“我犯了大错误了。现在在家里写检讨。这也好，闭门思过，休息休息。主席已经生气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汪因此对周恩来和康生恨之入骨，又愤愤地跟我说：“他们这几个人等着瞧。”

　　汪的事在一组掀起的余波不小。毛还叫吴旭君揭发汪的问题，说吴是汪的一夥。吴说：“我一天到晚在你这里值班，汪搞些什么，我怎么知道。”吴确实不知道汪的活动。但从此对她不信任了，不让她值班。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充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毛有一次对我说过：“这些人都靠不住。”

　　张玉凤从这时开始，才搬进中南海，给毛正式值班，照管毛的日常生活。

　　两位外交部的女孩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和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兼毛英文翻译唐闻生，几乎每隔一两天来一次。也是从这时开始，毛接见外宾都由她们二人经管。甚至周恩来要向毛呈报一些事，也都经过她们向毛报告，并转过毛的意见。

　　我有时很奇怪，江青为什么不再来查访毛的私生活。我问吴旭君。吴说，在卢山会议时，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八、九月卢山会议所爆发的党内政治斗争余波未平。林彪声望逐日下降。毛像身处往常的政治斗争中一般，在鹿死谁手、局势未定之前，十一月又生了病。

　　在卢山大闹一场以后，毛就开始不大舒服，到十月下旬越来越重，周恩来派了三位医生来看，照了爱克斯光胸片，已经注射了抗生素。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着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张玉凤向毛提出来，不如叫我回来看看。毛同意了。汪东兴其实早就想叫我回一组了，但汪不能提，否则疑心病重的毛会将我和汪连在一起。这样我才从黑龙江赶回北京。

　　我拿起片子看，是肺炎的影像。可是在当时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毛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和怀疑状态。按照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说明诊断，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也就成了林彪一夥了。因此我同他讲，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针就好了。

　　我讲完以后，我看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着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戴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我去找了三位医生，将我与毛的谈话告诉他们。我说，在日前，如果一定坚持是肺炎，他接受不了，只要他同意继续治下去，就达到了目的。他们都同意了。 中南海门诊部主任说：“我们也不知道卢山上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有想到将病和政治连在一起。真是倒楣。其实都是总理在指挥。”

　　我又回到游泳池，向毛说了，三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毛很高兴，当夜请我吃饭。我巡回医疗期间原定是一年，现在毛不要我回黑龙江。毛说：“你不要去了，我这里可能还有事要你办。”我当时认为，我为汪受过，被流放到黑龙江，很不公平。我向汪说：“主席还是用我啊，为什么我的爱人不能回北京呢？”于是一、二周后，汪东兴安排将娴由河南调回北京。我们一家总算又团圆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接见期间，毛对我说：“斯诺这个人，看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让他知道中国的内幕，有好处。”②

　　毛利用这次接见机会来促进中美关系，并传达他愿意邀请尼克森来中国或接见美国其他高级官员。他也想藉此使中央情报局知道，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目前十分紧张，看看美国有什么反应。毛在谈话中指出：“喊我万岁的人有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喊，这种人不多。第二种是随大溜，这种人最多。第三种嘴上喊万岁，心里希望我早死，这种人很少，可能那么几个。”

　　我于一九八八年在美定居多时后，才知道斯诺在一九七〇年访问中国当时，他在自己家乡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中美建交后，他才将这段话转告美国政府。我想斯诺极有可能也不了解毛上段话中的深意。毛指的第三种人正是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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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包括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内，无人明白支持林彪出任国家主席，即使议论中的言外之意昭然若揭。议论公开集中是否该恢复设立国家主席。

　　②没有证据支持毛认为斯诺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员的猜测。斯诺对这次与会晤的说法，见前引The Long Revolution，pp.169-172。

　　

７３　毛对林的怀疑到头了

　　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时，毛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极点。清华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谢静宜的丈夫小苏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航队”、“上海小组”和“教道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小苏要毛注意。毛决心南巡，趁南巡的机会和大军区的领导人及省的领导人打招呼。

　　林彪个人任命的党羽多半在中央，也分布在各省及军区。毛自信以他的威望仍可以得到省和军队领导人的支持。这点毛讲的很清楚。他行前同我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就都跟林彪走。难道解放军就都会造反不成？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岗山打游击去。”

　　八月十日专列循京广线南下，途中停过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一路上，毛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指出：“卢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有人急于想当中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从未挑明想夺权的人是林彪，但他的暗示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毛对林为他大肆吹捧的个人崇拜的背后动机也起了疑心。毛讽刺地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和列宁不是在几十年内相继出现的吗？什么‘大树特树’（指杨成武写，由陈伯达修改的一篇吹捧毛的文章），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指林彪）。”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那四大金刚（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林彪想夺毛的领导权，要分裂党——毛的话中影射这些已明显出现的问题。毛说林彪对这件事（指卢山会议之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但是毛仍留有余地。毛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得过来，有得可能救不过来。大凡犯了路线错误的人，是很难挽回的。看，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他们回头了吗？”

　　此次南巡离开北京将近一个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北京丰台。回中南海前，毛又找了北京市和北京军区的负责人做了丰台谈话。主要的内容是林彪。谈话以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已经快到晚上八、九点钟了。

　　汪东兴接到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游泳池内整理我的器械装备。那时是晚上十点多钟。

　　这电话是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由北戴河打来的，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又名林豆豆）讲，叶群和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外逃。

７４　林彪出逃

　　汪东兴立刻给周恩来打了紧急电话。

　　周恩来此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接到电话后，立刻奔往中南海。周十一点到游泳池。毛仍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向主席报告林彪叛逃，我在一旁听着。

　　周恩来向毛报告。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密报给北戴河的张宏，叶群和林立果绑架林彪上了座车。叶群刚才打电话给周，说林彪要移动一下，但是说没有飞机。但周查了空军，有一架三叉战斗机就停在北戴河外山海关机场。因此周怀疑叶群这是声东击西法，用来掩饰他们的潜逃。这些都说明情况有变。

　　毛一听到周说林彪要潜逃，全身一震。但他随即表情自若，静听周的报告，看不出他内心的感受。

　　周建议，毛还是搬到人民大会堂去住。林彪逃走的目的仍然不明，林彪的人在北京不少，如果他们计划政变，可能随时会爆发武装攻击。看样子，人民大会堂比较安全，容易防卫。汪又规定，任何人没有得他同意以前，不许同外面联系，不许外出。

　　毛的随身工作人员都在凌晨前的抵达一一八厅。汪东兴和张耀词在隔室设了办公室。汪一直在等北戴河的后续报告。周恩来也在等消息。

　　毛在看史书。

　　到十三日凌晨零点五十分，张宏打电话来说，林彪乘红旗车跑了。张等开了辆吉普车尾追，并曾对有防弹车开枪，但拦不下来，不起作用。红旗车是十二个气缸，吉普车只有四个缸，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半路上那辆防弹的红旗车突然停下来，林的秘书李文普被猛然推下车，车里有人对他开了几枪。（李后来被送往三０五医院救治，右臂上中了一枪。汪东兴下令将李隔离审查，后来不知关到何处。）等张他们尾随直追入山海关机场内时，林的飞机已驶入跑道。

　　周提出要用导弹打下来。

　　毛不同意。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林彪要跑，随他去吧。不要打。”

　　我们只好等待。

　　旋即又来报告说，飞机紧急起飞，燃料不够，最多只有一升油，飞不了多远。而且起飞时，飞机左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上的油罐盖。右机翼上的灯撞破，右起落架撞坏，降落会有困难。副驾驶员、领航员、无线电通讯员都没有上飞机。雷达侦测到飞机航路。飞机航向的报告如雪片般汹进汪的临时办公室。

　　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往西北苏联方向飞去。

　　凌晨二时，周向毛报告，林彪乘坐的那架飞机已经越出国境，进入外蒙古领空。飞机在侦测仪上失去踪迹。

　　毛看上去沉着而冷静，只说了一句：“不过是张国焘、王明以外，再加一个罢了。”

　　在当天下午，周恩来送给毛，蒙古人民共和国照会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的报告：有架中国飞机，在聂滋而库区以南温都而汗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等到十六日驻蒙古大使馆通知周恩来，经核对牙齿后，确定坠机死者之一为林彪。毛只是轻松地说了一句：“跑得好嘛。”

　　汪东兴则从内心表现出喜悦，说：“死的好，要不然还会有很大的麻烦。”

　　确定林彪坠机后，周又说：“这样的下场很好，解决了大问题。”

　　周恩来负责事后的调查逮捕行动。此时林彪密谋叛变一曝光，大家纷纷和林彪划清界线，以求自保。周其实和林的关系也很“密切”。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调回，给他治病。等到病好以后，毛又让我开展研究和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工作。我同毛讲，这样的工作，一个人很难成，需要通过国务院，由全国有关医务人员共同协作。这样，就要向周恩来讲清楚。毛同意，但是补充说，告诉周不必同林彪讲。那时他曾对我说过，前一段给他治病的医生是按照林彪的指使进行的，林彪其实心里希望他早死，他怕林彪想毒害他。

　　这两件事我都告诉了周，并且说，毛对林彪已经有了很大的戒备心，希望周不要同林讲。当时周沉呤了片刻，同意了。但是过不到一个星期，叶群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毛的健康情况，说她和林都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工作。

　　我听叶群的话，很吃惊，我想叶既然可以给我打电话，说明她已经知道了毛的意图。这件事我只告诉周一个人，可见周露了口风。我去看了周恩来，告诉周，如果毛知道了，毛会怀疑是我向叶、林通风报信。

　　周凝视着我说：“这是我报告林副主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够不报告他呢？”

　　等到林彪乘飞机逃跑后，周向毛报告了情况，决定迁移至人民大会堂。行前，周特别向我打招呼说：“李院长，主席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可是都没有向林彪讲过。这点我们还是有警惕心的。”周这是在警告我，不能告诉毛，周向林报告了毛的健康情况。

　　周既然可以违背毛的意旨，向林透露毛的健康情况，那么可不可能还向林透露别的有关毛的言行呢？

　　汪东兴告诉我，他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则一再向汪表示感谢。

　　汪也搜到不少江青和林彪与叶群的照片。汪也拿给江青，江叫人把照片烧毁。

　　毛是二十二日回到中南海游泳池。这时参与林彪密谋政变的人都已经被捕。

　　林彪坠机死亡，也说是所谓“九·一二事件”，以后经过周恩来数月的调查查证，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即武装起义）工程”，策划以武装政变，逮捕或杀害毛泽东，夺取政权，如果不成，就飞到广州，另立中央。

　　我早就怀疑林彪，小苏也密告过林立果的“秘密组织”的事。林想下手的时机是毛在七一年八月的南巡。毛原本相信地方军区领导人都会支持他，南巡是向他们打招呼。

　　按照中共中央揭露出的材料，毛泽东八月十四日出发南巡，沿途秘密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这个讲话的内容，由武汉军区政委刘永胜密电在北戴河避暑的林彪、叶群。

　　林、叶立即策划暗杀毛的计划。他们有数个方案——在毛的南巡途中以飞机轰炸火车，在上海由空军军长王维国枪击毛，和以炸弹炸毁上海虹桥机场毛的列车停放处的油库，或在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下安装炸弹，炸毁通过桥时的毛的专列。

　　我不晓得这份钜细靡遗的暗杀计划的正确性。

　　我一向清楚，想暗杀毛可谓难如登天。毛的警惕性极高，行踪秘密而又随时改变，使人无法预测他的行止。在林彪党羽还没有来得及下手以前，毛已回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机会已失，全盘皆输，林彪乘飞机北逃。林彪深知成为毛敌手的下场——当时我不知道，刘少奇被单独关押在中南海后运到河南，饱受凌虐、病魔摧残而死。暗杀计划失败，林彪无异是签下了自己的死刑判决。林唯一的生路便是逃往国外。

　　林立衡密报其父亲林彪是被绑架一事并不正确。林立衡深爱其父亲，却与叶群关系非常恶劣，竟怀疑叶不是她的生母。林立衡无法接受林彪拟定武装起义计划以及会叛逃的事实。

　　数月后，“九·一三事件”和中共中央文件的披露，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震惊，我也不例外。固然如前所述，早在一九六九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就察觉毛对林有明显的厌恶和戒备心。卢山会议以后，毛的言行，更加说明正在开展一场新的党内斗争。但是想不到有这样的结局。

　　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陪毛南巡途中，我怕不怕。朋友们很想知道和毛一同藏身于人民大会堂，直至林彪死亡，参与政变的余党被捕为止，那段期间我的感觉。坦率讲，我没有一点怕的感觉，因为当时我只知道毛这方面的活动，对林彪一方面的暗杀计划和行动毫无所知。

　　

７５　毛健康恶化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压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这时，偶而高压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压则为一百。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肺部显然有反复感染。痰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心脏虽然没有杂音，但是有时有心律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至少照一次胸部爱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电图。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议，服用人参，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话，会越形严重，而且能引发心力衰竭。我向毛说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说，他不愿意打针，只同意口服抗炎药。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厉害时吃，稍一减轻就又停止。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况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毛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电视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许多领导人早对毛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及其所主张的军队骡马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７６　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毛计划让大部分的老干部复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毛发出的第一个信。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前外交部部长陈毅因结肠癌去世。陈毅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他曾痛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红卫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错误领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对江青及文革小组等提出强烈批评，不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〇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岗山。林彪将这信转给了毛，上加批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读过信后，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借机鼓动“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地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陈毅在那时被迫离职。一九七二年陈毅去世时，仍未平反。（译注：陈毅在一九六八年后蹲点劳动，下放石家庄，一九七〇年中央同意陈回北京治疗癌症。）

　　追悼会在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央建国元勋大都安葬于八宝山。）毛可以不出席。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元师致悼词。叶剑英送来有关追悼会的文件，请毛审阅。毛看过后，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勾掉，这等过是让陈平反。

　　到下午一点多钟，毛睡醒觉，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他的这一突然决定，使我们措手不及。

　　他那时光着身子，只穿了件睡衣就走。向他说外面很冷，要穿好衣服，他并不考虑。只好用一件大衣穿在睡衣外，戴上帽子。我们陪他上车，往八宝山去。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这一突然变化，并且叫杨德中立即赶去八宝山设法解决取暖问题。

　　到了八宝山公墓的休息室，除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另外一个休息室外，别的我都没有来。毛让张茜和她的孩子们到他这里来。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疾步前趋。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噎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参加追悼会。毛同西哈努克握手，向西哈努克说：“我的亲密战友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坐了一架飞机要到苏联去，可是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摔死了。”接着又说：“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就是林彪，他反对我。陈毅支持我。”

　　毛又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陈迫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毛的这番讲话，将“二月逆流”完全反过来，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陈毅的追悼会后，前代参谋总长杨成武、前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前北京警备司令傅崇碧三人随即平反。林彪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召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共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扬、余、傅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毛说：“扬、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

　　毛还让汪东兴向扬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译注：罗于一九六六年上海会议被批斗后，曾跳楼自杀，所幸只是左腿骨折）亦平反。毛说：“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说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林彪事件的发生，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在毛的“干部政策”指挥下，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虽然他口头上并没有承认，但是在客观上，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７７　毛病情加重

　　一九七二年毛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我们从陈毅的追悼会回中南海以后，毛就生病了。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虽然用一大空汽油桶，装满烧红的煤块，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追悼过程中，毛一直站立着。到追悼会快结束的时，他的两腿已有些抖动，并且开始连续咳嗽。会后，出门上汽车，几次抬脚，都登不上车，最后由我在后面向上搬腿，才算是上了车。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回来以后，明显的肺部感染加重，而且有了低烧。我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拒绝了。只好口服抗生素。症状没有一丝好转，两腿两脚浮肿越来越重，肺部罗音满布，心律不齐增加。又建议他检查身体，再请医生会诊。毛不同意，而且说：“你是想推卸责任。”

　　口服抗生素服了五天，毛给停下来了。他说：“吃了不顶用。”

　　毛已经不能平卧，只能靠在沙发上入睡，而且有时迷迷糊糊，好像时醒时睡。

　　一月十八日近中午的时候，吴旭君叫我，说，毛的脉搏摸不清。我跑到毛的卧室，细测他的脉搏，已经到了每分钟一百四十跳上下。我立刻打电话给汪东兴和周恩来，并且说，毛不同意做必要的检查，可是毛的情况已经很危急，再有突然变化，就会措手不及。

　　周决定成立医疗组，任我为组长。从北京阜外医院调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和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和一些急救护士，暂时住在中南海门诊部。又让我向毛说明，让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吴洁及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胡旭东参加治疗工作。又请来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岳美中做必要的中医治疗。同时让我再劝毛做心电图检查。

　　我将周的建议向毛说了，开始毛不同意。后来我讲，现在治疗，可以很快恢复，再拖下去就不容易恢复了。他的浮肿已开始向上扩散。毛同意了做些简单检查，但只限定做心电图和体检。

