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周恩来（上）

《新发现的周恩来》

 

The New Discovered
Zhou En Lai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明镜出版社

目　录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序言：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导言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七千人大会以前：在权力斗争中挣扎
　　一、高饶事件之后的政治格局
　　二、「反冒进」的由来
　　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
　　四、周恩来的检讨
　　五、反「反冒进」的后果
　　六、将功折罪
第二章 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
　　一、重新解读七千人大会
　　二、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表现
　　三、整肃周的活动
　　四、为什么毛最后还是决定先倒刘
　　五、局势的发展
第三章 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一、拿下杨尚昆
　　二、整肃罗瑞卿
　　三、清算陆定一
　　四、斗倒彭真
　　五、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
　　六、从工作组问题中脱身
　　七、积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
　　八、为毛的大字报张目
　　九、实际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林彪诬陷刘少奇的真相
第四章 天下大乱：成为真正的「总管家」
　　一、周恩来的困境
　　二、因林、邓的矛盾而避过锋芒
　　三、因陶铸倒台而不可或缺
　　四、终于成了「总管家」
　　五、在军管的过程中大显身手
第五章 二月逆流：协助毛成功地反击
　　一、一月夺权
　　二、中央文革小组的崛起
　　三、毛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
　　四、分析「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五、周恩来的反应
　　六、林彪的被动
　　七、徐向前的言行
　　八、陈毅的说法
　　九、反击「二月逆流」造成的后果
　　十、尾声
第六章　全面内战：随着毛的意志左右急转
　　一、「５-１３事件」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二、「７-２０事件」
　　三、急速的左转导致了「全面内战」
　　四、「全面内战」使毛不得不紧急剎车转向
第七章　艰难的收场：为毛收拾烂摊子
　　一、周恩来与造反派
　　二、从全国夺权到山河一片红
　　三、「杨、余、傅事件」
　　四、清理阶级队伍
第八章 「九大」前后：为毛巩固文革的胜利
　　一、八届十二中全会
　　二、「九大」的召开
　　三、「九大」前后的一些国内外重要政策的变化
　　四、「九大」之后新的政治格局与走势
　　五、九届二中全会
　　六、九届二中全会余波
　　七、批陈整风汇报会
第九章 「林彪事件」：进入新一轮的斗争
　　二、在毛、林冲突之间
　　三、「九一三事件」
第十章 起伏的两年：从最高点跌落到受批判
　　一、「九一三事件」以后的调整和落实政策
　　二、「批林整风」汇报会
　　三、从批「极左」到批「极右」
　　四、在毛主导下继续调整
　　五、外交部「１５３新情况」事件
　　六、「十大」的召开与王洪文等人的崛起
　　七、严厉的批周会议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
　　一、「批林批孔」的意图在于批周及整军队
　　二、１９７４年１月的在京「批林批孔」大会
　　三、周恩来的双重角色
　　四、稳定社会和经济秩序与更露骨的批周
　　五、「批林批孔」的终结
　　六、周恩来的日子不多了
　　七、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崛起
第十二章 四届人大以及最后的日子：终于没有被「打叉叉」
　　一、四届人大的缘起与拖延
　　二、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插曲：「风庆轮事件」
　　三、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中并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四、１９７５年中国的政治舞台
　　五、生命的终结
　　六、余波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周恩来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四、结束语
第二章 周与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
　　一、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
　　三、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四、结束语
第三章 「伍豪启事」风波
　　一、「伍豪启事」的起源
　　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三、《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四、周恩来的叛徒情结
第四章 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
　　一、中央项目组的发端与演变
　　二、周恩来是中央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
　　三、红卫兵是周恩来抓叛徒的「冲锋队」
　　四、项目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一、保护与解放老干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
　　二、周恩来的保人特色面面观
　　三、假象或隐情
第六章 刘少奇的冤案与周的参与
　　一、支持毛把刘少奇拉下马
　　二、协助毛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第七章 周恩来「保陈毅」的真相
　　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陈毅
　　二、在事过境迁之后抛弃陈毅
第八章 彭德怀的冤案与周的责任
　　一、庐山会议前后
　　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三、彭德怀被批斗
　　四、彭德怀项目组组长
第九章 贺龙被整与周在其中的作用
　　一、毛、刘冲突是贺龙遭整肃的根本原因
　　二、毛泽东终于作出整肃贺龙的决定
　　三、周恩来负责实施整肃贺龙的决定
　　四、艰难的平反过程
　　五、分析和结论
第十章 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起源与瓦解
　　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密切合作
　　三、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四、结束语
结束语：笔者对周恩来的认识
　　一、周恩来是一位不合格的总理
　　二、周恩来是为毛一个人服务的
　　三、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是否会更大？
　　四、从没有主动地去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五、周恩来成为伟人的背后
后记：写作的起因与致谢——司马清扬
后记之二：写作的过程——欧阳龙门

内容简介

　　周恩来是神？是鬼？还是人？无论如何，周恩来作为中共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对于中共的创建、政权的夺取以及执政，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周恩来的兢兢业业的形象，非常符合世俗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去世后的周恩来，又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被请上「神坛」。而在当今互联网上，又有人把周恩来打入「地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是非功过」。本书用大量的史实来论证周恩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周恩来是否真的是「参天大树护精华」？周恩来的检讨到底是为谁而作？周恩来在建国后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大管家？在打倒彭德怀、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等中国建政以后诸多重大事件里，周恩来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至于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共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在其中的角色到底如何？「批林批孔」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真实关系如何？
　　本书依据众多知情人的口述和档案材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对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大量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看法与思路。诸如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拿掉周恩来，而取代周恩来的人选一直以来则是邓小平等等。
　　周恩来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超越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政治家」存在。而这个存在，是有代价的……由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周恩来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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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司马清扬: 曾用名蓑笠翁，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在网络和电子杂志诸如《记忆》等上发表多篇文章，计有四十多万字，曾经被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书籍引用，专长于中共党史，特别文革时期的研究，被《亚洲周刊》评价为对「林彪一案」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之一，参与过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编写。

欧阳龙门：在美国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业余爱好中共党史，尤乐于为中共官方党史拾遗补缺，纠错澄清，使之更加完善、全面。偶有帖子发于网上，也参与过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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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友人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新近撰写了《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是海外研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一部新的力作。承蒙作者的信任，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愿就周恩来“文革”作用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行文仓促，草成此序，还望不负作者和读者们的期望。
　　对于周恩来的评价，国内与海外本来就有很大的争议。国内党史学界自然是秉持官方一贯的说法，将周恩来美化为“圣人”，是上个世纪的“伟人”，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正面人物”，是“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是“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本人手头就有几部代表官方观点的专著，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传》，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武生撰写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还有一部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撰写的《我观周恩来》，国内类似颂扬周恩来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知凡几。不同于国内官方观点的海外著述，当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其价值有目共睹。海外因《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出版曾掀起了一股重新评论周恩来的热潮，一些文章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些粗制滥造的坊间读物充斥其间，为学术界所不取。总体而言，这几年间海外有关周恩来的研究并未有更为深入的进展，究其原因，不外缺少相关的内部档案数据，而所披露者又多为歌功颂德，不少“文革”中的当事人按官方的口径对周恩来隐恶扬善，鲜少触及那些敏感话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于对周恩来其人有准确和全面的把握。然而，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广泛地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文革”中周恩来的言行、作用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将周恩来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对“文革”中的周恩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笔者对此深表赞赏。
　　笔者曾经撰写过有关周恩来“文革”作用的文章，深知重新评论周恩来的难处。海外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在论述周恩来时言：“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胡平先生进一步阐述说：“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１）笔者对此论述深表赞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认识、理解“文革”中的周恩来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层关系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文革”中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周恩来从事及处理一切其它要务的首则，是所有相关线索中的最为关键的主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不难搞清了。
　　从历史上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有过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在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的宁都会议前后排斥过毛泽东，以致毛泽东被罢黜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开始大转移－－“长征”，周恩来对此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周恩来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在延安亦支持毛泽东斗垮了张国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整垮了王明，成为中共党的实际领袖，周恩来更是洗心革面，努力、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最终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而留在中央高层，但是其党内地位则降到刘少奇之后。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从旁协助毛泽东，仅仅扮演了幕僚的角色，未曾单独主导过全党或某一个大区的工作，这一点远不如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和林彪等人。事实上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在党内就一直是个辅佐最高领导人的角色，终其一生没有变化。中共建国后发生的几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毫无保留的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并与其它中共领导人一起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了解这段历史在于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曲折变化的关系是周恩来日后的一块心病，周当年在苏区执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这就成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周恩来后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政治上异常小心谨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即可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对毛泽东的态度。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坚决”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从未就“文革”的发动、发展提出过任何重大的方针、政策，一切均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举凡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无不立即表态支持和拥护，从无异议，更不用说反对了。举例来说，早在１９６５年夏季毛泽东就已开始着手军队内部的部署，开始作所谓“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工作。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了一篇“防政变”的讲话，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随即予以支持和响应，在５月２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与林彪讲话内容完全一致的讲话，不仅称赞林彪讲话讲得好，还提出“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２）还如，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王力等中央文革笔杆子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中首次提出毛泽东自己审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提法，周恩来由于没有参与其间，故似乎并未进入状况，遂询问王力：党内涉及路线问题时过去都是提左倾或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的提法。周对此感到心里没底，随后以小学生的姿态向毛请教，得到毛的答复后，周最后心悦诚服地对毛说“我懂了”。（３）再如，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初号召各地造反派造反夺权，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之风日盛，周恩来在１月１４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的。”（４）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情况在在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持的是坚决拥护和支持的态度。至于“文革”期间周恩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唯恐不合毛泽东的旨意。王力回忆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５）“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处理，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到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九一三事件”到中美外交关系的和解等等，周恩来可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具体的工作中，大到“三支两军”的部署、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防、外交，党内斗争人员的处理等，小到革命样版戏里的台词、唱腔、身段、服装造型等等，无一没有留下周恩来的身影和辛劳。这已经有太多的回忆和文字予以记载。可以说，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都由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自己甚至说过：“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６）换句话说，这些能当一把手的人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具体事务上的操办，“文革”当中的周恩来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周恩来是坚定的毛派、左派、革命派，是属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实为真心实意，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违心”一词予以解释。邓小平日后用所谓“违心”一词为周恩来作开脱，根本就是罔顾事实的一个遁词，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符。搞清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厘清了所有复杂政治关系当中的这条主线，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了。

（二）周恩来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关系

　　周恩来“文革”期间对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态度，实际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态度的延续。虽然“文革”当中江青有过数次想整倒周恩来，但是周恩来对江青却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关怀、照顾、忍让，乃至迁就、纵容。在“文革”初期，毛泽东通过非正常的手段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使江青一鸣惊人，周恩来揣摸毛意坚持提名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陈伯达顺势提名江青出任副组长（７），江青由此一跃而成为领导“文革”运动的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接见北京各院校师生员工时颂扬江青说：“这俩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文艺界大会上，周恩来再次说：“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８）据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过去碰头会开会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搭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呈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９）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江青却蛮横地指责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吴法宪最后说：“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维维诺诺不敢犯颜。”（１０）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时的周恩来还为江青办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无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当地的公安干部，周恩来随即布置派人把所谓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起来，并把这些材料统统收到北京。（１１）中共“九大”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有了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在政治局内部有了较为坚实的组织基础，不必事事都看江青的脸色行事了，但依然不敢真的触动江青，对于来自江青的指责和攻击，周恩来也只能私下叹气，惶论与之斗争。１９６９年底到１９７０年５月，江青曾四次背着周恩来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自“九大”后对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专门诽谤和攻击周恩来。邱会作回忆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１２）林彪倒台后，“文革”极左派们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开始把持中央，而周恩来则缺少了来自军队老干部的支持，政治势力大不如前。中共“十大”召开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辅佐人。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导演，江青亲自上阵的评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来陷入空前的危难之中，若非检讨及时，自我作践，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来还真有可能过不去这个坎，周恩来怎么可能会如后来邓小平所拔高的“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二月逆流”中的叶剑英、谭震林和陈毅，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以及后来搞了整顿的邓小平，都曾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过斗争，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赶下了台，林彪甚至还命丧异域，唯独周恩来却总能全身而退，因为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江青这伙人是不能随便触动的，一旦触动了红朝女老板江青这个“文革”图腾，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那么在毛泽东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毁灭，周恩来当然明晰这层利害关系，这也就是周恩来极尽“保持晚节”和顺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周恩来决不敢与江青作对，生活上则对江青呵护备至。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如处理江青身边医疗事务，委派医生、护士，解决江青的私人纠纷等。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的照顾、关怀无微不至。如果让江青自己也写一份回忆周恩来的记述，其内容绝不亚于周恩来对其他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１３）邱会作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者和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周恩来不仅对中央里的老干部多有关照，对于那些在地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张春桥在上海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多年后也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辈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我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徐景贤通过几件小事描述了周恩来对他的关爱，徐最后说：“我从心底里尊敬周恩来，也牢记他对我的厚爱。（１４）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还提名徐景贤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对于远在上海的徐景贤，周恩来尚且关爱有加，相信近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能得到周恩来的关怀与照顾了。至于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内战之时共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那时他们就形成了密切的友谊，“文革”期间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更加密切，“文革”期间江青确曾多次向周恩来发难，但我们从未见到康生予以响应。有数据说康生病逝之前曾强拖病体单独与周密谈，如非关系密切是绝不会有此现象的。
　　总的来说，周恩来对江青和“文革”极左派们的态度是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为前提的。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必然要信任和重用这批人，周恩来也自觉自愿地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步步紧跟，同时也在生活上处处加以关照，对这批人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的延伸。显然，周恩来做到了面面俱到，得到大多数人的称道和爱戴。

（三）“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文革”期间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同样也是以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为态度的。但是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又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之间的关系大有不同。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论述（１５）。概括而言，从历史上来看，林彪长期以来就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第一次国共内战到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周恩来与林彪都经历了那段出生入死、如火如荼的岁月。林彪自１９５９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就一直大力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更形密切，在中央内部的军队一方和江青“文革”极左派等人的矛盾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具体问题上，周恩来都是靠向军队一边，也就是靠向林彪一边。　
　　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在各种场合都坚决拥护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革”中周恩来发表的讲话里就曾反复称颂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甚至在中共“九大”上周恩来还发表长篇讲话，从历史讲到现实，大力歌颂林彪。周在党内地位原本一直都高于林，但是为了树立林彪接班人的形象，周恩来甘为人下，以此成为全党的表率。第二，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不仅在公开场合注意突出林彪的地位，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也同样向林彪作汇报，有时甚至毛只交代周办的事情，周也向林彪通报，表现出周恩来很强的组织观念。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第三，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庐山会议上由于林彪发起的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批判，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周恩来连夜为林彪修改讲话稿，甚至致信康生帮助修改，并说“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１６）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庐山上向毛进言，请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上去掉吴法宪的名字，同时周也帮助吴法宪写检讨，保护了吴法宪暂时没被打倒。下山后周更设法帮助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诸人检讨过关。周恩来明白，保护了军委办事组也就保护了他们背后的林彪。第四，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工业建设、对外军事援助等。“九大”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也顺利展开，不仅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第五，周恩来与林彪之间有着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用“生死之交”来形容亦不为过，两家关系也十分密切，高层人士之间对此也是十分了解的。
　　反过来我们再看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林彪长期以来就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革”期间亦然。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了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黄永胜、吴法宪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的倒周活动，而且大力维护周恩来的执政地位，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林彪明示军委办事组诸人
要尊重、支持周恩来的工作，甚至在江青恶意攻击周恩来时，林彪不怕得罪江青，要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向周恩来及时通报。正是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处于最佳时期，而这恰恰是现在官方所刻意回避和掩饰的。

（四）周恩来与其它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周恩来与其它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态度。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然而，这场运动却是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再由下层普罗大众自下而上完成所谓的“夺权”斗争。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批判、靠边站或被打倒被夺权之列，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全盘考虑之内，有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更要根据他们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结束后，不少中共老干部都曾深情地回忆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保护的。笔者不否认周恩来的确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过、关照过一批老干部。但是保护和关照的前提却是要看毛泽东、江青的脸色行事，绝非周恩来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邓小平这位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并不想将其彻底打倒，而是区别对待，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割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适当的关照。刘少奇、邓小平虽属同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证明“文革”运动的及时、正确，但是邓小平原本就是毛泽东的自己人，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邓走到刘的一边，引发毛的不满，需要整一下，但是毛并不想彻底整死邓小平。外边大批、特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邓小平本人却还住在中南海，安然无事，并未遭受刘少奇那般摧残和折磨，后来因为对苏战备，邓被“疏散”到江西，但却住进了将军楼，还有夫人、子女、秘书等生活在一起，并未遭什么罪。这些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负责实施而已。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１７）
　　这里我们还必须论及周恩来与中央项目组的关系。据王力回忆，大约在１９６６年的５月中央成立了项目组，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项目组下设四个分组，分别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安子文负责，而周恩来就是这些项目组的总负责人。以后这些项目分组的负责人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担任这个总负责人，直到去世。中央项目组在其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也搞了不少类似的项目组，其存在期间搞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案子，这些案子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冤假错案，这实际是中共极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周恩来作为这些项目组首要负责人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被打倒的高层人士，都必须有毛泽东、周恩来的签字、批准。何人应被软禁在家、划地为牢，何人要被软禁在北京卫戍区或送到外地隔离看管，以及何人要被关进秦城监狱等，这些都要由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刘少奇是毛泽东“文革”运动当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方面，周恩来是很严厉的。刘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离起来，划地为牢，再交由“群众”批斗，随后受到中央项目组的审查，以至后来刘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及转移到河南开封而死于当地，周恩来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贺龙是毛泽东“文革”开始时一直防范的人物，随着刘邓倒台，贺龙也被毛泽东批准隔离审查。据知情人透露，对贺龙，周恩来则是自己直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贺龙被软禁在国务院西山象鼻子沟的战时指挥所，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直接管理。贺龙因病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周恩来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另据知情人士披露，罗瑞卿是“文革”爆发前即被毛泽东打倒的军队领导人，罗瑞卿“文革”中的医疗管理也由周恩来直接负责，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的治疗事宜只向周恩来一人报告，其它人均无权过问。解放军总医院只能提出医疗方案，但无权决定，所有治疗均需经过周恩来的批准方可执行。如果说罗瑞卿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而导致腿部残疾，这不是正说明了周恩来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吗？“文革”中军内造反派曾经对罗瑞卿进行过残酷的武斗，甚至用箩筐将罗抬致批斗会场。罗瑞卿当时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看管，若无毛泽东、周恩来的许可，罗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斗惨遭迫害。其它中共高干则根据情况被分别关押在秦城监狱，如安子文、陆定一等，他们在狱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黄吴李邱这几位林系大将，在“９１３事件”后被送到北京市卫戍区隔离关押起来，这也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所办。这里我们只举这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是全盘政策的决策人物，周恩来则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具体执行之。
　　整体而言，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的人。当然在处理过程中，周恩来也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关照，但是总体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往往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关照”却颇能打动人心，不少曾经惨遭迫害的中共高干“文革”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但是却从不具体追究这些冤案是什么人主持制造出来的，而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又在哪里，他们只是笼统地把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罗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来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１８）。对照罗瑞卿一案的整体过程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所做所为，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画面啊！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对周恩来“文革”中几个最主要的关系的论述，周恩来“文革”中的整体轮廓和脉络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人：江青在前台指挥造反派为毛泽东打倒自己的政敌而冲锋陷阵，林彪指挥解放军为毛泽东的“文革”保驾护航，而周恩来不仅负责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运动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任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周恩来在军队事务上的发言权有时甚至大过林彪，如“三支两军”一事上，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就远远大于林彪。正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及时地化险为夷。最关键的一点是，周恩来更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这正是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那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国内官方的御用史学家们对周恩来的那些正面论述和评价有些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来论述历史，以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按照党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篡改历史的处境当中。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为例，当１９８０年８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周恩来定性为“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性为“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的并非国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局，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局；周恩来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点名打倒了很多老干部，其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江青、康生等人；所谓“周恩来与林彪、江青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说，更是一个天方夜潭。对于邓小平的“违心”之说，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显然是不认同的，陈伯达说；“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周总理有时也说了些错话，现在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违心的话是有的，我也有过。可是人不可能经常说违心的话，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种认识。”（１９）“违心说”不仅不能减轻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通过前文的论析，我们对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就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可喜可贺的是，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的这部新书，将周恩来“文革”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官方史学家刻意掩盖的周恩来的面目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诸如周恩来与中央项目组、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的关系等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弥补了这些方面过去研究周恩来的不足。《新发现的周恩来》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些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寻历史的真实，亦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在文革史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笔者期盼此书的出版为世人深入研究、探讨周恩来另辟蹊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文革史的研究。　　

注释：
（１）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载《北京之春》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２）《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
（３）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版　第９４８页
（４）《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
（５）同注（３）第７１１页。
（６）同注（３）第７２４页。
（７）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版　第８１页。
（８）《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８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２００６年版。
（９）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转引自程光《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第６１３页。
（１０）《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６８０－６８１页。
（１１）《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７０６页。
（１２）同注（９）第６３２页。
（１３）同注（９）第６１８页。
（１４）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１月版　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１５）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３月版。　
（１６）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４月版　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１７）同注（３）第９２２页。
（１８）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见刘武生、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９月版　第４４页。
（１９）同注（７）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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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将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周恩来的另一面。这个另一面是为中共官方的政治宣传有意掩盖、有意忽视的一面；这个另一面也是为一些崇敬周恩来的人所不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了也不愿意面对的一面。（本书作者之一也曾经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中共官方以及一些虽非官方但是有着和官方相同看法的人描述的都是周恩来的光辉的一面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作者描述的都是周恩来的「阴暗」的一面。但是，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作者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描述和分析那些「光辉的一面」所遗漏的史实。
　　作者不否认，有关「光辉的一面」的描述中有一些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者不再去重复这些事实。因为已经有大量的、连篇累牍的书籍、文章对此加以描述、渲染、甚至夸大。而对于「光辉的一面」的描述中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加以夸大和歪曲的说法，作者会根据史实予以指出。所以作者所描述的另一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光辉的一面」的一个补遗。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的角度不同于政治的角度，尤其不同于政治宣传的角度。历史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事件的真相：事件是「有」还是「没有」，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发生的环境，什么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政治的、宣传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取胜，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拥护或反对现政权。有时仅仅是为了某一集团在某一时刻的利益、有时甚至在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之间做出错误的判断。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要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拼凑、甚至歪曲以便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为了利益集团的政治路线服务而描述历史也有它的的尴尬：每当利益集团的政治路线变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描述就只好重新改写。而在周恩来的一生当中，党的政治路线是经常而剧烈地变动。对此我们都能表示理解，我们不去和他们争论他们的目标，我们只是要指出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某些说法不同。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的角度不同于道德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常常要区分「好人」和「坏人」，而一旦区分了「好人」和「坏人」之后便有「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好人不会干坏事，坏人不会干好事」之类的推论。他们尤其需要树立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圣人」，为此就要「为尊者讳」。例如有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说，周恩来就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对此我们也表示理解，我们也不去和他们争论。我们只是指明周恩来说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而有些话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应该说的，有些事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应该做的。而且随着人们知道的史实越多，要「讳」的东西也就越多、越难。刘少奇有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那么套用一下，我们说：「林彪、江青有好就说好，周恩来有不好照样说不好」。至于说周恩来他是「违心」还是「有意」，是「迫不得已」还是「助纣为虐」，则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作者还要指出的是：以政治人物作为道德楷模是十分靠不住的，也是十分不可取的。
　　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以编年的形式，从时间的发展看周恩来的另一面；第二部分是以专题的形式，从具体的个案看周恩来的另一面。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在第一章「七千人大会以前：在权力斗争中挣扎」里描述了在「高、饶事件」之后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反冒进」，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而且毛泽东对他们三人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高饶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在此次斗争中，周恩来和刘少奇连手「逼宫」成功。 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过程中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勇气，同此密不可分。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的文章实际上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起草的。 甚至周恩来可以在会后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但是自１９５８年初，毛泽东就对周恩来开始轮起大棒，周恩来不得不多次检讨。此等状况不同于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的检讨。此时周恩来明白无误的知道自己是对的。此举开创了自己正确还要检讨的恶劣之先河。周恩来如此的地位在正确的前提下还要检讨，那其它人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说在延安是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做检讨，那么此时的周恩来做检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周恩来再次劝说意见正确的彭德怀做检讨。至少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政治上做出了选择：跟从毛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周恩来在其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远远比不上他在政治上跟从强者的选择。此时的周恩来彻底完成了自延安以来的自我异化。毛泽东是不能怀疑的，是只能顺从的，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个人的战士。 　柯庆施曾经说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当时中共党内高层，自「反『反冒进』」之后，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由此作者要强调的是自「反『反冒进』」以后，毛和周的关系在双方的心目中、在实际上明确地形成了「君臣关系」。从此以后周恩来完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如彭德怀等遭到整肃，下场如此悲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完成从过去的同志关系、战友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向「君臣关系」的转变。
　　彭德怀在庐山被整肃，周恩来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周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同其它人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周由此被彭德怀当面斥责为「老奸巨滑」。周恩来丧失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但是由此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君臣关系完全得到确定。周因为「反冒进」遭到批判以后，其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带头抛出大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周面对背离基本常识的天文数字般虚假生产业绩报告，不质疑，不追究。事实上周从未为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上弄虚作假、严重失职及其恶果实质性承担责任或扪心自责。这也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再次不同意给彭德怀翻案、充当「反右倾」和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吹鼓手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章「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毛泽东为了证明其打倒彭德怀的正确性，不得不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先前所犯的错误。其结果则是三年的大饥荒和几千万人的死亡。这种结果加剧了毛泽东对其死后被别人作「秘密报告」、被「鞭尸」的担心。这个人到底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毛泽东的策略则是要先联合其中之一打倒另一个。毛泽东一面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新开始对刘少奇是否是叛徒的调查，另一方面则向刘少奇透风，要求其配合打倒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对此的反应是不同意。此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联合周打倒刘少奇的策略。而周恩来当时在政治、权力上受到中央书记处的排挤、压制的局面，则提供了周恩来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动力。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底对周恩来的态度完全可以一件事来表明：毛泽东曾经属意要把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预先透露给周，但是在江青的建议下，毛泽东放弃了这种做法。 
　　第三章「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积极参与了整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参与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例如，在毛、林整肃罗瑞卿的突然袭击之中，他是事前就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斗倒彭真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周恩来同康生的谈话是同毛泽东在文革当中建立政治同盟的开始，由此决定了彭真甚至是刘少奇的命运。在打倒彭真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向毛泽东表明：周恩来是忠诚于其本人而非其它。周恩来的这种观点，在其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周恩来公开在全党内宣称，要忠诚于毛本人。对毛本人的忠诚大于对其政策的忠诚是周恩来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周恩来在１９５８年做检讨之后最大的心得。他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彭、罗、陆、杨称之为「四大家族」。如果说林彪有一本「政变经」（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反政变』经」）的话，周恩来不仅跟着念了这本经，而且还在毛的授权之下主持了「反政变」的具体工作。周恩来付出的这一切，得倒了丰厚的回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是毛泽东唯一一个与之商量改变全会会议议程、商定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第四章「天下大乱：成为真正的『总管家』」：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毛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１９６７年１月出现全面的「夺权」，毛终于达到了「天下大乱」的目的。而周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中共的「总管家」。一般人都说周恩来是毛时代的中共的「总管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周并非「总管家」，他头上的婆婆除了毛、刘之外，甚至连邓小平、彭真也曾对他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和林彪成了他的「婆婆」，而陶铸也有取代他的趋势。直到陶铸倒台以后，周才成为真正的「总管家」。
　　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周恩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个人运作能力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人选。周恩来总是主动接受和完全服从毛的个人意志，毛泽东也需要周恩来的政治服从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在「林、邓、陶三架马车」代替「刘、周」政治格局失败之后，随之天下大乱的局势，周恩来更是如鱼得水。此时的周恩来大权在握，实际上主持党、政、军的工作。特别是虽然名义上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实际上是一直是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掌控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权力完全可以用一件事表明：「九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仅是由周和毛之间商定而非其它人。周恩来是实际上的二把手、第二号决策人。虽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周恩来不得不有时要忍耐江青的指责与狂妄。但是究其本质来言，二者都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革进而深化文革的得力人选，堪称是毛的左膀右臂。周恩来对于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遗余力，而且有时要走的更远。　　
　　第五章「二月逆流：协助毛成功地反击」：作者只讨论了狭义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限于篇幅，作者没有讨论广义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有些地方体现为「二月镇反」。「二月逆流」的实质是一些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不满的「当权派」对文革的反弹。对此毛成功地进行了反击，而周恩来的协助是毛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全面内战：随着毛的意志左右急转」：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在中央取得了胜利，在各地却遭到军方和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反弹，因而导致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及全国全面大武斗，即毛所说的「七月、八月」的「全面内战」，亦即林彪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七·二〇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有的人认为此后毛的政策转向和缓、文化大革命转向「收场」。而事实上毛在「七·二〇事件」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转向了更为激烈、更为极左的方向，其中包括提出「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甚至怀疑整个解放军、试图建立第二武装。然后才有急剧右转，开始制止武斗、提倡大联合，开始给「文化大革命」收场。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煽动起了「全面内战」，而周恩来是反对武斗的，周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转。事实上武斗的根源是毛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周恩来既有制止武斗、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转的言行，也有鼓吹「武装造反派」、帮助毛具体落实「武装左派」的言行。在这样一个剧烈的左右震荡的过程中，周恩来基本上是随着毛的思路行动的。
　　第七章「艰难的收场：为毛收拾烂摊子」。１９６７年７、８月的「全面内战」使「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继续搞下去了。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南巡归来，不久就提出要开「九大」，实际上就是要收场、要结束「天下大乱」。但是，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相互的仇恨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中共干部的派系、山头的矛盾也纠缠其中，使得由乱到治的过程格外地艰难，其中甚至包含着镇压的血腥。再加上毛泽东又不甘心让「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于是出现了多次的反复。
　　从１９６７年秋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山河一片红，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共「总管家」的周恩来反反复覆地和各地造反派、军方打交道、一个省一个省地组建革命委员会、处理「杨、余、傅事件」，整个过程是曲折而又艰难。
　　第八章「九大前后：为毛巩固文革的胜利」。经历了艰难曲折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终于收场了，全国的政权机构实现了重组，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永远开除出党，可以认为毛泽东个人取得了胜利，而周恩来为巩固毛的胜利、为给刘少奇定下罪案贡献甚巨。不过，权力斗争并未就此罢休，「九大」过后才一年多一点，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
　　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对周恩来是「用而不信」。当「九大」召开过后，毛泽东开始打算重新启用邓小平。此时后院失火，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了「极左派」的代表之一张春桥。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派的攻击，认为这实际上是攻击文革甚至是毛本人。毛泽东的当务之急是要优先解决林彪的问题。解决林彪问题，周恩来可以说是毛泽东唯一依靠的人物。「庐山会议」其实质并非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而是朝臣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至于「设国家主席」、「称天才」等等都只不过是把朝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当时的话语表述出来。 
　　第九章「『林彪事件』：进入新一轮的斗争和整肃」。在毛、林之间的裂痕逐渐公开和扩大的时候，周恩来不断揣摩毛意图，开头还试图调和毛、林的关系，但是随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图明显起来，周也就根据毛泽东的调子而变。在处理「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再一次充当了毛的前台经理。事后，周恩来又对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加以整肃。解决所谓「四大金刚」的模式，正是周恩来同毛泽东关系的一个典型个例。毛泽东下决心要抓黄、吴、李、邱，但是并没有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周恩来则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把黄、吴、李、邱用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调到人民大会堂，然后在会上宣布他们的罪行，当场逮捕。 
　　第十章「起伏的两年：从最高点跌落到受批判」。「林彪事件」之后，局势把周恩来推上了「二把手」的位置，这时候的毛如果出现意外，周便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接班人。遭受重大打击的毛泽东，在病急当中无奈把大权委托给周恩来。所以作者认为１９７２年，周恩来的位置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点。但是毛泽东事后很快就后悔交权，于是责令周恩来对全党说明自己不是接班人。同时毛泽东开始培养王洪文，并且指定是周恩来「传、帮、带」。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周恩来也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是历届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就是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
　　在１９７２、７３这两年里，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体错误，同时也意识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利用这些错误来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因此，毛泽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那些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而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执行调整后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来取了得巨大的成就。外交上的突破，一个是给周恩来带来了个人的荣誉，另一方面并没满足毛泽东个人的期望。这两点都给周恩来带来了个人的灾难，导致了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开始明确地警告周，在批示中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到１９７３年底毛对周恩来的不满到达了最高点，对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打击。毛再次批评到：「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两项批评实际都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军委也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
　　从１９７３年底，周恩来遭到批判、从最高点跌落下来以后便一直下滑，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元气。
　　第十一章「批林批孔批周公：在身受其害的同时推波助澜」。文革开始，毛是依靠军队整肃政府地方干部。现在是反过来搞军队。进入１９７４年，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是「批周」、整军队以及树立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而周恩来既是运动的批判对象，也是运动的推动者、领导者。因此周恩来此时的身份是双重的，即领导批判自己的运动。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官史中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１９７３－７４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
　　然而，毛泽东整军队的意图并没有达到，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队里的地位并没有建立起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只好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来，为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打下了基础。　　
　　第十二章「四届人大以及最后的日子：终于没有被『打叉叉』」。毛泽东本意是期望王洪文等人和邓小平合作准备四届人大。不料江青等人多次对邓小平加以指责，毛泽东不得不仍然启用周恩来准备四届人大。作者描述了四届人大的前后过程，作者认为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邓小平一方与「四人帮」一方「并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在批判周恩来和批林批孔中表现优异的邓小平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１９７５年的１月份，随着邓小平的真正掌握大权，也就标志着周恩来在政治生命上的结束。虽然随后有批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的运动，但是此时的毛已经无力再折腾了。在重病中的周恩来还是对于江青、张春桥以及邓小平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虽然邓的崛起意味着周恩来的没落，周恩来对邓还是抱有一丝期望。毛泽东希望邓对文革做一总结，但是被邓拒绝。此举的客观效果则是周恩来避免了在离世之前被打上叉叉的可能性。
　　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林彪葬身异国。无数老革命干部死后还打入九层地狱的现实让周恩来确实感到恐惧。特别是周恩来对于身后是否被「打叉叉」感到极度的恐惧。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人如此之众多，造成的刺激是无以复加。一方面这是由于党内斗争的结果注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自己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结果。还有就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风。因此周恩来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保全，完全得益于毛泽东所重点培养的王洪文包括江青等人不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要他们同邓小平合作，批判周恩来。但是王洪文和周恩来走的过近，江青等又多次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邓小平，这完全偏离了毛泽东的预定战略方向。以至被毛泽东多次斥责，直至怒骂江青的讲话为「文不对题，放屁。」但是周恩来任劳任怨的形象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再加上当时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诸多行为广大百姓并不知情（至今也是如此），周恩来有幸成了广大百姓群众对文革发泄不满的「大旗」在文革结束之后更是成了打「鬼」的「钟馗」。
　　第二部分一共有以下几个具体的个案。
　　一、周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人们都知道林彪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作者则指出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远远比林彪起步的早，而且起到的作用更是是远远地超越其它许多人。长期以来对于周恩来在个人崇拜中的行为被忽视。周恩来在制造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充满了个人特色。特别是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出台，是在刚刚走出大饥荒的阴影之后，几千万的冤魂尚未散去之时。相比于刘少奇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落伍，周恩来此举更是大获毛泽东的赏识。共产党统治下的文艺向来是造神的工具，在周恩来手里更是发挥到极致。
　　二、周与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当家人，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决策。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在文革前、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路线不同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人也多次受到炮轰。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被贴过大字报。中央文革内部虽有矛盾，但在镇压外敌方面倒是步调一致、齐心协力、毫无商量的余地。无论是在镇压「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还是镇压被通令禁止的造反派组织，周恩来同中央文革都是并肩战斗。
　　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项目组工作，执行毛泽东所有关于文革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是无可置疑的的文革派。周恩来对于文革派的重要成员也是多次加以褒扬，无论是江青还是陈伯达。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专门对诽谤陈伯达的大字报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陈伯达被毛泽东踢开之后，周恩来对其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江青在整个文革中同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既有开初的分歧、发展到后来江青为毛整肃周而奔忙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利用的一面，在「伍豪脱党」、「清查『五·一六』」等事件上江青甚至向周恩来示好。所以历史事件的描述绝不能简单地「脸谱化」。
　　三、「伍豪启事」风波。被江青点了名的周荣鑫被周恩来下令烧锅炉。其女周少华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发现了「伍豪启示」之后，周少华通过其父把此材料转交给戚本禹。但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并没有在此事上为难自己。事实证明「伍豪事件」是周恩来自己一手造成的自己的心病！毛泽东则利用此事，不时的敲打周恩来，直到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段。
　　四、周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中央项目组的结构和运作迄今还很少见诸公开出版物。实际上，整个中央项目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项目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毛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项目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等项目，都是依据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所有的重要项目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中央项目组作为中共迫害干部、群众的法西斯组织，周恩来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共官方对此百般为周恩来解释，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对于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无论是刘少奇一案还是贺龙一案，其定性都是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最后材料。显然不是一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维护大局」就解释得了的。
　　五、作者专门讨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人」－－保护干部、保护民主人士、保护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的问题，即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作者认为周恩来为保护文革受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实施毛的意图。基本上来周恩来是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以后的几章分别针对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及贺龙的案例作了具体的分析。
　　六、当毛没有表示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并作出种种承诺时，周恩来也是跟着表态，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在毛泽东最后决定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之后，周恩来明明清楚刘少奇的历史、明明知道刘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仍然秉承毛的意图参与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七、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毛对陈毅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政策，并没有要马上打倒陈毅；二是因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陈毅有着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周恩来清楚保陈毅是为了保自己。所以周有保陈毅的需要。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周恩来不再有这个需要了，便参与了对陈毅的严厉批判。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庐山甚至当众指斥陈毅和陈伯达为「二陈合流」。
　　八、作者讨论了「彭德怀的冤案与周恩来的责任」。无论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惨无人道的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共同的敌人，周恩来也没有手软的理由。
　　九、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贺龙被整与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贺龙因为未能配合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而遭到毛泽东抛弃。贺龙在被项目组审查和迫害的过程中，周恩来则是罪魁祸首。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恩来有意拖延和阻挠，最终导致了贺龙在１９７４年并没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周恩来本来没有准备去参加贺龙的追悼会。在毛泽东批示后，周在追悼会上的表演让贺家和无数不知真相的人感动不已。但是经过多年以后，贺家终于知道真相。
　　十、清查「五·一六」详尽的介绍了周恩来如何利用清查「五·一六」来整肃对立面、并通力同文革小组成员合作的事实。周恩来从来不主动迫害人的神话由此被打破。而千千万万因为「五·一六」而受迫害的人仅仅因为「五·一六」的要害是反对周恩来而至今未得到来自官方的正式平反，甚至在《历史决议》中丝毫未提。
　　从以上两个部分的介绍可以看出作者描述和分析的篇幅主要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时期，周恩来又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于是文革中的周恩来就是更加地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文革中的周恩来，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作者所取的是「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也许会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条件只会因为作者引用的史料被证伪、新的史料被发现，而不会因为政治路线被改变、宣传纲领被涂改、某个个人被打倒、被提升。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七千人大会以前：在权力斗争中挣扎

　　建国前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歧见，致使毛泽东决定要「动一动」刘少奇的位置。「马上人打天下，马下人坐天下」导致的矛盾成为毛泽东要利用的动力，「高饶事件」遂应运而生。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反弹的力量超乎毛的想象，而高岗的表现更是不如毛的期望，因此毛泽东不得不中途改变初衷。但是「高饶事件」却在政治格局上造成了刘周靠拢的可能。为此，毛泽东一面重用邓小平作为平衡和稀释刘、周权力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利用反「反冒进」刻意在刘周之间打下楔子。毛泽东要改变政治格局的依靠力量还是军队，但是彭德怀并不是靠得住的人，毛泽东早就有意提拨林彪作为替代人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却使这一权力斗争不得不推迟，但是这一切都为以后历史的发展做下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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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饶事件之后的政治格局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有意借重「白区」力量整「红区」的人马，如此才可以抛开情面、避免庇护，整肃也就更加彻底。但是由此产生的「白区」和「红区」的纠葛，随着「白区」力量的崛起，不少人位高权重，致使不少经历枪林弹雨的「红区」将领难免不忿忿不平。这种不满情绪是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高饶事件」得以发生的内在根源。
　　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对于靠延安整风成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和被整者周恩来都产生了新的不满。针对于刘少奇在「关于农村互助组织以及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看法，特别是「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诸多问题，毛泽东多次提出批评，甚至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对于周恩来的不满则表现在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存在着分散主义，且未能及时向中央报告工作、有形成独立王国之嫌疑。 　
　　在地方上，由于革命进程而形成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为避免地方权力膨胀，以加强中央领导能力为名，行削藩之实，１９５２年８月，中共中央下令调动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习仲勋（西北局）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俗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而其中的「一马」是高岗，负有最重要任务。
　　高岗进京后，被毛泽东委以重任。１９５３年３、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据此计划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门由高岗负责（由此以高岗为主席的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内阁」之称），而周恩来只剩下外交、对外贸易等工作，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同时撤销。后者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向高岗交心：刘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刘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刘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因为刘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除此之外，１９５３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２０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由此，高岗拿走了原本属于周恩来的权力，又担当了「挪动」刘少奇的重任。无形之中，高岗犯了未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错误，树敌过多。在错估形势，错选时机的情况下，高岗又轻信陈云的话，后来又被陈云告发。而且高岗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而且还打乱了毛的战略部署，犯了大忌。鉴于陈云、邓小平等人的表态，刘少奇、周恩来的抵制，毛泽东不得不把高岗作为替罪羊抛出。赵家梁先生在《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往事》中，在对「批薄射刘」会议进行了大量分析和列举事实后，认为「批薄一波容易，批刘少奇难。毛泽东感到了重重阻力。」 　于是毛泽东的态度转为袖手旁观。而刘少奇和周恩在得手之后，进而落井下石。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至１０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５日，周恩来主持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并发言：「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周恩来从十个方面揭露高岗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 　５月，周恩来在发言中无限地上岗上线，并且毫无根据的断言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种证明无疑是一种诛心之论，由周恩来在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开创先河。
　　在周恩来作长篇发言时，服务员事先得到通知，会议中间不许给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许进去。」因为会开得太长，与会的领导们禁不起没茶水喝，一个服务员被指定进去添水。他看到周恩来正站在前面讲话，口气非常激烈严厉。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周这个样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恶煞，怕高岗冲动起来加害自己，派他信赖的陈赓、宋任穷破例地带枪进入会场。 
　　毛的本意是敲打刘少奇、架空周恩来。而结果却使本是冤家对头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大有合拢之势。当然毛泽东留了后手，让刘少奇做了长篇检讨，此检讨种下了刘少奇晚年悲惨的结局。十几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终究被后来者发现并利用起来。毛泽东在以后也多次提及高岗。
　　高饶事件牵涉的其它人员如彭德怀、林彪等后来无一不成为一时历史的焦点。彭德怀对高岗说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要篡党，后台是刘少奇。 
   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刘少奇、彭真等对于彭德怀丝毫不留情面。林彪由此而得出对毛「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
　　此后，毛泽东另辟溪径，自「八大」开始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由邓小平出任书记处的总书记（开始为秘书长）。毛泽东说：「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大跃进中许多决策就是出于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要把刘少奇、周恩来分开，培养邓小平来牵制。这就是高饶事件之后的政治格局，也是以后庐山会议、文革的发端。杨继绳先生说：「凡高饶联盟，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三次斗争，从人事上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毛泽东在这三次斗争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周恩来在这三次斗争中都扮演了神秘的角色。」
 　而周恩来是依靠怎么样的表演才能在毛泽东这个导演手里能够一直有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正是此书的考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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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冒进」的由来

　　在抗美援朝之后，无论是国内的经济状况，还是外贸的需求，特别是核武器研制的启动 　，都迫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决定要大力发展经济。
　　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毛泽东在１２月６日再次专门强调「反右倾反保守」：「群众潜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该反右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议，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改掉『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过去反盲目冒进出毛病，反掉群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涨，干部群众均没劲。」「反保守、右倾、消极、骄傲，发现先进经验，改变领导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动员群众批评，自我批评，克服保守主义，做出来更多成绩，全党准备，全人民准备。」 
　　对此，周恩来非常同意：「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１２月８日，周恩来在怀仁堂讲：「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许还不到２０００万吨，可是现在我们估计可以超过这样的数目。」「毛主席最近说，如果我们要检查过去六年来的工作的话，那么主要的倾向还是保守倾向。」 
　　但是实际操作中，周恩来发现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１月主持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根本不可能实现。继而，１９５６年２月，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 　随之因为前阵子的冒进，１９５６年４月国民经济出现相当严峻的局势。对此，毛泽东全不理会。于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产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４日，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针。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也许是高饶事件中刘少奇、周恩来的胜利给了周恩来说良心的底气。
　　此时站在周恩来后面的是刘少奇、陈云等。１９５６年２月，刘、周、陈等人就「反冒进」达成了共识。 
　　１９５６年６月２日毛泽东离开北京。６月４日，周恩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调整计划指标的意见，并且最终通过削减国家预算和压缩基建的１９５６年国家预算报告(草案)。
　　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少奇安排中宣部起草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特别指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倾向反对什么倾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刘少奇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后批示：「主席阅后交乔木办。」 
　　毛泽东后来对吴冷西和胡乔木说：「这不关你（指胡）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后来南宁会议，毛泽东把此文加了很多批语，挑明此社论是针对「我」的（《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的，发到与会人员手中。 
　　１９５６年８月，周恩来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的建议（草案）》时，删除了部分「多、快、好、省」的口号，以避免其带来的消极作用。因为当时不少人只重视「多、快」而忽视了「好、省」。由此周恩来后来被说成是「促退委员会」的代表。 
　　周恩来在１１月９日召集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１１月１０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基调就是「反冒进」。毛泽东忍不住了，在１１月１５日终于开口，批评了李先念，「稳妥可靠」不如「充分可靠」！毛泽东忌讳这个同急躁冒进相对立的「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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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

１.毛的批评
　　毛泽东不满也无可奈何。接踵而来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反右运动，毛泽东只能暂时退让。波匈事件使得毛泽东倍加警惕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毛也认为「反冒进」促进了右派的进攻，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毛更加急迫的需要在经济上的「大跃进」。 
　　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６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冒进了，在一九五七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告中有两处肯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跃进的发明权是属于周恩来。周恩来的态度变了。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周恩来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是「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虽然如此，毛泽东依然没有放过周恩来。
　　周恩来在退缩，而毛泽东的牛皮越吹越大。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宣布：「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势必要以反「反冒进」来进行「跃进」的动员。
　　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公开反「反冒进」。毛泽东说：「我高兴的是这次会有个别同志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完全的口号。我看要实事求是，要提倡合乎实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去年把这个口号扫掉了，现在要恢复这个口号，你们赞成吗？还扫掉《农业纲要四十条》，四十条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共产党应该永远是促进会。我们有许多委员会，最根本的是共产党委员会，究竟你是个促进委员会，还是个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去年二中全会组织个小组促退，就是去年多花了三十亿，就只能在这点促退一下，多促退就要犯错误，也就是说，不可过分强调反冒进。因右派是促退派，我们与右派的根子不同，我们永远是促进派，要促退只是暂时的、局部的。」
　　従１９５８年１月份的杭州、南宁会议直到３月份的成都会议，调子越来越高。从离右派三十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承受的压力愈来愈重，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的顺从与认错，更使毛泽东沿着错误的轨道继续发展。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个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３月９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 
　　毛泽东把「反冒进」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就占领了思想制高点。陈小雅女士说：「这样一来，反对他的计划就是政治问题，他不仅代表六亿人民，还代表了真理。他有资格指鹿为马－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他说『搞的多』是马克思主义时，『搞得少』自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此武器甚是好用，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屡试不爽。
　　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做检讨：「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在３月２５日就反冒进问题再次作检讨：「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而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就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毛泽东并不认可周的检讨：「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他还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检讨还不满意，还将进一步解决反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是唯一的一次党的大会有二次会议的情况。这就是把周恩来的问题在全党面前揭开盖子。 

２．权力之争

（１）邓小平的崛起

　　高饶事件结束后，１９５４年９月，根据新颁布的宪法而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组织法》对原政务院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撤消了政法、财经、文教、监察４个委员会，在国务院设置８个办公室、l个秘书厅协助总理分掌各部工作，设置了主办专门业务的２０个直属机构；３５个部委职能机构。共计６４个工作部门，其中经济部门增设到３５个。一剎间，周恩来大权在握，特别是经济大权。
　　毛泽东一生信奉的都是权力至上。在「反冒进」的背后，同样存在着权力之争。对于周恩来的这种权力状况，毛泽东在「反冒进」时多次表达不满。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他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陈云在２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作检讨时，毛泽东插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还说：「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它实际在国务院。」 
　　为此，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就成了毛泽东手里强有力的工具。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承送。毛泽东不同意，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１９５８年６月，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见下文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
　　书记处在讨论国务院的工作时，周恩来也要参加。从记录看，副主席只有周恩来出席书记处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反而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现仅举二例，说明邓小平的实际地位。
　　１９５９年３月成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周恩来在５８年５月２６日夜致信解释「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后（见下文），毛泽东即指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指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笔者注)

　　毛泽东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７日上午１１时 
　　到１９５９年的上海会议，毛泽东更是明言「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自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一个是横竖强迫签字，一个是无权参与设计，周恩来是否架空了毛泽东？无论如何，在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在关于《水浒》的评论中提到：「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自然是有旧仇新恨的。 　无论如何，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是极度不满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时候说，「（国务院）几十个部，不知道都干些什么！」 

（２）林彪取代彭德怀的迹象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大」召开。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时，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林彪虽然没有进入常委，但是在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仅在常委之后。毛泽东是否从此时就有准备用林作为代替彭的打算？实事求是的讲，毛彭摊牌是早晚的事。彭德怀是否受林彪在政治局委员排名在其前面的影响，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是仅仅几天之后，彭德怀就提出自己可以只担任国防部长以对付外事活动，不担任军委日常工作的主持人，请另一个委员来主持军委工作；或者自己只搞军委日常工作，不当国防部长，而且同林彪商讨了裁军问题。 　同年年底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再次提出交班、退休问题。以后，彭德怀多次提出此问题。
　　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名，林彪被增选为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此时的林彪在党内的排名已经远远高于彭德怀，已经属于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人员。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１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毛泽东不采纳彭德怀的意见。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３日的第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被再次任命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这一段时间里，彭多次推荐林做国防部长。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觉得奇怪。林为中央副主席，对党内团结是有好处的；我曾经总想林任国防部长（笔者注：原文如此，不通顺），较为适当，对于团结也有利。此事同聂荣臻同志谈过多次，并且同毛主席当面谈过此事。毛主席说，现在林有病。我以后没同毛主席再谈了。」 　反过来，林彪也很尊重彭德怀，在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的团结起来，发挥全军的力量，争取（更）大的成绩」。 
　　笔者认为，军队一直是毛泽东的权力基础和最重要的保障。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在当时是不二人选。但是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彭德怀表示出不满？毛泽东在庐山上批评彭德怀的话自然可以作为证据，但是毕竟是一时的激愤之作，要多加考虑。有证据可考的则是１９３５年毛泽东作军旅诗《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１９４７年该诗首次公开发表，同年毛泽东重新书写该诗。但是１９５７年毛泽东曾说该诗「记不起了，似乎不像」、「不宜发表」。此后在１９５８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未收入该诗。 　１９５８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作为毛泽东整治军队的重要「打手」，致使包括刘伯承、粟裕等一大批军队元勋被整肃（笔者认为此事彭德怀虽然不是元凶但是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反冒进」之后，毛泽东要整治刘少奇、周恩来等，要把军队牢牢的捏在手里。彭德怀和林彪相比，毛泽东自然更倾向于林彪，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论述，此处不再多赘。 　这也是庐山会议的重要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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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的检讨

