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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23, 2016

转载:中国社会阶层划分

2016-01-14

中国社会阶层划分

【摘要】这是网络上出现的一个中国社会最新阶层划分模型,迥异于史上曾有的那些阶层划分,模式和方法均不同,但却是与当下的中国最贴近的……


  1级:以在任国级委员、退休常委为代表,和2的区别在于,1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2没有。

  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干部、退休委员、部分大权贵、大富商、大银行家为代表。和3的区别在于,2能影响国家政策,3不能。

  3级:以一般省部、副省部、特别实权的局级,或是大企业主、一般权贵富商、名牌大学校长、中等银行家为代表。和4的区别在于,3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不能。3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3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精英。

  1-3级是中国的上层社会,普通人非奇遇不能進。


  4级:以一般地厅级、实权县处级、院士、大教授、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生、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企业主、小银行家之类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4和5的区别在于,4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没有。

  5级:以小企业主、普通处级副处级或实权科级干部、教授、中等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地主、二三线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等。5和6的区别在于,5有自己的事业,6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青年教师、普通自由职业者、一般医生律师、一般工程师、大点的个体户等为主。名牌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6和7的区别在于,6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很难。

  4-6级是中国的中层社会,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级,普通人通过努力,最后能够定格在第5级就算是很不错了。


  7级:以普通企业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人员、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之类为代表。7和8的区别在于,7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工人、普通农民等为代表。8和9的区别在于,8能够自食其力,9不能。

  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人口、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代表,以城市的基本生活标准要求,这些人在城市基本不能自食其力。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是草根阶层。


  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远小于底层,比如印度;纺缍型的社会,就是底层少中层多(上层哪儿都少),比如美国。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同一级别,体制内与体制外不仅仅社会地位有很大差别,在其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也差别甚大。

  毫无疑问,1-3级是上层,是统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是可以从经济发展中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而4-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很小。其中,5级是可以分享经济成果的最低阶层。很自然,6-9就是贡献青春和劳动价值的人啦。尤其是7-8级,基本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流动,但是向下流动,只能流到9级,而9级数量过大则会影响社会稳定,不要问为什么,想想陈水总,你就啥都明白了。

  过去20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至于1-3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指望从1-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6或者7-8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我对实质性的减税不报任何希望。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

  而社会阶层的固化,是金字塔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个人奋斗远远不如人脉更重要。有一个好爹当然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靠钻营、靠献身——或者说“我不要脸了”,也有机会获得层面更高的人提携。无数事实证明,层面更高的人士提携比个人奋斗更容易爬到更高的阶层。5-6级如果有4级体制内或者3级以上的人提携,很容易到达4级。7-8级如果有4级以上的人提携,也很容易到达5-6级。总体上来说,7-8阶层是没有希望的阶层,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人脉和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而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延残喘。

  请对照一下,看看你自己目前隶属于哪一级;通过努力,将来有希望上升到哪一级;遭遇失业,不幸会下降到哪一级。想清楚了,或许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做好各种人生规划,包括职业、理财与保险。

  那么,这样的金字塔结构怎么保持稳定呢?最基本的统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

  1-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

  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進人大、政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

  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上升的欲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积累一定的财富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出台,积累的财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了。

  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是有保有打,另一方面就是控制流动。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流动,但是向下流动到9级——9级数量过大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宏观经济政策上包括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8-9级),除了胡萝卜也有大棒——从城管到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在这个阶层。

  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只有在过年过节,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慰问品。

  这种统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是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腐败、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

  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压第4级,然后将第4级的财富分配给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财富再分配只能在4、5、6与7、8之间展开,1-3级是不会动的,甚至在4、5、6中体制内人士也不会动他们的利益(这也是要增加一个体制轴的原因)。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4、5、6中的体制内。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防止7、8流动到9,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3级无条件对4-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给7-8,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说说法律。

  毫无疑问,法律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3服务,这个服务的边缘就是第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法律的鸿沟在4-5之间。当不涉及1-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见吴虹飞案。特别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上层的纠纷是实力对比喝讲茶,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

  至于所有P民们寄予厚望的改革,公报大家都可以看,就是继续小心地骑自行车,绝对没有赶紧换成汽车的意思。如果有什么病,吃点药是必须的,但最好是不打针,至于做手术,那就别想了。

