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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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者高越农言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总导言
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
文革周恩来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开头部分）
转发者高越农言
2014-9-9
我转发《宋永毅：1957的荣光与耻辱》。这是宋永毅先生5年前的文章。我今天才看到（从百度：宋永毅）。这使我很高兴，知道了海内外有不少人在认真总结中国反右派的历史。
总结历史第一要有真实可信的原始素材，第二要有明晰的论点。平铺直叙的说事，只能够提供原始素材；把事情的原委、背景、后果、根源捋出来，揭露出来，才能够真正起到鞭策后人的实效。
我认为，宋永毅先生两者都做到了，所谓“禅精竭虑、集腋成裘”，很不容易。
这篇文章5000多字，并不太长。亮点多多，不赘述。不过，我觉得其开头是提纲挈领部分。在这部分里，他强调了以下的意思：
-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光碟是海内外学人为保存灾难深重的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和健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又一尝试。
- 发生于1957年“反右运动”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它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思想历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 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和建议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深，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仅见的。直至今天，都还远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种种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我认同他所说的“直至今天，都还远远超过”。】
- 在新闻界以王中为代表“新闻自由”的理论和十多位报纸主编对“同人办报”的认同和倡导，都大大地超越了30年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的总和。【我认同他所说的“大大超过”。】 考虑到1957年以后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中，因为政治高压等等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这些“右派言论”和实践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无上荣光。【我认同他所说的“再也没有”。】
因此，1957年的右派分子大有荣光。愿尚存的右派分子们不辜负这份荣光。
另外，从百度还可以下载宋永毅的许多其它文章，例如这篇说周恩来的，可惜我无法得到其全文，也一并转发。
1957的荣光与耻辱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
总导言
作者:宋永毅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近两千万字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光碟（将由香港中文大学于2010年春出版），是我们这群海内外学人继《中国文化 大革命文库（1966-1976）》出版后，为保存灾难深重的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和健全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的又一尝试。
发生于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份子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 动。它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但不幸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它在中国当代史上，尤其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思想历程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
据笔者使用美国的全球图书馆藏书网络（OCLCWorldCat）所作的不完全的统计，在英文和其他外语世界，自1957年以来已经有10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问世。在中文世界，包括回忆录在内的这类著作的数量已经达到221种之多。可惜的是，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只能在港澳台和海外出版。
一
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是因为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在国际上苏联开始“反斯大林化”和匈牙利、波兰发生人民起义事件的鼓励下，利用了中共提倡的“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勇敢地发出了要求政治改革和自由民主的呐喊。就对执政的中共的批评和建议而论，其涉及的范围之广，深度之大，都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所仅见的。
直至今天，都还远远超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种种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例如，以民盟、民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为首撰写的《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草案初稿）》、《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著名的右派“意见书”，就无不具有其改革的系统性。它们不仅有切中时弊的先见之明，还有中国目下的改革进行了30余年还没有达到的理论高度。更不用说在历史学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公开挑战；在法学界以杨兆龙、钱端升、王铁崖等学者，党内以王翰、贾潜等司法界的高级干部对“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大声呼吁；在新闻界以王中为代表“新闻自由”的理论和十多位报纸主编对“同人办报”的认同和倡导，都大大地超越了30年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成果的总和。仅举一例便可以一比高下：在反右运动 前，虽然中共已经控制了几乎全部的报纸，但至少中国当时还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在名义上有民主党派办的全国性的报纸。而是过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却是一家党外人士主办的全国性报纸也没有。
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除了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著名知识份子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要求中共实践它执政前的民主承诺外，青年学生们的鸣放更是热血沸腾，思潮激扬。学生们的言论文章不受党派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约束，广泛涉及前辈们尚未问津或不敢直道的领域，例如民主政体、言论自由、外交关系等等—这些，便是后来被毛泽东和中共冠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的实质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年的右派师生中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在中共以外“组党”的意愿和初步实践。除了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意图成立的“劳动党”和他的《劳动党发起宣言》外，仅就各地报刊和《新华社内部参考》的报导，各地大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自发成立的政党便有数十个之多，如昆明师范学院的“中国大同党”、 西宁高中的“中国国共党”、山东济南的“中国合理公产党”等等。至于在鸣放中成立的准政党性质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社团，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中因后来打成“右派集团”或“反党小集团”而闻名于世的的有北大的“广场”和“百花学社”、北师大的“底层之声”和“苦药”、交通大学的“春雷”、西北师院的“车轰”、江苏作协的“探求者”等等。
有趣的是：可能因为中共当时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尚有自信，因而各级党政机关、学校等等在五十年代末都出版了大量的《右派言论》和《毒草集》，以供长期的批判之用。没想到这数百本内部出版物竟阴差阳错地为我们今天的数据库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镜鉴。而这些“右派言论”也成了我们这一数据库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忠实地记载了当年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宝贵的思想–成系统的理论和实践。考虑到1957年以后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年中，因为政治高压等等因素，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思想解放，这些“右派言论”和实践无疑是中国当代史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无上荣光。
二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中共主动号召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大鸣大放”和帮助中共“整风”的运动，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在我们编辑的这一数据库中，残酷的政治迫害在成百上千的大批判文字、处理结论和“右派分子”检查交代中留下了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录。我们之所以要在之一数据库的第七部分收集这些揭发、检查、交代等今天看来是人格耻辱的材料，也正是把它们作为历史真相的一部分。我们以为后人完全应当直面这些丑陋和耻辱--当年中国知识精英人格脆弱的另一面，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进行理性的研究。
当然，道德的沦丧和人格的扭曲是因为中共政治迫害的残酷所致，后人实在不应当在个人的层面多加苛求。但是，我们无法、也不应当否认中国知识精英思想性格中的软弱性和种种先天不足。
例如，一部中国反右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纳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互害、自残乃至自虐的耻辱史，这在那些大名如雷贯耳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 –如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陈叔通、李济深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这些另类的党（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和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令人痛心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誉名为文学大师和巨匠们，如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无一不是反右的主动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对文艺界右派同行丁玲、吴祖光等人的批判的文章不仅连篇累牍，还都表现出“痛打落水狗”和泼尽污水的态度。其上纲上线之高；其批判文风之劣，绝不遑让于10年后红卫兵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当然，文革后巴金先生对此作了痛彻的忏悔。
而对被批斗的一方--“右派分子”们来说，也并非没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例如，1957年右派们在突来的政治迫害前从抵抗到崩溃的时间都很短，这常常和他们陷入被自己的亲人朋友的无情揭发乃至任意诬陷中有关。
