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揭秘》
（下）

194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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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 1

　　 【1月3日】

　　 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1941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为中国抗战四年半而重申敬意，并呼吁共同努力打倒日本。

　　 12月10日，蒋介石发出肯定团结与友谊之意的复电如下：

　　 “际兹文明遭遇悲剧之时，美国亦受狡诈侵略者之攻击。中国对于美国所曾给予之援助与历史传统之友谊，重申其永志不衰之感。现时我国已对共同之公敌而作共同之奋斗，中国自当贡献其所能及其所有，期与友邦美国以及各国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类正义在野蛮暴力与无穷诡诈之空前劫运下获得解放而后已。”

　　 12月11日，美国对德、意两国宣战。

　　 同日，德意两国向美国宣战。

　　 至此，欧洲大陆的战局和亚洲太平洋的战局，已经名副其实地形成“一个战争”；而中国的抗战，也从此具有反轴心国联合战线的性质。

　　 就在美与德、意两国互相宣战的当天(12月11日)，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提议召开反轴心国联合军事会议，并通过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达建议如下：

　　 (1)请美国提出五国联合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联军政治与军事中心。

　　 (2)在苏联未对日宣战以前，请美国提出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具体计划。

　　 (3)五国初步谈判的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待讨论决定之。

　　 (4)由美国提出五国军事互助协定方案。

　　 罗斯福立即复电同意，其电文如下：

　　 “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共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建议：由阁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南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本人并建议：参加该会者，应为英、中、荷、苏及美国代表；同时本人可立即派勃兰德将军为美国代表，由马格鲁德将军副之。本人并希望--此等初次会议，或可产生一永久机构，以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

　　 对于联合军事会议的提议，丘吉尔也复电表示赞同。

　　 斯大林复电云：“苏联现负对德抗战之主要任务，不宜将力量分散于远东。”从中可以看出态度是消极的。

　　 荷兰也流露出不甚积极的态度。

　　 但中、美、英还是坚持召开，会期定于12月30日在重庆举行。

　　 1941年12月30日，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如期召开。苏联、荷兰未到会，只有中、美、英参加。

　　 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在预备会议上，英国军事代表魏菲尔将军提出三点要求：

　　 1.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

　　 2.请将美国根据军火租借法案已运到缅甸援助中国武器中的一部分拨供保卫缅甸之用。

　　 3.请中国军队协助保卫缅甸。

　　 这三点要求反映出英国只重视它自己的利益，并且表现出轻视中国国防的态度。但蒋介石为顾全大局，还是采纳了魏菲尔的提议，并重行说明联合军事会议的意义如下：

　　 “魏菲尔将军报告之三点，皆属专门技术问题，余兹同意其原则。盖余主张集中器材与集中人力为制胜之必要条件。英、美之战争，即为中国之战争，反之亦然。

　　 “此次开会动机，系最近由罗斯福总统来电建议，今该会已正式在重庆成立矣，此实为太平洋各国代表第一次之正式会议，此次集会之主题，则为研究在东亚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此即为罗斯福总统来电最后之一句。

　　 “故除业已‘讨论之三点’(魏菲尔提议)而外，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

　　 联合军事会议上，中国主张：规划是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向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出报告。

　　 会议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达成协议。将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勃兰德将军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仰光与缅甸和中国继续抗战关系重大，使免受敌方攻击为当前要着，目前应尽现有实力，对日军发动空军攻势。

　　 2.继续以器材供给中国。

　　 3.中国军队继续对日发动军事行动，牵制日军于其战线。

　　 4.希望在美国组织之总机构能早日实现。

　　 (另外两项从略)

　　 在华盛顿方面，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与丘吉尔自12月22日起连续举行会议，制订同盟国合作体制，并拟就联合国宣言草案。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共同宣言》，在宣言中相约：

　　 “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和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

　　 这与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向美、英、苏三国所提建议书的内容是一致的。

　　 1941年12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宣言在开列签字国顺序时，罗斯福最初亲笔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位，把中国排在第四位，再后面则是其余22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签字。即使这样，中国也成为《联合国共同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

　　 1月3日，罗斯福建议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

　　 蒋介石在这天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欣喜得意之情。在1月份反省录中此情此意更是跃然纸上：

　　 “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容，能不戒惧乎哉。”

　　 【1月11日】

　　 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这是指第三次长沙会战之胜利。

　　 这次会战于1941年12月17日开始，至1942年1月15日结束，历时28天。

　　 湖北、鄂南之日军在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唯矶指挥下，以第三、第四十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为基干，配以炮兵、工兵、战车和舰艇部队，约7万余人。这时的日军，由于全力倾注于太平洋战争，不仅阿南所部已被抽出一部分兵力，而且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在兵员减少、粮弹均缺的情况下，阿南唯矶仍然决定日军冒险深入。

　　 1942年元旦，敌两个师团主力，猛攻长沙，国民党军李玉堂部沉着应战，同时，我岳蒙山炮兵也适时予以火力支援，重创敌军。

　　 1月2日，敌增兵长沙，激战4昼夜，我阵地屹然不动。

　　 1月4日，国民党军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之下，以第十九、二十七、三十集团军为主力，吸取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教训，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将日军诱至长沙附近后，自三方面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并切断其后路。敌陷重重包围之中，死伤惨重。

　　 1月4日夜，敌开始突围撤退，我军紧追不舍，大量杀伤敌人。

　　 经过10余天苦战，将长沙周围之敌全部肃清，恢复到会战前的态势。这次战役歼敌5.6万多人，缴获机枪115挺，步枪1138支，炮11门，马270多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美国海军部长兴诺克斯说：“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胜利。”

　　 蒋介石在《国军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中总结如下：

　　 “敌人此次……不仅要占领长沙，而且希望进一步侵占衡阳，打通粤汉铁路。……

　　 “现在，敌人对于香港、越南、泰国等地军队补给，都靠海上运输，将来必然遭受英、美各友邦空军的威胁；如果它打通了粤汉路，就可以从朝鲜的釜山由火车直达广州、香港，就不怕补给被截断，这是敌人最高的战略。……

　　 “赖薛长官以下各军、师长及一般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卒使敌人始终不能窜进长沙市区一步。

　　 “现在，我们增援各部队亦已经在长沙东南北三面开始攻击敌人的侧背；同时，在敌人后方我军更有强大部队布置就绪，准备随时袭击敌寇。到昨天为止，敌人的阵线已经全部动摇，今后在300公里以内的地区，他要想退出去，绝不是容易的。……

　　 “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事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安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于世界友邦。”

　　 【4月12日】

　　 英印交涉，已经破裂。英人宁让倭寇侵印，而不许印人自由，以为于战后我同盟国胜利时仍可无条件统治印度，是不愿印度自由参战以增加同盟各国之实力，此种自私之心，恶劣极矣!

　　 随着欧战的爆发，特别是日本攻占了英美在太平洋上的领地之后，印度作为英国的经济、军事基地的作用更加增强了。

　　 在英军中有200多万印度士兵。印度把粮食供给300万人的英印军、南非军以及美军和中国军队。印度工业为这些军队生产被服、装备、弹药和轻武器。英国政府把军费重担转嫁在印度人民的肩上，战争使印度几乎耗去30亿英镑。除物资损失外，战争还夺去了印度许多人的生命。

　　 然而，由于战争而产生的客观因素，军队对于工业品、武器装备和被服的大量需要及外国列强忙于战争而竞争的削弱，印度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印度大资产阶级的积累大为增加。

　　 苏联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博得印度人民的极大同情。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当中反法西斯情绪日益增长。

　　 然而，印度人民与英国共同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斗争愿望受到国内殖民制度的压制。印度有识之士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无权地位，因而在反法西斯情绪增长的同时，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对抗情绪也在增长。因此，进步人士和国大党提出，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参战的条件是准予印度独立，作为走向独立的第一步是成立责任制国的政府。

　　 英国当局想要利用包括国大党成员在内的一些社会人士的反法西斯情绪，为了同他们建立合作于1941年12月把一些国大党领导人释放出狱(这是1940年10月，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领袖依据本党决议宣布开展不合作运动。就在运动刚开始时，几乎全部国大党的领导人遭到逮捕)。

　　 1942年1月初召开的国大党会议与英国当局期望的相反，重新宣布拒绝在战争中支援英国。会议决议指出，在印度成立真正的国民政府之前，国大党将不同英国政府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乘此机会妄图像在缅甸和马来亚所干的那样，利用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仇恨为自己利益服务。高喊什么“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等口号，对印度人民施展怀柔政策，扶植印度的“亲日反英”势力，在缅甸建立以亲日派苏?钱?鲍斯为首的“自由印度”政府，并在他的指挥下开始把被俘的印度士兵编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利用这支军队入侵印度。

　　 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日本移兵攻击印度，则失去民众支持的英军，将立即土崩瓦解，甚至如果印度民众脱离同盟国或是站到反同盟国的立场，则对于同盟国来说，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基于此种紧急情况，蒋介石于1942年2月4日至21日偕宋美龄出访印度。

　　 蒋介石访问印度的目的，一是加强在印度方面的中、英协调；二是站在同盟国领导者之一以及同为亚洲人的立场，要劝说英国和印度国大党双方冷静地促膝会商，一致协同抗日。

　　 蒋介石分别会晤英国驻印度总督林里资哥与印度国大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甘地、尼赫鲁等人。但双方都不肯让步。英方对蒋介石的劝说拒不接受，不肯变更其一向对印政策；印方列举英殖民主义者自统治印度以来的各种迫害事实，详细说明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起源与成效，并表示：自此之后，仍将坚持此一主义，斗争到印度获得自由为止。

　　 蒋介石在2月18日中午，于加尔各答的一个公园里与甘地会晤时对其劝说道：

　　 “中、印两大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之半数，故欲求世界人类完全解放，则必须先获得中、印两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唯革命有两个因素--一为争取时间，一为争取世界同情。前者有赖于中、印切实合作，后者则完全在印度是否实行参战。

　　 “我以中国革命党员资格前来印度访问，与印度革命友人会谈，主要目的，就是在联合反抗侵略势力，以奠定中、印两民族求得自由的基础。”

　　 2月21日，蒋介石在电台向印度人民发表了临别赠言《告印度人民书》，全文由宋美龄以英文代读，其要点如下：

　　 “余敬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建议：吾人在此人类文明死亡绝续之交，唯有各尽所能，以取得人类整个之自由。……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已随时代而有一甚大之转变，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实亦有所不同。现在，各反侵略国家无不要求印度国民在此新时代中尽其应尽之责任。……同时，世界大多数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种宝贵难得之同情，应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

　　 2月22日，蒋介石由印度归国的第二天，便通过驻英大使顾维均将如下意见转达丘吉尔首相：

　　 “如不转移印度政治现状，则难以防止日本之侵略。”

　　 2月24日、25日，蒋介石两度电嘱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罗斯福进言：“……印人对英积恨愈深，背道而驰，是无异驱印资敌。……为盟邦及东方共同作战计，以为此时唯有改变印度之政治现状，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并建议由中、美两国对英国共同劝告与保证。

　　 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印度有产阶级及其政治组织首先是国大党的支持。

　　 1942年3月，英国战时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浦斯为同印度各政党领导人谈判来到新德里。他转达了英国政府的建议如下：

　　 战后将在印度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机构，由各邦立法会议的代表和各土邦的王公委派的全权代表所组成，由这个机构制定新宪法。宪法将规定依法建立包括英属印度各邦和各土邦在内的印度联邦自治领。如果任何一个邦或任何一个土邦不愿加入印度联邦，那么它可在印度联邦以外保持“独立”，取得自治领的地位。在新宪法制定以前(即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将保留负担印度防务的责任。

　　 英国政府表示希望：“印度人民的主要党派的领袖立刻参加印度、不列颠联邦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

　　 国大党领导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全是许诺未来的事情，而现实则毫无变动。英国有关各邦和各土邦有权不加入印度联邦的建议遭到国大党领导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鼓吹分裂主义，肢解印度，拆散印度人民。英属印度穆斯林联盟在这个期间坚决要求建立伊斯兰教徒的国家巴基斯坦。

　　 尽管穆斯林联邦的领导、印度的王公所本是倾向于同意英国建议的，但几经谈判都没有为印度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的合作建立真正基础。主要是国大党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不肯让步。

　　 英国与印度的交涉终于在4月11日宣告决裂。

　　 蒋介石的印度之行，虽未起到什么立见功效的作用，但为战时开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

　　

　　1942年 2

　　 【5月10日】

　　 丘吉尔的态度，对我国等于唾弃，以怨报德，徒有势利而无信义，因无论矣；而史迪威对我在缅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

　　 ……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飞往缅甸北部要冲--腊戍，视察缅甸前线。

　　 在由仰光通往云南的滇缅公路上，每日有2万吨军需物资运往中国，这是至今保持的中国最大补给线，中、美、英必须严密地保卫这条路线。

　　 日军对此路线也极为重视，由饭田祥二郎中将担任司令官的第15军，从1月20日开始越过泰国边境，侵入缅甸。

　　 在此之前，在重庆召开的联合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对英国代表团团长魏菲尔提及：

　　 “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8万人入缅甸作战。”

　　 可是魏菲尔当即回答：

　　 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

　　 因此，英国对中国派兵协防缅甸，一开始是拒绝的。可后来，他又急于向中国求援。

　　 于是中国以第5军、第6军、第66军编成远征军，由罗卓英任司令长官，急速由云南入缅。但这时已为时过晚，日军已捷足先登，形成进窥仰光的态势。

　　 3月7日，日军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急派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入缅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不想，英国军队贪生怕死，防守仰光的英军不待中国军队来援，便置中国军队死地于不顾，竟自放弃阵地回印度。致使中国第五军杜聿明部侧背受敌，杜聿明不得不率部放弃缅甸首都曼德勒，逃进缅甸北部的野人山热带丛林，迷失了方向，几乎全军覆没。

　　 防守在通往滇缅路同古的中国军队第200师，面对日军的进攻，经过长时间的遏阻之后，始于3月30日撤退到平满纳预先构筑防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可是担任比邻普罗美方面防务的英军则于4月1日放弃该地，致使第200师孤军奋战。

　　 4月16日，英军继续退却，当退到缅甸石油产地的仁安羌时，被日军包围。中国军立即派遣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一个团驰援，救出英缅军7000多人、军车百余辆。由于分兵救援英军，中国军队在平满纳战线上的战斗力更加薄弱。日军乘机以战车开路从同古经毛奇、罗衣考，而迂回平满纳的东侧北上，于4月下旬直扑滇缅路最重要的据点--腊戍。

　　 这是出乎中国方面意料之外的突击行动。因为在中国军队使用的地图上，并未记载有毛奇至腊戍的公路可以通车。4月29日，腊戍终于失陷。对此，蒋介石叹道：

　　 “这一次，我们左翼空虚，使敌军得以窜进腊戍，实在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但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对于地图，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而且地图绘编时日要愈新愈详细愈好，举凡一切地形、地物、水、陆交通都不能有一点疏忽。……总之，地形不熟，交通通讯不灵，这是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蒋介石《国军入缅作战经过和决心与我军对世界战局演变应有之认识和准备》(1942年5月)。其后，蒋介石指示史迪威速调中国主力北上，使之集团结于接近中国国境的密支那和八莫方向。但史迪威率数万中国军队在缅北地区犹疑不定。

　　 5月9日，密支那和八莫相继失陷，截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于是史迪威在日军的追击下，只带少数人徒步逃往印度。而中国军队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留在缅北壮烈牺牲。一部分官兵趁雨季攀越泥泞的山径回到云南境内，一路上由于饥饿疾病死亡甚多。

　　 中英联军在缅甸的抗日作战，就这样终于失败。

　　 5月10日，丘吉尔发表演说，在战局方面，对于苏联和美国所担负的任务加以称道，但却只字未提中国军队援救缅甸的战争。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丘吉尔蔑视中国的态度极为不满；对史迪威不执行自己的命令，擅自撤往印度的举动耿耿于怀。此次，蒋介石与史迪威失和。史迪威认为蒋介石在遥控中国军，因此他指挥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作战，既不与蒋介石联络，独断独行，也不向蒋介石作任何报告。凡是史迪威认为不听他命令的国民党军将领，都以“不合作”的罪名驱逐回中国，调美国军官来直接统率中国驻印、缅的军队。史迪威常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傲慢无礼也十分恼怒，大骂他是“帝国主义者”，“把我们当北洋军阀对待”。

　　 【5月25日】

　　 闻敌国防卫司令部对于上月18日东京被炸之布告有：“被空袭而崩溃之国家世上实无先例可寻”之语，此殆指中国受其3年残酷残暴之轰炸，而毫无动摇之象欤!然吾料倭国之崩溃，必由轰炸开其端也。

　　 日军在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一带的初期战争中，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继而在婆罗洲、西里伯斯登陆，接着进占关岛、威克岛乃至新不列颠岛的拉布尔。

　　 1月18日，日、德、意签订了关于划分日本和欧洲“轴心”国之间作战范围的军事协定。日本的范围包括了东经70°以东到美洲大陆两海岸的水域，以及澳大利亚和位于这些水域内的岛屿。在亚洲大陆上日本的范围包括了东经70°以东，亦即大约从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地区。德国和意大利的范围包括了从东经70°往西到美洲东海岸的地域和整个美洲大陆。这样，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有恃无恐。

　　 2月间，日军攻陷新加坡、苏门答腊、峇里岛、帝汶岛；

　　 3月间，日军攻陷爪哇、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在珍珠港事件后，在日本军政界比过去更有势力，提出了大规模向西进攻的计划。司令部提出要求占领锡兰岛，确保印度洋上的制空权，以便最终在近东和德国武装力量连接起来。

　　 1942年3月中旬，在日本御前会议上审查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的计划并加以拒绝。陆军统帅部坚决表示反对这个计划，因为预定的战役要求大量的陆军，并指出军队应当以其全部战斗力准备用在一旦日本对苏联的战争上，因此不能把兵力用在别的战场上。由于这同一原因就没有接受向澳大利亚开战的建议。在印度洋的作战只限于本年4月7日本舰队派往孟加拉湾。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了锡兰的沿岸。

　　 4月间，日本海军机动部队按计划进入印度洋，空袭锡兰海岸的科隆坡及东海岸的亭可马里，炸沉英国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3艘。

　　 至此，只有澳洲、新西兰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地方未遭侵占，其余大部地区已为日军所据。

　　 日军的狂妄，激怒了美军。

　　 4月8日，东京、横滨遭受空袭，继而名古屋、神户也遭轰炸。

　　 这次轰炸是由美国陆军中校杜立特指挥，共计16架B25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直飞日本本土。

　　 轰炸之后，这些飞机全部飞向中国浙江境内的中国军队守备区域，机上人员跳伞降落，在80人之中有64人为中国军队和民众所救助。

　　 这一次轰炸，是对骄横得意的日本一次迎头痛击。

　　 中国政府对此发表声明如下：

　　 “此次空袭，当使日本人深知，日本本土有被进攻之可能与同盟国力量的强大，由此可以否定日本军部保证之言。”

　　 由于来自空中的突袭而狼狈不堪的日本军部，乃在惶遽中实施对两方面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是在中国大陆打通浙赣铁路，一方面是在太平洋上开辟战线。

　　 5月5日，日军占领了瓜达尔卡纳尔岛。

　　 5月7日、8日，日本舰队与美国海军在珊瑚海发生激战。日本损失航空母舰和105架飞机，美国也损失了航空母舰和89架飞机。双方其他的军舰都被击沉了。

　　 【6月16日】

　　 日寇在浙赣尽力进攻，虽占有几个城市；而其最近在中途岛海军之损失如赤城、加贺各航空母舰均已沉没重伤。其所有之主力母舰几乎丧失殆尽矣。此岂得浙赣数城市所能偿其损失于万一乎!据此一点，日寇之失败可立而待也。

　　 日本本土遭到轰炸后，一方面在中国大陆发起新的进攻，一方面在太平洋上实施中途岛作战计划。

　　 浙江方面，由于还保有金华等几个中国飞机场，作为美国空军飞机袭击日本返回的基地，所以日军要打通浙赣线，摧毁这些基地。

　　 日军调集了以第13军为中心的10万兵力由杭州向奉化方面推进。

　　 5月15日，日军出动大部队，携带毒瓦斯向金华进击。

　　 5月29日，金华被日军攻陷。

　　 6月末，日军先后占领中国军队飞机场所在地的衡州、丽水、玉山等。

　　 日军所到之处，狂轰滥炸，肆意破坏，对中国官兵和手无寸铁的民众百姓，任意屠杀，殉难者竟达25万多人!

　　 但日军已无力维持新占领区，不到1个月，便因受中国军队反攻而后退。

　　 8月末，衡州、丽水等地飞机场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所发动的中途岛之战，则是生死存亡的决战。

　　 中途岛是一个直径仅有10公里左右的环状珊瑚礁，但战略位置异常重要。它是由夏威夷到东京的中转站，设有航空、潜水艇、无线电通信等多种基地，为美国海军机动舰队接近日本本土的重要据点；也是可以直接攻击已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的唯一基地。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东南部遭到反击特别是东京等地遭到空袭之后，日本大本营为确保在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权，决定实行早已制定的“中途岛作战计划”，以期消灭在该岛的美军机动舰队及其基地，并打击夏威夷群岛的美军据点。

　　 为了进攻中途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动员了联合舰队的全部力量，投入11艘主力舰、6艘航空母舰、333艘各级舰艇、1000架飞机、10万余名官兵组成庞大的联合舰队。

　　 美国此时已从无线电截听站准确地判明了日本的意图。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冒着巨大风险，紧急集中了以“大黄蜂”号、“企业”号、“约克郡”号等航空母舰为主体的机动舰队埋伏在中途岛附近，在通往中途岛要冲处隐蔽布置了潜水艇，并把飞机调到中途岛飞机场。本欲向中途岛突然进攻的日本联合舰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美军的包围圈。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发动进攻，于是美国海军航空队立即果断出击，双方在通往中途岛要冲的海面上展开了激烈的大会战。首次大海战，日本打了大败仗，日本联合舰队的“赤诚”、“加贺”、“苍龙”、“飞龙”4艘航空母舰和1艘巡洋舰被击沉。美国损失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1艘。会战主要由空军进行，日本飞机被打落253架，美国被打落150架。日本海军从此丧失了主要的进攻力量，再也不能离开陆上基地向远处进攻了。这次会战，成为决定以后日本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7月11日】

　　 本日中午，由朱长官转呈盛世才来书，叙述彼与俄国一切秘密交涉之经过，详尽无遗。于是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而其1940年11月间迫盛签订了‘新锡协定’，比之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者尤有过之。此种举动，昔日倭寇对东北张作霖作所未能为之者而俄竟为之，其狠毒可谓帝国主义之尤者矣；我国何不牵而至此--东受倭患，西遭俄毒，而英国在我西南百年来杀人不见血之阴谋，早已根深蒂固。

　　 若不有此5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顺，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

　　 这位朱长官是指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他所转呈盛世才来信，确实暴露了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尊重。

　　 从苏联1941年4月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就可以看出其对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苏联一直抱有控制外蒙古的奢望。

　　 他不仅与日本相互承认外蒙独立和伪满洲国，而且进一步将原已占据外蒙古一部分的唐努乌梁海划为己有。

　　 而今又向中国新疆扩大势力范围。苏联曾于1940年11月，与盛世才签订《新疆锡矿租借条约》，其中涉及铁路、公路的筑路权和采矿、居住以及武装警备队的驻留权。这纯属不平等条约。

　　 1942年4月，在苏联驻新疆领事巴克宁等策动下，发生了新疆政变，新疆机械化旅旅长盛世骐(盛世才之胞弟)被暗杀。盛世才自知苏联是要搞垮自己，这不过是敲山震虎的把戏。

　　 1942年7月7日，盛世才被迫具函通过朱长官转达国民政府，表示归顺，请求保护。

　　 仔细考察起来，苏联在中国抗战期间，的确有功也有过，难怪蒋介石对其耿耿于怀。

　　1942年 3

　　 【10月10日】

　　 接获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之通告，此为总理(国父)革命以来毕生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得由我亲手达成。中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

　　 日本海军和空军在中途岛大会战中遭到重大损失后，太平洋战争出现了暂时的平静。日本转为战略防御。日本依然把主要兵力配备在中国。80万日军陷在中国持久战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由于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1942年1月3日，蒋介石即向全国宣布，美英自动放弃对中国之不平等条约，并依平等互惠之原则，另定新约。但当时并未实行。

　　 10月9日，美、英两国考虑到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终于送交中国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

　　 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下午4时，蒋介石在重庆夫子池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这一可喜可贺的消息，他说：

　　 “我们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国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嘱，亦完全实现。我全国同胞自今日起应格外奋勉，自强自立。”

　　 与此同时，蒋介石致电美国罗斯福总统表达谢意：

　　 “几十年为中国争自由的奋斗中，继续不断地梦想中国终必成为一独立并且是民主的国家；今日理想已成事实。谨自内心感谢阁下卓越的领导，鼓励和协助中国在盟邦取得平等的地位。”

　　 【10月17日】

　　 际前不平等条约取消，外交胜利之时，应不失机宜推行战时生活，改造民众心理，转移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至于发展经济，平抑物价，健全新县制各级组织与省县各级参议会，亦宜同时进行。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不失为现代国民，而得能与联合国各国之国民并肩作战，对世界战争能有所贡献，如此方不愧为独立自由之国民也。

　　 所谓“推行战时生活”，是蒋介石1943年3月10日发表《中国之命运》的思想发端，但，这又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它与蒋介石1934年2月在江西南昌提倡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如出一辙。蒋介石在今天日记中提出的“改造民众心理，转变社会风气，革除政治习性”应该如何解释呢?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教联合而成的。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第2页，中央训练团印行。。”这显然是曲解了中华民族的含义，这里是在宣传中华民族为单一民族，其目的是提倡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蒋介石在书中美化封建农业经济；崇尚封建人生哲学，说此乃是世界最好的哲学，把封建的四维八德，说成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立国的纲”，中国在四维八德的“熏陶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本)第9页，中央训练团印行。。此论，无非是为其独裁统治寻求历史根据。进而，他在文中诬蔑中国共产党“组织武力，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同上，第208页。。这显然又是为其继续掀起反共浪潮制造舆论。联想1934年的那次“新生活运动”，一再标榜“礼义廉耻”让人们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真是相对有偶，同是用封建道德麻痹人民的思想，束缚人民的精神，以便于实施其独裁政治。

　　 当时人民的生活到底如何呢?国统区民族工业在国民党经济政策的统治下业已破产；国统区农村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生产力严重萎缩，经济衰败。据调查，1942年后方13省农作物面积比1937年减少17%，产量减少13.3%。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苦不堪言。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明扬等曾说：“抗战以来，最黑暗者莫如农村，最受压迫者莫如农民。”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然而，利用抗日对人民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的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他们独占金融业、商业、垄断工业，控制交通运输业，使民族资本身无立锥之地，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这种时候，奢谈什么“发展经济”呀，“平抑物价”呀，“使人民能为国家服务”呀，……简直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1941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内，国民党配合日伪猖狂进攻，对解放区封锁、摩擦，使解放区出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47页。的严重困难的局面。但是，再大的困难也无法使解放区抗日军民屈服。他们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支持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

　　 蒋介石听到“双十”这一天，在美国费城独立厅的自由钟敲了31下，对于中华民国31年国庆节遥致祝福的消息，便有些飘飘然，似乎觉得在他的统治下中华民族真的走上了独立之路，感慨之余，又扪心自问，深觉不足，于是在日记中作了“不失为现代国民”的“推行战时生活”之规划图。

　　 【10月23日】

　　 北京政府之昏聩，一至如此!百年积耻，桎梏重重，皆欲由吾一时代负责解除之，未知后之视今，作何感想也。

　　 10月23日这一天，外交部将不平等条约的原文送呈蒋介石重行过目，看到“百年积耻”，他深深地感到每一条都是国耻的烙印。在他更加痛恨昏聩的“北京政府”的同时，他也为“桎梏重重，皆欲由吾一时代负责解除之”而欣喜若狂。

　　 中国与美、英两国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废除在中国一切特权的协议。这些特权包括：

　　 (一)领事裁判权。

　　 (二)使馆界及北宁铁路沿线等区域所有的驻兵权。

　　 (三)租界。

　　 (四)租界内的特别法庭。

　　 (五)外籍引水人等特权。

　　 (六)在中国领水内行驶军舰特权。

　　 (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

　　 【10月29日】

　　 英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方案，闻已送出；照英大使涵义测之，则九龙等租借地当不肯放弃；而西藏之特权，当更不愿提及矣。然余决促其同时撤销也。

　　 在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新约的阶段，英国政府却不肯放弃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租借的九龙半岛，藉口是九龙租借期限为99年，由于期限未到，暂不归还。而英国在西藏的特权根本没有提及。

　　 蒋介石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争取将有关英国归还九龙等租借地和废除英国在西藏特权的问题同时解决。“同时撤销”，以实现国父之宏愿。

　　 【12月31日】

　　 (一)

　　 晨5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新约事。我虽不要求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唯有自动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应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之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我待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英国拒绝九龙租借地归还中国，一直到蒋介石写这天日记(即新约签订之前夜)时，仍未能解决。

　　 蒋介石大伤脑筋，也怕因小失大错过了机会，实逼无奈，只好准备把“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但“狡狯”的英国反要求蒋介石“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

　　 怎么办呢，蒋介石衡量来、衡量去，也只好“暂时保留”。也只能这样了。(二)

　　 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以九龙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余暂忍之。此实为对英政策与技术一大改变也。

　　 直到今天，英国对“九龙交还问题”“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蒋介石虽拒不接受，可是美国明显偏袒英国，加之蒋介石不愿同英国弄僵，虽则他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向来反感，对英国的外交也是从不信任，但实逼无奈，也只好“暂忍之”。(三)

　　 新疆省主席兼督办盛世才于7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回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3000公里之领土(古代亚欧主要交通路线所经过之地区)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盖新疆归顺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日本更不能再有消灭我政府之妄图；而俄国与中共之态度亦大为转变，不敢复为我抗战之害。此非上帝赐予中华民族之恩泽决不至此也。

　　 蒋介石接到朱绍良来信，立即下令将新疆纳入第八战区，并派国民党军队前往援助盛世才。

　　 1942年7月16日，蒋介石召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明确告之：今后凡关系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政治、经济事项，均应与中央交涉。

　　 8月20日，蒋介石派遣宋美龄前往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慰问，对盛世才指示如下：

　　 (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住哈密俄军。

　　 (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

　　 (三)肃清新疆共党。

　　 (四)着俄军退出新疆等项。

　　 8月28日，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北巡视，并在邻接新疆的青海省会西宁接见马步青、马步芳兄弟。他们这时已把甘肃境内的黄河以西地区的驻军撤回到青海中部的柴达木盆地，从事屯垦。

　　 蒋介石要他们同舟共济，把古丝绸之路修复起来，并建设飞机场。

　　1943年 1

　　 【1月3日】

　　 美英新约不能在元旦如期举行，乃为平生遗憾，更知外交被动之苦也。

　　 蒋介石考虑再三，实逼无奈，最后答应将九龙租借地暂时搁置，以此作为让步，以期1943年元旦能顺利签署新约。可是，时间一到，英国又变了卦，片面地提出要求延期，而美国也亦步亦趋地凑热闹。于是，蒋介石热切盼望的签署新约不得不延期。这实在是令人焦虑的事情。难怪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道：“乃为平生遗憾，更加外交被动之苦也”。

　　 【1月10日】

　　 美国对新约一再延搁，以致日汪先行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消息，殊为遗憾。一般人士虽明知伪约为儿戏，然而中美新约继其后发表，未免因之减色。

　　 正当新约延期签署之际，汪伪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抢先演出一幕滑稽戏。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美英“宣战”。并于同一天，宣布日本废除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交还租界，并签署所谓新约。

　　 蒋介石见此情况，甚为不快，认为晚于汪伪政权宣布废约大事，“未免因之减色”。于是，他急迫地向美英敦促，并说明其中利害，让两国抓紧与国民政府签署新约。

　　 美英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新约，废除不平等条约。

　　 在新约上，对于九龙租借问题悬而未决；不过，国民政府在签约的同时正式向英国提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

　　 【5月26日】

　　 此次俄国取消第三国际，乃积极与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

　　 1943年4月，苏联因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开始战略上的反攻，无暇顾及到新疆的问题，加之无意与国民政府弄僵关系，因此同意将驻在哈密的红军第八团与武装警备队撤走。

　　 6月，中国军队进驻哈密。

　　 在此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共产国际决定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6月10日正式解散。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之解散原因是受美国力量的影响。因为美国注意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各国共产党(包括中国)所“策动”的“叛乱”工作，故而以对苏联给予军事援助为交换条件，压迫斯大林将共产国际解散。

　　 这是一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基于变化了的形势需要。共产国际在捍卫、宣传马列主义，加强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者的联系，培养干部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6月28日】

　　 今日下午约彼来见，问其所说海军兵力数量等之文件带来否；彼答：“此不能交任何人，译文故未带来。”后复转口称：“回去可交商主任代陈。”乃商携其所交来之译文，即罗斯福总统前日寄我电报之同样文字，而未将余所索之海军兵力表呈报。可知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像者，阅之痛恨。余令商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美国有此军官，而其长官马歇尔且视为一等人才，岂不怪哉!