　　尼克松曾经说过，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聚光灯的焦点只对毛泽东一个人。 　周恩来还有一句名言：「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 　周恩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此心态？或者说周恩来是不是一贯如此？高文谦在其著作《晚年周恩来》中如是说：「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此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周恩来还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独立人格的」政客，历史表明，１９５８年的反「反冒进」才是周恩来彻底「臣服」的关键门坎。

１．周的检讨

　　毛泽东说：「（检讨）要自己写，不要秘书写。」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关于这次周写检讨一事有个极为难得的回忆：周恩来同志指示我：……因为这次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记录周口述检讨的）这个时候，陈云同志打来电话……打来电话之后，他说的很慢了，有时候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的构思……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了？」当范说明情况后，邓大姐说：「……还是由他口授（大意），你整理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中的描述更为贴切：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彷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无论是「几乎流出了眼泪」还是「不让眼泪流下来」，这个检讨对于周周恩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凤凰涅盘。
　　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５０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份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在周恩来检讨前，毛泽东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针对国内形势发表讲话：「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饶簌石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笔者注：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南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在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再次对防止分裂讲话：「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 　（笔者注：有资料把毛泽东在庐山上说去年讲分裂就是针对彭德怀的话当作证据，来证明毛泽东在５８年的讲话所讲分裂是指针对彭德怀的，依现有资料来看，此种认识不确。毛泽东在５８年的讲话所提分裂是指针对周恩来的。）
　　这些话，是十分严厉的，周恩来如何才能过关？
　　５月１７日，周恩来首先对「反冒进」一事检讨：「『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周恩来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在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其次周恩来表态说：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２０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最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表示彻底的臣服：「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建国后，第一次「凡是论」，也是周恩来首创。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及国内「反冒进」的形势，促使毛泽东要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时候，正式为提倡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打开绿灯。周恩来的这番话无疑是对毛泽东的响应。周恩来的这些话是含有深意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抬轿子、吹喇叭，开创了６０年代中国造神运动的先河。 
　　毛泽东在成都还讲：「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这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反对毛泽东的主张针锋相对的。
　　１９５８年６月９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常委会讨论他们的请求时，挽留他们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职务。会后，邓小平拟定了常委会会议纪要，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他还将这个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既没有画圈也没有任何批示，而是退书记处。 　周恩来当然不是主动辞职，是感觉失宠了，再恋栈没意思了。毛也没有急着让他下去，事实证明周后来成为毛整肃刘少奇的最强大和秘密的武器。周恩来也就顺势收回。
　　当然，毛泽东也对「反冒进」一事盖棺定论：「反冒进（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但是毛泽东真的就高抬贵手了么？
　　１９５７年底，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说：「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周恩来的秘书最多，于是这些秘书被纷纷下放至各部委和地方，最少之时仅有三位。 　南宁会议之后，周恩来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一职被撤。 
　　１９５８年夏季，周恩来要其秘书们把他个人的书和总理办公室的书分开来管理。 
　　就在周恩来做检讨之后不久，毛泽东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财经小组组长由陈云担任；政法小组组长由彭真担任；外事小组组长由陈毅担任；科学小组组长由聂荣臻担任；文教小组组长由陆定一担任。此文件在次日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 
　　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中央决定成立各专业小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实际上削减了总理的权限，架空了周恩来和国务院。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国务院成了书记处的办事机构，政府机构只剩下建议、检查和具体执行、细节决策的权力。

２．「跃进」的发明

　　毛泽东对「跃进」一词情有独锺。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５月２５日，毛泽东看了彭真送来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 
　　毛泽东阅后，急不可耐的于次日早７时，即致函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它同志，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周恩来收到此信后，坐不住了，唯恐别人抢去了大功。在受到严厉批评之后，此事可以向毛泽东表白自己原来的思想觉悟还是有一点高的。
　　当天夜里，周恩来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同时送上了「政府工作报告」的单行本。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９页和第１４页上，提到１９５６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意在表明跃进一词的专利是属于周恩来的－笔者注）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１９５６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１９５６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的会上发言，说那时是「开始觉醒」，经过了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而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地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１９５６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１１月１３日和１２月１２日（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后，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地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是立的多快好省和农业纲要四十条的大旗，破的反「冒进」而「促退」的歪风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６日　夜
　　周恩来通过写信的方式，再次表示自己要脱胎换骨，思想并无抵触，心悦诚服的认识到自己同毛的差距。
　　周恩来在大跃进中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我们今天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这是发自内心的还是纯粹是政治表态？笔者认为二者皆有。
　　在周恩来等人受批评的同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为当时权力枢纽。在大跃进当中，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是鼎力支持。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成了一个试金石。由此也让邓小平攒了一大笔的政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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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反冒进」的后果

１．刘、周之间的隔阂

　　反冒进刘少奇领头，周恩来等人参与，但是毛泽东却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
　　胡乔木、胡耀邦以及李锐在提及此时曾说：「由于在一篇定性为反毛泽东的错误的社论原稿上（作者注：指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有刘少奇修改的笔迹，刘也就同这一『错误』脱不了干系了。党内唯一还可以同毛泽东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的刘少奇，从此似乎也今非昔比了。南宁会议之后，逐渐使毛泽东奠定了他在中央的特殊地位，这是党内生活的极大变化。」 
　　李富春则说：「当时反冒进的是陈云、薄一波出面，刘少奇、邓小平支持的，但是刘少奇没有自我批评，陈云没有自我批评，薄一波也没有自我批评，而总理担当了责任，总理作了自我批评。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是刘邓陈薄的错误，不是总理的错误。」 
　　周恩来也说：「１９５６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 
　　「反冒进」是刘、周连手发起的了，但是反「反冒进」之后，刘没事，而周则被逼检讨而致心力憔悴。这幕后原因是什么呢？
　　延安整风曾经造成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陈毅在文革中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谁整了周恩来？
　　在延安身兼两大职（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１９３７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此外，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１９２８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周恩来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但是，在「反冒进」一事上二人却唱起了「二重唱」，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担心害怕，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在耳边回响。
　　众所周知，刘少奇作为二把手，实际上并无多少实权，在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体系里面，根基不大。然而周恩来则不同。周恩来在党内的资历不在毛泽东之下，而且做过毛泽东的上级领导。毛泽东自然不能对他们两人「一锅煮」，只能分而治之。于是，毛泽东选择了周恩来，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明显有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带来了一个机遇，就是借去「斯大林化」而进行「非苏化」。周恩来的苏联背景成了自己被彻底「搞臭」的重要原因。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有意树立刘少奇为周恩来的对立面。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工作报告：「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以毛泽东的语言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并严厉的批判了「反冒进」，认为「反冒进造成了『马鞍形』」。报告说：「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报告把周恩来、陈云等至于被批判的境地。
　　因反「反冒进」造成了周恩来被整，以至同刘少奇薄一波等人产生了隔阂。「反冒进」之后，刘少奇接踵而来的上升，同周恩来的贬斥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因此在刘少奇、周恩来之间打下楔子。这一后果在后来历史的进程中，被证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２．历史的转变

　　胡乔木说：「１９５８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批判反冒进是（指毛泽东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党内生活不正常）这种变化的重要关键。从那以后毛主席的话谁也不能表示异议，中央其它领导人很难与他平等相处。」 　从此，毛泽东总是对的，别人都要为之让步，即使批评错误，也要先说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正确性，错误只能是中央集体承担而不敢言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在一系列的大会上，毛声色俱厉的批评了周恩来，上纲上线到所谓「反冒进」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不得不放弃正确的主张，反而作出了羞辱自我人格的检讨，直至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总理是否适当？」经众议一致挽留，周恩来渡过此次危机。大陆流行的比较婉转的说法是「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就比较少了。」 
　　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终于导致十年内乱。」
　　从周恩来做这个检讨开始，党内便开始形成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一切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党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就是反党。周恩来成了对毛泽东的只能聆听执行，毛如何说，就跟着如何做的典范。这种态势同毛泽东欣赏的个人崇拜交织互促，吹喇叭，抬轿子的作风日甚，终于导致了个人崇拜在全国泛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的检讨的确暂时维护了全党团结的大局，缓解了党内紧张的气氛，还保护了同样「反冒进」的国务院其它领导人。但是从此以后，毛泽东就高居政治局之上，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比较正常转向非正常。
　　对于周恩来的检讨行为，后人有多种评说，赞扬者称其是顾全大局，为了几亿老百姓而「忍」；但也有批评者则认为，周恩来的忍让已经到了没有原则的程度，助长了毛泽东的权势。
　　然而影响最大则是反「反冒进」改变了周恩来，宛如完成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高层折腰自周而起，覆辙难收。毛周关系开始沦为君臣关系。
　　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经常提到：「活到老，改造到老」，其实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来改造自己，完全不顾是对还是错。因此，在后来的「文革」中，周恩来仅是忠实的执行毛泽东的决定，从不谏言。作为第一号执行者，自然是第一个跟随毛犯错误的人，是仅次于毛犯最大错误的人。金冲及说：「我读过不少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各种会议上的记录和文章……所以一般说来，毛泽东确实是更多的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来更多的是负责执行和落实。」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逆来顺受。以至于到后来对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王洪文，尽管相对于周恩来王洪文犹如一个毛头小伙，但是周恩来仍然对之「恭敬有加」。自毛泽东发话，要「传帮带」，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周恩来成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典范。周恩来亲自讲：「如果压制就犯路线错误，像林彪同志跟主席跟的很紧，他也能预见到，主席一点，我们就要紧跟着做。」 　只要毛一指责，周就迫不及待地认错，照单全收，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思想连拐弯都不用，还要做检讨。最后就是当毛泽东不指责的时候，周恩来把检讨当成了向毛表示忠心的工具。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九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周恩来在大事小事上更加突出毛泽东。军事博物馆的开放，就因为周恩来指责其没有突出毛泽东这条红线而被迫推迟两年。 
　　同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对于毛之恶而甚恶，无论是彭德怀还是后来的刘少奇、林彪，即使周恩来知道事情本不应该做，都是毛泽东的错，但是周还是一如既往。此事本来就是一「双刃剑」，身边战友的一个个变成了敌人，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周自己也始终担心害怕自己也落得同样下场。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之后，被打入地狱。
　　以后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当权者、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而这些人，如同彭德怀一样，很多都有周恩来的功劳。但是说不定，自己就是下一个被打倒的对象。
　　后来，无论局势多么险恶，周恩来则从未提出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周恩来在会见完泰国外宾后，乔冠华要求周恩来同大家合影。周恩来同意了。但是就在摄影师杜修贤按下快门的时候，周恩来突然说到：「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是有感而发还是另有所悟？
　　为了保存自己，周恩来还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做的比毛还左。例如文革初期中提出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 这种特别的「左」，正比如打别人是出于自卫的「用心」，周恩来整别人，包括整彭德怀等，是为了赚取自己的「不倒」的资本。「不倒」的背后是因为周恩来自己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一直到死也没有解脱，直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还要听毛刚发表的两首诗词，并且还要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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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将功折罪

１．庐山会议上的周恩来

（１）引蛇出洞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一信奠定千古英名，万世流芳。但是彭德怀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里面实在是有毛泽东的「功劳」。彭德怀在庐山上的勇气，部分的来源于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据记载：彭德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颇显激烈。他７天时间里在西北组发言７次，许多话据说连负责记录的秘书们都「手指发抖」。他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１０７０』(笔者注：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８年钢产量要达到１０７０万吨，２年内超过英国)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批评，说他自己脑子也热了一下。」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并不是作了批评那么简单，而是严厉的批评了一帮大员，要他们学海瑞！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到长沙做短暂停留。其间，周小舟请毛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周小舟告诉毛，国防部长彭德怀十一月在长沙看了这出海瑞的戏，非常喜欢。毛当时表示喜欢生死牌，并欣赏海瑞这个角色。那晚在长沙，他叫林克给他找来有关海瑞事迹的部分明史。 
　　１９５９年３、４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柯庆施则将湖南湘剧团调至上海再次演出。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看了湘剧《生死牌》。毛泽东在会上则对海瑞赞不绝口，后还安排胡乔木找人，马上宣传海瑞精神。这也是吴晗《海瑞骂皇帝》的由来，由此惹祸上身是后话，暂且不表。
　　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毛泽东还说：「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领导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正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之余，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此处省略见下文)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 
　　不少人根据后来庐山会议的结果来反证这段话，是毛泽东早就对彭德怀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毛泽东当时在上海会议说这话只能是暗藏杀机。笔者则认为毛泽东是在用「激将法」，引蛇出洞：彭德怀你不要因为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而不敢讲话啊！
　　４月５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毛泽东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
　　周恩来答：看了。 
　　毛泽东还对周说：「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了不正确的，也不批评斗争，这是庸俗。不打不相识嘛！」
　　为了让彭德怀、周恩来「上钩」，毛泽东对于历史来了个大回顾，一个个点名，作为陪衬。
　　毛泽东说：「（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两个人斗。（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
　　接着毛泽东说：「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对于洛甫的处置问题，翻你的案，也打过架。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过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指林彪与彭德怀）斗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因为你们要把我们搞掉，要搞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朱德，一个是周恩来，你们要来组织司令部，你们没有纪律，你们是错误的，那得整。……肖劲光我跟你打过仗没有？那个仗恐怕是我错的多，你正确的多。但是那个时候你也有错误，你一点错误没有？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院校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反驳的，是驳不了的。那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还有已经死了的凯丰同志，那时他是博古派……。至于跟粟裕同志，肖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人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笔者注：原文如此。）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毛泽东还以李锐写信为例，鼓动下属向他提意见，说不仅要有「骨头」还要有「肉」。但是胡乔木却说：引用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如果真是如此，那不就是钓鱼么？周恩来就读懂了毛的真实含义，检讨没有白做。后来彭德怀庐山上书，是不是同毛泽东鼓励李锐写信有关？
　　彭德怀上庐山前，对是否上山开会，有过犹豫。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或许是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诱惑，或许是要「为民鼓与呼」，也许是毛说的看准了事要大胆干，当逆风袭来时要敢于「挡风」给以的鼓励，彭德怀上了山。 但是同在庐山上，也受到毛泽东特意点拨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的表现却是大相径庭。

（２）庐山会议

　　１９５７年７月２日，庐山会议开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笔者注：实际上彭德怀致毛的信大约在３４００字左右），力陈大跃进的荒唐，矛头直指毛泽东。周恩来开始呈观望态度，李锐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没有什么吧。」其实毛泽东已经就彭德怀写的信和刘少奇、周恩来通过气了。 　不在庐山的陈云都觉得庐山上气氛诡异，劝接到上山通知的邓子恢不要上山。邓子恢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大发雷霆，对彭德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毛泽东话中有话，警告周恩来要站稳脚，要思量，别站错了队：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他们重复１９５６年下半年、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３０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这段话是在敲山震虎。周恩来要以切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已经悔过。无独有偶，在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在征求《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意见时就联系１９５３年的事情敲打周恩来。毛泽东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八句歌诀，产生于１９５３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意即针对当时政务院在１９５２年未经请示中央讨论即批准财政部发布「新税制」。 　（笔者注：「新税制」是薄一波报周得到周的同意后发布的，但是周并未上报给毛。）
　　会后，周恩来就指责彭德怀把「失」字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现在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决定反击后，开始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打彭德怀的屁股了。
　　周恩来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一样。
　　周恩来对彭德怀说（笔者注：此对话节选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岂止是人情世故那么简单。周恩来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却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置彭德怀于死地，立下一份功劳，表上一份忠心。
　　周恩来后来在８月１日的常委会上为自己辩解：「你的骨头是犯上。」 　言外之意毛泽东不是皇帝么？周恩来同志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思想却停留在封建王朝皇权时代。现在应该「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但是「驯服就没骨头？」于是周恩来后一半辈子非常驯服，但是有没有骨头则是见仁见智。这一驯服是对毛一个人驯服，后来还对毛的夫人也驯服。
　　７月２６日，毛泽东提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由此，对彭德怀的批判开始升温。当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提醒到会人员划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的界线：一是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二是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周恩来警告下属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此外，周恩来还劝彭德怀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画脚，要尽快认识「错误」亦即检讨。 
　　８月１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它常委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除了为自己的驯服辩解以外，指责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８月１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８月４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同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７月７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第二次在主席那里汇报，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振林，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周恩来还把黄克诚和张闻天捆绑在一起：「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了。」「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 　而黄克诚则是上山之后，周恩来就劝黄不要乱发言。但是黄发言之后，周恩来批评到：「你吃了狗肉来的吧！劲头这么大！」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没有是与非了。
　　彭德怀折身于庐山。原来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当然知道。但是周恩来依然落井下石，还劝说别人攻击彭。
　　张爱萍回忆：他上山的时候，庐山上对彭老总的批判已经搞了半个月。也许是怕他们上山后乱放炮、犯错误吧，当晚，周恩来通知他们参加预备会，介绍了前一阶段的情况，特别指出「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总路线的进攻。这有着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是有纲领体系的活动。」 　虽然张爱萍想方设法为周恩来开脱，但是就如后来文革中一样，周恩来不仅自己要做帮凶，还要说服别人也要当帮凶。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１５个时期：（１）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２）立三路线时期；（３）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４）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５）长征、遵义会议；（６）张国焘分裂时期；（７）北上长征时期；（８）洛川会议极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９）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１０）华北抗战时期；（１１）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１２）七大前后；（１３）西北野战军时期；（１４）抗美援朝时期；（１５）主持军委工作时期。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 
　　彭德怀倒了，周恩来立功了。
　　随后在１０月６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恩来发表长文《伟大的十年》，论证了总路线的正确，不点名的批评了彭德怀，指出「我们党内有些人之所以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为大跃进大唱赞歌。
　　其实早在周恩来刚做完检讨，于１９５８年的７、８月间在河南农村视察时，就已经表态了。周恩来在８月初视察河南遂平县人民公社时得知亩产才３８５３斤时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７３２０的卫星。」周恩来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９日和８月６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７３２０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７２０１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７３２０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 　由此就可以理解周恩来是如何对待其主管下的国务院各部委所依据的那么多虚假的数据而做出的生产计划！ 
　　《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聂眉初回忆：「在那一段时间，我每次都列席中南海大炼钢铁的电话会议，成为聆听这个最高指挥部声音的新闻工作者。这样的会议多由周总理主持，有时是薄一波同志，个别时候是李富春同志主持的……各省是工业书记参加。总理挨个点名询问：昨天产量多少？书记们挨个回答：昨天生产焦（炭）多少，铁多少，纲多少。《人民日报》与此配合，在显著位置以最快的速度刊登各地放的『卫星』和创造的先进经验：８月２１日三版报导了『河南一千多座转炉土炉炼出千吨钢』……(一个个的卫星就是这样放出来的－笔者注)」。 
　　而周恩来后来为了维护「三面红旗」，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的主要原因之一的「大跃进」的评价是「这是真正的大跃进，不是吹牛。」 

（３）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杨继绳认为：毛泽东７月２３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另一种观点则是：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气氛笼罩下，急躁冒进再一次抬头，各地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一轮的「跃进」风潮。旧的困难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困难。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也从此升级。庐山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接导致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混乱。周恩来在庐山处于被动尴尬的地位。在这种处境下，他忧心如焚，顾虑重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他难以忍受一些过头的做法和违反经济规律的事，但又不便在公开场合提出不同意见。他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做出的这些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损失，而「变通」起来往往是力不从心，困难多多。特别是「投鼠忌器」，他在尽最大可能消除「大跃进」消极影响的时候，还必须顾及到毛泽东的形象不受影响；他在反右倾保守的时候，还要考虑务实，挤去虚高的水份。他就是在这些矛盾的夹缝中周旋着，在两难处境中游走着。实践证明，庐山会议以后的历史虽然没有因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而改写，但在经济上却把因批右造成的损害减小到了最低程度。周恩来功不可没！ 
　　无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了：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没有学的周恩来成了批判彭德怀的主力之一。对于周恩来的「老奸巨滑」在庐山会议一开始，就表现无遗：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１９５８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深深知道毛泽东内心想要的东西，周恩来总是给予支持，无论是否对人民有利是无所谓的。在此点上，周恩来在后来责任田一事上的表态得到了充分体现。（见第二章）
　　笔者认为：反「反冒进」是中国建国后第一大转折。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就是从这个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周恩来可以说是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明明「反冒进」是对的，却要顺着毛的意思，偏要说自己不对；明明说不出口，下不了笔，硬是强迫自己公开说出自己的罪过，袒臀接受廷仗。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因此，周的相忍为党纯粹是美化，是党重要，还是老百姓重要？可以说，如果没有反「反冒进」，就没有后来的文革。而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进而采取积极措施，而是完全的体现了了一个当时体制下的一个官僚的本色，在大饥荒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２．大饥荒中的周恩来

（１）周恩来对于各地大量死人和农民缺粮是知情的

　　１９５８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１９５９年春天饿死人更多。也就是说１９５９年春天，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在线挣扎，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１９５９年４月６日，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４月９日，又送上了１５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２５１７万人无饭吃。 
　　早在１９５９年１月至２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１９６０年２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１２万多。农村的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１９６０年初，周恩来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安徽省一个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和县、无为县饿死人情况。周恩来于３月２９日致函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查明情况后回复。 
　　信件全文如下：
　　希圣同志：
　　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零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并没有认真对待此事，仅是表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同时此信表明了周恩来知道「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
　　随即在４、５月份，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分别写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有人说，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整整一夜没合眼。 
　　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一书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情节：由于非正常死亡大量发生，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中共河北省委向地、市党委发出密电：《关于必须及时发现和制止死人问题的紧急通知》。省委一方面要求它的下级注意解决死人问题，一方面大力催促它的下级完成粮食征购任。前者只是口头上的号召，而后者却是加速死亡的切实行动。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５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在政策范围内多购一些，少销一些」，「全省全年的征购任务坚决完成３２.１亿斤」，并把这个指标分配到了各专区。沧州专区接到２.４亿斤的征购任务后，再向县分配下去，有的县农民的平均吃粮水平每天只有２两多一点。河北省这样做也是中央逼出来的。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５日晚，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全国粮食问题会议，他强调指出：各省务必抓紧进行征购。李先念副总理在会上还批评河北省征购任务完成得极为缓慢。１０月１６日，参加这个会议的省长刘子厚给在省里的领导人阎达开、李砚农、万晓塘打回紧急电话，提出「首先把征购任务切切实实地肯定下来（不是力争，而是坚决）完成３３亿斤。」「我们必须向各级干部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思想，明大义，顾大局。要了解在目前情况下，还要少吃一点，多拿一点。动员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坚决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各地区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仅邯郸地区就派出了３６３８名干部下乡，分片包干抓粮食入库运动，入库粮食在增加，但农民和基层抵触情绪也在增加，他们质问：今征购任务增加了两次，为会么还要增加？在这场「粮食入库运动」中有多少暴行？多少血泪？这是可想而知的。 
　　宋任穷回忆：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要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 　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宋任穷还回忆到，当时他派了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调查黑龙江省的情况，写了不少报告。周恩来就看了１９篇。但是这并不影响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继续从黑龙江征收大量粮食。
　　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杨易辰回忆：１９６２年，中央给黑龙江省下达了调拨２８亿斤粮食的任务。黑龙江虽说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基地，比有些省稍微好过一点，但当时的经济状况也已经十分困难，粮食非常紧张。人吃马料，马代人死，不少人全身浮肿，患肝炎的相当普遍。我主管财贸工作，负责安排全省人民的生活，既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压力很大。１９６２年３月，总理到辽宁召集东北三省领导同志开会，调粮问题是一个主要议题。黑龙江省是欧阳钦同志和我参加的。会上，当总理向我提出要黑龙江省再增拨２亿斤粮食支持外地时，我就有些想不通了。觉得黑龙江已经调出了不少粮食，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再要多调出２亿斤粮食，实在困难太大，如果因为粮食出了问题，也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我是个直性子，想不通的事就不容易转弯。因此，就同总理争了起来，表示对再调拨２亿斤粮食有意见，要求中央考虑黑龙江的实际困难。总理表现出高度民主的作风，他并不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强迫我执行命令，而是耐心地听我讲完，然后循循善诱地与我谈，要树立全局观念，服从大局。黑龙江有困难，但其它省份更困难，很多省死了不少人，国家要拿出粮食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渡过难关。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顾全大局，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决支持和执行中央的统一部署。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深受教育。我感到自己确实是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多了，想整体的利益少了。思想通了，在行动上我坚决执行了中央的调粮计划，想办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与全省人民一道完成了调粮３０亿斤的任务。 
　　结果却是黑龙江饿死了１９万多人！ 
　　真的拿出粮食来帮助其它省了？还是出口了？此问题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对于粮食的去向分析的非常透彻，在此，笔者仅引用当时的库存粮来说明问题。
　　对于当时（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间的粮食情况，周恩来是了如指掌的。仅仅从１９６０年６月到１９６２年９月，根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就粮食问题谈话就多达１１５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３２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９９４处。 　但是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但是农村即使饿死人，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在中共当时的封锁体制下，很难象大城市那样容易传播出去。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３日至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涉及估产、征购、销售、调拨、进口和集中运输的等多项议题，唯独没有提到甚至也无建议：开仓放粮！
　　当时的库存到底有多少粮呢？
　　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５７－５８年 ５８－５９年 ５９－６０年 ６０－６１年 ６１－６２年
七月 ３５４.８５ ３８８.９４ ３３８.７９ ２６５.８８ １５７.４６
八月 ４０１.９         ３９８.７１ ３９５.８４ ２８９.１１ １９１.３
九月 ４８６.３１ ４１７.２３ ５０３.１５ ３４１.０２ ２３４.８１
十月 ５６０.２１ ４１８.１２ ６５５.２１ ３８６.９３ ３０４.９５
十一月 ６９０.６６ ６５８.０２ ８８７.０３ ５４０.０８ ４６０.５７
十二月 ７５６.９１ ７４８.４３ ８４８.９８ ５７２.１１ ４９０.０２
一月 ７２５.０８ ７１４.４２ ７６４.１５ ５１０.３５ ４３８.７９
二月 ６７６.７５ ６５４.５６ ６７３.１９ ４４４.５  ３９４.８８
三月 ６０１.６６ ５５６.０１ ５４４.５４ ３５９.８３ ３２８.８６
四月 ５０７.６２ ４３３.５  ４０３.５１ ２６７.８９ ２５７.９８
五月 ４０４.５３ ３１９  ２８６.２２ １９０.８６ ２００.９２
六月 ３８４.４１ ３４３.２８ ２９７.０６ １７１.７１ １８９.２８

　　资料来源：１９６２年８月２５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 

　　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无需说什么大话，只要下令开仓放粮就可以了！而在个别地方，确实有地方官员开仓放粮而导致本县死亡人数大大低于邻县！ 　就连信阳那么死亡严重的地方，都没有运粮进来！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 　而作为罪魁祸首之一的吴之圃在６７年因病去世时，周恩来竟然还提出要为他举行追悼会！ 　可见当官和老百姓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是不一样的。可见为了调粮到中央，为了出口，为了其它，但不是为了救人命，周恩来谎言说尽！

（２）周恩来仍然决定卖粮食换黄金

　　应当说，当时很多的决策是毛泽东或者当时的体制决定，周恩来并无太多主动权。例如在造成如此重大死亡的大饥荒原因之一就在与不准老百姓逃荒！根据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的记载，地方官员根据１９５９年３月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而此文件正是周恩来根据根据郑州会议精神亲手改写制定的！ 　显然这是针对当时饥荒日益严重，百姓逃荒事件剧增而出台的。此事如果完全算到周恩来头上是不公平的。
　　但是并非说明周恩来手里毫无一张牌可打！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开始。当事人回忆说：
　　「１９６０年，我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８０亿元，但为保证最低限度的国计民生的需要，还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国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他强调，在外汇的使用上，我们花一个美元都要认真考虑考虑！周总理这种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崇高思想质量，使我们感动不已。事隔这么多年后，每当我想起他这两句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话，仍然感慨万千。在周总理直接过问下，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１９７０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 
　　一两是１.６１３盎司，当时黄金价格是一盎司约为４０美元，当时汇率为一美元对２.４６１８元人民币，粮食价格大米约为０.２元人民币每公斤，１０万两黄金就需要近１亿公斤大米！且不说具体的粮食用量，但是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极其荒诞无比！而且１９６１年也还是如此买进！１９６１年发生了什么？
　　１９６１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对于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周恩来，可以理解不能违背中央政策不开仓放粮，不能违背中央政策制定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中央文件，但是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到周恩来，在到地方大员，庐山会议后，从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１９５９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从好处着眼，是维护大局，是防止党的分裂，但是如果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共同把灾难推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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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

　　周恩来历来是紧跟当朝的一把手。在毛泽东的眼里，如果毛下台或者周在毛死之后还在台上，那么周是极有可能做「秘密报告」的人。因此毛借「反冒进」整治了周恩来，随后掀起了「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的进一步「跃进」加剧了大饥荒，而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时虽然有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６０年代初期，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６０年代初期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可以当场拍板。 
　　随着经济的好转，毛整肃党内高层的念头重起。刘少奇在１９６２的七千大会上当面指责大跃进，触动了毛。但是毛泽东在先整周还是整刘的问题上尚未作最后决定。直到刘少奇让王光美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江青告了状。鉴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教训，毛泽东感到有生前被清算或架空的危险，同时江青的告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于是拿掉刘少奇成了毛泽东的优先选择。同时由于周恩来的积极迎合，特别是同刘少奇相比，对待江青的态度，在毛泽东决定先打倒哪一个上起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清洗了「彭罗陆杨」之后，刘少奇的态度，终于使得毛泽东下定了决心。但是周恩来始终是要被打倒的一个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被画叉叉，周恩来就离开了人世，随后毛泽东也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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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解读七千人大会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文革的中后期，毛泽东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有等到毛泽东的那「九篇文章」重新「出炉」，周恩来就去见马克思了。 　众所周知，在「反冒进」的时候，毛泽东批过周恩来，说周离右派只有５０米了。 　但是此时「批周」和后来文革中的「倒周」完全不同。毛泽东何时开始想「倒周」？或者更明确的说：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革的时候，是否在准备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刘少奇，还是另有他人？笔者在阅读大量的文献之后，发现毛泽东在考虑发动文革的过程中，对于是先「倒周」还是先「倒刘」是考虑过的。是因为刘少奇自己的「所作所为」，周恩来给予毛的「充分配合」，才使毛在１９６５年初下定决心先「倒刘」。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对此有过如下表示：一则是喜，一则是惧。「喜」，是指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是指除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思想混乱外，也包含担心身后有人否定自己。 　可以这么说，毛泽东在当年仅是担心有人反对他的话，那么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吸取斯大林在世时没有能识别和除掉赫鲁晓夫式人物的教训。
　　许多专家学者说，七千人大会是个分水岭。主要的证据为三：
　　第一个是：刘少奇的「指头论」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不满
　　张素华女士持有这种看法：
　　「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１月２７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１９６０年底和１９６１年初，毛泽东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人祸』，刘少奇这样讲毛泽东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毛泽东自１９６１年４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人祸』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人祸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毛泽东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刘少奇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泽东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毛泽东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毛泽东几次谈到『人祸』，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毛泽东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４、５月更讲得严重。』可见刘少奇的这一估量，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张素华女士指出「刘少奇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刘少奇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在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的。
　　刘少奇在１９６１年的５月３１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它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不见效的事情。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虽然没有七千人大会规模大，但是也包括中央和各地负责人，含（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 　因此涉及面也不能说小。
　　第二个是：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时说：「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然而张素华经过查证毛泽东讲话原稿，发现毛泽东并没有在七千人大会上这么讲过。 
　　第三个是：三面红旗的问题
　　张素华认为，尽管刘少奇为三面红旗做了辩护，但实际上「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刘少奇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毛泽东似乎觉得刘少奇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林彪相比，更显得刘少奇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刘少奇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或许刘少奇是有所保留。实际上，当在讨论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时，有人对于三面红旗的维护不够。刘少奇这才口头讲话上做了大量的对于三面红旗以及总路线的肯定，而这些在其选集中仅被「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所代替。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于总路线是完全肯定的，对于每一面红旗都是用大量的词语来维护的。 　笔者认为刘少奇的对于「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表示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维护三面红旗：不要因为现在出了这些问题而否定它。这正是刘少奇要传达给听众的信息。而至于刘少奇真心是否也这么想，或许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真心维护，则是另当别论的。
　　综上所述，毛刘的矛盾并没有后来渲染的那么严重，特别是在毛发动文革后，一些原本的说法被改动。例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于苏联的说法是强调向苏联学习而非后来１９６６年整理公开的反修内容诸如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等。后来党史界为了刻意把七千人大会的分水岭作用夸大以及把其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源头，使得七千人大会陡然突出。
　　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否真的没有影响或者没有重大影响？当然不是。
　　流传颇广的江青说的一句话，很多人认为其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直到文革才出了这口气。 　然而笔者在查阅所有关于江青此次讲话的多种版本，未曾发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刘被打倒后江青说：现在才出了七千人大会上这口恶气！但是马沛文也没有提及江青在何时何地讲的。 　但是这是否就表明许多文革史专家判断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呢？
　　在毛泽东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１９６２年的「右倾」赫然在目！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始于１９６２年策划无疑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 　我们的问题是：毛泽东在锁定刘少奇之前，是否还另有打算？
　　很多人在解读这张大字报时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就是毛泽东除了指责刘少奇之外，还同样的指责了周恩来！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这点毫无争议。然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周恩来采取任而不信，时而警告，以至后期则采取了打倒策略，这点上确实重视不足。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中却透露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周恩来无疑也是牵涉在内的中共大员之一。毛泽东指责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同时，把工作组问题同１９６２年和１９６４年中央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联系起来，明确指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周恩来都难脱其身。 　毛泽东是否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后，在先打倒刘少奇还是周恩来的问题上有过犹豫，继而仔细斟酌，随之时局的变迁，最终做出了先打倒刘少奇的决定？
　　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为什么对周恩来不满？经过三年大饥荒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内心知道是失败了，并且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的。但是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这种自我批评不是真心的，是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当时大饥荒的压力下的产物。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名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则被毛私下里改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并讽刺为「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 
　　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做自我批评，除此之外，还另外讲了几点，其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对于毛泽东的这话，明显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更为隐晦的是，在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不是发自内心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有「替罪羊」。是什么导致了毛泽东今天要当众批评自己？毛泽东不会真正的去从自己的原因去找答案。如果毛泽东真的认识到，根子出在自己身上，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文革。毛泽东此话还可以从反面来理解：因为有人提供了虚假材料或者对我施行了封锁，我并没有得到真实的材料和数据，所以你们要承担责任。对此，毛泽东除对刘少奇的当面指责不满外，对于周恩来心生不满也是不难想象。
　　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上海讲：「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周恩来就更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讲真话，为此被彭德怀怒骂为「老奸巨滑」。中共高层圈子的人都知道能够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的几件事都与他认为有人向他隐瞒情况报告有关。１９６５年春，罗瑞卿在和林彪谈话时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林彪的反应是完全同意。 　有一次毛泽东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叶子龙说：「早在１９５８年１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周恩来在２月３日为毛解脱和分担责任：「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在这里，周恩来首先讲了下面提供假材料的责任，又为毛分担了责任。
　　在２月７日，周恩来继续为毛泽东辩护。周恩来首先是努力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表示忠心：「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其次，周恩来再次为毛推卸责任：「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 
　　周恩来的这些动作，并没有获得毛泽东真正的欢心。对于自己威信受损，毛泽东迁怒于刘，也迁怒于周。毛泽东迁怒于周的另一个原因，则来自于周恩来的顺从。毛泽东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非常容易把责任推给那些只是顺从领导而不提意见的人。恰恰周是这方面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在２月６日的讲话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就把责任推给了具体办事的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在２月７日的讲话指责了邓小平。周恩来在检讨了国务院的责任后说，「国务院的具体工作都是在书记处的领导下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周恩来自反「反冒进」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在决策方面被边缘化。国务院制定的文件要拿到书记处讨论，周恩来也要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是，这样一来也难免有影射毛泽东之嫌。因此对于周来说，难有「万全之策」。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没有收入《周恩来选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周恩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为毛泽东辩护，另一方面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不免要顾此失彼。但是周恩来维护毛泽东的一面是占了上风。
　　彭真在１月１８日提出毛泽东也要负责任，有错误也要检讨后，１月１９日许多人对于彭真的这个讲话做了不同的表态。周恩来显然对彭真的话不满：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１３０到１５０亿斤，就很难。１９５９年认识钢材，１９６０年认识煤炭，１９６１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的这个表态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周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特别是集权到毛手里，要听「梢公」的话，同毛泽东在１月３０日讲话的弦外之音不谋而合；第二：维护「三面红旗」，即使周恩来知道「三面红旗」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因为不久前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对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过比较尖锐的意见（笔者注：当时毛泽东提议要求的）。周恩来的这番表态无疑是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一面，但这对于国人是否是福，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周恩来在此处的表达的另一个观点则是应该肯定的，必须顶住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能低头。 
　　正是在周恩来的这番表态下，陈伯达才奋起指责彭真，国内党史对陈伯达的不公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张素华女士在其《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就用「发难」二字来形容陈伯达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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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表现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线人员的根本差距在于对于形势的判断。毛泽东认为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越过了最低点。早在１９６１年的８－９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毛泽东这次开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周恩来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 　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 　周恩来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一旦毛泽东提出要再次高征购，周恩来再一次跟上了。
　　但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等召开了西楼会议。发现了财政问题十分严重，原因则是屈服于政治压力，怕戴右倾的帽子，财政部门没有报告，对此李先念等人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刘少奇因此说：「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怕什么？！」 
　　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做了发言。刘少奇直言不讳的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刘少奇的讲话非常尖锐，甚至把对困难的估计的够不够上升到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 　而周恩来的讲话则明显「弱」，是在强调调整所需要的时间上做文章，而非强调形势的好坏。 　显然这样讲话，政治风险会小的多。实际上，周恩来早在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工作时就说「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周恩来的看法更接近于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的看法恰恰同此相反。而且事实上经济的快速好转，让毛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５月１１日，周恩来说「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 　麦克法奎尔认为正是经济上的好转才使得毛泽东在１９６２的夏季能够发动反击。 　毛泽东是否进一步认为，大跃进的发动大家都有责任，对于形势的看法为什么又要改变？实际上却是一步步好转。刘少奇等人的做法是否借此向自己施压或者逼其让权？
　　此时的周恩来虽然也跟在刘少奇的后面，积极的参与经济调整工作，却比刘少奇谨小慎微得多。王光美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回北京的当天（１９６２年的７月９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笔者注），陈云同志当面向毛主席陈述意见，主席不表态，实际上是反对的。毛主席和陈云同志谈完话后，即找周恩来同志谈话，接着又找少奇同志谈话。」 
　　早在１９６２年的４、５月份，田家英同逄先知在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时，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下？」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作为一个国家总理向一个秘书询问国家政策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王朝遗风。如同皇权时代丞相要通过皇帝的近臣来了解皇帝的思想和转达自己的意见，虽然田家英的地位远远低于周恩来，而此近臣也一点不含糊，立即自己就做了决定。当陈云寻求意见时，周恩来看重的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毛的意见要比多数常委的意见更重要。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还有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部分是「坚决还账，努力承担国际义务」，周恩来提及对于其它国家的援助并不能因为自己困难而削减对外国的援助。 　这同王稼祥在七千人大会后提出的「三和一少」是完全相反的。周恩来为此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表扬。 
　　毛泽东在农村大搞社会主义教育，城市进行「三反」、「五反」的时候，没有忘却对上层建筑的改造。毛泽东要把上层建筑改造成能够为自己的革命路线而服务。因此毛泽东对于知识界、文化界大动刀戈。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而被牵连，作为周恩来依赖的重要副手，周恩来并无一句为习仲勋辩诬，仅是在毛泽东的允许下，告诉习仲勋「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劝其「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 　对于文化界艺术界，周恩来也是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决策。（笔者注：周恩来是很早就感觉毛要在文化界大动干戈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
　　例如对于江青要搞样板戏，周恩来非常配合。《人民戏剧》在１９７７年撰文称：「周总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极为关心革命现代京剧的创作，浇灌了许多心血。周总理日理万机，非常繁忙。但是，他总是不辞辛苦，抽出许多时间来看戏，提出修改意见。毛主席作过指示，肯定过的几个样板戏，总理不知参加过多少次排练，看了多少遍演出，作过多少次指示。」 　其实无论是在样板戏，还是在京剧改革上，只要作为毛的「探测器」（江青）有任何要求，周恩来都是积极配合的。（笔者认为：周恩来是对此是非常明情的。江青自己也对王光美说过说：做对了是毛主席，做错了是自己的。 　）
　　中国文艺舞台开始刮起编演现代戏的时候，周恩来对于泊来品芭蕾舞指示到：「当然，芭蕾舞是外来艺术，不可能一开始就民族化，可不可以先编个巴黎公社，或者十月革命题材的？」周恩来并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处理此事。后来林默涵真的抓了，搞了一部《纺织女工》的现代剧，并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 
　　除此之外，１９６４年，在大跃进饿死的那些冤魂尚未远去的时候，由周恩来任「总导演」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歌舞剧《东方红》面世。此剧在树立毛泽东个人崇拜方面立下的功劳不亚于后来形成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当年它在各种政治场合的地位仅次于「东方红」，在为毛泽东个人崇拜制造气氛方面，也只有「东方红」可以相比。 　这首歌的诞生同周恩来也是密切相关，而且在文革前期的许多群众集会上，最后都是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此歌。
　　艺术作品，在周恩来手里成了为毛泽东树立个人崇拜的工具，而且独出心裁。通过更通俗更容易传播的音乐和舞台艺术，使毛泽东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扎下了跟。当年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仅是林彪，还有独具匠心的周恩来。用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搞个人崇拜，利用这种手段来保护自己，是周恩来奉行的基本策略之一。
　　建国以后，毛泽东始终对知识分子怀有深深的「敌意」，阶级属性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自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６０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再到文革，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清洗。在这当中，江青被始终赋予了重任。从参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６０年代初期的文化界的政治斗争，江青是毛泽东精心培育的「尖兵」，也是为「文化大革命」准备的的「旗手」与「文攻」闯将。
　　对待江青的态度，是周和刘的一个很大不同。同一个时期，周恩来的小心翼翼同刘少奇的「猖狂」形成了明显对比。如果考察６０年代以来的上层政治斗争，无论是早期的刘少奇、中期的林彪，还是后期的邓小平，他们对于江青以及后来江青势力（即「左派」）的态度是如此的重要，甚至都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存亡与是否可能复出。 
　　江青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 　周恩来则不同。文化部于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至７月３１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在６月２３日由周恩来出面召集演出人员并举行的座谈会上，江青首次以江青的名字公开出席了大会。江青在会上批评到：「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机构。时值四清，（毛岸青的太太）劭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毛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邵华坚持要去，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却很不高兴，于是下令取消罗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后来毛的护士吴旭君告诉，这是邵华自己要去的，罗参加常委会的资格便得以恢复。 
　　邵华仅是一个儿媳而已，江青则是毛的夫人，对江青态度的好坏，由此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同此对应的是，江青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很大。例如江青的告状，在刘少奇倒台一事上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笔者注：详见下文）。
　　在文革中直到１９７２年的年底，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也维持的相当不错，虽有冲突，但是合作是主要的。
　　刘少奇可以说是发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但是建国以后，特别是「八大」以后，见于国内外的局势变化，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造势已经远远落后于周恩来。虽然在庐山会议后，刘少奇再次表示要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是刘少奇同时又说也要搞林彪、邓小平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在刘少奇眼里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
　　赫鲁晓夫下台让毛感到活着就被推翻或者架空的可能性。毛觉得忠于其本人比忠于其路线更为重要。这也是毛喜欢个人崇拜的终极原因。周恩来搞的针对毛个人的《东方红》无疑是备受毛泽东欣赏的。而此时的刘少奇不仅不继续在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上努力，而是要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后腿了」。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写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再度当选国家主席。全国上下组织了欢庆活动，和他一九五九年首次当选时大不相同。街头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拿着彩旗，舞着狮子，放着鞭炮，并排举着毛和刘的像。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导：「毛主席刘主席都是我们最爱戴的领导人」。很明显，在中共高层，有相当多的人在暗暗为刘使劲。刘在制止饥荒上的功劳使他有了众多支持者，就连毛的亲信也觉得刘「行」，「有办法」，跟他「感到对路」，而同毛疏远。甚至还有人建议，刘当选时在天安门城楼挂刘的像，而不挂毛的！(当时毛的像只在节庆时才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刘赶快否决了这个提议。正在选举刘的当儿，刘夫人王光美被召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一八」。刘当选后走进来，看见妻子在场，一愣。毛劈头盖脑辱骂了刘一顿，仇恨之意溢于言表。刘跟妻子僵坐在那里，默然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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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肃周的活动

　　苏共２０大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一喜一惧，喜的是毛终于「小媳妇熬成了婆婆」，惧的是自己身后是否也有人会做秘密报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说：五六年我曾听田家英同志讲：主席有一次说，「现在喊万岁，谁知道百年后如何？」 　因此对于毛来说，牢牢的掌握权力是其核心纲领。然而权力斗争是掩藏在路线斗争之下，不是赤裸裸的喊出来的。权力斗争的目的之一又是为了培养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而此举又是为了防止赫鲁晓夫报告的出现。大饥荒却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开展党内斗争、换掉现有的接班人、树立新接班人的计划推迟。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毛泽东主要是防止有人会在其身后做秘密报告。历史上的周恩来和康生非常相似，这点在西方学界基本上达成共识。 　那就是周恩来历来是摇身一变，跟随新的一把手，并且痛打前任一把手。但是在文革中，康生主管的中联部，江青很难插手进去。 　这和周恩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１９５８年周恩来被指责为「反冒进」，进而后来有了柯庆施要取代周恩来的说法。 　但是无论此事真相如何，周恩来下台一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王若水回忆说毛泽东曾经在１９５７年大骂邓拓为汉元帝，他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骂。后来王若水才知道周恩来因为「反冒进」被毛泽东批评，并且在１９７３年毛泽东再次提及汉元帝时，方才明白：我一直以为，１９７３年那次毛提及汉元帝是指周恩来，而１９５７年那次是指邓拓；这说明我没有真正听懂。现在我才明白，其实两次都是对着周恩来——５７年骂邓拓不过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而已。 　李志绥认为，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毛万万没有想到，民主人士的意见越来越尖锐，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的统治。毛被迫暂时回头和党内反对他的同志联合起来。 　王若水还说：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征求刘的意见，刘没有同意，大概刘觉得不能理解。党外民主人士就更想象不到毛竟会有这个意图了。所以，在「大鸣大放」中，竟没有什么人批评周恩来。 　但是王若水并没有说是从何处得知「毛泽东曾经将想把周恩来从总理的位置上撤下来的意图告诉刘少奇」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江青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１９６２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江青告诉王光美这次是田家英、陈云犯错误。 
　　在１９６３年底或者１９６４年初，江青找王光美抱怨其在中宣部、文化部受到冷遇。江青对王光美说：文艺界的问题如何如何严重，说北京借口没有房子住，不让在北京搞文艺会演。她向主席告状，主席发脾气，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房子把人民大会堂腾出来，进部队招待所。然而更令王光美感到惊讶的是：江青毫不隐晦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坏话。她两次声色俱厉地说：「夏衍是个叛徒，怎么调到北京的？要追查！」她还说：「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事后王光美把江青谈话的情况和内容详细向刘少奇报告了。刘少奇后来找江青谈话，对江青进行了批评，并说中央准备开一次文艺问题座谈会，你对文艺工作有些意见，你可以今天在我这里谈，也可以到会上谈。 
　　迟延昆先生后来回忆说：王光美于１９８０年春天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我只是在１９８０年五月中旬听陆德（陆定一之长子）讲述过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当时陆定一已经解放，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待遇，所以读到过这封信）。 　信的主旨是，毛泽东本来要联合刘少奇整周恩来，但是由于刘少奇不肯配合，毛泽东反过手来联合周恩来打倒了刘少奇。她在信中说，１９６５年春节（笔者注：根据《刘少奇年谱》推断其实是１９６３年底），江青去她家讲了许多对周不满的话，其中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件是说夏衍不是好人，为什么会调到北京。当王光美向刘少奇转述江青的意见时，刘少奇批评了王光美，要她不要过问这类事情。并说：「夏衍调北京是我（刘）批准的」。 　其实早在建国一开始，毛泽东就约刘少奇谈话，反对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就没有同意。刘少奇说反总理对党的事业不利，周恩来有很大功绩，绝不能反。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在听取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整个文化部系统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２０％？３０％？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齐燕铭也不好，听说他是你（指周恩来）的秘书长。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你还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整个文化部都跨了。」 
　　齐燕铭和周恩来关系非常密切。毛泽东惯用手法就是「剥笋」政策，由表及里。周恩来的外围就是齐燕铭、陈毅等人。到了文革，周恩来死保陈毅，就是这个道理。后来打倒刘少奇，不就是先拿掉彭真嘛?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指责周恩来：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为此，周恩来被迫取消了「总理办公室」的建制。 　对于这种批评，周的秘书们是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愤愤不平的，但是这无济于事。 　周恩来表示：我现在有１２个人，６、７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作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 　周恩来对于毛的指责，改正的比谁都快。对于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跟风跟的特紧，例如在文革中，当毛泽东提议要精简机构时，周恩来再次对其总理值班室「动手术」。
　　对于如何建设三线建设，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非常不满，终于导致国家计委的改组。 　周恩来因此而向毛泽东检讨：「这星期内，建议主席指定时间，约富春、秋里、一波、伯达、先念（瑞卿不在）参加常委会，听取秋里口头汇报，并给指示。」草案说：这些年来，在计划工作中没有体现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病根就是思想方法陷在形而上学的泥坑中不能自拔，计划工作不讲辩证法，工作做得不活，没有生气，老在那里搞烦琐哲学，气魄不大，甩得不开，没有战略观点，不能高瞻远瞩。现商定由余秋里负责组织二十人左右的计划参谋部，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搞长期计划。」 
　　「小计委的成立」实质上削弱了周的经济管理权。建国以来，李富春一直领导计划工作，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而李富春领导的计委则是毛泽东眼中的「独立王国」之一。 　即使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但是实际上周事情繁多，难以专顾。事实证明「小计委」是贯彻毛的经济思想，削弱了周的权力和地位。 
　　实际上早在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７日，毛泽东就决定成立国务院内务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统一管理公安部、内务部等。 　谢富治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对照历史，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６３-６４年周恩来的权力也一直不断削弱，后来在文革八届十一中全会，陶铸分管了大部分部。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周恩来一直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职位，周恩来在文革前丢失。中央调查部的一系列任务都被当局视为至关重要，诸如反间谍、收集政治情报、保证高级官员出行的安全、监控访华的外国要人和代表团，其前身更是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建国后常委里面是由周恩来主管。但是文革前夕，由邓小平接任。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再由康生接管。 
　　毛泽东的心态从《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可以探知一二。此文实际上包括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篇文章。
　　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到：「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 　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 
　　１９６４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显而易见的是，刘少奇已经知道此文，而且此文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目标显然是周恩来，而且周恩来恰恰是文中所攻击对象之一。毛泽东是提前给一干大员「打预防针」，是在拉拢刘少奇。
　　然而，在１９６５年１月２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众所周知，谢、陶都是属于毛嫡系人马，李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由邓小平出面毛泽东同意才保住位置，不过后来李的表现确实令人惊讶，大致是邓小平最后也被打倒的缘故。 
　　引人注目的是毛在１９６５年１月２日的批语中写道「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还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最终以刘少奇道歉了事。 　这绝对不是巧合，恰恰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变化，在这段时期前后，已经改变打倒周的打算，开始拉周反刘，但是又不明确反刘。
　　此文又经多次反复，１９７４年６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此举完全是针对周恩来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大石头。此为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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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什么毛最后还是决定先倒刘