例如，罗隆基的绝望和他被最亲密的三位亲友揭发诬陷有关：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机要秘书邵慈云；三是他的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陈企霞的崩溃则因为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开始背叛。给章乃器致命一击的是他的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婴。她的长文<我所了解的章乃器>一下子把章定案在“历史反革命”的高度。章伯钧在第一次被批判时就惊慌失措、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民盟中的好友史良会把他的私房牢骚话都无情地揭发出来，还向周恩来 告了密。所有这些历史的教训，如领军主帅缺乏殉道者的道德勇气、主要人物并不具备在高压下不背叛理想和团队的精神和人格等。所有这些，我们认为对于中国当前的民主运动仍然是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的。
三
关于反右运动的时限，本数据库也有着新的界定。一般而言，在人们的心目中当然是1957年。但是通过对这一数据库浩繁卷帙的阅读，读者会很快发现 1957年只是一个运动的起点。至少1958年它仍然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着：1）绝大多数的右派是在1958年做出的结论和处理；2）声势浩大的“反右补课”是在1957年底、1958年初发动的。这一运动又打了好几万右派或“内控右派”。在四川，“反右补课”还补到了幼稚单纯的中学生的头上；3）1958年的报刊上还充斥着揪出和批判右派的文章。好几个党内的大右派和“右派集团”--如安徽省委的右派集团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等人、云南省委的右派集团郑敦、王镜如等和青海省委的孙作宾右派集团--都是在1958年揪出和处理的。事实上在1958年，中共在知识分子中的“反右运动”也从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以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运动出现罢了。如1957年年底、1958年年初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2月开始的、继“红专大辩论”后的“向党交心运动”；3月在各高校以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目标的“双反运动”；4月的“搞臭个人主义”运动；5月发端的在知识界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文教界也大反“右倾机会主义”……
在本数据库的第七部分“反右档案”里，收集了一份题名为《关于龚子荣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这一给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党委书记龚子荣和一批追随他的党内干部定性为“右派集团”的绝密报告是写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的，作者很可能是由李先念派往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组。有趣的是：此份报告 写于1966年9月28日，即距反右开始（1957年）近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而定龚子荣和他的追随们为“右派集团”的材料竟完全是1957年的反右档案。
由此可见，在中共高层，他们也并不以为反右在1957年已经结束。鉴于此，我们在反右运动时限上也就采用“1957-”的开放式的界定。
四
1957年 始的“反右运动”不仅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了作为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份子群体，消灭了他们的批评声音，更给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它使中共把它在1956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大跃进”、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开了先河。
其次，它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从此失去了批评政府的社会良心的作用。
再次，它在实质上消灭了当时尚存的中国民主党派。随着一大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被打成“右派”，它们实际上失去了参政议政的功能，沦为中共一党专政的“花瓶”。
最后，“反右运动”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大最权威的独裁者的地位。党外的反对势力被肃清后，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简言之，“反右”为毛泽东一步步发动文革，打击他的党内战友埋下伏笔。鉴于这一历史事件无容置疑的重要性，“反右运动”一直是海内外中国当代史教 学和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和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还有着它的当代意义和迫切性。从中国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在1957年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呐喊，到 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积极参与和推动的公民维权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民主自由思想的发展轨迹。
另外，中国政府虽然在1978年为几乎是全部的“右派”平了反，但是它仍然在理论上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这就给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研究和总结历史教训（设置）了障碍。而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们，不少已经逝世，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经年近七十。从这一点来说，为厘清真相而抢救他们的历史记忆都刻不容缓。
从总结历史教训，揭示历史真相，推动中国当代史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研究的目的出发，北美地区来自中国大陆的六位学者和仍在中国大陆的三位学者于 2007年组成《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编辑部，开始了这一筚路蓝缕的浩大的史料编纂工程。很快，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台湾、香港和大陆学者的大力支持。继竭力支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之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又一次成了合作单位。三年多来，编者们找遍了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抢救了无数第一手的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的编辑校勘，汇集成了这一光碟中的近万篇文献。汇编在这一光碟中的史料，限于第一手的文字资料。虽然也有一些反右运动后与反右密切相关的文献，但回忆录、访问记等等的二手材料均不在收录之 列。就数量而言，已经有近两千万字之巨，共分为如下七大部分：
1）和反右运动有关的官方文件；
2）毛泽东关于反右运动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3）中共党政领导有关反右运动的讲话和指示；
4）有关反右运动的重要报刊 社论文章；
5）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
6）反右运动前后的鸣放言论、报刊社论和重要文章；
7）反右档案：处理结论、检查交代和平反通知。
为了方便中外学者查阅，这一数据库还采用了中英文两种目录和主题词的检索方法。如此巨大的史料容量，如果采用传统的印刷出版，可能有数百本之多，连存放都很不方便。而现代计算机技术却使它们能浓缩在一盘体积极小的光碟之中，而且还能够运用“作者”、“标题”、“时间”和“关键词”等等途径检索。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个数据库光碟正借助于现代科技，在史料汇编方面完成了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并重的“1957年反右运动博物馆”。
出于同一历史研究和现实需要的目的，我们还将禅精竭虑、集腋成裘；希望能假以时日，在今后的十年至二十年内逐一完成一系列的有关中国当代史、尤其是政治史方面的数据库。它们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思想改造、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等等。届时，灾难深重的中国当代史的历史真相将会得以揭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也将会得以保存和健全。
宋永毅
二〇〇九年八月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来源: 共识网读者推荐
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派
──“文革”中年青一代觉醒的心路历程的本质
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
宋永毅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中国独特的民主运动。 “文革”的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它也使许多年轻人对共产党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幻灭感，激励了他们为中国的未来推动政治改革的热情。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无疑是想通过党内外不断进行的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更全面而严密地控制人民的头脑，为他本人树立起中国新帝王的权威。然而，在整个动乱时期，在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中间，始终存在着对毛泽东体制的怀疑与抵制。在这场大灾难中，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判决了一大批“反革命案件”，公开批判过30到50株“大毒草”（即赞成异端思想的作品）[1]，如遇罗克的“出身论”（1966）和“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1974），中共领导层对异端思想的出现极为惊恐。此外，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地下文学和读书运动一直不绝如缕。1966年爆发政治和社会动乱时，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激进的红卫兵把各种书籍当作“封资修垃圾”付之一炬。可是没过多久，还是这些人，即所谓的“红卫兵一代”，几乎是在“文革”刚爆发的一年后，又开始热切地寻找、阅读和流传这些所谓的“封资修垃圾”了。
从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中可以引出一系列极有意义的问题：“文革”开始时，中国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几乎全都狂热地拥护毛泽东，后来他们为何又变成了毛 泽东的敌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青年人的这一思想觉醒的过程中，在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得探索的事？本文通过追溯“文革”时期的地下读书运动，探讨一代“红卫兵”思想觉醒旅程的起源、形成、成熟和分化过程，追寻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重要足迹。
一、令人惊讶的发现：毛泽东的“文革”主张培育了自己的反对派
了解地下读书运动的起源，关键是要认识到“文革”本身包含的矛盾。深入研究“文革”时期的异端思想，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最先使中国人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产生异端思想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在“文革”初期的一些政治操作。