　　病的诊断是很清楚的，是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并且已经有了充血性心力衰竭和肺性脑病。脑部没有足够的氧气，所以迷迷糊糊，时睡时醒。心电图显示有阵发性心动过速。

　　毛说话还清楚，但是显得十分疲惫。过去，毛见到不大熟识的人，总要说几句笑话。这次可不同了。他急躁，不耐烦。中医岳美中给毛看了脉，然后按中医理论解释病情。毛没有等岳说完，说讲：“可以了，你们出去研究。”大家退出去以后，他又将我叫回去说：“我看，中医起不了什么作用，让他走吧。”

　　我想这很不好办，岳美中是有名的中医，当时已经近七十岁了，对这样一位老中医可不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我和汪商量。汪让我将岳美中送到他那里，给他看看病，同时谈谈毛的病情。这样才使没有受到精神打击。

　　我与吴洁、胡旭东商量后，向毛提出要消炎（注射青梅素，即盘尼西林），强心（先肌肉注射，然后口服洋地黄地制剂）及利尿（服用利尿剂）。毛只同意前两项，他说：“不要搞得这么紧张。你们的办法都用完了，下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毛仍然不放心。他要我去问康生是用什么药治病的，毛想用同样的药。林彪事件后，当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之一的康生，突然陷入重度的精神忧郁症。他侍在钓鱼台的房里，整天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一语不发。康的情况和毛的病完全不同。

　　我找到康生的保健医生顾。他说，康生什么药都不信，只信抗生素。回来以后，将康生的只信抗生素告诉了毛，毛说：“你看嘛，不要用那么多种的药。”因此，洋地黄制剂只注射了一次，就停下来。

　　只用青梅素注射，当然解决不了心力衰竭的问题。验血报告显示毛缺氧度严重，远远低于正常水平，有生命危险。到一月二十一日，我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照这样拖不去，很危险，希望周恩来来游泳池，劝毛加强治疗。同时，我又说明，这么多年来，给毛治病，从来不告诉江青。毛一向同意不要向江青讲，免得她干扰治疗。周同意不向江青讲。

　　到晚上七点多钟，周恩来到了游泳池，可是江青也同时来了。当时我一怔。江青来了后，去上厕所。周恩来同我说：“主席病重，江青同志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主席的夫人，如果不告诉她，一旦主席出了事，我怎么交代啊。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我在政治局里，不向她讲怎么行呢？”

　　我和吴、胡三个人，向他们二位讲明毛的病情，提出如不加强抓紧治疗，就会有危险了。周恩来问得很仔细，特别对治疗方法上提了不少问题。

　　江青心不在焉地说：“前几天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还不是很好吗？去年一年精神好得很。主席身体的底子好，不会有什么大的毛病。不要制造紧张空气。”

　　周又解释，从林彪事件以后，毛的身体就不太好。周又提出要我陪他和江青一起到毛的卧室，由我说明需要加强治疗和治疗方法。

　　我第一个走进毛的卧室。毛穿了一件睡袍，前襟敞开，坐在单人沙发上，头靠在沙发上，开着眼睛，嘴半张开，胸部起伏不止，两臂、两腿伸直，似乎瘫在沙发上，两颊苍黄。

　　我走到毛的面前轻声说：“主席，周总理和江青来看你。”

　　我与周、江各搬了一把椅子，围坐在毛的沙发前。周转头看看门外。外面汪东兴、张耀词等人都在张望倾听，周把他们嘘走。

　　毛嗯了一声，大声咳呛，终于有了一口痰咳出来。毛的习惯是别人拿痰盂凑上去，吐在痰盂里。我用痰盂接上去。江青跟毛长年分居，不晓得毛用痰盂的习惯。江青哼了一声，用小毛巾去接。毛拿手猛力推开江青的手，然后向我送上去的痰盂吐出。

　　毛断断续续地说：“你们来，有什么事情，讲吧。”

　　周向江看看。江端坐在椅子上，不声不响。周说：“我们刚才在外面研究了主席的身体情况，想将研究的结果向主席汇报。”

　　毛说：“有什么好研究的，你们又不是医生，啥也不懂，还不是要听医生的。”

　　周望一望江青，江仍然一言不发。周接着说：“刚刚他们三位……”

　　毛说：“什么三位？”

　　周说：“就是李志绥、吴洁、胡旭东三位医生，向我和江青同志讲了主席的病情。”

　　周说：“主席受了凉，肺部有感染，拖的时间长了一点，心脏受了影响。还要增强治疗才行。”然后，周向我说：“你再给主席说说病的情况，和治疗办法。”

　　我答应了一声，还没有开口，毛对着我说：“你原来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弄得我一点也不想吃饭。现在又打什么针，打得屁股上又痒又痛。”

　　江青这时恶狠狠地说：“一九六八年李志绥用毒药害我，你当时讲‘为什么他只害你，不害我，害我不是比害你更容易吗’。现在你看，他害你了。这不是清楚得很嘛。”

　　毛嗽了一声，对我说：“这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我听了毛的这句话，胸口似乎缩了进去，立刻嘴里干得要裂开，气都透不出来了。

　　江青马上对我说：“你出去，不要再在我们这里搅鬼了。”

　　这时我倒坦然无所谓了，下一步无非是将我逮捕，定个谋害毛的罪名，然后处决罢了。我终于得以离开一组了，这就是结局。我慢慢向门口走去。我看周满脸苍白，两手微抖，全身僵住了。

　　我刚走到门口，毛嗯了一声，大声说：“不要走嘛，有话当面说嘛，有什么话要背着人讲哪。”他这话是以对着江青说的。

　　当时我真可以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不能说是心花怒放，但是心境开阔。只要我在场，在毛的面前，我可以申辩清楚。我看周的表情放松了。

　　我又坐下，说了了句：“目前心脏力量不足，血液回流不好，身上有浮肿，内脏包括胃和肠都会缺少氧气和水肿，食欲自然不好。也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打针的地方，吸收药慢一些，是会有些痒痛的感觉。”

　　毛好像并没有听我讲话，只是摇着头，右手拍着沙发的靠手说：“江青，你送的药给我吃。我吃了以后要吐，你的药也不好嘛。”吃荷梗煮水是康生建议的。

　　毛说完以后，我可真是心花怒放，全身通泰，喜从中来。我侧眼看江青，她全脸发青，一副煞气，掏出一方手帕，擦着额头，呼吸急促起来。

　　毛将头完全靠在沙发上，说：“我看你们两个人给我吃的药，都没有起好作用。”然后对着我说：“所有的药都停了。谁要是再说药的事，就给我滚。”

　　我放开了心，立刻又缩在一起。毛生病了，不吃药，会有生命危险。他一定得赶快好起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吧。”

　　我随着周、江走出毛的卧室，穿过毛的书房兼会客室厅，走到护士值班室外面的小休息室。汪东兴、张耀词一帮人都在。

　　江青将帽子往地下狠力一扔说：“这是个特务集团。我要查清楚。”然后对周恩来说：“到怀仁堂，马下召集政治局会议。”说完，气势汹汹地走了。

　　周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马上通知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立刻在怀仁堂开会。”

　　为时是晚上九点多钟。

78　为毛治病，乒乓外交

　　到了十一点钟，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汪东兴要我与吴洁、胡旭东立即到怀仁堂东休息室外厅。我们到了以后，吴阶平和卞志强大夫随后也来了。我们坐在那里，相对无言。

　　过了一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从里面走出来。姚说：“我是受政治局和江青同志的委托，找你们谈谈。吴阶平、卞志强大夫，你们二位没有参加毛主席的治疗工作，也可以听一听，判断一下嘛。”

　　“毛主席身体一贯健壮。他每次参加集会和接见外宾，我们在发表新闻消息时，都一再说明，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这不是空话。你们看。”姚从皮包内拿出一张毛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时握手的照片说：“你们看主席这手握得多么有力。有点感冒受凉，并不是大手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主席的肺脏和心脏有什么心力衰竭。这明明是谎报军情，动摇人心。只是这点要负政治责任的。”

　　姚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没有作声，因为姚的这些话，已经在政治上给我们下了结论，是无理可讲的了。姚转而又问吴阶平和卞志强大夫，有什么判断。他们两人也是闷不说话，不表示任何态度。

　　姚说：“你们都没有意见，你们回去吧。等政治局会议后，有什么结论，会通知你们。”

　　我和吴、胡回到游泳池，这时已经是一月二十二日凌晨二时。我们毫无睡意。吴洁吓得全身颤抖，坐立不安。吴已经六十四岁，比我大十二岁。吴洁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前，是北平医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员。为了这两件事，文化大革命初期，他被批斗，挨打，关进类似监狱的所谓“牛棚”。到一九六九年汪东兴住北京医院时，才将他解放出来。他对我说：“难道又要被抓起来斗吗？”

　　我劝他不要急，因为急也没有用，何况整个过程，包括体检和治疗，都得到了毛的同意。毛虽病重，但没有死，根本没有谋害的证据。话虽如此，我自己也很焦躁，因为毛已停止治疗，而且我不知道政治局会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凌晨四时许，怀仁堂打来电话，又叫我们去。这次我们带上毛停止治疗前一天乘机做的心电图。图形上已看出有间或的心室性早博和心肌缺血的现象。

　　这次见我们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

　　叶说：“政治局让我们再同你们谈谈主席的情况。你们不要有顾虑，给我们讲清楚。”叶对我十分尊重有礼，总是称呼我这“李院长”。

　　我将林彪事件以来，毛的身体变化和目前的状态，向他们讲了。我拿出最后的这次心电图，交给他们。

　　叶曾经多次住院检查心脏。他学会了看心电图。他将毛的心电图看过以后说：“心脏明明有病了，怎么能说是没有病，怎么能说是医生谎报军情？”

　　叶又详细问到头天夜晚，我与周恩来及江青向毛报告病情及治疗的情况，然后说：“你们没有错，主席停止治疗的责任不在你们。你们放心回游泳池去，好好准备下一步的治疗。特别注意准备好急救的药品和用具。从今天起我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你们有事找我好了。”

　　然后叶问李先念有什么话。李是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而且面无表情。叶于是让我们回去。这时已经是早晨七点钟了。

　　经过一夜的折腾，心绪极坏。叶的话使我如饮甘露，焦躁情绪一扫而光。吴洁也露出了笑容。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讨论下一步的治疗对策。回到游泳池后，我们随便吃了点东西，就睡觉了。

　　到下午三点多钟，我醒来时，叶剑英已经到了。我走到大厅，吴洁和胡旭东早已来了。

　　叶说：“我来值班还要同你们谈谈。”然后对我说：“李院长，你在主席这里已经十八年了，我们都了解你，你放心，大胆去工作。哪一个没有受到挫折的时候？”又对着吴洁说：“吴主任，你做了几十年的医生，抢救了多少病人。比主席年纪大的，你也抢救过来了。难道就治不了主席的病？”

　　吴洁立刻说：“只要主席肯治，一定治得好。”

　　叶笑了笑说：“那么好。主席现在不治，是生了气，气过了还是要治的。”又对胡旭东说：“我不认识你，三个里面你最年轻，要多做点事。”胡旭东那时才四十岁。

　　叶坐到五点多钟才走。吴、胡三人暂时搬到门诊部。我仍住在游泳池的一间换衣室里。

　　晚饭后，汪东兴问我今天怎么样。我告诉他，今天没有见毛，要等他消了气，才能说上话。汪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能急，急了只坏事。”

　　汪跟我说了昨夜政治局会议的情形。

　　汪说：“昨天夜里从游泳池到了怀仁堂，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赶到了。江青一入场就大声吼叫，说主席身边有一个特务集团，要政治局审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随声附和，乱成一团。我要讲话，叶帅坐在我旁边，用手按住我的腿，摆动着。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不要这时辩论。周（恩来）说，有话慢慢讲，不要急。江青立刻对着周说，主席身体很好，你为什么要逼他交权。这时全场又乱起来。江青又说，让姚文元代表政治局，找医生们谈。还提出，叫吴阶平和卞志强两个医生参加，从医学角度判断。”

　　“这时叶帅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周将毛主席和你们三个人谈话，简单说了一下。叶帅说，这有什么要紧，主席身体不舒服，讲几句话，有什么关系。江青这才慢慢安静下来。叶帅提出，他要同李先念同志再和医生们谈谈，而且要每天到游泳池去值班。江青同我讲，主席那里，没有主席同意，谁也不能去。今天我起床立刻给叶帅打了电话，劝他算了，不要去游泳池值班了，免得又惹麻烦。”

　　汪接着说：“我找你是告诉你，只要有机会，就要主席建议治疗，不能再耽误了。”

　　我回到游泳池。毛已经醒了。毛现在已不能躺下，只能坐在沙发上睡。呼吸声就像抽风箱一样。醒是醒了，可是坐在那里，有时候又睡着了。

　　我进去看毛。我走进毛的卧室，他坐在沙发上，头斜靠在沙发上，呼吸急促，痰呜很响，口唇周围发青，闭着眼睛。毛到此时仍不肯治疗，我只好退出房间。

　　我走回大厅，安静得很。这时徐业夫秘书走进来。他将送毛审阅的文件交给了吴旭君后，走到我的房间。

　　徐说：“老李啊，你看滑稽不滑稽。今天江青关照我和张玉凤说，主席这里有个特务集团，要我们提高警惕心。还让我住到里面的小休息室，看守好主席。我说，我不懂医，守在这里也没有用。我同汪（东兴）主任讲了。他说不要听江青的，不能睡在小休息室里。我看他们之间有矛盾。弄得我们不好办事。”徐又咛嘱我，不要同别人说，免得惹事。

　　从那天起，我真是日坐愁城，寝食不安。毛的水肿越来越重，颈部、前额都有了明显的浮肿。张玉凤每天出去，即使在游泳池，也避不见面。后来我才知道，她正在通过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德，将她父母和妹妹张玉梅的户口由牡丹江迁到北京来。

　　这样熬过了十天。到二月一日下午，毛要找我到他那里去。

　　毛稍微睁开了眼睛，说：“你看我的病还有救吗？可以治得好吗？”

　　我说：“只要你肯治，当然有救，可以治得好。”我感到毛大大松了口气。

　　毛让我摸他的脉搏。脉很细，而且不规律。

　　毛说：“怎么治法呢？”

　　我说：“以前向你报告过了，要采用消炎、强心、利尿的方法。要打针和吃药。”

　　毛说：“还要打针？”

　　我说：“不打针，肺部的炎症控制不住，去不掉病根。”

　　毛说：“那好，开始治吧。”

　　我心里的阴郁一下子一扫而光，欢喜若狂，精神也为之一振。在毛拒绝医疗的这些日子里，我关心的不只是毛的健康。几星期来一个中国人民仍不知道的天大秘密压在我胸口上。中国历史将会有重大变化。美国尼克森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访问中国。我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使毛恢复健康。我们立刻展开疗行动。

　　这里我要回溯到一九七一年。该年三月下旬，世界乒乓球比赛在日本名屋举行，日本乒乓球协会邀请中国派队参加。三月十四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开会讨论。这时中日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会上大多数人认为日本右翼分子和国民党会捣乱，危及运动员，表示不同意参加。周恩来想派中国队去。周向毛写了一个报告，取得同意。毛并说：“告诉运动员，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

　　接近比赛结束时，一些美国的运动员向中国队队员表示，他们很想访问中国，希望得到邀请。中国队向国内请示。周恩来批示，告诉美国队，将来有机会访问中国。这是一种有礼貌的拒绝方式。四月六日中午，毛看了周的报告，同意周的意见，并将该报告退回周。但是到了午夜，毛服用安眠药后，开始吃饭。当时毛已经昏昏欲睡，语言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讲，让吴旭君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海蓉，立即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吴恐怕听得不明白，向毛重复了一遍，毛点点头后，深入睡乡。

　　这是第一次是中国向美国发出明确而公开的友好表示。周恩来后来说：“一个小球转动了大球。”意思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一事牵动了今后世界未来的局势发展。此事件以后也被称为“乒乓球外交”。

　　

79　毛的病危

　　我立刻叫吴洁和胡旭东从门诊部赶来游泳池。自从几星期以前，江青暗指我是个特务后，我明白我不能再单独替毛治疗。这样毛就算出了事，也是我们三人一起分担，江青没法子只对付我。我们让尚德延医生在门诊部准备好急救用具。我给毛在左前臂皮肤作抗生素过敏试验。没有过敏反应。于是由吴旭君在毛的左臂部肌肉内注射了第一针。

　　过了二十几分钟，毛咳嗽起来，但是咳嗽无力，不能将痰咳出。痰堵在喉咙中，呼吸短促，毛晕厥过去。

　　大家立刻将毛的上身扶起，胡旭东用拳连续猛叩左前胸，叫喊“主席、主席”。胡的叩击声过猛过重，毛年纪老了，很容易造成肋骨骨折。我担心他的慌张失措会引起其他在场的非医务人员的混乱。我马上打电话到门诊部，叫急救人员带着氧气瓶、呼吸器和吸痰器来游泳池，同时给毛做静脉输液，加上呼吸和心脏急救药物，并且注入激素，缓解气管痉挛，提高身体的应激能力。