　　 这里所称的“彼”，是指史迪威。蒋介石何以对史迪威那样地积怨，竟说“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像者，阅之痛恨”，“愚顽、卑陋，实世所罕有”!

　　 真是，提起来话长了。

　　 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盟国单独开辟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蒋介石为感激罗斯福，便请求美国委派一位将军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美国答应了蒋的请求，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好朋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史迪威(1883-1946)，美国西点军校步兵科毕业，是职业军人。1920年至1923年，曾来北京学习华语，后来在美国天津驻屯军任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1935年起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抗日战争开始后，曾去武汉、开封、徐州、台儿庄、德安等地视察，向美国财政部代理人卜凯建议援助中国抗战。由于史迪威先后在华10年，他对中国的民俗风情颇为熟悉，而且粗懂中国语言，能用中文会话，在美国人之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1939年5月返回美国。1942年1月奉罗斯福令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治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等职。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赴中国重庆途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适值蒋介石和宋美龄由昆明乘飞机来腊戍视察缅甸战线，作战事部署(当时，国民党军第5军杜聿明部和第6军甘丽初部已开进缅甸)。史迪威到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波特酒家拜会了蒋介石夫妇。蒋介石对史迪威表示欢迎。但只简单地聊了几句［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335页。。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是：他看上去同上次见他时没什么变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他总是像过去那样似笑非笑，一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是强装笑脸。他身穿一直扣到领子的笔挺的黄军装，为了不让人看到他的灰色头发，他剃了光头。

　　 史迪威上次见到蒋介石，是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驻华陆军武官期间的1938年12月28日，专程去陪都重庆拜会蒋介石的那一次。

　　 当时，史迪威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15分钟，但会晤是在愉快中进行的，史迪威记载道：

　　 “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

　　 然而，这次会晤，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看法大有转变。他在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自己对蒋的看法：

　　 “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史迪威在他的笔记中还写道：“蒋介石总想让自己的部下耳目闭塞，因为他不信赖他们……因为他们如果全部什么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凑到一起谋反。”委员长“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去，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同样，由于他存在着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总是盘算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

　　 难怪人称“中国通的中国通”，史迪威对蒋介石简直是了如指掌，对其分析得深刻透彻!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了解远在其任武官期间既已有成见。那时，他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搜集情况，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许多的军政要员。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评价是：在这些年里，黄埔集团形成了联盟，使蒋介石有了一批门徒。他并不像孙中山博士那样通过政治启发，使人效忠与尊敬他，而是靠使人印象深刻的个人魅力。他身体修长，言谈简洁，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眼睛很机敏，好像一个人带着假面具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的平衡术而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

　　 史迪威藐视蒋介石及其嫡系高级将领。他背地里称蒋介石为“花生”(可能是因为蒋介石的光头中间有些道棱)，称何应钦、陈诚等为“一篮子花生”。

　　 史迪威以“醋性子乔”(意为尖酸的家伙)这个绰号著称。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时，说明其来华职责有六项：

　　 1.美国总统的代表：

　　 2.驻华美军司令官；

　　 3.驻华空军司令官；

　　 4.对华租借物资监理官；

　　 5.滇缅路监理官；

　　 6.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些官职都是罗斯福任命的，然而，史迪威在蒋介石面前以傲慢的神气强调他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忽视作为蒋统帅的参谋长这一职务，并提出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要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当然不高兴。史迪威走后，蒋介石面部阴沉地独坐在会客室里，久久沉默不语。

　　 蒋介石与史迪威分别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与参谋长，合作刚一开始，彼此便有了芥蒂。这预示着双方冷战将愈演愈烈。

　　 1942年3月7日，日寇攻占仰光，滇缅路有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急令史迪威赴缅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中国远征军第5军入缅作战后几乎全军覆没。本来史迪威命令杜聿　明部向印度撤退，但杜聿明不听其命令，致使迷失方向，损失惨重。史迪威认为这是蒋介石在遥控，因此中国军队不听他的指挥，他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从此，史迪威指挥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作战，既不与蒋介石联络，也不向蒋作任何报告。史迪威认为不听他指挥的国民党军将领，均以“不合作”为名，逐回中国。

　　 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大骂史迪威是“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发展到白热化：

　　 1943年2月9日，史迪威向马歇尔拍发电报，建议排除蒋介石。

　　 罗斯福收到马歇尔所转达的史迪威建议之后，考虑到战时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可以牵制亚洲大陆上的百万日军；战后美国还可有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盟国，并可借以抵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势力，同时中国又是美国的庞大贸易市场，因此依然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于是对马歇尔告诫如下：

　　 “我深觉史迪威所提对待蒋委员长的办法大有错误……

　　 “我们知道--蒋委员长经历过多少艰辛，才得为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他是一位行政首长而兼统帅，岂可用对待摩洛哥和苏丹酋长的办法向其作严厉声口。……”

　　 罗斯福并电告重庆，将陈纳德的空军扩编为第14航空队，使之独立。

　　 3月3日，蒋介石遵照罗斯福的提议，成立第14航空队，特任陈纳德为队长，并晋升其为空军少将，以此压制史迪威的作用。

　　 5月，华盛顿三方会议决定，拨给中国500架飞机。

　　 5月25日，罗斯福将缅甸作战计划通知蒋介石，但未告知详细计划。其中指挥权属谁?以及英国是否出动海军在南缅甸配合作战等问题都不清楚。

　　 于是，蒋介石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向史迪威索取英美参谋团会议记录，海军使用兵力预定表，但史迪威先是不给海军兵力表，后经商震再次索取，史才全部交出。对此蒋介石极为不满，到了“阅之痛恨”的程度。这便是今天--1943年6月28日日记的渊源。

　　 【8月11日】

　　 此一谣言，耸动美国当局。美国参谋首长马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切。

　　 蒋介石虽对史迪威耿耿于怀，恨之入骨，但也不大敢过分得罪他，因蒋深知史迪威乃是马歇尔的人，马歇尔又是罗斯福所言听计从无比信任的人，积多年之经验，蒋介石知道其中利害，不能因得罪史迪威而得罪美国，因时下他正需要美国的支援。

　　 于是，蒋介石一方面为了安抚中国远征军，派何应钦到印度向中国将领传达他的意旨：现在仍然需要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先领取美国的武器装备，并利用美国训练机构把官兵都训练好，团结自己官兵，自己内部暗中保持整然系统。凡中国军官与美国人有摩擦者，暂时调换职务……。总之只要把武器装备拿到手，美国人最后总不能把我们的部队带走等等。

　　 另一方面，蒋介石唯恐史迪威的态度影响到罗斯福，尽管罗斯福现已向中国拨来500架飞机。而且罗斯福还于5月18日向宋子文告知四点决定：

　　 (一)自7月1日起，经由印度对中国的空运，每月增加到7000吨，其中5000吨供应陈纳德的空军，其余2000吨属于陆军。

　　 (二)印度阿萨姆机场如能按期完成，则每月空运应增加到10　000吨。

　　 (三)5月、6月两个月的空运物资，除每月以500吨供应陆军外，其余悉数分配空军。

　　 (四)反攻缅甸计划，决定年底会同英军实行。

　　 虽然罗斯福眼下热心援助中国的态度没变，但难保不受史迪威和马歇尔的影响，今后有所更变。蒋介石出于此，乃给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拍去电报，嘱她不着痕迹地让罗斯福明了其情况，电文如下：

　　 “史迪威在华，如只对余个人之不能合作，则余为大局计，必能容忍与谅解，不足为虑。但其态度与性格对中国全体之官兵与国民成见太深，彼始终以20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中国革命之军民，不只动辄欺侮凌辱，而且时加诬陷与胁迫，令人难堪。……

　　 “彼根本不信华军能作战，更不信华军能有胜利之望。彼之心理既对华军绝无信心，若再欲其指挥华军，以求胜利，岂非缘木求鱼?……

　　 “然余为史事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诫，令与史氏合作，且尊重其意旨，俾史氏工作得以顺利推进，自当用尽心力，维持友谊；唯长此以往，若时时发生此种误会，则有不胜防制之苦。故余为大局之前途，为作战之胜利计，甚望罗斯福总统明了此中真相与现状。”

　　 蒋介石满以为经此番“夫人外交”，可以彻底压制史迪威，坚定罗斯福援华的信心。不想风波再起：

　　 在此之前，史迪威向华盛顿送达这样一份报告：

　　 “中国人在军事上犯有最基本的错误--首先，他们忽视战略战术的基本原理；并不懂得援助武器的用法；轻视军事情报；司令官与暮僚之间没有明确的命令系统；没有建立情报网；运输车辆和武器都未具有战备状况。”

　　 接着是，史迪威的助手戴维斯在华盛顿发起“揭露中国真实情况运动”，批评蒋介石集团腐败丑行。

　　 最中要害的是，史迪威把蒋介石利用美国援助的钱并不是利用在抗日上面，而是壮大国民党军队，储存丰富物资准备抗战胜利后消灭共产党的这一事实通过马歇尔报告给罗斯福。

　　 正是这个时候，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兵遣将向陕甘宁边区发起进攻，并欲攻取延安。

　　 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中外人士揭露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并将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于是引起美国政府公开声明：美英武器不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以示抗议。苏联也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

　　 这是铁的事实，并非什么谣言蛊惑所致，也非美国参谋长马歇尔被史迪威所煽动。一切的后果，当由蒋介石本人负全责!

　　1943年 2

　　 【9月11日】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时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之目的达矣!

　　 故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万不宜公开或正面的方法以求解决也。

　　 1943年春，欧洲战场形势很好。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一个关键的划时代的战役，苏军从此开始了战略反攻，迫使德军转入战略防御。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转折。

　　 1943年5月13日，北非战场上最后一部分德意法西斯军队向同盟军投降。

　　 7月10日，美英联军一鼓作气，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

　　 8月16日占领全岛，并威胁整个意大利本土。这一形势加速了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终于把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赶下了台。

　　 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盟国投降。至此，欧洲法西斯阵线土崩瓦解。

　　 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鼓舞人心。美军1942年五六月间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斗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随着1943年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2月间，美军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日军在此岛遗留下战死、饿毙的25000具尸体而败退；其后，在联军反攻之下，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东部的日军皆陷入死亡边缘的苦战境地。由于美国海空军的封锁，日军补给断绝，太平洋占领区粮食、弹药储存殆尽。整个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迫使日军转入了战略防御。

　　 4月18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所乘飞机在所罗门岛上空被美军飞机击坠毙命。

　　 5月29日，阿留申岛和阿图岛的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

　　 盟军在太平洋一带恢复了制海、制空权，为日军所占领的一些岛屿相继被夺回，缩小了对日本的包围圈。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在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人民战争的打击下，受到很大消耗和削弱，其部队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士兵投降自杀者日益增多，战斗力大大下降。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形势，全世界的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蒋介石当然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心中暗忖，中国抗战的胜利已稳操胜券，最可怕的敌人再也不是日寇，而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他尤其担心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全国人民更加觉醒，共产党和民主力量更加壮大，其独裁统治将难以为继。于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蒋介石为大造“反共”舆论，于1943年3月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是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依照蒋介石的旨意捉刀代笔、又经蒋的审阅修改而成。

　　 这本书共八章，近20万字。内容是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变化的认识以及满人入主中原后，对中国民族意识的摧残、中国的迅速衰弱以及中国的各种不利影响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意义。书中还介绍了民国和北伐历史以及他“反共”的原因；“中国革命”的根本哲学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但，终归一点，即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污蔑共产党为“奸党”，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奸军”、“新式军阀”，污蔑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割据”，并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说到这，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恰恰是蒋氏自己!

　　 不是吗?《中国之命运》发表的同时，蒋介石密令其包围各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线部队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进行严密封锁，阻止其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抗日的人民军队，如不可能时，即将共产党军队向敌伪后方压迫而封锁之。

　　 3月上旬，驻华中阜阳、蒙城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越津浦铁路东犯淮北抗日根据地。

　　 与此同时，淮阳地区的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部也乘日军对苏北进行“扫荡”之机而西犯，侵占了苏北淮海区宿迁以东的里仁集、东道口等地，企图与王仲廉部会合，建立洪泽湖畔的新“反共”阵地，切断苏北和淮南根据地的联系。

　　 3月中旬，韩德勤率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保安第三纵队西渡运河，进占淮北中心区青阳镇以北的金锁镇、界认集、山子头地区。并令第八十九军赶赴灵壁以北，接应王仲廉部。顽军所到之处，大肆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抗日军民，从而激起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

　　 为粉碎王、韩东西对进的阴谋，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总部决定王、韩两部会合前，先给韩部以沉重打击，然后移兵阻止王部东进。

　　 3月17日夜，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在第二师、第三师各一部配合下，对山子头一带的韩部进行了自卫反击。

　　 18日上午，新四军俘韩部官兵1　000余人，韩德勤本人也被生俘。迫使王部及韩之余部仓皇逃跑，从而粉碎了顽军建立“反共”阵地的图谋。

　　 山子头自卫战后，新四军仍以团结抗战为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释放了韩德勤，归还其部分人员、枪支，并划出睢宁、宿迁之间地区由其驻守，以促其与新四军共同抗日。

　　 4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乘日伪军对苏南茅山根据地进行“清乡”之机，调动其第二十三集团军的第二十八军的两个师向溧阳、溧水地区进犯。新四军第十六旅奋起自卫，激战3昼夜，将顽军击退。

　　 5月，蒋介石在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的同时，又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向皖北出动，经冀鲁豫边区进犯山东抗日根据地。李部主力对微山湖西抗日根据地实行三面包围，但在冀豫鲁军区主力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一部的有力反击下，进犯被击溃。

　　 蒋介石“反共”的军事行动连连受挫后，一方面作积极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准备；一方面又在作“反共”的舆论准备。

　　 5月5日，共产国际根据反法西斯战争需要，做出蕴藻浜《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蒋介石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于是，他指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将这一消息广为刊布。

　　 与此同时，蒋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拟定了《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提出“利用第三国际解散时机”，“在军事上施极大压力”，“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达到“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使“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其他部队一律编遣”的目的。1943年6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

　　 同时，蒋介石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调兵遣将，准备在共产党八路军不肯就范时袭击延安，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

　　 据此，胡宗南先后从守卫黄河河防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第二线部队中抽调10个师，加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线兵力，并分三步夺占陕甘宁边区。

　　 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

　　 15日，何、白、胡检阅了驻耀县的部队。可以说是磨刀霍霍、咄咄逼人。

　　 18日，胡宗南又在洛川召开了作战会议，并决定在洛川、黄陵、宜君、同官、耀县、淳化等地设置兵站派出所，在络川、宜川、韩城设立野战医院及抢修同官境内的咸榆公路。

　　 6月底至7月初，国民党军连续派出小部队对边区进行侦察袭扰，并炮击关中军分区警戒阵地。

　　 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月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至此，蒋介石集团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达到顶点。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企图和动向，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及“有理、有利、有节”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一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一面在军事上作好自卫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准备。

　　 7月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以使之提高警惕，作好迎击准备。

　　 同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大后方人民和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揭露国民党军进攻边区，挑动内战的阴谋。

　　 7月4日和8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分别致电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其发动内战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与警告。

　　 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边区的宣传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开展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支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

　　 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

　　 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立即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纷纷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大后方人民和爱国人士也纷纷集会和发出通电反对内战，反对分裂。

　　 与此同时，边区军民迅速作好迎战准备。

　　 6月，中央军委调第258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加强防御力量。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八路军由晋察冀、太行山等地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也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与此同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向大后方人民及中外人士揭露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反共”内战的阴谋，并将朱德致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文，送交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朱德在电文中指出：蒋介石“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并使英美苏各友邦之作战任务亦将受到影响”。1943年7月6日，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电。

　　 7月7日，重庆的中外记者在抗战六周年纪念会上，纷纷质问国民党官员。美英苏等为使中国继续抗战，消耗和牵制日本力量，以利其欧洲及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因而，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美英武器不能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加之陇南民变蜂起，使胡宗南不得不抽兵前去弹压，这样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兵力从而削弱。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边区军民有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对边区的大规模进攻。

　　 7月10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

　　 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虽被制止，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华中的“反共”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7月8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再令位于鲁西南成武、金乡地区的李仙洲部东犯山东抗日根据地，妄图占据鲁南山区。

　　 7月中旬，李仙洲又令巨野以南的第二十一师及山东保安第七旅等部队和丰县、砀山地区的第九十二军之一部在南天宫庙地区集结，准备东犯。为阻顽军东进，7月24日冀豫鲁军区集中部分主力，开始发起反击。

　　 8月9日，李仙洲遭到打击后，分三路南撤。

　　 9月13日，山东军区鲁南部队向3月间进占滕县、峄县地区的顽军142师主力发起反击。

　　 8月18日，将顽军击溃。

　　 8月底，李仙洲部主力撤到砀山南北地区。

　　 在华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于7月上旬积极部署对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进行“围剿”，并在罗田以北的滕家堡设立“清剿总司令部”，以其副总司令刘和鼎为总指挥，集中第三十九军、第八十四军的4个师、2个挺进纵队向黄冈、浠水和广济地区进犯。

　　 面对顽军大规模的进攻，新四军第五师坚持严正自卫立场，采取深入顽军后方调其回援，抓住顽军弱点相机予以打击的方针，展开了反顽作战。各路顽军深入抗日根据地，但却找不到新四军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弄得大部队疲惫不堪。8月中旬不得不停止进攻。

　　 9月初，顽军又增调兵力，重新部署，继续进犯根据地。新四军依然采取疲劳战术先后在鄂东、鄂南、鄂北和豫南等地，进行50余次袭击战，阻挠疲惫顽军，迫使其停止了“围剿”。

　　 这次“反共高潮”之所以被击退，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在政治上展开强大攻势，及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挑起内战的阴谋，并有力驳斥其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之无耻诽谤。动员解放区军民和大后方人民进行坚决斗争唤起国内外舆论对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并促使美英等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在军事上坚持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并做好充分反击准备，对于一切敢于进犯的顽军予以坚决还击。从而打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并使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立于主动地位，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赞扬。

　　 蒋介石在这次“反共高潮”中不仅损失了军队，而且丢尽了脸。他就是在这种难堪的情况下写这篇日记的，在这里，他自欺欺人，倒打一耙，结果是欲盖弥彰，令人齿冷。

　　1943年 3

　　 【9月12日】

　　 “此其必受共匪所主使，而且其语有威胁之意。余不屑驳复，乃置之不理，表示拒绝其干涉之意。但可知中共之欲毁坏中央之宣传方法，已无孔不入，无所不为矣!余唯一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

　　 美国政府在反法西斯胜利之前，是不希望在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的。更不希望利用美国援助抗日的物资去进攻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在华美国人--不止是史迪威一人，纷纷向美国政府反映，如战端一开，蒋介石未必能打败共产党。美国总统决不希望蒋介石垮台，如其垮台，美国的长期投资将付诸东流。因此，竭力制止中国的大规模内战爆发。

　　 1943年8月11日，马歇尔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事究竟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

　　 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军队调往山西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

　　 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是“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和“干涉”。

　　 但是，蒋介石深感形势对己不利，再一意孤行下去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于是，不得不停止军事进攻。

　　 同一天(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宣称：“中共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林彪再次去重庆，恢复了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谈判。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迫停止了。

　　 蒋介石在9月12日日记中写下的“以正气主之，毫不为动”等语，活画出了他本人在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失败后的那副既无可奈何又死不服输的可笑嘴脸。同时也暴露了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主意已定，誓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到底。

　　 【10月16日】

　　 “余直告其1年半以来，为史隐忍已极，然总不能使其与我军精诚合作，殊为遗憾之至。”

　　 1943年夏，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开始加强对法西斯轴心国的反攻。中、美、英三国商定，准备11月份开始全面反攻缅甸。英美出动海军在空军配合下从仰光登陆，进攻南缅。中国出动陆军进攻北缅。南北夹攻，收复缅甸。蒋介石对此颇为满意，这样即可打通滇缅公路，美国大量军用物资可运进中国。他随即调动国民党第二军、第七十一军向滇西集中，准备11月入缅作战。

　　 同年8月19日开始，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六天高级会议。主要讨论中、英、美今后对德、意、日作战问题。这次会议，虽然未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为此蒋介石让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向英美提出抗议，说中国既为盟国，理应以平等地位参加会议。英美敷衍搪塞而已)，但决定了1944年2月在缅甸发动对日军的反攻。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由于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英国出于本国利益，重视欧洲战场，拟提前从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于是它与美国商定，取消与中国联合全面反攻缅甸的军事计划，只限于反攻北缅，而把主要兵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美国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的军用物资。宋子文在美国得此消息，便急电蒋介石，蒋阅电文后大骂英国“反复无常”、“欺人太甚”，骂丘吉尔是“狡猾的狐狸”。

　　 但不管怎样，反攻北缅已为定局。同时，中、美、英三国决定新设东南亚战区。罗斯福、丘吉尔联名致电蒋介石说：已决定派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兼任副司令。还说蒙巴顿即将赴重庆面陈魁北克会议精神。蒋介石对这样的决定略为满意，但对史迪威的兼任，大为不快，认为这样史迪威将更加狂妄专行了。并打算找机会从中作梗，降低史迪威的威信。

　　 1943年10月16日，蒙巴顿携带丘吉尔手书偕同美国代表，美国空军补给司令索摩维尔中将抵达重庆，参加战略会议。

　　 蒋介石看到中伤史迪威的机会来了，于是乘此会议之际，蒋介石和索摩维尔详细地谈了史迪威的问题。他讲，自己忍耐着史迪威的侮辱言行，已经是到了极限：即使再强忍下去，不仅毫无用处，而且会影响到中国军队的士气，妨碍抗日战争。并向索摩维尔表示，有可能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这便是蒋介石这篇日记的背景。

　　 至于这次重庆会议并未得出好的结果。蒙巴顿在会上极力说服蒋介石让中国单独从北缅发动对日作战。蒋介石坚决表示，如果英美不以充足的海空军控制孟加拉湾，进攻南缅，中国军队决不单独在北缅发动攻势。会后蒋介石对何应钦说：这又是英国的一个骗局，我们不能上当。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军事计划，遂被放弃。

　　 【10月17日】

　　 “最后允史悔改留任，重加信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乃知安危成败之机，全在最后5分钟几微之间也。”

　　 10月17日傍晚，蒋介石又和参加三方战略会议的美国空军补给司令索摩维尔商谈了约1个小时，蒋介石向其明确表态，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当天晚上，蒋介石召见了史迪威。不想史迪威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坦率地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声明今后绝对服从领导，其态度极为恳诚。蒋介石乃又取消撵走史迪威之意，“重加信用”。

　　 【10月18日】

　　 “与索摩维尔续谈史迪威事--准其悔过自新，取消昨日之议；彼乃欣然，其感余对史宽大为怀之精神”。

　　 10月18日，即蒋介石与索摩维尔谈话的第二天，由于史迪威承认错误，并声明今后绝对服众领导，蒋介石向索摩维尔告知，他已原谅史迪威，不再计较前嫌。

　　 从此，蒋介石与史迪威之争告一段落。

　　 【11月13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

　　 在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提议战后应以中美苏英四国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丘吉尔表示同意。

　　 9月，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提出中美苏英四强宣言建议。但莫洛托夫不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因此宣言未能通过。

　　 10月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讨论欧洲战后问题。会中赫尔又一次提出四强宣言建议，苏联外长仍不同意，赫尔当即离席而去，苏外长无奈表示妥协，同意了四国宣言建议。

　　 10月28日，在莫斯科所举行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接近尾声时，蒋介石接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来电：

　　 “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得能有裨于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也。我当不知斯大林能否与吾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之下，余极望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良好地点，……会议日期约为三日，……并祈极守秘密为盼!”

　　 10月30日，四强宣言通过。中方由驻苏大使傅秉常与三国外长共同签署。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由四国共同维持世界战后和平。

　　 蒋介石如今跻身于“四大强国”领袖之一，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四巨头”国际会议，受宠若惊，踌躇满志。于是，蒋介石立即对罗斯福10月28日建议回电答复“同意”。

　　 11月1日，蒋介石又接到罗斯福电报，却显示情况有微妙变化，电文如下：

　　 “我尚未接获斯大林元帅之明确回答，但丘吉尔与我仍有会晤阁下的机会，我望阁下能决定11月26日，约在开罗邻近之处，与丘吉尔及我相晤。”

　　 接着，罗斯福为召集开罗会议，又分别邀请丘吉尔、斯大林参加。斯大林因对蒋介石有蔑视之心，不愿和蒋同席，拒绝参加，丘吉尔同意参加。

　　 蒋介石对苏联反对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斯大林又坚决不与蒋同席开会，蒋介石认为这不仅是对他本人的藐视，同时也是对中国的一种难以容忍的歧视。因此心中感到怏怏不快。

　　 其实，斯大林回避与蒋介石在一起开会，还有另一层“难言之隐”；意在麻痹日本，使之放松对苏联的警惕，保证西伯利亚一线不受日本侵犯，从而使苏联力量集中在欧洲战场上。

　　 11月9日，罗斯福第三次给蒋介石发电报。电文如下：

　　 “我于二三日内即将前往北非，望于21日抵达开罗，丘吉尔将晤我于此。我与丘吉尔拟于26日或27日在波斯与斯大林相晤。故我殊愿阁下、丘吉尔与我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

　　 11月12日，蒋介石接到赫尔送来的正式邀请，蒋介石决定参加这历史性的“开罗会议”。此刻的蒋介石兴高采烈!

　　 【11月17日】

　　 “余此去与罗、丘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

　　 11月12日，即在接到赫尔送给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邀请的同时，曾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为就开罗会议预先交换意见而来到重庆。赫尔利除解释罗斯福的用意之外，并说明：关于亚洲问题，中英两国如有分歧，罗斯福可以第三者的地位从中调解。

　　 蒋介石以“无求于人”的方针，与赫尔利先后谈了6个小时。会谈后，赫尔利向罗斯福报告如下：

　　 “(一)蒋介石与中国人民赞同民主自由原则。

　　 “(二)蒋介石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总统当然赞同民主与自由，但为了联合作战，或许暂时须与帝国主义及共产主义国家合作。

　　 “(四)蒋介石了解：未来联合国的合作与团结，端赖罗斯福总统同化而消除不同思想的能力。罗斯福必须找到能使四强所一致同意的原则；在寻求这些原则时，罗斯福必须有广大的活动自由。……”

　　 11月14日，中国方面对于将在开罗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整理概要如下：

　　 “甲、战略方面之主要提案：(1)反攻缅甸海陆军同时出动之总计划。(2)成立中、美、英三国联合参谋会议。

　　 “乙、政治方面之提案：(1)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2)保证朝鲜战后独立。(3)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

　　 “丙、筹建战后有力之国际和平机构。

　　 “丁、对日本投降后处置之方案。

　　 “戊、中、美经济合作之提议。

　　 “己、对美租借物资之提案。”

　　 另外，讨论的问题，以与中、美、英三国都有关系者为限，决定避免提出香港、九龙、西藏等中、英两国间的悬案。

　　1943年 4

　　 【11月23日】

　　 (一)

　　 “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如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该归还中国；唯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之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实较我专管为妥也。朝鲜独立问题，余为此事特别注重引起罗斯福之重视，要求其赞助余之主张，使朝鲜人民达成独立之目的。”

　　 11月23日夜晚，罗斯福与蒋介石会谈的内容中，蒋介石所最为关心的是领土归还问题。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

　　 在这一问题上双方能达成协议，蒋介石极为高兴。

　　 在领土问题上，蒋介石所持的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二)

　　 “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余首言：此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但彼(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焉。余亦不便表示可否也。”

　　 11月23日，开罗会议开幕的晚上，蒋介石和罗斯福进行了会谈。在座的有宋美龄和罗斯福的秘书萨姆纳?韦尔斯。

　　 晚7时共进晚餐，一直谈到午夜零时，气氛融洽。

　　 会谈主要话题，是日本的天皇制问题。

　　 罗斯福提到：美国国内已在传播着对日本天皇追究战争责任的舆论，不容忽视。日本的天皇制是保留还是废止?特征求中国的意见。

　　 蒋介石坦白地答复罗斯福说：“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干预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接着他又说：“如果日本国民族能起来对他战争祸首的军阀而革命，推倒它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灭他侵略主义的根蒂，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

　　 关于罗斯福的态度及蒋介石这段讲话的宗旨，蒋介石在1944年1月发表的《民国33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作了追述：

　　 “罗斯福总统也深以为然。我们这个主张，完全是根据于1942年联合国宣言精神。我今天发表这段谈话，就是要我们军民认识--我们这一次战争的胜利，不但要解放所有被敌寇侵略奴役的民族，同时要拯救日本国的善良无辜的人民。”

　　 罗斯福在与蒋介石会谈中进一步问到：“那么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到明天的会议中讨论呢?”