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时，固执地相信自己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在党内“失去了大部分权力”，他认为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邓小 平及其同伙占据着全国的大部份党政要职[2].1966年夏，“文革”刚一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便立刻派出许多工作组，试图控制住运动星火燎原的势头。毛 泽东看到，整个党政系统都处在自己对手的牢牢掌握之中，所以他认为自己唯一能利用的力量就是群众运动了。为了在全国发动群众运动，对抗刘邓及其控制的党组 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把自己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暂时掩盖起来。与此同时，他向民众展示了一幅有关未来政治改革的模糊不清的乌托邦蓝图，从而赢得了千百万 年青人的支持。首先，毛泽东向人们许诺，经过“文革”之后官僚制度将被消灭，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他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主要素来表达这样的承诺，例如 象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人民享有罢免和更换政府官员的权利，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毛泽东又正式向人民公开承诺，要实现“大民主”和 “全面选举”。[3]其次，毛泽东为了让人们追随自己，还打出了人权牌。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迫害了许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而毛泽 东却把刘邓的政策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开展一场全国范围的平反运动，为那些受迫害的人平反。为了证明“文化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 毛泽东还鼓励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的党组织。[4]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打出民主和人权牌，本来只不过是以此作为自己夺回权力的权宜之计。可是天真幼稚的学生看不透这一点，他们把这当成了 严肃探讨政治改革、消除中国在“文革”以前存在的社会弊病的大好机会。“文革”时期主要的异端思想之一──“新思潮”，便萌生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
乔兼武和李文博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学生，他们写下了“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 院的公开信”（1966年8月30日）和“公社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1966年10月17日）两张大字报，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他们 认为：“文革”前的中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奴隶制的温床与社会基础；应当号召人民通过“消灭党的组织结构”，“砸烂 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办公室”，来打碎旧的国家官僚机器[5]；要采用“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来选择干部。用李文博的话说，“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当 是“改造”，即“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一群热情的学生在1966冬至1967年出版了一份名为 《新思潮》的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这大概就是其创办者心目中的“新思潮”。[6]
在李文博和乔兼武的直接影响下[7]，北京市的两名中学生伊林和涤西也贴出了他们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6年11月15 日）。他们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还认为林彪“没有认识到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变得日益突出的问题，即改进无产阶级专政、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样的‘东方公社’”。[8]当局很快就镇压了这些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将矛头直 指林彪。可是，他们以巴黎公社为楷模，主张建立一种新型政治制度的观点，却被当时上百万“造反派”所接受。上海“一月风暴”后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就一度 把新成立的市行政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毛泽东打倒了政敌、完全夺回权力后，便立刻放弃了自己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这让他的许多狂热追随者困惑不解。在“一月风暴”过后不久对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否定了关于人民普选原则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的构想，而是要成立被称为“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构，它以所谓“三结 合”（军代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组成。[9]
然而，毛泽东的变脸却无法阻挡那些勤思好学的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以及他们探索中国前途的热情。从1967年到1968年的混乱时期，中国的“新思 潮”运动从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可观的发展。北京和全国各地出现了20到30个独立的研究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兵团”、北京大学的“共 产主义青年学社”、设在北京各中学的“《四三战报》编辑部”、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和“渤海战团”、上海的“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广东的“八五公 社”、湖南的“省无联”[10]和湖北武汉的“北决扬”[11].
这一时期的“新思潮”讨论中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一批青年理论探讨者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 11日）中宣布，在“文革”以前的中国，党的干部都变成了“特权阶层”，“阶级关系已发生很大变化”，“文革”就是一个把财产从特权阶层重新分配给广大人 民的特殊过程。[12]他们预言，今后的“文革”运动将继续这一重新分配权力和财产的过程。
新思潮的探索者还抨击“文革”前的国家机器，认为毛泽东批准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的“至今仍在运转的资产阶级统治机器”。他们认为，“无产阶级 革命群众应当起来推翻”这些“革命委员会”[13]，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机器。这些“新思潮”的青年探索者们对“文革”前的中国做了深入 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由90％中共高干组成的“红色资本家”新阶级。湖南省“省无联”的杨曦光（即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去世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 授）在“中国向何处去”（1968年1月6日）一文中主张彻底消灭这个“特权阶级”，砸烂包括“革命委员会”在内的旧国家机器，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将来 “实行人民自治”的人民公社。十分巧合的是，这些理论类似于著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异议人士米洛万·德热拉斯的名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 中的观点。杨曦光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把所有独立的“新思潮”研究团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新政党，将大量民兵 改造成一支新军队，通过内战夺取权力。[14]这种革命行动计划类似于毛泽东在50年前提出的如何建立红色中国的理论。
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新思潮”的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何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当成“极左派”和“极端反革命”严加迫害呢？
其中的原因其实并不难找到。首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当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在研究和讨论他们所理解 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发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和行动事实上偏离甚至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勇敢的思想者越是深入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就 越怀疑和反对“文革”及其理论。
其次，这些年青思想者过于天真，缺少政治经验，看不透革命领袖的政治权谋，也没有能力戳穿领袖们用政治宣传高调掩盖起来的真实动机。毛泽东在 “文革”开始时出于权宜之计作了某种关于民主和政治改革的承诺，但这仅仅是毛耍的又一次政治权谋而已，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操纵群众运动夺得政治权力。而青年 理论探索者却误以为，毛泽东是在其政敌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他的乌托邦蓝图，他们认为，“毛主席一再向资产阶级做出让步，证明这种势力十分强大[15]”。
这些青年理论探索者与许多热衷于“夺权”的“造反派”有所不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许多“造反派”之所以“想夺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实现什么 崇高的革命目标，而是他们受到成为新的当权派这一前景的吸引”。相反，“新思潮”的青年理论探索者们所关心的是，“不仅要打破官僚体制，而且要创建一个新 社会”，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具批判性的头脑，并不想顺从地变成中央的消极工具的人”。[16]
二、史无前例的悲喜剧：“自来红”成了“反革命”
按照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工农兵应是共产党中国的社会基础，但在现实里中共的高干及其子女却演变成一个凌驾于工农大众之上的特权阶层。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出史无前例的悲喜剧，它使一些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自来红”的青年学生变成了毛泽东体制的反对派。“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以下简称“联动）的出现以及它所代表的思想，便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联动”成员一般被称为“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是首都和各省中学里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毛泽东及其党内一小撮人的支持和默许下，这些“老红卫 兵”在“红色八月”期间殴打和杀害了大量无辜[17]，毁坏了大批中国的古代文明遗存。他们一度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掌上明珠”。可是，毛泽东 的不断清洗终于落到了刘少奇、邓小平和95％的高干头上，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联动”成员的父母。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和特权，这些“老红卫兵”很快就变 成了“保皇派”，令人啼笑皆非地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对象。
这些失势的中共高干的子女比较了解中国党政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底细，又因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抛弃而怀恨在心，所以他们在觉醒之后于 1966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反抗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的思想觉醒过程记录在“联动”文件“中共中央及驻京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女联合行动 委员会的公开宣言”（1967年1月1日）之中[18].