　　十分钟后，还不见尚德延等急救人员来到。我赶到游泳池外，向门市部跑去。外面正下着大雪。到了门诊部前面，这些人正在等车。我急了，叫他们随我回去。

　　赶支游泳池书房内，毛还没有清醒，喉中的痰仍卡在那里。尚德延用吸痰器插入喉部，开动马达，将痰吸出，然后给毛戴上面罩，接上呼吸器。

　　痰出来以后，毛睁开了眼睛，立即用手扯掉面罩，说：“你们在干什么。”我问他怎么样，毛说：“我像是睡了一觉。”他发现左肘的输液针，又要去扯。我说：“这可不要去掉，去掉以后，就不能注射药到血管里去了。”毛没有再扯，只是说：“怎么这样多的人在这里，用不着嘛。”于是室内只留下我和急救的医生和护士，其他的人退出去了。

　　毛晕厥后，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周一听到这消息，当场大小便失禁，都拉在裤子里。等周换好衣服赶到游泳池，毛已清醒过来。

　　周恩来到了以后，先去看了毛。看到毛已经安然无事，就走了出来。张玉凤拦住周，说有事同周谈。

　　周同张谈话后，走到大厅，面容严肃。他叫我和吴、胡走到大厅南端谈话。

　　周首先详细问了发生晕厥的情况和抢救过程，然后说：“张玉凤刚才同我谈了，她认为是打抗生素针的过敏反应。你们再研究一下吧。”

　　这时尚德延医生走过来，周让尚坐下，又讲了一遍。尚立即说：“这可不是过敏反应。我将痰吸出来以后，主席即时喘过气来，才清醒的。”

　　周说：“这样吧，你们写一个报告给我，将发生这次危急病情的经过，你们如何抢救，你们的诊断，都写清楚。这样，我可以向政治局报告。”歇了一会，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政治局还不知道。如果没有抢救过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了。像尚（德延）主任他们负责急救，这什么不早点到游泳池来，直到发生了危急情况，才赶来。这多耽误事情。幸好抢救过来了。这是谁的主意？”

　　我说：“原来张耀词同志告诉我，张玉凤说，主席只同意吴洁和胡旭东进游泳池，别的人不许进。氧气瓶和吸痰器机器，张耀词同志都不同意拿进来。这游泳池里面没有医疗设备，我们进行治疗非常不方便。可是怎么讲也讲不通，这些事也不可能由我一一向主席说明，经他同意再办。他病重了，不可能想到这些事情。”

　　周沉思了一下说：“要把游泳池这里面再改进一下，适合医疗工作。我同汪东兴同志讲一讲，你们安装必要的医疗设备。”

　　给毛继续注射抗生素针以外，又服用了强心剂和利尿剂。张玉凤跑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排出小便，可以排出多少。我们按照平时的临床经验告诉她，一般四个小时可以排出大约二千亳升（西西）小便。

　　张玉凤冷笑说：“你们有把握吗？”

　　我说：“治病不是算命。我们根据病的程度和所用药量能起到的作用来分析。最重要的是，按规定的药量和时间服药。”

　　张说：“吃药我不管，这是护士长（指吴旭君）的事。”说完，她到书房里面去了。

　　吴洁问我：“这个张玉凤是什么人哪？说话这么没有礼貌。”

　　我说：“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四小时后，毛开始排小便，第一次排出一千八百多毫升（西西）。大家都有了笑容。

　　毛很高兴，叫我们去他的卧房，详细问了他得的到底是什么病。我们将病情向他解释清楚以后，他说：“看来这个病可以治好。美国的尼克森总统要来，你们知道吗？”

　　我说：“周总理讲过。”

　　毛说：“就在这个月二十一日来。我能够在这个以前好吗？”

　　我说：“只要坚持治下去，会见尼克森没有问题。”

　　毛说：“那好，你们给我治下去。”然后请我们一起在游泳池吃晚饭——清蒸武昌鱼和涮羊肉。我们用餐时，毛问吴洁是不是党员，吴说不是。毛问为什么。吴洁说，以前加入过国民党。

　　毛笑了说：“我以前也加入了国民党。这有什么关系？”然后对我说：“你向北京北京医院打个招呼，叫吴洁入党，我是介绍人。”

　　吴洁就这样入了共产党。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说：“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８０　中美蜜月开始了

　　尼克森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抵达北京。从二月一日毛决定接受治疗开始，医疗组轮流昼夜二十四小时待命，尽全力使毛恢复健康。毛的身体大有改善。肺部感染控制了，心律不规则的现象也减少了。水肿还只消退一部分，只好订做了一套宽大的新衣服和鞋子。但毛仍喉咙肿胀，说话困难，体力很差。毛在尼克森来访的一星期前，开始做身体锻练。他开始练习起立，蹒跚走路，后来已经可以让服务员挽扶着起立和走一点路了。

　　尼克森抵北京的那天，我从未见过毛这么高兴过。毛一早起来，眼睛一睁开，就开始不断询问尼克森抵达的时间。周福明给理了发，刮了胡子。头发上还擦了些香味的头油。（毛上次理发到这时，已有五个月）毛坐在游泳池内的书房兼会客室的沙发上等着。报告尼克森行踪的电话不断打进来。等到尼克森的飞机抵达飞机场，毛立刻让护士长吴旭君传话出去，告诉周恩来，立刻会见。周非常为难，在电话中说，要向毛说明，尊重国外的礼宾习惯，客人是先要到住地，稍做休息，换衣服，再行会见。毛对此并未反对，只是不断地催促，并询问客人的情况。

　　周恩来为尼克森举行了午宴。宴会结束，尼克森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毛决定即刻会见。

　　医疗组为这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毛原来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问中国后，由他带来的）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我们把毛病重时用的大床拆掉，并将医疗用具搬到会客室与卧室之间的内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里，其他设备则置于室内的大盆景后面。不仔细看是很难看出蹊跷。这样万一有突然状况，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急救器具组合起来。周恩来只跟尼克森说毛有支气管炎。但我想美国总统并不完全了解毛当时的病情。毛也只告诉他，他不能很好地说话。

　　尼克森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翻译是唐闻生。尼克森是第一个进门的美方人员，随后是季辛吉，再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我看见罗德时很吃惊——他看起来只像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国务卿罗杰斯（Rogers）没有随行。尼克森当时用季辛吉做他外交政策的第一发言人，因此周恩来安排罗杰斯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

　　尼克森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随他到毛的书房。然后我立刻到放急救设备的内走廊上。会谈中曾有短暂骚动。随同尼克森的一位保安人员，被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引进游泳池改造成的大厅。这个大厅的屋顶是铝制的，四周门窗全部密闭。这位保安人员是后进来的，他很急，用报话机同钓鱼台的美国代表团联系不上。警卫人员不懂英语，叫来礼宾司的人才知道，由于尼克森走得太快，这位保安人员没有看见总统到哪里去了。

　　书房和内走廊只以帏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会见尼克森的情况，在尼克森的回忆录里，有详细的描述（这次会晤原本只预定了十五分钟，后来谈了六十五分钟），在此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毛向尼克森解释，虽然中美关系大有改善，但双方的媒体仍该不断地互相攻计，放放空炮。因为两国人民敌意已深，不能马上接受结交友好的事实。台湾问题仍悬而未决。

　　送走尼克森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样。我说，脉跳得很好。

　　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森的谈话了吗？”

　　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尼克森来中国使我十分兴奋。我想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我从小到大受西方教育，对美国深具好感。中美关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一直十分良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交恶。尼克森与毛会面表示双方愿意结束敌意，开始友好关系。

　　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森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像那些左派，口是心非。尼克森说，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是为了美国和利益。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心怀鬼胎的人好得多。中国何尝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才和美国改善关系嘛。”说完后，他笑起来。

　　北极熊的威胁使中美双方为共同利益寻求结合。

　　电视和报纸发表毛和尼克森握手言欢的合影。不明真相的记者说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许多人认为毛胖了，更觉得那表示毛身体情况良好。知道毛生病、说话困难的美国媒体，则猜测毛是患了中风。但双方媒体都错了。毛患的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水肿，此时还没有完全消退。

　　毛打了一次外交胜仗后，健康大为好转。在不间断的治疗下，到三月中旬，水肿完全消退。肺部感染痊愈，不再咳嗽。重病期间戒了烟，咳嗽和支气管炎未再复发。毛的精神高昂。这期间我常和他见面。我仍住在游泳池的换衣室里。

　　毛谈的最多的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他认为在三十年代初期，国共和美国没有来往，而美国也不像英国、日本、俄国那样在历史上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到三十年代后期，中共和美国官方还没有来往，可是有了一批像爱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这样的人通过民间渠道，来到陕北。马海德后来还加入共产党，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子。

　　到第了二次世界大战期，美国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陕北，直到大战结束，中共和这个团相处得很融洽。由于这种关系，才能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签订了和平建国的会谈纪要（就是双十协定）。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与中共保持友好的总统，当然也包括那个时期的美国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些人。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杜鲁门总统就任，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大变，给国民党经济和军事援助，要消灭中共。这才使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而不可收拾。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去世，国共历史和中国历史可能会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个样子。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也要重写。

　　毛还多次谈到日本。他说，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好多日本人见到我们，都要赔礼、请罪。毛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这就是坏事变好事。

　　毛又说道，每个国家所遵循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一回事，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国家的制度不同，就互不来往。南朝鲜人喜欢吃辣椒，中国的辣椒多得很，每年出口给他们三十万吨，这不是很好嘛。

　　他认为全球是三个世界之间不断的斗争。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的国家，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中国穷，只能侧身于第三世界。

　　在这种形势下，战争是要发生的，中国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不能相信有持久的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毛强调，中美关系突破以后，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九七二年毛的另一次外交胜利，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九月抵达北京访问。中共与日本的非官方关系已进行多年，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毛说，日本生气了，因为美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事先没有告诉日本。日本通过廖承志和高奇达之助办事处商谈，已经同意，田中首相九月来访问，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接待田中首相的礼遇，一如接待尼克森。毛并认为，他与田中的交谈，较之尼克森更为融洽。当田中为日本大战期间的侵华罪行道歉时，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说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毛跟田中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活不久了。这仍是毛的政治游戏。毛媾仍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这么说是想探探国外对他的死亡会有的反应。

　　毛说，田中与他相同，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出来的，也只有像田中首相这样的人，才有魄力不顾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反对中共的传统政策，做出建立中日外交关系的决定。

　　尼克森总统和田中首相也有一点颇为类似。两人都是在任期之内被迫去职。但毛仍欢迎他们去访问中国，并将他们视为“老朋友”。中美关系没有如毛所原，进展到正式外交阶段。美国对台政策仍未改变。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吉米·卡特总统在内，中共和美国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时毛已去世三年。

　　

８１　毛的衰老

　　毛的水肿全消以后，人瘦了很多，好像去掉了一大圈。原来体重是八十二公斤左右，这时只有七十公斤。圆圆的脸变成尖下颌。肚子上的皮垂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丰满。两手手背、掌骨间下陷，显然手上的肌肉萎缩，右手特别明显。

　　毛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是身体衰弱，只能由人扶着，由卧室走到书房，或到外面的大厅走几步。两腿、两手没有力气，有时候会自发地颤动。我发现毛口水好像多了，常流出来。

　　毛感觉，眼睛看东西模糊。看文件和书用的放大镜，倍数越来越大，可是仍然模糊。

　　我特别担心肌肉萎缩，不自主颤抖，并怕有别的毛病。我向毛建议，最好请神经内科和眼科医生检查一次。讲过几次，毛都不同意，最后只答应让眼科医生给检查一下。

　　我请了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张晓楼医生来检查。毛坚持要在书房中检查，但房间狭小容纳不下各种必要的光学仪器。张院长只好用一个眼底镜和一套验光眼镜进行检查。

　　张见到毛以后，因为心中无数，所以很紧张。毛先说一些笑话，然后问张的名字，然后说：“你的这个楼小了一点吧。”毛并说，如果张医生把他治好，要给同仁医院盖一栋大楼。

　　张的眼睛验光检查繁琐时，忙得一身大汗。他发现毛的右眼角膜有轻度角膜云弱。张初步诊断，毛可能有白内障。他提出要再用些仪器检查，以明确诊断。毛不耐烦，说：“查个半天，还不就是这个样子。不查了。”

　　但张无法得到肯定的诊断，也就无法对症下药。他还需要检查毛的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张觉得不弄清楚，说不过去。

　　我将这些情况，向周恩来说了。周也没有办法。上次病变时，他和江青去讲了，江青反咬他逼毛交权。他觉得还是不插手为妙，不如由我慢慢同毛谈通。眼科检查于是拖下来。

　　毛大部分时间都和张玉凤在一起。毛自一月病重后便常和张在一起吃饭。江青和别的领导要见毛都得先透过她。江只好通过张玉凤打听毛的情况，传递消息，取得毛的支持。这此，江送给张玉凤很多东西，像手表、西装、衣料之类。甚至张生孩子所用的尿布，江也送去。据同在毛身边做服务工作的孟锦云说，江青让张玉凤在毛面前多说好话，使毛多见见江。但是张不明白毛的心理状态。

　　张和我一向就相处不好，她对毛的控制力越来越大，我们关系便日益紧张。她要毛每顿饭喝一小杯茅台酒。我反对，怕烈酒容易引起咳呛。但毛说他已戒烟，以前已不太喝酒，一点点茅台不会怎样的。喝一点对睡觉可能有帮助。张很喜欢喝酒，在她的鼓动下，毛完全听不进我的话。

　　一九七二年底，张玉凤怀孕了。张耀词跑来找我商量。汪东兴和他都提出，要好好照护张玉凤，能平安生育下来。

　　我向张耀词说，毛早已没有生育能力了，何况这时已近八十岁，又在重病以后，体力虚弱，这不可能是毛的孩子。

　　我说：“在我这方面没有什么照顾好不好的问题。张玉凤的行政隶属在铁道部，铁道部有自己的公费医疗医院，她可以去做产前检查，可以在那里生产。”

　　张耀词说：“正是这件事要你办。张玉凤讲，主席说了，要给她送到一个好些的医院去。所有的费用，由主席的稿费出。”

　　我看汪东兴、张耀词两个人都是这种态度，再争下去，也没有用处。于是我将张玉凤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院看到是我介绍的，认为张玉凤来头不小，可能是那位首长的夫人，或是文化革命中窜红上来的“新贵”，自然要待如上宾。到八月张玉凤生产的时候，给她住进高级干部病房。

　　张分娩以后，的确有许多政要头贵来探望，其中有张的丈夫刘爱民。江青和张耀词都去了，送了吃的和尿布等东西。江青一再向张玉凤提出，及早回去上班。张产假期间，由她妹妹张玉梅代替工作。张玉梅比较单纯，没法子替江青向毛传递消息。

　　中国共产党历经长征的建党元勋都在一一老化。毛已经快八十岁了，他的许多战友也老了。

　　康生是第一个重病的政治局常委。许多党员都不齿康生的邪恶残酷、手段毒辣，并认为他该为文革许多无辜的死者负责。一九六七年康的小姨子苏枚自杀时，有五十多人被审查批斗。北京医院一名负责抢救苏的医生被捕入狱，关押了十三年，至一九八〇年大规模平反冤案时，才被释放。康生的死讯只会让全国额手称庆。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周恩来告诉我，康生照了爱克斯光片，怀疑有肺癌。周要我一同去向毛报告康生的病情。我向周建议，不如等确定诊断，再向毛报告较好。周也同意。接着康生作了膀胱镜检查，确诊为膀胱癌。医生的意见是手术切除。

　　有一条不成文规定，政治局常委或是毛的一组人员，都得经过毛的同意才能开刀。周恩来负责布置康生的医疗工作，但得由毛批准手术。

　　毛说：“得了癌是治不好的，越治，死得越快。不要告诉他本人。本人知道了，精神紧张，死得也快。不告诉，不要开刀，还会活得长久一些，还可以多做些工作。”

　　但康生已经知道他患有癌症，医生也劝他马上动手术。在康生一再催促下，只做了膀胱镜局部烧灼治疗。

　　周因此也做了身体检查。周照了一次爱克斯光肺片，并劝毛也照一张。毛不肯，我们只替毛做了尿细胞检查。经过反复多次的尿细胞检查，毛的尿液是没有不正常的细胞。但是周的尿液中确定的癌细胞存在。

　　周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报告。开始时毛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

　　后来经过多次解释，毛似乎同意了这项诊断，但是对于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仍然抱着不赞成的态度。他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休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些。他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他坚持不再做检查。他说：“以后不要多查了。查这里，查那里，无非查出一些新的病。谁人晓得查得准不准。你们医生，就是喜欢大动干戈，不闹得鸡犬不安不止。我是不要你们检查。一般看看就可以了。”

　　此后毛一直拒绝检查身体，心电图、爱克斯光胸片这些最简单的检查都没有做成。

　　我对周虽然有些意见，但我和大家一样，都很担心周的病情。周精力充沛，长时间伏案办公，主管中央的日常事务，睡眠极少。党中此时优秀的老干部都没有复职。中央只有周真正在做事。周的责任繁重，按照毛的指示总管全国的工作。