　　 蒋介石回答说：似乎不必列入正式议题。

　　 开罗会议采纳了蒋介石的意见，“确定了“日本国体由其民族自决”的方针。

　　 会谈的另一个话题，是对于日本的占领问题。

　　 罗斯福提议：派军进驻战后的日本一节，应由中国为主体，但蒋介石则坚持日记中所言，对日本本土驻军监视问题“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他认为占领问题，是一个重要课题，应慎重研究。(三)

　　 “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问题之重心。余嘱其(罗斯福)尚须注重俄国今后之行动与事实为要，明告其余对俄不敢深信也。”

　　 在23日晚间的会谈中，蒋介石向罗斯福说明了国民党军队为什么非监视共产党军队不可的理由，罗斯福对蒋介石以重兵监视陕甘宁边区表示不能理解。

　　 罗斯福最后希望蒋介石建立一个国共两党合作与统一的联合政府。

　　 蒋介石说如果苏联不插手东北，则可予同意。

　　 罗斯福当即表示：他可和斯大林洽谈。但蒋介石对此表示怀疑。

　　 关于对待中国共产党问题，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使蒋介石很失望，并有所忧虑。怕由此而失去美国的援助，所以只好提出如果苏联不加干涉，这问题不难解决。

　　 从这次会谈后，罗斯福对蒋介石的信心大不如从前了。他认为蒋介石政权“对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但他还认为支持中国局面的，除了美国，只有蒋介石了，不管蒋介石的视野多么“有限”、“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多么糟”，他仍然是战后唯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的人。因此，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的联合政府的希望。

　　 【11月24日】

　　 “当宴会之前，彼曾导余至地图室，告余以攻缅时期及其海军各舰艇数字之大略。余问其海军登陆时期，彼乃告余须待至5月间，不禁大失所望。

　　 “宴后，丘又导余至地图室，指示各战区海陆空作战之现况；其实，此等语皆余所熟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约1小时之久，最后谈到反攻缅甸时海军登陆预想之各地点，而未肯明确告余。……

　　 “丘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萨克逊之典型人物。虽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总统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1943年11月18日上午11时，蒋介石自重庆乘飞机启程，飞往开罗。随行者有宋美龄、王宠惠、董显光等10多人。途经阿格拉、卡拉奇各留一宿后，于11月21日上午7时5分在开罗郊外的培因机场着陆。史迪威、商震等人已先一日抵达开罗。

　　 当天(21日)下午3时半，丘吉尔也抵达开罗。

　　 同日下午6时半，蒋介石先往拜会丘吉尔，当时在座的有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谈话约30分钟，除初次见面寒暄之外，并对国际形势交换了一些意见。

　　 11月22日上午，罗斯福抵达开罗。

　　 11月23日上午11时，开罗会议正式开幕。会议在可以眺望金字塔的米纳饭店举行。在该饭店附近新设了高射炮阵地及雷达基地，并驻有英军一个旅，戒备森严。

　　 会上，首先由罗斯福致辞。接着由蒙巴顿报告英国方面在拟议中的反攻缅甸计划。

　　 英国的计划是，在1944年1月中旬，中国军队向缅甸北部，英军向缅甸西部同时进攻，预期在4月间收复北缅。

　　 这计划对蒋介石来说是大失所望的，蒋介石早就主张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夺回包括仰光在内的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

　　 蒋介石在当日(23日)的发言如下：

　　 “余之意见：如海军未集中，则陆军虽已集中，仍乏胜券。吾人须知，敌人决不轻易放弃缅甸，盖敌人如在缅甸事败，则彼在华南、华中皆将不守也。……敌人之生死战场有三：一为缅甸，二为华北、三为东北。缅甸之重要于此可见；是故陆军与海军必须同时集中。”

　　 这是蒋介石针对丘吉尔最关心的是不让日军进入英属印度，以及收复新加坡陷落基地，只要求中国单独在缅甸北部作战，牵制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行了的自私心理而发的。

　　 蒋介石在向丘吉尔提议中强调指出：在陆军反攻缅甸的同时，英国宜采取向孟加拉湾出动海军，夺得制海权，切断日军补给线，自南北两面夹攻缅甸的海陆协同作战。

　　 丘吉尔当即表态：“英国海军集中时期，当在春夏之间”但接着又说：“海军集中，事关机密，不便在此宣示，其详细内容，容俟面告。”

　　 这天的会议到此结束，关于反攻缅甸成了一项悬案。

　　 会后，蒋介石曾与丘吉尔连续举行三次会谈，以求早日见诸实现，但丘吉尔始终对“陆海军同时行动”一节未作明确答复。

　　 11月24日，丘吉尔举行晚宴，其情况正如蒋介石日记所述。

　　 【11月25日】

　　 (一)

　　 “彼(罗斯福)对余慨然叹曰：‘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吉尔的问题。’又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彼且郑重表示其对于殖民地政策极不以为然。言下对于将来东西方民族问题颇有忧色；余因慰之曰：‘这是时代问题，时代总是前进的，只要时间到来，总是会解决的。’请其不必悲观。”

　　 丘吉尔在讨论开罗宣言草案时，对于“东北四省、台湾等归还中国”以及“使朝鲜独立”等措施表示反对，而坚持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及“脱离日本之统治”就可以了。对于这种态度，蒋介石十分不满。

　　 11月25日下午，罗斯福和蒋介石单独会谈中，对于英国这种态度，罗斯福向蒋介石深致慨叹。同时他表示，中国应取得四强之一的地位，平等地参加四强机构，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欣然同意。(二)

　　 “上午11时，丘吉尔首相、蒙巴顿勋爵、艾登外相来访，先谈反攻缅甸计划，余力劝丘氏提早其海军登陆时间，彼虽未如前日之复绝，然亦未能明允也。

　　 丘吉尔这次来访对反攻缅甸一事如此消极之原因有二：

　　 一、丘吉尔原本想与罗斯福单独会商，决定以欧洲战场为优先的对德战略之后，再行研究缅甸战事；不料，罗斯福却把与中国会谈放在前面，而把丘吉尔放在后面，因而他显得不热心。

　　 二、英国正准备夺取孟加拉湾的安得曼群岛，进而攻向苏门答腊，以谋收复新加坡的大规模海军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是得到美国方面赞同的。对反攻缅甸因无大利可图而不热心，但对于中国则密不宣。

　　 11月25日(即英国来访后)，居间调停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反攻缅甸战事向蒋介石保证：“在陆军反攻北缅时，英国海军必能在南缅同时行动。”

　　 虽然中国的建议已被采纳，但蒋介石怀疑是否是一张空头支票，丘吉尔未能直接“面告”便是一大疑点。

　　 【11月26日】

　　 “与罗斯福会谈至4时半，丘吉尔、艾登(英国外相)、贾德干(外次)、哈里曼(美驻苏大使)及王秘书长宠惠(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皆到会。

　　 “彼等已将公报(宣言)草案商讨修正，乃即日艾登在会中朗读一遍，余与罗、丘二氏皆同意，遂作为定稿，唯须待罗、丘与斯大林于德黑兰会谈完毕后，再约期公布；余允之。乃即与罗斯福总统作恳辞道别。”

　　 11月26日下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做最后一次会谈，决定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处理事宜以及为战后建立世界秩序树立大方向的《开罗宣言》。此宣言草案经商讨修正后终于定稿。但还不能发表，必须在德黑兰会议上经斯大林同意才能公布。然而德黑兰会议未邀请蒋介石参加，也没有向蒋介石征求任何意见，美、英、苏三国擅自删改了开罗宣言。甚至罗斯福与斯大林决定苏联出兵东北，可以得到东北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等内容都未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这使蒋很恼火，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歧视与辱慢。

　　 【11月30日】

　　 “此次在埃及所经各地最大之感想为，英国在世界之势力强固与远大，得窥一斑；而亚、非二洲之回教国民，皆使之服从听命，其魔力实不可思议，不能不令人惊叹。东方民族欲求自身独立自由，言之何其易也。……

　　 “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英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

　　 “是以罗斯福总统虽保证其(英国)海军在缅甸登陆，与我陆军一致行动，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并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军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

　　 “然而缅甸反攻时期，此心断定其非至明年秋季决无实施之望也。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由此日记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对英国真是看透了，恨透了，因此在言辞上极尽挖苦而后快。

　　 在开罗，蒋介石与丘吉尔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共同反攻缅甸。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丘吉尔只要求中国单独在北缅牵制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行了，因此不接受蒋介石的任何一项意见。缅甸不能收复，滇缅公路打不通，美国援华物资就不能运往中国，这就破坏了蒋介石要囤积物资以供将来内战之用的计划。所以，蒋介石恼羞成怒，怨恨异常。

　　 1943年11月26日下午，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定稿通过(该宣言12月3日公开发表)。宣言中说：“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所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掠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国转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11月27日，蒋介石一行乘飞机离开埃及返渝。

　　 11月28日至12月1日，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了美英苏三国第一次首脑会议。会上，由于英国的极力反对，罗斯福口头向蒋介石保证的协同反攻缅甸告吹了。

　　 蒋介石在写这篇日记(11月30日)时，还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反攻缅甸的计划已破产，因此，自回重庆以来，他逢人就讲，说在开罗得到美英两国的保证(其实只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厢情愿的口头许诺，丘吉尔压根就没有答应过)，将协同反攻缅甸。当然，蒋介石也将信将疑，在日记中流露出“余明知其不可能而姑且信任之”的话头，并且“不愿以‘英海军如不同时登陆，则我陆军部队亦停止行动’之语出诸吾口，以为其他日推诿之口实”。

　　 【12月4日】

　　 “昨日--发表开罗会议公报以后，中外舆情无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寸衷唯有忧惧而已。”

　　 《开罗宣言》于1943年12月3日正式发表。其内容有：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使朝鲜自由与独立；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坚持长期作战等项，以中、美、英三国大同盟国的名义提出。

　　 从宣言看，苏联获利最多。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争取到英、美于1944年5月1日开辟第二战场的决定，美国以太平洋战场为核心，后在太平洋收复的岛屿上设飞机场，继续轰炸日本本土。所以，开罗、德黑兰会议后，中国战略地位下降。美国拒绝了给蒋介石10亿美元的贷款。英国则将中英联合反攻缅甸计划一笔勾销，将重点转向欧洲，连兵员物资也一起转走。这些，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从这点上看，蒋介石在会上与丘吉尔所反复会谈的等于白费，蒋认为自己被人耍了。

　　1944年 1

　　 【2月5日】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陷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奋拼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着。而此最后一着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家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余必为智勇兼全者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唯道与义而已；唯能以道与义自持，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唯狂直愚拙乃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

　　 蒋介石自己说他十八岁而知有“王学”，以后在日本看到海陆军军官都读王阳明之《传习录》，于是他也效仿。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王阳明的信徒。台北之草山经他住过，即改名为阳明山，也可见得他仰慕之真切。

　　 本日记全未提及王阳明，可是先采取行动，次考虑后果的方针，与日人心目中的王学如出一辙。而且内中的“瞑眩瘳疾”，亦即乱开药方治病，出自《书经》“药勿瞑眩，厥疾弗瘳”，尤其自认其行动不合逻辑。

　　 其实蒋胸有城府并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鲁孟浪，以下还要提及。只是他因着王阳明的影响，提倡“坚苦卓绝”全从主观着眼，以不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事实，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东江之役、北伐之役与抗战胜利，也使他在无数西洋人面前和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前产生深厚的隔膜。即是他与蒋夫人情爱弥笃，有时他之执拗仍使宋美龄不能完全信服。

　　 1943年12月16日史迪威在他日记中写出，蒋夫人曾承应设法改变蒋氏，她甚至以美国语气说出：“除了谋杀他之外，一切都来！”(此时夫人亦衔蒋命前往说服史迪威,使他向蒋道歉)。多年之后，蒙巴顿爵士接见涂克门女士，他追忆到开罗会议时，曾与蒋商谈，由夫人翻译。及至蒙氏说及雨季之前空运吨数不能如中国要求时引起蒋夫妇之间一段冗长之讨论。后因蒙氏催促，夫人出于无奈，只好说：“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季！”此段并非说蒋氏不知世间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认以雨季为借口，延迟军事行动。这一点须与蒋介石所受日本军事教育之经验对照，方可彻底了解。

　　 【2月19日】

　　 最近共党对美国宣传鼓励干涉我国内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国派视察团到延安，实地调查真相。此次共党政治攻势，国内外互相联络，可谓最大最猛之一击，非毅然拒绝并乘机予以反击，决不能平息此风潮，贻患且将无穷也。

　　 1944年2月罗斯福正式通知蒋，请准予美国军方派视察团往“山西陕西一带”巡视。此提议发动于当年正月，由戴维士之报告经过霍浦金斯而达罗斯福。蒋并未一口拒绝，只是借辞拖延。

　　 【3月28日】

　　 “下午5时后，史迪威来谒。对缅战获胜特致慰勉，并严正警告其拨发租借法案之武器，须遵照指示办理。--切不可只限于远征军之局部，而不顾其他战区也。”

　　 史迪威将军自3月18日任东南亚盟军副总司令以来，对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不战自溃，及对共产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他一贯反对蒋介石利用美援打内战。

　　 于是，他用美援物资武装了从北拱河谷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并亲自指挥入缅部队在胡康河谷打了个大胜仗。

　　 仗是打胜了，可蒋介石不满意于史迪威这种擅自挪用美援军事物资的独断专行之举。他不客气的对史迪威提出严正警告。

　　 【4月26日】

　　 此次会议自二十日起至本日止，计共七日，竟能在河南战事危急，外交局势不利，经济危机严重，本党内部分歧之中，茹苦饮痛，持志守约，渡此一关，故结果当属圆满。

　　 这是蒋介石在十二中全会闭幕时所写的日记。

　　 他所谓“持志守约”，乃是由于对日作战并非他一人之决策。他从未说及此种事业容易，当初学生游街，部下胁迫，百姓请愿，爱国人士说得义无反顾，他才毅然接受这艰巨的工作，并且提出“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所述并非改造社会，创造战时体制，而是精神胜于物质，人人咬紧牙关救亡图存。所以在他看来，无形之中，他与全国国民已订有一种国民公约。

　　 【5月31日】

　　 (一)古人以身苦心乐为修身养生之道，今余终日身劳心苦，毫无快慰可言，而又强颜悦容以应世，不亦殆乎，但终身有忧处，终身亦有乐处。天下无易事，天下亦无难事。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之恶果，在昔及反认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诸己而善运用之耳，何自苦乃尔。

　　 (二)上月为外交逆势最劣之一月，本月则为军事逆势开始之一月。于政治、外交、军事等之处置，获一难得之经验，此乃上帝使我动心忍性，自反自制之良机。余不仅不以为悲，而反增我自立自强之决心也。

　　 (三)患难危急之来，唯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丝毫依赖之心不仅无补于事而且成为他人之奴隶矣!此时除求其在我，力图自强以外，决无其他挽救之道。

　　 (四)豫长水镇敌寇之战车，完全为我中美联合空军所击毁，于是其占西安之野心亦被我阻遏，此乃大局转危为安最大之关键。美国空军之援助，末始完全无效耳。

　　 (五)豫战未完而湘战又起，敌寇既打通平汉路，其势必企图再打通粤汉路，以在东亚大陆决战之基础。当此严重局势，美国对于已存储在成都之区区空军油料犹靳而不予以济我燃眉之急，而两召史迪威，亦避而不来，唯陈纳德竭诚援华为可感也。

　　 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同为蒋介石内在力量之来源。我们站在唯物的立场看着他身为统帅，犹抱着唯心的宗旨，不免认之为迂阔。其实他从未在任何情形之下，完全抛弃现实。他的经常办法是先在抽象观念之中把消极的形态，说成积极，使他自己得到慰勉之后，再对付实际的工作与情况，有如他在日记里检讨1944年5月之所述。【6月16日】

　　 “昨晚，美超级空中堡垒(B-29)由成都起飞，轰炸倭国北九州之八幡制铁炼焦厂，唯47架之中有2架失踪，余皆安全返回基地。

　　 “又美海军在中太平洋倭委任统治地塞班岛登陆，是美已直向倭之心脏地区进攻矣!”

　　 1943年11月起，美国飞机就已不断轰炸日本本土。但由中国本土成都的轰炸机基地出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则是从1944年6月15日开始的。

　　 提起成都的轰炸机基地，必然要提到这基地的修建。这中间有一段插曲。

　　 1944年1月5日，罗斯福总统给中国政府发来一封信，正式拒绝了蒋介石对经济援助的要求。因为中国政府没能制止通货膨胀，没能取缔货币投机和修改美元与法币的十分不合理的汇率，同时没能充分承担缅甸作战任务。

　　 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不满意。他认为美国在做一笔“商品交易”，而且罗斯福在信中的措辞也不是一个盟国对另一个盟国的口气。因此，蒋介石愤慨地致函罗斯福，含糊其辞地警告说，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战争，并扬言要停止帮助修建美国在成都昆明等地的轰炸机基地。

　　 对于蒋介石要退战争的威胁，美国并没放在心上，此时的中国战略地位在美国人眼里已失去了原来的重要性；对于在中国修建B-29远程轰炸机基地，美国认为不可废止。

　　 关于修建机场的费用，原来中美有个协定，即由中国先供给美方所需物资与人力，用记账方式赊欠，战后一并结算。这时，蒋介石对美国不友好的态度予以回击，提出由于中国经济困难，要求美国拨还修机场的欠款。蒋介石派孔祥熙赴美办理此事。罗斯福不给蒋介石10亿美元贷款，但没有理由拒付修机场的贷款。可是美国财政部不同意按1美元兑换40元法币的官方汇率折算，因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120元法币。孔祥熙据理力争，说美国在华人员均按官价兑换，收进付出不应两价。罗斯福出于无奈，只得命财政部先拨还一部分，其余战后结清。孔祥熙为蒋介石索回1亿多美金现钞，立了一大功。但孔祥熙却借机大肆贪污，并以20元法币折算1美元的汇率，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发了国难财，造成轰动全国的“私分美金债券案”。但其结果只是撤下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此案不了了之。

　　 而当时为了修建B-29飞机机场，四川省从各地聚集了四十万民工。男女民工，还有童工，携带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用肩挑，独轮车推土，还有女工背上背着孩子整天砸碎石。机场占用了农民千百年来用辛勤的汗水开垦的良田。但为了抗日，中国的农民毫无怨言。九十天后，六座飞机场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蕴藻浜的自我牺牲，使美国人都赞叹不已。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的6月15日由成都起飞，执行轰炸倭国北九州之八幡制铁炼焦厂”任务的是美国军第二十航空队的超重级轰炸机群，从此以后，美军不断地由成都出动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以及东北鞍山等工业地区。

　　 另外，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已占优势，由于“跳岛作战”成功和艾塞克斯级航空母舰诞生，在太平洋掌握了海、空控制权，开始了向日寇心脏地区的进攻。这些都是可喜的，但也由此导致中国再陷困境。

　　1944年 2

　　 【6月30日】

　　 据其在各地观察及所得之报告认为：中国行将绝望。其悲观心理一至如此，此乃受其党反动宣传之影响；而我军事之失败，更是增加其失望也。

　　 困处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为最甚，不知尚有不测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实由于罗斯福总统被亲共分子所包围，以致其态度突变；因之，我国政治、社会心理动荡，继之以军事节节失利，遂致陷今日穷蹙之境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主张和这股力量合作，去抗击日寇，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种是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支持中国的反动势力。而罗斯福则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真正坚持抗日的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不但“不打日本人”，反而“把他大部分最精锐的军队驻扎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事实尽管如此，但罗斯福还是表示：美国在中国“不得不依靠”蒋介石。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V２，第146-154页。他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期间，曾经说过上述的那番话。

　　 然而，1944年3、4月间中国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正面战场战局不利，政局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开始实行局部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有了迅速发展。

　　 这一切，使罗斯福震惊和失望，当时美军在缅作战正处于艰苦阶段，他担心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会打乱美国的军事部署。为此，罗斯福一方面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并于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共关系”为名来中国活动，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对共产党问题寻求“和平解决”，缓和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加强抵御日本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方式诱使中国共产党把军队交给国民党。

　　 罗斯福的用心可谓良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可谓专注。但蒋反却误解了他，认为“其态度突变”，是“被亲共分子所包围”。

　　 蒋介石所说的“亲共分子”当然是指史迪威。

　　 然而，他判断错了，罗斯福是何等样人，岂能为他人左右?!若说罗斯福听了史迪威的话，也只能使他更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激烈斗争的现实。使罗斯福的对华大政方针，还是由他本人来拿，他不过是出于维护其美国切身利益，对政策做了调整。

　　 蒋介石与华莱士6月21日至24日围绕共产党问题作了四次长谈。

　　 华莱士首先表示美国、苏联对中国的看法：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听斯大林说起：苏联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希望国民政府容纳共党力量共同抗战。斯大林并明言，中国共产党无理论之立场，并非真正共产主义者，且与苏联无甚关系。斯大林表示：希望美国介入中、苏关系之改善，但此仅为从中疏解，而并非希望其居仲裁地位。

　　 “美国不轻易放弃对苏联的关系。但美国已向苏联表明：美中关系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决心承认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唯一政府，援助到底。

　　 “关于共产党问题，罗斯福总统绝无偏袒之意；如果国民政府同意，彼当不惜一试，以公正态度进行国共之调解。”

　　 对于华莱士的这番话，蒋氏依然讥为是“受共党反宣传之影响”，于是，他乘机说起共产党的坏话。他说：

　　 “国民政府原望与共党合作，但共产党不愿如此，到处非法乱行，反而宣传‘中央歧视共党’；且到处袭击政府军，而喧嚷‘被中央军攻击’；不听中央命令，为所欲为，却叫嚣‘中央不民主’。

　　 “共产党的阴谋目的，有下列四点：

　　 “一、乘抗战未胜之前夺取政权。

　　 “二、抗战失败，就是共党成功。

　　 “三、破坏国民政府信用，使中国孤立，以达其俄国独占之目的。

　　 “四、使美国政府与舆论压迫国民政府满足共党要求。”

　　 这真是颠倒黑白、贼喊捉贼的故伎重演。在他向华莱士说明国民政府对中共方针时，露出了“赶尽杀绝”的真面目：

　　 “一、中共军队接受政府指挥，归政府统辖，不准另有其他名目之军队。

　　 “二、陕北区域，不得擅设违背中央之别种制度，应于其区域内之商民营业、教士传教不加阻碍。

　　 “只要实行以上二项，则中央保障共党之地位，保障其受编之军队与其他军队同样待遇，而且还可同其他军队派遣美国军官为之训练。

　　 “三、只要共党无独立之军队，无割据之区域，此等军队与区域归还中共以后，则中央可提前实行宪政，不必待至战后一年之内。”

　　 这些话毋须诠解，华莱士听得很明白，但他还是要求国民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劝其接受调解与共产党合作，以加强对日作战。

　　 蒋介石找出种种借口拒绝接受，但在华莱士的坚持下，他勉强同意美国出面进行国共之间调解，但他却向美国特别强调如下要求：

　　 “一、中国人民之心理，视共党为国际化之第五纵队，而非真正本国之军民。

　　 “二、中共无信义，唯欺人以达其目的。罗斯福总统在调解方面，应充分考虑其所带来之利害。

　　 “三、我政府必委曲求全，对中共达成政治解决之方针。

　　 “四、甚愿美国不为共党之宣传所迷惑，借美国舆论及政府力量，以压迫我政府对共党迁就或屈服之阴谋。

　　 “五、对中俄关系，甚愿美国从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会议，自所希望。”

　　 对华莱士提出的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一节，蒋介石也勉强表示同意，不过，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中国两周的访问时间里，真正体会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真正涵义，对蒋氏有了进一步了解，他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

　　 华莱士经过思考后，从昆明向罗斯福发了如下电报：

　　 “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士虽然对国民党及蒋介石作了长篇大论的批评，但最后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影响”蒋介石。

　　 华莱士的结论，来自蒋氏的“自画像”，并非美国“亲”了“共”。

　　 至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中的“节节失利”也都算到“亲共分子”所造成的“政治、社会心理动荡”上来，也未勉过于牵强。说到底，不过是自己在中国的一种“遁词”罢了。

　　 【7月7日】

　　 本日为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美罗斯福总统虽仍来电祝贺，不料其又突来一电，即以中国战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并以一切租借物资置于史支配之，言明共产党员军队仍在其内；是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道；后来决心以缓和处之。

　　 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今日之事，唯有奋斗图强方能挽救也。

　　 这“突来一电”是指7月6日，罗斯福采纳了史迪威建议，给他发来的口气强硬的电报，电报中说：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包括共产军在内，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是的，“中国的情况”的确“非常严重”!自日本天皇于1944年3月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以来，蒋的军队连连溃败，日军6月下旬，乘胜南下进攻中国空军基地，交通枢纽中心、战略要地--衡阳。衡阳已是“大火熊熊，万丈红光，全城化为火海，尤以房屋坍塌与生灵涂炭，极尽人间惨状”蔡汝霖：《衡阳保卫战》，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守军伤亡惨重。进而，日军迅速侵占了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长沙的铁路线。

　　 蒋军的这种大溃败，给罗斯福造成很坏的印象，他认识到中国军队必须改组，蒋本人指挥无方，于是毫不客气地在“来电祝贺”“七七抗战7周年纪念”同时“又突来一电”。

　　 尽管如此，向一个主权国家指手画脚，并强硬地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但是，在此败北之际，急需美援之时，蒋介石不好硬顶罗斯福，而采取了“应付之道”：先是表示愿意接受罗斯福的建议；接着婉转地说明要有个“准备阶段”，否则将他的军队交出去，史迪威也指挥不好；最好，他向罗斯福要求派一名美国联络员，由联络员来“全权调整我和史迪威将军之间的关系。”

　　 罗斯福同意了，于是派赫尔利来华。当然这是后话。

　　 对这封不客气的来电，蒋氏大受刺激，感慨良多，他认识到“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亡无日矣!”他下决心要“奋斗图强”，然而，眼下，他还无法做到“自立自强”，因美援还在召唤着他，他也只能忍气吞声。

　　 【7月20日】

　　 此为敌国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征兆，不能不认为吾人之又一胜利也。

　　 此论为蒋氏1944年7月20日所记。日记中所提到的“此为敌国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征兆”之说，是指1944年7月18日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内阁被追究连战连败的责任而总辞职。蒋介石把这看作是“吾人之又一胜利也。”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一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被遏止，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

　　 在苏德战场上，苏军由防御转入了反攻。

　　 1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对德、意形成东西夹击之势。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日军顾此失彼，连连失利。随着美国在太平洋上对日反攻力量的增强，日本在南洋的海上运输线已被切断，甚至日本本土也频频遭到美机的轰炸。

　　 在中、缅、印交界的缅北战场上，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中、美、英积极组织打通中印公路的战役，连连取得胜利，该战区日军不仅遭受重大打击，而且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

　　 为策应缅北日军，保住一条陆上交通线，重振“皇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军威，日军发动了“1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以求一逞。

　　 在太平洋战场上，从1943年6月份开始，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部队不断加强了对日军的进攻。使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大量战略要地连连陷落，日本本土受到更大的威胁。

　　 1943年底，盟军攻陷了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

　　 1944年2月，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

　　 1944年4月，美军在新几内亚北海岸登陆，并于6月控制了整个北海岸。

　　 1944年6月15日，美军发起了对马利亚纳群岛的进攻。如果该岛一旦被攻陷，整个日本国土就置于美国B-29重型轰炸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了。因此，该群岛对于日本国土的安危，乃至整个战局都至关重要。在争夺该群岛的战役中，日军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被击沉航空母舰三艘，击落飞机640架，许多军舰被击毁。

　　 1944年6月15日，美军开始在马利亚纳群岛所属的塞班岛登陆，至7月9日前，占领了整个塞班岛，为全面攻占马利亚那群岛建立了桥头堡。战局对日本十分不利。

　　 日本在各个战场的连连失利，特别是塞班岛的失陷，使日本朝野大为惊慌，内部矛盾加剧，因之导致了东条英机内阁总辞职，东条本人退入了陆军预备役。7月22日组成了由原朝鲜总督小矶国昭为首相，米内任海相，杉山元任陆相的日本新内阁。

　　 这是日本法西斯集团妄图挽救其彻底灭亡的徒劳之举，因此被蒋介石视为“不能维持现局及崩溃在即之征兆”。

　　1944年 3

　　 【7月22日】

　　 本周倭东条内阁已倒，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因为可慰；然而敌国败后，如我不能自立自强，则虽胜犹败，究有何益乎?因之焦灼更甚矣!

　　 本周，美军轰炸日本佐世保、长崎、八幡等地；随即，在太平洋上完全攻占塞班岛，打开了日军内防线之大门。

　　 与此同时，在中国，自6月25日至7月9日，苏中民兵约5万人破路350公里，拆毁桥梁50座。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面前，日本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日本内阁又来了一项大换班。

　　 看到如此“走马灯”似的连番倒台--组阁，组阁--倒台，蒋介石内心里止不住地笑：看来，“敌方之命运失败在即”!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一方面感到很欣慰，一方面却感到“焦灼更甚”。而使蒋氏“焦灼更甚”者，是罗斯福三番五次的要挟，特别是7月6日罗斯福的那封毫不客气的来电，要他交出指挥权，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让史“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包括共产军在内。”这简直是对他的不信任，这样下去怎么了得!

