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揭秘》
（上）

1915-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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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

　　【5月9日】

　　袁世凯承认日本要求二十一条。

　　附节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日本西进政策，因列强监视，未敢遽逞。欧战起，日军即驱德军离青岛而占领之，适世凯图变国体，遂提出要求二十一条，中分五号。第一号，规定中国政府允许日本享受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第二号，声明日本在南满及东三省有无限权利。第三号，许日本以管辖汉冶萍矿厂之权。第四号，中国不得以沿海各地租借他国。第五号，规定聘用日人为财政军事顾问，并许合办警察、军厂及布教、筑路等权利。日本通告列强，仅次重要之十一条。事为本党所闻，宣告全国，群起反对。乃袁氏急谋称帝，二十五日正式签订中日协约。

　　日寇要获占中国全国为他的藩属和奴役。

　　……所以我常说日寇所揭示的二十一条精神，实际上乃是集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大成……

　　举凡中国政治、法律、军事、警察、赋税、交通、矿产、盐务、宗教、教育，一切立国所需文化、国防、经济的要素，在精神与事实上，早已在各国累次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出卖、断送、分割无遗了。二十一条乃是把列强所分享的特权，集中而加强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而由他来独占、来垄断罢了。

　　……二十一条，最为凶狠!最为毒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又进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变为‘独占政策’了。

　　【8月14日】

　　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在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5月签约)之后而迅速具体化。当时，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方兴未艾，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问题。至于日本，则因“二十一条”要求得以一举解决悬案，当然会对袁世凯给以善意的报酬。可以说，这是袁世凯实现帝制的最好时机。

　　可是袁世凯本人，却在表面上故意做出毫不关心什么帝制不帝制的态度。他在6月间接见美国新闻记者时还在表示：“吾之国体，既同于美国，以后唯有奋力前进，以期发展真正共和之精神。”此外，又曾对心腹大将冯国璋说：“余在英国购有少许田园，设他日有逼余者，则余唯有迳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好像对于权位荣利丝毫没有留恋的样子。

　　实则，袁世凯的做法，是不由自己主动改制称帝，而要在造成舆论推动民意拥戴的情况之后，再行践祚。

　　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初所利用的一着棋子，是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袁世凯指使心腹干将财政总长周自齐，收买了古德诺，由古氏撰写中国适宜于君主政体的论文，于8月3日在《亚细亚日报》发表。

　　命题为《共和与君主论》的这篇文章，是为了替袁世凯制造改制称帝的理论根据。古德诺列举无论法国革命或美国建国，其共和体制之臻于安定，都需要经过将近百年的岁月。进而申论：“一个国家，从其历史、风俗、社会、经济等方面衡量，可以得出适合于他的国体。以中国现况而论，教育既欠普及，而且在列强外侮之下，共和政体很难维护国家独立；在中国，以君主立宪政体为宜，殆无疑问。”

　　继之在8月23日，推进帝制运动的“筹安会”宣告组成。这是由袁世凯的亲信和学者等被世间称为六君子的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秉承袁氏意旨所组织的。筹安会装成一个学术团体，发表启事，略谓：“本会宗旨，在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孰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尽管如此标榜，但实则为君主立宪制造舆论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担任该会理事长的杨度，并且发表《君宪救国论》等文章3篇，不断呼吁实施帝制。

　　【9月30日】

　　总理派胡汉民、杨庶堪等赴菲律宾，邓铿、许崇智等分赴南洋各埠，筹讨袁军饷。

　　当时，中国的舆论，一致抨击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可是，差不多都没有看清楚隐蔽在背后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勾结。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本来就有接受日本要求的打算；然而在交涉过程中却向日本提出抗议，表现出像是煞有介事的抗拒姿态。因此，一般不明了内情的人固不待言，甚至连革命党人也都有误认袁世凯是“爱国者”的。

　　就像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人，都一时停止了反袁行动，通电全国“在袁世凯和日本交涉期间，暂不从事反袁斗争。”

　　又有组成革命团体“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等人，也附和黄兴等主张，通电发表使袁世凯闻之冁然的意见：“吾人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

　　可是，唯有孙中山则看透了袁世凯的卖国意图。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孙中山乃命令党务部长居正于1915年3月10日发出通告，揭发“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帝制阴谋的勾结关系，号召党员讨袁：

　　“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夫己氏隐许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讵知所提出之条件，即使中国为朝鲜第二。夫己氏亲信之外交部与陆军部颇不谓然，因有磋商讨论之说，交涉一事，始宣传中外。不然，夫己氏早秘密送却，国人咸被奴于不识不知之中也。……吾党冀除卖国之蠹，庶几巨奸授首……外侮将无自侵入矣!”

　　当交涉接近结束阶段，孙中山复于4月9日以《中日交涉之黑幕》为题，通告中华革命党各支部，指出袁世凯终将承认“二十一条”，其内容如下：

　　“袁世凯原与大隈重信友善，故大隈组织内阁(1914年4月)，袁氏大喜，遂以二事要求日置益公使还国(1914年11月)与大隈商议，求其赞助。二事者何?(一)渠欲称帝。(二)代平‘内乱’是也。及日置益还国，大隈赞成。然日本元老虽亦希望中国仍为帝国，实存以朝鲜视我之心，而又深恶袁世凯，于是强大隈先提出此次条件(二十一条)。故日置益公使于开始交涉之初，面见袁世凯，即申言日本国人皆谓足下系排日者，足下今日欲与日本亲近，而求其助，不能不有所表示。足下能将此次二十一条件完全承认，则日本国人皆信足下，而即助足下矣!云云。

　　“袁世凯本欲承认，而其左右如段祺瑞、汤化龙及外交总长陆徵祥诸人皆大反对。渠不得已，乃有此次抗议。

　　“然综观前后局势，袁终必承认也。”

　　于是，孙中山派胡汉民、许崇智等分头筹饷，开始策划讨袁运动。

　　【12月25日】

　　蔡锷等组织中华民国护国军，起义于云南。

　　袁世凯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对于讨袁气势，不啻是在火上加油。成为讨袁最大推进力的，是护国军。护国军是在袁世凯被推戴的几天之后--1915年12月25日，由云南将军(即原来的都督)唐继尧和蔡锷、李烈钧等人举兵起义，在云南宣布独立时所编组的部队名称。自此开端，而向贵州、四川、广西等西南地区各省扩大，终于迫使袁世凯放弃帝制，沮丧之余，于次年抑郁而终。

　　护国军的中心人物之一，是蔡锷。蔡锷在辛亥革命之际，率领新军，光复云南全省，出任云南都督，在云、贵两省培植有很大的势力。距离北京辽远的西南各省，在袁世凯说来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他对蔡锷的势力感到畏忌，故而将之召回北京，形同软禁。

　　尽管如此，但蔡锷仍然和云南方面秘密联络，策进讨袁计划。由于后任云南将军的唐继尧曾经是他的部下，乃以密码电报指示做发难准备。

　　蔡锷于11月11日夜晚，避开袁世凯的监视耳目，由北京被软禁的地方逃出，一度称病住在天津日本共立医院，在院中换穿和服，化名乘日本轮船“山东丸”东渡日本。然后绕道台湾、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达云南省会昆明。

　　在昆明，已有“二次革命”主角李烈钧赶先一步到达。李烈钧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亡命日本，转赴新加坡居留；因孙中山的敦促，前来云南。

　　由于蔡、李二人抵步，起义的体制为之齐备，即由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2月23日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要求将策划帝制的亲信杨度等13人即日明正典刑。在24小时内如无圆满答复，则诉诸武力以谋最后解决--不啻是一个“最后通牒”。

　　可是，袁世凯却只叫政事堂答复：“此电想系他人捏造”，袁本人则佯作不知。

　　12月25日，云南终于宣告独立，废去将军，恢复都督名义，由唐继尧就任都督，其手下军队定名为“护国军”。

　　护国军命名由来，是因举行会议宣告独立的会场在护国寺，而且顾名思义，是为了保护国家。

　　1916年 1

　　【5月18日】

　　未时，陈其美被袁探刺死于日侨山田家中。余哭之哀，收其尸以归，并为经纪丧葬，自撰文祭之。

　　在此日记前的1914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的指示，前往东三省。

　　东三省邻近袁世凯所控制的北京，居于地理的重要位置。不过，以往的革命运动，是以华南各省为中心，东三省则为革命的后进地区。这是由于以侵略大陆为目标的日本，控制着东三省，阻止革命活动。日本自1905年以来，掌握住作为其控制东北的动脉--南满铁路，已经有将近10年的岁月。为了推动革命成功，在像这样的东三省地区，是有培植革命势力之必要的。

　　推进这个任务的前驱，是陈其美。他已经在这一年的1月底到过大连，和当地同志接触，开始建立组织。并且考虑到如果可能的话，便立即展开军事行动。可是，接受了袁世凯意向的日本关东军都督府，则对于陈其美等人的行动百般干涉，逼迫离境；加以陈其美生病，曾入大连满铁医院诊治，需要长期疗养，故而此行不到两个月，即不得不折回日本。

　　根据日本方面记录，关东都督府当陈其美到达大连之后，曾不断严密监视，并妨碍其行动。下面引录1914年2月4日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向外相牧野伸显提出的报告，可为例证：

　　“陈其美等来此，业经严密调查行动；并饬大连民政所长向陈本人严厉传达不得以大连为策源地、进行有关革命等计划之意旨。”

　　此外，足以说明袁世凯对于陈其美高度警戒的记录，也颇为不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于2月13日向外务省报告曾与张作霖晤谈，张秘密表示：“说老实话，大总统(袁世凯)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要将陈其美逮捕，请教可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3月2日，袁世凯正式照会日本政府，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但日本政府以中日两国尚未签订有关引渡罪犯等条约而予以拒绝。袁世凯方面乃又提出“租借地应与日本领土性质不同”，日本方面则以“不希望因此而讨论到租借地的地位问题。”仍然未曾答应。

　　直至袁世凯为达称帝野心而与日本政府勾结，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1915年5月签约)，最终合谋暗杀了陈其美。

　　附蒋介石祭陈其美文

　　维民国五年五月二十日，盟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先生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何如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坚约，岂忍惜于一死。呜呼!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谶语，以守我之信，坚我之约而已。呜呼!追念前情，悲多而乐少，思深而恨长。辛亥以前，谋浙谋粤，一事未成，患难日迫，激感日深，几不知复有尔我之分也。辛亥以后，祸乱相寻，变故百出，非知爱之挚，鲜不为奸人所中伤。癸丑一役，败挫之余，从公往来，不离朝夕者，曾几何人。长逝以后，继公事业，不渝初终〔衷〕者，更有何人。向之趋炎附势，排我斥我毁我诬我者，果何如乎?今之幸灾乐祸，妒公忌公讥公刺公者，又何如乎?诚耶，伪耶!是耶，非耶!不恨生前之中谗，唯愿死后之可告慰耳。噫!赤忱未剖，奸邪觚隙，忠言失察，竟成今日之祸，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爱我扶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已矣哉，感此苍凉，吾复何言。世路崎岖，人心险巇，瞻前顾后，徒增寒心。白发在堂，黄口离抱，奉老扶少，更切苦思。公其有灵，来格来歆。

　　【7月31日晴】

　　接北京曲同丰及总统府秘书来电各一件。午后，总司令(居正)出发晋京，许先生(许崇智)到司令部，代理总司令办公。(括弧内文字，为评点者注，以下同)

　　接日本守备队电话，因有本军在南流站铁道附近，与敌军对阵，该处果有本军(中华革命东北军)队伍否，要求查复。即查孟九浩军队驻扎该处附近，承认该队为本军所统是实。

　　复接济南钟蓬山致总司令来函，以本军有在南流附近各村庄抢劫焚掠等事，似与守备队(日军)今日通报情况相近。即饬第一师长(朱霁青)查办。

　　六时许，接守备队电话，晚间有该守备队斥候于城墙附近练习，请总司令通知各团、队，不致彼此误会。

　　晚间，介石出城巡查，自南关(淮县城南门)过白琅河，至东围子操场附近一带视察后，即由东围子过的琅河回城，十一时回总司令部。

　　今日所发命令如左：

　　一、总司令部各处，每日须派一员值日。

　　二、总司令部每日办公时间。

　　三、催送各师、旅花名册。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左：

　　一、见各处卫兵口号不明；以后对答者，须唱当晚口号。

　　二、见各处外表名称，仍有未照改编名称张贴者，须限期一律改换。

　　三、枪匠须赶紧雇用，废枪迅即处理。

　　四、测绘人员须整顿。

　　五、卫兵勤备细则须修订。

　　今日，伊东知也过潍，来司令部参观。

　　1916年7月3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部(山东省潍县)参谋长。以上是他上任第一天的日记。

　　高举讨袁旗帜在山东省发展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由于袁世凯于6月6日死亡，乃与山东督理军务长官张怀芝缔结停战协定，以济南为界将山东省东西划分，而在东部驻屯布防。因对德宣战、进军山东，继续占领下去的日军，对革命军颇予协助，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司令部也有联络。革命军总司令居正，这时因袁世凯死后的新形势，前往北京；由许崇智代理总司令，蒋介石和他同时前来，就任参谋长之职务。

　　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动乱时期；在中国国内，则是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混战的始乱年代。在如此形势下，要真正达成革命目的，革命阵营就非得培植强大的力量不可；故坚强而有纪律的革命军之养成，乃为当前最迫切的课题。

　　可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是在急遽中招募凑合起来的队伍，纪律欠佳，一部分人甚至有掳掠行为，甚至连部队名册都欠齐全。

　　对于这样的军队，要把他们改造成有纪律的近代化之劲旅，是新任参谋长的急切任务。可是不久之后，蒋介石就奉命调往北京，于是，山东的参谋长职务只在任13天便为之结束。然而，尽管时间暂短，但由于得到这个难得的亲身体验整训军队的机会，作为在后来建立国民革命军的一步准备行动，倒是相当宝贵的体验。

　　【8月1日晴】

　　午前，介石奉许(崇智)先生命，往第一师及第一、二各旅司令部视察及往会各司令官。

　　午后，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氏过潍，派巴(泽宪)参谋赴站迎迓。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下：

　　一、担枪有枪身向上及向右者，以后当下令皆改为向右，以归统一。

　　二、骑兵乘马时，须用皮鞋，宜饬因粮局发给。

　　三、征兵身材之长短、及年龄、体格多有不及者，宜令各团、队长认真选择裁减。

　　四、总司令部的护兵及小使，须认真裁减。

　　这篇日记，记录下了不是今天所能想像的艰苦心情。以那些连枪怎么扛法都一无所知的士兵为对象，一切的一切都必须重新整饬教导，从头做起。

　　蒋氏任职伊始，便往师团视察，并急于提出整顿队伍，完备设施之建议，这与他在日本的一年军训有关。1909年11月25日毕业于振武学校后，同年12月5日，蒋介石以士官候补生被分配到驻扎在高田镇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入伍时身高1.694米，体重59.2公斤。在这里他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蒋回忆说：　“我在24岁，就派到日本野炮联队，入伍了一年。这一年的中间，所过的完全是士兵生活。”

　　士官的饮食极为简单，每餐常常是大米饭一小碗，白萝卜两三片，偶有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才能吃到一点青菜、豆腐。日本军队当时不但吃得很不好，穿衣也很紧张。他们要求士兵，一套服装要穿三四年。外出一归队，联队长就催促换下军服收藏好，以免弄脏衣服。

　　高田接近北海道，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大雪盈尺，漫天皆白，有时简直分不出城镇与乡村。蒋后来回忆道：“但无论他天气如何寒冷，无论他雪下得怎样大，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以前就得起床；起床之后，就得自己拿着面盆，到井旁提水来洗脸。”

　　“我少年时的体格就不好，在高田联队入伍的时候，自己才加意锻炼，在雪很厚的地方，我自己用雪满身洗擦，或是用冷水--这样洗澡刻苦锻炼，后来身体才能够慢慢强健起来。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就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在军事方面，蒋在高田体会最深的首先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班长为职业军人，不退伍，军历较深。因为班长重要，所以日本人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不教外国学生，使留学生不明白他们的秘密所在。

　　总之，一年的高田士兵生活对蒋的影响极大，本则日记，便是他的这段生活体验的明证。【8月2日午前阴、午后雨】

　　今日，接第二师长吕子人报告--“攻击景紫(景芝)镇之敌军，已被击退；而胶州方面敌军，在百尺河附近，亦有袭我之势”，当时由代理总司令电质张怀芝，限其24小时内答复。

　　午后，潍且商会及绅士10余人来谒代理总司令，未见。

　　颐寿堂主与前张(汝钧)知事通同作弊，有钱项之嫌，令因粮局传问。

　　今日由参谋处所发通报如下：

　　一、通报第一师长--以大局未定，对于寒亭及流饭桥各处敌军，当作警备，令其东至于河头，西至王家楼、杨家庄一带地形，迅即侦察，每晚派小哨监视。

　　二、通报第一师长--各营、各连分扎地点，限于初6日以前报告。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事件如下：

　　一、军械局须整顿。

　　二、副官处外宾及属员，拟选择。

　　三、军队卫生宜注意。

　　四、红十字会医院，开支太大，院址当迁入城内，且须与该会另订规章。

　　五、城外通讯处可撤销。

　　革命军虽然和山东督理军务长官张怀芝签立了停战协定，但张怀芝属下部队并非全部执行了停战命令，故而与革命军之间不时仍会发生小摩擦。

　　【8月3日晴】

　　今日，接总司令(居正)由济南所发手谕--以竭力整顿军队为首要。(总司令)今日当可晋京。

　　羽佐田中尉(日军)来告：“山东督军署派任某往高密方面，调查战况，未知其用意如何。”

　　午后，饬第一师侦察庞家方面敌情，及警备一切。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下：

　　一、总司令部应添侦探员数名，以便临时派遣，参谋处当设谍报一科。

　　二、总司令部拟添总值日员一名，由参谋与副官各处长轮流担任。

　　三、各团、队所有军械军装，拟令其限日呈报。

　　四、警卫骑兵、步兵队，当改为卫队步兵、卫队骑兵为是。

　　今日参谋处所发通报：

　　一、催军械科造表册。

　　二、催经理局造表册。

　　此日记载明在参谋处内应设置谍报科的建议之详细内容。

　　【8月4日晴】

　　代理总司令(许崇智)派介石至西操场观操，飞行机试验滑走。

　　接孙先生致总司令电一件，商酌晋京事。

　　今日参谋处所发通报：

　　一、致第一师长--查报各团、队起居日课时间。

　　二、致各处司令--发给新兵教练顺序表。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下：

　　一、各目兵须令其熟练本师、旅、团、营、连名号，及其官长姓名。

　　二、各团、队起居教练时间，须归一律。

　　三、师司令部，每日当派值日员1名，定时来总司令部副官处传授命令及报告。

　　四、总司令部卫兵，当设号长及号兵若干。

　　记奉命观看飞机起跑试验及参谋处所发通报细目与据当日所见拟改正之件。

　　可窥当时蒋介石认真负责埋头军队建设之一斑。

　　【8月5日晴午后雨】

　　午前，代总司令派介石往于河头方面侦察地形。

　　接张怀芝(山东督理军务长官)复电。午后，令赵(玉中)旅长调查南流孟九浩焚掠之案。

　　今日，总司令部所发命令：

　　一、各独立机关，每日派值日员来部，传授命令及报告。

　　二、令第二师长调查景芝镇当时开战之实情。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如下：

　　一、总司令部出入人员，拟发出入证为凭。

　　二、总司令部各物持出时，拟发持出证为凭。

　　三、兵卒不得身着军服在各铺户坐谈，及行路时不得向商民恫吓敲骂，总司令当下令痛诫。

　　上面几则日记复述加强城防之苦心。真可谓事无巨细，一一虑到，用心良苦也。

　　【8月6日晴未刻雷雨】

　　第二师长吕子人派璩济吾来潍，见代理总司令，商议一切，及请领饷项。军械科长王任辞职，由吴(藻华)参谋兼理。

　　近有马海龙(后来证实有违命通敌情事，经下令逮捕)谋叛之报。特饬各城门严密检查。

　　今日所见，拟整顿之件：

　　一、总司令部卫兵，每日须由副官处值日员点名检查。

　　二、城门上五色旗，须换新旗，每晚由守门卫兵收下，每朝树立。

　　三、骑兵须用皮鞋、皮带及裹腿，已饬经理局调办。

　　四、目兵教科书须另外编辑，择其紧要简单者，俾得速成。

　　每日所见，及时整顿，竭尽心力也。

　　【8月7日】

　　朝六时半，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寿一)氏之飞行，飞高约800米突，飞行时间约15分钟之久。第一师长亦入场参观。

　　八时，入第三团本部，与朱师长相谈毕，乃回总司令部。

　　探报：张安幼及眷属，昨日将出南门逃避，为守卫兵所阻。

　　吴参谋兼理军械科长。

　　今日所见，拟实施之件：

　　一、总司令部拟设军医科，且须委军医科长。各师、团、队亦宜设军医，以资整顿卫生。

　　二、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5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骨。

　　三、各城门须严密防范。

　　第一师师长为副官长陈中孚之心腹朱霁青。其部队纪律甚坏，故而以整饬军纪为己任的蒋介石与朱师长相谈。

　　蒋一生很注意卫生与身体锻炼，本日记可见一斑。

　　1916年 2

　　【8月8日晴】

　　代理总司令派介石往高密第二师，调查一切。

　　接第二师长占领王家台及对日交涉之电，代理总司令即告日人以我军占领王家台之理由，与之直接交涉。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

　　一、各师、旅操法，当照民国二年之操典施行。

　　二、各师、旅所有各式枪械，分别种类，每连当用同式枪械为是。其有不足一连之数者，则每排同式亦可；如仅有数支者，当由军械科收回存储。以免参差不齐，及战斗时补充子弹之复杂。

　　三、现用枪械，均无刺刀皮件。各师、旅军衣，当照第二师式样，腰间添束带一条，代作皮带之用。

　　严格按操典施行操法，统一装备，均为当务之急。

　　【8月9日晴】

　　午前，介石往第二师各团、队看操，操法较为整齐。

　　第五团约有三连之数，步枪足有一连。第七团约有二营之数，步枪约有一连。其余部队，闻已出发，派赴景芝镇约有一营，王家台约有三连云。高密营房不齐，操场狭小，内务外场，较难整顿。午后，介石回潍。

　　今日所见，拟改正之件：

　　一、下士学术各科，须格外留意。

　　二、兵士老少不一，当精选严择，须照司令部所发征兵规则为准。

　　第二师各团、队操法较为整齐，为严格施行操典之结果。

　　营房不齐，操场狭小，内务外场，较难整顿，是军防腐败所故，一时难以回天。

　　【8月10日晴】

　　发送第二师30年式子弹一万颗，以王家台方面战况紧急也。

　　第一师长函催饷项。

　　日本守备军队得其军令部之电，为王家台占领事，劝我军退出。代理总司令据理力辩，万难退出。

　　济南日本领事署之警察长，拟在潍县设立临时警署，代理总司令以此交涉移交济南督署为是，本军不能承认。

　　今日所发规条：

　　一、征兵体格、年龄等之规条。

　　二、各师医官及卫生规条。

　　三、请假规则。

　　今日之所感：

　　本军基础未定，整顿需时，如能上下一致，努力改正，则事尚非难也。

　　军队名册未报，则实员之数难知，饷项无度，其难一也。

　　装备之数不清，则种式难分，战斗力难知：一旦有事，计划难定。

　　以上诸件，为着手整顿之第一要件，而乃再三催报，期限早过，终未实行，甚为焦急，岂所发命令有不当欤?自歉何似!

　　尽管日以继夜、努力不懈，但是中华革命军的整训工作仍然迟迟不易推进，无法达到完备的目标，甚至有些简直是无可奈何之感!

　　从日记“所发规条”第二款中，可见蒋当年高田军营的卫生要求，对蒋也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军营寝室、讲堂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都要整洁干净；甚至痰盂也有规定，除内外整洁外，盂内放水量也有规定，不得超过容量的三分之一。查卫生长官戴白手套，一进室门就往门横木和角落里摸。蒋对此印象也很深，受影响也很大，他以后当政时，最讲究戴白手套，并每到一处，四处都摸，看是否干净。

　　【8月11日乍雨】

　　总司令由京来信，为曲同丰来潍，准其检阅事；由代理总司令邀集朱师长、陈副官长(中孚)会议，决议以不受其检阅，请总司令速回潍。

　　当此外交、中央、周村三方面相与为难之际，若不同心一致，危险何似!

　　吾军今日之地位，如能联络中央，则一切难题不难立解。盖吾军之将来无论为改编及解散，非经中央承认不可也。否则，兵力未备，时机不正(原文似属笔误，“正”字当为“至”字。)财政困难，不特不能发展，且不能永久独立，为国为民，终以早日解决为是。况受人胯下，种种肘制，不一而足。延宕一日，即为国家多被一日之患乎!

　　发给第二师之子弹，以日人不许运送作罢。

　　王台事件，日本军令部来电调停，劝令退出，代理总司令却之。接日人电，有总司令不回潍县消息，代理总司令拟派介石赴京迎迓。

　　今日所见，拟改正者：

　　一、士兵有过，不准罚跪，以保军人体面。

　　二、因粮局不得自由支出，及征发各款当报告总司令交付经理局；所有支出，非过总司令之印，不准该局先付，则军费方能统一。

　　尽管弊端多多，无可奈何，然此时蒋介石尽心尽力，并发出“若不同心一致，危险何似！”之感慨。

　　关于“拟改正者”亦是有感而发的。对日军打骂士兵的横暴和野蛮，蒋则深感不然。他说：“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么？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但实际上他也深受日军影响，他本人就好动手打人，而国民党军队里官长打骂士兵更是常见之事。

　　【8月12日晴】

　　发陈英士先生追悼之电。

　　代理总司令决派介石赴京，迎接总司令来潍。

　　调查经理局现状，食米只足二日之用，秋衣尚未定制，被毯亦未购备，款项缺乏，每日无数百元之存储，收支机关不能统一，代理总司令无权支配；整顿无术，号令不行，奈之何哉。

　　“参谋长日记”到此完结。虽然只有13天的经验，但所得教训颇大，即是有组织的现代化军队，为革命建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也是孙中山一向之主张：“会党和地方性的军队，决不能形成建国的力量。”

　　这个教训，不久之后，就在1924年创设的黄埔军官学校得到了收获。这所学校，造就了多数肩负起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的革命军人。

　　另外，从这简洁、清晰的13天日记中，看得出蒋介石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做到精强和富于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1917年

　　【2月21日】

　　总理著《民权初步》成书。

　　即《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与《建国方略》之一的“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的“物质建设”)这三本书统名为《建国方略》，又名《知难行易的学说》。乃孙中山把自己“奔走国事三十余年”的经验与教训，加以理论的总结，写成的“孙文学说”。

　　孙在当时对自己的著述反复声明：“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的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

　　1919年9月1日，孙中山复于右任，明确说明他著《孙文学说》，力图总结多年教训，谋求结束跋扈军人这种军阀官僚的统治，唤起民众，普遍觉悟。

　　他“默察年来国内之嬗变之迹，知武人官僚断不可与为治，欲谋根本救国，仍非集吾党纯洁坚贞之士，共任艰巨，彻底澄清不为功。又以吾党国志向多见道不真，故虽锐于进取，而无笃守主张之勇气继之，每至中途而彷徨，因之失其所守，故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

　　孙中山认为“民国成立以来，以国民习惯为因循敷衍，故专制瑕秽，不克根本上荡涤廓清，以致国事飘摇，共和仅为虚名”，“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觉悟不可”。

　　孙中山总结从反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到新近他被西南军阀排挤的教训，认为军阀横行，革命无成。因此谋求党员和国民认识和信仰革命主义，抛掉不敢与军阀开展斗争的畏难心理，号召国民与他一道为结束军阀专制统治而勇敢奋斗。

　　1918年

　　【3月20日】

　　撰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

　　北军必由长沙陷衡州，取道赣南，进据潮汕，与其攻湘克韶之军队，以规取广州。倘川滇各军于衡州未失之前，克日东下，连定宜荆，以袭其攻衡军之后路，而潮梅之粤军，当张怀芝未抵赣州之前，力克漳龙，以其闽赣联络之势。如闽省得胜，则浙江摇动，桂粤闽浙，连成一长围之局，是长沙之得失，无甚关于大局也。

　　1918年3月12日，应孙中山电召，离沪赴粤。途中又写《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10日上呈孙中山。蒋认为，敌军将全力攻衡州。衡州失陷后，张敬尧攻桂林；曹锟攻韶关；张怀芝攻赣州，然后取惠州，再与其中路军合攻广州。为此，蒋以为当于衡州未失之时，令黔川、滇军攻克荆、宜，扰敌之背；当张尚未攻赣州时，令南军力克漳、龙，使桂、粤、闽、浙连成一片，共抗敌军。否则粤省危殆。15日他就任粤军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拟定《第一、二两期作战计划》。并立即赴黄冈、潮安、三河坝、松口、蕉岑前线视察，这和他到山东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时一样，仍是积极有为，欲建立一支新军。他首先提出“先谋自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谋制胜之方也”（毛思诚《民国十五年》）。

　　【7月25日】

　　撰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

　　本期战略，第一，以主力集中于右翼，恢复右翼之势力，收复粤境已失之地，巩固潮汕之根据，以待左翼挺进部队之发展，再用主力取海岸道之捷径，向漳州正面进取，以策应左翼挺进部队之前进，与其会师闽江下游，以期于短少时间，迅速占领福州也。第二，以暂守左翼，唯须出一有力部队，向龙岩、延平方面挺进，威胁其侧面之薄弱而又危险之点，以动摇其漳州之策地及福州之根据地也。

　　7月9日早，蒋介石拟订《第二期作战计划》，其大要如下：第一，以主力集中于右翼，先收复已失之地黄冈、饶平，以巩固潮汕。然后以主力自海道取闽省漳州，再与左翼会师闽江下游，为进占福州做准备。第二，左翼暂取守势，唯要派一支有力部队向龙岩挺进，进逼漳州、福州。因右翼部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于19日失守大埔，该计划无法实行。

　　【7月31日】

　　具呈陈总司令辞职。

　　蒋介石任援闽粤军作战科主任后，颇得陈炯明、邓仲元的信任。一切作战计划，均由蒋介石一手草拟。蒋所拟订计划，经陈炯明批准，编印装订成册，分发到各支队司令部执行。按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战事取得进展，以攻下福建的永安县城为最显著。当时在粤军将领中专门学过军事的人很少，蒋介石在日本毕竟学过炮兵。在各次战役中，蒋在运用炮兵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专长，给人留下了能攻善守的印象。

　　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工作时私下曾对邓仲元说过：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革命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由于当时军队中的地方派系观念很强。使蒋介石感到，他这样一个外乡人置身于全是粤籍的地方军之中，工作中阻力很大，难以有所作为。于是，给陈炯明写了个辞呈，决意　“拂然而去”。【8月1日】

　　陈总司令派陈其尤赍函挽留余，遇子潮安车站。

　　本日，陈炯明派专人带着他的亲笔信，赶到潮安东站挽留蒋介石。陈炯明在信中写有“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之语，但蒋介石并没有留下来。

　　这种恭维之词是应该打折扣的。但陈慰留蒋可是真心实意的。8月2日，邓铿又派代表到汕头强留。蒋不为所动。3日他到了香港，见到了廖仲恺、朱执信、居正等人，18日回上海。

　　23日，蒋到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孙寓谒见孙中山，谓陈纵容部属诋毁孙中山，而使自己愤然去职。--所谓“诋毁”，就是指陈部下叶举称孙中山为“孙大炮”。孙不介意，劝蒋仍回粤军，蒋不从。

　　陈、邓又先后四次来函劝驾，言辞都很恳切。

　　统帅和同僚都在召唤蒋归队，这种慰留的规格是很高的。这时福建前线又打了胜仗，大埔、下洋业已夺回，并一直打到漳州的龙溪，形势喜人。蒋在上海停留了20天，便再度前往汕头。这次短期离队很合算，9月26日，他擢升为第二支队司令官，设司令部于长泰。司令官的气派就不一样了，请看他亲自写的一篇祭告文：

　　伏愿而后而今，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完成革命伟大之盛业。

　　【8月18日】

　　归沪，轮行稳疾。入夜，余对月华吐朗，追忆少年时奉母游招宝山及天童育王诸胜光景。

　　面对夜月而思亲，是极为正常事，古有“千里共婵娟”之语嘛!蒋介石与母亲的感情是很深的，九岁丧父，一门孤寡，茕孑无依。每当蒋介石离家去葛溪村和塾馆读书时，母子二人都要抱头大哭一场。蒋母信佛，曾带少年蒋介石游过天童寺、阿育王寺及招宝山。天童寺，在浙江鄞县距宁波市东30公里的太白山麓。是我国佛教“中华五山”之一，属禅宗。寺周群山耸峙，层峦叠嶂，有南山晚翠、东谷秋江、深径回松、风岗修竹、清关喷雪、西涧分钟、双池邱景、平台铺月、玲珑天凿、太白生云十景。王安石游天童寺诗云：“山山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阿育王寺，在浙江鄞县距宁波市东20公里宝幢镇。也是我国佛教“中华五山”之一。晋太京三年(公元282年)，刘萨诃于此得一舍利塔，高一尺四寸，宽七寸，内悬宝磬、中缀舍利。传说是阿育王所选八万四千塔之一，内藏舍利传是释迦牟尼涅槃后的遗骨，为中外佛教徒所崇敬。难怪蒋母不惧远涉携子前往瞻仰。招宝山，在浙江镇海县东北1.5公里的甬江口。本名候涛山，又名鳌柱山，是一突入海中的小山，面积22.6公顷。山上原有宝陀寺和明嘉靖六十九年(1560)为抵御倭寇而筑的威远城。今寺宇和城垣遗址还在。登山远眺，海天渺茫。山上原有招宝山十二景，苍山翠竹，景色宜人。

　　【8月23日】

　　晚，谒总理报告闽粤战况。

　　蒋介石8月18日回到上海，23日晚才到孙中山的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一幢两层楼的寓所谒见孙中山。蒋介石对孙中山陈述自己辞职的理由时，并不谈工作受阻，难有作为的情况，却说是因为陈炯明纵容部下诋毁孙中山，而使自己愤然去职。孙中山对粤军寄予很大的希望，当初，将党内懂军事的人才许崇智、邓仲元、蒋介石等派到粤军中，意在加强力量，掌握武装。因此他劝慰蒋介石再回到粤军去，但蒋介石并没有遵从。

　　【9月27日】

　　卸第二支队司令官职。挈眷归沪上。

　　陈炯明当时任蒋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议，蒋执意留屿休养。某夕散步海滨，口占韵语曰：明月当空，晚潮怒汹，国事混濛，忧思忡忡。安得乘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

　　【9月28日】

　　奉总理命回漳。

　　陈炯明于8月26日、29日、31日接连给蒋介石写来三封信，邓仲元也写来信，邀请他回军中，但蒋都置之不理。直到9月18日，粤军在福建战场取得了有利的形势，攻克了北洋军阀在闽南的根据地漳州市之后，蒋介石才又重回粤军。时许崇智已升任第一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陈炯明乃升任蒋介石为第二支队司令官。

　　从“拂袖而去”到复职后升迁，使蒋介石收到了“以退为进”的效果。于是，蒋介石从此以后就经常有意的采取这种做法，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

　　从这次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到1924年4月他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六年之间，在军中以各种借口辞职又复职的来来去去，共达13次之多。实际在军队中工作的时间总共只有两年半左右，其中最长的工作时间为一年零十天。当中还请了两个月的假。其次是5个月，多数是1个月左右。最短的只停留了4天便又走了。一次次的辞职、挽留、复出，都一次次地提高了蒋介石在军队的地位，增加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附节陈炯明书

　　昨得诵致其尤书，知于17日始得买舟回甬。又闻杨逆(善德)捕兄极急，冒险省亲，为之戚然。……唯祸机已萌，风雨如晦，求友之急，无间晨昏，所望笃念同仇之雅，早日归来，并为邀约季陶及某君，一齐来谋。言尽于此，余唯心照。(8月26日)

　　各书均奉悉。以后计划，均如议施行。……兄去而捷卿死，精神上受打击，自以为粤军败征已见。……唯现在右翼又来告急，刘部尚未至，弟本欲回，而此方非弟主持，势如散沙，故拟待龙岩之下，而编成一大队，交汝为(许崇智)挺进，弟则主守后方也。现在诸事纷烦，非得人莫办，弟幕中有几个胜任，兄所深知，唯望早日回埔，共勷大计。是为切要，不尽欲言也。(8月29日)

　　……吾党实力，只此一军，若非得二三中坚人物，以谋团结坚固，则仍无永久存立之望。此间情形，能助我者实寥如辰星。……中孚枪三千，如购得，决定发与吾兄，练一中坚军队。马帮统(作梁)陆军中学生，年少尚可裁成，辛亥从黄克强战于武汉，颇有胆略，现若规之以正，自不至为恶空气所同化。前拟将炯光编归兄部者，以此子学识尚浅，阅历未深，得兄为其长官，或可陶练以至成材。唯其性质深躁，难于就范，又恐以此艰巨付托，重贻吾兄之忧，故现在尚未决定办法。总之粤军须有中坚军队，以资控制，庶可建威销萌，立于强固不拔之地。此项将官非有道德可信之人，实难倚恃，故三千枪之成功，决定交兄负此重任也。前函训练干部，极为扼要，当及时图之。经饬参谋处筹议，最好赴沪归省，能早日回部，即可计划此中坚军队之进行。此节祈密，暗底练成一旅训练最精枪械最良部队，以为全军之冠，则基础自固矣……(8月31日)

　　1919年

　　【1月13日】

　　报告进攻永泰始末情形，并请准陈总司令调回永春、安溪梁、丘两部队至长泰，亲自督操训讲，以图日有进步。一面条陈本支队根本改良办法，及全军编配整理方式，陈总司令不尽采用。

　　1918年9月18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援闽粤军军中，晋升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陈炯明拨给他一千人，命他驻守距漳州市北30里的长泰镇。9月20日，蒋介石在长泰举行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部成立典礼。蒋介石按照古代出师行祭旗礼的仪式，亲自写了一篇祭告文，在典礼上宣读：“伏愿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振寰瀛，光耀两极，完成革命伟大之盛业，皆自神灵所赐也。”从这篇祭文中可以看出，此时当了司令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要干一番事业了。

　　1918年11月，粤军兵分两路，自漳州出发，以钳形阵势进取福建省会福州。11月19日，蒋介石率领第二支队的一千士兵，由长泰出发，向福州进军。月2日占领嵩口。12月7日，蒋介石率队向福州市的门户永泰县城进发时，接到总司令部的停战命令。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签订休战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腾出手来和日本争夺在中国的权益。为了打击亲日派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美、英利用中国人民反对军阀混战的呼声，指责段祺瑞将日本的借款和武器用于内战，“劝告”北京政府与广东的军政府停战议和。段祺瑞也因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倒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再支付“西原借款”，从而失去国务总理的职位。根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孙中山也命令在福建同北洋军阀作战的粤军停战。

　　蒋介石接到停战命令后，并没有执行，他认为“半月来挺进七百里之孤军”，“艰险备尝”，猝然停战，“功败垂成，几为心碎”。于是蒋介石继续进攻永泰。8日攻克永泰，10日蒋介石才发表停战命令。

　　但是，福州北洋军阀的督军李厚基并不遵守停战协议，于12月15日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向永泰进攻，蒋介石的守城军队争先逃遁，“敌军攻入城中，中正(蒋介石)只身冲围而出”。蒋介石说：在这次战役中，他遗失了过去6年间所记的日记，和自日本留学以来最爱读的军事书籍。

　　1919年1月4日，蒋介石由永泰逃回漳州。15日陈炯明写给蒋介石一封信，向他表示永泰一战的严重失败“非关吾兄(蒋介石)处置之不当”，恳嘱蒋介石仍以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身份，继续留在漳州的粤军总司令部内。

　　附节陈炯明书

　　得手书，具佩关怀大局，留心军务，其中亟须整顿准备者，当即如议办理，一时碍难进行者，姑俟大局稍定再举。此次挺进不能达目的，非关吾兄处置之不当，军事作战之不力，盖有种种主因，非战之罪也。……现我军虽撤退，然于军威无损，局面不摇，增者阅历，尚可为异日之受用，未见为失也。(1月15日)

　　【2月19日】

　　撰拟《废督裁兵议》

　　正在巴黎会议高潮之际的1919年2月19日，蒋介石撰拟了一篇为中国建军目标的《废督裁兵议》。这是鉴于中国内乱纷争的症结在于为军阀代表的督军们穷兵黩武，为改变军阀林立的局面，而提出来的，目的在于废止督军、整建兵制。其要点是这样的：

　　“裁兵之法，当以征兵之制为则。使军队皆为国家之军队，则国家对于军队当设‘军政检定会’，以监督其军政。而以每省各选一本籍最高而有声望之军官组织之。凡关于增兵、裁兵、调兵、征兵以及其军费、军制与黜陟军官诸问题，皆须由其检定会认可以后，陆军部方可咨请国会表决，而后由陆军部执行，则陆军部纯为军事执行机关。今以监督之权，授之军政检定会；表决之权，归之于民意机关；执行之权，付诸陆军部。庶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则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也。

　　在粤军方面，其最大的难题也正是军制没有近代化。举例来说，就像因籍贯之不同而形成派系一点，在粤军中便有以陈炯明为中心的广东东江、惠州集团，以邓铿为中心的粤东集团，以许崇智为中心的福建集团，乃至响应革命的浙军等区分。由于派系意识作祟，而妨害到部队的领导统驭。”

　　蒋介石为期对此等现象能有所改善，乃暂时耐心留在福建。6月间，接眷属就居厦门附近的鼓浪屿，精心研拟改革军队的具体计划。

　　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举行期间，中国国内虽受到国际大气候的影响，没有打大仗；但军阀林立，各自拥兵自重，内战随时随地都可爆发。为此，蒋以军人的敏感，撰写了一篇《废督裁兵议》的论文，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大可考究，但基本意思不错，那就是应“使军队皆为国家之军队”、“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则国家有永久和平之望”。可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军队国家化”，蒋自己终其一生，也没有兑现！

　　【5月4日】

　　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要求取消中日各项秘约，为外交示威运动。

　　1919年的新年在停战中来临，虽然是当永泰战役的严重失败之后，但陈炯明表示“非关吾兄(蒋介石)处置不当”恳嘱继续留任，于是，蒋介石仍以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身份留在漳州总司令部。

　　不过战争业已结束，要做的事，只是营房和练兵场的设计工作。为此，蒋介石乃于3月间请假返回上海，晋谒孙中山请训。

　　4月间，蒋介石母亲王太夫人由故乡奉化扶病来沪，蒋介石把她迎养于寓中。虽然只有不过两星期的短暂团聚，但母子朝夕共话家常，回忆不尽。约两个月的假期届满，蒋介石离开上海时，王太夫人流泪谆告：“在我还生存人世的时候，务必每年归省一次。……”接着又对身为一军之长应该注意的事作了如下的训诲：“在军供职，用人最宜小心。……”这两句话，蒋介石后来体会是非常有道理的教训。月2日，返抵长泰第二支队司令部任所。

　　两天之后，“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所谓“五四运动”，是国民愤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中的列强各国，尤其是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爆发出来的群众行动。

　　巴黎和会在这一年的1月18日开幕，有3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也是一个推动。他这时在上海不再是闭门著书，“对外纷纭，殊不欲过问”了。他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发表赞助学生运动的演讲，积极营救被捕学生。

　　为了适应当前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华革命党，于1919年10月10日发表公告，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加上“中国”二字，是表示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废除了旧党章，订立了新规约。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政纲。孙中山准备用这个改组后的新党来继续领导革命。

　　【6月21日】

　　以陈总司令外宽内忌，难与共事，邓铿亦不加谅，志愿多违，愤然求去。乃致邓书以自明心迹，并邀转达。

　　蒋介石回到福建，陈炯明仍命蒋介石率第二支队驻长泰。这时虽然与北洋军阀停战了，但地方上的土匪，也就是小军阀，为了从粤军手中夺地盘，不断地发生战争。蒋介石的一个营被土匪击溃，5月16日陈炯明调蒋到漳州粤军总司令部计划剿灭地方土匪。除了土匪捣乱以外，粤军中派系斗争日趋严重，形成了以陈炯明为首的惠州派，以邓仲元为首的粤东派和以许崇智为首的福建派。蒋介石不属任何一派，他深感备受排挤。这时，蒋母王氏命他把家眷接到身边。蒋介石就以安置眷属和要精心研究、拟订粤军改革计划为由，离开了漳州总司令部，到厦门鼓浪屿租赁了一所房子闲居起来。蒋介石在鼓浪屿并没有写什么军队改革计划，在6月21日，给参谋长邓仲元写了信，信中自我表白，对完成任务，自己做到了极限，对军队建设，自己注重军纪，锐意改革，反而招致排挤。用人不能自主，军费不得支持。在这封信上，蒋介石只抱怨，还没有提出辞职。

　　附节致邓仲元书

　　……足下处事以谨慎，而转入固我，其病又坐狭隘偏急，然对于弟则仁已至矣，弟亦谓极足下海阔天空之量矣，然而犹以为未足任其翱翔也。足下对他人未必如弟也，他人亦未必如弟之能愿足下也。每闻人言，足下有伯夷之隘，所谓君子之过皆见之者非耶。此其故由于足下嫉恶过严，泾渭太分耳，弟亦时有此病，而转以规足下者，盖不忍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也。老子以谄谀我者为贼，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愿我辈互相警戒，互相勉励，则寡过之道，为善之机，胥在乎是。弟虽不勇，然愿足下有以教我，则收友直之益多矣。(6月21日)

　　【7月9日】

　　再致邓参谋长书。

　　7月4日，粤军发生内讧，浙江籍士兵与粤籍士兵发生枪击事件，互有伤亡。蒋介石于7月9日再次给邓仲元写信，信中认为粤军这样下去，“久之必有沈笃决裂，不可救药之一日”，他在粤军中所做一切工作，“皆不过为他人做嫁衣裳”。信中又列举了粤军种种弊端和自己遭受的排挤和诽谤，表示不“乐与小人争权利”，并说近来“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要及时医治。请转告陈总司令，无论为公为私，皆不得不离职远避了。

　　附节致邓仲元书

　　上次在漳西陈个人去留问题，语悉由衷，想蒙鉴鬠。弟留连于本军者，已越一载，始以足下推毂之重，继以总座爱护之深，故敢竭尽驽钝效其驱驰，以助总座者助本党，公义私情所由来也。默察今之局势以及最近措施，非特无益于党，无利于国，而且无以孙先生。如是而又欲恋其栈豆，自问初心，能无赧怍。弟自去年怫然而去，赧然而归，以常情论之，已属浅率，早为识者所刺讥。然揆之于情，度之于义，无所负疚，则悠悠之口，唯有付之一笑，亦奚足以容怀乎。又自永泰退回，以成败论事者多，卒致诽谤交作，雌黄沸腾。唯当时弟天君泰然，神明自若，此心此志，鬼神可鉴，故乃忍辱负重，含羞抱耻，示其大度，以冀万一之补救，尚无辞退之决心也。今则心劳力绌，自愧才不足以御下，德不足以服众，而又信不足以孚人，内无指挥之具，外乏应付之方，对本军不能补助毫末，在支队又难如愿设施。而犹依依不舍，则谓之素餐尸位顽钝无耻者可，即谓之患得患失鄙夫自待者，亦无不可。若长此以往，窃恐同入于争权夺利、盗名窃位者漩涡之中而不自觉耳。若此，则人将谓我以义始者以利终，其品格不几一落千丈乎。夫人熟不乐与君子共事业，然亦孰乐与小人争权利，况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历观往事，每每如此。若不于此时引退，以待将来排挤轧轹而后已，势不至丧失人格而不止，岂不大可哀乎。若夫本军之情状，则每况愈下矣。前之尾大不掉与麻木不仁者，咸成为痼疾，今之党派之争，区域之分者，又成为初症。痼疾以迁延不治，积之时日而更深，新症以讳疾忌医，自贻将来之伊戚，久之必有沈笃决裂不可救药之一日。弟据后果以溯前因，凡吾辈所设施者，皆不过为他人作嫁衣裳耳。言念及此，吾为自身惜，又为吾兄悲，窃谓本军现象，无论对对外，如再不摧陷廓清，则将来更难收拾。弟非不知因循可以渐图补缀，苟且可以弥缝一时，然而养痈遗患，其溃烂势所必至也。本军人数之多，百有余营，辟地之广，二十有余县，然而土匪作梗，安永失守，延宕二月，竟不能痛剿殄灭者，无他，军纪不振，军心不一，兄弟既有阋墙之争，外侮故无同心之御耳。今日本军所受之辱，不可谓不大，即使上下卧薪尝胆，发愤雪耻，犹虞不及。今乃不以为耻，不以为仇，而反以为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也。盖弟因始谋不臧，威声不著，既不能出一将一卒以捍患，忝窃司令之名，曩以永春、安溪问题尚未解决，告辞恐近于规避，不料延宕至今，茫无头绪，未知了自何日，再三思维，顾弟一人之去留，毫无关系者也。因而思退之心益切，如一日不退职，精神多受一日苦痛，即职务亦多一日荒废。回防以来，耳鸣、脑晕、胃伤，腹泻不止，偶有思虑，则彻夜不寐，若非及时攻治，必在痼病。近日又有浙军关系，无论弟赴汕驻漳，双方浙军皆不安心，此次往厦。未见潘某之前，谣诼纷起，潘亦不明弟赴厦任务，诸多怀贰，及会晤之后，反复陈疏，其于公务虽能释然于怀，而对于弟个人之疑惧，终不能涣然冰消。不宁唯是，即弟在长泰，亦深为他啊所疑忌。故弟在粤军一日，人将以我有粤军为后援，非特弟个人受其排挤，即本军亦大受影响，故弟为公为私，皆不得不离职远避也。且第二支队司令部，以事实论之，形同赘疣，已无存在之必要。况自弟任事以来，军事毫无起色，饷需徒增糜费，人孰无良，能无愧。

　　1930年

　　【3月5日】

　　时局虽有发展，一再离合集散，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

　　1930年，蒋介石面临着一群非同寻常的对手!