　　七千人大会之后，坚持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为代表的相对务实的人在路线和政策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越来越严重。这些分歧的本身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但是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掩藏在背后的是毛泽东是否被架空夺权的问题。麦克法奎尔认为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权威明显受到削弱。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犹如「反冒进」之时，毛泽东再次说「强迫签字。」谁是这里的中央？难道是刘周等一线领导么？显然不是，是指毛泽东自己。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在当天发出《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批语说：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表扬了外事部门，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表扬，但是同时又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统战部副部长、曾经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宁一后来说：为什么从刘少奇同志身上开刀呢？毛主席认为党权是在少奇同志、政权是在周总理那边，而刘周用的人都是坏人，反对他的。 
　　毛泽东发动反击，是从两个方向上开始的。一个在国际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四清五反运动。
　　然而，毛泽东出于胜算的考虑，不可能刘少奇和周恩来「一锅端」，只能联合一个打倒另一个。那么是什么促使毛做出何种决断呢？
　　决定先「倒周」还是先「倒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赫鲁晓夫下台。
　　周自己认为自己对毛泽东是忠心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是这样认为。毛泽东说：周恩来从来都是跟从一把手。 　换句话说，周恩来不是忠于毛泽东个人，而是因为跟毛泽东这个强者，自己才不会打倒，才有胜算，由此才选择了毛泽东。但是一旦毛泽东死后，如果周恩来活过毛泽东，周照样象批李立三、博古一样批毛泽东，做赫鲁晓夫式的报告，而且周恩来的发迹历史就是一典型的批判前任领导史。但是在毛泽东生前，周恩来会跟着毛，要保持晚节。
　　赫鲁晓夫的下台，让毛泽东觉得必须要防止生前就有被逼下台或者被架空的可能。
　　刘少奇对蹲点、调查会以及四清等问题上，是犯了「天条」的。刘少奇在１９６４年夏，一时间呼风唤雨，四处游说，并于８月１日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上，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同时刘少奇声称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 
　　在如何搞「四清」的问题上，毛泽东亦曾经对刘少奇的看法表示过不同：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针对刘少奇的「扎根串联论」）。事后由田家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如果是周恩来的话，二话不说，就立马写检讨，然后在第一时间递上去。
　　《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表示：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然而事实上远非仅止于此。
　　刘少奇在１９６４年对江苏「四清」运动的开展不满，同江渭清发生冲突。实则是刘少奇觉得江渭清不买「账」。 　９月８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９月２３日覆信给江。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其次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 　刘少奇还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 　虽然当时此信经过毛泽东修改，并且毛评价甚高，但是刘少奇此举未免影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之嫌。 　矛头直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然而，在造神运动中不落后于任何人的刘少奇此等行为，自然在毛泽东眼里是属于叛变之举。自然，同周恩来、林彪等人相比，刘少奇就更显得「不合时宜」。
　　刘少奇的以上种种做法，即使本人无影射、贬低毛泽东之意，但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同时，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 　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 　而且报告中明确说：「对毛泽东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这更是让毛觉得是釜底抽薪。 　同时期的周恩来对于毛的个人崇拜却是大造其势。
　　江青知道刘少奇的报告后，哭着向毛泽东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赫鲁晓夫在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被他一手提拔的亲信、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成员经过密谋策划而赶下台。毛泽东后来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江青的告状，这和毛泽东的担心是一致的。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１９６４年年底，毛刘公开发生冲突。１９６４年１２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做法让毛泽东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其一是１２月１９日刘少奇安排的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等到毛泽东出面就自行宣布散会，毛泽东对陶铸夫妇讲「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拉尿」； 　其二是１９６４年的１２月２７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话并且不再给毛泽东讲话的机会直到会议结束。 　所有这些都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后来刘少奇道歉，毛泽东也表示：「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实际上隔阂已经产生，难以消去。
　　刘少奇在毛泽东生前就有大不敬的态势，让有利天平渐渐倾向于周。
　　毛泽东在批评了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统战部、文化部等之后，现在又转向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了。但是毛泽东又不能盲目行动，犯「四面出击」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虽然刘周等所有一线领导无可能一致对毛的行动，但是毛泽东却要防备这一招。
　　从周恩来的角度看，刘、周之间的矛盾远远大于周、毛之间的矛盾。刘在「高饶事件」中曾与周连手，但是在「反冒进」时却被毛泽东利用。刘少奇准备用对待整风的态度对待大跃进并暗示经济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路线」性质的程度。毛泽东在周恩来对其大表忠心后，又采取保护周恩来的做法。 　对于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对毛既感激又畏惧。但是对于刘少奇来说，周恩来却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６０年代初的经济恢复期，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并非亲密。首先是在刘少奇的力主提议下，在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握有经济大权，相当于经济内阁）里面，周恩来仅为组员。在１９６２年的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受到了下面的很多人的指责。有的在二月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上赞同中央决策的人，现在开始反悔埋怨（因为毛泽东开始批黑暗风），甚至对周恩来说了十分难听的话。刘少奇并没有出来为周恩来说话，反而是和毛一唱一和的又领导起新的潮流。 　无论从历史的渊源还是历史的现实，周恩来都和刘少奇存在着相当大的芥蒂。而这种关系在毛泽东看来，恰恰是可以利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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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局势的发展

　　虽然后人从意识形态、毛对社会理想的追求、以及对国内特权阶层不满等等诸多「正面因素」来寻找毛发动文革的原因。但是纵观整个文革，特别毛本人就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法权」拥有者，所有的这些，毛在文革中从来没有从制度上或者法律上拿出有效的措施来维护或者保证所谓这些「正面因素」。事实证明，毛发动文革，其一：立足点就是权力，拿回权力是为了保证自己生前或者死后不会被推翻或者鞭尸；其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树立自己认为可靠的接班人；其三：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成为斯大林之后的世界共运的领袖（笔者按：此举早早破产，而且这也是毛自建国后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从扫清外围开始。这些外围就是后来所称的「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周恩来后来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份讲「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泽东是作通盘考虑的。
　　但是整「彭罗陆杨」前后，局势并不是很明朗。康生在１９６５年８月底９月初，在钓鱼台同几个秀才讨论建国以来的外交工作时表示：「我早就认为，建国以来的外交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与会人员雷英夫提出疑问：外交可是周恩来一手领导的。康生表示：「你到底还年轻，还不懂得什么叫路线，什么是路线斗争。政治上的问题，复杂的很呢。现在你还不明白，过一年、两年之后，你会慢慢明白的。」雷英夫后来说，进了监狱之后，才明白康生已经预感到文革风暴，并且怀疑要打倒的第一个是周恩来而不是刘少奇，或者刘周「一锅煮」。 
　　就在１９６６年的３月份，江青在搞文艺座谈会的时候还批了周恩来：「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提出了……乐队要中西合璧，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是个骡子也好嘛！这次会是毛主席赞成的。中央文化部都把它封锁起来．不向下传达。周恩来另外又搞个族音乐座谈会，又讲了要先分后合，要洋的就是洋的，中的就是中的，搞纯粹的民族乐队，不许混杂。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改作检讨的。」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要不要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情。１９６６年２月初，彭真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可以从容考虑。３月５日，刘少奇在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不派，并将讨论结果告知毛。但是毛并无回音。３月１０日，彭真提出，鉴于毛没有答复，是否可以考虑另外一种意见，刘少奇以与会人员常委仅为其一人为由拒绝了彭的提议。但是３月１２日，彭真突然通知吴冷西，已征得刘少奇同意，另起草一份电报。但是吴冷西拒绝起草。彭真于是自己起草，然后用电话传给毛。 　此事后来成为彭真一大罪状。
　　此事非常蹊跷。毛泽东首先不表态，继续钓鱼。而后无论彭真是否得到刘少奇的同意，都会造成是刘少奇同意的结果。然而妙处在于，毛泽东在此时非常害怕内外勾结，这才是致命之处。此举对于彭真的倒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刘少奇也是大大不利的。
　　文革起来之后，在工作组一事上，周恩来完全表现的圆滑。 
　　而刘少奇却越陷越深，在７月２９日的讲话成了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华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刘少奇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刘少奇的讲话被打断，全场掌声雷动。 　实际上毛完全是冲着这句话才突然出来的。毛疾步行走带出来的风把刘少奇的讲稿都扇到地上去，刘少奇不得不弯腰下去拾。毛泽东此时走到舞台前沿，全程震耳欢呼。穆欣回忆道：「这种情景，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刘少奇被一张大字报「打倒」。周恩来被派到清华去继续表现自己：「我当时从外地回来，又碰到外语学院的问题，我选了二外，到二外又碰到张彦在这个方面所造成的恶劣情况，这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张彦的问题。本来想接着转到外语学院去，但是由于清华的问题，中央和主席让我去，我不得不改变方向到清华去。」



第三章 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大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是积极配合毛泽东，出了大力气的。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的出色表现，使毛看到了周的意愿和能力，对于文革的发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毛决定在打倒刘少奇之前不仅不去动周，而且还要大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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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拿下杨尚昆

　　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在这四个人当中，杨尚昆第一个被拿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也就是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上的紧张气氛。」 
 　
　　毛对杨尚昆的不满是由来已久的。１９６５年７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会议，当着周恩来的面大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王力回忆说：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因为毛泽东同时骂了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 
　　毛泽东说杨尚昆窃听事件、不检讨仅是放出来的烟幕，非实质性问题。杨尚昆被免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职位的敏感性，并非完全因其本人的所谓错误。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被打倒，而只是免职、调动工作。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打到杨尚昆的决议时，把背着中央私自安装窃听器等罪名都加在了杨尚昆头上。对此，周恩来明确说过：「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 
　　杨尚昆被免职的实质意义是，毛要把中央的机要与保卫的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信汪东兴掌管，保证毛泽东的旨意畅通无阻。虽然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人员出身，与杨的工作阅历和能力，无法相比，但是由汪东兴掌管中办，毛泽东才更放心。
除此之外，不为人注目的是，杨尚昆还代表中央分管「克格勃」（即前身为中央社会部，建国后改名为中央调查部）系统的工作。文革发动之际，在毛泽东眼里有窃听前科的杨尚昆自然不能被继续信任。 
　　那么在拿下杨尚昆的过程中，周恩来起了什么作用呢？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三人代表中央约杨尚昆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通知他将被解职，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杨尚昆当然知道此事的严重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 
　　１１月９日，杨尚昆「写了一封信给主席」，要求「能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１１月１０日，「中午主席找去谈话」。毛泽东这时还和杨尚昆打马虎眼，说什么「广东那么热，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以及什么调查、汇报之类的话。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杨尚昆到周恩来办公室告别。此时形势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杨尚昆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找周恩来。杨尚昆激动的对周恩来讲：「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它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如果发生意外的情况，要处分我，甚至要开除我出党，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周总理两眼一直盯着我，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对我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中央对杨尚昆的问题「早有察觉」，当然应该是毛也有察觉，周也有察觉；然而在同杨尚昆谈话的时候毛也不动声色，周也不动声色。想当初周恩来对于李锐询问彭德怀的信会有什么结果时不也是不动声色么？
　　文革兴起之后，根据廖汉生（杨尚昆的妹夫）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原在国务院教育部机关党委办公室工作的白林（廖汉生的妻子），「就因为尚昆的『问题』，不适合做党办工作，调整到其它处工作」，「２０天以后，贺龙元帅家里传话给我，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事隔一天，王尚荣来到我家，转达了贺龙副主席的意见」。「我向白林转达了领导同志的意见，要她接受组织的考察」，廖又分别向贺龙、叶剑英、李雪峰、杨勇、郑维山汇报了情况。 
　　虽然周恩来是什么意见？贺龙又是什么意见？廖汉生都没有说清楚。但是结果却表明了的：「株连」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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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肃罗瑞卿

　　接下来的是整肃罗瑞卿。不少人引用罗瑞卿的秘书王仲方的回忆说周恩来事先不知道，此事是值得商榷的。
 　 罗点点在其回忆录中说周恩来是知情的。 　
   余汝信先生认为：「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１２月５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它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肖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提防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 　周恩来事先是否知道，或者是提前多少天知道，是可以商榷的。而笔者更兴趣的是周恩来在批判罗瑞卿中的所作所为。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说：「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 　但是罗点点并没有举出实证来证明自己的说法：周恩来到底知道多少？
　　罗瑞卿的倒台，涉及诸多因素。笔者曾经专门撰文论述。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姚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转载问题成了政治上的「试金石」。１１月２５日，周恩来飞抵上海，随即知道姚文的内情，当即打电话通知了彭真。 　此时的周恩来尚不知毛的底，还「与」彭为善，这也是周恩来的一贯作派。一旦知道毛的底，周也翻脸不认人，痛打落水狗。罗瑞卿此时也在上海陪同毛见外宾，并在和毛的交谈中得知毛是看过姚文的。《罗瑞卿传》以及一些刊物对此的表述是：罗得知后给彭真打电话，并告诉彭真，毛已经看过此文，他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请彭真也考虑转载。笔者认为，事情的微妙在于，就在罗打电话之前江青刚试探完罗瑞卿。罗拒绝了江青关于要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的提议。而江青则告诉罗，北京就是因为有彭真才不转载姚文的。现在罗真的打了电话给彭真，在毛看来，彭真确确实实「按照」罗的建议转载了姚文（关于周恩来的作用见下文论述）。这充分证明了罗彭的关系不一般。 　或许罗瑞卿想留一手或者其它原因，《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转载时的表态是不一样的。 
　　周恩来是在１２月５日到上海，当天毛就召见了周恩来，随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 　周恩来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游说叶群出面揭发罗瑞卿。
　　叶群到达上海后，带林豆豆到上海锦江饭店去看周恩来，谈了七八个小时，林豆豆一直在场。林豆豆说，她们连午饭也没吃，叶群说她本来不愿在会议上发言，总理通知她讲一讲，她就讲了一讲。周恩来说是主席亲自点的名，叫他一定通知叶群讲一讲。林豆豆还听周恩来对叶群说，主席召集这个紧急会议后，怕罗长子在云南搞「政变」，特别对云南加强了控制。叶群还问罗长子会不会逃到国外，周恩来说不会。 　叶群为什么不愿意讲？因为周恩来要叶群讲的只是重复叶剑英在１１月４日的话。
　　罗瑞卿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４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肖华都在。叶帅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说完，叶帅没有评论。我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帅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上海会议主要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给他罗列了许多罪名，罗瑞卿一直不承认那些不实之词，再三说明自己是支持拥护林彪的。为此，罗瑞卿同志受了不少冤屈。 
　　叶剑英实际就是安排此人回去盯罗瑞卿的梢！而后来叶群在上海会议提出的「叶四点」完全是叶剑英提出的这四点的翻版！因为叶群所说罗瑞卿通过刘亚楼讲的四点如下：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 　「叶四点」其中心内容是罗瑞卿要主管军队，做国防部长，而叶剑英对这位罗瑞卿的部下所讲远比「叶四点」厉害，基本上就是后来给罗瑞卿定罪的基础－－－由折磨封锁林彪发展到反对林彪。
　　但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又要借叶群的嘴讲出这四点？很明显，毛泽东决定要打倒罗瑞卿之时，不再像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那样赤膊上阵，那样连个转圈的余地都没有。毛泽东要借用林罗的矛盾，这样通过叶群的口说出无疑要比通过叶剑英的口砝码重的多！另外比这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通过此举把林彪捆绑在「倒罗」的战车上，而对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很大重视，因为后来根本就没有形成以叶群讲话为主要内容的下发中央文件！
　　周恩来做通了叶群的工作，而叶群在某种程度上被与会人员看作是林彪的代言人。周恩来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封锁彭真。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杨成武递交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写了那段著名的批判「折中主义」的话。此件在转发时还有彭真的份。但是随后，林彪于１２月３日写信告毛：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毛泽东在此信上于１２月７日批示到：
　　林彪同志：
　　此信一同印发。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毛泽东已经决定不让彭真参与上海会议，属于被封锁对象。
　　上海会议召开后，在云南的罗瑞卿知道邓小平、李井泉被叫到上海会议开会之后，自己却没有得到通知，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 　罗瑞卿打电话回北京，问彭真。彭真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 　彭真打电话到上海，找吴法宪询问会议情况。时值吴法宪在周恩来房间，秘书过来通知吴法宪。吴刚要去接电话，周恩来阻止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吴法宪觉得当时非常奇怪：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列席常委会，位高权重，难道彭真也出了问题？ 　罗点点则说：后来彭真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吹了一点风。彭真又打电话给罗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是信不过吴法宪，怕吴法宪说漏嘴？自己要亲自交代彭真才行。无论是哪种情况，周恩来都巧妙的利用了彭真，彭真是把罗瑞卿「搞到」上海的一个重要棋子。难怪周恩来对叶群说，罗瑞卿不会跑。
　　但是周恩来除此之外还是做了严密布置。首先，罗瑞卿一到昆明，周恩来就打电话告诉阎红彦要看住罗瑞卿。 　再次，周恩来委托吴法宪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特意强调，要吴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做好应变措施，飞机只能往东飞，不能往西飞。吴法宪说：明白这是要防止罗瑞卿跑到缅甸或者印度去。 
　　吴法宪亲自交代前往接送罗瑞卿的时念堂机组，并且告诉他们：「现在发给你们机组每人一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时，你们要听中央的。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罗瑞卿等）的行动。」就在吴法宪交代机组人员的时候，周恩来特意打电话来询问情况，吴法宪汇报说：请您放心，机组人员的飞行技术不错，政治上也很可靠，一定能把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 
　　这不是把罗瑞卿当敌人看待了吗？
　　很明显，周恩来要保证罗瑞卿来上海与会，故意让彭真去安抚罗，让机组还带枪「押送」，以便成党交给的任务。
　　上海会议分为三个组，分别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由周恩来主持的组异常活跃。 
　　罗到上海后，也是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指示出面与罗谈话。当罗瑞卿要求见毛泽东或者林彪把事情说清楚的时候，周恩来不同意，「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并被周批评为「幼稚、天真」。 　据说当时是周恩来一把抢过秘书手中的电话，疾声厉色的怒斥！　
　　上海会议只是决定把罗瑞卿清理出军队系统。但是为了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动，毛泽东决定有必要在军队进一步肃清罗瑞卿的影响。于是毛泽东决定于上海会议之后的来年三月份召开批罗会议。 　特别是《二月提纲》以后，毛泽东要把彭真饶进来，特意安排留守北京的彭真主持这次会议，让彭真充分表演。果不其然，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三月批罗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毛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但是叶剑英并没有把此批示告之罗，而是把罗朝死里整。罗此时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毛身上。罗在３月１８日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去见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他无论见到他们其中的哪一位，都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 　周恩来却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幻想）！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随即跳楼自杀。周恩来得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罗是自绝于党。 
　　从这些情况来看，周恩来不仅事前参与了倒罗的各项准备活动，且事后作了大量工作，周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给罗瑞卿等人定性时说「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１５日上海会议结束当晚，在锦江饭店举行了文艺晚会，演出的中间还安排了舞会。因为刚揪出了罗瑞卿，干部当时还是非常紧张，但是周恩来忽然提议叶剑英给大家唱评弹助兴。作为广州人的叶剑英结果却唱出了地道的苏州评弹，周恩来同叶剑英的配合真是相得益彰。 　周恩来一吐心中怨气。
　　原来，罗瑞卿飞扬跋扈，曾经在建国之初就对周恩来出言不逊过。在处理被称之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陈泊、陈坤被罗瑞卿迫害一事）过程中，周恩来受陈泊之妻吕璜之托，专门从公安部调阅案宗，然后同罗瑞卿交涉。但是罗瑞卿根本就不买账，在电话中就指责周恩来。知情人告诉笔者，罗瑞卿指责周恩来，你插什么手，你是政务院总理，但是不是我的领导，这个事你管不着！罗瑞卿同周恩来讲话电话后，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责，对陈泊的迫害变本加厉。 　后来周恩来评价罗瑞卿：「你们艺术学院出来的，部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是罗！罗瑞卿、陈其通、魏传统是气味相投，都喜欢旧的。当然艺术院的学员是好的。他们一谈起四川戏，一点不好也不让讲，不但对你们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罗瑞卿就是不准讲四川戏不好，飞扬跋扈！你听他说过吧？（郑维山：听过。）他们气味相投，应把他们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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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算陆定一

　　陆定一遭清算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宣传大权」要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除此之外，陆定一和林彪、周恩来、陈毅等人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面。毛泽东要靠这些人去发动文革，清算陆定一自然有为这些人「买单」之意。
　　１９６１年夏季，《文艺十条》出台，但是陆定一不准发出。周恩来、陈毅多次催促，仍不准发出。１９６２年年４月，趁陆定一不在北京，才得以发出，而且是用齐燕铭主持的文化部的名义。 
　　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的时候，对待知识分子一度表现的很右。 　周恩来在１９６２年的广州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但是此事在中央高层有人反对，此人就是陆定一。中宣部不让传达这个讲话，更不能公开。 　当时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意识形态。 　当时的周恩来寄希望毛泽东对此表态，但是毛泽东却没有为周恩来说话。 　毛泽东怎么可能为周恩来说话呢？时任中纪委常委的曹瑛在讨论《历史决议》时说：１９６５年，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毛泽东同志接见。毛说我要使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等，使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了。他是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话的。
　　１９６３年，中宣部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长会议，会议简报称：「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赫鲁晓夫的观点。」矛头直指周恩来。会议简报还称：「中宣部有三条线：一条是周总理、陈云，抓文艺；一条是康生，抓理论工作；一条是陆定一，没有什么可抓。」就是说，周、康等人在文化部夺了陆定一的权，销了陆定一的职。周恩来自然非常恼火。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中，周恩来突然到会，本来周恩来很少参加书记处的会议（笔者注：此说并不准确，《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参加书记处会议多有记载），非常激动的讲：「在社会主义国家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我首先讲的，列宁早就讲了，少奇同志也讲过，我讲了为什么就不对呢？」 　陆定一为什么敢对周恩来开炮，不对刘少奇开炮呢？１９６３年的刘少奇风头正劲，陆定一捏柿子专挑软的捏。
　　陆定一直比较左，左到什么程度？（笔者注：文革之后，陆定一是属于反思比较彻底的一位中共元老。）顺应毛泽东的旨意，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６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在批评有鬼魂形像的戏演出渐增的问题时，突出的批评说「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批评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７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陆定一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陆定一还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知情人说，毛泽东一直认为陆定一在政治上比周扬强。
　　比较诡异的是，但是若干年后，文革爆发，陆定一作为《阎王殿》的阎王被整肃，周恩来却仍然高就其位，这为周恩来的高政治段位作了极好的脚注。特别是陆定一的「左」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八届十中全会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这种欣赏左倾干部的思维从「反冒进」就已经形成，这为中共体制内的干部多为「假大空」提供了极好的解释。
　　周恩来的及时转向以及同江青良好的关系可以说明一点问题。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和１９６４年６月，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重要批示先后发表。周恩来用激情澎湃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拥护：「实在应当登高一呼，把主席的话广泛地传播开，而且在行动上来证明，真正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话。」周恩来亲自抓《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剧，并主导了歌颂毛的历史大剧《东方红》，把毛泽东的宣传与崇拜推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潮。 　在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出台之后，周恩来就提出文艺界要彻底改造，改造的根本途径是和工农兵相结合。 　周恩来反过来指责中宣部，我和你们斗争到什么时候，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按照毛主席的讲话办？ 
　　同周恩来相比，陆定一在江青面前明显不如周「识相」。江青说过：「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 　周恩来则不同。
　　１９６３年，江青认为只能搞现代戏，不准搞古代戏。周恩来就责问周扬：「你们不是说现代戏不好写吗？（指《霓虹灯下的哨兵》）现在不是写出来了吗？你们看怎么样啊？你们不要老写死人了，写写现代戏吧。」 
　　文化部于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至７月３１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出面召集演出人员并举行座谈会，江青首次以公开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批评到：「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江青在中宣部指手画脚，陆定一也很少顶他。但是，陆定一对于当时文艺界的态度和江青是不同的，是搞「折中主义」的。陆定一一方面认为满足于「帝王将相」等戏，中国迟早也会出现赫鲁晓夫；另一方面，陆定一也认为《赵氏孤儿》等戏要允许其存在。 　江青认为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于是转往上海。 
　　江青在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后，要求陆定一合作遭到拒绝。 　但是那个时候，毛泽东对于陆定一还是保护的。毛泽东说认为：文艺界的问题，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不应该责备陆定一。 　但是在１９６５年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炉后，陆定一配合彭真，对此文进行抵制，大大激怒了毛泽东。周恩来出面，要求彭真陆定一等对此文进行转载。 　在随后的《二月提纲》出炉的过程中，陆定一也和彭真站在一边，此时陆定一下台的命运已经注定。陆定一自己也不是没有感觉，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去武汉汇报《二月提纲》的时候，就非常紧张。 　陆定一把自己和彭真绑在了一起，都认为「评海瑞罢官」一文中罢官和彭德怀的联系是乱联系，不好。 
　　于是陆定一和彭真一起遭到了清算，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以往的过节。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陆定一清算历史旧帐：「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不能像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 
　　以后，周恩来多次点陆定一的名，指责其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恩来管不了中宣部，管不了陆定一。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被审查中的陆定一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看一些文件以便写检查，周恩来没有理会。 　
　　１９６７年１月，周恩来追溯当时对中共五大部中两个最老的、最有名的部（组织部和中宣部）进行的冲击，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们自己组织部落在了安子文手里，思想工作落在陆定一手里，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许多高级干部不如年青人活跃这是个根源，是阶级根源。」 
　　从陆定一遭到清算，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政治路线」并没有「组织路线」重要，是否遭到整肃和清算，并不完全取决于你的政治观点，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用得着的人。陆定一所鼓吹的的「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若干年后在代表毛思想的「两个估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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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斗倒彭真

　　彭真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变局－七千人大会》的作者张素华认为：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毛泽东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反过来是否也可以这样认为：彭真是说毛有错误，然而重点还是在后面，为毛分担责任，找了「替死鬼」。
　　钱痒理先生则认为：彭真指责毛确实不合中共党内的高层政治生活规则的。但是彭真对毛的这些批评，都是毛在「大跃进」遇到挫折后多次承认过的。彭真的说法类似「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因此钱痒理认为，彭真的发言与其说是针对毛泽东，不如说是通过坦率的指陈来维护毛泽东。 　笔者赞同钱痒理先生的解释。彭真的讲话，在毛看来是否是真的批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是彭真自己，一个是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有无受到影响。
　　１９６１年，彭真回山西视察时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错误就更多了。」 　这说明彭真在七千人大会时的讲话是有前例的，并不是突兀的，这可以看出彭真还是维护毛的权威的。
　　更重要的是在７０００人大会之前后彭真，是得到毛的充分信任的。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彭真被毛半路调到庐山上，充当生力军。对苏论战当中，彭真也是毛依赖的主力之一。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对彭真的信任更为突出。
　　１９６３年冬，毛泽东派江青到北京搞京剧改革。江青说：「主席说了，北京做得好，叫我来学习。」而且其时毛对北京市的工作是满意的，表扬的。彭真和市委也是欢迎江青的。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还夸奖彭真：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你怎么搞？北京是首都嘛，全国各省、市都看着你呵！ 　毛泽东选择文化界作为突破口时，在１９６４年７月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笔者注：毛泽东一开始是提名陆定一，但是陆定一推辞不干。）
　　正如彭真的秘书说的：「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１９６１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６０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１９６６年３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 　其间，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事情出在江青和北京市委日行渐远上。彭真一开始对江青也不错，到后来就应付了，最终导致江青的不满。 
　　无论如何，直到１９６４年年底，毛泽东对于彭真还是高度信任的。这可以从《前十条》一直到《二十三条》的制定看出。毛泽东在指责计委和中央书记处为独立王国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对北京市委有什么不满。在１９６５年初期，邓小平和彭真甚至取代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彭真的信任。
　　事情的转折点在吴晗问题和姚文元的文章上。而正是这个问题，彭真和陆定一一起栽了个「大跟头」，被划到一个「集团」里面。
　　１９６２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定一当场拒绝。１９６４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３９个《文学艺术数据》，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批判吴晗的问题。吴晗则于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进行抵制。 
　　后来周恩来说，１９６４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１９６５年４月２日周恩来到邯郸碰到刘子厚、李雪峰。李雪峰对周说，主席批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是个人问题。周恩来回京后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批评得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 
　　笔者认为，如果彭真配合毛，批吴晗，作为批周或者批刘的干将来使用也未尝不可能。毛泽东是递给彭真一把双刃剑来处理吴晗和《海瑞罢官》的。当然从历史的变化发展来看，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终究还是难逃一劫的。 
　　当彭真在１９６５年硬顶着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时候，周恩来介入。周恩来得知姚文（即：《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在１１月２７日出面向彭真挑明，此文是毛泽东亲自批阅过的，彭真不得不表示可以转载。 　对于此点，国内党史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在孙琦所著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作生涯》中说：周恩来心里明白，这篇文章一定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如果北京的报纸再不转载，那便是公然和毛泽东对抗。无奈，他只好亲自过问，到了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对此，康生和张春桥曾经讲：上海市委告诉了周，周给彭真打电话之后，北京才同意转载。张春桥还特意讲到：罗瑞卿到上海，下飞机后从警卫员中听了点消息，知道了对北京的意见。陈丕显先和罗谈了，罗打电话告诉彭真。陈又告诉了总理，文章在总理的督促下，拖到１１月２９日，北京各报才开始转载。 
　　彭真的秘书说：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２８、２９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 
　　这也验证了周恩来的杨尚昆是单干户的说法。
　　周恩来的介入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周恩来的这种介入，完全可以在后来说成是周恩来「包庇」彭真，成为打倒周恩来的一大证据，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重大信号，就是周恩来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得以解决。
　　当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形成了僵局。周恩来在此时出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彭真被迫做出让步。这仅是表面的东西。其实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运动」是否能够顺利经过分娩的阵痛，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在周恩来的出面之下，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来到世上。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的形成作为标志，文革序幕的一角就这样在周恩来手里掀起。笔者认为文革应当从１９６５年的１１月算起。
　　彭真同意《北京日报》在１１月２９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跟进。《人民日报》则将姚文元的文章作为学术性的而非政治性的文章转载，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加上了按语说「欢迎批评，也欢迎反批评。」即是按语中的「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同彭真谈话，重申《海瑞罢官》的的要害是「罢官」，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表示「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吴晗不是政治问题。」 　实际上，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挽救」彭真。 　毛在修改姚的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指出这一点，完全是出于「时机不到他不会透露半个字，以免打草惊蛇。」 　当时毛彭谈话的时候，在场的还有杨成武和康生。杨成武刚刚因为在倒罗中立下了大功。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三个人都被视为将来「文革的重要干将。」后来，张春桥对彭真的顽固表示惊奇说：「不知道会触动这么深，震动这么大，更不知道彭真会这样坚决地反对。」 
　　彭真在１９６６年２月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候，仍然坚定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 　事情的转折出在３月１１日晚。当许立群向彭真请示如何回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提出关于「二月提纲」涉及的「学阀」等问题时，彭真指责上海市委在发姚文元的文章时失去了党性。 　彭真这种对待上海的态度完全是和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驰的。
　　但是毛泽东的权术是如此的「莫测高深」。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０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吴冷西对周恩来讲：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周回答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吴冷西接着向彭真也谈了，彭真的回答同周一样。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谈话。而在谈话之前，康生说：３月２８日我去上海前，与总理谈了一夜。 　康生与周恩来到底谈了些什么，迄今未见披露。但是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觉得一举拿下彭真是很有把握了。笔者认为，其一就是刘少奇当时不在家，其二就是周恩来的表态。于是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５月５号和６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３月３１号，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作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除了向毛写了正式报告之外，周恩来还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以坚决的支持。 
　　随后，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没有让发表的攻击要害的文章。４月５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被压的文章。 　而当时的《人民日报》是周恩来主管的。
　　周恩来私下背地里抛开其它常委做如此表示，影响可谓非常恶劣。
　　在中央常委中，周恩来示第一个作如此表示，以示忠心。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打开了第一个缺口。陈云曾经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什么发生如此表示过：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而周恩来则是向毛泽东臣服的第一干将，离开中央集体率先表示同意错误意见，因此对于文革的发动，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远远不是仅仅用被动的卷入，说了几句违心的话那么简单。周恩来做的不仅单纯表示向毛泽东效忠，而且变本加厉，拿出实际行动来拥护对毛泽东的支持。
　　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６６）２１１号文件批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语说这个纪要很好，很重要…不仅适合军队，还适合地方。４月１６日，周恩来认为此批语一般化，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陈亚丁根据周恩来的口述重新起草了个批语。江青找刘志坚、张春桥、陈亚丁做了推敲修改，２２日刘志坚送周恩来审定。５月２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废止２１１号通知，１０日用新批语代替，但是时间仍落款为４月１０日。新批语相对与旧的，着重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纪要》在江青従作为协助毛泽东指挥文革的助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周恩来此举也是向毛江等作政治上的表态。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在思想上对于即将到来的文革做了动员。４月底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目前正在我国兴起。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４月９日至１２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恩来指出彭真的「路线」是错误的，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周恩来参加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周恩来并且代表中央同彭真谈话三次，指出其所犯错误。 　彭真对于这一切应该早有准备。早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之时，就是因为周恩来的干预，彭真才做了让步。后来撤销《二月提纲》的时候，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对《二月提纲》作了严厉批评，质问周恩来这个材料怎么会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达，到底是哪个皇帝决定的。对于毛的指示，周恩来告诉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现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过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他亲自批准。你、我，还有中央政冶局的同志们，都应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党不能再出现任何裂痕了。 
　　毛泽东敢于趁刘少奇出国访问之际拿彭真开刀，这同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至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障碍基本上都排除，只剩下如何让刘少奇等犯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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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知不知情，中共官方的的说法是说周恩来不知情，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不太清楚，周对「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 　事情果真如此嘛？事实上周恩来从处理杨尚昆、罗瑞卿的时候就开始涉入，并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不知情，反而是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５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１９６５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 　在「文革」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同其它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的接班人时，认为邓小平可以接替毛来掌舵。 　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 
　　当然也有人看出了征兆。邓力群就说过：「拿我来讲，过去不知道林彪跟毛泽东的争论，觉得林彪不但政治上行，而且会打仗。管好中国这个国家，中共这个党，光懂政治不懂军事不行。据我的接触，当时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选择，不能说不包含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林彪的看法。」 　笔者曾经和国内一位党史专家对此进行过讨论，从１９６５年的形势来看，南北连个方面均有战争威胁，北面来自来苏联，南面来自入侵越南的美国。战争的威胁是毛泽东要换接班人的原因之一，而且这种形势下，林彪则是第一人选，特别容易获得党内支持。 
　　按毛泽东的说法，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发动文革，是想清算建国后十七年的总账，清算所有在十七年中反对过他的人，包括刘、邓、周、陈、彭等等。当然，毛泽东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采取分化、拉拢等手段，层层剥笋，各个击破。在１９６５年底至１９６６年４月份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完成外围的清理工作，即「彭、罗、陆、杨」被打倒。而在这一阶段刘少奇的「被动」同周恩来的「顺从与积极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有数据表明，刘少奇只是在大局一定的情况下，才表态支持。但是周恩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正如他同吴冷西讲的：「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因此周恩来一方面要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部署，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不断地向毛泽东表示「忠诚」。
　　除了在清除「彭、罗、陆、杨」「四大家族」的工作中竭力配合之外，在毛泽东的其它部署上，周恩来也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主要执行者。
　　４月１６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所谓《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４月２４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根据李雪峰的回忆，这个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 　这个扩大会议其实也就是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演，文革的到来已成定局。
　　刘志坚回忆说，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就把他叫到钓鱼台８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志坚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 
　　５月１日，周恩来在欢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的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为了这个头等大事，做了长期的准备。

１．随着林彪一起念「政变经」

　　林彪在著名的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也就是所谓的「政变经」中说：「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５月１８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５月１８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胡志明时，都说「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但后来周恩来却说「５?１６通知」「关系到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理论、路线、方针都谈到了，归结到结束语，主席已经意识到睡在旁边的赫鲁晓夫，不仅是彭真，有的已经揭露出来，有的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还正在培养作为我们的接班人，各级党委都应该提高警惕。这个话在中央来讲是刘少奇。那个时候不能说，是党内文件，你们没有传达。就是我们经常跟主席接近的人，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但也不敢想，因为主席没有透露。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感觉，曾经跟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奇比，林彪同志的思想性高得多了。」 
　　在５月１８日的时候，当着刘少奇的面，周恩来当然不会明确说刘少奇就是赫鲁晓夫。但是背后不还是和「主席议论过，拿林彪同志和刘少奇比」过么。「不敢想」的说法是仅仅是为了衬托毛主席的「权威」而已。因此，周恩来在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是明确知道毛泽东的矛头所指。这在周恩来５月２１日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倪端来，通篇讲话充满了对林彪的吹捧，但是对刘少奇则丝毫没有赞扬。
　　要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无论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刘少奇都有念过「政变经」。 　在５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鉴于毛泽东多次谈到要防止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建议林彪做一个关于政变的讲话，这就是林彪说：「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讲」的由来。 　戚本禹在论及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时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笔者认为周恩来比刘少奇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其实，周恩来不仅大讲特讲防止反革命政变，还大力吹捧林彪，号召全党群众要紧跟毛泽东走，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一定意义上讲，周恩来的通篇讲话就是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全党的动员。
　　余汝信先生论及林彪「５?１８讲话」的要旨是「防政变」而决不是「政变」。「防止反革命政变」及随之成为实证例子的对彭、罗、陆、杨「四大家族」（周恩来语）的揭发批判，是当时毛泽东灌输予中央的思维定势，并使之成为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共识，不是林彪个人的发明创造。以解决彭、罗、陆、杨为主要任务之一的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者是刘少奇（受正在南方的毛泽东所委托），常委之中，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都讲了话。林彪「５?１８讲话」开头第一句就说：「本来是常委其它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让林先讲，并不等于其它人不讲。按照戚本禹的解释，而这「常委」则是指周恩来。林讲话之后，周恩来于５月２１日、邓小平于５月２５日均分别在会议上讲了话。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有无正式发言，至今我们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的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最详尽的说明，是其于当年６月２７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 
　　据目前所知，周恩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均未见中共官方的正式转发件。故此，长期以来，歪曲史实者似乎有了可乘之机，造成的假像是似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周、邓、刘与林彪观点相同、论调一致的言论这么一回事，即使是比较严谨的文革史著述，在对林彪「５?１８讲话」大加鞭挞的同时，对周等人的讲话也是避而不谈，未着只字。 
　　中共正式出版物首次公开承认有周恩来的讲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一条简短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惟要参阅周讲话全文，目前还只能求助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 
　　周恩来开宗明义的讲，「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笔者注：周恩来在此狠批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不一样。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与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笔者注：原文如此，不太通顺。）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５月５日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时谈到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所采取之策－－「剥笋」政策。毛泽东说：……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周恩来讲：「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事件，『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笔者注--这是党内第一次把彭罗陆杨作为一个反革命集体对待)，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一种是得逞，一种是剥掉。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清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领的阵地是剥削政策的胜利（笔者注：原文如此，笔者认为是剥笋政策），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像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世代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彭（真）是高山倒马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对于「四大家族」，周恩来后来还耸人听闻的评论到：「１９６３年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了修正主义。１９６５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敢不敢造反这个问题。到１９６６年就果然出现了，真是不信而言中，这是主席英明伟大的预见，试想如果彭、罗、陆、杨的阴谋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 
　　除了对积极鼓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周恩来在这里还大力褒扬林彪。周恩来说：「『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地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份量的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彭、罗、陆摆出一付一贯正确的姿态（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最后，周恩来告诫全党：「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着，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着，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这段话的评价是：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此外，周恩来在讲到领导与群众的问题时，讲：「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１９６２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１９６３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１９６５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大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充当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自斯大林在１９５３年去世之后，毛泽东就为这个目标奋斗，这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之一。因为毛泽东要争当世界共产主义领袖，最大的不利条件就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苏联，但是毛泽东却一直想走「快捷方式」。这段话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心声」的把握。
　　周恩来在讲到「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时，有人插话：「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
　　周恩来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 　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６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７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

２．处理广播电台的安全问题 

　　林彪带头念起了「政变经」，周恩来积极跟进，陈伯达、康生也一拥而上。但是，要说实际行动起来防止「政变」，还是周恩来出力最多。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被提为中办副主任。
　　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４月８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６３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５月３０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３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当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持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３月２８日及４月１２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４９１台、沙河５７３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５月１４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０时４０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９８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３．肩负保卫首都的工作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工作任务，周恩来解释说，是在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发现后，主席感到首都的保卫很重要，责成我来管这件事，组织了首都的工作组，由军委、公安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其它一些部门组成，任务：
　　１、保卫中南海安全。
　　２、保卫首都，增强卫戍力量。
　　３、保卫要害部门，如：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等等。
　　４、为保卫首都安全，把黑户口，五类分子搞走。
　　５、处理外国侨民中一些不受欢迎的人。
　　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主席对第四条原则上不太赞成，主席提出：把矛盾上交中央，中央怎么办；矛盾下放到公社没有土地，也不好办，交到其它省，是以邻为壑，还是自己消化。这个指示，我已通知首都工作组，但用工作人员的问题和当时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有的单位没有传达下去，现在各单位在查封黑材料中，如发现有那时的黑户口，五类分子名单，要鉴别开来，封存起来。 　需要指出来的是，「以上五条，六月初向主席汇报」的人正是周恩来本人。 
　　首都工作组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按周恩来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在５、６月份否决了此计划，但是实际上在６６年的夏季，此计划得到非常好的实施。根据资料，以「遣返」为名，把近１０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３３，６９５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８５，１９６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４０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 　显而易见的是，此计划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其它政府官员的协助。谢富治就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加少给他们。」 
　　在那个夏季，「打杀，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的传言在北京流传。这种传言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的指引下，北京第１５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于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来到橄榄市附近广渠门大街１２１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疯狂的红卫兵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 　然而在９月１０日，周恩来则声称「反动资本家砍伤十五中的学生」，进而劝说不「要组织十万人的示威活动」。因为「这样一搞，反而倒使这个反动的资本家扬了名，扩大了敌人的影响，在国际上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考虑的是开大会影响不好，丝毫没有批评「打人不好」，违法不好，打死了人在周恩来的眼里也是不需要偿命的。仅仅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底的４６天，在北京市被打砸抢分子打死的达１７００多人。８月中旬至１０月３日，従北京城里赶走所谓「牛鬼蛇神３９万７千４百人。」 
　　事实也是如此，正如宋永毅先生指出的那样，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 
　　一个当年仅１６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１０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 
　　５月１８日，即林彪「５?１８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之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６３军１８９师和陆军第６５军１９３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５月２６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不可否认的是，「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对于这段时间周恩来的行为和活动，麦克法奎尔和沈迈克在其书中对此有过精彩的描写。 　下面是其中的节选部分：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接见一群不守规矩的学生时说加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是最好的部队高度「精干」。他们不会因为有人「骂他们」、「动手打他们」就被煽动起来，他们绝对不会「开枪。」「如果你们骂他们、打他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是毛主席的战士。」 　据傅崇碧说，在文革的高潮时期，卫戍区的干部、战士、家属超过十万人。３０年后他回忆道：「当时发到卫戍区的中央文件数量比整个北京军区都多。」 　（笔者注：这些文件绝对多数均为周恩来起草或者批示过。）
　　除了采取步骤保证整个北京地区的「安全」，首都工作组采取了更为慎密的措施来增进中南海高墙内的保安。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６月说，因为中南海多年以来是杨尚昆「管」，里面混进了「背景复杂」的人。主席甚至考虑到「反革命集团对中央搞暗杀」。 　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杨尚昆的继任汪东兴对中央办公厅进行了重组。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人赶走，主席就不能搬回中南海。」 
　　不只是毛和他的同事在中南海的居住区清除了可能和杨尚昆有「不正常关系」的工作人员；一些因为资格老而多年住在中南海的党的重要人物也被「赶出去」了。７月初，李富春副总理和汪东兴通知那些人：中央「最近决定」以后只有与政治局常委的工作直接有关的高级官员才能住在中南海里面。其它的人要搬到北京的其它地方。 
　　大约一年以后，周恩来回忆说：「到了六月，北京稳定了。」 　稳定是有可能的，但绝不是平静。事实上，就在这个月，文化大革命走向公开、吵杂、和喧嚣。 
　　由此可见，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但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毛泽东的意图，周领会的最快、最深，执行起来最坚决。
　　
４．参与批判朱德

　　５月２３日，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薄一波、乌兰夫等纷纷发言严厉批判了朱德。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１９３７年底到１９３８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它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监督。」 
　　周恩来对朱德的批判「从反对毛主席的错误」是周、朱都参与的，似乎是在替朱德分担些责任。但是周恩来随即话锋一转，「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把朱德同张国焘联系在一起。接着周恩来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最为重要的是，毛在庐山上指责彭的时候，就说他百年之后，有人怕彭。现在周恩来把朱同高饶彭黄联系起来，并且说「毛主席也担心」，言外之意朱德如果活到毛死之后，就有可能是做赫鲁晓夫报告的人。
　　周恩来是否真的认为朱德有这么大的能耐，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批判朱德，向毛泽东表示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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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工作组问题中脱身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当夜，李雪峰按照周恩来、康生以及陈伯达等人的意见即内外有别来到北大处理此事。 　随着毛泽东下令将大字报公开向社会发表，累积多年的社会矛盾在突然之间有了爆发的裂口，社会开始动乱，首先是在校园。毛泽东后来自我评价是「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于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决定派出工作组，形成了后来称之为「黑暗的５０天」。 　派工作组的事情，周恩来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周恩来后来在工作组一事上全身而退，由此显出周恩来在政治上的老辣。
　　对此，《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认为：周发觉政治气氛诡异，于是周恩来借机出国，毛泽东对周恩来此举的动机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当即表示：「赞成总理的意见」。个中原因有二：(１)毛是因为政治上的需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２）周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保持晚节」的讲话，业已在政治上表白心迹。在这种情况下，毛乐得顺水推舟，批准周出访东欧，以免和刘、邓一起陷进去。 
　　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工作组，就是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决定派出的。 
　　鉴于天下大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６月９日飞往杭州恳请毛回京。但是毛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对于工作组一事，毛对这三人讲：「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太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但是毛泽东同时又对下面的人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对于要出国一事，周恩来此时反而是犯了犹豫。（笔者甚至认为周恩来此时并不想离开。）周恩来要陈毅代替他出国。 　究其原因无非有二：（１）国内局势变幻莫测，自己出去，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彭真？（２）保护陈毅（笔者注：此时陈毅正被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冲击。）彭真被打倒，就是因为趁刘少奇不在家，现在陈毅会不是就是下一个彭真？陈毅倒了，自己就快了，毛泽东多次说过此话。 　对于此二种干系，周恩来不是不清楚。但是毛泽东却是有意让周恩来「摆脱干系」。
　　周恩来在６月１６日离京，先去罗马尼亚，然后２４日访问阿尔巴尼亚。６月２７日，周恩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目前，我国的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粉碎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阴谋。这是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包括在文化领域内的专政。我国广大人民，正在彻底破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虽然陈伯达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６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陈伯达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如此意见。而周恩来除了在地拉那表示支持，而且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多次表示要横扫牛鬼蛇神！两次公开表示赞同陈伯达的意见。 　周恩来确确实实在履行自己的诺言：「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作为证实笔者推测的另一证据则是：有人透露，周恩来在此次为时半个月出访中，其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异乎寻常的紧张状态中。甚至在回国时巴基斯坦的总统发觉周恩来表现有异于往常。 
　　周恩来一回国，康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刻意拉拢周。根据王力的回忆，康生主要告诉周恩来刘、邓可能站不住了，周自己不要陷进去，主要是两条，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 
　　麦克法奎尔评论到：「周恩来的精明过人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接受康生要他管管文化大革命的建议，他设法躲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从７月１１日开始，他飞到武汉见毛，又到上海主持接待来访的尼泊尔王太子。７月１１日和１２日，周与毛长谈。毛给周看了他在７月８日给江青写的信的抄件，信中毛说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设想，说了他要搞个「天下大乱」，也表达了他对林彪５月１８日在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关注。７月１４日，周在飞回北京的路上绕道到大连，在那里向林彪转达了毛的意见，林彪表示将在回到北京以后根据毛的评论修改讲话的正式文本。７月１９日，陈伯达也许是因为和毛讨论过而壮了胆，再度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以刘、邓为首的大多数人的反对。」 　关于周恩来的态度，无论是《周恩来传》还是《周恩来年谱》都没有提及。 
　　７月２３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与康生、陈伯达等人意见相反。同日，陈伯达还在北大宣布了「对于『６?１８』这个事情，说是个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这个事情明显是冲着工作组去的，因为针对发生在北大的「６?１８」事件，刘少奇在６月２０日以中央名义将北大工作组的简报批转全国：「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高文谦先生在其《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于周恩来与工作组的关系做过深刻的解析，并引用周恩来在７月２４日凌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作为证明。
　　高文谦先生说：在工作组问题上，周恩来本来就因出访东欧而相对超脱，回国后更是由于康生的打招呼和毛泽东的交底，而有意同刘少奇、邓小平保持距离，并注意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接触，竭力在两军对垒中保守中立，为自己预留退路。在毛回京后尚未明确表态之际，周就已经开始转向，不再完全附和刘、邓不撤工作组的主张，而是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
　　七月二十三日，在讨论工作组问题的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坚持认为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党对运动的领导总得通过某种形式，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列举所收集到的材料，指责工作组「镇压群众」，「阻碍运动」。双方相持不下，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周恩来连夜写信给刘、邓，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
　　周恩来在２４日凌晨４时写信致刘邓。