　　汪东兴对我说，在毛的心目中，只有毛一个人不能死，谁死了也无关大局，毛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杞人忧天吧。

　　从一九七三年起，毛除去体力衰弱，呼吸急促，视力模糊以外，说话声音逐渐低哑，口齿逐渐不清。毛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个不停，口唇发青。我们在卧室、书房都放了大氧气瓶，接上塑料胶管和口罩，间断给他吸氧。他的视力一天天更加模糊，看书少了。江青提出来，将毛的书房改成小电影室，毛便看了一大堆由香港、日本、美国进口的庸俗不堪的片子。毛最爱看的是功夫片。

　　但毛的头脑很清楚，思路也很敏捷。

　　

８２　邓复出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对邓小平是有意见，认为邓应该“整一整”，但是他从来没有将邓小平与刘少奇等同起来。一九六八年中共八届十二全会上，刘少奇被开除党籍。林彪、江青曾竭力主张将邓小平开除出共产党。毛不同意林、江的意见，而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可是，毛又说邓右得很。由此可以看出，毛对于邓小平，是又打又拉，有褒有贬，使邓能为他所用。

　　我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陈毅元帅追悼会上，预感到邓有可能复出。那时毛不再与我多谈话，我都是透过汪东兴知道重要政治动态。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我听到毛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此给邓的复出打下基础。

　　周恩来的癌症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林彪死后，政治局势日渐复杂。当时正是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一方，周恩来、叶剑英为另一方，正在明争暗斗得不可开交。他们双方在林彪事件的看法上意见相左，泾渭分明。

　　周恩来批林彪是极左，在工作上就要校正文化革命中的极左作法。江青、张春桥等一再宣称林是极右，周则是“右倾回潮”。毛在此事上支持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自一九七二年初当着江青和周恩来的面交代交权后，似乎就对周疏远了。他警觉到周似乎是个修正主义的右派。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毛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变修正。”毛还说再这样下去，中国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同年十二月，毛又再度批评了周恩来。（译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批林彪的“左”，整顿经济，情况确有改善。）

　　从此江青等人不断整周恩来，藉批林彪之机，发动了“批林批孔（夫子）”，又进而“批林、批孔、批周（周，明指为周公，实指周恩来）”。江青并说周恩来是“现代大儒”。

　　周恩来处境危艰。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事务以后，除去毛接见外宾，周作为陪见，待外宾走了以后，才得乘机向汇报请示工作，平常见不到毛。在江青等的围攻之下，他想得到毛的指示和支持，但中间又有张玉凤把关。他因此想通过外交部的王海蓉、唐闻生向毛反映情况，以求得毛的意见。然而王、唐二人与毛的接触自比张玉凤少得多。所以双方较量起来，王、唐要逊一筹了。

　　一九七三年十日，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逐渐回到权力核心①。毛更进一步让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复职。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十大）期间，我一心一意只担忧毛的健康，没有注意到此会的政治意义。

　　在开会期间，我们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毛的缺氧症状十分明显。在他乘坐的车内，装备了特制的氧气瓶。为了使毛在人民大会堂的休息室、一一八厅，和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能保持不断输送氧气。我们在一一八厅下面的地下室内，安装了中心供氧设备。用管道接至一一八厅和主席台。在主席台的幕后，我们还设立了急救站。

　　在开幕式的那天，散会时，代表们全体站立鼓掌，毛几次试着立起来，都不成攻。毛不起立出场，代表们不会循序退出。周恩来很急，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建议，周向代表们说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后，他再回去。等代表们全部退出后，我们才搀扶毛回到一一八厅。代表们自然不知道毛已患重病。

　　直到会后，我才了悟领导核心已发生了重大转移。会后，大家议论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其中固然不少是文化大革命是造反起家的人物，但是“老革命”亦复不少。中共中央副主席，只有王洪文和康生两位是原文革小组成员。另三位副主席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将军。所以就整体而论，开完十大后，江青四人帮并没有占据多大优势。毛没给他妻子太大的权势。

　　毛仍继续他的政治从事调动。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中间经过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到二十一日，毛连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２）。这些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上做了很久、文革期间在林彪领导下，军方权力高涨。毛的讲话对整顿军队有很大影响。

　　毛的讲话，全文过长，节选如下：

　　毛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司令员互相调动。”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

　　“现在请了一位军帅，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吧。你不要这个名义，就当个总参谋长吧。”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有一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你（指李德生），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

　　“我还可以打仗，要打就打。天下大乱，包括中国。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我估计他们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板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作皇帝的。”

　　“我同季辛吉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们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又跟我们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死时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了就好。”

　　“对内团结大多数，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守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对外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坚持原则，但又要有灵活性。”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指一九六〇年六月，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攻击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上台后，毛因身体日渐衰弱便没有参加参加任何会议。王海蓉和唐闻生做毛的联络员，向毛报告政治局势，并在毛和周恩来之间来往传送文件。毛退到幕后，但权力并未稍减。

　　邓小平协助周主持政务以后，江青四人帮加紧他们对周恩来的围剿。一九七四年刚刚开始，就进入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号召全国学习这一文件。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北京分别召开部队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

　　我藉口毛身体不好，不能离开，没有去参加。

　　据汪东兴告诉我，会上主要是姚文元讲话，当中江青插话。最后由迟群、谢静宜讲话。讲话的火药气极浓，矛头直对着周恩来和大批老（右派）干部。汪说，最不可理解的是，周还带头喊“向江青同志学习”，还检讨说，这次会开晚，“抓晚了”。汪说周是个胆小鬼。

　　江青的“批林批孔”运动未形成气候。自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以来，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一个比一个更风声鹤唳。文革后批斗诬陷，冤狱遍布，连毛最亲密战友林彪也企图武装起义，叛变夺权。中国人民实在是搞疲了，也很厌烦了。人民了解到，这些政治运动只是赤裸裸的高级权力斗争，和他们一点切身关系也没有。“批林批孔”运动只不过是江青等煽动一些人，谋求打倒周恩来，夺取党权、政权、军权。大家都是应付了事。这次运动是个大失败。

　　毛对江也有批评。这些批评当时已流传到社会上。我只举一例：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见到江给他的信以后，复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我当时全心全意投注在毛的疾病上，无暇顾及这些政治斗争。毛的健康正在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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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邓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返回北京，四月第一次公开露面。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委员会正式恢复邓的职位，十二月任命他为政治局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届二中全会正式通过邓的任命，并通过邓为政治局党委和党副主席。

　　（２）有些消息来源指出，军区司令员互调是邓的主意。传说，毛召见王洪文和邓小平。毛问他们：“我死了会怎么样？”王回答：“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邓回答：“天下大乱，军阀混战。”

　　

８３　毛病入膏肓

　　一九七四年七月，我们得知毛活在世上的时日不多了。

　　进入一九七四年以后，毛两眼的视力已下降到只能分辨光亮与黑暗，手指放在眼前都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舌头似乎运转不灵，即使相当熟的人，也听不清他在讲什么。嘴经常半张着，口唇很少闭拢。两手两腿，特别是右侧，更加无力，手掌的肌肉和小腿 肌肉明显萎缩。

　　经过多次向毛建议，毛同意再检查眼科，也查神经内科。张玉凤提出，听说四川医学院（原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眼科好，最好请来看看。这很好办，只要肯检查，找那里的医生都可以。我通过卫生部从成都四川医学院请来了四川省立医院的罗医生。他们二位到北京后，都住在三〇五医院里。

　　在这期间，毛先检查了神经内科。由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黄克维和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新德检查。检查结束，毛问他们是什么病。他们踌躇了一下说，要先讨论，再向毛报告。毛让他们讨论以后，写一个报告。

　　我同他们回到三〇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uron 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

　　我问张，这种病的预后如何。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因为喉咽、舌瘫痪，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最好早点安装胃管，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吞咽困难，食物和水易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引起肺部反复感染。最后阶段，无法吞咽，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肋间肌肉麻痹，病人无法呼吸。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只能稍微处长病人的生命。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可能因摔到而导致骨折。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一般的医生都难于弄清楚。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汪说：“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不相信。他说：“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汪说：“你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叶问得十分仔细。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很快了解了病情。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如果还有别的眼病，治不好，顶多就是看不见，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他也很快知道了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据化验员分析，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亳升的血。周想做手术，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原来毛已有话在前，不同意做手术切除。没有毛的同意，周不敢开刀。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没有人向毛报告。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让她向毛说明情况，争取毛同意。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因为不是医生，没有“医生专吓唬人”的嫌疑，而且尿血是她在检验，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李向毛说明以后，毛同意了。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〇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①。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说：“这说就是绝症了。”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周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到三〇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张沅昌特别强调，目前病变的范围涉及控制喉、咽、舌、右上下肢的运动神经细胞，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立刻就会呼吸停止，有生命危险了。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行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成都来的眼科医生一同随行。神经内科医生回原来的医院侍命。

　　我愣住了。毛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研究治疗的办法还未讨论完毕，医生们也得写报告，而且仍未决定如何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毛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耳鼻喉科医生也应该去。也要带上内科医生、急救器材和气管插管（以防毛呼吸困难）。我跟张费尽唇舌解释以上各点。

　　张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乘专列前往武汉。

　　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但毛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总转告我毛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传话，要毛见见医生，接受治疗。

　　毛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他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主席说他患了绝症。我的工作是延长毛的生命。

　　毛看到这个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已，起不了好作用。毛认为自已没有大的毛病。他想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在武汉曾因受凉引起声带炎，说不出话来。我同他解释，这两种病不同。但是毛并不相信。他只同意眼科检查。

　　毛照例和眼科医生说了笑话，态度很客气。但说话不清楚，没有人听得懂。

　　眼科医生诊断毛得了白内障。

　　毛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掉，才能看出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毛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他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从此以后，毛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我真坐困愁城。万一毛出了状况，我得负全责。心情低沉，辗转难眠，食而无味。我自觉对毛健康尽心尽力，毛却认为我们庸人自忧。我又跟汪东兴解释了武汉行前我和张耀词说过的话，另外要汪找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加入医生组，以防毛有骨折情形。汪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湖北省委在武汉医学院（即原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组成了一个以耳鼻喉科、外科和麻醉科医生为主的急救组。但武汉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见上毛一面。

　　很多人都不相信毛病了。在武汉的时候，毛接见了菲律宾总统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李先念陪同。王海蓉和唐闻生也来了。她们发现毛口齿不清，常流口水，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告诉她们，毛已经有了重病。她们说不像啊。唐闻生说：“主席是个怪人，得了这么一个怪病。”

　　毛在武汉期间，江青在北京。江仍在大张旗鼓，全力攻击周恩来。江权势日大后，自比为武则天。报刊上开始大加吹捧武则天。江青为了见马可仕夫人，特别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这套打扮难看极了。后来江青自己看了也不像样，没有穿。毛有没有从中阻止，我不得而知。但王海蓉和唐闻生告诉我，这些事她们都同毛说了，毛没有作声。我听了马上知道，毛不赞同江青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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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尽管中国方面努力收集美国对肌肉萎缩症的治疗资料，没有外国医生替毛做过检查。

　　

８４　长沙之行

　　一九七四年九月，离开武汉到了长沙。

　　毛要游泳。他决定加强锻炼身体。他说，这样可能会好，用不着检查，也用不着治，在武汉那次说不出话来，还不是游泳治好的。

　　这引起我们极大的恐慌，因为喉、咽肌肉麻痹，很容易呛水。手、腿本来无力，一旦呛水，控制不住肢体，是很危险的。

　　毛一贯的性格，决定要办一件事，非办不可，谁要阻拦的话，他不但大发脾气，而且办得更加坚决。一组的人都深知毛的这个性格。最后汪东兴说，劝不得，一劝，准僵。只能准备好救护器具。

　　毛开始在室内游泳池游泳，医生们立在水池旁准备随时急救。但毛下水时间不长，因为只要他的头没入水中以后，立刻咳呛不止，脸胀得通红，由陪游水的警卫挽扶上来。后来毛在长沙又试游了两次，结果一样。以后毛没有再试着锻炼了。

　　邓小平此时也来长沙看毛。邓回北京后和政治局报告毛健壮如昔，刻让护士长吴旭君传话出去，告诉周恩来，立刻会见。周非常为难，在电话中说，要向毛说明，尊重国外的礼宾习惯，客人是先要到住地，稍做休息，换衣服，再行会见。毛对此并未反对，只是不断地催促，并询问客人的情况。

　　周恩来为尼克森举行了午宴。宴会结束，尼克森回到钓鱼台国宾馆，毛决定即刻会见。

　　医疗组为这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毛原来书房兼会客室内的氧气瓶、呼吸器（季辛吉一九七一年七月秘密访问中国后，由他带来的）等医疗用具全部搬走。我们把毛病重时用的大床拆掉，并将医疗用具搬到会客室与卧室之间的内走廊上，又准备了一些小型轻便的急救设备，将氧气瓶藏在一个大雕漆箱里，其他设备则置于室内的大盆景后面。不仔细看是很难看出蹊跷。这样万一有突然状况，我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急救器具组合起来。周恩来只跟尼克森说毛有支气管炎。但我想美国总统并不完全了解毛当时的病情。毛也只告诉他，他不能很好地说话。

　　尼克森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翻译是唐闻生。尼克森是第一个进门的美方人员，随后是季辛吉，再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罗德（Winston Lord）。我看见罗德时很吃惊——他看起来只像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国务卿罗杰斯（Rogers）没有随行。尼克森当时用季辛吉做他外交政策的第一发言人，因此周恩来安排罗杰斯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

　　尼克森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随他到毛的书房。然后我立刻到放急救设备的内走廊上。会谈中曾有短暂骚动。随同尼克森的一位保安人员，被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引进游泳池改造成的大厅。这个大厅的屋顶是铝制的，四周门窗全部密闭。这位保安人员是后进来的，他很急，用报话机同钓鱼台的美国代表团联系不上。警卫人员不懂英语，叫来礼宾司的人才知道，由于尼克森走得太快，这位保安人员没有看见总统到哪里去了。

　　书房和内走廊只以帏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会见尼克森的情况，在尼克森的回忆录里，有详细的描述（这次会晤原本只预定了十五分钟，后来谈了六十五分钟），在此不再赘言。但有一事，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毛向尼克森解释，虽然中美关系大有改善，但双方的媒体仍该不断地互相攻计，放放空炮。因为两国人民敌意已深，不能马上接受结交友好的事实。台湾问题仍悬而未决。

　　送走尼克森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样。我说，脉跳得很好。

　　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森的谈话了吗？”

　　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尼克森来中国使我十分兴奋。我想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我从小到大受西方教育，对美国深具好感。中美关系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一直十分良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交恶。尼克森与毛会面表示双方愿意结束敌意，开始友好关系。

　　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森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像那些左派，口是心非。尼克森说，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是为了美国和利益。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心怀鬼胎的人好得多。中国何尝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才和美国改善关系嘛。”说完后，他笑起来。

　　北极熊的威胁使中美双方为共同利益寻求结合。

　　电视和报纸发表毛和尼克森握手言欢的合影。不明真相的记者说毛“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许多人认为毛胖了，更觉得那表示毛身体情况良好。知道毛生病、说话困难的美国媒体，则猜测毛是患了中风。但双方媒体都错了。毛患的是心力衰竭所引起的水肿，此时还没有完全消退。

　　毛打了一次外交胜仗后，健康大为好转。在不间断的治疗下，到三月中旬，水肿完全消退。肺部感染痊愈，不再咳嗽。重病期间戒了烟，咳嗽和支气管炎未再复发。毛的精神高昂。这期间我常和他见面。我仍住在游泳池的换衣室里。

　　毛谈的最多的是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他认为在三十年代初期，国共和美国没有来往，而美国也不像英国、日本、俄国那样在历史上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到三十年代后期，中共和美国官方还没有来往，可是有了一批像爱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这样的人通过民间渠道，来到陕北。马海德后来还加入共产党，入了中国籍，娶了中国妻子。

　　到第了二次世界大战期，美国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到陕北，直到大战结束，中共和这个团相处得很融洽。由于这种关系，才能实现一九四五年八月毛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签订了和平建国的会谈纪要（就是双十协定）。

　　美国的罗斯福总统是与中共保持友好的总统，当然也包括那个时期的美国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些人。罗斯福总统去世以后，杜鲁门总统就任，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大变，给国民党经济和军事援助，要消灭中共。这才使中国内战大规模爆发而不可收拾。如果罗斯福总统没有去世，国共历史和中国历史可能会不是后来发生的那个样子。中共和美国的关系，可能也要重写。

　　毛还多次谈到日本。他说，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好多日本人见到我们，都要赔礼、请罪。毛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这就是坏事变好事。

　　毛又说道，每个国家所遵循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一回事，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是另外一回事。不能因为国家的制度不同，就互不来往。南朝鲜人喜欢吃辣椒，中国的辣椒多得很，每年出口给他们三十万吨，这不是很好嘛。