　　蒋介石采用的策略是纵横捭阖，火上加油。

　　【3月6日】

　　已叛而未归，反复无常者，不必姑息，此辈盖无所谓信义也；无论联甲联乙，与其联人以落边标，不如任其自斗，我则整理内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归顺而不敢斗也。

　　蒋爱用权谋，也善用权谋，此特点在这篇日记中有所流露，尤其是“任其自斗”一语，表达得自然恰切。翻成现代汉语，该是：“让他们之间无止境地相互残杀下去，‘两败俱伤’也好，‘你死我活’也好，‘赤地千里’也好，中央都不必管它。他们‘自斗’就不会有余力来反对中央，‘我则整理内部，充实兵力’；到时候，再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

　　这些政治家们平日也常朗诵“仁爱为接物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但那并不是“庐山真面目”。

　　【3月8日】

　　已叛而未归，反复无常者，不必姑息，此辈盖无所谓信义也；无论联甲联乙，与其联人以落边标，不如任其自斗，我则整理内部，充足兵力，或使甲乙皆得归顺而不敢斗边。

　　他所谓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无非出钱购买，产生分化作用，他在1929年已数度行之。例如桂系白崇禧有兵5万人，均系唐生智旧部。当白崇禧拟统率之沿津浦线南下，蒋予唐生智150万元，嘱其收回旧部，旦夕之间白军尽为唐所有。冯玉祥部集中于河南，可能东取徐州，南窥武汉，蒋策动其部属韩复榘、石友三叛变，使冯前锋尽失，只好狼狈走依阎锡山。可是这样的策划，可一而不可再。阎锡山之部队原与蒋部无直接接触，可是阎亦看透蒋之筹谋迟早必运用于其部队，因此与其坐待其分化，不如先纠集接受其挑战，甚至出面主持反蒋集团。他在1930年2月致蒋电“礼让为国”，“共息仔肩”，彼此同时离职出洋，虽说挖苦尖刻，其讽刺并非无的放矢。如上段蒋提及“非正本之道”，但却未申明放弃不用。既称裁军，而又“整理内部，充足兵力”，亦不能专责对方无信义矣。

　　【4月11日】

　　人民贫困至此，而某等尚欲谋乱，必使国亡种灭而后已乎!呜呼，天如有灵，其必不使中华如此长乱也。中正如有自私不公，而所为无益于党国与民众者，则立殛余身而速其亡也，勿使重苦吾民则幸矣。

　　蒋介石此时不利之处，乃因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具有创造性格。五权分立之政府既为传统体制所无，而其职权尚在扩大。其他各系将领既为之“打江山”，北伐胜利后未见“论功行赏”，反要他们裁军，释去兵权，去南京居名誉职位。而且他对旁系将领已有嫌忌，更不得不培养人所谓之“黄埔嫡系”。总之则民智未开，人民亦缺乏社会上及经济上之力量足以控制代议政治，军队则不知本身的职责何在。是保境卫民，维持现状的凭藉?是推翻现状，改造社会之工具?各将领纵有为国为民之共同宗旨，亦有个别的、局部的及附带之意向。北伐完成后，共同的宗旨可以暂时置之度外，于是只见个别的意向抬头。蒋介石此时可自称毫无私心，他于中原之战前写了如上日记。

　　这样信誓旦旦的态度，不能谓其为不诚，在传统社会里应当接受到广泛的拥戴与支持。可是在新时代里，这几句话即可以用作攻击他之凭藉。中文之“吾民”有帝王口气。即算蒋介石出口无意，他之以天下为己任，也只是传统道德。其否定各个人之意向，即与西方民主与自由之观念相违。并且有益于党国与否，全凭他一己及宗教之上灵感判断，也潜伏着不顾群众意见及舆论之趋向。所以反对他的集团所发宣言，不责备其违反传统道德，而指斥其“专制独裁，剥夺人民公私权利”。

　　然则此时人民已受军队劫掠，索饷之士兵则由将官一声叱咤而处死刑，此时此刻公私权利是否存在?若是蒋介石专制独裁，则冯玉祥、阎锡山与唐生智可以算作民主之发言人?此刻“民主”安在?

　　【4月12日】

　　此次讨伐方略，须在战略与攻略上配合，而战术则在其次也。先由襄宛占领荆紫关，以通入陕之道，则战略已大半胜利矣。

　　1930年的中原大战，有它内在的原因，是几十年内忧外患之后所存积的一个令人窒息的局面企图打开现状的继续表现。

　　襄阳与宛城在湖北之西北，他这时候预想沿汉水上游入陕，有出敌不意，离开铁道线，以大包抄的态势，直捣对方巢穴之企图。可是这预想无法实现。桂系与冯、阎争取主动。4月底阎锡山夺取天津海关，表示着他反抗中央的行动已无可返回。5月1日，蒋介石发布了他讨伐的誓词，中原大战正式开始。

　　【5月27日】

　　被以全力东侵，而对平汉线不留部队，是可谓孤注一掷，并非胆大妄为也。果上天厌乱，必可为我一网打尽。

　　反蒋军之战略，以阎军自津浦路南下，冯军自陇海路东进，夺取徐州。同时李宗仁向湖南进兵，威胁武汉。6月初，李连陷衡阳、长沙、岳州。在汉口主持防御之何应钦乃配合在湘江的海军炮艇，调动粤军，给进犯者夹击。桂系南退，7月又在衡阳挫败。桂军只四万人，从此对战局不发生作用。只是在国民党军互相火并之际，中共武装得以发展。7月底至8月初，彭德怀部曾占据长沙10日。政府军不能在初期急取主动，主要的由于前锋多过去之杂牌部队。把守济南之韩复榘原为冯部叛将，当阎锡山部南进时，即不战而放弃济南，只向胶济路东撤，脱离战场(日后在抗战时他又如此，被处死刑)。5月中冯玉祥部东进，在平汉路留置部队极少。蒋曾拟由南向北出击，直捣郑州。

　　【7月15日】

　　当此之时，唯有坚忍镇静，维系军心，以待其定，而期有济，若至万不得已，唯有一死以报党国。

　　7月初可谓为反蒋军进展之最高潮。阎部围攻痛兖州城。中央军企图消灭亳县之冯部突出部分则未能见效，冯之骑兵已出没于微山湖之西北角，有与阎军汇合之势，中央军在归德之主力有整个被包围可能。只有冯、阎、李三部时间上之会合，始终未能切凑机微。7月11日蒋部生力军陈诚之十一师投入战场而兖州之围解，阎锡山部自此只有退无进。月15日冯部不仅在亳县获胜，而且在河南省最东角安徽边镜进逼至徐州西南约80公里处。然此时兖州之围已解，阎部已退，蒋军未致三面被围也。可见得局势之紧迫。

　　这里是武戏，还有文戏：

　　7月13日，反蒋各派的代表人物--阎锡山、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人，在北平怀仁堂聚首，筹划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8月7日会议开幕。发表了《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的扩大会议宣言指出：

　　……蒋中正逞其私心，借党治之名以行个人独裁之实，举历年以来艰难培植之民主势力，摧毁唯恐不及，复以钳制反对摧残异己之故，不恤激起内战，使已告统一之国家复陷于分崩离析。因此--

　　蒋中正实总理之叛徒，本党之罪人，全国人民之公敌。

　　扩大会议筹谋另组“国民政府”。

　　“忽闻疏雨打新荷，有梦都惊破。”蒋感到局势极为严峻了，他甚至想到了“杀身成仁”。

　　【7月22日】

　　以后我军后顾无虑，军队运用乃可自如矣，唯成功与失败，常在一间，危险反可为安全之本，可不慎欤。

　　以后陇海路及迤南仍经过一切恶战，中央军方能进入亳城，于是安徽没有敌踪迹，蒋介石之侧翼才算安全。

　　【8月3日】

　　无异奉方已参加中央战线，唯未参加作战。军事瞬息万变，吾唯战战兢兢，以期有济耳。

　　8月中旬中央军大破阎军，于15日收复济南。只是当时大雨不已，两方在战场上行动均感困难。以此前后，蒋均利用内线作战之良机，将战略单位超越省区调派，以遂行对敌各个击破，如粤军蒋光鼐、蔡廷锴各师，在击败桂系之后，即于役于山东战场。在山东立功之陈诚师，在济南克复后，调往平汉线，用在H字形上之西南支角。原在东北支角指挥战争之刘峙，亦用在平汉线上左翼。尚有蒋认为得意之作者，乃是八月初由后方抽出兵力一师，由海运在青岛登陆成功。黄海海岸原受奉系海军监视，迄至此时张学良仍对中原之战武装中立，但是既听任此师登陆，则其中立之态度已不十分严格，蒋因之将此事提及：“无异奉方已参加中央战线，唯未参加作战。”但他又随即警戒自己，说了日记下一句话。

　　蒋及反蒋集团均前后彼此邀约张学良参战，但是张一直等到局势明朗，才于9月18日发表通电拥护中央，并且派兵入关占领平津，阎锡山残部从此退返山西。中央军亦不彻底尾追，以求扩充战果，看来固然是补给困难，在河南之冯玉祥尚待解决，但是顾及张学良及东北军在南北局势中保持平衡的力量，未尝不为南京决策时考虑条件之一，有如当东北军入关时，立即汇沈阳五百万元，并发表其将领为河北省平津各处地方首长为明证。

　　【8月13日】

　　近年所得战报每多危急，如无定力，未有不为所动者。无论接何急报，须休息五分钟，再加审察，则真相渐明，心神亦定，不为所欺矣。

　　蒋介石日后衡量将才，注重其雍容持重而不注重其高度敏感，因有他本身的经验在，如本天日记云。此种作风为古今中外兵书及将领传记所未有，也与蒋介石本人之秉性相悖；但非如此，则他日后主持抗战必难胜任。

　　【12月31日】

　　无父无母之身，又过一年矣。人只知我体面尊荣，谁知我处境之痛苦乎?若非为国家为民族为主义，则此身可以遂我自由。今不知何日始可以清白之身还诸我生者。诗曰：“毋忝尔所生”我其以此自念哉?

　　整篇日记的意义则是不由自主，他和他最仰慕的张居正一样，只能认定“己身不复为己有”，即做国府主席与陆海空军总司令也不过是遂行革命、执行政策的一种工具，与他本来面目的蒋介石不同。他称后者为“清白之身”。只因不能享受此清白之身的自由，才眷恋生他之父母。可是另一方面若是恣意于人身自由，却又辜负了出生的真意义。

　　蒋介石没有明白道出，他所创造的高层机构，以庞大的军队为主体，因缺乏适当的架构在后支持，他只好以自己的人身抵挡，他所主持的政治大率都是人身政治，于是才有与胡汉民等的各色纠纷。他在军队里的统御经理，也经常带着靠人身关系维持的色彩。

　　【除夕】

　　虽经历困难艰险，尚足自慰，免除厘金，固为最大成功，此外如今日发布之大赦令，与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及宣告关税自主等，皆为国家之要政，至讨逆军事之胜利，其余事耳。

　　中美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原在1928年7月签订，然尚待与其他国家一体施行。1930年5月，国民政府又与日本签订商约，以承认北京政府之西原借款为代价取得关税自主。于是在12月29日颁行新税则，元旦即付诸实施，算是水到渠成。

　　“厘金”在太平天国起事时创办，原则值两抽厘，只有千分之一的税率，但是关卡林立，小民负米载猪往市廛售卖亦被抽及，最妨碍农村商业之展开，而所得菲薄，多时仅够关卡本身之开支，至此通令罢免，而代之以“统税”。后者征收止及于棉纱、水泥、火柴、卷烟及面粉，以上均可驻厂征取，为财政之重要改革。

　　1931年

　　【7月12日】

　　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

　　关于第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写着：“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我们都从容不迫的对付敌人。唯独第三次战役，因为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1931年5月29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7月1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促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

　　他又提及这次“围剿”蒋自任总司令。“进剿军30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10万人。”“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

　　7月初攻势展开时，国民党军队之重点在左翼。蒋介石于7月6日至南城，8日至南丰，逗留到12日。他在日记里写下：“康都下后即攻广昌，广昌下后，即攻宁都、兴国，赣匪不足平矣。”这时候他表示着充分的乐观与自信。果然不久在14日宁都又继续黎川与广昌为国民党军队占领。他们继续向兴国进逼。迤北的部队又占领黄陂、沙溪、龙冈、东固。至8月4日进入兴国时，好像中共军队根据地都已廓清。这时候看来的一个可能性，则是对方可能渡赣江而北取吉安。所以蒋又于7月27日亲往吉安，逗留一日。

　　【7月14日】

　　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要道乎。

　　原来蒋之精神训练在内容上确有虚浮而不相衔接的地方。有如宗教与哲理甚难今日讲说，明日付诸实施。过度的依赖心学的理想主义与意力也难持久。即算蒋介石能用纪律约束自己，他贴身的部下也不见得能如是。所以他主持的精神训练造成了一种对他人身崇拜之气氛，而用以作为一般人之伦理道德标准则为效甚微。因为如此，他的标语与口号不免被传统的官僚主义之作风笼罩。承认它们为现实，有等于继续专制时代真理自上而下的习惯。一到战后，不少的人索性以为他的节目全属本末颠倒，无一是处，而他所标榜的道德也可以用作口实，对他反唇相讥了。

　　然则这样的发展并不是1930年间的情况。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600架(虽则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220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兹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这种种措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蒋介石之声望愈为提高。1935年蒋曾亲赴太原及泰山，面邀阎锡山、冯玉祥来南京。当年8月胡适曾说及：“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1936年粤桂称兵不成之后，李宗仁来广州，蒋先往拜见。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蒋人身危害，因再无他人可作国家之领导人。当然，另一原因为避免内战发生。

　　蒋介石把他所自述的这段期间所谓“埋头苦干”，简缩地写成日记。

　　【8月12日】

　　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为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唯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毛泽东对第三次“围剿”总结道：“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从第二次围剿时进至的广昌东北以至福建境内，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为避其主力，打甚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北的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允许我方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40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8月6日)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卷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之间一个20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西到西面之兴国县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西向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

　　蒋介石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这段记述。他在莲塘之役后写下了今日之日记。

　　【9月18日】

　　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拼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1931年夏秋之交的中国呈现着这样一种局势：

　　一是宁粤对峙：两个国民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两个军事委员会摩拳擦掌；蒋介石坐镇南昌“剿共”，全神贯注，“一心以为鸿鹄将至”。7月23日，蒋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其中有这样的话：“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二是东北空虚：张学良将东北军主力调入关内(时东北共有五个旅的兵力)；少帅于1931年5月去南京出席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便卧病在平”。

　　中华大国内伤严重，边疆不固。此外，外敌乃“乘虚而入”。

　　中国现代史上难忘的“九一八”，就这么发生了。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二更刚过，烦嚣的沈阳市内街已趋于平静。忽然，北门外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发出了短暂的爆炸声。出事地点离3年前炸死张作霖的场地只有几公里，看来干这类行当的人已经很有经验了。其实炸弹威力很小，它只毁坏了3根枕木，并使得铁轨稍稍弯曲，20分钟以后，一列时速80公里的列车呼啸而过，车行并没有受到多大障碍，便是证明。

　　但不可小看了这一声爆炸，它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信号弹，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厮杀的开端。

　　爆炸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等设计的。

　　可他们却诬称爆炸是中国军队干的。随即，日军突然炮击北大营(营内驻屯着王以哲的第七旅)。紧接着，日军多路进攻沈阳城。第二天清晨，沈阳市内中国各机关的大门上，都被贴上--“日本军占领”的字条。

　　上午11时，对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于1945年11月自杀)率领幕僚人员及增援步兵联队由旅顺抵沈阳，同时，驻朝鲜的日军，由其司令官林铣十郎发布命令，越过鸭绿江开进我东北。

　　第二天清早，太阳旗遍插这座关东名城。

　　【9月19日】

　　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

　　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蒋介石在“九一八”前后是否有过什么“绝对不抵抗”的指示、命令，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不愿抵抗，没有下令坚持抵抗，却是事实。即使是按陈布雷日记所云“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充其量也不过是叫张学良不要撤退得太匆忙了，应该一面后退，一面抵抗，也就是节节撤退、节节抵抗。

　　张学良“判断错误”，是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但蒋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难道无权改变张的命令吗?东北沦陷的责任，张不能辞其咎，蒋更不能辞其咎。

　　【9月22日】

　　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乎?

　　以蒋为首的南京政权，处理“九一八”的善后方针，一是“忍耐”和“依赖国联”。希望“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当然，如果国联靠不住，“最后之行动”则是“自卫”，但都是“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之后。

　　“完全撤退到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内”的撤兵决议；蒋也曾为此高兴过一阵子。但日本认为：“非经全体一致同意，不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拒不执行，国联亦不了了之。

　　国联，在历史上存在了20来年，它没有保护过弱国。强国视之为玩具，弱国视之为菩萨。利用这个讲坛，争取国际道义的支持，无可非议，认为它可以除暴安良，则缘木求鱼。

　　二是压制抗日爱国运动。

　　3年前济南惨案的亡魂未祭，3年后关东军刀斧又来，生灵涂炭，山河破碎，中国人怒不可遏，首先站起来的是青年学生。“九一八”刚爆发，大学生们就组成了抗日救国团体，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示威，从9月到12月，各地到京请愿的学生多达五六万人。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外交部、鼓楼、新街口、中山陵园，是他们必经的场所，外交部长王正廷挨打，9月30日辞职。

　　上海80万工人发表《告世界工人书》。

　　由商界发起，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

　　对此，蒋早在9月22日就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

　　“国家存亡，关系重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顺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运动如火如荼般在发展，“劝告”不住了，便指斥是“受共产党的煽动”，派出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许多青年人。

　　诚然，这个运动有自发的成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有共产党在从中领导。要求救国何罪!指责妥协何罪!这不就是在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吗!

　　【9月23日】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

　　对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诸鉴字国干预之期望，也使蒋介石举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3日，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即已提及：“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轻易视之。”(1931年9月21日)，此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以后全部证实。但是国联盟约有调查制裁诸条款，中国是弱国，本身无力收回东三省。又不能不对国际正义有所希冀。所以，才两日后蒋介石闻国联议决，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又不禁将当时感想记在日记中。

　　此段日记已明白道出如因国际干涉，而使中国死而复生，其机缘正非人谋实为天授。

　　以后国际调查团来华，日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提倡对日经济制裁因英国作梗而罢。中国人怀抱着无数次之希望，每次又眼见希望在国际政治之现实场合中幻灭。迄至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决议东北宗主权仍属中国，但地方自治，日人在境内扩充其铁道特权。投赞成票者四十二国，反对者唯有日本，弃权者唯有暹罗(今日泰国)。而日本代表团竟在投票后，由松冈洋石率领离开会场，表示日本退盟。况且东北三省纷争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国际联盟，一面又进攻热河。此举已非军人逞凶。在动员来犯之前，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发表外交方针，阐明热河系满洲国领土之一部分，所以热河问题全系满洲国内部之问题。从战役之资料看来，夺取热河之军事行动经过日皇批准。

　　【10月7日】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蒋介石则坚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一再强调他个人所起的决定性之影响，有“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

　　日记的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来，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在保全国格。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的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全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

　　1932年

　　【1月10日】

　　内无壮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

　　1932年年初，蒋介石仍无职位期间，听说南京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他写下自己的看法。

　　【1月29日】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日寇蓄意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其在东北的侵略行径。日本这时正在东北阴谋建立“满洲国”，企图将整个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1月18日，日本五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打伤了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后死在医院），日本又自焚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嫁祸中国民众。月24日，日本向上海大量增兵，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十艘军舰开进黄浦江。27日，日寇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六时答复日方提出的“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五项无理要求。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样，蒋介石还“对于上海紧迫情势放心不下”，又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派宪兵第六团从南京赶赴上海。“因为此时驻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不敢担保十九路军不抗日，“调派宪兵部队到达上海的目的，则是配置在中日两军战斗部队的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事态。”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全国都以为中央定会对上海严重局势作出对策。不料中政会竟一句不谈如何抗日，却作出了与抗日毫无关系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蒋介石。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表现。三、改组南京政府。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在浴血抗击日寇，这时蒋、汪合流的南京政府做些什么呢？1月30日，还没有公开复职的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然后话锋急转：“勿作虚浮之豪气，牺牲之精神。”怎样保持牺牲呢？中央决定迁都洛阳，逃之夭夭！

　　【2月15日】

　　财政不充实，何以为国?何以御侮?当力图之。

　　对日外交，全国瞩目。孙科与外交部长陈友仁，为取得人民的支持，抵制蒋介石政府的干预，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失地。冯玉祥很赞成，他同陈铭枢为支持孙科政府解决财政，扬言要对上海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孙科政府一面鼓动“死守锦州”，一面又主张“和平绝交”。此时日寇正积极准备进攻上海，日舰在宁、沪间的长江水面示威。孙科政府对日本毫不戒备，企图既能与日本相安于宁、沪，又能博得“主张抗日”的美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计划把驻宁、沪的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以便使日本能领悟到他们“和平绝交”的诚意。孙科政府口称“抗日”、“绝交”，并无抗日行动的具体做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孙科支撑不住局面，于1月9日跑到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冯玉祥、陈铭枢也四处奔走、发电，恳请三巨头返京。一时请蒋复职，蒋、汪、胡合作的呼声大作。

　　【12月9日】

　　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

　　1932年5月21日，蒋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副之)。在组织进攻之前，即4月18日，蒋在牯岭召开了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也赶来参加。蒋采用曾国藩“用兵不如用民”攻打太平军的经验，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进剿”方针，同时推行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军民共组“农村合作社”，民兵5000人组成“民团”，五县共同制定防卫计划。政治军事总动员，试图将“共匪”一举“剿灭”之。

　　6月，蒋先集中主力进攻鄂豫皖徐向前和湘鄂西贺龙这两支红军。在大别山、洪湖，周旋了半年有余，蒋取得了胜利。结果是：前一支红军转移于川北、陕南，后一支转移于湘鄂川黔边界。

　　此时(1932年冬)，日军正向热河进犯，东北又紧张了，但蒋枪口仍对内不对外。

　　【12月23日】

　　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华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罢休也……

　　热河事件因一个所谓任“关东军嘱托”的石本权四郎，在由锦州至朝阳间的火车上被中国义勇军拉走而产生，事在1932年7月。迄1932年下半年，日军不断的准备进攻。蒋介石在江西筹划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当日最大困难，即是无从判断对方之目标与最后企图。从过去之经验，小事可以化为大事；下级造成之既成事实，可以据为方针与国策。至年底蒋已回南京，他即在日记上写出上面的话。

　　1933年

　　【1月17日】

　　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

　　当蒋介石在南方时，张学良曾计划不仅保卫热河，而且要向义州、黑山、通辽、洮南之线出击。直到蒋介石北行前夕，还望反攻凌原、平泉与承德。等到蒋介石抵达河北却得到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答复。说什么不是不打，而是看怎么打，打了是否解决问题，云云。

　　【3月9日】

　　此时情形，固使余心难堪，而此后之事又不能直说，更感遗憾。然处此公私得失成败关头，非断然决策不可。利害相权，唯有重公轻私，无愧于心而已。

　　蒋介石本人于3月6日由南昌飞汉口，因气候不佳，改乘火车北行，于8日抵达石家庄。事前已电嘱军政部长何应钦由南京径往北平。至此热河省会承德业已失守，全国舆论大哗，众称应由张学良负责，南京中央主张查办。蒋于9日至保安，与张达成谅解，准张辞职，由何应钦代。

　　【3月28日】

　　于寇患及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加强防御；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也。

　　蒋介石在保定只逗留十多天，3月26日又回南京，可以向国人交差了。因为喜峰口御敌，壮怀激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喜峰口抗战只是从丛林中射来的一箭，不是链条中的一环。

　　“加强防御”云云，其实只是空话一句。就在蒋回南京的那天，日军因在古北口、喜峰口碰了钉子，便从山海关发起进攻。4月1日，关内军事重镇石门塞陷落，4日夜，日又占秦皇岛背后要地海阳镇，5月，日机轰炸滦东各县，冀东局势紧张。

　　【4月28日】

　　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于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

　　蒋介石抵达河北的第二天，即3月9日，战线已退至长城线上。至五月底战事结束，长城战事前后经十星期。是役国民党军队综合东北军、西北军及中央军，西自古北口，东迄滦河以东，约200公里之人为屏障上鏖战，阎锡山部傅作义等则担任察哈尔东部之警戒，无疑的已为四年后全国抗战之先声。此亦自15世纪明季徐达筑“边墙”，16世纪戚继光建垌楼以来，首次利用引工事为国防线(清兵曾拆墙而入，未遇明军抗抵)。蒋介石于3月16日区分指挥系统，于24日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后，即于25日南返。因汪精卫已复职，蒋尚须向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而江西之第四次“围剿”又已惨败也。

　　【6月3日】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4月11日，冷口失守，由山海关西犯之日军随即取昌黎。国民党军队又于喜峰口及北古口相继撤退后，至5月下旬，日军已占领抚宁、卢龙、滦县、唐山、蓟县、密云，正威胁宁河。正东之敌距北平才50公里。

　　蒋介石央请义兄黄郛前往收拾残局。黄已隐居莫干山6年，因与蒋有“共尝艰苦”之誓约，勉为其难，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的名义北上，与日人成立日后称“塘沽协定”的方案。仍经蒋介石通过汪精卫、孙科、罗文干、王世杰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揭晓：日军后撤因在关内作战未经日本天皇批准，军部受到日皇责问。可是事虽如此，日军在关内活动数星期。而见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分裂华北运动始终未有停止。

　　交涉期间，黄郛致蒋介石电报4通，最能表现当时实况。且看原件：

　　(1933年5月22日)抵平五日，危疑震撼不可言喻。自美国申请书发表后，日方态度骤变，既往工作，尽付流水。赵敬时案，又适逢其会发出。昨晚敬之兄(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已决定在白河线作最后抵抗。但平津若动摇，则前在沪所商定之600万，事实上又成空话。财政如无新途径，以资接济，而维军心，则全部华北情形，将不知纷乱至何程度，应请中央预为注意。郛等进止，尤须请示。北平既入战区范围，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现虽尚未成立，拟至必要时即随军事机关转达，或即南旋面陈经过。如何盼复。

　　(5月23日)时局至昨日极险，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内幕尤不堪问。日方决定本晨拂晓大举进攻。故一时不得已，预备军政两机关移驻平汉线。兄思平津一失，中央政局亦必动摇；财政无办法，粮饷之源绝。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线之交通枢纽，尽落敌手，国土变色，地方糜烂，溃军且将波及豫鲁。种种不堪设想之后患，均意中事。且昨日已接汪精卫电略称：“只要不涉及承认伪国、割让四省问题，一切条件均可商订。”并称：“决不使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而出，共同负责”等语。故于临出发移驻之前，思之最后之努力。于昨午夜十二时赴一私友处，不露声色，与中山代办、永津陆军武官、藤原海军武官，彻夜讨论，天明始归。商定结果已与敬(何应钦字敬之)季(黄绍竑字季宽)两兄联名另电详达。事机迫切，间不容发。未及事前电商，至为惶遽。好在交涉仅以停战为范围，条文上加意审慎，当不致受大指摘。然而兄(黄郛本人)泪内流，兄胆如裂，想吾弟亦必能想象也。特闻盼复。

　　(同日与何黄联名电)关于最近前线军事部署，昨电已详。唯各部队兼月作战，将士伤亡甚多，疲敝之余，战意已不坚决。就昨晚情形观测，方成不战自退之势。经职等再三筹计，若竟任其自行崩溃，华北局面将至不可收拾。当即召集重要将领，多方激励，众人意志稍转坚定。同时日本中山代办及永津武官与郛约定晤谈，结果由日方提出如下之四项条件：(1)中国军队撤退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以南以西，今后不准一切之挑战行为。(2)日本军亦不越上述之线追击。(3)何委员长应钦派正式任命之停战全权员往密云，对日本军高级指挥官表示停战之意志。(4)以上正式约定后，关东局司令官指定之日本军代表与中国方面军事全权代表，定某日某时于北宁线上某地点作关于停战成文之协定。比由职等就此条件详密商议，佥以此时前线情形如彼，而日人复以多金资助徐燮元、孙传芳、白坚武等失意军阀，有组织华北联治政府之议。孰权利害轻重，与其放充平津，使傀儡得资以组织伪政府，陷华北于万劫不复，何若协商停战，保全华北，徐图休养生息，以固党国之根基，较为利多害少。众意既归一致，于是遵照汪院长迭电指示之意旨，由应钦答复日代办，对其四项条件完全接受，并拟于今日派上校参谋徐燕谋为停战代表，偕同日本武官前赴密云表示停战之意。嗣后进行协议情形，自当一秉钧旨，随时密呈核示。职等为党国为地方人民着想，唯有牺牲个人，以求顾全大局，是非毁誉，所不计也。肃电奉闻，伏乞鉴核。

　　(5月27日)有申电奉悉。停战协定，岂兄所愿?因21晚开军事会议听各将领所表示，知危机已间不容发。22日晨日使馆又由津增兵两连，而前线各路急报频来，城内反动团体跃跃欲试，津埠暴动相应而起，一时人心恐慌，秩序大乱，其时环境之险恶，较之当年在济南退城时之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平同人见大势已去，认弟(蒋介石)所称“最后关头”已至，决定一面收城，一面将军政最高人员暂移驻长辛店。唯犹虑离平以后，华北局面必至不堪设想，故迟迟未发。延至晚间10时得汪院长来电略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与否，弟(汪精卫)以为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黄郛)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季宽、岳军(张群)诸兄切实进行”等语。得电时，敬之兄正与徐军长庭瑶研究城防，岳弟未在侧，乃与季宽兄密商。时已深夜11旱，不容有踌躇之余地。遂决然偕李择一君电约中山代办、永津武官至某私人宅会谈，直至次晨培训时始散。彻夜周旋，心酸胆裂。勉强缓和，重留北平。今后谈判进行，自当遵嘱认定以停战条件为范围。伪国承认问题，双方均非疯狂，深信决不至涉及。盖局部军事长官所派代表，其资格并不足以代表国家，何得议此有关领土完整之政治问题?所当注意者，条款文句之间，彼等或用偷关漏税之狡猾手段，插入满洲国境线等之字句，为将来交涉东北问题之伏笔，此则当时时防范耳!总之，弟既强我以肩此重任，弟必给我以同等信用。兄山居六载，虽不敢谓已达悲智双修之域，然自信悲愿决不至卖国，智慧决不至误国。深盼彼此把握住既定之方针，勿为外来蛊惑之词所蒙蔽，更勿为南来不稳之消息所动摇(当时广州倒蒋情绪并未完全放弃，至年底即有福州之人民政府)。盖国际援助一层，以兄平素所具之国际当识判断，敢断其不过一片空言；让百步言之，其实际之援助为时必甚迂缓，远水不救近火，为量必甚微薄，杯水无补车薪者也。至南部情形，彼等早已决策，所谓“你东我西”，无论如何无可避免，唯有用种种方法以图应付。至尊电所谓“应下最高无上之决心，以求得国人之谅解”一语，则兄尤不能不辩。两年以来，国事败坏至此，其原因全在对内专欲求得国人之谅解，对外误信能得国际之援助，如斯而已矣。最高无上之决心，兄在南昌承允北行时早已下定，无待今日。兄至今尚未就职，弟如要兄依旧留平协赞时局者，希望今后彼此负责的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赤手空拳蹈入危城，内扰外压，感慨万端，神经刺乱，急不择言，唯吾弟其谅之，并盼电复。

　　塘沽协定经过蒋汪同意后，1933年5月31日于塘沽签订，内容与5月23日黄、何、黄联名电所叙相同。唯国民党军队撤退线南端加列渤海边上的芦台，日军有权用飞机侦察保证撤退确如条款执行，日军则撤退至长城线，当中缓冲地带以警察维持治安。

　　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4年。蒋所谓“我屈”见诸事态，“国伸”则未有痕迹。日方仍继续压迫。黄郛办完此事南返，次年其上海住宅被人投掷炸弹，又接一恐吓信。但受到蒋介石激劝之后，仍继续北上交涉，直到1935年年初。黄郛于1936年12月死去，未及见临抗战之展开。

　　【6月5日】

　　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

　　日本皇军，扛着三八枪和太阳旗，已经打进华北来了；中国人芒刺在背。

　　此时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甚多指责。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迅速恢复远东和平，日本恼羞成怒，蒋说得十分形象：

　　第列强所谓助我者，仅予日本以一骂，而日本必即还我一刀。

　　然而蒋的基本政策不稍加改变。5月31日，南京代表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济南惨案”的元凶，“一?二八”上海战争的发动者之一)，在塘沽日军运输支部签订《塘沽协定》，规定在河北省东北地区划出一大片不设防地带。日军枪刺直指天津。这个《协定》是在大炮前面签字的：就在会议期间，日本海军派了“朝颜”和“夕颜”两艘驱逐舰停泊在海河口外，炮口就对准了会场。

　　蒋强颜欢笑，竟异想天开，他在6月5日日记上写着：“余豫”之类的话。

　　蒋得此“余豫”，目光南移，开始了“速剿”，这便是国共关系史上，彼此都念念不忘的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

　　蒋的这次“围剿”不同于以往，它在组织策略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1933年5月2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正式成立，它被赋予处理江西、广东、福建、湖北、湖南五省军政全权。它实质上是凌驾一切权力机构之上的“剿共”总指挥部。

　　为此，审慎地制定了作战方针，陈布雷概括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

　　“战略攻势”，就是用3年时间完成它。“因为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三五年来剿匪了。”

　　“战术守势”，就是在军事上实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逐步缩小包围圈；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使“苏区”得不到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甚至企图使之得不到任何情报；在政治上继续推行1932年开始的保甲制度，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相互监视，相互告发。陈诚把这些说成是：“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为此，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任陈诚为“副团长”。该团举办了3期，先后训练学员3200余人。

　　对于该团的训练宗旨，在开学典礼上，蒋说得十分明白：

　　我们这次召集大家到这里来训练，其目的是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

　　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及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

　　【6月29日】

　　此次第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等师战斗结果，所余官兵不过三分之一，而各团反攻时，有只余六人生还者，其余因伤自戕之官长，不可供仆数。激烈如此，总理之灵，当可慰矣。唯何以慰我阵亡忠勇将士之灵?勉之!

　　可是长城抗战虽持续两月余，结果带灾难性质。长城沿线全系石山，极难构筑掩蔽部，又缺乏林木荫蔽，是以阵地敌方飞机与火炮之理想目标。参与各军无不死伤惨重，反攻则不见效，只有宋哲元部在喜峰口附近击退日军，并以大刀队夜袭敌营。可勉强称为局部胜利外，战报无喜讯之可言。国民党军队非不英勇，如第二师在古北口南天门之役死伤三千余人，第八十三师当日即死伤一千余人，以后，又称“死伤惨重”，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负伤。

　　战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综合了当时的情形。

　　【7月27日】

　　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

　　管仲提倡礼义廉耻旨在富国强兵。蒋介石提出精神与人格，其着眼在对付日本，此已在与黄郛谈论时道及。我们仔细阅读他当日之演讲词，即可窥见他企图与部下成立协议：如果你们绝对服从我，我可以保证你们打败日本。《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有下面一段：

　　我们有一个革命的领袖，一定有抵抗外侮复兴民族之革命战略和战术。只要大家能绝对服从革命的统帅，在一个最高命令之下，要我们守就守，要我们攻就攻，要我们退就退，要我们进就进，要我们生就生，要我们死就死，如果能够如此共同一致，服从命令的话，一定可以有革命的战术战略，可以战胜一切，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

　　以下又有一段，更将第三人称的“革命的领袖(统帅)”换为第一人称的“我”：

　　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的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我们无从否定如此之训示与抗战初期中国士气的旺盛有绝大的关系，甚至怀疑以当日的情形而论，若非有此精神上之激励，中国是否敢于与日本作战，又开战后不出六个月而平津京沪相继失守，此战局是否可以继续维持。但是即在提议作以上口头协议时，蒋并无充分把握。他在讲后数日即在日记中写出关于“御侮抗日”的“妙论”。

　　卢沟桥事变即在这则日记写出后的4年尚欠20天内爆发。

　　1934年

　　【2月11日】

　　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

　　中国在此期间所缺乏者为宗教思想。专制时代皇帝为天子，所颁“圣旨”有如天命，民间亦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于是融合宗教思想、政治体系、伦理教育与社会习惯为一炉。所以其衙门结构简单，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国肇造后，旧思想既与旧体制一并推翻，新人物复视所有宗教均属迷信。(崇拜西方者不可不察：今日美国重要官员就职均手按《圣经》宣誓，国会开幕即有牧师祷告，所有软硬币均镌有“我们对上帝存信心”之一贯字样。)相形之下，中国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为当日企图率领全国之人士所感重大困难之一。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亲用水龙头为部下行浸礼；唐生智军中拜佛，以“大悲大慈，救人救世”为号召，即是针对此缺陷之补救办法。

　　蒋介石较此二人含蓄。他虽于1930年受洗为基督徒，但在此日记中写出五曰赞美耶稣词。这样看来，他所崇拜的仍是耶稣之人身属性(Humanattributes)而非接受三位一体(trinity)之神学。再加以我们知道他对王阳明之崇拜，所以敢于说蒋之宗教思想已具有深厚之人生哲学成分。

　　【4月18日】

　　我国宜如何发奋图强，以雪此耻也?

　　塘沽协定虽有停战之功效，却未能制止日本之继续侵略。当日本对中国压迫节节加剧之际，以前似为关东军少数将校的擅自行动，自此不乏政府出面支持。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承外相受外相广田弘毅之命发表声明，称维护东亚之和平及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国如有利用他国势力，以图排斥日本之企图与行动，必遭反击；其他各国对中国财政及技术之援助，包括售卖飞机及建造飞机场等，亦为日本反对。现在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只有在天羽声明的次日寥寥的几个字。

　　【5月15日】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宗教思想与人生哲学过于辽远，在提供日用的场合上他仍借力于“礼义廉耻”。管仲提倡四维时，以内政寓军令，本来有全国皆兵的姿态，又开始将西周以来在各地区保持平衡的国家赋予活力，推进而为东周时代带竞争性的国家。他也主张尊王攘夷，这标语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口号。本来这些成分都可以作蒋介石团结人心，扩张本身权力之基础。但是他到底不能在20世纪利用法家与霸道去宣扬一个2600年来的复古运动。经过他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样看来礼、义、廉、耻没有固定的内涵，视时代与环境而定。

　　然而，1930年间中国的复兴民族的时代，也面临着抵御外侮的环境，于是蒋介石才能因着这些条件充分发挥。在他伦理体系之内，四维以“耻”为先。对他讲来，五卅惨案首为深耻(自是在日记内每日写下仇英字句，持续一年余)，次之济南惨案也是奇耻(自是之后，日记内添“雪耻”一栏，前后数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在他看来也还是“济南惨案”之国耻未雪，而沈阳惨痛之国仇又来。在这情形下，知耻者必雪耻。所以他所说规规矩矩正正当当，绝非消极在旁应付日常的生活，而是通过严肃的纪律参加他领导的群众运动。

　　1935年

　　【3月1日】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

　　在这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关头，蒋介石采取了一种非常之步骤：他用“徐道邻”的笔名，于当年12月在《外交评论》发表《友乎?敌乎?》一文，内中指出日本之错误，也指出“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例如自信过度，倚赖其他国家，不愿能屈能伸。但是错误更甚的仍是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国或苏联为预想敌，则中国为其侧背。除非日本真能在10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3个月、10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将这些深思熟虑之后，徐道邻更将中国持久抗战的宗旨宣布：“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出自己的看法。

　　《蒋“总统”秘录》则在日记的“方针与态度”之后添入“实为余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项”14个字。

　　【6月1日】

　　倭寇蛮横，非理可喻，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

　　本日性躁心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若不静敬知命，何以担当未来重任?

　　静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须臾离也。

　　当日本军人向何应钦逼迫至极时，蒋介石写了本天日记上的一番话。

　　“澹”为恬静，“一”为视心神与宇宙为一元。凡此均非儒家本来面目，宋儒得自禅宗，西人统称之为“新儒教”。(可是西方研究汉学注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研究儒教者不过问近代中国，研究近代史者，则不屑过问此“陈旧”之思想。)其旨在心神凝聚之余，“将发未发”之际，有顿悟的解放与超脱，可以体会，无从理解。

　　【6月18日】

　　倭寇横蛮，人心陷溺至此，岂天果亡我中华乎?

　　自塘沽协定至抗战展开前之4年1个月中国之内忧外患方殷未已，日本之继续分化华北，尚且又在南京、成都、北海各地酿造事件。并引用德王占领察哈尔大部，再西犯绥远。

　　苏联虽与中国复交，仍与盛世才成立片面之协定，负责新疆之秩序与安全，获得采矿筑路权利，控制盛属下之政治军事。1936年之协定又与日满关系相似。国内之反中央运动既有1933年年末之福州人民政府，而两广在陈济棠领导下进军湘南，直至1936年9月方完全解决，实已为抗战之前夕。各省区内之战事，尚有1933年二刘(刘湘与刘文辉)之争及1934年贵州内黔军之争。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构成陕西之根据地，不仅进入山西，而且击败前往“进剿”之东北军，此战役已构成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原因之一。

　　生为当日之中国人，对此局面无不愧恨交并。尤以大敌当前，国运如丝之际，军政领袖仍不能放弃小处嫌隙，至堪扼腕。作为中国领导人之蒋介石瞻望全局，必有满目疮痍之感。而他处置各事之方法与能力，也近于捉襟见肘，其复杂心境皆可在日记中窥见之。

　　【6月30日】

　　(一)倭寇要求我河北党部取消，中央军队撤离河北，免冀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察宋(察哈尔之宋哲元)二主席之职，并派飞机任意侦察监视我军撤退之行动，十八日且飞至济南、徐州纵横盘旋威胁。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

　　(二)此次事变，实等于“九一八”之巨祸，而全国智识阶级与军人皆能仰体政府之意，忍辱沉毅，而毫无幼稚蠢动之气，此实四年来国民最大之进步，而其对政府信仰之程度亦可测其大概，此实为复兴之基础，对此不禁兴喜惧之感。以后全在吾人如何振拔而已。小子责任綦重，可不自勉乎?

　　(三)倭王昭和当蒋作宾大使呈递国书时，特提此次华北事变，表示其抱歉之意，曰：“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等语。此国王面示道德之例，实所罕见。彼或深愧不能制止军人非法行动。倭政败坏亦可见矣。

　　以上三节均各有其历史上之下文。第一节之要求已成为“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虽然所谓“内蒙国”及“华北国”并未出现，但是冀察之特殊体制已成事实，卢沟桥事变，即从此特殊体制上发生，蒋介石在第二节庆幸他的退让政策为全国人士谅解，未免言之过早，及至当年年底及翌年之初，各地学生发动罢课请愿游行示威情事。国民政府拘捕爱国人士，封闭取缔抗日刊物，亦在此时产生。再至年底则有西安事变，是可算作军人之反应。关于第三节，则抗战后蒋委员长在国际场合中，尤以在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交换意见时，竭力主张天皇制应由日本人民自决，间接亦即对日皇裕仁人身不再过问，以情理论，此不可能与彼十年前接见中国大使时所留印象全无关系。

　　【7月27日】

　　(一)

　　云海云山云顶寺，
　　道天道地道中人。

　　(二)

　　朝霞映旭日，梵呗伴清风，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嵋峰。

　　蒋介石好游历，喜山居。他游峨眉山时曾作占：“云海……”联，这种天人合一的观感，可以消除尘世之欲念，亦能解除身心之负担。

　　同日，蒋介石又作五言绝句(二)，诗中所称梵呗应指寺庙内之讽颂，与朝霞、旭日、清风同为写实。然则此诗精却在“雪山千古”四个字，象征着宇宙的奥妙与永恒，接近西人所谓“超验哲学”之情趣。

　　【8月21日】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蒋介石他无力打败日本，却对日本之必败深信不疑。他在日记内对被彼邦所叙与《友乎?敌乎?》里面的设想相符合。内中除(六)节未成为事实外，其他均切合日后事实上发展。

　　【9月29日】

　　鲁韩(山东主席韩复榘)态度可虑耳。

　　9月，日本提倡华北自治时，蒋介石写了日记上的话，这是因为韩复榘是冯玉祥的旧部，态度有些游离。况且，蒋介石对宋哲元及其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及刘汝明，于7日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虽然此举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可韩却不自在。

　　【11月6日】

　　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尤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

　　蒋介石不仅有时表现心头之疑惑(如6月18日之日记)，甚至有时嗟伤埋怨。他间常也为忧虑而失眠。但是这种消极疑虑的情形不多。即是他自己摆出以上情绪时，也在短时间用意志力量加以克服。

　　蒋日记中所发感慨与本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有关。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于9月召开，由于发生汪精卫辞职一事，以及内部诸多矛盾，一直未能举行。最后推迟到11月，这是为了在六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故。除西南派粤桂中央委员未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各派要人都齐集南京。会议似乎显示了各派的大团结，也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来，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会议。蒋介石显得“非常高兴”，认为“团结统一运动”卓有成效。

　　早晨7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会典礼。由汪致开幕词。仪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前往中央政治会议厅前摄影。参与摄影的人员利用厅前的台阶、前后排了五排。汪精卫、阎锡山、张学良、张继、林森、张静江都在第一排，张静江久病行动不便，便坐在了事先准备好的藤椅上，挨着汪精卫。

　　中委们各就各位站好了，却迟迟不见蒋介石到来。委员们一再催促，仍不见蒋到场。汪精卫只得亲自进楼相请。原来蒋介石见楼外照相场地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军政首脑云集，每人均带有马弁二名，腰佩手枪，不禁心中一动，警觉顿生，心想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没有异动者？万一有那么一个，首要的刺杀目标必定是我蒋介石。于是立即决定不去楼外参加摄影，带着随从副官蒋孝先坐在休息室里休息。汪精卫跑上楼来请他去照相，蒋对汪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去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汪回到摄影场，在前排正中位置上坐下，张继大声招呼说：“不要等，就照吧！”于是全体委员摆开照相姿势。照相机对着代表们来回照了两圈。中外记者们也举起手里的照相机，纷纷拍下这镜头。

　　约在9点35分摄影完毕。在这刹那间，突然从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个身穿西服、外套夹大衣的年轻人来，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拔出6响左轮手枪，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一面向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3枪，枪枪命中：第1枪射进汪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2枪从后贯通左臂，第3枪从汪的后背射进第6、7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当即应声倒地，血流满身。

　　枪声响起后，摄影场上立即秩序大乱。坐在藤椅上、患有足疾的张静江惊吓得滚倒在地上，别人还以为是他中了弹；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在慌乱之中，第一个起身和刺客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国民党元老、身高力大的文官张继，急奔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那刺客接着又射出两弹，张学良急奔上前猛踢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向刺客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

　　楼里的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副官蒋孝先与军事参议院院长朱培德，急奔出去，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呼三声：“汪院长！汪院长！汪院长！”汪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碍事……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代表们转成了一圈，竟不知如何是好了。闻讯从楼里赶来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声泪俱下，怒斥陈公博：“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将汪先生送医院！”蒋介石也猛醒过来，急忙指挥人把汪搭上救护车送往中央医院。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刺客。陈璧君大叫：“快！将凶手也送进医院，不能让他死！要他的口供！”

　　当天，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车站、码头与机场等各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量的嫌疑犯。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史上蒋、汪数次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而死斗，而汪被刺时蒋又恰恰不在场，因而人们很容易怀疑系蒋指使人干的。广西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电责问。汪妻陈璧君还抓住蒋不在场这一点和蒋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弄得蒋介石很窝火。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一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汪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11月10日】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贵，不复以豪杰自居矣。

　　此间应注意者，“自责”与“自居”不同，亦与“自待”有别。蒋介石从未自承己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作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以上两条均写在日记之“雪耻”栏内。所以雪耻运动纵由蒋介石发起，他自身亦感到所造成气氛之压迫。

　　古今中外革命家甚难成为圣贤。革命家志在改造社会。当旧道德业已崩坏，新道德标准尚未树立之际，他们着眼于集体之成功，即不能以个人名节自矜。并且此时私人道德亦与公从道德冲突。至此我们只能直截指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不是蒋介石之行径。日后主持抗战，蒋尚要在长沙大火，黄河决堤，并于河南产生饥馑之情形下求得胜利，他更不可能受着传统道德之束缚，倒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思潮接近。

　　【11月28日】

　　倭寇横暴状态，已无和平之望，故毅然断行，一面抗议其倭军在华北之暴行与土肥原之胁迫，一面准备如华北“自治”发表，则明示为倭寇以军力逼成，而规诫华北之主官。筹维再四，另无他道也。

　　在日人压力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朋。有吉问及蒋对广田三原则之态度，蒋一度称赞同。但事后由外交部长张群否认，谓赞成系赞成自三原则商讨，并非接受三原则本身。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于11月26日撤销。30日又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北上。何氏自6月离平后即不愿再往，蒋介石曾请国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长敦劝，始得成行。但从此何被多数国人认为“亲日派”或患“畏日病”。

　　最后中日两方协商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16人由中日双方拟定，郭廷以之评语云：“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行政机构。”

　　在日记所写的情况下，遂有民间普遍展开的游行示威抗议。

　　【11月29日】

　　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立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

　　蒋介石那种接近佛教与道教的趋向，又常为基督教之人身的神替代。他之顿悟亦在此时代之以基督徒之虔诚，有如他闻报日军占领平津车站，而朱德与徐向前部亦逼近成都之西南时，便在日记上写出上番话。

　　要分析蒋介石之宗教思想实在不易，不如综合。大概他保持中国传统习惯“诸说混合”之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有“折中主义”的成分。

　　1936年

　　【6月30日】

　　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剿共”，然而，对察省主权的丧失，他也是痛心的。

　　日记所写的话这当然也是肺腑之言!我们不是说，蒋甘心卖国，而是说，蒋一心“剿共”，便无力抗敌救国。但蒋对中共“不共戴天”，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想“化敌为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先生该是很熟悉的，问题在于蒋不把中共看成是兄弟。

　　【9月26日】

　　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当不可不隐忍耳。

　　蒋介石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他仍然希望将全面抗战之展开延迟。实际上则他没有3年5年的时间，写下上段日记之后不出9个月，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10月28日】

　　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蒋对西北张、杨的离心倾向，当然是有觉察的，只是由于他正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36年秋，蒋在对两广事变的处理告一段落以后，便将几十万大军北调。一时间潼关以东大军云集，洛阳、西安和兰州，飞机起降繁忙，已有明显的“督战”意味了。

　　10月22日，蒋从南京飞西安；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调元、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钱大钧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也先后来了。28日蒋、张会晤，张披肝沥胆，当面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

　　“十年天地干戈老”，这是一个180°的大转弯，蒋根本听不进去，蒋介石于是在当天日记中写了如上几个字。

　　【11月8日】

　　以本人生命与主义合而为一，预备牺牲一切，为其多数人受苦，就是完全人格的表现。

　　在重整道德的要求(即蒋介石于1934年5月15日日记中所云：“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之下，蒋介石作为领导人也不能规避。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了如上的话。

　　【11月28日】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不愿进攻红军、“西线无战事”的传闻越来越多，蒋十分恼火，但他不反省自己“剿共”政策的不得人心，却仍沉溺于先“安”后“攘”的迷梦。

　　蒋介石好故作高深，以显示其高人一筹。仗只能一个一个地打，敌人须逐个消灭，这有什么深奥难懂?聪明的张学良，当然不致对此“茫然”。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先失东三省，继失热河，如今冀察已危在旦夕。再跟红军拼几年，再丢掉一些地方，然后再去“收夏失地”，这样地去分“段落”，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昂贵了吗?!