　　少奇、小平同志：

　　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此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告，并致敬礼！

　　周恩来
　　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高文谦先生断言：这封信充分表现出了周恩来善于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和息事宁人的为人。信中既肯定了派工作组的「必要性」，为众多参加工作组的干部进行了开脱，又强调各单位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暗示中央文革所说的情况亦有可能，并表示要到现场作调查研究。这在表面上是响应毛泽东回京后，对争论的双方所提出的号召，实际上则为他后来的转向预留了伏笔。果然，当毛随后正式表态，对工作组大张挞伐时，周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 
　　根据最新的史料，笔者认为此说法可以商斟。
　　卜伟华先生说，在７月１９日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陈伯达以工作组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有的还整学生为理由，提出撤销工作组时，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表示支持。 
　　郭影秋则回忆说：是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笔者注：江青是７月２０日才回到北京，此说法不确切），在此期间内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７月１９日至２３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通过郭影秋的回忆，显然周恩来是站在陈伯达一边的。周恩来是针对邓小平的话做的反驳，而刘少奇则反驳周恩来的话，其间的气氛显然比较紧张。
　　《周恩来年谱》对于周恩来的立场采用的是曲笔：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９日、２２日，周恩来参加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此说法同《刘少奇年谱》的说法相同，即没有正面提及周恩来的态度。 
　　继而根据周恩来在７月２０日到毛泽东处开会，２３日同邓小平等人到刘少奇处开会，讨论工作组问题。
　　由以上材料，笔者推断，周恩来在此时对工作组的态度已经明了，并非「着重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办法」，而是就此同刘少奇等人发生了争论。周恩来致信刘、邓的意旨并不在于「出面充当和事佬，试图化解双方的歧见」，而是因为和刘邓发生争吵之后，主动提出弥补其间关系，并为自己作出一些解释。
　　而且根据卜伟华先生的资料，此时支持撤销工作组的并不是少数，而是多数。
　　笔者认为，此手法同康生在《二月提纲》的做法是一模一样。康生在制定《二月提纲》的过程中并无反对意见，因为没有完全摸清楚毛泽东的底数。 　周恩来同样如此，在得到康生的密告之后，同样把自己摆在一个可进可退的稳坐钓鱼台的位置，也如一个押宝的赌徒，一手押红，一手押黑，不管是红是黑，他都保险取胜！一面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对刘少奇采取模棱两可的说法，不表态。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对工作组提出批评后，周又马上紧跟，率先表态拥护，接着主动对派工作组的问题作自我批评。相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周恩来的「跟进」是显而易见的。
　　周恩来在２４日凌晨就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周对周围的师生讲：「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
　随后的第二天，周恩来继续来看并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今天我很满意，很感谢你们，你们很守秩序。你们写了很多大字报，让我看了俩个小时。我从大字报中学习到不少东西。昨天看了两个小时，今天看了两个小时，你们懂得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比较、研究事情了。……我既来了，就要抓下去。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热烈鼓掌）不管你对革命认识有多少，多一些，少一些，或犯了一些错误，不要紧，只要你们革命。我也犯过一些路线错误，但是仍是做党的国家工作。
　　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看有没有错误，有了就要改。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精神力量就会变为物质力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工作就会搞好。
　　总之，一句话，只要革命，总会有前途的！（热烈鼓掌）
　　你们回家的都回来了，我就和你们在这里见面。你们还没早餐，我找个快捷方式，还是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非常有特色。第一个，周是第一个向学生表态支持学生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个，文革中一大特色，周恩来群众集会上挥臂指挥合声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此发端。在为毛泽东个人崇拜推波助澜时，周恩来可以说是独出心裁，表现得与众不同。周恩来没有象林彪那样编纂毛语录，而是通过更通俗更容易传播的音乐和舞台艺术，和广大老百姓打成一片。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对于过去一个半月的形势做了讲话。
　　首先，周恩来把主要责任推到被撤职的领导上面：
「同志们、同学们：
　　在北京，过去旧的北京市委，旧高教部的领导，旧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都犯了严重的，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黑线性的错误。这就是一种罪行了，不单是普通的错误喽！」
　　其次，周恩来对于工作组做了解释：「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刚才小平同志讲了，也有的工作组是好的，但工作组大多数同志主观上是好的，主观上不是想这样做，但他们的工作方法是老一套，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尽管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但是效果就是这样冷冷清清，或造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学校和学校的联系也隔开了，那势必就冷冷清清了。这套方法完全不适合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师生的革命运动的要求。」
　　周恩来还对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作了传达，例如成立的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小组。
　　周恩来对于新生的中央文革小组特意提出表扬：「我们中央的同志，首先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陶铸同志和其它同志到群众中去，他们去体验，我们现在跟着去学习。」
　　最后，周恩来表态：「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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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积极支持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由邓小平主持，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９日至１２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的。 　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陈伯达担任组长，而陈伯达顺势提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 　但是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是默默无闻的。
　　文革小组的首次亮相，是周恩来精心策划的。７月９日，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宴祝贺会议成功，并与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宴会前会见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事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通知穆欣，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的事。 
　　为了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毛泽东在７月２４日发话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７月２７日晚，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时称：「今天我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所有成员都到北师大来，跟着你们学习文化革命的经验。……好多同志写条子来，要我们介绍文革小组的同志，我执行这一指示：组长陈伯达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康生在介绍江青时，首次将江青称为「第一副组长」。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 　通讯中说：「有１，５００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它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
　　８月３１日，毛泽东以乘敞蓬汽车绕行天安门广场后再开大会的方式，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据新华社消息，毛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新华社电讯首次公开称江青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对于这个非驴非马的中央文革小组，从开始亮相到结束，周恩来都给以了大量的支持和合作，详述见专题部分《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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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毛的大字报张目

　　工作组是撤了，通知也发了，但是一系列的问题还需要解决，第一是要使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决定需要通过党的中央全会正式追认，其次要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展扫清障碍。
　　７月２７日至３０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期间，周恩来分别约邓小平、陶铸两次谈话，与康生谈一次。８月１日，按照毛泽东意见，周恩来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 　为什么是周恩来处理清华大学？众所周知，清华在一定程度上是刘少奇的代名词，这种安排是一种政治上的考察。周恩来处理清华的「用心」就是对毛泽东的忠诚，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是同自己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导致毛泽东决定写大字报的主要诱因是８月４日毛同刘少奇的激烈争论。毛泽东指责刘少奇的罪状之一就是：「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镇压学生的主要材料之一就是蒯大富遭到打击。
　　８月１日凌晨和晚上，周恩来分别找蒯大富谈话。 　蒯大富向周恩来详细论述了清华的情况，主要就是告了工作组的状。蒯大富回忆说周恩来在听取汇报时不让一起来的贺鹏飞进来，而贺鹏飞之所以要进来就是「怕我(指蒯大富)告工作组的状」。 　蒯大富在接受田炳信采访时表示：「你们注意啊，这天是１９６６年的７月３１日。８月５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就出来了，给刘少奇以致命的打击。所以我想起来啊，有点对不起刘少奇。」 　蒯大富的告状，为毛泽东的大字报提供了炮弹，也成了毛整刘的利器，而穿针引线的则是周恩来。
　　同时，周恩来找王光美谈话，叫王光美准备去清华大学工作组参加总结和检查。周恩来告诉王光美：「你检查时不要牵连别人。」王光美后来说：意思是不要牵连少奇同志和其它中央同志。 　然而王光美在清华就是代表刘少奇，王光美做检讨，怎么可能不牵涉到刘少奇？据知情人讲，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王光美连邓颖超的手都没有握，很是尴尬。
　　８月５日毛写了大字报之后，并没有立即公布。但是周恩来是第一个看到大字报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是毛与之商讨的唯一的一位。同日，周恩来按照毛的旨意打电话给刘，要刘不要再见外国人，也不要再公开露面。 　毛泽东把底透给了周恩来。据当年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廖汉生回忆：「一天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旁边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海、空军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打招呼会散了，周总理又向各省、市第一把手打招呼。」 　可见此时的周恩来远比林彪重要的多。事实上，根据张爱萍在讨论《历史决议》时的谈话，毛泽东早就写好此大字报，当时并没有拿出来。根据历史的发展则表明，毛是同周恩来商讨之后才决定拿出来，幷且由周恩来出面做先行工作。
　　关于毛泽东何时写大字报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但是无论那种情况，周恩来都起到了其它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林彪在内所不能比拟的作用。这从中也折射出周恩来地位的升迁，自然是大力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获得的丰厚回报之一。
　　就在５日晚上，周恩来约各元帅（包括贺龙）谈话，谈了三个多小时。 　周恩来此举，明显是在向各元帅交底，实际上就是先行为毛的大字报做工作，打预防针。吴法宪回忆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据笔者考证实为６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周恩来向各位元帅交底只会比同吴法宪等人交的更深。
　　根据上述资料表明，实际上毛写完大字报后，告诉了周。但是在向大会传达之前，需要预先做好工作。此工作是由周恩来完成的，主要是两个方面。周恩来先在５日晚做元帅的工作，继而在６日做了更多军队高级将领的工作，然后是各省市一把手的工作。从中也看出毛泽东的倚重力量是军队。
　　如前述，文革的打击对象不仅是刘少奇，而且有周恩来。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这包括周恩来。 　中共的党内斗争就是如此，你自己检讨还不行，你要揭发别人，你要对别人落井下石，你才能过关。此时，周恩来就处在这么一个关头。
　　周恩来在８月５日和２２日两次在清华大学讲话。 　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周恩来讲：「对蒯大富、刘泉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的，平反的。」
　　对于工作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两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首创精神。同学们，他们有大无畏的精神！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阻碍革命运动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可以？如果工作组阻碍运动的发展，压制群众运动，甚至镇压群众，那就有权利把他们赶走。学校革命的主人，很清楚，是革命的学生，教职员工。而工作组来了，如果起个战士的作用，那还许可，可是我们在工作组派来后，又加了一些限制，生怕群众运动搞乱了！」
　　周恩来同时强调：「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２２日，周恩来再次讲：「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是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现在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会很快地在全国点起来。那么今天来到北京的西安的、兰州的、南京的、长春的、哈尔滨的、天津的、上海的、贵州的等等各地的许多同学，都把这个火接回去了，所以相信他们也能和你们一样，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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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际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

　　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周恩来主持的。王力回忆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主席下决心换接班人。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总理主持。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总理批了，没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换下来，是全会前夕就定了的，选举只是个形式。全会公报是早就写好的。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是实际上会议的组织者。实际上，没有周恩来的鼎力相助，这次全会是开不起来了的。
　　全会公报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７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此公报除了大力吹捧毛泽东之外，还大力吹捧了林彪：「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王力在回忆时讲：「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我当时的印象很深：第一个为何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没有刘少奇；第二主席后边即是林彪；第三初稿上写上了刘少奇的一段话，给勾了。」 　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呼之欲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宣告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但是林彪还像往常一样请了病假呆在大连。毛泽东决定让林彪取代刘少奇，让汪东兴几次打电话催林彪马上回北京，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但是林彪知道，「虎背」是不能「骑」上去，骑上去就下不来了，推辞再三，而且正式写了请假的书面报告。 　８月４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激烈争吵。当天，毛泽东再次让秘书打电话给林彪，林彪还是推却身体不好，不能出席。 　据说从全会一开始，接林彪进京的专机就一直停在大连，但是林彪就是不上机。毛泽东大怒，你林彪不来，不配合，停会，林彪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复会。 
　　这个时候周恩来再一次出面劝说。周恩来打电话给林彪，我现在处境很困难，你不来，我就更不好办。 　文革之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认为自己并无这个能力，于是推脱。周恩来找陈伯达谈话，陈伯达推荐康生，康生既有原来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工作经验，也有这个能力，更有在延安整风的领导经验，但是康生却不能做「刘盆子」。陈伯达推辞多次，但是周恩来最后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嘛？」 　同样，林彪出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不得不来。
　　林彪的威望在当时确实很高。树立林彪为接班人，不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陈云在建国之初就同高岗谈起并提出林彪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邓力群更是回忆说自建国后就认为刘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当接班人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然而林彪接替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的提名，却是由周恩来揣摩毛泽东的旨意而提出。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秋天告诉吴法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对准刘少奇。毛泽东问周恩来「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晚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第二天上午派专机去大连接林彪回京。周还特别交代说「要绝对保密。这件事，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能告诉任何人。」当接林彪的专机抵达机场飞机滑行到机场在跑道一头停下时，周恩来立即登机面见林彪，汪东兴代表毛泽东也赶到机场。三人在机舱内部谈了三十多分钟。但是林彪出来的时候，脸色阴沉，吴法宪本来想上前说几句，但是却吓跑了。 　而根据当时参加讨论《历史决议》的刘澜涛的发言，毛泽东当时确实没有提及邓小平。刘澜涛说：
　　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时，接北京电话，说罗瑞卿同志跳楼重伤，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同志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就宣布继续开会，当时我深感寒心。到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首先炮打刘少奇同志，毛主席亲自说，我对少奇同志观察了２１年，现在完全失望了。请周恩来告林彪（当时在旅大）尽快来京。
　　原来，当毛泽东在８月４日下午和刘少奇当面翻脸之后，决定换马。周恩来对毛泽东提携林彪的想法心领神会，积极推荐林彪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领导人。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录，当时的副主席名单是林周二人，但是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以突出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亦有资料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代替邓小平接见兄弟党时表示，接见时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而不用中央副主席的名义。 　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多次公开自豪地提及这件事，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但是林彪知道接班人是「烫手山药」，极其免强为难。但是当毛泽东对林彪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应该有个登台演说才好啊！」实际上林彪知道这是毛泽东要他表态，攻击刘少奇等，林彪以不明就里为由推辞不干。周恩来表示可以找别人代写。于是周恩来找雷英夫谈话，要其为林彪准备讲稿。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除了吹捧毛之外，还吹捧了林。 　据知情人告之，是周恩来出面向全会提议林彪为接班人，并当场表示：(林彪)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一贯忠于毛主席，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周恩来还表示：「我们党，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帅。今后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由主席和林彪同志来决定，其它人都是做具体工作的。」此类的话，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重复。
　　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使其合法化，而且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说：「（这次）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完全失去了抵制和纠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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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林彪诬陷刘少奇的真相

　　在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时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特别法庭判决书亦确认：「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 
　　此材料主要指责刘少奇（１）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２）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３）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４）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５）思想作风恶劣；(６)攻击养病的老同志。 
　　众所周知，自１９６２年以后，林彪基本上闭门不出，怎么会有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叶群又是如何才能口授？事实上证明，林彪除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收集或者转送其手下将领对罗瑞卿等人的揭发材料之外，自己从未写过或者让叶群口述过对于被打倒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揭发材料。而且雷送刘少奇的材料是在８月１４日，为什么相距不到半个月，又因「８?２５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职查办呢？余汝信先生认为：让刘少奇靠边站，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报过程中，林彪只不过扮演了一位中间人的角色。林彪将雷的材料送到毛处之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刘的靠边站已属必然，雷的材料对此过程并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为林的一种政治表态。而「８?２５事件」突然发生，林彪一旦要在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之间作出抉择，他无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后者，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还有「功劳」。 
　　「四人帮」倒台之后，雷英夫到处向人诉苦，当年的那份报告是被别人逼出来的。 
　　１９８１年春，雷英夫经总政批准解除隔离。夏天，雷在青岛疗养后回京路过济南时，有人请他吃饭，雷说：「我是受冤枉的，军委要派人给我平反，我揭发刘少奇是周总理叫我揭发的」。还说：「现在院里将取消教育长，训练部设部长，回去要我当训练部长。」 　雷英夫还说：（当初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准了，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也知道。」 
　　真相大白。以雷英夫的身份，既不是中央委员，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尚未透露，雷何来如此大胆，何来如此知情？背后有周恩来这颗大树，自然知晓一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非完全不知情。当然，毛也不会让他完全知情；他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有可能不完全清楚，所以他要时时处处揣摩毛的意思；对「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准备，但周肯定不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他是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支持这种努力充分体现在号召「保持晚节」、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支持（红卫兵、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后来的造反派等）上。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稳固的，而是处于随时可倒的状态，直到陶铸倒台才站稳了脚。周恩来在这段时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赖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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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下大乱：成为真正的「总管家」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尽管还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被排出权力核心之外。周恩来的党内排名没变，但实际权力有所增加。不过这并不表明周恩来的地位完全巩固。根据毛泽东的「层层剥笋」政策，在剥掉了刘少奇之后，下一层会是谁？周恩来会在下一层被剥去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随时有可能将周卷下台。这一点可以从周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从陶铸的起伏过程中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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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的困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通知》，是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然后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按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针起草，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内容全是毛泽东亲笔写成。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书可知，毛泽东在反复修改这一文件中，曾先后将文件稿批给江青、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等，却从未批给林彪。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个文件时，是全体到会者都毫无异议地表示同意的。 
 
　　但是周恩来毕竟不是毛泽东在线或者称之为「毛派」的人，文革，就是要清算一线的错误，清算建国以来１７年的问题，周恩来也是被清算之列。
　　在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恩来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陆定一在讨论《历史决议》时也指出毛泽东是要把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打算解决的。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恩来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 
　　王保春和王文耀（二人均为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颖超亲自写信给刘叔宴（陈伯达的夫人）并登门拜访，原因则是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且批的很重。于是邓就求救于自己的老部下，希望刘能促使陈伯达从中调和。在毛泽东批周之后，许多应该由国务院处理的行政文件，国务院各部的生产、业务报告，都经中央办公厅转到陈伯达办公室。陈伯达不同意这样做：「怎么能这样？这些文件不能接，要由总理处理。」 　陈伯达的政治预见能力可见一般。
　　作为替代，毛泽东准备安排邓小平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项目组；启用陶铸接手周恩来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铸除分管中宣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笔者注：关于陶铸参加军委工作，并不确实）。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陶铸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泽东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是林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二个星期左右），中央日常工作才由周恩来再次负责。 　
　　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由周恩来修改由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送毛泽东审阅。《规定》提出：中央局书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或第一副主任、委员会主任，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党组（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议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常委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 　周恩来的名字全然不见其中，可见毛泽东要重用的人当中，周恩来已经不在其列或者实际权力大为缩减。
　　从邓小平的分工，以及陶铸所分管的部，以及此《干部任免通知》所规定，周恩来基本上已经被架空。如果不是林彪抽身而退，周恩来就只有一个外交部可以主管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后，就成为毛泽东手中强大的利器，周恩来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是非常重视和合作的，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没有冲突。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０日之间，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在京召开。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等二十多人参加。蒯大富、王大宾说：文革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责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下来」；还提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张春桥把这类发言上报毛泽东，并向江青和陈伯达汇报，反映了有人说周恩来搞折中主义，是八级泥瓦匠。江青在汇报会上说：「小将们讲的对，周总理就是搞折中主义，一贯如此。」 
　　随后在１０月份，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解决８、９月间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和陶铸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 
　　１０月３１日，７千多人在北京体育馆集会纪念鲁迅逝世３０周年，姚文元在会上作了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讲话。姚文元说：「他多次批判过『唯无是非观』，主张革命的战士应当旗帜鲜明，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他最憎恶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他曾经这样淋漓尽致地刻划过这类『正人君子』的丑态：『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他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一文中，无情地勾出了那种自称『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的丑恶鬼脸，指出『蒙蔽是不能长久的』。这真是对于今天某些自命『超然』『公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绝妙的画像。」 
　　《红旗》杂志在同日的社论中亦指责：「在两军对垒中那种貌似『公允』、『公正』的『和事佬』，那种所谓『不偏不倚』的『骑墙派』」，「『调和』、『折中』就是混淆黑白，为虎作伥。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划到修正主义的泥坑。」「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行调和、折中，这实际上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然而实际上的周恩来并不是如此右，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是一直左。自从周恩来提出陈毅代替他出国未成之后，周对于发动文革是积极响应的，而且为了揣摩毛泽东的想法，表现的比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还要左。更为深层的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例如「伍豪事件」、周恩来在苏区时同毛泽东的关系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的表现，这些就如紧箍咒一般牢牢的套在周恩来的头上。由此而造成的心理负荷和内心的恐惧恰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表白要保住晚节、紧跟毛走的重要内在原因。由此周恩来必需表现的比别人更「革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自己是永远跟着毛主席走的人。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周恩来才能够给自己宽心。这也是解释周恩来对待孙维世等关系密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属的「大义灭亲」。而这种「大义灭亲」能体现自己是革命的最有力的行动之一。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曾经跟随他长期工作的下属或者同僚也是丝毫不仁慈，例如潘梓年等人。同时也就解释了周恩来为什么会对中央所定性的坏人加以毫不留情的迫害或者对他们所受到的惨无人道的待遇熟视无睹。
　　１９６６年６月份，周恩来指示干部要引火上身。随后不久，毛泽东提议所有干部都要在运动中表演一下。于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上，搞出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会议纪要。周恩来阅后，批示到：「我看这个文件很好，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关锋在此文件上批：「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我是不同意提出干部都火烧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和王力五人联名对此文件表示了异议。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退文革小组。 　周恩来在指导外交部的造反派运动时，一再指示矛头要向上，但是这矛头确是不能对准陈毅、周恩来的。 
　　中央文革倒周的行动，完全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如果毛泽东不点头，无人敢对周恩来做出实际行动甚至动这个念头。后来把周恩来赞同文革的发动说成是说了违心的话，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坚决的斗争，抵制了文革的发动等都是站不住脚的。 　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完全是即斗争又联合，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共同把文革发动起来并推向高潮。
　　周恩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邓小平出局、陶铸倒台而站稳了脚，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更是让毛离不开周。但是「九大」以后，林彪又自己跳了出来，所以周恩来才得以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以后毛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行动还没有开花结果，周恩来就离开人世，自己在生前终于没有被打倒。这可以说是幸运的。但是如果离开周恩来，毛泽东的文革能发动起来吗？ 
　　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不是不知情，而是对于毛泽东的部署率先带头表示支持，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周恩来自身的地位，「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观点，对于为数不少的干部无疑敲响了警钟，只有顺从毛泽东的旨意，不可违背，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消除了重大阻力。 　即使如此，针对周恩来的打倒行动，时起时伏，周恩来后来说：文革让他少活十年！ 　这是大实话。
　　従以上史实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出于实用的目的，对周恩来在文革发动的战略中的配合给以了充分的信任，包括与之商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实际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商讨决定政治局常委名单等事情，但是随之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想法有过短暂的起伏。可是这种起伏随着时局的变化很快就消失，等到毛泽东重新想整肃周恩来则是「九大」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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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林、邓的矛盾而避过锋芒
　　
　　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人事布局中可以看出用林彪、邓小平、陶铸「三驾马车」代替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苗头。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小平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泽东有些疏远，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来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泽东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小平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泽东「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小平的排名比后来的高。 　而邓小平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 
　　作为中发〔６６〕２６７号附件二的大事记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看出，前者隐晦了邓小平在《二月提纲》中的责任，后者还表扬了邓。 　邓小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还分管中联部、中调部等，其中更重要的是邓继续担任「彭、罗、陆、杨项目审查委员会」主任，而原来这个一开始是周恩来负责的。所有这一切表明，毛泽东是要留下邓小平幷且是委以重任的。
　　然而，由于林彪所持的与邓小平「势不两立」的态度，由于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采取的「避其锋芒」的态度，又由于邓小平对刘少奇未能「反戈一击」的态度，使毛泽东的这个初衷未能实现。 　这也就是毛泽东常说的「形势比人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本来是要批刘少奇的，而林彪和江青却认为主要的危险不是刘，刘已经被「一张大字报」打倒，现在主要危险是邓。林彪批判邓小平同自己争战功，把邓小平同彭真、吴晗和北京市委问题等捆绑相连，指责邓小平和吴晗打的是「政治扑克」，是敌我矛盾。 　除了林彪之外，谢富治等也指责了邓小平。 　不为人所知的是，周恩来也指责了邓。根据孙万国先生的采访，一位国内党史专家说，在文革之初，周恩来不仅攻击了邓小平，而且在邓小平倒台一事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文革结束，邓小平在非常小的圈子里对于周恩来是非常刻薄、批评有加的。 
　　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安排和布局。据说邓与十帅中的九帅关系都很好，唯独从不与林来往。邓小平回忆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让我和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可以这么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毛泽东要邓小平「跟林彪搞好关系」，林彪、邓小平共处为其最重要的布局。王力说，但是林彪把邓批成那个样子，两人就无法共事了。邓对康生说，因为把我提成敌我矛盾，我没法工作了，常委分配我的工作，由康老管吧！ 　
　　８月份，邓小平还在人民大学等地方公开讲话，指导文革。 　１０月份的中共中央会议开始，邓小平还做了关于文革开展以来形势的报告。 　但是经毛泽东审定的陈伯达讲话稿公开将刘、邓并提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 　陈伯达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就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开来。鉴于这种形势，毛泽东不得不让邓小平检讨。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负责的党务工作由周恩来暂时担当。其后林彪曾短暂地主持过中央工作，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其它原因，不再主持，最终由周恩来负责党、政两方面的事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在众多人包括周恩来指责邓的局面下，邓小平显然无法继续工作。陶铸也无法很快接手周恩来这两个摊子的，于是周恩来也就不可能很快地被排除。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则采取了「冷藏」的办法，以备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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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陶铸倒台而不可或缺

　　文革以前陶铸就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不喜欢北京的空气，就四处巡游。毛泽东最爱去的地方就有柯庆施主管的华东、陶铸主管的广东、湖北、李井泉主管的四川等地。代替陆定一的陶铸为吹捧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的。 
　　陶铸在调到中央以后的工作，对于文革初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积极响应并支持的，毛泽东也是满意的，这就有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升到排名第四的结果。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开始对陶铸不满。
　　首先，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象毛泽东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猛烈开火。从陶铸的角度来看，也许是由于在「高饶事件」中因为反对过刘少奇而犯错误的教训，所以有些踌躇不前。对此，毛泽东当时虽有不满但尚未计较，仍然重用陶铸。
　　８月、９月，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主要是周恩来和陶铸两人在管，毛泽东后来表示过对两人这段时间工作的不满。王力说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就是批评周恩来和陶铸的。 
　　９月２１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天津市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去世，５０万人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毛泽东批评到：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１０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陶铸的秘书马恩成回忆：「这次会上我没有见到陶铸，在简报上也没有看到他发言。会议快结束时，陶的秘书张汉青来看我和薛光军，并问了我们会议的情况和中南局机关的情况。我问他，为什么未见陶铸同志发言？张说：陶铸最后有一个书面发言，可能交得晚了，来不及印出。对此，我不便再多问，但已感觉到陶铸可能左右为难，处境不妙。」 　陶铸仍然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搞文革，反对在农村工矿企业深化文革，连续搞了几个社论和指示，所有这些，虽然毛泽东画了圈，但是正如王力认为：毛泽东内心是不满意的，这些同毛泽东的文革思维是背道而驰的。 
　　在会议期间，甘肃的胡继宗（原湖南省委常务书记，陶铸的下级干部）提醒陶铸：伴君如伴虎呀。 
　　这时毛泽东认为陶铸留在中央已经不合适了，让他和谭震林到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但是谭震林说工作忙，又受到冲击，不能成行。毛泽东就让陶铸自己一个人下去。但是陶铸也留在中央不走！ 　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打倒陶铸。但是随后而来的几件事却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
　　１１月１０日「安亭事件」发生，张春桥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做出了「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肯定结论。而陶铸的态度则是大相径庭。陶铸就在王洪文率众卧轨的前夕，主持讨论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其目的正如陶铸所说：就是要把他们（上海的潘国平、王洪文等）压下去，写这社论把他们压下去。 
　　１１月２７日，江青指使关锋、戚本禹列举了陶铸七大罪状，指责陶铸实际上仍在执行「刘邓路线」，更为严重的是，此报告断言陶铸同毛泽东提倡的「炮打司令部」唱对台戏。 
　　１１月２８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它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而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 　很明显，陶铸不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也不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
　　接着，毛泽东决定要陶铸在１２月６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检讨，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表态要陶铸检讨，实际上就是批斗。 
　　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在以借过生日为名，实际是向其亲信路线交底。毛泽东明确说道：「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是陶铸的原话。 　对于「不识相」的只能打倒。正如王力所回忆到：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这个会于１２月底在怀仁堂召开，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就是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 　王力的回忆、和曾志的回忆都说在这次生活会是一边倒地批评陶铸，只有李富春说要不让陶铸回中南算了。王力还回忆了一个细节：毛泽东曾说，希望你们能开个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最后一次和陶铸谈话，毛泽东再次批评陶铸：「你怎么还不下去？」 　陶铸不明就里，以为毛泽东还在保自己。会见以后，立即将谈话内容通报了周恩来和林彪。
　　周恩来当即作出了布置，说：「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林彪则说了「你呀，现在就被动」和「要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 
　　然而这些都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决定要打倒陶铸，只是还在考虑打倒的时间和方式。
　　１２月３０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不知得到什么暗示，「突然狂放起来，强迫陶铸立即接见。」 　接见中，陶铸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这支造反队，接见中陈伯达、江青、康生表了态，随后「打倒陶铸」的消息传遍全国。 　至此，陶铸在毛泽东的文革人事布局中被剔除。
　　周恩来在陶铸被打倒的事件之中的作用相当微妙，至今很少有人提及。有记录说，陈伯达、江青宣布打倒陶铸的时候，周恩来、王力也在场。 　王力则表述得较为含糊，说在场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我，还有别人。」 
　　周恩来本人的解释则是：「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正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早在１０月１８日，周恩来就和陶铸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操作不同。当时，预定的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红卫兵。但是陶铸主管的宣传部在１７日废除了１６日为这次接见拟定的「标语口号」，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后者删去了一些过长的文字，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首都三司」立即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了「首都三司」的意见。 
　　在１２月６日批评陶铸的会议上，周恩来批评陶铸讲过「怀疑一切」。 　事实上，周恩来不仅在这次会议上，而且在陶铸倒台之前、之后都有在公开场合及私下里对「怀疑一切」的说法表示过不满。周恩来说：「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周恩来曾经对陈伯达说：「陶铸这样讲，我就不好开展工作了。」 　周恩来的意思很明显，陶铸的怀疑一切，有火烧到自己头上的危险。
　　同样是在这次会上，周恩来让陶铸作了自己的「挡箭牌」。会前，在毛泽东否定了由谷牧等人搞的「十五条」的情况下，谷牧不知情，仍然搞了个汇报提纲。陶铸知道毛泽东态度，但是没有制止。周恩来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提纲，也没有制止，而且周恩来是知道底细的。 　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决定借此批斗有关人员，除了谷牧之外，还有周恩来和陶铸是涉案人员。在这次会议上，陶铸一个人顶下了所有责任。正如高文谦所述，周恩来在此事上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 
　　在《工矿十条》下发之后，毛委托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陶铸，林彪说有病推辞不干，于是由周恩来主持。 
　　在１月４日凌晨，周恩来同陶铸谈话。虽然周恩来自己对陶铸说他自己并没有听到陈伯达江青康生的讲话，但是根据上文王力的回忆则表明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场」，而当时的传单则表明周恩来是在现场。 　且不论周恩来听到与否，周恩来是和江等人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代表中央同陶铸谈话的。作为中央代表同要倒霉的「当事人」谈话，周恩来是多次扮演此种角色。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贺龙后来则是「陶铸翻版」而已。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周恩来在５日的谈话，说明周恩来同陶铸谈话之前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也没有经过党中央讨论，仅是自己根据自己掌握的底牌同陶谈话！ 
　　陶铸倒台之后，周恩来曾经如此表白过：「（陈伯达）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那些是执行主席路线的。他不仅观察到刘邓，而且观察到陶铸。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也推荐了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 
　　「打倒陶铸」原本不在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之中，不仅如此，毛泽东原本还打算重用陶铸。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陶铸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冲突不断。陶铸在某些事情上的做法，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陶铸已经成了继续深入发动文革的「绊脚石」，必须加以整肃。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更能够让毛泽东和江青所接受。同时，在林彪、周恩来与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压力下，邓小平不得不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出局。这个时候，以陶铸代替周恩来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毛泽东以林彪、邓小平、陶铸的三架马车代替刘、周系统的打算未能实现。
　　陶铸对于「文化大革命」言行、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态度都令毛泽东日益不满。相比之下，周恩来对于「文化大革命」则是更顺从毛的旨意，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采取更加「忍让」的态度。局势的发展、两人各自的表现，终于导致了陶铸的「倒台」和周恩来的「保全」。
　　陶铸倒台使周恩来的作用暂时更为重要，地位暂时更为巩固。周恩来的作用也就更加无人可替。周恩来暂时站住了脚跟。陶铸实际上给周恩来作了「挡箭牌」，让周恩来得以继续留在文革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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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终于成了「总管家」

　　陶铸倒台后，周恩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总管家」。 
　　周恩来在建国以后，虽然处在中共权力核心之内，但是并不是最主要的核心。除了毛之外，刘少奇也处在周的头上。１９５６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成立，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更是沦为其执行机构。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记载，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其间为例，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多达６０余次，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才１０次左右。周恩来更是多次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情况，而大政方针需要由中央书记处作出。
　　１９５９年５月１６日，周恩来为了解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以便给６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约各副总理谈话，建议在２０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的重点地区去视察，６月１５日左右回京。次日，周恩来就此事写信给邓小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明「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经济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除此以外，对市场供应，农业生产等问题也就近进行一些了解」。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周恩来批评《人民日报》１１月１６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的１月到１０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的材料中，报道这十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１９５８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九，是严重违反中央的规定，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周恩来指出：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字，一定要经过中央批准才能发表。要求接受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把工作做好。并要吴冷西回去宣布凡是全国性的数字现在一律不发表，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再说。什么时候公布、如何公布都要经过李富春同志和中央书记处。 
　　这种局面一直到１９６５年下半年之前都没有什么大的改观，反而是彭真的地位的崛起，使得周恩来头上的「婆婆」更多了。 　也正如前述，连陆定一都敢不理会周恩来的意见。这一切到了毛泽东开始发动文革之后开始改变。
　　首先是在清除「彭罗陆杨」之中，周恩来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紧接着，在文革的正是发动到１９６６年年底的天下大乱时期，由于林彪的大撒手和陶铸的出局，周恩来成了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主要助手。其内含主要有二，其一就是周恩来出色的组织、工作能力，这也是大陆党史界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地方。例如周恩来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仅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 　毛泽东接见八次红卫兵的壮举也是周恩来一手组织操作的；其次，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面之一，就是中央项目组为主的迫害各级干部及普通百姓的行为，而主管中央项目组的正是周恩来。而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能力恰恰是官方一直所不予承认甚至羞于提及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清除的「阶级敌人」，也是周恩来要执行的任务。纵观周恩来的这两方面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周恩来的生存。（此部分请读者参阅专题部分《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一文）
　　随着１９６７年全国全面夺权的展开，周恩来才真正成为具有实际意义上的全国的「总管家」。在这点上，毛泽东是从组织上作出了保证的，那就是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代替中央书记处处理各方事务。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书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他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杨成武后来也这样回忆：「林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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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军管的过程中大显身手

　　自文革兴起，一些重要单位如监狱、物资仓库等自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到了１９６７年，夺权导致的派系斗争以及武斗，甚至是在１９６６年的大串联，诸般等等，导致天下大乱。相比之下，军队情况则好的多。此种情况下，军管则成了能够维持秩序、保证国家基础保障供应的的唯一办法。到１９６９年开「九大」以前，军管遍及全国，上至国务院各部委下至县政部门，甚至出现一部分军队管制另一部分军队的奇特现象。
　　而各单位的军管，大部分是周恩来在其主持的文革碰头会上提出并报毛泽东批准、或者由毛泽东作出具体军管单位批示后由周恩来而非林彪执行具体操作执行。 　
　　以下是公安、铁路、交通、邮电等系统实行军管的实例。

１．公安系统的军管

　　周恩来在工人体育场会见外地在京革命造反团体时表示：「我们要像上海工人警告的那样防止接管风。革命靠自己，每个工厂、单位，都应提高革命造反派，把力量组织起来，监督他们认真抓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躲在后面，叫我们上当。」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下午５时，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后到公安部报喜。谢富治给以热烈支持。 
　　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表示：「现在政法公社宣布市公安局夺权，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要帮助他们搞好这一工作，这个工作很复杂、繁重。条件成熟的要夺权，不成熟的就监督嘛。」 　同时周恩来表示：「北京市公安局夺权了。夺权以后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中央文革是会帮助你们研究的。」 
　　１月２６日，周恩来同样对《政法公社》的夺权大为赞赏：「夺权要由联合到大联合，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单位援助为辅。自己解放自己。当然也有特殊的，内部力量差，外部力量强，去煽风点火，机会成熟了，不夺又不成，不夺可能被右派夺了，那就夺。比如公安局的夺权，《政法公社》的同志长期蹲在那里，逐步培养局内的造反派，夺了权。」 
　　而对于这一历史情况，诸多文章则明显是混淆事实。例如万迪宏在《谢富治沉浮录》一文中如此描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励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１２月３１日，他与周恩来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当时，周恩来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谢富治竟然会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且不说周恩来根本不会在大庭广众之前对谢富治如此否定，显然作者对此点是毫无背景知识所致，从以上事实来看，周恩来、谢富治等对于公安局军管一事毫无异议。
　　余汝信先生则根据档案材料研究认为：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后，对于公安系统是否能夺权，中央领导层曾持肯定态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接踵而来，难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提出不能由单一组织接管，引发争议，双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让。为不让对方占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干脆让军队接管算了。经谢富治请示周恩来，决定军管，于２月１１日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实行军管。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对京、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次日，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２月１１日发出。１９６７年９月６日周恩来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同月２７日，周恩来在第四次接见广州地区赴京各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公安部门在业务上不能分派别。现在公安机关瘫痪，派别很多，我们必须实行军管。机场、铁路、仓库、码头，港口等都要实行军管，不容许侵犯。
　　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１０日，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报送林彪转毛泽东审批。此前，在修改该决定时加写：「各地公、检、法机关是专政工具之一。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实行后，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不再到公安机关进行串连，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也不要再参加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接系统的大联合和代表会，而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和业务工作。」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１２６人（以军队４１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２月７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１０１人，逮捕２２人，群众看管７９人，其中包括７个副部长级干部。７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１９６７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１９６８年３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１５０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１月１９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１１个厅、局合并为５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１２００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对这两个报告，周恩来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的军代表和公安部业务领导小组即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上报《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报告称，撤销高检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其工作终止。高法准备留二三十人（一半为军队干部，一半从原来的干部中评选）负责审核重大案件。公安部除留下原来的四十几个科以下干部外，再加上军队干部共留百人左右。其余精简下来的二千四百多名干部于明年２月春耕前，分别下放到佳木斯（公安部、内务部）、湖北沙市（内务部）、湖北沙洋（高检、高法、公安部一部分）三个农场。农场的所有制和领导关系都隶属于当地革命委员会。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批示「拟予同意」，毛泽东批示「照办」。 

２．铁路、交通系统的军管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周恩来提议，旨在着重讨论军队支持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三支两军」问题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在京召开。
　　周恩来在３月１３日讲：「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和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是由上海推动起来的。夺权斗争的发展虽然不算很快，但也不算慢。但是在这个阶段中，不少地区（有一半），不少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有的革命组织转化了，有的两方都是革命派，但不联合，甚至争论不休，发展到武斗，当权派干部没有挺身而出，没有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线，这样就使当地的军事领导机关无从支持和参加革命的『三结合』夺权，这些单位陷于瘫痪状态，或者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或边防、沿海，或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或专政机构，或机密要害部门，或国防企业事业单位，国防工厂，仓库等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 
　　３月５日，齐齐哈尔铁路局所属昂昂溪车站，因引导员、扳道员在工作时间辩论争执，忘扳道岔，盲目接车，造成３８３次旅客列车与０２０次货物列车侧面冲突的重大事故。机车大破一台，货车损坏八辆，正线中断行车６小时１０分。 
　　铁路部门上报《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五千一百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二百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３月１５日，已发生行车事故三百二十六起，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纪律涣散，不听指挥；派别多（全局二百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需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３月１８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困难仍很大，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针对如此严峻形势，毛泽东在３月１９日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虽然毛泽东的批示是给林、周两人的，然而具体措施，则是周恩来落实，林彪参与的材料至今未见。
　　３月２１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里、谷牧立即研究拟出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当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 
　　次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交通、铁道、邮电三部群众组织代表共六十多人。周恩来在接见时称：「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三十三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一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分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现在是三月份，不能再耽搁了。原来二月份又等了一个月，刚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会有意见。总之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邮政先搞省会、直辖市，大的港口，至于地方还可根据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由谷牧同志负责。军管的目的是过渡的办法，还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 
　　３月２８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 　至１９６７年５月，铁路系统大部实行军管。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军管了十个，即齐齐哈尔、吉林、锦州、北京、呼和浩特、柳州、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昆明铁路局。五十一个铁路分局，军管了二十七个。 
　　但是对铁道部部机关军管的实施，延至５月中旬方得以落实。５月１９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临时业务监督小组（１月２９日成立）全体成员和部机关两派群众组织——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和联络总站的代表。针对有人提出要砸烂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周指出，联络总站造业务监督小组的反是错误的。周说：你们上纲太快了。现在我宣布铁道部实行军管。如果你们再来冲击，就按军管处理。 
　　５月３１日，周恩来接到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报告：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因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６８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时陆军第６８军军部驻江苏徐州市，负责徐州地区「三支两军」事宜）。中午，周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 
　　下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肖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开会，商定如下对策：（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二）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会后，周恩来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八份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于５月３１日正式发布。《决定》共八条，其中第一、四条称：「一、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任命苏静为军管会主任，杨杰、朱互宁为副主任。」「四、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部属单位无论是否实行军管的，均受部军管会的领导；分散在各地的单位，同时受所在地革命委员会或军区的领导，但有关生产运输调度业务，必须服从部军管会的集中指挥。」 
　　６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６月５日，周恩来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文件之一，为《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６月１２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管。



第五章 二月逆流：协助毛成功地反击

　　陶铸特殊的倒台方式，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觉到「人人自危」，自然对江青产生怨言。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毛泽东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林彪对江青不满，林彪为稳定军队作出了一些行动。这些都使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感到了一些鼓舞。加上他们对于「革命已经革到自己头上」的不满和反弹，终于汇集成一股「二月逆流」。对于这种局面，毛泽东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成功地离间了林彪和其它副总理、老帅。因陶铸倒台而暂时稳住的周恩来，见风使舵，帮助毛遏制了这股「逆流」。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举取代了书记处，使毛的「文化大革命」继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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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月夺权


　　文革在１９６６年底继续向纵深处发展。周恩来在在１２月６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对于文革的发展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首先表示运动是「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剎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继而周恩来痛打落水狗：「刘邓路线不仅（笔者认为此处缺了个「是」字）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笔者注：在这里周恩来已经不再称刘、邓为同志。）」
　　在批判完刘刘邓之后，周恩来继续对原有的部分中央机关点名批评：「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
　　周恩来随后奌了一堆人的名字：「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
　　最后周恩来劝说大家要放弃抵触情绪，积极投入到文革当中：「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说：「我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联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同时，毛泽东表示「祝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 
　　这一切意味着在１９６７年，社会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涉及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果然，新年一过，党的第四位领导人陶铸便被打倒。
　　１９６７年１月４－６日，上海发生主要性质为夺权的「一月风暴」，继而北京的新市委造反派于１月１８日也在混乱中发生了夺权。
　　但是对于夺那些权，毛泽东在１月１６日表示：「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此话表明，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
　　对此，周恩来也多次明确表示只夺领导权不夺业务权。
　　但是，毛泽东随后改变了主意。毛泽东说：「不要分走资派与顽固派反动路线了，夺过来再说。」 　周恩来随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到现在多数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的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这是毛主席引用了《战国策》上的「触碧说赵太君」），要坚定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合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之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周恩来这个传达核心就是一条：不论什么权，包括业务权，先夺过来再说。 　另外关键的一条则是：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一月夺权之后必然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然而负责审批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即后来称之为革命委员会）则是国务院。这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么？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１０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省的文革由中央文革主导，但是省市委的日常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主导、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分片分工负责。
　　一月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随后而来的则是成立的「新政权」由谁来主导，这是产生「二月逆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照同一个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变化，则不难发现毛泽东早已经另有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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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文革小组的崛起

　　在中央文革成立之初，中央曾经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用江青的话说：「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 
　　但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得到毛泽东额外的赏识。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毛泽东只接待了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让刘少奇吃了个闭门羹。 　毛泽东在２４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联席会上对文革小组大加赞扬：「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同时，对工作组责骂一通。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还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全会不久，江青成为中央文革代理组长，列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
　　中央文革小组开始有自己的碰头会，由陈伯达召集。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矛盾重重，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 
　　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特别是在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运动也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和进行，主要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的精神来体现。文革小组的权力也随之延伸到基层。
　　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和继续深入开展文革的「利器」。
　　但是周恩来同时还主持中央碰头会。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４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由于两者因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合而为一自然是最妙不过。因而毛泽东否决周恩来的提议是意料之中。
　　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开始之后，新华社在１月１０日对此发了两篇热情洋溢的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另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电报起草之后，由周恩来主持通过了此贺电内容。笔者在此特意强调指出的是官方历史的「裁剪手法」。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在引用此手稿内容是特意删掉了「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一句，以造成读者既然是毛泽东批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么贺电内容也是由中央文革小组讨论通过的，从而为周恩来撇清。但是根据王力的回忆，此电是由周恩来主持讨论通过的。 
　　此贺电内容倒是无甚出奇之处。原本仅是「秘书班子」的中央文革小组却让国人惊诧，罕见的排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署名之后！王力回忆说，在贺电内容通过后，毛泽东到会，说署名要加中央文革小组。 　对于这个非同小可的举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承认：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其实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职能的根本转换，由一个参谋秘书机构变成一级行政机构，自此，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向各级党委或者行政单位下指示了！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后患无穷。「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也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心思摸的最透，指示领会的最深，执行的最坚决。
　　毛泽东指示起草贺电一事是在１０日早上５时，在当天周恩来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表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陈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笔者注：指的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住了目前的关键问题，保守派以新的形式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经济主义倾向。）。」 
　　周恩来执行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示非常坚决。以至毛泽东说：「这样不行」。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日（仅仅几天的时间！）说：「工交二十三个部门都夺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也都在夺。」 
　　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各地来电格式的通知，其中要求专电向中央请示，属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告中央文革小组；属于行政业务问题，可电告国务院。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种非正式的确认。 　《周恩来年谱》如此记载：「（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６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给各地的电报稿，通知今后来电应按问题性质分别发给有关部门，不要给个人来电。二十五日，嘱秘书向各自负责联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今后给中央写信或发电报，均应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规定执行。」 　此种记载，非常令人惊讶。既然表明周恩来亲自所拟电报稿，但是电报稿内容却忽略不提，纯属有意而为之！周恩来还亲自为此电再次打招呼给各级领导负责人，可见周为此电是十分的重视！然而仅仅因为电稿是抬高突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周恩来年谱》的作者们就丝毫不提及其内容。这正如宋永毅先生所评论：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此完全可以洞察编纂官史的作者们的用心良苦之处。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日（笔者注：王力回忆说是３日或者４日，穆欣则回忆说是２月初，笔者考证为５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反映：由于一些人被打倒，书记处的一些日常工作没有人抓。毛泽东回复到：「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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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对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意。
　　随后毛泽东借中央文革小组在２月４日关于「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批示发火：「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个指示？也不送给我看」虽然毛泽东认同这个批示的内容。毛泽东继续批评到：「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怎么行？」「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做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没有报告。」 
　　陶铸是在毛泽东默许下被打倒的，是由江青等在公共场合下公开的。陶铸的倒台是必然的，但是出局的形式却是出乎意料。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那么下一个将会是谁？相对于陶铸，毛泽东、林彪是暂时无需担心的。比陶铸地位更低的人则感到自危，甚至包括周恩来。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就曾经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寻求答案。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 　谭震林发牢骚：「这样一件大事，起码应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陈伯达有什么资格公开点陶铸的名，宣布陶铸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又怎能决定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这不是胡来吗？」 
　　于是有人提意见，像陶铸这样一个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是不合程序的。 　此例一开，中央文革就可以随意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再要打倒其它人就更不在话下。老同志们能不愤怒？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向毛泽东提出。 
　　对于这些「老家伙的愤怒」，毛泽东了如指掌。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现在机会来临，毛泽东借陶铸事件，趁机敲打下中央文革小组又把它送进「预期的位置」。
　　在２月６日的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毫无经验，没有领导过罢工，没有指挥过打仗和群众运动，只是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陈伯达对我是不接触、不谈心，就是送一点文件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对干部要宽大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住到我这里来。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态度，让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能够「上钩」，毛泽东特意在２月６日说：「今后，每周到我这里谈一次。在座的，再加上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关锋、戚本禹，不要另外搞三、四个常委的小组。平常我要多看些材料，一周一次会。日常工作总理多做一些。」 　此话一是回应周恩来关于碰头会的提议，最主要的还是给「老家伙」们壮胆。结果呢，这只证明是毛泽东「虚晃一枪」，给这些人一个「定心丸」：我对你们还是信任的，你们还是有闹的资本。
　　２月１０日，毛泽东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等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指打倒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只有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继续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１２日，毛泽东继续批评：「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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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毛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打倒陶铸的事件是中心话题，附带延伸了对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以后并没有为陶铸平反，这种批评，正如王年一评论：令人啼笑皆非。毛泽东不也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么？既然打倒错了，为什么不推翻这个打倒而让陶铸照旧工作呢？」 　但是却给还在位的革命家们一个回答：打倒陶铸本质上没有错，但是江青在程序上是搞错了的，以后就是要搞你们，也会通过组织程序，不会不明不白如陶铸一般。
　　再次，就是关于夺权中还要不要党的问题。
　　毛泽东在１月讲过：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批驳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党的领导还是要的。 　但是毛泽东传达夺权要先夺过来再说，这样就把这话否定了。现在毛泽东又重提还要党政军。这也是周恩来在２月１７日声称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的重要背景。 　其实在文革中「党」的领导的变化非常复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６６-１９８２）》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其次，在１０日批评完之后，毛泽东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但是毛泽东却「欲盖弥彰」：「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谈。」 　此话并非仅仅是为保护中央文革小组，以免批评之事流传于社会，造成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被动，于文革大局不利。而是要告诉「蠢蠢欲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批评文革小组是要封锁的，不想让你们知道，不给你们造成机会。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把戏。结果，叶剑英同老帅们通了气，李富春同几位副总理讲了。 　毛泽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火已经点起来了。 　而谭震林早就对江青不满，因而在知道毛泽东批评江青的消息后，备受鼓舞。 　但是「二月逆流」之后而作为通风报信的叶剑英、李富春却丝毫未损，反而作为正确一方批评帮助犯错误的一方。
　　２月１１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开始因为文革革到自己头上表示不满。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看到此种情况，周恩来发现攻击中央文革要成为会议的主题，于是匆匆地结束了会议，而使老帅们未能遂愿。「大闹怀仁堂」于是２月１６日才能再次上演。 
　　毛泽东在１２日继续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不能不说是继续「引蛇出洞」的高招。１２日的批评至关重要，因为２月份的第一次大闹已经上演。
　　１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毛泽东传》的作者们承认：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很快也知道了。 　他们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
　　毛泽东为了继续自己的「引蛇出洞」，公开造舆论。王力在２月１４日对《红旗》杂志通讯员传达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有的权夺来夺去，倒没有真正的夺权，有的夺了，并不能很好的巩固，带『长』字的都叫靠边站。有一个单位（是中央的）都是年轻人，一个带『长字』的都没有，不能夺权。现在流传着对司局长稍微靠近一点就叫『保』字派的说法，不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而从那一级出发，这样搞下去，我们要失败。」「对于军队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主席的领导下，是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军队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错了，但斗争的锋芒千万不能指向军队，军队中个别人是有错误的，但如果因军队个别人的错误而把矛头指向军队，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上当。」「把陶铸轰了之后，所有的副总理都要轰，甚至连文革小组也要轰，但是就没有发觉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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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恩来的反应