　　他认为全球是三个世界之间不断的斗争。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的国家，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中国穷，只能侧身于第三世界。

　　在这种形势下，战争是要发生的，中国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不能相信有持久的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毛强调，中美关系突破以后，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九七二年毛的另一次外交胜利，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九月抵达北京访问。中共与日本的非官方关系已进行多年，双边贸易持续增长。

　　毛说，日本生气了，因为美国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事先没有告诉日本。日本通过廖承志和高奇达之助办事处商谈，已经同意，田中首相九月来访问，实现邦交正常化。

　　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访问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毛接待田中首相的礼遇，一如接待尼克森。毛并认为，他与田中的交谈，较之尼克森更为融洽。当田中为日本大战期间的侵华罪行道歉时，毛说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也说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毛跟田中说，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活不久了。这仍是毛的政治游戏。毛媾仍相信自己会长命百岁，这么说是想探探国外对他的死亡会有的反应。

　　毛说，田中与他相同，都没有上过大学，都是经过艰苦的实践，锻炼出来的，也只有像田中首相这样的人，才有魄力不顾日本自由民主党内的反对中共的传统政策，做出建立中日外交关系的决定。

　　尼克森总统和田中首相也有一点颇为类似。两人都是在任期之内被迫去职。但毛仍欢迎他们去访问中国，并将他们视为“老朋友”。中美关系没有如毛所原，进展到正式外交阶段。美国对台政策仍未改变。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吉米·卡特总统在内，中共和美国才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那时毛已去世三年。

　　

８５　为治毛病据理力争

　　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汪东兴也没有回去。汪觉得北京闹得这么凶，这样的政治局会议他没法子参加。

　　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北京的医疗组仍需一起研究，制定下一步的治疗急救方案。

　　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们的医疗组又加入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姜泗长主任。北京医院外科周光裕主任、麻醉科高日科主任，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皮屑科袁兆庄医生四人。稍后，这四位同胡旭东主任去了长沙。

　　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极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师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自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我同他们回到三〇五医院以后，他们都觉得毛的病很不好办。在检查以前，他们设想可能是帕金森氏症，或者是有过小的中风。但是检查以后，他们共同认为是种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motor neuron disease），在西方称之为肌肉萎缩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细胞逐渐变质死亡。他们为了明确诊断，提出最好请上海第一医院的脑神经内科主任张沅昌来共同研究。

　　张沅昌来了以后，黄、王二位将他们的检查结果告诉了张。他同意运动神经元病这一诊断。在中国人中，得这种病的人极少，张的临床经验已经有三十年，只见过两个得这种病的人 。

　　我问张，这种病的预后如何。张说，因为他自己对这个病的经验有限，在国外文献报告上的统计，这种病如已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细胞，最多只能活两年。毛的右侧会持续瘫痪，他目前的病情已到前述阶段。因为喉咽、舌瘫痪，不能吞咽，不能正常饮食，最好早点安装胃管，以保证必要的水量和营养。吞咽困难，食物和水易流入气管而囤积肺内，引起肺部反复感染。最后阶段，无法吞咽，主管呼吸的横隔膜和肋间肌肉麻痹，病人无法呼吸。这种病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只能稍微处长病人的生命。安装胃管可阻止食物囤积肺内。呼吸器可帮助病人呼吸。病人的任何活动都要注意，可能因摔到而导致骨折。

　　张沅昌的这些话，使我、吴洁、胡旭东都愣住了。这时的问题是怎么向毛写文字报告了。这是一种极罕见的病，一般的医生都难于弄清楚。如何用通俗的语言，说清楚病的所在和性质，使不懂医的领导人能够明白。最重要的是，如何跟毛说他只能再活两年。

　　我们向江东兴报告检查结果。只是病的名字，就解释了半个多小时。再说到病的位置和性质，他完全不懂了。怎么样说明，也是没有用处。汪说：“怎么得了这样一个怪病呢？”讲到预后可能只活两年，汪不相信。他说：“现在还能吃能喝，怎么会只再活两年？”

　　在讲到没有办法治疗时，汪说：“你们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第二天我们向叶剑英报告结果。我们带上了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同时也带上了眼球模型。叶问得十分仔细。他对照着挂图和模型，很快了解了病情。叶对医生一向十分信任，也比其他大部分的领导人了解我们的解说。他说：“眼睛如果是白内障，好治。如果还有别的眼病，治不好，顶多就是看不见，不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这个运动神经元病，可是大问题了。”他主张在几个大城市里，分设治疗组，专门收治这种病的病人，总结出比较好的治疗方法。

　　隔了一天，周恩来叫我们向他报告病情。他也很快知道了病的性质和预后不好。周那时的身体也不好，在等毛批准他动手术。据化验员分析，周每天从尿中要排出不下一百亳升的血。周想做手术，医生们也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原来毛已有话在前，不同意做手术切除。没有毛的同意，周不敢开刀。这时尿血已经这样明显，没有人向毛报告。最后是邓颖超找化验员小李，让她向毛说明情况，争取毛同意。小李也是医疗组的一员，因为不是医生，没有“医生专吓唬人”的嫌疑，而且尿血是她在检验，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李向毛说明以后，毛同意了。周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进三〇五医院动手术。

　　周对毛很关心。周提出可以让在纽约的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收集西方这病症的治疗办法①。我们说明，美国至今也没有办法。周说：“这说就是绝症了。”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周说：“你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些办法。不能治好，也要想法延长生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到三〇五医院和医疗组讨论下一步的办法。我们一方面从内科和神经内科定出治疗和急救方案，另一方面又请了北京同会医院院长徐祥和耳鼻喉科主任李春福参加进来，由他们拟出喉肌麻痹，特别是呼吸肌麻痹后的应急措施。最后医生们都同意最好马上安装胃管。

　　张沅昌特别强调，目前病变的范围涉及控制喉、咽、舌、右上下肢的运动神经细胞，一旦主管呼吸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受到病害，立刻就会呼吸停止，有生命危险了。

　　医疗组开会的同时，政治局会议也在举行。我稍后行知，就是在这个会上，毛批评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个人搞小宗派。这也是“四人帮”一词的起源。

　　政治局会议结束时，我们正在全力制定治疗和急救方案。张耀词突然通知，毛要到外地视察，立刻准备好，两个小时以后出发。汪东兴说，只同意我、吴洁、胡旭东和两位成都来的眼科医生一同随行。神经内科医生回原来的医院侍命。

　　我愣住了。毛的情况随时可能危急。研究治疗的办法还未讨论完毕，医生们也得写报告，而且仍未决定如何处理所有的紧急状况。毛要走是谁也阻止不了。但专家们应该随行。当前主要的病是神经内科方面的，所以神经内科医生应该去。耳鼻喉科医生也应该去。也要带上内科医生、急救器材和气管插管（以防毛呼吸困难）。我跟张费尽唇舌解释以上各点。

　　张说：“汪（东兴）主任说了，停止研究。谁去谁不去，都已经定下来了。再需要，也没有用。就按领导上的决定去执行。”

　　我看再讲无益，便通知了吴洁和胡旭东，用车将他们接来。又让两位眼科医生打点行装，带上必要的眼科检查器具，一同出发。

　　我们随同毛乘专列前往武汉。

　　在武汉一住两个月，症状更加明显。毛的喉、咽部肌肉麻痹加重，吞咽困难，已经完全靠张玉凤喂饭，只能左侧斜卧才能让食物进入食管。有些食物吸入气管，引起肺炎。但毛不肯让我们替他治病，不肯见任何医生。吴旭君每天见得到毛，总转告我毛的情况。她也代我向毛传话，要毛见见医生，接受治疗。

　　毛说什么也不肯。

　　最后我写了一个详细报告，将他的病讲清楚，并附有图表解说。我请张耀词交给毛。但我没有指出运动神经元病的预后情形，中国医生很少跟病人说他患了绝症。医生们相信对死亡的焦虑会缩短病人的生命。给病人一丝希望，也许反而能延长生命。没有医生愿意跟毛主席说他患了绝症。我的工作是延长毛的生命。

　　毛看到这个报告十分不高兴。他说，医生只看到黑暗面，看不到光明面。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已，起不了好作用。毛认为自已没有大的毛病。他想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在武汉曾因受凉引起声带炎，说不出话来。我同他解释，这两种病不同。但是毛并不相信。他只同意眼科检查。

　　毛照例和眼科医生说了笑话，态度很客气。但说话不清楚，没有人听得懂。

　　眼科医生诊断毛得了白内障。

　　毛问他们，除了白内障，里面就没有别的病了吧。他们回答要动手术将眼内已经混浊的水晶体掉，才能看出眼底、视网膜有没有病。毛听了以后，大不高兴。两位医生退出去以后，他说，让他们走，看来医生们没有什么好主意。从此以后，毛不再叫我们检查，连我也见不到他的面了。

　　我真坐困愁城。万一毛出了状况，我得负全责。心情低沉，辗转难眠，食而无味。我自觉对毛健康尽心尽力，毛却认为我们庸人自忧。我又跟汪东兴解释了武汉行前我和张耀词说过的话，另外要汪找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加入医生组，以防毛有骨折情形。汪最后同意了我的意见。由湖北省委在武汉医学院（即原来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组成了一个以耳鼻喉科、外科和麻醉科医生为主的急救组。但武汉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也没有见上毛一面。

　　很多人都不相信毛病了。在武汉的时候，毛接见了菲律宾总统马可仕的夫人伊美黛，李先念陪同。王海蓉和唐闻生也来了。她们发现毛口齿不清，常流口水，但精神还是很好。我告诉她们，毛已经有了重病。她们说不像啊。唐闻生说：“主席是个怪人，得了这么一个怪病。”

　　毛在武汉期间，江青在北京。江仍在大张旗鼓，全力攻击周恩来。江权势日大后，自比为武则天。报刊上开始大加吹捧武则天。江青为了见马可仕夫人，特别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这套打扮难看极了。后来江青自己看了也不像样，没有穿。毛有没有从中阻止，我不得而知。但王海蓉和唐闻生告诉我，这些事她们都同毛说了，毛没有作声。我听了马上知道，毛不赞同江青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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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尽管中国方面努力收集美国对肌肉萎缩症的治疗资料，没有外国医生替毛做过检查。

　　

８６　为毛准备治疗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的病情，和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在汇报的前一晚，我到三〇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我将这次给毛检查身体的结果，和为了输液问题发生的曲折告诉了周。因为医生正在准备给他做结肠镜检查，我劝他不要参加汇报会了。

　　周沉思了一下说：“还是参加的好。这是医疗组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应该尽可能参加。江青同志他们可能要提出一些问题，你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输液的事就不要讲了，否则事情更加复杂了。”

　　医疗组到达大会堂的时候，已经是十五日下午两点多钟。政治局正在开会。过了一会，汪东兴走出来，他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由我先将病情讲清楚，由吴洁讲心脏和肺脏疾病的论断与治疗，黄克维讲运动神经元病，张晓楼讲两眼的白内障治疗，李宣德讲爱克斯光肺片和心脏片的不正常发现。我们都预备了模型和挂图来辅助说明。最后我再综合讲讲各科的治疗步骤。

　　汪最后叮嘱说：“周总理是带病来的，邓（小平）副主席是第一次听到主席的病情。他的耳朵不好，一般说话的声音，他听不清楚。你告诉大家，说话声音要大。”

　　我们陆续进了会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坐在面正中央的位置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围在两旁。我们坐在面对他们的椅子上。我们好像面对法官，在受审。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以这你的汇报并不困难，但是麻烦的仍旧是运动神经元病。有模型和挂图也不能使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员听得懂。

　　江青说：“你们说，这个病很少见。那么主席怎么会得上这个怪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证明，主席得的是这种病？”

　　黄克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怎么样会得上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黄只能说，这个病的病因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生这种病。

　　黄讲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黄解释呼吸肌时，无意之中，用排骨肉来说明肋间肌。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说：“这对主席太不尊重了。”

　　姚文元的话讲出来以后，黄克维慌了，下面的话结结巴巴说不下去。大家都很紧张，会场上立时沉静下来。

　　这时周恩来说：“这次你们给主席做的身体检查，很仔细，很全面。诊断也确定了下来，我们感谢你们。下一步的治疗打算怎么样进行呢？”

　　我说明治疗的方法和步骤：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预备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最后又有一波折，当我说到下胃管用鼻饲的重要性时，江青说：“下胃管用鼻饲，我知道这个办法痛苦得很。你们这不是折磨主席吗？”

　　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中共十大元师之一）就一直用鼻饲。主席同意了吗？”我说，还没有同意。

　　邓小平说：“主席的事勉强不得，慢慢地劝，同意了，就做。这样看来，运动神经元病是没有好的办法了。你们再多研究能不能有些治标的方法，能够使这个病进展得慢一些也好，白内障的摘除手术要准备好，各方面的病情都要思考进去，不能只看眼睛，要注意心脏和运动神经元病的问题。你们尽一切力量想办法治疗，需要什么药品和器材，告诉汪东兴同志去办。党感谢你们。”

　　周恩来附和着说：“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又说了一次：“党感谢你们。”我们便退了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毫无反应，他们保持沉默，以免往后得为毛的事负责。当时听上去，大家很高兴，尤其与江青他们的申斥和指责相对照，大家似乎舒了一口气。

　　但是做“首长保健工作”时间久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种感谢的话，尽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却是没有丝毫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到头来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

　　从三月起，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起针对邓小平和其他长征老干部的“批经验主义”运动。此时，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主义基础》，认为在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此篇文章是在抨击中共党内的长征老干部。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但政治经历丰富的老党员。他们的政治实力雄厚，德高望重。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姚等人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知识水平较高，但政治历练不足。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江青等人没有争到任何实权职位。因此这个“批经验主义”运动，其实是在文革期间窜红的年轻干部和平反复职的老干部两个派系的权力斗争。所以江等批经验主义的目标，仍然是要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当毛知道江青的夺权企图后，立即出面加以制止。毛在四月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说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毛所谓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骂的就是江青一移人。

　　毛泽东在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毛让张玉凤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交给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蓉转交政治局）：“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邓小平按照毛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几次批评。江青等四个人都作了书面检讨，算是告一段落。这次邓小平似乎占了上风。

　　汪东兴这时同我说：“邓这个人很奇怪，这什么不乘此机会，穷追猛打，将这四个人扳倒呢？”

　　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海蓉，唐闻生告诉我，康生叫她们去问清情况，知道了主席对江青四个人的批评，让王、唐两个人告诉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三十年代都是叛徒，并且有证明人。王、唐觉得这个问题太大，她们到三〇五医院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这事不能卤莽。主席至今没有松口要批倒江青四个人。如果将叛徒这事报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时可以不承认说过这些话，空口无凭嘛。’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没有那么容易。”

　　此后邓小平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并且说毛有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修正主义）防修（修正主义），第三、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江青四人帮仍不死心。江利用毛远新频频向毛传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提出“我很注意水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汪东兴觉得毛容易听信谗言，在毛远新不断灌输下，渐渐会对邓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开始，毛用他的侄子毛远新作为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闻生的联络员工作。从那时起，邓小平又成了攻击目标，政治局势旋又紧张。

　　二月向政治局作了医疗汇报后，眼科又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两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眼科医生唐由之和高培质。他们提出应用传统中医的针拔白内障的方法。他们认为毛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手术。针拔的方法只要几分针就可以结束，对毛比较有利。但是西医眼科的三位医生认为，针拔的办法仍然将混浊的水晶体留在眼科内，时间一久，会发生别的毛病。

　　讨论好多次，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再说明，毛有运动神经元病，心和肺都有明显的病症。但西医眼科医生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白内障摘出术的进行。

　　讨论多次以后，决定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将中直招待所的两个会议室改成两个病房，找了与毛情况相近的四十名病人。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需要劝白内障手术而又没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我们将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进病房。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一组做白内障针拔手术。我们把两组手术时间、手术后的恢复和效果，分别写成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

　　毛此时仍在杭州，负责的医生是胡旭东。在张玉凤的指挥下，胡旭东开始给毛输液。胡生恐发生输液反应，每次输液都加入相当大量的激素。这样就连续天天静脉输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输液以后发生事故，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和吴洁的意见。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特别在没有血液化验和尿化验的指标下，很难做出具体建议。

　　到四月底，毛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输液已经是欲罢不能。我建议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可以说明输液应该暂停。吴洁也说，这样输法是个大问题，不要老毛病没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张玉凤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输液一次。

　　五月中旬，张玉凤在《国际参考》上看到中国派到罗马尼亚，给他们一位领导人看心脏病的两位医生，治疗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让二位医生参加医疗组工作。当时他们还在罗马尼亚的布加斯特。到五月底才加国。我将他们接到中直招待所。原来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Ｘ彝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

　　他们说，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得的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Subacutebacferial endocarditis， 是一种心脏内的细菌感染），只要用对了 抗生素，治疗自然有效，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我将毛的病情告诉了他们。他们同样感到很难办，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我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哚脚，张玉凤才说明真相。

