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周恩来（下）

第十一章 「批林批孔」批周公：在身受其害的同时推波助澜

　　１９７３年底的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
　　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东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维持政局的稳定。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后、在王洪文和邓小平组成的政治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反过来整治军队，为未来的接班人打下基础。此时，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中共官方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１９７３－１９７４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
　　但是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并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意图，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队里的地位并没有建立起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决定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来，为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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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林批孔」的意图在于批周及整军队

　　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并不是一次再革命。这场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象１９６６年发动的文革一样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毛泽东传》的作者虽然声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事实的发展却表明「批林批孔」运动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的继续。从１９７３年春天，毛泽东就开始提出批孔，把批林和批周联系起来；在毛直接指导下的「两校」（梁效）的所撰写的大量「批林批孔」的文章和在北大清华「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三个月运动）恰恰是是１９７４年「批林批孔」的前期运动；运动的对象为周恩来和军队，这是毛在１９７３年底决定的。尽管在激进派的领导下，这次运动有过火，但是毛在１９７３年的所作所为正是导致这次运动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树立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也是其目的之一。所有目的都与毛泽东考虑身后事紧密相连。整个运动也在毛泽东所掌控之中。仅是由于运动的目的未能如预期那样实现才导致运动在８月份悄然而止。

１．「批林批孔」的兴起

　　对于「文革」，毛泽东非常清楚，反对的人不少，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３月２５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毛泽东还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在１９７３年５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以及精神。 　同日以及８月５日，毛泽东两次召见江青，对江谈了批孔等事宜。８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批转的、中山大学杨荣国撰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沙菲说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７月４日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毛泽东在严厉批评周恩来的时候，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时，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提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至于两者有何关联，由于整个谈话记录并没有公开，所以并不明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实实在在的把二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７月１７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时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笔者注），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对于这个问题，王洪文在１９７４年１月份的中央读书班上的讲话对于毛的这个担忧阐述的非常清楚。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说秦始皇搞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被骂了两千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骂，有准备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骂，还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人骂了二千年。」「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对的，我们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都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观点看是不奇怪的。」 
　　为此「梁效」写作班子应运而生。然而《毛泽东传》的作者却声称他们（指江青等－－笔者注）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
　　「批林批孔」材料组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成立，由迟群和谢静宜主持。江青开始并不知道。此材料组以及随后成立的「梁效」受毛泽东直接控制，由谢静宜直接向毛汇报工作，并由谢静宜向梁效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梁效」成员范达人回忆：「（谢静宜）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老师一起搞，然后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 　不仅如此，在迟群、谢静宜等人直接掌控的《北京大学学报》在１９７４年第一期批林的篇目有七篇，占一半以上，第二期，批林的只占一半，第三、四期就完全没有批林的篇目了，只剩下批孔子的了。
　　谢静宜自己是这样解释：「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 
　　谢静宜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５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吶，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吶，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讲：「(８月５日)主席那天还给我讲了，杨荣国教授说孔子是为奴隶主服务的，这样我才看了杨荣国的文章」，江青有说「主席给我讲：北京才怪呢，北京就不欣赏上海、广州的学者。现在北京不同了，北大、清华的教授、助教和青年『三结合』的班子搞出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立了大功。」 
　　于是以历史题材写现实问题的「批林批孔」文章满天飞。但是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对于「批林批孔」赋予了新的含义（笔者注：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７４年１月１日，元旦社论）。社论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社论引人注目的在提及「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时，提出「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而这不正是而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批评周恩来时说的话么？
　　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根据毛泽东指示，王洪文在召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会议上，除了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任职等问题的几次谈话要点之外，还重提了文革前夕，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向「修正主义」进攻。 
　　或许开始触动毛泽东批孔是因为在毛家湾（林彪在北京的住处－笔者注）发现的大量有关孔子的材料，继而认为林彪和孔子思想同源，都是「尊孔反法」、开「倒车」的。同时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隐藏在二者之后却是同跟同源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亲自批转的并向他人推荐的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撰写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中，画龙点睛的部分是「孔子最崇拜的『圣人』」不仅是「周公」，而且「提倡『忠』」，就是要「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复辟）。 　毛泽东不是声称敌人来了，周恩来要做「儿皇帝」的么？熟知历史典故的毛泽东借古讽今，把「批孔」同批判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批评现实当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２日，王洪文和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向全国分发「梁效」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
　　随后，王洪文于１月１４日在中央读书班做报告，再次详细的介绍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出向「修正主义」进攻和解释「批林」要与「批孔」结合。王洪文说：「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的，我就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毛主席曾反复讲过这个问题。」王洪文还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要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批孔结合起来，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里的孔家店。」
　　１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７４年１号文件下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从此「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正式展开。

２．周恩来的困境

　　此间的种种奥妙，周恩来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在最后一次宴会上，提出「孔夫子问题」，基辛格自认为是把毛泽东比作孔夫子，比作儒家。周恩来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周恩来十分激动地坚决指出这种模拟的荒谬。 　虽然当时基辛格对周恩来申辩：应当把我的任何误解当作无知的表现，周也拒绝接受。 　笔者认为是基辛格触动了周恩来的心事。
　　周恩来也曾试图淡化批孔。首先是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其次，在１９７３年底，大量的批孔的文章刊登出来之后，周恩来就１９７４年的工作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时提出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批林整风」斗争。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１月上旬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报告时，也不涉及「批孔」问题。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开始的「批判无标题音乐」事件同当时毛泽东下令批周恩来外交问题也不是巧合。１０月，中央音乐学院教师黄晓和就替对外友协对于即将来访的土耳其音乐团写了演奏报告。认为其音乐还是比较健康明朗。此前在３月至９月，已经不少外国音乐团来访。但是此次却出了岔子。１１月１８日，江青致信周恩来建议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周恩来回复到今后应尽可能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请友协予以注意。姚文元将黄晓和报告中特指的「两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没有具体情节和标题」的作品，称之为「无标题音乐」。 
　　巧合的是，就在江青批示的前一天即１７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批判无标题音乐」事件实际上配合当时批判周恩来外交活动的「大合唱」。
　　对于当时的批孔和批判音乐事件，外国报纸和电文看的非常清楚。英国《泰晤士报》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９日说：中国是否准备进行另一次文化革命？……献身革命的纯粹主义者对西方音乐展开了进攻，而西方音乐看来也许远非中国的真正用意所在。这种进攻在这场斗争中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陪衬，可以认为这是新的抗议浪潮的信号，甚至抗议认为这是矛头指向党内上层那些要受批判的人。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１月２２日从东京发出外电：「中国的左翼分子在打倒古代圣哲孔子之后，现在又把矛头对准贝多芬和舒伯特……主要是通过对孔子的学术批判来攻击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领导的对外交流工作被称作是「引狼入室」「开门揖盗」。 
　　很明显，毛泽东还没有放过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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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１９７４年１月的在京「批林批孔」大会

１．军委六人小组的成立以及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建议下，成立了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以替代原来的军委办事组，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后加苏振华。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２０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把王洪文和张春桥列入当然是有其它含义，特别在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果不其然，在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先念建议，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由军委六人小组负责处理有关问题。２月１日，周恩来与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此军委六人小组成立意义甚大。第一个是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以后，对各大司令揭发材料是由王洪文统一搜集并上报中央。 　而王洪文原来并无任何军职，此举可以让王洪文名正言顺的参与军队事务，挟揭发材料之威，树立王洪文在军队的威望，增加其在军队的影响力。第二个，军委六人小组管理当时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事宜，并且其成员结构保障了「批林批孔」的顺利进行。在１月２４日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是一明证。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在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中说：「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指在下午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笔者注）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１月１８日《批林批孔》的通知）。」 　江青在信中还提出：「毛主席说能文能武（毛泽东表扬邓小平之语－－笔者注），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毛泽东对许世友之语－－笔者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谢静宜和迟群与毛泽东的关系世人皆知。江青最后的提议则明显的是借用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的讲话来向邓小平和许世友示好。这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就在２８日，江青又修书一封，致「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请转世友、紫阳同志」，要求许世友和赵紫阳同志协助准备材料。 
　　同日，张春桥批示：「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虽然其它人的批示尚未曝光，至少军委六人小组并没否定江青的意见。但是此信证明了２４日下午召开的解放军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不是江青擅自召开的。 　叶剑英等人也都表示同意，是在军委六人小组都同意下才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陈锡联，有军队驻京１４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１.８万人。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叶剑英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接着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人。」 

２．１月２５日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对于１月２５日召开的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毛泽东传》说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甚至不少的文章说周恩来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因此毫无准备，并且言之确凿的说周恩来当时讲：「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毛泽东是事先知道的，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 
　　然而对照当时的会议记录，周恩来并没有讲这话。相反，周恩来的讲话说明：周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周恩来还亲自起草了要求在京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参加「１?２５」大会的通知和当晚政治局会议上准备讨论的内容（此为根据江青的提议），随后并主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动员大会。 
　　周恩来先是承认「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随后，周恩来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做了说明，称「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周恩来同时还对当时中央起草的关于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的通知读了一遍。周恩来特别强调了军队里的「批林批孔」情况「江青同志首先发现了二十军防化连的一个对批孔问题的情况反映，是军报内部参考上登的。江青同志看到那里的批孔推动不起来……江青同志看了《内参》上的反映，就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带着材料直送二十军防化连。并带去了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是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写的……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现场后立即和他们进行了座谈，浙江省委、防化兵和廿军党委均给江青同志来信，现把信转发各地，作为「批林批孔」的参考。」「跟着江青同志又给空军马宁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据说空军机关对批孔有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名词解释》１００份，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去宣讲。』」在后面周恩来还讲了江青给海军苏振华同志的信，「信里说：『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它材料以后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介绍完江青如何指导在陆军和空军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后，周恩来还解释了江青写给国务院文化组的信，是写给吴德同志的。
　　关于２４日召开的大会，周恩来解释说：「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
　　周恩来还说：「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最后，周恩来讲了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写给外交部的。
　　周恩来还在讲话中赞扬了江青，指出是毛让江青主持这次运动，还带头喊了「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 　周恩来还在迟群讲话之前就讲了「走后门」问题。周恩来还在讲话中讲了２４日晚同张春桥一起去看望郭沫若，并动员郭出席此次大会的事情，充分表明了周恩来是事先知道这次大会的。江青也表示要不是周恩来邀请，这次大会她还不出场了。 
　　谢静宜在同一天的讲话中又再次重述毛的话向周发出警告：「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 
　　２４、２５日的会议斗争目标显然和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到１２月的批判目标是一致的：周恩来和军队。根据《毛泽东》传记记载：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在「１?２５」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 
　　尽管陈永贵后来说王洪文在大会上有过发言，但是根据会议记录则表明，除了应周恩来要求，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并没有发言。但是王洪文却证实了此次大会是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毛主席的（但是王海容、唐闻生已经报告给毛）。 　既然王洪文、周恩来等都没有报告毛泽东，只能说明他们认为江青就是代表毛的。这也是后来毛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的言外之意是江青曾经代表过毛泽东。 　但是这个特权也是毛泽东一手授予的。

３．毛泽东的策略

　　１月２７日和３０日，江青再次借「走后门」问题攻击叶剑英。
　　继叶剑英在１月３１日因为江青在「１?２５」讲话中严厉指责「走后门」问题而向毛泽东检讨之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江青在「１?２５」讲话中提及走后门问题，相当不策略。早在唐闻生、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大会情况时，毛就表示不满意。这正如毛在回复叶剑英说写：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丝毫没有对江青等要大力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满，反而是怕冲淡了主题。因此，江青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 
　　毛泽东后来对「批林批孔」表示肯定意见的时候，对此问题有过深刻的解释：「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虽然毛泽东自己也有「走后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三箭齐发」不可以，只能有「两箭」：即批林和批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偏离运动的方向－－要批判的主要目标是周恩来附带着叶剑英（为了批军队）。走后门只是小问题，不能「冲淡了主题」。
　　检讨之后，江青又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说江青此举会导致「修正主义」，而是提醒江青要注意大事，不要偏离「主题」。
　　果然主题随后被突出。１９７４年４月，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总理是什么人？总理还是我们的人么？」 
　　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并没有因为「走后门问题」制止「批林批孔」运动，反而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对于江青因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参加而反对邓小平去联合国一事，毛泽东也对江青提出批评。江青或许感到气馁，而致信毛泽东。 　４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同一日覆信两封，表示鼓励，而且满足了江青的要求。
　　毛泽东说：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说：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于是江青也就只好振作起来，冲锋陷阵，还要准备好继续替毛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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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恩来的双重角色

１．由被动转为主动

　　王洪文于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毛泽东对于当前文革形势的判断的总结。王洪文说：「老干部有错误要一看二帮，允许改正，对新干部也要这样。但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不利于党的团结嘛！毛主席批评了好些人看不起儿童团，提出『你们那几个十几岁、廿岁的人就那么高明』？现在新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翘尾巴，要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老干部要传、帮、带，对新干部要有个传帮带的问题。」 　但是周恩来是否还属于「老干部」？王洪文还说：「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其实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
　　「１?２５」大会对周恩来的刺激非常深，当时担任中联部负责人的耿飙回忆：「１?２５」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被江青抓住，在「１?２５」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飙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笔者注：根据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所记载的江青讲话，并没有点耿飙的名字） 
　　如果说在这之前，周恩来对于「批林批孔」运动是有意采取躲避或者采取冷处理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周恩来变得十分主动。
　　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同江青等一起接见中央读书班和记者学习班的代表时，就「批林批孔」问题发表讲话。周恩来指出：「批林批孔」要结合，批孔是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批林批孔」可与目前城乡正开展的「批林整风」，进行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教育结合进行。 
　　同日，周恩来根据江青的建议将反映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决心把运动抓上去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周恩来还根据「１?２５」大会提出反对「走后门」的意见，专门加写了一段要教育好干部子女的内容。 
　　１月２８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的通知。此文章为江青指派迟群、谢静宜调查该地的一位中学生考试问题受到校方批评后自杀一事，旨在意在「批林批孔」运动各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不是个别现象。 
　　１月３１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问题。鉴于运动开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会议提出：在党政机关、军队系统、生产部门和大中学校等，「应早一点规定一些政策界限」，报经中央和毛主席审批后，「下达全国试行」。其中，各野战军和军委、各军区的作战、机要、通信、情报、运输、供给等部门不搞「四大」，党政机关则应「集中在一个易于观看的地方贴大字报」，机关的学习「初期可定半天，其它时间仍搞业务」；学校、工厂都不放假搞运动，「学校可分出一定时间学习和批判，工厂可在生产外的时间搞，（农村）公社亦然」。「凡学习时，不论哪个单位。都要有值班员，不致误紧急事件。」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 　周恩来任小组组长。周恩来试图抓住运动的主动权。
　　２月５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会议认为，目前各地、各单位运动处在发展不平衡状态。经验还不够多，如果过早地规定政策界限，可能对群众的发动定了「框框」，不如先看一看，搜集更多材料，多积累些经验，才好提出问题，谋求解决。江青因扯出「走后门」问题而遭毛泽东批评之后，２月１６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 

２．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攻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从１９７３年一系列意在外交口打开缺口进而对周恩来的进行影射攻击事件的不断发生。
　　迟群在１月２５的讲话提到一部名字叫《中国》的电影。迟群形容此电影是「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 
　　此影片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６日，经过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和代行文化部职责的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反映中国的影片。１９７３年杨振宁向周恩来反映此片有问题。 　在批周的政治气氛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一位干部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就电影《中国》问题给江青和姚文元写了一封举报信，他认为安导演在污蔑中国。１７日，这名干部又写了第二封信，他在第二封信中还揭发了美籍中国科学家杨振宁给周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 　江青对此表示说：「过去我不知道美籍教授杨振宁对总理说过此片很坏，最近广播局XX同志给我和文元来信揭发这片子很坏，我们才抓。」１２月３０日，中央政治局组织审看影片《中国》，江青讲：「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 　这事成为当时外交部联系实际进行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０日江青到第四机械工业部发表讲话，指责该部赴美考察组接受美方所赠玻璃蜗牛礼品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提出「要把蜗牛退回去」，「这条彩电生产线我们不要了」。１１日，国务院就开会，李先念在召集四个部门领导开会的会上发了脾气：「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 　对此，周恩来几次指示外交部就「蜗牛事件」认真调查。再作定夺。２１日，外交部在详尽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写出《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说明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反驳了江青的论点，建议不必退回礼品和作外交交涉。周恩来阅后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这一报告。在此期间，周恩来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周恩来还将报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报告，表示同意外交部的处理意见。 
　　所有这些事件，完全可以套用当时吴德的话来说明。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６日，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了电影《中国》联合调查组，文化组一把手吴德是负责人之一。调查组追问彭华时，有意让彭华朝周恩来身上引。但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彭华没有开口。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３日调查组研究给中央的初稿报告时，吴德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外交路线取得很大胜利，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时易右，决裂时易左（笔者注：这是套用毛的话）」「前段转尼克松来这个弯，现又出来右倾投降主义。」就是指向周恩来的外交口。１月３０日，调查组向中央提交报告：「所以犯这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果。」（笔者注：整个报告，有６处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倾投降主义」。１９７３年７月和１２月毛的两次批评周「右倾投降」） 　由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联合调查组以及外交部调查组分别写出的报告均给外交部扣了两项大帽子：（１）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２）极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正是１９７３年批周时定下的调子。 
　　１９７４年２月１３日，江青上门要求郭沫若写检查，承认重庆时期写作的《十批判书》、《屈原》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判「王明路线」，显然是想将当年曾经担任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一网打尽。所谓「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的就是对１９３８年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时期工作的一个方面的评价。１９３９年之后的南方局工作，从未有人以「王明路线」问罪。江青还要郭沫若写文章批秦始皇的「那个宰相」。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这里「宰相」自然是周恩来。 
　　江青直言：「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办法了！」安徽等地甚至还公然贴出了「打倒当代孔老二」和「打倒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直接指向周恩来的大标语。 
　　１９７４年４月１日出炉的《孔丘其人》一文中，孔丘「窃取」了代理宰相的要职，是一宰相儒。 　５月１７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时候，「端起胳膊」来影射周恩来。
　　周恩来一方面要应付这些攻击，另一方面更加以积极的态度来参与「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相继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各省和各部门的「批林批孔」运动。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日至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中共福建省委、军区「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并通过中央给福建省委，福州军区的复电。复电声称：「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王洪文代表中央打电话给福建军区：「九号文件不是对着你们的，是针对韩先楚的，你们要集中揭发韩先楚，把韩先楚的盖子揭开。」于是福州出现了万炮齐轰韩先楚的局面。 
　　山东在「批林批孔」中也是重灾区。周恩来指示山东省委：山东的「批林批孔」要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的代理人袁升平；「文化大革命」中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批示作了结论的问题不能翻案等。 　袁升平等人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山东被整的鸡犬不宁。根据袁升平的说法，１９７４年，山东工农业总产值，由１９７０～１９７２年的全国第六位，猛然下降到第十四位。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产量产值之低，为山东建国以来之最。社会秩序之乱，为「文革」以来之最，人民生活供应品全面短缺紧张，那段时间内，济南市连酱油、煤球都买不到。 
　　此时的周恩来因为自年初以来，拚命应对这些攻击，精神上受到折磨，身体过度劳累，导致病情加重。３月上旬起每日便血达一百多毫升。据此，医疗组决定对其病情作进一步检查、治疗。３月８日，周恩来将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作详细阅改、批注后，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提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随后，周恩来到三○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这段时间里，他直接过问和处理在「批林批孔」中出现问题题的省、市、自治区和国家机关就有：新疆、浙江、江苏、上海、山西、江西、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广东、湖南、山东、云南以及国家体委、民航总局、四机部、解放军军政大学等。１月到３月就六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事宜。海外舆论也对中国国内的「批林批孔」纷纷猜测，尤其注意周恩来的言论行止。 
　　１９７４年４月２２日，周恩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前众议员、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及其随员。川崎提到去年８月间，西方一些报道认为中国开展批孔，也牵涉到周总理，一些日本朋友对此感到担心时，周恩来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反对孔子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千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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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定社会和经济秩序与更露骨的批周

１．「批林批孔」造成的社会影响

　　毛泽东后来谈及「批林批孔」运动时认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但是无论是江青还是王洪文在执行毛泽东的部署时，如同周恩来一样，并不能够保证所有的行动都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意思。每个人在执行的时候都同自己的经历、经验有关，后果也就各异。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４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做报告时提到：「关于有些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后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说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但过去有，以后还会有。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造反有理一词，使得许多各地原来已经大伤元气的造反派又看到了希望，有部分又开始活跃起来。
　　从１９７４年２月份起，全国再度出现动乱，已走上正常化的社会秩序迅速恶化。派性斗争再度兴起，许多地方重新拉起了战斗队之类的组织，甚至又开始武斗；一些领导机关受冲击，许多干部被炮轰、批斗，各级党委的工作又陷入瘫痪状态；许多已恢复的合理规章制度又遭否定，经济急剧下滑，不少企业陷入停产、半停半产状态；运输积压严重，铁路堵塞，运输量锐减；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大批判风又起。县级以上建立「批林批孔」小组，运动办公室和学习班。以黑龙江省为例，截止３月中旬，近３０万干部进了学习班。 　「批林批孔」大大影响了生产。
　　根据辽宁省朝阳市记载：有些单位在运动中，群众自行成立战斗队。如地区商业局机关干部成立两个战斗队，一个叫「反潮流战斗队」，一个叫「批林批孔战斗队」。八家子铅锌矿成立５４个战斗队。地区轻工商店成立战斗队后，该店领导让战斗队领导运动。还有些单位，群众公然夺领导者的权。如朝阳县大平房公社大平房大队１２队张淑琴找到生产队长李洪文说：「我代表贫下中农，从现在开始罢你的官，夺你的权」，后被公社制止。根德公社平房大队偏北沟生产队，有些社员对生产队干部指名道姓的要揪「小林彪」。东电一公司、朝建一公司、朝阳建筑机械修造厂、朝阳水泥厂等，有些工人问：「批林批孔运动来势猛，在中央是不是有个代理人？在下边是不是还要踢开绊脚石，打倒走资派？搞不搞夺权？」朝阳县古山子、东五家子公社等，有些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说：「××公社××大队被群众夺了权，谁谁『靠边站了』，开始整干部了」，弄得一些基层干部惶惶不安，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因此中共中央于４月１０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指出：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为了着眼于稳定，但是该通知的第三点却又挑起了矛盾。中央对于运动中冲击各级干部没有严令禁止，反而指出：「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
　　虽然通知点明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
　　以吉林省为例，１９７４年４月３日，中共吉林省省委召开在长春的省革委会党委、委员「批林批孔」座谈会。会议认为，省委常委对「批林批孔」很不得力，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即「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等错误。会议要求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在执行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和同林彪死党牵连的问题，要进一步深揭深挖。５月７日，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揭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会议。经过一个多月的大会小会，集中地揭发、批判了王淮湘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许多问题。在王被迫做了检查发言之后，会议认为王回避了要害的实质问题。会议决定，要深入发动群众，继续揭批王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问题。 
　　有鉴于此，中央不得不于５月１８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除了继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外，认为「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中央也认为「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１９７１〕５７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为此，中央重申中发〔１９７１〕５７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据《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代》一文，此两项中共中央通知皆为周恩来主持定稿，并反复修改之。 
　　７月１２日，纪登奎电话通知吉林省委，指出：吉林省跨行业串联起来的「批林批孔学习班」的少数人，随意揪斗干部，是完全错误的，要严厉批评制止。同日，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同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宗希云等谈话，保护了王淮湘等被揪斗的干部。以后王淮湘因此受累为后话了。 
　　此通知另外还指出「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此举后来颇为诟病，各地形成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浪潮。
　　６月１８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农业生产问题时指出：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许多产品例如煤炭、钢材等比１９７３年同期下降很多。铁路运输量急剧下降。全国财政收入比１９７３年同期减少５亿元。同月，当毛泽东得知从４月份开始全国工农业生产明显下降后，找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了解情况，并指示他们要注意全国稳定和解决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随后，毛批准中共中央于７月１日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不准揪干部，不准打人抓人，擅离职守的领导和其它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把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等等。

２．「评法批儒」

　　周恩来因病重终于与６月１日离开西花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但是批周却批的更露骨了。社会上关于周恩来因病住院而出现流言：「主要是政治原因，是体面下台」。 　而在上层，对周恩来的批判也更加露骨。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４日，张春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指出：「批林批孔」要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同日晚，江青接见「梁效」和「唐晓文」成员时讲：「现在的文章很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以前的，不提无神论、唯物论；现在的，不提现在的儒。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我希望告诉我，提到现在的儒。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在随后的谢静宜和迟群召集一些出版单位开会，迟群说：「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地方上的报刊和学报有没有批大儒的文章。」一位「梁效」的领导对批什么样的儒做了解释：「大儒不是指刘少奇，也不是林彪、陈伯达。」谢静宜接着表态：「就是他讲的这个情况。」 　６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６月１９日晚７时半至次日凌晨，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天津市儒法斗争报告会」，她大讲其「儒法斗争史」，提到从先秦至明清的许多历史人物。她并以批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为名，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就出了不少的儒」，并露骨他说：「这次运动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 　此后，「梁效」等写作班子纷纷撰文著书，进行「评法批儒」的宣传。
　　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一文，提出「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在北京等地，街头还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标语。
　　６月２３日，江青在小靳庄把接待她的妇女主任改名「周克周」。 
　　对于是否影射，当事者有自己的说法。周一良说：我认为「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是毛主席的部署，她只是执行而已。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条是紧跟「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 
　　著名军旅作家张聂尔说：「我曾专门为此事找过小谢（指谢静宜－－笔者注）。她一口咬定，他们决不可能影射总理。」 
　　「梁效」主笔范达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说：（《孔丘其人》中描述孔子）７１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１９７４年２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６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 
　　范达人在其回忆录《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中说：１９９８年１月，我曾向谢静宜问及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她说：「《孔丘其人》一文是江青建议写的。目的在于简明扼要地介绍孔子。我就此事专门请示了毛主席。主席同意写这篇文章。文章在公开发表前，我们曾将文稿报送毛主席和周总理阅审。」如果要问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么，坦率地说，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李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批孔」前夕，从内部得知，他已受到批判。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骂他是「大恶霸」。１９７４年２月间，（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江青叫陈亚丁到她那里开会，她说：「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理。」会一开完，总政就贴出了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李德生」。这事传到了「梁效」大批判组。在此影响下，我们在《孔丘其人》一文中用了一个「凶狠残暴的大恶霸」的小标题，影射李德生，这是实情。
　　究竟有没有影射，相信读者可以自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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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批林批孔」的终结