　　 如今，他已是绞尽脑汁，步步为营，慎而又慎，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他对罗斯福粗暴侵犯主权的行为，表现了温顺，甚至作了恭敬的答复。

　　 在难以忍受的屈辱之中，蒋氏痛切地感到：“不能自立自强”，“虽胜犹败”因而“焦灼更甚”。【7月25日】

　　 敌军对衡阳之战术，是用分散与牵制之法，使我守衡阳之军久困城中，待弹尽援绝，而后唾手以得，此应设法粉碎之。

　　 由于美国飞机不断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天皇极为恐慌，决定对中国大西南发动全线进攻，以摧毁我西南地区的各机场；同时打通京广线，连接印度支那。这便是所谓“1号作战”。

　　 “1号作战”共分三大战役：河南会战、湖南会战、广西会战，又称豫湘桂会战。日寇投入五十余万兵力，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东条英机称之为“玉碎作战”，可见日寇已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

　　 1944年4月18日，日军第十二军等部五六万人在开封、新乡一带集结，然后分路进攻。中国方面，由汤恩伯、胡宗南所指挥的四五十万人的国民党军，不是对日军的进攻采取积极防御措施，而且是望风而逃。

　　 日本第三十七师团和第八独立混成旅首先渡过黄河，攻击中牟的守军暂编第十五军；接着分兵两路西攻郑州。

　　 4月22日，郑州、新郑失守。日军第一一○师团从邙山突破黄河防线，占领茶阳、密县、虎牢关，又犯登封。

　　 5月1日，新郑一带日军攻下许昌，接着占领了临颍、襄城、郏县、鲁山等地。

　　 5月26日，洛阳失守。

　　 仅四十几天，河南的四十五个重镇和三十八个县大片土地为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二十万，平汉铁路落入敌手。

　　 日军打通平汉线后，紧接着发动了长(沙)衡(阳)战役。

　　 五月下旬，日军调动十二万人的兵力集结岳阳附近，兵分一线、二线。一线兵力分驻湘江东西。中国方面，由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

　　 5月25日至28日，日军的一线部队先后出击，中方守军总兵力有二三十万，但他们各自为战，节节阻敌，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进犯之敌。因而当敌军发起全面进攻时，各守军被相继击破，次第败退。沅江、湘阴、湘潭、浏阳、株洲等地失陷，长沙处于敌围困之中。

　　 6月17日，日军总攻长沙。

　　 6月18日，长沙失守，守军突围。

　　 6月下旬，日军乘胜南下，进逼衡阳。

　　 衡阳，是中国空军基地，也是这一地区的交通中心，战略要地。中国方面在这里集结了十万兵力。日军占领长沙后向南推进，先占领了湘乡、衡阳机场，并由西北和东北方向夹击衡阳。

　　 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第十军面对来势凶猛之敌，毫无畏惧，进行了英勇的阻击，予敌以重创。

　　 6月28日，在黄茶岭附近击毙了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长佐久间中将，迫使敌军暂时停止攻击。

　　 7月11日，日军经过休整补充后，继续进攻衡阳。他们向守军惨无人道地投掷了大批的毒气弹和燃烧弹，守军伤亡惨重。

　　 蒋介石在日记中分析了敌方战术，并提出我方“应设法粉碎之”，但，何种良策?未说。

　　 【7月28日】

　　 愿主赐我衡阳战事顺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德国军事顾问无心服务，强留之何益？可见得当日撤退之消息仍使蒋相当震撼，才有此强迫留职之举措。兹后顾问团离华，蒋纬国在德亦无被扣留情事，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由德赴美。又在前述湘桂战争期间，蒋除日夜祷告外，尚在日记上发愿，似此他的宗教信仰带有极浓厚之原始解释性格，更用不着说当日事态之紧急。

　　 【7月31日】

　　 衡阳保卫战已1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城屹立不撼。此次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

　　 7月11日，日军由于衡阳守军的坚决抵抗而导制第二次总攻击失败。于是，放弃正面进攻，采取持久的包围战。

　　 7月末，日军增加兵力，第十一军司令长官横山勇亲自上前线指挥向衡阳城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我方将士视死如归，寸步不移，奋勇抗击日寇，战斗异常激烈。五桂岭官兵为争夺制高点，大半伤亡，最后连输送兵、炊事员都上了火线。当时，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在军长黄涛率领下奉命驰往增援，但被日军所阻，受到很大损失而退却。这样，方先觉所指挥的第十军在敌重围之中孤军作战。

　　 蒋介石写这天日记时，正是衡阳守军孤军奋战，难于突围的危急时刻。

　　 8月3日，日军空军大肆轰炸，同时向衡阳展开了第三次总攻击，战况极其惨烈，衡阳市区被重炮火彻底破坏。

　　 8月6日，日军由小西门突破，涌入市街，守军端起刺刀，白刃巷战。“我官兵忠勇用兵，前赴后继”，“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壮之牺牲，人人不敢回忆”方先觉1944年8月1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长方先觉一再表示“一定死守”蔡汝霖：《衡阳保卫战》。、“一死为国”蔡汝霖：《衡阳保卫战》。。

　　 【8月7日】

　　 以衡阳战况危急，特督令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方先觉军长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决不延误”。不料于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率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方、容有略、饶少伟等来电称：“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阅后忧心如焚。旋于四时许据衡阳电台报称“情势暂时转佳”。至五时后又报称“在混战中”。继又报称“敌炮在猛攻中”。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云。”研判后自记曰：“综合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非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白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应可如期成功也。”是夜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8月7日，日军再次猛攻，在守军的英勇反击下寸步难行，日军无奈，准备延缓战斗，暂停攻击。

　　 是日下午3日时，方先觉向蒋介石发去电报如下：

　　 “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到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教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方先觉发完电报后，便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刻，被两个副官打落在地上。蒋在这危急关头，不积极派兵增援，却在“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

　　 当日(7日)晚，方先觉接到蒋介石复电，电文只是：“祝上帝保佑你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通讯处给何应钦的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此时，衡阳守军三师天马山阵地前竖起了白旗，向敌人乞降。军长方先觉见了蒋介石的复电，感到援救解围无望，结束有组织的抵抗。方先觉力尽被俘，但三个星期之后，自衡阳脱逃，回到重庆。这是后话。

　　 8月8日，衡阳陷落。

　　 衡阳攻防战，是抗战后期最大的一次战争，日军虽然攻陷其城，但实则受到了很大打击。

　　 方先觉带全军投敌的三个星期后，只身逃脱，经芷江回到重庆。蒋介石对这个投敌叛国的将军非但不予罚处，反而像看到自己孩子回到身边一样，非常高兴地说：“回来了!好!好!我每天在为你祈祷，希望你也崇信上帝。……”谈话后，还留下共进午餐。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8月8日】

　　 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距十五分钟之后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接获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

　　 日文资料证实迄至8月7日国民党军队之抵抗仍极顽强。但当日第五十八师团已攻入市区，向湘江西岸挺进中。城西及西南之战线仍在附廓高地。至薄暮时炮兵观测所报告发现“白旗出现于敌阵地”。第六十八师团亦报告午后五时之后“师团正面森林高地重庆军阵地白旗翻飞”。不久军使亦来。右翼队长第五十八旅团长太田贞昌少将奉师团长命告军使须方中将亲来。夜半第六十八师团长堤三树男中将会见方先觉中将接受投降，同时投降者为第十军之师长四人。在大西门附近集结之“重庆兵”则有“数千人”。在此期间日炮兵仍向衡阳射击。第五十八师团则继续占领衡阳市街。

　　 与蒋介石所获报告符合。

　　 古屋奎二编撰《蒋介石秘录》时曾在台北访问方先觉(原文未注日期，但应在1973年或1974年)。方说：“8月7日下午向蒋委员长发出电报之后便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被两个副官打落地上。翌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他说到当时战场情形，似和上述条件符合。他所说竹内参谋，则第十一军司令部有情报参谋名竹内实孝少佐。以下是方的解释，括号亦照《中央日报》的翻译本所录：“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据日本资料，是役日军伤亡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人)，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

　　 【8月11日】

　　 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虽有国际之背景与阴狠之奸谋，彼亦必有终无出路之一日，不可过于忧虑，只须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唯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否则余若一经悲观忧世，甚至存一死以报国之念，则国家人民必沦胥以亡，徒使共匪与敌寇之阴谋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况今日处境虽恶劣万分，而较之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之情势，犹胜多矣，唯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耳。

　　 这段日记有好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已数年不称中共为“匪”，现在又重用“共匪”之名目，这不能与美国政府因史迪威强迫他与中共合作无关。次之他叮咛自己不要一死报国。他刚嘱方先觉抱“一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而自己则反其道而行，如何说得过去?他所说乃是基于他自己的地位，一死报国易而忍辱待机难。照文字看来他甚至业已经过一死报国之冲动，虽说这冲动至何程度，很难设想。总之蒋介石给自己鼓励慰勉的文字经常重复的出现于日记，而叮咛不要一死报国只此一次，已可见得1944年8月，他的情绪激动非常。再次之他说及“15年至30年间”，应指民国15年至民国30年之间，亦即1926年至1941年，乃北伐开始至抗战已4年，而太平洋战事尚未展开之前。当时中国的高层机构经常面临生死问题，现在的困难，最多不过荣辱问题。自此看来他对美国的援助始终曾未忘怀。他虽说过“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仍不过是给自己的鞭策，并不能立即实施，“自求、自反、自主、自强”只算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并未构成具体之计划。又即在此兵败之际，蒋对他部下精神上之领导的力量仍有十分自信，是以“如余健在一日，则国家必有一日之前途”。证之抗战期间之百般困难的情形，此说并非全部虚构，即衡阳战役亦曾显示此精神因素。只是承担艰危之时日愈久，此种因素之功效愈微。

　　1944年 4

　　 【8月22日】

　　 倭外相重光宣称：不仅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倭寇至今日而作此声明，岂非已后悔莫及乎?

　　 小矶内阁在8月19日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对战局进行了检讨。其结论为：预料在8月之后，日本本土将遭到大规模空袭，战局趋于“重大化”。因此决定对苏联进行“中立工作”，对华进行“和平工作”的方针。这是为了集中全力适应即将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对美战争，于是希望和苏联拉手，与中国和平。而并非“后悔莫及!”

　　 “不与中国军队为敌，而且不与中国政府为敌”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蒋氏一时却被它迷住了眼睛。【9月7日】

　　 综核其(赫尔利)谈话大意，罗斯福总统所嘱代达者，并非罗斯福有何事要求余来做，而乃是听取余要其所做之事来做云。且语气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所表现者完全不同。

　　 7月23日，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三个条件：

　　 (一)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的指挥，除非共产党接受中央政府领导。

　　 (二)对于史迪威在同本人(蒋介石)的关系中的地位应当明确规定界限。

　　 (三)租借法案援助的物资完全要由他来掌管。

　　 其实，蒋介石在与罗斯福玩弄拖延战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更何况史是一个过去经常冒犯他的人。

　　 8月1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协商史迪威指挥权问题。

　　 赫尔利是罗斯福最为信任的军事外交官，曾任陆军部长、少将军衔。他此行，途经苏联，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然后赴印度新德里，和史迪威晤商后，即携史迪威同机于9月6日抵达重庆。

　　 赫尔利自称来华使命主要是：“我奉罗斯福总统指示，防止国民党政府垮台并使中国军队继续战争。从战略上和外交上两种观点看，上面所说的成为我们的主要目标。其次是调和中美机构及美国驻重庆大使调和中国政府间的关系。”

　　 9月7日，他再次向蒋介石强调说明罗斯福派他来华的目的是“维护中国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希特勒崩溃在即，日本的败局已定，美国已不再强调蒋介石的对日作战，而侧重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战后作为美国控制亚洲和太平洋的基地。

　　 尽管蒋介石已经明了美国的用意，但他依然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赫尔利。一直到9月12日的会谈中，才初步达成如下协议：

　　 (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二)其职责范围为：受最高统帅(委员长)之命令，商承军事委员会之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之制成，须经军事委员会之核议。对于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

　　 除关于中共军队之使用问题及租借物资分配手续尚待协议外，关于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总算有了个结论。

　　 【9月19日】

　　 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虽然蒋介石与赫尔利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史迪威职务改称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但史迪威担心他不能真正指挥，便要求以陈诚、白崇禧充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

　　 蒋介石只是名誉上答应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而实际上他一直暗中控制。致使发生了下面不快的事情，双方的冷战演成“白热化”：

　　 在缅甸战场上失利的日军，向云南省的龙陵展开反扑，于是，蒋介石指示史迪威将驻缅远征军调回国攻击日军背后。并告知：如果出动迟缓，则为免败衄，唯有将在龙陵的远征军向怒江东岸撤退。

　　 9月15日，从桂林前线视察军务返回重庆的史迪威，对蒋提出异议：“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必须休养。如需援军，可调在陕西方面监视共军的胡宗南部队来援，远征军不宜撤回”。因而发生争执。

　　 史迪威迅速致电马歇尔，电文如下：

　　 “蒋介石要将缅甸远征军调回到昆明。如果这样，则多年来打通滇缅路的血汗，将无法保持，而会前功尽弃。蒋委员长意在避免战争，保全实力，等待美国击败日本。”

　　 马歇尔立即给正在魁光北开八方会议的罗斯福发电，转述史迪威汇报的情况。当时，罗斯福正与丘吉尔吵得不可开交，接电后，便立即给蒋介石发了一封如“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大意如下：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积极采取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唯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温江(缅甸)部队，继续使他们进攻，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的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史迪威得到这份电报，欣喜若狂，立即前往重庆蒋介石的黄山别墅进见蒋介石。当时赫尔利也正在老草房客厅与蒋氏共度周末。

　　 赫尔利看到罗斯福的电报，为之一惊，便对史迪威悄声说：“不应该对于一国元首致这样的电报”，拦阻他暂时不要把电报给蒋介石。但史迪威毫不理会，径直把电报送到蒋的眼前。赫尔利怕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伤蒋介石的尊严，便制止翻译译读电文。

　　 于是蒋介石拿过电文看了一下所附译文之后，就把电报放到桌子上，仰起头一言不发。

　　 史迪威一直怀着称心如意的复仇感盯视着无言的蒋介石。

　　 当晚，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平生最愉快的日子。在我一生的日历上，这一天得打上红印。”并在寄给他夫人的信上用诗表达喜庆之情：“我用鱼叉，对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个透心凉。”

　　 ……

　　 【9月21日】

　　 史迪威欲夺取中国军队之全部指挥权，已无所不用其极；以其自私之一念，意置中美合作政策于不顾。

　　 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无礼及罗斯福电文的咄咄逼人的态度，极为不满。于是，就在看过电报的第二天(20日)，他向赫尔利表示：“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个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他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氏之所以敢冒失去美援之险，决心赶走史迪威，是因为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与日寇重重包围和打击之下，竟能发展如此之快，一旦解除包围，要得到美国援助，岂不如虎添翼，战胜日本后，中国就将是共党天下了。

　　 蒋介石认定，不管你史迪威如何蛮横无理，怎样的“无所不用其极”，欲夺我军队指挥权，万万不能。你“置中美合作政策于不顾”，我也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来个针锋相对。

　　 于是，蒋介石即在的9月25日下午4时，再次召见赫尔利，让其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下列意旨：

　　 “一、我国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

　　 “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

　　 “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侮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随即，蒋介石把一份备忘录送请赫尔利转致罗斯福，大意如下：

　　 “今事实证明史迪威非但无意合作，且以为余反为伊所指挥，故此事(任史迪威为前敌总指挥)因而停止……如罗斯福总统指派任何美国将领富于友谊合作精神者，以接替史迪威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以全力支持其作战。”

　　 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看透美国出于战后打算，决意支持他。他的领袖地位已经巩固，还何惧之有?因此才以种种理由，要求美国更换史迪威。

　　 【9月30日】

　　 国内诸匪，图谋陷余者已十九年；国外倭寇与我恶战这已有十三年之久，余实已心瘁精疲，几不能久持。……（此处六点从原文）而今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然余于此，如不积极奋斗，将何以对已死之先烈乎？况今日之实力犹远胜于十三年以来任何时期，只要余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

　　 蒋介石本人受到国民党内部之指摘，其详情始终不明，亦未见于其他资料，只有以上一段蒋氏之日记道出。

　　 当时湘桂战争挫败，蒋又要求撤换史迪威，构成中美外交危机，此处前有省略部分，后称党内凌辱，国内讽刺，必与此数事有关。涂克门女士作《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一书称上述日记记事三日之后，即10月2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之星期一例会曾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撤换，不容姑纵，似更表示党内凌辱实有其事，蒋亦未忍气接受（涂称此消息得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她怀疑蒋故意将他激怒情形泄露）。

　　 【10月21日】

　　 史迪威果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为本年内对内对外各种困难之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国交不因史迪威而败，中国抗战亦不因史迪威而败者，殊为莫大之幸运。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其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务要务，乃可按计划实施矣!

　　 罗斯福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下，终于决定召回史迪威。可是在白宫方面的陆军部长史汀生与参谋长马歇尔则强烈反对将史迪威召回，因此罗斯福又为之踌躇不决，而采取逐步调回的办法，暂将史迪威留在缅甸指挥那里的作战部队。

　　 10月6日罗斯福正式电复蒋介石的电文是这样的：

　　 “中国大陆情势，已如此恶化，使我感觉目前美国政府不应再冒派遣美国军官统帅党国全部陆军之责任。……我接受阁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为阁下参谋长的职务，并已决定不再使其担负有关租借物资之事务；但中国驻印度与远征军的训练指挥，则仍交史迪威管理。……”

　　 蒋介石仍坚决不答应，力主将史迪威调回美国。10月9日给罗斯福回电，强调说：“务须能与中国合作，而得余之信任者，方能授以统帅指挥中国军队之权，史迪威将军显已缺乏上述必要条件!”

　　 蒋介石已明确表态：史迪威是他不信任的人。

　　 同时，又以一份备忘录托赫尔利转送罗斯福，其内容大意如下：

　　 “一、史迪威不顾中国之不同意而强行北缅战事。

　　 “二、在北缅作战期间，因史迪威的抑制而将对中国的物资供给完全停止，直到6月，始初1月分之供应。

　　 “三、结果，中国国内战场因缺乏补给而遭受败衄。”

　　 蒋的这份备忘录，意在促使罗斯福进一步了解现状。

　　 赫尔利经过反复思考后，终于下定决心，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其内容要点如下：

　　 “一、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七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史迪威却以施加压力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二、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真诚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介石都能与之合作，唯史迪威不行。

　　 “三、要求罗斯福总统应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此时，罗斯福正面临能否蝉联第四届总统职位的大选，而他将依靠战时和国际外交上公认的成绩来参加竞选。赫尔利那句“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提醒了他，确实如此，如果在竞选前夕，与他一手扶植、塑造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不管有多少理由，似乎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

　　 于是，他痛下决心召回史迪威。

　　 10月19日下午，赫尔利谒见蒋介石，转达罗斯福总统最后决定的电报如下：

　　 我现在正式颁发命令，将史迪威自中国战区召回，及指派魏德迈将军。目下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应分为二--中国为一方面，印缅为另一方面。印、缅区由索尔登中将指挥，中国区由魏德迈指挥，陈纳德将军的第十四航空队仍留中国，受美军司令魏德迈之指挥。……”

　　 当赫尔利将此消息转达史迪威时，史勃然大怒，大骂罗斯福是“老软脚蟹”，说罗斯福给了他致命的一刀。

　　 史迪威接到回国通知后只在重庆停留四十八小时，他结识的中国朋友很多，但只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孙夫人流下了热泪，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亲自去美国，把事实真相告诉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在美国朋友中只向美驻华大使高思道别。21日史迪威离华返美。

　　1944年 5

　　 【11月4日】

　　 史迪威回美以后，其反宣传，不仅诋毁我个人，且必欲推倒我政府。其各种诬蔑诋毁，以《纽约时报》阿特金森之专论为代表，可谓侮辱已极；而共匪乘机煽动，美国之舆论更不待言矣!

　　 唯余寸衷泰然，不为其所动，盖早为预料所及也。

　　 史迪威将军从中国被召回的消息传到美国，在公众中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纽约时报》于10月30日在第一版刊登了这则消息，在这篇报道中说：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国“垂死的反民主政权的政治胜利”，蒋介石对“中国崩溃的速度感到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堪称我们好感的中国人民。”(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陆增平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第733页。

　　 就连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也有同感，他在国会秘密报告中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将失去领导地位，对于重庆只能视为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不宜只限于援蒋。”

　　 进步记者斯诺也在报上发表同样的意见。

　　 这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所反映的美国统治集团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矛盾的公开化。

　　 但是，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展，随着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反共反民主”斗争的加剧，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激烈展开，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愈来愈露骨地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蒋介石看清这个趋势，心中很有底，因此，对“反宣传”“寸衷泰然”。

　　 【11月12日】

　　 桂林既陷，军事受挫至此已达极点乎?此后，对于军事政治应有彻底改革之决心，并速求实行为要。

　　 8月中旬，日军沿湘桂线向南推进，占领祁阳、零陵、东安、新宁等七个县，随即攻入广西。

　　 9月22日，攻陷梧州。桂林、柳州形势紧张，秩序大乱。省府各机关已撤离桂林，城内大火，烧毁数间房屋，驻守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不肖官兵破屋抢劫，搜索至三五次”，“守城部队已人人作富家翁矣”，致使桂林“焦头烂额，残破不堪”。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通讯处何应钦的电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日寇以第六方面军为主力攻击桂林、柳州，以第二十三军配合作战，实行南北夹击。中国方面以张发奎第四战区部队组织防守。

　　 10月中旬，日军进攻桂林以北的高尚天、海洋，中国守军退却。

　　 日军“自11月4日起由东西北三方面向我桂林守军猛扑，并使用毒气，战况至为激烈”《第四战区敌军窜犯经过概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我守军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与敌人“喋血恶战”，“我七星岩、月牙山守军，全部牺牲”。《桂柳会战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月6日，日军在进攻桂林同时，分兵向柳州进击，首先经永福南下，沿铁路攻占了鹿寨等地。

　　 11月9日晨，日军进入柳州郊区。守军第二十六军进行顽强抵抗，在“机场激战三昼夜、敌我伤亡均重”。《桂柳会战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月10日，设置有美国空军基地的桂林失守。

　　 11月11日，国民党军第四战区“以桂林陷敌，柳州似无决守之价值”《桂柳会战要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为由而放弃柳州，守军向西撤退。日军一路从柳州南犯，与由越南北上之敌在南宁会合；一路攻占宜山，北上进入贵州省，攻陷独山，重庆大为震动。国民党内出现了迁都西康之说，如日寇继续增援兵力，可能给蒋介石以毁灭性打击。但此时，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之目的业已达到，于是，日军停止了进攻，并从独山撤离。

　　 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虽遇到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继续执行错误政策，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乃至广东与福建等省的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失去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36个飞机场，使6000多万人民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所涉及各省的无数资源和财富被敌人掠去，日寇所到之处，实行灭绝人寰的烧杀抢掠，给苦难沉重的我国同胞带来无比巨大的损失。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大溃败很惨。正如他日记所言：“桂林既陷，军事受挫已达极点乎?”

　　 于是，蒋介石下决心要改革军事和政治“并速求实行。”足见蒋介石事先绝未料到衡阳、广西之惨败。这也是蒋介石独裁统治腐朽没落的大暴露，是其执行观战、避战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次战略性的大溃败，更加深了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11月16日】

　　 此人(魏德迈)直爽勤敏，可说毫无城府，与史迪威之性格适属相反。而其办事精神之积极紧张，我国军人应效法之也。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艾伯特?魏德迈将军，蒋介石参加开罗首脑会议回国途经印度时，曾设宴招待过他。给蒋的印象是，他对自己很尊敬，其性格谦和，循规蹈矩，所以蒋介石表示欢迎他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魏德迈吸取史迪威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言行对蒋是毕恭毕敬，不再敢提出指挥中国军队之要求，更不敢提援助共产党军队之类事情。这样，他和蒋介石合得来，因之，蒋介石对他甚是称道，说他“直爽勤敏”、“毫无城府”。是的，个性极强的蒋介石，　也只能与对他谦让恭敬的人“合作”!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于12月25日，又成立了一个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这是将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通过何应钦，牢牢地稳操在自己手中，把他的“合作伙伴”魏德迈架空起来。

　　 【12月8日】

　　 ……八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余信心坚定，将士用命，卒将已失各地相继克复使进入黔境之敌全部溃退。而战局亦转危为安，此则殊足引为自慰者。

　　 此时，日本最先头部队已在贵州境内逾100公里，但东京大本营已决心退出，防守沿海。这时是为日本侵华军事行动之最高潮，距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展开亦整三年。

　　 【12月9日】

　　 中美合作之误会与困难虽多，然近日以赫尔利、魏德迈等对华渐具诚意与热情，故遇事多能谅解。而魏德迈且以余守重庆，则彼亦愿共患难、同生死、决不离左右之言相约，更使余有得道多助之感矣!

　　 11月30日，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开始积极、公开的扶蒋反共活动。

　　 对此，蒋介石甚为满意，特别使他振奋的是，在赫尔利的促成下，由纳尔逊率领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来华，帮助国民党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局，并成立以增产军需品为主要任务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12日，在美国的主持下，用美国军械装备和训练了国民党军队36个师。与此同时，赫尔利还担当国共两党谈判的调解人。

　　 魏德迈更不待言，对蒋是言听计从。

　　 他于12月初，向蒋提出建议：为防贵州省省会贵阳万一陷落，应预作由重庆迁都昆明的准备。蒋对魏德迈这种“忠心”很欣赏。

　　 尤其令蒋感动的是，当他表示：“余纵在渝被敌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当即说：“如委员长不离渝，我也决不离开左右!”蒋自鸣得意地在日记里写下了对此事的感慨。

　　1945年 1

　　 【1月6日】

　　 上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决定彼与子文、雪艇(王世杰)、文白(张治中)等飞延安协商，以为最后之诚谈。如其能有效，则军事乃可统一指挥；否则，其责在彼而不在我，且我已尽诚意，再无其他方法矣!

　　 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自立自强”，可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他却离不开美国人赫尔利，总是让他出面来处理。这不，他又“与赫尔利商谈对中共继续谈判方针”。

　　 难怪有南洋侨胞来信提问：“中国的内政问题，怕自己不能解决吗?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来处理?”《解放日报》，1946年11月8日出版。这说明蒋介石实际上并没有独立主权国领导人所应具有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944年8月，帕特里克?赫尔利，以罗斯福特使的身份来华。

　　 美国政府给赫尔利的使命是：

　　 “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

　　 “二、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

　　 “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

　　 “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

　　 “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由此可见，赫尔利的使命完全是为了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支持蒋介石“反共”，使国民政府置于美国卵翼之下，以维持和扩张其在中国的利益。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身份，随中共代表林祖涵飞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达成五项协议，其内容如下：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国内所有的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

　　 二、国民政府应即改组为一联合政府，由一切抗日政党及无党派之政治团体所派代表构成之。

　　 三、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诉愿权、保障身体自由权、居住权，并使无所恐惧之自由，不虞匮乏之自由两种权利实行有效。

　　 四、一切抗日武装力量，遵守并应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且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抗日武装力量。

　　 五、中国的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的合法地位。

　　 这五项协议由毛泽东、赫尔利签字，由赫尔利带回重庆。临行前，赫尔利要求毛泽东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于是，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重庆。

　　 这个协议虽然与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有很大距离，但如能在当时兑现，还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

　　 为什么赫尔利能“慷慨”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五项协议呢?是事先他认为对蒋介石更有利：按照协议中，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

　　 但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的五项协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作为对五项协议的答复。其中心内容，还是老调重弹，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把中共的军队交出来；给予中共政治代表权。但是要在交出军权后方能给予。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只字未提。

　　 赫尔利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撕去“公正”的面纱，不顾延安签字的事实，说什么这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周恩来不为所动，谈判暂时终止。

　　 12月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美国代表鲍瑞德同行。

　　 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为什么对已达成五项协议，又同意蒋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又对鲍瑞德说，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鲍瑞德致魏德迈函，1948年12月10日。，同时，毛泽东表示要公布五项协议，让公众看一下被蒋拒绝的赫尔利和毛泽东已签了字的五项协议的内容。

　　 12月9日，鲍瑞德带着毛泽东的口信回重庆，告知赫尔利，赫尔利非常窘迫。其实中共并未公布五项协议，只是吓他一下，并不再理睬蒋的建议。

　　 12月15日，鲍瑞德和美国军人使团代表威利斯?伯德飞到延安，两人各带一份与中共军事合作的方案。鲍瑞德方案是，美国派遣四五千名美国突击队员到中共地区。伯德方案是，美国向25000名中共官员提供美援，并建立联合情报网。

　　 12月27日，鲍瑞德带着补充的应急计划再次到延安。

　　 12月28日，周恩来向赫尔利发函，指出重庆谈判的五项条件，1.取消边区封锁；2.释放政治犯；3.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4.特务警察停止活动；5.接受五项建议。如果不同意这些条件，中共便不与国民党重新谈判。

　　 赫尔利决心再次到延安进行协调，便在1945年1月6日，与蒋“商谈”对策。并派员“试谈”，此行的目的，还是要坚持军事“统一指挥”，如果中共不答应，“其责在彼而不在我”。

　　 1月7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等随赫尔利飞赴延安。

　　 赫尔利这项谈判露骨地指出，要中共俯首听命于蒋介石，并将军队调出去“统一指挥”。

　　 1月23日，毛泽东通知赫尔利，周恩来将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重庆与国民党再行谈判。

　　 【1月10日】

　　 今后记事朝课(即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句钟，祷告约五分钟，记录与阅报各项)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间断则不再记。

　　 蒋介石在抗战后期感到内外煎逼，自己力竭声嘶，如何保持他心境平衡?首先任何猜测务必提出宗教力量与哲学思想绝不可少，本日记是他在此时课己的记录。

　　 【1月24日】

　　 (一)

　　 中共周恩来此次来，以要求召开“国是会议”与改组“联合政府”及废除党治为其口号，绝无妥协之意。余告赫尔利--“吾人抗战革命，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如余一日不死，则必贯彻此旨。”对此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

　　 1月24日，周恩来在前往重庆前，在延安发表声明：“须召开包括共产党及各党各派所参加的党派会议及国是会议，及正式协商联合政府的组织。”表明了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2月19日，蒋介石与即将回美国述职的赫尔利说：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1945年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请转告罗斯福总统，并能得到其理解。

　　 蒋介石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拒之千里之外的嘴脸不已暴露无遗了吗?

　　 国民党在5月5日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等党徒，联名提出“修改党章议案”，要求把党的总裁定为终身制，说领袖被选，殊非尊重之道。但是未被通过。鲁夏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孙科也说：“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民主时代，因此党章也要反映民主的精神”。还有不少人都反对总裁终身制。这次蒋介石丢尽了面子，便在大会上发言中牢骚满腹：“我的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力量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在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倒是这个党!我和汪精卫不同!汪在武汉时只担当主席，而我则愿意当总裁。当总裁的任务，一为打日本，一为消灭中共!如此任务完成后我仍当总裁，则我不是人!”又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蒋家王朝》，第243页。

　　 蒋氏所作、所为、所说，哪里还可以看到他有“谈判”的半点诚意?!

　　 蒋氏是在“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吗?请看事实吧。

　　 还是在这次大会上，戴季陶提出：“总裁交议，大家应无保留地通过”。当场代表们大哗，提出反问：“既交众议，何不能讨论?”结果对议案还是修改通过。

　　 5月14日，蒋介石宴请各代表，但到会者不足三分之一，蒋气极道：“要清查不到者的名单，予以相当处罚。”在这次大会上，蒋的处境相当难堪，语无伦次，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冒了出来，就连黄埔系的人都感到窘羞说：“我们真想不到，领袖讲话如此缺少分寸。”

　　 哪是什么“缺少分寸”，不过是反共、反民主大暴露而已。

　　 这次大会中心议题，就是反共问题。蒋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灭之”。(二)

　　 决命名此路为“史迪威路”，以志其劳绩，以示余决不以其过而掩其功也。盖是非功过不能不分耳。

　　 史迪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擅自发动了北缅作战，因此而导致他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

　　 蒋介石反对的理由是，如果发动此役，势必影响或停止对中国的美援，而这时正是日军在中国各地发动强大攻势，中国军队急需补给的时候。

　　 但不管怎么说，1944年11月底的缅北作战获得了胜利，收复了芒市以北地区，使滇缅公路抄近经缅甸的八莫，与印度的利多连接起来，并于1945年1月25日正式通车。当第一批满载着美国援助物资的卡车，经过24天的艰苦行程到达昆明的时候，数千名群众挥舞着彩色小旗热烈地前来迎接，小旗上写着“欢迎经史迪威公路开来的第一支车队”。参加庆祝集会的群众举着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画像，其中也有史迪威的画像。蒋介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包围。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杰出的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中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做出蕴藻浜的卓越贡献。”

　　 这番话，与当时“闹翻”相比，真是判若两人，难怪已被蒋介石撵回美国的史迪威，当听到利多公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时，心情是“既苦又甜”，而蒋的讲话尤使他惊异不已，他说：“我怀疑有谁让他这么讲。”

　　 此一时，彼一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便是蒋介石的真性格!