　　原来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毛生气了，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回骂毛：“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

　　这段话朱、陶二位听完以后，不禁愕然。张玉凤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毛详细询问了他们在罗马尼亚治病的经过。他们尽可能说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与罗马尼亚那位领导人的病完全不一样，他们尽力治。毛要他们加入医疗组，叫我去安排。

　　于是医疗组又增加了两位医生。他们说：“你的这个医疗组人才济济，已经可以开个医院了。我们来了，也起不了作用。”

　　吴洁对我说，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处？我说，出各的老专家越多，越好办，这样就越不容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讨论研究病情时，有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在医疗组内说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长们”和亲属们提出，千万不可将医生间的不同意见，直接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尤其江青、张玉凤这样的人，就可以拉一部分医生，打另一部分医生，后患无穷，开不好，真会成了反革命。过去这样的经验太多了。吴洁同意我的见解。他又说，做保健工作时间长的人，都懂得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他要我应该同几位接触“首长”工作少的专家们打招呼。

　　这时从上海华山医院调来了神经内科主任徐德隆，参加医疗组工作，主要负责在上海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的试验治疗。

　　

８７　眼手术前后

　　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底，最后一名治疗白内障的病人出去了。这时传来毛的决定：用针拔的方法。毛说：“这个方法痛苦少，也安全”。

　　在游泳池大厅内，用布幔隔成一间手术室。针拔白内障手术就在这里完成，由唐由之和高培质医生治疗。在整个手术过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旁守着。

　　手术前，唐闻之向毛说明整个手术的细节。开始时，毛有些紧张，后来也就放松了。毛说：“元朝人萨都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么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

　　手术很快，从注射麻醉药到针拔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

　　手术切口恢复很快，十天以后去掉了盖眼的敷料。刚揭开敷料的时候，毛十分高兴，说：“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唐闻之医生向毛解释，将水晶体拔开了，等于瞳孔里缺少了一个凸镜，所以要眼镜才能看得清。毛同意配眼镜，但是不肯验光。这样只好配了好多副眼镜试验。此后，毛又自己看文件了。政局随之突变。

　　原本打算十月中旬要做左眼的针拔白内障手术。但此时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运动转为占了上风，又透过毛远新、张玉凤不断向毛说邓的坏话。汪东兴眼见局势如此，非常担心。汪同我说：“现在紧张得很。江青他们四个人要扳倒邓副主席。主席怎么样下决心，还不清楚。你们这些医生可千万要慎重，不要再在治疗上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主席正在一肚子气，你们可不要撞到刀口上。”

　　这些话我又不能如实告诉医疗组的医生们，因为这是“中央内部的核心机密”。我只能同大家说，现在毛很忙，我们先按目前的治疗做下去，不急于提出新的建议。

　　可是医生们非常认真，特别是眼科医生，大家纷纷提出进一步的治疗方法。

　　汪东兴深恐在医疗问题上，引起毛借题发作。他决定医疗组的医生们，暂时各回原来所在的医院，需要时再行集中。只留下内科医生胡旭东和两位耳鼻喉科医生、一名麻醉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住在游泳池附近的工字楼，做日常性的照顾。我仍住在中直招待所，继续主持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到十月底，毛的病情大变，咳嗽、痰、气喘加重，每昼夜二十四小时排出的尿量不足五百毫升。毛不让我见他，我只能从护士那打听他的病情。尿量不足可能是由于心、肺功能差，或是肾脏有了问题。这时输液成了必须，但需要做身体检查才能确定。

　　汪东兴又迅速召集所有的医生，决定让内科陶桓乐医生住进游泳池旁的工字楼。

　　情势十分紧张，胡旭东的压力特别大。他不想待在医疗组，可是又不能走。夜里胡旭东吃了安眠药，烟头丢在棉被上。棉被、褥子、床单、枕头慢慢引燃，产生极浓的烟。胡在屋里，被烟熏，昏厥过去。胡被送去北京医院，诊断是气管灼伤。胡在院中待到毛去世。

　　于是我又搬回中南海工字楼。我向张耀词提出要让神经内科的医生住进来，好密切观察。但是张耀词不同意。他说：“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她不同意，怎么好让他们进来？”

　　我说：“怎么能由张玉凤决定用哪些医生呢？在这样重病下，没有专科医生参加，一旦发生了问题，怎么样向别人解释呢？我想口说无凭，我写一个报告给你，你批了不同意他们进来，我自然照办。”

　　张耀词叫我不要写报告了，他再去同汪东兴商量。第二天他告诉我，汪同意让这三位神经内科医生全住进工字楼。

　　毛和张玉凤开始每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台湾和香港影片。游泳池大厅的北端，也改装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室。每次放映，一定叫医疗组的医生们都去看，不去也不成。因张耀词说了：“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重病，我们值班看电影。”有时弄到半夜两三点钟才结束。

　　反邓小平运动情势升高。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给毛。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拿给邓小平转，邓小平则交给了秘书局，秘书局再转给毛。

　　毛远新自然担护迟群和谢静宜，说他们两人切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后来将这封信当成攻击邓小平的箭靶。毛觉得刘那封信的动机不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邓小平偏袒刘冰。毛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独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反映。”

　　十月，毛与毛远新多次秘密会谈，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做成书面指示。这些指示只在高干之间流传，其中包含不少对邓严厉的批评。毛认为邓的领导方式有重大问题。但毛觉得邓还可以改造，并不想斗垮邓。

　　此时毛的身体更加衰弱，站立起来都很困难。连续吸氧气时，只要稍有停顿，立刻出现缺氧症状。吞咽十分困难，但毛仍然不同意下胃管鼻饲。只能在左侧位，使糊状食物流入食管。

　　为了补充营养，医生们研究给毛静脉输入人体必要的氨基酸（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于是我们通过外贸部门，从美国和日本买来静脉输液用多种氨基酸。

　　张耀词又传来张玉凤的意见说，医生只会给病人用药，自己却不试试。

　　吴洁、陶桓乐都说，即使在北京医院，天天治疗高级干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苛刻的要求。这是输入氨基酸，如果做外科手术，难道也要求医生自己先体验一下不成。

　　最后我挺身而出，接受了静脉输入氨基酸试验。因为进口的数量并不很多，所以只给我输了一次，其他的留给毛用。

　　

８８　四五事件前后

　　到十一月底，周恩来已经病入未期了。毛让我去探望周，向周问好。

　　我到了三〇五医院，周的医生们告诉我，周除了膀胱癌外，还有结肠癌和肺癌。周的癌症也是很特殊的。这三处都是原发的，并不是一处癌，继之散播到别处。

　　我到周的病房，他已经是形神凋疲。我告诉周，是毛叫我来探望，并向周问安。周让我代他向毛问候，并感谢毛的关心。周又问了我毛的近况，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我没有将当时毛的情况完全讲明。周又问运动神经元病有没有新的疗法，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周最后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临别时，周甚至举手握手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我见到周的最后一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七时。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三〇五医院去世。消息传来，游泳池内毫无动静。

　　医疗组很多医生，在周生前，都给周看过病，希望到三〇五医院向周的遗体造别。我将大家的要求告诉了张耀词。张的回答是，一不允许到医院去，二不允许戴黑纱。

　　大家对这个回答十分奇怪，都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不出，只能说，张耀词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这样布置，恐怕有他的道理。我再去问张，张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领导上怎么布置，就怎么做，不要多问。上面的事，我们并不清楚，问多了还有麻烦。

　　一组的日子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内，每天照旧放映电影。这年的春节，张玉凤向张耀词提出，要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南海内任何人不允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今。张耀词去买了不少的花炮，当夜在游泳池的后院及沿中南海的马路上燃放起来。放鞭炮的事，事前没有通知警卫局值班室和警卫团。他们以为游泳池出了事，纷纷来探询情况。游泳池临近北海大桥，鞭炮引来不少民众在北海大桥张望。由此又引出了传言，毛因周恩来死亡，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批，江青四人帮正在积极展开夺权。现在看来，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就要轮上王洪文。

　　但出乎意料之外，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先后亲自提议，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实际上，毛的意见，政治局是不敢不同意的），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于二月三日正式出中央文件。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结果非常惊讶。但毛这是一棋高招，表示他思路仍很清醒。汪东兴觉得毛是在搞调和，既不能用老的，也不能用新的，于是搞出来一个不老不新的三八式干部华国锋。汪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看来，江青这四个人又要攻华了。

　　“批邓运动”未有稍减。三月初，毛透过毛远新在中央发出批判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我很同情邓。邓能力强而聪颖，也许周、毛死后，唯一能领导中国的人。

　　三月中旬开始到四月四日，许多人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蓝，张贴 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咒骂江青四人帮。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活动。

　　我很想去广场一趟，亲自参加这历史性盛会。但汪东兴和张耀词一再告诉我，要转告医疗组全体千万不可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便衣警察，跟踪并暗地拍摄去广场上的人。去了的人被照下像，就有口难辨了。他们并且关照我，因为我有时外出接洽办事，路经天安门时，要将车上的窗帷放下来，免得让人看到。

　　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趁去北京医院办毛的事时，坐上车子在广场周围的马路上绕了一圈。广场内万头动，歌声、演讲声此起彼落。大大小小的花圈和横幅标语，从纪念碑直排以了长安街。可真是盛况空前。司机对我说，他们交通科已经一再传达上级命令，不许到广场，这次能同我不开开眼，是件难得的事。他一再想将车开进广场里面去看看，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如果真让人钉上了梢，我们两个人可就倒楣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坐的车子的车牌号码被便衣警察记下来。因为查出来是警卫局的车子，才没有往下追究。

　　四月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的群众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圈阅了这份报告。于是从四月四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前群众和民兵、警察、解放军发生了严重冲突。到晚上九点半钟，出动了一万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警卫部队，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殴打和逮捕集会的群众。

　　四月五日这一天，江青都躲在人民大会堂内，用望远镜观看天安门广场镇压群众的情况。夜里十一点多钟，江青从人民大会堂拿了茅台酒。花生米和猪头肉，兴匆匆地来到游泳池，先去看了毛泽东，然后跑出来同大家说：“我们胜利了。大家干杯。”还说：“我也要做一个棍子，以后好打人。”

　　我不晓得她跟毛说了什么。但这是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毛也一再说过不以武力对付群众。我非常厌恶江青的言行和镇压事件。

　　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决定继续组织三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另派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侍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表示同意。

　　四月七日毛远新将《人民日报》记者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导”，送毛泽东审阅，毛同意发表。毛泽东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房子、汽车）打。这三件使事件的性质变成了反革命。”毛提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提出，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做出了相应的决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四月七日晚，汪东兴在游泳池大厅召集一组工作人员和医疗组全体开会。汪宣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实大家已经在广播中听到了。汪又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开完会，大家散去。汪叫张耀词、我和负责警卫的人留下。他说：“你们可是要把住关，不要随风倒，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揭发。特别是医疗组的医生们，由不同的医院来的，对他们可是不了解。要他们不能乱讲。”汪的意思很明白，要大家在这次运动中，不要讲出一些对他不利的事。他不知道，当时医疗组的医生们，为了毛的病正在想方设法，延缓毛的病的进展，那里有什么心思揭发批判，搞“批邓小平”的运动呢？

　　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以后，毛的身体又有了明显的恶化，如前所述，每昼夜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五百毫升，经过了多方治疗，尿量也不过八百毫升左右。毛不肯做身体检查，查血更是困难。医生们无法了解他的病情，最后只能用查尿液的各种成分来判断他身体内部的变化。测定尿液中的各种化学成分，是一件很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所幸，三〇五医院已通过外贸渠道，购置了多种生物化学分析鉴定仪器。这样才算是多少摸索到一些情况。但是却不能凭这些检验结果，作出病情判断。

　　

８９　一人病大家忙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起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寮国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发作的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

　　华国锋对张玉凤说：“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张玉凤嘴里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凑过来说：“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张春桥提出，以后一般的中央文件不向毛报告，特殊重大的事情经过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后，看具体情况向毛请示。华国锋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王洪文也表示同意。此后江青四人帮开始握有实权。

　　心肌梗死虽抢救得宜，但毛情况仍持续恶化。每天的尿量很少，都在五百毫升左右。咽喉麻脾，已经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只能喂进一点糊状食物。

　　经过医疗组的要求，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五月十五日傍晚，到工字楼召集医疗组的全体医生开会。我们一再强调，在目前状况下，不下胃管，就不可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药物也吞咽不下去。照这样下去，等于没有治疗，断绝了食物和饮水。

　　张春桥讲，毛不同意下胃管，谁也没有办法。我们说，现在毛不同意，可是能够接近毛的人，如张玉凤，也不同意。需要她明白下胃管的重要，向毛建议。

　　但张玉凤不肯来开会。她说要照顾毛主席，分不开身，而且医疗不是她的事，同她没有关系。

　　几位政治局委员嘿然不语。最后王洪文说：“我去同她讲一讲，让她也向主席提一提下胃管。”

　　散会以前，华国锋让我们将鼻饲的胃管拿给他看。这是刚刚进口的很细的管子，既柔软，又有韧性。华看了以后，与王、张、汪约好，第二天上午到游泳池大厅，每个人都试一试从鼻孔内将这种管子下到胃里。这样，一旦毛问起下这种管子，难受不难受，就可以将亲身的感觉告诉毛。我们建议，所有在毛的身边工作的人，都试一试，就更容易打动毛。

　　华国锋同意我们的意见，然后告诉汪东兴通知一组的人也都试一试。

　　他们临行前，王洪文对我说，珍珠粉是很好的药，可以给毛用一用。王说，他已经打电话到上海，精选一些好珍珠，做好粉，送来交给我。

　　我与神经内科的医生商量好，上海和北京各找一些病人试服珍珠粉，以确定有没有疗效和副作用。就这样将服用珍珠粉的事拖下来，到毛去世，一直没有使用。

　　四人中只有华国锋试了下胃管，其他三人各有各的藉口。汪东兴说他在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时，已经尝过下胃管的味道，他不试了。接着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说第二天有会议，需要参加，如果来不及赶来，就不用等他们试了。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道。他说：“并不太难受。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华走了以后，医疗组的医生们和一组的工作人员都试过了。只有张玉凤不试。她说：“我试有什么用，我又没有病。我试了，主席也不一定同意下胃管。”

　　用鼻饲管的事仍没有得到毛的同意。除去用手去摸摸他的脉博以外，毛拒绝其他的检查项目。

　　到五月三十日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已清醒过来，他立刻用手拔去鼻饲管。外科医生阻止他拔的时候，他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而且要所有的人都出去。

　　我留下来。因为这次发作的病因不清楚，我同毛讲，最好是查一次耳垂血。毛同意了。结果只知道是血糖偏低，没有其他检查项目，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

　　我又同毛说明，医生对他的心脏，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这样就很难采取对策。最后毛同意了在他的前胸上贴上一个电极。应用空军研究所制造出来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器，我们在大厅上，可以日夜不停地监视心电图形变。这此又调来五位心内科专家，一方面轮流值班监护心脏，另一方面做好心脏变化时的抢救工作。

　　病到这个程度，张玉凤仍然要毛看电影。我认为应该让毛保持安静，看电影很不相宜。何况有些片子内容荒诞刺激，看个电影又把毛从床上搬到沙发上，恐怕心脏承受不了。但是张玉凤不听。

　　江青很不赞成。江觉得现在仍然看电影，对毛不利，电影的光线太强，刺激眼睛，而且映久了，空气很不好。还是不要看了吧。

　　汪东兴一向和江是唱反调的。汪来到游泳池，找到我，要医疗组的医生在工字楼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汪说：“主席有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写个报告，说明你们主张看电影。”

　　我回答说，医生们都不主张不要看。汪当时十分不高兴。这个会又是不欢而散。事后吴洁同我说：“老李，可不能再忤犯汪主任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垮台更快。”结果 电影仍然照看不误。

　　毛在这期间表现很烦躁。在床上躺一会，觉得热，起来坐到沙发上。坐不久又觉热，回到床上躺下。江青提出，给毛再做一个床，可以两个床轮流躺，就不至于热了。这时毛已经没有力量自己移动了。于是叫几个人，又抬又推，从一个床上，换到另一个床上去。我认为这样作法很危险，容易摔跤，导致骨折。

　　六月二十日，毛烦燥不安，一事整天换床换来换去。我怀疑他的情况有变化。傍晚，我同陶桓乐医生告诉张玉凤，毛的脉博早跳多，心电监护显示心肌供血不足加重。我们要张玉凤少让毛活动，尽量保持安静。张玉凤说：“我看主席同平常差不多，发生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告诉她，如果不小心，会发生心肌梗死。张扭头走了，说：“我看没有这样严重吧。”

　　到晚间七点钟，毛已经服过安眠药，正要睡的时候，换床。刚换没有多久，毛起身坐到沙发上。坐了大约十几分钟，毛又回到床上睡。这时大厅内的心电监护显示心肌梗死。

　　我与陶恒乐冲入卧房抢救。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纷纷赶来。这次心肌梗死的范围比上次要广泛。到凌晨四点多钟，血压开始稳定，人也逐渐安静。在抢救时，将鼻饲管安放好了。毛这次没有将它拔出来。