１．军队中的「批林批孔」

　　「５１６通知」中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底，天下趋于大乱之际，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稳定地方，这也是军委「八条命令」和「三支两军」的背景。但是随后的军委「十条命令」把「八条命令」否定，于是不少人认为伟大领袖是要把「混入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地方已夺权，将要夺军队权了，突然风向一转，揪「军队一小撮」甚嚣尘上，结果军队势力大为反弹，终于激出惊天动地的「７２０事件」。毛泽东随后急剧左转，欲以民兵、造反派为依托，建立「第二武装」，对此各级军队也纷纷软磨硬抗，甚至造成军队内部的对立。同时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武斗演变成「全面内战」，对此毛泽东不得不审时度势，抛出「王关戚」以平息众怒。
　　「九大」召开不久，林彪主动出击，攻击张春桥，大有「釜底抽薪」之势。毛泽东本来就没有把林彪作为真正的接班人，现在林彪「自我暴露」，拿掉林彪也就是顺理成章之势。「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或许是偶然，但是林彪的「失败」却是必然的。「林彪事件」给予毛泽东的沉重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广大群众对文革怀疑的思潮渐起，这是以后毛泽东再也不能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根本原因。经过１９７２－７３年的短暂平静，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上的军队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曾经要求军队「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１９７３年毛泽东两次严厉训斥周恩来后，毛泽东觉得必须对军队也采取措施。毛泽东先是在１２月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接着在随后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军队好好的「整治了一番」。
　　１月１３日，江青就给给空军领导人写信，要求「批林批孔」，随后又找迟群等人谈话，将他们派往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随后在１、２月间，江青还以部分军区连队作为「批林批孔」的试点，江青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写信，送材料。 　江青还指示要给南京部队、广州部队以及国防科委等送信、送材料，宣讲「批林批孔」。同期间，江青在军队地方召集的会议上称：「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１月２７日，江青在即将结业的某期中央读书班学员和即将派往外地的一批记者参加的会议，点了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的名，并命人撕下其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负责人亦与会参加）。 
　　江青在「１.２５」讲话中提出要揪「走后门」，对于江青这种冲淡主题的做法，毛是不满的。特别是不合毛「批林批孔」的战略安排。毛意图通过「批林批孔」达到批周、整军队的目的，但是不想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重来，而江批走后门问题无疑会使冲击面大为增加，自然会冲淡「批林批孔」的主题，那就是集中批周。另外，毛希望是通过这次运动树立起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和建立起人脉，「走后门」问题主要是高级干部在军队中安插子女问题而非军队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揪「走后门」问题势必不合此战略。况且毛泽东本人也在「走后门」。
　　「批林批孔」运动伊始，正如周恩来在「１.２５」讲话中所提及，江青等主导了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各大军区领导机关写信、送材料等，要求进行「批林批孔」。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右倾手软」，提出「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要在军内搞「放火烧荒」。 
　　北京三总部首当其冲。据说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断言：「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总后勤部垮得愈快愈好。」 　２月８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攻击「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２月２５日，江青在会议上大喊：「总参问题太多了，要放火烧才好！」３月６日，王洪文听取总参谋部汇报之机时说：「要揭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张春桥在２月２８日重提在１９７２年发生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怎么解决的？２月２１日，王洪文派秘书到总参作战部调走根据周恩来指示和批示承办的文电３４份。４月，总参作战部被勒令清查所谓的「北兵南调」问题。 　此事最后却不了了之。
　　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张春桥、江青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在会上，江青点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陈亚丁回去立即传达布置，煽风点火。「打倒大军阀」的标语在北京和全国风行一时，造成军队和地方很大的混乱。 　陈亚丁还说：「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为查看总政点火的情况，江青要求迟群、谢静宜去总政大院查看情况，而且告诉他们「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已告诉汪东兴，去总政这段时间内，给你们每人派一名警卫员。」 　这意味着毛泽东对军队「批林批孔」的支持。当新年伊始的时候，海军就作为「批林批孔」的试点单位。迟群、谢静宜来到海军召开大会，肖劲光也表态支持「批林批孔」运动，并做了自我批评。肖劲光后来对此解释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江青又有代表毛主席的假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唱反调。」 　所谓的假象是后来的说法，当时肖劲光的认识只能是「真相」。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如果说王洪文、张春桥还有合法身份的话，江青在军队中并无任何职务，只能用背后有毛泽东这个靠山才能解释的通。这同周恩来没有在军队中任职却可以下令调动军队是一个道理。正如后来毛泽东对于「批林批孔」是正面评价的，充分说明了江青的「扰乱军队」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支持和默许的，这也是毛泽东言外之意所讲的「江青代表我的」的含义。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所有发生的这一切。
　　陈先瑞回忆到：「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多次插手北京军区部队。她抓了北京卫戍区某师６连和保定某军８连，作所谓「批林批孔」的试点。她以个人名义给连队写信，送了上百种材料和书籍，如《儒法斗争史讲稿》等。２月４日和６月２０日，江青先后两次把连队部分干部、战士召到北京，当面听发言，汇报，作指示。她还抽调一名连队指导员和五名战士，到湖南搞了三个多月的调查；派战士到全国各地的「批林批孔」点上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未定稿)，并收集了解情况。江青还到天津某军九连，直接听发言和汇报，观看军事表演。
　　江青不仅自己到军区部队去，还派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军区机关搜集情况，规定记者可以参加包括军区党委常委会在内的所有会议，看军区的所有文件，还可以查阅档案材料。……在全国「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那时叫「三箭齐发」，在北京军区却是乱箭齐发，又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翻腾一遍，军区机关二级部以上的一些领导同志，又受了一次批判。这回给我算了一次总账，查了我１４个方面的所谓错误。
　　（后来）我根据自己对「批林批孔」的理解，（在北京军区召开的会议上）讲得很随便。我说：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还不够理解，现在要一面学习一面搞运动，在精神上需准备挨点批，挨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想到，我的讲话内容很快就被河北省军区的人告到了江青那里，江青按捺不住对我的怒火，于５月１２日给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纪登奎、陈锡联写信，说「陈先瑞不带头『批林批孔』，不作自我批评，把矛头指向群众，借『批林批孔』发牢骚，北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不力」等等，弄得北京军区领导很紧张。
　　在江青写信的当天晚上，军区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陈锡联、纪登奎传达江青的信，对我进行批评。我于５月１３日向江青写了检讨，经陈锡联、纪登奎转给江青。我在检讨中说，江青「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的错误的严重性，这是对我的关怀和挽救，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同时，对我们军区的「批林批孔」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有重要意义」。其实，这个违心的检讨，是陈锡联、纪登奎同志为保护我过关，亲自帮助写的。在那种高压下，不得不低头。 
　　不得不低头，是因为江青么？显然不是，是因为站在江青背后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２．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妙处

　　广州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对调，丁盛到南京，许世友到了广州。
　　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说：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不久，就说：「我既有挨整的经验，也有整人的本领。」对前任许司令，他嘴上称之为「老前辈」，褒之以「很能打仗」，当众表白：「我很尊敬他。有人说我反对许司令，我怎能反他呢？」转过脸又指责南京军区「迷信没有打破，盖子没有揭开，路线没有分清，颠倒了的历史没有颠倒过来。」以揭不揭许司令为标准划线，分裂干部队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又采取「搬石头」、「搀沙子」的办法「改造军区机关」。然而「倒许」的手段一套接一套，却极少有人附和。有个想当「倒许」积极分子的收发员，从一封写给许司令原来的保健医生「高老」的信上认出了我的笔迹，把信交了上去。丁盛拆看后，发现信中有对「批林扎孔」不满的内容，在大会上点了我的名。结果呢？群众舆论没有讲我的不是，反倒对这种不顾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嗤之以鼻。丁错估了局势。 
　　互相搞的不亦乐乎的时候，江青又出面安抚各军区新上任司令。两手并进，毛可谓用心良苦。
　　迟泽厚先生说：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８日，江青特派三名信使持其亲笔信交送到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手里，鼓动许世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战斗」，信中还说「我们是心连心的。」许世友接到江青的信，心中有底，于是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许世友为了制造声势，打开局面，一方面把过去黄永胜、刘兴元当政时期因各种原因受过处分被调离军区机关或转业地方的人员，请回机关参加运动；同时又拉上赵紫阳，接见已堰旗息鼓多年的广州地方两派群众组织的３３名头头，宣称军区原主要领导人刘兴元、丁盛、任思忠是林彪死党，要这些头头与他「共同奋斗，你们在地方揭，我们在军队揭」。许世友频频在大会、小会、军内、军外讲，广州军区的问题「不简单」，过去被「捂了盖子」，现在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于是，运动迅速升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问题越揭越多，而且都具有「爆炸性」。随着材料越揭越玄，破绽越来越多，结果是曲高和寡，最后变成多数人看，少数人表演，影响恶劣。北京在７月２９日发来紧急电报指名批评了许世友，并派韦国清来处理善后。广州军区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戛然而止。 
　　丁盛说：「在广州搞了两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还是林彪南逃，还是这些人，结果两个副司令被隔离，江燮元、黄荣海，这些同志是非常忠诚老实拥护毛泽东，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不是为林彪革命，是为劳苦人民革命，是毛泽东培养出来的人。隔离起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五千多人的大会，副参谋长刘如，政治部副主任利瓦伊英、赵国楠，要打倒他们。说是丁盛不接电话不知道，丁盛的秘书知道，陈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事对广东，中央虽然没有下正式的什么结论，但是在广州搞的这些事情，影响很大，对广州这部分干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负担！」 
　　丁盛还说：「７４年在广州「批林批孔」，许世友提出来，广东的刘兴元、丁盛、任思忠就是林彪的死党，不是死党也是死党。」 
　　被调动的八大军区司令享受此「待遇」的为数不少，过程也颇为类似。
　　许世友的秘书还说：（１９７４年初）江青、王洪文、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打出了「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的旗号，颠倒黑白地胡说：「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头来。」在军区和一些地方拉拢亲信，又是「揭盖子」，又是「砸核桃」，矛头直指许司令。
　　３月１１日，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亲笔写信给南京军区某部防化连，并派亲信迟群、谢静宜到这个连队送「批林批孔」材料，煽动部队揭发上级领导机关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３月２６日，王洪文窜到浙江，擅自召开省委全会、省革委会和省军区党委会，公然宣称：「涉及军区以上领导人的问题也可以揭发。」（笔者注：原文如此，幷非表示笔者同意其观点。）
　　４月２７日，王洪文又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浙江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继续揭批「军以上领导」，并点了许司令的名，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浙江的问题在南京。」 　（笔者注：原文如此，幷非表示笔者同意其观点。）
　　这一时期在军队的「批林批孔」的记载，多是王洪文、张春桥以及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作为军委六人小组的成员，其行为是合法的。而军委六人小组组长叶剑英也在３月８日召开的听取国防科委「批林批孔」汇报会上表示要派人下去「煽风点火」。 
　　１９７３年底的八大司令对调为１９７４年江青等人的行动铺好了路。一方面，原来各大军区司令的老班底可以彻底的揭发老司令的问题，虽然免去了面对面的尴尬，但是这种背对背的揭发却让人有口难辩，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揭发材料成了这些司令们的「紧箍咒」。

３．８月军队高干会议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在中央布置下，各大军区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等方式，揭发有关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人和事，主要对象是被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及其政委等。为此毛泽东决定成立以王洪文为首的项目组，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并成立了两个项目小组：李德生项目小组和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以及陈锡联项目小组。 　１９７４年７月，王洪文把这些揭发出来的送给毛泽东，并发给政治局委员。 　这些材料表明这些司令们无重大问题，比周恩来掌管的项目组要实事求是得多。
　　１９７４年８月，军队高干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把各大军区司令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是批判的重点对象。关于如何开会，毛泽东指示：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听说会议气氛紧张，他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关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王洪文传达了这个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同时表示「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不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 
　　会议只要一开，就绝对不是多做自我批评，讲完了就讲完了，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那么简单。韩先楚说：我愿意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但是身不由己，最后还是得按那个提纲认错。 
　　丁盛回忆说：我在南京工作时，７４年的８月份，在北京开会，当时主持会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总理他们都没有来，主席那就更不说了！我们九个人作检讨，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曾思玉、我、陈先瑞，刘兴元都作检讨，对林彪思想上的认识，都作检讨。这个期间，张春桥、王洪文硬追我，说「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说：「不知道！」张春桥的作风，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讲话也凶，王洪文看着总下不了台，就说：「你不知道，以后再说！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贼船」。我说好吧，咱们就作妥协，这个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和他搞阴谋诡计。「你要写上」。我说：「写上就写上」！
　　这是７４年８月检讨，我们这九个人的检讨，各种各样的检讨！现在来看，不该屈服，不该写，我否定，我上什么贼船啊？ 
　　据丁盛说，有人要求他下来，当时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丁盛不能下来。」 　毛泽东自然是不能把这些司令们全部赶下台，目的是要树立王洪文的权威。整个会议都是由王洪文主持。会议高潮过了，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对于司令员们，毛泽东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 　为了帮邓小平拉拢人心，毛泽东特意让邓小平捎话给这些挨整的司令们。 　９月过后，各大司令按照会议要求和定下的调子纷纷检讨过关。

４．试点－－总政治部

　　鉴于李德生在安徽支左的出色表现，中共中央不止一次向全国通报他的经验。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当众夸奖他「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在毛泽东的欣赏下，李德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会的李德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１９６９年４月任中央军委委员，１９７０年４月任总政治部主任。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可是，到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风云突变。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不到三年（次任职时间同其它被对调司令成为明显对比，例如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司令任上长达１８年，自１９５５至１９７３）当党中央副主席才三个月，李德生就被调离北京。他兼任的总政治部主任，被毛泽东一句「不要兼了吧」一句话就抹掉了。 
　　李德生之遭遇，可以说至今还是扑朔迷离，个中缘由，现在还无法完全解释清楚。《李德生回忆录》则声称是「四人帮」诬陷所致。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为李德生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有一段话说得分明：「１９７４年９月间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在会议上，『四人帮』强迫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以推倒。」但是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岂是江青等所能决定的？
　　１９７４年底，为了给邓小平腾出党中央副主席的位子，纪登奎和李先念找到李德生谈话，提到要他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在此之前，在党内很少有党中央副主席辞职的，李德生听后很诧异。纪登奎和李先念只是奉命办事，不愿意和李德生多说。纪登奎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九大」之后，毛泽东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首选目标是军委办事组。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８日，李德生奉调进京，下午３时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李德生，并通知李德生「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和十二军的职务。」 
　　总政治部被砸烂后，毛泽东曾经设想让张春桥当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征求林彪意见时，可是林彪就是顶着不办。 　１９６９年１２月，总政治部军管结束，由李德生主持工作。林彪后来说：「我在江苏跟许世友同志说，偏偏要找一个军事干部来总政当主任。军事干部中有许多不仅懂军事，也懂政治，他们打过仗，不脱离实际。我偏偏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个『丘八』管秀才。」林彪还说：「毛主席信任老粗，我也信任老粗。我说这些人粗中有细。」 　林彪推荐李德生是为了抵制张春桥的任命，毛泽东对李德生也是满意的，因此一拍即合。但是这却是李德生以后被整的原因之一。
　　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因为林彪发动对文革派的进攻，导致毛泽东的强烈反弹。李德生深得毛泽东信任，在会议中途被派下山，主持军委办事组工作。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天子脚下作乱，改组北京军区，李德生作为「掺沙子」的重要一员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李德生被周恩来派到第一线，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指挥。事后，李德生还是中央处理林彪事件项目组成员。并由李德生领衔会同余秋里、张才千主持军委三总部的工作。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跳得最高」，不仅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林彪任国家副主席，且矛头直指张春桥等文革派。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不仅大骂了汪一顿，还命汪停职反省，在家闭门思归过写检查。据知情人告之，李德生推荐了杨德中接替汪东兴，接管中央警卫团。周恩来并且找杨德中谈了话，而康生则找了王良恩，让王准备接管中央办公厅。杨德中为了接管中央警卫团找了局办公室的武建华和清华大学支左的迟群，对他们讲了周恩来的部署，而武、迟二人却将此消息报给了汪东兴。 　不料，汪东兴乃是毛泽东故意放出去的「蒋干」，并没有真心想「换马」。而杨德中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深，形同毛泽东同汪东兴的关系。如果杨德中替换了汪东兴，不知道伟大领袖是否还睡得着觉。１９７３年，毛泽东两次对周恩来大动肝火，此事又成为李德生受牵累的一大原因。对于此点，李德生在１９８６年回忆说：「江青一伙终于借『批林批孔』，掀起了反对周、叶的恶浪。我在工作中，大事都请示总理、叶帅，他们便称我为『大军阀』，进行批判斗争。」 
　　「十大」之后不久，毛泽东要整军队，原因复杂，但是清除林彪势力是其原因之一。而李德生原来是被毛泽东看作是「掺沙子」，现在在毛泽东看来是同林彪「穿一条裤子」，阻拦张春桥的任命。现在把李德生一脚踢开，就是为了给张春桥腾出「政治部主任」一职的位子。一年之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谈到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但是随后的１９７５年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也因此，后来李德生在１９７４年８月军队高干会议上，就是因为是否上了林彪贼船问题而被穷追猛打。 　此事还同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９日林彪接见李德生有关，李德生后来说作为总政主任，在林彪一大篇讲话之后，我不能不表态，是有盲目吹捧之嫌。 
　　但是事情远比这个复杂。李德生还向林彪写了「效忠信」，虽然此事在「十大」以前就明了，并且没有影响到毛泽东的信任，继续在「十大」上得到提升和重用。 　但是当毛泽东因为要批周恩来，要清除林彪在军队中的影响的时候，要提拨张春桥等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李德生成为靶子是在意料之中。
　　李德生调离北京军区之后，政治部一时显得「群龙无首」，毛泽东有意把它作为一个试点。
　　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３日，江青对迟群和谢静宜说：「我就是要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打破他们的一统天下。让你们到海陆空三军去点火烧荒。总政的问题大得很，那个李德生不是一个东西，他在林彪死后就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互相勾结，把军队要变成他们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１月２７日晚，江青整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
　　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江青召集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和总政原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到钓鱼台开会。江青对陈亚丁后说：「李德生把八一电影厂搞得乱七八糟，造孽了，他们欠下人民的一大笔债。我看总政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是要重新夺权的问题。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张春桥则说：「毛主席提出批林批孔，这些人就造谣，竭力反对，甚至说什么批林批孔是多此一举。李德生就公开说：『我们不认识孔夫子，没有什么批头。总政这里不需要批。』这样的人能担任总政主任吗？」 
　　陈亚丁虽然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的讲话，布置在部队「放火」，「夺权」。但是陈亚丁既不敢找党组织也不敢去找有关领导去「夺权」，还怕找错了对象！最后，陈亚丁是两手空空，什么权都没有夺到。 　江青等人把水搞混了却没有抓到鱼，可见能力和手段均属平平。
　　军队毕竟是毛泽东的「命根」，但也是最讲究资历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张春桥在党内地位虽然高于许世友（政治局常委和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是在南京军区，张在军区并无实权。这一点，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交代得明白：「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一句至理名言。经过半年多的借「批林批孔」整军队，毛泽东的意图并没有达到。总所周知，毛泽东之所以能发动文革，一个是有坚实的「文革」的依靠力量即军队，另一个是有坚定的「文革」的推动和贯彻者即文革派。现在，毛泽东希望文革派能够在军队中建立起自己的班底，到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场空」。虽然亦有赵紫阳、胡乔木、谭震林等人向江青等人表态，但是终归都是手无寸铁之人。 　因此江青等也就只能像是４０年代的王明等「教条宗派」那样只剩下嘴上的功夫。 　毛泽东也就只有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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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周恩来的日子不多了

　　毛发动「批林批孔」的另一大目的是整周。
　　１９７４年６月（此时评法批儒正轰轰烈烈，批现代大儒），毛泽东又找出在延安整风时期写的「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九篇文章」写得很尖税。它不仅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也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而且用词辛辣、刻薄，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它是毛编辑《六大以来》时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后来虽几经修改，然而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是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 　此时拿出来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是１９７４年的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经过各方包括周恩来自身的努力，终于在６月１日住进了医院，当天就动了手术。但是８月上旬，周恩来再次开始尿血并被确证癌症转移。周恩来于８月９日致信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并告：「在上次手术后。体力虽较弱，但自信尚能经受这次治疗。」经毛泽东批准，于１０日作第二次大手术治疗。 　此时的病情表明周已经来日无多。
　　就在７月份毛泽东离京的时候，还放出「烟雾弹」，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 　毛泽东还一手握住周恩来的手，另一只手握住叶剑英的手，说：「：「你们为什么对这两个人过不去，他们不能反，一反就犯错误的。」（根据耿飙回忆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的话语推测为１９７４年的７月，而非耿飙所言的１９７３年－－笔者注） 　高文谦先生认为「他（毛泽东）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政治上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既然周恩来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毛泽东心病既可以除掉，何必再大动干戈，引起社会震荡呢？对于那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也是个安抚。对于自己精心营造的老干部和文革新人加上华国锋、纪登奎等人的政治格局业已基本成型，毛泽东将继续整周的念头暂时搁置。这是「批林批孔」得以停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已经没有足够的信心和精力让１９６６－６８年的形势重新来过一遍，多次承认「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的错误不能重演。 　因此毛泽东一直处于两难。例如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再次看到社会出现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不仅批「林批孔运动「，还是以后的反「经验主义」、批「水浒」等，都是虎头蛇尾。
　　这一系列的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指示的直接后果就是「批林批孔」的停止、四届人大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远期后果则是为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的整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批林批孔」逆势而行，周恩来的因病住院，这一切反而造就了周恩来的「忍辱负重」的形象。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的对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掌声就是对当时再次动乱的不满。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虽然毛泽东也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但是着眼点却是「帮助」。１９７４年７月７日，在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休养的前一天，他召集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的第一次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告诫江青不要设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提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但是王洪文依然主持党中央工作，张春桥则很快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一段话；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则传达了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有关内容；可是，在政治局传达的１９７４年９月至１２月毛泽东对国内工作的「指示要点」中，却没有这一指示。显然，毛泽东当时作出的这一指示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岂不是不打自招？正因为以前江青代表过毛泽东！
　　《毛泽东传》突出叙述的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从整体上否定过「批林批孔」运动。如同毛泽东在１９７３年的１１月批周会议后的表现一样，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年底，还表扬了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此类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毋宁说是对其政治斗争手腕、策略的教诲。中共官方把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来证明「（毛泽东）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是站不住脚的。 　进而开脱毛泽东在「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恩来上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毛泽东虽然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从来没有作出决定性的指示要求停止这场运动。就是在７月１７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批评的都是江青的工作作风，善意的批评，丝毫没有提及「批林批孔」的问题，而且要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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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崛起

　　刘晓波先生认为：「文革结束之初的中国，由于中共的黑箱制度，当时的绝大多数百姓，一直把周与邓视为毛的对手，把邓的复出之功算在周的身上，认为邓是周的接班人。而百姓们并不知道：７０年代中期，毛泽东之所以一边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一边重新启用邓小平，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林彪死后周恩来的权势扩张。所以，邓小平纵容改革初期的褒周贬毛，也是为了利用周在党内和民间的人望，来获取党内高层（特别是平反了的高官们）和民意的支持。」 　就历史上的渊源来看，邓小平是毛派而非周派。邓小平在文革中始终是毛泽东手中进行权力斗争的一枚重要棋子。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一直想用来替代周恩来的最重要的人选！