　　【12月11日】

　　是晚召张、杨、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

　　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屡谏未果的情况下，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扣蒋！蒋介石认为，中央军威力强大，又近在咫尺，张学良在西安无重兵，断不敢有何异动。

　　蒋介石为探查虚实，当晚七时特请张、杨吃饭。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颇为紧张，急与杨虎城密商，最后决定张学良前往临潼赴宴，杨虎城以待客为名留守西安。

　　“虎城为何没来？”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后，当即问道。

　　“我俩今天做东请客，请帖已发出，无法改期，他留家中待客，要我来向委员长致歉。”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似已不疑。

　　这便是本“日记”当时背景。

　　关于“西安事变”具体经过，略去。

　　【12月12日（《西安半月记》片段）】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余问“叛兵如何行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猿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军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许，华清池方面动手了，王玉瓒、孙铭九首先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但遭到拒绝。孙铭九手枪一挥，下令士兵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硝烟弥漫，弹飞如蝗。

　　激战中，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桌上放有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服，还有一副假牙。刘桂五、孙铭九大吃一惊，忙伸手去摸床上的被窝，发现里面尚有余温，显然，蒋介石并没有走远。

　　“搜，快搜！”孙铭九把枪一挥，下令道，心里却在咚咚打鼓：四下里枪战正酣，要是蒋介石被乱枪打死，自己怎么回去见张副司令？当没有找到蒋介石的消息传到新城指挥部时，张学良脸上徒然变色，向众人道：“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学良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别忙，别忙！”杨虎城连连相劝，“看看老蒋的汽车还在不在？”

　　当电话里报告说老蒋的座车仍在车库里时，众人松了口气。凭着对蒋介石体力、对周围地形和时间因素的综合分析推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逃远。

　　【12月16日】

　　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13日，国民政府空军开始在渭南、华县等陇海线地段轰炸，16日正式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准备“西进”。

　　日本当然是希望中国大打内战的。17日，日外相居然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这个杀了张作霖、从张学良手上夺走中国这片国土的“邻邦”，似乎与张家两代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了。

　　有人以为何应钦这次下令“讨逆”是阴谋将蒋炸死西安，以便“取而代之”，这是不确的：

　　第一，赋予何兵权，是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事见12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最先提出用兵的乃是居正：

　　那位平日伈伈侃侃的居贡生(正)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来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张治中也写道：

　　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西安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

　　第二，此举也与蒋用心不谋而合，蒋盼望南京在军事上给西安以压力。当张学良在16日向蒋报告渭南、华县被炸的消息时，蒋在当天写了上面的日记。

　　1937年 1

　　【7月8日】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靠近北平近郊卢沟桥中国军营的龙王庙一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诡称一日本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查。事实上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后便归队了，但日军隐瞒了这一事实真相，非要进城不可，以造成武力进攻的借口。

　　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的金振中营迅速请示旅长何基沣。何旅长果断地命令该部：(1)不同意日军入城搜索“失踪”士兵；(2)日军如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3)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不久，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威胁中国驻军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将采取武力行动。但仍被我方坚决拒绝。于是日军以此为由，对宛平城采取包围态势，企图占领宛平城。

　　与此同时，深夜21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和专员林耕宇打来的电话：

　　“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来说：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中的日军受到中国军的射击，日军1名士兵去向不明；日本军官要求进入宛平城检查。”

　　这就是迫使中国8年抗战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一份报告。

　　秦德纯市长沉思少许，这样作答：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日本士兵失踪，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能进城检查；但考虑到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中国军警代为寻觅。”

　　7月8日2时松井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检查，并表示：“如不接受，日军便包围宛平城。”8日凌晨4时，秦德纯答复日方：为避免武力冲突，由双方派代表进行紧急交涉。可是，4时30分，我方的河北省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与日方代表樱井等人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所谓“失踪”士兵，交涉进行到20分钟，即4时50分钟时，忽闻东城外枪声大作，接着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原来日军毫无诚意，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我驻军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乃奋起抵抗。同时我29军司令立即发出坚决抵抗命令，并指出：保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卢沟桥就是我军最光荣的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于是官兵士气大振，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就在卢沟桥我军将士奋勇还击日寇侵犯的当天(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正在庐山牯岭别墅避暑办公的蒋介石拍了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当即给29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

　　“宛平应固守忽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对蒋介石发出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均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29军奋力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剀切陈词，不胜惶恐待命。”

　　蒋介石这一日的日记上看，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战，仍未下定决心。当时，对日本整个意图还没搞清楚，因此在日记中自问自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应该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决不屈服，不可麻痹大意。因此当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立即给宋哲元拍了那份电报。

　　这一天，蒋介石经过一整晚上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终于下定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次日(7月9日)他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指示在庐山的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这一天，他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促其坚定决心，加强警戒，其电文是：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7月12日】

　　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余观之，皆为其外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1937年7月9日，中共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同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由天津到达北平，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反复洽商与中国的对策。

　　7月10日，日方向秦德纯提出“第29军负责人道歉，中国方面撤兵”等无理要求；秦将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为中国军方代表继续交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日军是有计划的挑衅，极其不法”的书面抗议。

　　这时的蒋介石已有全面预防日军扩大侵华战事之意。当日，他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在7日底以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

　　二、将现有的6个月用量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回国内。

　　三、准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粮秣。

　　这一天，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日军方面加紧对宋哲元进行要挟。

　　7月11日下午8时，张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请示便与松井太久郎签署的屈辱和约，其协议如下：

　　1.第29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2.和丰台日本驻屯军接近的宛平城、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3.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竟对此协议予以同意。

　　蒋介石对这份未呈核准的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见蒋氏如此强硬，于是当天，在东京首相府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3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对支那出兵”。

　　事情发展至此，蒋介石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应钦主持召开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次会议。会上专门研讨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准备。”

　　这一天的日记，蒋介石一方面分析情势，一方面强调指出：“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蒋介石写下“亟谋应付之方”的当天(12日)，日本外务省当局声明：“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蒋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必将贪得无厌，于是在第二天(7月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电报指示：“万勿单独行动，不稍予敌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命令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至此，从7月8日写完当天日记的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到13日向正在负责卢沟桥事件交涉的宋哲元发电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被迫下定抗战决心的整个思想轨迹。

　　但是，宋哲元虽然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战的决心，仍是执意希望“当地解决”，并再次派张自忠等人出面交涉。

　　7月14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中国后，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强硬提出7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

　　1.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2.罢黜排日之要人。

　　3.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4..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

　　5.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6.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7..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蒋介石得知协定细目后，预料到，日方并非仅止于军事性的停战，而扩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条件在内了，因此，他当然不予批准，7月16日，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要他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惕：

　　“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绝非如此易事，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蒋介石)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

　　然而，并未见宋哲元复电到来。

　　蒋介石心急如焚，他决定公开发表演说，让国人与世界公众必须认清当前的事态已不是简单的地方性局部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严肃问题。此时此刻，对于日本、对于全中国的军民，都是到了必须宣示中华民国决心的时刻了!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讲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而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在“最后关头”，蒋介石能表示抗战，决不投降，这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称道的!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交给蒋介石。在《宣言》中提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解放周报》第一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会谈中，共产党代表建议以《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

　　蒋介石虽然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从自身的利害得失上考虑，他还是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争端的幻想。因此，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又重申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表达他呼吁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当然，蒋介石的和平解决是有条件的，他说：“但是，我们的立场明显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允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蒋介石秘录》第十一册，第24页。

　　他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最后关头”的讲话发表在隔一天的7月19日的报纸上。蒋介石的这个讲话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标志着蒋介石开始实践它屡次表示的团结抗战的许诺。

　　然而，日本方面正盼望着这“最后关头”的到来。就在蒋介石“最后关头”讲话公开发表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性质的，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中国外交部当即复文反驳：

　　“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应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许可。”

　　还是在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登门访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喜多诚一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为何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增兵。并以胁迫的态度表示：如中国方面不撤兵，则局势必急变，必然引起中日全面之冲突，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必由中国方面负责。何应钦当即予以驳斥：“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当然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

　　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向中国下“战书”。

　　1937年 2

　　【7月23日】

　　明轩(宋哲元)只报告11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19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

　　7月19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讲话引起国内外、敌我方的强烈反响。第二天，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研讨抗战的对策。20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随后，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抗日，并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7月20日的这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日高信六郎提出强烈要求：

　　(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

　　(二)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

　　王宠惠反复申明：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

　　然而，作为29军军长和卢沟桥事件当地交涉的负责人宋哲元却对中央表示动摇，故意不经中央批准，就在“最后关头”讲话发表的7月19日，擅自承认了日军方面提出的7项协定的条件，并撤除北平防御工事。

　　蒋介石闻此情况，震惊不已，于7月22日急电宋哲元：

　　“闻38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必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但宋哲元的复电却是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方的松井太久郎于7月11日下午8时签署的三条协议内容。这其实已是迟到的报告，而且措辞模糊，看不清是已经签订了，还是仅仅是商定而已。蒋介石很气愤，但从全面考虑，他在7月23日写这篇日记的当天，又向宋哲元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

　　“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唯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当天，蒋介石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意在把中央的抗战决心及对事件的意旨当面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而不可自拔的宋哲元。宋哲元也借故提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同意，由天津到北京会晤熊斌。

　　熊斌向宋哲元语重心长地讲：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必须坚持抗战的信念，千万不能被日军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熊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宋哲元这才对中央的坚定意志有所体会，从而定下了抗战决心。

　　【7月24日】

　　日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势之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约而不肯撤兵耳。

　　7月22日宋哲元与熊斌在北平会晤后，宋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觉察到自己备受蒙骗，于是转变了态度，7月23日下令21日开始从北平撤出的37师立即停止撤退。

　　至于日军这一边，一方面公开宣称遵守“就地协定”不扩大事态，一方面向平津地区秘密派遣8个师团约16万人的军队，并有满载战车、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火车连日由山海关驶入华北。

　　7月24日，中国驻军38师师长张自忠为了解日军撤军情况，到天津的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求见司令香月清司，但香月闭门不见，声称有病在身。

　　宋哲元听此报告后，进一步体察到以往所有的就地交涉均为徒劳，日军不过是实行缓兵之计，面对日军的狂妄野心，宋哲元将一度撤退的军队全部进驻原来阵地。蒋介石得知29军的动向，很高兴，为了充实该军力量，把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队调驻河北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何应钦签发命令，命各地补给基地通力支援河北省，并将300万发弹药急发河北。

　　在蒋介石“最后关头”演说的精神鼓舞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决心奋起抗战，对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29军，给予热切的期待与鼓励。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们，纷纷跑到前沿阵地，协助29军构筑防御工事，并组织歌咏队为阵地的将士演唱。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在同一天(24日)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在所不惜。唯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第29军全体将士在举国上下的声援下，精神无比振奋，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写这篇日记的当日致电宋哲元，促其做好应战准备：

　　“以中(蒋介石)判断，不久彼(日本)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兄有否准备?盼详复。”【7月26日】

　　廊坊、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7月18日蒋介石曾电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不足为凭。”但当时的宋哲元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所迷惑，直到22日与熊斌会晤后，方有觉醒。

　　日寇果然先以“就地解决”为缓兵之计，到了7月25日，日军业已完成全面进攻平津的一切准备，河北日军已增达10万之众，只等找个导火的借口了。

　　7月25日下午4时，由天津开往北平的一辆装甲列车到达天津与北平之间的廊坊车站，从车上跳下100名日军，借口修理电话，将该站占据。此时，驻守廊坊的中国军38师刘振之的113旅要求日军撤走，日军毫不理会，双方僵持到午夜。

　　当晚12时，日军突然向廊坊驻军开火，两军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

　　“(一)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37师须于27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

　　“(二)北平城内之32师、西苑之第37师部队亦须于28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

　　并要求29军退出北平，由警察维持秩序。最后言明：

　　“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

　　7月26日，日军14架飞机，对廊坊进行轰炸，接着，在上午7时，由天津派来日军增援部队，对平津分三路实行分割包围。廊坊驻军的营房、车站均被摧毁，上午10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无效，被迫放弃阵地。

　　这一天，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指示电：

　　“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介石)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

　　同日(26日)晚上，日军又袭击了广安门驻军。当时，有载满日军的数十辆军车，驶达广安门，声称是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卫兵要返回北平城内。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第29军独立25旅679团团长刘汝珍识破敌方诡计，并认出他们乃是驻屯丰台的战斗部队。于是刘团长命令士兵打开城门，诱敌入城后，开枪射击，日军陷入混乱，死伤10多人，最终来犯之敌被击退。

　　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上记下了他的感想。他从廊坊、广安门之挑战，看到日军的险恶用心，一切情势表明，战争在所难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已是不可能，只有“一意作战”了!

　　【7月28日】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日军已经急不可待。那个他自己所定的“期限”还未到，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整，突然向北平东方的通县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紧接着于清晨5时，又有在18架飞机配合下的日本骑兵突袭北平南方的团河中国驻军。29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人以上。当日午后，日军又陆续攻击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此，北平已陷入日寇的三面包围之中。

　　7月28日拂晓，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亲自率领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及机械化旅团向北平城外的南苑发起猖狂进犯。日军20架飞机轮番轰炸，驻军阵地一一被摧毁，官兵大量伤亡。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竟日，给日军以重创。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佟副军长和赵师长身先士卒，沉着指挥。两位将军身中数弹，依然斗志昂扬，直到最后与许多官兵一同殉国。

　　同时遭到日军猛烈攻击的还有北苑、西苑和黄寺等地。

　　28日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讨论北平是死守还是放弃的问题。本来蒋介石希望他们选择死守这条道路，这也是全国民众的心愿。但当地绝大多数人不忍使这座文化古城毁于战火之中。于是决定退守保定，留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宋哲元与秦德纯在当天晚上9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离开北平，撤退到保定。

　　7月29日，北平陷落。

　　在日军进攻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遭到攻击。驻守天津的国民党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9日凌晨2时，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奇袭并攻克了天津火车东站和西站；又奔袭日军东局子机场，破坏了机场，捣毁了飞机；还炮轰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给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击。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下，30日被迫放弃天津。

　　在通县方面，于7月29日，伪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3000人高举义旗，投入抗日战线。他们歼灭了日军特务机关人员和警备队员300人，并逮捕了伪主席殷汝耕(后被日军夺回)。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斗中，伤亡官兵达5000余人。

　　蒋介石于29日，在南京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新闻记者发表讲话，其内容如下：

　　“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能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蒋介石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炎黄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戮、驱逐万恶的倭寇。”在此书中，虽然有为其以前“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辩解之嫌，但毕竟表达了他在日本逼他订立城下之盟，而使他别无选择之时，决心奋起抗战的态度。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开始部署全面抗战，成立大本营。编组全国军队，急速调动军队投入战斗。

　　【8月1日】

　　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

　　蒋介石对斯大林一直不存信心。虽则他能对日抗战则必联俄，何况当时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原指望日俄开战，中国中立；现在的局势则是中国与日本进入长期的战争，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蒋介石对这事态的发展也不能无介于怀。

　　【8月11日】

　　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而临战之时，则须负伤不退，宁死不屈，操胜之道，如此而已矣!

　　蒋介石为扭转局势，先命驻扎在绥远省平地泉的汤恩伯所属十三军移驻察哈尔省要冲张家口，接着命令其所属主力第89师于8月6日从居庸关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8月11日，孙连仲的27师，挺进到北平西南的窦店，由南而北向北平逼近。到这一天为止，空军也完成了华北的作战准备。

　　8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会议。会上，继续讨论了有关发表庐山会谈(7月17日)《宣言》和红军改编中的问题。

　　同一天，在上海发生了虹桥事件。这是继卢沟桥事变的又一战争导火线，是日本海军部蓄谋已久的“老调重弹”。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强行突破中国方面的警戒线，驶向虹桥飞机场。中国保安队令其停车，可他们置之不理，并开枪打死一名保安人员。保安队被迫还击自卫，把两个挑衅者当场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愈鸿钧马上通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加以解决。

　　可是，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借口“事态恶化”，急不可待地派遣陆战队3000多人登陆。此时，日军以设在虹口的陆战队本部为中心，其兵力已达12000人，并构筑阵地约80多处，虎视眈眈，不可一世。

　　而中国方面，此时此刻，由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后签订的停战协定之规定，上海市除留有保安总团、警察总队和保卫团等少数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外没有驻扎正规战斗部队。但是冈本季正却在8月11日向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队”和“拆除保安队防御工事”的无理要求，俞鸿钧对日方要求当即予以拒绝。

　　面对日军向上海市内增兵的事实，中国方面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11日，蒋介石调5年半之前曾与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作战的劲旅，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所指挥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

　　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的龙华、虹桥、真如、闸北、江湾、大场等处，利用自然河汊沟渠，从1935年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现已形成对上海的合围之势。

　　蒋介石之所以加强上海的部署，确实是要与日寇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决战。他认为，日军作战意图是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武汉，如果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则东南部的中国军队就会处于背水之战的不利地位，因此他置华北于不顾，把主力军投入上海，诱使日本大本营将其主力转入上海，使其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这样便于赢得时间，进行持久作战，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从而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

　　基于此种考虑，蒋介石在“决战”前夜的日记上构想出“操胜之道”的战略战术“要诀”。

　　1937年 3

　　【8月13日】

　　(一)

　　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中日两军势不可免的交锋在上海开始了。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首先冲入横溶路、宝山路地段，向中国军开火，仅20分钟便停止。到了下午4时许，又在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向中国军开火，全面燃起战火，接着，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向上海市区开炮轰击。

　　这天深夜，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了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自此，为时百天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迅速展开，以中国为战场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里提出了“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的战略思想。

　　(二)

　　“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

　　谁能想到，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危急关头，蒋介石竟然想到这一层。

　　说怪也不怪，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在我国迅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为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虽则他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被迫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问题，可是他仍怀着“防人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实胜过雄辩，历史可以作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且看中共促进两党合作的进程表：

　　1937年年初，为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愿意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态度，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迫切愿望，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也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担心共产党因日益得人心而最终得天下。

　　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对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在政治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押的共产党员，允许共产党员适当时期公开；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扎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取消红军称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每师1.5万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的总指挥部。另外，提出了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代表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要求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1万人。中共方面对此等条件当然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复总理之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同一天(2月15日)三中全会上通过宣言和《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等，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没有改变，其反共的立场没有放弃，他的所谓国共合作，只是策略问题。在大会召开前的2月5日，蒋介石的日记就已写得明明白白：“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在大会召开后的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大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在这里，蒋介石已把他内心世界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中国共产党依然为国共合作不懈努力。

　　3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重申“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随后，周恩来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联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来表示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充分表明了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何在，是中共在“发动其阴谋”，还是他在“发动其阴谋”?尽管当时没能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并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问题，并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闭口不谈共同纲领问题，而强硬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议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来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题。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45000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中共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指定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异常愤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6月25日，中共中央为了尽快促成两党合作，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来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军队。因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向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全国军民呼吁，其大意如下：

　　“本月7日晚间10时，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现在双方仍在战斗中。

　　“平津、华北有被日军武装侵略的可能，情势紧迫。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表明鲜明的态度(电文前面已引，从略)。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同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其内容(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共赴国难，共产党还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四项保证，(《宣言》中保证部分，从略)这份宣言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以民主大义为重的态度。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蒋介石企图删掉政治主张的全部，只留下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中共代表拒绝修改，并主张《宣言》暂缓发表。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反对蒋介石委派政治主任的要求，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提出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此问题未解决前，暂缓出兵。由于淞沪和华北战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不断溃败，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尽快出兵助战，于是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红军改编后，随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事实表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经过了一段艰苦曲折的历程。从两党多次商谈合作抗日，蒋介石一再坚持“容共”方针来看，他对中共的态度的确没有改变。蒋介石是害怕并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因此才有日记中的那句话。

　　【8月15日】

　　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

　　8月14日，在上海东部海面上，出现了由东向西移动的暴风雨圈达300公里的台风。整个东南沿海阴云密布，气候恶劣。但是，中国空军却出其不意地实行空袭。当天的上午10时整，首先轰炸了日军起卸物资的上海汇山码头和陆战队司令部、纺织厂，还炸伤了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出云”号。

　　接着，在当天下午5时整，由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的27架飞机，从河南省周家口飞往杭州，当即将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降落之际，与日本海空航空队台北基地的第三空袭部队鹿屋队的18架九六式轰炸机遭遇。

　　高志航当机立断，命令第四大队对日机开战，高志航首立战功!中国空军在这次空战中共击落6架日机，其余日机逃遁于南方阴霾之中。当天晚上，日方广播：“18架飞机之中，13架失去联络。”而中国空军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高志航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写下了中日战争史上最初击落日机的光辉记录。

　　后来，在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提议下，确定8月14日这一天为“空军节”。

　　提到宋美龄，还得说几句。国民党空军是宋美龄组建的。为了组建空军，她在全国发动募捐活动，同时还认真钻研航空理论。她用募集来的巨款从德国、意大利等国购入大批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国民政府和国民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第一支独立建制的空军部队，并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支空军的第一位司令)。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中，表现出对于对日首次空战胜利的异常兴奋与感慨。

　　1937年 4

　　【8月17日】

　　唯信仰可以移山也。

　　上海攻防战正在激烈进行，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战前双方兵力比较如下：

　　日本兵力：现役38万人，预备役73万人，后备役87.9万人。常备师团17个，每个师团官兵共约2.7万人，其中马匹5800匹、步骑枪9500枝、轻重机枪600挺、各式火炮108门，战车24辆。海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飞机2700架。

　　中国方面：全国总兵力200余万，无预备役和后备役。步兵师182个，新编制的步兵师共有官兵1.0923万人，步枪3800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步兵独立旅46个；骑兵师9个，独立旅6个；炮兵旅4个，独立团20个。海军新舰艇66艘，最大吨位3000吨。空军有600架飞机，可参战的仅305架。由于经济落后，中国军队的装备和训练远不如日本。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当天日方有两个师团增援上海。14日，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以第三、第十一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先后投入总兵力20万人，共十个兵团，火炮300门，战车200辆，飞机300多架，军舰10艘。

　　面对向上海不断增强兵力的日军，中国方面所投入的陆军兵力虽居相当优势，但由于缺乏重武器，8月19日本来闸北、虹口、杨树浦一线还切实在我掌握之中，却仍不能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蒋介石面对敌我双方悬殊的现实，只好发出“唯信仰”之感慨了。

　　【8月26日】

　　此事未知英国取何种态度，或于全部战局之胜负有关也。

　　早在卢沟桥事变刚一爆发时，蒋介石就急忙从庐山回到南京，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与各国驻华大使恳切会谈，希望得到各国的同情和理解。

　　7月21日，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许阁森，提出如下希望：“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英国的态度如何呢?当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后，立即在下院答复质询：“在华北目前局势之下，欲举行英日亲善关系之交涉，尚非其时。”表示出英日正待进行的亲善谈判宣告中立的态度。接着，艾登首相接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英国的态度很鲜明，对日所说的话也很强硬，这与国际诸国相比也算得上较为积极的了。但由于英政府正忙于筹谋应付蠢蠢欲动的德国的对策，因此只要它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侵犯，则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

　　美国反应冷淡。7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美国大使詹森时强调说：美国是表明尊重中国主权的《九国公约》的发起国，在国际法与道义上都有协助制止日本行为的义务。可是美国国务卿赫尔在8月12日发表的声明里，只是轻描淡写地希望遵守国际条约，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而且只在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并没有涉及什么具体的制止措施。

　　法国袖手旁观。7月26日，蒋介石接见德国大使和法国大使。法国大使齐雅说：“在百年战争时代(14、15世纪)，英国想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结果终于失败，缩回三岛；今日之日本，下场也不过如此。”未言其他。

　　各国均从其本国利益出发，虽极言反对日本侵略行径，但又不愿得罪日本，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统统在作壁上观。

　　为了阻隔中国从外国购入武器，日本于8月25日宣称：封锁由上海到汕头的海岸线。中国被迫只好经由香港铁路转运。

　　当8月26日，淞沪会战正激烈时，英国大使许阁森由南京乘汽车前往上海途中，被日军飞机扫射负伤。

　　蒋介石得知这一事件，希望英国以此与日本发生冲突，因此在这天的日记里道出对英国的希求，他认为英国毕竟比其他几国强硬些。

　　但事后日方只是简单道歉赔偿，英国并无任何反应。9月4日，日军又炸坏英国两艘商船，甚至炮击“瓢虫号”军舰，也仍是由日方道歉赔款了事。看到英国对前后两件事的屈辱态度，蒋介石不禁为之寒心，他感到很气愤。于是，在9月4日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他说：“我国抗战，非仅为中国本身之存亡而战，亦为维护世界之和平而战。制止日本之侵略行为，乃为九国公约签字国及国联会员国之责任。”

　　由此可见，中国抗战初期，是在国际间作壁上观的情况下进行的。

　　【8月28日】

　　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唯冀能得持久耳!

　　淞沪战役中，日军来势凶猛，全力以赴，不断增援。8月22日深夜到23日晨，日军以永野修身为统帅的五个兵团的33师团，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方面登陆，同时有一部分从张华浜附近强行登陆，企图威胁中国军队侧翼。第三战区(包括江苏南部及浙江)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指挥左翼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激战，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在整个淞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是“罗店--月浦”一线的争夺战。

　　罗卓英率领的18军的11师，14师、67师抵挡了精锐的日军一个旅团的兵力。日军先用舰炮、重炮、飞机进行猛烈轰击，随之战车后面跟着蜂拥的步兵冲锋扫荡。中国军队只能用密集的轻武器火力阻击日军前进。我军往往整连、整营地全部牺牲，然后成连成排地补充上去，始终没有后退。前仆后继，将敌人包围起来。但敌人又增加兵力将我反包围，就这样层层包围与反包围，双方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短兵相接，互掷炸弹，肉搏厮杀，使“罗店--月浦”变成一片焦土。中国军队的英勇顽强使日军胆战心惊，把这里称之为“血肉磨房”。这场争夺战拦阻了进犯上海之敌，挫败了日军原拟的战术包围袭击我上海守军左侧背的计划。但是，作战部署主要是由最高统帅兼第三战区总司令官蒋介石来决定。而蒋这时又听信外交部的意见，想依靠“九国公约”的布鲁塞尔会议来制裁日本。蒋介石偕同白崇禧、李宗仁赴淞沪前线各部队，面对激战着的将领们说：“九国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淞沪战场再坚决死守一下，战争就可结束”等等。这样，日军便乘隙改变了进攻目标，重点进攻比罗店更接近长江口岸的宝山县城。

　　8月27日、28两日，中国军被迫放弃罗店，退守施相公庙，但29日，我又夺回罗店，敌人又集中火力，向我进攻，而我军火力仍未减弱，士气异常旺盛，阵地毫无动摇。

　　而蒋介石这页日记所言“人心动摇”，实则是他自己内心的独白。他一边希求着“九国公约”奏效，一方面让广大官兵死守上海，并声言要在上海抗战3年!而且他刚愎自用，不接受正确意见，在后来应当撤军的时候未能及早撤军，以致造成后来的惨局，实在是由他一人促成。

　　尽管如此，把日军主力从华北引到上海地区的重大战略意图还是实现了，完成了“持久战”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8月31日】

　　自二十三日倭寇在狮子林、小川沙镇与张华滨各处强袭登陆以后，我六十七师进攻川沙不利，罗店为敌占领，吴淞线又被突破，我军遂转入被动地位矣。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般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一九三二年第五军及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战役”之防线，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至十公里。凡此在精神上不与不放弃“守土尺地”之原则背离，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未经考虑。

　　从这则日记内亦看出无争取主动之表现。

　　【9月7日】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为我国所有，敌国焉得而不败乎!”

　　9月6日，中国军队，除罗店一线坚守阵地外，全线停止进攻，部署持久抗战态势，采取第二期作战方案：以确保上海市和加强南京防卫为重点，但避免牺牲过大的正面攻击，采取机动作战，各个击破方针，以图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中国军队停止进攻，以谋求调整布局的计划，日军有所窥测。因此在同一天(9月6日)，日军集中20多艘炮舰在吴淞口外，并配以空军向宝山城猛轰，随即发起猖狂进攻。驻守该城的18军98师第三营营长姚子青，率领全营500多名官兵冒着敌人炮火进行反攻。他和全营官兵宣誓：“与阵地共存亡!”大家抱定固守城池、抵抗到底的决心，面对日军海陆空三面夹击，一次又一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最终，日军用大炮向城内外发射硫磺弹，引起熊熊大火，日军乘机冲入宝山城。姚子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肉搏，持续两昼夜，全营5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这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后的第三天(9月9日)的事。

　　在9月6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将陕甘宁苏区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设在延安。

　　蒋介石纵观全面抗战的形势，虽则眼前失利，但正义在中国一方，于是他想起古代先哲孟子的话来，异常感奋。只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为我国所有”就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他此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是有信心的。

　　【9月8日】

　　我抗战决策既定，沪战虽稍有不利而心神仍泰然也。

　　本来就无争取主动，处处挨打。及至左翼胡宗南之阵地被突破，他写出这番文字，仍缺乏进一步之打算。

　　 1937年 5

　　【9月25日】

　　敌以为反复轰炸可以逼我迁都或屈服，其实唯有强增我国抵抗之决心而已。

　　9月10日以后，日军实力大增，除先已调来的两个师团之外，又从本土调来第9、13、101三个师团和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及由台湾调来一个旅团，投入上海战线。总人数达10万多人，重炮300多门，坦克200多辆，飞机300多架，采取用飞机、重炮为先导，然后施放烟幕弹，最后以坦克掩护步兵前进的战术，对上海加强全面攻击。

　　9月11日，日军主力进攻杨行，14日，在吴淞等地强行登陆。中国最高统帅部再次调整抗战部署，把淞沪战场的作战部队组编成右翼、中央、左翼3个作战军，全军战斗序列是：

　　司令长官蒋中正(兼)
　　副司令官顾祝同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中央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左翼军总司令陈诚
　　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另外，还直辖9个师。

　　同时，组织了江防军，防守长江下游各要塞。

　　9月16日，上海守军全线退守北站、江湾、罗店、庙行、杨家宅一线。虽然我方武器落后，攻击不利，但我军将士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仍继续奋战，有时24小时内，与敌交锋十几次，将敌打退。就这样，白天遭到敌炮轰击，晚上整修战壕，日复一日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

　　9月22日起，日军为了确保自己侧背的安全，向浏罗公路发起猛烈进攻。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蒋介石在讲话中说：“此次共产党发表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是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蒋介石这一讲话，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可是，同在这个讲话里，蒋介石又说：“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旗帜之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在本党领导之下，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路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蒋介石这段话，不但没有承认过去10年来在民族危机中国民党所应负的责任，而且把同其他党派的合作说成是国民党对他党的“领导”、“接纳”。这种既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又不承认各抗日党派之间平等地位的态度，反映了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把国民党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毕竟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大方向上，有了明显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讲话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日军看到国共合作不利自己的速胜战略实施，于是急于结束淞沪战役。9月25日，先后五次共派遣94架飞机轰炸国民党总统府所在地南京。

　　与此同时，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的八路军，为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从侧翼打击日军。9月23日，正当晋北战局危急时，八路军115师以一个团和一个骑兵营向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前进，钳制企图突破平型关，抄袭雁门关后路，夺取太原的日军。月24日，又以三个团冒雨埋伏在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山地。9月25日拂晓，敌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约4000人进入我伏击圈内。八路军以居高临下之势，向敌突然发起猛攻，日军毫无准备，慌作一团。八路军战士冲下山去，与日军展开短兵肉搏，激战数日，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8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平型关战斗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亦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这一胜利，震动中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心，对日军也是一次有力打击。

　　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蒋介石已经猜测到日寇的险恶用心。四方传来我军将士奋勇抵抗的战报，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敌愈是如此狂妄，愈“强增我国抵抗之决心”。

　　日记表示蒋介石个人倔强不服输的个性，但不能表示其思想缜密与逻辑上的前后一致。日空军曾以飞机94架分5批轰炸南京。蒋介石当日记下坚定之语，然而未出两月，国民政府便于11月20日正式宣告迁都。

　　【9月30日】

　　俄狡而倭暴，吾中华实处其中。

　　蒋介石对苏联态度始终未脱离“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1937年8月1日日记)之一概念。与日本比较，他得出本日记之结论。

　　【10月3日】

　　闻此消息，忧患为之尽释，而精神胜于物质之效，庶于此可见。最后胜利必归于我矣!

　　9月30日，日本30万之众的“上海派遣军”开始发起总攻击。海陆空联合作战，日军的炮击与轰炸极其猛烈，直指高桥和刘行正面，延伸到我军阵地3公里。我军一面以密集火力阻止敌人快速前进，一面继续后撤，向蕴藻浜南岸的广福、施相公庙方向转移。尽管在火力方面日军占绝对优势，相比之下我国军队战备工作极差，阵地工程质量低劣，战壕积水3尺，官兵日夜泡在水中；对前线物质供应，对士兵生活，对伤亡人员的治疗和处理做得都很差，但广大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受到日军猛烈攻击的67师所属某连，在激战之后，只剩下4个人，而由其中1人将连长的遗体送往后方，其余3人则仍然死守在阵地上，等到援军赶来转守为攻；又有一连，只剩下连长1人。

　　正像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在其所撰《中国事变纪录》中所记：至9月底日军在上海方面伤亡达12334人，为华北方面的2倍，同时提到中国军队的斗志甚高，其内容如下：

　　“在上海战役中，中国军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推翻了三宅板(陆军省)一向的判断。……中国的步兵虽在日军毫不留情的炮击与轰炸之下，仍坚守阵地，绝不后退。”

　　中华儿女在保卫民族独立的神圣战斗中，的的确确是视死如归。

　　难怪像蒋介石那样的铁石心肠，“闻此消息”，也会发出由衷地感叹。血与火炼铸的民族精神，是任何顽敌所打不垮的!

　　应该补述的是，在蒋介石写下这页日记的前一天(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湘、闽、奥、赣、浙、鄂、豫、皖8省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随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0月7日】

　　此皆于我精神助力甚大；唯以军事局势不能转入主动地位为可虑耳!

　　蒋介石虽然对国际的冷漠态度异常气愤，但他对国联和英美依然抱有幻想。月4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强调列强各国坐视日本侵华是不公道的，是也有责任的。而后，他进一步开展外交活动，以求唤起国际舆论。宋美龄在这方面也竭尽全力，她于9月12日在南京对美国发表讲话。她向美国民众诉说中国艰苦抗战的状况，呼吁美国支援。她更对国际社会的冷漠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她说：

　　“世界上的人们，忽略了当前正在中国逐渐扩张的灾祸实况。列强曾订立巴黎非战公约，防遏战争；并且设有国联。用这双重的保障来制止侵略国家向弱国作无望的侵凌。奇怪的是，今竟荡然无存。更奇怪的是，积年累月，逐渐形成的战时国际法，它复杂的结构，原是节制战时行为，保护非战斗人员的，竟也和这些条约同化了灰烬。所以我们今天重复回返到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可惜的是，宋美龄的这种谴责竟无作用。两天后(9月14日)，美国政府却声明对于中国和日本适用“中立法”，不过问日本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立即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于9月24日在南京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下述谈话，要求美国改变国策：

　　“中国此次抗战，不仅攸关中国本身之存亡，且亦为九国公约联盟伸张正义。因此九国公约签字国联合会员国，均应遵守其义务，对于中国之奋斗以援助。尤其美国为华盛顿会议之召集者，而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之订立，悉属美国之力，故其责任尤为重大。”

　　恰恰在这一天，北平西南重镇保定被日军攻陷，有记者问：“中国战争会经过多少时间?”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多少时间，但却指出：

　　“中国抵抗日本之侵略，并无时限。在日本侵略继续进行中，战争势难中止。中国已不能允许日本军队之以压力加诸中国，故战争期间之久暂，全视日本及列强之态度。

　　“不论此次战争延长至何日，中国已有无限制抵抗之能力，因中国实一潜力无穷、财力无尽之国家也。日本对中国海岸封锁，或将给予他国极大打击，但于中国影响极微也。”

　　可是国际各国仍无反应。

　　直至9月27日，国际联盟将中国的要求提交到23日远东咨询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通过了对于日本滥肆空袭的谴责案。在审议中，中国代表顾维钧一再主张对日本的行动应认定其侵略性，但英美国家迟疑不决。

　　10月1日，日本提出拒绝国际调停中日纷争。国联各国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显出无可奈何的软弱态度。

　　10月6日，在国际大会上，勉强通过决议。决议虽然断定日本违反公约，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抑制措施，只表示：“对中国给予精神上的援助……”

　　同一天(10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指斥：“日本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原则，抵触了九国公约与非战公约。”仅此而已，并无下文。

　　蒋介石在10月7日的日记上只好写道：“于我精神助力甚大”，接着自责自悲起来，显得忧心忡忡。

　　 1937年 6

　　【10月25日】

　　共产党之投机取巧，应切实注意，然此辈不顾信义之徒，不足为虑，只要晓以利害，动之以正义，则可矣!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应之。

　　1937年10月，日军开始了以攻战太原为目标的作战。中国军队为了保卫太原，调集16个师的兵力，组成3个兵团，配置于以忻口为中心的两侧山地，进行防御会战。

　　10月2日，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率部组成右集团军，在五台山至忻口一线占领阵地。“除以主力位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之线之两翼侧外，另组织4个支队挺入敌人后方”，“各支队出动后，先后均有胜利。”“总共缴获敌汽车80余辆(均已烧毁)，九二野炮一门(无炮弹)，七三、七五山炮炮弹3000余发，步枪300余枝，机关枪及其他军用品甚多，并毙敌千余人。”“涞源、广灵、灵丘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计前后我伤亡官兵共约600余人，内副团长、营长各2名。”《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等密电》10月3日--见于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对八路军所取得的战绩，蒋介石通电嘉奖：“捷报传来，无任欣慰。袭敌侧背，断其联络，收效甚大。希更发动民众，扩大行动，使敌有后顾之虑，则与战局更有裨益也。”《蒋介石致朱德密电稿》10月6日--同上。

　　八路军于4日又传捷报：“宋(时轮)支队于冬日3时袭击朔县西北之井坪镇，当将该处敌千余人全数击溃，收复井坪。计是役缴获坦克车8辆、装甲车15辆、汽车5辆、毙敌200余名，缴步枪36枝，轻机关枪两挺，枪、炮弹8箱。”《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等密电》10月4日--同上。

　　10月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宋支队奋勇杀敌，收复井坪，殊为欣慰。若能扩大游击，向平绥线山地行动，使敌感受痛苦，尤有意义。并希望转前方将士代致嘉勉为盼。”《蒋介石致朱德、彭德怀密电稿》10月7日--同上。

　　10月13日，第18集团军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奉命配合友军“对增援之敌，负责阻止，对退却之敌，相机歼灭”，《第2战区忻口会战纪要》--同上。在敌侧翼和后方钳制打击敌人。

　　当日，八路军第115师占领平型关。

　　14日，该师又在平型关东面的小赛村截获敌援军汽车数十辆，歼灭200余人。

　　15日，八路军第120师在永兴村地区配合友军打击敌人。

　　16日，第115师再占团域口，乘胜收复广灵、涞源、尉县等县城，在冀南、冀北切断日军晋东北的交通线，直接威胁敌后方。

　　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接通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蒋介石致朱德密电稿》10月17日--同上。

　　19日，八路军第129师第767团冒雨奇袭代县日军阳明堡泊水村机场，毁机24架。

　　20日，120师攻克雁门关，接着又在同蒲路岱岳和崞县附近分别设伏，给敌以重大杀伤，切断了忻口方面日军通往大同的后方交通线。

　　八路军将士1937年10月初至11月上旬在晋北、冀西独立作战，游击敌寇，有效地消耗、牵制敌寇。此次战役是国共合作抗日初期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相互配合、相互支援，团结对敌，英勇杀敌的最好例证。这是已经载入史册，为世人所公认的事实。

　　蒋介石写这天日记的时候--10月25日，八路军还正与国民党军并肩战斗在太原保卫战之中。然而，他不顾血写的事实，竟说什么共产党“投机取巧”。世界上有这样“投机取巧”的吗?!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甘愿忍辱负重，将几次“围剿”所剩的精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随即将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这样的“投机取巧”，世上有吗?蒋介石在此，辱骂正在领导抗战军民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为“不顾信义之徒”，实在不公道!另外，在忻口战役中他给予八路军的嘉勉函电是明摆着的证据，难道这么快便通通忘了不成?即使“过河拆桥”，然而现在河还没有过完呢!看来，此时的蒋介石恶性未改。

　　至于孰正孰邪，只有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10月27日】

　　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斗，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敬意；以与敌军野蛮残忍、受世人之唾弃两相比较，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此战虽退，犹有荣焉!

　　10月6日，日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南岸，企图扩大突破口。这时蒋介石亲自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兵力增至40多万。但终因敌军武器精良，又占据有利地形，再加上施放催泪瓦斯，使我军几乎丧失战斗力。因此造成了10月26日的闸北大撤退。

　　在这次大撤退中，第88师第262旅524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率领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800名官兵固守上海的最后一个抵抗据点，位于闸北区的公共租界苏州河对岸的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原为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是一座6层钢筋水泥的建筑，在高层建筑不多的闸北区，占有首当其冲的位置。

　　谢晋元部是10月26日夜晚进入阵地的，任务是吸引住日军，延缓他们的进攻速度，掩护友军撤退。

　　10月27日午夜2时，谢晋元率部在四行仓库内进一步作了防御部署。这天清晨，日军沿着苏州河岸边的房屋进行纵火、搜索前进。直到下午2时，日军大部队接近四行仓库，这时，他们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伏兵。谢晋元待到日军进入我军有效射程之内时，一声令下，众枪齐发，日军顿时大乱，当场击毙80多个日军官兵。

　　从这一天起，接连展开了4昼夜的生死搏斗。日军出动大炮、战车，不分昼夜地进行波浪式的攻击。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到处被炮弹轰开了洞眼，但守军官兵把存放在仓库里的成袋黄豆、面粉等堆垒起来充作工事，并从楼上投下手榴弹和发射迫击炮，使仓库四周的日军尸体堆积如山。并有3辆战车被烧毁，4辆倾覆。

　　800名壮士孤军固守闸北最后阵地的奋战情景，在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对岸公共租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对岸云集的中国老百姓和许多外国人都在为他们呐喊助威。

　　租界地上的英军司令见到宋美龄时，噙着热泪谈起他亲眼所见的感人战况，他对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的精神赞叹不已。

　　这种惨烈的场面，这种可歌可泣的壮举，奏起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赞歌!难怪蒋介石在自己的这页日记上有感奋的词语和飞扬的文章。

　　【10月30日】

　　为主帅者，爱惜所部与牺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谢晋元死守闸北一隅，任务与目的已达，故令其为荣誉之撤退，不必再作无谓之牺牲矣!

　　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4天战斗中，中国方面所受损失，仅有37人战死。他们在四周全被日军占领，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退让，不投降，激战4昼夜，打退日军使用飞机、大炮、战车进行的连番多次的进攻，重创了敌人，胜利完成阻击敌人，掩护友军后撤的任务。他们的英雄行为实在可歌可泣。

　　在这次战斗中，还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

　　10月28日夜半，有一个中国少女冒着枪林弹雨，冲进日寇的包围圈，连游带爬地窜进了四行仓库。她，就是年仅18岁的女童子军杨惠敏。

　　她从浸透汗水的制服下面，取出了藏在身上的一面长达4米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29日清晨，这面杨惠敏冒死送到八百壮士阵地上的国旗，在四行仓库的屋顶上迎风飘扬。此时的闸北，除此弹丸之地，已全被日寇占领，到处悬挂着血腥的“膏药旗”。当战火中的上海军民看到中国国旗飘扬在最高处的四行仓库的屋顶时，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受到极大的鼓舞。

　　10月30日，英国方面唯恐战火波及租界而出面调停，提议谢晋元部队撤进公共租界。中国方面接受了调停，命令谢晋元部于31日清晨放弃四行仓库，渡过苏州河，进入公共租界地。

　　可惜的是，蒋介石命令其“荣誉之撤退”为的是“不必再作无谓的牺牲矣”!但是，结果怎样呢?

　　谢晋元部队10月31日奉命撤入公共租界，按中央双方调停约定中租界当局承诺，部队本应撤经租界后马上回到中国战线上去，可是租界当局受日军胁迫没能履行约定，而对谢晋元等763人(原800，牺牲37)实行缴械，羁禁在租界上的沪西星嘉坡路(今余姚路)的“孤军营”，由万国商团武装看守。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受日军收买的叛徒刺杀身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谢部官兵于是沦为日军俘虏，被押往各地充苦工，直到战争结束后，平安返回的不过100多人。

　　从八百壮士的这一悲惨结局，即可见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与不负责任之一斑!