“联动”成员们所代表的“新思潮”与上述青年理论探索者不同，“联动”成员们对研究和阐述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兴趣不大，却很关注中共领导人的个人 错误及高层内讧，所以“联动”曾号召人民粉碎党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它的两个主席和一些中央委员”。换言之，最先向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发起 攻击的正是“联动”成员。从中共建政到“文革”爆发的17年里，民众对隐藏在中共宣传骗局背后的政治真相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和中共抱有幻想。因此“联动”成员对中共内部黑暗的权力斗争的揭露，在教育和唤醒民众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动”的最终目标是让中国回到“文革”以前的状态。有趣的是，虽然“联动”成员也赞成“民主”和“消灭一切 独裁制度”，但他们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却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显然，“联动”成员的政治主张是想用“文革”之前党的集体独裁来代替毛泽东在 “文革”中建立的个人独裁，这样的主张其实与民主毫无关系。
1967年1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它的大多数主要成员都被捕入狱。然而，政治迫害使这些年青的受害人提前成熟。一些 “联动”或“老红卫兵”成员获释后，成立了研究“文革”的独立团体，探索政治改革的新途径[20]，其中一些人还创办了地下刊物《新思潮》[21].
1967年冬，北京的一些前保守派“红卫兵”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初期提出的一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观点，批判了毛泽东及其同 伙。在这场被称为“十二月黑风”的“反革命逆流”运动中，他们至少张贴了20张“反革命大字报”。与“联动”成员一样，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有“自来红”的 家庭背景，父母都是中共要员，“文革”之初因执行刘邓的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整肃。毛泽东及其同伙曾经打出“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号 召民众起来清算这些干部追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这些“保守派红卫兵”在自己的大字报中撕下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民主”面具。在他们当 时风靡一时的一张大字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966年12月2日）中，这些“保守派红卫兵”根据《十六条》中宣布的“巴黎公社实行 的全面选举”的民主原则，强烈质疑“中央文革小组”的合法性[22].当然，这些“保守派红卫兵”也表现出掩盖自己错误的倾向，例如他们仍然强调“血统 论”。
在混乱不堪的1967年春夏之际，“文革”高潮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分裂为两大派──“激进派”和“温和派”，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武斗。混乱的 局面使民众强烈要求恢复秩序。这时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温和的“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其中的大多数人也属于“自来红”的学生。他们的理论家周泉缨在 “四一四思潮必胜”（1967年8月）等大字报中提出了“四一四思潮”这一提法。与极左派的“新思潮”相反，周泉缨否认“阶级关系有任何变化”，不认为 “文革前17年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因此他强烈反对实行任何社会政治制度变革和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他批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群众运动使全国陷 入混乱，他的主张是，革命应当“停下来，巩固成果，做出让步”。[23]周泉缨在1967年9月14日又写了题为“炮轰陶铸──一个窃取文革成果的袁世凯 式人物”的大字报。其实，此前半年多，陶铸即已失宠于毛泽东。周泉缨的这张大字报真正的矛头实际上是针对陈伯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周泉缨认 为，陈伯达是个“反革命两面派”[24]，正在把“文革”引入歧途；他还想揭露“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以及周恩来和林彪之间的权力斗争。但周泉缨和另一些 “四一四派”的“笔杆子”都未直接回答中国将来的正确方向在哪里这个问题。他们称赞“文革”前的中国以及对“新思潮”的批判都清楚地表明，他们只是想回到 自己失去的天堂──“文革”前的中国。
三、地下读书运动──异端思想的成熟与分化
在“文革”与这一代年青人的关系中，书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当1966年爆发了政治和社会大动乱时，成千上万激进的“红卫兵”把书籍统统当作“封资修垃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的街头付之一炬。迷信 毛泽东的千百万年青信徒认为，“红宝书”已经告诉了他们指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可是，一年之后这一代人中的先驱者却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阅读和传播这些所 谓的“封资修垃圾”。当时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已关门，除了官方批准的极少数图书外，大部份书籍遭到查禁。这些探求新知的青年人为了满足对图书的渴求，不得 不通过他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地下阅读网，交换和传播他们喜欢的图书。这种地下读书活动的一个参与者回忆道：“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文革期间是我一生中最丰富 多彩的阅读经历，尤其是西方和中国的古典文学。……读书小组通过相互交流结为一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下网，使他们能够看到和交换各种书籍。这并非武汉的各 别现象，全国都是如此。[25]”
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无数个地下读书会。越来越多“文革”时代的青年人产生了与赵振开──即后来中国著名的诗人 北岛──相同的认识。赵振开说：“只有驶过知识的海洋，才能抵达真理之岛。[26]”具有反讽意味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广泛阅读使他们用马列原 著对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提出质疑，用正宗的人道主义传统去评估革命，以西方哲学和法学去批判整个社会主义体系。正是这种广泛的地下读书运动让一代人告别了天 真，形成了自己的异端思想，使他们走向“文革”的反面──民主和基本人权。
许多有探索精神的青年人起初是希望通过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寻找革命真理，可是他们真诚的努力往往以挫折而告终。梁恒是“文革”期间湖南省的一个 有独立思想的学生，他在“文革”后出版的自传《革命之子》一书中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读得越多，我就越是把书中所讲的社会与自己的社会进行比较， 头脑也变得越发混乱。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况；有我这种问题的相当普遍，大家都能看到的报上的大话与我们可悲的现实之间的差距。[27]”