　　护士人手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一共有了二十四名护士，分成三班~轮换。我将医生们分成三班，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轮流做心电图监护。

　　华国锋等四个人决定在游泳池值班。华国锋和张春桥一同值白天班，即由中午十二时到夜十二时。王洪文和汪东兴值夜班，由夜十二时到中午十二时。每天中午及夜十二时，他们交接班时，由我报告十二个小时内的病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青从钓鱼台搬回了南海春藕齐旁新建的住所。江很少来看毛，也很少询问毛的病情。

　　张耀词对我说，护士们更多接近毛，护理毛的生活，是不是由他和张玉凤主管，医生则全由我主管。我说这可以，但是现在正是病危，生活护理和医疗分不开，有关治疗必须听从医疗的决定，张玉凤不能横加干涉。张耀词不说话了。

　　这时游泳池内有不少药品和器材。张耀词同我说，应该由医生负责保管。我不同意，因为医生使用药品、器材，自己保管，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很难查清责任。应该由护士保管。为了这件事，张耀词说我不听组织的安排。所谓“组织”就是指张自己。我说这种安排，不全医疗上的安全责任制。因此争吵起来。张耀词说：“不是为了主席，我不受这个气。”我说：“你可说反了，我正是为了医疗上的安全，不能听你的这套指挥。”此后，在救治毛的过程中，还发后了几次类似的争吵。

　　

９０　毛的去世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华国锋决定，医疗组在游泳池大厅内向政治局汇报发生心肌梗死和抢救的情况。此时距毛发后心肌梗死已有三个星期，虽然没有恶化，但已是无可能恢复。毛肺上的感染没有控制住，肾脏功能不好，心脏还有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会议中，江青说：“已经有过心肌梗死了，怎么还会再有呢？你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等以后治不好了，你们没有责任。主席说是有点气管炎，肺上一向是好的。也从来没有过肾脏病。你们说得这么可怕，是你们自己的思想改造得不好。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

　　江青的这些话，使得大家哑口无言。护士们一个个低下头来。

　　华国锋说：“你们很努力，很尽职。我和王洪文、春桥、东兴同志四个人值班，很了解你们的工作。这三个星期平安过去了。你们再努一把力，从多方面、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防治办法。我们都不懂医，只能依靠你们。用一切力量将主席治好，党中央感谢你们。”

　　散会以后，大家纷纷小声议论，像这样的汇报会能起什么作用？虽然华国锋的讲话，意思是给大家鼓气。但是江青的那些话，完全将医疗组当成“反动派”。史达林死时发后的“医生谋杀案件”的阴影都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上。

　　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他。他说：“现在江青很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七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工作已经难办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怎么办？”

　　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因这主席的脑子没有糊涂，现在右眼也看很见东西了。没有他的同意，怎么能将江青干下去呢？只等到主席死了以后，才能解决江青。”

　　汪说：“主席死了，说不好弄了。”

　　我说：“那可不见得。”

　　汪说：“我同华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洪文进来了。我同王打了招呼，说了一下毛的情况，就回到毛的书房（这时已改成了病房）。

　　毛的心脏逐渐在恢复，因为已经有了鼻饲管，所以凡能口服的药物，都由鼻饲管送入。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我回到工字楼，因为疲劳不堪，躺下就睡了。突然整个楼猛烈摇动起来，我张目看到北方一片红光。住在工字楼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纷纷跑到院子里，在底下叫我下去。这些天来，我实在太累了，正预备再睡下去。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是汪打来的。他说：“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还不快点来？”我叫了所有的医疗人员，赶往游泳池。

　　余雅菊、李玲诗、孟锦云和张玉凤地震时都陪在毛身过。地震时，毛的床上下右左颠簸，屋咯咯作响，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吓坏了。外面大厅因为是在游泳池上面盖上木板，震动得更厉害，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地震时毛还没有睡着。他知道是发生了地震。

　　汪东兴和王洪文商量，一定要将毛搬出游泳池。王洪文提出不如搬到官园的新房子去。那是在一九七二年毛大病以后，周恩来替毛盖的别墅。但毛不喜欢官园，从来没有住过。

　　汪便决定搬到二〇二去。我向毛说明，游泳池屋顶不结实，要换个房间。他同意了。自从毛经常换床睡以后，新制的铝合金架构的床，四脚都有轮子，搬动起来很容易。床很快就推到二〇二的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比游泳池的书房大得多了。各种治疗和检查的仪器都安放得很妥贴，对治疗和检查更加方便了。

　　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〇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毛的病情逐渐稳定。王洪文开始坐不住了，他说已经给毛进口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可以将电视影像投射到一面大银幕上。又说，从香港进来了几部影片，等毛好一些以后，给毛放映。此后，几乎每天晚上要映一至二部影片。有好多次，白天的时候，找张耀词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同张玉凤到二〇二去看电视录像片子。江有时突然跑来，这时电影或电视录像立刻收场。

　　我曾经同汪东兴谈过，毛仍在病危，他们这样作法，影响大家专心医治。汪说：“他们看他们的，你们治病，互不相干，有什么关系？”

　　但看电影的确严重干涉到医疗人员的作业。有次他们把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走去插影像设备。我当面质问张耀词。张耀词说：“治疗主要靠你们医生护士。那些人不懂医，一天到晚坐在那也不行。我叫他们在里面装个电铃，以后有事按电铃，就可以了。”

　　江青也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她每次来看毛，都带来一些批邓小平的揭发材料，叫值班医生写成核桃在的字，一篇篇交给毛看。我同江讲，值班医生事情多，而且要不断分析变化，不能分心。江说：“主席很平稳嘛，给她看点材料，精神上有好处。”

　　我将这事告诉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希望你们能出面阻止，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江青知道毛的心脏、肺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有病，她一再要我们分批给她检查身体，确定她没有这些病。我同她说，医生值班十分辛苦，很难抽出长时间，再做别的医疗诊断。汪东兴同我说：“江青现在是在医疗组里面给她自己物色医生和护士。”医生们最后还是给她检查了身体，江健康得很。

　　八月下旬，毛又有了焦燥不安的现象。他只有左侧卧，才能呼吸比较通畅，手和脚却不停地摆动，心电图监护显示早跳增加。大家研究后，调整了心脏用药的药量。虽然有暂时缓解，但是很不稳定。

　　九月二日下午五时，出现了新的心肌梗死。床边爱克斯光照肺像显示，两肺感染加重。同时，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三百亳升。大家又全力投入抢救治疗。

　　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他几次问我，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病有些反复，大家还是有信心治好。话虽然这么说，这次的心肌梗死，比上次范围大，而全身的状况已经临近衰竭了。

　　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就回到春藕斋她的住所，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什么江会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来到二〇二。这时毛刚刚入睡。江不顾医生劝阻，给毛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并向值班护士说，要照这样护理毛。江然后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 ”

　　当天晚上，江又来，找她送来的文件。因为正在抢救中，这份文件一时没有找到，江青又发脾气，说是让人偷走了。

　　九月八日凌晨，江青来了，说毛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毛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江一定要将毛从左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脸青紫，呼吸停顿，我们大家直到现场，经过急救以后，才缓解。华告诉江，不要干涉医疗组的急救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心电图监护示波器上显出了一条平平的横线，心脏停止跳动。毛主席去世。

　　

终 曲　毛死后的政变

　　权力争斗立刻拉开序幕。

　　毛的遗体放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的期间，我奉命出任毛的遗体保护组副组长。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临时办公室设在河南厅。汪东兴那时也住在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工作。我和汪东兴迁离中南海后，便不容易感受到政争的每个脉动。但华国锋会通告汪政台的所有动静，汪随后也告诉我。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处境仍很危险。江青知道了我们没有把握能把遗体保存下来，她和毛远新双双表示你们不管这件事。看来江青要在保存遗体上大做文章。汪东兴觉得江青往后想将此事嫁祸于华国锋。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遗体保护组副组长，江青自然也可对我大加攻伐。组长刘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后，我仍首当其冲，未来的命运阴云重重。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分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夥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楼已经是日凌晨三点钟了。我准备当天就解散医疗组。没想到，九点钟还不到，张玉凤通知我，江青要医生和护士们再去景山去摘苹果，然后到北海仿膳去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随即到景山摘了两个多小时苹果。江青来了。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几个苹果，然后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学习，请大家一起吃饭。

　　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找我。他十分不高兴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日程的安排了吗？怎么还不让护士们回去？”

　　我告诉他经过的情况。他说：“好吧。你安排护士们回去，全体医生到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华（国锋）总理要你们报告主席去世的情况。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我和洪文、春桥同志，江青同志也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医疗组政治局汇报没有完成。我想这次的会议是华国锋故布迷阵，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进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就问华国锋，为什么不早通知开这个汇报会。华说，上次在人民大会堂开汇报会，没有开成（见前文，此会被许世友打断），让医生们正式汇报一次，再向政治局报告。

　　华说：“毛主席去世已经二十六天了。他的发病、抢救和去世情况，还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报告。现在要大家向我们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同志，正式汇报一次。汇报完了以后，你们写一份详细的病情经过报告。你们每个人签上名字，报给我们。我们签名，再报中央政治局。”

　　这份书面报告，我们早已经写好，而且大家都已经签了字，由我宣读。

　　正宣读一半的时候，江青立起来，向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我身体不好。听病情报告，听不下去。好在是由你们四位负责值班的。我请假先走了。”

　　说完以后，江青向门口走去，走时似乎喝醉一样，东倒西歪。我叫了几声服务员，没有人走进来。我只好立起来，扶住了她。

　　这时我看到汪东兴对我直瞪眼，并且轻轻地摇头。我明白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后来告诉我，华国锋认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讨好。我辩解，只有这样，江青才不会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汪后来同意，那时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后，继续汇报。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张玉凤这时连续催促医生们去北海仿膳吃饭，因为江青在那里等。我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散会。

　　六月上午，我同剩下的几位医生正在整理病历纪录，张耀词打来电话，叫我把护士们全找回来，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难，五日已将护士们遣散，临时找非常不好办。我问张，这件事汪东兴知不知道。张说，汪在睡觉，还没有报告给他。我让张自己同卫生部办公厅交涉。张说他没有时间，还是要我办。我通过卫生部办公厅，找到了这些护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们回去。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这张合影成了护士有勾结的证据。张耀词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东兴出面后才算了事。

　　六月晚上八点钟，华国锋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华国锋告诉江青等四人，要他们在玉泉山向政治局汇报《选集》的提议。

　　华国锋和叶剑英早已到了。汪东兴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张春桥先到，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留在外面。张进来后就由华国锋宣布，将张逮捕。王洪文后到，当华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他原来要挣扎，但是两名警卫团的干部将他按住，他全身松懈，已经立不起来了。

　　当晚十点，姚文元仍未到怀仁堂。由汪派警卫团会同警卫师的人，到姚的家里将姚逮捕。

　　张耀词带领一中队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当时说：“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逮捕行动发生时，我在工字楼的房间里。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骚动足迹象。第二天，一位在警卫团的朋友告诉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

　　四人帮分别监押在五一九工程内一处小房间内，由八三四一部队派人看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前往玉泉山怀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没有人反对。

　　七月我回到家里，此时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未公布。长年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诉娴，江青这由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我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事情并没有完。共产党内部斗争不会完结，总会有人拿毛的死亡来作文章，我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新近也树敌不少。张耀词曾明白告诉我，要不是为了毛，他早就整刽我了。现在毛死了，我完全无依无靠。汪东兴虽然将逮捕江青的计划透露给我，但汪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汪现在权力日大，不再需要我了。

　　我和娴带着两个孩子，到西长安街的鸿宝楼吃了一顿烤鸭，表示庆贺江青四个人坐了监狱。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又展开了。领导干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仍是三〇五医院的院长。张耀词终于伸出他的魔爪。汪东兴和张耀词二人要我去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年我五十九岁。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过着农民般的劳动生活。

　　北京共产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张耀词和汪东兴因文革期间对邓在中南海内被批斗袖手旁观一事而遭到免职①。邓小平一直没有搬回中南海。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〇五医院复职。

　　但我仍受谣言所困。我与汪东兴以前的关系过于密切，许多压力要我揭发汪的过去。如果汪东兴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变得莫衷一是。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须分担。有些人说，毛的专任医生对毛的影响太在。反对毛的人说，医生们在救治工作上做了过多的无谓的努力。支持毛的人则指控医生们尽心治疗。

　　政治斗争仍在上演，此期间毛的死因一直传闻不断。当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两名去职。在中共中央内，没有人证明医疗组的工作无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解除三〇五医院院长的职位。我在医院里无法发挥所攻，抑抑不乐。最后我在中华医学会挂名副会长。

　　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己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〇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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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汪东兴直到一九八〇年二月才被正式免职，被迫辞去党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职位。

　　全文完

人物简介（依罗马拼音字首排列）

薄一波（一九〇八～二〇〇七）　山西定襄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年至五三年间任财政部长；一九五四至五六年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六至六六年间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及国务院副总理。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一九七八年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

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　福建惠安人。一九二七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曾任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兼《红旗》杂誌总编辑；文革期间权力窜升，一九六九至七〇年间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七〇年后下台。

陈锡联（一九一三～一九九九）　湖北红安人。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〇至五九年间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一九五九至七三年间任瀋阳军区司令员；一九七一至七三年间任辽寧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七四年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与毛远新及四人帮皆关係密切，因此陈於一九八〇年请求中全会批准其辞职。

陈　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　四川乐至人。一九二三年於法国加入中国共產党。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一九四九至五八年间任上海市市长；一九五四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任外交部长。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一九七二年死於癌症。

陈　云（一九〇五～一九九五）　江苏青浦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至七二年间任副总理；一九五六年出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及成為中国共產党七位高级领导人之一。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因他对大跃进不热衷的支持而渐转势微。一九七八年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影响力深远的国家领导人。

陈再道（一九〇八～一九九三）　湖北麻城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產党游击队。一九五四至六七年间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文革期间遭到批判。

邓　拓（一九一二～一九六六）　福建福州人。一九五一年任北京市宣传部部长；一九五〇至五八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及总编辑。一九六六年被控「反党」，遭到批判，自杀身亡。

邓小平（一九〇四～一九九七）　四川广安人。一九二〇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二年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任共產党总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文革期间遭到批判，一九七三年平反。一九七六年又遭批判。一九七八年后成為中国最高领导。

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　福建龙阳人。一九二〇年代為闽西根据地的领导人。一九五三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农村工作部部长。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副总理，但一九五五年夏被毛批评為「右倾保守分子」，之后农村工作部解散。

傅连暲（又名 Nelson Fu，一八九四～一九六八）　福建长汀人。曾受洗為基督徒，并在一所基督教医学院接受医学训练，以「基督徒医生」闻名。一九三〇年代初於江西苏维埃政权负责毛及其它党领导的医疗，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间参加长征。一九五二年任卫生部副部长，负责高级领导之医疗保健。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被迫退休。一九六八年於文革期间遭到迫害致死。

高　岗（一九〇五～一九五四）　陕西横山人。中国共產党西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一九四五至五四年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一九四九至五四年间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被指控和饶漱石联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遭到批判，自杀身亡。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　四川乐山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產党。曾接受医学训练，成為知名的学者和作家。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与毛友好。一九四九至五四年间任副总理；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任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一九四九至七八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马海德（一九一〇～一九八八）　黎巴嫩裔美籍人士，日内瓦医学院毕业。一九三三年至中国行医，一九三六年至延安。一九五〇年加入中国共產党，并成為中国公民。逝世於北京。

贺子珍（原名贺志贞，一九〇九～一九八四）　江西永新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二八年在江西与毛泽东结婚，產下六位子女，李敏為唯一悻存者。一九三四至三五年间参加长征。一九三七年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接受医疗，一九四七年八月返国。贺从未与毛正式离婚，一九四九年起在上海疗养。

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　江苏盐城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就读清华大学。一九四五年起為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一九五〇至六六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毛泽东选集》编辑。一九六一年后因健康不佳而未活跃於政坛上，毛去世后成為党内主要理论家。

华国锋（一九二一～二〇〇八）　山西交城人。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產党。后成為毛泽东出生地韶山所在的湖南湘潭地委书记。一九五五年华与毛首度会面。一九七〇年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七三年被任命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六年任总理及中国共產党第一副主席，毛并钦定其為接班人。毛逝世后，於全面声讨逮捕四人帮中，成為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八一年被撤去三项重要职位，如今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黄　敬（原名俞啟威，一九一一～一九五八）浙江绍兴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三〇年代早期与江青未经正式结婚而同居。一九五〇年代早期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后来成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一九五八年遭毛泽东批判，於同年去世。

蒋南翔（一九一〇～一九八八）　浙江绍兴人。就读於清华大学，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年被任命為新民主青年团（后改名為共產党青年团）副书记，后来成為清华大学校长。一九六〇年任教育部副部长，一九六五年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遭到批判。