　　周恩来在１月４日凌晨同陶铸谈话。曾志的回忆非常清楚的表明，周恩来就是通知陶铸：你已经被软禁，不要离开家门一步！。 　根据事后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来看，周恩来这次谈话仅仅是同江青等人商讨过而非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对于自己的处境非常了解。一月份的混乱局势，特别是在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先夺权」之后，局势只能进一步恶化。对于因为陶铸非正常倒台方式而引起的老帅和副总理们的愤怒，周是了如指掌的。特别是一月份「大闹京西宾馆」之后，中央文革和老帅「副总理」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闹翻脸」的结果会置自己更加艰难的地步，因为文革实行的是「剥笋」政策。自己曾经亲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过。
　　因此，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亲自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文化大革命」的困难，不要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他们「戒慎恐惧」，遇事三思……周恩来嘱咐周家鼎亲自送给几位老同志看，一定交给本人，不要转手，阅后由本人签字带回。
　　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同志那里。这封信签名回来周恩来看过后，就被销毁了。 
　　周恩来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难道是怕引火上身？无论如何，从事后发展来看，周恩来这封信没有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也足以说明这些老帅当时也并不是对周恩来「言听计从」。周恩来对他们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高文谦在其《晚年周恩来中》说：在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时，周恩来知道事情闹得有些「出格」，特别是陈毅的发言和谭震林的拂袖而去，肯定会让中央文革一干人抓住把柄。他本人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脱不了干系。所以他采取主动，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为此毛派汪东兴前来听会，不过等汪赶来时，高潮已经过去。 
　　实际上，散会后，周恩来向汪东兴介绍了会议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然而，中共官方在编撰的有关周恩来的书时，多是故意把此事隐瞒。例如陈扬勇在其《苦撑危局：周恩来在１９６７》一书中引用谷牧的回忆：「这一次总理没有去，三天都没有去。」来为周恩来开脱，以证明周恩来保护这些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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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彪的被动

　　在１月份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一事，林彪是站在军队高级将领这边的。 　事后，林彪痛斥江青。吴法宪在其在回忆录中有专门一节谈及此事。原林办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一书里也印证了这场林彪与江青的冲突。 
　　１９６６年底，林彪同意以军委、总政的名义发电报给各大军区，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受到冲击时，第一书记可到军队来暂住，绝密档案亦可送到军队来保存。 　加上《军委八条命令》的出台，所有这些均使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受到了鼓舞，并且认为林彪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毛泽东此时「火上浇油」，特意同林彪拉开距离。
　　毛泽东在１０日斥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时还批评了林彪：「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同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王力回忆到，毛泽东是面对林彪讲这话的，是在批评林彪。 
　　毛泽东批评林彪，无意中会造成一种林彪也是受压制的如同老帅一般。
　　其实，林彪对于军队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林彪认为，军队应该独立，不应该掺合地方事务。早在１９６０底，林彪针对罗荣桓要求军队与地方政务挂钩的观点给以否定。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这并不符合林彪的本意。毛泽东特意批示到：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但是在稳定军队维护军队利益上，林彪和老帅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个就决定了林彪不可能置身度外。特别是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使得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林彪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员。林彪审时度势，并没有像上次因为「肖华事件」（即１月份的「大闹京西宾馆」）那样再次大骂江青。 
　　２月１６日大闹怀仁堂是整个「二月逆流」的高潮。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角之一。余怒未消的谭震林在１７日怀着满腔忿恨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党」、「真比武则天还凶」。而谭震林就此而被打倒，而且在以后召开的「九大」会上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也充分说明了把矛头对准江青的后果是严重的，也证明了笔者所持有的某人同江青的关系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其政治命运的观点是正确的，无论是谭震林，林彪还是周恩来。
　　谭震林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林彪的信任。
　　其实就在一次大闹之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在李富春家里相聚，谭震林就提议应该找林彪，而且认为林彪是和他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谭震林提议：「应该找林彪同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２月１７日，林彪收到此信，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还是什么都不说，而且要求保密。 　这无疑是在保护谭震林。１８日，江青携带王力到林彪处谈话。１９日凌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震怒」，林彪再也掩盖不下去。林彪这时候才把信转给毛泽东。 
　　知情人告之，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并不是只给林彪一个人的，而是谭震林一式两份，抬头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并且谭震林给林彪的信是在毛泽东开会决定整肃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才交出来，上写「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竟胡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这个和张云生的回忆是相吻合的。 　这个和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庐山会议上把许世友等人骂张春桥等人的信及时转给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比（笔者注：详见后文第八章论述）。
　　林彪的批语显然搪塞之词。毛泽东收到此信后，批示原件退回，显然是对林彪表示不满。特别是毛曾经要求江青携带王力到林彪处通气。林彪此种「不作为」显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
　　林彪收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张云生说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林彪的不满还在继续。当毛泽东在２月１９日凌晨召集严厉指责谭震林、陈毅等人的紧急会议时，本来通知了林彪参加，但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了叶群作为他的代表…… 　根据王力的回忆，原本是毛泽东主持的常委扩大会只要通知林彪，林彪都会到席。 
　　江青、王力向林彪汇报毛泽东在１６日夜的谈话时表示：（谈及徐向前元帅时，林彪说了一句）「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知情人告知，林彪还讲了一句，还批评了陈伯达。王力回忆说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个书生，实际上林彪是针对原来陈伯达关于军队的说法再次批评到：「解放军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怎么不知道。」
　　在「大闹京西宾馆」中，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公开发言：「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叶剑英把会议情况报告给林彪。 　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因「大闹京西宾馆」事非要压黄永胜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笔者认为，黄永胜的表现与后来黄代替杨成武出任总参谋长一直关系甚大。林彪在文革后「９１３事件」之间极力避免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插手军队事务，因此毛泽东也只能把以「批林批孔」之名行让江青、王洪文等人插手军队事务之实的行动在「９１３事件」进行。従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点也注定了林彪的结局。同时也说明林彪和周恩来处事的不同，林彪在军队中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毛泽东的「为所欲为」，例如抵制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支持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对抗江青等人，而周恩来则明显的不同。如果周恩来像林彪一样抵制江青等插手政务系统，显然局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好些。但是正是这种不同，也预示了两人的结局的不同。
　　然而「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为了推卸责任，把事情搅浑，居然说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这样明显歪曲事实的话来。对此，周恩来同志也应声。周恩来对杨成武说：「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周恩来对罗瑞卿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 
　　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洞若观火。在１９日凌晨会议之前，毛泽东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泽东并特许叶群今后可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然后又危言耸听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把林彪置于「火烤」的位置。你林彪不是想置身度外嘛？毛泽东把这些人矛头说成是指向你林彪，我俩是拴在一跟绳上的蚂蚱。挑拨离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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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徐向前的言行

　　在１９日毛泽东召开的会议上做出决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因此后人把徐向前也列为「二月逆流」的主角。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江青之所以提名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完全是因为徐向前因为历史上问题（很容易被划到张国焘那边去），适合做「刘盆子」。
　　徐向前自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以来，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徐向前在会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大发雄威：你们（指文体单位）是专门闹革命，机关是抓革命，促生产，要一面革命一面工作，主要是闹革命。你们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要摆事实讲道理。斗争总是不平衡的。你们现在主张怎么革命？（《新燎原》一同志回答：我们主张揪出幕后人，不仅保卫部，上面还有线，扶植一方，压制我们一方。批判反动路线，才能斗批当权派。）你们认为斗杨勇、廖汉生到时候没有？（答：没有。）没到，什么时候到？（徐副主席很气愤站起来）你们认为阻力是什么？（答：爪牙没抓出来。）你们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这样搞会把打击面扩大，杨勇、廖汉生这样的活老虎毛没拔一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得很，刘、邓路线，刘志坚……。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少数。凡是斗群众，凡是犯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都是斗争目标？那个军区那个部队没执行过。为什么对杨勇、廖汉生你们斗过几次？我劝你们把廖汉生斗斗，杨勇是个什么东西，斗斗去。我非常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你们不斗杨勇、廖汉生，要去抓郑维山，造郑维山的反！方向错了。你们造反，对！造什么反？要狠造杨勇、廖汉生的反，这个反不造，你们要扩大，就会扩大到你自己头上，如都搞成杨勇、廖汉生的爪牙、走狗，这就不得了啊！要集中火力。一个是对杨勇、廖汉生要斗垮、斗臭、烧焦；一个是团结到批评到团结，不要打击自己的朋友，我和你们商量研究，革命不容易，不能分散火力，我看你们要好好的学习十六条。革命怎么革，革谁，革命的目标都不知道你们革谁的命？放着老虎不打，硬拉自己的朋友！如果让我参加你们的新《燎原》、《星火》，我不参加。（《火炬》一同志：如这样大方向一致，就团结一起干。）放着活老虎一毛不拔，还到处去找，究竟有多少老虎？要打多少老虎？ 
　　关于１月１９日的大闹京西宾馆，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肖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
　　《叶剑英传》如此叙述：「过了一会儿，肖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肖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肖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接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程骨折。」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 
　　作为当事人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 　吴法宪还回忆说：「徐向前（帮助陈伯达批评肖华－笔者注）批评了肖华。」徐向前说「你肖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吴法宪还说，两位老帅在肖华问题上得公开矛盾，给了我们这些与会者很大得震动。一时间，整个会场上鸦雀无声。这天晚上得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参加会议得同志回到房间里休息，但是背后都议论纷纷。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邱会作就被总后造反派批斗「车轮战」，被搞得晕厥。林彪下令邱会作到西山去，还特意批示到：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但是在１月份，徐向前无视林彪的批示，打电话给邱会作：我不是以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命令你下西山，去见群众。」邱会作无奈，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严刑拷打，致终身残疾。后来又被林彪救出。 
　　根据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邱会作的这段回忆得到证实。周恩来：「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付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赵尔陆的问题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仍然把赵致死的责任归于林彪。
　　林彪曾经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典型的林彪特色，双关语，一方面是保，另一方面是批，重点是保。林彪对张爱萍、韩先楚问题的批示同此批示大致雷同。在赵被造反派冲击后，林彪第一个提出让赵到北京的西山休息。于是周连同聂叶等人具体安排了此时。当赵的噩耗传来，林立即派叶群去看望赵尔陆的夫人郭子瑞同志，并把郭子瑞同志接到毛家湾休息。郭子瑞对林副主席说：「怎么革命了一辈子到成了反革命，走资派！？」林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怕戴帽子，走资派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后来又派黄永胜的夫人项辉方和邱会作的夫人胡敏，多次到赵家看望郭子瑞同志。这个时候，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还硬说赵是自杀，是叛徒，要打倒，林彪写了个条子批示到，赵不是反革命，其家属也不是反革命。 
　　周恩来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接见七院代表时候说：「我看了你们两条标语，说赵尔陆是彭、罗在线的人。（插话：是彭、黄分子）（这时总理大笑）你怎么这样乱连？我还以为是彭真呢！你们把彭、黄、罗、赵连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是在全党全军都通不过的。凡是了解党的历史（插话：聂、贺六一年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六一年对赵尔陆的批判过头了，过火了。那时会上罗对赵的攻击最厉害，按他的办法干，赵就根本不能做工作。罗的方案都提上来了，在我的前厅吵得不行嘛，是林副主席考虑了几天之后，从外地打电报给主席留下来。你们提六一年这条对赵最有利，我劝你们把这两条收起来，不然你们要失败的。」 
　　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没有被及时传达。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下了西山的赵尔陆，终因遭受迫害导致的过大心理压力和压抑，最后引发心脏病、哮喘病致死（１９６７年２月２日），不可谓不是个悲剧。
　　但是在整个事件中，是谁下令赵尔陆下的西山？就是时任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只为自己评功摆好，对所有的这一切都不丝毫不提，难道是对历史真实的回顾嘛？
　　徐向前针对贺龙说：「苏振华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班子都配好了。贺龙给苏振华许的愿，当军委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的根子是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振华指使的，贴到什么地方，哪时贴都有指示。」 
　　这是笔者目前看到在公开场合明确说贺龙政变的最早的材料。
　　徐向前还多次提及「揪军内的一小撮」。
　　徐向前在接见部队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派时讲：「我们总政新的文革小组成立以前，情况是不太熟的，所以我不多讲，只少讲几句。为什么我们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因为过去全军文革小组是以刘志坚这个坏蛋把持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封锁。既不请示也不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多指示不执行，对他的批评还不改，这是我们军队里所谓刘、邓反动路线里头一小撮里面的一个人物。这样打着红旗搞了好多鬼事，你们的材料比我们还多些。最近是准备进行批判刘志坚这样一个坏蛋的大会吗？筹备嘛！因为有这样的人物搞鬼，我们全军的文革小组能搞好吗！搞不好。」 
　　从上面种种情况来看徐向前并没有对所谓的文革抵触，反而是积极参与，整这个，烧那个，不亦乐乎。
　　虽然徐向前如此卖命，却依然讨不了好。
　　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只有关锋一人与会。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愤懑。黄永胜就直言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这个会议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
　　但是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 
　　徐向前在２月份的态度有所转变，几次批评陈伯达（读者亦可以参阅《徐向前传》），但是相对于叶剑英在１、２月份的表现，实属「小巫见大巫」。而且叶帅后来还在２月份对赵永夫开枪事件表态说「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 
　　对于徐向前离职的原因，徐自己也有过说明：江青板着脸说，徐老总老了，不能工作了。 
　　因此客观的说，徐向前虽然和陈毅、谭震林一起被勒令检讨，但是若说其实二月逆流的「干将」也未免与历史不符，夸大其词了。
　　周恩来则在徐向前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徐向前自己说：「我于是向总理表示想辞去全军文革的工作。总理慰勉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这两句话由总理说出来，感染力是很强的。」 　徐向前虽然没有辞职，但是后来因为「二月逆流」被批，军队文革小组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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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陈毅的说法

　　陈毅在２月１６日怀仁堂的会议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陈毅的这些话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并经过周恩来、康生核对过的。 
　　当陈毅讲到周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周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陈毅敢当着周的面，挑拨离间，胆子够大的。周岂是如此能轻易被挑拨的？当陈毅讲了对毛泽东有影射的话后，周恩来又是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一个２月１６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去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 　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有人表示，包括王力，均认为陈毅在讲话中影射了林彪，这话值得商讨。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内，陈毅这尊「大炮」不断在吹捧林彪。 　更重要的是，陈毅的这番讲话是以否定刘少奇、彭真等为前提的。
　　「９１３事件」之后，１１月４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 　但是叶剑英并没有传达。周恩来在１９７２年１月２日看望陈毅时也没有向陈毅传达。 
　　直到次年１月６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没有毛的发话，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毛发话，也必须再三验证，可见，在当时毛的权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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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反击「二月逆流」造成的后果

　　正如前述周恩来在２月２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文把革的钓鱼台会议和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碰头会分开。很明显，周恩来的意图仍然是把两套人马分开，免得互相争吵，以利于工作。
　　对此江青曾经指责：「你（指周）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 
　　４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因为周恩来的提议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意图。
　　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毛泽东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进行批评的生活会，他们三人停职检查。根据毛的决定，中央政治局从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
　　中共官方史说，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针对这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自己。在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 
　　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绝。陈毅要求删去的内容是其没有把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相对比联系。 
　　周恩来为了能够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除了在记录上尽量撇清自己除外，还做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行动很不得力的检讨。而这些检讨成了江青时不时敲打下周恩来的武器。 
　　１９日会议之后，由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不复存在。《毛泽东传》的作者们如此写道：「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同时，江青、张春桥轮番找周恩来谈话，打着贯彻毛泽东关于「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指示的旗号，提醒周要把中央文革当作中央书记处来看待，今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首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逼他把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交给文革小组。 
　　王力说：这个事件以后，江青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向总理夺权。一次是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公然对总理说：「主席已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象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周恩来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后来江青、张春桥又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江青还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管了。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 
　　反击「二月逆流」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局瘫痪了，中央文革不仅取代了书记处，而且取代了政治局，创造了在中共历史上开创了踢开政治局的先例，而周恩来极力的配合是造成此后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离间了林彪和其它老帅们；而周恩来也得到一定的回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执掌中央项目组两大权力系统，此地位一直到「九大」之前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首先是在发火之前，给周恩来一个「甜枣」。针对周恩来对事先没有看十三期红旗社论一事，毛泽东说了一句：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但是随后却指示王力将即将要刊出的《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交给周恩来审阅。 
　　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周恩来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泽东则回应到：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 
　　江青虽然时不时的向周恩来问罪（中共官方党史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也时不时地向周恩来示好（中共官方党史对此则避而不谈）。江青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和毛泽东还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
　　阎长贵回忆：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阎长贵先生还说：１９６７年２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贴总理大字报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我知道，中央当时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江青、陈伯达曾派我到北大找聂元梓，要她组织人到天安门前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江青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影响也很大。 
　　周恩来对此也是礼尚往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更紧密，也更加顺从江青。
　　李富春在「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上的讲话时讲：「昨晚和今晨总理叫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这说明总理是支持你们的大会的。总理亲自确定为『彻底批判陈毅大会』，你们批得对，批得好。希望你们今后彻底批深批透。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行，你们勒令陈十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周总理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 　类似的话，据笔者所知，周恩来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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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尾声

　　在文革轰轰烈烈进行了半年之后，当初积极参与文革的老帅们发现「文革是革我们原来干过革命的命」。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就不乐意了。在１９６７年初，接连发生了几件让老帅们感到振奋的事情。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其次林彪因肖华的事情大骂江青，而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也壮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胆。这些老家伙们终于在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的「大闹怀仁堂」出了口恶气。
　　在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汇报后，决定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惩」这些犯上作乱的「臣子」。
　　１９日凌晨，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离开北京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让刘少奇、邓小平上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然而时隔不久，除了谭震林之外，其它人都复出，足以证明毛泽东是阳谋，而不是蓄意打倒。谭震林完全是因为骂江青的信而被真正打倒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毛泽东决定中央政治局从２月２５日到３月１８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批斗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勒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到正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会上作检讨。中央文革小组把此事捅到社会上，由此而造成了声势巨大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虽然这次老帅们作了检讨，但是毛泽东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阴一套阳一套，对于文革是不是「转弯了」。时有凑巧，王秉璋事件给毛泽东一个机会。
　　１９６７年１月，王秉璋被造反派游斗之后关押，患上了肝炎。王的妻子找吴法宪要求写报告给林彪。林彪得知后，报告给毛泽东，说七机部是机要部门，王秉璋完蛋了，那谁来主持工作？毛泽东同意林彪的意见，把王秉璋解放了。同时毛泽东通过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把王送到西山和老帅们住在一起，看看他们在干什么，说什么，都有那些活动，有无串连。毛泽东要求王秉璋详细了解情况并直接向他报告。后来王秉璋向毛泽东报告的非常详细：徐聂叶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作了什么，谈了什么，写的一清二楚。王秉璋说，老帅们在受到批斗后，接受了教训，态度转变了，一致认为这个运动稿的很好，对于防修是功不可没，起了巨大作用。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批给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对这些老帅开始加以保护。 
　　首先，４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１１８室召集周恩来和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开了一个团结会。毛泽东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当晚，周恩来就见机而作开出一个出席「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的名单。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岁月氛围里，这样重大的节日能否有资格上天安门，成了判定某个人有无「问题」的显著标志，关系重大。一般来说，这个人能参加这类活动，名字一见报，就意味着此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不在打倒之列。５月１日晚上，这些老同志都登上了天安门，与毛泽东等一起同首都群众欢度五一节。次日的《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尽管这样，这些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还是被认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心中，那些「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还没有回到他们「大闹」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对于因为受「二月逆流「冲击的这些老帅，国内党史界一概把这些人的复出和照顾归功于周恩来，这是不公平的。当时在４月份，康生和江青提议中直机关党委组织起来，老帅周围的工作人员、党支部成员对其批斗。老帅们被搞得灰头灰脸的，家也被造反派围困了。４月底，叶帅在西山的宿舍被几千人围困，日夜口号震天响，要叶帅出来「回答群众问题」。林彪把这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但是毛泽东直到５月３日才委托黄永胜去西山作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达两个小时的耐心规劝，造反派才离开西山。林彪趁热打铁，建议毛泽东停止老帅们家里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说再这样下去，老帅们的身体就垮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林彪派黄永胜和吴法宪两个去老帅家里慰问。 
　　相比之下，５月５日，周恩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周恩来语气强硬，措词严厉，来告诉这些人不要再对文革加以抵制。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对这些老帅们重加鞭挞。
　　事情的结束最终是因为「９１３事件」之后。毛泽东出于笼络人心之举，把罪责归于林彪一人，「二月逆流」方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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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面内战：随着毛的意志左右急转

　　「二月逆流」很大程度上在各地表现为「二月镇反」。特别是有了借林彪口述、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命令」，各地军方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镇压造反派，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毛泽东成功地发动「阳谋」，反击「二月逆流」，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事实上的政治局。但是这种中央层次上的逆转并不和各地的文革开展同步，各地的造反派仍然处于受压制、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的状态。
　　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７日，陈伯达把载有天津小站材料的《快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５五日编印）上报，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毛泽东对此批示到：「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在此批示下，反击浪潮由中央逐渐传到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纷纷喊出口号，要揪出当地的「谭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汉要救出「武老谭」陈再道，广州要「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 
　　３月２７日，中央发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周恩来在３０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讲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对此，毛泽东批示到：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４月１日，中央又转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的附件，其中规定规定：「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 
　　４月２日「人民日报」《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此社论是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站长徐鹏飞提供的原稿基础上修改形成的，审批社论者，除总编唐平铸外，还有后来随谢、王到武汉的北航红旗的吴介之（研究生）。 
　　４月６日，中央军委发出林彪口述后加以整理《十条命令》中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一时之间，各地造反派声势大振，文化大革命又一次出现重大的反复，直到发展成７、８月的「全面内战」和「武化大革命」。

　　而在这过程中，周恩来积极配合毛泽东的部署，不遗余力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先是在「５１３武斗」事件中见风使舵，接着在「７２０事件」中立下大功。周恩来真正掌握了「党、政、军」的大权。「７２０事件」让毛泽东急速转向极左，随后又紧急剎车，借剎车之势，周恩来对动了自己「奶酪」的王力痛下杀手，这一切都体现了周恩来的政客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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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５-１３事件」和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根据王年一先生的介绍：
　　１９６６年冬至１９６７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都分成两派。空军中保吴法宪（时任空军司令——编注）的、海军中保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编注）的、总后中保邱会作（时任总后勤部长——编注）的是一派，即所谓「保守派」（亦称「老三军」），人数较少。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是一大派，即所谓「造反派」（亦称「新三军」），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肖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编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编注）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造反派是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的，然而最微妙的地方则是所谓的保守派中的一些人可以直接通天。 
　　吴、李、邱的日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好过，为避免揪斗，曾经藏起来，而邱会作被打致重伤。
　　时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之际，「老三军」准备于５月１３日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会演，而对立面则准备冲击这次会演，并且认为这是同「老三军」决战的机会。
　　为了准备这次演出，「老三军」的成员之一刘素媛（曾经陪毛泽东跳舞）找到毛泽东寻求帮助。毛泽东则让徐业夫亲去毛家湾向叶群交底，并要叶群找刘素媛谈。刘素媛则把毛泽东要保吴法宪告诉了叶群。叶群表示支持演出。然而这和周恩来原来的设想并不一致。周恩来在４月２０（或者２２）日指示：五一节各文艺单位到公园演出，要由各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演出。 
　　无论是演出之前还是临到演出之际，肖华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于此演出都坚持：要演出就要联合演出，否则不可以演出的观点。５月１３日，肖华打电话指示军委文革办：通知空军、海军、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请他们劝说一派演出的文艺团体不演出或者推迟演出，以免引起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同时通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等单位反对演出的群众组织，命令他们不准冲击演出会场。军委文革办当即执行了肖华的指示。演出前，肖华和陈伯达来到演出现场，肖华劝大家不演，陈则模棱两可，含含糊糊。 　演出发生武斗之后，肖华和陈伯达又赶到现场，指责演出的一派不听命令，这直接导致了「５·１３事件」之后对肖华的批斗。
　　武斗发生后，周恩来一面帮肖华解脱，一面急速转向，表态支持演出的一派。周恩来在１４日凌晨３点多接见反对演出的「冲派」时表示：「演出是肖华和我们批准的。你们不应该造这次演出的反，演革命的戏，演『长征组歌』，难道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为什么要冲？」
　　周恩来为什么急速转向？周恩来说：「林副主席说，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嘛，可是你们呢？（下面吵吵嚷嚷）你们是那儿的？你们派别多，我搞不清，反正今天的演出，冲就不对。既然已经演出了，七点钟听说要武斗，我们正在议论这个事情，你们就打开了，本来想叫他们不要演了，后来他们要坚持演出。林副主席知道了，非常着急，马上表示支持，肖华主任忙着这件事，可是你们（指冲派）从派别的利益出发，就这样干。」 
　　１４日凌晨６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海军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是保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派别）并讲话。周总理表示本来你们没有要求我接见你们，我来接见你们，我是支持你们的！ 
　　但是１４日晚，周恩来在解决两派武斗的问题时，因为两派都在，故周恩来批评了武斗，支持了肖华。然而这引起了「老三军」的不满。张秀川对周恩来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管了。」张秀川把内情告知了周恩来。 
　　「老三军」对肖华不满，开始揪斗肖华。周恩来在５月２１日还公开表示对肖华的保护，林彪叫肖华暂避西山。 
　　余汝信先生认为：以流行的说法，肖华个人的政治危机，缘自两个月后，肖华被指为这一主要是军内两大派的武斗冲突事件的幕后支持者和操纵者。关于「５·１３事件」，目前似乎还未有一篇文章能真正说清楚其前因后果，究其原因，还是如李德生那样将事件的责任公式化地归罪于「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事实上，「５·１３事件」前冲派在军内占相对优势，倾向于冲派的，不仅有肖华、还有杨成武，而支持所谓「三军党委」的一派、却处于相对劣势。目前，并没有材料支持「５·１３」武斗冲突是一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的说法。它与文革中众多的突发事件一样，是两派矛盾激化的产物，却决非有什么周密的幕后的「预谋」。
　　「５·１３事件」后表态支持「三军联合演出」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周恩来，于是造成了肖华政治上的被动，但决非毁灭性的打击，并没有任何人（包括林彪）给肖华定性，肖只要认真检讨，也许还可以过关。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肖华自己的「不检点」。而将肖「不检点」的事往上报的，不是别人，正是杨成武（这次，是杨成武「要把水搞浑，他自己逃脱」了）。毛泽东得知肖华在东躲西藏中竟还有如此行径，可以一边写检查，一边拈花惹草，龙颜为之大怒，直斥其为「扶不起的天子」！毛的这句内部「最高指示」被迅速传了出去（这就是有人故意要把水搞浑了），也就最终决定了肖华垮台的命运。惟江青事后对此过程有一段讲话：「解决肖华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结果把肖华不应该拿出去的材料拿出去了，搞得满城风雨，对解放军不好，是抹黑。坏人利用这些来捣乱，破坏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当时制止，始终没有制止住，地方也利用上了，这样就打偏了」。 
　　根据知情人讲述，肖华调戏的女服务员，是杨成武认真交代总参管理局政委严峻从女服务员手中拿到铁证的。严当时还不愿意，被杨痛骂一顿。
　　６月９日晚，周恩来陪同林彪以及其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从此「新三军」一蹶不振。肖华的倒台，却意外的导致了军委办事组的的成立。
　　有人断言是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的，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０日，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是怎么产生的呢?１９６７年夏天，斗争肖华的时候，出现了不严肃的现象，把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低级下流，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我建议成立一个看管小组(引者注：军委办事组亦称军委看守小组)。开始是４个人。后来……在军队产生了新的办事班子——军委办事组。杨、余、傅问题出现后，进行了改组。」 
　　看守小组的成立，实则是因为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相继瘫痪，欲以其取代上述两机构负责指导总政及其它军队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工作的职能。 
　　根据王年一先生文中引用的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军委办事组给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得知：
　　在江青提议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８月１７日发出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由吴负责，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９月２４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办事组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报告还对军委办事组的功能做了解释：１０月４日，我们研究了军委办事组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认为，由于总政目前处于瘫痪状态，军委文革小组目前实际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军队系统驻京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具体工作。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至于部队各项建设、战备工作、行政工作、干部工作等等，统由军委常委直接领导进行。提到办事组来的这类问题，均呈送军委常委处理。
　　同时报告说：「军委办事组是个临时性的(笔者注：语句不通，原文如此)，待政治工作组组成后，即将办事组的工作移交政工组负责，军委办事组即行撤销。」
　　对此报告，周恩来于１０月１６日作出批：「提议在小组会议上讨论一次，再正式报告主席、林副主席。」１０月２０日，康生批：「此事必须先请示林彪同志，在林彪同志同意后再正式上报主席。」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７日，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报告称：「关于军委办事组问题，向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报告，遵康生同志的指导先报您批示后，报主席批示。现将报告呈上，请阅批。」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
　　毛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批示：刚成立又取消，恐怕不妥。
　　军委办事所行使功能在１９６８年「杨、余、傅事件」后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根据王年一先生的文章：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
　　毛又说：「军委办事组要订个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里汇报一次工作，一次谈一两个钟头。有事无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过去我们两个处在第二线，让他们去搞，他们也不汇报，搞封锁，实行隔离，隔离不反省。」
　　林彪说：「不了解情况。」周恩来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
　　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
　　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从以上论述得知：军委看守小组的提议与林彪无关，军委常委不再开会与林彪无关，其中起作用最大的却是无任何军职的周恩来！
　　实际上，在肖华被毛斥为「扶不起的天子」之后，不仅总政治部，全军文革小组亦实际停止了运作。８月１６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三军党委负责人时宣布：鉴于徐向前、肖华主持的全军文革小组已经瘫痪，不能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由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叶群四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同时，总政要关起门来乱一阵子，肖华不参加一切公开活动。１９６７年１月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及８月该小组停止活动，都是周恩来出面宣布的。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
　　一个明显的对比则是：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周却对军队事务则涉入极深，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１３００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也正如上述军委办事组成立伊始，也是优先报告周恩来的。
　　周恩来还直接参与了文革期间部队的调到。根据时任军长胡炜的回忆，无论是通知其执行任务，还是部队的调到，都是周恩来所为。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周恩来更是告诉他在执行任务时：「必要时，可以开枪！」 　根据知情人讲述，武汉「７·２０事件」之后调派海军亦为周恩来亲自所为。
　　周恩来授权开枪的事情还在宁夏导致了「青铜峡事件」。据当时主持兰州军区辖内陕、甘、宁、青四省区「三支两军」工作的冼恒汉回忆说：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陆军第６２师奉命赴宁，其所属１８６团进驻途中受阻。师部于是上报军区。冼恒汉说：「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第二天深夜，总理亲自给我打来电话，听得出来总理非常着急，他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兰州军区随即报送的处理意见中提及，如有人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部队可以还击」冼恒汉又说：「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我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此时的周恩来真正成了中共的「管家」。每天的各种请示、报告、文件象小山似的堆在周恩来面前，有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的，国务院的，中央军委的，中央文革的，都需要周恩来处理。难得一次的是，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１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报送的关于部队干部职务任免报告上批告叶剑英、杨成武并报林彪：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请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事实上，并没有人照办，周恩来仍旧是忙的「脚不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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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７-２０事件」

　　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前后，各省造反派经历了很大的分化改组，而这些分化改组对于后来「７-２０事件」起来很大的催化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理解「百万雄师」的敢于造反是关键性的。
　　其一是四川产业军的垮台，其二是河南省造反派二七公社的得势。在「７·２０事件」发生之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张根成被抓后，有军人指责批判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８０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
　　１９日上午，军代表张某在汉口对「百万雄师」头头讲话：「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中央某同志说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与贫下中农相处很好。现在成都物资紧张，生活困难……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８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
　　周恩来对此洞若观火，在７月１８日的军区和会议说：「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 
　　徐海亮先生在其《武汉「七二○事件」实录》中认为：这些动向，反映出部队对于全国形势认识，对中央文革十分疏离；担心形势将不利于武汉，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实际上，通过各种渠道，他们收集研讨了内蒙、成都和河南军区的问题，研究了中央的态度，对解决各地所谓「保守派」的方针政策，表示极不理解和极其不满。当时最担心的是走四川、内蒙、河南的道路，这些忧虑立即以大量对抗性言论、标语——甚至谣言表示出来。
　　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某些百万雄师的头头和军区包括军区司令陈再道等对于周恩来甚至毛泽东都非常藐视。
　　根据徐海亮先生《「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一文叙述，在１６日的军区汇报会上，陈再道和周还对拍了桌子。
　　周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百万雄师的对立面－笔者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
　　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
　　陈再道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过去的那些事－－笔者注）……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事情激化之后，周恩来将重返武汉，陈再道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和王力一样」！
　　批斗王力时，军区副政委要２９师张政委让群众头头放了王，传达总理指示——派代表商谈解决武汉问题。一个头头居然把桌子一拍，说「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
　　因此笔者认为，从现有的这些材料来看，一旦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敢于对抗中央对抗毛泽东的人不是没有，也由此而得出现在对于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大大夸大了的。张根成回忆：张回到东湖宾馆，谢富治、杨成武、余立金在场议事，张问为什么独立师干部这个样，还说什么「游泳的人、那老头子」那地方……谢说「你不知道呀，那（蔡）就是王明的警卫员！这个事就是他们搞的」！显然，谢富治和三军领导认为出现了兵变，而其中还有历史渊源。 
　　在整个「７·２０事件」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７月１８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于武汉的局势作出带有结论性质的四点：「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此四点被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连夜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接着被传达到排以上干部，并把独立师派驻武汉各单位的军代表叫回来听了传达，并要求军代表传达给群众组织。 　这是造成「７·２０事件」最直接的导火索。
　　据８２０１的干部后来揭发，蔡在传达时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锺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锺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它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还说我们思想不通。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牛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也是不通的，组织服从，个人意见保留」。顿时会场吵吵嚷嚷，二人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意思要他们注意策略，把矛头指向王力。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不友善的，只不过后来是王力做了替罪羊。
　　事件爆发以后，周恩来除了返回武汉，秘密安排毛泽东出走上海外，还调动了部队包围了武汉。７月２５日，在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见到《湖北日报》的一个在京记者刘某问他武汉局势，周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某某、某某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全的，是万无一失的。 
　　当事人后来回忆，在刘丰找到王力以后，周恩来对北航的井岗山、吴介之两位同学说「武汉发生的事，是我们的家丑，回去要保密，不要乱说，一切听中央的口径。」又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是有责任的。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 
　　７月２５日，周恩来对河南省的军队干部也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２６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７·２０事件」，参加会议的同志至今还记得，周恩来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陈再道和锺汉华听到总理严词，几乎当场瘫倒在地。 
　　７月３０日清晨，周电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接你，你立即来北京，３日你去武汉军区工作」；当日旋接见曾思玉、刘丰，代表中央宣布了武汉军区新领导的任命。 　引入注目的是，此次任命不是由林彪亲自通知和主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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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急速的左转导致了「全面内战」

　　「７·２０事件」在文革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首先是其强烈的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认为造反派受压制，而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则因为有「枪杆子」做支撑，是造成造反派不得势的重要原因。「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再次左右了当时的文革趋势，中央的政策急剧左转，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外交部的失控，军区所受到的冲突，都使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系统和视外交部为周恩来根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伤害。二者的抵触和反弹，加上整个局势的失控，毛泽东不得不来个急剎车。王力、关锋以及林杰则成为这次急剎车、急剧转向的牺牲品。不幸的是，因为文革最后的终结，王力等人在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了。
　　７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四方代表讲指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武装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武斗才能停止，并直言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７月３０日，在第八次接见河南代表时，周恩来就提到武汉讲：「军区、军分区、野战军给保守组织、支持军区的保守组织发了枪，名字叫『发给基干民兵』，他们拿了枪进行武斗，或者挑动农民进城市进行武斗。我们反对这样做……过去放纵群众斗群众，是有人策划的」。 
　　但是凭借「７·２０事件」的东风，各地造反派大受鼓舞，持械武斗和抢枪恶风不止，特别是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抓当地的「武老谭、「陈再道」，严重冲击了各地军区。在武汉刚刚翻身的三钢造反派，居然前后出动数万人次，到湖北专县乃至全国「武装支左」，遭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一些中央领导的臭骂。
　　林彪就各地群众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产生强烈忧虑，致信毛泽东，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的问题，但毛并不认同。
　　实际上，「７·２０事件」对于毛泽东所产生的刺激同林和周是不同的。毛泽东第一反应则是造反派手中无枪，受压制，这是造成当前造反派受压制的最主要的原因。早在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就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据王力回忆说：「林彪在此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前面说形势很好，后面主题是夺枪问题很严重，必须发布命令禁止夺枪。毛主席的信是针对这点说的，前面说同意形势很好，这是套话，但他不同意后面林彪关于夺枪的话。毛主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他分析说现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着重分析多么严重！他原来说三依靠，最重要的是依靠部队，现在说部队主要领导骨干支持右派。他说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从这封信里还可以看到，他老人家的思想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要建立第二武装。……毛主席８月４日的信，５日林彪主持会，就要贯彻执行，周总理也参加了。老实说当时大家都蒙了。但都得表示拥护，都得这样作」。 
　　张云生则回忆到：从对回信的批示来看，主席对于目前形势比较乐观，对于一些地方发生的抢枪事件，似乎也不很焦虑。 
　　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针对广东严禁夺枪的通告，周批给文革碰头会准备发出，后接受王力的意见（怕与毛的判断「夺枪问题并不严重」相左），叫广东先试验一下，而且强调对劳改犯夺枪，部队可以开枪。由于情况认识不一，周恩来要求全军文革小组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到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上报，并约三军负责人和南京、沈阳军区领导谈话。 
　　就在毛泽东到达上海的的当天晚上，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会议中间，江青突然来到会议现场，发表了著名的「文攻武卫」的讲话：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鼓掌，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虽然江青在讲话中也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然而整个讲话的中心却是要反击！据陈晓农先生说，此举是得到毛泽东的同意的。 
　　毛泽东在８月４日致信江青时就认为：认为７５%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文革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武装左派」和实行「群众专政」，并说「如此左派声势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此信在中央文革传达。这足以表明「７·２０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下对整体形势作出了极为严重的估计。因此笔者也有理由相信江青的「文攻武卫」讲话正是毛泽东授意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３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表示同意湖南长沙准备武装１万工人「左派」的请示，并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上海准备武装１０万工人的做法。他问道：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夺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４７军有个团长的枪被夺走后大哭起来，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去哭是对的，左派抢去了就不要哭。８月４日，余立金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两派之间斗争加剧，都在抢夺武器，应该加以制止。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了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烂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全国抢的枪，只有二三万支嘛！」此后一个月，全国被抢夺的枪支达到４８万至５０万支，毛泽东仍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三四十万支枪有多少哟，不多！５０万支有多少哟，不多！光全国民兵武器就有３５０万支嘛。」 
　　周恩来接到江西告急电，在京西宾馆主持军委扩大会，由文革办事组电告江西制止抢枪；但与会人员刚刚回到钓鱼台，毛泽东的批复已经发来，为什么军分区可以向保守派发枪，我们不能武装左派？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回忆：因皮定钧电告中央，江西抢了百余条枪；上午，周紧急召集康生、张春桥、杨成武、韩先楚和王广宇等开会，商议起草电报，批评军区和造反派。该电也按惯例以要事汇报形式呈上海毛泽东，毛中午即批复。戚本禹问他们为何匆匆发电批评江西军区和造反派，说毛有批复。 
　　周恩来在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说「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在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中明确规定：「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 
　　因此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中发〔１９６７〕２４３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第６条明确规定：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此通知实则为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令全国进行武装左派的宣言。　
　　时任四川革筹第一把的张国华曾经传达过武装作派的中央指示：「武装革命派，是毛主席的伟大的战略部署。主席最近有个精神，中央文革有这样一个指示，就是对革命派，在具备下面的条件下要武装……我们这个四川呢，已经武装了几个地方……」 
　　曾经轰动全国的「三次武装支泸」也同周恩来密切相关。作为「三次武装支泸」的重要参与人物王茂聚说：「武装支泸是周总理批准的。」 　但是后来在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周恩来否定了这个说法。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８月中下旬。 
　　８月２４日周恩来接见广州造反派和解放军报记者，仍然提出：广州工人造反派要以「红旗工人」、「工联」、「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工人」为核心首先联合起来。……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后，马上武装工人，可以武装２─３万人，双方签订的四项协议是靠不住的」。周恩来指出孤立分化瓦解「地总」、「春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工交红旗」、「红旗工人赤卫队」可以争取。同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广西双方代表，一开始就谈到：很久不见你们了，两个月了，最近很忙。你们「联指」怎么越搞越不象话，又去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４·２２」派），看你们怎么办？！「４·２２」的同志，文革给你们的电话知道了吗？（要上交援越抗美军事物资）你们比较听话，办得比较快。还有一部分没有收回是不是？！ 
　　正如徐明的评论：周确确实实、时时牢记毛泽东当年文革的根本意图，还要让革命造反派在这场斗争里得到支持和壮大，不能让造反派吃亏，对黄永胜就警告，再不能制止武斗，就给造反派发枪。 　正如上述，周恩来对于造反派是大力支持，而且要发枪进行武装支持。
　　急速左转的表现还有其它方面，例如「砸烂公检法」也是在这个时候传达的。
　　当事人施义之回忆说：「１９６６年底我到公安部时，『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在内部大字报和批斗会场上时有出现，但听到正式提出『砸烂公检法』口号是在『七·二○』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七·二○』事件后，７月２２日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回京，各部委都有人去西郊机场迎接。公安部有李震、于桑和我去了。谢富治回公安部受到联络站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还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我主持，李震致辞，谢富治讲了话。」
　　「会后部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在路上谢富治对李震讲：『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还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找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办的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看来除了这个办法外，没有其它办法了』。第二天联络站的马文华拿来稿子要我审定，我要他送李震。印出后，由联络站的政治部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分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七·二○』事件以前，各级公检法部门已被冲击、被破坏，这个口号捅下去无疑是火上浇油，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砸烂公检法』的高潮。」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１日，周恩来对《七机部军管会的指示》中说：「政治部和公、检、法不是一个系统，政治部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要砸，要劝阻；劝阻无效由他们负责。要劝说『新九一五』的同志不要管，千万不要武斗。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 　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公、检、法是可以砸的。就在三天之后，周恩来表示：公、检、法过去受彭真、罗瑞卿控制，有很多思想和作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搞跟踪、搞盯梢、偷听电话、搞特务活动，甚至挑动是非。公、检、法一定要搞大的斗批改，才能彻底肃清罗瑞卿的流毒……。 
　　实际上，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０８页）「砸烂公检法」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政策最得力的助手，周恩来自然对此是坚决执行的。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８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就讲：「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 　后来，当毛泽东改变调子说他在杭州住过多次没有出什么事，说明浙江公安机关也没烂么。周恩来随着就改变调子，说不能讲坏分子在公安战线上对我们实行了专政。 
　　但是大陆党史界归其罪于谢富治一人，显然是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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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面内战」使毛不得不紧急剎车转向

　　「７·２０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毛，使毛觉得「枪杆子」不听使唤，百分之７５的军区、军分区支持了右派，于是发出了要「武装左派」的指示。这样一来，枪支弹药便通过各种方式落入了势不两立的各派群众组织手，武斗终于发展成了「全面内战」。　　
　　同时，各地对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的冲击也达到新的高潮，也就是「揪军内的一小撮」。 
　　《红旗》杂志发表「八一」社论当天，天安门广场和西单附件就有大字报，点了五个军区司令的名字：陈再道、杨勇、杨得志、许世友和韩先楚。这五个司令不听中央招呼。 　韩先楚被称为「韩再道」。
　　８月１６日，造反派抄了许许世友的家，刮起了倒许的「八月黑风」。 　致使林彪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份亲自出面保许世友：「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想不通，落后了。但他几十年来是一员战将。现在还是想法不让他犯错误，不要因为他对文化大革命犯错误而搞垮他。」 　毛泽东于８月１８日也在上海秘密召见许世友，明确向他交底：许世友打不倒，南京军区党委打不倒，南京军区打不倒。 　
　　中央的「８·４指示」使广州军区局势迅速恶化。根据叶曙明先生的叙述，在７月２３日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甚至连用棍棒的都不多。８月４日中央指示和「文攻武卫」使武斗变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而炮轰军区，则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提供了一个「革命」的理由。８月初，群众抢武器达到了高潮。迟泽厚先生告诉后来告诉叶曙明先生，武斗期间，广州两派一共抢了一万多支枪。 
　　《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以后，广州造反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的口号响彻羊城。８月１日，广州红司再发出《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紧急战斗动员令》；工联发出《给广州军区广大指战员的一封公开信》；８月８日，广州三司炮轰广州军区党委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８月１２日，红司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社论等等。矛头直指军区，声称广州谭震林式（指黄永胜等军区领导）的人物是逃脱不了人民的镇压的。 
　　叶曙明先生的《文攻武卫，武斗升级》一文中也详细介绍了「７·２０事件」之后广州武斗情况的急剧升温。８月２３日造反派冲击军区是最严重的一次，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黄永胜到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 
　　但是军队毕竟是毛泽东的最后支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毛的能够发动文革的依靠。无论是毛还是周，都知道军队是解决造反派和保守派冲突的关键所在。正如王力所说：「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 
　　８月１１日，周恩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时讲：「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像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潜规则。
　　在「７·２０事件」之后，名为揭开「徐向前老帅画皮」的大字报劈天盖地，主要罪名为（１）积极推行张国焘路线，疯狂反对毛主席；（２）可耻的逃兵；（３）刽子手陈再道的黑后台等。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甚至抄了徐向前的家。 　但问题是徐向前不能倒。 
　　建国以后，以徐向前、韩先楚、许世友等为代表的原四方面军干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权术，是一、四方面军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是轻易不能打破的。徐海亮先生就认为在「７·２０事件」事件发生后不久就认识到这个问题：
　　可是毛泽东经过冷静慎重考虑，很快决定将武汉事件作为「严重政治错误」处理，称陈为「你们要打倒」的同志。这时，对事件真相和背景的调查、审查都刚刚开始，事情并未弄清。但是，他对事件有个基本判断，当然不愿把自己统帅的军队置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轻易地依靠激愤的民众去搞臭搞倒一个又一个刚烈的老军人；也不愿意有人利用陈再道的错误打破政治平衡。周恩来出面，首先阻止了对原四方面军同志的可能伤害，保护了业已靠边的开国将帅。被造反群众抄家的徐向前与徐海东，立刻得到周的关照。毛、周迅速地制止了对原四方面军领导的怀疑与冲击、制止了文革滑向宗派斗争的可能，进而保护了彭绍辉、许世友和韩先楚等。
　　仅仅是对陈再道似的人物与顺藤摸瓜的冲击，就可能立即蔓延全国，首当其冲的是原来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和各军区领导。文革中一再显露出的所谓「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的暗流，完全可能立即变成顶翻文革航船的巨大暗礁。把文革的路线斗争和对军队高级领导的教育，引到山头与宗派与历史恩怨的歧路去，当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并不主张的。 
　　因此，一方面毛泽东要建立第二武装，要武装左派，另一方面对犯错误的四方面军的干部并不深究。事实上，鉴于历史的原因，在长征过草地时期，一、四方面军就有「密电情结」。因此在「７·２０事件」事件的时候，四方面军干部就会认为这是一方面军整四方面军。《微行》一书里面讲述毛泽东和林彪在对待有关原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上，是非常极慎重的。而在文革之中，中共中央一再保护备受冲击的韩先楚、许世友、陈再道，毛又特别倚重四方面军的将军，如谢富治、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郑维山、李德生、韩先楚等，这都是为了那个潜规则。如果陈再道被彻底打倒了，「反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导致许世友等一干军区司令的倒台，最后甚至连一方面军的黄永胜等也跑不了倒台的命运。那么文革也就真的将会是一场内战，毛泽东也许真的会再上井冈山。
　　江青在１９７０年回忆这段时期时讲「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 
　　于是毛泽东说「７·２０事件」不是「兵谏」，不是什么「谋害主席」，不是「反革命事变」，他（指陈再道）也不是「住到贼窝里去了」。毛泽东说，「７·２０事件」「不过是要以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个时候，无论是毛还是林、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毛来讲则是考虑如何剎车。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社论一文，指出要『还我长城』」。 
　　同时，外交部在８月份的出现的情况为这种退缩的提供了台阶。
　　周恩来送走毛泽东之后，严令军区一定找到王力。王力找到后，当事人回忆，当时周恩来高兴地拍着手笑着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王力被送回之后，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周紧紧握住王力的手，一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
　　在送王力回京的飞机起飞之后，周恩来的飞机才起飞，但是到达北京之后特意安排王力的飞机后降落，造成周恩来迎接王力的局面。王力回京以后，邓颖超携主席塑像去钓鱼台看王力，江青还对此发牢骚不快，说「统一战线统到中央文革来了」！ 
　　７月２５日，周对河南军队干部，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国准备分省和军区办武装干部的学习班。周恩来首先落实办湖北省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调武汉军区和湖北、河南省军区的领导干部进京学习。当时，毛对王力看法甚佳，还要王力承担办班组织工作。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到京西宾馆接见武汉地区军队领导，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请你们到北京来，一是为了你们的安全，二是要你们好好学习，提高觉悟，跟上形势」。谢富治、吴宪法、王力参加接见并有讲话。 
　　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王力在钓鱼台１６楼接见了外交部的姚登山（原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后来成为外交部的造反派头目）和群众组织代表，说了一通批判外交部长陈毅的话，对陈毅造成很大压力。王力讲话记录被印成传单，广为流传，成为炮轰陈毅的重磅炮弹。虽然王力在其回忆录中百般解释，但是后果已造成。对此，周恩来在８月２３日评价到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造反派公开宣布「夺取」部党委领导权。整个外交部上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各司的外交业务瘫痪停顿。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毛泽东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造反派也心知肚明：「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的命运同陈毅的命运休戚相关。周恩来对于这种矛头所指早有准备，中央文革小组也对这种苗头大力鞭笞。
　　８月２０日，经周恩来同意，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４８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１９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３４名工作人员。」 　８月２２日２２时４０分，北京数千红卫兵、造反派演出了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荒唐的一幕——火烧英国代办处。
　　后来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涉外事件，造成中国与各国关系紧张，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损害，影响极其恶劣。
　　周恩来立即出面制止，和江青、陈伯达、康生一起，紧急起草了一份由他和上述三人共同签名的广播讲话稿，在现场反复播出，劝阻疏导狂热的人群离去。周恩来又和陈伯达起连夜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极其严厉地批评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作法，宣布外交部夺权「完全是非法的」，表示：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我们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 
　　眼看局势大乱，火烧到自己的眉毛了，在１９６７年的８月２４日午夜，周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控制。王力有一个「八·七讲话」，一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王力给外交部的谈话及一封信有些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造词有些问题。占外交部的事，火烧英代办处，连锁反映（应）到外贸部、其它部……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返回上海向毛报告。 
　　毛泽东则让杨成武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的口头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此外，毛泽东「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 
　　８月２６日夜，周恩来先去林彪处，又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宣布了隔离王、关事宜。８月３０日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宣布毛泽东的决定。 
　　毛泽东的另外一条批示却透露出一些玄机。
　　９月７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９月４日的检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 　此批示明确王力等还是同志，陈再道不也被称之为同志么？不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么？
　　但是事情的结果却是王关戚最后都被收押入监，这又是为什么呢？
　　９月２４日，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外交部反对王力一派的王海容就去向毛泽东汇报王力「八·七讲话」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听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却只吟出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就以要休息为由对这位表侄孙女下了逐客令。 
　　这两句诗是出自唐人罗隐凭吊诸葛亮的一首诗中，慨叹诸葛亮虽有雄才大略，然而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的命数，这充分表明了对王力、关锋的倒台充满不得已的痛惜之情。渔歌子认为「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所表达出来的对王、关、戚的感情，与毛泽东「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并未将王、关、戚归入应被打倒的敌人之列，而只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形势，不得不抛出他们来作牺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 　但是无论如何，客观上，周恩来成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