由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不能充分解答他们的满腔疑问，官方的正统宣传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惑，于是这些青年人开始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之外寻找答案，他们的阅读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了所谓的“反动书籍”。
一位中年作家在回忆读书经历对他在1967年年底觉醒的影响时说：“我读了当时在大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一本是锡兰共产党员古纳瓦达纳写的 《赫鲁晓夫主义》，另一本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这两本书里描述的斯大林的血腥大清洗，让我浑身发凉，四肢麻木。我在头脑中把 斯大林的清洗与文革和毛泽东联系在了一起。我突然觉悟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暴君，他们都是用卑鄙无耻的手段维持着自己的独裁统治。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清洗。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完全是在步斯大林的后尘。……我认为，自己的思想转变在这个时期大学生造反派中 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28]”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29].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 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 称之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 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 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 弗里德利希·A ·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 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891－1917年回忆录》和《解 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 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 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他们的觉悟过程几乎和“文革”时期中国 的青年思想者一模一样。除了作者的政治背景值得注意外，还应当提到，上述书目中有些书揭露了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黑暗，它与毛泽东1960年代发动 的“文革”十分相似。而书目中那些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则引起了这些异端学生的共鸣。20世纪现代派中的一个主要文学流派，即西方的现代派，突出表达了反 抗传统社会的青年一代的怀疑、失望与反叛。“文革”时期的中国青年人经历了同样的彷徨、失望和“造反”的经历，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情感对他们很有 吸引力。
至于为何纳粹德国的历史会吸引许多有头脑的中国青年人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者高瑞全在讲述他第一次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的感受时说：“它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对此书的阅读引导他比较德国的纳粹运动与中国的“文革”，结果发现两者都会“使国家走上毁灭之路，尽管它们最 初都得到了群众的盲目拥护[30]”。上海复旦大学“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胡守钧对该书的启蒙作用做了如下解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从政 治制度的角度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很快便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才从毛泽东的乌托邦美梦中惊醒。[31]”
有意思的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也促使这些青年探索者有意识地从“革命的敌人”的作品中寻找启迪。例如，一些“老红卫兵”在1968年看了许 多他们曾经按照毛泽东的教导批判过的著名反革命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却惊奇地发现，站在历史正确方面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他的敌人们。
现任《中国税务报》社长的张木生曾是北京地下读书活动中的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他组织了一个地下读书会，向他的同伴们介绍他对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历 史上的错误的分析。他为当时自己的读书会开列的阅读目录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拉扎尔·皮斯特腊克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赫鲁晓夫在苏共 ‘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张木生回忆道：“我也看一些所谓‘右派’的讲话和他们交给党组织的有关自己思想进步的汇 报。此外，我还得到了一份彭德怀在1959年的反党信。根据我本人在农村的经历，我不但认为彭德怀讲的事情绝对真实，而且他和那些右派的文章都十分深入而 客观。[32]”张木生在一次沙龙式讨论中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的演讲，把“文革”早期的异端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对“文革”期间和 “文革”之前的毛泽东体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批判。
由于参与地下读书活动的青年思想者常常公开宣扬自己对“文革”的异端观点，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受到了政治迫害。在“文革”期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些读书小组都很短命。
1968年年末，中国当局把大约1,600万城市学生送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场所谓的“上山下乡”运动对那些原“红卫兵”来说是 个明确的信号：他们对党已经没有用处了，因此不再是毛泽东的“革命小将”，而成了“再教育的对象”。社会政治地位的突然变化以及在贫困农村的艰苦生活使这 些青年人既沮丧又困惑，这激励他们通过探索性的阅读来重新评价“文革”。
北京的下放知青卢叔宁曾在日记中讲述了那时他对书籍的“精神饥渴”，他让自己的朋友给他带来更多的书，因为“我们的知识极其贫乏；我们的精神胃口极其饥饿；我们读书的愿望极其强烈。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寻找精神食粮──书籍。[33]”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王申酉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更生动地反映着他们对精神食粮的渴求。王申酉在“文革”早期因创办反对“文革”的“反动杂志”而被 打成“反动学生”。他与另一些“反革命学生”组成了一个地下读书会。为了找到更多有关政治、哲学、经济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一天夜里他们潜入已被封 闭的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偷”了二百多本书[34].