　　 【1月28日】

　　 此心现虽以部队脆弱为忧，但对战局前途则仍抱乐观也。

　　 豫湘桂战役同时，日寇又在广东、浙江发动了沿海战役，侵占了一些中小城市。使沿海较大港口均陷入敌手。

　　 从1944年4月至12月5日，日军横冲直撞，孤注一掷的疯狂进攻，把蒋介石各战区军队接连击溃。国民党军队连连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军作战不力，配合不好。这也就是蒋介石在本日记中所说的“部队脆弱”吧。

　　 张德能在守长沙时，不听战区命令，擅自改动守城方案，致使长沙唱空城计。

　　 衡阳会战时，各增援军未能拼死深入重围接应，唯恐有损本部实力，故使衡阳孤立无援而失陷。这其实也是国民党军队的致命弱点。长期以来，蒋介石以保存嫡系实力为念，其各级军官，心领神会，怕打硬仗。见硬仗不是回避便是撤退。杂牌军更是怕被歼。

　　 在西北确有胡宗南的精锐之师，但蒋介石不命他从背后夹击南侵日军，而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这也是大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陆地上大溃败的同时，美国在太平洋上却取得一系列胜利。由于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连续轰炸，迫使日本东条内阁辞职，由小矶国昭组阁。美国还在菲律宾南海域歼灭了日本海军主力。

　　 进入1945年，念及一个时期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使蒋介石心情十分沉重，另外，美、英又与苏联交好，认为中国大陆战略地位降低，而对他冷落。尤其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扩大美援要求予以拒绝，更使他沉闷。这真是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在此当儿，唯一使蒋介石“抱有乐观”的，是魏德迈许诺他以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之武装36个步兵师。

　　1945年 2

　　 【1月29日】

　　 新疆问题，如俄国侵略方针不能放弃，则我只有待对倭战事结束后再求得总解决。但迪化、吐鲁番、马耆、哈密必须固守，不能放弃，以为将来恢复全疆之根据也。

　　 新疆之少数民族于1944年10月革命纪念日发生暴动，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1月并攻陷伊宁。蒋介石派张治中赴新疆与少数民族谈判，和平解决。蒋认为此次叛乱，显有苏联支持。

　　 【1月31日】

　　 共匪骄横猖狂，鼓吹“党派会议”、“国是会议”与“联合政府”谬论，中央概置不理。社会公论不知其所为。自彼拒绝我派子文等赴延安谈判，与我提以美军将领任共军总指挥，彼亦表示反对以后，交涉形势乃有利于我矣。

　　 在重庆举行的国共谈判中，首先由王世杰说明：除以前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外，国民党政府准备提出下列三项办法：

　　 一、在行政院设置战时内阁性之机构(其人数为7人至9人)，俾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关，并将使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

　　 二、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国军官2人(其中1人为共产党军队将领)暨美国军官1人，随时拟具关于共产党军队之编制及军械补给等具体办法，提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核定。

　　 三、在对日作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将指派本国军官2人(其中1人为共产党军队将领)暨美国将领1人，为原属中共军队之指挥官，并以美国将领为总指挥官、中国将领二人副之。该总指挥官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在其所属战地之军令、政令，皆须统一于中央。

　　 这三项办法是对“三点建议”的补充，其实如出一辙，即是要中共自愿交出军队，只给个无实权空头地位。周恩来坚决以五项协议为基础，坚持“召开党派会议及讨论昔日纲领”并提议召集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党派会议，在此基础上组成联合政府。

　　 国民党代表提出将“党派会议”改称为“政治咨询会议”等提案。

　　 中共答复：“不能接受政府提案，先决条件为必须国民党取消党制。”

　　 于是谈判破裂，3月1日谈判结束。

　　 【2月4日】

　　 此乃一大事，倭寇命运决定于此矣!

　　 1月9日，太平洋上的美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登陆。

　　 2月3日，美军攻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菲律宾之役，是东南亚向日本法西斯反攻的开始，因之称为“大事”。

　　 在旗开得胜的情况下，美军开始发挥空中优势给予日本沉重打击。

　　 2月16日至17日，美军机动舰队出动1200架舰载飞机，大举轰炸日本关东各地。

　　 3月9日，以塞班岛为基地的B-29型飞机，对东京实施大轰炸。

　　 3月14日，又对大阪实施大轰炸。

　　 日本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2月8日】

　　 今日见罗、丘、斯里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

　　 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

　　 当时的形势是，盟国将战胜法西斯集团，苏联红军已进入波兰作战，西线盟军已从法国进入德国作战。在太平洋战场，美国取得菲律宾海战的胜利，并进入日本海岛作战。但是，美国在战场上也遇到很大困难，特别在同日军交战中，美军伤亡很大，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美国渴望苏联在战胜德国后，尽快挥师出兵中国东北。

　　 雅尔塔会议根据当时形势，所确定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属于解决欧洲问题的讨论，系德黑兰会议之续；一是属于战后和平机构的部分，系欧巴敦橡树林会议之续。”《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见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德国问题，主要讨论了三点：“如何击败”，“占领及管理”，“赔偿”《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见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联合国会议，“三国同意于本年(1945)4月25日在旧金山举行联合国会议，根据顿巴敦会议商讨国际机构之宪章。中国及法国政府将被邀与美、英、苏三国政府会商并共同召集这一会议。一俟与中法商议竣事，投票程序问题即将公布。”《雅尔塔会议及其结果》，见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远东问题上，美国与苏联之间进行了一场讨价还价的谈判。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舍伍德曾讲：“必须说，在雅尔塔考虑有关远东的所有问题时，罗斯福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52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关于远东以及俄国参加对日本作战问题的决定性讨论(全部载入记录)，都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丘吉尔没有在场，虽然他也在最后的书面协议上签了字。”(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52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斯大林在会上同意：“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应和同盟国一起对日进行作战。”⑦(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第527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但是要求：

　　 一、维持外蒙古的现状；

　　 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乙)大连须国际化，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丙)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三、千岛群岛应交与苏联。

　　 斯大林在提出如上这些条件后，“告诉罗斯福，如果他的条件不能满足，便很难向俄国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同日本作战”。“如果能满足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便不难由他向最高苏维埃和人民做出蕴藻浜解释，他们与远东战争攸关的利害正是什么。”⑦罗斯福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以前，就已经准备同意苏联在远东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权利要求的合法性”。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为了能尽快得到苏联对日作战的保证，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

　　 雅尔塔会议，对推进反法西斯战争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会议无视中国的主权，并在会上讨论了许多有损中国主权的问题，实在是不能令人容忍。

　　 可惜这些内情，眼下蒋介石还无从知道，只是看到本日发表的“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见有关中国问题未予刊载而极生疑窦：莫非他三国真的背我而“牺牲我乎?”他也只是怀疑，不敢肯定。

　　 这次会议，还以中国政府“保不住密”为借口，将中国拒之门外；会后，又不把会议情况及时通报给中国。这的确是对中国的一种蔑视。

　　 【2月12日】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得罗斯福之来报，详细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蒋介石还愚蠢地认为美国决不会和英、苏一个鼻孔出气，近年中、美关系很友好，罗斯福不会出卖我的，于是就耐心等待罗斯福对他实告一切。他还自我安慰地写道：“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

　　 但使他失望的是，罗斯福并未告诉他有关牺牲中国的密约部分。直到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报告时，还公然撒谎，说什么雅尔塔会议是讨论欧洲问题，与太平洋地区无关。关于密约之事，甚至连副总统杜鲁门都不知道。

　　 【2月21日】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明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

　　 看了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的密电，方知罗斯福与斯大林私下里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但只知其“大意”，“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知晓，仅此，即已证明在傅大使之前，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所发表的密电所说“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

　　 蒋介石感到吃惊，同时焦虑不安：怎样才能解此困境呢?他忧心忡忡……

　　 【3月5日】

　　 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福)斯(大林)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

　　 (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

　　 (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唯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同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蒋介石一直在怀疑美、英、苏三国出卖中国的忧虑中盼望得到雅尔塔会议的真实情况。

　　 直到3月15日，最先获此密约(美、英、苏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内容的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密电报告重庆，蒋才得知其中确切内容。同时得知罗斯福为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私下里与斯大林签署了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即《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议书》。蒋介石愤怒已极，但他只能“自反而已”，由于美国总统已签字，如若反对，将失去美国支持，于是只好忍气吞声。

　　 【4月1日】

　　 美军已在琉球登陆，而寇犹向我战区发动攻势，但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为患也。

　　 3月17日，美军在太平洋上攻占了距日本东京只有440海里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琉球岛，2300人的日军守备队全军覆没。

　　 4月1日，美军发动对日本本土登陆前的最后一场大战，即琉球本岛的登陆战，日本最大战舰--大和号(69100吨)受到美军300架飞机轰炸而葬身海底，至此，日本引以自豪的海军联合舰队，差不多已全部消灭。

　　 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作垂死的最后挣扎，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只好用地面部队硬拼。

　　 5月上旬在湘西芷江地区对国民党军发动了“芷江战役”。

　　 日军以坂西一良中将率领的第二十军为主力，出动80000大军从衡阳西的邵阳(宝庆)西进。

　　 在日寇败局已定，士气低落，而中国军自信必胜的情况下，与日寇在雪峰山展开了会战。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日寇所到之处，均被分割包围，受到歼灭性打击，最后丢下2万具尸体而败退。

　　 在这次战役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敌我双方战斗力强弱的对比已发生逆转。中国军队乘胜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攻。

　　 5月18日收复了福州。

　　 5月27日收复南宁。

　　 6月14日光复宜山。

　　 6月29日光复柳州。

　　 7月28日光复了桂林。

　　 在国民党防守的正面战场上，日寇已经开始出现大溃败的局面。

　　 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从士气丧失方面亦可见一斑。

　　 参与反攻广西战役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谈到日军在末期素质低落的情况时说：

　　 “我指挥的部队自参加长城战役而转战于台儿庄、武汉、广西各地，到了1944年前后，看到日军战斗力显著衰落下去。

　　 “在战争初期，日军有‘绝不投降’、‘死不缴械’的精神，我曾见到失去机关枪的射手被他的长官砍死的情形。

　　 “然而到了战争末期，则都是些未曾受过充分训练的军队，多数排长级的军官，好像是不懂得指挥战斗。我们讯问俘虏：为的是什么要来打这个仗?他们表示也是不能理解。

　　 “1945年8月上旬反攻梧州时，日军只支持了一天便败逃而去，使我们都感到惊讶。”

　　 的确，日寇已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地步了。

　　 【4月4日】

　　 俄国发表彼得罗夫为其驻华新大使之任命，此为其对华突变之行动，用意何在?而且近日新疆匪势亦已渐缓，岂其对华政策已转变乎?

　　 事实上，苏联早在1年多以前的德黑兰会议中，就已经和美国约定对日本宣战；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把雅尔塔会议实际情况告诉给中国。

　　 4月3日，苏联突然将其驻华大使潘友新召回，发表了“彼得罗夫为其驻华新大使之任命。”其用意很明显，这是为了实践《雅尔塔密约》而采取的措施。蒋介石已做了思想准备。

　　1945年 3

　　 【4月7日】

　　 (一)铃木内阁如组成，必为表示其求和态势；如求和不成，再组蛮干到底内阁。

　　 (二)俄之废约(不延长)声明，其语气为宣布日本助德攻俄，已违反中立协定。故俄必于最近期内对日宣战也。

　　 我应积极准备事项：

　　 (甲)俄对倭宣战时之态度与手续。

　　 (乙)倭于提出求和条件时，我之态度与手续如何。

　　 雅尔塔会议加速了苏联对日参战的进程。

　　 4月5日，即小矶内阁总辞职的这一天，苏联向日本政府送出“不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通知。

　　 “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中立条约”)是1941年4月签订的，有效期为5年，即1946年4月期满，距期满还整整有1年期限。

　　 此条约是在双方承认日本控制东北、苏联控制外蒙古而成立的。苏联提出“不延长”声明，日苏之间在期满后即成为无条约状态，也就是说，到时候有相互出兵的可能。直接点说，苏军可能对日宣战。

　　 苏联送出“不延长”通知之时，即是对日宣战准备工作业已成熟。

　　 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喜忧参半。喜的是，出兵后将加速抗战胜利的步伐；忧的是赶走一只狼，怕又引进一只虎。

　　 于是，次日(4月6日)晚，蒋介石召集军委会开会研讨“日苏中立条约”“不延长”的情势和日本内阁改组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得出蒋介石日记所写的“结论”。

　　 第二天，也就是这篇日记的当天(4月7日)，蒋介石又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设想苏联对日参战的情势，他指示军事长官们应作如下准备：

　　 “俄国必于最近期间以攻倭为名，唾手而占我东北，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我国军事各部主管如不能彻底觉醒，力图自强，则所有革命基础与希望完全绝灭。

　　 “故在上半年内，必须照预定计划整军，裁编机关、军校与部队至350万人为最高额，则国家当有建军机会也。”

　　 【4月12日】

　　 今晨6时后，得罗斯福总统脑充血症已于4时半逝世之报，甚为世界与今后国际局势忧也。

　　 罗斯福虽对俄姑息与对中共袒护，但其尚有限度与一定主张，并非徒持强极之霸者。今后，美国政府恐将受英之操纵，有所变更，而不如罗之自主矣!中、俄关系，因罗之死，更应审慎出之。

　　 罗斯福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当有内疚的。

　　 3月1日，他在国会当众撒谎的时候，就地软瘫在椅子上，语言吞吞吐吐，似是而非，内心充满矛盾。

　　 罗斯福是背负着损害与欺骗中国人民的沉重包袱死去的。

　　 蒋介石权衡其功过，最终还是原谅了他，并为世界失去这样一位伟人，而“忧”。

　　 失去罗斯福，蒋好似失去靠山，深感今后的事情有些难办，特别是在中、俄关系上，只能靠自己“审慎出之”。

　　 【4月25日】

　　 美国恐俄国乘机占领东三省一点，似已引起其深切注意矣!

　　 赫尔利此次访英、俄，征询其对华统一政策之同意，形式上虽皆赞成，而事实等于徒劳也。赫尔利用意甚美，且出于助我中国之精诚，故为之深谅。

　　 但中国之独立统一、自由民主政治之建立，而烦友邦劳心，且劳其征求英、俄同意，殊为我国耻辱。国不自立，人不自强，宇宙之大，其尚有为我民族生存之地耶?能不戒惧乎哉?

　　 丘吉尔对香港交还中国问题，谓：“誓死不愿”；又谓：“美国对中国之政策，为一大幻想”云。--其蔑视我国如此也!

　　 赫尔利于雅尔塔会议后，在2月底回国述职，看到了雅尔塔会议密件，为过于离谱的内容而大吃一惊，于是将密约原文抄录下来，并在空白处写出自己的意见，请罗斯福过目：

　　 “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主要是《开罗宣言》)?是不是否定了总统自己3月1日在国会的演说?……”

　　 罗斯福被逼无奈，只好向赫尔利承认错误，并派赫尔利飞往伦敦、莫斯科进行补救的善后活动。其实，罗斯福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向赫尔利认错，一面又致电丘吉尔和斯大林不予理睬。因此，赫尔利“徒劳”。

　　 对赫尔利这种“助我中国之精诚”蒋介石是感激不尽的，但也觉得是一种耻辱，本国之事，却“烦友邦劳心”!

　　 “丘吉尔对香港交还中国问题”的言论除了蒋氏日记中所引，还有更为蛮横无理的话：

　　 赫尔利于4月5日在伦敦会见丘吉尔，他说：“如果英国不遵守大西洋宪章，而要继续据有香港，则苏联便会提出相同的要求。”赫尔利认为，如果英国放弃了香港，则对于苏联对旅顺、大连的要求会有很大的抑制力量。然而丘吉尔却拒绝道：“有关殖民地的事，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的约束。”

　　 好一副帝国主义者的嘴脸!

　　 【5月2日】

　　 德国广播--希特勒于1日在柏林战死。而未明言其死因，此必其自杀无疑。

　　 又据罗马电称：“墨索里尼于上月(4月)28日在意大利北部被处死刑，并陈尸于米兰市之广场云。”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与他的情妇伊娃布朗同时自杀，结束了恶贯满盈的一生。当天下午，苏联红军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

　　 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这一天，成为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蒋氏在这天日记上虽无感言，但他以大事记之，足见内心里异常兴奋。

　　 怎能不兴奋，这一年，正值蒋介石59岁，又是抗战第八个年头，蒋介石曾在《中华民国34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预言：“今年这一年，真是我们励志雪耻、配合盟邦发动反攻的最后时机。……”

　　 这几个月，盟军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最后的总攻击。

　　 在欧洲的东战场，1月波兰、2月匈牙利、3月南斯拉夫、4月奥地利接连被克服，4月22日，苏联战车部队终于突进了德国首都柏林。

　　 在西战场，3月7日，美军渡过莱茵河，4月25日和苏军在易北河的托哥实现了历史性会师。

　　 这胜利将促进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尽快到来。

　　 【5月24日】

　　 正午，与赫尔利商谈越南、香港及朝鲜、东北之军事、政治方略，余亟欲知美国对南满有否登陆之准备，以定我国对俄交涉之要领也。彼答：有些准备云。彼并报告其昨日与俄使谈话之经过，表示其美国对旅顺问题，仍守其对华主权、行政完整之一贯政策。而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

　　 美国以出卖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同时，美、英又承认东欧为苏联势力范围；朝鲜和印度支那部分先行托管，而后独立等等，这便是雅尔塔会议为战后所划分的势力范围。这密约实质是对《开罗宣言》的背叛!

　　 苏联以此密约为据，一方面加紧准备对日宣战，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强制性的友好条约交涉。

　　 蒋介石坚持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原则是可贵的。

　　 5月23日，蒋介石给在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的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发去电报，让宋以私人身份去见杜鲁门，说明关于苏联租借旅顺口问题，只表示反对再用“租借”这个名称，因“‘租借地’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发现”。蒋介石所争执的，仅一名称而已。可见，在密约已定，“木已成舟”、既成事实情况下，蒋介石也只能违心承认，不过他到底还是在力争“主权”。

　　 【6月3日】

　　 下午5时，与俄大使谈话，关于东三省及军港、商港等主权行政必须完整的意见，明白对其表示了并说明中、俄利害关系，不可为小而失大也。

　　 写下这篇日记之后，从6月12日起蒋介石又与彼得罗夫大使多次接触，提出以“雅尔塔密约”为先决条件，磋商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彼得罗夫通知蒋介石说，斯大林要求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须到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战局紧迫，急需苏联早日对日作战。

　　 6月27日，蒋介石派宋子文、青年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陆军中将蒋经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卜道明为谈判代表团赴莫斯科。

　　 蒋介石之所以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赴苏，是为对苏表示友好，让儿子作他的代表；另外，蒋经国在苏联十二年之久，通晓俄文，熟知俄国人的风土人情，便于观察分析对方的意图。

　　 谈判期间，蒋介石特意打电话给儿子，让他以个人身份单独拜见斯大林，谈一下有关外蒙古独立问题。

　　 会见时，斯大林与蒋经国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斯大林：“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他独立?”

　　 蒋经国：“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八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来，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倘使你的国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从7月2日至12日，宋子文与斯大林进行了六次艰苦的会谈，最终，一切以中国被迫按照既成事实的“雅尔塔密约”的内容作了让步为结果。从斯大林那里所争取到的，只是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不使用蒋介石所引以为辱的“租借”名称。另外，得到斯大林的口头保证，条约签订后，苏联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并明确只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中苏会谈期间，由于斯大林去波茨坦出席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而一度中断。

　　 8月8日，中苏再度举行会谈。

　　 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条约全文共分八条。主要内容：两国在对日作战中互相给予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彼此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

　　 【6月8日】

　　 美政府昨日已将勾共排华专事攻讦我政府者6人以漏机密罪逮捕。其中有仍为驻华使馆之三等秘书谢伟斯，此为勾共最力之人，而去年史迪威与共党结纳，亦为其所主持者也。此6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

　　 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逮捕了亚美杂志主编任杰非等6人，其中包括倾向于中共的低级军官谢伟斯。

　　 所谓间谍罪，主要证据是将国民党军队的中国陆军序列变更表和空军改组表于亚美杂志社搜出。

　　 事出有因。2月28日，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联名给国务卿发了一份电报，指责赫尔利损害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并特别申明，避免中国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和中共的合作，并迫使蒋和中共分享权力。其中爱德乐曾给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怀特的信中特别指出中国的前途“不应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去决定”。爱德乐致怀特函，1945年2月25日，见《摩根索日记》第二卷，第1419-1420页。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军官小组也对多诺万将军说：赫尔利破坏了中国争取和平的几乎任何机会；并把美国和国民党完全连在一起了。

　　 谢伟斯到延安，与毛泽东接触时，毛泽东向他指出：赫尔利在干涉中国内政。谢伟斯在给国务卿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期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届时，共军将在东北地区之南部与苏联配合活动。”“美国如援助共产党，不必征求蒋介石同意。”“除非美国根本改变其对国民党之政策，则共党不会盼望战后与美国合作。”

　　 3月4日，赫尔利到国务卿那里述职，看到谢伟斯等美驻华使馆人员的控告信后，破口大骂谢伟斯是“婊子养的”；并逢人便讲这些使馆人员对他和总统都不忠诚，决定将他们撤职。

　　 4月1日，谢伟斯在赫尔利强烈要求下，被召回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谢伟斯举行盛大欢送会。在会上，毛泽东向谢伟斯表示：不管中共是否得到美国一枪一弹，都将抗击日本和帮助美国军队；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就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美国人必须了解，中共不会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大会”。如果蒋一意孤行，中共将在解放区成立自己的民族统一战线。

　　 4月4日，谢伟斯离开延安，4月14日，回到华盛顿。

　　 谢伟斯等人之被捕，完全是赫尔利所致。

　　 这时，美国驻华海军小组负责人梅乐斯和魏德迈、赫尔利均认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乱就可以镇压下去。”魏德迈致军部函，1945年3月9日。美国国务院，从此完全信赖赫尔利等人，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形成单方面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潮，谁也不再敢反对赫尔利的意见了。

　　1945年 4

　　 【6月9日】

　　 共匪近日又向伏牛山、嵩县(河南省)一带我军袭击，并窥伺皖省府所在地之立煌，不断侵犯。即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故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军向南之各种企图也。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已经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上，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作垂死的挣扎，为了打击侵略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944年局部反攻取得很大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敌人兵力，积极配合正面战场战斗，深入敌后，扩大解放区，解放那里的同胞，这乃是深得民心、功在国家的正义之举。何罪之有?

　　 据1945年5月13日《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一文载，在解放区战场，到此日止，从敌人手中完全解放的县城66座。华中区：阜宁、武康、德青、嘉山、泗阳；晋察冀区：阜平、肃宁、灵邱；晋冀豫区：平顺、涉县、武乡、黎城、榆社、林县、沁水、陵川、沁源、阳城、晋县、左权、和顺；冀鲁豫区：寿张、阳谷、邱县、清丰、朝城、莘县、内黄、濮县、濮阳、大名、南乐、南宫、新河；山东区：海阳、栖霞、利津、沂水、乐陵、文登、荣成、临邑、莒县、蒙阴；晋绥区：兴县、临县、河曲、保德、偏关、岢岚、方山、岚县、五寨；河南：渑池等。

　　 如果再加上“日记”所说的“伏牛山、嵩县”这大片土地和近亿的同胞从敌人铁蹄下解救出来，不是一大幸事吗?

　　 日记中所言“袭击”，这倒也需要考察一番。

　　 其实自1939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秦厚荣部制造的“博山惨案”以来，国民党顽军对八路军、新四路，以及抗日根据地人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袭击”。远的如“皖南事变”姑且不说，就从1944年算起：

　　 1月28日，阎锡山的61军及杂牌武装共1万余人，侵占太岳解放区之浮山西南塔儿山地区。

　　 8月11日，阎锡山的61军又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

　　 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第三战区令顽“苏皖挺进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进攻新四军苏浙根据地，新四军被迫自卫，经两次反顽作战，歼顽3400余人，并占领了天目山，解放了孝丰、临安。

　　 同年5月23日，第三战区52、79等10个师(有称为14个师)6万人的兵力(内包括美国训练装备之精锐部队)，在浙西以上官云相为指挥官、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向新四军苏浙军区进犯。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于6月4日退出新登，8日撤出临安与全部天目山地区。但蒋军得寸进尺，深入解放区达百里。

　　 就在蒋氏日记的第二天，6月10日，国民党顽军傅作义部骑兵1万余人，由河套、伊克昭盟向绥西、绥南解放区大举进犯。

　　 事实胜于雄辩。谁人都知道，“贼喊捉贼”是蒋氏惯用之把戏。

　　 至于日记所提“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云云，盖指江北南下新四军第一师部队。该部队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叶飞。此部并非“侵入”而是奉中共中央之命，为对日寇发动局部反攻，收复失地而南下的。同时南下的还有八路军359旅组成的5000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

　　 “南下”如果要说有什么“企图”的话，就是打击日伪军，反击顽固派，扩大解放区，解放那里的苦难同胞。仅此而已。

　　 【6月10日】

　　 对共匪通过敌寇阵地，窜扰我豫西、浙、湘各战区，乃证明其受敌寇指使，以牵制我军反攻之事实，应随时发表。

　　 在日寇先后发动“河南战役”和“湖南战役”，豫、鄂、湘、粤、黔、桂等有千里之地和一百多座城市相继陷落，六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时候，中共中央基于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做出蕴藻浜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这就是：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抽调部分主力向南发展，有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实行国共合作，向日伪全面反攻。

　　 这怎么能叫“窜扰”，“通过敌寇阵地”不正是消灭“敌寇”吗!难道不穿插、分割、包围就能杀伤敌寇不成?

　　 事实证明：1945年的上半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敌后广大区域内，对日伪发动强大攻势，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市，基本上把敌人逼近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沿线。从而大大缩小了敌占区，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17日】

　　 敌国会临时会议授其内阁总理以天皇特权，是为其投降之准备乎?然已难矣!

　　 5月1日希特勒自杀，8日德国投降，不啻一颗颗重磅炮弹在日本内阁炸响，于是出现投降与继续抓紧作战之争。主战派冈村宁次要率领“中国派遣军”12个军，百余万人，准备确保中国伪满，放弃日本本土，全力进攻重庆、西安，消灭中国抗日根据地。但日本大本营不同意冈村计划，并指令冈村的总参谋长松井予以制止。然而冈村竟不听大本营的命令，径直命令园部和一郎的第六方面军执行进攻四川计划，发动了湘西会战。

　　 结果此役日军以惨败而告终。6月16日，中国军队王耀武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击溃敌第二十军之第六方面军，歼敌近50000人。

　　 与此同时，日本新内阁也在急于考虑对苏对策。

　　 5月11至14日连续三天，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会议，结果认为与苏还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决定两项方针：

　　 “一、防止苏联对日参战；二、争取苏联的善意中立”。

　　 随即，外相东乡茂德请曾任首相的广田弘毅和苏驻日大使马立克接洽。

　　 6月3日、4日两天，广田和马立克在箱根会谈，日方提出希望寻求维护日苏平等关系的方法，试探有无签订条约等的可能性；但马立克大使则以广田的提议有欠具体内容而延不置答，后即托病不见。

　　 6月1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为准备“本土决战”而订立的“战时紧急措施法”，授予内阁以天皇专断之特权。

　　 蒋介石估计，权柄易手，是提前开脱天皇罪孽，为投降做出蕴藻浜准备。但蒋认为“已难矣”!

　　 【8月14日】

　　 近日忙迫，本托(陈)布雷伐拟，以其病，至今未动笔，故不如自拟为快也。

　　 蒋介石的文章、讲演稿平时大多都是找人代笔，一般都由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捉刀。这次，陈患了重病，无奈，只好自拟抗战胜利之广播稿。

　　 【8月15日】

　　 “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8月10日下午7时50分，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听到日本东京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次广播是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未通过日本军事当局的检查，代表日本政府播发的。

　　 这时陪都重庆的大街小巷，立即贴满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标语，“抗战胜利了!”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重庆《新华日报》也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千千万万的市民涌上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声，连珠炮似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的鼓掌声，震撼山城的热烈景象。

　　 著名诗人柳亚子在这一天，听到日寇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怀着极度兴奋而又无限感慨的心情写下一首诗：

　　 八月十日夜电传倭寇乞降，十二日补赋一首。

　　 “殷雷爆竹沸渝城殷雷：雷声。《诗?召南?殷其雷》米注：“殷，雷声也。”渝城：重庆的别称。，长夜居然曙色明。

　　 负重农工嗟力竭负重：承担着沉重负担。，贪天奸幸侈功成贪天：“贪天之功”的省文。。

　　 横流举世吾湔惧，义战能持国尚荣。

　　 翘首东南新捷报，江淮子弟盼收京。”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中、美、英、苏四国政府也同时接受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

　　 同日上午10时，即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小时，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人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且听蒋氏怎么说：

　　 “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蒋介石在这篇广播演说中强调指出：

　　 “中国同胞仍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以到今天一贯地只识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加不能以对敌人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被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演说中所强调的部分，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对外敌或对手，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持不同政见者，则“严惩不贷”，是自清朝以来当权者极为突出的劣根性。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阶级以天下为私物的一大政治特征。

　　 【8月17日】

　　 英军舰已驶到香港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

　　 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缘清朝政府无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和九龙割让给英国。从此，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英两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当然，英是以此借用中国在大陆的抗战拖住日寇，进而保全它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少受损失。

　　 在交涉中即曾为港、九归属问题进行过讨论，可是由于英国态度固执，以致在签订平等新约时将之搁置未提，形成悬案。为此，中国政府当即照会英国，希望：为使香港与九龙的归属在将来同时解决，保留收回港九之权。

　　 然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英国还不肯打破其旧有的殖民地主义的迷梦，妄图赖在港九不走。

　　 因此，在关于香港日军的受降方面就发生了争执。

　　 按照盟军方面最初的规定，香港日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部受降；然而英国竟以香港为割让地而主张持有其主权，则派遣英国海军来单独接受日本投降。

　　 蒋氏日记判断准确，英国以受降为由，将军舰“驶到香港海附近”，确实“有重占香港之企图”。

　　1945年 5

　　 【8月26日】

　　 与赫尔利、魏德迈商谈英国拒绝我委托英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提议，决定仍坚持委托方案。如其拒绝，则违法乱纪，责在英国，余则不能不守定是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

　　 中国并未承认香港是英国领土，因此不能准许英国擅自在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这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英美两国间有勾结，他们对于保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英国有所偏袒，他致电蒋介石说：“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

　　 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内战，不想由此失去美国的援助，因此不得不在失去对于香港主权立场的范围内作了屈辱的让步。

　　 8月22日，蒋介石电告麦克阿瑟：“可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授予英军司令官以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的权限。”同时命令港九方面的中国军队后撤。

　　 可是，英国仍以其对于香港的主权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英平等新约的影响为由，坚持受降权本属于英国，而拒绝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授权。

　　 在这篇日记里，蒋介石说仍然在“坚持委托方案”并与他所信赖的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商谈，同时强调“坚持”的本意在于“守定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也”。

　　 【8月27日】

　　 召见英国大使薛穆，明告其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并即委其所派之哈可尔提少将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嘱其通知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蒋介石仍在全力行使“中国战区统帅之权责”：

　　 召见大使、阐明委托之主张，并提出“必须贯彻”，同时派了“委托人”。

　　 然而，对此他心里其实并没有底，“如其……则……”，等语就是证明。但蒋介石最后还是表示：自己“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8月28日】

　　 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体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蒋介石方针已定，即打败日寇以后，便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但是，遭受八年战乱之苦的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要求和平、民主呼声甚高。蒋为避免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和国内外舆论谴责，企图将发动内战之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再加之他的部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甚至他们嫡系还在缅、印国外，要把全部军队运往内战前线，还需时间。于是，蒋介石一边抓紧内战准备，一边摆出一副积极“和平协商”的姿态。

　　 自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连发三封急电。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八月十六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朱德在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央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要求。其电文从略。

　　 8月20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同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其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八月二十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不难看出，蒋氏此电是在借重“盟军”向中共施加压力。并“再驰电奉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其意很明白，如果毛泽东不去，就证明中共没有诚意，就可把发动内战之罪责推卸到中共身上。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共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八月二十二日延安”《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蒋介石紧接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速驾!”