江　青（又名李进孩、李云鹤、蓝苹，一九三一～一九九一）　山东诸城人。一九三〇年代初期黄敬未经正式结婚的妻子。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上海女演员。一九三六年与剧作家唐纳正式结婚。一九三七年八月前往延安。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成為毛泽东第四任妻子。广泛认為中国共產党政治局在江青不得以毛泽东夫人公开露面及不得参与政治的条件下同意这个婚姻。与毛生育一女，李訥。文化大革命期间江权力势如中天。毛去世后，旋以四人帮领导人罪名被逮捕，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一九八三年减判為无期徒刑。一九九一年自杀身亡。

康　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　山东胶南人。一九一八年认识江青。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五年於延安整风期间任中央学习委员会主任。一九五〇年进北京医院住院，据说其诊断為精神分裂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重新活跃於政治舞台。一九六六年成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政治局委员。文革期间由其一手主导清洗许多高层中国共產党党员。死於膀胱癌。

柯庆施（一九〇〇～一九六五）　安徽燕湖人。一九二二年在苏联学习。一九五二至五五年间任江苏省省委书记；一九五〇至五二年间任南京市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任上海市委书记。柯与毛泽东关係密切，并於一九五八年出任政治局委员，一九六五年成為副总理。一九六五年死於急性胰腺炎。

李　敏（一九三六～）　生於延安。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倖存的女儿。一九四〇年赴苏联与贺团聚，直到一九四七年返国。一九四九年后定居於毛泽东中南海内住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一九五九年与孔令华结婚，次年育一子。一九七九年出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　訥（一九四〇～）　生於延安。毛泽东与江青唯一的女儿。一九五九至六五年於北京大学歷史系就读。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结婚，育有一子，但不久离婚。一九七四至七五年间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后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江青因四人帮之罪名遭逮捕后，被撤职且生活清苦。后被安排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一九八五年与刘少奇旧任卫士王景清结婚。

李先念（一九〇九～一九九二）　湖北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四至八〇年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四至七五年间任财政部部长；一九八三至八八年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银桥（一九二七～二〇〇九）　河北安平人。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党。原為周恩来的卫士，一九四七年转為毛泽东服务。一九四八年与韩桂馨结婚。一九五二年任毛泽东副卫士长，一九五六年任卫士长。后下放农村一年，一九六二年转赴天津工作。后為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副局长。

李云露（？～一九八八）　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与王克明结婚。扶养江青成人。一九四八起与江青团聚，后迁入毛泽东中南海内住地，负责照顾李訥。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与其子迁居清华大学。

林　彪（一九〇七～一九七一）　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一九五九年取代彭德怀為国防部部长。一九六九年被定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月政变阴谋夺取毛权力失败后，乘机外逃苏联，於外蒙古途中坠毁，机上无人倖存。

林　克（一九二五～）　燕京大学毕业。一九五〇年初至一九六三年為毛泽东政治秘书之一，田家英為其上司。

刘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湖南寧乡人。一九二一年於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中国共產党，在此学习一年。一九三〇年代后期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二年提倡党内学习「毛泽东思想」。从一九四三至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间成為中国共產党内仅次於毛泽东的二号人物。文革期间遭到迫害，一九六九年在未接受医疗的情况下，惨死狱中。一九八〇年官方决议為他恢復名誉。

陆定一（一九〇六～一九九六）　江苏无锡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四至六六年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一九五九至六六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五至六六年任文化部部长。文革期间遭迫害。

罗道让（一九一五～一九六九）　泰国华侨。於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四五）初期前往延安。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一九五六年任警卫局代局长。一九六一年被汪东兴下放农村，一九六二年任广东省湛江地委书记。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

罗瑞卿（一九〇六～一九七八）　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年任公安部部长，主持毛泽东的警卫安全工作。一九五九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文革前一九六五年遭到批判。一九七五年得以平反。在西德手术后逝世。

毛岸青（一九二三～）　杨开惠所生之毛泽东次子。一九三〇年代遭上海租界巡捕残酷殴打。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诊断得精神分裂症。一九六二年与毛岸英遗孀之妹张少华结婚。一九七〇年俩人共育一子（毛新宇）。

毛岸英（一九二二～一九五〇）　杨开惠所生之毛泽东长子。杨死后被送往上海，沦落為街头流浪儿。一九三六年寻获，旋即前往苏联就读。朝鲜战争时為中国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俄语翻译员。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遭美军轰炸而丧生。

毛远新（一九四一～）　一九四三年於新疆遭处死的毛泽东二弟毛泽民之子。一九五〇年毛远新母亲改嫁，由毛泽东扶养，毛远新於是迁进毛泽东的中南海内住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一九七三年任辽寧省省委书记，一九七四年任瀋阳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七五年任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与四人帮同时被捕，判处十七年徒刑。

毛泽民（一八九六～一九四三）　湖南湘潭地区韶山县人。毛泽东之二弟。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產党。曾与新疆省长盛世才合作，后於一九四三年遭盛逮捕处死。

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　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一九五四至六五年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四至五九年间任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九年因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而被批判。一九六六年遭禁，一九七四年死於狱中。

彭　真（一九〇二～一九九七）　山西曲沃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年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一九四五至六六年间任政治局委员。与刘少奇关係密切。於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第一位被清洗的政治局委员。毛死后成為主要领导人之一。

饶漱石（一九〇三～一九七五）　江西临川人。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至五二年间任华东局第一书记；一九五二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四年被控和高岗联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即遭清洗。死於狱中。

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　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二一至二四年间於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四五至五〇年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為中共第五大领导。与陈琮英结婚。一九五〇年死於脑溢血。

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　生於上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之姐。一九一四年与孙中山结婚。支持中国共產党，并於一九四九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唐闻生（一九四〇～）　生於纽约布鲁克林，其父曾创办中文报。后回归中国，在文革前就读於中国外国语学院。毛泽东英语翻译，后成為毛泽东语政治局的联络员。

陶　铸（一九〇八～一九六九）　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三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一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升至党内第四号领导。但数月后即遭批判。一九六七年一月起至一九六九年十月期间遭到关押，因癌症病逝，一九七八年恢復名誉。

田家英（一九二二～一九六六）　自学成材，一九四〇年代末期起任毛泽东政治秘书。文革初即遭怀疑，一九六六年五月自杀身亡。

汪东兴（一九一六～）　江西弋阳人。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加入中国共產党游击队。一九四七年任毛泽东警卫。一九四九年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毛泽东卫士长，及负责所有高级领导的警卫工作。一九六六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七六年於毛逝世后协助逮捕四人帮。一九八〇年被撤去全部职位。

王光美（一九二一～二〇〇六）　生於北京。北京辅人大学（由天主教会所办）毕业。一九四六年任中国共產党英语翻译，后往延安。一九四八年与刘少奇结婚。文革期间遭到监禁，文革后成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王海蓉（一九四〇～）　毛泽东的孙姪女，外国语学院毕业。一九七〇年代為毛泽东与政治局的联络员。

王鹤宾（一九二四～）　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党。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三年九月期间任毛泽东专任医生。

王洪文（一九三五～一九九二）　吉林长春人。一九六六年任上海棉纺织十七厂保卫科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迅速窜红。一九七三年八月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六年因身為四人帮成员而遭逮捕，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九二年死於肝病。

王　明（一九〇四～一九七四）　安徽六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產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一九三〇年返回中国。在苏联支持下，成為中国共產党主要人物及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派之领导人。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其在党中职位随毛的重要性渐增而递减。一九五六年至苏联就医，直到一九七四年病逝。

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　河北景县人。一九三三年於江西苏维埃政府地区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四年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一九五四至六六年间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三至六七年间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文革初期成為重要人物，后被批判。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后重登政治舞台。

吴旭君（一九三三～）　幼失怙恃。一九四九年前於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接受护士训练。护士学校毕业后调往北京，任中南海门诊部护士长。一九六〇年由汪东兴任命為毛泽东之护士长。一九七四年离开一组。

伍云甫（一九〇四～一九六九）　湖南耒阳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年后於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行政处任处长，后任卫生部副部长。一九六九年遭迫害至死。

谢富治（一九〇九～一九七二）　湖北红安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五至五九年间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年继罗瑞卿后出任公安部部长。一九六九年后任政治局委员，一九六二至七二年间任副总理。逝世於一九七二年。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确认其為文革期间之积极参与者。

许世友（一九〇六～一九八五）　河南新县人。习武之少林寺僧侣，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四至七四年间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一九七四至八〇年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七三年被任命為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五年去世。

徐　涛（一九二七～）　生於北京。一九四九年北京医学院毕业。一九三五至五四年间任毛泽东私人医生，后任江青私人医生。其妻吴旭君為毛泽东之护士长。

杨开慧（一九〇一～一九三〇）　湖南长沙人。一九二〇年冬季与毛泽东结婚，育友三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一九三〇年代死於上海）。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因拒绝揭发毛泽东而被捕处死。

杨尚昆（一九〇七～一九九八）　四川潼南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產党。赴苏联入莫私科中山大学就读，成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派」中一员。一九四八至六五年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九六五年遭批判。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姚文元（一九三一～二〇〇五）　浙江诸暨人。曾任上海庐湾区团工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九六九年任政治局委员，主持意识形态。為四人帮成员而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广东梅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一九五〇至五四年间任广州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任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三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逮捕四人帮行动。逝於一九八六年。

叶　群（一九二〇～一九七一）　於延安时期加入中国共產党。林彪的第二任妻子，曾任军委文革组成员。一九六九年任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一年偕同林彪潜逃苏联途中坠机身亡。

叶子龙（一九一五～二〇〇三）　生於湖南。一九三〇年加入共產党，一九三六年起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直到一九六一年末失势為止。文革期间曾遭逮捕。一九七九年任北京市副市长。

张春桥（一九一七～二〇〇五）　山东巨野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五一年任為上海市《解放日报》总编辑；一九六三年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一九六七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一九六六年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九六九年任政治局常委。一九七五年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七六年因身為四人帮成员而遭逮捕，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一九八三年将原判依法减為无期徒刑。

张玉凤（一九四四～）　黑龙江牡丹江市人。一九六〇年為毛泽东专列列车服务员，后成為毛的生活随员。一九七四年底正式出任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到毛去世為止。

张耀祠（一九一五～二〇一〇）　江西戈阳人。曾参与长征。汪东兴的同乡；任中央警卫团团长。负责共產党中央武装警卫。

周恩来（一八九八～一九七六）　江苏淮安人。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四九至七六年任政府总理；一九五六至七六年间任政治局常务委员。

朱　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　四川仪陇人。一九二二年於德国加入中国共產党。一九三〇年代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十大元帅之一。一九四九至五九年间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一九五六至七六年间任政治局常务委员。

年　表

一九四九年　一月共產党接收北京。李志绥受傅连暲之邀於六月返回北京，开始在香山劳动大学门诊部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於十月一日建立。毛前往莫斯科。

一九五〇年　毛与中央办公厅迁入中南海。李志绥调入中南海门诊部。新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并加入朝鲜战争。

一九五二年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展开。李志绥為毛次子毛岸青治疗，初遇江青。
　　　　　　李医生获选為模范工作者，并加入共產党。

一九五三年　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开始实施农业生產合作化。

一九五四年　汪东兴任命李医生為毛的专任保健医生。中南海内进行肃清反革命运动，许多医生被撤职。

一九五五年　李志绥会见毛泽东，受邀随毛於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礼医生為毛做第一次总体检查。
　　　　　　邓子恢下令解散许多大型合作社，毛非常不满意。毛著手撰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九五六年　赫鲁晓夫於二月提出〈反史达林报告〉，毛对赫鲁晓夫及支持赫氏的中国领导至感震怒。
　　　　　　毛於珠江、湘江和长江游水，并发动「百花齐放」运动，号召知识份子於八中全会后对党諫言。
　　　　　　江青前往莫斯科，李医生离开毛的一组，进修神经学科。

一九五七年　江青自莫斯科返国。毛召回李医生。反右派斗争於六月展开。李医生随毛前往莫斯科。

一九五八年　中南海继续党内整风运动，爆发「黑旗事件」。毛发动「大跃进」。赫鲁晓夫於七、八月秘密访问中国。
　　　　　　人民公社成立，后院炼钢风潮掀起，毛下令发动「金门炮战」。

一九五九年　中国因全面缺粮而引发饥荒。
　　　　　　毛的专列和招待所被秘密装上窃听设备，彭德怀致毛一封批评大跃进的长信而遭批判。
　　　　　　林彪继彭之后出任為国防部部长。李医生因溃疡住院。毛辞去国家主席职位。

一九六〇年　饥荒蔓延。汪东兴回返一组。

一九六二年　刘少奇抨击饥荒之起因為人灾。人民公社重新改组。党内支持毛的声浪锐减。林彪开始毛的造神运动。
　　　　　　毛以社会主义下仍存在著阶级问题来反击反对势力。江青首次公开露面。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展开。

一九六三年　江青抨击艺术及文化界的资本主义影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在进行。

一九六四年　收录毛泽东语录的「小红书」第一版发行，林彪大力鼓倡毛泽东崇拜。
　　　　　　毛下令撤消保健局，李医生迁离中南海。

一九六五年　邓小平召开全国工作会议，研究消除农村干部腐败问题，但毛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李医生记录毛对医学界的批评和号召「赤脚医生」的六二六指示。
　　　　　　毛派遣李医生和汪东兴前往江西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杨尚昆被撤中央办公厅厅长职位，汪东兴继任。

一九六六年　李医生回一组工作。文坛点名批评仍在进行，数位北京党委遭到整肃。江青与林彪联合。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
　　　　　　毛泽东游完长江，返回北京，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清洗连连。全国逐渐陷入一片混乱。

一九六七年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境内许多地方爆发武斗。毛派遣汪东兴及中央警卫团进驻北京的六厂二校。
　　　　　　李医生与江青和毛的关係恶化。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总书记邓小平、中宣部部长陶铸於中南海内遭到批斗。

一九六八年　江青指控李医生欲下毒加害她。毛对造返学生发出不满，并号召工、农、军接管工厂和学校。
　　　　　　刘少奇开除党籍。

一九六九年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於四月召开，会中扭转「八大」制定的诸多路线。
　　　　　　毛被尊為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成為全国领导意识形态。林彪成為毛的钦定接班人和「最亲密的战友」。
　　　　　　东北中苏边界爆发珍宝岛衝突事件。中国动员预备作战。毛初谈及与美展开谈判，并对林彪大表不满。

一九七〇年　李医生六月流放至黑龙江。
　　　　　　八月至九月间举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林彪在会中意欲谋得刘少奇之后的国家主席职位。
　　　　　　毛反对恢復国家主席。李医生於十一月返回中南海。毛患肺炎，但认為是林彪之计谋。
　　　　　　毛於十二月会晤爱德加·斯诺，并表示愿意邀请尼克森或任何其它高级美国官员来北京会谈。

一九七一年　毛对林彪之猜忌日长。季辛吉於七月秘密访问北京。
　　　　　　毛於八、九月期间巡行全国，会见军区司令员，以聚集反林势力。毛於九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林彪、叶群与林立果搭机潜逃至苏联。飞机於外蒙古坠毁，机上人员全数罹难。毛健康逐渐恶化。

一九七二年　毛於一月一度危急，拒绝医学治疗，私下指定周恩来為其接班人。二月一日终於展开救治。
　　　　　　尼克森於二月二十一日抵达，并与毛泽东长谈。双方於上海签订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周恩来与康生经诊断皆患有癌症。毛开始安排被批判的党官员復职。

一九七三年　邓小平返回北京。江青与其党羽攻击周恩来。毛开始言语不清晰。

一九七四年　江青继续批林批孔批周运动。毛批评江青，并希望俩人不要见面。毛的健康仍见恶化。
　　　　　　七月诊断出毛患了运动神经元病。邓小平被正式任命為党副主席和副总理。

一九七五年　毛的健康持续恶化，但许多人拒绝相信毛的病况。医疗组治疗横遭干扰。政治局正式得知毛的病情。
　　　　　　周恩来的健康也见衰退。

一九七六年　周恩来於一月八日逝世。大批群眾於四月聚集天安门广场示威。邓小平再度下台，华国锋继周走马上任。
　　　　　　毛於五月和六月出现心肌梗死。朱德於七月逝世。七月二十七至二十八日北京发生大地震。毛死於九月九日。
　　　　　　许世友指控江青及毛的医疗小组毒杀毛泽东。江青四人帮於十月六日遭到逮捕。

一九七七年　李医生往江西接收劳动改造。

一九七八年　邓小平第三度復出。汪东兴被整肃。

一九七九年　李医生返回北京，他与汪东兴之密切关係使他受到怀疑。

一九八〇年　李医生出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一九八八年　李医生与其爱妻慎嫻抵达美国。

一九八九年　吴慎嫻女士於一月去世。作者於三月开始撰写本书。

一九九四年　本书中、英文版於十月同步问世。随后法、日、韩、德、挪威等语言版本相继出版。

一九九五年　作者於二月十三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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