在当局及其信从者看来，“反动学生”的这种“罪行”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对这些“饥饿”的真理追求者来说，他 们就像是从天上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王申酉热衷于读书和独立思考，在给女友的长信中阐述了自己逐渐成熟的异端思想，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国的政治制度。 1977年4月27日，秉承毛泽东意志的中共当局在毛泽东死后，以“反毛泽东思想罪”将王申酉处死。
从中国和海外出版的下乡知青的大量怀旧文章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到，“文革”期间下乡知青把大批书籍带到农村阅读，回城时又常与朋友交流各自的独立见解，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尽管当局在1967年迫害过早期的地下读书会，但这样的镇压并不能阻止地下读书运动的延续和扩大。事实上，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一直存在着大量的地下读书会，不过它们都刻意保持低调，没有正式的名称，很少组织公开的讨论或交流活动，也不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
全国范围的地下读书活动主要有两种交流形式，通信和沙龙。
著名的通信式读书团体的一个重要案例是1970年代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它由上百名持异见的青年人组成。这个“小集团”包括 上海的一些原“红卫兵造反派”，他们曾两次参与“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行动，大多数人在1968年被下放到农村去。尽管这些学生在挑战张 春桥时受到挫折并遭到政治迫害，但他们并不气馁。他们编辑了一份地下刊物《远方战友通信集》，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读书笔记。这些文章表明，他们已经超越了个 人的痛苦经历，开始严肃地探讨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这个团体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方农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观点：这种国家的“政府一边镇压人 民，一边保护官僚”。这个团体的另一名成员童允安主张，“用新的机构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逮捕任何公民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人民选举法官，全民选举干 部”。[35]这些想法往往来自他们读过的马列主义原著和西方哲学，甚至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纲领》这类“修正主义文献”。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是又一个案例。1969年到1971年由北京的下乡知青徐晓与一些青年工人和战士在山西和上海等地组成了一个通信 小组。“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当局拆检他们的通信，指控这个松散的通信团体成员“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 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36]”，最后以荒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罪名将其成员悉数投入监狱，有两人甚至被判了死刑。
讨论理论或文学话题的私人地下沙龙是地下读书活动网络成员的另一种交流方式。例如，赵一凡是1970年代北京的这种网络的活跃成员之一，他就领 导着一个这样的地下沙龙，给朋友们提供一些“禁书”、“灰皮书”和“黄皮书”，并组织私下的讨论活动。中国当代一些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如史铁生、北岛、芒 克和郭路生等，都参加过这类沙龙的活动。据他们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37]”。
所谓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组织者徐晓也是这类网络的活跃成员。她后来回忆道，她得到的第一批禁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司汤达的 《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徐晓写道：“赵一凡和他的沙龙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这个沙龙开 展的西方哲学和文学阅读活动也影响了芒克和北岛。来自白洋淀的诗人多多和根子，就是通过地下文学交流活动，在西方现代派的启发下开始写新诗，后于1980 年代形成了当代诗歌流派“白洋淀诗群”。出人预料的是，地下读书运动也为1980年代中国的开放准备了人才。
活跃的地下沙龙也散布在偏远的农村。例如，河南省兰考县──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就有一个地下读书会。1968年该地某工厂的10位大 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读书会。90年代以来在中国很有影响的学者朱学勤回忆当时这个团体的读书经历时说：“[他们]过着一种既贫困又奢侈的思辨 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 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光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 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38]”朱学勤后来把这些读书者称为“六八年人”。
这类的地下读书会超越了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文革”派别。例如，北京女学生“徐浩渊”沙龙的主要成员是过去的“老红卫兵”，而“二流社”沙龙是由 一些“文革”初期反对过“老红卫兵”的前“四三派”红卫兵组成的。这两个读书会的成员从前有过严重的过节，但此刻却凑在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1969年 冬，前“老红卫兵”张木生和一位高干之子加入了一个由前“四三派”成员和知识分子子女组成的沙龙。家庭背景各异的青年人聚在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政治问题的解 决之道和中国的出路，为后来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社会学者杨东平后来作过这样的评论：“整整一代人在严酷的环境驱策下，重新聚在一起，彼 此接受。这是一次摆脱了派别之争的集体反叛。这一代人通过重新塑造集体人格和共同文化，最终完成了向人的过渡。[39]”
四、新高度：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
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异端青年思考者的作品是遇罗克的署名为“北京家庭背景研究小组”的文章“出身论”（1967年1月18日）。可以说，“出身论”是“文革”期间中国出现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文革伊始，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其父是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遇罗克虽然学习优异，却未能进 入大学。在1966年的“红色八月”期间，一些“老红卫兵”以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为由，殴打甚至残杀无辜的人。“红卫兵”们用当时流行的“血统论”为 自己的暴行辩护，却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这种荒谬的“血统论”。遇罗克挺身而出，凭借他在过去几年里积累的西方哲学知识，于1966年底写了这篇“出身论”， 试图从理论上澄清对“家庭出身”的政治偏见[40].他先把文章油印了一百份，贴在了北京市区的一些电线杆上。随后他又把修改过的该文交给支持他观点的群 众组织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于1967年1月18日刊登在这家报纸上。“出身论”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一期的《中学文革报》印了约6万份，一周内 便在北京销售一空，全国各地则翻印了一百万份以上。该报编辑部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表示支持的信函。[41]
遇罗克不象“红卫兵”那样关注中共的党内斗争，也未钟情于毛泽东那些关于民主的政治“承诺”，更没有参与“战斗队”之类的流行活动，他是个独立 的思考者，选择了为民众和受政治迫害者代言的角色。他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人权，他强调，“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遇罗克所关心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公 正”与“平等”，尤其是因家庭出身受到政府排挤的千百万青年人的政治和教育权利。他揭露了中国社会中为当局鼓励的政治歧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是所 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问道：“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有什么区别呢？[42]”在否定“血统论”的同时，遇罗克还指出，在中国社会里“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其成员利用血缘关系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这 是“新思潮”当中非常尖锐的一个观点。遇罗克还谴责当局授权“红卫兵”剥夺他人的人权，进行政治迫害的行径，如“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 ‘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该文的末尾他向民众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43]”遇罗克在 1968年1月5日被捕，于1970年3月5日被中共杀害，年仅27岁。
1970年春当局发动了名为“一打三反”的政治运动，以打击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其中也包括地下读书活动，上千个地下读书会被打成“反革命小 集团”，许多参与者被捕入狱或受到政治迫害。除了上文提到的“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等例之外，还有南京的“金查华马列主义小组” 和宁夏自治区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小集团”等许多案例。当局以“攻击毛泽东和文革”的罪名将金查华处死，他的朋友陈卓然、苏小彬、倪寒予和王茂雅对 这种残忍的杀害极端不满，他们在南京市的大街上张贴了数十张标语，标语的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金查华烈士永垂不朽！”。不久当局又把他们以 “陈卓然反革命集团”之罪关进监狱，后来也将陈卓然杀害了[44].