１．毛、周、邓的三角关系

　　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三者在长达近５０年的交往中，其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期在苏区形成的关系，及其所造成的的影响远远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的多。周恩来隐瞒博古成为「总负责」的真相，无疑是毛泽东对于周恩来不满的根源。自周恩来到苏区后，毛泽东颇受压制，「宁都会议」周更是难辞其咎。长征开始以后，周恩来更是不买毛泽东的账，以至多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恨恨不平的对王力说「老是四票对三票」（指周恩来、李德、朱德、博古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笔者注） 　毛泽东更是在卫士面前讲过「此人当初是要杀我的」。此人有传为博古，据笔者采访得知实指周恩来。其后周恩来又在抗战初期紧跟王明，虽然在延安整风，周恩来向毛泽东输诚，甚至说自己是犯了罪恶的，在组织路线上再也没有背叛过毛泽东，但是１９５６年关于「反冒进」的争论，使得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的政治路线表示怀疑。除了周恩来对于毛泽东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周恩来的组织和工作能力也是毛泽东所需求的。因此自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的态度就是「用（工作上）而不信（政治上）」。文革初期，周恩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倒刘少奇最重要的打手。「九?一三事件」之后，客观的形势让周恩来处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是为此周恩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周恩来可以通过毛泽东要求其做４０－５０分钟的检讨的机会「趁机」做上７个小时来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忠心，毛泽东最后还是没有放过周恩来，一直到周恩来在恐惧中死去，周毛关系彻底结束。 
　　邓小平之所以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复出，苏区的经历也至关重要。在１９７２年毛泽东解放邓小平的重要批示中第一条就是「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１９３７年红军整编，名不见经传的邓小平出任１２９师（大部分官兵是原四方面军－－笔者注）政委，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另眼相看的。邓小平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听从命令，千里跃进大别山，不计自己损失； 　其二是军事指挥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抗美援朝时候一度作为志愿军统帅的人选。 　建国后高岗事件，邓小平因为向毛泽东揭发高岗而获得毛泽东的进一步信任。 　作为建国后的更重要的一笔政治资产则是来自于苏共二十大。邓小平明确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同朱德形成鲜明对比。 　此事在中共「九大」的时候被毛泽东表扬。作为「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主持「反右」运动的邓小平指出：右派十分猖獗，必须痛加打击，右派实际同地主富农等一样属于敌我矛盾，决不能手软，必须赶尽杀绝。 　这同毛泽东的思想是一致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当着赫鲁晓夫的面高度评价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原则性一词同「反右」的成果分不开的。１９５９年４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地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从１９５６年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７月，邓小平先后七次率领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坚决「反苏修」的。可以说，从反右到批教条主义，再到大跃进，直到「九评」，邓小平可谓就是毛泽东的代言人，意气风发的走了一路。邓小平同时对毛泽东的宣传不亚于其它人。在建国以前，邓小平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在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时候也是很左的。整个６０年代，邓小平不仅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而且也强调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关系。在１９６２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他强调说，干部有必要真正理解毛主席所倡导的那些东西，也一直坚持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政治学习的首位，也替毛做了辩解。但是文革后，邓掌权后，这些年中邓小平的讲话几乎很难得到。原因不外乎在于维护自己的形象。（笔者认为邓小平在文革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忠心还是对的。当然同时忽略了法制的建设，终是酿成了严重后果。）此事在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在那个关于邓小平的著名批示中也特别提到－当年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无论是能力还是政治素养，邓小平在毛泽东眼里都是可以做接班人的。这和毛泽东对于周恩来长期的的羞辱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也可以预料文革伊始就「中箭落马」的邓小平的复出仅是时间的问题。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也有不满，主要是在经济路线上的分歧。
　　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虽然可以追溯到２０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阶段，但是二人并无可靠的直接交往的阶段。周恩来是当时的风云人物，而邓小平则默默无闻，并不是所谓的在「组织和开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小平则在后来回忆道：「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位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说法显然是应景之词，二人住在一起就不属实。从１９２７年年底到１９２９年夏季，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共事。邓小平先任利瓦伊汉（秘书长－笔者注）的手下的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此时的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二者的交往也实属有限，而且并无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被划到同一个路线上的经历。 　１９３３年５月，邓小平遭「左」倾路线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时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也是打击毛主义路线的决策人之一。建国以后，邓小平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但是大部分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主持书记处的工作。而周恩来对中央书记处是有怨气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关系远远说不上亲密。

２．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历史沿革与邓小平复出的背景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有把周恩来赶下台的想法。王光美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指出，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把周恩来赶下台，曾经就此事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周恩来的功劳很大，不能这样做。相互印证的是，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于１９５２年７月就曾向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副总理并主持政务院工作，同时周恩来亦提出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李志绥也在其回忆录中谈及，当初「反右」时，毛泽东意在「右派」把矛头指向政务院、周恩来，但是「右派」们却是要「轮流执政」。毛泽东此计流产。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借「反反冒进」终于得以严厉批判周。邓小平在南宁会议上，是批周恩来最厉害的一个。王海容说毛讲周恩来最怕邓小平，南宁会议批周，别人都批不倒，就是邓小平发言批周最厉害。 　笔者认为，在１９５８年，毛泽东的打算是启用邓小平来代替周恩来而非流传甚广的柯庆施。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事不可能公开。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的时候，曾经构想一个由林彪、邓小平和陶铸三人形成「三架马车」，来代替原来的刘少奇、周恩来格局。因此在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两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在常委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或者动摇。 　刘少奇倒台之后，「九大」开过，邓小平复出的时机已到。九届二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提起邓小平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周恩来，完成文革发动后的未竟目标，但是自己「跳」出来的林彪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林彪在「九大」后不久従康生处拿到张春桥的叛徒材料，然后上报于毛泽东。 　林彪和张春桥的矛盾在毛泽东看来，是否定还是肯定文革的问题。因此解决林彪问题远比邓小平的复出要紧迫的多。
　　另一方面，虽然毛泽东多次吹风刘、邓要分开，但是这只是少数范围内的谈话，并没有上正式的中央文件。例如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关于邓小平的谈话以及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等。 　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文件，诸如中央热烈祝贺各省、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贺词中，无一例外的都是点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名字。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这个事情仍旧是不小的麻烦。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批示中还要点明「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给自己一个台阶和向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即使「九大」的政治报告没有提邓小平以及「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但是在上层领导人中并没有达成共识。周恩来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４日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谈话中还点了邓小平的名字。 
　　因此，邓小平在开「九大」或者之前复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虽然在８０年代初期，邓小平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九大」时候，毛泽东同志确实也提出，要我当中央委员，进政治局，但是林彪他们不同意。 　笔者认为进政治局是万万不太可能的，特别是联系到后来邓小平复出的过程。因为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复出都是经历相对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同王洪文的升迁相比慢的很多。但是考虑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时的既定目标，「九大」之后，如果此时邓小平复出且能和林彪搞好关系，则对于在「九大」之后「倒周」的行动是相得益彰的。
　　有数据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 　邓小平复出的机会也来临了。无论是出于那种情况，有资料证实此时，毛确实有想让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想法。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周恩来以惋惜的口吻说）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 　邓朴方回忆：总理一直没有忘记过父亲，但他很谨慎的，特别是在父亲的问题上他不能多说话，想多说也不能多说话。我看到一个材料，一次在庐山的时候，提到曾设想让邓小平上山开会的事情。当然我想，一定是总理和毛主席曾经谈过这个事情，才有这种可能。」 　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周恩来对待彭真的复出的态度，此时的周恩来是不会表态同意邓小平复出的或者也是极其不积极的。
　　无论如何，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对于林彪与邓小平的评价「变调」了许多。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５月１０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讲述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周恩来在讲述「井冈山会师」时说：「当时林彪是个连长，陈毅同志是个団的党支部书记。」在这里，周恩来丝毫不再提毛林会师一事，而且把当时仍然为右派代表的陈毅作为林彪的上级讲出，这与当初周恩来极力对林彪的吹捧形成鲜明的对比。更为惊讶的是，周恩来再谈话中表扬了邓小平。周恩来说：我们在庐山会议受到了教育，不然我们都是「天才论」证。在座的都知道了，三个副词，「天才」我们都赞成了，还有一个「创造性」，然后又加上一个「全面」，三个动词，「继承」、「捍卫」、「发展」。「捍卫」倒是邓小平提的。三个副词，三个动词，主席一看那么多，就把副词勾掉了。副词往往起副作用。有三个动词就讲清楚了。 　期间折射出来的对林彪的贬低与对邓小平的表扬，是不同寻常的政治气息的变化。而恰恰是在一年前，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周恩来对于邓小平的说法还多有不同：周恩来说三个副词是邓小平提出来的。 
　　邓小平的复出第一个是得益于「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政策。「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复出的政治意义比其实际意义要重的多。这也是邓小平复出缓慢的另一个原因。从毛泽东的８月１４日的批示到任命副总理竟然费时８个月。邓小平随后的升迁同周恩来地位的削弱在时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或者说邓小平就是踩着周恩来的「肩膀」一步步的高升起来的，是毛泽东严厉批判周的结果。毛泽东启用邓小平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周？除了上述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成功让毛觉得「反客为主」，由此引起的嫉妒让毛泽东觉得要把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彻底打掉。不仅是外交上的，周恩来因为作为解放老干部的具体执行人而大获人心的事实，也引起毛泽东的忿忿不平。 
　　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之后，只是参与外交活动，虽然说可以参加有关外交事务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因为外交政策都是毛泽东一手制定而不存在讨论的问题，因此邓小平复出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竟然是在１１月份的批周会议！因为一直没有可以让邓小平表现的机会，因此「十大」上邓小平仅是中央委员。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的发言可谓少而精，一语中的，使得周恩来百口莫辩，大获毛泽东的欢心。随之而来的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虽然邓小平此时的头衔不少，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实权，真正参与的还是外交事务，特别是作为中国联大代表团团长参加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中，邓小平在军委六人小组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模糊。但是邓小平从１９７３年的复出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以前同江青为首的文革激进派关系良好，并没有什么冲突，这使得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表现更加满意。这也是邓小平能够一直稳步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
　　根据《周恩来年谱》和有关《邓小平传记》等，周恩来和邓小平从１９７３年３月个人见面以后直到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才有个人见面！周恩来从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就因病而长期的住院，再也没有回到西花厅，直到１０月６日邓小平才赴医院同周恩来见面，还是因为邓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缘故。 　据此，可以判断出６月１日以后邓小平就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周恩来知道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人」，即使就是回来替代自己，也要努力为之。这或许是周恩来的伟大和无奈之处。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最要紧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无论是何指示。对此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曾经指责过周恩来做事既虚伪又无原则。 
　　无论是邓小平的外交工作，还是在国内同文革激进派的配合，都让毛泽东觉得满意。继「批林批孔」之后，国内形势的恶化，以及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都让毛泽东觉得，要彻底的「交实权」于邓小平。这才是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能够大刀阔斧的整个背景。而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年初的任命，标志着周恩来的政治生命的结束。

３．邓小平复出的过程

（１）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刻意保护

　　意想不到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和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上上，不仅是林彪、江青、谢富治等人攻击了邓小平，周恩来也攻击了邓，并在倒邓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笔者认为这正是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安排，利用当时的大局趋势，作出的自保行为。在这种形势下，尽管毛泽东有意，邓小平也不得不暂时退出政治舞。 　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批评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以及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实际上，在书记处，是彭真仗着刘少奇的后台，大权独揽，邓小平自觉退让，大大减少了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的机会。有党史专家说邓小平自认为同毛泽东的理念有差而自觉同毛泽东疏远，以避免直接冲突的机会。 　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因此这个批评毫无实质内容。在邓小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出检讨上，毛泽东作出了「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的批示。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最高报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邓小平立即作出反应，于４月３日致信毛泽东「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毛泽东通过汪东兴捎信给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而「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 　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上批示到：做大的工作不行，干小的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的驻地还派有解放军保护。毛泽东还把戚本禹编辑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中的邓小平言论删掉。 　在邓小平提出要求面见毛泽东澄清一些事情后，毛泽东同意了，并再次告诉邓小平如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毛毛说「看到主席态度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毛泽东在给邓小平希望的同时，也惩戒了邓小平在１９６０代初期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经济路线上的分歧。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和８月５日，邓小平接连被批斗。邓小平因抄家写信要求面见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在上海。即使毛泽东在９月份回到北京后，也没有见邓。 　在惩戒的过程中，邓小平没有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毛泽东还是高抬贵手，亦证明了毛泽东的政治安排。
　　根据王力的回忆，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不管是我，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都离不开周恩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 　但是１９６７年的７月份，正值天下大乱，邓小平绝无在那个时期重新出山，毛泽东只能让邓小平继续冷藏。
　　笔者认为王力可能会夸大其辞，但是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５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赞扬了林彪。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５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说：「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笔者注：毛泽东关于『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的说法现在已经证明是谎言。）
　　八届十二中全会来临之际，邓小平应毛泽东要求于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０日对于自己的错误作出检查，特别是对历史上的疑点－红七军「逃兵」问题作出详细解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继而提出要求「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因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专门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加以澄清：「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插话：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借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小平「也有些好事，如『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谢、古，王明是反对的」。 
　　在「九大」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叮嘱陈伯达「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因此报告上不要写成「刘邓路线」亦即「刘邓要分开」。陈伯达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是知道毛泽东的意图的。 
　　由于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因此在１９６９年的战备疏散之前周恩来也是「爱莫能助」。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４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汪东兴直接通知邓小平要迁往江西。 　因为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这次战备疏散，周恩来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因此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即告；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 　周恩来之所以强调交通便利问题，是缘于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临行前的头一天，１０月２１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中央对于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做出过的保证，以一个普通党员和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此信由汪东兴转呈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看到了。邓小平一到江西，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前来接机：「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１１月２６日，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要求把滞留在机场的行李托运到江西。行李不久便被运到。 　「同志」，就意味着邓小平问题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行李运到，说明「汪东兴之路」仍然畅通。

（２）迈出关键的一步

　　直到毛泽东在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圈阅邓小平的信之前，周恩来对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都是「漠不关心」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邓小平在１１月６日在江西听取了《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的传达。１１月８日，邓小平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邓小平首先向毛泽东表态对文革的看法「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接着提出来了自己的要求「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邓小平很技巧性地向毛泽东提及自己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孩子们，借此探测毛泽东的态度。
　　果不其然，毛泽东并没有回复此信，而是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毛毛说：邓小平要求安排孩子工作上学的的事情得到了解决，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 　同时，毛泽东也想知道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０日，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在同张茜等人谈话时，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笔者注：在所见所有的材料中，并没有发现周恩来如何告诉陈毅的家属以及陈毅的家属在这方面的回忆。张茜后来整理的同毛泽东谈话记录也无此事记载。） 　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谈到邓小平问题时说，林彪就是要把邓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受到孩子被安排上到大学以及形势变化，特别是被通知可以参加党组织生活的鼓励，邓小平在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２日再次给汪东兴写信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信中还提出要求经济上的帮助。汪东兴收到信后，于５月３０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６月２７日周恩来批示同意。 
　　事情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邓小平在８月３日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著名的保证永不翻案的信：「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８月３日的信是江西省革委会送出通过江青转交毛泽东的。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收到邓小平从江西寄给他的信，非常高兴，很激动。这封信主席看了两遍。 
　　毛泽东在８月１４日作出了那个著名的批示：请总理（周恩来）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毛泽东强调了邓小平的历史：（１）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２）没历史问题。（３）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而且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虽然当日，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并且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内容， 　但是却没有了下文。毛泽东的批示固然重要，邓小平不再是「走资派」，而是「同志」了。但是毛并没有明确提出对邓小平的职务作出具体的安排，因此毛泽东虽然几次提起「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安排仍然无法具体落实。毛泽东把「球」踢给政治局，试探政治局的反应。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事实上，根据《周恩来年谱》从８月１５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上传达毛泽东在８月１４日的批示后，无任何记录显示政治局再次讨论此事。周恩来也无任何积极热心之举。
　　此时的国内形势又增添了很多变量。在１９７２年，面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以及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日益增长，毛泽东不得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是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来说，毛是绝不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革」。因此当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纠左」思想时，牵涉到文革意识形态的批判时，毛泽东不得不出面纠正周恩来的「错误」。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毛泽东提出：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这是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伴随着批周，邓小平的机会也来临。笔者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表明，毛泽东在１２月１７日批周和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之间有何直接因果关系，但是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绝非巧合这么简单。而且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邓小平的崛起恰恰和周恩来受到的批评在时间是非常同步的。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当日，周恩来还约见了纪登奎和汪东兴二人。 　四个月过去了，周恩来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而是要纪登奎和汪东兴替邓找个位置。周恩来的小心翼翼跃然纸面。
　　汪东兴的提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毛泽东的看法，这才是周恩来此信的关键之处。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事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周恩来收到此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邓小平复出的采取非常谨慎的做法，而非「邓小平被打倒后，周恩来尽己所能，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来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点头，周恩来在邓小平的复出上是毫无建树的，即使毛泽东点了头，周恩来也要等待毛泽东的再次确认，因为邓小平毕竟曾经是「第二号走资派」，稍有不慎，即可能被抓住把柄，而导致被动。同时亦因为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这也是邓小平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更是可以解释周恩来为什么如此慎重。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１９７３年２月下旬至３月初，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邓小平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中央文革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
　　笔者对此认为毫无可能。江青等人在知道毛泽东的明确意图下（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后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丝毫不敢「违毛办事」，汪东兴对于邓的任命推荐，政治局成员都明白是毛泽东的建议。）是不可能说出反对意见。毛毛在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周恩来急于要让他的老战友邓小平尽快复出，周恩来知道，邓小平复出，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并完全可以顶替他的工作」的说法，同江青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至少可以认为邓小平的回归可以大大增加对抗周恩来的力量。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张春桥为此还批评上海造反派「为什么还称邓小平为第二号走资派？」。 
　　在１９７３年１１月的「批周」会议上，不仅邓小平的表现是合格的，在接下来的近两年的时间内，邓小平同江青等人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复出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够反对江青。 　１９７３年５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上讲：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这应该是实情。
　　直到１９７３年的３月９日，此时周恩来已经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取得两周的病假，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交邓小平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终于正式复出。
　　巧合的是在中央发出《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国内党史界不少人探寻「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１９７２年５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毫不在意，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就再次说明，解决邓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的特殊重要位置。」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１９７２年５月中旬，在例行尿检中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５月底，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周秉建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则说：毛泽东的三条亲笔批示是（１）不治疗；（２）不要告诉周、邓；（３）搞好营养。 
　　张玉凤回忆：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毛泽东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笔者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德怀竟然被毛泽东允许做手术。）
　　１９７２年８月４日，周恩来第一次尿血，不得不到北京西部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５日。 　同年１１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事实上，周恩来的病情变化，毛泽东一直是了如指掌。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周恩来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以至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变成红色。医疗组很快把报告上呈中央即毛泽东处。 　２月７日，汪东兴却对吴阶平电话指示到：「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日，周恩来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５日，叶剑英陪同外宾接见外宾后，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并拿出装着周恩来血尿的瓶子让毛看。毛当即批准先检查、后治。同日。周恩来作透视检查。３月６日，周恩来去毛泽东处开会。会前，周恩来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安排等向毛泽东作简要报告。周秉建说「（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方式争取到３月１０日检查治疗的机会。」周秉德还说在张佐良把病情发展和治疗办法详细的告诉周恩来之后，周恩来说：「我需要真正弄懂再想办法。」 
　　吴阶平在访谈时表示：「毛主席说，你告诉他们动手术不要去想，你可以用中医中药，不能用手术，可以用针灸，可以吃中药，不能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于想，我们能不能就说，周总理自己愿意手术，周总理自己是愿意手术的，可我们不能去说，因为我们要去说，周总理说，我让你们不要说话的嘛，就违反他的意愿了。其实他个人也是想做手术的。」 
　　因此同大陆官方党史界流行的说法恰好相反，并不是因为周恩来要准备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和江青等斗争才推迟到１０日进行手术，而是因为周恩来要在１０日动手术不得不在９日把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准备好。毛泽东已经批示很久，汪东兴对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也完毕多时，江青等人也并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周恩来办事何来如此「啰嗦」？
　　治疗期间，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先后前往看望李富春和蔡畅、邓小平和卓琳，以及住３０１医院的刘伯承，告诉他们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 
　　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８日，周恩来同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需要指出来的是，在３月２８日的接见中，还有江青。而《周恩来年谱》则用一个「等」字把江青给省略了！ 　这也说明了江青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也是非常关注和支持的。従另一方面来说，邓小平的复出更能配合当时批周的策略，江青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江青因为权力之争又和邓小平闹僵，则是后话。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经提起周恩来在４月９日，周恩来夫妇和邓小平夫妇会谈的事情：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在同一本书里面，毛毛还写道：１９７３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
　　毛毛关于４月９日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小心翼翼的性格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提起如此敏感话题是不太可能的。其次，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甫一见面，周就同邓谈此事，其可能性更小。考虑到一个是邓小平的回忆，一个是毛毛自己的亲身经历，笔者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记混了。 

（３）非常缓慢的升迁

　　３月２９日毛泽东虽然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此举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做了保留，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因为邓小平只能参加「有关重要决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亦即外交政策方面的政治局会议，而不是同王洪文等一样可以「参加所有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根据现有记载，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则是在１９７３年的著名的「帮周会议」。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声称「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但是很少有明确的资料说明这一点。
　　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周恩来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但是从此以后，再无周恩来与邓小平私下交往记录，而且引入注目的是自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周恩来搬到３０５医院之后，直到１０月６日邓小平才因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之后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事实上，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周恩来与叶剑英的关系都不「热络」。 　毛泽东的「观察」或许是个可以拿来解释的理由，邓小平知道要和周恩来「撇清」，才能获得毛泽东的信任。
　　１９７３年８月份召开的「十大」，邓小平仅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没有能进政治局。这同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表现，毛泽东的「考察」得到满意结果有极大的关系。机会终于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来临。
　　在１９７３年年底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列席会议。会议的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王海容说：主席昨天晚上说，这个会议开得不好，所以现在要调兵遣将。将就是邓小平。邓小平一言击中周恩来的要害：「总理表现出来的是外交路线上的错误，但是你的核心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我们在座的所有人认为，我们对于毛主席是可学不可及的，你这次的错误在于你的内心认为毛主席不只是可学的，而且是可及的。」 　因为病重，毛泽东托付周恩来「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十大」之后，周恩来是排名第一的党的副主席，但是周恩来又不是毛的接班人，因此毛最不放心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此诛心之论，百口莫辩。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 　亦有数据说，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召来邓小平，进行了长谈。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
　　为了避免在军队中形成尾大不掉的「山头」，进而威胁到未来的接班人，以及在军队中「批林批孔」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对调。１２月１２日到２２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的批评了周恩来，并提出要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邓小平才开始「归位」。
　　因为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邓小平就为其中的中央军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１９５９后更是１３人组成的军委常委之一（常委之中，除毛、邓外全为有军衔的现役将领）。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相当高，「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同他对自己和斯大林的评价一样。毛泽东继续到「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也劝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１２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２２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文件发出通知，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说「王洪文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甚至一些资深党史研究专家也据此认为「毛泽东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未担任过中央军委要职的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说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 　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毛泽东虽然在１２月１５日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但是事实上此时的邓小平并没有出任总参谋长一职。毛泽东的说法是一个笼统意义上的「总的参谋长」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正如毛泽东在１４日所讲：「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和当时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的通知》（１９７３.１２.２２）中都没有提及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仅是说：「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 　根据中央组织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数据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９７.９）》中的介绍，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一职为１９７５年１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１９７５.０１.０５；中发〔１９７５〕１号），邓小平确实是在１９７５年１月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至于毛泽东把最重要的军队权力交给他掌管和掌握实权更不是历史的事实。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２０日，由央政治局正式向毛泽东提此建议时，将原五人小组增至六人（加苏振华），并确定；军委六人小组「大事视情况或直报主席或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再报主席」，「对内对外不行文，一律以军委名义下达」。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１日成立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七人组成的小组，代表中央处理「批林批孔」日常事务。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王洪文作为组织工作小组的组长，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 
　　因此即使在军委六人小组中，当时的邓小平不仅排列在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之后，而且在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于运动的走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而与同一个时期的王洪文相比，王洪文不仅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起筹备四届人大，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大小事务，而且同时还是主管同时期为专门处理各大军区的揭发材料而成立的项目组。 　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可谓手握大权，更是在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之后代替入院治疗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此时的邓小平和王洪文相比，如何比得上？作为周恩来更是悉心照顾和指点王洪文，同邓小平的交往实属「凤毛麟角」「乏善可陈」！
　　毛泽东给予邓小平的头衔是不少，但是邓小平实权并不多。对于毛泽东来说，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主持对外事务才是最紧迫的事情。因此，从一开始邓小平作为副总理，分管的就是外交，随着周恩来的病重，陪同外宾见毛就成了邓小平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议上宣布邓小平新的任命意味着什么？
　　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对于这次八大司令对调，邓小平是毫无涉及。对于有人认为是邓小平先提议、提拨邓小平是为了保证八大司令对调成功等，笔者认为这都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至于谁提议的，毛泽东说是叶剑英和纪登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具体操作是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和张春桥四人完成。 　对于军队的控制权，一直都是被毛泽东牢牢的掌握着。从毛泽东的１９７１年的南巡讲话以及１９７３年的许世友、韩先楚以及杨得志的检讨也可以看出。 　「林彪事件」以后，一大批原四野军队干部受到牵连而倒台，很多原二野或其它山头的人马被提拨上以填补这些「空缺」。苏振华的复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苏振华在１９７２年复出以后，很快掌握了海军的实权。 　毛泽东提拨邓小平的政治意义在于，邓小平可以作为这些人马的老上级，可以更好的理顺和协调他们同中央军委的关系。虽然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和解决「山头」问题，但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山头」也不是「百弊而无一利」。况且，鉴于邓小平和林彪的间隙和历史上无任何渊源，更加有利于进一步清理军队中的林彪势力。毛泽东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 