　　 蒋中正梗八月二十三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蒋介石一口一个“时间迫切”，一口一个“问题重要”，并“已准备飞机迎迓”可谓多么的富有“诚意”!在发电同时，每次均在报刊、广播中大肆宣传。这明显是在“将”中共的军。

　　 8月24日，毛泽东即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二十四日”《重庆谈判资料》，第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7月。

　　 毛泽东虽在此电报中通知蒋介石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周恩来先行与蒋氏接触，了解蒋和谈诚意后，再赴重庆，因延安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非常担心，怕蒋设“鸿门宴”。

　　 毛泽东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为蒋此次不是诱捕他，而是在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因此决定8月27日赴重庆。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坐赫尔利、张治中迎接中共和谈代表的专机抵达重庆。

　　 当时，蒋介石正召集各院院长会议，毛泽东的亲临重庆和谈，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原来，国民党估计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重庆谈判纪实》，第417页。也正如《中央日报》主编陶希圣所透露的：“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重庆谈判纪实》，第419页。没想到，毛泽东真的来了，这“假戏”也只好硬着头皮“真做”了，因此，蒋氏日记说要“诚挚待之”，但依然坚持“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的方针。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时隔18年后，双方首次会面。虽然远在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彼此在广州见过面，但印象都不很深，后来，便分道扬镳。这天晚宴，蒋毛二人先后致辞并举杯互祝对方健康，气氛甚为愉快。当时，蒋介石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挂满勋章，显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而毛泽东身着极为朴素的中山制服，并无任何装饰品，只有脚下一双新皮鞋略微显眼，显露出一派不亢不卑的神情。两人都充满战胜对方的信心，不过，蒋的信心似乎更大一些。

　　 次日(8月29日)下午4时，蒋介石又亲自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下榻处山洞林园去拜会，彼此进行了短暂的晤谈。

　　 这两天，蒋介石的确显得一片“诚挚”盛情。

　　 29日的会面，宣布了双方和谈代表团名单：

　　 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

　　 共产党员代表为周恩来、王若飞。

　　 和谈根本没作任何准备，拿不出一点意见来，张群在会谈桌上尴尬地说：“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重庆谈判纪实》，第208页。邵力子见已露馅，连忙自圆其说：“国民党没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出具体方案，也许使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意见，而碍于会谈的进行。”不过，事后邵力子却又自疚地表示：“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先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谈中争取主动，但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责备的。”《重庆谈判纪实》，第361页。

　　 【8月29日】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这是在会谈之前的8月28日，蒋介石面对国民党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所确定的方针。

　　 此方针，还是恪守他的“三点建议”不变，要说变，只不过变了腔调而已。这就是要通过谈判的手段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全国一统天下。这就是国民党所谓“和平建国”方针的实质。

　　1945年 6

　　 【8月31日】

　　 (一)

　　 此原子弹不仅为解决此世界大战之唯一动力，亦为10年内解决世界战祸之良策，科学之力如此其大!然无上帝赋予人类如此之神智，亦决不能有此发明也。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共同发表了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此“公告”，是依据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自7月17日开始在柏林郊外波茨坦会商结果起草的。这次又没邀请蒋介石参加会谈。

　　 发表时，因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日苏中立条约”尚在有效期间，因此未曾列苏联之名；中国虽未出席会议，但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后，予以列名。

　　 波茨坦公告列举敦促日本投降的条件是：

　　 铲除军国主义，占领日本领土，实施开罗宣言之条件，解除日军武装，惩处战犯等项；并警告日本政府：是保证“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还是使“日本毁灭”?必须二者选其一。同时，“公告”中还提到日本军队解除武装后，将允许返回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日本除军事企业外可以保持经济企业，准许将来参加国际贸易等等。

　　 这时，日本已丧失有组织的抵抗力。以马利安纳群岛及琉球、琉璜岛为基地的盟军飞机反复出动轰炸；再加上美国机动舰队业已进入日本沿海，开始对其本土展开舰炮射击。同时，美国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并已秘密运送到美国空军基地泰里安岛。

　　 但是，7月27日，日本政府收听到《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却依然顽抗，拒绝接受“公告”。外相东乡茂德听后认为：“这不是无条件投降的命令!”7月27日下午，《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美国、英国和重庆的联合公告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折不扣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7月28日下午，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对记者团发表讲话说：“我认为，《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日本政府毫无关心之必要，我们必须抹杀它，向战争之途迈进!……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日本军部当时只想到“本土决战”，并为保卫本土做出蕴藻浜了“决号行动”的作战计划。集中了1万架飞机、53个步兵师团和25个旅团，共计235万人，还有近400万海陆军文职人员，25万特种卫戍部队，2800万民兵。决定在日本本土与盟军决一死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于7月30日，通过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请托苏联为之斡旋，以谋求“有条件之和平”，其实，这已不可能。

　　 为了以强大的武力彻底摧毁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促使它无条件投降，8月6日清晨8时美国第二十航空队第509混合联队所属B-29飞机，在广岛市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居有34万人口的城市，在闪光和蘑菇云之下，顿时化为废墟。

　　 然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如果不立即投降，就投第二颗原子弹。可是日本方面还是没有答复，于是，8月9日在长崎，美国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美国投下的原子弹，使日本全国206个都市中，81个受到严重损害，死亡71379人，受伤19691人，无家可归者170000人，一切建筑尽成废墟，正在操练，准备于“本土决战”的几万日军无影无踪。

　　 美国的原子弹的确起到了加速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作用，也给日本顽固派军人的投降提供了挽回面子的台阶。

　　 (二)

　　 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三天，即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在总长4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给予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日寇丧失了最后负隅顽抗的基地。随即，苏联在《波茨坦公告》上办了补签手续。

　　 在苏军出兵东北前，蒋介石就于8月7日致电在莫斯科进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宋子文指示说：“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偿还我国战债之一部分。此在订约之前，应与之协商或声明也。”

　　 在波茨坦会议进行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7月21日得知国内的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就问马歇尔是否还需要苏联帮助(出兵东北)?但马歇尔对原子弹威力还心中无数，因而未和苏联决裂。但也认为，既然有了原子弹，就不必过于依靠苏联了。

　　 美国认为，亚洲所受的威胁，主要来自苏联的扩张，为此，美国告诫中国在中苏谈判时要态度强硬。此外，杜鲁门还派哈里曼到苏联劝说斯大林放弃东北特权，但斯大林不予理会。

　　 不想，在美国于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斯大林见日本的崩溃在即，便连忙对日宣战，立即出兵东北。

　　 其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苏联出兵东北，既成事实情况下而被迫签订的。

　　 所以，蒋介石说“苏俄对日宣战，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不无道理。

　　 (三)

　　 英国欲强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美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而已。

　　 8月30日，英国海军上将哈考特以受降特使身份抵达香港，以此拒绝蒋介石的“委派令”。

　　 英国这种蛮横无理，“欲强重占香港”的行逞，着实令人“痛愤无已”!

　　 【9月1日】

　　 英国对余委派英军官接受香港敌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证明，唯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在同盟国于9月2日正式接受日本投降的日期业已迫近的情况下，英国无法再蛮横下去，于是承认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委托受降的方式。这的确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也是蒋介石一再“坚持”的结果，实为幸事!

　　 蒋氏在日记中指出“英国悔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是确有实据的!

　　 鸦片战争即是实例，英国为变中国为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扩大可耻的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而后，迫使中国于1841年5月27日签订《广州和约》，规定清军立即退出广州城60里以外，用600万元作赎城费，另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以换取英军不入广州城。侵略者勒索巨款后便撕毁和约，扩大侵略战争。

　　 1842年8月29日，英国又逼近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在五处通商口岸派驻领事；海关税率须经双方议定；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等。从此，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3年7月23日，在香港又公布了《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制度。

　　 1843年10月8日，又与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英国又掠夺到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五口(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租地建永久居住建筑的特权。

　　 1856年10月23日，英、法又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攻广州，于1860年10月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

　　 1858年6月26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一条约是《南京条约》的扩大，马克思怒斥这条约“从头到尾都是欺诈”。

　　 1860年10月24日，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

　　 1876年9月13日，英国又和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即《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

　　 1886年至1888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西藏战争。虽然由于西藏各地抗英浪潮阻止了英军前进，但英还是逼中国政府于1890年3月17日签订了《中英印藏条约》。英国多年企图侵入西藏的图谋初步实现，并为以后扩大侵略打下了基础。

　　 1896年3月，清政府向英国汇丰、德国德华两银行借款，在北京签订了《英德借款详细章程》；1898年3月，清政府为最后付清马关赔款，又向英德借款。前后两次共借白银二亿两(合英镑三千二百万)。英、德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借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

　　 1900年，以英为首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侮华”罪行更是罄竹难书。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美、俄、法、德、日、意、奥、西、比、荷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从此，清政府完全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1903年12月，英国利用日俄忙于争夺中国东北的时机，悍然出兵对中国西藏发动了第二次侵略战争。8月，英军攻陷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签订《拉萨条约》，开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地为商埠，赔款55万英镑，拆除炮台与工事等。

　　 1906年4月，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拉萨条约》，除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条款依旧。

　　 一部中国近代史即是英国及其各帝国主义的侵华“侮华”史。

　　 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英帝国主义的“侮华”用心也未见削减。

　　 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已具有重要的地位。蒋介石早就全身心指望外国列强。可他这时却发现，英国等国，都没把他当作真正的盟友。

　　 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英、美、荷、澳四国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商定了“ABCD包围圈”(A美国、B英国、C中国、D荷兰)计划，竟未邀请蒋介石参加。

　　 同年8月14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大西洋一艘军舰上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这次会谈更没有请蒋介石。

　　 同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英、苏、美莫斯科签订联合行动协议，又没让蒋介石参加。

　　 同年12月23日，中、英、美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举行。会议一开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代表韦维尔所表现的态度十分自私，他们在东南亚打日本，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对他们竟不相干，并且要把美国援华物资占为己有。

　　 1943年8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最高级会谈，主要讨论今后盟军对德、日、意作战问题，又未邀请中国方面参加，蒋介石让宋子文以外交部长身份向英、美提出抗议说：中国作为盟国，应以平等地位参加会议。英率先敷衍搪塞。

　　 同年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三国轴心开始瓦解，欧洲战场有了新进展。英国出于本国利益，拟在欧洲提前开辟第二战场，而取消与中国联合全面反攻缅甸的军事计划，同时让美国同时供给欧亚两个战场军事物资。蒋介石得此消息，大骂英国“反复无常”、“欺人太甚”，骂丘吉尔是“狡猾的狐狸”。

　　 1943年末，在埃及的开罗举行最高首脑会议，蒋介石被邀参加。然而这是罗斯福的主意，当时，丘吉尔顽强地反对，他认为，美国人大大的夸大了蒋介石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丘吉尔最关心的是不让日本人进入英属印度，以及收复新加坡这块沦陷的基地。会议期间，蒋介石与丘吉尔举行双边会议，讨论共同反攻缅甸。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全境，以恢复缅滇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丘吉尔只要求中国单独在缅北作战，牵制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可以了。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在1943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还如蒋氏日记所言，“英国侮华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蒋介石悟到：“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1945年 7

　　 【9月2日】

　　 雪耻之日志(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勉乎哉!今日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春，蒋介石继续“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日本政府为了阻止英美势力向中国北方发展，借口保护侨民，决定出兵山东，并不顾国民党外交部的抗议，于4月下旬进占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队开进济南，日军逮捕中国士兵，枪杀“北伐军”运输队长寻衅。5月3日，日军又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将七千余人缴械。蒋介石命令各师“约束士兵，不准开枪还击”，日军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甚至将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16名外交人员捆绑起来，并将蔡的耳、鼻、舌、眼剜下，用机枪将17人全部杀害。月4日，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绕道“北伐”，但日军并不罢休。5月7日，日军向蒋介石提交最后通牒，提出五项条件：1.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2.对抗日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3.严禁一切反日宣传；4.北伐军撤退至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5.开放辛庄及张庄营房；并限十二小时以内答复。5月8日清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驰奔济南答复，除第二条外，均允照办。但日军谬称期限已过，下令重炮轰城，并于5月11日占领济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据世界红十字会济南分会查明：“济南惨案”中死亡6123人，伤1700余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惨案发生后，两国代表进行谈判。1929年3月28日，两国政府签订“济案”协定：1.中日双方组织调查委员会；2.双方对损害赔偿采取宽大主义办理；3.中国保证日本人“生命财产之安全”，日本自山东撤兵。济南惨案至此结案。

　　 蒋介石从“济南惨案”以来，一直坚持写“雪耻之日志”，这是事实。但在济南惨案前后，在对日问题上蒋氏是十分软弱卑怯的，这也是事实。

　　 日记所言“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了”系指9月2日，日本政府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美国麦克阿瑟主持签字仪式。中国政府受降代表徐永昌也出席了这次受降仪式。

　　 从日记的语气，特别是选用“我们”“联合国”的词语，显见蒋氏的自豪、得意、兴奋之心境。

　　 然而，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

　　 这是指，虽然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新的不平等条约和外蒙古独立被迫承认，以及波茨坦会议也被拒之门外，都给抗战胜利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投下不快的阴影，尤其使蒋氏忧心忡忡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日见壮大。

　　 事实上，从1944年春至194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迫使国民党投降，由陆上补给东南亚太平洋战争各地日军，从而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当时，在国民党军连连失利，全面溃败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出于民族大义，而向日军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借以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配合国民党军作战。

　　 在与日伪作战中，克服据点，解放了无数城镇和乡村，迅速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在局部反攻中，取得极大的胜利，共毙伤敌伪军二三万人。正像在评析蒋氏1945年6月9日日记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那样，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战斗。

　　 1945年夏天以来，解放区军民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举行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冀热辽军区部队，进入东北，和抗日联军游击队一起，积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解放了全东北。

　　 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了张家口、山海关等重要城市，解放了察哈尔全省，并包围北平、天津、保定等大中城市。

　　 晋绥部队，攻占归绥、太原等重要据点，解放大片土地。

　　 山东的部队解放了山东100个县城。

　　 晋冀鲁豫部队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

　　 华中地区的部队，向苏南、上海郊区、浙江北部、淮南、陇海线东段、津浦路两段等地反攻，直逼上海、南京。

　　 华南抗日游击队，直指广州、汕头地区。

　　 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进军神速，作战英勇，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焦作、菏泽、烟台、威海、淮阴等中小城市250余座，并一度占领保定、石家庄、归绥等城市，切断北京、平绥、津浦、平汉、正太、同蒲、陇海、胶济、广九等铁路线，收复大片国土。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抗击了大部分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2页。，消灭日伪军171万人，缴获各种枪694000余支。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解放区遍及19个省区，面积有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余人……

　　 眼见共产党的势力如此发展壮大，一贯反共的蒋介石，怎能不叫他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呢!

　　 【9月4日】

　　 今晨5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

　　 上午约岳军(张群)、文白(张治中)、力子(邵力子)等谈话，听取其昨夜与周恩来等全部谈话经过，脑筋深受刺激。何天生此等愚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也。以余之意，应将其提议从速公布，而文白等以为太早也；乃嘱彼等继续研究商议之法。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却抱有真诚的愿望。

　　 9月2日，毛泽东向王世杰指出国共两党谈判的八项原则性意见。

　　 9月3日，周恩来又将中共拟定的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交国民党代表，让其转交给蒋介石。这一方案，与8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所提出主张相比，又作了较大的让步，如承认国民党政府，不再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及成立联合政府，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即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下，通过政治协商，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必须承认各党派合法平等，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

　　 但是，蒋介石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目的是“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

　　 因此，9月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去见蒋介石，将中共所提的《谈话要点》文件交给他，他看了后，觉得“脑筋深受刺激”，因为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蒋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而中共则坚持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

　　 但蒋却说：中共的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然后把自己拟定的四项《对中共谈话要点》交给来见的代表。“要点”内容如下：

　　 (一)中共军队最高限额组编为12个师；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中共如能真诚做到军令、政令统一，可延请中共人员参加省、县行政机构；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参加，可以考虑；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由此可见，国共两党所提方案相差甚远。蒋介石只允许中共军队整编为12个师，而他的军队则整编为114个师，哪有“平等”可言?

　　 9月4日，普遍交换意见告一段落，进入实际问题的商谈。

　　 【9月9日】

　　 (一)

　　 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50年革命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犹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而丧失，迪化已溃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故人人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曰成也。勉乎哉!

　　 “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这一天的确是一个“光荣与胜利”的日子!

　　 9月9日上午9时，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南京原中央军官学校的陆军总部大礼堂，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经20分钟完成。日军投降书共九条，由冈村宁次和何应钦签署。

　　 苏联出兵东北，斯大林曾在备忘录上表示于战胜日本三个月后，苏联红军从东北全部撤出，尽管如此，又传来苏联轰炸新疆乌苏、精河等地中国军阵地的情报，这些的确令蒋介石感到“万分忧辱”。

　　 而使蒋氏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共匪未清”，虽然抗战胜利，可他认为“全部不能曰成也”，他已在准备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恢复元气、振兴中华的热望，而为逞专制统一中国的一己之私，不惜于抗战废墟上，再燃内战之火，将“革命”获得“成功”了!(二)

　　 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如果偶一不慎，为俄斯(大林)、共毛(泽东)以借口诬陷，则个人失败之事小，而民族之存亡前途事大，甚至陷于万劫不复也。

　　 此时唯一政策，在接收国内各地区敌军之投降与缴械，其次为接收东北之失地，使俄国不得不履行其条约义务为首务，否则，敌械未缴，西陲起衅，反为俄共与共毛所利用，使中国纷乱不可收拾，则革命乃真整个失败矣!

　　 早在8月11日，也就是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收到日本东京发出英语国际广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就下达了三道“命令”：

　　 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三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抵抗人民军队受降。

　　 三道命令，宗旨一个，就是他要独揽抗战胜利果实，不允许人民“接收”；特别第三道命令，为了“接收”便当，他不惜以敌为友，让伪军(汉奸队伍)作他的“接收”“别动队”。

　　 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8月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共产党针锋相对地表明自己的态度，8月13日，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一意孤行，于8月18日，再次明令何应钦承蒋之命办理在中国战区受降事宜。其中特别指出的是，受降者，应为政府所指定的部队，如有擅自受降者，由蒋下令惩办之。日军也不得任意向非指定的部队投降或让防，否则，以武力制裁之。

　　 【9月12日】

　　 正午约毛泽东谈话约半小时，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而彼要求编其28师之兵数。

　　 自9月4日起，进入实际问题会谈起，国民党代表就极力压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数量，拒不承认解放区的存在和民选政府，这样谈判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如何处置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上。

　　 国民党代表在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幌子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只有这样，共产党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之声誉，必更高于今日”《重庆谈判纪实》，第195页。。张群说得更加露骨：“我以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正是军队。就承认党派合作，平等合作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多党派团结合作，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重庆谈判纪实》，第217页。在这关键问题均未达成协议。谈判陷于僵局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亲自出马。

　　 9月12日，蒋介石约毛泽东进行首次正式会谈，他的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毛泽东主张中共缩编为28个师，而蒋介石不让步，坚持缩编为20个师。

　　 最后悬而未决。

　　 蒋氏日记中所言“余示以至诚与大公”，只不过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罢了。

　　1945年 8

　　 【9月17日】

　　 正午约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据岳军言周恩来向其表示：前次毛对余言可减其所提军额之半数者，实乃指其48师之数，已照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意也。果尔，则共匪诚不可与言矣!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28师之数字也，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

　　 17日蒋介石邀毛泽东、赫尔利照相谈话，仍是有关减缩人民军队整编数额问题。当场毛泽东依然提出缩编本军为28个师。

　　 张群(字岳军)所言是毛泽东在上次(9月12日)讲可在48个师之数减少到半数。实质后来《双十协定》上的“中共坚持缩编为24个师”正是48个师的半数。

　　 【9月24日】

　　 召见驻延安联络参谋胡自立，听取其报告--共匪在日本未投降前之阴谋，拟将全部沦陷区归其所有，并以沦陷区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以对抗我国民大会。阴毒极矣!

　　 所谓“拟将沦陷区归其所有”，是指解放区在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中的不断扩大。

　　 沦陷区变为解放区，共产党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举行参议会，成立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使解放区巩固起来，使其不再易于敌手。这有何罪?

　　 至于解放区以“民选政府名义召集人民代表大会”也并非是什么秘密!

　　 1945年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报到代表129人，大会主席团由周恩来、续范亭、邢肇荣、高岗、林祖涵、李鼎铭、刘少白、隋灵壁、沈其震、吴玉章、范文澜、赵占魁、吴满有、乌兰夫、刘澜波等15人组成。大会推选周恩来为筹备会常委会主任，林祖涵、续范亭、邢肇荣、李鼎铭等4人为副主任。这已通电全国，路人皆知，有何大惊小怪呢?

　　 蒋氏所以暴跳如雷，只不过是因为解放区的日益扩大、人民民主力量的日益壮大对他的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构成了威胁。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以人民为敌的人，终将被人民所埋葬!

　　 【10月1日】

　　 共党今日提公告稿，最后两条乃述共毛来渝安全问题及美使赫尔利保证问题，此与会谈全无关系，仅为其贼胆心虚之表示。彼全不思本国商谈要由外人保证之耻，亦不思赫尔利即使为之保证，亦已失效也。盖赫尔利保证共党接受统一团结之安全，并未保证其通敌卖国反动派之生命。而且赫尔利已对共党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不能如往日敌军未降时可由盟国共同作战之关系，参加调解，今后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彼辈不能自信，而独信外人，其何能革命?怕死取巧，实不值一笑也。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主要目的仍是减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

　　 重庆谈判，历经43天，是国共两党的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为了使谈判顺利进行，避免内战的爆发，一再提出积极的建议：人民军队可缩编为24个师以至20个师，并同意退出8个解放区，表明了和谈的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在此期间还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会见和访晤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妇女、青年、文化界、工商业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及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介绍了谈判情况，表达了共产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形成了一股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舆论力量。

　　 但由于国民党的强迫纠缠战术，使在重庆进行的国共和谈阻滞不前。

　　 【10月9日】

　　 毛泽东今日来作别，与之谈约1小时，先问其国共两党合作办法及其意见如何?彼吞吐其词不作正面回答，余乃直率告他--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负其责也。彼以为是。果能动其心于万一否?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

　　 10月4日下午，蒋在军委会又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主要内容为军队缩编数目和国民大会召开等问题。5日晚8时，蒋介石夫妇举行茶会宴请苏联彼得罗夫大使，邀毛泽东作陪。17日，蒋又邀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美国《生活》杂志特为摄制三人合影。10月9日，毛泽东又应邀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两人约谈一小时，蒋再次重申，中共应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互相竞争。并说“此为共产党今后唯一出路”。

　　 【10月10日】

　　 上午，主持国庆典礼。下午，召见北平、台湾党务人员后，往访毛泽东于林园，送行也。彼忽提议：今晚来宿林园。余知其必另生问题，乃欢迎其来宿；约谈10分钟，即辞出。9时40分，见毛泽东，约谈半小时。

　　 10日下午4时，蒋又亲赴曾家岩张治中寓所访见毛泽东，相谈10分钟后，相偕赴国府，出席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毛又应邀赴蒋之山洞官邸，与蒋畅谈，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应当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蒋则表示反对。之后，蒋与毛共同观赏中国古装戏。其间，毛泽东的汽车曾受枪击，而毛仍聚精会神地看戏并在话别宴会上举杯“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宴后下榻该官邸。

　　 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的代表张群与周恩来等人将过去会谈内容整理为“会谈纪要”发表，又叫《双十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央认为应重新选举。国民党认为只增加新代表就可以了。留待政协召开后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要保障人民自由(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五、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特务机关)禁止拘捕和处罚人民。

　　 七、原则上释放政治犯，又国民党主张先要中共开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坚持缩编为24个师；国民党坚持缩编为20个师。中共人员参加军委会，并建立三人小组整编军队。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坚持维持现状，等政协会议召开后，监督各解放区实行民选省政府。国民党认为应由中央委任省政府。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认为应当按法办事，解散伪军宜慎重。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认为中共接受中央军政统一命令后，再考虑参加受降。

　　 【10月11日】

　　 今晨8时，约毛泽东早餐后，余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论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也。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11日晨，蒋介石约毛泽东早餐，餐后对谈。谈话中特别指出对解放区问题，不能再事迁就。这是于签订纪要后，蒋介石再次要毛泽东放弃军队和地盘。对此，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加以拒绝。所以，蒋在日记末尾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再次表示了消灭中共的决心。

　　 【10月31日】

　　 共毛返回延安未及旬日，而多种横逆叛乱较前尤烈，此乃意中之事。但平津与胶济为我接收，重要据点之部署已妥，统一初基既完，唯政治协商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因之国民大会亦不能不延期，此固为对内政治上一大损失，然无关大计也。

　　 毛泽东返回延安之后，在重庆方面由张群(四川省主席)与周恩来再度举行会谈，但由于连续发生军事冲突，协商情形毫无进展。

　　 10月31日，政府方面为防范在各地的军事冲突会发展成为正规的内战，所以提议：“政府军与共军暂各驻守原地，互不攻击”、“共军撤退到铁路沿线的10公里以外，铁路之警备由警察担任”、“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这些议案提出于11月3日的国、共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由其接受解放区内的日军投降，对方不许。国、共会谈濒临决裂之边缘。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节，双方达成协议。遂即提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之后，决定了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38人，计为政府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青年党代表5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无党无派人士9人。但因国民党军在东北发动战争，故而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乃迁延到新年之后。

　　 【12月23日】

　　 晚约政治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至于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其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至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

　　 12月23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当飞机降落时，国民党警察竟开始驱逐中共代表。由于美国人出面干涉才罢手。

　　 起初，中共对马歇尔寄予一线希望，向他诚恳地表明，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1926-1937年的覆辙，中共愿意实现和平解决，参加联合政府。并对美国的独立精神、民主政治进行了称赞。蒋介石则对马歇尔既殷勤而又谨慎。他既答应与马氏合作，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只让中共在政府机关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决不让中共分享权力和据有军事、政治实力。这决定了马氏调停的失败。而美国政府，也并未真正停止对蒋军的援助。这更使马氏调停必然失败。

　　1946年 1

　　 【1月15日】

　　 斯大林对经国称，其对余个人之研究，比研究其他任何一国之领袖为彻底；认识余之性格，亦比任何人为真切。此可知其对余注意为何如矣。

　　 蒋自称“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何以其性格尚如是不可捉摸，竟值得克里姆林宫之孜孜研究?因其环境背景有如许之矛盾复杂也。因不论其出自主动或被动，蒋曾先后容共、剿共、抚共、反共也。

　　 【1月17日】

　　 今共匪仍在各省积极向我国军侵犯，反诬国军向彼进攻。余唯有逆来顺受与乘机应变以处之。

　　 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计约54万余人”。从而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大量的重要城市和战备要地。美国海军陆战队还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直接在中国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仅驻在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到1946年2月就有45000人。同时，美军还直接帮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打内战。

　　 1945年11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以租借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据美国陆军部的记录，到1945年年底，供给国民党地面部队所需的军用物资“已经足以供给完成39个师计划的需要，其他的租借物资中，包括大量的车辆及军需用品”。给蒋介石的武器、物资和借款，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已达40亿美元。1946年6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国会提出了《军事援华法案》，它赋予美国总统以广泛权力，为国民党编练军队，供给武器和设备。

　　 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即密令他的军队迅速“抢占战备要点”。

　　 谁在诬谁，事实胜于雄辩!

　　 【1月19日】

　　 (一)

　　 经国访俄归来，详报斯大林之意见与态度，彼对余所提门户开放与中、美、苏三国合作问题，口头虽不能拒绝，而勉强应之，但其内心定不欲也。

　　 斯大林邀请蒋经国特派员前往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在当时盖深恐美国将会介入业已形成困难局面的东北问题，是故中国方面也料想得到：斯大林之邀蒋经国前往访问，乃为意图离间中、美关系的一种谋略；不过为了要和苏联的交涉能够顺利进行，蒋经国遂于12月25日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奉派前往莫斯科，和斯大林直接交谈。

　　 关于访苏的情况，蒋经国特派员留有记述如下：

　　 “当时斯大林曾经对我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从蒋经国的报告中，显示日益尖锐化的美、苏对立，已在中国的东北投射下浓厚的阴影。

　　 (二)

　　 共匪自13日停战令以后，反在华北发动攻势，而马歇尔尚不觉悟共党之失信背约也。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达成停止国内冲突的协议，并成立了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参加的三人小组(亦称三人军事小组)。经过多次谈判，于1月10日，双方正式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在1月13日晚12时以前，一律停战。

　　 马歇尔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美军参谋长而声望甚高，这次来华又衔美国总统使命，蒋介石对马歇尔相当殷勤。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殷勤态度中更多的却是小心谨慎，并参有疑惑。因为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事件中，马歇尔支持了史迪威。也曾骂过蒋介石无能和其政府腐败。因此，马歇尔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是属于“受了中共宣传之所蒙骗而对国民政府不无偏见”之类的美国人。马歇尔又往往对蒋介石伉俪的微笑摆出一副严峻的面孔，蒋介石怕这位美国调停人“亲共”。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周恩来对马歇尔的评语是：“马歇尔在1945年12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月21日】

　　 近日心神痛悔交集。乃知往日对共党宽容之误事也。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在名义上达成了一项停火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命令各自的武装于13日停止一切军事敌对活动。但蒋于14日午夜便派兵去东北、鲁南、苏北、豫南、豫北等解放区。

　　 明眼人一看，这一项协议形同虚设。谈判这里还在进行，双方的军队便在河北、山西、绥远、苏北及山东等地发生了战斗。

　　 蒋介石大调兵，中共也不能干等着挨打。

　　 周恩来坚持内蒙古的赤峰和另外一个要塞在停火期间，应由共产党控制。为表示诚意，蒋介石勉强答应了这一点，这样共产党便掌握了控制热河的关键。随后，共产党加强了在东北的兵力。46000军队从山西调往东北，以加强林彪的部队。2月份，又从河北和山东分别调来了10000和40000军队，另有80000军队从山东坐船，登上了苏联人控制的港口。

　　 蒋介石闻听，大吃一惊，后悔莫及。

　　 【2月2日】

　　 周恩来自延安返渝，态度大变，并高唱军、党分离与国、共长期合作之口号；且对马歇尔表示--中共有亲美疏俄之意。此中必另有阴谋也。唯马歇尔与中共商谈已有月余，其对中共欺人之手法，或已逐渐了解乎?