与“红卫兵”早期的异端团体和派别相比，地下读书运动提高了青年一代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认知水平，帮助他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和判断政治社会弊病。
例如，1969年底，张木生在地下沙龙的那次以“对中国农业制度的思考”为题的演讲中，比较系统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业政策及其建立的“人民公 社”制度。他指出：“人民公社社员的热情和干劲都被糟蹋了。工分差别太小，这对老弱妇幼有利，因此难以进行调整。全县的生产队都在开会，工分制没通过之前 他们是不会结束会议的。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损失”：“集体生产总会导致产量下降，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中看不到好处。农民也没钱买机械。这种集体所有制哪能撑得 下去？”当时他的眼光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10年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演讲中，张木生不仅分析了农村制度和政策，还讨论了政治制度问 题。他大胆支持毛泽东的“敌人”，如1957年的“右派”、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甚至还支持赫鲁晓夫 的改革。那时他的一些判断显示出深刻的洞见。他说：“右派们在1957年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制度，这正是他们超前于别人的地方”：“这一切都说明制度问题一 直没有得到解决。”作为一名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中的活跃分子，张木生当时能从本质上摒弃和否定中共的制度，实为认知上的重大“飞跃”。[45]
上文提到的王申酉也从历史和思想的角度批判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主要政策。1976年，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及我对毛主席的看法”一文中批评了 毛泽东及中共发动的主要政治经济运动，如1954年的“集体化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和“大炼钢铁”、1959 年的所谓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和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6].这些错误中共直到1981年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正式承认，但这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对这些错误的肤浅认识尚不及王申酉5年前看法的深度。
王申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梦犯下了几大错误。首先，“这种公社……只能使农民愚昧落后的状态永久化，没有一丝一毫 的社会主义”。其次，针对毛泽东“消灭劳动分工”的蓝图，王写道：“只有通过大工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才有可能没有例外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劳动。 这将大大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会理论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恩格斯）”。再次，“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消灭劳动分工”的时间尚 不成熟。[47]王申酉对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分析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的挑战，因此就更透彻，更有说服力。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异议人士探讨中国政治痼疾和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的热情。1974年“李一哲”以“批林”的名义 写出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李一哲”是广东的一个地下学习小组3位成员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笔名。他们于 1974年11月10日贴出了这份大字报，它随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地油印和传抄。
“李一哲”的文章包含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与遇罗克和杨曦光一样，“李一哲”认为“中国也出现了与苏联相类似的特权阶层”，党的干部是一个享有特 权的“新资产阶级”，“一个对起来反抗其特权的群众进行镇压的新贵集团”[48]：“李一哲”也猛烈抨击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 美无缺”[49]；这几位作者承继了遇罗克的人权观，认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社会主义法制，需要能够保护广大群众的革命权利和做人的权利[50]”；他 们还强调要“保障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 探讨如何让干部对人民负责，当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到让人民满意时应当怎么办。“李一哲”最先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法制，还向第四届全国人大呼吁， 要求在新宪法中重新确立法治原则，让司法系统摆脱政治，以便保护普通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它也在中国首次提出，未来的政治改革应当沿着“民主与法治” 的轨道进行。这种观点到了1980年代为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接纳[51].
地下读书运动深化了青年思考者的认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起未来的民主和人道社会的具体蓝图。例如，贵州省的陈尔晋在题为“无产阶级民主 制”的长文中讲述了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看法。他观点的的核心是两党制，“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尊重真理，铲除长期以来在一党制掩盖下权力斗争中的那些卑鄙无 耻的阴谋诡计[52]”。此外，陈尔晋还提出了一种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共产主义制度。陈尔晋强调：“每个公民既有义务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 评，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造谣诽谤将受到全社会的鄙视。批评主席不是犯罪，对不同意主席的人更不能进行残酷迫害。”他不仅谴责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推行的政 治迫害，还强烈表达了对自由人权的渴望。陈尔晋的主张实际上是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为蓝本的，但他给它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压抑的 时代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观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尽管如此，他真诚地追求民主和人权的努力还是有意义的。
回顾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期间的思想觉醒以及从激进到理性、从幼稚到成熟的整个过程，1970年代的地下读书运动确实代表着异端思想的一个新 高度。考虑到“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压抑的政治和社会气氛，这一代人当中青年思考者的文章和思想方式自然会有局限性。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洗脑教 育中成长的，当他们试图批判毛泽东思想时，往往会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其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当中寻找依据；他们大部份人都没有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 对西方民主制度所知有限，因此不少人只是主张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却无从想象如何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但是，他们能在完全隔绝于外部世界的年代里凭借自己 的独立思考而提出以上种种观点，实属难能可贵。他们勇敢地追求真理，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向毛泽东和中共的体制发起挑战，毫无疑问他们理应在中国的政治和思想 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开放的胸襟、高尚的精神、追求真理的热情，以及他们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变成毛泽东的反对派这一史无前例的思想旅程，都值得后人 铭记。
作者说明
本文原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读的英文论文（2004年1月6-7日），由伊洪译成中文，作者做了最后的审阅和不少修改。
注 释
[1]见宋永毅、孙大进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
[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4年10月24日），见Red Guard PublicationsSupplement II （Oakton VA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92），vol.1，pp.408-409.
[3]见1966年8月9日的《人民日报》。
[4]见1966年8月9日、11日、13日、14日、17日和19日的《人民日报》。
[5]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Summer 2001），pp.41-43.
[6]见《井冈山》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27日、4月10日。
[7]笔者1998年对李文波访谈时，李文波表示，伊林和涤西的“公开信”中的思想直接来自他本人和乔兼武。李文波曾帮助伊林和涤西修改过他们的第一稿。
[8]Michael Schoenhals ed.，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69：Not ADinner Party（Armonk，NY ：M.E.Sharpe ，1996），pp.160-161.[9]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和姚文远的谈话，《学习文选》（北京：1969），137-138页。
[10]“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
[11]“北决杨”是武汉“北斗星学会”、“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办”和“扬子江评论”三个组织简称的合并。
[12]出处同注[5]，第47至48页。
[13]出处同上，第96至98页。
[14]当时杨的一系列文章包括“长沙地区知识青年运动研究”（1967年11月16日）、“建议成立毛泽东思想小组”（1967年10月）、“坚持和加强新思潮的战略应当改变”（1968年2月1日）等。
[15]出处同注[5]，第78页。
[16]Wang Shaoguang ，"New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Journalof Contemporary China （July 1999），pp.197-200.[17]据官方统计，1966年8月他们在北京至少杀害了1，781名无辜之人，被赶走的人在10万以上。见王年一的 《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13页。
[18]这个文件可能是外省的“联动”成员所写，但它表达了他们与北京“联动”成员的共同想法和对“文革”的明确抵制。
[19]出处同注[5]，第82至83页。
[20]见陶铁柱的“‘联动’和共产主义小组”，载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第43至72页。
[21]见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第10至17页。
[22]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Fall 2001），p.27.
[23]出处同注[1]，第365至371页。
[24]出处同注[5]，第89至90页。
[25]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二十一世纪》（1995年10月），101页。
[26]"Casting Doubt o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Faith"，Contemporary ChineseThought （Fall 2001），p.62.