（４）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风波

　　中美、中日建交以后，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周恩来外交」。毛泽东醋意大发之下，狠狠的整治周恩来。１９７４年的４月份，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即使周恩来身体允许，周恩来也必定是无缘与联合国的舞台。
　　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毛泽东特别叮嘱此事要秘而不宣，由外交部自己提交报告。 　毛泽东要观察各方反映。但是王海容却早早的在３月２０日就告诉了周恩来，这是毛的意思。 　周恩来对此安排表示惊讶，因为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 
　　３月２２日，外交部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出席六届特别「联大」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批示同意外交部的请示报告的同时，考虑到叶剑英因高血压导致视网膜出血尚未痊愈，而王洪文又忙于指导「批林批孔」运动，需要邓小平协助工作，故而周恩来建议三周的特别「联大」会期邓小平出席一周，在向大会发表讲话，并与主要国家领导人接触后，即起程回国。周恩来特别指出，将他的批示意见首先呈报毛主席，暂不送王洪文、康生。在毛主席批示后再送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核阅，最后退外交部办。江青以「中央军委要开会解决李德生的问题，邓小平必须参加」为由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 　江青的说法也有道理，因为李德生曾经是邓小平的部下，希望邓小平能像骂陶鲁笳一样去骂李德生。 　周恩来和江青的建议有不谋而合之处，都是因为国内事务需要邓小平，因此建议缩短邓小平在联大的时间，只去一周。不同的是，周恩来是在毛泽东的决定之后作出的建议。江青则是被蒙在鼓里。
　　正如前述，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曾经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关键的１９７３年１１月份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又合作的不错，因此江青讲的也未必不是实情。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江青一直被蒙在鼓里，王洪文知道以后也没有告诉江青。 　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会议最后议而未决。直到毛泽东亲自出面，写信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邓小平复出和江青的利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毛泽东用来从不同角度侧面攻击周的工具。毛泽东启用邓小平以后，希望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即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即使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团长的理由都是完全正当充分的，但是难免会在二者之间种下芥蒂。
　　同时，邓小平的崛起，同和江青等人相处良好也有很大关系。江青在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并不认为邓小平属于周恩来派系，而是把邓小平看作是自己的人。 　正如前述，邓小平复出的两大条件是不能够反对江青和永不翻案，就是存在「联大风波」一事，江青在１９７６年回顾时仍然承认，在１９７４年同邓小平的相处还是大体不错的。江青支持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因此，江青反对邓小平出任联大代表团团长，笔者认为理由是正当合理的，并非中共官方所定论。中共官方认为江青不仅「无理取闹」还「有着更深的用心」，「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至于「至周恩来去世数年后，邓颖超才向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周恩来为什么一再推迟住院治疗时间的缘由，她说：『恩来一直对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担心江青那伙人乘他住院时间对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去住院治疗。』」 　《毛泽东传》则说「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６月１日住进医院。」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邓小平是４月６日离京，４月１９日回京。周恩来是６月１日入住３０５医院。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３月中旬到５月底的两个半月内，周恩来外事活动多达五十四次！
　　１９７４年５月上旬，尿病理检查中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５月９日，周恩来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当面陈情，情况已经十分严重，敦促中央下决心批准周恩来及早住院动手术，避免发生意外情况。 　周恩来也在５月１３日约见负责医疗工作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话，陈述自己的想法，实为请他们帮忙，提早做手术。在同医生会谈后，在医生的暗示下，周恩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接受手术治疗。 　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叶剑英也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张春桥说：「从现在起，到５月３０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５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 　张春桥说的也是客观实情。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吴阶平说要做手术一定「周恩来一定要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毛指示检查和医疗两步走，但是吴阶平在叶剑英和邓颖超的支持下，两步并一步走之后，「后来毛主席发下话，说两步走比一步走好。」 　从１９７３年３月第一次手术之后，周恩来每一次的手术报告都是周亲自所为。 　这一次，毛泽东说：「见完拉扎克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５月底访华。 　３１日，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中马建交公报。毛泽东终于批准了。６月１日，周恩来住院做了第一次大手术。 
　　因此，周恩来到６月１日才住院同邓小平去联大基本上关系不大。
　　此时的邓小平，在外交舞台上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在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详细正确的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１)把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外交战略的基石；(２)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坚持毛泽东所说的两句话，即「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３)关于中美正常化的途径，关键是台湾问题，解决方式只能是日本方式，即承认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 　邓小平，而不是周恩来，在外交事务上的的地位得到明显提高。
　　５月１２日，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同布托举行会谈。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如此高级正式会谈，虽然邓小平以前也在机场迎接国外国客人，参加举办的招待外国客人的宴会，陪同外国客人到大寨参观等等。 　１９７４年的邓小平也开始多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１９７４年５月为例，毛泽东一共接见五次外国客人，邓小平陪同接见三次，而王洪文全部都参加，分别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１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１８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２５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１９７４年的上半年，邓小平参与的国务院事务也比１９７３年增加许多，虽然具体责任并未明朗，但是至少参加可以参加例行的政治局会议了。 
　　毛泽东无疑是邓小平得到提拨的最重要和决定性的因素。当邓小平回到北京时，当晚汪东兴就看望了邓。邓小平向汪东兴致谢，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是说：「不是周恩来（提拔我的），是毛主席。」 　在国内党史界，在此点上，无疑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邓小平在批判周恩来中的表现，同江青等人的关系处理上，都是让毛泽东满意的。特别在「批林批孔」中，邓小平也是积极配合，同王洪文等人也合作愉快。 　除了对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江青的信所提开会建议赞同之外，还在３月份严厉指责陶鲁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得力。邓小平对于露骨的批周也毫无任何替周开脱之语。所有的这一切都使毛泽东觉得邓小平可以托付重任。一切都按照以「王洪文和邓小平的搭配，组成新的工作格局」的模式发展。当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８月，作出停止「批林批孔」运动，要重新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相对于王洪文等，邓小平无疑具有更强的优势。
　　基于邓小平的表现，江青在误以为邓小平是同路人，従而要求邓小平对「风庆轮」事件表态时，邓小平可能是基于「风庆轮」有可能牵涉到自己或者对江青的态度所不满而没有当场迎合江青，于是引起江青极度不满。但是在毛泽东看了这完全是「小事」，并不影响对邓小平的进一步重任，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而且在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毛周见面时进一步提出：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在通过漫长的观察期之后，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初终于获得了更重要的职务，掌握了更多的实权，全面的代替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的邓小平，无疑要站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心。

第十二章 四届人大以及最后的日子：终于没有被「打叉叉」

　　在四届人大的准备过程中，江青等人的表现让毛失望，但是也并不是官史中所讲的是鲜明的正确与错误的两条路线的斗争。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但去好景不长，又一次被打倒。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走完了他的一生，虽然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表现得出奇的冷淡，但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放过了周，周终于保住了「晚节」没有被「打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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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届人大的缘起与拖延

　　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改期召开。「九大」前后，毛泽东认为「文革」已经接近尾声。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中央文革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声称：「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也就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要解决国家主席问题，自然会牵涉到修改宪法和召开人大等诸多事项。
　　１９７０年３月初，周恩来致信毛泽东，随信附来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恩来在信中谈到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 　３月８日，在武汉的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回北京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 　此后，筹备工作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
　　正如以后参加过四届人大的一位代表的回忆：「虽然选举是采用无记名投票进行，但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只不过是完成一次『橡皮图章』作用。」 　依据１９５４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能，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人选等都是由全国人大选举决定。
　　在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７、２８日，周恩来就已经认为「现国务院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条件已成熟，拟上报批准。」６月１６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６月７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对国务院报告的批示稿等事项。６月１７、１８日，周分别将政治局会议商定事项报毛泽东、林彪。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发毛批示「照办」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在此报告中，周恩来提前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但是报告却不是提交给将来召开的四届人大，而是毛泽东和随毛泽东画圈的林彪。 　余汝信先生认为：周恩来此时眼里，人大这个过场都不需要走了，「橡皮图章」也不需要盖了。 　四届人大要主要解决的无非是修宪－－毛所关心的国家主席问题而已！毛泽东说：「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主席」。 
　　但是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周恩来多次向毛反映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直到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同其它三名常委一起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 　８月２３日晚，周恩来对张春桥说：《宪法》修改草案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张春桥回答：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叶群还以周恩来为例对邱会作等人讲：「昨晚周总理交代张春桥准备《宪法》草案中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 　周恩来２３日还打电话告诉陈伯达：有些人主张还要国家主席，请陈准备些条文，等候毛的意见，备而不用。 　此后在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宪法》草案有两个版本，一个「设」，一个不「设」。
　　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宪法修改草案中「设不设国家主席」如此解释：「下午见主席，我们特别提了国家主席的问题。报告上已经说了嘛，但我们又说了：大家热切希望，既然是一元化嘛，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当然，起草的稿子还是照顾那个一开始由东兴同志传达的主席的意思。但我们还是反映一下子，还提出了一个方案。」 
　　经毛泽东批准，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１１日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发〔１９７１〕７７号）称：「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周恩来岂不是对于「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之阴谋非常的配合？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公报宣称：「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但是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四届人大并没有如期举行。虽然据报送毛泽东、林彪的《中央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工作计划（送审稿）》，四届人大应在９月１５日至２４日召开。 　未能如期举行的个中原因，虽然官方从未作过任何解释，笔者认为显然在毛看来要发动「批陈整风」进而解决林彪问题比召开四届人大重要的多。
　　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从熊向晖处了解到情况后断定「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６０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７份，传达范围非常狭窄。去年７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摀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同林彪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掌握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陈长江回忆：主席对接班人林彪越来越不满。到１９７１年８月，对林彪的不信任达到顶点。谢静宜的丈夫苏某（苏元勋－笔者注）在空军机要局，通过谢静宜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主席决定南巡，行前主席说，我就不相信，这些司令员们跟着林彪走。难道解放军都会造反？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解放军不听指挥，我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 
　　８月９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的８月８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并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 　这说明周恩来清楚毛泽东的意图。
　　就在８月１２日下午，毛泽东南巡前两天，周恩来从广州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请示四届人大的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８月１６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９月１０日，周恩来请示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补选几名中央委员等事宜。毛泽东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这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决心人事调整了。 
　　「九?一三事件」突发，毛泽东想用组织手段解决林彪问题的可能性绝无，九届三中全会与四届人大也就又一次夭折。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延迟两年的筹备四届全国人大工作，又一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２日，周与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四届人大会议情况。同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决定在政治局内组成三个小组进行：１：组织工作小组。王洪文任组长，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吴德、汪东兴为组员，负责审查全部人事组成名单；２：宪法修改小组，康生任组长，张春桥为代组长。江青、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为组员，负责宪法的修改、整理工作；３：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任组长，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华国锋为组员，负责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于近期提出报告要点或大纲。以上三组工作。均需在十月五日前进行完毕。十四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政治局商议情况，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圈阅了报告。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９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３日，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等。１０月２１日，对于四届人大主席团人选和《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均已经落实。 
　　但是李震的突然死亡导致四届人大再次耽搁。然而国内党史界流行的说法则是「四人帮」视周恩来为夺权的最大障碍，为此发动了１１月份的批周会议，从而导致了四届人大的推迟。 　但从现有披露的记载来看，江青等人在此次四届人大代表的准备过程中同周恩来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亲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孙中范回忆：１０月２１日，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会议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前，纪登奎要求值班室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主席团人选名单，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第二天上午我们仍按纪登奎的布置，仔细校核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并讨论修改了说明。按惯例，当天下午，纪登奎、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一定会来紫光阁办公，审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们没有来，而且一连几天都没有来。后来，从国务院值班室听说，１０月２１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大约在１１月初，组织组负责人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随时等候通知。 
　　当李震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批周」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及「反右倾回潮」，直至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四届人大直到１９７４年的１０月份重新题上日程。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才是四届人大推迟的最关键的因素。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要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要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突出强调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四届人大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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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插曲：「风庆轮事件」

　　毛泽东在８月决定中止「批林批孔」运动之后，开始考虑何时召开四届人大。１９７４年国庆节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４日向毛报告：「１０月３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同意年内召开四届人大。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和会议期间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要向毛泽东请示和获得批准，方能凑效。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并没有参加１０月３日晚的政治局会议，因此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１０月４日并没有向周恩来转告关于四届人大的通知，仅是告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后来国内党史对此一致鞭挞，实属不公平，笔者认为这正是毛的安排。高文谦先生认为：他在用召开四届人大这张空头支票吊人们胃口的同时，暗中打的仍是排周的主意，准备利用四届人大组阁之机，先把周恩来「挂」起来，然后再逐步排出权力格局，用邓小平取而代之。为此，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的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６日晚，周恩来和江青谈话。江青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当时并未表态。 　周恩来在没有得到毛的明确授权，参与或者主持四届人大之前，周恩来如何表态？虽然无从得知江青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找周谈话，江青此举无疑是不符合毛的部署。
　　毛泽东的本意是撇开周恩来，让王洪文等和邓小平一起齐心合力，趁四届人大的机会造就以王洪文等文革派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结合的权力新格局。而且邓小平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表现是让毛泽东满意的。这也是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精心打造的身后政治格局。首先是通过１９７２年６月份的「批林整风」会议，让全党知道周恩来不是接班人；然后提拨王洪文和解放了邓小平；进而再通过１９７３年的批周会议，彻底打掉周恩来的威信；随后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让全国人民知道以后如果是周掌权，则会走复辟的道路。毛泽东在事后所说的「总理还是总理」是有所指的，如一直有让周恩来继续做总理的打算，何必来这一句呢？
　　虽然从来没有资料证实毛泽东设想周恩来不再担任总理，但是６月份的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透露出来的信息无疑的。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 　照理中国应派出具有对等身份的周恩来参加，然而毛泽东让邓小平率团前往，这不就是在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么？
　　然而一起突发的「风庆轮」事件让毛泽东认识到，江青等人的政治段位确实太低，不得不再次让以「调和」能力著称的周恩来主持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从而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得不对江青加以更精心的指点和指教。
　　不少著作引用王洪文在１９８０年被审讯时的供词来证明「风庆轮」事件是意图阻拦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参谋长一事和「四人帮」一开始就打算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风庆轮只是个引子。江青在１０月１７日逼邓小平表态一事是蓄谋已久的。 
　　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第一个在邓小平已经被毛定为第一副总理的情况下，无论是江青还是其它人都不可能反对。恰恰相反的是，邓小平的任命同江青关系密切，同一定程度上来讲，毛是配合了江青才有了这么一个安排。
　　有著作如此叙述：「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中是没有第一副总理头衔的。这是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并得到毛同意后才设立的，暗示着邓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地位。」 
　　周恩来是第一个提出要设立第一副总理头衔的人，但是周并没有提出候选人。江青则说：「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指邓小平）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 　实际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江青推荐张春桥取代周恩来的说法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江青之所以如此，同邓小平的表现是分不开的。首先邓小平复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对江青。 　其次，是邓小平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让江青认为邓小平和她们是一路人。
　　笔者在《周恩来年谱》或者其它数据中未曾看到过，邓小平在整个「批林批孔」中对周恩来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来这边。相反的是邓小平却有明确支持「批林批孔」的记录。早在２月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 　在１９７４年３月８日，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会上猛批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笳。邓小平批陶鲁笳要脱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 　再加上邓小平在１９７３年年底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江青认为邓小平和他们是同路人，这是非常自然的。
　　风庆轮事件之后，周恩来劝说邓小平找江青谈，要搞好关系。对此，毛表示支持邓。根据后来江青的叙述，虽然有分歧，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江青表示了对邓的继续信任。 
　　１９７４年９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而在７０年代初，周恩来建议利用当前能源危机，可趁低价购进一批万吨级轮船。国产万吨级轮船的成功远航，此事正好提供给江青攻击周的素材，买船实际是崇洋媚外，不符合毛一直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注销文章，文章中指责交通部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１０月１４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看了《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顾明说：「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讥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代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货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江青信上批示，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邓小平圈阅了该信。 
这份文件经政治局传阅后，退给江青。于是江青在１０月１５日（原文为２５日）再作批示：

　　总理、康老：
　　这三份传阅件毛主席都看了。现送上请阅。

　　周恩来看后，批示：已阅。

　　康生也于１０月１６日（原文为２６日）写下了下面的一段批示：同意江青同志在各份材料上的批示，同意洪文、春桥、文元同志的批示。我长期以来感到交通部有问题。应通过查处李国堂的问题，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 
　　１０月１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针对风庆轮问题，作为已经被毛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此时还没有表态。此时江青询问邓小平的态度也是自然的，而且是突然提起， 　因此并非什么蓄谋已久的事情。
　　显而意见的是，江青指责的是国务院，风庆轮事件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而非邓小平。而且此时的周恩来尚没有获得主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权力，如果单是指向周恩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呢？况且人事的安排最后还是由毛一手决定。而且根据后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把风庆轮看成是江青等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也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邓小平的表现却让江青非常失望。邓小平表示：我已圈阅，对这个材料我看还是要调查一下。江青却进一步逼邓小平表态：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 　江青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有必要向毛泽东说明。江青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邓小平不支持新生事务。风庆轮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 　江青想知道邓小平是否在被任命了第一副总理之后还和他们是否一条心，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这其实才是江青质问邓小平的最根本的动机。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开会，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１０月１８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后来王洪文表示担心周恩来的健康才这么说的，笔者认为鉴于当时王洪文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可信的。
　　王洪文关于这部分的说法是：散（会）后我们回钓鱼台，江青通知我：张春桥，姚文元至于１７号楼碰头，江青说小平吵架，就是对文革不满，有气，又说反对文革等等。江青说，邓所以跳出，可能是对总参提名有不同意见，这是一次总爆发（邓提陈锡联，江青提杨成武）。 
　　但是从中可以发现的是，当时江青和王洪文关系的微妙之处。王洪文飞长沙之后，江青得知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１７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此事说明江青对王洪文的信任是有限的。
　　周恩来对于政治局发生的这一切，非常关心。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把能「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走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是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周此番话，不仅丝毫不提矛头是指向自己的，反而挑拨离间，说是事先预谋好的。但是毛泽东发话此事是小事之后，周恩来又在１１月１日至３日先后分三批约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等开会，解决「风庆轮」事件的问题。 　其间，还另约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还建议邓小平找江青沟通。
　　毛泽东对于「风庆轮事件」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风庆轮所能够带来的仅是江青偶然和邓小平的冲突从而让毛认为江青等人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战略安排－要和邓搞好关系，且此时的毛泽东不想再掀起什么「腥风血雨」。「风庆轮」对于王洪文造成的影响最大。在毛看来王洪文不能够承担大任，对王洪文的「圣眷隆恩」不再。虽然王洪文继续和周恩来连手准备四届人大，但是王洪文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而邓小平却一路升迁。这就是江青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因此，毛泽东在见王洪文的时候，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并要王回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同江青搞在一起，提醒王要注意江青。 
　　１０月２０日，邓小平赶赴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邓小平离开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对于总参谋长人选的谈话，揭开了另一个话题，关于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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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中并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长沙的毛泽东听取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让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自王海容、唐闻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到１２月２２日由周恩来和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之前，周恩来同王洪文一共谈话１４次，包括４次此单独谈话。显然不是《毛泽东传》作者所言的「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对于官史中所做的一些写作手法笔者认为需要点明。例如《毛泽东传》中写道「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九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显然对此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大加赞扬，但是谁主持写撰的呢？则用笼统的中央政治局，是明显的掩饰其中王洪文所起的作用。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９月２８日晚阅王洪文送来的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提议增加齐燕铭。周恩来又在次日就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致信王洪文并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爱国人士中增加起义四将领夫人等。由此亦可以看出在无论是王洪文还是周恩来都是执行当时「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的政策方针。
　　在周恩来同王洪文等协同各方的意见后，由周恩来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对于准备过程的几个问题，将会在下面一一阐述。

１．关于总参谋长人选的争论

　　许多著作引用《周恩来年谱》上江青在１０月６日向周恩来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一事来说明「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好时机。」且不论当时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手里，而江青的这个名单为什么没有曝光呢？如果说这个名单确确实实能证明江青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力」！
　　江青向周恩来提出的参谋长人选是杨成武。邓小平提出的候选人是陈锡联。 　江青为什么提名杨成武？虽然在１９６８年３月杨成武倒台时候，江青说了些非常过份的话。但是总的来说，江青并非杨成武倒台的关键因素。杨成武之所以倒台是脚踏两条船，且表现飞扬跋扈，得罪不少人。但是江青和杨成武的关系并不一般。例如导致江青倒打一耙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及处理黑材料一事（见前文），不正说明江青对杨成武的信任么？特别是在杨成武倒台后，总参谋长换成黄永胜，黄与林保持一致，对江敬而远之，江对此极为不满，声称总参谋长选错了。林倒台后，江自然而然想起用杨成武这个投靠过来的军队内的重要人物。所以江青提名杨成武不足为奇。
　　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如果把这两个人，陈锡联和杨成武，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则会发现这都是投「毛之所好」。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１９７６年达到顶峰。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 　毛选邓则化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现在的平衡原则。
　　由此笔者认为，高文谦先生的说法：「江青知道与沉潜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自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斟的。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留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一事上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或许是吸取了林彪事件的教训。
　　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２．文化部、教育部部长人选的争论

　　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的记载：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些让步。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力提出候选人名单，难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夺权？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主持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政治局会议，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张春桥在１１月２０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只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１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１２月２１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１２月毛周会面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 　周荣鑫在１９５８任过浙江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而且以「土八路」的身份开了一门专讲建筑学的课。周荣鑫在浙大的表现让毛觉得满意：教育战线要多派周荣鑫这样的干部！因此，当周提出两个候选人的时候，是毛决定了周荣鑫为教育部长！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０日，周恩来主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来临，周恩来询问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江、张提议吴德而非于会泳！
　　吴德回忆：「四届人大召开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份，周总理就分别找一些人谈人事安排，当时是三四个人为一批，周总理分批谈话。周总理在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让我去任部长。我知道后对周总理说我不行。我提出我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我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记得张春桥、江青坚持让我任文化部部长，他们说：就得你来搞。为此，倪志福曾和张春桥发生了争吵。倪志福说：北京市的工作吴德同志还管不过来，他不能兼任兼管那么多别的事情。张春桥说倪志福是本位主义。总理提出我做市委书记不兼革委会主任，主任要倪志福来搞。倪志福不干。张春桥提出别的书记是否也不兼主任了？这就牵扯到上海兼主任的问题。总理没有再提。
　　……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我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这个提议大概是「四人帮」商量后确定的。……以后，在一次征求人事安排的谈话中，周总理对我说，让我到人大去。周总理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我不任文化部部长，就讨论由谁任文化部部长。我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我具体提名上海的一个著名教授刘大杰。江青他们不同意，他们提出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周总理考虑了他们的意见。」 
　　在吴德坚决推辞的情况下，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而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为文化组组员之一。另有材料说虽然吴德推荐刘大杰，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而这导致了江的极度不满，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 　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于会泳出任文化部部长是各方都接受的，所谓「四人帮」的设法将其亲信安插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３．「四人帮」有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吗？

　　周恩来自得知主持四届人大的决定后，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部署落实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整个四届人大组阁都是由周恩来一手操作。
　　其中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远远跟不上安排中年人和依靠造反起家的新人。周在１１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实则为造反年轻人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置。在高文谦先生所著《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信的全文。在１２月份，周恩来又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但是根据《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所提，此信也包括增加「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并且周恩来对其类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在这次提名中，周恩来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人，如祝家耀、邓岗、于会泳等以避嫌。周还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的部长一职。 　周恩来还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 　来自上海金祖敏被周恩来安排为人大常委候选人。 
　　周恩来同陈永贵谈话，要求其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以文化水平不行推辞。周恩来用当年劝陈伯达的话来劝陈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你是个农民代表。」 
　　周恩来从长沙回京后又提出增加董加耕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理由是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但董是反许世友一派，因此周恩来最后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１日，周恩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根据会议讨论酝酿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审阅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名单第一方案，增加陈云、韦国清为副委员长。 
　　其中大方案（第一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１８人)，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周恩来同时提出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设想国务院设顾问等想法。以及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毛不同意谢静宜列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２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倪志福、吴桂贤等参加的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２１日所拟两个方案名单。经过协商，又拟出两项名单的第三方案。会后，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同日，与王洪文联名将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最后这三个人都没有当上副总理。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周恩来向毛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对此，毛都没有表态。最后，毛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另外，毛在听取汇报时还毛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因此笔者认为：文革中是否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根本就不存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过程充分表明，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相反，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
　　笔者还有理由认为中共官方所谓叶、周拼了老命要找毛汇报，防止江青等人利用四届人大篡党夺权是一个谎言。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是为了是另一个谎言能够自圆其说，那就是周恩来和江青各自拟定的名单有巨大的差别。历史的真实是在毛授意下，让他们商量名单然后来汇报。
　　而从邓小平的任命到长沙告状，恰恰反应了这样一个事实：包括王洪文在内的一批人对邓小平的崛起并不抱有好感，更是难以达成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王洪文说：
　　小平任命的事，我最想不通，我记得初时邓出来工作时，我就思想不通，他是第二号走资派，我看到的，听到的都讲邓不好，特别是听了几位原先同邓共事的老同志的话，使我更不信邓小平了。 
　　这样同毛泽东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由此毛泽东期望邓、江、王等人合作一致对外（周）的设想注定落空，也注定了当毛泽东重用邓的时候，王洪文会失势的结局。