　　【10月31日】

　　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

　　此次抗战，实被迫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

　　设或与倭妥协，即或答应其要求，甚至承认伪满，但其一遇国际矛盾冲突之机，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不止。

　　这一天，是蒋介石51岁诞辰。他在检讨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近4个月的抗战形势。

　　就整个战局来看，呈现连连失利的趋势。10月中旬，绥远失陷，山西太原也危在旦夕。这时上海方面，浏河、闵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对比悬殊，我军疲惫不堪，难以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有消耗兵力，徒劳无益。可是由于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实情况，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的申斥。

　　10月末，守卫上海军队实在无法支持，大本营副参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才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无奈，采纳了将主力部队撤往吴(江)福(山)一线和江(阳)无(锡)海(盐)一线，从事调整，伺机反攻的意见，下达了撤退命令。

　　10月30日蒋介石开始迁都重庆。

　　这篇日记意在强调“与敌作一决战”的战略思想，正因为如此，在命令下达的第二天，蒋介石又听信了外交部意见，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布鲁塞尔会议迫使日军退走的意见，要收回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上死守三天。当时有的部队已经撤退，有的正准备撤退。正在此时，忽又传来停止撤退的命令，并要再坚持3天，部队顿时大乱，虽奋力苦战，已难挽回战局。这是后话了。

　　总之，从日记与现实的印证上，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抗战思想变化的轨迹：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日后，他们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每当战局稍有利时，就高喊“决战”、“反攻”；但当其军队一再溃败时，又转而手足无措，指挥混乱，对于长期持久的抗战，言之有余，实则不足。

　　【11月4日】

　　军事失利，国内各反动派逐渐猖獗，共党尤为跋扈。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转坤？凡事应以国家利害为前提。如我自认为是，则当以大无畏精神行之可也。

　　即在武汉时代，他的文件里也留下不少对中共猜忌的记载，有如1938年2月1日他获得沈钧儒与叶剑英谈话的记录，据称共党欲利用联合战线作扩张实力的工具，一俟时机成熟将与政府作战。6日蒋电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注意中共在陕北创办抗日大学，“诱骗麻醉无知青年”应加防范。4月5日张国焘与毛泽东决裂，张发表《敬告国人书》，提及毛“不以国家民族为重，缺乏团结抗日诚意”。引起蒋的注意。10月5日周恩来面呈蒋毛泽东亲笔信，内称：“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蒋阅后认为此系苏联主使，因为欧局紧张，斯大林深恐两面受敌，此时外间又有蒋政权即与日方媾和之传言，苏大使亦以六十师之装备及飞机五百架相助示意，所以毛周“敌甚恭顺”，同出于此一时之权宜。

　　蒋的猜忌心太重！

　　 1937年 7

　　【11月7日】

　　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此时，各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在蒋介石51岁诞辰那篇日记上，他下定“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的决心，主要是出于对九国公约的幻想。所以，当下达撤退命令的第二天(11月1日)，蒋介石突然召开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讲了40分钟的话，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给予表扬和鼓励。紧接着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坚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看来“决战”决心已定。

　　日军方面的反应如何呢?他们一边猛打，一边又于11月2日向蒋介石提出要与中国和谈。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来见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孔祥熙，转达日本的7项和谈条件，其内容是：

　　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由国际共管；

　　四、中、日共同防共；

　　五、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

　　六、根绝反日运动；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蒋介石见此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予以拒绝。表示欲和谈，必须恢复战前状态，否则国民政府会被舆论浪潮淹没，因而蒋介石仍然决心抗战到底。

　　与此同时，11月5日，日军3个师团在80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军兵分两路对上海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实行围歼。这样，坚守上海之命难以执行，于是全军被迫仓皇撤退，再加上事先毫无计划，造成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拥挤不堪。后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有敌机的轰炸与扫射，后撤的部队只好尽量疏散，结果更加混乱。部队撤到指定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时，由于阵地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不能启用，在追兵迫近情况下只好白白放弃。这样，阻挡日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便轻而易举地为敌所破。上海即将陷于敌手，日军兵临南京城下。

　　上海战役结束，虽说中国军队向后方撤退，但却已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遭到彻底粉碎，从此使它长期陷入泥潭中不得自拔。

　　蒋的这页日记是“逼”出来的!事后九国会议上对日本侵略者并没给予任何制裁，无疑对蒋是一严重打击，他的幻想破灭了。正像蒋介石顾问端纳总结的那样：

　　“中国方面，则因为对条约与国际法的信念，与对国联势力及美国等信誉之依赖过深，卒为重大的牺牲。”

　　从此日起，坚定了蒋介石的持久抗战的决心。

　　【11月8日】

　　苏州河南岸，以兵力用尽，不能不令撤退，但并非为金山卫登陆之敌所牵动。唯藉此战略关系，使敌知我非为力竭而退，不敢前进，此乃于将来之战局有利。

　　此日记是对11月7日日记的补叙。亦是对他收回撤退成命而在强敌之下不得执行的自圆其说。

　　当然，他有“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的长远打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他写下这页日记的当天(11月8日)，山西太原陷落。在山西战役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先后殉国。至此，战火漫无边际地扩展开来。

　　这一段暴露出他缺乏预筹战略上第二线防御之计划。如有此计划，此间之体面问题根本不应考虑，撤退已毋庸踌躇。

　　此日记源于他自己的所谓积极想法，蒋介石经常在失意时安慰自己，有时不免在日记中自圆其说。此时他希望对方将他的先退都看作侧翼行动之后果，而并非正面实力不支。其实此间区别，亦甚难蒙骗熟练之军事家。倒是今日吾辈看来，更可窥见当时主帅蒋介石未及考虑情况尚在彼掌握时自动后移进入第二线阵地，利用有利地形及生力军抵抗，而必等至山穷水尽时被迫后撤。

　　【11月13日】

　　抗战最后地区与基本战线，将在粤汉、平汉两铁路以西。

　　到了这个时候，蒋介石只好谋持久抗战之良策，作出全局的战略部署。

　　蒋介石的持久抗战战略构想留下的最有力的资料是蒋的次子蒋纬国对日本作家古屋奎二就此问题所做的分析：

　　“当时料想到日本在作战方面所能给予中国的最大危害，是沿平汉铁路南下，首先迅即攻占武汉，对长沙、醴陵一带形成威胁。于是日军在控制了中央地区之后，如果对留在东边的中国主力部队加以压迫，则中国军便只有背海决战；同时，在中国东南地区最具战略价值的人力和物资就要落入日军的掌握，而使中国军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地位。

　　“父亲(蒋介石)为了避开这样的危险趋向，所以采取能够相机立于有利态势的持久战略。

　　“这个持久战略构想的要点如下：

　　“以中国军一部对华北之敌持久，确保山西；相机集中主力于华东，对上海之敌取攻势，以迫诱日军转变其作战线路为沿长江由东向西。中国军基本此一构想，先调集有力部队在察、绥、晋方面，向将会由华北南下的日军右侧发动攻势，并确保山西，以牵制或迟滞日军南下；继而藉“八一三”事件集中精锐部队于华东方面，主动向淞沪之敌猛攻，迫诱日军大本营自东北基地、日本本土以及华北原主作战方面相继增援淞沪，其侵华之作战线遂形成沿长江自东向西。

　　“此一战略指导，获得了下列战略效果：

　　“第一，日军仅能压迫中国沿通往大后方之补给线撤退，无法迫其决战，因而日军‘速决战略’被否定。

　　“第二，使中国军不仅能确保其补给线之安全，且获得充裕时间，将东南地区之人力与物力迁移于大后方，从事整备建设，因而为后来的转移攻势奠定基础。

　　“第三，使日军补给线延长，且无法发挥其海上优势，增大其作战困难。”

　　历史证明，这些构想是比较切实的，在实施中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11月15日】

　　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能实现也。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九国公约会议决定于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

　　10月16日，比利时政府向包括中日两当事国在内的最初签订公约的九国和后来相继参加的19国，以及未参加签约的德国与苏联两国发出邀请书。

　　10月27日，日本经内阁会议决定不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并发表“关于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干涉的权利”的声明，其大意如下：

　　“国际联盟根据中国片面虚伪报告，通过了支援中国政策的决议。此次受到邀请的九国公约参加国，当然要受国联决议的约束；是则日本既或参与会议，也难期有公正妥当的结果。包括有和东亚毫无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内之此一会议，会徒然刺激中日两国的民心，反而使事态益趋纠纷。”

　　日本的同伙德国也宣布不参加会议。

　　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开幕。

　　会议一开始，美国代表戴维斯发表演说：“中日两国的冲突倘越发扩大，则世界和平将大受危害。美国政府考虑应由参加各国共同努力，觅至适当方法，以维持远东和平。”英、法、苏代表相继表示赞成美国代表的见解。只有日、德的另一个同伙意大利，在会上充当日本代言人的角色，他袒护日本说：“没有日本出席的九国公约会议，纵使作了维持和平的协议，但也不能顺利进行。现在，我们所能做的，是只有邀请中日两国直接交涉。”

　　九国公约会议开幕后，决议再度向日本发出邀请书，日本的回答是“没有再度考虑的余地”，拒绝到会。

　　会议进行得很困难。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美国和英国，会上互相推诿，最后，竟然提出“中立”和“不介入战争”的政策。

　　11月15日，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拿不出“强硬态度”，只好通过了回避日本是否违反公约问题的对日宣言：

　　“中日两国现在之敌对行为，影响到各国之权利及物质上之利益，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

　　“各国代表仍信当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到成功之目的。中国代表团具有此种准备；但对于日本坚决拒绝讨论之态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

　　“国际公约之一方(日本)，如固执其与所有其他签字国相反之见解，则各国对之不得不考虑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蒋介石在九国公约会议宣言通过当天，在他的日记里表示不满意的情绪，但他依然对九国公约抱有幻想。

　　中国代表顾维钧在11月24日九国公约为最后一次会议上，对会议没有获得满意结果即席提出抗议：

　　“自‘九一八’以来，不幸各友邦未能充分发扬各国际公约之实效，制止日本之侵略，以致在东亚则侵略战争日益扩大；在欧洲则受东亚之波动，而崇尚武力侵略之风遂亦大起，今日欧战之发生(德国进攻波兰)，其受东亚之影响者，盖甚大也。

　　“中国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实为世界和平之一大柱石，尤其东亚未来之治乱兴衰，全以中国为其枢纽，深望英美法苏各国当认识中日问题实为世界之中心问题。”

　　对此抗议，各国以“沉默对待”，只有法国代表喃喃地说：“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英、美、法等国的这种作法，无疑更加纵容了日本的侵略。此时，淞沪方面的日军已向中国的首府南京进攻了。

　　【11月26日】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

　　成败利钝，非所道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于11月24日委任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此时即已准备离京。他又于26日谒辞总理陵寝及阵亡将士公墓，当日全未向外宣布，只在日记内写下这番话。

　　【11月27日】

　　对上对下，对生对死，对艰难缔造之首都实不忍一日舍弃，依依之心不胜言矣!

　　余能多留京一日，则国家与人民及前方军队，则多得一日之益，总理与阵亡将士，亦多得一日之安。

　　此日记是昨天日记情绪之延续。

　　这些情绪彰显著蒋介石是一个宗教性格浓厚的人物，可是另一方面也证明他的作战计划缺乏纵深。李宗仁说及唐生智受命之前，蒋曾召集高级将领及德顾问讨论南京应防守或放弃。如果在淞沪地区作战近三个月，而对南京的防守与否全未做过切实的计划，即不能说是顾及周详。推而论之，我们可以想见其未预料敌侧翼行动，无打算在苏嘉国防线的抵抗，以及过度重视淞沪地区守土的重要，前后如出一辙。

　　写了日记之后蒋介石又并未即离南京。此后又逗留10日，这也许是第二则日记的一种解释吧。12月5日，他尚且往南京正东20公里之汤山对守城部队训话。当时正面敌军业已逼近。至7日清晨，他始乘飞机离南京。

　　1937年 8

　　【11月28日】

　　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

　　抗战初期的超级空军英雄刘粹刚与高志航均未殒身于空战：刘因无夜航设备而触城楼以致机毁殉难，高因警报传递过迟而被炸毙。高志航殉国之日蒋为之悲悼，只因不愿引用哀伤消极文字，仅此日记中书数字纪念此事。而其实类似这样令人扼腕长叹之事迹又何以胜数。

　　【11月29日】

　　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

　　尽管九国会议宣言，“语气软弱”，不能使中国满意，但蒋介石“仍不足为虑”，他仍然抱着通过国际调停进行“和平谈判”的幻想。

　　日本不想使战争长期拖下去，也在寻求“和平之路”，当然，它的“和平”是通过停战议和劝诱和压迫国民党政府向日本投降。

　　虽然双方“各怀心腹事”，但总算是“一拍即合”了。

　　和谈是在九国公约会议召开之前的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会谈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时的德国完全站在日本一边，打着斡旋和平的旗号，充当第三者。

　　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这里所说的议和条件是指11月2日日本外相广天弘毅交给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又由狄克逊转交给陶德曼的那一份，共7项内容(详见对1937年11月7日日记评述部分)。

　　如此丧权辱国的议和条件，蒋介石当然不敢全部接受。并对陶德曼讲出中国方面为进行议和的必要原则是：

　　“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况，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

　　“日本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现在不对中国采取友好的态度以奠定日后的友善基础，却只顾提出要求。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也不会放下武器。

　　“假定国民政府因日本采取的政策而倾倒了，则结果是共产党在中国占优势。

　　“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

　　蒋介石这时对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仍抱希望，因此，没有向日本妥协，并要求陶德曼对于这次谈判“一切都不要公布”。陶德曼仍表示：我现在的步骤仅仅是极秘密地通知中国政府。

　　可是，九国公约会议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并未能决定任何具体措施而闭幕。此时的中国，在华北失太原；在淞沪，由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而迫使中国军队撤退。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认为这正是向国民政府诱降的好机会，于是积极促请德国出面调停。

　　11月28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武汉与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晤面。紧接着11月29日，陶德曼又与外交部长王宠惠会谈。进一步提出议和条件，并要求“再次和委员长会面”。

　　蒋介石经过一番思索，答应接见。

　　当然，蒋介石的姑且答应，乃为“缓兵之计”。

　　【12月2日】

　　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有所觉悟则济矣!

　　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和苏联交涉，是因为在列强各国对中国断绝援助之际，如果是站在中苏两国平等的基础上订立条约，是有利于集中抗日力量的。

　　于是，1937年8月21日，蒋介石委派外交部长王宠惠为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的主要内容：

　　一、两方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否认在两国相互关系间以战争为施行国家政策之工具；

　　二、两方约定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一国或多国对于彼此为任何侵略；

　　三、当一方遭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协助第三国；

　　四、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在条约期满前6个月不向对方通知废除本条约之意见，条约自动延长2年。

　　这个条约还附带一项口头约定，即在条约有效期(5年)内，双方承诺：苏联不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中国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

　　8月29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正式公布于世。

　　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如下：

　　“此举不能独对于中苏两国间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

　　“中国今日虽受外来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爱和平为我国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觉悟，变更其国策，则我国人亦深愿与之签订不侵犯条约，共维东亚之安全，而谋人类之幸福。……”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签订了由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先后签约合计约3亿美元。苏联的军事顾问和航空志愿队，也先后来华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从签约到9月4日止，苏联运往中国的战斗机共72架，轰炸机54架，侦察机20架。此外，还运来大炮、战车、弹药等军火。这些对日本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当头棒喝!

　　蒋介石在本篇日记中，希望《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能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政策，“有所觉悟”。

　　【12月4日】

　　倭俄均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我国又焉能不亟图自强哉!

　　抗战初期以来，真正支援中国抗日的，在世界各国中只有苏联。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也只有苏联代表李维诺夫伸张正义，坚决主张谴责日本侵华。

　　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早日参战，10月间，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向中国驻苏大使馆参事张冲表示：“中国对日战争到生死关头，苏联必定出兵，决不坐视”。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691页。

　　可是，12月，斯大林又说：“苏联如果参战，会被视为有赤化中国之野心，反而于中国不利。”

　　蒋介石认为苏联出尔反尔，无非是“欲以中国为战场，以中国为牺牲品”，这都是因为中国的国民经济落后，基础太差所致。因此他想，一味地依赖外援终不是长久之策，应该“自立自强”!

　　【12月6日】

　　倭寇对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以我不能屈服，彼已决绝乎!

　　倭军所惯用者为奇袭与包抄而已!

　　12月1日，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向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劝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宜拒绝日本的和平提议，如果迟延下去，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会越大。”

　　12月2日，蒋介石在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后，生怕“和谈”破产，于是急忙在南京召集了在京军事长官会议，把日本所提的议和条款交给与会者征询意见。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阎也表示赞同。于是就决定了两条原则：

　　一、不拒绝德国的调停；

　　二、华北政权需要保存。

　　当天下午，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第二次会谈，特别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中国政府愿以德国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我们有两个极重要的条件：(一)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由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

　　“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假如贵国总理向中国和日本提议停止敌对行动，中国愿意接受。

　　“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

　　“虽然贵大使提出来的各点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但不能被认为是像最后通牒一般而不可以改复。”

　　陶德曼在告别时透露出“能有希望”的语气。

　　12月4日晚8时，蒋介石召集守卫南京的师长以上高级官员开会。这是蒋介石决定由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固守南京方针后，决定迁都四川重庆之前的善后会议。他说：“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恪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并声称他到达武汉后，将亲率从云南调来的三个装备齐全的师，来解南京之围。

　　12月5日晨，蒋介石和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武汉。12月6日开始，日寇以大批飞机经常轰炸南京城内外的军事要点。

　　蒋介石在这忧患之中写下了对德国出面调停寄予很大希望的日记，但他为自己确定了一条原则：“我不能屈服”，可又担心日本拒绝“和谈”。

　　日军登陆施行大小迂回，占领嘉兴、松江，又以汽艇横渡太湖，直逼溧阳，更以一部兵力出安徽，经由广德、宣城及芜湖完成其对南京之大包围，蒋介石对此出奇制胜之策划不表示惊羡，反以轻蔑态度在本日记二则表露。这种矜持的态度也只表示其缺乏对策。

　　【12月7日】

　　应迁移之物品，皆能如数运完，若早10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

　　国民政府基于战局紧张，于11月19日举行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将首都迁移到四川重庆。

　　当天，凌晨5时25分，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依依不舍地离开南京飞往江西。

　　12月7日清晨，日军由东、南两面迫近南京城。

　　蒋介石在此日记中所说“若早10日离京，则大局更不堪设想矣!”其意有二：(1)稳定军心，想与南京共存亡；(2)诱敌深入，迫使日军放弃中原南侵的意图。

　　【12月16日】

　　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以军事失败，非违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

　　由于蒋介石希望以和平解决“争端”，并表态答应以原宋哲元接受的7项条件为基础与日谈判。接着，于12月7日，把这意思通过陶德曼转告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这一系列的对日活动，使得中国的求和派有所抬头，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求和派叫嚷“一连失败之下，非求和不可!”顿时在党和政府内部刮起因恐慌而谈和风。这些情况，则反而给予日本以可乘之机，日本政府因连战获胜，直逼南京城下，而更加得意忘形、趾高气扬起来。

　　蒋介石一见“众口一词”“求和”风张，诚惶诚恐，顿感非申明大义，喻告天下不可了。岂不知这阵“风”是由谁煽起的!

　　【12月26日】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12月7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12月2日他与蒋介石调停经过备忘录，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递达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

　　出乎意料的是，广田弘毅表示出“是否能以1个月之前(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与陶德曼会谈的七条)的条件为基础来进行谈判，颇成疑问”的态度。

　　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在这一个月之间，日军已在杭州湾登陆，攻占南京即在眼前，军事上已占优势所至。

　　12月13日，南京沦陷。

　　12月14日，在日本策划下，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

　　当天(14日)日本方面开始举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会议，与会的各大臣在原7项条件基础上又提出4项新的条件，即：

　　一、中国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作，实行反共政策。

　　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各区域分别设立“特殊机构”。

　　三、日、“满”、中三国之间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

　　四、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

　　12月26日，陶德曼将上述条件传达给中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

　　蒋介石顿感意外，认为新增加的4项是“亡人之国的条件”，令人气愤的是，这里竟有在日寇所占地域建立伪政权和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给予战争赔款等内容，简直苛刻已极，无法令人忍受。

　　【12月27日】

　　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一至于此也。

　　在蒋介石通过德国与日本秘密进行和谈期间，中国方面有人表现出了迎合敌人迫降的倾向。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甚至在12月27日的最高国际会议中还主张和谈，实在令人气愤!说起汪派的投降史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抗战一开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和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竟大肆鼓吹民族失败主义。7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也发表了以“最后关头”为题的广播讲话。他说：“我们是弱国，抵抗就是牺牲，牺牲的程度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恩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诬蔑抗日派的主张是“唱高调”，而他们大肆散布“战必大败，和不致陷于大乱”的论调，为其卖国投敌制造舆论。时至今日，南京已经陷落，全军都在败退，日寇诱降条件不断加码，投降派们更加嚣张起来。

　　作为日本的同伙，德国、意大利与此同时抓紧拉拢蒋介石，帮着日本诱降。蒋介石这个时候并不坚定。

　　蒋介石退到武汉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向蒋介石透露：由他们调停中日双方共同结盟，以对付苏联和英、美。蒋介石认为可以商量。可不久，接到了日本的4项苛刻条件，并提出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要征服整个中国。蒋介石被迫表明态度，对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决无接受余地，坚决予以拒绝。同时反而为此苛刻条款而感到安心了，认为这样求和派再无话可说。蒋介石决意继续坚持抗战，于是在12月27日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重表抗战决心。同时蒋介石又一次发表了抗日文告曰：

　　“不问目前的时局如何改变，我们必不屈服。我们必须勇往前进。屈服的结果便生惨祸。不问国际局势如何转变，我们自己必尽最大努力，而不轻易表示失望。我们不要依赖他人。我受命于党国，自然绝不放弃此项主张。”

　　当天(12月27日)蒋介石写下了这篇从迷茫中自拔，较为清醒的日记。

　　基于汪派在最高会议上唱反调，会议的第二天(28日)，蒋介石把汪精卫、孔祥熙、张群等召集到武汉寓所里开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决定今后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理。

　　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说日本所提的四条，“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938年 1

　　【元旦】

　　尤以对俄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竞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作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

　　这篇日记是由国际上对中国抗战持冷漠态度所发。

　　蒋介石曾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结果是在1937年11月24日九国公约签约国最后一次会议上，各国并没有给予制裁，对中国代表顾维钧的抗议无动于衷，他们这种做法，客观上更加纵容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蒋介石联想几个月来所作的努力终成泡影，没能得到些许效果，实在是怒火中烧。

　　1月1日元旦团拜，蒋介石发表坚决抗战的谈话，他对大家说：“抱定坚忍不拔之志，以打破日寇威胁利诱之政略。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虽目前国际形势变化无望，我们务须一本原定方针，忍痛奋斗到底。凡事若不半途而废，则到最后，必能有志竟成，故不患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决心。”

　　蒋介石还表示：“吾于此战事紧张，天崩地坼之时，从容谋处，细心计划，亦自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中华民国必可由自身而复兴也。”

　　当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赶到武汉，试图进一步威逼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日本认为蒋介石会迫于形势而妥协投降的。蒋介石拒不接见，但他还留了个“活口”，让外交部长王宠惠与陶德曼进行谈判，明令要求日方条件提得具体些，如不具体便拒绝和谈。

　　元旦这天，蒋介石记下了包含“力图自存自主”思想的日记，表现了中国人起码的骨气。到此，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被迫再次坚定起来。

　　【1月2日】

　　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

　　元旦那天，蒋介石让外交部长王宠惠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王宠惠要求日方将条件提得具体些。可陶德曼只是把所谓的4项条件并非完备的细目交给王宠惠。其实这是非正式转达。细目内容如下：

　　第一项，首先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并有积极排除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并非要求中国参加防共协定或废除中苏不侵犯条约。

　　第二项，所谓“非武装区域”，是指：(1)内蒙古、(2)华北、(3)上海附近已为日本占领区之一部(约为自市区至湖沼地段)等三个地区。所谓特殊机构(政权)则为内蒙古方面，须具有和外蒙古相同地位的“自治政府”；至于华北方面，不明(就连传达者陶德曼也不明了日方的意图)。而上海方面，则是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外地区设立“特殊政权”。

　　第三项，关于经济协定一节，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

　　第四项，所谓“赔偿”，一部分为战费赔偿，一部分为日本财产损失的赔偿；另外，日本军占领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此外，关于停战一事，日本参谋部主张：由中国派遣代表赴日议和；须等待提出相当保证后，方可考虑停战。

　　王宠惠要求具体些，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答复。

　　蒋介石深知日本方面妄图让他含糊地先接受下来，以便日后威逼投降。这天的日记重申了元旦讲话的立场。

　　【1月11日】

　　倭今始知对华战争非长期不可乎?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终必转变，倭寇终必失败。

　　1月9日，据报道，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讲话：“国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现在形势须考虑两点：即压迫国民政府与树立占领地区之新政权。恐怕日本将会否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这表明日本真实意图是在扩大侵略，同时流露出要扶植伪政府长期占领中国的意向。

　　1月11日，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举行联席会议，研究长期侵华政策。

　　蒋介石获悉这两条报告后，深知日寇本无视外交谈判原则，急切盼望中国“拒绝议和”，它怀有亡我之更大野心，准备对我长期作战。但蒋介石对国际诸国的态度依然寄予莫大的希望。他乞求着、等待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他相信终有一天，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敌国必败，我必胜!

　　蒋介石被迫坚定了抗战决心，因此对在战场上对日不加抵抗就撤退逃跑者，要行惩治。当然他要抓一个对抗自己、与己有隙的人开刀。

　　1月11日，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到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单刀直入地讲道：“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是否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没说完，蒋便声色俱厉地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随即将韩复榘逮捕，后以“违抗军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毙。

　　实际上，蒋介石此举也是敲山震虎，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的抗战决心，给求和者以眼色；另一方面给反蒋派系来一个“杀一儆百”。

　　【1月12日】

　　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情势终必演变而日本终归失败也!

　　蒋介石此时并未放弃对国际情势变化之期望，他的这种预见为后来的事实所应验。

　　【1月15日】

　　此一星期中，敌人以宣战、否认我国民政府与继续军事行动等等威胁逼迫，无所不至，可云极矣!以余视之，不值一笑。无论其出于如何举动，皆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及最后胜利之信心。

　　彼求和不得、进退维谷之丑态，日益毕露矣!盍不早日觉悟，明言撤兵之为得也。

　　日本无政治家，无领袖，其国之危，亦可惜哉!

　　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将元旦那天蒋介石讲话的态度和对日本新增的4条予以拒绝的原则立场作了通告，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送达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见蒋介石如此强硬，且决意继续坚持抗战，便于1月9日，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在上海发表不承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谈话。又通过陶德曼再次追问中国的态度，说明如不答应日方条件，日本即对中国宣战，并消灭国民政府，而承认北平政权(汉奸)。

　　1月12日，日本外务次官要陶德曼敦促中国务必于15日前答复4项条件，否则日本政府将“自由行动”。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于15日下午4时再次声称：中国政府至今对4项条件具体内容不全清楚，没法答复，希望知道详尽内容。日本得知答复后，认为是中国政府最后拒绝。

　　日本政府宣布从这一天(1月15日)起，“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即结束谈判。这也是日本试图不经战争使中国屈服的阴谋破产。从此，日本改变逼蒋投降策略，开始对中国展开大规模侵略战争。

　　蒋介石心里已有了准备，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并预见到日本终将失败的结局。从日记中看，蒋的抗战决心更加坚定了。

　　【1月17日】

　　此项声明，早在意料之中。彼倭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而未明言否认二字，此乃无法之法，但有一笑而已。

　　唯彼所谓“期待新兴政权之成立”，则意在扶植傀儡政权，以破坏我领土主权的完整。我当以严正立场昭告于世界也。

　　此项声明是指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其内容摘录如下：

　　“帝国政府尔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期待真正与日本提携的新兴中国政权之成立与发展，俾与之调整两国邦交，以协助建设更新之新中国。……”

　　蒋介石见此声明，不禁哑然失笑，实在是太狂妄了：像这样不以一国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国际惯例上前所未有!蒋在日记中对“期待新兴政权之成立”一语，作了揭露。尔后，他表示了“昭告于世界”的“严正立场”。　蒋介石还当即命令外交部发表强硬声明，针锋相对地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日本不顾一切，调遣大批陆海空军，攻击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中国迫不得已起而自卫，抵抗侵略，抵抗暴力。数月以来，中国未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领土之内。……

　　“中国和平之愿望，虽始终未变，……然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任何在日军占领区域内，有任何非法组织攒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此声明全文发表于1938年1月19日《中央日报》上。

　　【1月22日】

　　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灭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日军侵占南京后，在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对南京军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日军首先将未来得及撤退的，已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军人，用绳索捆绑连接成数百人为一团，迫使列队到长江岸边，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活埋以及推入长江之中，还有的被当作刀靶劈刺，悉数杀戮。

　　接着，残杀的对象更及于老弱妇孺。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内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进行轮奸后再行杀害。“日本兵完全像一群放纵的野兽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有的妇女竟被轮奸37次之多，然后将其杀戮取乐。更有甚者，有两个军官，以砍杀100人、150人为竞赛的消息，为日本的新闻所大肆报道。

　　屠杀的手段，越来越残酷。有将人下半身埋在地中纵军犬狂噬的“犬噬之刑”；有用铁锁贯穿下颚将人全身吊起来的所谓“钓鱼之刑”；还有将人绑在炭火烧红的铁床上的所谓“烤猪之刑”。残忍至极，令人发指。

　　当时南京的居民有1/3被掠夺、烧毁。重光葵在《昭和之动乱》中也供认：“攻入南京的中岛师团，在南京的暴行，轰动了国际视听，使日本声誉一落千丈。”大阪《朝日新闻》记者有言：“日军官兵纪律之坏，无以复加，遇妇女不问老弱，任意奸淫，强奸之后，加以惨杀，遇到壮丁，更是一律残杀，种种残酷行为，全无人道。”

　　当时侨居南京的外国人组成“国际委员会”向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提出12次抗议，但谷寿夫均置之不理。在持续六周的杀戮中，我军民被杀者达30万人之多!30万人排起来，可从杭州连到南京；30万人的肉体，能堆成两幢37层高的金陵饭店；30万人的血，有1200吨；30万人用火车装载，需要2500多节车厢!日本侵华军队的暴行罄竹难书。对此，中华儿女永世不会忘记!

　　最终，施暴者难逃法网。谷寿夫于1946年3月，以战犯判罪，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

　　【1月28日】

　　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已明白宣布，故英法空言调和，决无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日益迫近，吾人将在大战中准备如何牺牲，大战后之结果与我国之地位如何，均应预作详细之研究也。

　　自1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意味着“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露出端倪，但还没有公开宣布。

　　紧接着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对于这个声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表示“遗憾”，并说明：“日本应负断绝今后交涉途径的责任。”

　　1月18日，日本政府对自己的声明又发表了“补充说明”如下：

　　“所谓不以之为对手，是比否认具有更强意义。就国际法而言，只要承认其新政权可达到否认国民政府的目的；唯由于可予正式承认的新政权尚未成立，特在国际法上开此新例--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

　　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

　　1月24日，日本政府又宣布了四点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

　　二、日本为阻止外国军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

　　三、日本对华北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

　　四、绝对不允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在这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了“不允许第三者出面调解”。这样一来，它把自己赶到毫无缓冲的绝地，使自己孤立起来。

　　继而日本政府于1月28日也将驻华大使川越茂撤回。

　　中日两国间的和谈之门业已完全关闭。

　　从此，日本陷入泥潭而不得自拔。

　　蒋介石在本月的《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一文中分析道：

　　“敌国的兵力，总共预备了50个师团来作基础，其中预定用在中国的是15个师团，用以对付俄国的共35个师团。……但是现在用之于我国的正式部队，共有16个师团，还有补充师10个师团，总共26个师团，可见他的兵力已经用尽，不能再派更多的部队来到中国。

　　“敌人预先的计划，就是想以少数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一举而消灭我们的军队，迫使中国屈服，然后应付世界大战。……但我们发动全面长期抗战，……到现在他愈陷愈深了，它的兵力愈要作无限的消耗。……他原定的计划，已被我们所打破。”

　　蒋介石的分析很透彻，对“日益迫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作了理论上的预测。

　　1938年 2

　　【2月6日】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篇讲演词发表后，敌必对我恨之入骨髓。彼梦想我屈膝之意可以休乎!

　　2月5日，蒋介石将他在1934年7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演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演稿交付报刊发表。以此作为对日本政府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的有力回击。

　　在这篇演说里，除详尽地阐述对付日本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文章最后预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3月13日】

　　今我军事上整理渐有头绪，再经两月之补充，当足以应战无虞。

　　到武汉后，蒋介石的工作急切的有如主持军事会报，封锁马当，布置江防。从长远打算的有如改组军事委员会，他自己仍只称委员长而有大元帅之实，军委员亦只称军委会而渐有大本营之实。又重订战斗序列，计六个战区，内中司令长官三人代表原中央系统，三人代表省区军事领袖，下辖二十五个集团军及称前敌总司令部之部队。内总司令六人代表中央军，十八人代表各省区或出自原军阀部队，其他一人则为朱德，下辖中共部队称第十八集团军。此时由前方调至后方整训部队尚有二十六个师。1938年1月之后，才明定“统一兵员征募及补充方案”，在九个省份内成立军管区，厉行征兵。一部杂色部队，如原属财政部之税警总团及各地之保安团队，亦升级为正规之步兵师。3月4日，又决定再编练新军二十个师。一般人尚未看清：至此中国方谈得上初步的动员。以前纯不过纠集已有之部队仓促应敌。驻武汉又三个月后，蒋介石写下了今天的日记。

　　【3月22日】

　　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

　　中日两国先后撤回大使，即意味着开始断交。当时近卫内阁和军方均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仍可以武力迅速征服之。可是，日本第一阶段的速胜战略破产了，原定几个星期的任务，5个月时间尚未完成。于是，日本又悄悄地向国民政府递出微笑，对蒋介石等人开展诱降活动。双方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接触，暗通信息。

　　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了，但日本还想找一个第三国调停途径使国民政府接受其条件，使之屈服。最后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柯莱是亲日派，“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曾向国民政府劝说：“这个战争，等于是阿比西尼亚想要抵抗意大利，中国必然会失败；中国纵使进行长期抗战，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应赶快和日本坐下来谈和。”

　　柯莱接替陶德曼积极地开展劝降工作。

　　但是，眼下蒋介石对未来的战争有个基本估计，认为日本之所以求和心切，是因为没有更大的军事增援，因此，他暂时对持久战还是充满信心的。于2月5日发表讲话，指出日寇侵华必败。

　　日本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攻势，一方面通过“和平工作”的名义推行其“怀柔政策”。

　　蒋介石这页日记即是在这种战与和的徘徊中写下的。

　　【4月22日】

　　倭首相近卫于对华、对俄两大问题必有新决定。以理度之，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以求得战局之早结；或仍消极维持现状，待适可而止之时。然后者之可能性较少。

　　自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一直窥测苏日双方的动静，可等来的是苏日无战事，和睦相处。蒋介石猛然醒悟：欧美等国之所以对日妥协，对华冷淡，一个是为了保障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另一个希望借日本威胁苏联，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远东发展。如今中苏签约，日本不可能对苏有所举动，苏由于重点在欧洲，对付德、意，也不会与日冲突，连向中国出兵参战都予拒绝，便可想而知了。所以蒋介石认定日本“对华、对俄两大问题必有新决定”，“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

　　事实上，日寇自1937年12月，攻陷上海、太原、济南、杭州、南京以后，便兵分北、东、南三路向中国腹地进犯。企图从山东南下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然后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战武汉。敌集中华北10个师团、山西1个师团、南京方面14个师团，共34万人，合编为“中国派遣军”。

　　进犯徐州日军是华北派遣军的矶谷和坂垣两个师团，约6万人。他们是敌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12月24日，韩复榘放弃济南。

　　27日，日寇矶谷师团侵占济南。

　　31日，又侵占泰安。

　　1938年1月5日，继战兖州、济宁。由于韩复榘擅自放弃济南，而撤向鲁西南，避免对日军作战，致使津浦路为敌控制，徐州告急。

　　1938年1月，坂垣师团侵占青岛，进逼临汾。

　　2日，日寇第13师团攻陷蚌埠。

　　3日，又陷广德，沿津浦线北犯，徐州危在旦夕。

　　3月5日，李宗仁获悉日军放弃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计划，想由鲁南和济宁合攻徐州。

　　蒋介石和李宗仁立即部署合围日寇两师团的兵力：

　　以韩德勤第24集团军于高邱，宝应地区阻止由扬州北犯之敌，掩护运河交通线；

　　以李品仙第11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于学忠51军防备淮河沿线之敌；

　　以邓锡侯第22集团军守滕县，阻矶谷师团南犯；

　　以59军驻滕县以南，庞炳勋驻临沂，阻止坂垣师团南进与矶谷会师。

　　3月6日，李宗仁又以张自忠59军增援临淅庞炳勋部，力阻坂垣师团南进。

　　坂垣被阻于临沂，南方第13师团被阻于淮河地区，无法策应徐州。

　　矶谷孤军深入，陷入被围歼的态势。

　　18日，张自忠、庞炳勋两部将坂垣师团击退，迫使坂垣与矶谷两师团不能会师。

　　20日，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殉国。

　　1938年3月23日鲁南最激烈的防御战--台儿庄战役开始了。

　　这个战役，以台儿庄为中心，北至肥城、大汶口、兖州，南至雨下店河界；东至临沂，西到向城。正面阵地除台儿庄外，还有枣庄、峄县、韩庄、兰陵、洪山等重要据点，战线全长100多公里。

　　23日，日寇千余人开始进攻台儿庄，被第31师和黄僬松第27师一部歼灭过半。

　　3月25日的郭里集之役，4月3日的刘庄之役，我军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4月6日阁阳楼之役，第30师攻下南洛，切断台儿庄敌人后路；第27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出击，敌仓皇应战，伤亡惨重，向西北退却。

　　4月7日，我军乘胜追击，又胜敌于红瓦屋。敌退至峄县、枣庄一带。台儿庄战役遂告胜利结束。我军歼灭敌军精锐部队2万多人，摧毁坦克30多辆，缴获大量军用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军的侵略野心。

　　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举行了盛大提灯火把游行，全国军民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蒋介石于1938年4月《在车辅山车站对出迎官兵训话》中讲道：

　　“此次鲁南会战，迭获胜利；尤其台儿庄一战以后，敌军声势大挫；我军同心协力，服从命令，极为国际所称誉。敌增援津浦线部队，乃由第二(山西)、第三(苏南、浙江)两战区投调而来，而该两战区敌军因受我军牵制，已无法再调，故其今后增援兵力极为有限。

　　“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愤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

　　蒋介石只说对了一部分，日寇“必愤而向我报复”，但绝非“是投机战略”。台儿庄战役只是整个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寇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徐州战略要地，再进逼武汉。日寇的战略计划并没因台儿庄受挫而改变。

　　也正因日寇暂时受挫，“求得战局早结”已不可能，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消极性维持现状”“可能性较少”，更大的更残酷的战役在后面。

　　【4月30日】

　　台儿庄胜利不仅关系战局之成败，实使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1938年4月李宗仁所指导的台儿庄大捷，蒋以低调处理。当各地鸣鞭庆祝时，蒋以统帅所发的公告称：“此乃初步之胜利，不过聊慰八月来全国之期望，稍弭我民族所受之忧患与痛苦，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我同胞应力戒矜夸，时加警惕，唯能闻胜而不骄，始能遇挫而不馁，忍劳耐苦，奋斗到底。”(1938年4月7日)日记之提及台儿庄只出现于当年4月之“本月工作检讨”，内称：“台儿庄胜利不仅关系战局之成败，实使民心士气为之一振。”至此不出20日(5月19日)，徐州弃守，蒋介石虽未明言，但已在日记里对李宗仁切责。

　　台儿庄战役一般公认为初期战争中之最大胜利，有些人甚至认为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可称为无条件的胜利。日本资料自承死二千三百余人，西方资料称日军死伤一万六千人，丧失战车四十辆，装甲车七十辆，华军死伤数大致相埒。涂克门称“自日本建立陆军以来第一次显要的战败”。中国政府宣传机构称：“歼敌三万余众。”

　　【5月8日】

　　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

　　蒋介石这页日记道破了“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的重大意义。

　　而这段史实，且看当时的报道：“5月19日黄昏，我轰炸队队长徐焕升奉命前往敌国三岛，散发告诫传单。徐队长因使命重大，兴奋异常，乃令副队长佟彦博、队员苏光华、刘荣先、雷天春、吴积冲、陈光斗等紧急集合，自某地昂然起飞，冉冉离开祖国，长空中发动万匹马力，远飞重洋之上，午夜既过，星光初朗，月色自云隙闪出，我神勇壮士愈见奋发，飞抵某岛附近，我机突然低飞海面，作周旋侦察。是时敌舰慌乱异常，速发探照灯照射。我机轻移翼身，闪逝云端，直飞至长崎上空。徐队长当先环飞一周，侦明情势，即指挥各机鱼贯低飞，乘街灯明亮之际，以最迅速之手法，向通街小巷猛发传单，各机完成任务后，排成一字队形，直冲云霄，向九州两岸飞行。一回顾时，但见全市灯火突息，探照灯闪放如电。我机又沿九州西岸各城市低飞，散发传单，纸片纷纷，如降瑞雪。移时，晨光熹微，我战士完成使命向祖国海岸飞回。少顷，煦暖阳光，陡涌海面，我远征战士，已飞抵国土。11时整，于欢呼声中，雄鹰相继降落。下机时，场中军乐齐作，掌声震天，情况热烈，前所未有。

　　这是1938年5月19日下午3时23分，由两架马丁式B10轰炸机自汉口起飞向日本进行的一次远征。长机由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驾驶并领队，于凌晨2时45分飞临日本九州上空，并继续飞向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飞机上搭载的不是炸弹，而是20万张传单。传单上写的是：“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徐焕升曾向日本作家古屋奎二谈到这次远征的回忆：

　　“奉到蒋委员长的命令，是在4月中旬。”

　　“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

　　“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远征日本返航归来的机组人员受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欢迎。

　　像这样的对日本本土实施的“纸弹轰炸　”，后来被称为“人道飞行”。

　　【5月26日】

　　敌国至此方知吾不可以威胁与利诱，而其果能断其灭亡中国之念，是即吾之第一步胜利也；但恐其仍不能断念耳!

　　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以后，中日两国政府依然暗通信息，寻求和谈的途径。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频繁与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文显接触，并亲自前往日本活动谋求日本参谋总部向日皇陈诉，以中止执行声明中宣布的方针。

　　董道宁在日本活动后返回中国，并捎回日本参谋本部第8课课长影佐祯昭写的一封书信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其内容略为“近日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

　　蒋介石对影佐祯昭的书信很感兴趣，托人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

　　“对于影佐大佐和平外交的诚意，特别致意。我们想像得到：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意图，第一是为了对苏联关系之安全保障；第二是为了保护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依存关系。但关于第一项，东北四省和内蒙古可留待他日协议；唯河北、察哈尔绝对须还中国，日本必须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的确立与行政的完整。若对上项意旨能有了解，则日军便应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细则的交涉。”

　　后来，由于日军在台儿庄惨败，继而倾全力进攻徐州，董道宁和西文显的秘密活动宣告结束。接下来便是日本抬出了大汉奸汪精卫。

　　5月初，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强硬演说：“在达成彻底膺惩蒋政权并使之崩溃的目的之前，决不休战；帝国所决定的方针，即使费时数年也不会变更。”

　　日本政府想凭借武力强迫国民政府与之进行屈服式的和谈。中国政府是难以接受的。

　　蒋介石希望以“吾不可以威胁与利诱”，来“断其灭亡中国之念”。但他也深知不太可能。

　　1938年 3

　　【6月3日】

　　此次我军撤退愈速，敌进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蒋介石想要扩大台儿庄的战果，不顾实际情况(日军本欲在徐州实行决战，夺取战略要地，以图西进郑州进逼武汉，因此气焰嚣张，锋芒毕露)，又向徐州地区增调20万兵力，使这一地区兵力达60万之多。蒋的方针是，在津浦线正面集中优势兵力，将日寇“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但是，蒋介石在平原地段，交通要冲，云集大军的做法是有悖兵家训律的，形势对我不利。

　　日本在台儿庄受挫后，重新部署了兵力。

　　1938年4月7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以一部有力部队击败徐州附近之敌，占据兰封以东的陇海线以北地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应以一部协助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击败上项徐州附近之敌，并占据徐州(包括在内)以南的津浦线及庐州附近。”大本营命令：“大陆命第84号”1938年4月17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45页。

　　北线日军以第16、114师团增援第2军第5、10师团，沿津浦线及两侧南下作战，企图吸引中国守军大部兵力，加以围歼；而以第1军第14师团从濮县地区渡过黄河，切断兰封(兰考)、归德(商丘)间的陇海路，以止中国军队东援徐州，切断守军退路。

　　南线日军除以第13师团在蚌埠、怀远间集结外，又以第9、6师团分别向凤阳、庐州前进，第101师团一部向苏北阜宁地区进攻。

　　4月18日，北路日军第10师团在枣、峄地区展开攻势，由于受到中国守军的“抵抗和反击，陷于苦战状态”。

　　5月12日，日军第114师团向台儿庄以西地区推进，并在峄县地区抽调第10师团渡过微山湖，配合由济宁南下的第16师团迂回到徐州西北侧，使徐州守军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5月14日，南路日军第6师团在占领和县、巢县之后，攻战庐州。

　　5月18日，华中派遣军主力第9、13师团，沿津浦路西侧，攻占徐州西南地区。

　　5月19日，日军第3师团攻占安徽的宿县。

　　在南北日军夹击下，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有被歼灭之危险。因此，有计划的撤退是非常必要的，以保存有生力量，进行“长期战争”。

　　但是，战区既未组织像样的战役，又没有进行有计划撤退，而是李宗仁长官部率1000多人首先落荒而逃，继而，引起主力部队全线溃退。

　　5月19日，徐州失陷。

　　5月20日，连云港被日军占据。

　　5月24日，日军第16师团控制徐州后，乘势西进占领砀山。

　　5月29日，日军第16师团配合由山东鱼台南下的混成第3旅团攻占归德。

　　此时的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处于日军的追击之下。

　　蒋介石日记所言“战略之撤退”是实行了，但撤退得太匆忙，真也够“神速”的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惨局，一方面是因为日寇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强的机械化部队，从西侧迂回包围，并投以大批飞机、坦克作战所致；另一方面是蒋介石犯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因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云集大军，与敌人进行阵地作战而造成的。此战失利，战区指挥官指挥不当和不负责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6月7日】

　　敌国舆论似渐转向和平之路，然敌阀阴谋在“讲和”时更增险恶，不可不慎之又慎。

　　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5月初演说的态度来看，似乎关闭了“和平工作”的大门，其实新的“谈和”仍在秘密进行。

　　6月3日，陆军元老宇垣一成出任改组后的近卫内阁外相。此时正是徐州会战之后，侵华日军由于黄河大堤花园口段被炸形成黄泛区而陷入泥淖，一时行动缓慢起来。

　　宇垣一成就职后向近卫首相提出4项条件：

　　(一)加强内阁统一。

　　(二)对华外交一元化。

　　(三)迅速决定和平方针。

　　(四)不拘泥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宇垣一成的提议获得近卫的完全同意。

　　于是，宇垣通过他与国民政府内一些要员的私人关系开展了“宇垣工作”。

　　蒋介石对日本的新阴谋，“不可不慎之又慎。”

　　【6月20日】

　　余不准德顾问擅自离职，是为国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之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后，很快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走上了在欧洲争夺霸权的道路；他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遥相呼应，结成威胁世界和平的联盟。

　　德国，过去曾是国民政府的友邦，特别是在抗战以前，蒋介石曾聘请许多德国人充当军事顾问，并参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的联系与沟通，一直是由德国这个“第三国”从中牵线。

　　1938年2月，德国法西斯直接站到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承认伪“满洲国”。至此，中德两国关系日益冷淡。

　　6月，国民政府接到德国单方面的要求：废止军事顾问团契约，撤回顾问人员。这无疑是与中国断交，与中国为敌的步骤。

　　可正当此时，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正在德国学习军事。蒋纬国，是蒋所最钟爱的儿子(至于为何有此特别的情感，传闻无据，不予赘述)，现已陷入敌手。

　　蒋介石本想不允许顾问团违约撤走，因为他想利用德国这个“第三者”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以求得和平的途径。但又怕由此引起德国对自己儿子采取报复手段。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中，蒋介石焦虑万分。

　　【6月24日】

　　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

　　坂垣的扶汪工作正加紧进行。而中国方面积极从事抬汪组阁者，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本来，高宗武是与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有着密切联系的，他的任务是从日本方面获取情报，直接向蒋介石呈报。但在“宇垣工作”期间，他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文显保持联系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背叛了蒋介石，成为被日军所利用的走狗。

　　高宗武还利用与周佛海的特殊关系互相勾结起来，专门向汪精卫暗通消息。

　　6月23日，高宗武为了和日本政府当政者。近卫首相与坂垣陆相直接会面，不经向政府申报核准，也未告知蒋介石，擅自秘密前往日本。

　　7月5日，高宗武抵达横滨，经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前参谋本部第八课长)影佐祯昭引荐与首相近卫文麿、陆相坂垣征四郎会谈。

　　高宗武表示：

　　“蒋委员长对于日本的所作所为甚为愤怒，但这只是一时的，不能因此而放弃永远大计。如果蒋委员长不接受议和，汪兆铭必定接受，汪的意志已很明白，如果日本表示诚意，则以汪为首的中国内部的和平势力便会接受停战的调停。汪已对蒋委员长作了数十次的进言，若时机成熟，汪立即会实行计划。

　　“日本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因此，连汪兆铭也为之无计可施。在国民政府中，既有汪兆铭内应，日本应该先进行和议。”

　　高宗武的这番表示，使日本军部确定了扶植汪精卫组成傀儡政府的行动路线。

　　坂垣征四郎在会谈中向高宗武递交了保证函，函件写明：“日本政府愿以汪兆铭为和平运动中心。”

　　7月21日，高宗武回到香港即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文件整理后寄往汉口上陈蒋介石。并附有一封解释他此次秘密出访日本的信件。信中说：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

　　7月25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汪精卫当时很不自然。

　　这便是“高宗武擅自活动”之始末。

　　【7月2日】

　　敌陆相坂垣近又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反对谋和之言论，是即反对宇垣之外交政策也。

　　日本政府起用宇垣一成为外相。宇垣就任外相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发去了贺电，在贺电中流露出希望中日双方友好亲善的愿望。宇垣当即复电，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赴日洽商。

　　6月17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见外国记者说：

　　“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行考虑日本态度。”

　　话虽然说的不太具体，但已流露出两国之间有议和之可能性。

　　中日双方开始秘密往来，“暗送秋波”。

　　为做好接洽的准备，6月26日、28日，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前往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晤谈。

　　乔辅三转达了蒋介石的“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满洲国的文件，我(蒋介石)绝对可以签署”，麦朝枢著：《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54页。中国也可以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的许诺。对方认为可以进一步商议。

　　可是，正当此时，日方陆相坂垣征四郎却坚决反对与蒋对话，并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交涉的条件。致使即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中途流产。

　　其实，日本的野心是征服全中国。何况，日本现在已经侵占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山西大部，怎么会完全撤兵呢?!