[27]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Son of the Revolution（New York：VintageBooks ，1983），p.231.
[28]徐明旭，“再谈文革与造反派”，《北京之春》，1996年第9期，第31页。
[29]这一数字取自中国版本图书馆所编《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9》。北京：中华书局，1988.[30]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84页。
[31]据笔者199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与胡守钧的交谈。
[32]出处同注[21]，第10至17页。
[33]卢叔宁，《劫灰残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第44至45页。
[34]袁浩等编，《八载秦城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第533至535页。
[35]见《革命大批判文选（5）》（上海：复旦大学政宣组，1970），第9至12页、第32至37页。
[36]见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第296至299页。
[37]出处同上，第83至90页、105至109页。
[38]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第10期，第55至58页。
[39]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415页。
[40]遇罗克多年自学西方古典哲学，对从柏拉图到卢梭的西方哲学家十分熟悉。卢梭讨论人类起源和不平等基础的著作对他的文章有直接影响。见王 晨、张天来的“划破夜幕的陨星”，载1980年12月22日的《光明日报》；另见遇罗文的《我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51至99 页。
[41]出处同上。
[42]出处同注[5]，第17、32页。
[43]出处同注[5]，第25页、第34至35页。
[44]出处同注[36]，第125至126页。
[45]出处同注[22]，第52至59页。
[46]出处同注[22]，第86至105页。
[47]出处同上。
[48]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Unger Jonathan ，ed.，On Socialist Democracy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M.E.Sharp，1985），pp.77-78.
[49]Ibid.，pp.34-35.
[50]Ibid.，p.71.
[51]“李一哲”大字报的最著名的句子在1980年代成了《人民日报》社论中的口号甚至是标题。
[52]出处同注[22]，第70至85页。
宋永毅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衫矶分校
《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文革周恩来
一个被掩盖了的形象
宋永毅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 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 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 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去年中国大陆 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 《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 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 的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对读者的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 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空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 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 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3）。这一故事还 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 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 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 是：
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 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6）。从上面的回 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 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 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 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1965年底的批《海瑞罢 官》，进而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 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三本史著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首 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近年来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 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 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196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 的问题……"又如，"（1966）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 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 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 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7）。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 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或删去周最关键的坚决反彭真的政治错失。例如，1966年4月2 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4月2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8）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 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人民的好总理"念念不忘民 生的亲情。
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9）。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 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 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10）。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 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 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 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 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11）关 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 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12）。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 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 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1966年5月4日至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15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著作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 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著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 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 题。"（13）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 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 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 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 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 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 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 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 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 当仁不让"。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 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 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14）。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 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滥觞。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 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 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15）。令人 遗憾的是，所有周的错失在这三本史著中丝毫没有提及。纵观这些中共的党史专家们在上述史著中为周所作的用心良苦的掩盖，使他们竟离这些中共前领导人的"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都相去甚远。
◇ 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
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66 年）7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 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16）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 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 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 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17）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 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18）直至1969年 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 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 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 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19）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 可言？
既然基本的史实是：周是林当副统帅的最热心的推荐人和吹捧者。那么，中共党史专家们杜撰的任何"斗争"关系便失去了历史本身的逻辑。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 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 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颍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20）--不难窥见，从文革开 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副统帅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 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 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 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 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象 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 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 动派、帝国主义者写的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 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 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 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 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 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21）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同样一个讲话在《年谱》中竟然变成了如下的记 载："（1968年）3月27日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宣读中共中央，国务 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 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要搞好 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22）不错，周在他讲话结束时捎带用百来字照读〈元旦社论〉，提了一提"抓革命，促生产"，但这和他对江青的吹捧的篇幅， 以及他整个演说的鲜明的政治主题相比，真可谓是"树木"和"森林"之差。而编撰者却有意一叶障目，误导读者，已到了太令人失望的程度。
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 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时时以"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 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23）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 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24）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 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 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 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 而一味拔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 在群众运动中
在《传》、《年谱》等书中，中共的党史专家们也开始引用周当年在群众运动中的讲话记录，可见这些原始记录无论是哪个群众组织作的，都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 这是当时人们极度尊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讲话。可是，上述著作对这些材料的引用大都砍头去尾，颠倒主次。例如，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 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宗明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 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 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5），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 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26）。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 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象。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 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笔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 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 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27）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 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 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 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28）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 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 京的大惨剧。（29）
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 式的举动。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 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 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30）。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 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31），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 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32）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33）。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34）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35）。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贵为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36）。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周恩来形象，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周恩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页227，231。
（4）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页6。
（5）《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
（6）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66－67。
（7）王年一主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第1卷，页4－13。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下卷，页25。
（9）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
（10）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11）〈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的部分军事院校同志们时的讲话（1967．1．21）〉，载（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3卷，页191。
（12）张宁 ：《尘劫》（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7），页328－329。
（13）同注8，页32。
（14）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页10－13。
（15）黎自京：〈周恩来文革时助纣为虐〉，《争鸣》1999年第3期，页24－25。
（16）同注8，页42。
（17）《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第1版。
（18）同注14， 页12。
（19）〈周总理在九大的讲话（1969．4．14）〉，手抄自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20）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516－517。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22）同注14， 页227。
（23）〈江青，陈伯达等同志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1966．11．19）〉，同注11，第2卷，页137。
（24）〈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北京：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25）〈周恩来同志在清华大学师生员工会议上的报告（1966。8。22）〉，同注11，第1卷，页77。
（26）同注8，下卷，页46，51。
（27）〈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北京部队几个革命组织时的讲话〉，同注11，第3卷，页273。
（28）老鬼：《血与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304。
（29）陈东林等：《中国文化大革命事典》（福冈市：日本中国书店，1997），页1066－1068。
（30）孙万国：〈古有窦娥，今有林彪〉（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7期，页108。
（31）癞克思：〈也谈周恩来〉（普林斯顿：《民主中国》网上月刊），1997年第60期。
（32）同注12，页328－329。
（33）〈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周恩来同志讲话（1967．1．25）〉，同注11，第3卷，页233。
（34）同注6，页32－33。
（35）〈周恩来同志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讲话（1967．1．3）〉，同注11，第3卷，页13；〈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重要指示〉，载《革命侨报》（北京：中侨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办），1967年3月14日，第2版。
（3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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