第七章　艰难的收场：为毛收拾烂摊子

　　１９６７年７、８月的「全面内战」使「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继续搞下去了，１９６７年秋毛泽东南巡归来不久就提出要开「九大」，实际上就是要收场、要结束「天下大乱」。但是，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相互的仇恨一旦被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煽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中共干部的派系、山头的矛盾也纠缠其中，使得由乱到治的过程格外地艰难。再加上毛泽东又不甘心让「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于是出现了多次的反复。从另一意义上讲则是毛泽东自文革伊始，就不得不在文革的不同阶段启用不同的群众组织派别，排斥阻碍当时文革部署的派别。（笔者注：毛泽东搞文革实际上也是「摸石头过河」。）而这些所谓的中央的部署，就成为当地的掌权者屠杀、迫害对立面的工具或者对立的造反派攻击对立面的借口。而这些部署的完成也是由周恩来主导完成。
　　从１９６７年秋到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山河一片红，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共「总管家」的周恩来反反复覆地造反派打交道、一个省一个省地组建革命委员会、处理「杨、余、傅事件」，整个过程是曲折而又艰难。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周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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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与造反派

　　自造反派、保守派的出现到退出历史舞台，代表中央出面同这些派别打交道最多的无疑是周恩来。无论是对于造反派的支持还是压制，周恩来都是同当时以毛为首的中央文革派是一致的。并不是像中共官方党史中说的只是「林彪、四人帮」在支持、煽动造反派。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前后，各地造反派风起云涌，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攻的有效武器，因此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实际上早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不久，各级党委负责人就纷纷提出「炮打司令部」、「引火烧身」等口号，以积极的姿态领导运动，除紧跟党中央的部署之外，部分党委领导人或是想「引蛇出洞」，搞右派模式的翻版。周恩来就曾经亲自为造反的群众支招，为造反大会定名为「炮打司令部群众大会」。 
 
　　但是对于这些造反派，中共当权派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索，首先是总结出了复员军人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不准成立跨行业、全国性的组织。继而是「支一派」「压一派」，即支持所谓的「造反派」，瓦解所谓的「保守派」，结果激起了被压制一派的剧烈反弹，酿成震惊中外的「７?２０事件」。之后毛泽东急剧左转，发出「武装左派」指示、并由江青出面鼓吹「文攻武卫」，导致「全面内战」。然后毛泽东再度急剎车，中央对各地的处理办法，改为「两派大联合」揪斗「走资派」。有的地方进行得比较顺利，有的地方却问题却始终无法解决，中央最终发现只能支持一派对另一派进行剿灭，如果两派都不「听话」时，就把两派都「消灭」。经过血腥的镇压之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才姗姗来迟。在新生的革委会建立起来之后血腥的镇压并没有停止，反而是变本加厉，此为后话。

１．早期的造反派

　　无论是北京市红卫兵造反派的出现，还是中央各部委造反派的出现，周恩来是热情支持的。以国家机关系统中第一个成立的造反组织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为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出席并发表也热情洋溢的讲话。 　首先周恩来表示了热烈祝贺：
　　「同志们，我首先要祝贺你们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成立！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其次周恩来对于造反派的任务进行了动员：
　　「我们逐步地看到，在我们中央的各部委，国家的各科室、各系统罗、各部委、人民团体的各方面，地方上各级领导中，几乎普遍的在不同程度上，在那个一段时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必须提倡炮打的精神，而首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后果和它的影响。所以，这个斗争是及其艰苦的。」「我们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机关到各个系统、各个方面，从城市到乡村，更大地、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动员起来了。你们这个战线，动员得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组织这个战线，支持你们革命的造反派！支持你们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周恩来最后还寄希望这火能从中央烧到地方：
　　「最后一点，你们现在是造反派，你们在各部成立了组织，也把这个各部的组织形成一个整个财贸系统的造反联络委员会，不仅要在北京活动，你们还准备有计划地派出代表向全国的财贸系统进行革命造反。」
　　然而时过不久，在１９６７年的二月份，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二月镇反」。笔者认为出现在中央层次上的和地方上的层次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述，中央层次上的是毛泽东的「阳谋」，然而借「阳谋之风」，有些部门特别是军队系统因为受冲击严重，对造反派（也包括一些保守派）出现了严厉、残酷的镇压。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几个原因也可以说明此镇反绝不是没有先兆。
　　第一个是由于各地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听指挥，导致冲击各保密机关、军事机关等，迫使中央采取行动。１９６７年２月份，一些军区受到冲击。《人民日报》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报道福建军区对冲击军区的造反派展开镇压时，表示反军活动是「无产阶级的敌人的疯狂反扑。」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６日，《红旗》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把湖南保守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定位「党内走资派的御用工具」。１月２２日，周恩来当众宣布「中国工农红旗军捍卫军」、「全国工农兵夺权司令部」、「北京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都是反革命组织。 
　　第二个就是针对于当时出现的成立全国性组织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取缔。因为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完全可以演绎成为游离于中共的另一大政治组织，足以让中共感到威胁。因此整个中共领导层就会集中对外。当时在１９６７年初的「全红总」的镇压，就是这类模式。
　　第三个就是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例如在１９６６年底各地成立的全国红旗军，颇有战斗力，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在内蒙古就成立了全国红旗军的第四纵队。 　在湖南则成立了以解放军的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为主的「湖南红旗军」。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中央军委来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 
　　因此，诸多的原因造成了中央上层领导一致对外，连手造成了这次地方上的镇压。在３月份，当毛泽东在中央层面上成功的完成「阳谋」之后，发现各地又冷冷清清，于是又杀了个「回马枪」。但是因为时间差和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造成了「反击二月镇反」在各地的表现不尽相同。
　　但是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等人因为要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毛泽东的出尔反尔，迫使周恩来等人也就表现的前后不一，多次翻脸不认账。
　　以湖南省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为例。「湘江风雷」全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成立于北京。１０月３日，其负责人向陶铸志简略谈了在北京成立这个组织的情况，并请陶铸同志当纵队顾问，陶铸同志收下了红卫兵袖章和纵队革命造反宣言及其它材料并且表示：我不当顾问，我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当了几个顾问，我就当你们一个普通队员吧。 
　　在毛泽东默认下，陶铸很快倒台，并且这成为中央文革整治「湘江风雷」的一个重要理由。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０日点名批评了「湘江风雷」，并且说那是陶铸搞的。 　同日，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央「１.２０来电」，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导弹」、「红旗军」等。２月４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后来在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当众表示：中央从来没有发出过「１.２０电报」。 
　　２月５日解放军开始出动逮捕湘江风雷组织人员。 　２月１６日，周恩来说：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 　直到６月９日，周恩来还说：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是很坏，有的是帮会」。 
　　但是，过了不久，毛泽东又认为「二月镇反」会葬送「文化大革命」。依据在４月初通过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以及《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各地受到镇压的造反派开始得以翻身。中央开始自１９６７年的７月１２日开始接见湖南各组织代表解决湖南问题。此时的背景则是：在武汉「７?２０事件」前后，毛泽东依据下面所报情况，认为现在全国形势不容乐观，全国大多数军分区、武装部都是支持了保守派，而镇压了造反派。在这大背景之下，例如青海的「八一八」、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江西的「大联筹」这些被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时期被打成反动组织的造反派开始翻身。「湘江风雷」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自７月１２日至８月６日，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中央连续六次接见湖南各方代表，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是其中的主角。周恩来对「湘江风雷」彻底的平反：「湘江风雷」是左派组织，革命组织。周恩来还承认「那个『二?四』批示是因为我们受了蒙蔽！」会见代表其间，周恩来还叫医生检查被湖南红联高司扣留的「湘江风雷」代表的身体状况。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声称：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２月３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 

２．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造反派的命运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５日，２０个「湘派」组织代表在湖南长沙「东方红总部」举行会议，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了１０月１１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但是周恩来总理于１０月９日，在武汉召见包括「工派」与「湘派」在内的湖南部分大造反组织的头头时，说：「『省无联』是跨行业的组织」，「就不要成立了」；「你们一些组织发表的《九?三○》声明是错误的，你们不应再打内战了，分裂不利于长沙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无论周恩来这话是否说的由衷，湖南造反派组织在１９６７年炮轰周恩来的行动却是没有断过。陈益南先生认为：当时湖南在文革中，之所以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活动，除了造反派中不少人，存在有对周恩来总理是否应对「二?四批示」负有责任的疑问这一思想基础外，北京「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周恩来的思潮及组织，无疑更是湖南反周活动的直接动因（长沙「红中会」及其属下《齐卫东》、《夺军权》的一些学生，都与北京「五?一六」有联系）。当然，更重要的背景，应该是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不断炮轰、打倒中央领导人而「成功」的特有惯性思维，在起强大的作用。既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是在造反派的一顿「炮轰」后，顷刻能垮台，那么，再出现一次「炮轰」周恩来而又「成功」的可能，又如何不会在激进冒失的红卫兵头脑中产生呢？！像「红中会」这样全部是尚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红卫兵造反组织中，有些人踏上这条「反周」之路，几乎是「顺理成章」了。 　陈益南先同时表示「当时几乎整个「红中会」的红卫兵，都或多或少有「反周」或怀疑周恩来的观念，特别是其领导人，「反周」意识更是强烈。
　　林彪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４日接见湖南驻军负责人时就说过「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在活动」。这番话的背景，就是因「红中会」成员发动了几次炮轰周恩来、反对省革筹小组的大行动。其实早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红中会」组织属下的长沙市一中红卫兵《齐卫东》与《夺军权》这两个战斗队就贴出了公开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镇反」的「黑主帅」。 
　　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号出台。文中声称：「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像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固然，不仅有此文，另外还有《我们的纲领》、《关于组织和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两文。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南班全体同志时，一致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康生说：「『省无联』的纲领，杨曦光的文章，周国辉的讲演，他们自己被迫把湖南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刘、邓、陶的爪牙，公开的。隐蔽的都跳出来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分子跳出来了。彭德怀、贺龙的爪牙也都跳出来了。而反革命「非常委员会」的党羽，「五?一六分子」的党羽，就在你们湖南被迫的跳出来了。」 
　　于是「省无联」的头头们被判处重刑。张家政（湘江风雷第二号头头）被判２０年，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判１５年，毕健（湖南红旗军）判１０年，杨曦光（红中会）判１０年，周国辉（高校风雷）判７年，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判３年。还有如李仲昆（湘江风雷）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同此相对应的是所谓「五?一六分子」的头头也遭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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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全国夺权到山河一片红

　　对于中央的有名的造反派干将，周恩来曾经说：「第一个高潮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聂元梓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全国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也推动了机关和大中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的洪流所向无敌。」「现在蒯大富要比聂元梓巩固得多，当然我不是说聂元梓不好，聂元梓一声炮响震动了世界，我是说聂元梓比蒯大富经受的锻炼少，我从七月份回国后经手了两个人的问题，一个是蒯大富，一个是王锡鹏，我不随便捧他们，靠你们左派奋斗。」 
　　而各省的情况，又因情况而异。这里我们以山西、四川、内蒙古、浙江、广西为例，分别阐述在此过程中周是怎样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行事。

１．山西

　　文革开始的时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因为地域的关系被毛泽东看作是刘少奇、安子文在线的人。１９６６年初，薄一波等人的对立面、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就被叫到北京，以便中央了解情况。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１２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 
　　刘格平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旬，刘格平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召集开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陈守中。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随后刘格平等人策划了组织「１?１２夺权」。此次夺权在２２日被周恩来表扬为「山西省也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发挥了首创精神，各地也创造了很多新经验。」 　直到１９６９年周恩来还表扬说「你们夺权早，占头几名」。 
　　但是此事却引起了强烈反弹。卫恒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对于刘格平的境遇，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挑拨是非，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指向解放军，指向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征候。本来这些领导干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头对准他们，如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黑龙江、贵州，更不用说上海和北京了。」 

２．四川

　　四川刘结挺、张西挺二人更可以说是被周恩来一手解放出来的。对于此二人，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份，周恩来和西南赴京联合告状团四十名代表座谈时，就向代表们了解刘结挺的情况并把刘等人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要去。 　只过了４天，周恩来就接见了刘结挺，但是并没有表态。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６日出版的第４３５期《文化革命简报》登录了反映宜宾问题以及为刘、张翻案的文章（题目为《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扑残酷镇压革命派》）。毛泽东在第二天对此批示：「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来京商谈。」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四川各路人马来到北京。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至４日其间，集中精力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 　４月３日，周恩来当众宣告：「四川宜宾地区的问题马上就要解决。」 　４月４日就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通知声称：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此通知认为：（１）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２）刘结挺案应予平反。（３）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效率之高，令人感叹。
　　于是在周恩来、康生、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最后经毛泽东同意批准，刘结挺、张西挺被派回四川四川担任了「省革筹」的主要负责人。５月７日，有名的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以中发通知的形式公布于众。通知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定为革命组织，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 
　　曾经作为张国华手下的刘、张，现在同张国华平起平坐起来。张国华向周恩来反映：「我们１８军的同志对他（指刘结挺）有反映，觉得一下提的太高，这样重用他……」周恩来则态度严肃的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你要做１８军同志的工作。」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向周恩来等联名提交《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陈述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声称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等。
　　５月１６日，周恩来表示：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同日，周恩来表示：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为了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点名批评了反对他们的四川的群众组织（「产业军」和重庆「８１５」派，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１日见国务院各部及所属院校代表时称之为「产匪」。）。周恩来更是于５月１９日下令：１、派军队保护造反派。２、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３、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被周恩来称之为革命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却因为围绕对刘、张问题和对支左部队的某些看法不一而产生分歧。自刘、张返回成都，「红成」就开始掀起打倒他们的行动。 　为此受到压制的「红成」到北京告状。９月２６日，周恩来、陈伯达等人接见进京告状的「红成」代表。周恩来说：「『红成』打倒刘张的错误是立场问题」，「滑到危险边缘了。」 　周恩来这压一派、支一派的讲话大大激起了「红成」的愤怒。「红成」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斗争更激烈，四川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双方恶斗不止。反对刘张和支持刘张是导致四川武斗的重要和主要原因之一。四川武斗是惊天动地，天下闻名。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晚，要打倒刘、张的的「红成」红卫兵组织等要求在２０日上午九点以前打倒刘结挺、张西挺。如果打不倒就立即解散。张国华为此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当夜就做了指示（这个指示比保护彭德怀的指示迅速多了！）：
（１）刘、张的问题是四川十条的问题。对待刘、张的态度就是对待十条的态度。打倒刘、张就是反对四川十条，就是反对了中央。
（２）刘、张的住处不要转移，原来住在哪儿，还住在哪儿。军区要保卫他们的安全。这是对军区、部队的一个考验。
（３）揪斗刘、张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揪斗刘、张的会，无论刘、张在不在场，那大方向就错定了！ 
　　１９６８年１月，张西挺因为「杜灵」事件遭到群众组织毒打。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发来专门指示：「这种行为是目无中央的表现，要严肃对待。」 
　　在重庆也是如此。「重庆８.１５」与「反到底」两派也因为在打倒和支持刘张上产生分歧，继而相互大打出手，竟然惊动了毛泽东。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周恩来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说：「重庆『八?一五』去年把李井泉搞去，根本不斗他，不给「『反到底』斗，『反到底』扎了三个草人，斗了后把他烧了，『纸船明烛照天烧。』为什么不给他们斗，这是大方向问题，我是听主席说的。主席看的比我们多，是主席看小报，看了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派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周恩来又批评张国华和梁兴初：「你们在成都要像梁兴初同志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那样，尖锐的批评红成对刘．张的问题，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了解情况的，有点吞吞吐吐（指张国华）。我问的那句话，就是要你直说，你要敢讲。你那发言是滑稽的，你对重庆两派的说法是矛盾的。『八?一五』是响应「红成』在成都打刘、张的，你说他比『反到底』错误少，你的发言是有偏向的，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讲话。你在中印边界，主席交给你的任务，你的决心那么大，为什么这次你没有那么大的决心。十条对五十四军称赞了，五十四军有点翘尾巴。对『八?一五』偏听，所以『八?一五』响应红成打倒刘、张的口号，没有站在全局，五十军去年十二月的电报是好的。五十四军在重庆的态度有问题，助长了『红成』打倒刘、张的气焰。张、梁、刘、张是不可分的，是十条上肯定的。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指梁）你在重庆对『反到底』的讲话，敢那么批评，没有讲『八?一五』。给『八?一五』那样讲就好了。」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在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时明确表态：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 
　　正是有了中央和周恩来的这种支持、壮胆、撑腰，刘、张二人在四川犯下了滔天罪恶。后来两人因「杀人」和「伤害罪」等罪名分别被判２０年和１７年有期徒刑。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以张国华同志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大章、梁兴初、刘结挺、天宝、张西挺（女）等同志担任副主任的四川革委会正式成立。

３．浙江

　　毛泽东私下对周恩来讲，要保江华。于是周恩来照令行事。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批斗江华大会的前一日，周恩来派飞机接江华进京。而事先得到此消息的「红暴」（浙江省红色暴动派临时指挥部）因此开始转向保江华。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此事批示给中央文革。
　　浙江当时主要的两大派是「省联总」（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红暴」（浙江省红色暴动派临时指挥部），「二月镇反」之后重组的「省联总」由于受到外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２０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当地占据了优势。 
　　由于中央并没有明确表示要打倒江华（这个同四川的情况截然相反，李井泉被中央早早宣布要打倒），所以江华问题成为两派斗争的一个原因。无论是周恩来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都没有明确说那一派是保守组织，所以两派都是造反派组织。 
　　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４日，中共中央明令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各地群众组织代表团来京谈判需达成六条协议的通知》。（中发〔１９６７〕１９９号）通知要求：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由此按基本平等的精神，中央对浙江问题发出《中共中央对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的批示》（中发〔１９６７〕２２３号）周恩来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时说：「我向你们介绍过浙江红暴会翁森鹤同志。省联总把红暴会打了，翁森鹤同志也挨了打，但他坚持大方向，坚持团结，批评红暴会的缺点。他是红暴会的赴京代表，因为这样一个观点，红暴会认为他右倾，把他从代表团开除了。开除后他还是坚持大方向。我同红暴会的同志讲，不应该开除他。」 　此中也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态度。
　　浙江自１９６７年３月开始军管。军管会由驻浙江部队负责人组成。龙潜任主任，阮贤榜、曹思明、南萍、陈励耘任副主任。１９６７年６月３０日，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代表对《六?二四》通知达成协议。实际上却是冲突不断。在中央发出上述中发２２３号文件通知之后，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对浙江省军区的电话指示中要求红暴会要靠拢省联总，要教育造反派照顾大局，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省一级不行的话，看看厅一级有没有人站出来。这样过一段，就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由于一直没有省级干部站出来亮相，浙江省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６日成立了浙江省临时领导机构或称为浙江省最高权力机构（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在８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即「两个改组」）。任命南萍为浙江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为副主任，熊应堂代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萍代政委。此改组表明了中央的意见：即在大联合中以「省联总」为核心，「红暴」为被联合一方。为此两大群众组织也开始相互妥协，例如「省联总」不再称「红暴」是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犯了错误。
　　尽管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０日说「最近八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问题，即甘肃、四川、河南、内蒙、湖北、湖南、江西、浙江。」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表达恩来中央迫切希望浙江能够解决问题的想法。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其一就是省级干部直到１９６７年年底才有人站出来亮相；其二，两大群众组织仍然纷争不停，军管会领导人对两大派的看法不一。针对如此分歧，罕见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２日批示到：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此论调固然符合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７、８、９月在南方一系列谈话的精神，但是未免不含有其对江华的个人因素。１１月４日，周恩来对黑龙江省炮轰派代表时的谈话时指出：浙江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能不支持一派，反对一派？主席说：不能，它不是象武汉百万雄师那种情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等文件。此通知于１２月２日以中发通知形式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中发〔１９６７〕３６７号）通知还指出：「目前不少地方都存在不同于百万雄师的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应当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即毛主席提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政策，而不应对那些组织的群众采取施加压力、绝对排斥的政策，才能有利于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各地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享有这种待遇。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４对四十七军就中发〔１９６７〕３６７号通知的请示的回电时说：湖南的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高司的总部不能恢复，要帮助基层组织认识错误，要他们跟造反派搞大联合。 
　　中发〔１９６７〕３６７号文件还指出：「应当组织有各派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力帮助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批评他们的错误，并促进他们自觉地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大力推动他们同其它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共同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三结合』领导机构中保留他们一定的名额。」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双方又因此名额的多少展开新的争夺。
　　为贯彻通知精神，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月份分别于１８日和２０日同「红暴」派、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周恩来批评了「红暴」想继续把队伍拉大，矛头指向军区的做法，并不能因为「省联总」压过他们就要再反一下，但是同时也告「红暴」以后省联总来了以后也是要批评他们的，他们也有很多错误。周恩来在同浙江「省联总」谈话时要求浙江「省联总」高姿态，在省、市革命委员会要有他们的代表，在工代会、红代会代表中给红暴留点席位。红代会只留一名常委就不够了，组织上采取高姿态。同时周恩来也要求浙江「省联总」切实同「红暴」联合。 　接着在２月５日，周恩来基本上按照同样的要求再次同双方代表商谈，稍微不同的是对于「红暴」的批评少了些，同时表达了迫切希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愿望。经过马拉松式的商谈，周恩来在２月１５日，同时会见了双方代表，双方终于达成一致协议。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联合发出通知：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来京代表，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基础上，经过了「斗私，批修」，实行自我批评，达成了《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８日宣告成立。当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成员。周恩来表示浙江委员会的成立要归功于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４．内蒙古

　　内蒙古和很多其它省市一样，夺权从１月１１日《内蒙古日报》社开始。 　造反派先期占领，接着保守派反攻，接着在保守派的要求下，军队介入。军队介入前，请示军委，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回电指示：「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情况不明，不宜轻易表态。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军队不得动武，可以出面调解。」造反派对于军方的行动大为不满，不仅要求军区领导到作出检查，还围攻军区。１月２７日，由造反组织「长缨战斗队」写的《内蒙古军区竟敢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镇压革命群众》一文载入《中央文革快报》，并由林彪批转，通报各大军区。但是随第二天的《军委八条》则让军区大受鼓舞。
　　２月５日，造反派学生韩桐被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打死，为此国务院、中央军委于２月６日发出特急明码电报。全文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均请军区转）：

　　　　在内蒙古军区发生的事件，应该立即停止，事态不要扩大。请内蒙古自治
　　　　区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和呼市红卫军四方面各派３—５名代表来
　　　　北京商谈解决。我们于２月６日派飞机来呼市接你们的代表。

　　　　据悉，军区周围有一师范学院同学中弹致死，如确，应严追凶手和指挥者，
　　　　查出后应予法办，并向死者家属致唁和予以抚恤。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呼三司」报全文转载，外蒙古电台立即播出消息：内蒙古军民冲突，一学生中弹致死。根据吴迪先生的说法，这一国际影响让周恩来后悔不迭——因为电报的最后一段是他加上去的。 
　　２月１０下午，周恩来、肖华等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第一次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由于各方各持一端，无法做出结论，周恩来决定立即派内务部长曾山带上秘书、法医赴呼调查。周恩来再问询了各派的情况，批评了「呼三司」丑化解放军。周恩来说：「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注意影响，不要丑化。你们（指三司代表）将来夺权还要靠解放军协助嘛！」 
　　２月１２日，周恩来办公室电话指示：内蒙的问题很大，总理正在全面进行研究，一定要很好解决。现在武斗很严重，要求四方面代表分别给家里做工作，停止武斗，不要使事态扩大。 　２月１４日，周恩来再次指示：目前双方对立情绪很大，这样下去，对解决内蒙问题不利。几方面都应立即打电话回去做工作，停止对立宣传，停止对立和冲突。 
　　１９６７年的２月份，因为《军委八条》的颁布，大环境要求造反派不能把矛头指向军队。但是内蒙开枪事件过于严重，因此周恩来在第一次会见并没有特别指出内蒙造反派的问题，并且接连发出两个指示，要求息事宁人。
　　但是在２月１６日的接见中，周恩来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指责他们矛头指向解放军，不维护国家利益。而此时正是毛泽东在２月初之后连续多次批评中央文革之后，并且表示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无政府主义要不得的。 
　　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首先讲：「你们（指造反派）公开在报纸上点解放军。你们完全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接着周恩来抬出了毛和林，周说：「这样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后很不安，你们的脑子有点热了，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你们能实行大民主吗？我知道你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呀！（周很激动）」
　　随后，周恩来批评造反派拿死人压活人：「我今天是抑制着感情说这些话的，你们当中不少是左派，现在我还承认你们是左派，但是这件事你们错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们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军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样做了吗？」
　　周恩来接着举了各地的例子，冲击军区是不对的，是不允许这么搞的，因为「这次是有领导地自下而上的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次夺权靠什么？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靠社会主义道路，靠『十六条』。」「如果解放军有错误，你们可以提出来，中央可以解决。我们是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旦敌人来了，首先冲锋陷阵的还是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
　　最后周恩来指出：「今天任何人都不准动摇我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誉。」
　　借《军委八条》的背景，加上周恩来的讲话，无疑会使内蒙古军区壮胆，认为自己大方向是对的。于是军区变本加厉，同保守派结合在一起，制造白色恐怖。从围攻内蒙古师范学院「东纵」大楼，到大肆拘捕，仅呼市公安局和内蒙古公安厅自２月８日至３月１７日，就拘留、逮捕５００多人。从２月初到３月中旬，全区旗县以上的１９０多个单位被保守派夺了权。同时，军区着手筹建党委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与高锦明等「反乌兰夫派」对立的王逸伦、王铎被军区列入应予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名单之中。在以二王为首的「革命干部」的支持下，军区决定于３月１８日召开全市大会，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员会。 
　　３月９日，周恩来又分别接见了「呼三司」和「红卫军」的代表。然而这次会见，周恩来同「呼三司」代表会见时完全是对军区「和稀泥，对「呼三司」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上来就批评「呼三司」：「你们和军区关系没有搞好，那怎么能行呢？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还散发传单，继续闹对立，你们组织内部有没有人在挑动啊？」当代表郝广德说：他们（指军区和保守派）包围师院时，有剧烈爆炸声，外面有探照灯，人员匍匐前进，喊冲啊，冲……。周恩来解释到：「这是精神战嘛！」
　　「呼三司」代表反应很多人被抓，周恩来无任何表示。只是在郝广德说军区是奉军委和总理指示抓的时候，周恩来非常生气表示：我怎么能指示抓人呢！
　　周恩来又指责「呼三司」静坐，指责「呼三司」在外面宣传：「你们对军区乱叫，哎，那怎么能行呢？看你们把这事件闹的，越来越复杂，二医大到处捅，捅完就走了，把负担加在别人身上。」
　　郝广德辩解到：「二医大被围攻，我们去援助。」周恩来对此进行了批评：「你们红卫兵就管得宽，什么都管。军区的事么，问题越搞越复杂，跟军区对立，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
　　周恩来的这种态度无疑对于军区的行动是「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态度和当时中央对于军队的态度是一致的，或许中央有平息事态，息事宁人，对双方都进行劝解的意思。但是中央的屁股在当时是做在军方这一侧，因此造成事实上的支持军队，各地因此而形成的「二月镇反」皆因此而起。
　　３月１０日，康生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重点讲了两条路线斗争，这是长期存在的。３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出炉（中发〔１９６７〕９６号）。这种动态预示着中央政策的变化。事实上，「二月镇反」并不符合毛泽东关于夺权的设想，因为如果是保守派夺权成功则意味着刘邓路线的反复。这岂不是前功尽弃了么？因此，中央首先在３月１７日发出通知：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夺权，在采取行动之前，应事先取得中央同意派代表来京同中央商量。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要成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不要在对方报纸上报道和广播电台上广播夺权。 　此举使得内蒙军区决定于３月１８日召开全市大会，成立呼和浩特革命委员会的设想破灭。
　　３月１８日，周恩来等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在接见过程中，周恩来一反前态，严厉指责了内蒙军区，在座的康生、肖华等也对内蒙军区加以痛斥。（笔者注：大概因为毛泽东在３月１１日下令调查青海２月２３日流血事件。）
　　周针对内蒙古军区宣布「河西８.１８」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一事讲：「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耽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
　　接着，周恩来针对内蒙军区扣留《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一事，指责军区对抗中央，是不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座的王力说：「《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刊物你们竟敢扣押《红旗》的记者。你知道《解放军报》是谁领导的？是林副主席，我们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你们把解放军报记者也扣了起来，把笔记本没收，至今不还！」于是周恩来说：「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
　　随后，周恩来更加严厉的指责：……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生插话：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桓、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了没有？这么做对不对？（郝广德：他们把十八号开会的事在广播电台广播了）噢！报纸、广播怎能有同中央不同的声音？你们掌握了报纸、广播，就登、就广播？广播问题的四点指示不生效了？（郝广德、高树华：他们把二十二问中央文革，在京参予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抗大」，在报纸上、广播上称为「左派」，要大家学习）这是反动的！你们（问《红旗》、《解放军》报记者）认为「抗大」是什么组织？（记者答：「抗大」炮轰中央文革，是反动组织！）
　　最后，周恩来说：「说明你们（指军区）的立场问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你们说群众大会不开了，还是要开向中央示威？是真不开了，还是搞什么？这都要看一看。对区党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复自由！」「今天会上谈的不能向外传，四方面各负其责。」
　　周恩来给内蒙古军区扣上来了一系列的罪名「「向中央示威」，「欺骗中央」，「反抗中央」直至执行刘、邓反动路线」。 
　　值得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在同一个时期指责其它军区的言论同此相仿。作为执行当时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这无疑是没有什么可以多加指责的。然而，在官史如《周恩来传》或者其年谱中，周恩来此种作为是丝毫未有提及的，为的是避免破坏了周恩来爱护军队的光辉形象。
　　以３月１８日谈话为基点，从３月１８日至４月１２日，中央多次接见四方代表，严厉批评内蒙古军区、自治区党委的王铎、王逸伦和保守派。
　　３月３０日，中央召见区党委代表，周恩来让二王检查错误。周恩来指责王逸伦「顽固地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周恩来指责王铎「搞投机」，「同保守派搞结合」。最后二人被周恩来定性为：「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 
　　经过多次接见，被成为「红八条」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在４月１３日晚出炉。其主要内容是「呼三司」等造反组织是革命组织，军区别领导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成立以滕、吴为首的内蒙古革委会筹备小组。
　　但是此事遭到了内蒙古军区和保守派的严重抵抗。呼和浩特竟然出现了「周恩来是两面派」、「打倒康生」、「与中央血战到底」、「砸烂高锦明的狗头」、「与『呼三司』决一死战」、「强烈要求中央撤销八条」、「重审内蒙问题」等标语，以至后来还出现了「周总理为什么反不得？」的大字报。４月２１日下午，中南海西门外出现了五百多人的「内蒙古赴京代表团」，他们宣布：「我们要在这门口静坐，周恩来不接见，我们不离开。」静坐持续了六天六夜，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在北京发生这样的事，可以说还是头一次。」４月２７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答应接见。但是在在周恩来不足两个小时的讲话中，口哨声、口号声、跺脚声、起哄声达五十余次。 　这种藐视中央权威的会议或许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宣告了文革路线的破产。
　　两派的对抗逐渐升级，随之武斗在五月份也被推向高潮。５月１０日，保守派在曹文生、张三林的指挥下，几千人围攻党委大楼。围攻人员手持凶器，砸烂门窗，焚烧文件，打伤工作人员１００多人，重伤２０余人。 　５月１１日，内蒙军区在中央指令下派出部队，支持造反派。保守派终至败北。
　　根据吴迪先生的文章介绍：根据当时内蒙古的各类小报公布的数字，自４月１３日至５月１３日的一个月内，呼市地区保守派（包括军人）上街游行示威者达十万人次，出动汽车七百余辆，参加武斗三万余人。有三千多军人不归营房，脱离建制。在这一个月中，因武斗致伤者一千三百余人，重伤三百人，致死者十余人。 
　　针对如此混乱形势，５月１６日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徐向前、聂荣臻、叶群等１６位中央首长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两千七百多名赴京战士。事前这些战士被内蒙古军区参谋长王良太等事先打过预防针。根据吴迪先生的论述，无论这些中央大员无论如何解释，，这些劝慰之言迅即淹没在混乱和愤怒的海洋之中。终此会，台上是声嘶力竭，好话说尽，台下是哄声四起，群情汹汹。向台上递条子，送材料的军人接踵挨肩。坐在主席台一侧的第二夫人叶群成了接收材料的三等秘书。会后，周恩来、江青、康生等人到总参招待所看望这些赴京军人，这些中央大员们竟在「周总理两面三刀」、「周总理是两面派」的鼓噪声中被送回了汽车。
　　接连在５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周恩来等又分别同军区警卫营和部分军区和自治区领导座谈。军区警卫营要整训，周恩来讲：「警卫营要做模范，过去你们领导上犯了错误，你们是受骗的，所以认为三司是个反动组织。过去你们支持『无产者』，所以现在感情一时扭不过来。你们要集中在一起，整顿一下，要做模范嘛！」 　第２日，周恩来同自治区领导座谈，表示中央坚决支持滕、吴和造反派，并警告如果再不服从命令，以自由脱离解放军（论处）」，「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要采取行动」，「中央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５月２４日，总政治部在政协礼堂召开欢送内蒙赴京人员大会。军人在会场上再次高呼「背叛中央」的口号，冲上主席台殴打了内蒙军区第一副政委吴涛和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陆杨。
　　主持会议的王良太向大闹会场的将士们发问：「今天的会开的好不好？」众齐声欢呼：「好！」「王良太回到住处后洋洋自得，并喝了茅台酒。」 
　　毛泽东终于震怒了。５月２６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处理内蒙古军区问题的决定》：「对军区副司令员黄厚、参谋长王良太实行隔离审查。对军区副政委刘昌、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实行停职反省；军区其它在京人员集中到外地整训。」同时，「调一个师的兵力移驻呼和浩特；将军区警卫营、通信营部分人员和高炮营，测绘大队调离呼和浩特，分驻北京军区指定地区。将内蒙古军区改为省级军区，划归北京军区建制。」同日晚，周恩来、康生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呼三司」等造反派代表，传达了军委的上述决定，表扬他们听话，勉励他们戒骄戒躁，再立新功。十五天后（６月１５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内蒙古军区问题的通报》，将中央对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及其部属的处理公之于众。
　　在中央的极力高压下，内蒙古的保守派终于被造反派击垮。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日，内蒙革命委员会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吴涛、高锦明、霍道余任付主任。滕海清是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直奔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宣布任命的。 　滕海清的上任却给内蒙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５．广西的大屠杀

　　广西的情况也是比较特殊，在中央没有决定明确支持韦国清之前，中央对于广西的两派基本上调和。但是明确表态支持韦国清之后，中央则全力支持支持韦国清的一派，继而这一派成了屠杀另一派的主要民间依靠力量，但是这种屠杀得到了韦国清的支持，甚至中央的支持。
　　文革中广西主要是两大派「联指」和「４?２２」。二者实则由群众组织大联合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９日广西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发表「四?一九」声明，因为对此意见不一，从而分裂出来的。「联指」(南宁联指，柳州联指，柳州铁路局钢联指，桂林联指，被称之为保皇派)主要是支韦(韦国清，广西区党委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打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４?２２」(南宁４?２２，柳州造反大军，柳州铁路局工机联，桂林老多，被称之为造反派)支伍反韦。
　　文革中周恩来多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时说：我们今天主要是听两派代表的意见。６月１４日，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谈话时表示：韦国清有功劳，但是也有错误要检查。你们冲击军管就是不对。军区支持韦国清同志过急了，个别同志工作方法有缺点毛病，你们可以提意见，进行批评。在这两次会见时，周恩来和稀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次，周恩来就严厉批评了「４?２２」派，并指责了伍晋南：军区，野战军可能有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指「４?２２」）这一派从来未讲过解放军一句好话。……伍晋南，我最后警告你，再插手铁路、插手军区问题，我就要隔离你们。６月３０日，周恩来在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组织时又和稀泥，说桂林「老多」过去是出名的嘛，「４?２２」是造反派嘛。你们造反的早，觉悟的晚。又指「联指」说：你们造反的晚，觉悟的早。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和戚本禹第五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周恩来严厉指责「联指」进攻「４?２２」，讲「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全部武装他们（４?２２），看你们怎么办？！」同时周说：「现在军区决定支持你们（４?２２）。你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要欢迎他们（「联指」）回来，慢慢地走向大联合。」（笔者注：此时的背景恰恰是「７?２０事件」之后的左转。）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时提出：两派要联合，不要叫「４?２２」人家反革命集团了，反过来也不称「联指」为韦国清集团，两方面组织要保证六?六通令、九?五命令的全面执行。（笔者注：「７?２０事件」之后的左转，然后又右转。） 　９月２２日，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双方代表，笔者尚未查到具体谈话内容。 　
　　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份，决定以韦国清为首建立文革文本革筹小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中发〔１９６７〕３４２号）。同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中发〔１９６７〕３５３号）出台。《决定》指出「韦国清同志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不坚持错误，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这个检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已经批准，并且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批示『照办』。安平生、伍晋南两同志在运动中也有错误，他们都做了初步检查，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三同志的联名检讨，表示愿意改正他们的错误。中央同意他们这个检讨。」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单独接见了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周恩来在接见中批判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错误。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９日，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时态度一改从前。周指出「联指」和广西「４?２２」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本来都是造反出来的。但是都犯了一些错误。同时周严厉批评了「４?２２」敌情观念不强，犯了很多违反纪律的事。究其主要原因则是「４?２２」是不支持韦国清的。 
　　正是由于中央的这个态度变化，广西省在１９６７年冬「联指」开始在广西各地成批镇压屠杀「４?２２」。这种屠杀同中央力挺韦国清有直接的联系。１９６８年４月９日，《广西联指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声称：韦老爷（韦国清）出钱，军区出枪，「联指」出人，向「阶级敌人」主动地不停顿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向「阶级敌人」刮起１２级台风。
　　掌握权力的「联指」以及重新上台的干部，「名正言顺」地镇压广西「４?２２」，必须在政治上搞臭「４?２２」。１９６８年５月２日，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在常委会说：广西「４?２２」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以及「反共救国团」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操纵、混入的反动组织。据官方的内部机密文件记载，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１日，广西各地、市、县成立革命委员会后，「联指」掌握了政权，不少地方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到５月１１日止，全广西惨遭杀害的「４?２２」的干部、群众和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共救国团」以及「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共１８０００多人。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７日，韦国清为向中央提交一份重要报告，说在广西「破获了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经捕获团长１人，副团长３人，政治部主任３人，经济部长１人，支队长４人，联络站负责人共６３人。缴获反革命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讯地址及部份枪支弹药等罪证。」「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发展组织的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４·２２』派的控制区），利用『４·２２』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此举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周恩来代表中央给以明确的结论。
　　以广西为例子，著名的「七·三布告」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出台。正如吴若愚先生所论述：到了１９６８年的夏天，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聂元梓的时候，觉得造反派已经过了头了，已经失控了，毛泽东利用他们已经达到目标，可以把造反派牺牲掉了。在此之前，中央颁布的「七·三布告」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其时，全国已经实现全面军管，在广西，掌握实权并从未被打倒的以韦国清、欧致富为首的军方，从一开始就站在「联指」一方。对「４·２２」的集体大屠杀，就是在军方的纵容甚至策划，指挥下进行的。如果说「七·三布告」前，军方还是半遮半掩地纵容和参与「联指」对「４·２２」的屠杀，那么「七·三」布告之后，军方就赤裸裸亲自上阵，调遣军队对「４·２２」实行大规模的武装围歼。 　实际上并不是仅仅广西一家按如此模式照办。
　　１９６８年７月，中央、中央文革派飞机到广西，接两派（「联指」、「４·２２」）头头赴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７月２５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对于「４·２２」严厉指责。此次接见实际上一边倒的审判，广西造反派「４·２２」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中央的「七二五讲话」宣告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终结后，与会的「４·２２」众多代表被解放军武装软禁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学习班。广西「４·２２」赴京控告团４２７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监。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日，广西「４·２２」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
　　这次「七二五讲话」讲话，在文革造反派历史上应该占有其重要的地位。下面是部分对话内容：
　　　　康生：听说广西党校有个教员叫朱仁的，朱仁在座吗？（这时区党校「红
　　　　浪」的朱仁站起来。）我希望你忠实地讲，你来北京到底干什么？是革命
　　　　的，还是不革命的？
　　　　康生：你这样的党校教员，毫无党员气味，你这样的党员，是代表什么党？
　　　　你是代表国民党，是谢王岗的党！
　　　　周恩来：你是「４·２２」的吗？（朱答：是）你代表哪个「４·２２」？
　　　　（朱答：现在的「４·２２」。）是代表现在在南宁放火的「４·２２」吗？
　　　　熊一军是不是你们一起的？(笔者注：朱仁为广西党校教员。)
　　　　康生：你要老实交待在北京造了些什么谣言？参加了些什么黑会？搞了些什
　　　　么黑活动？哪个黑司令部指示你的？
　　　　陈伯达：把你的黑司令部端出来！
　　周恩来对广西「４·２２」派评价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这个谈话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周恩来谈到桂林造反大军「包围第三监狱、劳改工厂」一事时，有这样一番话：「去年、前年你们造反动路线的反，做了些好的事，现在还造谁的反？！我在去年说过：你们还有造反精神，我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们里边一定混进了坏人！」周恩来还斥责「４·２２」另一代表苏振国说：「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当「４·２２」代表曹东峰汇报「西大『革联』被围几个月了，没粮食吃」时，周恩来反驳道：「什么没粮食吃，你们抢啦！」这样一些讲话传达下去，当然就会被认定是周恩来宣布「４·２２是反革命组织」了。 
　　在长达五小时零十分会议上，所有在座的中央首长无一不对广西「４·２２」派进行了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其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文革时中央领导人对群众组织－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认罪不准抗辩的局面。中央领导指责广西「４·２２」要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梧州和南宁放火问题由「４·２２」负责，犯了反对「七·三布告」，不支持韦国清等错误。 
　　同时周恩来等人还对「反共救国团」表了态。
　　　周恩来说：「你们（指广西『４·２２』）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
　　　康生说：「恰巧你们那里有『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
　　　周恩来说：「你们（指『４·２２』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４·２２』里边更多！」
　　　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是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周恩来与康生等人没有丝毫的区别。
　　在这个讲话中，周恩来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武传斌：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大革命时，我在两广呆过，我为你们难过，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我再讲儿句，反正朱仁是会传出去的，我也不怕你传出去。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
　　「七二五讲话」不仅是对广西造反派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广东的「红旗」派。此后，广东「红旗」派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红旗」…… 
　　当时亲历会场「４·２２」派的「柳州铁路局工机联」头头钱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个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黄，连周恩来也变了个人。明明南宁的大火是军队和「联指」炮轰造成的，我们却成了放火的「４·２２」……我终于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含义。整个接见的局面就成了讨伐我们的算帐会。这是一个宣判我们政治死刑的宣判会，如此而已……直到天亮，这次令人终身难忘的接见终于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革命」也划上了句号，正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我总算开了眼界，知道了所谓「神圣的卑鄙」。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合力剿杀下，广西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对此，因很多文章都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在此，笔者无意再加以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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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杨、余、傅事件」

　　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和在开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难说能够贯彻下去。而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冲冲杀杀更多是在舆论方面，周恩来则是把毛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１９６８年３月份发生的「杨、余、傅事件」就是个明证。但是周恩来在「杨、余、傅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一直为人所忽视。周恩来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可谓是举足轻重。
　　杨成武、余立金以及傅崇碧的倒台至今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毛泽东在「７·２０事件」急速左转之后随即来了个大调头，随之在１０月份发表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指示指出「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到了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然而正如毛泽东所多次强调的，一个倾向总是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伴随着该指示随风而起的「右倾翻案」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按照王年一的解释，杨、余、傅的倒台则是因为在此大背景之下其忠诚度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从而导致了清洗。 　吴法宪则认为是毛林在吴法宪和余力金发生冲突时选择了吴法宪。 　然而事实比这个复杂的多。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林彪对于杨成武等人的错误做了一个说明，随后周恩来接着发言。 　周恩来首先是表态「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其次是周恩来表态：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周恩来为什么表这个态？
　　杨成武的倒台，究其原因之一，中央文革认为杨成武对中央文革不忠！江青认为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 　（笔者根据其它知情人的叙述，杨成武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杨成武脚踩多条船，特别是和江青走的过近，江青以图通过杨进而染指军队，此事引起林彪的警觉，而在此事上林彪也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另外杨成武私下里认为其应该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其现有权力表示出不满，而此事引起毛泽东的反感。诸多原因造成杨成武的最终倒台。）特别是杨成武按照江青的指示，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态同意下，组织编写了「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此提纲是对真实历史的完全篡改，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因为提纲只提到毛、林、江三人。 　二者相连，江青迁怒于杨成武。江青在３月２４日讲话中声称：又例如，有的人勾结起来，像杨成武之流，口头上说，中央文革怎么样、怎么样。而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情欺骗中央文革，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 
　　因此，周恩来在此次讲话中，非常突出的向江青当众表示忠心。除了多次带头高喊坚决相信中央文革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领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此外，周恩来首先针对江青的心理特点，对于其备受怀疑的历史情况做一说明，给以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表示：「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
　　随后，周恩来针对于杨成武整黑材料一事表示看法：
　　「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
　　周恩来接着对于江青的斗争历史做了说明，「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以此证明「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而说明江青的具体工作，「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
　　最后周恩来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如果不了解杨成武为何倒台的真实原因之一，是很难理解周恩来为何如此屈膝卑恭向江青谳媚。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另外还突出了一下两个特点：
　　１）对于当前出现的「右倾翻案」给以严厉批评。周恩来讲：「在这两条路线斗争中，接着就出现了去年的反动的『二月逆流』，就是说，在中央以『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为代表的，和一些同志、一些人，仍然继续地、坚决地、顽强地、站在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早在３月２０日，国务院办公室就传达了「谭震林应该打倒」的指示。 
　　２）周恩来把矛头指向聂荣臻等人。周恩来讲：「那么，今年这一次又把杨成武等人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二月逆流』）公开出来，揭发出来。我们林副主席指出了，我们中央文革坚决的揭发这件事情。这一次事情还在继续揭发，我们甚至于要研究，要在座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
　　聂荣臻在４月６日打电话询问叶群：杨成武的黑后台指的是谁？叶群替周恩来掩饰：并没有点名嘛，社会上正在炮轰，将来轰到谁就是谁。 ４月７日，聂亲笔致信毛泽东，希望就杨成武「黑后台」一事同毛泽东面谈。４月１０日，周恩来电话转告毛泽东在这封信上的指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周恩来在４月２０日接见国防科委代表时讲：「聂荣臻同志我也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贯正确的，是有错误的，我不在这里说。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几点意见，帮助他。在二（应为三月笔者注）月底杨成武问题出来后，他给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给我，毛主席加了批语，然后准备继续写一份检讨，他确实对这次大会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感到不安，写了一封信，我打算给他提几点意见。他是四月十六日写的，我还没有提意见，毛主席要我帮助他，等写了以后，经过国防科委党委讨论后公布，有意见还可以提。」后来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周恩来再次提到：「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可见，这个黑后台，周恩来指的就是聂荣臻。
　　杨成武的厄运到此并没有结束。
　　３月２７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召开的１０万人大会上，再次对杨成武鞭挞，对江青的革命历史、丰功伟绩作了系统的宣扬，并当众举臂高呼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和打倒谭震林等。周恩来为什么如此卖力？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３日外交部９１名干部联名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周恩来对于越是关系亲近的人下起手来特别重，例如原南方局的干部潘梓年等人的处理，以撇清自己。周恩来在此时率先表态打倒谭震林和如此卖力猛批杨成武都与此点不无关系。
　　周恩来后来在多个场合对杨成武等人继续鞭笞。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接见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代表时表示：总参党委提「以杨成武为核心的党委领导」那种情况是杨成武自己提的，是自己喜欢，不但自己喜欢，而且对别人也强加，给国防科委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写了一封贺信，写了有以某人（笔者注：指聂荣臻）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领导。 　在「九大」时，当毛泽东提到肖华、杨成武时，周恩来表示肖华，杨成武都是坏人，杨余问题大一些，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实话，三个人都不讲实话。 
　　到了１９７０年，周恩来又暗示杨成武是所谓「五·一六」这个反革命分子戚本禹等人的后台。周恩来说：「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滨》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 
　　「杨、余、傅事件」后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由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然而自军委办事组改组起到提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者均是周恩来！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向林彪报告称：「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讨论过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拟了５个同志，现先送上，请考虑是否妥当，并请在您考虑后，向主席报告请示。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当天，林彪：「呈主席批示。」毛指示照办。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毛问办事组现有哪几个人，黄永胜等回答后，毛说，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捏到手里。讨论过程中，周恩来提议说：「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笔者注：《周恩来年谱》在此处掐头去尾，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讲话而把周恩来的提议删略不提。)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说：「把它悬空起来。」毛说，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 
　　除了上述周恩来的讲话之外，还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其它方面落实毛泽东部署时的重要作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开会解决「杨、余、傅」问题。定板之后，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完成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为防止走漏风声，要求吴法宪一个人去接黄后，由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抓杨成武的时候，作为杨成武邻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换，电话线被切断。 　可见作为中国特工鼻祖的周恩来的老辣与干练。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并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准备好接待工作（根据傅崇碧的回忆实为软禁）。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无论是在文革发动时的罗瑞卿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还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都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决策，可谓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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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理阶级队伍