　　蒋介石对此，深表遗憾。他是希望“宇垣工作”获得成功的。

　　【7月3日】

　　敌陆相坂坦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

　　敌国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今久战而不能决，是其致命伤也。

　　由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仇恨蒋介石的情绪及日本政府的狂妄野心，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来。

　　可是，日本天皇在1938年6月末，又让宇垣外相试探以和谈交涉诱蒋投降；同时，命陆相坂垣施以“军威”迫蒋屈服。实则是软硬兼施，为达一个目的。于是，日本陆相坂垣向外国记者再次发表坚决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强硬声明，煽动国内舆论，与国民政府为敌。

　　蒋介石面对日本军队的蛮横无理，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蒋介石看得明白，日本是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而今，对话中断，“上着”不灵；速战速决业已失败，急欲亡我，谈何容易!

　　蒋介石抱定：答应我无条件撤兵，恢复战前状态(东三省和内蒙古可以不要)，就与你谈和；反之我就与你打。你苦于经济、军力不足分配未必最后取胜，然而对你，久战不决，可是“致命伤也”。

　　【7月5日】

　　倭首相近卫昨忽销假视事，而倭王又先后召见坂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其必对华和战方针已有决定。

　　坂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宇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耳。

　　日本天皇先后召见军、政大臣，商讨和战方针，结果如何呢?

　　首先做出蕴藻浜反映的是“坂垣态度忽变强硬”，阻止“宇垣工作”进行，反对“由第三国调停”。

　　“宇垣工作”已经半途中止。

　　所谓“由第三国调停”，是指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出面活动。他们通过麦朝枢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个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对此当即答应：“这条件太好了，……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蒋本来对苏联、中共的联合是取之无奈，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

　　但是，坂垣对此强烈反对，无非是想以武力压迫蒋介石，使其屈服投降。

　　蒋介石经过最近的分析，得知：这是日本的“不战而胜”的“上着”失灵，而采取的下策，“其实，仍外强中干。”

　　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日益增多的困难。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国内军费剧增，人民生活不断恶化，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不断增长。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兵力显得极端不足。加上速战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已经到了无可奈何又强而为之的地步。

　　日本已经到了这一步，蒋介石怎能屈从于它呢?此时的蒋介石是不怕战场上对阵的，他认为不管胜负，最终胜利属于我。

　　1938年 4

　　【7月16日】

　　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强调拥护政府团结御侮之诚意，此无异签复敌寇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使其知所畏惧，亦可见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看最新更新会议讨论了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问题。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以代行总理职权。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总裁。

　　会议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决议，会议还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了电函。函中指出：“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同时此机关要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事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许多爱国志士也都积极要求建立民意机关，推动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国力，动员全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基于来自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和推行。”

　　依据这一决定，新设国民参政会，取代顾问性质的国防参议会。

　　6月16日，由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为200名，其中国民党员有89名；共产党员被当作“经济团体与文化团体”，只有毛泽东、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无党派者89人。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于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7月7日在武汉开幕，由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会上发表演说如下：

　　“敌人之所以敢于轻视我国，其最大的理由，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们国家内部不团结，政治不统一，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现在已表现我们全国一致抗战的组织和行动，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我全国国民的力量已团结集中于政府指挥之下，来排除侵略，这实在给予敌冠以致命的打击。”

　　7月15日，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宣言。

　　它向中外宣布：中国要“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作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各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要“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受到与会者的赞同。

　　中共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6名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都对大会的成功表示满意。王明讲“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团结因此加强。”林祖涵发言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

　　当然，大会还有很大的不足。会上，对如何坚持抗战，如何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如何改善政治机构，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人民出版、言论、集会、结论的自由和保障各个抗日党派合法存在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对宣言的作用作了估计，同时对他的总裁身价大增，感到异常满意。因为宣言中特别有这一条：“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7月17日】

　　沧县保定告急，华北大战又起。余以部队复杂指挥困难，至为焦灼，施自记：“唯有坚守城堡各据点待机出击，方可制胜。”晚间余觉心境一舒又自记曰：“此殆为乐从忧生之兆乎!”

　　蒋介石日记未对任何战役详细分析检讨，通常对每一战役只提及一二句。所记以南方诸战役较北方为多，其亲自督导之战役较常提及。又通常忧虑之情形见诸纸间，反面则虽经宣传机关高度渲染之胜利，在日记中无惊喜情调。例如日军攻略河北时，他有此记，如是战局影响他的情绪，这是常态。

　　【7月26日】

　　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唯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为阻止日军进攻，中国军队于6月9日上午9时，在花园口处决开黄河大堤。流出的河水淹没豫东南大片土地及皖、苏部分地区，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速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但总算把日军的车辆、重武器等陷入泥淖，使日军进退维谷，粉碎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直冲武汉的计划。当然，人为的水灾给战乱中的穷苦百姓也带来苦不堪言的祸患。

　　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没有在战略上奏效。由于黄河决口、淮水泛滥，有利于长江水运。因此日军放弃了从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遂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敌人意在摧毁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以此威逼蒋介石屈服，打破其长期抗战的战略计划。为此，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架。面对来势凶猛的倭寇，蒋介石采取了避其锋芒，“决不作无谓之牺牲”的方略，保持相当兵力，以期达到“消耗战之目的”。这篇日记反映了蒋介石战略思想的变化，他已从大拼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

　　【8月11日】

　　倭欲以狂炸为施行威胁恐怖之愚计，孰知其徒使我民众仇恨愈甚而益加强敌忾心而已。

　　日寇实行海、陆、空全力进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线湖口、第三道防线田家镇相继失守。

　　随即，敌分四路(南泽路、瑞武路、长江北岸、信阳)，进攻武汉。

　　8月10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后，遭到我第九战区的张发奎第2兵团所部第3集团军的阻击，敌以主力第9、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用毒气，第3集团军伤亡惨重，其他部队增援无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飞机对武昌、汉阳实行空袭，因轰炸而死亡者达500人之多，许多无辜市民在敌机所投掷的炸弹下丧生。

　　蒋介石认为“倭欲以狂炸为示行威胁恐怖”实乃是“愚计”，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狂轰滥炸的武力威胁下，也难以奏效。愚是施行“军威”，更加引起民众的义愤。

　　事实正是这样，敌人想以“狂炸”威逼蒋介石屈服投降，可结果适得其反，使他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8月13日】

　　目睹近日敌机轰炸武昌与汉阳之凄惨，以及人民与士兵死伤之悲痛实不忍心之至！战例：凡最高统帅必在后方者，不令其见闻军民在战场之惨景俾专心主持最高之战务，而无所动其心也。今余既任最高统帅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挥镇慑，且事必躬亲，此余处境之不同，不得已而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剧之故而贻忽重要战务，戒之勉之。

　　此日记，是对11日日记的补充，亦是保卫大武汉会战的动员。鼓励官兵同仇敌忾，各司其职。同时严以律己，“戒以勉之”。

　　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表示：“一切的奋斗要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各部队官长讲话，再次强调保卫武汉之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一定要拿出必死的决心，确保武汉的安全”，“誓与武汉共存亡”。

　　保卫大武汉的会战是从八月初开始的，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战。日寇开始进攻武汉时，就调集了十个师团，后又补充了五六次。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抵抗。中国广大官兵与日寇作战十分英勇。其悲壮之情景待后补叙。

　　【8月31日】

　　(一)

　　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

　　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卫武汉的会战最初阶段。蒋介石一边指挥着长江沿岸的军事，一边研读孙子兵法。

　　这里所说的“地形篇”，正是孙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蒋介石日记中说：“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此六者，地之形也。”“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所谓“挂者”--

　　梅尧臣注：“网罗之地，往必挂缀。”

　　杜佑注：“挂者，牵挂也。”

　　李鉴注：“往难以返曰挂。”

　　杜牧注：“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共有，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

　　集四家注可今译为：大面积呈网罗状的天险之地谓之挂形之地。

　　日军正应了孙子的“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之说。

　　中国军队沿长江天险，严加防范：以李宗仁为首的第五战区防守在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以顾祝同为首的第三战区驻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军有60个师布防于大别山、瑞昌南北线及长江中下游沿岸。这可谓是“有备”，事实证明，日军速战速决，溯江而上，尽管配之以飞机大炮，由于我军采取分路凭险阻击的打法，消耗了日军兵力，使之不能长驱直入。

　　所谓“险者”--

　　杜佑注：“高阳之地。”

　　曹操注：“地形险隘。”

　　李鉴注：“险阻之地。”

　　杜牧注：“险者，山峻谷深，非人为所能作为。”

　　不必今译，便可明白其义。

　　孙子兵法曰：“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

　　杜佑说得好：“居高阳之地，以待敌人；敌人从其阴而来，击之则胜。”

　　我军居高阳，日军“从其下阴而来”，敌败我胜。

　　蒋介石兵法学得不错，他当时采取居高临下，据险分路阻击之战术，强调“确保”、“固守”。但，最终失败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只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4)敌军火力装备占优势。

　　这样看来，学以致用还欠功底。

　　不过，蒋介石运用兵法总结军事上的利弊有时还是可以的。

　　1939年1月，蒋介石在《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那篇论文中写道：

　　从战略上来看，他(日本)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没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18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没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5个人来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神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麿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明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隐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

　　应该说，他还是分析得比较透彻、中肯的。(二)

　　绥最后十日间之总攻击，长江两岸大受顿挫……今武汉守备渐臻就绪。

　　8月10日至24日，日军首次攻星子、瑞昌。在这期间，日军主力集结完毕。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其命令如下：

　　“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占汉口附近要地。”

　　接着，日军集结在九江、太湖一带的第11军，于当日(8月22日)，在长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带登陆。

　　8月24日，瑞昌失守。日军乘胜分别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两个方向进攻。我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集团军凭据庐山等天险之地部署防御，阻止日军深入；日军虽曾反复尝试突击，但每次均被击退，损失颇重。

　　8月25日，日军空军开始疯狂轰炸田家镇。

　　蒋介石下令，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

　　为了减轻负担，陈诚将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工作交给罗卓英，任命罗卓英为卫戍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官(后交薛岳接任)。

　　为保卫武汉，中国军队集中了99个师的兵力。

　　【9月2日】

　　“《孙子》谋攻篇曰‘敌则能战之，小则能逃(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兵力相当则与之对阵，占劣势则取守势，再不如则退却。能在弱小敌前逞强的兵力只会被强大的敌部队所俘获。)今敌即不能胜我(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其谋攻之失败，我为长期应战，度势量力，不与硬拼，敌终必为我擒矣!”

　　说到持久战对经济的损害。然则既能挫折日本，难道就不会拖垮中国?答复这问题，我们只得再度参考蒋在战前以笔名徐道邻发表的《友乎?敌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国尚是一个在革命阶段组织未就遂的国家。其他国家有“土地、人民与主权”，中国则只有“主义、群众与领袖”。所以“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甚至在“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可是中国依然存在。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断言蒋介石对日作战无全面计划，只有一般概念。看来全面抗战不能避免，他立即对来日战场画下一个大轮廓。

　　【9月30日】

　　(一)

　　本月战争最列，亦为成败最大之时期。长江北岸了济，大别山北面商城、潢川、罗山各县及田家镇虽先后失陷，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止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外；南岸之敌，虽向南突窜，然多受我军重大打击，庐山南麓，终不能越隘口一步，其死伤惨重，约计9月间敌军死伤必在10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然而将士之牺牲与痛苦，诚不忍言矣!

　　在长江北岸，敌第11军第6师团自占鄂东南黄梅后，继续向西进犯。我军第五战区的李品仙第4兵团所部，沿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层层布防堵击。双方在鄂东南广济、武穴一带展开激烈争夺。

　　8月27日，为密切配合长江两岸作战，日军又以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第2、13、16师团，在大别山北麓豫鄂皖边境进犯商城、潢川，妄图穿越大别山，攻击信阳，切断平汉铁路，从北部迂回包围武汉。我守军张自忠、孙连仲各部凭借安全的险隘地形沿途布防，与敌血战，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9月6日，敌在长江北岸攻陷广济、续占武冗，继而猛攻长江要塞田家镇。守军第2军在第26、48、86军策应下，与敌苦战10多日，终因敌人火力优势，阵地全毁，官兵伤亡殆尽。

　　9月16日，商城弃守。我军退守打船店、沙窝等大别山隘口，继续与敌血战，歼敌甚众。敌被迫沿合(合肥)信(信阳)公路西犯。

　　9月19日，突破我59军防线，进占潢川。接着敌又攻罗山，胡宗南部予以痛击，歼敌5000余人，终因援军未到，罗山被陷。

　　尽管如此，但大别山国防工事线，始终未被敌人所攻破，达到了有计划地牵制与消耗敌人之目的。(二)

　　昨日，宇垣外相辞职，其内阁顿显混乱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约言之：

　　一、所谓对华中央机关权限之斗争，宇垣为军部所排斥。

　　二、对英外交方针之不能贯彻。

　　三、国联通过第十六条盟约(对于发动战争国家予以经济制裁)，其外交显然失败。

　　四、军部欲约华南进兵，外务省不能同意乎?

　　总之，倭阁命运已遇最大关头。

　　“宇垣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陆相“坂垣态度忽变强硬”，坚决反对宇垣与蒋介石和谈，并明确反对由第三国调停的外交方针。

　　8月30日，坂垣陆相发表《对华政策》谈话。其内容如下：

　　“对华政策，仍循1月16日近卫声明之路推进，但蒋介石如能有参加新政权之意，则亦未尝没有再行研究的余地。

　　“关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树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员会、临时政府(北平)以及推持政府(南京)分别派各方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然后诞生政府。”

　　宇垣本打算把在军部所活动的另一条线，即请汪精卫到日本洽商成立新中央政府，在内阁会议中做详细报告，以求内阁给予他和平交涉的全权。可是军部强烈反对，并着手实行把宇垣拉下来的阴谋活动。

　　为了达到逼迫宇垣下台之目的，军部打算成立一个“对华院”。所谓对华院，就是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中央机关。

　　宇垣一成看穿军部的阴谋，极力加以反对，并提出“对华院”的职权只能限制在日军占领地区的修正案。

　　首相近卫文麿最后还是同意军部的主张。

　　9月29日，宇垣一成提出辞呈。“宇垣工作”到此为止。

　　蒋介石所推察的原因有四，总归一点是坂垣陆相欲以“军威”逼迫蒋投降，亦可见日本天皇的狂妄野心。

　　1938年 5

　　【10月12日】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

　　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

　　二、对英国示威，欲使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

　　四、至于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

　　10月12日晚，我第1军在信阳以东与日军展开激烈争战，后因敌第三师团驰援而放弃信阳作战略撤退，于是，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形成对武汉合围。

　　同日(12日)，日寇秘密将台湾澎湖岛的日军第21军调出，用300多艘登陆艇载运广东，在大亚湾突然登陆。

　　日军之所以一举突击成功，是因武汉此时正陷危机，中国军队无力援助，加之驻守军队防御疏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

　　蒋介石日记中对“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的四点分析前三点基本准确。第四点“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及判断有误。日本指向广州的主要目的(并非“其次”)，就是封闭中国海岸线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使中国从海外购置的军火不能从香港经广九铁路由广州进口，再经粤汉铁路输入内地。这也是日军蓄意夺取武汉，拦腰切断平汉线的真正企图。

　　【10月23日】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

　　否则，如果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

　　9月19日，日军进占潢川、罗山后，在信阳以东与我第1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后敌以第3师团驰援，10月12日占领信阳。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全军7个师退守南阳；李宗仁所部撤往鄂北。仅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由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内打游击。

　　正当中日双方军队在武汉外围激烈争战时，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又作了进攻中国华南的决定。日军乘广东沿海守军疏于防务，在进攻武汉之前迅速攻战了广州。

　　10月20日，江南之日军迫近大冶。

　　与此同时，江北之日军迫近汉口。

　　沿大别山进军的日军，企图占武胜关以西，截断襄花公路。此时，武汉已陷入日军三面合围的态势。

　　本来，蒋介石与陈诚见日军来势凶猛计划武汉守到8月底即行撤退，后因日军久战疲惫，补给运输困难，食品、军需不足，兵力一时补充不上，被我军所阻，武汉撤退延至9月底，后再拖至双十节，最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三面包围了武汉，于是10月21日，被迫决定放弃武汉。

　　蒋介石在放弃武汉一个月之后的10月31日，发表了《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为其放弃武汉寻找理由：

　　“……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

　　“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故我守卫武汉之务已毕，目的已达。……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

　　陈诚对武汉会战总结如下：

　　一、扩散了战场，打下了长期抗战的基础。

　　二、争取外翼，避免被敌歼灭。

　　三、敌伤亡10万余人。

　　四、敌人防守线愈为延长。

　　五、迫敌达不到其战略顶点，速决企图破灭。

　　这个总结实则是为被迫放弃武汉辩解。

　　10月31日，陈诚在高级将领会议上，就决定今后方针作了讲话：

　　“国策既定，举国一致，无论任何党派、任何内阁、任何个人莫不皆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亦只有绝对同心，共同一致对倭作战，以争取全民族的生存，绝对不可再有什么思想主张的歧异与利害意气的争执……对倭作战，必须实行消耗战与持久战，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拼命的奋斗牺牲和长期的奋斗牺牲……以军事论，目前虽以战略关系，对于一二阵地略有移动，但就全局言，并不得认为失败，此一二阵地之动似乎对敌方有利，但敌人为此而耗费之代价如何?又与彼所预期之速战速决相去几何?我敢相信，只要我们继续如此地坚持着、拖延着，拖到一年半载，3年5年的时候，敌人实力耗尽，经济溃崩，国本动摇，这样敌人就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屈膝的。所以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为能克敌歼敌，此实必我对倭作战的铁则。我们全体官兵，以及全国民众，都是炎黄一脉的后裔。顶天立地的男儿，遇着现在这样报国的好机会，一定能够团结一体，百折不挠!”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所讲的这番话，是对蒋介石当日(10月31日)发表的《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的诠解与发挥。

　　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对“自动放弃武汉”的意义说得很清楚，只是他对敌军心理的推测“若其要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使其不敢有所要挟”云云，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日军并未因武汉的放弃而停止进攻与“要挟”。

　　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统帅部召开军事会议。对“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第一期抗战进行了总结，也对第二期抗战提出了设想。

　　蒋介石认为：第一期抗战虽然丧失了很多土地，战役上失败了，但战略上却是胜利的、成功的，使敌陷于不能自拔的泥淖中。对第二期抗战，他提出：

　　“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候。”

　　可惜的是，第二期抗战，蒋介石却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致使他所提出的“转守为攻”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

　　【10月25日】

　　对敌行动，切不可留有余地，对敌态度，亦不可稍有消极缓和之意，必须坚定、简单、明白，而示我对和战一定之限度则几矣!否则，无异示弱，则败亡矣!

　　武汉之爆烈破坏，不仅使其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我同归于尽之决心。

　　10月24日，蒋介石拟暂留武汉，继续指挥，因宋美龄和幕僚们的一再苦谏，于当晚(24日)蒋偕夫人宋美龄自武汉飞往湖南衡阳之北的南岳，因飞机迷失方向，又转回汉口，次日(25日)凌晨4时，换乘飞机再度出发，始抵南岳。

　　10月25日，敌攻黄陂，威胁武汉，我守军在武汉外围的九宫山、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地，以数十万重兵给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同时我集中空中主力，阻敌舰西侵，昼夜轰炸敌舰，击沉敌舰12艘，伤29艘。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援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海军舰艇也与敌血战到底，其中“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中，尤为英勇。在15架敌机轮番轰炸下，中山舰用舰炮一直与敌进行激烈战斗。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将士，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直到中山舰下沉，全部英勇殉国。

　　10月25日，放弃汉口，随之放弃汉阳、武昌。

　　10月25日，蒋介石从南岳电令留驻武汉部队在撤离武汉之前，将武汉战备设施破坏，以免资敌。武汉经过两天的燃烧，留驻部队在完成任务后撤退。

　　武汉会战，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日寇20多万人。这次会战历时4个月，双方参战人数多，战域广，是抗战以来(亦是以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日军虽然占据九省通衢、中原重镇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以使国民政府屈服的计划未能实现。

　　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的15个月期间，由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蒋介石领导对日抗战总的说来是比较积极的，其政策重点是放在“战”上。这一时期是全国军民抗战的高潮。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两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做出蕴藻浜了巨大的努力。在武汉会战期间，周恩来带给蒋介石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劝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此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括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蒋总统秘录》第一册，第71页。

　　在保卫武汉期间，各党各派也都竭尽全力。宋美龄领导成立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在武汉举办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妇女干部，在抗战中作了许多有益妇女儿童工作。当时帮助训练妇女干部的有邓颖超、吴贻芳、刘清扬等同志。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也投入其中工作。

　　这时，全国军民形成了积极抗战的局面，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气象。

　　【11月7日】

　　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

　　蒋介石是一个大冒险家。在这里业经他慷慨坦白地承认了!

　　【11月20日】

　　上星期处理广州失守重案之后，不料又有长沙失火重案之处理。……南北奔走，难关重重，何日得已!但只要所发生不测之困难皆能为我所克服，则胜利更近矣!

　　武汉失守后，日军主力一路沿粤汉线继续南进。

　　11月11日，日军进入湖南北部，接着攻占岳阳，进逼长沙。蒋介石以为日军必夺取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了算了。”

　　11月12日，蒋介石在这种“焦土战术”思想指导下，令侍从室主任林蔚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要密准备，勿误!”

　　当日(11月12日)，张治中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奉命决定，由警备第二团团长徐鬓为放火总指挥，以3人为1组，共编100组，计300人，等日军进攻长沙时，就执行放火计划。徐鬓在奉命后，通知部属：如闻警报或看见一处起火即可放火。

　　冯玉祥听说要实行“焦土战术”，很不赞成，见到蒋介石问他：反攻时，我们自己住什么地方，蒋回答：“这也是很要紧的”，表示同意冯玉祥的意见。

　　不料，当天晚上，刚好南门外的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团士兵误认为是放火信号，于是放火组在全市放起火来。

　　由于政府当局事先未向市民预告，再加上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了整个长沙城，直到14日大火方熄灭，全市房屋烧毁了三分之二，无数人家被毁，有2万名伤病士兵和老弱病残市民葬身火海。实际上，日军并没有进攻长沙。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

　　11月16日晚，蒋介石从南岳山中亲自来长沙视察火情，只见全市一片焦土瓦砾，市民怨声载道。蒋介石声言要“彻查肇事祸首”。

　　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

　　“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鬓误信谣言，惊慌躁切，辱职殃民，罪无可遁；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皆处死刑。湖南省政府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用；责成善后以观后效。”

　　这便是“长沙大火”之真相，蒋介石不能说没有罪责，更不能说这是“所发生不测之困难”。

　　长沙大火，后来也曾被和日军勾结的汪精卫之流借题发挥作为攻击蒋介石的口实。

　　蒋介石面临武汉失守，广州失陷，长沙大火，再加上汪派与日勾结……确实是“南北奔走，难关重重”，弄得他焦头烂额。不过他还算比较清醒，对胜利仍存信心。

　　1938年 6

　　【11月30日】

　　外交与国际形势，亦在转变动荡之中。敌军占领武汉以后，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锐气大挫，特别是他们在后方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与严重威胁。因此，不得不基本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政府在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改变前一阶段的侵略方针。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帝国所期求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所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6-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这是日本企图拉拢国民政府“参加新秩序建设”。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等对华三原则。

　　在军事上，日寇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为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在经济上，疯狂掠夺和榨取沦陷区的资源与财物，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支撑侵略战争。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同时，做出蕴藻浜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迎合英、美、法等国的反苏情绪。

　　此时的欧洲，正是德国法西斯进一步实行扩张政策的当口。

　　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5月，又陈兵捷克边境，并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让步。英法为纵容德意向东进攻苏联，而采取了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在没有捷克代表与会的情况下，强制捷克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此时的远东，正是日本耀武扬威攻占广州与武汉的时刻，英美为集中力量对付欧洲紧张局势，力谋与日本妥协。从1938年冬开始，英美多次积极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胁迫蒋介石投降日本为条件，解决中日战争问题。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但是压敌乎?还是压“友”乎?却原来是敌友联手压我!

　　不知“利”从何来!

　　内政外交确实处在“转变动荡之中”，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12月12日】

　　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长沙大火案了结后不久，时值西安事变二周年纪念。

　　虽以蒋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国人之立场，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处情形特殊。

　　【12月21日】

　　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暗中勾结，一是通过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联系，另一个代表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于1937年抗战初期参加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团体名义从事和平运动，因此很受汪精卫的赏识。

　　1938年4月，汪将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艺文研究会香港会友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梅借此机会，多次与今井武夫秘密会谈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10月21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公开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吾人愿随时和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重庆，对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别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于是，汪精卫便把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召集到他的寓所里，密议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过程中，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汉失守，接着发生长沙大火。于是汪精卫借机加紧所谓“和平运动”。他在《复华侨某君书》中说：

　　“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们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时的汪精卫等决定投降日寇，并立即决定脱离重庆。同时，“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4页。并与周佛海一起制定了投降活动的详细计划。

　　汪精卫欲于11月2日经由香港转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说什么：

　　“日本此次战争的目的，在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以日、满、华三国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相连环关系，……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

　　这里表示日本政府欲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斥蒋介石。这是明显地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卫之流招手。蒋介石对第二次近卫声明在1938年11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中指出：

　　“敌国声明及其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中国国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吓之毒计。”

　　蒋介石曾对汪精卫指出：日本声明含着如上的毒计，希望其有所警惕，但却未想到汪已在与日本私通，开始了背叛活动。

　　这时汪精卫正暗中派高宗武、梅思平于上海虹口新公园附近的一所空房子里与日本代表影佐等进行秘密会谈。

　　11月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三个文件。

　　主要有三条：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

　　还规定了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

　　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卖国投降书。高宗武拿着这三个文件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承认这些文件，并表示“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希望日本在此期间发表近卫声明，进行诱和，他表示响应。并要求日本更换驻香港领事，日方立即以田尻爱义代替中村丰，关于发表声明一节，日方答复等汪脱离重庆后按照约定行事。接着，汪立即按照《日华协议记录》的路线与周佛海商量逃出重庆的办法。

　　12月5日，周佛海提前到达昆明。

　　汪精卫本打算12月8日从重庆飞走，但在6日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不得不延期离开。汪延期出走，日方误以为汪在欺骗他们，近卫首相大为惊恐。

　　蒋介石回重庆后，与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等开会时，再次申明抗战决心。这是武汉失守，到达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孔祥熙等人大谈国际形势如何如何，蒋介石加以制止，他对孔祥熙说：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

　　接着，他又对孔说：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汪精卫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表示：

　　“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

　　12月16日，汪精卫单独去见蒋介石，蒋正在生病，彼此交谈了30分钟，汪没有提议和之事，这次会面在汪来讲，算是暗中告别。

　　12月18日，蒋介石预定前往西安主持召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会。汪精卫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准备好了这一天的机票，预备蒋动身后自己随即动身逃脱。

　　不巧，这天西安方面天气不好，蒋介石要延两天到会。汪恐怕在重庆再待下去有败露的危险，于是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借口，如期上了飞机。

　　乘飞机离开重庆后，向成都方向飞去，到了成都上空绕了一周后，便向南方飞行，最后降落到云南省会昆明。此时汪的妻子陈璧君已于两周前离开重庆。

　　汪精卫本来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密议好共同投日，并准备好了在到达昆明的同时，龙云便发出拥汪反蒋的通电。但，汪到昆明后，龙云改变了主意，忽然称病不与汪见面，只是派部下卢汉见汪，并忠告他“回重庆去”，但也未对汪加以羁押。

　　汪见龙云突然变卦，大为恐慌。于是，在第二天(19日)夜间，跳上滇越路的火车，转往越南。

　　12月20日，汪精卫抵达河内。在这前后，陈公博、林伯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也脱离了重庆。

　　当时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得知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立即拍发密电给近卫首相。其内容如下：

　　“接渡边君(高宗武)电话：竹云君(汪精卫)来电，已于本日(20日)到达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近卫文麿)谈话至迟能在后天(22日)之前发表。”

　　12月27日，蒋介石在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的电报报告，得知汪精卫已逃离重庆。

　　12月22日，日本政府按照与汪精卫预先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其内容与《日华协定记录》精神大体一致，只是关于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一项只字未提。

　　12月24日，蒋介石向英、美发表郑重声明：汪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中国不但不讲和，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抵抗。

　　12月26日，蒋介石驳斥近卫声明，指出其“东亚新秩序”论是旨在灭亡中国。

　　12月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从速返回重庆。汪置之不理。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声称：“蒋介石在陶德曼工作之际，曾允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意在于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发来所谓的“艳电”，并由《南华日报》发表。“艳电”中对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项原则，表示同意，而对原议撤兵之事不加计较。“艳电”公然为日寇侵华罪行辩解：

　　说什么“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并劝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新闻报》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入民族敌人的怀抱，成为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可耻汉奸，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2月22日】

　　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不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之出走，使蒋介石相当震惊。从记录看来，蒋与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庆会商，到有孔祥熙、张群、王庞惠诸人，此似为汪最后主持之国防最高会议。《大事长编》所载无会议记录，只有蒋坚持不与日本言和之主张。

　　汪既出走，蒋即认为此系企图给他自己以打击的举动。

　　至此他全未考虑到汪出走有一个和战关键在，他仍认为问题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关系。

　　又有：“彼虽蓄意加害于余，而余仍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可痛而已。”（1938年12月24日日记）其重点亦仍在“彼”与“余”之关系。

　　【12月24日】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知，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

　　由汪精卫的叛国而联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山舰事件”。虽然当年蒋介石承认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但他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崴与汪精卫预闻之一说。

　　至此他更强调抗战乃一己之事业。

　　《大事长编》所载蒋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种办法使汪不致投敌，如央请与汪交好之彭学沛劝汪赴欧，又与驻英大使郭泰祺交换电讯作同样安排，再嘱香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言论上对汪暂留余地。日记有云：“以德报怨固非人情之党，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我决不负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谋杀汪。

　　1939年 1

　　【元旦】

　　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

　　这里所说的“讲演词”是1938年12月26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里，对于和汪精卫逃出重庆相呼应的“第三次近卫声明”加以驳斥如下：

　　“近卫谈话所谓东亚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华三方面合作为基础。他所谓‘新生中国’是要消灭独立的中国，另外产生一个奴隶的中国，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则是根据于中国已变得为奴隶国家后，与日本及其造成之满洲伪国紧密联系而成。……

　　“‘所谓东亚同体’，他们公言：日、满、华应该是立体关系，而不是平面关系。又说该是家长制，日本为家长，而满、华为子弟。换句话说：前者为治者、为主；后者为被治者、为奴。这不是并吞是什么?……

　　“他所谓‘经济集团’，不仅是要操纵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他逐渐演下去，势必至于限制我们中国个个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杀予夺，唯其所欲，整个的中国民族做奴隶、做牛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个消灭我们民族的生存。

　　“所谓‘兴亚院’(原为‘对华院’后改名为‘兴亚院’，1938年12月26日成立)，是执行一切灭亡中国计划的总机关，也可以说是集日本从前在中国到处制造罪恶的种种特务机关之大成的一个总特务机关。……现在索性揭破面幕，正式地成立起来。……

　　“综观近卫的这个发明，我们可以断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式。……

　　“我们记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韩一体’、‘日韩不可分’等语调麻醉、眩惑朝鲜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满华不可分’的‘东亚协合体’，干脆就是‘中日合并’，就是‘日本大帝国’之完成!……

　　“现在，他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

　　蒋介石的驳论真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此去从时刻，他的严正立场是大得人心的，值得肯定。

　　汪精卫之流的卖国投敌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各党政、团体、机关、市民和解放区军民，纷纷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并要求给予制裁。蒋介石本打算劝说汪精卫回到重庆，并多次派出宋子文、王宠惠、陈布雷、谷正鼎等要员前往河内进行劝说，希望汪精卫之流返回祖国，共谋抗战大业，可都遭到坚决拒绝。蒋看挽救无望，于是派遣特务前去暗杀，结果把他的同伙曾仲鸣误杀。

　　1939年元旦，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召集临时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

　　蒋介石以党的总裁地位亲临主持，他首先问到会的冯玉祥等对汪到底怎么办?冯玉祥说：我们大家把汪弄成副总裁，是我们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介石却说：“无论汪怎么不对，我们应当宽待他，……饶恕他。”大家对此极为不满，七嘴八舌，有的在骂，有的还说蒋和汪唱双簧!尤其是林森、吴敬恒、张继等中央常务委员们愤慨以极，非要求予以制裁不可。讨论到最后，终于做出蕴藻浜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敬恒起草的决议。其文如下：

　　“汪兆铭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29)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誉之报刊，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蛊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动摇国本。……”

　　同一天(元旦)，蒋介石夫妇接到英国牛津大学各学院院长及教授联名来函，对中国抗战精神大加赞扬。

　　函中写道：

　　“吾人今所企望者，世界民主国家必有一日决定尽力协助中国，而敌人必将屈服于忠勇的中国人民之前。”

　　蒋介石对“去年12月26日之讲演词与本日开除汪兆铭党籍案发表”如释重负；对大洋彼岸的赞扬与鼓励感到无比的欣慰，于是发出“已克服困难，奠定国基矣”之感慨。

　　【1月4日】

　　近卫为中倭战争之内阁，今竟不能维持而倒台，此为我抗战之一收获也。

　　正当蒋介石1938年12月26日的讲演词和1939年元旦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发表之际，忽然传来了日本的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4日总辞职的消息。

　　何以“不能维持而倒台”呢?其主要是由于对华问题、日德同盟问题等外交政策方面均受到坚持强硬路线的军部压抑。再加上军事预算膨胀导致物价上涨，国内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反战情绪不断增长……面临这些困难，均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军部日益狂妄，目中无人，对近卫不理不睬，在中国的战事情况也不能及时报告。在此情况下，近卫当然难于维持，只好倒台。

　　这也可以说“玩火者，必自毙”。但可以预见，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月30日】

　　总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则继之曰：不行不能知。唯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伪与是非也。

　　蒋介石在这则日记里概括了他一生之特性与长处。

　　的确如此，所说之理论是：实践出真知的一辙也。

　　【2月10日】

　　敌军今晨在琼州海口登陆，声明占领该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之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

　　武汉会战后，中国进入第二期抗战。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活动的同时，对中国正面战场华南和华中地区发动了军事进攻，以加强军事压力。

　　这种军事压力，首先是从进攻海南岛开始的。日本为了封锁中国，日军台湾混成波田旅团和海军陆战队在其第三舰队及飞机的掩护下，于1939年2月10日凌晨，突然在海南岛的海口附近天尾港登陆。

　　中国守备该岛的军队保安第5旅团仓皇应战，但由于兵力不足，阵地陆续被突破，到下午3时，海口等地失陷。接着，日军便在榆林、博鳌等港登陆。

　　中国守备军司令王毅，考虑到海南岛与大陆隔着海峡，大陆不可能迅速增援，于是下令部队化整为零，退入该岛中心部的山林地带打游击。

　　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实际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出发点，同时又是它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方案正式起步。从此种意义上讲，侵占海南岛可以算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早在1938年12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一文中就已预见：

　　“日本的政策，现在已经由他的大陆政策扩张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进政策推进到南进政策。简言之，日本现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陆与海洋同时并进、双管齐下了。在吞并中国的企图中，同时更要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东亚，驱逐欧美的势力。”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海南岛，“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的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直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向民主世界开战矣!”因此，海南岛陷落的第二天，他在接见中外记者时，特别强调，日寇侵占海南岛，即是进攻太平洋的发端。首先切断英、美海军之间的联系，控制菲律宾。下一步，日本将侵占关岛，再切断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系。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

　　其实，美、英各国也从日本政府1938年11月3日发表的“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声明中最关键的一节是：

　　“帝国断不收兵。帝国所希望者，在于建设能够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这次征战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此。”

　　可见，日寇不仅要侵犯全中国，更要霸占全亚洲，乃至全世界。这样，就直接侵犯了英、美、法等国的势力范围和各项权益。当然，这些国家不会坐以待毙的!

　　首先做出蕴藻浜反应的是美国。

　　1939年1月，美国决定，在道义上禁止对日本输出飞机一部分零件与器材；

　　同年2月，禁止对日信用贷款。

　　这些虽然只是局部的经济制裁活动。但总算是付诸行动了。

　　接着，2月8日(日军侵占海南岛的前两日)，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英国也宣布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50万英镑，为中国购买卡车之用。

　　英国同时还对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贷款500万英镑，以稳定中国的法币价值。

　　国际上的这一新转机，使蒋介石备受鼓舞。

　　【2月18日】

　　美国会毅然以大多数通过“太平洋设防案”，此为九国公约复活之实现，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

　　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日军于2月10日在海南岛登陆，将是对于太平洋的威胁。于是，他向国会提出为防卫太平洋、关岛等地增加军费的计划，即“太平洋设防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这无疑是蒋介石所梦寐以求的喜讯。在抗战之初，他寄希望国际列强出面制裁侵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冀图九国公约会议的宣言，结果，失望了。除苏联给予支援外，列强各国竟都处于“中立”、观望的地位，“坐山观虎斗”。如今，日寇侵犯了他们的权益，这些国家的立场终于明朗起来了。

　　单就美国而言，国民政府求得其援助，是煞费苦心的。

　　1937年10月，罗斯福总统虽然在芝加哥发表了谴责日本侵略者犹如传染病源的所谓“隔离演说”，并明显表示改变其“孤立主义”。但当时美国还在为日本提供军需物资，外交上还在实行“中立法”。

　　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在国际间有很高声望的著名学者胡适为驻美国大使。由他的活动，密切中美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派遣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接洽借款。中国拟提供特产桐油(涂料、绝缘材料之原料)为担保，希望借到千亿美元。但虽经多次与美国财政部洽商，终因美国法律上和制度上的限制，未能成交。

　　同年10月15日，蒋介石为打开借款交涉困难局面，致书罗斯福总统如下：

　　“中国人民深觉在此患难之时，至少美国总统可引为我之挚友。兹代表此流血之人民，愿再请阁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吾人因急需抗战之资力，自渴望美国予以此项财政上与经济上之援助。如予以相当巨额之贷款，则吾人抵抗日方之攻击亦必获有更大之实力与效果。因此，现在美国进行中之商议，鄙人深愿赖阁下之助而得早告成。”

　　10月25日，美国提出2000余万美元的借款案。虽然不多，但总算答应。

　　10月25日，正是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的日子，美国暂缓实施借款。

　　罗斯福总统透露：“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之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我将乐于批准此一借款。”

　　10月31日，蒋介石的《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发表。

　　驻美大使胡适，当即将此文译成英语，送交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此时方知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意图。

　　11月10日，罗斯福给战时首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拍了电报：

　　“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11月19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的复信。复信中表明：

　　“美国政府之行动，须符合美国法律与美国人民随时表达之公意以及美国对于可以实行事项之估量。”“美国极度同情中国，切望远东早日得到公正的和平。”

　　12月12日，经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通过，“桐油借款”由2000万美元增额到2500万美元。

　　12月15日，获罗斯福批准。

　　1939年2月8日，正式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

　　紧接着，美国对日本给予了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蒋介石认为以后的中国军事、经济，随着“太平洋设防案”的通过，将会有所好转。并认为所有这一切“乃我抗战一年半牺牲所得之实效也”!

　　【3月18日】

　　德国于本月15日并吞捷克，不费一弹，不流滴血，此为历史未有之创例，推究其原因即在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

　　如果我国于“七七”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之，可以醒矣!余更自信所为决无误也。

　　捷克轻而易举地被德国所并吞，“推究其原因即是于去年割让苏台德区所贻之祸患”。

　　1938年4月，德国法西斯吞并奥地利之后，进一步企图进侵捷克。与捷克有同盟关系的英、法等国，企图把德国的刀锋转向苏联，因而对德国采取妥协退让的绥请政策。1938年9月29日，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英国张伯伦、法国达拉第在德国纳粹党根据地、德国西南部的最大城市慕尼黑举行了会议。结果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把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个会议是绥靖政策的顶点，因此更激起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蒋介石由此而反思“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以为割让东北或承认伪满可免于战祸者，观之，可以醒矣”。事实正是如此，日寇并没有因侵占东北而罢休，甚至蒙古、华北给了他，他也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的，他的目标是霸占全中国，乃至整个的亚洲。

　　【4月2日】

　　倭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亦不敢与俄国开衅，计在妥协列强专事侵略我国，乃其最毒之政策。

　　日寇江南军队冈村宁次的第11军眼下正在发动南昌战役，在中国的“南进政策”已在全面实施中。

　　正当此时，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向日本政府提出：在业已签订的防共协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1939年1月新登台的日本平诏内阁，基于国内舆论和中日战局紧张，对于是否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结成“轴心国”参加欧战，形成分歧，以致一时不能拍板定案。

　　至于对苏联的态度，因“张鼓峰事件”，日军目击了苏联所炫耀的武力，日本政府不想与苏联发生摩擦，以求北方的安定，而致力于其“南进政策”。

　　“张鼓峰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时，苏联由于国内政局还不太安定，因此对日本侵略东北未能以加强力干涉。“七七”事变后，苏联为安全计，在西伯利亚国境线和沿外蒙的国境线部署了数倍于东北境内日军的兵力，在海参崴方面也增强了海空军。

　　于是，日苏两军国境警备队，小规模的纷争时有发生。

　　1938年7月11日，苏军占据了伪“满洲国”东端的苏联和朝鲜国境附近的张鼓峰山顶。

　　张鼓峰虽然仅是一个海拔150米的丘陵，但它却是一个战术要地。

　　当时，日军正在向武汉进攻。苏军推进张鼓峰意在探测日本采取什么态度，以及判断日军整个战略意图；就日本而言，也想观察一下苏联是否介入中日战争。于是双方都想以张鼓峰的占领与反占领做一下试验。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报告后，考虑中日战争正紧，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命令当地日军有所抑制。

　　但是，1938年7月29日，当地日本驻军第19师团见苏军在张鼓峰附近构筑工事，便擅自出动部队，于是双方交火。

　　1938年7月31日，天亮前，日军对张鼓峰发动袭击，迫使苏军一度后撤，但苏军马上进行了大规模反攻，使日军陷入苦战之中。

　　眼看战火不断扩大，日本政府十分恐慌，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向莫斯科提出由日军单方面撤退的建议。

　　8月10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会谈。

　　8月11日中午，达成停战协定。

　　蒋介石对日本主动向苏联求和极为愤慨，从中他看穿了日本的狡猾伎俩。“实际日本所谓缔结协定，共同防共”都是骗人的鬼话。他的“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于防俄，而实在于借此名义以亡华。如若不然，当张鼓峰军事冲突时，何以他的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俄外长如此卑下让步而最后终于屈服?就可见他今日对我国提出所谓共同防共云云，只不过外欺世论、内欺国民，而要向中国要求得华北、内蒙驻兵的一个幌子罢了。”

　　蒋介石通过“不欲参加欧洲战局”和“不敢与俄国开衅”两件事，方才认清日寇“妥协列强而专事侵略我国”的险恶用心，实在也是醒悟得为时过晚。

1939年 2

　　【4月30日】

　　敌国连日召开五相会议，协商对德意军事同盟之方针。其目前尚犹豫未决，然其最后必参加同盟无疑。盖日本军阀之逞强好战，实无可救药也。

　　1939年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开始将战争由长江中下游转移到汉水流域。中国方面，先将汤恩伯第31集团军从湖北调至枣阳，接着，将李宗仁第5战区主力调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带驻防。借以控制宜昌、襄樊据点，威胁武汉的日军。

　　日寇一方面做紧急调整作战部署，巩固武汉外围，威逼四川，一方面协商德国方面一再敦促签字的德意军事同盟方针。但，自1月日本平沼内阁上台到4月下旬，连连召开五相会议，还没有定下来。其原因是陆军强烈主张加入德意同盟。理由是在中国“南进政策”实施时，需要有个巩固的北方，如果与德意缔结同盟，便可牵制苏联。而海军则认为，如果加入军事同盟，情势紧迫时，日本将卷入欧洲战争，这是力所不能及的，况且，一旦加入便与美国为敌，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正因军部本身意见尚未统一，五相会议到目前尚在“犹豫未决”。

　　但是，日本军部向来是以陆相左右形势的。所以蒋介石预料“盖日本军阀之逞强好战”“最后必参加同盟无疑”。

　　【5月4日】

　　敌逞凶残酷，诚卑劣无耻之尤者。此实为余有生以来第一次所见之惨事，目不忍睹。天父有灵，盍不使此残暴之敌速受其应得之咎?

　　1939年2月日军攻占了我国南部沿海各重要城镇。

　　与此同时，向长江中游地区发起攻势。

　　1939年3月至5月，日军以4个师团的兵力，在冈村宁次的率领下，向南昌进犯。

　　3月27日，南昌失陷。

　　南昌失陷后，国民党震惊，马上组织反攻。他们从第9、第3战区抽调20个师的兵力，在罗卓英、上官云相等指挥下，进行反击。

　　4月23日，各军开始反攻，最初几日进展得还比较顺利，直逼城郊，“敌伤亡甚大，恐慌异常，殆有不保形势”《攻略南昌经过概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后因中国部队中个别将领“决心不坚，畏缩不前，坐失良机”同上。，而未能一鼓作气收复南昌。

　　5月1日，蒋介石电令：“限微日以前攻克南昌，如不能达到任务，旅长以上连带负责。”《第三战区28年5月份战斗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月2日，罗卓英部队向南昌推进，日军凭借优势火力，负隅顽抗，在城南和南郊一带展开激烈战斗。中国军队猛烈冲杀，第29军军长陈安宝亲临前线督战。日机猛烈轰炸，施放毒弹，中国军队屡攻不下，伤亡惨重，军长陈安宝壮烈牺牲，师长刘雨卿负重伤。蒋介石看此情况，即电令“南昌攻击停止”同上。。

　　日军为了打垮中国的抗战意志，5月上旬，对重庆、华南、华北加强了轰炸。在敌机盲目狂炸下，非军事区域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很大损害。

　　5月3日，日机对重庆进行大空袭，一连两天，被毁房屋1200余栋，炸死炸伤者达8000余人，重庆人民蒙受了极其惨重的灾难。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慨，他说：“残忍暴行，岂能胁制”我们中华民族!

　　【5月5日】

　　昨夜为救护难民事，通宵筹划督行，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余思之更难自安。对此纯洁同胞在苦难中之行动，神情可爱，使余铭感无涯!遭此凶残不能忍受之艰难，见我民众如此，更增余之乐观与勇气矣!

　　战时的首都--重庆，被当作日寇轰炸的目标，无情的炸弹，毁坏了房屋，夺走了生命。“有多少精神上的物质上的财产遭到了毁灭”，有多少“幼小的儿女丧失了他们的父亲，年老的双亲失去了他们的儿子，妻失去夫，兄弟姊妹失去骨肉手足--甚或家庭遭了破坏，阖家老小的生活失去了凭依”郭沫若：《成仁便是成功》（《沫若文集》第11卷，393页）。。无数的难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但，中国的老百姓最富有爱国的美德，为了国家的独立，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该忍受的都忍受了，不该忍受的也通通地忍受了，而且毫无怨言。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富有中华民族的骨气!

　　蒋介石日记中抒发了自己的“无涯”之“铭感”，但愿他不负中国百姓的依托。此后，他怎么样呢?【5月6日】

　　连日救济难民，不遗余力，于此稍得自慰寸心。然悲惨与忧患并集，不得不特别努力也。

　　真可说是“悲惨与忧患并集”!