　　 1月31日晚，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政协决议公布后，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会上，蒋介石致辞，热情洋溢，满意大会成就，希望贯彻普遍。各代表亦均表示拥护。

　　 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当然在此时候，要与会议精神一致，这也是中共真诚的心愿。当然，周恩来也清楚，其实蒋并不准备实施这些协议，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玩弄政治阴谋，以掩盖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中共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但对于和平与民主、国共合作，有一分希望，也是要积极争取的。周恩来没有错，而是蒋介石心虚了，如此而已。

　　 【2月19日】

　　 本周心情悒郁。既受政协会中共党及其外围之压迫，复受俄军之威胁，而在东北延不撤兵，最足使人焦虑也。

　　 日记所言“受政协会中共党及其外围之压迫”一节，情况如是：1946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

　　 但各党派的国府委员数目的分配，未能达成协议，蒋介石欲将各党派委员压在14名以下，从而使各党派绝对控制于国民党之下。对此中共不能同意，要求中共与民盟之名额共为14名，仅次于国民党，据有三分之一以上名额，从而具有否决权，以制约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此，蒋介石绝对不予让步，并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压迫”。

　　 至于所说“受俄军之威胁”，是这样：苏联本来约定在日寇投降后3星期后开始撤军，至迟不得超过3个月。但因美国陆战队于9月下旬在青岛、天津登陆，而延缓其撤军日期，至12日仍未撤军。后经中苏双方协议，延至1946年2月1日撤军。1月22日，宋美龄赴东北宣慰。蒋和美国对苏联迟迟不撤军是很忧虑的，故而蒋写了今之日记。

　　 【2月28日】

　　 (一)

　　 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党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其老练如马氏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

　　 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部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2月25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共两项：

　　 “一、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之高级军官，应由派在政府中之中共代表所提名之军官替补。

　　 “二、陆军之编制，在一年之后，全国军队编为108个师，其中共军占18个师；一年半之后，缩编为60个师，其中共军占10个师。”

　　 军队配置(一年后)东北6个军，中央军5个，中共军1个，每军辖3师；华北方面11个军，中央军7个，中共军4个；华东方面10个军，中央军9个，中共军1个；其他地区，西北5个军，华南4个军，均为中央军。

　　 对此种整军方案，蒋介石意在应付马歇尔和中共，实则口是心非，毫无诚意。他对马歇尔就深有疑虑，认为他在帮中共的忙，受中共蒙骗。蒋在2月28日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党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同篇中他又认为给中共统编其所属部队18个师，是他最大的损失。可见蒋是多么不情愿，只是因为马氏的影响才被迫签字的。

　　 (二)

　　 东北俄军逾期未撤，并发表声明藉词与驻华美军同时撤退，乃已不惜与美国公开为敌矣!

　　 苏联对于2月1日的撤退期限，根本就没有当作有这么回事。它以“中、苏经济合作任务尚未完成”、“美国如自中国撤退，苏联也撤退”等等藉口延宕下去。

　　 其用意是：一是以“战利品”为借口，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二是见到美国日益加紧运送蒋介石的军队、物资支援，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于是也改变了过去不支持中共的方针，帮助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为其撤军创造方便条件。

　　1946年 2

　　 【3月9日】

　　 (一)

　　 周末，俄军在东北调动频繁，颇向北撤，未知其作用何在?

　　 战后美国积极介入中国政治，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是美国的死对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却促成了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我国东北，借苏军之手首先把日本关东军打垮。然后又以雄厚的物力、财力支援蒋介石迅速抢占东北，以便把我国东北变成它的反苏反共的桥头堡，纳入它的世界战略。

　　 东北沦亡14年，蒋介石不理不睬，东北的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长期斗争和协助苏军作战获得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省无一兵一卒，主力深藏大西南，向东北进军，其全部兵力不得不依赖美国海军支援，从关内向东北运兵。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但蒋介石又宣称，停战范围不包括东北，东北只是从苏军手中收回主权的问题。这就完全暴露了他先在东北大打，然后再把战火引向关内的内战方针。

　　 起初，蒋介石见苏军撤军时日一拖再拖很是焦虑，1月19日日记倾吐了他对此的心情。可是，现在由原先怕苏军不撤，又改作关内大军尚未全部开到东北，而要求苏军推迟至3月中旬。只缘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引起中国哗然，纷纷要求苏军立撤。这回苏军北撤，蒋军未到齐，他慌了神。事实上不像他蒋介石所怀疑、担心的那样，苏军将所占城市移交给民主联军，而是苏军3月12日和13日相继撤出沈阳、四平，国民党军于13日即进沈阳。此时的四平早已在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手里。

　　 (二)

　　 马歇尔等军事三人小组视察华北归来，尤其马氏在延安与毛泽东会晤之后，彼对共党之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关。余告其在今后18个月内，共军未统编完成以前，如果万一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国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听从俄共之命而向我攻击。马氏对此亦不能加以否认也。

　　 蒋介石很担心马歇尔被中共拉过去，影响美国对他的援助。对于内战，原来美国认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指令，放弃军队，但实际上中共坚持不让；于是不认为中国的内战，将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会战。蒋介石当然乐于美国人有这个错觉。正因如此，美国政府才对蒋介石以租借法案名义进行大量军援。

　　 如果苏联援助中共，总会有些迹象表露，而这种迹象却一点也没有，美国人就认定中共与苏联有“勾结”也是一个疑问。如果苏联真与中共以援助，与蒋介石相抗衡，蒋介石反而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美国也会背后援助而不敢直接出面，以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恰恰相反，美国和蒋介石均知道苏联不援助中共，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发动进攻。但也不敢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怕引起苏联的担心和直接出兵干预。因此，美国人所谓中共与苏联有“勾结”，只不过是想以快速手段消灭中共的借口。以免中国将来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对美不利。因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四分五裂，美国人当时是想不到的。

　　 所说“中、俄发生军事冲突，或俄国对中、美作战时，共军必效忠苏俄”假设而已。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

　　 (三)

　　 俄军在东北之行动，假借演习为名，极尽其威胁之能事，尤以夺取前已交还我国之长春电气总公司，停止我锦州附近各矿厂之发电，使我在经济上受莫大之损失。

　　 2月1日，马林诺夫斯基再度发表关于“中苏经济合作”的声明，要求共同经营，并表示不希望“第三者”参加。已是毫不隐讳其独占东北的企图。

　　 对于这个声明，美国的反应也颇为敏感--贝尔纳斯国务卿认为：“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以外”，即于2月9日照会中、苏两国政府，表示：“(一)东北工业由中苏共管，乃违反门户开放原则。(二)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借以对苏联加以牵制，英国方面也与美国同一步调。

　　 2月26日，贝尔纳斯又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规定。”可是苏联却对于国际反应毫不顾忌，更于3月27日向中国提出《中苏经济合作建议草案》，仍然要求共同经营东北工业，但为外交部长王世杰所拒绝。

　　 (四)

　　 美记者被苏方驱逐返回后，俄军在东北之阴谋与暴行已完全揭露，美国舆论对俄之谴责，亦已日渐积极。

　　 刚好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来到沈阳、长春一带从事采访活动的美国记者被苏军赶走的事件。

　　 (五)

　　 丘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

　　 苏联在东北把日本14年间建设的超过百亿美元工、矿设施，完全掠为己有，说这是他们的战利品。这当然是蒋介石主动放弃东北，以后又无能力反攻东北所导致的。而苏联即利用这个机会，夺走了日本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总之治国者无力，必招外侮。1945年11月2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喜趝表明日本所建立东北工、矿设备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其余154种企业，应由中苏共管。12月7日，更严厉地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自东北撤军日期将不能预测。”1946年2月1日，马林诺夫斯基再度表示坚持中苏经济合作。并不许第三国参加。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对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作为战利品表示反对。2月16日，贝尔纳斯又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规定”。这些不能不令人想到清末的列强欲瓜分中国和各占势力范围的历史情景。

　　 3月27日，苏联向中国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合作建议草案》，坚持共同经营东北工业。蒋之外交部长王世杰终于拒绝。但东北工、矿企业，终于被苏联掠走70%至80%。月间，到沈阳、长春访问的美国记者被苏军赶走。这件事，引起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应。

　　 于是，蒋介石也跟着感慨起来，写了今天之日记。

　　 【3月13日】

　　 上周，俄军在东北调动频繁，不宣布其原因，且避与我驻长春之联络人员见面，使我无法洽商接防手续，今始公开宣布其驻沈阳俄军决定全部撤退。由我军进驻。而沈阳附近之共军，始则四面袭扰，企图于我接防之间，乘机侵据，卒因我军准备充分，故全部驱退，今日沈阳始完全收复矣。现虽达成接受东北第一步目的，但会后艰险更大。

　　 在苏等撤出沈阳的当天，中共中央关于准备粉碎东北顽军进攻给东北局和西满军区吕正操、李富春、黄克诚的电报指示(毛泽东拟稿)中说：“蒋介石在马歇尔几次要求下虽然同意派执行小组到东北停战，但附带了许多苛刻条件，我党不能接受这些条件停战，因此在苏军撤退后东北的军事情况即将紧张起来，你们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目前你们应立即粉碎蒋军的进攻。”

　　 3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向中央军委建议夺取四平，得到批准。

　　 俄军撤退，由你军进驻好了，并无意与你争夺大中城市，共产党、毛泽东眼下是要夺取战略要地--四平。

　　 后来引出“四战四平”，毛泽东指示“反复肉搏战斗，伤亡在所不惜，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这时蒋方晓得毛泽东战略意图，猛然悟到“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

　　 他错走一步，带来后来的更大“艰险”。

　　 【4月19日】

　　 当直告以非先改变其〔马歇尔〕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之目的。若仍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针，则将贻误大计，必至根本失败而后已。

　　 由于东北形势恶化，一时归国述职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于4月17日忽遽再度返华。他直接飞抵北平，听取了军事调查处执行部的报告后，18日到达重庆。

　　 翌日(19日)，马歇尔会见蒋介石与之商谈，主张应与共军妥协。蒋介石遂即向马歇尔率直表示本日记的意思。

　　 【4月20日】

　　 共军攻陷长春，阻碍国军接收东北主权、破坏停战协定，此已明目张胆发动叛乱。且俄国亦公然派飞机接济共军，并以哈尔滨至长春之铁路供共军运输南下。是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党伪政权、割裂我东北矣。

　　 在美国陆战队进驻中国大陆后，苏联知美国也欲独占中国，便一方面延缓撤军，一方面把缴获的武器送给中共，并允许中共军队进驻东北，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对中共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四平市的苏军无疑是在蒋之军队未到之前即已撤走，使中共军队收复四平市!苏联既给予中共一定方便，又不明显。意在东北建立中共政权!亦即与美国对抗。又如长春，当国民党军队业已派驻一师兵力，苏军突然于4月14日撤走，旋被中共军队三万余人攻入长春，收复长春市　，蒋之军队退出。对此，蒋介石认为斯大林欲于东北建立中共政权，分割东北。同年(1946年)4月17日，蒋介石密令徐永昌，对“剿匪战术应特别注重主动与机动。其战斗之对象，不重在攻占城市与据点，要以杀伤其人马，收缴其武器为目的。各进剿部队应严整纪律，不准驻扎城区。以上各点，希……特予注意研拟编入为要。中正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4月21日】

　　 美国必反对俄国垄断东北，并反对共党组织傀儡政权，而愿协助我政府收复东北主权。如马歇尔果有卓见，则应以客观态度认识俄、共绝无诚意者；但马歇尔非至绝境，必不愿放弃其妥协绥靖政策。

　　 这是蒋介石分析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

　　 翌日(4月22日)，蒋介石与马歇尔再次会谈。没料到马歇尔亦说出：如果不与共军妥协，则美国将停止对运输政府军前往东北的支援。盖临到了苏联全力支持共军的此际，而美国却要停止对政府军的援助。

　　 【4月22日】

　　 我中央军须由美军代为运输，一切计划皆受其牵制，且彼时以撤退其海军、中止其运输以为胁迫，使我不能不迁就彼对共党妥协之建议；殊不知此时对共党妥协，实无异对俄国屈服，当共党气焰嚣张之时，其要求条件之苛刻决难忍受。故应对马歇尔直说之，以促其觉悟也。

　　 4月24日，蒋介石在与马歇尔会谈之际提出东北停战之条件如下：

　　 (一)本年1月10日之停战协定(第一次)及其附件，应全部实行于东北。

　　 (二)在东北所有各军及各军附属单位之调遣，应根据本年2月25日之整军方案予以规定。

　　 (三)东北境内之长春铁路全线及其两侧30公里以内之地区，皆应由政府军接收，共军不得妨碍政府军接收。

　　 (四)除第三项以外，共军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政府及中共双方代表协议解决之。

　　 以上提案，只不过是要对当初业已达成的协议再加以认定而已，可是马歇尔这回却声色俱厉地表示不同意见，要求政府单方面让步。蒋所期望使其觉悟落空。

　　 【4月28日】

　　 近察马歇尔之心理及其态度，及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唯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几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自共方试谈，其畏共之心理竟至如此，余不得不加以剀切开导。若美国不改变以往之消极政策，而以实力积极支持我政府，则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矣!马歇尔若果有政治眼光与国际主义，明辨其美国自身之利害，当能领悟余言之不谬也。

　　 蒋介石认为担任国共两党调停的美国特使马歇尔，眼下显然是转而站在对共产党加以安抚的立场上去了。

　　 其实，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杜鲁门、贝尔纳斯(国务卿)和马歇尔仍然追求一种幻想：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联合政府所统治的统一的亲美中国。休战的唯一条款是容许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政府既要使中国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又要防止俄国在较广的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他们害怕内战，正因为它可能招致蒋介石的垮台，以及中共和(或)俄国取得胜利。即使美国领导集团支持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而蒋介石却回避建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他们仍旧不愿考虑放弃蒋介石。马歇尔所为，并非站在什么中共立场上。

　　1946年 3

　　 【4月29日】

　　 美国对东北之政策与对俄、共之态度，必须重加考虑，且须从速决定。以此实为美国对东亚整个问题之关键；消极退出、抑或积极参加与领导，应有所抉择也。切不可再蹈过去“九一八”时代覆辙，以致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祸患。如果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致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对共党既非宣言所能制止，唯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明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

　　 4月29日，马歇尔向蒋介石报告其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交涉的经过。据马歇尔说：“曾向周恩来表示，东北停战条件，必须共军退出长春，归中央军接防，并由军事3人会议派小组前往监视。否则，我(马歇尔)不愿再作调解人。周恩来对此并未表示具体意见，但称必电告延安。”

　　 蒋介石听取上述报告之后，乃向马歇尔表示劝告美国对于东北问题须发挥其影响力，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他，改变以往“消极政策”。日马歇尔支持蒋要回长春，此时蒋对马氏积极游说，劝美国积极支持他尽快占领东北，不要重蹈“九一八”对日妥协的旧辙。蒋占东北是决心很大的，以后蒋把东三省战败归咎于马歇尔，实是推诿与人。

　　 【5月11日】

　　 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唯此事婉拒后，彼将以所谋不遂，恼羞成怒，盖可断言。

　　 5月5日，国民政府于西迁8年半之后迁都南京。蒋介石夫妇先于5月3日由汉口飞抵南京，自飞机场至市内，市民夹道肩摩踵接，欢声雷动。

　　 翌日(5月6日)斯大林令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中请蒋经国特派员转达蒋介石，邀请蒋介石赴莫斯科访问或在边境某地会晤。

　　 蒋介石则认为斯大林的邀请是离间中美关系的最大阴谋，宛然谢绝之。

　　 【5月21日】

　　 自我军克服四平街后，共军主力溃败，故其态度又为之一变。且因我拒绝斯大林邀请访俄之约，故共党乃不能不依赖美国马歇尔之调停。

　　 从5月份起，蒋介石春风得意，不可一世。这时美国已帮助蒋介石将其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约160万人调集到内战前线，并于5月19日攻克四平，21日攻克公主岭。

　　 本来，早在1945年12月27日国共双方及马歇尔“三人小组”即已由马歇尔提出偏向蒋介石的四项方案，其中一项明确规定：“中国内部及东北境内所有军队立即停止调动”。1946年1月10日“三人小组”正式发布“一切战争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两军于13日午夜12时停战。然而，蒋介石为了抢占更多地盘，便下令他们军队于14日午夜向广大解放区进犯。其实蒋介石于1月3日就下达命令：“我军应予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

　　 中共方面，对此当然要针锋相对，进行反击。

　　 东三省，是1946年3月27日才接受《东北停战协议》。但4月1日，蒋介石又借对东北行使主权，继续发兵东北，进犯东北民主联军。5月间。杜聿明指挥所部侵占了四平街、长春、永吉等众多大中城市。

　　 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得粉碎，反得意地说“共党乃不得不仍赖美国马歇尔为之调停”这真是不打自招。

　　 【5月31日】

　　 此次婉拒斯大林邀约赴俄会议，为我外交成败之重大关键。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是适中斯大林离间中、美之阴谋耳。故对美、对俄之外交政策，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

　　 斯大林在莫斯科权衡了时局之后，决定请蒋介石到莫斯科来会谈，以讨论对东北的重新安排；新的安排将把美国人排除在外。

　　 斯大林知道美国根本不会在乎被人排挤在东北之外，他们关心的事主要是避免过多地卷入。

　　 不出斯大林所料，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都强烈要求蒋介石接受斯大林的邀请。然而他们也有重重顾虑，他们担心东北将来会纳入苏联的经济。

　　 他们认为，斯大林的这一建议增加了国共双方在既没有美国也没有苏联介入的情况下联合统治东北的可能性。于是，马歇尔便加倍努力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然而，蒋介石对于这些建议置若罔闻。他很清楚--虽然美国人还没有明白--他的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已不可能制定出对付苏联的共同策略。因此，他做出蕴藻浜了一项重大的决定--“必要的话，将单独抵抗苏联的侵略”。他不会同意“建立联合政府”而使中国受到削弱。于是，他拒绝了斯大林的邀请。

　　 【6月13日】

　　 共匪猛犯四平，更番进扑，有苏俄代表团15人与日俘3万人参加。

　　 蒋介石日记所指为三战四平(四平攻坚战)。四平是敌重点设防城市。四平陷入包围后，杜聿明一面下令四平守军(第71军；第13军；第53军榴炮营；十二保安区17团；辽北保安第1团、第2团；公主岭保安大队；装甲第9中队；宪兵队；铁道警备队；48兵站……)大修工事，准备死守。一面星夜从锦州方面抽调93军到沈阳。又再三要求援兵，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调53军驰援东北。敌军企图集中兵力从长春和沈阳两个方面援四平，以打通中长路，恢复长沈间的联系。

　　 战斗经过：1.路西战斗：6月11日外围战开始。12日晚，为断敌空运，辽吉纵队三师首先攻占四平西部机场，全歼守敌71军运输营和保安团一个营共600余人。13日晚8时20分，一纵二师4团2营以勇猛利落之行动攻下的外围据点，歼敌4个连，守敌多次疯狂反击均被击退……2.东路战斗：突破口为西南角与西北角，此战21日下午开始，距蒋氏日记时间尚远，略去。

　　 当时敌军说：“共军装备低劣，一无飞机，二无大炮，对钢墙铁壁的四平，必将是一筹莫展；”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吹嘘说：“四平固若金汤，国军训练有素，共军难越雷池一步……”

　　 当时香港《华侨日报》沈阳特讯说：“四平街之争夺战愈演愈烈。16日上午共军以4个团兵力冲入市区，当即与国军发生惨烈白刃战，战况之惨前未曾有，为东北历次战计所仅见。”

　　 这即是“猛”与“更番”之现实，无可非难。至于所说苏俄代表团与日俘，无从而知，查遍史料，毫无痕迹。

　　 【6月22日】

　　 分析中共之阴谋；(一)先主张全面与长期之停战。(二)各种协定分别先后解决。(三)政治与军事同时解决。(四)牵入俄国加入调处。(五)对美国代表之仲裁权，只允限于局部事件或某一特定事件，而不允赋予其对于全盘事件与在三人会议中之最后决定权。凡此皆为其拖延时间，使多项问题无法获得解决，彼乃得乘机壮大也。

　　 中原解放区是抗战胜利后由三支部队汇合而成的。一支是原在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一支是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等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一支是河南中部南下的王树声等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1945年10月24日，这三支部队在豫西的桐柏山区胜利会师，以新四军第五师为主体组建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在蒋介石看来，中原军区的建立似乎威胁着蒋军出川的大门，于是纠集大量兵力向这个地区进逼。为了避免冲突，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从1945年12月下旬起就主动撤出这一地区，由平汉路西向东转移，准备到安徽五河一带向新四军主力靠拢。部队在1946年1月上旬行进到湖北礼山和河南光山一带时，正值“停战令”颁发。中原军区恪守停战协定，立即停止行进，临时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块地区就地待命。

　　 蒋介石决意先下手消灭这支处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下的部队。他利用停战期间，调集十一个正规军26个师约30万人，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紧紧地包围这块地区。停战令颁发后的3个多月，国民党再三违反协议，先后挑衅进攻达240多次。他们并在宣化店地区周围构筑碉堡六千多座，将中原军区及所属三个军分区，割成“品”字形，并断绝对这个地区的粮食、医药供应。蒋介石咬牙切齿地说：“即便不能把他们一举消灭，也要把他们饿死、困死!”其用心何其毒也!

　　 周恩来一直焦灼地关注着中原军区部队的严重处境。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从重庆抵达南京的当晚，即在记者招待会上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发出警告，要求“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在周恩来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他的建议，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

　　 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5日下午，周恩来和徐永昌飞抵汉口，同由北平飞来的美方代表白鲁德会合。徐永昌到汉口后托病不前，派武汉行辕副参谋长王天鸣作他的代表。6日早上，大雨滂沱，三方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六十余人，分乘四辆吉普车和四辆卡车，向武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宣化店进发。8日上午11时，他们到达宣化店。下午在礼山中学同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会谈。到会的还有中外记者四十多人。会谈一开始，李先念愤怒地历数国民党破坏停战的大量事实。坐在对面的国民党代表无词以对，只是说：“李将军且息怒!待兄弟返回汉口，呈禀上峰，再作处理。”

　　 深夜，周恩来又同李先念等回到司令部继续听取汇报。他对军区负责人反复叮嘱说：“你们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幻想国民党发善心，他们是不会发善心的。你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的脑子必须复杂一点，一定要设法用枪杆子突围出去!”并帮助他们详细制定了突围方案。因此，当6月22日(恰是蒋氏日记之当天)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时，中原军区六万多名英雄健儿，已按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分三路胜利突出重围，这对国民党反动派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月1日，中共中央为此特通知各个解放区，说明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6月22日围攻中原解放区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和平谈判成功的希望已经断绝。但国民党还想利用谈判作为烟幕来掩盖内战的扩大，并想把和谈破裂的责任推卸给中国共产党。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周恩来表现出大智大勇，坚定而沉着地同对手周旋，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用事实来揭露国民党，教育了群众。

　　 【6月24日】

　　 共党策略盖企图在不战不和、与似战似和之局面下继续拖延不决，使国家陷于混乱状态，政治动摇，经济破产，以达其颠覆政府，赤化中国之目的。

　　 第二次停战令，是截至6月22日为止的15天，但因马歇尔再三要求，乃延长到30日正午为止。

　　 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并未遵守停战令。而是要中共军队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全线、东北大部、承德以南诸地区，以及山东、山西两省中6月7日后从伪军处接收的地区。并警告说如不服从，就诉诸武力。中共当然不会接受蒋的胁迫。

　　 “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据理提出中共军队向东北增加驻军及拒绝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等问题。蒋介石认为这是妨碍调停工作之臻于成功。并说中共军队是“企图在不战不和，与似战似和之局面下”搞破坏，以求一逞云云。蒋之逻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6月27日】

　　 无论对共交涉有无结果，目前军事行动，仍不宜用正式讨伐方式。

　　 蒋介石刚回到南京，从东北传来的却是“国军”不断战败和被歼的噩耗。原来国民党在东北的胜利，只是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几个大城市。其他广大地区不但都在中共军队手中，而且国民党军队不断遭到消灭。中共采取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获得了成功。

　　 蒋介石急忙电告杜聿明，要他颠倒黑白，说：“这是共军破坏停战、破坏和平。”6月6日又向中共和谈代表提出“东北停战半个月”，以作缓兵之计。经中共同意之后，停战自6月7日起生效。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6月27日，美国国务院批准替蒋介石政府建立一千架飞机的空军。

　　 6月30日，面临了停战命令的限期。这一天，政府发表声明：“政府对共党问题，仍本着和平、统一方针，力求政治解决。”

　　1946年 4

　　 【7月13日】

　　 马歇尔因中共发表“七七宣言”，颇受刺激，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对于国民政府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于7月7日发表《“七七”周年纪念宣言》，大意为：“反动派如敢挑战，我们会做一切的准备，给予迎头痛击。”这是对好战分子之警告。同时并揭露道：“马歇尔，魏德迈采取武装干涉政策”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并强烈抗议美国干涉我国内政，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

　　 【7月14日】

　　 彼(马歇尔)最大之心病，甚恐局部冲突引起全面内战，又恐短期内不能获得解决，以致引起俄国之干涉，而发生第三次大战也。

　　 马歇尔所担心的，是在于如对中共加强约束，则恐刺激苏联，而招致其介入干预。

　　 【7月17日】

　　 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1946年6月26日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7月12日，蒋派徐州绥署第一、第三绥区兵力50万人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内战于是全面爆发。

　　 8月10日，杜鲁门致蒋电，表示蒋如不停止内战，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8月14日蒋再次公开表示要军队“国家化”。并要中共退出五大地区。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迫蒋坚持和谈。蒋对此极为不满。

　　 【7月31日】

　　 美俄关系日渐恶化，俄国赤化世界之野心，亦为世人所认识矣。

　　 莫斯科于22日广播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明言：“苏联不能坐视美国对华政策。”同时，中共也对美国官员表示：“中共不接受莫斯科的指导”，而有要求由美、苏共同调解国、共问题之意。

　　 【8月3日】

　　 美国民族性之直率，乃至令人难解；以马歇尔如此重要人物，竟为共党所欺侮，而不自悟。甚至美军在平津道上遭受共军袭击，大损其国誉与军威，亦不之顾；而反于我政府在直接间接有形无形之中，施以压力，彼以为唯有如此，方能达成其调解之目的；殊不知共党与俄国决不容许其调解之成功也。

　　 在美苏关系日渐恶化的情况下，马歇尔推荐久住中国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以谋打开停滞中的调停局面。

　　 起初，美国所内定的新任大使，乃是为蒋介石依赖颇深的魏德迈。未料在即将发表之前走漏了消息，被共产党获知，于是周恩来乃向马歇尔表示强烈反对，以致翻了案而决定由司徒雷登出任。

　　 蒋介石说出美国对共产党过于纵容的程度，并以7月29日在北平外安平镇所发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袭击”的事件为例。说这一“事件”是中共军队所为，是中共军队对由天津调往北平的美军陆战队施以攻击，以致美军三人被杀害，12人负伤；可是马歇尔等人对于共产党并无强硬反应，反而表现出好像是一种奉承的态度。蒋氏怎不问，美军为何武装来到中国，又荷枪实弹地去了北平?

　　 【8月30日】

　　 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

　　 8月19日，蒋介石将修改后的《剿匪手令本》正式签发。

　　 蒋写日记无非对美国不能帮忙帮到底，发几句牢骚而已。

　　 实际上美国这些禁运把戏不过是给人看的。美援已把蒋介石军队部署好，并接连占领中共地区。禁不禁运，又有何妨!