  因为1-3要的是维稳,4级改革的欲望也很低。5-6阶层是创业和改革热情最高的阶层,但绝对没有话语权。

  知道GDP为什么要保8吗?保增长保就业,真正的原因是要保证第8级的人群不能掉進第9级。哈哈。现在这个目标调整为7.5——意思就是至少要保证8级中有一半的人不掉進9。至于底限是7,意思是如果保不住8级,也不允许7级掉入9。

  说到底,最受关注的还是7-8啊,如果真有啥大动作,估计也就是4-6级买单。

  下面谈谈各个阶层复杂的心态。

  1-3无疑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个阶层另一个特点就是利益可以世袭——只要社会保持稳定,他们的子子孙孙就可以稳定的待在这个阶层继续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所以,这个阶层最讨厌变化,最喜欢的就是稳定。所以,即使在体制内,政绩什么的都可以排在后面——维稳才是真正的一票否决。在这个意义上至上而下真正的改革出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有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具备2点特征:第一,他能超越自己与家族的利益;第二,他能找到同类的伙伴能冲破强大的既得利益者束缚。在和平时期,我对出现这样的人物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在动荡时期出现这样的人物倒有可能,但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极右的野心家——这对整个民族几乎是最差的选项。

  4级改革的欲望很低——如果不是没有的话。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阶层,而且与上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成为4级也与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脱不了干系。他们关心宏观政策的走向,但是他们更相信体制朋友给的内幕消息。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是比较稳定而且安全的——前提是没有成为同级体制内或者更高阶层的对立面,否则他们掌握的财富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最丰盛的蛋糕。典型的例子参考曾远志案件。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这个阶层的体制外部分人最容易成为牺牲品——与权力结合固然是发财的捷径,但同时也怀抱炸弹。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士一般在政治上都非常谨慎——在商言商,不谈政治——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马云、柳传志。在这个意义上,王石、任志强才是令人钦佩的。基于上述原因,这个阶层的人是最没安全感的,所以,也是移民比例最高的人群。

  5-6阶层是创业热情最高的阶层。他们没有与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靠分析宏观形势与政策来寻找机遇。他们想打破天花板所以也有很强的改革愿望。但是现实的犬儒主义使这些阶层大多数人选择观望——顶多是在言论上呼吁。他们一方面羡慕4级以上阶层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更低阶层中找到优越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这些阶层的人群充斥着一种浮躁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律师这个人群,4、5、6阶层都有,但是改革的欲望更强烈甚至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能行动起来的人群。其更本的原因就在于,只有改革至少是司法独立,律师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司法不公正或者腐败的的情况下,律师生存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所以律师为社会公正、司法公正的呼吁与行动更大意义上是为自己的命运做抗争。

  7-8阶层是最没有希望的阶层。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没有人脉、积蓄很少甚至没有。他们可能一辈子都在为一套房子在奋斗。他们不关心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因为这些与他们无关。即使有个什么机遇,他们也没有任何资源(人脉、资金)来把握这个机遇。最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福利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他们没有安全感——事实上每当经济低迷或者恶化,他们有很大一部分将跌到最悲惨的9级。他们渴望一夜暴富——买彩票是少数可能实现他们这个愿望的途径——另一个途径就是绑大款,做二奶(比如美美同学)。在一个惟利是图的世俗社会为了财富与利益他们大多数人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自己的一切——人格、尊严。他们渴望改变很多人甚至在祈求动乱——这2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

  9级是这个社会最悲惨的阶层。在全球还没有几个国家象这里直接将一个阶层作为弃子。权贵们可以慷慨的对外拿出大笔援助,却舍不得给予这个阶层一个铜板。这个阶层没有任何福利,收入很低甚至为0,如果在城市只能啃老,在农村只能苟延残喘。这个阶层是最不安分的阶层,如果说7—8两个阶层充满着一股暴戾之气,那么9就是直接铤而走险——80%以上的刑事案件的罪犯都来自这个阶层。

  来源:网文转载

  http://www.soundofhope.org/node/684408

Saturday, June 06, 2015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2014-04-18 许昌企业家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最大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不铲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

中国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以下8个方面。

一、官位等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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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等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

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
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据有关调研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

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只是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000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000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兴业银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这些国有企业凭藉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人占60%到80%。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每年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警察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警察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某警察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 ;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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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上百万农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3:7发展为7:3。

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但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大部分资金却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最高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的抢救时,领导们悄然离去。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挤,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最高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准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上访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踪影。

触目惊心的中国特权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中国亟待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