　　这里，中国守军节节向西败退；敌机反复轰炸不已，成千上万的市民死于轰炸之中。

　　那里，汪精卫集团脱离重庆。

　　4月25日，汪精卫之流在日本影佐祯昭等人保护下，乘小船，逃出河内。

　　5月6日，也就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这一天，汪等到达上海。在船中与日本今井武夫举行了密谈。【6月3日】

　　倭势将加入德意联盟，以缓和其内部之冲突；然其外交必更陷入绝境，德意决不能因其同盟而远助东亚也。

　　5月22日，德意两国等得不耐烦了，提前在这一天缔结了没有日本参加的军事同盟(钢铁协约)，形成了柏林和罗马的轴心关系。

　　正当此时，又发生了日苏大规模军事冲突--“诺门坎事件”。

　　诺门坎，位于中国东北西端与外蒙边境附近的边地。

　　5月中旬，从骑兵联队为主力的日本关东军企图将推进到诺门坎的外蒙军击退。不想，却被在这里驻防的苏军战车部队所包围，结果，全军覆没。这即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而后，败下阵来的关东军竟不顾日本军部的劝阻，接二连三地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以示报复(这是蒋介石写这篇日记以后的事情了)。

　　6月23日，日军对外蒙的塔穆斯克大举空袭。

　　7月1日，以小松原道太郎为师团长的第23师团进行大规模反攻。

　　初战，日军获胜。

　　接着，苏军出动飞机作战。机械化的大部队在朱可夫率领下，在8月下旬展开全线总反攻。

　　最后，以日军第23师团在各地被围歼而告终，日军伤亡共计11000多人，约占该师团全部兵员的73%。这即所谓的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战后，日苏双方于9月15日在莫斯科达成停战协定。

　　【7月5日】

　　共军窜入鲁西南，乃图打通其冀鲁皖与新四军联系之大阴谋。共党之假抗战，真作乱，又一例证也。

　　抗战开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成下，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好局面。但是，国民党并未打算放弃“反共”的政策。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阵；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不断壮大。蒋介石对此心存恐惧，处心积虑地“防共”与“反共”。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五届一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抗战与“反共”方针。

　　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由于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影响，会上对日主和空气甚浓。会上，蒋介石一面表示要抗战，并作了《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演说；但他另一面又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智仁勇，党基就是包括党魂、党德、党史、党纪四要素，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若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危险。”《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第四分册，264页。(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

　　显而易见，蒋介石所说，就是企图以此来巩固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会上，根据蒋介石的报告通过了整顿党务的决定案，规定了国民党在新阶段的新任务是以“防共”与“反共”为中心。为此必须“加强组织的发展和思想的统治，特别是对青年和基层的控制，力谋新生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此来推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

　　全会极力制造反共舆论，说什么：“本党领导全国从事抗战，已届年半，乃异党假借抗战之名，阴分壁垒，分化统一，破坏团结，谋夺政权，已造成党国莫大隐忧。”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见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蒋介石也在会上扬言道：“对共产党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他，但也不迁就他，现在对他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他。”同上。

　　会议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即“防共委员会”。

　　会后散发了一系列的“反共”秘密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

　　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中诬指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地的主任公署“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销”；共产党在敌后建立的各地方政权，都必须移交给国民党的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领导；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也要停办或归国民党接收。

　　在这份“反共”秘密文件中还说：“加派有力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俾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限制共党之发展。”“中央党政军高级长官每月会商一次，研讨对共产党问题之处置，地方党政军每月或一旬开联席会议一次，战地则由党政军委员会分会协同当地最高军事机关，随时协商或规定例会。”《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第294-295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9月版。

　　蒋介石公然说：“我做不到的事是不想的，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的政策已由抗战初期的比较积极的国共合作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五届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立即将其反共方针付诸实行。在全国各地挑起许多“反共”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

　　1939年5月30日，蒋介石密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根据中共在平江嘉义岭一带，大肆活动，其负责人为黄耀南、徐正坤，以游击为号召，……且密藏多量军火，其活动范围即在该乡西郊之吾、汤口，专以平江为根据地等情。查值兹抗战紧张之际，该黄、徐等竟于后方秘密活动，相应函请查核办理。”国民政府军会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旋即，蒋又密电陈诚、薛岳：速将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人员黄耀南、徐正坤等一一解决。

　　于是，发生了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大惨案--平江惨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第27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副官罗梓铭等6人。

　　这一惨案破坏了团结和抗战，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延安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

　　与此同时，国民党调兵遣将，部署兵力，进攻解放区。

　　6月20日，蒋介石密令西安程(潜)、蒋(鼎文)等国民党军官员：

　　“一着暂编骑二师(马禄)全部调驻陕北，归阎长官指挥，巩固河防。二该师调陕北后，可控制于满堂川、义和镇、延家川地区，或李家沟、枣林、坪镇虚而郁地区，由程主任与阎、蒋两长官就近洽定之。”同上。

　　程、蒋奉命后，率部在边区周围构筑工事，建立封锁线，企图隔绝边区与外界联系，拘捕进入边区的爱国青年。

　　谁是“假抗日，真作乱”不一目了然了吗?!

　　蒋氏此篇日记，纯属颠倒黑白，贼喊捉贼。

1939年 3

　　【7月27日】

　　美国对倭商约，宣告6个月后无效，此其表示乃对英国承认倭寇谈判为不当，以显明美国外交独立之精神。美国有此一着，其或可挽回英国对倭之妥协乎!

　　7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国大使堀内谦介提出“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的照会，宣告这一条约将在6个月后的1940年1月26日期满失效。这无疑是对日本的一个致命打击。这个条约失效，将使日本丧失经济保障，不仅对战争发生影响，而且国民生存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美国之所以对日本采取这样严厉的经济制裁，主要是由于日本对英国施加压力而引起的。

　　日本对美、英两国援华，耿耿于怀，总想采取点措施报复一下。

　　它首先选准了英国。

　　1939年4月9日，北平伪临时政府的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的爱国志士刺杀了。日本正好找到一个报复的借口，于是便向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的领事杰梅逊要求引渡犯人。

　　6月10日，日本用通有电流的铁丝网封锁了天津英租界，对于通往哨卡的英国女性，也要实行严格的周身检查。

　　对此，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召见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提出抗议，但日本方面表现出强硬无礼的态度，反而指责英国有意纵容“反日分子”的刺杀活动。

　　7月15日，日、英两国代表就天津事件在东京举行会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竭力给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施加压力，迫使克莱琪对日本提议原则接受。

　　7月22日，双方达成“英国已确知在中国的现实事实，并无意于对妨碍日军达成其任务的行为与措施给予认可”的谅解。

　　7月25日，日、英两国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占领区内公安之目的，应有特殊之要求”；同意“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为与因素，日军均不得不予制止或消灭之”；并保证“凡有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国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随后，英方将在天津英租界被捕的中国4名抗日志士引渡给日本占领军。

　　【7月30日】

　　美国对倭取消商约后，我外交与金融皆得转危为安，相差不过数日耳，是益可证明余以“政治当努力今日，不忧明日”之哲理为不误也。

　　日本在英日缔结《有田--克莱琪规定》之后，还不甘心，接着以此为借口，提出禁止中国法币在租界内流通等要求，逼迫英国接受，但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予以拒绝。

　　对日本政府逼人太甚的做法，美国对日给予了强有力的经济制裁的同时，英、美均与中国签约贷款。这样，使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得以转危为安。

　　蒋介石认为，所有这一切的取得，都是与他的不屈服、不妥协、坚持抗战的“政治”原则有关，也是与他争取国际援助有关。蒋介石向来是以美、英为靠山的，今日见其付诸行动，心中有底，“不忧明日”了。

　　【8月4日】

　　昨敌国陆军三长官会议后，又召开五相会议，商讨对欧外交政策，就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虽其内容不详，但余以意度之：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运动。

　　8月3日，日本陆军三长官会议排除众议，独自决定：

　　“在8月下旬以前，无条件缔结三国协定是绝对必要的。”

　　看日本军部的陆军三长官如此强硬的态度，可想而知，“此后，倭军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运动。”

　　日记所言“美倭关系恶化、满蒙边境冲突及英倭会议等问题”，确实是日本政府所最感头痛的问题。

　　此时，美国对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方案的反响是对其的一系列经济制裁。

　　这便是“美倭关系恶化”说。

　　“满蒙边境冲突”即指已经结束的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和正在交战中的第二次“诺门坎事件”。

　　所为“英倭会议”，是7月15日，在东京举行的英日会谈。这是日本对英国援华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最后，以英国的妥协达成了协议。

　　【8月28日】

　　敌国军部对俄德于日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之宣言称：对处理中国事变之方针，决无丝毫变更，且以此为基调，一意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之途迈进云云。观此，可知敌国军阀在未受重大打击与损失以前，决不变更其对华之侵略政策也。

　　其于欧洲方面风云紧急，苏联急于结束蒙“满”边境发生的“诺门坎事件”。因此，于8月20日，苏军发起大举反攻，在其强大机械化部队打击下，日军第23师团几乎全部被歼，苏军大获全胜。

　　然而苏军在9月15日的莫斯科停战协定上，对日本采取让步政策。这主要由于苏联的意图是一方面以“共存”抑制亚洲纷争，而另一方面腾出手来加强对欧洲的戒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欲以中立暂时避开战争的威胁，而使国内和平建设得以继续进行。对德国而言，以避免在大战初期与苏联冲突。

　　于是，在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政府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皮萨河、纳雷夫河、西布格河与桑河为界，划定了苏德分界线。

　　苏德缔结条约，日本大为惊慌。本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德日防共协定》，意在以苏联为假设敌，共同防共。不想，正当苏日两国“张鼓峰”“诺门坎”激烈纷争之际，希特勒竟与斯大林拉起手来。对此，日本当局陷入慌乱状态，正在商讨的“缔结三国协定”也告吹。平诏内阁表示：“欧洲的天地里，产生了复杂奇怪的新形势。”

　　8月28日，平诏内阁宣布总辞职。

　　可是，日本军部依然坚持：“对处理中国事变之方针，决无丝毫变更，且以此为基调，一意在‘东亚新秩序’建设之途迈进”，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一意孤行的狂妄野心。

　　【8月31日】

　　敌内阁改组，新继任者为阿部，其阁员亦全部更换，此又倭内政外交失败之事实也。

　　去年俄倭在张鼓峰冲突，坂垣任陆相，当能制止前方部队之行动，以后恐不能矣!

　　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诺门坎事件中投入的日军又全军溃灭，这些对日本天皇打击很大。平诏内阁因此宣布总辞职而下台。

　　8月30日，日本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上台组阁。陆相，也由鬳俊六替代了坂垣征四郎。

　　从1月4日近卫总辞职，不出几个月，日本内阁竟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足以见他们的日子的确不好过。

　　蒋介石认为，日本军部的陆相坂垣征四郎“尚能制止前方部队之行动，以后恐不能”。这说明日军陆相一代不如一代。

　　【9月2日】

　　德国竟于1日向波兰进攻，从此战端既起，人类劫运不可设想，然犹望其能停战调和也。

　　欧战期间，倭必行动，不北攻俄，必南攻英。

　　我国对欧战政策之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讲和时，必使中倭战争处于欧战问题连带解决之地也。

　　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入波兰。

　　德国侵入波兰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939年春，希特勒集团就已做出蕴藻浜侵占波兰的决定。

　　1939年4月11日，德国领导机构批准了对波作战计划，代号“白色计划”。“白色计划”规定要以短期时间一举击败波兰。

　　1939年8月31日夜，德国各地电台一齐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广播，说什么波兰人突然袭击了德国的格莱维茨市，占领了电台，并广播了对德作战的号召。德国法西斯分子在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导演下，演出了挑拨性的丑剧，意在欺骗世界舆论，掩饰其罪恶阴谋。

　　德国法西斯深信英法是不会给其盟国以有效援助的，首先从进攻较弱的对手开始了他的侵略战争。

　　而当时波兰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认为，德国的侵略矛头是对准苏联，而波兰也是反苏的，因此拒绝了苏联关于缔结同盟的建议，并且没有加强西部边防。而一心指望英法的援助。

　　1939年8月底，德波关系急剧恶化。可是，英法希望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因此迫使波兰缓期实行总动员。结果，面对强大敌人，波兰却毫无准备。德国对波兰边境全线投入了58个师，其中包括6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和2个航空队，共计坦克2500辆，飞机2000架。而波兰军队只有37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2个摩托化旅和近400架飞机。

　　蒋介石预料“欧战期间，倭必行动”非北即南，势必促进日寇与德、意结盟。

　　蒋介石表示要“参加民主阵线”，是他的长远打算：“他日讲和时，必使中倭战争处于欧战问题连带解决之地也”。

　　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政府对德宣战。

　　同一天晚间，法国对德宣战。

　　同一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对德宣战。

　　9月6日，南非联邦对德宣战。

　　9月10日，加拿大对德宣战。

　　至此，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导火线，爆发了历时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它是以希特勒德国为首的法西斯侵略国家准备和发动的。英法两国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所实行的纵容和勾结侵略者的反苏政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10月10日】

　　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之情无逾于此者。然而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15年以来，部下与学生之死伤积累，日增不知凡几?缅怀革命先烈之创造民国，与总理嘱托之重，以及抗战前途之艰巨，若不努力尽职，将何以对总理以及为革命而死之先烈在天之灵乎?

　　“湘赣告捷”，指的是“赣湘会战”或第一次“长沙会战”或“湘北大战”取得胜利之事。

　　1939年9月，为配合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攻势，日本政府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坂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对湖南长沙发起进攻，妄图一鼓作气结束中日战争。

　　9月14日，日军调集6个师团，10万兵力，在海、空军协同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路会攻长沙，以湘北为主战场。

　　当时，第九战区为中国战场的主体，共配置54个师的兵力，20余万人。

　　中国守军运用“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保存实力，消耗敌人，各个击破。日军在这次作战中伤亡36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0000余人。由于日军携带的粮秣弹药欠缺，从9月18日发动正面进攻，到29日主力到达长沙外围仅10余天，粮弹已快用尽，因而无力再进行新的军事进攻。

　　当日军进至长沙北面的永安市、土杉市、金井、福临铺、桥头驿一带时，中国守军于10月2日，在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率领下发起反击，猛烈围攻来犯之敌。日军失利。

　　10月4日，日军退渡汨罗江。

　　10月5日，日军指挥官、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总退却。日军全部撤至岳阳、临湘、通城等原来阵地。日军败退之际，“我军跟踪追求，当地民众，亦起而协同，敌望风崩溃”，“进6日，我遂完全恢复原有阵地，并续向通城、岳阳进攻。”

　　第一次长沙战役以我方胜利而告结束。

　　这次战役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国民党军队自“七七”事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此次战役虽胜，但死伤人数是敌人的10倍。这便是蒋介石“欢欣鼓舞”之余“内心之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喻”的缘由。

　　接下来，蒋介石又对抗战以来死难烈士予以缅怀，并下定“努力尽职”的决心。

　　【10月21日】

　　改造世界，奠立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在今日，唯罗斯福总统或可语此，惜尚无机缘晤面耳!

　　美驻倭大使格鲁在东京痛斥倭“东亚新秩序”之妄念，此予倭以当头一棒，其关于中倭事变之影响必甚大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立见“泾渭分明”。世界大体分为两大集团。德、日、意侵略国家为一方；英、法、中、美等反侵略国家为一方。在东西两半球展开了“正义”与“邪恶”的战争。

　　大战之初，由于德、苏已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指望苏联参战，一时不太可能，因此，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抛弃了孤立主义的美国身上。

　　令人失望的是，德国进犯波兰后，英法相继对德宣战，而美国宣布中立。

　　1939年9月3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广播中强调指出：“美国仍将是中立的……我不惜一切努力使我国处于战争之外。”这就是说，对各交战国禁运武器和军用物资。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从2月8日美中签订“桐油借款合同”，3月美又禁止对日信用贷款，同时通过“太平洋设防案”，7月26日又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等大量事实上看，美国是可靠的友邦。于是，他本着“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不可不为之预筹”的精神，从两方面抓紧工作。

　　首先，于9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发表题为《欧战发生后我国的三大任务》的演说。演说中指出：

　　日本不参与欧战就是决心独霸东亚；日本现已疲惫不堪；今后日本对华将加紧政治和经济攻势。

　　确实如此，日军为实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急于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于侵占武汉、南昌后，进一步夺取湖南粮仓，力求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同时兵分三路进攻战略要地长沙，直逼重庆。又从1939年9月18日至10月上旬进行了长沙会战。蒋介石陷入调兵遣将，发号施令之中，他决心打好这场仗，以增强美国援华的信心。

　　9月18日，长沙会战开始的当天，蒋介石电令驻美国大使胡适大力促进美国进一步坚定反日立场，以壮英、法之胆。电文如下：

　　“俄、日停战协定订立后，继之必有互不侵犯条约之订立，而俄必促成日本之南进政策，一面或将劝我与日妥协。英、法不知其阴谋，犹思与日妥协，求保其远东权利。国际形势至危，若非美国有重要之表示与行动，则英、法在远东势必退缩，我国全处于孤立，而日本所谓“东亚新秩序”即可实现。美政府在最近期内，如对日有一坚决表示，或禁运日货等动作，以壮英、法之胆，勿使其与日妥协，方可挽此危局。务请加紧时行。”

　　胡适未负期望，由于他的“加紧进行”对罗斯福的工作，美国对日有了一个“坚决表示”。

　　日本阿部内阁上台后，企图与美国缓和关系，起用亲美派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为外相，让他疏通美国收回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议案。

　　可是美国这时已坚定了决心。

　　10月19日，临时返国述职而又返回的美国驻日大使转达罗斯福总统的意见：“日本如果侵犯美国权益，则美国立即对日禁运。”并痛斥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是侵权政策。

　　看到美国的坚决表示，蒋介石越发感到罗斯福是“改造世界，奠定永久和平之基础”的忠实伙伴，他对美国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1939年 4

　　【12月30日】

　　昨夜，接朱德等通电，要求政府惩办反共人士、取缔反共言论等；其乱迹已显，但其用意仍在乘机扩充地盘、巩固其边区，甚恐我军进剿也。此种乱党叛徒，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难养，实有甚于小人也。

　　由于蒋介石密令各地反动分子加紧“反共”，制造摩擦，致使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1939年初，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为首的顽固派，指使部下秦启荣等，散布“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共口号，对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众，采取“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反动方针。

　　1939年3月，秦启荣部在博山等地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残杀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制造了“山东博山惨案”。

　　6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又制造了“湖南平江惨案”。

　　11月，国民党军队、特务，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及家属200余人，制造了“河南确山惨案。”

　　此外，国民党在重庆、上饶、兰州、西安等地遍设“集中营”，囚禁、杀害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反共”活动日益嚣张。

　　12月10日至16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先后调集第97师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城第770团，杀害干部战士300余人。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12月下旬，八路军留守团司令员肖劲光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蒋介石、何应钦等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其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恢复8月以前的边区态势。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肆意屠杀爱国军民的罪恶行径，通电抗议理所当然!打击日寇，粉碎日伪军“扫荡”，扩大解放区、巩固抗日根据地，何罪之有?真正的罪人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蒋介石在这里却还要反咬一口。可笑，可气、可恨!【12月31日】

　　共匪朱德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要挟我惩办反共人士与废除防止共党办法，宜置之不理，以其虚声恫吓，有意捣乱也。

　　共党进扰甘肃宁县与镇原各地，乱党必叛，固无疑也。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全国的同时，甘肃东部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恢复陇东大部分(包括宁县与镇原在内)地区，迫使国民党暂编骑兵第2师撤至洛川以南。由于八路军在关中地区增强了兵力，国民党顽固派对陇东和关中的军事进攻暂时被制止。

　　这是陕甘宁边区军民的自卫反击，而绝不是什么“进扰”。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妥协与分裂倒退危险，早有预见。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适时地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向顽固派作斗争，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

　　8月19日，中共中央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示中指出：“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9月16日，毛泽东在延安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三个记者谈话，严正指出：“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付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中国古圣人说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以礼待人--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里进一步阐述了中共的严正自卫原则。

　　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再次向全党敲起警钟：

　　“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察性，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用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国民党对中共的批评、劝告、敦促其放弃“反共”政策，坚持团结抗日的做法，认为软弱可欺，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立场。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在山西，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他集中了6个军的兵力分三路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晋西隰县、孝义一带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并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500余人，绑架1000余人。

　　1940年年初，太行区的国民党军朱怀冰就和已叛变投敌的石友三部，配合日军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山和冀南区，把进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及第120师，指出：“在武装摩擦中，对于我们有利的是战争的局部性和防御性，而不是战争的全面性及进攻性。”我们应“巩固现有阵地，严阵以待，来者必拒”。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击溃了顽固派的进攻，使陕甘宁与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便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蒋介石的歪曲完全是徒劳的!

　　1940年 1

　　【1月20日】

　　敌阀与汪逆订立《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之密约，阅之令人发指。王逆万恶一至于此，痛甚!

　　日本帝国主义为确保其侵华利益，并为建立伪中央政府做好准备，与汪精卫集团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代表是：影佐陆军少将、须贺海军少将、矢野和清水两外务省秘书、骨获华雄陆军大佐、犬养健议员；汪精卫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周隆痒。

　　12月30日在上海日、汪双方秘密签订了《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日本称为《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并附有“谅解事项”。其主要内容如下：

　　“军事--(一)防共驻屯权。(二)治安驻查权。(三)驻屯区内所有铁路、航空、通信、主要港湾、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权及监督权。(四)日本军事顾问团在中国军内的指导权。

　　“经济--(一)全中国航空支配权。(二)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之企业权(在华北日本有优越地位，其他地区中日平等)。(三)在蒙疆的经济指导权及参与权。(四)掌握华北铁路实权。(五)中日共同经营华北无线电通讯权。(六)在华北的特定资源、特别是国防上必要的蓄藏资源之开发利用权。(七)在华北的国防上必要特定事业之合办参与权(日本占优越地位)。(八)有关华北政务委员会(伪临时政府)经济行政的内面指导权。(九)承认满洲国。”

　　由此签约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数十年梦寐以求奴役中国的目的在沦陷区算是真正地达到了。

　　它承认伪满洲国，也就是将东北确确实实地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它确定华北、蒙、疆以及长江中下游为“中日强度结合地带”，“在华南沿海特定之岛屿设定特殊地位”；它允许日本派出顾问，操纵伪政权；它还允许伪政权的财政、经济及资源的开发，均由日本控制；它还恳求日本协同“反共”“芟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保证一切抗日活动“禁绝之”。

　　难怪蒋介石1月20日接到这个文件内容的报告，气愤已极。就连参与签署《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的高宗武、陶希圣亦感无地自容，对汪精卫彻底卖国感到绝望，于是抄录了“要纲”逃出上海，前往香港藏匿。

　　1月21日，香港《大公报》等各家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了高宗武、陶希圣所投的信件与文件摄影本，披露了日汪密约。

　　高、陶在信中揭发：“其中条件之苛酷，甚于民国四年之21条不止倍蓰，直欲夷我国于附庸。……”

　　1月22日，汪精卫的发言人极力诡辩：

　　“高宗武文件，是最初试案，与签订的文件内容不同。”

　　同一天，东京的《日本时报》(英文版)报道：

　　“这些文件是上年(1939年)12月协议所决定，并已经日本内阁批准。”

　　汪精卫集团卖国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

　　【1月26日】

　　美倭商约，今日起失效。如美坚拒与倭续订新约，则敌必受重大打击；而对我抗战则为一有力鼓励也。

　　日军为切断越南到广西交通线，在桂南与国民党军发生会战。日军动员陆海空军10余万人，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向我桂南突袭。

　　11月15日，日军第五师团，在今村均中将率领下，在广东钦州湾突袭登陆。

　　11月24日，日军攻占南宁，分别向昆仑关及中越国境附近龙州推进。

　　中国方面蒋介石派桂南行营主任白崇禧为总指挥，以张发奎第四战区军队和蒋嫡系徐庭瑶第三十八集团军的第2、5、6、99、36军为主力，于12月下旬开始反攻，夺回昆仑关，包围了南宁。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在北起绥远、南至广东全线发动冬季大攻势，使延伸很长的日军补给路线中断。各地日军被迫采取防御性作战。日本切断中国补给我的预期目的未能达到，反而作茧自缚。

　　1940年1月26日，是美、日通商条约期满宣告失效的日子。尽管日方在此之前经过种种努力，但美国则始终置之不理。这样，在战略物资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日本，已陷入极度的困境。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朗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实在不行的话，好不好订立一个临时协约?……”妄图以此补救自己的惨重损失。但美国不予理睬。

　　蒋介石在桂南会战稳操胜券无比振奋的时刻，对“美倭商约，今日起失效”，备感喜悦，对抗战进一步充满信心。

　　【2月23日】

　　午睡初醒，2时15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余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

　　当余外出时，侍卫长王世和称：“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紧要。”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州，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20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由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50米突至百米突至山巅，计伤卫士12人。……

　　蒋介石由于桂南会战胜利甚为振奋，为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召开军事会议。2月22日，在柳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对日军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蒋介石做出蕴藻浜了概括分析，并指示，要利用敌军的短处化为我军的长处。其概括如下：

　　“敌人战术的长处，有以下四点：

　　“第一，就是‘快’。善于运用快速突击，乘人不备攻击过来，真是‘始如处女，后如脱兔’。”

　　蒋介石在这里引用了《孙子?九地篇》的一句成语，原文是：“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译之为：开始像处女一样的文静，使敌人不注意防备；然后如同脱逃的兔子一样突然行动，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蒋介石以此比喻敌人之“快”。

　　“第二，就是‘硬’。坚守阵地，不易动摇。

　　“第三，就是‘锐’。惯用锥形突击战术，勇往直前。

　　“第四，就是‘密’。行动保持秘密，令人莫测。”

　　蒋介石认为，在辽阔的中国，日本把战线拉得过长，使其兵力与补给都到了极限。他分析道：

　　“敌人的弱点，也有四点：

　　“第一，就是‘小’。以后只有小兵力来侵犯扰乱。

　　“第二，就是‘短’。只能有短时间的战斗力。

　　“第三，就是‘浅’。不能深入内侵，只能作近距离攻击。

　　“第四，就是‘虚’。预备兵力用罄，其后方完全空虚。”

　　蒋介石根据四长四弱，定出制胜之法。他概括为：

　　“(一)利用敌人的弱点--敌人只有小部队作战，而我们可用大部队进攻；敌人只能作短时间的进犯，而我们都用长时间来周旋；敌人只能作浅距离的进攻，而我们可以纵深配备来击破他；敌人后方一定空虚，而我们则可全力攻击以制胜!

　　“(二)打破敌人的长处--以我之稳定，足制敌之‘快速’；以我之坚韧，足克敌之‘强硬’；以我之‘纵深优兵’，可挫敌之‘锐利部队’；以我之谍报‘严明’，可破敌之‘秘密’伎俩!”

　　日军当日便获取了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报，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派出飞机对开会地点实行瞄准轰炸。

　　轰炸情况，蒋介石的叙述很详尽，描写得也很细腻，就连他当时的“匆促之情”也做出蕴藻浜了形象的比喻，使人看了感到形象真实可信。

　　日机此次瞄准轰炸，是对上半年在中国军队发动的冬季攻势中遭到惨败的一种报复；同时，企图炸死国民党军事统帅蒋介石。

　　【3月1日】

　　共党如不安分守纪律，我政府决不能听其叛国。至于俄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吾人决不对外有所希求，更不可迁就外援而贻内患也。

　　1939年冬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将其主力用于正面战场，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发觉真正的劲敌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而改变了对国民党的政策，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从此日军一方面大举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加强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已经“降”过去了，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虽然留在抗战阵营，但极为动摇。

　　蒋介石于是采取了趁火打劫，助纣为虐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把其主要力量集中在以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部，保存实力，避战观战，加紧打击共产党。

　　让共产党“安分守纪律”，任其宰割，如不顺从其打、杀，便诬其“叛国”，这就是蒋介石的伎俩。

　　“至于倭国是否接济，乃不在我心中”是假也是真。要说是真，因为英美眼下援华已经开始，有了靠山，无须害怕；说它是假，他何尝不盼着苏联出兵援华牵制日寇，以解困境。只是要“反共”必“反苏”，不“反苏”“反共”难，只好“忍痛割爱”了，坚决“反共”，于是掀起“反共高潮”。

　　【3月7日】

　　一、不准认防地为私有，不应掩护叛军与袭击友军。

　　二、应言行一致，协力互助，建立共信。

　　三、不应擅委官吏，更不应残杀政府官吏。

　　四、不应尽征民粮，断绝民食。

　　五、不应擅发私钞。

　　这是蒋介石于3月7日夜间手拟对第十八集团军代表“训示”。

　　这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业已失败的时候而下的“格杀令”。

　　面对国民党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八路军进行了自卫反击。

　　在陕甘宁边区，王震率领120师359旅协同留守部队，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晋西和晋东南的抗日决死队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击退了阎锡山军队的进攻；在绥德八路军赶走了专事摩擦“反共”的何绍南部；八路军还在磁(县)武(安)林(县)涉(县)地区消灭了摩擦反共的朱怀冰部的三个师。

　　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反共”不抗日的顽固派，怎能说是“认防地为私有”、“掩护叛军与袭击友军”!

　　蒋介石这天日记不过是国民党顽固派所大肆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的翻版，其用意是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

　　早在1939年5月，国民党就在边区周围修筑了5道封锁线，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月牙形包围圈，阻塞进出交通，实行军事、经济、文化封锁。

　　边区人民缺衣缺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才不至于被困死、饿死。究竟是谁“断绝民食”?

　　【3月9日】

　　军事如常，无变化，唯共党作祟为可恨耳!

　　在此期间，日军正忙于导演建立汪伪政权，因此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给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坚决有力的回击，蒋介石处心积虑策划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蒋介石非但不悔，反而更加耿耿于怀，妄图置共产党于死地，实为“欺人太甚”!

　　1940年 2

　　【3月21日】

　　倭寇一面成立汪逆伪中央政治会，宣言卅日成立伪组织；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来求和议，以试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为获得“临时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维新政府”(南京)梁鸿志的合作，三方于青岛举行会议。汪精卫方面代表有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代表有王克敏、刘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本方面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获那华雄、清水董三等。会议完全按日方安排进行的。

　　会议首先通过了废除“临时政府”，变更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自治”，废除“维新政府”，两个地方政府均纳入汪精卫所组织的伪中央政府的议案。接着通过了由日本“梅机关”拟定的《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国民政府政纲》、《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秘密谅解事项》、《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机构预定一览表》等。还通过了政府名称、国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等。

　　3月22日，在南京召开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上，通过了汪精卫的提案--伪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并决定于3月26日举行“还都典礼”。伪政府主席，盗用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义，由汪精卫就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3月23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自己是“正统政府”并恬不知耻地造谣惑众：

　　“关于国民政府的组织，我们商量了很久很久。我们现在盼望在重庆的林(森)主席早一点回到南京来，在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照着中央政治会议的决议努力去做。”

　　针对这个广播，林森主席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汪精卫政权，号召国民不要受汪的欺骗。

　　3月30日，汪精卫于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成立伪中央政府。

　　当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向各国驻华使节提出照会：

　　“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

　　同时，重庆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参加汪精卫政权的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等77人。

　　3月3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绝不承认南京伪政权。”

　　汪精卫集团的投降卖国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延安地区的广大军民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的罪恶活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宣言、通电。在华侨界也掀起了讨汪浪潮，他们接连向国民政府致电：

　　“汪逆叛党祸国，添颜事敌，罪大恶极类于秦桧，伪组织下之群丑，沐猴而冠，认贼作父，丧尽天良，辱尽华裔，乃抗战当前之大敌，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务恳早张挞伐之师，尽除奸憝，速明顺逆之分，以正视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汪精卫伪中央政府成立日期比他3月22日在伪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的预定日期延期了4天，何至于此呢?

　　据说，这是由于日本与重庆方面在香港进行着所谓“桐工作”，日方对其有所期待，所以“还都典礼”延期举行。

　　所谓“桐工作”，在中国方面没有证实的记载。日本资料记载：据今井武夫所著《中国事变回忆》一书，对“桐工作”，有很详细的叙述；台湾出版物里也有以此为“事实”的著述，并释为出于“军统”的谋略云云。

　　据今井武夫著书及其他著述，“桐工作”大体经过如下：

　　1939年12月下旬，有一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在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面。宋子良向其透露：“我是宋美龄的弟弟，与重庆有密切联络，准备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日方将信将疑，于是想派谍报人员前往重庆和国民政府直接接触。

　　蒋介石所说“派陌不相识之陈治平者来求和议”恐怕即是由“桐工作”引起的。国民政府当然不能理会这样的接触，因此所谓“桐工作”自行结束。

　　由此可见，日寇还是把诱逼蒋介石投降作为最大希望。

　　【4月22日】

　　中共幸灾乐祸，暗示敌军南攻国军之意甚明。

　　1940年春，日寇华北方面军开始执行1940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夏“扫荡”。

　　3月初，日军为维护平汉、平绥铁路交通，调集独立混成第2、15旅团和伪军一部，共计9000余人，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但所到之处，均受到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月15日抗日军民歼敌300余人，3月下旬歼敌8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3月17日，日军第110师团等部从高阳、蠡县、安平等地出动6000余人，企图寻歼冀中我军主力。八路军采取分散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使敌“扫荡”连连扑空，不得不于3月30日撤退。

　　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区之敌　3000　余人进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区，企图合击八路军第10军分区主力，又扑空。而后又北进“扫荡”涿县东部地区，遭到第10军分区部队袭击，死伤100余人，于是南窜逃入国民党军防区。

　　败军向南逃窜，怎能说是“暗示敌军南攻国军”?实乃妄说。

　　国共合作之际，理应协同作战。日军向抗日根据地“扫荡”，国民党按兵不动，隔岸观火。请问，谁在“幸灾乐祸”?

　　【5月11日】

　　晋北公路为敌军把持，如不能设法击破，则晋冀两省无法联系。共党在敌侧背坐视不顾，且时来阻扰，斯诚汉奸之不若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后，日军急欲迫使中国屈服，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准备力量，伺机南进和北进。

　　日军中国派遣军在政治上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诱降，积极扶植汉奸头目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在军事上，继续切断国际援华补给线。同时，为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大“扫荡”。

　　日寇的华北方面军认为，在华北占领区内的重庆系统军队，由于日军的讨伐及其后方补给的缺乏，势力不断缩小，而共军势力不断扩大，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成为抗日之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清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方面军对中共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16页。“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3页。据此，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40年度肃清建设的基本方针，提出：尽快把华北建成特别巩固的地区，用以示范和指导其他占领区。“应以‘治安第一’为各项施策的基础，将各项工作有机地统一于剿灭共军的前提之下，继续实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积极进行讨伐”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4页。，另外，凡对生产发展有用的铁路、公路、矿山等要极力控制起来。

　　日寇华北方面军特别强调“讨伐重点在于剿灭共军”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7页。。并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由1940年4月至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随即按照上述方针确定了“讨伐”重点地区和兵力部署，各部队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正当八路军开展粉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高潮”，向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等地八路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由此可见，八路军正处于“腹背受敌”之中，一方面要对敌作战，一方面还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那“坐视不顾，且时来阻扰”抗战者的到底是谁，不是很清楚吗?!

　　至于蒋介石日记所提之细节，不足为凭，事实是这样：

　　5月，日军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围部署了独立混成第3、9、16旅团和第26师团一部共2.5万余人，抢占公路，增设据点，运输物资，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抗日根据地侦察。第120师针对日军动向，对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补充了作战物资，勘察了地形道路，制定了作战方案，并帮助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决心粉碎日寇的大“扫荡”。(按：蒋介石日记所抓的仅是这时未当即出击的动向，这就叫“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然而这“一点”也抓错了!)

　　5月底，日军开始兵力调动。针对敌人先占要地并抢占黄河各渡口、切断晋西北八路军通往陕甘宁边区道路的企图，第120师作了具体部署，除打击向根据地县城来犯之敌外，在各被敌控制的公路沿线开展游击，袭扰敌后方，切断敌交通，配合反“扫荡”。6月，各路出击，连连获胜，到7月6日，敌军全部撤退，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历时月余，八路军共作战250余次，歼灭日伪军4500余人，缴枪300余枝(挺)，收复了晋西北的兴县、临县、方山、保德、河曲等县城。东起平绥铁路大同至集宁段和同蒲铁路大同至平遥段，西至黄河，南迄汾(阳)离(石)公路，北至大清山的广大地区，均在我抗日军民手中。

　　【5月25日】

　　(一)

　　倭如南进，则其必介入欧战，并与美发生冲突，于我有利也。

　　1940年1月16日，日本发生政变，由“南进”政策的推进者，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出来组阁。

　　新内阁认为欧洲的战局，对于日本南进极为有利。因为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等，都是已被德国所攻占的领有国的殖民地。缅甸所隶属的英国，也正处在欧洲的苦战之中。因此，日本认为这时是在东南亚炫耀武力、建设“东南亚共荣圈”的极好机会了。

　　于是，新内阁决定把进攻东南亚作为它下一步的侵略计划。日寇侵略东南亚各国，一是掠夺战略物资，再就是切断越南、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断绝国外对中国的支援，逼迫中国政府投降。

　　原来，蒋介石以为日寇南进是准备进攻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但都没有设想到像这样的南进。”于是，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形势作了新的估计：日寇如果南下太平洋，对中国不会有更大威胁，美日双方必然发生海战，中国可以从中渔利。美日海战结束，中国便可以对日实行反攻。(二)

　　美国会通过扩军费30余亿美元，此必为倭最大之打击。倭如能知机，则其必改变侵华政策。

　　美国国会通过扩大军费的议案，意在着手准备太平洋战争。在此之前，美国已有明显的态度：对日实行经济制裁，对华给予经济援助。

　　美国自1938年即开始采取积极性的援华抑日政策。在答应了中国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后，更于1939年7月照会日本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接着于1940年3月，又对中国提供以锡为担保的2000万美元借款。这一切，当然使日本侵略者受到连番打击。尤其得到美国国会通过扩军费30余亿美元情报后，日本所受打击最大。

　　日本政府清楚地看到，美国一方面寄希望于中国战场，出钱让中国军队拖住自己；另一方面准备亲自动手与自己较量。

　　但法西斯德国在欧战中的胜利刺激了日本，特别是1940年5月13日，荷兰向德国投降，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日本马上取得英、美、法等国“荷属东印度现状不变”的谅解，掀开了南进的序幕。

　　紧接着是日本重新组阁，确定方针，进行在太平洋对英美开战的准备，这是后话。

　　蒋介石设想“倭如能知机，则必改变侵华政策”，这不过是幻想。

　　若说“改变侵华政策”，那就是更加迅猛地向中国反扑，同时南下太平洋。因此，着实松懈不得。

　　1940年 3

　　【7月14日】

　　其言完全为偏袒倭寇，且藉此以委卸其停止滇缅路运输之责任。

　　日本南进有两个企图：

　　一是由于美日通商条约期满废止，美对日禁运的经济制裁也已迫近，因此急需在南方找到资源。

　　二是切断由法属越南和英属缅甸通往中国的运输线。

　　1940年5月13日，荷兰向德国投降。日本看准机会，马上向美、英、法等国提出“荷属东印度现状不变”的要求；紧接着迫使荷印当局接受了它所提出的稳定供给石油、铁矾土、橡胶、废铁等13种战略物资的要求。

　　6月12日，日本又与泰国签订了“日泰两国任何一方第三国攻击时，互不援助第三国”的条约。

　　6月17日，法国投降德国。

　　6月19日，日本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越中运输线继续使用，同时，取得由法国的越南总督卡特禁止将武器、弹药、汽油、卡车等物资输往中国的签约，并允许日本派监视委员会前往查核是否有效实施禁运。

　　作为法国盟友的英国，面临着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威胁，当时的美国依然不想直接介入战争，英国只好单独对付德国，因此处于自顾不暇的状态。

　　日本又瞅准了机会，趁火打劫。

　　6月24日，日本向英国提出了封锁滇缅公路的要求。

　　7月10日起，德国空军开始空袭英国的港口和船只，这样，英国的力量都投注到欧洲，对日本在亚洲方面的压力，只好暂作搪塞。

　　7月14日，英国通过新加坡的广播表示：“正为解决中日问题而努力，并避免助长战争之行动。”

　　看来，日本南进的第二个企图即要达到，截断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援为期不远了。

　　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沉重打击。

　　作为英国来讲，不管怎样，不应该以欧战紧张作为牺牲别国利益的借口，这实质上是作了一件为虎作伥的事情，是一种无耻的投降行为!

　　【7月17日】

　　近卫组阁，其对南洋与侵华，皆将取军部积极政策；此非于我不利也，唯战事必更延长。

　　米内光政内阁与有田八郎外相，在外交上均倾向于采取和英美协调之态度。这一点与陆军主张和德国同盟之主张背道而驰。于是陆军大臣鬳俊六以单独辞职的强硬手段倒阁。米内光政内阁无奈，于7月16日总辞职。

　　新组阁者，乃是“七七”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一贯鼓吹“建立举国一致的新体制”的近卫文麿。

　　由他组阁，必然重蹈“皆将取军部积极政策”的覆辙，使战争势态更加扩大。

　　蒋介石认为，“此非于我不利也，唯战事必便延长。”战火烧到南洋，必将侵犯列强之利益，特别是美国的权益，必然引起海战，或许英国也会助战，南洋战局一开，中国便可从容不迫地实行持久抗战，战事延长了，但由于列国干预，肯定稳操胜券。

　　【7月18日】

　　昨夜，倭英停止滇缅路运输协定已在东京发表，倭寇封锁之计已售；但余以四川为中心，当有百万基本军队，可战可守，倭岂奈余何!

　　针对英国7月14日在新加坡的广播，蒋介石于7月16日发表讲话，向英国提出警告如下：

　　“如果以滇缅路运输问题与中日和平并为一谈，即无异英国帮助日本，迫中国对日屈服，其结果必牺牲中国之友谊，且必牺牲英国在远东之地位……如英国果有此行动，余可断言：英国必获极端相反之结果，其本身必遭无穷不测祸害。如英国视为停止滇缅路运输可以缩短远东战争者，余复断言：其结果必更助长远东之战祸，而扩大远东之战局。”

　　然而，英国对蒋介石的警告置若罔闻，还是匆匆忙忙，于7月17日发表了屈从于日本的封锁滇缅路3个月的禁令，现出一副摇尾乞怜的丑态，令人可气、可恨!很明显，这中间包藏着一个恶毒的阴谋，即英、日间达成一项重要谅解：企图在3个月内结束中日战争。

　　可是我们的蒋先生是受“阿Q”真传的，即精神胜利法“玩得精当”。可也是，不玩此法，又怎么样呢?暂且自慰总比过分伤感好吧!

　　【7月23日】

　　近卫阁员名单发表，人物平庸，极无人望。近卫好虚名，又无决断，八面讨好，无中心思想，缺斗争经验，更无贯彻到底之毅力，前曾徒唱国民再组织，近又唱新政治体制，仍无定见，此何能组织一全国之政党与新立政治体制也。

　　7月22日，近卫内阁再次宣告成立。内阁主要成员名单是：近卫文麿出任内阁首相、松冈洋右任外相兼拓务相、东条英机任陆相。

　　其成员名单发表，令蒋介石蔑然失笑。给他的总印象是“人物平庸，极无人望”。对内阁首相近卫，他是太熟悉了，日记所列举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说得够透了。至于另外两位：外相松冈洋右本是对德国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角色；而东条英机陆相乃是强烈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极力鼓吹对英、美发动战争的狂妄之辈。可见，由这些人组阁肯定要把日本拖向毁灭的深渊!

　　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内外交困中已经发狂了。

　　【7月24日】

　　综其(日本内阁)所言，不外为结束中日战争与实行总动员法案而已。倭寇所倡新政治体制，为以强化经济统制，建立其高度国防，对内榨取其国民之血汗，再供其向外侵略而已。

　　7月22日，以近卫文麿为首的新内阁代替了企图继续执行不参加欧洲战争政策的米内内阁。近卫和日本天皇有亲属关系，和日本垄断财阀也有密切关系，是个法西斯统治的信徒。外务大臣与军机大臣又都是主张与法西斯德国合作的、富有侵略野心的战争狂人。

　　因此，近卫内阁采取的方针是，不仅要霸占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侵占整个东南亚国家，并完成在太平洋对美英进行作战的准备。

　　近卫内阁竭尽全力使它的对内政策与对外侵略方针相适应。因此日本财团和军阀认为，只有法西斯制度才能保证实现其计划。依照这个制度，倡导建立“新政治体系”，作为在东亚进而在全世界建立“新秩序”的准备手段。

　　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国内消灭了资产阶级自由的最后残余，以首相为首的，由大资本家、地主、将军、国会议员和官僚组成的君主法西斯政权，“榨取其国民之血汗”。他们通过“邻组”实行监督国民、管理粮食分配、燃料和肥料的兼证，征收战时公债和废铜烂铁。国民缺衣少食还不得有反抗情绪。

　　日本军事工业战略原料主要来源是朝鲜和中国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进行掠夺，采取了种种办法，使朝鲜和中国沦陷区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成为日本经济体系的附庸。

　　在金融方面，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抢占银行、银号，掠夺金条、现金。

　　在农业方面，日军占领农村后，运用武力，驱赶农民，强占土地，供日本移民使用。

　　在工矿业方面，日军进行极其野蛮的、大规模的、系统的掠夺。

　　除对内榨取、对外豪夺外，近卫内阁并没有放弃依靠外交压力迫使美国让步的希望。

　　【7月27日】

　　此举虽晚，然亡羊补牢，仍于我有益也。

　　“此举”，乃指7月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加速及巩固国防军事法案》，同时下令：对于除英国之外的东半球40多种军需物资之输出须取得许可证。7月25日，对高级石油及一部分废铁亦须先经许可，方能输出。

　　这对日本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日本在当时，从美国输入大量废铁，仅以本年(1940年)为例，1月至7月日本输入额占美国总输出额的33.3%还多。

　　【8月2日】

　　近卫内阁之新政纲将促使敌国内外崩溃加速，决难能实行也。观此可以知近卫外强中干、内求自圆其说；彼明知其不可能，而又不能不出此也。

　　7月26日，日本新内阁又正式通过了“日本基本国策纲要”，内容是以“八纮一宇”为其国策，并宣告了日本要“利用世界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以“集中国家全力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

　　7月27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审议陆海军首脑所提出的《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这是对26日“基本国策纲要”的进一步说明与补充。

　　在此纲要中，列入了“在促进中国事变解决之同时，把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的侵略方针。

　　所谓南方，参谋次长泽田茂在作提案理由的说明中指出：“以日满华为骨干，指在印度以东、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

　　对纲要的政策说明如下：

　　“(一)对于中国，集中政、战两略的全力，尽到所有手段，迫使重庆政府屈服。

　　“(二)加强和德意志政府的团结，并谋求和苏联邦交有飞跃的调整。

　　“(三)和美国的关系，倘在日本执行其政策措施之时，以致自然恶化，则属无可奈何之事。

　　“(四)对于法属印度支那，使其承诺切断援蒋路线，允许日军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而对于香港及租界方面，应消除其敌视意识。

　　“(五)在对南方使用武力时，限以英国为对手；不过也有难以避免对美开战之形势，故应作开战之准备。”

　　在审议中，海军方面曾就对美开战表示不安，可是外相松冈洋右强调说：“在除此而外别无途径的时候，则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发表声明，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以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础，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就是他们的“日满华东亚新秩序”，这就是他们的扩张到包括南洋各地区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

　　然而，从对蒋介石1940年7月24日日记评述所列举的实事来看，日本确实已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不用说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就是“日满华东亚新秩序”也建设不了。

　　狂妄的日寇，真是到了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程度了。

　　【8月3日】

　　敌军以后军略--如为其南进计，必先取滇越，以隔绝我对英、印之交道，此为其最大之要着：如其攻川，则为敌最不利之战略也。故吾断敌此时必取滇越而不攻重庆也。

　　这种揣测不无道理。

　　8月1日，松冈洋右向法国驻日大使安里提出“日军在越南过境及使用其飞机场”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所内定之内容。然而安里指出“这等于要法国对中国宣战”而表示反对。

　　松冈洋右则强硬表示：“在军事上有其绝对必要”，迫其承认。

　　与此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已集结于中越国境线上，借口须假道越南撤退而对法国当局施加压力。

　　【8月5日】

　　自近卫登台后，美对倭关系益越恶化。以此，英美在太平洋似有合作之可能，以遏止倭寇南侵之趋势。

　　这种推测，不无道理。

　　近卫登台以后，便制定了以武力进攻东南亚为基本内容的“南进”作战指导方针。其目的是：

　　(一)掠夺南洋地区丰富的战略物资，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二)截断援助中国抗战的一切国际通道，逼迫蒋介石屈服；

　　(三)夺取南洋重要战略位置，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

　　日本的军事经济最缺乏的是石油、橡胶和铜，而这些为荷属东印度及其他西洋国家所富有，因此“南进”是掠夺战略物资，克服军事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

　　日本准备“南进”的南方，正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这就自然而然地把英美捆到一个战车上了。

　　再说逼蒋屈服一节，这也是英美所不允许的，英美之所以“慷慨”援华，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军队拖住日本、消耗日本，而使自己得以缓和，从中渔利。如果中国失败，他们的企图也便落空了。正像后来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所透露的那样：“如果中国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至于“大东亚共荣圈”显然没有英美的份儿，日本一旦夺取南洋重要战略位置，英美便成了刀俎之肉。

　　英美合作是可能的，遏止日军南侵是困难的。

　　【9月28日】

　　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以后，一方面研讨“南进”策略问题，一方面也在抓紧推进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

　　9月9日，德国特使中塔玛和松冈洋右开始秘密交涉。德国向日本提出：“日美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当日美开战之际，德国愿以飞机、战车、武器等援助日本。旅居美国的2000万德裔居民也将和日本合作。”日本方面也认为：“为了在法属越南和荷属东印度获得特权，当以和在欧洲得胜的德国同盟为有利。”

　　1940年9月27日，经过3个星期的秘密交涉，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结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秩序”的特权。三国并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互相“援助”。

　　三国同盟的协定还特别强调指出：“三国之中，任何一国如受到未参加欧战或介入日华纷争之某一国家的攻击，则互相在经济、军事上加以援助。”

　　这里所谓“某一国家”，指的是美国。显然，三国都在以美国为假设敌了。

　　《柏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世界法西斯反动势力的结盟，并促成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对此，蒋介石高兴地写下了这页日记。同时，向各战区宣示了一份手令，蒋介石认为《柏林协定》的出现，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

　　蒋介石在此泄露了“保全实力，坐视成败”消极抗日的天机，这便是广州、武汉失守后，也就是抗战第二阶段，他所持的一贯思想。

　　1940年 4

　　【9月29日】

　　英美表面虽故作镇静，但其对南洋之准备，必已恐不及而失之晚矣!然余不能不警告：倭寇进攻新加坡、菲律宾之期在即矣!