　　 【10月26日】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余此次巡视台湾，在政治上对台湾民众之心理影响必大也。

　　 台湾省，简称台。在中国东南部。东海和南海之间。西隔台湾海峡和福建省相望，东临太平洋。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龟山岛、兰屿、彭佳屿、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为中国领土。远古时代，台湾与大陆相连，后因地壳运动分隔成岛。台湾古人类渊源于祖国大陆。秦汉以后有关台湾记载很具体。古称夷洲，隋称琉求。明天启四年(1624年)和六年，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分别侵入台湾。明末，郑成功驱逐侵略者，收复台湾。清置台湾府，属福建省。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行省。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为日本侵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还中国。是中国第一大岛。气候热湿，年降水量丰富，水利资源丰富。盛产樟木、红桧、扁柏等。矿产以煤、石油、天然气、铜、金、银、锰为主。有纺织、制糖、制胶等工业。特产天然樟脑和香茅油。农产以稻、甘蔗、茶叶、水果(香蕉、菠萝等)为主。沿海有渔、盐之利……

　　 当时的台湾已是富庶之乡了。

　　 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首次视察台湾，正是国共山西大同激战的当日，时间是10月21日至28日。

　　 【11月16日】

　　 国民大会开幕，此次为革命史上最艰难之创举，与划时代之新页也……国民大会今已开会，共党一年来联合其他党派以孤立本党、围攻政府之阴谋，已被我完全击破。

　　 “国民大会”代表是1936年5月5日的《五五宪草》制定后，随即“选出”的国大代表。原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后经五届三中会议议决，又改在1937年11月12日召开。不久因抗战爆发，暂停制宪，后六中全会又议决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后又推至战后召开。

　　 《五五宪草》是继1912年《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后的第六部宪法。年，蒋曾数次谈到召开“国大”日期。1945年元旦，蒋又一次宣布抗战胜利后，即行召开“国民大会”。3月1日，蒋又宣布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中共和全国人民均一致反对蒋氏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双十协定”中，中共提出应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五五宪草》等三项主张。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不予修改。

　　 1946年1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案和宪法案。决定本年5月5日重开国民大会，修正《五五宪草》。但鉴于条件不成熟和蒋拒绝修改宪草，中共不同意过早召开“国民大会”。经过蒋之一系列军事进攻的暂时胜利，蒋介石便于11月8日宣布于11月12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制定宪法。

　　 12月25日“国大”闭幕。原规定本次大会代表为2050名，而实到1485人。本宪法规定每县、市和同等地区各选代表一名；人口至五十万者，每增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名。县、市同等区域则以法律定之。

　　 在这个大会上，蒋介石于11月28日发表了宪草演说。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权宪法是要蒋来行使，他说：“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但是……我个人本来没有统治的欲望和兴趣，……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但“目前大多数同胞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故仍须“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说来说去，宪法虽然产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实行宪政。当然仍要实行“训政”和“治政”。

　　 对此，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斥蒋介石演说，指出其目的仍是继续训政。新华社记者说“国大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党所包办。”《评蒋介石“宪草”演说》一文则指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

　　 周恩来于11月16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这个伪国大是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最后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蒋介石以下停战令为烟雾，一方面召开伪国大，一方面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凡九次之多)进攻。

　　 【12月28日】

　　 国民大会圆满完成制宪任务，国内外对本党之信誉为之大增，此为30年来奋斗之结果。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定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

　　 该宪法仍然是以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为蓝本，但不是三权分立。国民大会可以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国民大会和总统任期六年。总统可以连任一次。

　　 总统权限：总统由国民大会全体代表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统公布法律、命令，需经行政院长副署。总统根据法院议决行使缔结条约、宣战和媾和之权，宣布戒严，并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和复决权。总统依法任免文、武官员、授予荣典。特殊情况时，总统可以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发布紧急命令，法令，做必要之处置。但一个月后，需经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法令、命令，立即失效。

　　 总统就职时，要向全国人民宣誓，表示：“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总统之特权是：(一)提名行政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二)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但当立法院对重要决策不同意时，得以议决请行政院改变之，但行政院对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才可以由立法院复议，否则，立法院便无可奈何。(三)“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并命令之权。”“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握宪法和法律、命令之解释，亦“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四)“考试院设院长，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五)监察院院长、副院长由监委互选。但监院之审计长，得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由总统任命之。审计长，负责审计行政院之决算。

　　 从以上之规定不难看出总统掌握了宪法、法律、命令的解释权，三院提名权，否决立法院复议权。几乎完全不受宪法约束。这实质上是总统独裁制的宪法。因为总统既可以解释法律、宪法，则立法院、国民大会、监察院，均形同虚设，无实质性作用了。

　　1947年

　　 【3月16日】

　　 陈公洽(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惟虚矫粉饰是尚，肇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为以叹息痛恨也。

　　 被日寇侵占五十年之久的我国领土台湾，在国民党接管之后，其处境与大陆的国统区同样，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与美货的倾销市场。台湾省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被国民党集团所劫收。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贪污腐化成风，致使台湾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八万多工人失业，三百万农民陷于绝境，广大市民破产。1946年间，台湾也出现了“抢米”风潮和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抗暴”斗争。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的专卖局武装缉私员殴打女烟贩林江迈，并开枪击毙一名抱不平的群众陈文溪的暴行。国民党军警又向游行请愿的民众开枪，当场死三人、伤三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二?二八”武装起义，几天之内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3月2日，蒋介石电令驻江苏的二十一军全部开台；限8日前到达，镇压“台湾乱民暴动”。月8日起，国民党军在全省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群众被杀达三万余人，3月13日起义失败。3月16日，蒋介石说：这是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惟虚骄粉饰是尚”云云。蒋介石还给陈仪发去一封电令，全文是：“台湾，陈长官：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中正。”蒋介石这是杀完人装作慈厚，并将逼人民造反的责任推卸给旁人。

　　 【3月31日】

　　 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20周年(指1927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亲自指挥七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向陕北解放区大举进犯。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狂妄地说：“要作战到底!”3月19日晨，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城。

　　 蒋介石当天就接到胡宗南的报捷电报，电文是：“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月20日晨，蒋介石回电嘉奖：“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八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南京与西安等地的商店和居民接到命令，3月19日的当天晚上一律要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美、蒋报刊，大事宣传，中外记者纷纷要求战地采访。

　　 这可急坏了胡宗南。因为延安是中共中央主动撤出的。“经七昼夜激战”之说，纯属“天方夜谭”。胡宗南大军攻占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哪里去找“五万共军的俘虏”和缴获的无数武器弹药给记者们参观。急中生智，在延安周围设战俘营十座，抓来五百名村民，再从国军中挑选出一千五百“伶俐”士兵，加以排练。十座战俘营全由这二千名“战俘”来扮演战俘。这些“战俘”刚在第一个战俘营给记者参观完，又马上赶运到下一个战俘营去，围着记者团忙得团团转。尽量搜集一些三八式和汉阳造的步枪送到“战绩陈列室”，但数量太少，只好把警备延安的部队的武器也送进陈列室，白天送去，晚上还要取回来，因为要防备“八路”夜袭。但弄虚作假之事，总不免露出马脚。当记者提问：“这些新式轻重机枪、中正式步枪共军由哪里得来的?”；“咦?在昨天那个战俘营我不是见过你吗?”排练时没设计回答这样问题的台词，但对扮演战俘和充当解说参谋的人，都事先规定了应急措施：“当你无法回答时，要挺起胸脯，规规矩矩的立正，一言不发。”

　　 蒋介石“光复中国赤都”延安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并没有离开陕北，正指挥解放军以“蘑菇战术”即同敌人周旋，使其精疲力竭后，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在陕北一个旅一个旅的消灭着国民党军队的精锐。

　　 至于山东方面，国民党军于2月间自江苏北上采取“长驱直入”、“南北对进”扑向鲁中地区，依照蒋介石的“硬核桃”和“烂葡萄”的战术，迫使解放军刘伯承部西退，陈毅部向北后退到沂蒙山区，国民党军又占领到泰安。

　　 蒋介石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万无一失，必将取得更大胜利。

　　 胜利带来喜庆。

　　 3月29日，为“实施宪政”(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十分顺利地选举蒋为总统，几经周折地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李当选为副总统，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忆：“中央虽予于右任、程潜、李宗仁等为竞选机会，但认为在党团支持下，孙科定可当选。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结果却是李宗仁登上副总统宝座。推李虽告胜利，非但于党国不利，于其个人亦无好处，而于其有关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损失，此为始料所不及者。”白与李友好共事20余年，最后在台湾又坐了10余年“冷板凳”，写来甚是辛酸。

　　 国民政府从此又称为“中华民国政府”。

　　 蒋介石自从得了延安、雪了“积愤”、当了总统以后，从此，在他的军政生涯中，再也见不到或听不到什么更好的消息了。

　　 须知得不到多数人拥护的总统是当不稳当不长也当不得的，袁世凯、曹锟等人所走过的道路便是前车之鉴。“居安思危”，此时蒋也是有些预感的。于是在5月10日的日记中，他写这番话。

　　 果然，5月中旬便发生了“孟良崮战役”。是役也，解放军陈毅、粟裕的华东部队，在鲁中沂蒙山吃掉了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阵亡。

　　 7月18日，国府又公布“动员戡乱”“纲要”。

　　 【7月31日】

　　 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次日，颁布了“总动员令”。蒋介石在这个方案中诡称：“决心戡乱，实出万不得已”，诬称共产党“大量扩充其叛国武力”，“欲以武力颠覆国家，已极彰著”，使“政府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从而把挑起内战的罪名强加于共产党头上，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捍卫者，借以欺世惑众。但它却不得不承认其军事上所遭到的失败。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共18条。这个《纲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更疯狂地搜刮人力、物力、财力，为其发动的内战服务；以“戡乱”为名，使其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合法”化。《纲要》第3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关人力，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雇及妨碍征雇等行为，均应依法惩处”。第4条规定：“戡乱所需之军粮、被服、药品、油煤、钢铁、运输、通讯器材及其他军用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购征用，妨碍征购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第5条规定：“凡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总之，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游行、居住、通讯等各项自由和权利，都随时可以妨碍“戡乱”之罪名“依法惩处”。

　　 不知蒋氏之军心如何“一振”，其民心又怎样“一致”?天晓得。

　　 【8月10日】

　　 据报：“东北日侨俘在匪军工作者，有技术官兵5万人。匪党虽对日人待遇力图改善　，然大多数日人均厌恶共党所为，切盼早日归国。”

　　 6月28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当时，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发表谈话如下：

　　 “毛泽东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早为世人共知；近更勾结韩共，利用日俘军，来戕祖国。于法不容搁置不理。”

　　 这真是“立见功效”，7月4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18日，复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8月初便“戡”了一个中共的首领，这可能是“擒贼先擒王”罢，其罪名吓死人，其不知，“欲加其罪，何患无辞”，为达以武力平定“内乱”之目的，只得采取倾注国家全力之措施了，如此厉害!看谁敢不听我的?!

　　 【11月30日】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刘邓大军于1947年8月11日跨过陇海线后，经过激战再次冲过黄泛区、颍河、沙河、淇河、汝河，淮河等一道道防线，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至9月底，歼各县国民党保安团队和正规军一部，共八千八百余人。10月9日至27日，歼敌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建立了金家寨、潜山、太湖、朱屋庙、望江、宿松、黄梅、广济、浠水等三十二个民主县政权，于武汉至南京之间，给蒋氏插进一把钢刀。把陕北和山东蒋军，中间拦腰砍断。

　　 刘伯承比喻山东为蒋军之头，陕北为蒋军之足，而刘、邓大军进据中原后，则把敌人拦腰砍断。邓小平则比喻山东和陕北为哑铃的两个铁锤，中原地区为铃把，此举正好把铃把砍断，使敌首尾不能相顾。

　　 陈赓、谢富治兵团(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于8月23日也由山西省南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大军相呼应，对陇海线蒋军展开攻击。月13日，歼武庭麟等师若干旅，共三万一千人，割断蒋军潼关至洛阳间的联系。至11月下旬，歼整编十五师残部，活捉师长武庭麟，建立豫西十余个县的解放区，孤立洛阳，威胁潼关。

　　 华东野战军自9月7日至9日于菏泽沙土集歼蒋军整编五十七师两个旅，共九千五百余人。9月至11月歼敌数万人，打断徐州至兰封路段，恢复并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孤立了开封和郑州之敌。

　　 10月，李先念部解放军亦进入大别山区。

　　 1947年11月7日，蒋以虞电命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派白崇禧部会战九江，进行统一指挥五省辖区作战，并指导豫皖赣湘鄂五省省政府和该省之保安部队。其任务是“彻底戡平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河以南大别山区匪乱，巩固治安”。

　　 同时派江防舰队协助作战，封锁长江。主要是第五绥区和第八绥区部队和张淦第三兵团，张镇首都卫戍司令部、直辖部队等，约二十余万人。刘、邓大军此时为一、二、三、六、十、十二等六个纵队，共二十个旅、九万一千余人，兵力相差悬殊。

　　 11月27日开始作战。刘、邓歼敌四万一千余人。12月中下旬，刘、邓命主力一部越过平汉线，突围西进，开辟桐柏、江汉两解放区。

　　 同时，陈毅、粟裕大军和陈、谢兵团联合进攻，出击陇海线民权至砀山段，平汉线新郑至确山段。12月1个月中，歼敌四万五千余人。迫使白崇禧分兵北援。

　　 12月底，刘邓和陈粟、陈谢兵团共三大力量，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然后攻击许昌、漯河蒋军补给站。从此以后，鄂豫皖解放区和豫皖苏、豫西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因此，三大力量更于中原地区成为鼎足，割断南京和西北、鄂北、华北蒋军的联系，威胁南京和武汉。蒋的此次围攻又失败了。

　　 这三大力量自9月至12月共歼蒋军十九万五千余人，解放一百座县城，创立了江淮河汉解放区。将蒋之南京至武汉地区的头和腹部之间砍断。挺进大别山为解放军进行反攻做好了准备。

　　 由于陈、谢兵团自8月23日于晋南渡河南下，胡宗南生怕潼关失守，便急令刘戡二十九军南撤。9月西北解放军在彭德怀指挥下追歼刘部。于10月、11月间，共歼敌万余人。

　　 华东解放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胶东地区)也于陈、粟主力部队自沂蒙山区转攻苏皖之敌时，展开反攻，自9月至12月底收复胶东莱阳、平度、掖县、莱阳、盝、黄县，蓬莱、牟平、高密、胶县等城，共歼敌6万余人。

　　 华东解放军苏北兵团，从8月至12月歼敌二万四千七百余人，收复苏北解放区。

　　 晋察冀野战军，于9月积极展开攻势。于9月2日至23日，歼敌五千余人。

　　 10月10日至26日，向保定南北夹击。蒋命罗历戎第三军增援保定。罗军于清风店地区被歼。加上其他部队，此次共歼一万七千二百余人。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被俘。华北解放军旋于11月6日至12日一举攻克石家庄，首开攻坚战纪录，全歼第三军之第三十二师和其他部队共二万四千零二百余人，又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2月27日至28日，晋冀鲁解放军太岳部和西北解放军一部，攻克运城，肃清晋南之敌。歼敌一万三千余人。

　　 东北解放军，于9月15日至11月3日，开始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歼敌六万九千七百余人，收复城市十五座。蒋介石的东北精锐之师，至此已完全孤处于锦州、营口、沈阳、四平、吉林、长春等各大、中城市地区，互不相连。

　　 蒋介石的整个部署已经完全被分割得支离破碎，成为片片孤岛。西北胡宗南，除和四川相连处，已和中原、华北、东北完全分割开；阎锡山则被围在山西中、北部；东北和华北之间也因山海关至锦州各段中断而被分开。华北傅作义部则孤守平、津市区。徐州至平津间，已完全被解放。徐州至南京间交通也在被威胁之中。

　　1948年

　　 【1月7日】

　　 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恐，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共匪之狡计乃在：(甲)尽量在我外围扰乱，以加重我经济困难，并掠夺我物资。(乙)对我避作主力战。(丙)以山地为其根据地。而(甲)项尤当注意也。

　　 自1947年7月至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外线配合作战，共歼蒋介石之军队七十五万余人，迫蒋改用分区防御方针。

　　 1948年1月，蒋将作战地区分为二十个绥区，每个绥区辖三至五个旅兵力约三至五万人，绥区设司令官，掌握绥区军、政大权，实行“组训民众”制度，以扩大地方武装和补充兵力之不足。将兵力集中于战略要点和交通线上；并特别要加强中原地区兵力，阻止解放军向南发展。将孤立的城市兵力撤出，集中兵力于更为重要的大点或主线上，蒋称之为“总体战”。

　　 这时蒋介石已由重点进攻转变为重点防御了。两军相争中蒋已成为劣势一方。

　　 蒋介石面对地图，总结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教训，不禁惊恐不已。如何回天?能否回天，蒋氏尚有信心。他要以“彼”之长，补己之短。

　　 【2月2日】

　　 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20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

　　 东北方面，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自1月以来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

　　 接着于2月7日辽阳、19日鞍山、26日营口、28日开原相继攻克；3月14日，经23小时的攻坚战斗(四战四平)，夺取四平，全歼守敌1900余人。月15日，中共中央发了贺电(周恩来拟稿)：“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庆祝你能收复四平街及在冬季攻势中歼敌八个整师，并争取一个整师起义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

　　 这时，国民党军只剩下了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城。陆路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唯有依靠空投，其运输量极为有限，以致3个城市的粮食与燃料极度缺乏。

　　 【5月10日】

　　 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

　　 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后，蒋介石视桂系为国民党内部最威胁他的势力，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桂系。

　　 1948年4月29日决选副总统时，蒋介石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当广播李宗仁获胜时，蒋介石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拿起手杖和披风，命令侍从备车。上车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蒋介石烦闷时总喜欢到中山陵去，乃向陵园驰去。刚驰进陵园道上，蒋介石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介石才下车、又立刻上车叫再开出去。车刚驶入陵园，蒋又叫掉头回去。转回之后，蒋又命司机开向汤山。随从侍卫见蒋介石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

　　 从这史料足见蒋介石当时焦烦不安，无所适从的心境。直到深夜，静下心来，反复思虑，方得到一个“进亦英雄，败亦英雄”的“圆说”。

　　 【10月15日】

　　 (一)为商决规复锦州之计。(二)为督促长春守军限期突围南下。(三)为严督沈阳与锦(西)，葫(芦岛)两兵团赴援锦州，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辽沈战役。这时整个东北地区仅剩下长春、沈阳，锦州3座城市由“国军”孤守。解放军的战略是首先攻占锦州，关闭东北大门，迫使被围困半年之久，饥饿难忍的长春守军起义和投城；最后攻占沈阳，解放东北全境。即谓“关门打狗”战略。

　　 锦州吃紧，蒋介石迫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支援锦州，并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到沈阳督战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赌咒发誓地说：“出了辽西一定会全军覆没，你不信我同你画押!”顾祝同与卫立煌多次争吵，“将一切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卫立煌为了免于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极力忍耐，但对出兵辽西的命令是绝对不下的。卫的打算是将主力撤至营口从海上逃走，让蒋介石从关内派兵去救锦州之急。顾祝同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东北负责将领不服从命令，企图避免作战”等等。

　　 蒋介石听到顾祝同的汇报后，非常愤怒，于9月30日亲飞北平，找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命傅作义出两个军的兵力救援锦州。蒋介石在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对傅作义等十余名高级将领训话，大意说：革命发生了困难是长期的，他料到八年后美苏必战，战争的结果是美国胜利，我们也胜利。傅作义回忆说：蒋介石“那次讲话整个泄气，大家听了后，觉得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话，而这次来这样讲是泄气而不是打气，尤其蒋介石自己毫无信心，想靠美国人侥幸的获胜还有什么打头呢……”傅作义这位以晋奉大战时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西北军名将接着说：“这是他对蒋介石思想上起变化最深刻的一次。”

　　 10月2日，蒋介石又飞临沈阳，当天下午在沈阳“剿总”对师以上人员讲话。他说：“我这次亲到沈阳来，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都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过去作战的牺牲精神，和关内国军协同作战，一定可以成功的。关于空军的协同、后勤的补给，郭总司令和周司令已给你们计划准备好了。我经常要住在沈阳、葫芦岛，你们有什么情况，要多联络。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

　　 到会的人听到蒋介石最后一句话很不满意，认为是“不祥之兆，”但也表明蒋介石要同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决战，连他自己都已经是没有把握的。

　　 10月3日，蒋介石对辽西作战方案亲自作了详细的部署，给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即于当日下午飞返北平。5日，蒋介石飞天津视察塘沽新港，遂即乘重庆号军舰亲赴锦州湾的葫芦岛部署。日，蒋介石给驻守葫芦岛的将领开会，训话说：“这一次战争关系重大，等华北两个军及烟台一个军运到后，协同沈阳国军包围锦州的共匪，然后接应沈阳国军到锦州。各将士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蒋介石指定第三舰队以最大口径的24门大炮击毁塔山解放军阵地，当日还向守卫锦州的“冀辽热边区司令”范汉杰通电话慰问。

　　 蒋介石在葫芦岛部署完毕后，于10月7日乘重庆号军舰返塘沽。途中，蒋介石在重庆号军舰上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有灰尘，于是当海军司令桂永清陪蒋介石吃饭时，蒋大骂桂永清说：“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一直骂到吃完饭，吓得各将领再不敢陪蒋介石一起吃饭了。

　　 10月7日蒋介石回到北平，8日，蒋介石对傅作义说他要到上海去，傅作义因战局紧张就劝蒋不要去，蒋介石说他有私事要去办。原来是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信，告诉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介石是要到上海去救大外甥。傅作义针对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了信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于10月8日由北平飞到上海，发现大外甥已被夫人救回南京，他便于9日也回到南京。此后的几天，蒋介石接连收到锦州告急的电报。锦州若失守，在东北的40余万军队将成为瓮中之鳖。于是，蒋介石于10月15日，偕宋美龄再度飞临沈阳，亲自督战指挥，“以期救护我范汉杰、卢浚泉等忠勇将士”。蒋介石到沈阳的当天，就用飞机给锦州的范汉杰空投一封“手谕”，叫范“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出锦西”。同时也给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空投一封“手谕”，命令郑赶快突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但是，就在蒋介石空投手谕的当天夜里，锦州被解放军攻克。10月16日，当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七万精锐国军”被全歼的消息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再住，急忙偕宋美龄飞回北平。

　　 【10月26日】

　　 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戡乱”第4年该是蒋生平最难忘的岁月，“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1948年10月，林彪、罗荣桓的四野依据毛泽东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将辽西重镇锦州包围得严严实实，这是决定关外存亡的关键，蒋深感问题严重，他两度飞沈阳，当面向卫立煌、杜聿明等作了军事部署。15日，就在蒋氏夫妇刚返回南京的时候，锦州换了主人，守将范汉杰、卢浚泉当了俘虏。

　　 紧接着，便是长春守将曾泽生的起义和郑洞国的投诚；紧接着又是沈阳、辽河下游一带廖耀湘兵团的被歼。至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国民党军损兵折将47万，且多系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

　　 蒋在一气之下，下令将卫立煌逮捕拘留，“几遭枪决”(李宗仁语)。

　　 蒋在东北大势已去，但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10月26日)，留下了这则日记。

　　 【11月5日】

　　 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一般知识人士，尤以左派教授及报章评论，对政府诋毁污蔑，无所不至。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然此为共匪造谣中伤之一贯阴谋，以期毁灭余个人之威信，不竟今意深入党政军干部之中。所谓浸润之谮，其由来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唯此一毒素，实较任何武器尤厉。

　　 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这方面毋庸多言。在经济上亦是全面崩溃。

　　 恶性通货膨胀、金圆券危机、农村经济破产、工商业衰退和工人失业等等，蒋政府在经济上已陷于绝境。

　　 故而引起工农与学生之反抗。

　　 工人罢工运动，因工人失业而迅速发展。重庆、上海、西安、天津、蚌埠、开滦等地先后发生罢工、怠工约千余起。

　　 农民因为粮荒和苛捐杂税，而进行反抗者也到处纷起，全国各省均有发生，尤以四川、陕西、浙江、广东民变最多。四川一省就有一百三十个县发生“民变”。总计全国约有百万人左右参加“民变”，反对蒋政权。

　　 全国学生也纷纷游行示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要民主，此起彼伏，波及全国。同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反对美国士兵侮辱中国女学生的运动，又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相结合，学运怒潮更汹涌澎湃，震撼了蒋的统治，成为倾覆蒋家王朝的一个重要力量。

　　 约计有：1946年的“一二?一”昆明惨案，得到全国各校的响应。同年12月30日北平发生反美军暴行学潮。1947年全国各校纷纷响应北平学潮。同年5月，南京发生“五?二○”惨案。继之全国各校亦纷起响应。同年6月，重庆发生“六?一”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接着全国各校学生纷纷响应。与此同时，爆发了全国性的反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一直持续到1948年。同年北平发生“七?五”惨案。全国学生也纷纷响应。

　　 1948年的学运，与反蒋，反美斗争紧密结合，像滚滚洪涛，冲击着蒋氏王朝。

　　1949年 1

　　 【1月22日】

　　 此次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定，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得不为之失败!

　　 这是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的次日所写的日记，只好在这里自圆其说啦!【2月1日】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主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这一段日记也可以视作蒋介石日后在台湾执行土地改革之决心的准备。此日记是他引退后在故乡奉化溪口所写。

　　 【2月3日】

　　 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对剿匪戡乱信心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做有计划之暴动。虽情势愈急，险象万状，唯余之信心绝未为共匪虚声暴动所动摇，自信尽我人事，不忧不惧，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后之难关而获得最后胜利与成功也。

　　 当中共提名蒋介石为战犯时，他曾有强烈之反应。以后美代理国务卿及总统杜鲁门亦提出此举之不公平，蒋介石即记入1948年12月31日之本月反省中。

　　 及至接近局势最黯淡之阶段时，他写了这则日记。

　　 至此他仍将与中共军队作战视为他“主持”之对日抗战之延长，上下信心之关系亦应一切如前。及至险象毕露，他之不服输的态度，亦与在南京武汉撤退时无异。

　　 可是，亦即在写此一段时，文中也承认城市中军民普遍地厌战，国民党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2月5日】

　　 共匪于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哄颜还至此，当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

　　 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合作，并处处给他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了。李宗仁于此困境中开始了对中共的和谈。

　　 1949年1月22日，李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与此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卿、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人，请求为和谈有所促进。

　　 看到李宗仁的活动后，中共于23日发表声明：(一)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二)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三)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四)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亦不能免。李宗仁见此情况，又赶紧表明“和谈诚意”特命行政院实行七项措施：

　　 (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地区，待停火后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刑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能非法逮捕。

　　 但行政院并未完全照办。27日，李宗仁又致电毛泽东，声明他同意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谈判，请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这个电报李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迁院广州。孙科唯蒋命是从，便于28日、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月4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蒋不仅策动孙科行政院，还策动立法委员前往广州。凡赴广州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百元，并且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

　　 中共又要求李宗仁与美国断交和帮助消灭蒋军势力，但李不答应。

　　 中共则于2月5日发表广播声明，不承认李宗仁南京政府。对此，正中蒋介石下怀，他非常高兴，于当天写下了如上日记。

　　 【3月28日】

　　 可决定其为十足的投降之代表。但共匪是否接受其投降，是一问题耳。李宗仁和谈方案，其中心条件，无异于协同共匪消灭国军之基础耳。

　　 关于和谈限度问题，蒋介石给定了个“基调”：一、“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二、“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三，关于军队改编问题，确定双方比例，“自行整编”。这个和谈限度实质上是一个“划江而治”的所谓“平等的和平”方案。与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相距十万八千里。

　　 孙科与代总统李宗仁闹分裂，遂于3月7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行将崩溃，行政院院长一职，也乏人问津，大概都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李宗仁派吴忠信同张治中到溪口，请求蒋介石允许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国民政府这才有人组阁。

　　 张治中、吴忠信这次来溪口，还有一件事，就是想劝蒋介石出国。因为李宗仁说：“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宗仁还将劝蒋介石出洋的消息透露出去。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重要人物正在劝蒋出洋云云。

　　 蒋介石在溪口气愤地对张治中、吴忠信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这几句话，把别人的嘴巴封住了。

　　 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于1949年3月24日正式组成，并制定了一个和谈腹案和国防部对和谈的意见。代表团并决定于4月1日赴北京与中共举行谈判。张治中对屈武说：“我们在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委员长汇报。这样的大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请你和我一道再到奉化去一趟。”于是在3月29日，张治中与屈武二次飞往溪口，在飞机里张治中对屈武说：“你同蒋经国的关系很好，你们是什么话都可以谈的。到奉化后，我同蒋委员长谈，你就同蒋经国去谈，他对他的老子还是有影响有作用的。”

　　 到溪口以后，我就感觉到这空气和上次颇有不同。到那里的人不少，有些露了面，有些没露面。当我把和谈研究的大概情形告了蒋，并把上述“腹案”给他看。他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此外，就广泛地谈，没有具体的意见。(张治中回忆)

　　 蒋经国在3月29日的日记中也记述了这件事：当蒋收到张要来溪口的电报时，蒋说，“他来不来无所谓”。张来溪口后，蒋对他的态度非常冷淡，只邀他游览溪口附近的风景。

　　 蒋氏父子为何“冷淡”?因为他们认为张等到北平，实质上是投降。

　　 这到底是不是向中共投降?毛泽东是这样写道：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

　　 【4月17日】

　　 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修正条件二十四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其前文叙述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

　　 国共和谈在北京进行近半月，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明显，这种谈判不可能是“马拉松”式的。4月15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共拟定的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要求南京政府必须在4月20日以前表明态度。

　　 国民党代表团对这个《协定》作了研究之后，认为中共已接受了他们所提半数以上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作了很大让步“所以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

　　 4月16日，黄绍竑和屈武携《协定》回南京，李宗仁不敢做主签字，他立即派人送溪口“转呈”蒋总裁过目。同时，张治中也给蒋写了封信，交屈武带回南京，再托吴忠信转交，希望蒋“断然暂时出国，摆脱一切牵挂”。

　　 然而，历史上的失败英雄，在关键时刻是很难听得进去忠言的。

　　 【4月30日】

　　 4月份最重要之事，莫过于共匪对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此固最近时局中遭遇重大艰难；然中华民国生机与国民革命之复兴，亦即在于此也。……

　　 其(共产党)所用之方法虽有不同，而其非得余而不能甘心。以及其非彻底毁灭我国家之基本不可之目的，则完全不同。

　　 中共的《国内和平协定》，于4月16日由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回南京。何应钦立即将这个协定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竟骂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文白无能，丧权辱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把中共所提之协定视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形同最后通牒”。

　　 4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会上，蒋介石训话时说，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美国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在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天上午，从上海出走，回广西老家去了。

　　 【8月10日】

　　 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8月5日，蒋又遭到一个出乎意外的更加严重的打击。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严厉地指控了国民党的堕落、腐败和无能。它说蒋介石是自招失败。美国的任何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援助都无法挽回由蒋介石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在白皮书里，也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

　　 美国这份白皮书，使蒋介石和中共都表示深恶痛绝。

　　 蒋介石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蒋介石还以中华民国外交部(广州这时还存有国民政府)名义，发表声明，大意是：美国在如此重大时期，竟然有此落井下石之举，致使中国在国际间的威信蒙受损伤，在国内则使政府及军队士气都受到严重打击。

　　 毛泽东针对美国白皮书，接连写了五篇文章，以《新华社》社论发表，揭露美国一贯执行着侵略中国的政策。

　　 杜鲁门为了自己避免这场灾难：平息保守派的不满和防止政府再被指责对华政策的失败。给蒋介石以“毁灭性打击”，也在所不惜了。

　　 【11月21日】

　　 德邻(李宗仁)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益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

　　 11月28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重庆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巡视重庆市区，见“情况开始大乱”，“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徬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相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

　　 11月29日，重庆市内已闻解放军炮声，从广州迁来重庆的“国民政府”即日迁成都，却不见“国府”最高负责人李“代总统”随行。原来李宗仁早在11月13日，即蒋介石来重庆的头一天，为逃避蒋介石逼他“让位”，而逃离重庆，遂即“赴美国治疗胃疾”。蒋介石说：“德邻(李宗仁)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实卑劣无耻极矣!”中午，蒋介石在山洞陵园召集军政头目开会，布置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到晚10时，蒋介石住所陵园后面，“已枪声大作”，蒋经国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人乘车开出山洞陵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的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蒋介石不得已乃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蒋介石当夜就睡在“美龄号”专机里。

　　 11月30日天明，“美龄号”起飞之际，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了。

　　1949年 2

　　 【11月25日】

　　 此实为近年来，最为欢欣之事。

　　 8月6日，蒋氏父子经舟山，由定海飞汉城。李承晚结识了曾是世界四巨头之一的蒋，招待十分周到，且向他进苦口良言。于是蒋李发表联合声明，但这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布“一边倒”；8月至9月，毛为《新华社》一连写了好几篇评论美国《白皮书》的社论，语调强硬，对美国态度冰炭不相容。同时，美国又支持蒋封锁中国大陆沿海港口，企图迫使中国屈服。往日和今日的恩恩怨怨，一起涌向心头，中美建交的迹象不见了。

　　 9月下旬，美国对华态度又明朗了，声明“承认台湾为中国之领土”。同时参众两院通过援助蒋政权750万美元法案，并决议“对远东反共联盟”之赞助。蒋心头燃起了希望之火。

　　 11月25日，美共和党参议员诺兰夫妇，经台北飞重庆拜访蒋介石，这正是蒋在大陆深感山穷水尽的时刻；蒋设宴款待，铭诸肺腑，他写了本天的日记。

　　 【12月25日】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犹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态养气，贯彻制度，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

　　 蒋介石自大陆最后逃出来后，屡获失败消息。21日接胡宗南请示，批准放弃成都，突围退保西昌。23日，胡宗南飞逃海口，被蒋逼令回西昌，并要顾祝同严办，经顾缓解，让胡到西昌戴罪立功。1949年12月24日，蒋知西南的顽抗，已无希望，心绪自是极为低沉，这又是他的一个噩梦。在受着巨大的震动后，蒋为了清醒一下头脑，便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碧楼。在游船上，蒋竟钓到了一条数尺长的大鱼。以后日月潭将此大鱼的照片陈列展览，这时蒋不断地说：“好!好!”，冰冷的面孔也露出了些笑意。这件小事竟使蒋氏父子非常高兴起来，认为新的一年必然顺利。

　　 蒋遂率领全家在涵碧楼度过圣诞节。圣诞节这一天，蒋又写下日记表示自己对未来的打算。但四天之后，蒋又收到了杜鲁门决定抛弃他的噩耗。

　　 美国总统杜鲁门于29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会议分为两派：一派是鹰派，以参谋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为代表，他坚决主张派军事顾问团赴台，帮助蒋介石防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如失去台湾，日本、菲律宾均会受到威胁。

　　 国务院艾奇逊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即使美国介入也无济于事，何况台湾对美国西太平洋防线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杜鲁门总统，一反罗斯福的态度，对蒋政府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不愿再为他枉花资财，加之他对蒋支持杜威竞选，也一直耿耿于怀，便支持艾奇逊意见，决定抛弃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