４．关于两个史实的说明

　　第一：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字数问题
　　不少著作引用毛毛的说法：毛泽东让邓小平起草一个短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因为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健康问题。实则不然，尽管张玉凤在１０月４日给王洪文的指示中就指明政府工作报告有３千字就够了，而实际上报告仍然达到了５千多字。 　而张春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字数更少，只有３４００字左右，比周恩来的报告还少１６００字。
　　第二：邓颖超的提名
　　周恩来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时候，非常小心谨慎。周恩来让孙中范把其所有的亲笔原件都销毁。 
　　孙中范回忆说：「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我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后来周恩来汇报时）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对周恩来素有研究的秦九凤则说：四届人大之初，中央政治局就有安排邓颖超为副委员长的建议，这一建议并且为毛泽东生前亲笔批准。 
　　无论如何，如果周恩来执意不肯的话，邓颖超绝对就不应该出现在提交给毛的方案名单上。周恩来此举是借毛对此事的态度来揣测毛，打狗还要看主人，人事安排不也是如此么？周恩来对王洪文等人的悉心培养、对江青等人的态度不也是这般道理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邓颖超的资格足够当人大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在文革后也曾经对自己在建国后一直没有得到升迁而恼火。即使没有处在高位，邓颖超在政治上也是十分投机的。有一次周恩来指示新华社和对外文化联络部举办一次「我国领导人出访国新闻图片展览」。邓颖超对杜修贤说：「老杜，选图片时，记住多选一些外国人举毛主席像的场面。」 　周恩来得病后，有人向邓颖超问候。邓颖超回答：「你讲的不对（指总理的健康关系到人民的幸福），总理一再说过，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 　邓颖超就是一个「小」周恩来，也有人说周恩来是邓颖超「调教」出来的。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邓颖超邀请朱旦华上庐山，并帮助邓颖超整理了一份反应大跃进的材料。但是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反右倾。邓颖超竟然把此材料转交给了全国妇联。全国妇联以此批判了朱旦华。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邓颖超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地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在该组，由邓颖超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超说：「对设国家主席，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 　「林彪事件」之后，在１９７２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邓颖超又对江青做出了极其不合实情的发言。邓颖超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 　就是文革后，邓颖超又根据形势的变化，一度对林豆豆许诺。但是形势再变之后，邓颖超就再也不再理会林豆豆了。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其融洽的一面，也有另一面。知情人透露邓颖超曾经在延安因为搭竹竿晾衣服大骂警卫员。知情人也透露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摩擦不断，并曾经打架，邓向周扔碗，有次还导致周恩来脸都被邓颖超抓破。知情人还透露，周恩来和服务于中南海的文工团的团员跳舞之后，邓颖超曾经握住此团员的手问到：周恩来对你没做什么吧。张佐良则说：周恩来在１９７３年年底被批期间，周恩来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毕竟在政治上是连体的。薛明在「林彪事件」之后回到京城，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去看望。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迫害惨死的材料在北京政治圈中广为流传，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知情人又都知道此事周恩来是要负主要责任的，邓颖超就颇有些难堪，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你写的那个报告，要是恩来看了，他会哭死的。 　文革刚结束时，一批老干部要求清算毛泽东的错误，但是又同时树立起伟大的周恩来形象。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对此，邓颖超不无担心。因为邓颖超知道，在高度个人集权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周恩来不可能「洁身自好」、「光明磊落」。「毛荣周则荣，毛损周则损。」而邓和周的关系，则是夫贵妻荣么。邓颖超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么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基于同样道理，邓颖超还对一些老干部的复出持否定态度。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声誉被毁。邓小平复出后，有人提议邓颖超进政治局。对此，邓小平说你知道邓颖超是什么样的人么？邓颖超如果进了政治局大家还有办法工作么？ 　当局势发生变化，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价过份扭曲后，邓颖超又认为在《历史决议》中写上毛在「文革」中保护了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这样写不够实事求是，反而会引起反感。 

５．关于江青、张春桥叛徒问题

　　毛毛回忆：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邓小平和其夫人卓琳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向邓小平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但是毛毛的回忆是值得怀疑的。首先，依据周的小心翼翼的特点，特别是有第三者卓琳的存在，周怎么可能提起如此敏感话题？其次是邓此时刚刚复出，和周的交往甚少，周同邓谈此事更是不可能。实际上考虑到毛毛写的另一次亲自陪同邓小平去看康生的情况，则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毛毛把两次事情搞混了。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３日毛周会面，周恩来又对毛谈起此问题。这也是不可以信的。根据《周恩来年谱》，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周恩来年谱》并没有告诉读者是周还是毛先提起，仅是提及「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但是很多著作言之确凿的说是周主动向毛提起。 
　　同样根据《周恩来年谱》，毛不仅任命了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而且向周夸奖了张，说张有才干，要周向政治局传达。周还传达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这些都证明毛对张的重视。其实就是周恩来本人，对张春桥也是非常欣赏。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周恩来向中央文革提出，他身边缺少助手，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要求给他派个秘书，并点名要张春桥去。 
　　陈永贵在１９６８年承认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当有人质疑陈永贵没有资格做为「九大」代表时，是周恩来根据毛的意思把此事压下。谢振华说他写了向上反映的经过和自己的看法：「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被发现以后，于１９６８年９月，我即派当时出席『军工会议』的李金时（六十九军副军长）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遵照周总理指示，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以六十九军党委名义正式上报北京军区党委转呈中央。」「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我又当面向他作了请示。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作为历史问题，仍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或许过了几年之后，此事已经淡漠，周恩来提名陈永贵为副总理！ 　因此，鉴于以上几点，在周明确知道毛对张的看法，周如何能向毛主动谈起此事？但是陈永贵和张春桥之间出现矛盾时，周恩来却站在张春桥这边。 　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的份量。
　　根据张佐良的回忆，当时毛周会面很长时间后，准备去接周，曾经偷听到周对毛泽东的秘书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 　联系到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康希望周能就此事同他联名上书，周恩来拒绝了康生的要求，笔者认为实际情况有可能是：毛根据自己的渠道了解到有人提出此事，特别是张春桥的问题，早在「九大」之后不久，林彪就把此类材料报告给毛。（笔者采访原空军情报部有关人员得知）毛因此需要向周说明此情况，而周向毛的秘书解释，把此事说成是康生「极左」的结果，实际上是为张春桥和江青辩解！周恩来和康生的关系本来是相当融洽的，不仅仅体现在周恩来对康生晚年得病之后的关心与探望。周恩来有次在洛阳龙门参观，看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当下对随同人员讲：「康老很喜欢书法，可以给康老买一套带回去。」周恩来为此专门询问周围的人是否带够了钱。 　康生在临死之前的最后一搏，仍然是见了周恩来一面，据说仍然是为了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张是毛的红人，是文革的标志之一，林彪想打倒张都办不到，以至于在庐山在拉大跟头。九届二中全会后风向转变之后，周恩来竟然递条子给林彪，要求林彪表扬一下张春桥，结果林彪对周恩来的提议置之不理！ 　张春桥在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身兼两职，既在七人「批林批孔」领导小组也在六人军委小组，红的发紫，以周的为人善于揣摸毛的心思，怎么可能会在此时向毛提及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以江青和毛的关系，周恩来更是不可能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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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１９７５年中国的政治舞台

　　毛泽东提出四届人大之后，让周交班，要周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全面掌管。 　
　　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１０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复出两年之后的邓小平终于通过了毛泽东漫长的考察，最终获得了实权。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１３日至１７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排名第一的副总理。２月１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全体副总理出席和叶剑英、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分工。周恩来顺势说到：「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之后，邓小平实际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１９７５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邓小平。
　　从１９７４年８月至１９７５年１月，毛泽东四次指示要安定、团结。说明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思想上到行动上认识和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整顿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指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决策是正确的。 
　　然而「你不管它，它要管你」的无产阶级政治却无时不在干扰「整顿」。
　　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下发了中发【５】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此通知的重点是突出在引用了毛自己的话：「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由此也可以看出张春桥的「才干」在毛的眼里是如此的重要，也由此注定了一旦邓与张等人发生冲突，毛泽东最终必然会选择能给代表自己意识形态的张春桥等人。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经过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３期上发表。随后，《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姚文元的文章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也论及了毛泽东的担忧－在物质刺激的激励下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号召那集体所有制推向更高层次，并且进一步推向全面所有制，警告中国仍然有沦为修正主义的危险。除此之外，姚文元还加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１９５９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这个意见。」毛泽东在反经验主义上是否在此之前有过表态，笔者尚未发现可靠证据。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在延安整风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张春桥要要求把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当作纲，联系我们军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 　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是发表了和张、姚两人相同的看法：「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会后，江青又连夜让其秘书打电话给「梁效」写作小组，解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它是大敌，是修正主义的帮凶，使我们必须打倒的大敌。」 
　　４月７日，《解放日报》发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垦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的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麦克法奎尔对此评论道：邓小平主持会议时以目标为导向的生硬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样。 
　　同传统的认识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张春桥等人的矛头是主要是针对邓小平而非周恩来。 　重新获得毛泽东信任的邓小平是张春桥等在权力竞争方面的对手，而非周恩来。这可以从江青的讲话中得到明证。
　　江青曾经对于理论学习挖苦到：「不要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相比之下，政治局是最差的，他们只学了３条，然后就停下来了。有时候政治局没法开会，一开会总有争吵。」 　此时周恩来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矛头非常明显的是指向邓。
　　４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之后，向毛泽东反映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邓的观点得到毛的赞同。２３日，毛泽东在姚文元所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示还要求将「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４月２７日，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根据毛的讲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人提出批评。会后，王洪文以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为名致信毛泽东：说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 　笔者认为，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并没有想到会造成如此大的「分裂」。一个是邓小平对于江青等人的态度过于严厉，其次是对江青等人把邓、周放在一起的做法不满。毛泽东觉得有必要亲自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双方不要搞派性影响团结，二告诉江青等邓小平和周恩来不一样，邓小平是毛派。
　　５月３日，毛泽东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江青等人。官方对于这一段的说法是「严厉的警告」。 　笔者认为，毛确实批评了江青等人，指责江青等本人就是「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但是「严厉的警告」则是远远谈不上。就在毛讲话的时候，江青还插了话。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泽东答道「嗯。」 　亦有材料说江青在中间是多次插话。 
　　至于官方大力宣扬的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一事（指官方宣称恰恰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在笔者看来是对江青等人友好的提醒。在１９７５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莫过于是「派性」问题－即影响邓和江青等人的合作的最大障碍。毛泽东从三月份就在提出要消除派性：「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 　毛对左、中、右各种派性都要敲打，不仅仅是「四人帮」。毛泽东明白，只有邓小平与江青等人的团结一致才能完成文革大计－既可以保证文革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治理好国家。毛对此显然非常自信，这也是毛泽东在５月３日当众再次提及「邓是毛派」的的缘因。
　　经过点拨的邓小平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５月２７日的会议记录完整的体现了这一点。会议记录说：「不搞掉派性不行。春桥那个分析，现在的派性同过去不同，我始终赞成。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值得警惕。不是什么人挑起的。我是相信毛主席的话。在不在四人帮，都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叶剑英在随后的６月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派性问题做而来详细的阐述，赞同邓的观点。简而言之，邓和叶都没有利用毛的批评来攻击「四人帮」。 　而官方的一致的宣传是邓小平、叶剑英等集中的、严厉的批评了江青等人，甚至是会议还没有开始便是两军对垒、针线分明。 　这显然难以解释如下问题。
　　毛对于５月２７日和６月３日会议的评价是「有成绩」。 　同时毛泽东还不忘提醒邓小平江青等人是有功劳的。 
　　毛对于邓的表现是完全满意的。而且毛泽东特意让邓小平主持这两次政治局会议，大有特意观察之意。１９７５年６月下旬，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一段时间。行前，他向毛泽东提议，在他离开北京期间，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７月１日　凌晨二时，叶剑英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人选，致信毛泽东：「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是对邓小平表现的最大回报。邓的表现完全向毛显示：他是可以和江青等人合作共事的。逮捕四人帮后，叶剑英后来证实到：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研究过要团结他们，结果还是团结不拢。 　团结不拢的主要原因在于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把邓小平视为掌握权力的障碍，丝毫没有领会毛的政治安排。
　　周恩来是在４月中旬开始关注「反经验主义」。但是直到毛泽东在５月３日表态之后才开始要求秘书准备将前一时期各报刊上批判经验主义的情况，综合成一材料，连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到的《哲学小辞典》一起送阅。 　周恩来在４、５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对于毛泽东指出的江青等人的「这次错误」，表示「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 　周恩来在和稀泥。为此，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 　：关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手续问题，强调：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谈一谈。各单位拟好文件的，除外交、国防事急需立即传阅送批外，其它总要在二三天前先行送阅待议。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它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来信和通电。」 　周恩来指望分歧在政治局内部消化。
　　在５月下旬，周恩来和张春桥发生了关于「三月一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否确切的问题上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恰恰正如周恩来所言：「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张春桥也就不再争辩，回信到：「不再改了。」 　就在此信中，张春桥还对周恩来的健康表示了极度的关心。 　知情人讲述，张春桥对于病重的周恩来非常关心，几次周的大手术张春桥都在场，而且在９月２０日的最后一次大手术之时，周恩来不仅表扬了邓小平，同时也表扬了张春桥。张春桥在和陈永贵发生了冲突之后，周恩来也是站在张春桥这一边。
　　６月２８日，江青做出检讨，主旨是自己的「派性」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有可能分裂「党中央」的地步，并表态感谢政治局对其的批评和帮助。张春桥则说：「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的作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周恩来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 
　　高文谦透露：周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 
　　秋石客先生说：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站在他们一边，采取一些行动。……(但是)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要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知情人讲，毛主席的确在政治局会上批评过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政治，不会团结人，有宗派主义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显，是恨铁不成钢，是关心和爱护，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帮助江青。对此，周总理非常清楚。可那几个中央领导人，却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说总理能不着急吗？知情人分析，当时的总理很为难，一方面他是忠于主席的，爱护江青的，同时，他也爱护老同志，他与他们有数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们再犯错误。 
　　吴德回忆，在４月２７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双方因为要不要下发毛在姚文元请示上的批示上发生了争执。张春桥提议，毛主席的批示在其它文件上顺便提一下就可以了。张说完此话之后，双方陷入了僵持。此时吴德发言说毛主席的批示应该下发，并说反经验主义就是反对老干部。此日，周恩来就找吴德谈话，劝吴德以和为贵，团结要紧。周恩来还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之后，吴德就不再怎么发言了。 　当毛泽最后一次考验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拒绝后，周恩来在见到邓小平后批评邓小平「你就不能忍一忍?」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反经验主义时的真实态度：周恩来不可能对江青或者张春桥等人提出正面的批评。周恩来做的更多的是「调和」的工作。对于周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贯理解。在笔者看来，周恩来是党内真正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的唯一高级干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回答为其「读书」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关于「水浒」时说发表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进而得出结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则说：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在武汉就说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正如笔者在第二章所论述到的，那个时候毛泽东不正是想先打倒周恩来么？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是早就有所指的。而１９７５年这次，只是更加露骨而已。显然毛泽东这番话不是泛泛而谈，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寄希望江青等人能和邓小平团结合作，希望能给消除派性。但是反「经验主义」暴露了江青等人对于邓小平是不满的，原因无非还是权力之争。虽然江青做了检讨，又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去访问了邓小平的家，但是这并没有消除甚至是减缓双方的关系。 　毛泽东有理由担忧自己去世之后中央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进而会出现修正主义－即有人会「鞭尸」，也就是毛泽东此时所言－否定文革即是投降、招安了。因此，当芦荻提及水浒时，毛泽东也就有感而发，实为心中早有戚戚焉。
　　芦荻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十分重要，对重视研究占典文学著作有价值。谈话之后，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一句句整理出来，交给张玉凤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表示同意。由于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中有这样一个内容：要出版二种版本的《水浒》，因此，毛泽东把这份记录稿交给江东兴，要江东兴交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８月１４日，记录稿交给了姚文元。 　姚文元于当天便致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所作评论「很重要」，对现在和将来的中国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并提出应把毛泽东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宣传、出版单位。毛泽东于１８日对姚文元的请示批示「同意」。 
　　８月１７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８月１０日送毛泽东处，清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红旗》杂志１９７５年第９期发表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９月４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见报。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卞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其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９月７日，周恩来在会见最后一批外宾时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但是怀有深厚「伍豪事件」情结的周恩来还是坐不住了。９月１５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中，就近期报刊宣传开展对《水浒》评论一事指出：他们那些人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 　据说，周恩来还讲：「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还有一次，周恩来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要去见毛主席，我有文件证明，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汪东兴后来说，文件没有找到。 
　　周恩来对此太过于敏感了。江青等人的目的还是想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邓小平。张玉凤说：主席评《水浒》，根本没有影射小平同志。 　９月１２日，国务院在山西大寨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与会。在会议上，江青针对「评水浒」发表讲话：「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么。方腊是在浙江。还是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 　江青在大寨还私下与其亲信大谈毛泽东评《水浒》就是批邓小平，邓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就是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８月下旬，江青就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９月１７日，江青召集「梁效」等写作班子和电影、新闻界１００多人讲话，说：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在场的新闻记者把江青讲话要点发回北京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向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吴冷西做了汇报。吴冷西同胡乔木商讨后，决定向邓当面汇报。邓小平对此反应十分强烈，指示：「这个讲话要立即呈送毛泽东。」并且特别强调要想办法用别的途径尽快送上去。吴冷西和胡乔木于是找到能给经常接近毛的唐闻生，由唐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交毛。９月２１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唐闻生借机把江青讲话稿面呈毛泽东。 
　　然而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来就不正面谈论评《水浒》问题，也不公开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江青在要求邓小平在全党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邓小平便对她讲，要清示主席。江青又去华国锋那里一再提要求，华国锋也说，要请示主席。９月２４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清示汇报工作时，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江青这种做法恰好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毛泽东做出如此表示在情理之中。
　　到了９月下旬，形势突然逆转，毛泽东又开始对邓小平不满，以至于发展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直到再次把邓小平拉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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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命的终结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下午２时，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让工作人将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取来。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着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睁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１０月２４日，周恩来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之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周恩来时日无多了。
　　１２月２０日，周恩来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邓颖超回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周恩来能说什么呢？因为此时伴随着周恩来的是在临终前的恐惧。
　　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对陈伯达高调赞誉。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各院校七千余名师生员工时讲：「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的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在６６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伯达更是不吝言辞：「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 　但是在毛泽东决定整肃陈伯达后，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分为四个部分：（１）「陈伯达的反动历史」；（２）「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３）「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４）「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这四部分内容是党内政治整肃人的典型材料模式，周恩来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对此是十分擅长的，也是十分了解是怎么出炉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发动《评水浒》的矛头是对准自己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一旦毛泽东把周恩来送入政治地狱，打翻在地，上述陈伯达的名字完全可以换成周恩来。周恩来对毛的这套整人术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周配合毛整肃他人也是这么做的。周恩来长期助纣为虐的结果最终会演变为为虎作伥，这是历史的必然。临终前的周恩来就是被这种恐惧深深的笼罩。
　　当周恩来在接受乔冠华请求与大家合影留念时，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此时的周恩来想到了什么？那些被「打叉叉」的人真的都是「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该被「打叉叉」吗？。周恩来在手术前，大声喊自己不是投降派，这又是怕的什么？这只能说明周最怕的是身败名裂。
　　周恩来还寄希望于邓小平。据高振普回忆，在１９７５年８月份的一天，周恩亲自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恐惧的周恩来只能对毛泽东臣服到底。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夕，邓颖超给周恩来带来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周恩来在清醒的时候，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此时的周恩来或许还期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样的死心塌地的表忠会换来毛会出席他的葬礼。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去世。９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称「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终于保住了「晚节」，没有被「打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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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波

　　周恩来的追悼会于１月１５日举行。此前，１月１０日、１１日是向遗体告别，１２日、１３日、１４日是吊唁仪式。毛泽东没有在任何场合露面，这使得那些热爱周恩来的人十分失望。为此中共官方的党史专家们费尽心机要想证明毛泽东没有出席悼念周恩来的任何活动都是出于健康的原因，是因为「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然而事实的另一面却尴尬地使他们的努力成为徒劳。
　　笔者承认周恩来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病入膏肓，「无力行动」， 　毛的体力已经不允许他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是，毛如果想要向世人表示对周的哀悼和惋惜、表示对周的看重，方法是多得很：毛可以发出赞扬周恩来的「最高指示」，赞扬的级别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是毛没有这样做；毛也可以指派江青或者毛远新作为个人代表，在周的遗体告别仪式或追悼会上表示他个人的哀悼，毛也没有这样做（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还可以抬高江青或毛远新，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毛还可以把邓颖超叫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处表示抚慰，毛还是没有这样做；毛甚至可以指示媒体渲染自己对周的无产阶级感情和痛悼之意，毛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不许别人这样做。特别是关于在中南海放鞭炮一事，朱德的秘书说：据一个同志说，周总理逝世时，他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对于一个以外交著名于世的政治家，毛竟然决定「按照我国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来华参加吊唁活动。」 
　　毛不是不能做这些表示，毛是不肯做这些表示。
　　毛泽东对周恩来去世的冷漠态度不能不使那些拥毛又拥周的人感到万分遗憾，置他们于尴尬之地。时至今日，仍然使那些千方百计粉饰毛、周关系的人辛苦徒劳。同时，毛的这种态度也使那些拥周而不满毛的人产生出愤怒。
　　笔者则认为，毛这样做是有意的。毛恰恰是要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周的不满，要以这种方式划出自己和周的界线、表明自己和这个做了多年总管家的周恩来并不是亲密战友、并不志同道合。
　　然而，毛这样做却使那些对他不满、对十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不满、尤其是对当时正在展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不满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他们尽自己一切力量来抬高周、悼念周，以各种手段来表达和宣泄自己的冤屈和义愤。甚而至于指桑骂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桑树来痛骂。于是就有了「十里长街送总理」、１９７６年的「四五事件」、以至于粉碎「四人帮」，以至于造成了知道今天周恩来仍然是中国大陆甚至世界上部分群众的道德楷模。


第二部分

　第一章 周恩来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自延安整风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趋严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不仅有刘少奇、彭真、林彪等人，还有周恩来。相对于其它人，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有很大的责任，也有他的特色。但因为他一向严格控制着不让自己在宣传上显得突出，因此人们对他这方面的问题或是缺乏了解，或是未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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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在大搞个人崇拜中的首创性

　　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周恩来常常是走在别的领导人前面的。从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开始，周恩来就在许多份致中央的电报中，以「毛主席并中央书记处」开头。 
 　在称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前面加以突出。在笔者所见数据中，周恩来是最早这样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一般人只知道林彪在六十年代对毛泽东的吹捧，却不了解周恩来早在四十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２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就说：「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这年８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就最先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方向」，他说：「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手中！」
　　在说到中共三年来的成就时，周恩来说：「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他强调：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中共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恩来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 
　　周恩来这个讲话中有关「毛泽东领导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的说法并不是事实，在篡改历史方面也是走在其它人前面的。
　　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报告，主题之一就是「学习毛泽东」，这是最早公开号召全国学习毛泽东的记录。周恩来声称：「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毛主席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的指出真理，坚持真理……在中国革命三十年的许多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这是在中共还未执政、还在反对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之时就向全国青年介绍、宣传并倡导学习自己这一个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最早、最系统、最权威的讲话。
　　１９４９年７月６日，周恩来再一次提出：「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力量，战胜了中国革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１９５８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又对毛泽东进行了肉麻的吹捧：「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作对了的时候或者作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思想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学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学习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他的思想和作风以及他所具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的这段长期遭到诟病的讲话：「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两相对照，就可以看出，林彪讲话的这些意思，周恩来早已在四年前的讲话中说过了。
　　不同的只是：
　　一、周恩来更极端，他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而林彪在那段话前面说的是：「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
　　二、周恩来用了贬损自己的说法（「我所犯的错误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反衬毛泽东的伟大。而这正是周恩来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三、周恩来的讲话比林彪的讲话更早，实际上对林彪及其它领导人后来的表态起到了引导、启发、示范的作用。
　　就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也照样讲了与林彪相类似的话，他说：「『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这个讲话在官方编纂的《周恩来选集》中是没有的。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所熟知的林彪讲话：「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林彪在１９６６年提出的。然而早在１９６２年，周恩来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３日至３月２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周恩来在２月２５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在３于２日，周恩来对此问题还特意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周恩来说：马列主义在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 
　　根据最新的资料表明：周恩来早在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以前就已经说过：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然而，周恩来在此前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宣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同时，据王力的回忆可以推断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周恩来主持搞的。 　《公报》中就明确宣布：「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年９月２６日，周恩来说：「林彪同志说的很对，毛主席是列宁以后的二十世纪最伟大天才。」到１１月份，在周恩来的眼里，毛泽东远胜斯大林。周恩来说：「世界上只有列宁，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这样的领袖不多见，斯大林问题不少，当然功大于过，三七开。」 
　　周恩来在８月份的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讲：「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把它集中起来，发挥起来，成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此类语言，在周恩来的文革讲话中不胜枚举。
　　林彪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提倡「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而周恩来在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就曾把《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送给工作人员，作为解决三门峡工程问题的工具。 
　　过去在批判林彪时，曾批判林彪说过的这句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都认为这个说法是林彪的发明，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在１９６６年《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稿中。当时值班的《解放军报》副总编冯征回忆说：这样的评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于是冯征亲往林彪驻地苏州打电话求证。结果却被告知，「一句顶一万句」是林讲的，「句句是真理」是另一位领导讲的。 　据笔者多方了解，这「另一位领导」就是周恩来。
　　在批判林彪时，还常常说他篡改历史，比如把自己吹嘘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把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等。其实，这些篡改历史的做法，都不是林彪自己所为，而究其根源，却能发现周恩来在其中的独特作用。
　　比如，在对南昌起义的历史阐述上：
　　１９５７年，周恩来在审定《八一起义》展览提纲时，提纲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恩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名字。 
　　为「反冒进」作检讨之后，１９５９年，江西省话剧团进京会演《八?一风暴》，周恩来指示：听说戏里写了我，不要写我，要写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八?一起义。 
　　１９６４年，周恩来在指导大歌舞《东方红》时，为了突出秋收起义的气质，指出「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 
　　到了文革中，周恩来的说法有了更大的变化。当年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戴维堤，在写成于２００４年的长篇回忆录《逝者如斯》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组织一些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大会，纪念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４０周年，大会组织者安排的发言者在歌颂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之后说，是伟大领袖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不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八?一」南昌起义是大军阀贺龙他们领导的，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起义不是工农武装起义，而是资产阶级旧军队的一次兵变，所以「八?一」不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军日，必须彻底砸烂。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废除「八?一」建军节，把「秋收起义」纪念日９月９日定为建军节。甚至有人呼起了「砸烂八?一」的口号……