　　9月中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军进占越南即将行动时，会晤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予以警告：“日本的行动是自行破坏其维持远东现状的约定。

　　同时，美国助理国务卿米耳兹代表病中的国务卿赫尔强烈谴责日本：“这等于完全占领法属印度的要求，竟以最后通牒强迫对方，如不接受，则立即派兵侵入。实与侵略中国之步调配合一致，侵略及于法国之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对美国的警告与谴责置若罔闻。

　　1940年9月23日，日军出兵占领了法属越南北部。

　　日本的一意孤行，刺激了美国。

　　9月25日，美国决定向中国追加2500万美元借款。

　　9月26日，美国又扩大规定各级的废铁输出都必须取得许可证，以此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9月27日，日本妄图从德意那里得到支援，于是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柏林协定》正式宣告结盟。

　　英美的确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境地，难怪蒋介石亦为之焦急!

　　【10月2日】

　　今俄虽未加入同盟，而主动促成者，则为俄斯大林也。此后，如倭不速南进，则斯大林将以俄倭互不侵犯协定促倭南进，自在意中。如此，则美倭战争又为斯大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

　　这乃偏见之词。

　　且看日苏“互不侵犯协定”签订背景如何?

　　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很早就怀有极大的侵略野心，只是在中日战争初期与苏联在张鼓峰、诺门坎两次较量中遭到惨败，才不得不推迟了侵苏的时间，何况这时德国又同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1940年夏，日军开始南进侵占东南亚和南洋地区，这主要是因为欧战使法国和荷兰崩溃，而英国也大为削弱。这对日本来说是俯拾即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1940年7月，日本政府向苏联主动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从日本来说不过是个策略。日本一面拖延日苏条约谈判，一面又同德意协商旨在反苏的三国协定。

　　其实谈判双方，都很清楚，签约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作为苏联一方考虑，日本可能甚至肯定会背信弃义，但签约总比不签约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符合苏联政府旨在保障苏联安全和阻止战争地区扩大的基本意图。再者，签约，可暴露法西斯集团内部新的分歧：希特勒德国希望日本在远东尽早开始军事行动，无论是反对英美，还是反对苏联。可日本政府却一意孤行独自决定进攻的对象与日期。

　　可以想见，同盟国都制约不了日本，苏联与日本的一纸空文能起多大作用呢?说穿了，南进之举，意在避重就轻，是日本政府独自决断的打法，而并非谁人左右得了的。

　　说“美倭战争又为斯大林‘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之阴谋所促成”，也不见确当。

　　日美关系到这时早已破裂，且看：

　　1939年2月8日，美国与中国签订了“桐油借款合同”这是援华举动，日本政府能看不到吗?

　　1939年3月，美国禁止对日信用贷款，禁止对日输出飞机零件，同时通过了太平洋设防案。这一切，日本政府能容忍吗?

　　1939年7月26日，美国又废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使日本军事物资来源被切断。日本政府也能坐以待毙吗?

　　何况，由于美国的举动，英、法也随之动作。

　　……

　　面对美国对自己日益沉重的打击，日本忍无可忍了!于是出现了1940年7月16日不热心于德意日三国轴心联盟的米内光政内阁的总辞职和7月22日近卫第二次组阁。

　　紧接着7月26日，新内阁为推进“南进”政策和“大东亚新秩序”而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7月27日又决定了《因应世界形势推移的时局处理纲要》。

　　这样，对中国大西南加紧攻势，逼蒋屈服。开辟太平洋战场，把主要矛头对准英国、荷兰与美国(与此同时并不排除进攻苏联)，彻底“解决南方问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的中心目标。

　　顺带说明，上面所提及的都是历史事实，绝非为斯大林者辩护。如果说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所作所为带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的话，那应另当别论。

　　【10月31日】

　　一、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后的局势：

　　(一)中倭媾和为“下策”。以倭对华侵略之野心，及其对中国积极移民之状况，绝非一纸和约所能令其履行与撤兵；而且世界战争未了之前，何能使其对海南岛等沿海岛屿之交还?我能巩固西北与西南之根据地，倭寇亦无力西侵。

　　(二)参加英美战线为“中策”。如新加坡或昆明失陷，则我国战线因不能与英美取得联系，完全陷于孤立；而一面又遭俄国嫉恨，更促其对我断绝关系，甚至转使倭寇与中共协以谋我，此于我最不利也。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与我国仍可联成一气，则待美倭战局展开以后，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甚或俄已在英美战线上联合作战，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三)独以倭寇为敌，而对英美、对德意皆采中立政策，以待俄国表明态度，或其参加战争以后，我乃决定取舍。如此则对美、对德、对俄皆有进退自知之余地，而且皆可由我自动抉择。此独立自主政策，乃为目前唯一之“上策”也。

　　二、中倭战争，势必为世界战争之一环。故余自去年欧战发动时，亟望加入英法阵线，而英法反置余于不顾；今则英法既败，而美俄能仍未有行动，且倭已加入德意阵线后，余料其必败。倭既参加欧战，则中倭战争自可包括于欧战之内，而我反可无急求参战之必要；此则去年今日中倭两国之地位完全相反，我则可渐入主动地位，而敌则反受束缚，无法脱离其桎梏矣!以后，我国如何能操完全主动地位，是我今日最大的思虑，亦我今日唯一之要务也。

　　三、如俄倭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倭寇所能抽调东北兵力亦极有限；如其所抽调兵力全部用于攻华，则仍不能达其南进之目的。故其抽调兵力亦必为南进，于我无大害也。

　　四、倭攻昆明或缅甸，此余早有准备，当可照预定计划进行。若万一滇缅交通完全断绝，我亦有自主自保之实力，以待美倭海战之结果。彼时，当可反守为攻也。

　　五、将来倭寇实施南进政策与发动美倭战争之时间。第一，在倭本身非南进与非攻美不可之因素与事实俱已存在。第二，在俄允倭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方能促进南进也。故美国欲缓和倭寇，决不能生效，其主因全操在俄与倭也。

　　六、我如实力再损，则俄必助中共组织中国苏维埃人民政府，令其与倭妥协，以遂其消减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阴谋；但只要我能维持既有实力，则俄亦不能积极为害于我。

　　这是蒋介石在他54岁生日这一天，再次考虑今后应采取的国际战略。

　　他在权衡利弊，反复比较后，确定只有中立、独立自主政策为“上策”。但似不可能，因日寇南进范围指得很明白：“以日满华为骨干，指在印度以东、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既然如此，中国与南洋便胶在一起，不可能采取“中立”。

　　倒是参加英美战线比较适宜，可又不是蒋介石所说的那样，“如果我西南昆明坚守不失，而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度等地依然无恙，……英美需要我陆军对倭参战，届时如俄不阻难，……则我自可相机参战。”

　　后来历史证明，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同盟军最高统帅，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助英国作战，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南部早已不保了。如果都“不失”、“无恙”参加英美战线就全无意义。

　　当然，那“下策”是不能去考虑的下下策。

　　蒋介石从六个方面总结分析，料定日本必败。

　　第六方面，暴露出他对苏联与共产党依然耿耿于怀，放心不下的阴暗心理。

　　【11月6日】

　　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

　　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视之也。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是“最有才能的人物”。罗斯福从1933年3月4日出任美国第32届总统以来，实行“新政”，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挽救出来。对国内，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劳动人民采取“怀柔”让步政策；对外，美苏建立了外交关系，改变了美国政府过去不承认苏联的立场。另外，对法西斯国家，他采取不支持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1940年11月5日，罗斯福作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第三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喜不自胜，当即向罗斯福致电祝贺。

　　【11月9日】

　　此为吾国外交史上极重要文献之一也。

　　11月9日上午，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

　　当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蒋介石在接见美、英两国大使时，分别面交了由中国起草的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此方案主要有两方面内容。

　　首先，提出三个原则：

　　“一、坚持九国公约之门户开放与维护中国主权、领土、行政完整的原则。

　　“二、反对日本之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

　　“三、认定中国之独立自由为远东之和平基础，亦即太平洋整个秩序建立之基础。”

　　其次，提出“相互协助之具体项目”：

　　“一、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总额为美元2亿元至3亿元。

　　“二、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　000架；但本年(1940年)内先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借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

　　“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

　　“四、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这一“合作方案”再度表明中国有和英美联合抗战的决心，并鲜明地表明了中国与英美两国的平等地位。

　　从此以后，英美两国对于中国援助，基本上是依循“合作方案”的原则与项目去进行的。

　　同时，以此方案为基础针对日德意三国联盟而组成中美英联军。

　　乃至后来废除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都是根据“合作方案”之精神而做出蕴藻浜的。

　　这个“合作方案”确实“为吾国外交史上极重要文献之一也”。

　　【12月2日】

　　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更为东亚危也。

　　7月5日，汪方以汪精卫为首，日方以阿部信行为首在南京举行谈判，经过16次会议。

　　8月13日，双方草签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

　　11月30日，由汪精卫和阿部信行代表双方在南京正式签署《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秘密协议等5件。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两国紧密协力，实现“文化的融合、创造及发展”；

　　二、两国共同防共，日本可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

　　三、日本可在长江沿岸和华南沿海特定地点驻扎舰艇部队，日本舰艇得在中国的港湾水域自由出入、停泊；

　　四、两国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厦门和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特定资源，“特别满足日本国防上的需要”；

　　五、满足日本有关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提供军队驻扎所必需的各种便利；

　　六、补偿日本国臣民“因事变所受的权利、权益的损害”等等。

　　按此条约，中国将彻底沦为日本任意榨取勒索的殖民地。这是近代史上空前的卖国条约。

　　至于蒋介石“为敌国惜”，除有它一意孤行必不得善报之意外，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钱永铭工作”的停止，在蒋看来也是日本的一大损失，可谓“惜”矣。

　　日本在与汪精卫集团勾结的同时，也在谋求与蒋介石谋和。当所谓“桐工作”将近结束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通过“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西文显与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取得联系。

　　由钱永铭的工作，拉来前铁道部财务司长张竟立及张的外甥盛沛东。

　　9月17日，西文显携同张、盛二人到日本与松冈洋右晤面。

　　张、盛二人向松冈洋右提出钱永铭的提议：

　　(一)国民政府统一(重庆和南京合并)。

　　(二)日军全部撤退。

　　(三)日本与中国的统一政府订立防守同盟条约。

　　松冈洋右同意以钱永铭提案为交涉基础。

　　10月下旬，开始由日方西文显、田尻爱义(驻香港总领事)、船洋辰一郎(伪上海特别市顾问)和中国方面的钱永铭、周作民(金城银行总经理)、张竟立在香港进行交涉。

　　11月7日，中国方面提出：“日军全部撤兵和撤销对南京傀儡政府的承认”两项条件。松冈洋右也表示承认。

　　11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中，突然决定以“极力削弱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迅速使之屈服”为目的而通过了一个《中国事变处理要纲》。

　　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谈又做出蕴藻浜决定：

　　“对于因和平工作而延迟承认的汪政权，即予承认。”

　　11月29日，国民政府本已电报通知：可以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前往日本。可得到日本“两会议”的决定，便中止了“钱永铭工作”。

　　1940年 5

　　【12月7日】

　　美国借给我1万万美金，其中5千万为币制借款，尤为难得。此实为美罗斯福总统协助我之精诚表现，抗战以来，国际助力以此为最大。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他一手扶植的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傀儡政权--伪中央政府，并签订了所谓“日华基本条约”。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失去了希望，决心以全力攻击重庆政府，用军事力量迫使蒋介石屈服。在这危机关头，国民政府中确实出现了动摇分子，有的直接投降了日伪政权，有的喊出“曲线救国”的谬论，为叛国者掩盖丑行。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急忙向华盛顿发出警告：“若不给蒋介石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庆政府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

　　美国、英国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战；另一方面遵守“合作方案”的诺言，支援中国，让中国军队与日寇作战，从中保全自己的实力地位。

　　1940年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为抵制日本霸占东南亚，英国随后也贷给中国政府1000万英镑。

　　美国《时代》杂志社社长说：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112.5万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

　　尽管美国的支援，以军火商的嘴脸出现，但毕竟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支持，英美是按照“合作方案”开始行事了。

　　【12月14日】

　　英倭与美倭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

　　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

　　日本帝国主义要建立他所主宰下的“大东亚共荣圈”，要掠夺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的大量资源，其真正目的之一就是要击溃在太平洋的主要对手--美国及英国。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具有法西斯性质。日本统治集团企图打垮它的经济方面的强敌英、美，借助全面的经济军事化，最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掠夺被占领国的人民，以保存日本的优势地位，称霸东南亚。

　　日美、日英之战，特别是日美之战，已是一触即发之事!

　　同时，蒋介石还相信英美会认清中国所占的战略位置，开战之时，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伙伴，到时会请中国参战的。

　　【12月19日】

　　倭外相松冈在日美协会饯送野村席上，发表恫吓美国之演说。敌国有此外相，实予我国以不少利益也。

　　9月27日，日、德、意三国轴心同盟成立后，美英苏均立即做出蕴藻浜反响。

　　10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决不妥协。

　　10月13日，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对德国致函要求苏联加入三国轴心同盟，被否决。

　　10月1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再度打开滇缅公路，援助中国。

　　至此，中、美、英、苏共同对付德、意、日的营垒已经逐渐形成。

　　11月9日，蒋介石向英美提交了建立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

　　11月11日，英国空军袭击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军舰。

　　11月24日，中日发生鄂中会战。蒋介石命令冯治安、孙震等率部将进犯之敌3个师团全部击溃，伤敌7万余人，毙敌千余。

　　11月30日，日本承认汪伪政权。这时的日本天皇和内阁以至军人们均陷于困境中，非常沮丧。

　　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将1亿美元借款给中国的议案。

　　对中、美、英、苏的协同关系，三国同盟疾恨无比，于是予以回报：

　　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关于对苏战争的第21号命令(“巴巴洛萨计划”)开始进攻苏联的备战。

　　于是，也就发生了“倭外相松冈在日美协会饯送野村席上，发表恫吓美国之演说”。

　　蒋介石对此，乐不可支，这是明摆着的，敌国是将美国往自己这边推，“实予我国以不少利益也”。

　　【12月21日】

　　英国在北非击败意国，此为倭寇最大之打击；以倭之制英根本计划，始终以意国为唯一之参与国，期能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东西双方夹击英国。今意既大败，则其计划势将成泡影矣!

　　法国覆灭后，希特勒德国着手入侵英国，代号为“海狮”战役。预定1940年8月完成作战准备，9月投入战争。

　　由于英国握有制海权，因此德国统帅部决定以空军压制英国。

　　7月10日开始空袭英国的港口和舰只。

　　8月1日，希特勒决定从空中给英国以密集的打击。

　　希特勒动用近1200架轰炸机、900架单发动机歼击机、250架双发动机歼击机，从8月8日至18日，日夜不停地轮番轰炸英国的海军基地、雷达站和飞机场。

　　9月7日开始对伦敦及其郊区实行集中袭击。

　　但是，在英国的坚决抵抗下，德国压制英国空军的企图并未得逞，反而遭到惨重损失，入侵英国没有成功。

　　从10月7日起，德国对英国只能进行夜间空袭了。

　　英军已遏制住德军对其国土的进攻。德国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苏联。

　　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参战以后，不仅在欧洲战场上，而且在东、北非也开始了军事行动。

　　1940年7月，意大利军队侵占了肯尼亚一部分和其他许多重要地点。

　　8月，意大利侵占英属索马里。

　　9月13日，意军向埃及发动进攻。

　　9月16日，意军占领了西迪巴腊尼。

　　英国政府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紧急向埃及调派增援部队。

　　11月11日，英国空军在塔兰托海战中，袭击了意大利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控制了地中海。

　　12月9日，英军“尼罗河”集团军在北非战线对意军转入反攻。

　　12月底完全肃清了埃及领土上的意军。

　　追击在继续进行，战局在徐徐转变之中。

　　至此，日寇企图与意大利“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东西双方夹击英国”的“计划将成泡影矣!”

　　【12月22日】

　　是可知其国内社会人心之极端不安与恐怖，及其右翼分子与冲动与嚣张，实为崩溃之明证也。

　　欧洲战场上，德军对英国本国久攻不下，最后反而遭致英军在北非向意军发动了反攻。

　　中国战场上，鄂中会战，日军3个师团全被击败，死伤万余人。

　　而美国实行援华抑日政策，在此关键时刻，美国会通过了对中国巨额借款的议案。

　　这时的日本国内呈现一片恐慌：

　　近卫首相所倡导的“举国一致体制”远远落后于时代，日本国民生活陷于物质缺乏的困苦之中。

　　1940年，日本政府发行“报国公债”，粮食、燃料、肥料、火柴、糖等等都实行凭票购买的配给制，餐馆根本见不到米饭。“国内到处米荒、煤荒，国民经济枯竭，生活日渐艰困，不能支持。”

　　在日本内阁的内部也发生了争执。海军主张撤退侵华海军，解决“南进”和“大东亚新秩序”问题后“中国问题”自然解决；陆军则坚决反对从中国撤军。最后陆军意见占了优势。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日本天皇和内阁感到极度的困惑与不安。

　　12月21日，近卫文麿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其内阁进行了局部改组，任平沼骐一郎为内务大臣，任川古志郎为海军大臣。

　　与此同时，撤换了作为国内治安中枢的警保局长暨东京警视总监。

　　正如蒋介石所论断的那样，日本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1941年 1

　　坪上浇水，却不把水管拿给邻居，还不应该被人家指为傻瓜吗?”

　　美国国会认为，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这对抱中立的美国来说是有益无害的买卖。于是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并第一次就批准了将价值7亿美元的军事物资提供给其他国家。

　　《军火租借法案》的通过，无疑对中国是有利的。连同上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充分表明中国处于得道多助的地位。

　　而作为敌对一方，日本帝国主义在外受到美国等国的经济制裁；在内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内阁连番改组，动荡不安。因此，以武力征服中国已为不可能!往日企图迅速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彻底粉碎!

　　【1月17日】

　　一、决定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命令，与惩处该军正副军长案，文人多主和，而军人皆赞成。此事对俄关系最大，然为国家民族之独立自由计，若严肃军纪而遭外人之干涉，则以后国家旁落，比抗倭失败尤恶。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已运到我国边境之武器与飞机停止不来，亦所不惜。此正可以测俄助我抗战之诚意为如何也。

　　二、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在日寇向国民党防御的正面战场发动进攻、中国大片领土沦丧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敌后却给予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在抗日斗争中，由于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

　　对此，蒋介石心存恐惧，处心积虑要加以消灭而后快。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采取坚决自卫的原则，给予来犯者以有力回击，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领导抗日军民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击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仍不死心。1940年10月，他命令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苏北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事件，调集重兵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起进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打垮了韩德勤的进犯，取得黄桥之战的胜利。

　　在此期间，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在华北50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动了有115个团参加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大小战斗1824次，攻克敌人据点293个，歼灭日伪军4.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800多件和其他大批武器、军事物资。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车站、桥梁、隧洞260多处，使正太路、平汉路停运1个多月，摧毁敌人大量设施。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威望。

　　1940年10月19日，正当八路军在华北进行著名的“百团大战”的时候，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命令如下：

　　“……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2)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4)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

　　“兹将前经会商并奉梳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送：

　　“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指示案所规定之战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此“皓电”首先对八路军、新四军极尽诬蔑之能事，捏造了种种罪名；接着，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1个月撤至黄河以北。并以“中央指示案”(7月间所定)的形式提出，要求把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这便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开始。

　　11月9日，由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人民发表通电，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一方面表示，愿“顾全大局，遵令北移”。

　　但是，蒋介石还不放心，步步紧逼。

　　12月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令调动。其令文如下：

　　“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

　　“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

　　“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希即遵照参谋总长10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恪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布置包围进攻皖南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开始北移，6日行至茂林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7个师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极为愤慨，被迫自卫，英勇还击，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　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在与国民党交涉谈判时被强行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并颠倒黑白，滥加罪名。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解散新四军，取消其番号，通令如下：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称：新编第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瞻念前途，痛慎无已!职为应付危争，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据此，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撤销。……”

　　通令发出同时，第三战区奉蒋介石之命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予以坚决回击。并且及时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取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办法。

　　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得到全国人民以及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之中。

　　蒋介石这页日记，不过是他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记录，他的这一罪行将永远刻在耻辱柱上。

　　【1月25日】

　　新四军案，余波未息，共党与苏俄皆对国际宣传甚烈，此应早日发表其罪状，粉碎其阴谋；俄使今正式质问，实为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余以严词正色对之，彼乃技穷。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对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通过报刊揭露事实真相。

　　共产党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消息，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蛮横扣压，妄图掩盖事实，封锁舆论，报上开了“天窗”。周恩来在“天窗”上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还亲自到重庆街头卖这份报纸，以示抗议。

　　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中的立场和对国民党的坚决斗争，获得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同胞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1月12日，宋庆龄等致书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当局“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32页。。冯玉祥说：消灭抗战有功的新四军，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

　　通过“皖南事变”，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进一步认清国民党消灭异己的独裁本质，“各小党派及中间派”也“对国民党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一些民主党派提出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邹韬奋为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发表了向国民党参政会的辞职电。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表通电：“制止内战，加强团结。”《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40页。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曾在1941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说，“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的反响也”，可事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1941年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来到蒋介石重庆黄山官邸就“皖南事变”提出质问。

　　潘友新大使：今日会见，欲有所陈。贵国中央军队与新四军之冲突与斗争，苏联政府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

　　蒋介石：关于这次事件，本欲与贵大使一谈。此次，中央处理新四军，完全在整治军纪之一点上，……绝非政治问题，更非党派问题。必须在军队能树立森严的纪律，维持统一指挥，……否则，军不成军，国亦不国，何能抗战?何能革命?4年以来，贵国及各友邦对于我国始终援助，愿期我国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国家独立，革命成功。……唯一旦军纪废弛，命令无效，必无以抗战，更无以答复友邦援华抗战之盛意。

　　潘友新大使：闻此次新四军系被顾司令长官所部大军包围。

　　蒋介石：此与事实不符。新四军首先进攻邻近之友军。……

　　潘友新大使：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

　　蒋介石：新四军之违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贵大使如欲知其详，余当派贺主任详加说明。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季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能觉悟。……

　　潘友新大使：请问委员长今后如何把握大局?

　　蒋介石：我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

　　潘友新大使：请问今后新四军在江北之部队，将如何处置?

　　蒋介石：新四军已经解散，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余已为贵大使言明，此绝非政治或党派问题。例如第十八集团军之一部，如能遵照余2月前所发之命令，如期北调至冀察战区，则中央仍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自当一视同仁。……总之，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此乃余所能自信者也。

　　尽管蒋介石如此狡辩，但“同室操戈”分裂“反共”终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苏联政府公开表明态度，反对蒋介石破坏中国国内团结。美、英出于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的企图，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美国总统罗斯福打来电报；惊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将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来电表示遗憾。

　　这一切，都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1月27日】

　　泰越将接受倭之调解而停战，并将于东京举行会议。可知倭阴谋操纵两国之计已成，则敌南进之期亦必不在远矣!

　　日本帝国主义出于其侵略本性，越是处境困难，越要发动战争，因只有侵占新的地区，才能从中掠取急需的资源，以保其残喘的生命。

　　日本南进政策的实施已在加快速度。

　　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发生武装冲突。日本看准这一机会，于是进驻越南北部的日本军部，以调解纠纷为借口，加强对泰、越等中南半岛(中印半岛)地区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这样，日本便对法国、英国(马来亚、新加坡)、荷兰(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威胁作用。

　　对于在日本的调停背后所存在的危险性，泰国和越南自然是有所觉察的，因此曾一度婉言拒绝。但在其所炫耀的武力威慑下，非得接受“强行调停”不可。

　　蒋介石分析，泰越将要会谈，“知倭阴谋操纵两国之计已成”，预测到“敌南进之期亦必不在远矣!”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所预测是正确的。

　　1941年 2

　　【1月28日】

　　敌首相近卫在其会议中发表演讲，对中倭战事引咎自责，略称：“中日战争现已进入第五年，当无结束之象，所有一切责任，皆应由余(近卫)负之，自问此罪，应无可赦免，今决以全力解决现局以自赎”云。由此可知敌国之困难日增，与近卫内心之悲哀矣!

　　日本弹丸小国，倾其国力，侵略960万平方公里偌大的中国，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还只不过勉强保持住“点”和“线”的占据。日本帝国主义已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里，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然而中国还有充裕的余地，还有国民党军和锐不可当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地的抗日军民，更何况有英、美、苏等国的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胜利在握，日本只有“悲哀”!

　　【1月30日】

　　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自觉决心坚强，不为外物所诱，不为谣诼所动。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为好转矣!

　　“皖南事变”的确是“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可是蒋介石却“以子之矛击子之盾”。

　　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扩大纪念周上讲：“即就我们这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顿军纪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情也很普通。”既然是“很普通”，便是小事一桩也，何谓之“大事”。忽而“普通”，忽而“大事”，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实在是理不直，气不壮!

　　至于蒋介石提到的“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事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年国共合作后，蒋介石担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务。1926年3月18日，蒋为排挤共产党人，进一步篡夺第一军的军权，指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当时是共产党员)，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派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谣言，一面又伪装“惊异”，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月20日，蒋介石便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令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在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事先一无所知，这显然也是一种排斥，打击汪的跋扈举动，汪被逼称病出洋。4月16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由谭延铠、蒋介石分别取代汪精卫任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

　　这已是铁铸的史实。蒋介石说的一点也不假，“皖南事变”“其性质”的确“甚于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也”。但这“性质”非是别的，而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

　　当年扣留共产党人李之龙的借口是：不服调遣擅入黄埔；如今对新四军罗织出什么不听调动、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碍抗战等罪名。

　　蒋在日记中说：“自觉决心坚强，不为外物所诱，不为谣诼所动。”可见他死不认罪，顽固到底。可后来又怎样呢。3月6日，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30页。

　　日记末尾竟说“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这真是打肿脸充胖子。且不知，3月6日的那番话，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使国民党当局陷于被动地位而被迫说出来的吗?!

　　“皖南事变”是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了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打垮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而且使新四军和华中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36页。

　　【2月1日】

　　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子文甚以此为虑，余乃以千虚难当一实，泰然处之。

　　这就应了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抗战之前，蒋提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顽固地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立场。

　　抗战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同胞的催促、呼吁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抗战刚刚有点眉目，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做出蕴藻浜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国际形势日紧，德意在欧洲、非洲气焰嚣张，连连得利；日寇在中国猖狂急进，同时又在实施南进计划。

　　可以说，各个遭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都在急于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抗击法西斯，可蒋介石却不顾大局，将枪口对内，杀戮英勇抗日的新四军。

　　谁人听了不心寒，哪个见了不愤慨?国际国内自然一片抗议声，这还需要什么宣传，还需要什么“蛊惑”?

　　对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作为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美国总统罗斯福，怎能不表现出“对华政策，几乎动摇”?

　　令人惊叹的是，到了民怨沸腾，友邦都已“动摇”的当口，蒋介石还能“自欺欺人，以“泰然处之”来掩饰内心的极度恐慌!

　　【2月22日】

　　(一)

　　美倭战争如得以暂避，而不使第三国际之阴谋得逞，此虽于中国目前之战局不利；然为世界永久和平着想，则美倭之战决不能在倭俄之先也。

　　“余始终不愿美国加入此次战争，盖期彼作确保世界和平之柱石，而为恢复和平之重心，此则又全视敌之能否迅速变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

　　提到暂避“美倭战争”也是美、日两国的愿望。

　　从1940年底，美国和日本之间就进行了秘密的外交谈判。谈判过程中日本政府极力要达到美国承认日本在整个远东的主宰地位。日本的漫无边际的要求，直接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使谈判最终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方面，自己比起盘踞在这里的欧美敌人有更大的力量和有利的条件。另外，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盛产的大米、橡胶、石油、柚木、锡等重要物资，都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因此，美、日之战必不可免。

　　蒋介石是担心如果美、日发生战争，苏联会坐收渔人之利。这是他一贯所不希望的，但也没办法，只好“视敌之能否迅速变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二)

　　英海军宣布封锁新加坡海港，美国亦宣布警戒太平洋上各战略要区，尤其于关岛设防，美国国会全场一致通过。--此为三年余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得实现；乃我国同胞10年来牺牲忍耐所获之最大代价，亦为余苦虑所计划而得之成果也。

　　今我中华民族已开辟胜利之坦途，而敌人东亚新秩序之迷梦亦从此粉碎矣!此我抗战第一步之成功也。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南进动向，美国、英国、荷兰以及印度、新西兰、澳洲都为之警戒起来。

　　1月1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国务卿和陆、海军部长举行会议，商讨日德两国空袭美国时的应战对策。

　　1月19日，英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包括印度、新西兰、菲律宾和澳洲等国家在内的远东地区安全问题。

　　2月22日，美、英、荷、澳四国在新加坡举行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面对日本可能进攻新加坡、荷印(印度尼西亚)而商定了“ABCD包围圈”(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计划。

　　美国国会通过了在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关岛设海空军事基地，警戒太平洋各战区；英国海军也宣布封锁新加坡海港。

　　这些都是蒋介石三年来“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得以实现”。

　　令蒋介石遗憾的是，他一直指望列强各国给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里一个重要地位，可到眼下发现，英、美、苏乃至荷兰，都还没把他当作真正的盟友，在新加坡商定“ABCD包围圈”计划，竟没有邀请他参加。但不管怎么说，英美等国行动起来了，“而敌人东亚新秩序之迷梦亦从此粉碎矣!”这是蒋介石非常高兴的事。

　　【3月8日】

　　中共以不出席参政会为要挟手段，余以严正处之，并宣布其中真相，使国内外人士皆明了是非曲直之所在，乃能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仍力求以斗争求团结，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与汪精卫为首的降日派有所不同，蒋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派。蒋在抗战期间始终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战，一面又摧残进步势力。基于此种情况，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所采取的斗争不是为了打倒他，而是以斗争求团结，争取顽固势力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而且时间越久越好，维护合作，避免破裂，以利于最终打垮日本帝国主义。

　　出于斗争需要，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于国民党亲日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的抗议”，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同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惕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1月29日《新中华报》刊出了“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2月1日《解放周刊》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2月15日，毛泽东等致电国民参政会，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制造的“皖南事变”提出抗议。

　　同时，中国共产党7名参政员发出通电，拒绝出席3月1日开始在重庆所举行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以示抗议。

　　3月4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参政员训话中说：

　　“中共7名参政员此次不出席会议，为其自暴自弃，自绝于参政会，自绝于中国国民，而于本党毫无损失。本党于国内政治、军事皆已立于主动地位，目前中央仍采取过去宽大态度，促其改过自新。”

　　这真是极尽蒙蔽视听之能事，故作姿态而已。

　　其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

　　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尽管仍大谈其“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表示：“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资料选》第430页。”此外，虽然共产党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但其他党派参政员仍选举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会员。蒋介石并约周恩来谈话，表示许多具体问题可以提前解决。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

　　【3月9日】

　　松冈之目的，在加强轴心国之勾结，并期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我应对德外交积极运用。

　　日本在实施强行南进计划之际，为确保北方与苏联的关系能够平安无事，1940年7月，日本政府就已向苏联政府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1941年1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再一次向苏联政府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但由于日、德、意三国签订了旨在共同反苏的“柏林协定”，苏联认为日本不可信任，因此拖延下来。

　　但是，日本仍不死心，就在它促成泰、越调停的同时，加紧促进对苏谈判。

　　3月12日，日本政府派遣外相松冈洋右前往苏、德、意三国访问。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我应对德外交积极运用”，意在暴露法西斯集团内部的分歧，让德国出面反对日苏签约。

　　【3月15日】

　　美国国会通过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总统正式声明积极援华，此为抗战中一大事也。

　　1940年底，英国政府在战争中从美国购货用去30多亿美元，国库黄金储备几乎完全耗尽，濒于财政危机的边缘。

　　1940年12月30日，英国向美国又请求150亿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中有些人认为，应该让英国人“典尽卖光”，然后再给它贷款。罗斯福担心如果拒绝，英国政府可能向德国投降，因此他说：“长期以来我们挤了英国这头财政奶牛的奶，这头奶牛曾经有过充足的奶水，但是现在几乎快被挤光了。”

　　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0票对31票，众议院以260票对165票分别通过了“借贷或出租武器法案”（也叫“美国国防法案”、“军火租借法案”)。国会决定美国负责支援那些反侵略国家的防务。受援国家也有义务援助美国，而在军事行动结束后，应归还剩余的“借贷或出租”的武器和物资。

　　罗斯福总统正式声明：“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3月29日】

　　俄倭订立协定，正在进行中，对于暴日终当有害无益也。

　　3月2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举行会谈。为正式交涉做好准备工作。

　　松冈洋右向苏联方面表示：

　　“日本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从个人家庭传统看来，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

　　松冈妄图以此取悦于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未予以理睬，只是作了礼节性的接待。

　　松冈洋右声称日本政府准备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并建议尽快进行。

　　接着，松冈洋右前往德国访问。

　　1941年 3

　　【3月31日】

　　(一)

　　倭、泰、法越协定成立，东亚祸乱又增一层，唯于我国此时之利害，尚不甚大也。

　　泰、法越停战交涉，是从1月29日开始的。

　　1月31日，在日本军舰上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此期间的1月30日，日本大本营与日本内阁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了一个“对于法属东印度及泰国的施政要纲”。

　　其内容是：“借调停之机，加以威压，得视情况在法印行使武力，以确立日本对法印及泰国指导的地位。”由此可见日寇以调停为名，硬拉泰越进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之险恶用心。

　　就这样，越南与泰国被拖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接着，于3月11日，在日本东京，日、泰、法越三方经交涉签订了协约。至此，“东亚祸乱又增一层”。(二)

　　美总统罗斯福15日晚广播明言：“必援华获得最后胜利而后已”，此有助于我抗战军事者当在其次；而对敌国精神之打击则更大。从此敌寇不唯其灭华之野心消灭，而且其胜我之信心亦必粉碎无余。

　　溯自“九一八”以来，10年之国难，“七七”以来，经4年之苦战，乃始由美国关岛设防，继至军火租借法案之通过，而至最近罗斯福援华声明，不唯我恢复失土，已有把握；而太平洋上之和平，亦从此巩固。然要仍在我之能奋勉自强耳!

　　3月1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通过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宣布“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催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尽早兑现。

　　1941年3月31日，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自1940年6月出使美国的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

　　一、扩大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毛邦初和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所提的志愿航空队计划；并替中国建立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

　　二、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

　　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

　　4月16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请他进一步催促一下美国早日实现对于中国的军事援助。詹森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中国是我们并肩作战的朋友，应该受到和其他国家平等的待遇。”

　　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电报称：

　　“业已批准4　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他项目正在研究中。”

　　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于美国国防是很重要的。”并正式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

　　两星期后，依据“军火租借法案”，美国将第一批借给中国的物资运往中国。

　　5月25日，美国又将总额4500万美元援助给中国。

　　【4月12日】

　　松冈由德经俄返国，归途滞留莫斯科，超过其预定之期，是倭俄必有特殊重要之交涉；但俄于此时，对松冈定有其作用，故留松冈多住数日，是其必有之手段，松冈又多受俄国一度玩弄而已。

　　3月26日至4月5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柏林和罗马，与德、意两国首脑举行多次会谈。

　　希特勒和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对于日苏交涉表示反对，他们极力煽动日本积极南进：

　　“如果日本攻占新加坡，则世界大部分都在轴心三国的控制之下，美国将完全孤立。要是这样的话，则德国便会将其大部分军队集中于东线，假定苏联攻击日本，德国立即进攻苏联，相信只要几个月，就可让你看到他们屈服。”

　　这乃是欺骗之辞。

　　其实，希特勒早在1940年12月18日秘密签署下达了准备进攻苏联的第21号命令(“巴巴洛萨计划”)。因此，德国希望日、苏关系停滞在不安定状态之中，这样，苏联就会加强西伯利亚方面的防卫部署，削弱苏联在东欧方面的兵力；另外，如果日本南进作战，英国也会分兵到亚洲方面，也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兵力，这样，在形势上会大大有利于德国。

　　对于这些，松冈洋右不甚了解，只是为了其南进顺利而一意孤行。

　　1941年4月7日，松冈洋右返回莫斯科，要求苏联正式进行“互不侵犯条约”的交涉。

　　在交涉过程中一度因对于苏联领土北桦太岛的日本权利问题意见发生对立，有所停滞。这恐怕便是蒋介石所说“松冈又多受俄国一度玩弄”吧。

　　【4月13日】

　　倭俄在莫斯科于14时签订中立协定，闻其内容有互相承认外蒙与伪满领土完整之条文，此乃俄损人利己之一贯惯技，如果属实，则为俄国在国防信义上最大损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奉行的是中立政策。

　　1939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划分边界条约，以皮萨河、纳雷夫河、西布格河和桑河为界，划定了苏德分界线。

　　1940年2月和1941年1月，苏德双方签订了两项关于相互借贷的经济协定，解决边境冲突和事件的专约、边境法律关系条约，以及从伊戈尔卡河到波罗的海的苏德边界条约。苏联政府极力避免同德国发生摩擦，并十分谨慎地处理双边关系，不让德国有以任何借口破坏苏德协定。

　　但是，德国政府在对苏关系方面是不忠诚的，它从1940年夏季便秘密开始了反苏战争准备。

　　1941年4月5日，也就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再次来到莫斯科前两日，苏联政府同南斯拉夫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希望加强南斯拉夫的地位，有助于维护巴尔干半岛的和平。但是，希特勒企图尽快完成进攻苏联的准备，决定提前完全占领巴尔干半岛。于是南斯拉夫成了希特勒德国的附庸。

　　就在日苏交涉进行中，斯大林接到本国侦察部门报来“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美国和英国也得到了德国在苏联边境附近集结军队的情报，并两次向苏联提出“希特勒有进攻苏联之危险性”的警告；外交界也盛传即将开始德苏战争的消息。尽管斯大林将这些情报和警告置之度外，但为了防备万一苏德战争发生而不得不有所准备。

　　于是斯大林不想再拖延时间，立即决定签署协定。

　　1941年4月13日，在克里姆林宫，苏日双方达成了协议，正式签署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主要内容有：

　　(一)相互尊重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二)缔约国之一方面在成为第三国的军事对象时，他方的缔约国须守中立。

　　条约的期限定为5年。

　　双方附带发表一项声明：

　　“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

　　蒋介石说“如果属实，则为俄国在国际信义上最大损失。”这的确也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4月14日】

　　对俄倭协定我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无效，以示我自立自强之决心，而不予俄国以丝毫可乘之隙。

　　对于4月13日苏联和日本所缔结的中立条约，国民政府立即做出蕴藻浜反应。

　　4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表示了严正的态度：

　　“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

　　当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美国政策不因日苏中立协定而有任何变更。”

　　4月19日，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谒见蒋介石就苏日中立条约作了如下说明：

　　“在日苏中立条约中，没有涉及任何中国问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态度始终一贯，毫无改变。”

　　4月24日，蒋介石向各地军政长官发出通告，分析苏日中立条约的利害得失，提醒大家注意。通告要旨如下：

　　“第一，此条约之订立，其主动全在苏联，亦可谓为苏联对日计划之成功；其于敌寇，实有害无利，且适是以增加其失败因素。

　　“盖苏联订立此约之用意不外四点：

　　“(一)为欲消灭敌国(日本)之海军，而策动其南进。

　　“(二)为欲消耗敌国在我东北整个之陆军，不得不鼓励其南进，或转用于中国之战场。

　　“(三)为预防德国攻击苏联，而解除苏联本身东顾(西伯利亚)之忧。

　　“(四)其最深刻之用意，则在以此一举而动摇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基础，使德国认清日本之不惜背盟弃信，因而加深对日之疑忌。

　　“第二，今后，敌人无论先以全力侵华，抑或发动南进，而太平洋联系之防势(ABCD包围圈)已成，敌国陆海军实已处于包围之中而于被动之地位。

　　“至就敌国在此约中实质上所得之利益言之，至多为其驻屯我东北陆军之一部分自此可有抽调之自由；然即使苏联之远东红军大部西调，但敌军为维持东北治安与防止朝鲜革命，仍不能不驻防相当军队，故预计其能抽调之最大数额，不能超过在6个师团以上。以此6个师团用于中国之战场，当然不能解决中国之战事；若以之用于南进，亦无济于事。

　　“反之，因此次苏日中立条约之订立，已使英美对日备战益亟，敌视益深；是敌国为换取其6个师团抽调之自由而不惜在太平洋上造成最强大之敌势，其得不偿失，又不待言而自明。

　　“第三，就我国在外交上及对敌政略上而论，苏日中立条约其最是遗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之共同声明，此乃我国始料不及。但此事纯为目前问题，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

　　“今日远东之形势，美英之联防已成，太平洋上对日整个之警备至此实已完成。而且敌国陆军实力，已在我国战场消耗大半，而我中国在太平洋上所占军事地位之重要，更非昔比；此项‘苏日中立条约’订定于今日，只有增加我在太平洋上地位之重要，而绝无妨害于我国抗战之全局也。

　　“第四，日本在东北所能抽调之6个师团，如实行移调，以其兵力进窥川省，其所需之消耗与时间，固将数倍于攻击武汉之时也；我陪都可固若金汤。将见敌人全力犯川，方在与我鏖战之中，而太平洋之形势必已不变，则各国皆乘隙以袭其后矣!

　　“第五，苏日中立条约订立之后，敌寇可能之动向，以余观之约有三途：

　　“(一)彼必投机南进。唯日本海军决不能与英美相敌，而其陆军则早已陷于中日战争之泥淖，日见消耗，是则其海陆即有全部覆灭之危机，而岛国命运自必归于整个之灭亡。

　　“(二)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日本)则对苏乘胜夹击，是则‘苏日中立条约’在改善日苏国交之根本关系上，可谓不能发生任何之作用。

　　“(三)此外又一可能，即敌寇既不北进，亦不南进，而专用兵力以先对我中国，以达其全力解决‘中国事件’之目的。然我国4年间之抗战，已牵制其陆军兵力四分之三，今即再加上其残余未用四分之一，而以我作战准备之充实，国际援助之日见增加，彼如倾国而来，亦明为行险而无可侥幸。……

　　“综上五点，苏日中立条约对于我国抗战与其谓为有害，无宁谓之有益矣!盖苏联自有苏联一贯之政策，与其整个的打算；唯日寇已陷于最大之困境而忧不自觉耳!

　　“吾人今日所尤应特别注意者，即美国自在远东设防以后之立场。若非达到其恢复国际正义与中国门户开放之目的，决不对日妥协，此又可以断言……”

　　蒋介石料到：苏日缔结中立条约，产生了促进反法西斯各国团结的客观效果。

　　1941年 4

　　【4月19日】

　　俄倭协定签订后，松冈由俄启程时，斯大林亲赴车站送行，而斯且向松冈拥抱接吻--此实为苏俄自来所未有。但绝非俄有意谄倭，其用心在离间德倭关系，倭愚而不知其中诡计也。

　　可见此时此刻，苏日签约对于签约双方意义重大。

　　一方可以抽调兵力加强欧洲方面的防卫；还可以此暴露德、意、日三国之间的分歧。

　　一方可以无后顾之忧而南进，尽管日本政府在决定进攻对象和日期上不受任何外界之干扰，包括德、意在内。

　　但不管怎么说，在目前签约对双方是有益的。故此“送行”“拥抱接吻”也就不足为怪了。

　　【5月14日】

　　(一)赫斯驾机飞英，其必影响于德国对英、对俄之政策。(二)美总统罗斯福对时局之讲演忽宣告展延至两星期以后发表，此或受余转告德俄关系而有所考虑。果能转变，实关于世界全体人类百世之祸福也。

　　5月，德军集结于德苏边境，逐渐产生了战争危机。

　　5月12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告以德苏开战日期已近，促美国提高警惕电文如下：

　　“最近得悉，6月中，如美与德关系仍能维持现状，不加恶化，则德决定于一个半月内对俄发动战争。此息有便请转达贵总统参考。”

　　5月13日，蒋介石与即将调任驻澳洲大使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其辞行时谈到中美合作乃是世界大同的基础，同时请其转达对美国的建议如下：

　　“美国如能不参战，是为上策；否则，亦须待俄国参战后，如能达到世界人类共享民主自由正义和平之目的。对于德俄关系，更望美国能密切注意。”

　　5月14日，蒋介石接到报告：被视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德国纳粹党(国社党)副总理赫斯于5月10日驾驶梅塞希密特战斗机飞离德国，在英国跳伞降落。赫斯此行，是携有希特勒密令对英国进行和平工作。由此可见，希特勒意在放弃跨海进攻英国，而是打算与英停战，挥戈东去进攻苏联。

　　美国总统罗斯福本欲5月14日发表演说，又以“身体不适”为由“宣告延至两星期以后发表”。

　　在此之际，蒋介石忧心如焚，不知形势如何“转变”，是祸是福全系于大国定夺之中了。

　　【5月17日】

　　美国务卿赫尔于14日接见苏俄驻美大使。此为一年半以来赫尔第一次接见俄使，其性质之重要，非比等闲，或亦余之建议所生之效也。

　　饯别美使詹森演说词发表以后，英政府立即声明积极援华；对倭亦发生很大影响。此种浩然正气，足以慑敌胆，而使其勿再存威胁利诱之妄想也。

　　在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欧战局势上，大部分力量用于对英国的支援。随着欧洲战局日益紧张，美国开始重视苏联的作用。

　　1941年1月，美国国务院通知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1939年12月2日总统转告报界代表的声明中所谈到的，通常称之为‘道义禁运’的政策，今后对苏联将不再采用了”。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放弃了在苏芬冲突时期所实行的反苏措施。

　　美、英两国根据所获得的情报，于三四月分别通知苏联政府说，德国准备攻打苏联。

　　特别是5月13日，蒋介石饯别美使詹森演说词发表后，美、英两国的动向显得有点匆忙。

　　英国在与德国副总理赫斯交涉。

　　美国务卿赫尔于14日接见苏联驻美大使，共同研究对德日的对策与方略。

　　英国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工作，坚决站在美、苏、中、法的一边，共同对抗德日意法西斯侵略。

　　英国政府尽管濒于财政危机的边缘，但在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援助的同时，也立即声明表示“积极援华”。这不仅对中国抗战是有力的支持，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是一个有力的反击。

　　【5月28日】

　　美总统对我抵抗侵略所予世界之贡献，已有充分认识；而对我援助之表示，亦甚适宜也。

　　4月16日，美国为防止日本扩大侵略行动，在继续交涉中对《日美两国谅解案》(第一试案)进行了修改，删除“美国应不再援助中国”等部分内容。

　　美国国务卿赫尔强调说：

　　“在美国政府立场，只有一个最高前提--就是日本放弃征服和侵略的政策，回到和平的原则上去。”

　　并且提出四项原则：

　　(一)尊重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平等原则。

　　(四)不得用和平以外的手段搅乱太平洋的现状。

　　赫尔并表示：美国对《日美两国谅解案》有修正、删除乃至重新提议的权力。

　　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中国政府，通报援华的具体物资项目。

　　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的防务，对于美国国防是很重要的。”并正式表示“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两星期后依据该法案所提供的第一批物资便开始向中国运送。

　　5月2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就美国对美日交涉的见解作了说明，赫尔在指出“欧洲战争虽越来越危险，但欧洲和远东乃是一整体问题”之后，表明美日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次协议；同时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

　　5月25日，美国又批准总额约为4500万美元的对华军事援助。

　　蒋介石认为美国对《日美两国谅解案》的修改，便是对中国“抵抗侵略所予世界之贡献”的一种理解和肯定。也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抗日地位有了“充分认识”。

　　接下来，美国“对我援助之表示”，蒋介石很为之感动，认为这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是非常“适宜”的。

　　【5月29日】

　　美总统27日发表广播演讲，完全与余之意见相符，可知余对彼之建议已生效矣!