　　始于１９６７底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方面是对中共传统的敌人加以消灭，另一方面则是在建立革命委员前后，作为解散群众组织（特别是对立面的组织被冠以各种例如叛徒、特务等称谓加以整肃）、消除派性的一种辅助手段。 
　　毛泽东利用文革初期刘少奇等第一线官员犯下的错误，激起的众怒，号召民造反，向着他认为的官僚阶层发动进攻，这自然不包括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１９６７年１月风暴之后，毛泽东本来以为各群众组织会很快达成协议，「三结合」会很快实现。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就会继续引导把矛头指向军队。 　即毛泽东的本意是依靠军队整治地方、各层官僚政权，然后反过来依靠重新建立的政权整治军队。１９６７年４月初接连发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以及军委十条，都强调了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此大的背景之下，在１９６７年夏季发生了各地严重冲击军区的事情。但是「三结合」并没有很快实现，毛泽东不得不才用军管的方式，而这注定了毛泽东想依托重新建立的「三结合」组织来整治军队的想法落空。实际上整治军队的实施到了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的时候才得以实现。毛泽东不得不优先考虑成立符合自己旨意的政权组织。但是在种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的利益，纷纷对造反派组织实施渗透与控制，导致各地的群众派性武斗不断升级。此冲突是造成各地迟迟不能成立「三结合」模式的革命委员会的主要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重点自１９６７年８月底之后就从整「走资派」转为重点打击群众组织中的「坏人」。
　　因此当大批的造反派冲垮了各阶层的官僚政府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群众组织要解散。 　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种行为难免被造反派认为是「兔死狗烹」。于是很多造反派显示出其独立性，１９６８年７月有所谓的由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辽宁、黑龙江、青海、贵州等地造反派头头云集的所谓清华、「北航黑会」就是其典型案例。其在会上要酝酿成立的全国造反派联络组织更是犯了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忌，反过来遭到更残酷的打击。
　　但是造反派毕竟仅是群众组织，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融合后，其成分非常复杂。这就给当权者有机可乘。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视察三大区的时候就讲：「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回顾时也说：「工厂里确有坏人。」而这些坏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恰恰是「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毛泽东在一开始，设想通过「斗私」、「批修」等「说服教育」的方式来消除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但是并未成功。于是借用参与行政控制权力的军队为主导，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掌控下，「清理阶级队伍」成为毛泽东对付造反派的一个杀手镧。
　　而「清理阶级队伍」这个词正式的出炉，则是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康生和江青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江青提出的。江青讲：「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历史，不突出不搞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是不行的，这一点回去好好搞一下。新华印刷厂讲得很好，就是建党过程中，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要逐渐清理阶级队伍，党内要清除特务、叛徒、变节分子，党外也要清理，对于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严肃处理，刚才提的三K党（指国民党、一贯道、三青团）有现行活动的严肃处理，地富反坏右不老实的也要严肃处理，当然由群众处理，不是由政府。」 
　　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３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毛泽东参阅。５月１９日，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５月２５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联名转发这一材料，要求「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然而事实上在这之前，各条战线的清理阶级队伍就已经动员多时。
　　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１日，中央首长在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充分了体现了这一思想。周恩来讲：「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它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天津万张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两个人，是个集团，当然是个小集团，有叛徒，有特务，特别是在文艺战线，公检法专政的机关更要做好工作，要改造，要改造公检法，改造文艺界的领导，把坏人揪出来，有错误的检讨错误。公检法是实施专政的，以后必须依靠解放军改造。」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接见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全体学员时指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务繁重，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因为过去对刘、邓及其在西南的代理人李井泉联合批判不够，流毒很深，还未肃清，你们不是要解放大西南吗？这个口号现在才实现，贵州开了个头，还不够，四川处于首位，一定要四川起来，四川在西南影响很大。要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这是你们的责任，两派要联合批判。同时，还要联合起来清理阶级队伍，把最坏的人揪出来，当然要区别对待，最近我们印了江青同志的二（两）个讲话。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五日给文艺界座谈的讲话，……主席批示的某个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的材料，还有公检法清理阶级队伍的材料，这点在四川很重要，中央是写在第一条的，希望你们两派要联合，深入地把阶级敌人清理出来，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心明眼亮，四川这个大后方才能巩固。」 
　　随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下发了一系列的在各条战线上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例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转发全国煤炭工业会议决议的批示》（１８６８.０７.２４；中发〔６８〕１１２号）中指出：认真清理阶级队伍。解放前的煤矿长期被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霸占。解放后，在中国赫鲁晓夫招降纳叛的叛徒哲学庇护下，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它反革命分子，混进了煤矿职工队伍，他们伺机破坏和捣乱，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把它们挖出来，批倒批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当时关于各省的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以及各省派系联合的批示中，清理阶级队伍成为必提之要件。 
　　同一个时期，中央首长在接见各省代表团时，也均提出清理阶级队伍都的要求。但是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很少对事情作出具体指导，具体的执行是靠周恩来完成。当毛泽东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周也有自己的认识：「要自己把坏人揪出来，有材料交给对方组织，自己把自己那派坏人揪出来，这样子比较好，不损害革命组织本身。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容易识别好人坏人，但在特殊情况下，背后有坏人容易被蒙蔽，要自己把他揪出来，这样不损害这个组织本身，这个组织就更好。」 　在如何执行上，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联总代表谈话时指出：「办事组，政治工作组，搞个专政的。内蒙古搞得好，他们叫群众专政。」 
　　高树华先生以其亲身经历说：如果列举文革中最为百姓痛恨的事情，除了「抄家破四旧」，恐怕就是属所谓「群众专政」了。恐怕后者更胜一筹，呼市地区有民谣说：「不怕判刑坐监，就怕送到群专。」因为在「群专」名义下，可以任意逮捕、关押、刑讯，甚至秘密杀害，无需法律依据。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５日，「呼和浩特市群众专政指挥部」（简称「呼市群专」）成立，和全国的形势合拍，内蒙古猛挖乌兰夫黑在线的漏网之鱼。。１７日，「呼市群专」就开始了第一次大搜捕，「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深入程度、组织纪律性都出乎意料之外……从而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 　抓的人之多，迫害手段之残酷，包括高树华先生的著作在内的很多书籍都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１月６日，在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会上，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发动了「挖肃」运动，并组织了一批「挖肃」的骨干队伍，并提出「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 　在１９６８年的１、２月份，根据时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常委高树华的回忆，内蒙古的挖肃和群专均得到了中央的肯定。１９６８年的２月４日，中央首长在接见赴京汇报的滕海清等人，对内蒙的工作很是赞赏。 　得到中央支持的滕海清变本加厉，最终在内蒙古的「挖肃」以及「内人党冤案」上遗臭万年。１９６９年２月４日，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接见内蒙古革委会主任滕海清时仍然说：内蒙很复杂，内部有敌人，外部有修正主义，乌兰夫在内蒙搞了二十年，他要搞独立王国。内蒙问题，要全部解决，有个时间问题，你们时间不长，搞得不错么，你们不要太急了，中央从来没有催你们。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群众组织要自己去判断，识别，自己去揪。这无疑是提供了一个清理对立面的绝好机会。主持中央日程工作的周恩来从来没有出台一个文件系统而明确的说明，仅是笼统的要求和发一些所谓「经验材料」。至于要清理什么样的人，政策标准是什么，却从来没有发过明示。这是清队中各地个单位自行其是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如此大规模的迫害惨剧的罪恶之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矛头对准那些造反派则是心照不宣的。
　　滕海清办公室主任李德臣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造反派已经发展到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地步。……现在已经到了触动老造反派灵魂的时候了。」滕海清更是亲自上阵，矛头指向「呼三司」。 　对此点，全国各地都在唱同一个经。
　　「清理阶级队伍」之所以受到欢迎，还与各地掌控权力一方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董国强先生以江苏南京为例，详细论述了许世友利用此机会大整原来对立面的过程。 
　　即使在中共自己和毛泽东本人看来，「清理阶级队伍」也被严重扩大化了，周恩来对于这种扩大化是知道的。１９６８年底，曾思玉向周恩来汇报：湖北省清理出几万多阶级敌人。 　最终这场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等人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最终导致了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的惨剧。其具体细节已有众多文章论述，此处不在赘述。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为中共中央的权力枢纽，也成为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铁拳头」。执行毛泽东的决策，同各地方派系打交道，是周恩来工作中的重点。但是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于当地派系的态度，或者是毛泽东对于当地派系所拥护或者反对的当地领导人的态度，成为周恩来行为的准则。毛泽东自１９６７年南巡归来，随即提出要开「九大」。周恩来在准备「九大」的过程中尽心尽力，并且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了重要的讲话，为打倒刘少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八章 「九大」前后：为毛巩固文革的胜利

　　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虽然毛泽东「天下大治」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但是大体上压住了「天下大乱」的局面。１０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者刘少奇进行了总清算，同时还批判了「二月逆流」的参与者。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之间进行了权力的再分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都各有所获。然而，胜利者皆大欢喜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才一年多就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公开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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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届十二中全会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３日，毛泽东视察华东、华北、中南区之后回到北京，就提出明年要结束文革，召开「九大」，项目要尽快结束。除了有问题的，很多的同志要参加「九大」，要当中央委员。刘少奇与邓小平要有区别。并且指示周恩来负责「九大」筹备工作。 
 　次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表示接班人当然是林彪，同时表示刘少奇与邓小平分开。 　周恩来在１０月９日表示把应当用法律的形式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定下来。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整理了一份通报并由中央下发全国，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中央在１９６８年９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９月７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１９６８年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年初中共中央陆续批转了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
　　为了筹备「九大」，中央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８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事先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９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前，中央文革小组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清算他们的错误，而且连朱德也要批判。周恩来提出要请示毛泽东。江青回复毛泽东已经同意。周恩来于是安排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分别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例如陈毅到华东组，华东组对于陈毅可以说知根知底，这种安排极其有利于批判。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材料），不仅有几位老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所谓错误，还有他们几十年以来的老账。吴法宪认为这些这些材料中央文革的人是提供不出来的。因为这些老同志参加革命以来的错误统统得到了清算，包含红军初创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井冈山时期、瑞金根据地时期等。 
　　毛泽东在１０月１３日讲话时，曾经和周恩来有以下对话。
　　毛泽东：「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毛泽东：「×××呢？」周恩来：「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周恩来就是「活字典」。因此，笔者有理由相信正是周恩来提供了这些「炮弹」。
　　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系统地批判了军中元老。 
　　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批判到：（１）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结果使七机部长期武斗；（２）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３）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４）聂荣臻同志不但对「９·１５」、「９·１６」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５）「多中心论」是聂荣臻搞的。但是聂检查说他这个「多中心论」是杨成武灌输的，是受杨成武的影响。其实，是聂搞的「多中心论」，闹独立王国。在晋察冀就闹起来了，杨成武不过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６）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叶剑英的错误在于：（１）叶剑英派工作队，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２）戚本禹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因为他们压抑群众运动，所以军事院校冲中南海；（３）二月大闹怀仁堂后，１７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１７０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４）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立，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５）赵永夫是付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２３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八?一八」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说是林付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付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徐向前的问题更严重：（１）徐向前对邱会作同志的批斗要负责。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被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 　（２）他们镇压群众后，有些学生在三座门静坐几昼夜，要找徐向前辩论，中央让他去接见群众，他不去。有的同志说：「外面冷得很，不要把他们冻坏了。」徐向前说：「冻死了活该，多冻死几个。」对群众就是这样的恨。以后还是陈伯达同志去作工作，徐向前还说：「这是军队的事，谁要你管？」并说：「我用不着你们管，我没有什么错误。」江青同志是全军文革的顾问，但是他们开会不通知她，所以江青同志说：「他们把我开除了。」
　　周恩来还对保护老干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１）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后来他们推脱责任，说是上面点头的。后经再三追问，郑维山同志还当面对证说：「是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你们三人点头的，怕有问题，又找了他们二人，他们说了，要烧，要烧焦」。这样他们才哑口无言。到底谁在保护老干部？（２）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实际上几个元帅两次接见的两次讲话后，群众要他们检查，中央文革的同志出来保他们全部过关的。事后，他们对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说中央文革不保护老干部。
　　周恩来最后质疑说：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会议的最大成果则是，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提供的证据，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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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大」的召开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同年１２月，周恩来起草「中央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 
　　１９６９年３月８日，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陈伯达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看来恐怕不行吧。 　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报告稿和「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时间、议程。会后，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林彪：「九大书面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国际、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最终遭否定，周恩来并没有表示任何支持或者赞同的意见。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在４月１４日做了发言，主题有二，第一个表态拥护文革，第二个是吹捧林彪。 　周恩来表示：「（在回顾了历史再经历文革之后）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周恩来发言的第二部分则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那就是最遭人诟病的「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一说，使林彪长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们的耻笑和责骂。对这一篡改历史的说法风行一时，周恩来是有责任的。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的周恩来，应该比一般人更了解那段历史，但是，为了政治需要，为了「紧跟毛主席」，他却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领导人的重要身份向庄严的党代表大会讲了这样的话：「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又于５月１４日在国务院所属单位传达「九大」大会上传达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时，谈到南昌起义的时候，再次说：「林彪同志南昌起义失败后，带领部队上井冈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所以我说南昌起义的光荣代表应该是林彪同志。」 
　　而引人深思的这个讲话中的一段内容。
　　当毛泽东提出不要抓坏人不要扩大化时，周恩来则表示：「应该抓敌人，抓坏人嘛……。」周恩来还说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他们是叛徒、内奸、异己分子，但跟他们跑的并不一定是叛徒、特务，也要区别对待。刘少奇的错误是网罗一帮子，勾结起来，别人不知道，搞分裂，是地下黑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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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大」前后的一些国内外重要政策的变化

１．外交

　　文革的发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毛泽东要在把中国树立成为世界革命的「样板」，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试图以中共革命成功的模式来实现世界革命的成功，即以所谓的亚非拉为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馆的首要任务。 
　　而作为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对此是认真执行的，也是不遗余力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在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中国革命越强大，越能影响世界的各个国家。世界革命中心逐步转到了中国，我们要备荒。备荒不仅是克服每年不可免的灾荒，备荒，包含了为人民而储备，为战争而储备，还要为世界革命做出支持。 
　　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主席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下发两个「批准」到１９６７年７月，共有２５种外文版毛着计４６０万册发行到世界１４８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但是强加于人的宣传导致了无数的外交纠纷。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１９６９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数据，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１９６７年，６５名留法学生和４名留学芬兰学生根据中央指示回国参加文革时途径莫斯科。１月２５日，学生们决定要到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敬献花圈，而斯大林当时是被苏联政府否定的。行动前，留学生通过中国驻苏联使馆向外交部国内报告，外交部很快复电同意。由于学生效仿国内的红卫兵，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唱斯大林的赞歌，导致苏联警察的制止，而且很快演变成流血事件。６９人全部遭到毒打。周恩来给学生致电慰问，外交部并在２６日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罪行」提出「最强烈的抗议」。２月１１日，周恩来亲自主持「欢迎留学生愤怒声讨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 
　　比宣传更严重的是，一些外国的激进分子也真正的学起「造反」来，要造本国政府的反。对此剖有研究的程映红就対坦桑尼亚做过精彩的描述。坦桑尼亚是中共６０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派往坦桑尼亚工作的某工作人员（某英文翻译）在１９６７年底来到坦桑尼亚后，也拉起「造反」人马，并鼓动当地仿照红卫兵组成的「绿卫兵」也起来造反。实际上此虽然是受到中共的启发而成立的，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的「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１９６８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起来造本国政府的反。１９６８年７月，坦桑尼亚杂技团学成归国，最初团内还相安无事，但很快就闹起了派性，动不动就「造反」，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争名夺利。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动引起了坦桑尼亚政府安全部门的注意，把情况上报给总统尼雷尔。当时尼雷尔正在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对银行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国际社会怀疑他受到中共的影响，国内很多人纷纷反对，尼雷尔本人受到很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造反派」在坦桑尼亚肆意妄为，必然会给尼雷尔的反对派提供机会。而刚果的卢蒙巴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政权被右派军人推翻，就是前车之鉴。在这两次政变中，右派军人的借口都是现政权亲华亲共，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中共的附庸。这两次政变使中共在这些国家多年的苦心经营和援助一夜间化为乌有。尼雷尔接到政府部门关于中国「造反派」活动的报告后，对「文革」在坦桑尼亚的发展非常忧虑。
　　１９６８年６月尼雷尔访华时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中方「造反派」的问题。根据中共外交官的回忆，尼雷尔与毛泽东会见时，双方一开始由于对「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尽管毛泽东后来也表示，不允许「造反派」在坦桑尼亚活动，但他的理由却与「文革」没有关系，而是说这些人「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有了毛的圣旨，周恩来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共绝不允许援外人员把无政府主义带到国外，更不允许他们在国外「造反」。那个企图在坦桑尼亚开辟「造反第二战场」的英文翻译，被使馆送回国后即下放劳动。 
　　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造成了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文革开始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就同３０多个建交国家发生外交纠纷。甚至有若干国家例如加纳、印度尼西亚等国同中国断交。从１９６５年７月到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只有也门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已经建交的和半建交的５３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的有４０个。而且许多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缅甸等都发生了针对当地华人的流血事件。中国的外交走进了死胡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证明，这种强加与人的做法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中共当局开始改变做法，首先收敛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
　　１９６８年３月份，毛泽东连续在一些涉外报告上批示：不要强加与人，并删去一些类似「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之类的话语。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９日，毛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１９６８年４月６日，毛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２１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２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批示：「不要」。 
　　于是，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７月在修改改《关于改革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时加写：「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反对庸俗化」，要「通过生动的事实、准确的叙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学院式的背诵，教条式的宣传」。要克服和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日，周恩来得悉摩洛哥当局因中国「无锡」轮悬挂毛泽东语录而阻拦该轮进港，中国驻摩大使馆代办向摩外交部表示抗议事，作内部指示：「无锡」轮去摩洛哥挂毛泽东语录的做法不对。１９６９年６月初，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等情况提出批评，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慎之又慎。 
　　虽然在对外宣传上有一定的收敛，但是在没有发生重大的战略性的转变之前，中共在外交上的策略不会有根本性的调整。
　　例如缅甸是中共在「文革」期间被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议，承诺中国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泽东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１７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护送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中共当时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是，利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民族的亲缘关系，将东南亚国家的少数民族作为东南亚共产党扩大武装时的兵源。毛泽东曾很明确地告诉老挝共产党和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么！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么！１９７０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黎笋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在座的周恩来和黄永胜说，在西双版纳有老挝族，周恩来还说「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毛泽东说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以历史上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队伍为例，说这些少数民族都很能打仗。 
　　但是「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的威胁促使中共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于是联美反苏的战略也就应运而生。特别是在１９７２年２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的「一条线」的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共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 
　　１９７２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亲华的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政府受到很大压力，被迫对中共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监视和检查措施，拆封全部邮件，搜查新华社和中国工人的宿舍，连中共援助斯里兰卡重点建设项目的物资也在搜查之列，很多中共外交官甚至担心使馆会被关闭。为了保住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周恩来被迫接见斯里兰卡大使，不但没敢就斯政府的监控措施提出抗议，反而说班夫人很聪明，反复检查，查不出中共有任何牵连，「不就把右派的嘴封住了吗？」周恩来甚至还说，中国正在清查「五·一六分子」，如果斯里兰卡政府在搜查中国驻斯机构时发现有这类人物，「请坦率地告诉我们，帮我们清理阶级队伍」。 
　　中国大陆最近披露的材料说明，在墨西哥直到１９７２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１９７２年墨西哥左翼力量上台，总统埃切维里亚决定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但就在中国大使熊向晖赴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此消息经报刊披露后给亲华的埃切维里亚政府造成极大的困扰。埃切维里亚在接受国书的仪式上不得不异乎寻常地向中国大使熊向晖提出中共支持游击队的问题。中共资深拉美外交官黄志良在回忆此事时，不但不否认这些游击队受中共支持，反而坦陈「这是中国『文革』混乱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恶果」。和墨西哥建交是中共７０年代初调整外交路线时在拉美取得的一大胜利。为了巩固和墨西哥的关系，周恩来迅速邀请埃切维里亚访华，给予极其隆重的接待，借此向墨西哥舆论表明中共无意支持反政府游击队。 

２．内政

　　文革发动之后，有过几次杀戮的高潮。第一次是１９６６年红八月前后（笔者注：包括「黑色的五十天」）的暴行，第二次是１９６７－６８年间的武斗，但是这些并没有以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在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６９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连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文革史专家丁抒先生认为，５０万人死于清队。 　依笔者在查阅如云南省等各地的文革资料时也发现「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是在整个文革中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清理阶级队伍」在一定程度是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服务。但是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对于人民群众的屠杀并没有结束，反而在１９７０年再次掀起了高潮。
　　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送给毛泽东审阅的关于边疆各省市的情况报告中提出：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同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武汉北、决、扬的指示》声称：「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１９７０年１月３０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１·３１指示」。
　　同一时期，《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毛泽东批准也于２月５日同时发出。三份文件的贯彻执行构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两点：(１)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２）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同「清理阶级队伍」不同的是，这次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动用国家暴力机器，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而所谓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大多都是以言论、思想获罪，其中典型的有对文革不满、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刘少奇鸣冤叫屈等。毛泽东的「一个不杀」政策彻底成为谎言，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自延安掌权之后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共当局镇压大规模地以言论、思想治罪的高峰。
　　这份文件还将杀人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无疑是造成各地大开杀戒的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实际执行当中，判处死刑的权力甚至一度下放到了县、市一级。
　　据历史学家王年一披露：「一九七○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捕了二十八点四八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 　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如今已经证实，大多数都是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正如上面所述，这一运动的开展依然是由周恩来首先提议的。在维护中共统治方面，周恩来是不可能心怀慈悲的。正如周恩来对遇罗克的评价：「此人不杀，杀谁?」对杨曦光则认为「此人反动到了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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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大」之后新的政治格局与走势

　　林彪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九大」全体会议发言时称：「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它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在现场听了周恩来发言后即称：「我没有准备讲话，我插几句话。总理的讲话，我事先不知道内容。……我个人很惭愧！年轻时上井冈山，和毛主席在一起，那时不知道什么事，只知道跟毛主席干就是了。讲老实话，从我接触的领导人中间看，毛主席比其它人高明。那时我仅仅是这点朴素的感情，不是自觉的、高瞻远瞩全面的认识，工作上取得的一些成绩，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若是跟贺龙、若是跟张国焘搞下去，我的脑袋没有了，不是可能没有，是一定的没有。我能存在完全靠毛主席，每个时期都是毛主席指引方向，跟着干就是了。一切都是靠毛主席英明领导这个伟大的政治因素。我个人起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的。」 
　　「九大」之后不久，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持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 
　　周恩来此时是如何领导的呢？邱会作说：「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班子的过程中，终于形成了一个『模式』，其核心就是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个人的关系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是平等的（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毛主席是中央常委会一班人的『班长』。虽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毛主席为主，常常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形式上毛主席只是一票，在名义上并没改变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但是周恩来执政后，他正式地把毛主席放在高高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位置上了，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了毛主席的『从属』，党的政治局领导集体要向毛主席个人请示工作，听从他的指示……那个时候，周恩来对重大问题是向毛主席写书面报告（同时也报林彪）。他在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等活动时，有些事还当面请示，有时还约毛主席面谈。在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处理问题时，凡他认为有必要的，讨论后会请汪东兴、叶群分别向毛主席、林彪口头汇报。毛主席的批示和汪东兴带回来的口信，很快就在政治局内传达学习。政治局起草的中央文件，只有在毛主席批准或划圈后才能发出。」 
　　相对于文革中１９６７－６８年的政治格局来说，周恩来的权力并无太多增加。但是相对来说，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势力的比重却明显增加。即使林彪本人没有此心，但是客观的形势造就了这种结果。第一个，为了稳定全国动乱的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军队则以「三支两军」的形式介入文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一元化」领导的各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中现役军人占了七成多，而各省的县级革委会由军人担任主任的多在８０％以上，最多的云南和湖北省居然占到了９７％。 　第二个，而在中央领导中，军委办事组是「九大」后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１３名成员中的７名（黄、吴、叶、李、邱、李德生、谢富治）。 
　　周恩来的权力基础正如上面几章所论述的，陶铸倒台之后，邓小平也出局了，全国大乱的局势等诸多方面造就了周恩来始成为真正的管家。「九大」召开，周恩来没有代表中央作任何报告。当「九大」开过之后，按照文革发动的初衷，周恩来则是下一个目标。但是此举则有两个前提：第一个，有人能代替周恩来，此人就是毛泽东一直对其保护有加的邓小平。 　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林彪的配合。此配合不仅是指对毛，也要对毛身后的江青等人。但是林彪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一直很深，竟然到了要拿枪毙了这个「娘们」的地步。 
　　相比之下，周恩来则明白的多。
　　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将，是「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是冲锋在前不回头、拚死效力的「过河卒」。不仅江青如此，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亦然。许多事看似张、姚表演，实为江青所为，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有文革史的研究学者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夫妻店」里他和「文革女老板」的关系。 
　　邱会作认为：「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 　周恩来不仅认识到，如何对待「江青」的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态度问题」，而且还能够在实践中落实。自反「反冒进」以后，周恩来的心思大部分就用于如何讨好毛泽东的问题上，实属历史的悲剧，也是周恩来的悲剧。 　知情人讲述，周恩来在１９６８间曾经授意主管军政大学的张秀川搞了个「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里面提到了毛林会师，还提及了江青的伟大奋斗历史。但是当毛泽东否决了江青委托杨成武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之后，周恩来下令把写成的东西全部收回销毁。
　　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九大」后江青接连对周恩来的发动了几次攻击。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唯有提及要纠正的则是《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时间是不对的，时间非１９７０年的５月１７日，而是「九大」之后不久，１９６９年的５月１７日。 
　　根据程光先生的采访，「九大」之后，江青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 
　　就在九大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悄悄的告诉吴法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提出，周恩来要负责任。吴法宪把此事向林彪做了汇报，林彪则告诉吴法宪：「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吴法宪还建议叶群把此事告诉周恩来。叶群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吴法宪还回忆到：「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７日，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姚文元在其住处开会。江青在这次会议中对周恩来评论到：「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邱会作回忆，江青５月１７日攻击周恩来时，黄永胜当场予以反驳，带头中途退场抗议，并立即到林彪那儿作了汇报。以后的情况是这样的：「林彪说：『最近以来，江青攻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多数，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应当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立即安排了黄永胜、吴法宪当日晚七点到毛泽东处，而我（邱）则到了周恩来那里。江青前几次谈话都涉及到周恩来。每次讲过之后，我都利用和周恩来一起工作的机会，及时地向周恩来『透风』。他听了以后总是表情凝重，压抑不语。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做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我很感谢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你及时的通报，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都是老同志，历史上的事，你们虽然不在中央领导岗位上，但是事情的内容，中央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
　　「晚上黄永胜说，他们大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江青的胡说八道，但毛主席似乎对江青没有太大的愤怒，仅仅有些『小责备』，主要还是为江青『开脱』。毛主席说：『对总理的问题，她（江青）是随便说说的。政治局委员之间谈些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能专搞攻击别人的活动。你们（黄、吴）到我这里来，我不会向她讲的，你们也不要说出去。要是她知道了你们来我这里，讲过她的问题，那今后你们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毛泽东当然心知肚明，黄永胜到他那儿去告江青的状，就是林彪在告江青的状。毛泽东「批评」了江青几句后，又告诫黄永胜（也是对林彪），不要把与江青的矛盾扩大，也不要把事情公开，否则「黄永胜」们就会「混」不下去。
　　周恩来是闻名世界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政府总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江青为何敢向周恩来叫板？对此，邱会作记得江青５月１７日那天说了几句他印象很深的话。「『我（江青）同主席的关系，你们能见到的当然就是夫妻关系了，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同样，主席同总理的关系，你们能看到的好像是挺好的，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你们看不到的又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邱）想过，江青如此胆大妄为，攻击周恩来，整周恩来，一点没有『背景』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在此时，林彪自己跳了出来。
　　林彪不仅不配合江青攻击周恩来的行动，更为要命的是，在１９６９年７月，林彪把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转送给毛，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刚刚向林提起张春桥是不是可以作为接班人培养，林彪则王顾左右而言他，说还是邱会作等这些经过考验的人靠得住。 　张春桥是毛泽东的心腹爱将，可以说在唯一一个在文革发动之后敢顶毛的嘴的人。 　历史也证明，张春桥等人才是毛泽东真正得同路人。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算盘，将石头砸向了林彪。
　　而同时期的周恩来则很有自知之明。例如在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７日在上报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与中央工交政治部、中央基本建设政治部、中央农林政治部、中央外事政治部、中央文教政治部、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由文革前夕的９０个单位，精简为２７个单位。拟设立的２７个单位是：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工业部、一机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交通部、轻工业部、财政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农林部、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公安部、卫生部、文化组、科教组、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办公室、国防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上述单位除国防部、文化组、科教组不建立革委会和党的核心小组、国务院办公室不建立革委会外，其余全部建立核心小组和革委会。
　　国务院拟设立的２７个单位中，划归军委办事组管辖的单位７个，分别是：国防部、二机部（划归国防科委管辖）、三机部（划归空军管辖）、四机部（划归总参通信兵部管辖）、五机部（划归总后勤部管辖）、六机部（划归海军管辖）、七机部（划归国防科委管辖）。此外，８个单位（包括１个委员会和７个国务院直属局级机构）由国务院系统调出，即：电信总局调归通信兵部领导；海洋局调归海军领导；民航总局调归空军领导；中央气象局与总参气象局合并，归总参领导；国家测绘总局与总参测绘局合并，归总参领导；体育运动委员会调归总参领导；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原定归中央文革领导，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改归其管辖。
　　经过此番裁撤，国务院的权力被减缩、分割是空前绝后的。如规定「各部、委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直属党中央领导」，「各部、委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工作部门，其大权集中在中央」，又在国务院系统内划出数个部门归军队管辖，或干脆调归军队领导，国务院实际只领导２０个部门。而这一自行放弃权力的方案，却是国务院自己主动提出的。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精明之处，「权高震主」的现象是不允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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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届二中全会

１．九届二中全会之前

　　１９７０年３月，毛泽东考虑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其时，毛泽东在武汉，林彪在苏州，筹备工作的具体操作，则由在京的周恩来主持进行。
　　１９７０年３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３月７日，毛泽东和汪东兴谈话，作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毛泽东说明：「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据此，王年一先生分析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和信中对此是怎么说的？无论过去的有关著述还是近年出版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都讳莫如深（有香港出版物称周恩来在信中最早提出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但资料来源不详）。不过，毛泽东既是针对所阅文件而作的指示，由此可以推断，是草案或信中提到了设国家主席和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不与「副统帅」林彪，也不与周恩来或政治局其它领导人商量，便作出了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并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泽东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关于设置国家主席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对此进行过讨论，再次不再多赘。 
　　事情的结果则是直到８月份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此事仍无定论。
　　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宪法修改草案中「不设国家主席」作了解释，谈及了林、周、陈、康在此问题上与毛的不同意见：
　　「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我们并且还提了个方案，说接待外国使节可以由元首授权，国家主席授权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使节。大概几位同志，伯达、康老、我、林副主席，四个人都说了，主席说，那是个形式。（康生插话，主席还有句话，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席说，现在当然也见了不少外宾，也可以不见，有些不是也没有见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元首嘛，就是有点好客，不大好不见，虽然接待使节可以由别人。实际上，这个问题主要的还是党的领导和行政上国务院，党的本身也还有一些事。设立人大常委会为的培养干部。外国人不是说，党的决议人民代表大会保证通过，人大常委会更是保证通过。资产阶级也是这样的，你看嘛，英国的国会制，还不是多数是工党的决定？然后国会通过就是了。甚至还没有通过就已经宣布了。现在是保守党是多数了，是保守党的国会。美国也是一样。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党和一个行政机构。主席说，那两层都有必要，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后来康老也说，有人主张把人大常委会同国务院合在一起。主席说，那也不行了，总还要有那么一个机构才行。」 
　　最值得主意的是，周恩来讲话里面提及「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言外之意，此次周恩来是「揣两份干粮上山」的。 　据一位林办秘书的回忆，中办印发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确实是两种方案，一重是《宪法》条文有「国家主席」的一章，另一种则是没有。 
　　事实上，周恩来特意打电话告诉陈伯达：有些人主张还是要设国家主席，请陈准备些条文，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陈伯达则说：「因毛主席还是不赞成设国家主席，我回来就把那个条文抄样扯掉了。周总理给我打电话的事，我也从没有跟别人说过。会上批我批的那样厉害，一说，事情就会牵连到周总理。有许多事，我都自己一个人吞下了。」 

２．周恩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半段的表现

　　会前，毛泽东就想请林彪讲讲形势问题。对此，周恩来也是知道的。８月２２日晚，陈伯达到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人民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认为，如果林提出张春桥的问题，毛泽东肯定会支持林的。张春桥的问题不解决，对党的事业的危害实在太大。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向主席报告一下。」 　(笔者注：惟未见陈伯达本人关于这件事的回忆)
　　九届二中全会本来预定在８月２３日下午３时开始。但是会前，毛泽东再次问林彪要不要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林彪向毛泽东谈了张春桥等同吴法宪等之间关于删掉三个副词的争论。并且周恩来也表示有这么回事。 
　　原来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３日（笔者注《毛泽东传》为１３日，吴法宪在其写的回忆录中则是１４日），宪法修改小组成员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了激烈冲突。事情缘于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认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而吴法宪认为这是「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吴法宪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 　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正是周恩来一手定稿的。事后，吴法宪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表态：「我支持你，你批评的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周恩来同时表示赞成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然而时过境迁，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继续调查吴法宪等人。康生追问吴法宪庐山前后的活动时，周恩来就说：「你（吴法宪）在８月１３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当场吴法宪就回答：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的。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很不高兴。 
　　８月２３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林彪发表了针对于张春桥的讲话。 　按大会议程，林彪讲完之后是周恩来讲话。毛泽东问周恩来，你讲吧。然而周恩来则说不讲了。 　周恩来此举显然是不想冲淡林彪所讲的主题。
　　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汪东兴提出来要重新听一下林彪的录音。周恩来表态：「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放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这样，九届二中全会的日程被打乱。 
　　汪东兴回忆：播发录音的时候，有人提议要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每位代表，与会者鼓掌表示同意。周恩来让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还嘱咐要由林彪审定后再发。我将毛主席的意见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在听完林彪的讲话录音之后，叶群对汪东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昨晚总理交代张春桥准备《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 　据知情人的叙述，此时周恩来还特意「照顾」了张春桥。周恩来对张春桥说：「宪法草案，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张春桥回答说：「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邱会作在西北组讲：「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这不符合历史。……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饭后碰到邱会作，赞扬邱会作，下午放了一炮，很有力量。 　吴法宪也发现，在８月２４日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吴等人有说有笑，但是对张春桥等人表情冷淡。 
　　周恩来自己在东北组也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说：「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 
　　８月２４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华北组开始「起哄」，汪东兴提出要揪人。在讨论的过程中，８月２５日下午，华北组的四名劳动模范先后发言，质疑《宪法》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认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有问题，还点了康生的名字。吴德说：这个态度你们怎么表？如果问题涉及中央的负责人，按照党的原则，应该先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在庐山。吴德向周恩来禀报，周恩来责备吴德为什么不在会上反驳。吴德说不了解情况，不好发言。周恩来说：不是很好讲嘛，你们反对《宪法》起草委员会，主任是毛主席，副主任是林彪，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 　周恩来为什么态度突然改变了呢？
　　原来２５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于８月３１日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用来写「我的一点意见」的语录是周恩来提供的。８月２８日，周恩来叫吴法宪写检讨，并向吴索要了一本陈伯达搞的「语录」。 　庐山会议之后，回到北京的陈伯达打电话向周打听情况。周欺骗陈伯达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陈伯达回忆说：周的语气是亲切的，这是陈终身难忘的。 　陈伯达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至此，庐山风向陡变。吴法宪回忆说：庐山闭幕的时候，周恩来明显开始和吴疏远，并且当周恩来同康生同机返回北京的时候，两个人很亲热。吴法宪慨叹：「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８月２９日晚上（吴法宪回忆录上是３１日根据《周恩来年谱》应为２９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的错误。会议中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递条子给林彪，希望林彪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有利团结。但是林彪根本不理，令周碰了一鼻子灰。 　　

３．周恩来在九届二中的后半段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５日，刊登有汪东兴、陈伯达、陈毅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激烈。许多中央委员都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 　拿到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张春桥顿时惊慌失措，连忙带着姚文元找江青。江青第一个反应是找周恩来，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江青直接找了毛泽东告状。随后，江青带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又到周恩来处谈话。 
　　当日下午三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之前，毛泽东特意把周恩来叫来交底。周恩来也向毛表示坚决的支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之后，毛泽东决定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这也是正是周恩来存在的价值。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吴法宪所在西南组的组长张国华回来传到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在下午两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副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毛泽东是如何知道「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的？这本是许世友写给毛、林的信中所言。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收到此信。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和南萍、熊应堂等人的信到了大会会务组，又到了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把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说此事到此为止。 　周恩来的两面派作风由此可见一斑。
　　随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紧张的同各方谈话。２６日周恩来约吴法宪等人开会后，到林彪处谈话。晚，到康生处谈话。以后又约全会六个小组组长开会。２７日，周恩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下午，先后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伯达。晚，参加政治局部分成员会议。会后，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２８日，周恩来先后去林彪和康生处谈话。之后，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江青后来对这一段的历史有过回忆：「那天我和康老正在开会，总理派人送来了陈伯达的发言稿，不是记录稿，我们与陈伯达干了一仗，说他真狠毒啊，你想把毛主席周围的人一网打尽。从此再没见过这王八蛋。我当时讲，你拿了枪杀我的头好了，你们就是跟这样狠毒的人走啊！你们怎么解释呢？真狠毒！就是要颠覆我们国家，帮助苏修，颠覆世界革命根据地，这能容忍啊！」 
　　关于这一段时间周恩来的表现，徐景贤有过一段非常真实的回忆：与中委们的无事等待成对比的，是周恩来的格外忙碌，为了配合毛泽东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周恩来调集了各大组的发言记录，发现几个「宣讲员」的发言内容惊人地相似，说明事先有过串连，统一过口径。于是，周恩来和康生一起，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到各组「宣讲」的由来；结果查明了陈伯达编选的、通过汪东兴印发的那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出笼经过。为驳斥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散布的谣言和诡辩，周恩来特意把北京存档的关于毛泽东圈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的文件原件，调来供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参阅，周恩来白天黑夜地操劳，据他自己说：「足足有三十六小时没有合过眼！」 　周恩来还根据毛的明令调黄永胜上山，安排李德生、李先念回北京「值班」。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９日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与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周恩来提出：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８月２５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强调；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周恩来在此之后如同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一样，是毛泽东所依靠的、贯彻毛泽东意见的主要执行人。
　　同日，周恩来先后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深夜，周恩来同康生到毛泽东处，将《我的一点意见》稿取来，给张春桥看过并同张谈话，并与次日交给林看，林表示同意。随即，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对《我的一点意见》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随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周恩来在发言中严厉批判了陈伯达：《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 
　　９月４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话，指出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则是：毛泽东在庐山住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日研究「批陈」问题，确定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当面教给周、叶。 　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最终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而陈伯达则说：「后来听说，在一个会上，有人批我在大的问题上没有同毛主席配合。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还举例说，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就配合了。在这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还能维护我，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 　笔者极其怀疑这是在粉碎文革后美化周恩来的行为而造出的谎言。退而其次，即使周恩来这样讲了，也不能抹杀掉周恩来是执行毛批陈最得力的助手这一事实。只能说陈伯达对此的认识还是一书生之见。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中间，９月２日，周恩来飞回北京，在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领导成员开会。在讲话中指出：《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９月５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定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同月８日，周恩来就由《西行漫记》一书改名出版的《毛主席生平》和邮票发行等问题批示：（一）新华书店及各地分店收回这本书。《毛主席生平》不再出售，但《西行漫记》译本不要禁止。（二）告交通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 
　　９月１４日，周恩来在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会议上，向与会人员传达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并介绍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及１９５９庐山会议上陈的问题。 　据说，在这次庐山会议之后，周特意留下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周恩来回顾了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 　周恩来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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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届二中全会余波

１．王良恩之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还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就是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三位上将上书毛泽东、林彪，信中提出「几个犯错误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工作，而应该下基层锻炼。」这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等人。 　这信不仅在若干年之后又起波澜（三位上将检讨多次方能过关），而且还是时任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少将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８月２５日，许世友等三人的写好之后，委托当时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工作的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负责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请王良恩转呈毛。 　王良恩接到这些信后，按程序上交给周恩来。然而老于世故的周恩来却把此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周恩来此举也有避免事态扩大化之意。事后叶群对吴法宪、邱会作讲：我捡到三个「险球」，你们一定要守口如瓶，我一定要保住三个司令。 
　　「林彪事件」之后，由汪东兴和王良恩负责领导查抄林彪住处以及办公室。搜查人员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发现了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根据一位当事人的回忆：这几封信都在林彪办公室的档案中。我们在清查中发现后，感到不好把握，就一起交给办公室主要的负责人、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他负责呈给上面。王良恩再次把信交给周恩来。深知内情的周恩来重新做了批示：「此件是在传阅中被叶群扣压的。退。周恩来。」 　周恩来此举是将信退回王良恩，表示此事应当了解不予追究。
　　１９７２年初，江青在参与处理山东揭发林彪问题时得知，在庐山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省领导向中央写信，建议处理当时在庐山犯错误的人。依据此线索，江青找到了这些信。江青于是找毛告状，要求清查此事。江青给中办负责人（即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一定要彻查这几封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此事涉及到王良恩。江青于１９７３年１月９日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作出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同日，中央办公厅临时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发批斗王良恩，最后，江青「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康生提出要追究王良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什么阴谋」。 
　　周恩来得知此种情况下，指示王良恩：边检查边工作，但是却丝毫不出来替王良恩解释此信是如何到林彪那里去的！
　　多次检讨却过不了关的王良恩最终选择了自杀！
　　虽然王良恩的问题固然不止这些，但是此事的份量颇重。 　但就此事而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不过就是中间的经办人，最后却被逼自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林彪事件」之后，江青想利用此线索，以王良恩为突破口，然后扩大战果，把自己不中意的几个人予以打倒。江青的威逼，众人的揭发，落井下石固然是王良恩自杀的主要原因，但是作为对此事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却未施以援手，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解释，这也是王良恩绝望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周恩来与检讨

　　吴法宪回忆：８月２８日，周恩来就要求吴法宪作检讨。周恩来对吴法宪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９月２２日，周恩来在看到毛泽东２１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 
　　除了自己善于做检讨之外，周恩来还善于劝别人做检讨。
　　早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上，周恩来就劝彭德怀不要站在局外指手画脚，要尽快认识「错误」亦即检讨。 
　　刘宁一说：阿尔巴尼亚邀请一个妇女代表团，我和总理商量去不去？因为阿方邀请多次，决定还是去，总理推荐夏之栩同志带头，我也请示报告了康生。代表团出发后第二天，江青在人大会堂开什么会，突然把我叫去提出：据说有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谁决定的？我回答是我们提出的，请示了总理、康生、富春。江青说，毛主席讲的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职权，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总理要我赶快检讨，我检讨了说我落后于形势，有老框框。谁知总理也批了一段「思想上有老框框」，富春同志也写了同样一段，康生也只好写了自己有老框框之类的检讨。 
　　１９６６年底，一些军队院校学生对陈毅、叶剑英等老帅的讲话不满。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军队院校的「批资筹备处」要批判陈、叶。周恩来劝刘志坚做检讨：为了缓和学生们把冒头指向老帅的激烈情绪，是否由「全军文革」承担些责任。 　１月４日，刘志坚于不得不做了检讨。刘志坚说：「昨天晚上，总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军文革小组开了许多钟点会议，小组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我才有所触动，下面我分别讲一讲我的错误。下午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
　　但是这些人是如何对待刘志坚的呢？刘志坚说：「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康生同志插话：不是没有全面，而是没有。）我们最近反映了一次。（江青同志插话：那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总理插话：你就没有汇报过，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都没有反映主流，只是听了一些当权派的汇报，汇报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康生同志插话：话要说大问题。）（总理：不要讲这些小问题。）（杨成武同志插话：黑暗，一塌糊涂，只讲阴暗面，一片黑暗。）（王力同志也指出这一点）首先是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了，片面反映了一些坏的情况，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叶副主席在他的思想上起了很坏的作用，讲了些这样的事情……的问题，火车票的问题……的问题呀！」 
　　从这些插话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本意并非是要刘志坚做检讨过关，而是完全配合中央文革等人把刘志坚当作替罪羊抛出去！事实也是，刘志坚在１月５日会见学生的时候，就被抓起来。１月８日，刘志坚就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直到１９７４年被毛泽东指定解放后才复出。 
　　肖劲光的例子则是另外一种情形。１９７２年７月，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了「四?五」会议。此次会议实质是要让苏振华复出做准备，肖劲光要为此让路。为达到此目的，肖劲光被扣上「上了林彪贼船」的帽子。但是肖劲光就是没有松口，于是会议开成了马拉松。
　　此时此刻，周恩来出面。周恩来打电话告诉肖劲光。肖劲光回忆说：周恩来几次打电话安慰他，并暗示他为避免整垮，有些问题可以先承认下来。 　在此重压下，肖劲光不得不打掉牙齿朝肚子里吞，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自己上了「贼船」。于是事情得到了解决。「四?五」会议后，肖劲光同志以「上了贼船」的莫须有罪名，又由海军党委第一书记降为第二书记，苏振华同志升任为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同志被剥夺了主持海军工作的权力。
　　当然也有极其个别的不畏周恩来强势的铮铮铁骨。１９５７年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尖锐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呼吁尽快地控制人口的盲目增长。但是这和毛泽东当时要搞大跃进是背道而驰的。大跃进是要有广大的人口做劳动力的。于是遭到严厉批判，不是学术上的批判。完全是政治高压、政治迫害。但马寅初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周恩来再次出面了。周恩来特地约马寅初谈话，劝他不要固执己见，应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但是周恩来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梳理了自己的理论，发现并没有错。他又写出５万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发表在《新建设》１９５９年第１１期。 　马寅初在文中拒绝了周恩来的劝降：「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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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批陈整风汇报会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７日与康生、李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我的一点意见》下发传达，因为「在办理陈伯达项目工作中，我们发现如不使更多负责同志和办项目的同志知道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实的揭发和检举材料，而现在党内外和国外舆论都已渐渐觉察到陈伯达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即不再出面，可能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提议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范围至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并告此建议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阅后批：「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１４日，周恩来批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１６日，中央正式下发此《指示》和《我的一点意见》，要求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亲自传达。由此，全党开展「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 
　　但是从哪些部门「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呢？陈伯达是在华北组「煽风点火」的，而华北组除召集人李雪峰外，还有北京的吴德、天津的解学恭、山西的陈永贵、内蒙古的吴涛作为所在省、市的领队出任副组长，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代表军队方面也是副组长。而文革中，陈伯达同华北的关系又特密切。
　　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的解决，是缘于当时为了解决各省市的问题。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会议并做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华东，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说：作这样的分工，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推动形势发展，实现毛主席争取明年春天或稍晚些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这也是陈伯达与华北结缘的开始。作为担负华北地区「三支两军」主要任务的北京军区，自然要服从代表中央参与处理华北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陈伯达。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至次年１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都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３８军支持激进派，陈伯达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３８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 　这个案例比先前描述的广西案例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华北的问题仍然被选做突破口。
　　华北方面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时候，李雪峰、郑维山等只传达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对于批陈讲的很少，向中央汇报得也很简单，说我们按照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就两句。康生在华北给中央的报告上批：奇怪？毫无揭发！遂将华北的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这就成了问题。江青鼓动北京军区内部揭发，于是３８军的揭发报告便应运而生。这个报告是毛泽东让江青把３８军的人找到北京，搜集情况，写的揭发陈伯达的材料。揭发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前两次在华北的乱说乱动。报告第二部分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我军于１９６７年初奉命调华北以来，越来越感到，陈伯达的手伸得很长，活动反常、手段恶劣。据我们所知，北京军区的许多重要会议，他都到场讲话……」这份报告，在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反党行为的同时，还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北京军区负责人在纵容陈伯达在这里乱跑乱说，使他成了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此举并不仅仅是批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批陈，达到改组北京军区的意图。文革开始，杨勇和廖汉生被打倒，北京军区就被改组过一次。在杨余傅事件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就想改组北京军区。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北京军区又一次被改组势在必行，因为毛泽东虽然当时是把矛头对准陈伯达，实则是对准林彪的。而北京军区肩负着首都的保卫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因此一定要通过改组，从而换上自己信任的人，这样方能感到安心。随后，毛泽东借批示周恩来的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报告而把黄永胜等人都放「进来」。毛泽东此举表明毛对庐山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三个副词的斗争，并不只局限在对陈伯达的批判上，而是想采取各种办法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势力。
　　这个报告自然是攻陈的炮弹。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批了该报告：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让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当日，周恩来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３８军党委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８名常委于１８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３８军报告的批示。为了「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决定先以三天时间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并决定华北会议自２２日开始，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四百三十余人到会。 
　　周恩来于１９日，书面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昨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３８军报告的批示，参加会议的还有华北地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负责同志。会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三天时间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黄永胜、李作鹏找３８军到会同志谈话，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上，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达到团结。毛泽东当日批示到：「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并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毛泽东在批示中还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 
　　这个批示预示了以下两个问题：１）改组华北军区；２）批陈整风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是考察黄永胜等人的表现，以及他们和华北的李雪峰、郑维山是怎样的关系。若当时能揭发出实质性的材料无疑会更好。实际上当时，中央已定「陈、李、郑反党集团」，所以无论李雪峰、郑维山等人如何检讨都过不了关的根本原因。 
　　２２日，华北会议正式开始。然而当时会议仍然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因此，要批他们，怎么个批法？根本无法深入。对此，２４日，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汇报。因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涉及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郑维山和李雪峰，政治局会议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的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２５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同时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毛泽东阅批：「同意。」２６日，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分别在各小组会上继续发动揭批问题，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日，周恩来火上浇油劝大家发言，并说：「如果会议开的无力，中央要点名了。」２７日，中央政治局指定四个人帮郑维山写检查，指定吴德、吴先恩等四个人来「帮助、督促」李雪峰、郑维山端正态度，交代问题。郑维山后来说，当时的「帮李、郑小组」实际上就是搞逼供。 
　　问题的症结是之一「为什么听任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乱跑乱说」，正如前面所述，正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宣布的中央领导人的分工－－陈伯达参与华北的三支两军。而李雪峰、郑维山的检讨恰恰是不理解这一点，没有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跟着陈伯达跑?」以至陈伯达成了「太上皇」。但是周恩来却对此保持缄默。陈先瑞在回忆录中就说：「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这除了中央能阻止他，北京军区是挡不住的。陈伯达到华北是「解决」地方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们没有请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和１９７１年１月４日，江青再请示了周恩来之后，来到会上猛批了郑维山。江青讲：「现在我还称你们同志，就是因为你们还有机会交代，主席的批示是给你们出路的。你们是群众攻一点交代一点，你们要彻底交代。」 　江青在此次讲话中，把北京军区领导人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是「背着中央」，陈伯达之所以在庐山上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做后盾。 　江青还指出华北山头是有历史性，点了聂荣臻的名字。
　　针对江青的讲话，周恩来在１月９日致信江青，提出：「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随意点名批评的情况，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告：「主席在（一月）六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七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我建议，你将这两次讲话录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审阅。」１１日，将根据江青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的文稿送毛泽东，毛阅后批：「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唯一可以理解的是，毛泽东现在需要的军队诸如聂荣臻等人的支持来倒林，因此江青点聂的名是不合时宜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政治上的老辣远非江青所可比拟的。
　　１月８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提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当日，周恩来批示将此件印发政治局成员，明日讨论、下发。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致认为当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近期将专门召开一两次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同日中央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自本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均参加华北会议。 
　　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２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的安排。《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两份材料被上报给毛泽东。材料列举了李雪峰、郑维山的六大罪状以及同陈伯达的关系，但是却没有任何同林彪甚至是军委办事组（指黄、吴等人）的联系。 
　　１月２０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阅批：「照办。」 
　　１月２３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据董保存先生，周恩来讲：「第一，你们认为华北问题还没有揭盖子，我认为是到了高潮。我不同意华北会议还没开完即刻改组北京军区。第二，你们硬把郑维山向陈伯达一边拉，这个不好。这样把郑维山向陈伯达那个方向拉，郑维山就可以不作检查只等审查。第三，处理结果向主席报告要写两个意见，一是郑维山作检查继续工作；二是北京军区改组，郑维山免职。把这两种意见报告主席，主席批哪一种意见就按哪一种意见执行。不要只报一种。」 
　　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根据《毛泽东文稿》中<对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的批语》的注释得知，毛泽东在周恩来１月２０日送审的讲话提纲初稿上批示到「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１月２３日，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商议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意见对提纲作修改后，周恩来于当夜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在送审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同意」；并且又在信封上写了一个批语「完全同意」。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即根据此提纲，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全体大会上作总结讲话。这个讲话提纲后作为中共中央１９７１年第６号文件印发。
　　据此，可以得出，关于北京军区改组等意见在２０日即已经成为定局，而且在周恩来递交的《华北会议对郑维山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和《华北会议对李雪峰同志错误的初步揭发材料（未经核对）》两份材料中已经完全认定郑维山是站在陈伯达一边的。
　　１月２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对于华北会议作出总结（中共中央１９７１年第６号文件印发）。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的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的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同时周恩来宣布了改组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免去了郑维山的司令、李雪峰第一政务的职务。
　　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李雪峰在检讨中除了「反党集团」、「阴谋」外，李雪峰什么都认了。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周恩来、江青都相信了，认为李雪峰说清楚了。只有毛泽东一人不相信。到了中共「十大」时，周恩来，甚至包括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李雪峰没大事，不应该划为林彪的「大将」，但还是开除了李雪峰的党籍。当时，项目组副组长纪登奎曾问周恩来：是不是和毛主席说一说？周恩来说：你代表我们去说。毛泽东说，不能原谅，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意思是李雪峰没说实话。 　纪登奎则回忆说：他向毛提议「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位大将的问题不一样，处理上也应当有区别，建议不要开除党籍了。」谁知毛主席听了以后，高深莫测地说：「纪登奎呀，你这个人啊，少两根白头发。不像我们这些人。」 
　　关于周恩来指责「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更是信口雌黄。１９６８年各派内斗不止，导致铁路运输不畅。河北磁县两派把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对此中央采用一律镇压的策略，无论你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１９６８年２月８日，周恩来电话指示郑维山：「维山同志，据铁道部军管会报告，邯郸地区两派发生武斗，在磁县把铁路电话线破坏，已经影响到京广线、陇海线以及西南、西北的铁路线段调度周转。你们马上派一个团到那里，制止武斗，恢复铁路畅通！可以按『二六命令』处置，『二六命令』你们可大量印发，广泛宣传……」「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仍然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动，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于是对于不听指示的当地造反派，解放军最后采用了武力镇压的方式。华北会议上，只有黄永胜为郑维山讲了话。黄永胜对全体与会者说：「磁县事件，是上面的责任。」 