　　在混乱中，应邀出席大会的周恩来讲了话。按戴维堤的说法：「这是我知道的总理最违心的一次讲话」。
　　周恩来说的是：「同志们，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热爱毛主席，热爱江青同志，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周恩来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不比你们差。我要告诉你们，『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我周恩来领导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我周恩来不过是参加了而已。『八?一』建军节是毛主席确定的，不能砸！砸『八?一』是不对的！我周恩来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我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不信请同志们看一下，我周恩来的心是红的。」
　　戴维堤回忆：「说到这里，周总理突然用手撕开了衬衣，露出了胸膛。」 
　　至于说将「朱、毛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毛、林井冈山会师」，这也并非林彪所为，而恰恰是周恩来在文革早期以及中共「九大」期间说过这样的话。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指出：「『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冈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 　这是毛、林井冈山会师说的源头。
　　在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４日的「九大」全体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以歌颂林彪为中心内容的发言时宣称：「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 
　　后来，「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林彪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系统批判林彪的发言中又说，「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 　周恩来这是在批判谁呢？是谁歪曲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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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注重娱乐性与艺术性

　　在大搞个人崇拜中，林彪以他那种军人作风直来直去要求「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与这种方式不同，周恩来搞个人崇拜，更注重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性和潜移默化的艺术性。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也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亲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总导演和经常在公众场合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自「大跃进」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崇毛的讲话，是对高级干部讲的，一般民众并不知道。而周恩来则在重振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此时选择被冠名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来赞美毛泽东，是把握住了历史机会，也摸准了毛泽东当时的脉搏。
　　周恩来作为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堪称呕心沥血，在如何编排上费尽心思。为了突出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大大淡化了八?一南昌起义，认为有秋收起义就行了（此举直接影响到文革中一些红卫兵、造反派提出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和改建军节为秋收起义纪念日），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归为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在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８日的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讲：「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的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 
　　周恩来亲自给参加《东方红》演出的人员做了７个小时的党史报告，讲述毛泽东怎样领导党和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周恩来要求演员「要把我们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 　有人质疑「党的诞生」部分升挂毛泽东的像不合适，因为毛那时还没有担任党的领袖。周恩来则回答说：「从党一诞生，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真正能代表党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周恩来特意在首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当天安排毛泽东接见三千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出人员并会演。当天夜里，周恩来提出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并继续亲自领导。 　徐肖冰回忆：周恩来指示，在拍摄电影时：「你们一定要拍好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尤其要突出反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人民的领袖这一点。」 
　　为了把《东方红》电影拍好，周恩来特意要求外贸部从伦敦购买质量好的胶片，当时的外汇还是比较缺乏的。杨明伟先生对此评价道：「这一表态，令从事电影《东方红》工作的编导人员欣喜若狂，他们知道，国家经济情况虽然好转，但是对于进口电影胶片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家总理作这样的表态，表示中央对《东方红》的拍摄工作非常之重视。」 　在周恩来的全力督促下，１９６５年国庆节，大型电影艺术性纪录片《东方红》轰轰烈烈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特别是对当时的青少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文革中各地红卫兵编演的大歌舞无不打着深深的《东方红》烙印。「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在大歌舞《东方红》中最早由一曲《赞歌》唱出来的。到文革中发展成为「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日常用语。
　　为配合当时毛泽东向世界输出革命的决策，《东方红》火热上演的同时，其第二部也在策划中。主题定的是支持世界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内容计划描写建国之后的建设和生产。一些作品像《工人之歌》、《椰林怒火》、《刚果河在怒吼》已创作完成。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时，就看了《椰林怒火》的演出。 　但是后来因为形势变化，不得不中途叫停。
　　究其本质，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就是一个充满个人崇拜并经艺术谎言刻意包装的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产物。中国的文艺本来就是神化领袖的造神文艺，而周恩来更是把这一点推向了极致。
　　在文革中，在广大群众之间造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绝非林彪一人之功。在文革前期，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在众多的群众集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特别是随着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记录片的上映，周恩来挥舞双臂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形象也在群众中深入人心。而这首歌本来是一首非常普通的歌，歌名原为《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１９６４年６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来宾在哈尔滨访问时，作曲者王双印演唱了此曲。周恩来听后，给予了热情鼓励，并帮助修改词曲，然后正式推向全国。
　　当年有关周恩来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回忆，曾经充斥了纪念周恩来的文集。在一篇回忆中称：１９６４年，周恩来出访回国返回昆明，总是从外国朋友临别赠送的西瓜、芒果中挑选最大最好的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工作人员在一起联欢的时候，总理常常站起来，亲自提议，亲自指挥大家齐唱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曲《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那宏亮的声音，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激励着大家紧跟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奋勇前进。 
　　据另一回忆：有一次，我们跟随周总理到一所大学，当他健步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一阵阵的欢呼声，革命师生高呼：「向周总理致敬！」周总理立即用洪亮的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一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来指挥。」他带头起歌，挥动着手臂，有力地打着拍子，和全场一起高唱。 
　　还有回忆称：周恩来抱起一个幼儿园的儿童亲了亲，问孩子们会不会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孩子们雀跃着回答会唱。周恩来就打起拍子，亲自指挥他们唱起歌来。 　还有回忆称：出访归来飞越国界的时候，周恩来提议唱《东方红》：「毛主席很伟大，要热爱我们毛主席。」周恩来对机组人员讲：「你们飞行要靠毛泽东思想导航，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靠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个人要靠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 
　　总之，还在文革之前，周恩来就不断借艺术性的音乐、舞蹈、歌曲，向毛泽东表达了非凡的忠心。它们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上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
　　周恩来对于其它的歌颂毛的歌舞演出也是下大工夫给以关注和指点的。广东省歌舞团人员追忆，周恩来在观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时指出：第六段中的「红太阳照亮了粤海」，这样说「太小了太轻了」，「何止照亮了粤海，大概你们从广东出发吧？这样就太小、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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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行为中，周恩来与其它领导人不同而显得十分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在崇毛的同时贬损自己。

　　１９５８年伊始，因为「反冒进」问题，周恩来从１月份的南宁会议到３月份的成都会议，从「离右派５０米」到「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一路检讨不断。周恩来对检讨稿逐字逐句地亲自修改后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回忆说：「后来，这个检讨稿打印出来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征求意见。邓小平看后就说，写这么多干嘛，把『离右派差５０米远』等刺激字眼划去，有些话的份量也改得轻了。可见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评，是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在检讨中批判自己：「『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肯定一九五六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一九五七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他还说：对于毛泽东批评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５日，周恩来视察河南偃师，当一位社员高呼「周总理万岁」时，周恩来立即制止：「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只能喊毛主席万岁，我是主席领导下的工作人员。」 
　　在指导排演《东方红》歌舞的时候，有人问长征时候周是否直接参加指挥了战斗。周恩来回答：「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全靠毛主席的英明指挥。」 
　　更为出格的是，周恩来为了突出毛，竟然把自己贬称为「娃娃」。１９７３年６月，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在毛泽东旧居前，周恩来告诉外宾：「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周恩来贬损自己，不仅是在语言、文字上，还经常表现在行动上。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文革中著名的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聂元梓，在晚年接受访谈时也讲到周恩来的这类做法，她说：「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了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 
　　万润南回忆到：（毛泽东在「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时）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伸出手，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 
　　在文革结束后纪念周恩来的文集中，也常能看到人们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而写下的这类回忆：周恩来去毛泽东处汇报工作，要提前在大门口下车。 　毛泽东请周坐沙发，周却搬过凳子，恭敬的坐在毛的身边。 　毛泽东上天安门，周恩来每次都要提前检查毛用的桌椅，等候毛。毛泽东一出现，周恩来立马上前迎接。有人这么形容：「周总理始终紧挨在主席身边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手臂，像是为毛主席开路，又像是准备随时去搀扶……」 
　　与此相对应的是，每次毛上天安门，周恩来都要亲自先乘坐电梯检查，然后自己不做电梯上城楼，而是从旁边的台阶步行登上城楼。随后周恩来会站在电梯门前迎接毛泽东。 
　　周恩来的这类动作，林彪及其它领导人都做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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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１９５８年以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一干中共党内要员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林彪早已被批倒批臭，刘少奇在这方面的作用也有所论及，唯有周恩来还被描绘成是一直在对个人崇拜风气进行批评、抵制、纠正。但是透过对历史的审视，周恩来在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方面是不亚于刘、林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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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周与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邓小平主持的，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９日至１２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的，后报毛泽东批准。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 　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不承认。周恩来和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以在文革前期、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绝不能简单地「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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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碰头会

１．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据中发〔６６〕２６７号文件（即「五一六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简称《大事记》）记载：「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在此会议上，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严厉的批评了彭真。同时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根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此次书记处会议还决定，成立以由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起草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 
　　作为文件起草小组的一位成员之一的穆欣回忆：「经中央审定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另根据《大事记》记载：「四月十六日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５月１６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上文字，为毛泽东亲自所加。 
　　而周恩来对于上述会议都是参加了的。文革发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整个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参与了的。
　　文革小组成员名单由中共中央在５月２８日正式公布，明确此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 　实际上的中央文革小组绝对不是江青这么谦虚、低调的说法。
　　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风尘仆仆回到国内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刘少奇等一干中央要员在宴会前会见了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宴会开始前，周恩来特意打电话给穆欣：要陈伯达参加会见，并叫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新华社将趁此机会公开报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事。 　周恩来不仅费尽心机创造机会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牌子打出去，还顺从毛泽东的旨意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
　　毛泽东在７月２４号发话：「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称赞道：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在同期举行的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局生活会上充当了主力军。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倒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 　通讯中说：「有１５００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它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陈伯达也被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以了非凡的待遇。对于周恩来插手此类排名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王力回忆到：１９６７年的５月１日，周恩来把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 

２．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由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之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 　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 　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周恩来是在１９６６年９月中旬期间。（笔者注：陈伯达所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为中央文革小组会议。）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８月２０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周恩来年谱》亦称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完全是因为形势发展所致。陶铸在未倒台以前也经常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在１９６７年初也参加中央碰头会。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９日起，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原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中央碰头会。 　前后参加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主要是原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汪东兴、谢富治。１９６７年２－３月间毛泽东同意叶群、肖华、杨成武列席与会。随着文革深入，黄永胜、吴法宪亦与会，其间成员也不断遭到清洗。 　无论是早期的中央碰头会还是后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都是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并主持会议，并决定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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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

１．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周恩来在理解和执行毛泽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策上，无疑是比江青等人更胜一筹。因为周恩来还可以用亲身经历作为他人的「样板」。
　　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他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下地狱」还是「跪在地上装孙子」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 　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部分也是起因于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遵循党的原则、为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它人身上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３０周年的讲话和１１月１日的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 　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中最大的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 　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１１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铸出面搞。 　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在陶铸落难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反而是康生还提醒陶铸，进行路线交底。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抓「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 　周恩来还在９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要》，该《纪要》提出要把司局级以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威胁周恩来多次检讨。张春桥批评周恩来说：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 　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甚。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在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发生的批极左就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２．周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倒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作为发动文革的最大的借用力量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仍然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呼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等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在本质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执行毛泽东的文革决策的主力军。也正是如此，也就决定了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
　　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 　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脚注。江青在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 　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到：「我们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组成部分，成份上来说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斗争中，不论从维护、坚持、发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说来，不论是说批判、揭露、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说来，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央文革在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有她的丰功伟绩。」 　同时，周恩来也同时号召广大军民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 　(详见下文)。很大程度上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实质上周与毛的关系。以致周恩来多次说过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 　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 　可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１９６６年年底，同中央文革支持的「工总司」的对立组织「赤卫队」在康平路被血洗。被击溃的「赤卫队」要乘火车到北京告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抓捕「赤卫队」头头不准上访。 　在支持地方造反派组织上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并无二致。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有时对周恩来非常尊重。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 　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它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 　在１９６７年夏天，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戚本禹建议周恩来安全起见搬到钓鱼台。 　对所有的这些支持和关心，周恩来自然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如此评价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最好的参谋部，军委是司令部，我们国务院是执行机构（陈伯达同志插话：中央文革不是参谋部，只是个工作机构），我们要以上海为起点作个榜样；铁道学院已经决定到铁路沿线去宣传了，别的院校也可以考虑大搞宣传。」「对中央文革小组我是坚决支持的」。 　因为文革小组的工作实际上周恩来主持的，这个支持也是针对周自己的。
　　１９６８年中央拟定的庆祝国庆口号中有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九大」召开之前，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迅速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通知》。在此中发通知中，排名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排在国务院之前。 　这个排名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周恩来在「九大」来临之际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献礼。１９６９年中央文革却在新形势下改头换面，在它解散的前夕，林彪和周恩来都赞扬它「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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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 

１．江青的升迁

　　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 
　　１９５６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副部级）。 　江青从文艺战线打开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就是周恩来在１９６４年主持的京剧座谈会。江青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８日出版的《红旗》和５月１０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在文革初期，由周恩来提议，林彪、周恩来共同签署，将江青的行政级别从九级提到五级。 　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为政治局委员，而在此之前，江青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 
　　实际上，建国以后的高层对于江青的态度可以说是表现其本人政治态度的一个潜规则。作为一个老红军，徐业夫从５０年代起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工作，曾经因议论江青而被调离过职位。 　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坚定支持是其不被打倒的重要一点原因。特别是文革初期，江青进入「文化大革命」最高领导层，是毛泽东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政治路线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而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所做的工作无疑要比任何人都多，自然也比林彪多得多。这自然也是周恩来「紧跟」毛主席的结果。
　　陈伯达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 　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根据当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草拟出来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还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多次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意义。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林彪事件」之后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虽然在文革小组内部，当家作主的是江青，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有了此文件后，江青便成了名正言顺的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太上皇。

２．对江青的吹捧

　　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 　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阿斗」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 　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 　后来公布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江青就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５０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像什么样子？」 　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周恩来，还能有谁？
　　１０月６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１０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表态：「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 　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岛、声震寰宇的地位与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周恩来把自己摆在了是江青学生的地位上。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 　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阎长贵回忆说：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它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官方的文字、文献以及传记、年谱等对于周恩来和江青、中央文革的关系是比较隐蔽，为「贤者讳」。但是在文革期间多次的召见造反派的活动以及群众大会上，两者的关系就非常露骨了。对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关系，在１９６８年的３月２４日和２７日的两次大会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显示的非常清楚。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４日，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对军队干部会议，宣布「杨、余、傅反党集团」的问题。
　　首先是林彪讲话。当林彪讲到：「表面上他（杨成武）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早在去年春天，他们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项目来迫害江青同志。」
　　此时的周恩来插话高喊：「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周恩来多次高呼：「谁反对中央文革打倒谁！」
　　周恩来在自己的讲话中对于江青的吹捧更是不遗余力、无以复加。
　　周恩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周恩来讲：「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
　　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
　　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１９６４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１９６６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 
　　时隔３日，中央文革小组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组织１０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对军队干部吹完江青后，对于普通群众再次对江青进行了肉麻的吹捧。当周恩来讲到「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时，江青回应到：「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
　　周恩来则说：「我不敢当，我还要学。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这个讲话有如下几个特点：１）从历史上来塑造江青的革命历史形像，把江比作鲁迅来赞扬；（２）江青受到过迫害，而且这些迫害者文革结束后却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３）文革期间江青又立新功。
　　另外作为中央领导人，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十分难得的互相声援致意的热烈场面。这也真实的体现了在文革中期以前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真诚团结一致、亲密无间的的一面。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和江青合伙开的「夫妻店」，那么周恩来就是这个店的总经理。
　　如果说这是周恩来在公众场合下的作秀，那么私下里的周恩来也不逊色。知情人讲述，当时的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亲自抓（笔者注即今天的国防大学），在周恩来的专门指示下曾搞过「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知情人说她没看过那东西的原稿，据说除有毛林会师（即井冈山会师）之外，还特别对江青倍加赞扬。但是后来时间不长，因为时局变化，周就命令把写成的东西全部收回销毁。　　

３．江青和周恩来的互动

　　聂元梓回忆说：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经济学家，文革时为北大教师，因为反对江青曾坐牢两年）。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把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当聂元梓被问到：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聂回答说：我先不知道，后来听说是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为从。 　是如聂元梓所说还是如林乃英在检讨中表示的要听周恩来的？无论如何，阎长贵先生回忆说：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１９６７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周恩来与江青在工作上应该是对于对方还是非常支持的，虽然时不时的江青会耍下「小脾气」。举例来说，王力曾经回忆道：有关四川「二挺」（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他曾经应江青要求进行调查，事后也写信给江青说明情况。但是后来此信是周恩来批示的。周恩来批示道：「同意王力同志意见。」 
　　而对于周恩来，江青也是关照有加。１９６７年１月，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了要打倒周恩来同志的大标语。 　阎长贵回忆到：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经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晚（或２月１７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它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周恩来在接见科学院造反派时说：「江青同志讲话就是指示，谁不执行，你们就造他的反。我支持你们按江青同志的指示去办事，至于他至死都不执行，那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可以夺权嘛？我只能起煽风点火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你们一臂之力。」 
　　曾经是上海造反派负责人的潘国平回忆：一是有一次他参加北京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大会，会后大家鼓掌要中央首长绕场一周，周应是第一位，可他退到后面，还扶着江青下台阶。潘当时感到很不舒服。二是１９６７年１月，潘上京开全国造反派头头大会，第一个发言，提出部份干部可以出来工作由造反派监督，江青当场反对，把潘轰下台。潘气不过，给周恩来递纸条要求继续发言，周却公开宣布说，潘的意见，他已知道，会转告中央，今天不必再发言了。江青会后也顺势过来，叫我潘司令，并给我联络电话，派车派联络员。 
　　江青和周恩来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周恩来曾对刘白羽说：她（江青）那里一个电话就是几个小时。 　吴法宪回忆说，江青下楼的时候，周恩来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在江青外出青岛游玩，周恩来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 　而周恩来对于江青的要求更是有求必应！江青有个人问题时特别爱找周恩来帮忙。 　江青因为觉得住１１号楼不安全提出要改住１０号楼，又在１７号楼和１０号楼下面建立防空洞。而这些工作，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的。杨银禄说：江青提出要求后，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他接到我的电话，立即就答复了：「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清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总理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 
　　阎长贵先生还说：周恩来到江青这里来之前，都是亲自打电话给阎长贵（时任江青秘书），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阎长贵每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阎长贵说：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阎长贵还回忆到：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４．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受到毛周关系的制约

　　阎长贵先生说：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她在文革中的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１９５６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１９６９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笔者认为，按照毛泽东的本来设想，「九大」之后应该是整周。 　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九大」后江青接连对周恩来的发动了几次攻击。最重要的一次是《周恩来年谱》记载的「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等开会，诬称周恩来『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吹嘘自己是很成熟的领导干部，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 　吴法宪和邱会作都对这次会议做了详尽的回忆。 
　　根据程光先生的采访，「九大」之后，江青还背着周恩来曾经四次和在京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发泄对「九大」后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是专门诽谤周恩来的。 
　　江青在１９６９年夏季也向刘庆棠交底：「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刘庆棠马上就呼应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久８月２６日，刘庆堂致信江青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但是林彪自己跳出来之后，改变了文革的大方向。因此，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尽管从文革开始，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总的看来是良好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同江青是毛泽东清理林彪势力的左右手。此时的周恩来和江青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于是在，周江之间的良好关系再次体现，直到１９７２年年底。
　　「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多次宣称：总理、康生、春桥、文元，我们是毛主席这一派的，都是受林彪集团迫害的。林彪一伙到处放火，我们是救火队，保老同志。 　无疑，周恩来是被江青看作是同一集团的人。
　　１９７２年５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召开。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并为会议中最重要的文件－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背书。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声望为此信的真伪做了证明。同年８月１０日，周恩来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见江青的要求的报告批示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恩来还说：「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恩来不仅把江青同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老大姐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余汝信先生对此事的评价则是：「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１９７２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 　笔者对此完全赞认同。
　　１９７２年年底，毛泽东重新对对于「林彪事件」定性。毛泽东改变的不仅是批极左还是极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政治局内部格局的重新认定。王若水回忆说就是通过此事认定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是有限的。 　显而易见的是，江青在批评周恩来方面比周恩来批评江青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而周恩来在这之后对于江青的响应更为小心翼翼。这在１９７３年夏季毛亲自发动对周恩来的批评之后更是如此。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１３日，为对外友协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只印发周恩来、江青二人的事情，江青以批示向周恩来提出：「这类简报，建议也送春桥，文元同志。」周恩来当日就批告外交部：「请从今起，外事活动简报，一律印送主席、政治局在京全体同志，及有关各部、委、组，望通知友协照办。」 　当毛泽东决定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时，作为周恩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笔者注：杨德中实为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团、中央项目组的最重要的耳目。如果毛决定对周恩来动手，第一个需要清除的就是杨德中。）杨德中被江青等定为「坏人」随后被下放也就在意料之中（现代版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期间依然赞扬过江青，但是笔者认为此时的赞扬和原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正如上面所论述，周恩来和江青之间也存在摩擦，可以说既有互相勾结、互持，狼狈为奸的一面，又有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一面。这完全可以归于周恩来看透了文革其实就是毛江夫妻店。周恩来通过对江青的「投资」与「阿谀奉承」，获取最高决策的信息和最高领袖的信任，自然也受益匪浅。但是自１９７２年年底之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开始遭到毛泽东的抛弃，周恩来对江青的赞扬和顺从，在某种意义上将只是对毛泽东的输诚了。１９７５年５月毛泽东发动政治局批判「经验主义」。吴德回忆，他和叶剑英都批评了江青搞「宗派主义」。而此时的周恩来却对吴德说：「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对两方面意见在观察中，他们会反攻的，反攻时你是吃不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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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在文革前、中期，二者整体而言是以合作为主，共同贯彻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九·一三事件」之后，两者之间因为权力的再分配，则逐步转为以争夺为主，矛盾日益尖锐。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相对于被中共认定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康生，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 　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队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对周恩来毛泽东一个人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它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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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伍豪启事」风波

　　反击「二月逆流」的最大后果，是周恩来承认了「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书记处」的现实。从此，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是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亦交给文革小组。 
 　周恩来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１９６７年５月份出现的「伍豪事件」则使二者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倾斜。「伍豪启事」与其说是江青要挟周恩来的工具，不如说是周恩来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心病。毛泽东则利用此事，有意不时的敲打周恩来，直到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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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伍豪启事」的起源