　　美国总统罗斯福27日的广播演讲就是“第二次炉边谈话”(亦称“炉边闲话”)

　　罗斯福的演讲是在《日美两国谅解案》交涉进行中发表的。对《日美两国谅解案》，国共两党都发表了声明。

　　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强烈抗议，称此为远东慕尼黑!蒋介石对此出卖中国的条约也表示反对。

　　可是对“第二次炉边谈话”，国共两党却持有不同态度：

　　蒋介石表示，“美总统27日发表广播演讲，完全与余之意见相符”。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此相左。在报上揭露说：“27日罗斯福发表了炉边闲话，这闲话引起了重庆某些人物的对之感激涕零，可是，他对于日本的关系却声称‘尚未研究’，而对于中国的抗战甚至不敢提及抗日战争的性质而称之为‘阻碍希特勒征服世界计划之因素’，证明美国统治阶级仍然在力求与日妥协。28日罗斯福在特别新闻会议上说明：‘目前美国政府无意禁止石油运往日本或更加限制石油之对日输出’。同时赫尔声称‘美国对日政策并无变更’。更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炉边闲话并不是值得感激的东西，而是值得重大的警惕的东西。”《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5月31日)：《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

　　“第二次炉边谈话”的确重申了保卫海上自由及应付侵略的决心，并强调对于中国、英国之遏阻侵略，美国必须增加作战工具之供应。

　　同时，“炉边谈话”也不隐讳地提到：援助英国和中国抗战，主要是以避免英国对德妥协，中国对日妥协，如果两国都妥协，那美国便独木难撑了。

　　这就一语道破天机：美国是自私的，自私到贩卖别国的主权与利益。《日美两国谅解案》即是一有力的明证，尽管还没有最后达成。

　　另外，日美的谅解已经违背了原则。

　　早在1939年7月26日废除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如今又加以恢复，的确是令人气愤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在日美之间频繁招手，置中国利益于不顾，用美元换取中国的妥协与屈服，而且即将签订《日美两国谅解案》的紧急关头，为有关各方敲响警钟，是难能可贵的，是无比正确、非常适宜的!

　　国民政府中“某些人物”的“感激涕零”，有为获得美援、加强抗战力量而高兴的正确的一面；也有“寄其全部希望于美国和日美战争上”《解放日报》社论(1941年5月31日)：《为远东慕尼黑质问国民党》害了软骨病的错误的一面。

　　【6月1日】

　　美国此种友好表示，实是令人感奋。

　　6月1日，中美之间正式宣布同意：“美国于战争结束之后，放弃在华一切特权。”这是由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和美国国务卿赫尔所会商决定，于5月25日换文，使中国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迈进了一大步，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协议。

　　与此同时，并与日方换文成约，连同谴责日本外交政策声明也一并面交日方。

　　蒋介石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外交的一大失败。

　　【6月7日】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谈之后，倭国外交与军事上之措施遂行慌乱，其必随德、意之政略与军略而作根本改变之计也。倭寇外交方针至此已失去自主之余地矣!

　　美国拒绝与倭缔结互不侵犯协定，是敌在外交上又一失败也。

　　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就《日美两国谅解案》继续进行非正式谈判。赫尔表示删除“美国停止援助中国”等部分内容，并表示美国将对其他条款也要进行修正删除乃至可作新的提议，否则，不同意现有的草案。

　　5月13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日本东京联席会议上提出对《日美两国谅解案》进行彻底修改的要求，但联席会议没有采纳松冈这意见。但松冈却训令野村向美国政府送去一份“日本由于三国同盟的友谊，不拟有害德意的行动”的谈话记录。

　　5月11日，野村面交赫尔关于修改意见的谈话记录如下：

　　(一)日本表明三国同盟乃防御性的合作，是为了防止现未加入欧战的国家参战；不过，日德意三国之中的任何一国如有被第三国攻击的情况，则采取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互相援助行为。一方面，美国也表明将来不得援助某一方面国家而攻击其他方面。

　　(二)美国承认日本近卫声明以及和汪政权所签订的“条约”暨《日满华共同宣言》之原则，立即向国民政府劝告和平。

　　(三)改善日美通商关系，确保必要物资之相互流通。

　　(四)美国对于日本在西南太平洋需求资源之生产和取得，给予协助。

　　在野村提交日本这一修正案的同时，松冈洋右致电赫尔：

　　“日本应允和美国会谈，是以美国不参战及对蒋介石劝告和平为前提。”

　　赫尔表示冷淡和不信任。

　　松冈一方面拖延日美交涉，一方面将交涉经过通知其同盟的德意两国。

　　5月17日，德国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与第三国缔结条约，是使三国同盟弱化，而且美国已为轴心国的敌国。”同时要求日本拒绝与美国交涉，并牵制美国，使它不参加欧战。

　　松冈接受了德国的抗议后，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表示：

　　“如因美国援助英国而发生战事，日美也就会有战争；是则被责难为侵略国的该是美国。”

　　对此，美国方面表示无比愤慨，对改变独立自主方针、随人仰俯的日本政府更加不信任。

　　5月30日，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美国的对案。在对案中，美国对于《日美两国谅解案》的内容作了进一步修正，将日方所要求的“德意日三国同盟之得以互相援助”、“承认满洲国”、“国民政府与汪政权合并”等项一概删除；还加了一项：“中日之和平，以日军撤退为前提。”

　　日本政府大惊不已，甚感失望。

　　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命令野村向美国试探一下，能否以《苏日中立条约》为蓝本签订《日美中立条约》?

　　美国当即予以拒绝。

　　1941年 5

　　【6月22日】

　　果不出余之所料也。

　　1941年6月22日凌晨4时，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出动了190个师的庞大兵力，3,700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近5万门大炮，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

　　法西斯军队越过苏联国境，“巴巴洛萨计划”付诸实施。

　　跟随德国参加反苏战争的有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也对苏宣战。

　　苏德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初期阶段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在最近25年来，没有人比我更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凡是我曾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话，我决不收回。”但是，希特勒“侵犯我国只是侵略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他表示英国将站在苏联方面。

　　6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声明：“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希特勒不但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自由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敌人。”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于日本来说，也是一个超乎预料之外的情况。当时，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正在东京陪同访问日本的汪精卫观看歌舞。当日本外相听到此消息，便慌忙入宫奏告天皇，并主张配合德军进攻苏联。但是首相近卫则以德国失信为由，主张退出三国轴心，仍坚持“南进”。于是“南进”和“北进”之争又激烈地争执起来。【6月28日】

　　美总统罗斯福对余观察苏德必战之情报，表示钦佩，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

　　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大为钦佩。

　　蒋介石听有此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深感荣幸。以往一直想与罗斯福有所接触，主要是希望罗斯福对他本人有所理解与同情。为此，他从1938年底即派著名学者和亲美派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0年6月，又命宋子文以“私人代表”的身份去美国活动。

　　至此，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对他“将益见尊重与信赖矣”。

　　【7月17日】

　　敌国昨日内阁总辞职，今日倭王仍命近卫重新组阁，是敌国已难于物色组阁之适当人选，即使对美、对俄作战，亦不得不仍以近卫继任首相为宜。

　　时至今日，倭寇已非单独解决中国问题即能达其独霸远东之目的。现英、美、苏在远东对倭包围之势已成，而中国苦战4年亦已脱离险境；然而以后我国内政外交之困难必倍于昔者，自当戒慎恐惧，以完成国家所赋予之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部发生“南进”与“北进”的激烈争执。

　　6月26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第一天就决定了与“南进”方针有关的南方施政的促进事项。其内容是：

　　“为设定和法属印度的军事结合关系，在法印南部驻屯必要军队；如法印当局不予同意，则以武力达成目的。”

　　可是，外相松冈洋右等的“北进”派也很强硬，于是两派又展开连日不断的激烈争论。

　　7月2日，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一个《随形势推移的帝国国策要纲》，订出一个“首先南进，相机北进”的折中方案。其要点如下：

　　“一、为促进蒋政府屈服，更进一步加强对南方各地区的压力；并因应形势变迁，适时对重庆行使战权，并接收在中国方面有敌对性的租界。

　　“二、做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首先依据‘对法属东印度施政要纲及有关南进施政之促进事项”，达成对法印及泰国的各项方案，并从而加强向南方推进的态势。帝国为达成本项目的，即使对英美开战也在所不辞。

　　“三、秘密做好对苏联在武力方面的准备，自主应付；视苏德战争的变化，设其进展于帝国有利，则行使武力以消除北方问题，确保北方安定。……”

　　日本“首先南进，相机北进”原则一旦成立，便开始与全世界为敌，使自己陷入更加艰难之困境。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立即着手两面作战的部署。

　　南进方面，令饭田祥二郎为司令官的新编第25军进驻越南；北进方面，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在东北伪满地区聚集70万大军及庞大武器装备，对苏联备战。

　　日本的南北动作，引起国际上的注意。

　　美国怕日本更加猖狂，危及自身，同时更怕德国称霸世界。

　　于是，一方面派兵进驻冰岛，援助苏联，对抗德国；一方面积极援助中国，以期拖住日本。

　　7月12日，美国又批准“向中国提供飞机短期计划”。此计划中有从中国起飞以燃烧弹轰炸日本本土的内容。

　　在日本“南北”两派激烈争论的同时，有关《日美两国谅解案》的问题进行着最后交涉，因此结果而震撼着日本政府。

　　6月21日，美国方面国务卿在5月30日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对案之后，又向日本提出口头声明如下：

　　“在日本政府领导者中，有倒向纳粹德国征服政策的人，只顾想到当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时候，便和希特勒站在一条战线；像这样的领导者在公职的地位上如果一意继续采取如此态度，则将招致日美交涉的幻灭。”

　　显然，这是针对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表明了美方对松冈的不可信任。

　　松冈对此异常激怒。他对日本驻美大使转来的美国对案严加抨击，并主张日美交涉宣告结束。

　　可是首相近卫文麿认为交涉仍可进一步进行。

　　而在日本政府的联席会上，多数人支持首相的意见。

　　松冈愤慨之至，擅自电令野村对美方的口头声明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松冈对在联席会议上由陆海军所共同拟定的促进日美交涉案也拒绝审议。

　　首相近卫感到很难处置，决心排除松冈洋右。

　　7月16日，近卫宣布改组，松冈被迫提出辞职。

　　7月17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

　　蒋介石认为“首先南进，相机北进”原则一定，日寇即陷于英、美、苏包围之中，中国再不是孤军作战，“苦战4年亦已脱离险境”。然而松冈的辞职又是“南进”派的胜利，这将使“以后我国内政外交之困难必倍于昔”。

　　【7月19日】

　　敌阁改组，外相松冈引咎去职，是敌国外交方针有转变之趋向。但其投机取巧阴谋欺诈之心决无变更之理也。

　　这是对7月17日日记的补充。

　　7月18日，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命前任商工大臣、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转任日本外相。

　　近卫文麿说：“奏荐丰田海军大将担任外相，此乃表示余对日美交涉务期成立之热忱。”

　　此时，日本陆海军统帅部对于新内阁提出三点束缚其行动的要求事项：

　　(一)依据7月2日御前会议中所决定的帝国国策要纲，对法属印度支那实行军事行动。

　　(二)促进南方、北方两面战备。

　　(三)在日美交涉方面不得违背三国同盟精神。

　　关于越南方面，日本已于7月14日片面通知法国维琪政府“无论是否同意，日军都得进驻越南南部”。

　　可以看出，日本方针的转变，一方面为迎合德意，牵制苏联，期望能够一举攻破日本多年“假想敌国”的苏联；一方面又不能不被东南亚的丰富资源所诱惑，使国策重点进一步转为“南进”，决定侵占越南。

　　【7月26日】

　　倭寇悍然占据越南南部陆海空军根据地，德国并声明赞助其举动，此乃表示轴心同盟密约已付诸实施矣。

　　美英两国封存倭之资金，英且废除英倭通商条约，此事之影响，政治重于经济，以后美英与倭妥协之公算更少矣；而倭则唯有追随德意之绝途而前进矣!

　　7月23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越南当局接受了进驻细则。

　　7月24日，日本军队悍然进驻了越南南部，完成了对印度支那的占领。

　　希特勒见日本“南进”牵制英美，甚为高兴，当即声明表示“赞助其举动”。

　　7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日军从越南撤退的劝告，并提议越南中立化。但日本政府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7月25日，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冻结日本资产并停止和日本的贸易。英国和印度、缅甸、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政府也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并废除和日本的贸易协定。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国民政府声明如下：

　　“日本此项行动，乃对于越南征服之扩大，及其南进政策之推进。自今以往，越南全境实应视为日本之军事占领地区。此种发展，不仅继续威胁中国西南边境，而且危及西太平洋其他诸国之权益与领土。

　　“中国政府必以全力尽其本责，厉行反抗侵略之国策，以促日本冒险行动之失败。中国政府与人民并深信其他有关各国亦必不至纵容日本扩大其侵略，而使整个太平洋局势益趋恶化，甚或陷于不可收拾之境地。”

　　蒋介石认定：“日寇已面临四面楚歌，唯有追随德意之绝途而前进矣!”

　　【7月30日】

　　英除封存倭之资金以外，并宣告废除英倭商约，荷、印与英各属地亦相继宣告废约，此乃出于倭意料之所不及也。故自17日以后，英美对倭经济压迫开始，而倭所谓北进攻俄与南进胁美这计划，皆完全粉碎。

　　此若非由余告美以倭与德意订立秘密条约之阴谋，则美国不致下此决心；而若非余之诚信以孚，则罗斯福总统亦未必余言之真也。故欲期外交运用有效，全在平时以诚信为其基础。

　　在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相继宣布冻结日本资产和废除对日通商条约后，日本顿时孤立。

　　7月28日，日本政府冻结了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作为报复。但实际上，美日之间的贸易还在秘密进行。美国主要用外交手段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

　　蒋介石认为由于他对罗斯福的影响才促成诸国一同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局势。

　　【8月2日】

　　美国将菲律宾陆军15万人正式编入于其统辖范围之内，并特派麦克阿瑟为美远东军总司令以指挥之。此可证美有逐渐加强远东防务之决心也。

　　7月26日，美国在军事方面采取了措施，编组远东陆军，成立远东军司令部，以麦克阿瑟为总司令。将菲律宾部队列入远东军司令部指挥之下。同时，在重庆召开了中美两国军事合作会议。英、中、荷一些国家也相应采取了措施。在日本强制向越南南部进军不到一周的时间，已经形成封锁日本的“ABCD包围圈”。

　　但此时的美国还不想马上与日本开战，仍在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对日本施加压力。

　　这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非常担心远东权益遭到损失，所以极力怂恿美、英、荷联合共同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仍继续向南推进，英、美、荷即可向日宣战。罗斯福没有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他只答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再作一次认真的谈话后再定。

　　罗斯福对美国的参议员解释说：

　　“丘吉尔积习难改。他希望这场战争的结果也和别的战争一样，大英帝国得到新的扩张。现在他最担心东方--香港、马来西亚、印度和缅甸的命运。我不得不一再拒绝他那种对日本采取危险的手段的请求，因为我力图避免对我们的进攻。”

　　由此可见，美国并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打算，也仅仅是“逐步加强远东防务”而已。【8月12日】

　　美国禁于汽油赴日，至今方得实现。敌国受英美之经济压迫，而其国内舆论并不激愤，其政府犹望有妥协之可能；然敌内之烦躁与苦闷亦可推知矣!

　　8月1日，美国决定对日本施加强大的压力，全面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这无疑是对日本的致命打击。

　　石油是日本的命脉，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采取南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谋求荷属东印度的石油，7月份荷印跟随美国冻结日本资金，同时也断绝了对日石油供给，如今美国又禁止对日输出石油，这样，日本所面临的形势，不仅是战争能不能继续下去的问题，而是国家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了。

　　日本海军的储油量，仅能维持一年，而陆军仅能用9个月。这样下去，作战时，连战车与飞机都将无法发动。

　　在这种情况下，“敌内心之烦躁与苦闷亦可推知矣”!

　　1941年 6

　　【8月16日】

　　英美两领袖联合发表宣言，其对象为全世界的侵略国家，无形中对倭寇与德军已视作同额相济之辈矣，实于远东形势之影响甚大，可断美国对倭往日妥协政策已根本改变矣。

　　敌国舆论对英美联合宣言之反应，似均抱强硬之敌对态度。此乃必然之势，倭亦决不因此而中止其侵略也。

　　面临经济制裁的深重打击，日本陆军极力主张对英美开战。他们认为，此刻是难得的好机会，因为欧洲战场，德国正乘胜前进，这样，东南亚敌对力量势必薄弱，可造成一举获胜的把握。

　　但是，日本海军方面并没有获胜的信心，因而依然希望继续对美交涉。近卫首相也倾向于海军方面，有意选择与美交涉的途径。

　　8月5日，日本政府以“不派兵进驻越南以外地区”的让步案，训令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与美交涉。

　　8月7日，野村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直接会谈的要求。

　　然而，日本陆军极力反对。

　　无奈，日本又决定基本态度不变，仍坚持其要求美国让步与妥协的一贯立场。

　　罗斯福对日本政府出尔反尔的态度极为不满。

　　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举行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谈后发表了《英美共同宣言》(即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其主要内容有八条：

　　(1)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

　　(2)对于领土之转移，反乎当地人民自由愿望者，不予赞同。

　　(3)尊重人民选择其本国政体之权力。

　　(4)在纳粹暴虐侵略被摧毁之后，希望建立和平状态，并提供全世界人民以无恐怖、无匮乏的保证。

　　……

　　这一宣言的主要精神是尊重人民选择本国政体的权力和战后和平状态的保证。这个文件在战后一段时间内重建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很大影响。

　　【8月23日】

　　美国于22日向倭提出抗议，不许其侵略泰国、荷印与马来西亚，远东整个反倭形势已完成矣。

　　敌机选于我后方各地狂炸，尤其轰炸江上运输，使我对前方接济困难。但我国幅员广大，彼虽到处轰炸，而仍难奏效也；况其飞机与汽油有限，决其不能持久!

　　《大西洋宪章》发表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连发表警告和谴责日本的声明与讲话，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不许侵略东南亚。

　　8月17日，罗斯福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面交两项声明：

　　(一)日本如为军事支配邻近国家而再有任何措施，则美国将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二)日本如果进而实行太平洋和平政策，则同意重新举行美日交涉。

　　从声明看，美国一方面提出近乎于“最后通牒”的警告；一方面仍然留有日美交涉的余地。

　　日寇并未因《大西洋宪章》和美国的警告而收敛自己的侵略行径，相反，对中国实行了更加猖狂的进攻。

　　8月间，冈村宁次继任日本侵略华北方面军的总司令，集中13万以上的兵力，分13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与此同时，对西南、中南各地实行空袭，尤其对长江运输用空军轰炸加以封锁。

　　正像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日寇的狂妄野心已不可遏止，它绝不会因英美的态度“而中止其侵略”!

　　蒋介石断定，由于我国“幅员广大”，日寇的“飞机与汽油有限”，因此，“决其不能持久”。

　　【8月25日】

　　英首相丘吉尔于昨日发表广播演说，誓必制止侵略狂焰，并对倭提出警告。是即此次罗、丘海上会谈着重远东政策之表现。

　　英国首相丘吉尔于8月24日发表广播演说，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和侵占越南，并强调必须阻止日本侵入新加坡与菲律宾，接着表示：

　　“我们衷心希望美日交涉成功。但万一无望，当然我们便会毫无踌躇地站在美国的一边。”

　　【8月27日】

　　美总统罗斯福于26日宣布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之消息，此必(美日)谈判决裂之证也。

　　自本月14日罗邱联合宣言发表以后，经22日罗斯福总统对倭提出说帖；再由24日丘吉尔首相对倭提出非和则战之警告，以促成美倭之交涉：现美国终于派遣军事代表团援华，至此乃可断言美倭交涉之失败。……

　　美国总统罗斯福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在牵制和消耗日本军队方面，有它极为特殊的重要性。他一直在想用美国的援助使蒋介石政府拖住日本军队，尤其在日寇日益嚣张，强行南进的时候。

　　8月25日，美国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

　　8月26日，罗斯福宣布派遣援华军事代表团来华，并运来一批大炮、机枪等武器。

　　蒋介石推测美日交涉失败。

　　【8月29日】

　　敌国内，近卫与丰田于27日分别晋见倭王；28日，其陆相东条、海相及川又先后入宫晋见倭王。

　　而其国内一般舆论对美亦相当激昂，其内阁内部又争辩不置，是倭寇今日对内、对外之形势皆非常紧张，有不能不作最后决定之势，近卫何能渡此难关也。

　　日本与全世界为敌，必然遭到群起而攻之。其国内意见也很难统一，真可谓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只好软下来，以求日美交涉获取成功，作为缓兵。

　　8月28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建议举行双边首脑会议；同时提出日本政府的态度与计划，其内容是：

　　(一)如果中日战争解决，远东和平树立，日军便自越南撤退。

　　(二)日军之进驻越南，并非欲以武力进入邻近地区的准备行动。

　　……看来，近卫似欲以妥协“渡此难关也”。

　　【9月12日】

　　据各种情报，美倭似有妥协在即之势，中外人士对此均甚忧虑；唯余穷究此事所得之结论，美倭绝无妥协之可能。

　　余以为今日之美倭交涉，决无须十分顾虑者。以中国之抗战为主动，为独立者也，绝非甲午三年干涉与上次巴黎和会时为列强所出卖之可比也。而且我国抗战牺牲之大，由道义而言，实过于任何国家之上。故能操诸在我，而非英美各国所能强制者也。

　　其次，美国要求于倭者，第一，退出三国同盟。第二，退出越南。第三，退出中国。倭对以上三个退出之要求，其中任何一个皆不可能允诺也。

　　然而，美国对第二个退出要求已用正式书面提出，美国对此绝不可能让步；至对于第一个要求倭退出三国同盟，实为美国目前对倭政策唯一之基本立场，美国亦焉能放松而随便与倭妥协?

　　故余可以断定--美倭之谈判绝无结果也。最多乃为彼此间虚与握手、拖延若干时日而已。

　　然而美国万一对倭妥协，而以中国问题作为让步，以为倭退出三国同盟之交换条件时，则我国虽在国际形势上至为不利、而于精神上之打击尤大，自无疑义；但我国仍唯继续抗战，以待国际局势之演变，与英美被倭进攻时间之到来。……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致电建议举行首脑会议一时颇感兴趣，但因国务卿赫尔反对，乃决定还是先行谈判，条件成熟，再召开首脑会议。

　　9月3日，国务卿赫尔约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面交便信，信中称：“为保证首脑会谈成功，有必要对于基本性的重要问题先作预备讨论”。同时，又作了口头说明：前此美方所提示的“赫尔四原则”，乃在预备讨论时必须意见一致之点，询问日本在根本上究竟有没有改变侵略政策的意思。

　　9月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会晤时，向中国说明：

　　美国和日本仅是进行试探性会谈，并没有觅致可以进行谈判的基础。

　　胡适认为：“日本在若干时间内，可能放弃武力，寻求和平。”

　　赫尔于是就美国方面的观察指出情况发展有如下可能性：

　　(1)日本崩溃。

　　(2)日本接受美国的基本原则。

　　(3)日本面临抉择的歧路，在若干保留下成立协议；并主张在某种形势下用武力对付他国。

　　(4)在目前，拒绝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

　　赫尔之所以向胡适做出蕴藻浜解释和说明，是因为美日间的交涉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切身利益的，因此，美国认为及时将他们双方交涉经过告诉给中国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对于美日交涉的趋势有着不同的情报和揣测，其中多数认为美日之间的妥协是有其可能性的。但蒋介石则认为，美日谈判仍不可能成功。如果万一成功，甚至美国出卖中国，中国也决心抗战到底，等待日寇对美英开战时间的到来。他对美日必战，是坚信不疑的。

　　蒋介石看来是言中了。9月6日，日本在御前会议中决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领”，确定：“外交交涉虽继续进行，但以10月下旬为目标做好对美战争的准备。”

　　作此决定，是由于日本现已置身于“ABCD包围圈”中，而其军事物资日益消耗，如美日交涉再拖延下去，现有的一点物资便会坐吃山空，使日本陷入更加进退维谷的状态。因此日本迫不及待地做出蕴藻浜提前准备对美作战的决定。

　　9月10日，蒋介石接见美国记者，重新说明不管美日交涉成功与否，中国的抗战决心毫不动摇，并指出美国对日本的禁运不应放松。

　　【10月18日】

　　敌阁改组，近卫引去，东条继任。是敌国崩溃之期更加速一步。

　　美日交涉之际，日本仍然继续对中国采取恫吓的姿态。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日本由于内阁中强硬派占了上峰，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

　　9月25日，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提出包括有所谓日中和平基础条件的《日美两国谅解案》的日方最后提案，其内容有：

　　“为防止共产主义对于日中两国安全上之威胁和其他扰乱秩序运动以及维持治安，得在内蒙古及华北之一定地区及必要之期间留驻日本军队。”并再一次提出“承认满洲国”、“重庆和南京合并”等条件。

　　这简直是对以往让步的全盘否定，公然宣称继续将其军队留在中国不撤，并提出其他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无理条件。

　　对此提案，美国国务卿赫尔当即断然予以拒绝。

　　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会谈中签订了三国协定，规定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行动，这就为建立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10月2日，赫尔在华盛顿约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重申“赫尔四原则”之后，表示强烈反对日本继续在中国驻兵。最后说：为期实现日方所要求的美日首脑会谈，则希望在有关这一根本问题的讨论方面要能有所进展。并明白表示：“日本的态度如不能改变，则拒绝首脑会谈。

　　同时，赫尔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告知：美国首脑会谈之实现，将不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此时，日本坚持探求继续进行美日交涉途径的近卫内阁行将结束，而坚持对美开战，拒绝从中国撤兵的强硬派东条英机等人愈发得志与嚣张。

　　10月16日，近卫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宣告辞职，由原任陆相东条英机继任日本首相。

　　10月17日，东条英机除了重申“解决中国事变”及“树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外，公然声言，要“以铁石之意志，闪电之行动”以“根绝中国事变之祸患，打破敌对诸国对日之大包围”。

　　“东条英机已奉命出面组阁。这件事，不仅对于中日战争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对于整个世界局势，亦将发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4年多抗战以来，有一个最大的希望，可以说：就是希望日本有一个军人内阁出现，使他们一般文治派组阁不成，而直接由军人出来担当国政。如此，他们势必扩大侵略，从单纯侵华的战事，进一步冒险侵犯国际，来参加世界战争，这就达到了我们抗战策略最重要的目的，我们就可以联合世界反侵略的各友邦，共同一致制裁日本，很快地就可以击溃日本，来消灭远东侵略的罪魁祸首!……

　　“新任外相东乡茂德，原是日本前一届驻苏大使。苏联朝野对他的评论，认为他是日本一个优秀的外交官，为现任大使建川美次郎所不及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东乡茂德出任外相以后，东条内阁不一定就要对苏联作战。……必采用外交攻势，如能达到不战而屈的目的，那也就不必北进攻俄。

　　“对南太平洋问题，他也显然要用和平方式与美国外交谈判，以求获得南洋经济权益，如此也更可以全力实行大陆政策来侵略我国。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美国是一个保持正义的民主国家，决不致违反其外交基本原则和他对远东一贯的政策，故他亦决不能与倭寇侵略者来妥协，这是可以断言的。

　　“日本新阁的政策--第一，就是处心积虑要想解决中国问题。第二，就是与轴心国家更密切地联合，要想解决世界问题。但就整个世界局势来判断，他这样的阴谋野心，绝对不能得逞；他们所企图建立的东亚新秩序与世界新秩序，亦将终成泡影。如他在陆上海上能与德国打通一路，使欧亚两大侵略势力联系起来，那他就可以与轴心伙伴在经济上交换物质，在军事上东西策应，那他就毫无忌惮地来参加世界战争了。这样，今后世界的局势，就更趋尖锐化，更要急转直下了。”蒋介石《第三次南京军事训词(二)》(1941年10月)。

　　蒋介石此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新首相东条英机，把大权集一身，他还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对于日寇能否北进，蒋介石剖析较为中肯，而美国在这方面判断几乎发生错误。美国认为，东条英机于1931年至1938年在关东军充当过指挥员，并和北进派有密切联系，因此，东条英机一旦执政，日本就很快要进攻苏联了。而蒋介石不但指出东条英机具有超出过去文官的狂妄野心，他的目标是东南亚乃至全世界，而且还指出曾在苏联任大使的东乡茂德对苏联作战的困难，因此决定倾向实行南进的侵略政策。

　　和美国长时间无结果的谈判，激起以东条英机好战强硬派的日益增长的狂怒，因而发生内阁再次改组，也促进了日本军阀要求最后解决战争问题。

　　1941年 7

　　【11月8日】

　　敌派其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乘机赴美，其必另提妥协条件。然其对侵略中国之野心如不放弃，则美必不能容忍。以其如统治中国，那独霸太平洋，无疑驱逐美国于太平洋之外；而且今日美在菲岛防务已固，更无退让之必要。倭之愚，实不可及也。

　　自本周英美情报与其对倭态度观之，可以断定美已有制倭之决心，而且其时必不出于下月。英美对倭不久当共同有明朗之表示，只要我国能在滇支持到下月中旬，则抗战最后目的当可实现矣!

　　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没，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是其一则对美有所顾忌，一则对俄之战争尚未敢发动之故也。

　　11月5日，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纲》，决定于12月上旬对美、英、荷三国开战。但在开战前，仍安排了希望美国妥协的谈判呼吁程序，并决定于11月25日(最晚12月1日零时)之前协议成功，否则即开战。为了帮助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日本政府将前驻柏林大使老练的外交官来栖三郎派到华盛顿。

　　至于对美交涉案，则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案。在御前会议的前一天(11月4日)，日本政府就已电知野村，并给予最后训令：“在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只有决裂。”这是日本对美交涉中所持的态度，一切表明，日本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但美日双方的交涉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美国对出卖中国的条件，临战前又答应考虑。

　　日本对美交涉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两案都是将9月25日的最后案做了一点让步，先以甲案试探，如不成，再拿出乙案。

　　在甲案中，日本主要让步之点如下：

　　(一)通商问题：将过去“日中通商，应以彼此之间有其特殊的密切关系为原则”的主张，改为“如果全世界适用通商无差别之原则，则日本承诺在日中之间也适用此一原则。”

　　(二)三国同盟问题：更加表明没有极端扩大自卫权范围的意图。

　　(三)自中国撤兵问题：和平成立以后，得于华北与蒙疆之一定区域和海南岛在必要期间驻屯军队；其余日军则于2年内撤退。所谓必要期间，乃予人以并非“无限期”的印象，而大致是以25年为目标。

　　(四)自越南撤兵问题：在日中战争解决或远东和平确立之后，立即撤出。

　　(五)赫尔四原则问题：极力避免将其列入正式协定事项之中。

　　乙案其内容如下：

　　(一)日美两国确实约定--不向法属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伸展武力。

　　(二)日美两国互相协助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需的物资。

　　(三)日美两国恢复到冻结资产以前的通商关系，美国借给日本以石油。

　　(四)对于日中两国和平之努力美国不得有给予妨碍的行动。

　　乙案中只提出使美日关系通过解决越南问题来解除危机，而把美日之间原则上的“中日问题”搁置起来，并且第四条要求美国不得妨碍日中之间的所谓“和平之努力”。

　　至于蒋介石日记中所讲的“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没，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一节，正是发生在御前会议的当天。不“表示”的原因除蒋介石所谈的原因外，再一个就是从东条英机组阁那天起，便把方向定在“南进”方面，因此不会轻易更改作战意图。

　　【11月30日】

　　倭派专使来栖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之战迁就列强，唯独胁迫中国之故智，以售其狡计。

　　果尔，美国务院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看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

　　幸赖上帝眷佑，得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5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

　　就在日本大本营下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准备对美、英、荷三国作战，下令南方日军作攻取重要地区准备，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甲案”，罗斯福总统接见野村进行最后交涉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留学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忠告美国不要轻率地倾向于妥协方面。

　　11月10日，宋美龄通过无线电广播对美国呼吁：

　　“我觉得美国这一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4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

　　12月4日，宋美龄再次对美广播，强调：中国是拼上了民族生存和人类自由而站在民主国家的最前线，她说：

　　“……反侵略的各国、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目标，分担着责任，寻求着和平与自由的鹄的。”以唤起美国的舆论。

　　美国终于对日本所题的“甲案”没予理睬。

　　野村吉三郎与来栖三郎看到美方如此强硬，便认为即使提出“乙案”恐怕也不能接受，于是将“乙案”进行了匆匆忙忙的修改，使其更有妥协性。首先使日军恢复进驻越南南部以前的状态，并以从越南南部撤军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解除冻结日本资产令，以及重新对日输出一定数量的石油。

　　11月20日，日方将作了最大让步的“乙案”向美国正式提出。

　　罗斯福与赫尔慎重地研究“乙案”，认为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援助的第四项，很有问题。美国如果接受这一项，就是对日本侵略中国予以承认，也就是出卖了中国，并进而让日本控制太平洋，尤其要招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不过，美国国务院不少人为了作好战前准备和援助日益紧张的欧洲战线，提议不妨对“乙案”作有限的接受或与日本缔结临时协定。

　　罗斯福总统本来决心予以拒绝，但受国务院大多数人意见影响，拟提议作3个月至6个月临时协定的打算。

　　如果这样做，日本也是十分乐意的。

　　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紧急会晤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赫尔谈起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并出示协定草案，其内容有下列各项：

　　(一)日本撤退在越南南方的驻军，并将越南北部驻军减少到7月26日进驻越南南方之前的总额25000人。

　　(二)有限度地恢复美日通商。

　　(三)中日间任何问题之解决应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正的原则。

　　胡适对于美国态度转变到如此超乎想像的程度而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提出：如果让日军在北越留驻25000人，则滇缅公路将有被攻占的危险；同时逼问一句：“在临时协定的3个月期间内，会约束日本不攻击中国吗?”赫尔则含糊其辞地答辩：“这是在将来讨论长期协定时再作决定的问题。”

　　当日(11月22日)赫尔将这一草案同时告知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荷兰公使劳顿、澳洲公使凯西，这3人均未表示异议。

　　由此可见，美国及其英、荷、澳诸国出于重点支援欧洲和使本国有充分备战时间，竟不惜出卖中国。

　　胡适当天(11月22日)立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如下：

　　“美国邀商者为：倭撤退在越南驻军之大部，保证不南进、不攻滇，而由美国放松经济封锁事。其对中国撤兵问题，毫未提及。”

　　蒋介石立即复电胡适，指示阻止美国妥协，其电文如下：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

　　同时，蒋介石电嘱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转达：

　　“任何放松对日经济压迫的措施，都将会严重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

　　蒋介石又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发出电报，要求其对美国拟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一事严重反对。

　　11月24日，赫尔再度约见胡适、哈里法克斯、劳顿、凯西四位大使，出示临时协定草稿的美方定稿。

　　除胡适据理反对外，其他三国大使对此临时协定都表示大致满意。

　　当天(24日)胡适急电重庆报告：

　　“情势紧迫，难以遏阻。”

　　就在这危急严重的时刻，国际方面，首先是英国有了反映。

　　英国首相丘吉尔急电罗斯福，表示反对临时协定，他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于是，赫尔由于中英的强烈反对而改变了念头，在国务院重作商讨后，决定放弃临时协定的打算。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感谢上帝的保佑。丘吉尔本来对蒋介石素无好感，但他怕美日妥协后日本转而对东南亚加速侵略，危及英国在远东的权益，而最后英国也不可避免一战，因此极力反对美日妥协。

　　11月26日晚，赫尔将“赫尔备忘录”即美方提出以九大原则和十项要点为内容的“和平方案”面交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

　　“赫尔备忘录”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四项原则：

　　(一)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通商机会与待遇平等。

　　(四)用和平方法解决纷争。

　　其次是通商方面的五项原则：

　　(一)无差别待遇。

　　(二)废止国家主义。

　　(三)无差别地获得原料物资。

　　(四)在国际商品协定之运用上，应充分保护消费国家及民众利益。

　　(五)树立国际金融机构及协定。

　　最后是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的十项要点。其中第三、四、五、九各项关系到中国问题及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的内容如下：

　　(三)日本撤退在中国及越南的陆海空之军队与警察。

　　(四)美日两国，除对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不用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力量支持在中国之任何政权。

　　(五)美日两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租界及居留地内有关权益与1901年义和团协定(辛丑条约)的所有权利，并设法使英国也同样地放弃上述权利。

　　(九)美日两国同意：任何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之协定，对于确立太平洋之和平方面不得作有所抵触的解释。

　　日本帝国主义对“赫尔备忘录”自然持否定态度。如果它承诺下来，就意味着它的军队要无条件撤出中国和否定汪伪政权，并完全平等地对待中国，如果他承诺下来，不仅涉及处置“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问题，而且还要追溯到中华民国建国以前列强侵略时代所有问题，要作根本的解决。对以侵略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赫尔把备忘录交给日方代表之后，通知英国政府说：“我们和日本谈判的外交工作，事实上已告结束，今后的事情应转归军事统帅部负责了。”

　　11月27日上午，赫尔又在电话中对陆军部长史订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事情已经转移到你们陆海军手里了!

　　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来栖三郎。

　　野村吉三郎首先表示：日本对美国案感到失望。

　　罗斯福当即答复道：

　　“在赫尔国务卿和贵大使的会谈中，未曾听到贵国领导者有任何和平的表示，使交涉进行得非常困难；美日两方面的根本方针如果不能一致，虽则有一时性的解决，但其结果还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日本终于在美日交涉上败下阵来。

　　中国在外交上终于获得了胜利。

　　【12月3日】

　　美罗斯福总统已要求倭政府解释在越南集中兵力之理由，以及向其所提之方案如何迄今尚未作答?最后并询其将来之目的究竟如何?

　　唯设如美国当日提出暂时过渡办法，则其今日之形势，必已逆转矣!罗斯福总统对此若有回顾，当知吾之不唯不误，而且亦足以代其挽救彼国之危机也。

　　1941年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于12月8日开始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宣战。南方战役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保证制海权并夺取南洋各国的丰富原料。日本武装力量必须占领菲律宾岛、关岛、香港、英属马来西亚、缅甸、俾斯麦群岛、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帝汶岛，并沿着千岛群岛、帝汶岛、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西亚和缅甸一线建立防卫圈。

　　12月2日下午5时30分，为了保证南进，击溃美国太平洋舰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对正在开向夏威夷的机动部队发出电令：“攀登新高山1208”，这就是“按照预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的密码隐语电报。所谓新高山，就是台湾的最高峰--玉山。

　　同时，日本决定进攻泰国的日期也是8日。又为准备攻击马来西亚与菲律宾，所以有大批运输船队驶向越南南部。

　　而美国总统罗斯福此时还深恐开战，致电询问日本政府对于提案“如何迄今尚未作答?”其实日寇现已反过来不理睬美国，有意拖延。

　　蒋介石认为当初他多方竭力阻止美国妥协，确实功劳不小。“罗斯福总统对此若有回顾，当知吾之不唯不误，而且亦是以代其挽救彼国之危机也。”

　　不然，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还是由于英国的极力反对所致，但不管怎么说，蒋是有他的功绩在里面。

　　1941年 8

　　【12月4日】

　　英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其他等舰多艘驶抵新加坡，此乃予倭以最大之威胁。

　　12月1日，英国在新加坡发布了戒严令。

　　12月2日，英国又派遣了“威尔斯亲王号”、“却敌号”两艘战舰及其他舰艇到达新加坡备战。

　　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发表演说，发出警告：“战事正要涉及远东方面。”

　　这确实是对日本的“最大之威胁”。

　　【12月5日】

　　倭使来栖等在美答复记者之谈话，乃为其首相东条英机于上月29日所发表之演说攻讦英美‘在东方之剥削势力非驱逐不可’之语竭力辩解，言辞卑下，可怜极矣!

　　就在赫尔将备忘录提交给野村和来栖的当天(11月26日)，在担任偷袭珍珠港任务的南云忠一中将指挥之下的联合舰队机动部队，就已经从集结地--南千岛群岛的单寇港悄悄出发了。

　　11月27日，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认定“赫尔备忘录”乃是“最后通牒”。于是，好战的强硬派以此压抑日本国内对于开战的慎重派。

　　与此同时，日本陆海军开始大规模的调动，然而美国在远东的武装部队却没有进入战备状态。

　　11月29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日汪条约一周年纪念”的致辞演说中，露骨地指出英美为“敌性国家”，并声称：“必须断然加以抨击。”

　　东条英机之演说，给美国刺激很大。正在休假中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之提前返回白宫。

　　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因东条英机的演说，终日受到美国新闻记者的诘难与质问，而野村为其遮遮掩掩，漏洞百出，“可怜极矣!”

　　【12月6日】

　　倭答复罗斯福总统对其增兵越南之质询复牒，乃藉口为我国在滇越边境增兵之故，是其遁词搪塞之所为，美必不以此答复为满足也。

　　12月6日，罗斯福总统致电日本天皇，要求其撤退在越南的日本部队。这是对日本最后的忠告。

　　可日本政府却以中国在“滇越边境增兵”作借口，而一再拖延。其实，日本精心策划的对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的突然袭击即将开始了。日本对罗斯福的另一电报的处置更证明了这一点。

　　同一天(12月6日下午9时--日本时间7日上午11时)，罗斯福让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转电报给日本天皇，说美国非常希望与日本政府继续谈判。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迟迟没有复电。原来这一电文被日本军部故意扣压下了，未交给天皇。

　　直到当日晚，华盛顿才截获了日本政府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电报。这份电报的内容极为详尽，是日本政府回答美国政府11月26日建议的简单备忘录的原文，并指示在12月7日13时前(开战后)把它交给美国国务卿赫尔。

　　日本政府认为美国11月26日的建议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自身生存的威胁”。复照里没有谈到宣战，但却是“最后的通知”的意见，也就是“继续谈判也不可能达成协议”。

　　12月6日深夜，罗斯福总统接到破译出来的备忘录原文报告。他看后，提出：“这就是战争!”

　　12月6日，蒋介石通过美籍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将中国方面的决心转达罗斯福：

　　“中国决不放弃东北。否则，更引起日、俄、英在中国之利害冲突与斗争，是使远东与世界之战争循环不已。如欲求太平洋上以后长期和平，唯有辅助中国独立、而不被他国侵略之一途。”

　　1941年12月6日，是最紧迫、极危急的一天。

　　美国所截获的密电，在日方指定时间的3小时之前，日军开始攻击的80分钟之前，罗斯福方知其内容。他当即电令驻夏威夷海军司令部严防偷袭，并对菲律宾、夏威夷群岛、美国西海岸及巴拿马发出警告：日本大使于今日(7日)13时将提出实质上等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但是这电报发生迟误，到达夏威夷海军司令部已为时过晚。

　　【12月8日】

　　(一)

　　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物极必反，居高临危，能不威惧!

　　本日闻倭袭击英、美后，余对美、英、苏俄三国即提出共同作战之建议；同时即对倭与德、意分别宣战，而且对德、意宣战尤先于美国。此皆可见我政府独立不倚之精神也。

　　12月8日凌晨4时许，蒋介石在重庆郊外黄山官邸接到了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军事基地的紧急电话，立即返城。接着又接到了香港、菲律宾、马来亚半岛已受到日本飞机空袭的电报。上午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下午又分别召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高恩、卡尔、潘友新谈话，告知：中国决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同时并分别面交建议书，内容如下：

　　“一、最近美日谈话，美国虽以诚意进行，而日本于谈判中实行袭击。于此，可见日本侵略计划果经预定。

　　“二、中国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败。

　　“三、中国政府现决定向日本宣战，并对其同盟之德、意同时宣战。

　　“四、中国政府以为反侵略阵线各个国家必须对于各个轴心国家认为共同公敌；因之，中国建议：美国对于德、意两国与苏联对于日本皆请同时宣战。

　　“五、为谋军事胜利起见，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澳、荷、加、新)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举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

　　“六、中国提议：中、美、英、苏、澳、荷、加、新订立一不单独媾和之条约。”

　　蒋介石的确在当时国际关系中十分活跃，也有不少正确的国际形势分析。在关键时刻，能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此，蒋介石很为自己的“独立不倚之精神”沾沾自喜。(二)

　　我国对日宣战，已无问题，手续也甚容易。……且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我们中国的地位特别重要。我国军事力量，虽不能说有左右战局之势，但被侵略各友邦今后对日态度能否一致，我国实可操决定性之影响。因此，在对日宣战以前，必须将我国对于此次战争所采取的政策事先通知英、美、苏各友邦，并征询他们的态度与主张。

　　我国的政策，可归纳为三点：

　　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

　　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

　　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

　　我们这个政策的三原则，乃是为被侵略各国共同的利益而决定，必须求其贯彻，然后反侵略的战争，始能获得完全的胜利。

　　1941年12月7日(星期四)晨6时(夏威夷时间)，日本未经宣战，由南云中一海军中将指挥，日本特遣舰队6艘航空母舰载着423架飞机，在两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3艘大潜水艇、5艘超小型潜水艇的护航下，前往珍珠港实施偷袭首批日本突击机群起飞了，编队后立即飞向瓦胡岛。

　　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司令部得到了关于发现去珍珠港的国籍不明的潜水艇和大群飞机的情报，但是没有介意。

　　7时55分，首批日本飞机袭击珍珠港。

　　这天早晨在港口停泊了美国各级军舰96艘，占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半数以上，其中有美国当时部署在太平洋的全部主力舰8艘。日本的轰炸机和鱼雷飞机像进行训练似的投掷炸弹和鱼雷，顿时，珍珠港呈现一片火海。基地和军舰上的高射炮仓皇地进行还击。

　　9时，第二批日本飞机到来时，驻防军恢复了常态，使日机遭到密集火力的反击。参加袭击的423架飞机中被击落29架。5艘超小型潜水艇的全部和一艘大潜水艇被击沉或下落不明。南云作战联队袭击后，立即匆忙返航。

　　不管怎么说，偷袭珍珠港，日本是成功的，而美国损失惨重。击沉或击毁美国战舰18艘，其中有全部主力舰8艘，瓦胡岛飞机场有飞机188架被击毁和128架被击伤。美军死伤2500多人。

　　12月8日，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美国国会一致同意通过决议：从1941年12月7日起对日宣战。至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蒋介石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后非常高兴。

　　12月8日上午8时，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别会议。蒋介石这天的日记后半部文字，便是这次会议决定中国应采取的政策内容。这次会议决定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并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由美国作为领导。

　　罗斯福当即回电蒋介石，表示赞许，还建议由美、中、苏、英、荷等5国在亚洲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12月10日】

　　英驻新加坡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及“却敌号”2艘，本日在马来亚海面被敌机炸沉；檀香山美主力舰8艘，8日，亦被敌机炸沉者3艘，炸伤者3艘。可说太平洋上英、美海军总力量已消耗十之八矣!以目前形势而言，英、美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虚张声势，致遭此败，势所必然。

　　但由世界整个局势与远东战争最后结果而言，反可因之转祸为福。以英、美以后则不能集中全力先解决远东之倭寇；否则，英、美仍以远东与中国为次要也。

　　蒋介石在今天的日记里分析：罗斯福在日本武力面前表现很是徘徊不定、瞻前顾后，优柔寡断，难以下应战决心，因此在“军事上太无准备，且虚张声势，致遭此败”。以至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后，紧接着在马六甲半岛登陆，占领了属于美国的威克岛和关岛。

　　12月10日，日本空军又击沉了停泊在马来亚沿海的英国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

　　在摧毁珍珠港美国舰队之后，又击沉了这些英国的军舰，这就保证日本不仅在太平洋西部，而且在印度洋掌握了制海权。这使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作战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蒋介石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无中国战场拖住日本百万大军，罗斯福恐怕对日本武力挑衅更不敢应战了。那样，太平洋战争也早就爆发，美国或许难以保住太平洋防区。因而中国战场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有着决定性影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认为世界形势将转变为除了起重大作用的中国抗日战场外，英、美也要集中全力，成为“解决远东之倭寇”并取得中国战场最后胜利的劲旅。

　　【12月13日】

　　敌如进驻南洋各地，则其兵分力弱；如此，其战区扩大，战线延长，再加为时较久，则人力物力皆不足以支持，其结局之惨，必非所能想像者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开始侵入泰国。侵略者没有遭到抵抗，泰国政府接受了日本的关于军队过境对马来亚作战的最后通牒，并与日本结成了军事同盟。

　　12月10日至12日，日本军队在菲律宾群岛登陆，这里的美、菲军队总计有54000人(其中美国人17000人)。击溃了守卫吕宋岛沿岸的部分军队之后，日军急速向马尼拉方向挺进。

　　蒋介石认为由于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进驻南洋各地”，“兵分力弱”、“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日本选择南侵，以求补救在中国战场久战不决的局面，不惜孤注一掷，正中中国之下怀。在这种情况下，美、英必须首先解决远东问题，而日本这一南侵行动，实是饮鸩止渴的自杀政策，无异加速了日本的失败。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便生动而透彻地阐述了这番道理：

　　“日寇这次发动太平洋战争，正用得着我国一句古话--所谓饮鸩止渴。这就是说，他拿烈性的毒酒，来求片刻的兴奋，而实际是自寻绝灭。……

　　“自经英美对他实行经济封锁以后，他海上运输力一天天的减退，原料、燃料以至劳力、机械处处感到缺乏，重要的产业半陷于停顿；这种种危机，都反映到他国内一切岌岌危殆、不可终日的险象。但是他现在还要继续他荒谬绝伦的侵略思想。扩张他侵略野心，由东半球以至于西半球，要与世界90%以上的人类作战，这明明是他行险侥幸、失了理智的疯狂行动。只看日寇对英美宣战诏书中所谓：‘旷日持久，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日增’以及‘帝国生存将濒危殆’，这就是他全国上下焦渴欲死的心情自白。他因为熬不过‘焦渴’，所以不得不‘饮鸩’；至于‘饮鸩’之后，在短时期内自然会‘止渴’。

　　“今天，日本军阀所夸耀的战争胜利，正是日寇‘饮鸩’以后得到‘止渴’功效的一刹那；但是他最后结果如何呢?他腹中所饮下去的毒药不久就会发生作用，日寇最后必然惨败，正像‘饮鸩之狂夫’，必定是毫无疑问的了。”

　　眼下，日寇已是从悬崖跌入山谷的半空中，即使勒马，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