第九章 「林彪事件」：进入新一轮的斗争

　　１９６６年，周恩来在揣摩毛泽东的旨意后推举林彪为接班人，并在文革中多次对此加以解释。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林彪都是坚定的文革派。周、林二人都是毛泽东发动和推行文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者的不同点在于，林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军队力量的「橡皮图章」，而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角色绝非官方定位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分析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对比两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和作用，周恩来的真实形象无疑会更加清晰。周恩来与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基本上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互相尊重与支持，现在大陆官方将周恩来与林彪关系解释为周恩来与林彪进行了「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这一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是无视事实和有意误导，无非就是想人为地区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一方面拔高周恩来的伟人形象，另一方面则继续抹黑林彪，让林彪充当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林之间的裂痕逐渐公开和扩大，周恩来不断揣摩毛意图，开头还试图调和毛林的关系，但是随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图明显起来，周也就根据毛泽东的调子对逐渐和林彪等人划清界限。在处理「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再一次充当了毛的「第三只手」。事后，周恩来又对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加以整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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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

１．周恩来的「积极」、林彪的「被动」

　　林彪曾经说过：我这个国防部长有一大半是总理替我当的。 　实际上确实如此。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圣意」后，推荐林彪为接班人，此后二者的关系由此变得非常之近。特别毛泽东当时开列的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另一个是周恩来。但是当名单传到周手上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对此，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多次给以解释：「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认识水平高，就认识到林彪同志是正确的，能紧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决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 
　　后来邓颖超在庐山会议上曾经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当然，当毛林反目之后，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颖超都对此再也不提。
　　表面上林彪是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章上明确记载的接班人，可实际上并无太大的实权。文革中任何大小事项的决策权都在毛泽东，而执行权则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特别在文革初期，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橡皮图章」。无论是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是一月夺权之后在建立各地委员会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远远大于林彪。
　　文革初期，林彪接连在８月１８日，８月３１日和９月１５日对红卫兵讲话。这些讲话被国内党史论者「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从而导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城乡各地迅猛发展，势如燎原。」 　周恩来在９月２５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也承认「林彪同志和我的三次讲话，篇篇都是经过主席审查的」。 　吴法宪说：据我所知，林彪历次接见红卫兵的讲话，都是由中央文革代为起草的，林彪从不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每次都是照稿宣读而已。 
　　何蜀先生在在查阅大量有关「文化大革命」史料后认为：「现经常被用来当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讲话』，其实并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好并经毛泽东审定后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讲话表达的也并非他的个人思想，而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意图和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集体的思想。」 
　　何蜀先生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史实来证明之：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正值「红五类」红卫兵（或曰「血统论」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接见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 　显然，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写的只有那么两句，其内容与前边的话的意思并无多大不同（等于是同义反复）。毛泽东认为「这样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对林彪的鼓励。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作了讲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是接见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这段话，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次讲话中作这样的强调？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并非林彪自己写的，代表的也并非林彪的个人意愿。因为反对「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显然不好用来当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著作很少提及这段话。
　　何蜀先生则指出，关于９月１５日接见时的讲话，还有一个细节不大为人注意。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第１３７页）的有关注释可知，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审定，周于１４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可见，当时的讲话，不仅稿子是由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当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讲还是由林彪与周恩来两人分别讲也是由毛泽东最后决定的。关于１９６６年国庆节庆祝大会（即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林彪讲话，有的文革史著作提到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习惯于从两人的讲话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强调林主要讲造反，周主要讲纪律，或者说林的讲话是高调，周的讲话是低调，等等。其实，在了解了当时这些讲话出笼的内幕之后，这样说显然就不准确了。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周恩来不仅在同红卫兵时候讲话火气十足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具体的工作，林彪则是只讲讲话应付了事。
　　周恩来在８月５日清华万人大会上讲：「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周恩来在８月１８日号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伟大的舵手，就是毛主席。」 
　　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在８月３１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周恩来说「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的高潮。全国各地的青少年组织了红卫兵和别的革命组织，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的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立『四新』，充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你们那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支持。我们向英雄的工农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 
　　类似的讲话举不胜举。
　　鉴于当时历史情况，周恩来与林彪都要表态，但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不仅是口头上的拥护者，而且还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周恩来堪称之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没有周的大力支持和坚决推动，毛泽东的任何疯狂举措都几乎难以推行。即使周如国内党史界认为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但实际上周是毫无保留地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认真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方针和政策，使文革狂潮一次次推向高潮。事实上，后人只能考证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于周恩来的内心真正想法外人很难得知，所谓的「不太理解」，行动上「很不得力」也就只能是臆测了。相反，如果从周恩来对其亲属们的劝诫，则完全可以得出周恩来是非常自觉的投入到这场运动。文革发动之初，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曾经向周恩来诉苦，周恩来的回答则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共产党员要能经风雨。见世面。」 　无独有偶的是，周恩来亦曾经如此训示过其侄女周秉德。周恩来指责周秉德是为当时被批判的省委说话。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 　　
　　１９６７年３月３日周恩来在批判新疆军区副政委张仲瀚的会上说：「张仲瀚今天上午低头认罪，不管你过去十七年的影响，只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天张仲瀚既然低头认罪，向毛主席请罪，觉得心情沉痛，这点比别的同志好像还好点，既然如此，我们确实还给你一个带罪立功的机会，让你改造。」张仲瀚随后即被关押入狱。３月２８日周恩来接见安徽各界代表时说：「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丁凯文先生就写过：被周恩来点名打倒的省级领导人还有广西的贺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东北局的顾卓新、喻屏等人。事实上，文革期间周恩来点名打倒的人数量之多，一点不比康生、江青和陈伯达少，从周恩来文革期间的大量谈话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原领导人几乎全被打倒了。 　因此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文革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所有文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周从头至尾几乎都参与。这自然也包括毛泽东打倒众多原一线干部的策略。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角色决不是所谓的「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而已。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阎红彦被逼自杀后，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对云南赴京代表谈话时却将阎定性为「叛徒」，周说「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正式声明，这件事与两派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关系，我向毛主席汇报时说过，任何人要想拿这样的事来嫁祸给谁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谣诬蔑都不行」。周恩来同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讲话时，周再次说「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 
　　被称之为「大树参天护英华」和「殚精竭虑护英华」的周恩来，讲这种煽风点火的话绝非少，而是举不胜数。然而这些语言，在官方的周恩来传记，自然是一点都不会提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按照《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的说法，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很多决策，事先林彪都毫不知情，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杨成武也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 　高文谦先生甚至认为：「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了，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周恩来绝非官方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所言：周恩来的确积极参与了这个运动，但周「很不理解」，是「违心」和「被动」的，且设法纠正过火的、极端的做法，努力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对于大串联，王力回忆说「大串联则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说各地学生到北京要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他才高兴。」由于这是毛坚持要做的事，周恩来也是坚决服从的。 
　　但是由于外地学生来京是毛泽东一手制定的决策，虽然这给周恩来的国务院出了很大的难题，周恩来还是坚决执行服从的。至于具体的行动，毛泽东的八次接见红卫兵都是由周恩来精心策划安排，无论是组织、安排，还是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周恩来都严格把关，精心策划。 　第一次，周恩来安排在天安门由毛接见红卫兵，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结后周恩来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以后的七次每次接见之前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根据１１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的报道，１１月２５日和１１月２６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看，毛主席先后检阅了１１００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则接见了２５０万。 
　　而且正如上述，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副总理，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国务院的工作。林彪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军队，但就是如此，周恩来在有关军队的实际运作中，其作用远甚于林彪。周对军队事务极感兴趣，随着「文化大革命」展开，周密切地介入了解放军的所有主要决策。据林彪手下一位将军的儿子说：「我父亲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军委办事组〔他是其中的一位领导成员〕一共处理了１３００多份文件，没有一件毛主席不知道，没有一件周总理没有亲自处理。」 
　　自１９６７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陷入了造反夺权的动乱之中，毛泽东不得不派出解放军对全国实行大规模的军管，由此开始了「三支两军」。但是作为军队主管人物的林彪却基本上毫无作为，而是在军队里没有任何职务的周恩来，不仅过问军队的部署调动、人员安排，且常常亲自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在军队参与「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周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首先由周恩来在１月２７日传达毛泽东２１日的指示时：「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周恩来就民航系统军管一事给吴法宪的指示说「应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民航系统（包括整个民航系统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抓。」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区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队让武斗的双方立即隔离；（二）宣布：对河南日报进行军事接管；（三）接管后停刊几天……以上命令，望立即执行」 　同月２７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委会，并建议对云南亦先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同意。２８日周与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此外周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谈云南实行军管事宜。 
　　３月１３日周恩来在解放军军级干部会议上专门谈及军管问题。周说「军事管制问题，到二月中旬，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六千九百多个，大都是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单位。其中仓库、银行占很大数目，仓库三千一百多，约占一半；银行一千四百多，约占五分之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级银行都要军事管制。将近七千个军管单位，已经用了团的兵力。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此后，各省部级单位甚至县市的军管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３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讨军管问题，并致函毛泽东：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二机、三机、四机、五机、六机、七机）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国防工业各部。定后将分别报批。这些需要派出的军管代表，拟经由军委、总政从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德才兼备的老干部中选派。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３月２３日周恩来要求派一个师的兵力对大庆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照办。４月２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刘贤权任军管会主任。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说，派军队保护造反派；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７月２８日周恩来给新疆军区的指示说，立即制止乌鲁木齐武斗，有军队戒严，如果红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们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５月２７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ＸＸ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２８日报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如此深入介入「三支两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林彪作为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对「三支两军」却极少介入，除了表态支持毛泽东指示外，亦未曾发布过什么特殊命令。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０日的军级干部会上，林彪亦到会讲话，在谈到军队支左问题时说：「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持工业、支持农业、支持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林彪还说：「支持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周恩来还直接下令调动军队。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周恩来直接把电话打到当时陆军XX军在西安市的军部，要军长胡炜派部队对某武器弹药库严加保护，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１９６８年５月下旬周恩来再次命令胡炜去保卫秦岭山脉深处、宝成铁路附近的一座国家战略储备油库。 
　　这些都充分说明周恩来对军队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拟，其作用在实际上甚至超过林彪。当时作为「大秀才」的王力则说：「林彪的态度是：毛主席不到会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会他不主持。……林彪虽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刘少奇不一样，刘少奇做第二把手时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时毛主席退居二线。林彪不是这样，因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线。……毛主席自己是一线，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退。」 　林彪自己则说：「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就不报告中央，不要以为是小事就自己处理，不要以为自己聪明就不请示报告，也不要怕麻烦中央。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同志都是日日夜夜工作的。可以发电报、打电话。」 　这些无疑是对林的「无作为行为」做了最佳的批注。
　　对于地方事务，虽然毛泽东在批示时也指明林彪参与，但是实际上林彪基本不管。２月７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于次日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肖华同张国华、陈明义谈西藏问题。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凌晨，周恩来再次与有关人谈西藏问题。 　在周恩来的主持研究下，毛泽东要的答案出来了。张国华是好人，周仁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其梅（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是坏人，被中央宣布定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打倒，王其梅也成为「军内一小撮」之一，以后被迫害致死。 

２．周恩来与林彪的的互动、两人的不同

　　在不涉及到实质性问题的前提下，周恩来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厚道。 
　　但是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周同林等人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周恩来不会无视毛的存在。无论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毛的态度。王光美曾经回忆道：「陈云同志曾就包产到户和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业生产的问题，同一些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少奇、小平同志同意，林彪也同意，恩来同志表示还是先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周恩来唯「毛」首是瞻的形象被王光美的短短一句话活脱脱的勾示出来。
　　除此之外，更进一步的说，周对于毛是无条件的忠诚，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地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这也是周恩来的存在价值所在。
　　即使官方的《周传》等书籍时，周对毛几乎没有一句劝谏，在「反反冒进」之后，他对毛的错误路线从来都是大力倡导、不遗余力的推行的，都时用服从大局来解释的，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对毛的错误做法从来没有过反对意见，只要是毛的指示明知是错他都要想尽办法坚决执行。一旦毛的心思有变，周恩来更是积极揣摩毛的动向，以便更好的为毛服务。
　　林彪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决非官方所称的「周恩来跟林彪、四人帮作了不同形式的斗争」、「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与周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纪体现在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上，也体现在林对周的工作上的支持。
　　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北京以及其它地方有一股「打倒周恩来」的浪潮。５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６月２日，张建旗将他３月３１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６月１４日，「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成立。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１」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高文谦先生说：此时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最难过的时候，社会上倒周的势头甚嚣尘上，周本人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内部不断遭到江青组织的围攻批斗，日子很不好过。这时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林彪利用坐镇北京主事的机会，有意拉周一把，出面表态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对他表示：你要大胆主持这个会，放手处理问题，我现在情况不熟，身体不好，全靠你了；还特地向军队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全力支持周的工作。 
　　周恩来对林彪的这种关照自然心存感激。１９６７年夏，毛泽东命杨成武回京单独向周汇报情况，毛强调只对周恩来一人讲，但周仍然坚持要杨还需向林彪汇报，并请杨转告毛是周让其向林汇报的。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录：李单独向周汇报毛的病情，并说不可告诉其它人，因为这是毛严令禁止的。但事实上周还是向林作了汇报，当李志绥质问周恩来的时候，周则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和领导，林副主席是我的领导，我怎么能不报告他呢？」李志绥在书中还透露说，「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派人查抄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抄出很多林周的合影，汪将这些照片收了一大包给了周，周对此感激不尽。 
　　在毛泽东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会见北京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谈话上。这是个带有私人性质的谈话，那么在这次谈话中，不经意的二次周的谈话，就可以折射出周林的关系。第一次，当老毛批评蒯司令的井冈山乱打乱闹时，林彪表示：值得，损失最小。随后周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当谈到林彪是接班人时，周表示：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实际上，周恩来对林彪做了大量不合实际的吹捧。在此仅举一例。后来，周恩来把对林彪的吹捧至极致：「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的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第一人，……像林副主席中央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定下来呢？」 　接班人要用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也是古今中外的新鲜事。翻看国际共运史来看，无论是哪个政党，也无此壮举，周恩来这提议，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整理了一份通报并由中央下发全国，即《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１９６７.１１.２７；中发〔６７〕３５８号）。通知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丁凯文先生认为：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后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系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动，而且大力支持周恩来在中央的工作，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有必然地联系。 　有一次叶群专门告诉杨成武和吴法宪，一定要积极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当面对周恩来表态说：「我的身体不好，一切工作还希望你鼎力相助。」 
　　「九大」召开期间，康生和张春桥曾对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周恩来要对此事负责。吴法宪会后直接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特意召吴到毛家湾，对吴说「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事后吴法宪和叶群都向周恩来通报了此事。 　另一件事是：「九大」后江青擅自召开政治局委员会议，除江青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姚文元。江青在会上一是大肆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二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江青指责周恩来「在大的原则问题上看不清，容易跟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江青炫耀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办错了几件事，还有检讨在我的手里」，并说「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江青还说黄永胜等人在搞军党论。面对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黄永胜等人当场与江青顶了起来，随即宣布退场。黄永胜等人会后及时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让黄、吴二人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并要叶群立刻联系。邱会作则去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通报有关情况。周含着泪握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但是毛并未在意此事，只是对黄吴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 
　　除了这种相互支持的互动外，周、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是较为一致。例如解放老干部。１９７１年万里和赵紫阳就是在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万里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赵紫阳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与此同时，经过黄永胜等人的艰苦努力，还有一批军队干部如杨勇、张宗逊、梁必业、张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继解放。 
　　林彪与周恩来有不同的地方。林彪根本不怕江青，甚至当面怒斥江青（详见下文）。江青要整周恩来，林彪都对周恩来伸出援手，不怕得罪江青。但是周恩来不会直接同江青抗争。
　　更多的不同是两个人对事情的思考不同。林彪在私下从不赞扬文革，却以「文化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充分体现了林彪对文革的真正看法。 　１９５９年，林彪就在私下里指责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刘少奇倒台之时，林彪在私下里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 　对于文革中的动乱、发枪、支左等多个方面，林彪都和毛有过不同意见。更为深刻的是林彪对于社会的看法和毛泽东根本不同。林彪认为「人一切为了改善生活，故只有有关改善生活的行动才能动员大众，人的需要什么就什么。」 　林彪还认为：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的及其它东西。不可忽视人民的生活，而无目的去干别的。林彪在建国之初在中南关于土改等政策都是相当右的。如果说林彪是「勉従虎穴暂栖身」还有一定证据的话，那么对于周恩来有又什么证据呢？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林彪拒绝了毛要其见斯诺的要求，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他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一一笔者注）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到了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林彪根本不想参加，后经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再三劝说后，才勉强到场，却始终不同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对林彪也视若不见，冷淡之极。林彪仅仅坐了几分钟后，便不辞而别。最后导致连一张合适的合影都没有留下来。周恩来为此大为恼火。 
　　周恩来绝无可能这般私下对毛不满，更别说当面「摔脸子」了。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１日，周秉德从西安回到北京，吃完饭时同周恩来谈起了西安的文革局势。周秉德批评那些学生造反派斗老干部的行为。周恩来则说学生大方向对，只要符合「十六条」，拥护党和毛主席，就是革命学生。周秉德实在不理解：些造反派，残酷批斗革命老干部，尽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也算大方向对吗?」周恩来怒道：「你好像是省委派来做我的工作来的。你总是袒护省委，为省委讲话，你再这样我就把你赶走了！」最后，周恩来说「我有错误，但我跟主席。晚年不是消极的保持晚节，而要积极地保持晚节！」 
　　周毛都去世之后，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由此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３．周恩来调解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冲突

　　林彪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是不是真的如官方所言「相互勾结，篡党夺权，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直至１９８０年后被合二为一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吴法宪回忆说：「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管林彪是否衷心拥护，但同周恩来一样，他都全力去执行毛泽东的部署和计划，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对江青，最初因爱屋及乌，林彪对江青也是很尊敬，对江青提出的问题，也很重视。」 　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林彪与周恩来和江青等文革派的态度则变得大相径庭。而这也是林彪最后得以很快出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１９６６年的１０月份，造反派开始冲击部队。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肖力(毛泽东的女儿)控制下的《解放军报》刊出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这是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各地的造反派有了这个上方宝剑，军队的各级领导人就遭到了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样的厄运，被揪斗、游街、罚跪、撕掉领章和帽徽，甚至性命不保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就悲惨的死于非命。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此举大大的刺激了军中的老帅们，中央文革同代表军队势力的老帅们的矛盾一下子就浮出了水面。１月１９日，叶剑英同徐向前因为肖华一事，对拍桌子，「大闹京西宾馆」。
　　２０日，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揪斗肖华一事，引起了林彪的极大愤怒。林彪叫秘书打电话通知江青专门来一趟。林彪一见江青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大发脾气，连珠炮一样的责问江青：「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 　张云生说「林彪脸色气得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张云生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彪气成这样。」林彪对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惊得目瞪口呆。 　江青接着向林彪道歉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肖华，抓肖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关于林彪和江青之间，据说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找枪，「毙了她！」 
　　吴法宪回忆说「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是不满的，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就这样，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吴法宪还说：「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以至整个的中央领导层里，敢于这样当面斥责江青的，除了毛泽东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这也是林彪主持制定「军委八条」的重要背景。
　　但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靠山是毛泽东。周恩来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是我们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生的力量。中央文革，在两年前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肯定了的。那个时候，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下，中央文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直接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前线发动群众的机构。」 　从本质上来讲，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没有隶属关系，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主席的。
　　但是林彪远没有周恩来看得这么清楚。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林彪不只一次骂过江青而且还时时刻刻提防江青染指军队。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但是毛泽东通过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江青出任顾问，并接受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以利于江青在军队势力的渗透。林彪与江青大吵之后的第二天，林彪通知叶剑英和徐向前主持召集军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但是只有关锋一人与会，其它人都躲避开。会上不少军队干部争着发言，以发泄心中的不平。黄永胜就严厉批评文革小组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作出认真、深刻的检讨。关锋回去后向江青等汇报了会上的情况，江青大怒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并将矛头对准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徐向前只好推到会上发言的黄永胜身上，让黄永胜作检讨。为此，黄永胜去问林彪要不要写这个检讨。林彪则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江青对林彪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把这笔账算到徐向前的身上，并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之职。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事后对我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吴法宪最后说，「后来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不久，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以后，全军文革也就销声匿迹了。」（笔者注：周恩来曾经说谢富治在徐向前和杨成武之间任过一段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后，其行事风格大异于其前任杨成武，黄永胜不买江青的账，认为军委办事组只能向毛、林、周三人负责。原来军队调动命令报告上名单冗长，致使兵力调动迟缓且易泄密。于是毛泽东批示，军委办事组有关军队调动的文件不送中央文革小组。黄永胜依令而行。江青则极为不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骂黄永胜等：「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江青扬言不许二人参与会议，还要写检讨。林彪支持黄吴，坚决不写检讨，黄吴也认为没有错。周恩来、康生和姚文元则和黄永胜和吴法宪谈话，要求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原定黄永胜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之事也受到江青的阻挠，周恩来则出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发话，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黄永胜回来之后，毛泽东在江青不在场的时候，告诉黄永胜：不要怕江青，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 　黄永胜等人就真的信以为真了。
　　由于周恩来主持文革碰头会，这样夹在中间，事情难办。吴法宪说：「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周恩来提出，黄吴李邱要和江青等人在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周特别叮嘱这些丘八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说话。不曾想，黄吴李邱遭到江青破口大骂：「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么？」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黄永胜等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周恩来也觉得江青太过分，就把事情报告了毛。毛指示江青要检讨。周再次叮嘱黄永胜等人不要「放炮」。江青的检讨很不象样，吴法宪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知情的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 
　　为了弥补林彪和江青的间隙，周恩来主动提议，把江青的行政级从九级提到五级，林彪同意了，并和周恩来一起签名。 
　　但是林彪对于江青等人的敌视是很明显的。１９６９年９月，林彪到江西视察时讲：在中国，小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现在就要注意。他还明确说：据我看，上海就是小资产阶级掌权。 　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事后向江青讲，林彪就是不想让我们插手军队。张春桥曾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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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毛、林冲突之间 

１．周恩来劝说黄、吴、李、邱作检讨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布置的批陈整风，矛头就对准林彪。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纪登奎、陈先瑞、吴忠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了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毛泽东为了敲山震虎，第一步是以汪东兴的检讨为诱饵，利诱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也检讨，借此顺藤摸瓜，可以直捣「黄龙」。
　　９月２２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２１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指出。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 
　　其实早在庐山上，周恩来就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吴法宪很紧张，于８月２８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对吴法宪说：「你为了捍卫主席思想，主观动机是好的，不要检讨。」但是周恩来对吴法宪说：「现在要保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做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周恩来给吴法宪出点子，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讲话「理解错了」。现在周恩来找上门来了，吴法宪不检讨过不了关，叶群对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只要不牵涉首长和黄总长，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劝吴法宪，检讨中不要涉及叶群和他们。 
　　９月２９日，吴法宪检讨。１０月１３日，叶群检讨。毛抓住了就不放，１４日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庐山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因此「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但是黄永胜等还没有检讨，大鱼还没有钓出来，毛泽东再次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但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三人迟迟不写检讨。
　　黄永胜觉得自己是半截子上的庐山，自己有什么错？根本不需要作检讨。周恩来让邱会作做黄永胜的工作：不是发言不发言的问题，主要是检讨宗派主义，让主席高兴点！ 这就是周恩来喜欢检讨的原因和目的？！
　　１９７１年２月２０日，毛泽东批评军委办事组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要求「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次日，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极力劝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做检讨。 　在周恩来这种引导下，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以及其它政治局成员也做了检讨。
　　２８日，周恩来就中央军委办事组２６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 
　　３月份，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交出书面检讨。但是所有的检讨都没有涉及到林彪。毛泽东一时无奈，只能扩大黄永胜等检讨的范围。３月２３日，毛泽东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批示给周恩来，并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周向汇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３月２９日晚，周恩来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林彪听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但是丝毫没有批评黄、吴、李、邱。 
　　事后，毛泽东询问林彪有无批评，吴法宪说挨批了。周恩来帮忙圆谎：「批了，批了。」吴法宪说，这下子毛泽东高兴了。 
　　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５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京举行。但是在周恩来前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并表示希望林彪出席时，用李德生的话说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 　但是在１８日，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同他们串联的事情，当晚黄永胜就告诉了叶群。林彪决定１９日返京亲自坐镇，准备在必要时候直接出面同江青等抗衡。 　鉴于林彪回京，毛泽东决定会议延长，由周恩来出面，送去批陈整风会议的有关材料，并通过叶群转话，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但是林彪一口回绝。周恩来私下里对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要是以讲话的形式检讨几句就好了。」 　周恩来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可以为毛的欢心为毛做检讨。
　　既然林彪就是不肯与会讲话，「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就只能草草收场。毛泽东以退为进，一方面稳住黄吴李邱，另一方面要做足功课，出手必胜。
　　周恩来在４月２９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作总结讲话指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 
　　周恩来复杂的一面在这前后也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庐山会议之时，由于毛泽东还没有示意出是要打倒林彪。９月７日，在林彪下山之前，周恩来看望了林彪，但是没有说话。林彪特意叮嘱黄、吴、李、邱有事多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当毛泽东批示吴法宪等人的检讨「可以了」之后，在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时，在东北小组的王辉球和王秉璋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上同他们串联的事情。陈锡联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之后，周恩来打电话安慰吴法宪：「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 
　　对于周恩来希望林彪检讨的态度，林彪并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林彪私下里对黄吴李邱则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们没错。你们检讨我不怪你们，也不会生气。但我不会检讨。」 

２．周恩来要和林彪划清界限了

　　毛泽东是对林彪不满意，还是因为传统的看法因为林彪代表的军人势力的崛起让毛泽东担忧？
　　据说是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篇社论作了严厉申斥的批示，因为「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是就在这同一期《红旗》杂志上，除了这篇社论之外，还有另一篇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同样有「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对它作这样的批示？在「７２０」事件之后发表的若干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还一天同时发两篇社论中，几乎每篇都有这个提法，为什么毛泽东一直没有「发现」并作出这样的批示？
　　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有一个提法是《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此文突出的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称颂他「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由此何蜀先生尖锐的提出对林彪的这些颂扬，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安和反感吗？ 　实际上，杨成武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 　这里的个人指的就是林彪，这是对舆论宣传林彪的直接否定。对于周恩来，也知道了毛林之间关系的玄机。几年后，毛泽东南巡时明确说：「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 
　　也有不少的文章提出，是因为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导致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事实上军队势力的极度膨胀同林彪权势的增加并不存在必然关系。「九·一三事件」之后，到「十大」的时候，各省省委书记中，军人占４７％，第一书记中仍然占６６％。 　所以毛泽东真正忌讳的是林彪本人的「权高震主。」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个讲话，引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共鸣，竟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表面上矛头对着张春桥，骨子里否定文革。毛泽东坐不住了。毛泽东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
　　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就同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的所作所为。紧接着８月２８日就要求吴法宪做检讨。 
　　当毛泽东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林彪时，出利害关系的选择，无论原来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如何，周都不会冒主席之大不韪，为林彪说一句好话。相反，周一如既往的如同对待彭、罗、陆、杨，对待刘少奇一样对待林彪。落井下石是必然的。
　　虽然周恩来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是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甚至随后建议毛泽东删除为批陈伯达而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涉及到吴法宪的内容。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发怒之后，仍然在２６日一大早，周恩来就全会印发林彪开幕式讲话一事致信康生：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之后认真读两遍，有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于午前退我亲收。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垦。 　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回，并告，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 
　　但是周恩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８月２９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 
　　对于毛泽东想通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检讨，进而把林彪揪出来的战术，周恩来也是极力配合，不断催促他们做检讨，其中不乏以自己也做过检讨来劝说。后来毛泽东果然在叶群的检讨上做出严厉的批评。当初搞刘少奇，不也是先从王光美入手么？
　　更为明显的是周恩来对待林彪本人的态度的转变。林彪被明确树立为接班人之后，如果毛、林、周等国家领导人依次而出会见内宾和外宾时，周恩来总是将随行的人有意压后几步，以突出毛、林二人。这在文革历史纪录片中是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 　周恩来为了突出林彪，当其和林彪一起对公众讲话时，也刻意注意突出林彪。例如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１８」讲话中，林彪先讲，周恩来随后。周恩来特意在呼喊「毛主席万岁」时比林彪少喊一个。林彪喊了三个而周恩来只喊两个。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份，毛泽东以下发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同斯诺的谈话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为了配合毛泽东的攻势，在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周恩来找出中共中央１９６６年８月和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所发两份文件， 　其中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铸的报告上写到：「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周恩来又在原报告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周恩来还在在逐段批注时特意注明：「林副主席在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当时，为反对刘少奇的不提而对抗毛泽东思想，用此提法，有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心，打击刘少奇反动气焰的必要性。」 
　　洞察出此间奥妙的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８日，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部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批示：「第（四）条说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然而此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周恩来，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来在大会重点发言中公开宣称「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当时周恩来这个不「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的发言，吓得林彪赶紧打断周恩来的话，说：我林彪没什么，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贺龙、朱德早就完了，没有今天。还当场哭了起来。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団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笔者注：将在第１１章详述。） 
　　在１９７１年８月，周恩来对一幅准备对外发表的画有毛泽东、林彪在一起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批示道：「这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这实际上是在否定谁呢？。
　　到１９７４年杨成武复出的时候，周恩来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罗瑞卿解除「监护」后，周恩来也曾让邓颖超捎话给罗瑞卿，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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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一三事件」

１．事件突然爆发

　　笔者认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竟然对毛的禁脔张春桥下手，而响应者尽然群势汹汹，形成潮流，「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使毛泽东深感忧虑，于是拿掉林彪成为必然之举。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步步紧逼下，尽管周恩来一再劝说，林彪还是没有行动起来，公开认错，主动让位。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 
　　陈长江回忆主席对接班人林彪越来越不满。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谢静宜的丈夫苏某在空军机要局，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主席决定南巡，行前主席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都会造反？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８月５日，叶群身体不适回到北京检查。８月６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那些客人。 
　　８月９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中央日常工作，并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６０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７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摀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这说明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在南巡中的一系列行动，其矛头都是对准林彪的，显示出毛已下决心将林彪的问题端出来，彻底解决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实际上，毛在南巡前已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其行踪也只有周一人知晓，周对此心知肚明，密切予以配合。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同沿途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讲述党内路线斗争历史，批评并揭露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后支持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周恩来年８月１６日和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并告诉林彪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一方面周恩来于９月１０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宜。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另一方面，「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黄、吴、李、邱均有重任，黄为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等也是副总理，李、邱也是副总理；吴是副委员长，只是大家不理解，主席为什么要康生当委员长，而不让朱老总当委员长，总理还叮嘱这几个将军在会上不要再议，不要放炮，主意不是他们几个的。 
　　笔者认为，此举措完全是想稳住黄永胜等人，不要把黄永胜等人真的逼向林彪，让林成为「孤家寡人」。虽然诚如后来黄永胜说我虽然忠于林彪，但是更忠于毛主席。但是毛自己确要小心行事，犹如文革初要把北京城变为「水晶球」一样才敢回到北京。但是一旦将林彪拿下，一向号称「死了张屠户，不吃混毛猪」的毛，是不会留用黄永胜等人的。当初杨成武倒台之后，叶剑英等人遭到毛的抛弃，也是此种原因，无非叶剑英是和杨成武都是踩着罗瑞卿的肩膀上来的罢了，更何况在「文革」中同林彪一起对抗过江青的黄永胜等人呢？况且党内的斗争模式早已固定，等着你腾出位置的人和你曾经整过的人，正眼巴巴看着你倒霉，早已经准备好大石头了！
　　周恩来对于南巡中的毛泽东保持着「热线」联络。毛泽东向周交代林可能会被他逼得狗急跳墙。 　９月３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经毛泽东阅改过的他和华国锋追记毛泽东沿途谈话内容稿专送周恩来处。 　９月１１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长沙听毛谈话后返京的华国锋谈话。 　９月１２日，毛泽东火速回京。毛泽东的专列路过济南的时候，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汇报了专列离开济南的时间。 
　　当夜「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的飞机还没有起飞，周恩来对李德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林彪「要逃」！ 　叶群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夜行不安全，而且说要去看望林彪！叶群急忙推辞。 　当周恩来得知有飞机在北戴河机场，连续采取了以下关键措施：
　　（１）周恩来叮嘱吴法宪如果叶群来电话要去调飞机，则不能答应，说要先请示我才可。吴法宪照做了。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吴法宪说调动飞机的事情，我不能做决定，要请示总理。这可是原先没有的事！叶群接着打电话找黄永胜，但是黄永胜被周恩来「留在」人民大会堂了！叶群找不到黄永胜，这才慌了！叶群急忙冲向林彪的卧室：首长，黄吴李邱被（周）抓了，现在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２）周恩来同叶群讲完电话后，在凌晨零时左右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告诉了毛泽东，并且随后毛泽东就搬到人民大会堂。 
　　（３）当林彪的座车大红旗从其驻地冲向北戴河机场时，８３１４部队中队队长肖奇明开枪射击，击中大红旗后座玻璃上。事后周恩来还表扬了肖奇明，枪开的好！ 
　　无论叶群一方还是毛、周一方，都相互把对方当成了敌人！
　　当天晚上，周恩来还告诉了李作鹏一条奇怪的命令－一道命令把黄、吴、李都绕进去了！当叶群和周恩来通电话时，叶群对周说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周恩来先以夜航不安全为由加以劝阻后，随即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令才能放飞，但是后来则称李作鹏将此命令篡改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虽然后来李作鹏回忆说：９月１２日晚上在海军大院，周恩来给他打电话，让他通知山海关海军机场。这个关于三叉戟的电话是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的，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李作鹏夫人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恩来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以后审理「两案」时说李作鹏说一人让起飞就起飞，而李作鹏坚持说他说的是四人让起飞才起飞，他没有篡改。 　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不重要。
　　如果要拦堵飞机，周恩来可以直接通知机场。周恩来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而且这个命令，周恩来并没有告诉黄永胜和吴法宪，也就是说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周恩来的命令就是让飞机无任何起飞的可能性！ 　若是周恩来本意如此，那么可以直接通知机场把跑道封死就可以了。如果是因为黄吴李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但是李德生等人也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周恩来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把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都拴在一根绳上。更为更为重要的是，黄永胜等人作为林彪的下级，此命令有何用？！
　　那么邱会作呢？
　　知情人透露，邱会作曾讲，「与其说林保过我，不如说周保了我」。早在１９３５年内周恩来从邓发手里救下了邱会作，后来长征时，周患重病，肝脓肿，高烧昏迷不醒，是邱和另外三人一直用担架把周抬出草地的。１９６７年３月３０日周恩来对着一群革命小将，作了一大段关于邱会作的讲话。首先周回顾历史表达了邱是我周恩来看着长大的，而且是行影不离的。并且说是在１９５９年，毛亲自点名叫邱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作的很出色，有多么出色呢，周恩来在点名道姓地点评了我军历任总后部长之后说：「邱部长是我军历来最优秀的后勤部长，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看法！」邱在周、林之间起到什么作用呢。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林与周曾过默契，相互支持彼此很多。邱会作自己这样解释过，是某种意义上的林、周之间的联络员。周对于邱是充满了期望。７０年代初，有次邱随同周接见外宾时，周恩来被问起高龄、接班人选时，周以手指邱说：已经找好了，就是这个人。随即表扬了邱所负责的生产、整顿、军工、后勤等部门，对未受到大的破坏、内部尚有序表示满意。当时叶帅、熊向晖等都在在场。邱极感受宠若惊，乃至半晌无语后来在回忆录里对这段好好写了一笔。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老毛在９月２３日晚上向周恩来布置对黄、吴、李、邱采取措施后，因已通知邱会作第二天上午到机场送负责同志出国到越南访问，没有来得及同邱会作谈谈。工作人员解释说「总理确实想单独找邱会作谈谈，做做工作，因时间来不及，没谈成。」其实这就是一种春秋说法。在「九·一三」之后的去越南代表团的名单上还有邱，周一直想把邱支开，让邱去越南避下风头，这才是周的想法。 

２．「９·１３事件」对周恩来的冲击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曾经痛哭。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析。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有如下解释，即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却叛国投敌自我爆炸，周恩来深感无法向世人交代其中之原因。 　高文谦先生的解释为毛周因治国理念的不同，周长期在毛的阴影下生活，有志难伸。 　丁凯文先生则认为「毛泽东的下一个斗争矛头必是他周恩来无疑。所以当纪登奎一提及林彪自我爆炸应该高兴时，周不仅不能高兴，反而悲从心来。周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显然，周恩来心里明白他不仅又要作一个新的项目组的负责人，制造新一轮的迫害，很可能他自己也逃不过这一被整的厄运，毛泽东怎么会容忍他周恩来坐稳接班人的位子呢？」 
　　邱会作曾经说：林彪死了，最困难的就是总理了，过去林彪在，总理可以因此挡住来自上海帮的明枪暗剑，现在，总理被推到一线了。果然不久，就开始批周公了。 　邱会作明白此道理，周也会明白。
　　周恩来在得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一个人面对墙壁大哭，说过最有份量的两句话：「还没有完」和「林彪是个好人！」 　周恩来当然知道林彪是好人。知情人说，周恩来曾经坦言：在林彪手底下，比在彭手底下好过的多。现在应该更明确的说，周恩来自己当然更清楚，如果林当家，那么周的日子会比毛当家的时候强过万倍！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周恩来的专机机长长张瑞霭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

　　１０月１０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答：「都检查过了！?」周又问：「正常吗？」答：「正常。」周再问：「没发现问题？」答：「没问题，都正常。」周继续问：「试飞过吗？」答：「试飞过。」周反复问「也检查也试飞过了？」答：「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１９５４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以镇定出名的周恩来的此番作为确实出乎意料。周恩来首先要确认飞机无任何机械故障，再次要求确证的机组人员政治上可靠，最后自己要亲自证实飞机是在国内飞行。此等诸般行为同「九·一三事件」究竟有因果关系，现在为止，尚未发现有力材料证明之。

３．新一轮的迫害

　　９月２１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同意汪东兴的报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设一项目工作小组，掌管和整理有关林彪、陈伯达全部案件材料，该项目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随后，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中央林陈反党集团项目组，下设由纪登奎、汪东兴领导的办公机构。又经报毛泽东同意，１０月３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项目组的通知。
　　犹如中共一轮轮的清洗，「林彪事件」之后的清洗是惊人的。丁凯文先生说：「『九·一三事件』虽以林彪专机坠毁于外蒙而结束，但事件本身的后续影响却刚刚开始。中共内部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查清洗，抓了一大批所谓林彪『死党』、『余党』。中共军内被立案审查的军以上干部就达千人之多，随即而来的就是各种形式的『株连』『迫害』，受牵连者几达三十万众之多，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林彪一案过去三十多年了，可是其影响依然未消，许多人冤狱未平、死不瞑目。所以，林彪一案绝不仅仅是林彪一家或『黄吴李邱』几员大将的问题，其牵连之广，受迫害人之多，比刘少奇一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直到１９７４年，又有很多人被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漏网残余分子」被整肃。
　　以总参为例，自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四年底，总参党委就开过四次扩大会和专题清查会，集中揭发清查总参工作人员同林彪的问题。在这期间，总参党委向中央上报了九十七期揭发材料。在此期间，除中央审查的二十二人外，总参还清查了有牵连的五十九个人和二百二十多个问题。 
　　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阎仲川就因为「林彪事件」受牵连。而阎的主要问题则是发生在１９６９年的「一号号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苏州的林彪通过秘书张云生向在北京值班的军委前指下达了几条指示。黄永胜接到指示后要求阎仲川把指示下达到军中。阎仲川则自作主张的把其编为「前指开设之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这就是「一号号令」的缘起。随后军委前指陆续下达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等命令。但是这些命令下达并没有预先通知周恩来。后来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看后大为惊讶。于是１９日晚，周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找去，询问林彪指示的来历、内容，特别指出为什么要把林彪指示称为「一号号令」？对此，阎仲川的认识则是：回答周恩来的提问并不困难，即使说清楚了，问题并未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林彪的指示虽然只发军队，却事关重大，而且执行起来不能不涉及地方。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这件事情军委办事组理应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布置任务时对此却未作交代。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在批评办事组成员时，却又偏偏未点明此事，越是这样越令人感到难过和不安。 
　　周恩来可以说有理由质问黄永胜并表示对此不满，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代表中央坐镇北京的第一号人物。但是此后发生的事情则难免显得周恩来有点「小家子气」了。
　　９月１３日当天，周恩来接见阎仲川、彭绍辉、王新亭、张才千几个副总长。周恩来表情严肃，坐在沙发上。见到阎仲川等人，他免除了平时不可少的寒暄，对他们耸肩，两手向外一摊，突然说了一句：「哼！副统帅，跑了！」大家全都愣了。周恩来突然用烁人的眼光望着阎仲川，直呼其名：「阎仲川，林彪逃跑以前你听到点什么风声没有？」问到自己头上阎仲川反而冷静下来。他简单地摇了摇头：「没有。」 　周恩来虽然没有再问下去，但是对阎仲川来说这已经是恶运的开始。
　　９月２４日，随李先念访越的阎仲川回国。代表团成员下飞机后没有各自回家，却被引导到贵宾室。大家刚刚坐下，周恩来便态度严肃地对阎仲川说：「阎仲川同志，中央已经决定黄永胜离职反省。你是黄永胜的得力助手，你要好好揭发他的问题，首先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生活方面的！」然后他向叶剑英等人点了点头，独自先行离去。阎仲川思想抵触：要我当黄永胜的助手，是组织的安排，当助手而「得力」，有什么错？叶剑英先讲话了：「你还年轻，又有水平，只要好好揭发交代，还有前途嘛！」李先念只说了一句：「好好揭发交代罗！」主讲是纪登奎和李德生。他俩介绍了半个月的清查工作，主要是林彪儿子林立果「小舰队」的一些活动，什么「５７１工程」纪要，暗害毛泽东的阴谋计划，等等，希望阎仲川认清形势，与林彪、黄永胜等人划清界限，积极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 
　　从此，阎仲川开始了隔离审查的生活。项目组提出许多认为可疑的问题，要他逐个回答。他全凭记忆笔写口答，居然对每年的来龙去脉都说得清清楚楚，项目组已经感到没啥可问的了。阎仲川的绝大多数问题陆续都排除了，但在「一号号令」问题上却长期过不了关。阎仲川认为，林彪发布紧急战备指示，是否别有用心，他不得而知，那是林彪的事；他负责向全军传达林彪指示，完全是奉命行事，在组织上符合原则、程序，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怀疑，因为是军委办事组五名成员向他下达任务。如果说自己在承办此事过程中有错误，那么，第一是编号可以不从头另编，以免引起误会，但这只是技术问题；第二是在传达指示时，没有提醒下面注意保密，但这属于考虑不周，是在时间紧迫下的疏忽；第三是没有向周恩来报告，这确是重大失误，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以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成员应负责任，因为按工作程序，理应由他们向周恩来报告和指示军委前指报告，他们却马虎了，当然，倘若自己想得周到一些，能主动提出建议，也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问题了。阎仲川的上述认识被认为没有抓住要害、实质。 
　　问题的症结出在哪个地方呢？
　　直到１９７１年底，负责对阎审查工作的副总长张才千、陈继德同阎仲川谈话时，郑重严肃地告诉他：「总理已经讲了，『一号号令』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啊！你要充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作深刻的反省交代。」阎仲川问定性的根据何在？「总理亲自问过主席：知不知道林彪发过一个『一号号令』？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我没听说过。」 
　　就因为黄永胜没有及时将林的战备指示传报给坚守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把此事上纲上线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单单是「耿耿于怀」的问题了。周恩来以此表示和林划清界线！然而事实却是，毛泽东知道「一号号令」正是周恩来告诉毛的！
　　林彪指示是发军内的，又是电话稿，并未抄报周恩来。但是，有的军区收到指示后，因为军区领导人兼任所在省革委会主任，于是向省革委会领导成员作了传达，而省革委会领导中有群众组织代表，这些人「造反派」的习气未改，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讲究不打折扣，闻风而动。他们不考虑什么后果不后果，连夜把指示的内容写成大字报捅上大街，果然马上引起轰动效应，部份群众大为惶恐。西南地区一个边境省尤其闹得邪乎。这种情况是通过地方系统的电报、电话报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数报告都把林彪指示称为「林副主席一号号令」或「林副主席一号令」。 　而周恩来正是把这些材料传阅给远在武汉的毛泽东的！ 

４．「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新的政治格局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周恩来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周恩来在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正式名正言顺。「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重病之中只能向周恩来「托付」。
　　叶剑英在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５月、南巡时就已经向其手底下高级将领吹风，重提叶剑英的历史功绩。「九·一三事件」当日，周恩来就揣摩毛泽东的圣意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逮捕黄吴李邱的当天，周恩来就提议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 
　　周恩来对政治的把握还在于对华国锋的任命上。对于华国锋备受毛泽东信任的事实，周恩来与９月３０日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 
　　《毛泽东传》的作者们认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一方面把文革中的罪行都一股脑儿放到林彪头上，另一方面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挽回人心。在一系列的纠正文革错误的措施中，周恩来无疑再次成为具体的实施者和组织者，这为周恩来在文革结束后的名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无疑也犯了功高震主的「错误」，这也是造成周恩来在１９７３－７４年被批判的根本原因。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底，有人把外国一些杂志带给毛，并说外国媒体突出周恩来，很少提及到毛泽东，并提示毛，１５３号《新情况》同毛的思想不一致。 　这就是周恩来成了被批判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