　　３０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曾使用过「伍豪」这一化名。１９３２年２月下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纸上连续登载所谓「伍豪启事」，宣称「伍豪」等人脱离共产党，企图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报纸流人中央苏区后，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的项英、任弼时表示，一定要予以还击，戳穿谎言，肃清影响。遂提议请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告示，在全苏区范围内，向广大工农群众彻底揭露中统特务机关阴谋。毛泽东拟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并于２月下旬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这份《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续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唐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三二年二月。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苏区瑞金，并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并且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一文是《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一文是《红军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分别于２月３日和３月２日，刊登在中央苏区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署名时间是２月１８日，这一时间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时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关于此事的说法，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都声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发现。但是都没有怎么详细叙述事情的原委。刘西尧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则说：「这次反总理的『五?一六』思潮，与一位长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有关，他竟把天津『８１８』造反派弄到的一份载有国民党反动派捏造的『伍豪声明』的报纸，送给江青，妄图陷害总理。」 　刘西尧所言的这位长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是周荣鑫。１９６７年５月初，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的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当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时，将载有启示的报纸的抄件交给周少华和张国忠，并由二人专程送到北京。周少华是周荣鑫的女儿。 　周荣鑫为什么不直接交给周恩来？这恐怕同当时周荣鑫的情况有关。吴德说：「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 　这期间的原委则不难明白。
　　对周恩来来说，则是有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周恩来曾经直接授权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项目组服务。 　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也曾经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 
　　５月１２日，周少华致信戚本禹，报告此事。５月１３日，戚本禹同关锋一起会同周少华、张国忠两人谈话并将抄件取走送予江青。 
　　关于伍豪事件还另有一说法。李文卿在其所著的《文革中的许世友》一书中记载，１９６８年５月４日，许世友携带南京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时发现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火速赶到北京。 　这和吴法宪的回忆是一致的。吴法宪回忆到：「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事』」。 
　　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 　当场周恩来简要地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我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到了中央苏区的。我到福建永定的时候，正好碰上宁都暴动。当时康生等在上海，他们看了这个敌人伪造的假启事，很快就由申报馆广告部在广告栏登了一条揭露性的启事。 
　　江青拿到这个材料后，于５月１７日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寄了这个启事。江青在信中说：「５月１２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 
　　对于此事，官方《周恩来传》的评述是「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江青此时要这样做，用心的险恶是是十分清楚的。」 　事实上这种指责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最为有力的证明是「伍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上扩散，特别是在１９６７年的春夏之交（当时是文革中社会上第一次反周高潮）与１９７４年的批林批孔期间。笔者在查阅宋永毅主编的１１２卷《红卫兵大字报》以及哈佛大学所存的红卫兵数据，未能发现在社会上扩散的证据。
　　若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对于周恩来的任何企图都是无法实现的。江青在收到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后，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直到１９７２年１２月份，江青和周恩来的合作远远大于冲突。「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来自己的心病（详见下述）。江青在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答之前，也未把这个材料定性。江青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个材料的价值，尚无可靠证据，但是事后的发展，却表明了这个材料成了毛泽东手中有效的工具，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此材料宛如变化多端的「金箍棒」，时而「深藏」，时而「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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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周恩来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周恩来发动工作人员对此进行详细的查证。
　　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３７年之久的赵炜回忆：「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 　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人员终于在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０和２２日的《申报》上找到了关于「伍豪启事」的声明和否定声明。
　　随后，在５月１９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周恩来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 
　　同日，周恩来在江青来信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提及毛泽东签名的那个布告。
　　康生出面为周恩来澄清此事为假。周恩来（在江青写信给周恩来过后不久：笔者注）专门在文革小组会议上对此说明。周恩来讲完之后，康生出面作证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是由他处理的。 　但是因为康生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此等好事，一笔勾销。
　　其实康生已经多次证明此事为假。文革前就有两次。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３１日，康生曾在一份涉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亲笔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与敌人完全站在一起的说法。事实真相是：顾顺章叛变后，全家被我们干掉了，敌人为了报复，用特务机关造了那个谣。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康生在另一份有关材料上再次批写道：「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１９７２年的２月１８日，重病中的康生口述了一个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官方一致宣称原本知情的康生在１９６７年的５月却哑口无言了，以此极力丑化康生。
　　不知道陈云是否当时知道此事，但是笔者迄今为止没有看到陈云在１９６７年此事发生前后出面为周证明清白的材料，这应该和当时陈云所处地位有关，极有可能当时并不知情。陈云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３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一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谢富治在死之前亦留言：「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据笔者所知，林彪没有表态。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由于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于是留下了不少可以想象的空间。卜伟华先生说：周恩来在其后的半年时间里，心中可能一直在打鼓，他要反复的琢磨毛泽东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毛泽东不明确表态，周恩来被挂在了半空中。 
　　当时「抓叛徒」之风十分猖獗，在此大背景下，周恩来无法不心惊胆颤。周恩来在６月３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在谈到「揪叛徒」问题时说：关于「抓叛徒」问题，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实，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有的是敌人搞的陷害材料。要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能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看得那么坏。 
　　康生在同日接见外事口单位和红代会代表在谈及「抓叛徒」问题也指出：

　　　「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刘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照片也发了下去，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做了调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它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去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你用一个『抓叛徒小组』的名称，去调查别人，一听这个组名就有意见，很不好。
　　　另外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这和西方新闻记者抢新闻不一样，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若都有问题那不就把毛主席的结论推翻了吗？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
　　　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 

　　诚然，康生的讲话也有不实之处。关键之处，康生这个讲话无疑是为周恩来讲话的。为什么在搞「六十一人的叛徒」时不讲呢？康生、周恩来讲话的言外之意都在是打「伍豪启示」的预防针。
　　周恩来行动快速的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在６月２８日发出。通知重点强调了：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它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第一点无需多用解释。周恩来当时尚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然不是要清查的重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无疑也是优异的。即使群众再次发现关于周的什么材料，也要区别对待的。
　　周恩来的这番努力，恰恰证明了周恩来的心虚与害怕。事情如果烧不到自己头上，周恩来会搞这么一个文件么？当时有几个学生就是在调查刘少奇的叛徒时，他们中有人怀疑正是周恩来可能在泄露１９２８年的天津事件中扮演了非常可疑的角色，结果最后被整肃，最后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对于江青等人来说，既然毛泽东不明确表态，就意味着可以做文章。但是文章做的也只能是时不时的敲打周恩来，向吴法宪等人摆摆谱，却无置周恩来于死地的心。虽然周恩来已经对江青唯唯诺诺，但是江青还是要显出「老娘」的气概。
　　周恩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在一些相关的会议上，周恩来几次就「伍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详细的叙述和解释。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曾几度在１６号楼、１７号楼会议室外值班时，听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就「伍豪事件」对周恩来的高声质问，周恩来不厌其详地解释回复。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张春桥、姚文元担任正副主任的上海革命委员会材料组，把这个伪造的「伍豪启事」编进《「抓叛徒」简报》第５５期。 
　　但是此时的５月，时值天下大乱兴起之际，打倒周恩来时机未到。「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本来寄希望各省的革命委员会能够陆续建立起来，以利于下一步文革大计。未曾想，各省造反派、保守派等各色群众组织为了争夺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反而大打出手。
　　如河南问题。４月２３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周恩来：「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锺汉华、刘建勋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林彪就是个甩手掌柜，具体事宜能躲则躲。 
　　诸般事情，毛泽东当时只能依靠周恩来。
　　然而在「鸟尽弓藏」的时候，「伍豪启事」不啻于制周恩来与死地的利器。因此，毛泽东的批示模棱两可，未置可否。
　　１９６７年５月，红卫兵中掀起了自２月份以来另一波打倒周恩来的浪潮。天安门广场贴出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将周视为「右倾保守黑后台」、「二月逆流黑后台」、「右倾翻案风黑后台」。 　这些红卫兵很多最后被冠以「五?一六」被整肃。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反映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５月３１日，康生写信告诉陈伯达、江青：建议由文革小组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周恩来于１０月和１１月，曾让工作人员将登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２日，北京大学「６４０６」信箱历史系学生范××向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了他在１９３２年的《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材料。 
　　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０日，周恩来给江青写信说：「此事在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经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直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就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来信反映１９３２年２月上海各报登载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周恩来暂时才算放下了心。同年５月８日，在一次毛泽东亲自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再次谈了此事经过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复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毛泽东则说：「前几天，许世友忽然做飞机来找我，要亲自交给材料。我一看是《旧申报》，就知道还是那个『伍豪启示』。」「有些干部对当时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说『这还了得』。」 
　　实际上，正如前述，１９３２年２月，毛泽东曾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中央政府布告》为周恩来辟谣。 　同年２月２０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 
　　除了中共方面的证言之外，还有来自国民党特务方面的证词。１９５１年３月７日，国民党中统特务驻上海特派员黄凯被逮捕后，承认：张冲起草了这个伪造「启事」后，他将「启事」送到《申报》馆门市部。但是《申报》广告处律师看到这个启事借口２４３人脱党而具名只「伍豪」一人而暂不刊出。但２月１６日、１７日，《时报早晨号外》首先刊出了这一启事；１８日，《新闻报》也刊登了。１９日，国民党设在上海的新闻检查处派人到《申报》馆质问为何不登这个启事，《申报》遂于２０、２１日刊登。《时事新报》也在这两天刊登。 
　　１９５３年６月７日，黄凯又在狱中写的交待材料中说：「他（指张冲）在抗战以前攸（悠）长岁月中，是蒋光头的主要帮凶，我又是他的主要帮凶。他亲笔起稿，写伍毫（豪）启事。……遍登中外各大报一星期，丝豪未达预期的效果。」黄凯刑满释放后，又写文章记述了这段经历，并称这件事的结果是「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季源溥警告《申报》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应该说「伍豪启示」的真相是不难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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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一时显得「大权在握」，处在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仿如一个握紧拳头准备猛击对手的斗士，林彪的出走，却使这个拳头打在棉花上。毛泽东闪了腰，一下子病倒了。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２日，毛泽东突然休克。周恩来知道后，慌张加紧张，当坐车赶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门口时，两腿无力，许久都下不了车。 　毛泽东醒来的那一刻，周恩来脱口而出的是：「「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这个表白并没有获得毛泽东、江青、邓小平的认可。
　　江青后来仍然指责周恩来：「（周）迫不及待。」 　江青为什么指责周恩来「迫不及待」？李志绥回忆：「在毛泽东病了之后，毛对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李志绥说：「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首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首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 
　　而邓小平则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事后，邓小平的这番表态大获毛泽东「欢心」。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进行认真观察。而观察的目的，是他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痛打落水狗，好似是「光荣传统」。但是如果你不痛打，你就会被淘汰，下一个被痛打的就可能是你自己。这个，就是中共长期党内斗争制造出来的「畸形果实」。实际上邓周的关系远非后人所述，周恩来在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院以后，直到４个月以后邓小平才去医院看望周恩来。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写的「在法国的两年，在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了。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８日，周恩来确诊膀胱癌。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还阳」了。５月２７日，周恩来先去毛泽东处，然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然而只讲历史的上错误还不行，周恩来还要对伍豪事件做一个系统的说明。
　　张佐良回忆，１９７２年的６月份，周恩来闭门写「文章」，写的浑身浮肿，苦不堪言。 
　　６月１０日－１２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周恩来在报告中自我作贱，再次表示保持晚节。
　　６月２３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周恩来特意宣布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也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年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在这次会议之后，王洪文叫人从上海档案馆寻找「伍豪的材料。」。上海档案馆查到一份「伍豪等人的启事」，于７月１７日报王洪文。王洪文批示：「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１９７２年８月３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约周荣鑫、周少华谈话，询问了１９６７年天津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所谓「伍豪启示」以及将载有这一启示的报纸抄件送戚本禹的情况，并要周少华就此事经过情况写了一个材料，即《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报纸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就是下发一个中发文件。而关于中发文件和请示报告问题，毛泽东曾经做出批示。
　　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９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０日，毛泽东对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做出批示：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即使报告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画了圈，周恩来又能怎么样？
　　王力说：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笔者注：指「二月提纲」）主席连圈也没划。 　周恩来说：「主席如果说很好，照办，那才算数。」 
　　周恩来也亲自叮嘱过工作人员：「毛主席虽然看了，也可能只是觉得总的还可以，因为毛主席只划了个圈，还可以再研究一下……」 
　　实际上，在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周恩来做完《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报告后，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做了录音，然后又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记录送给周恩来。周收到以后看过，但—直没有签字。根据毛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要把这个报告的录音、文字记录稿及其它有关文献自资料存人中央档案馆，并发绐各省、市、自冶区的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但周恩来如果不签字，这个报告印发不出来。 
　　因此此事被搁置，绝非周恩来工作忙或者江青等阻拦所能解释的。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周恩来要进行大的手术。周自知很可能再也起不来。在麻醉药都打了情况下，叫工作人员让赵炜把此报告尽快送到医院来。赵炜用最快时间送过来，周签字。签好之后，周恩来如释重负：「我签了字，就算是办完了这件事。」 
　　是周自己耽搁的。因为周恩来非常清楚毛是把此事作为自己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并不是什么让周恩来澄清事件，完全是一直敲打战术，告诉全党，周恩来历史上不那么干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希望毛泽东能够了解自己的苦衷，高抬贵手罢了。
　　但是无论如何，「伍豪启示」当时并没有对外泄露，社会上也没有出现任何与此有关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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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的叛徒情结

１９７５年７月１日，北京医院。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和泰国总理签署完中泰建交公报后，对一部分要求同他合影留念的工作人员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他在他死后，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可以抛出「伍豪启事」这个「定时炸弹」，把「周恩来」三个字炸成无数个「叉叉」。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病情急剧恶化的周恩来再次做大手术。周恩来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这次上手术台能否还能活着下来尚存未知数。打了麻醉药之后，在进手术室前，周恩来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１９７２年批陈整风会上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用心良苦，不仅是签名，还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不仅如此，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周恩来的喊声撕心裂肺、令人动容。「伍豪启示」在周恩来心中的份量是如此的沉重和痛苦，此喊声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为什么要报告毛泽东？是要把毛泽东感动到挤几滴「鳄鱼的眼泪」然后批示「同意照办」吗？周恩来其实非常清楚，这些统统不起作用。
　　这是因为周恩来自己对此有个特殊的叛徒情结。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谈到「保持晚节」问题时候，就专门针对叛徒问题感慨：「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月１日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讲：「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像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像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周恩来还对红卫兵大搞叛徒材料大力赞扬：「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于叛徒问题不厌其烦的讲，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没有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周恩来在「伍豪事件」中扮演的真实角色到底如何？陈小雅质疑的非常有道理： 
　　第一个：周恩来本人和中共高层以及所有为周恩来辩护的人，在辩护和证言中，所强调的都是「周恩来本人并未登过那样的启事」，所谓周氏脱党「并不是事实」。一言以蔽之，周恩来没有「做」过那件事，但从来没有人从正面澄清过：周恩来（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那类话。
　　第二个：毛泽东在３０年代和６０年代都深信不疑的事情，为什么在７０年代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来为周恩来作过证明的元老们，为什么竟没有坚持一定要形成一份中央文件？而把这件只需举手之劳的事情一直拖到周恩来的身后。直到１９９５年，才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撰写了一篇《「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算是「正式澄清？」
　　对此陈小雅女士认为：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发表演说，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地存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致信湘赣边特委，将红军主力分散为小部队，认为在必要时，可以「对外宣称朱毛死亡，以便他们安全地撤出根据地」。故此，１９３６年斯诺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到的，外界曾多次谣传毛泽东「已经死亡」，并非空穴来风。
　　发生在「六四」后大搜捕的期间，我（陈小雅女士）还在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的政治学所上班。在一周两次的「返所日」，我和同事们在一起议论的一话题经常是：「听说谁谁谁逃走了」，「听说谁谁谁被捕了」，「听说谁谁谁出卖了谁」……一天，有人说：「柴玲被捕了。」但过了几天，又听说：「柴玲已经出去了。」对于这些谣传的信息，我们当时都没有当真，不过是一听罢了。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听有人说：「王超华被捕了。」我们仍姑妄听之。但不久，又有消息传来：「王超华已经出去了！」我们已经知道，解救柴玲、王超华等的「港支联」，实际上是「六四」后「反」出去的中共地下党的老班底，它完全有可能借鉴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经验；我们也知道，国民党的特工艺术，极大的得力于共产党。而中共的特工与地下斗争经验，又直接来自苏联的「契卡」。
　　早年「偷渡」成功的周恩来喜不自胜。据说他一落定便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大赞「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不仅如此，他还召集省委、省苏维埃和县委的领导人开会，报告一作就是「８个小时」……。到达中央苏区的周恩来，在「胜利冲昏头脑」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将此作为一段「佳话」告知过旁人，但由于根本不是事实，旁人「游戏」听之，转眼就被忘记。但记忆力惊人的毛泽东未必会忘记：「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钦差大臣』满天飞」——这至少说明，直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也就是说正是周恩来到达苏区之时所讲的「佳话」才正是张冲等人制造「伍豪启事」的根本信息来源，而这正好也符合当时自然条件下的信息传播速度：「国民党谣言不攻自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失去了「时效性」——它是在周恩来出现在苏区两个月之后才刊登的。在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在「出事地点」，这项「栽赃」就不能成立。但是，在「六四」后大搜捕期间的两则故事启示我们：如果当日柴玲或王超华「被捕」的谣言，按照自然传播的速度扩散的话，它从出事地点到京城，肯定已成了「马后炮」。考虑到３０年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一个「谣言」从广东东北部或福建西南部或江西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传到上海或南京，「两个月」恐怕也不为多。
　　唯有一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记忆力也同样超人的周恩来对于此事也是心知肚明，因此才一直不敢签字，唯恐「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但是周恩来对于９月２０日这次手术之后是否还能够走下手术台无法确定，因此才命赵炜拿出此材料签字，犹如临终遗言般。
　　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是周恩来叛徒情结的根本来源，也正是如此，周恩来才有「哑巴吃黄连」的苦衷。
　　１９７２年的８月４日，周恩来指示：对于敌人污蔑我的材料，也要登参考清样，供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参阅，不应封锁。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恩来也自作自受，好比人家打了右脸，然后把左脸也贴上去，没有打够吧。但是周是有心说，别人是有意做，本来周瑜打黄盖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现在成了一个是真心打，另一个也确实痛在心上。
　　相对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可以说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毛。１９７５年夏，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的时候，同护士闲谈时问道：「你看我还能不能再活一年？」这话传到周秉建耳朵里。周秉建打电话给周恩来：「伯伯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我们怎么能够离开您！」周恩来对此批评：「你怎么能对我有这种感情？我们只能对毛主席才能源头这种感情，没有我谁都可以代替，我们谁都离不开毛主席！」 


第四章 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

　　在文革中发生过许多令人发指的暴力迫害事件。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各种群众组织举行的规模宏大的批斗大会，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比起现在仍然不被外人所熟悉的中央项目组（亦称中央项目审查小组或中央项目小组）所实施的法西斯行为，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中央项目组不仅令人谈虎色变，而且其具体的操作更是罕为人知，其结构和运作迄今还很少见诸公开出版物。杨成武的回忆揭开冰山一角，领导杨成武搞项目的是周恩来。 　实际上，整个中央项目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当然，江青的作用和地位比较独特，因为江青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毛，所以周恩来对于江青非常迁就。以刘少奇项目为例，江青在此案上投入的精力最多、最大。但是就整个中央项目组的组织机构来说，周恩来毕竟还是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人，而且江青对于其它项目所投入的精力相对于刘少奇项目则少的多。整个项目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组织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项目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等项目，都是依据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重要项目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无论在项目迫害上还是保护解放老干部上，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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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项目组的发端与演变

　　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意见可以在媒体上显著报道，而同样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中央项目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在中央项目组存在的１３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不仅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起动乱的第一个环节，那么，中央项目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作最后的定案。 
　　中央项目组发端于项目审查委员会。 　而项目审查委员会来源于文革之初成立的一个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临时机构。在刘少奇主持的１９６６年的５月２０号左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田（家英）的审查小组（王力称之为四个人谈话委员会），罗瑞卿由军委处理，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总负责并且直接担任项目委员会下的彭真项目组的组长。中央的项目审查委员会和军委的审查工作都是由周恩来做统一布置，例如召开项目会议等等。 　其它各个小组的情况是：陈伯达负责陆定一项目，康生负责杨尚昆项目，安子文负责田家英项目。陈伯达主管陆定一，后来转给陶铸继而是谢富治接手。 　田家英自杀后，在这个临时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项目审查委员会（实际是向毛泽东负责），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项目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 　随着文革的深入，此项目机构不仅对所谓的「四大家族」——彭、罗、陆、杨做调查，而且对其他的众多人员做调查。 　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项目委员会更名为中央项目组，而且制度化，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的机构。 　
　　自１９６７年２月起，中央项目组的成员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相差无几。 　中央项目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不是一个组织，虽然名义上都是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人员组成上基本上也是同一套班子，二者实际上都是直接对毛泽东个人负责。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是公开的，而中央项目组是秘密的，而后者直接掌握超过国家公检法的权力，负责决定整人、揪斗、隔离、逮捕等等，超越于党章和宪法，凌驾于党组织和政法机构之上。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上不具备公检法的权力，但是也可以作出逮捕、关押某人的权力。这充分体现了某种体制特色。例如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就可以当场宣布逮捕财政部的某副部长。至于此时的周恩来是以何种身份下的命令，就很值得玩味。最重要的是，中央项目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起源、发展至结束都是不同的。
　　文革期间，中央项目组织同国务院一样成为常设组织，但是更有权力。中央项目组的具体工作是由谢富治和汪东兴负责，但是康生、江青觉得需要加强项目组骨干力量。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决定从部队调人进入项目组工作，于是大量军队人员被调入，包含李德生等人。最后项目组工作人员多达数千人，其中一度有７８９位来自解放军的官员，１２６位解放军军官担任项目委员会下属的项目小组正副组长职务。 
　　在１９６７年的秋天，项目委员会极度扩张，调查的案子数量大大增加，由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的「罗瑞卿项目组」就已经分成了至少三个小组，处理所有与罗有牵连的案子。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项目委员会分成两个办公室，就是后来俗称的「一办」和「二办」。「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即任主任），下属多个项目组：例如彭真项目组、陆定一项目组、安子文专案组、胡耀邦项目组、利瓦伊汉项目组等，以及后来成立的刘少奇项目组、王光美专案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专案组、陶铸项目组等，此项目组主要负责对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的项目审查。「二办」和中央军委挂钩，由杨成武负责，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负责，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系统的高级将领的项目审查。 　例如彭德怀项目、罗瑞卿项目以及后来成立的贺龙项目等。 
　　以贺龙项目组为例，该案为主案祖，下面设１７个分案组，计有：总参的「王尚荣专案组」、「雷英夫专案组」、总政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项目组」、工程兵的「谭友林项目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缨项目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项目组」等。 
１９６８年，「三办」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领导干部的项目，三办的主任是谢富治。但是「三办」开始成立的直接目的却是调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三办」后来也处理许多其它的案子，例如「抓叛徒项目组」。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案」，涉案的一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在拷打下招认存在一个由朱德领导的中共的秘密「影子」，与国民党、与苏共、与蒙古共产党有联系。 　还有康生的姨妹兼情人苏枚的「谋杀案」（法医的证据认为是自杀），此案导致９９人遭迫害，其中９人入狱，２３人被软禁，３人被逼疯，２人死于审讯者之手。 
　　文革期间，为中央项目组服务，成为许多党、政、军机关的重点任务。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项目组下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央敌伪档案清查组，而且在北京以外的１８个城市由常设的分支专门就嫌疑人的政治历史提供信息。 　１９６８年８月，谢富治下令清理公安部的全部档案，为此解放军抽调了７００多人，花了１８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央政治局曾一度考虑撤销中央项目组，就像「九大」以后撤销中央文革小组一样，但是到了１９６９年，中央项目组变得太有用处而无法轻易撤销。 　１９７０年，它又负责「审查」陈伯达的项目，一年后又有了林彪项目。１９７５年，中央曾经设想尽快结束项目，中央项目一办、三办和「五?一六」项目组随即撤销。 　但是最终撤销中央项目组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这一决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最后一项任务是为毛以后的领导人处理「四人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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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是中央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

　　周恩来主持中央项目组的工作会议，参与其所有的立案调查活动，给予指示，批阅下面调查小组所提出的报告，并报告毛泽东。 　对外界来说，周恩来同中央项目组的关系并不明朗。 　但是在很多回忆录中，仍然不免露出些蛛丝马迹。李锐曾经这样回忆：１９６７年８月间，北京项目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项目组长是周恩来。 　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回忆说：项目组的人员告诉他，武光项目组是在周恩来和康生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邓小平受到批判，无法继续工作，邓小平把工作移交给康生，但是王力在《王力反思录》中引述戚本禹的话表明，项目组的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实际上，此项目委员会及以后的中央项目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实际上，决定成立什么项目组、由谁分管、选派项目组工作人员，均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例如在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８日，一张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深切关注。传单批评了毛泽东、林彪等，唯一对周恩来提出了表扬。周恩来接到此传单后立即转交给毛泽东。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组织破案。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并指定陈伯达负责，谢富治和吴法宪参加。 
由于中央项目组的极度扩张，从部队抽调了一大批人员充实到项目组工作。所有的抽调人员在北京集合后，由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召集开会，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并布置工作。周恩来每隔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项目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由每个项目组依次汇报工作。 
　　为了配合中央项目组的工作，１９６７年春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干部项目组，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下属一个项目审查办公室，由谢富治任主任，汪东兴、戚本禹、严佑民、肖孟任副主任。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则由严、肖二人负责。 
　　对于中央项目组的工作，周恩来规定甚严。凡上送的文件、材料，一定要写上「已阅」、「请周总理批示」，签上自己的名字，才予以发出。在中央项目组内部，对有关项目的材料，不论是下属各组上报的，还是中央项目小组成员及其办公室转来的，都要及时传递。至于怎么传送及传送范围，都有严格规定，不允许个人擅自处理、扣压。 
对于调查工作中需要查阅档案等事情，也要由周恩来最后决定是否可以。当事人回忆：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我呈送了上任后的第一份报告：

　　永胜、法宪、叶群、作鹏同志：
　　为全面审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历史，需向中组部借阅邓的档案。
　　是否可以，请批示！

　　黄永胜阅后划了个圈，在报告的天头批：「呈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批示。」
　　陈、江、康等均划圈同意。五天后报告从周恩来办公室批转回来，右下角几行饱满的钢笔字：「同意。但目前在江青处，过几天后再办。周恩来。六月二十三日。」 
　　由此可以断定，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关于黄永胜对彭德怀项目的报告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高达８８位中央委员因为「叛徒」或者「特务」等罪被中央项目组立案调查。 　每个项目组下设很多分组，这些小组曾经一度调查过１２６２位主要案犯和数目不详的相关案犯。 　把这些罪行统统都扣在康生的头上是不公正的。１９６８年９月２４日，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周恩来专门召开中央项目组会议。贺龙在这次会议上被定性为「历史上搞叛变」、「现行中搞政变」的人物，许光达则是「反革命政变的黑干将」。对于所有中央项目组的项目对象的定性都是在这次会议上最后敲定。 　对于周恩来的工作成就，林彪在十二中全会上专门提出表扬：「项目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项目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 
　　在「九?一三」之后，中央项目组重组，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３号发出通知，成立由周恩来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项目组。 　而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众多人员锒铛入狱，并无实质性的犯罪行为，当然这都是周恩来主持的「林陈反党集团」项目组的「杰作」和「功劳」。
　　根据毛泽东决定尽快结束项目审查的意见，１９７５年２月底至３月初，卧病在床的周恩来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尽快结束项目审查。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它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 　许多官方文章对于周恩来在文革后期解放了许多被项目组审查的老干部一事津津乐道，也有的拿出对周恩来有利的只言词组作为证据，例如《周恩来年谱》记录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就项目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然而这种证据所能证明的只是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地位。后期的干部解放即使是周恩来的功劳，那么周恩来也应当为项目组的倒行逆施负责！审查所谓「林彪集团」的项目审查是由周恩来总负责，同样，审查刘少奇等人的工作也是由周恩来负责的。
　　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项目组（包含中央和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２００万个各级干部。 　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７５％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１亿人。 　涉及面如此之广的最重要原因是周恩来授权群众组织可以自己成立项目组。详见下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项目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项目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不可否认，康生和江青有私欲的一面，但是周恩来对「五?一六」的穷追不舍，不也是私欲吗？更主要的方面则是，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实际上是一个共同战斗的团体，都在为中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毛本人或者为毛的路线）工作，要对中央项目组所犯下的包括审讯、调查、逮捕和实施众多法西斯行为共同承担责任。所有提交给毛泽东的要求立案调查的人员名单，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会议上预先讨论通过，也包含了周恩来对于众多项目组所提交报告的评语以及项目组所讨论通过的结论，这些评语和结论无一不是令人发指、怵目惊心。如果将周恩来在毛泽东指示下所保护的部分人的工作同其领导下的整个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老干部对比，周恩来的保护无疑是黯然失色，微不足道的。
　　实际上，任何项目组的项目对象，群众组织提出批斗，都必须由周恩来批准。周恩来对谭震林在「二月逆流」之前一直是保护有加。但是「二月逆流」之后，不少群众组织提出「炮轰谭震林。」首先是３月１４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财贸联络委员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谭震林的问题同志们认为要搞就搞，由大家定。 　５月份，农林口的造反派提出要批斗谭震林。６月１３日，周恩来批示可以批斗谭震林。 　蒯大富被采访时就陈述当年他们提出批斗王光美后，先后请示戚本禹、江青、周恩来的过程，最后由周恩来通知他，中央批准这次批斗，并用周的专车送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斗。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诬陷薄一波是叛徒。不过，在薄一波因长期「监护」身体衰弱、危及生命时，周恩来指示将他送进医院保护起来，救了他一命。以至后来薄一波说，如果没有周的关怀，他也许早已被迫害死了。 　知情人讲述，文革中被打倒的将帅能否入医院治疗，甚至是否可以开刀，都要经周亲自批示。知情人亦讲述了陈毅在治疗上的失误应由周恩来负责。可以说，相对于薄一波的幸运，周恩来制造了更多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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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卫兵是周恩来抓叛徒的「冲锋队」

　　在调查的过程中，周恩来直接授权于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项目组服务。 　除此之外，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 　而红卫兵也在报纸上举出证据来表明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支持，并多次向周恩来致谢。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说：「（１９６７）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它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 　知情人讲述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八一八」还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得到指导，周恩来则写回信表示大力支持和指点。
　　周恩来对于南开「卫东」红卫兵组织多次给予指示和鼓励。对于刘锡五「叛徒」一案，周恩来和康生的指示是：红卫兵找刘锡五谈，叫他谈，老老实实的谈，知道多少就谈多少。１９６７年７月，周恩来和江青指示天津市革命筹备小组要大力支持卫东某项目的调查。周恩来还亲自对卫东的工作做出具体批示：「此线索很重要，要继续搞下去。」 　
　　全国到处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很难说与周恩来的这种鼓动和支持没有关系。由群众组织任意推倒中共组织对在白区工作过、被捕过的干部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审查，甚至刑讯逼供。而对于这种「揪叛徒」之风，现在都归到康生一个人头上。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小节来描述「周总理关于『揪叛徒』的批示」。聂元梓说：「还有，我们参与揪叛徒，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件事。现在是只说，北大揪叛徒是因为康生写了条子，是受康生指示；其实呢，康生的条子我不知道（笔者注：此说法与聂元梓在同一书另一处所写的有矛盾），我们是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对此，周恩来的态度不是一般的欣赏。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 
　　在第一次揪彭德怀未果之后，周恩来则直接指示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在外交部，周恩来指示：要结合批判刘少奇，把外交部干部的历史问题查清。根据此指示，外交部造反派联络站成立了一个红色尖兵四连（简称「红四连」），专门负责抓叛徒。干部司的审干处配合了此项工作，把其掌握的干部材料提供给「红四连」开展抓叛徒的运动。１９６７年９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汉夫就被当作叛徒被拘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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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组的证据与周恩来的指导

　　项目组的调查取证和定性是根据当时的需求，特别是可以随意更改。例如蒋南翔在文革之初所犯的罪行就有反对刘少奇的工作，而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号谈蒋南翔问题的时候又明确表示蒋南翔在文革前是极力吹捧刘少奇。 　周恩来在「七二○」事件之后为了表示对王力的特殊照顾和欢迎，特意告知早到北京上空的王力乘坐的专机盘旋以待周恩来专机先行降落，然后在机场组织欢迎王力的仪式，一如迎接英雄凯旋，但是后来周恩来却表示王力是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而且扣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头子的罪名。 
　　中央项目组报告给毛泽东的材料是经过剪辑和精心选编的，作为负责向毛泽东汇报项目工作的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这些材料的不真实性。 　周恩来对下面项目组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审讯应是知之甚详的，因为每天项目组都把他们如何搜集证据等做成《动态情况反映》简报报给周恩来等领导人。 　面对如此众多有疑点而且是通过严刑拷打得来的供词和证据，是不可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的，但是周恩来对此熟视无睹。例如在《刘少奇项目组》中，面对如此破绽百出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如此为周恩来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项目组的报告」。 　周恩来的判断力也未免太低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陈伯达项目组给出的有关陈伯达罪行材料的证明，当时仅为一个普通工人的陈晓农（陈伯达之子）都看出其材料是经不起推敲的，何况周恩来了！ 　作为一度是毛泽东上级的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之后再也没有在毛泽东面前直起过那根脊梁骨，对于毛要打倒的人，他总是可以递上让毛满意的材料。
　　高默波对此质疑评论道：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项目组，包括刘少奇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项目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赃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做。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项目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用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为由把刘的项目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做，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 
　　周恩来还把成立项目权下放给造反派。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夺权兴起之后，周恩来曾经这样说：「黑材料要集中起来，搞个目录，以后集中烧毁。处理材料问题还没有一个好的典型，为黑材料争论不休，费了不少精力。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可以找几个人成立专案处理，处理材料是极其复杂的，黑材料一定要封存起来，中央决定嘛！现在夺权中大的事情很多，不要陷入到这里边去，否则就成了文牍主义了，只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才拿出来。不钻在材料里把大方向转移了。毛主席过去受打击，现在事情都清楚，至于过去，谁说了什么话，谁搞了什么材料，主席才不管这些呢！大家不要陷在片纸只字中，妨碍了大方向。虽然也不是不重要，弄几个人搞项目，不要都陷在这里，档案不可没有，不可太多。」 　此举为各造反派成立项目审查、迫害对立面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在谈及卫生部孙正项目的时候，指出：（１）孙正项目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罪状的落实主要是看情节，例如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２）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周恩来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指「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单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够给刘少奇定罪的，因此要能够满足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愿望，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同时周恩来也是刘少奇项目组组长）不得不另行谋策并最终提供了证据。依靠这些证据，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题名「刘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发〔６８〕１５２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文件，下达全党、全国。同时发布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说：「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周恩来在１９６９年「九大」期间以摧毁「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证明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周恩来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倡导，并发动群众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摧毁，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样，『那就不要很多时间了，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面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官方强调的周恩来内心是不同意的、痛苦的，其妻子强调的他是为了服从大局。这些说法都无法为周恩来洗脱罪名。周恩来的内心无人知道，但是客观的所作所为都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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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周恩来保人」的真相

　　在中共官方的文革史中、在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中都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人」的，保护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而所有的迫害干部群众的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干的。甚至有人认为即使毛泽东要「打倒」的一些人，周恩来也总是加以保护。但是，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君主」与「臣仆」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摧毁原一线工作的官僚机构上，也体现在毛泽东对于干部的保护与解放上。对于毛泽东要迫害的对象，周恩来是亲而为之，丝毫没有半点的怜悯。同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周恩来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从而留下了「大树参天护英华」的说法。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描述和分析「周恩来保人」的真相。在以下的几章里，我们将针对刘少奇、陈毅、彭德怀、贺龙的个案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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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与解放老干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

　　在文革发动的早期，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绝对不可能出台，但是没有周恩来的支持，该文就很难在大范围顺利转发。无论是１９６６年初批判彭真，还是９月份保护蒯大富那样的造反学生，１２月保护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在１９６７年的「二月逆流」主持对老干部的批判，以至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整肃，毛、周的关系都是如此。 
 　即：毛泽东是决定者，周恩来是执行者。
　　对于文革当中对于老干部的保护与解放，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关系也是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５年，毛泽东谈话涉及到保护老干部的多达３５次。在「十大」选举前夕，毛泽东又亲自宣布解放包括曾希圣等１３名同级别干部。１９７５年３月至８月，毛泽东又批准几个项目组关押的老干部释放３５０人。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毛泽东提出徐向前、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等人都要保。依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建议把叶飞、谭启龙、张平化等人接到北京。 　２月８日，周恩来将报告转交给毛。毛批示同意后，周恩来采取措施，把江华等人用飞机接至北京。
　　更能体现周恩来在保人一事上的则是被大陆官方党史界所津津乐道的周恩来所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章士钊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致信毛泽东反映８月２９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毛泽东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当即办理，并于八月三十日下午二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开列了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鲜为人知的则是，早在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就已经收到到章士钊要求保护的信，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导致章在８月２９日被红卫兵抄家。 　从中完全可以看出周恩来在保人一事上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毛的首肯，周恩来是不可能有什么举措的。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公开承认的。
　　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９日接见北京军区几个革命组织时说：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２月１１日，对于王任重问题，周恩来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要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王力说：「具体的人都还是毛主席决定要保的。有时是总理出面，有时是别人出面，总理出面的比较多。都打倒了，毛主席也不高兴。有些人一定要保，包括几位副总理。当时决定不保的只是一个薄一波，其它都要保。元帅中只有一个贺龙不保。（指１９６７年初的情况－笔者注）。」王力还说：「当时保护军事机关不许乱冲击，有些人中央要保，不光保邱会作，到处去保。凡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受到冲击，无一不去保。中央文革也去保，这是毛主席定的。」王力由说：「打倒人的罪状都归于毛泽东，保人的功劳都归周总理，这不符合历史。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赵紫阳、张平化、刘子厚、张体学……都要保。都给打倒了，打倒那么多，我也不高兴。」 
　　文革中后期，老干部的解放也是毛泽东决定后，由周恩来去执行的。刘志坚的解放就是因为先由许世友提起，毛泽东点头。而解放刘志坚的工作由周恩来来做。在国庆２５周年之前，即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 　洪学智也是因为毛泽东向周恩来发问：「洪学智现在搞到哪里去了？」才导致洪学智自农场解放出来。 　类似的情况还有张闻天、江渭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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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的保人特色面面观

１．黑帮、黑线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８月份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周恩来又在９月１０日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说：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
　　这不是历史的事实。周恩来在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黑帮」、「黑线」满口飞。试举几例，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万人大会上说：我上次讲了，因为前市委由黑帮统治着北京市各个部门、各个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初期很迅速地采取的办法。那么，我们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派出工作组，把黑帮的或者怀疑是黑帮的，或者怀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分子的权夺过来。 　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周恩来说：「黑帮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集团，搞阴谋活动，像前北京市委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彭真、刘仁在全国总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性质，而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种可能大。」周恩来又说：「被批判的领导，要敢于接受批评，对的就接受，不能模棱两可。群众问是不是革命的，是不是黑帮，你要回答。有人说：『你去调查好了！』连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革命的你都不敢回答，这样群众就更怀疑了。这个你要回答。你的行动作的对不对，要由群众来鉴定。有错误就承认，是黑帮就低头。」 

２．廖承志的个例和周恩来对「亲者」的抛弃

　　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周为了保廖，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倒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 　宋永毅先生对此评论道：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迹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 
　　事实上上方方（是原南方局时期直接领导的南委负责人）和廖承志都和周恩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唯一不同的是廖承志和周恩来具有非血缘关系的家庭世交，而且其母何香凝更是中共重要的统战对象。如果考察文革中被周恩来点名「抛出」的人，很多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有的甚至长达几十年。有据可查的就有：国家体委荣高棠、外交部陈家康、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学部的潘梓年、亲自下令逮捕卫士长成元功、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人。
　　周恩来在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有过一个精彩的讲话： 
　　总理说：关于抓「五?一六」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五?一六」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四条，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周恩来还说过：
　　农口的批谭联络站原来保秦化龙，我提醒了他们，他们后来把秦化龙扭送了。一追查是「五·一六」的头子之一。对刘郢、×涛、骆风、陈大伦也是同样的办法。这个办法很好，不伤害群众彼此的感情。
　　周恩来在大会上或者接见群众组织等各种场合时点名的有，上至国家主席、党、政、军干部下至普通百姓，依笔者所见到资料，有据可查的超过２００多人，材料表明周恩来点名的人数远远超过康生、江青等人。（笔者注：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时，经常点名，被点名者往往没有好下场。笔者所看到的资料包括有：除了常见的例如有宋永毅主编的１１２卷红卫兵报刊以及《周恩来文革讲话集（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等，还有不常见的周良霄夫妇编辑的文革数据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汇编》等，特别要提到的是由洛杉矶「中文出版社服务中心」《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我通过加州大学图书馆的「贷书」功能借阅，几乎把全套都借全了。此套数据非常珍贵和稀缺。）被周恩来点名的人几乎全部遭到厄运（有的是遭到厄运之后被点名，有的是被周恩来点名之后遭到厄运），有的还被折磨致死，例如上述的被周恩来点名之后的卫生部一老中医叶心清（曾为他和许多贵宾看过病）被他斥为「江湖医生」、「五·一六」，抓进监狱后折磨致死。

３．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 

　　丁凯文先生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对党内的老干部的态度基本上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例如在文革刚刚开始时，刘邓等人尚未彻底倒台时，毛泽东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党内斗争的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彭罗陆杨」几个人身上。对于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来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３日周恩来对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时谈到彭真，周说「他长期执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线，更主要的是他是两面派……从现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个反党、反毛主席的分子。」１１月２８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谈及文艺团体时说「我们的文艺团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之一。过去长期在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统治下……我们一定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把一小撮盘踞在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统统揭露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７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陆定一时说陆「三二年就叛变了，也是叛徒。」 
　　陆定一随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陆定一后来曾痛苦地回忆了自己的这段经历，陆说「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９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从陆定一的这段回忆，我们丝毫看不到周恩来「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光辉」形象。 
　　余秋里是毛点名搞小计委的。由此周恩来对余秋里的态度是不同的。与余秋里相对应的是薄一波，而薄是被认为刘少奇在线的。周恩来采取了保余秋里拉薄一波来当替死鬼的策略。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戚本禹、余秋里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时，戚本禹宣读了陈伯达的一封信：

　　　同学们：

　　　同学们发现石油展览馆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本来打算同余秋里同志来会见你们，因为我有事情不能来，特请戚本禹，余秋里两同志来给同学们说明展览馆布置的责任问题。据我了解责任不在石油部，而在工交口陶鲁笳同志，要陶鲁笳检讨。谨此问好。

　　王力说，这是周总理参加决定的方针，保余秋里，保石油部，抛出薄一波、陶鲁笳。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这样讲述余秋里和薄一波：「批判薄一波、陶鲁笳的斗争至今没有展开，学校将薄一波抓回来后没有示众，都斗争薄一波，但不揭发，薄一波领导财经十七年，一九五三年那么多人批判，为什么现在批判不起来？抓彭、陆、罗、杨不怎么困难，为什么抓薄一波那么困难？今天工交口都在场，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薄一波管工交各部几年，工交口成立党委，管各部党组，党委，部长。管得很深，为什么各部揭发得很少？」「余秋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性质与薄一波不同。他认识是诚恳的，检讨六次，心脏病复发现在还没好，我们需要他，党中央需要他，他是从小当兵起来的，你们看身上伤就知道了。他不是吃老本，靠老资格，这几年有新的创造，是部长，委主任一级的标兵，主席几次都要保。你们那天把他揪到中南海门口，那时我们有几件急事，我报告了主席，主席再次提出要保余秋里。我不是拿主席压你们，我保这个，保那个，那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不是个人行动，向你们说清楚。对薄一波恨不起来，也许是我们下的功夫不够，所以我们准备把部长集中起来背靠背揭发。
　　薄一波写信质问党中央说他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为什么把他揪回来，别的人还没有向党中央写过这样的信。」 
　　另外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武光和王恩茂的例子。
　　当时的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武光，新疆的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中著名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都认定他是革命干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武光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３月２６日，周恩来就认定武光是坏人。武光参与了石河子的武斗事件，居心不良。 　武光随后受到批斗，是当地的红卫兵把武光将他救出新疆，送到北京，继而武光迁入北航校内受到保护。但是一旦「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项目组为了打倒刘少奇的需要，炮制「刘仁与武光将王光美打入我军调部」冤案，把武光定为「叛徒」，在周恩来和康生的严令下，北航红旗也不得不乖乖交出武光并立即与之「划清界限」。 　１１月２２日，周恩来下令一监护的名义逮捕武光。 　从此武光受尽了折磨，「林彪事件」之后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直到文革结束。
　　而另一位新疆领导人王恩茂（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新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等红卫兵都坚决要打倒他，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同意，周恩来就再三给造反派做工作，宣称王恩茂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将他安排为副主任。但是新疆造反派仍然要想打倒他，自治区革委会甚至发起批判王恩茂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问题。中共「九大」前夕，１９６９年１月１２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为中央起草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电报，明确指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经毛泽东批准，王恩茂全家由专机接往北京，他被安排出席中共「九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４．点点滴滴

　　如果说因为毛泽东的脸色，还有点组织性为周恩来辩解的话，那么另外一些活生生的案例更能体现出周恩来本质。
　　早在建国不久后发生的「潘汉年反革命事件」，周恩来对应潘汉年的所谓历史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并没有为潘汉年说话，只有李克农孤军作战。 
　　同样，在１９６７年发生在外交部的所谓「失密事件」，周恩来也是知道这是当时中央文革和外交部之间的工作联系，也没有查出什么幕后活动。但是到而来清查「「五·一六」」时，此事却变成了大案，是阴谋策划，泄露国家机密，为帝、修、反送情报，逼有关人员承认是「「五·一六」」分子。因为清查「「五·一六」」分子而受到迫害的马继森、黄祖辕等人写信给周，都是石沉大海。 
　　有幸得到周恩来关注的原外交部干部陈让山，在得知陈是因为说：毛主席被坏人包围，江青是个小电影演员，陈伯达当个县委书记也不够格等条罪状被迫害之后，就哑口无声了。 
　　作为贺龙在线的许光达，在经历了极其残忍的折磨批斗之后，要求周恩来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信是传到了周恩来的手里，但是至死都没有人来同许光达谈话。 
　　当事人回忆罗瑞卿自杀的情况时说：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那个时候，他日夜睡不着觉。他把衣服脱到二楼，从三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无独有偶的是，贺龙在被紧急送到医院的时候，据知情人讲述，也是报告很快送到周恩来手里，但是迟迟没有回音。
　　如果是小人物，或者是坏蛋，周恩来就连理都不理了。聂绀弩被捕之后，其妻周颖多次致信周恩来要求探监，却丝毫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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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象或隐情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说到我父亲和周恩来的关系，『文革』中，父亲被批判、被审查、被关押，都有周恩来的签字，他在绝望中，曾几次给周恩来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但不知为什么，和党内很多老同志一样，父亲心里一直认为，在中央高层，只有周恩来才是了解他的，他没有能为自己说话，那是他确实有了难处。他真的不怪他，只能是自己认命了。在『文革』被打人死牢最绝望的时刻，他想到周恩来，党内还有一个清廉正直的人在，就会在心中残留下一丝希冀，即使那只是一种幻觉。」 
　　为什么很多人对周恩来抱有这种幻觉？
　　陈伯达回忆：（找毛，毛不见）因觉得康生和毛主席关系比较好，又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康生，想请他帮忙疏通一下。康生不接。要曹轶欧接，她也不接。当我打电话给恩来同志时，恩来同志的秘书我稍等。不一会儿，恩来同志来接电话了。他说，本来事情或许还可缓和，汪东兴把那个语录一交出去，就没有办法了。他说话的口气是亲切的，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然而事实上，此语录是周恩来从吴法宪手里要去，再给毛的。 　在周恩来安慰陈伯达的时候，周正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对陈伯达下手呢！周恩来曾经点评林彪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现在看来，此话对于周恩来才是最适合不过，也恰恰是绝妙的讽刺。
　　１９６２年北戴河会议上习仲勋因为《刘志丹》小说被批判。习仲勋回忆说：「我正在陷入极端苦恼的境地中，恩来同志亲切的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继续说：「这包含着党的温暖和阶级友爱的语言，感动得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诚心而论，作为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是周恩来手底下工作时间近十年、可依赖的工作人员。周恩来处了这几句不痛不痒、貌似关心、但丝毫没有丧失革命立场的「外交辞令」之外，丝毫无意为习仲勋去洗脱罪名或者辩护。
　　但是想象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被中共这个天下最无情最势利的绞肉机所绞杀的任何一个人，无论你前一天多有权势，一旦被打倒，则是鬼都不上门，恍如剎那间掉进了冰窟去，到处只见一片白眼，冤枉挨整也是哭诉无门。例如彭真一倒霉，押送其回京的李雪峰和宋任穷一路上「无话可讲。」 　甚至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翻脸便是生死大仇，以便体现坚定的革命立场。
　　正是这种无比残酷无情险恶的政治环境，反衬出了周难得的「人情味」。周恩来一面在会上跟着赢家痛打落水狗，过后又打电话或接电话，轻描淡写地宽慰两句受害人。也正如王光美说的：在电话被撤的前两天的深夜，总理给我打电话，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我一听是总理，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总理，你真好。」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在刘少奇、王光美项目组向中共中央报送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应予判刑」。 　周正是这样，一方面对周围同事总是表现出充满人情味的温情，往往关怀备至，似乎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他对毛又是无条件的忠实，当任何个人与毛发生冲突时，他均会不问是非的站在毛的一边，非常熟练的对毛要整的人冷酷的加以处置。
　　由此可以理解张爱萍、陈伯达、习仲勋的认识，或者他们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或者是他们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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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刘少奇的冤案与周的参与

　　毛泽东无意在文革之初就打倒周恩来，而是利用周恩来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使周恩来称为自己手中倒刘的利剑。建国之后，周恩来一直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打压、排挤。另一方面，毛泽东要「烧」一下周恩来的策略又促使周恩来附和毛泽东展开打倒刘的战役。这也是为什么周恩来明明清楚刘少奇的历史、明明知道刘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根本不会为刘少奇辩诬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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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毛把刘少奇拉下马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党内排名第二降到了第八，失去原有的接班人地位。林彪上升的第二位，成为新的接班人。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对毛、林的决定性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当毛没有表示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并作出种种承诺时，周恩来也是跟着表态，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毛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但一旦成立刘的项目，周则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并出任「刘少奇项目审查小组」组长一职，为整倒刘少奇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此间周恩来的种种行为完全是周忠于毛氏文革路线的明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刘少奇和毛泽东当面争执。李雪峰回忆：两位党的领袖为派工作组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在场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感到惊心动魄。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通知刘少奇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 　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被拿掉，但是毛泽东说：要保刘少奇过关。 
　　根据毛泽东意见，刘少奇按照毛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的口径写了检讨。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提纲批示到：「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同时毛泽东建议刘少奇把检讨送给政治局、书记处等同志讨论。刘少奇当日把毛的批示和检讨提纲送给周恩来。刘少奇致信周恩来告知毛的意见并提出「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周恩来向毛请示之后，将刘少奇的检讨稿批送有关人员提意见。周恩来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１０月２３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检讨。 
　　就在这次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说：「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并且在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表态说：「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 　周恩来在此前后也是多次禁止把刘少奇的事情公开化。１０月１２日，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等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此日，周恩来又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并派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不要召开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 
　　在１２月１８日以前，毛泽东在此时表现出来的还是：对于刘少奇的问题要在党内解决。毛泽东还派陈伯达去制止北大公开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江青在１２月１８日回答红卫兵一司关于刘少奇问题时表示：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党内的问题，中央可以解决。但是江青同时表示原因是：「现在搞他们不适合，不策略。对于他们在党内、党外的影响，群众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事实上也是如此，就在１２月１５－１８日之间，王光美项目组成立。 
　　而在１２月２７日前几天，毛泽东表示：对刘少奇可以公开批判，但是要背对背，不能面对面的斗争。 　１２月３１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指出：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 　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因此当１月初，北京建工学院两派红卫兵要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毛泽东批告周恩来：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作些工作。周恩来在７日凌晨找该校两派谈话，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此事表明周恩来对于毛泽东的指示是完全加以执行的！即可以公开批判，可以贴大字报了，但是不能面对面的斗争。
　　１月６日，周恩来得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后，立即派秘书孙岳赶至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７日，周恩来接见七机部造反派时批评骗揪王光美行动：斗王光美不仅是她一个人的问题，十一中全会以后，要看一段时间，不要扩大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见。 
　　实际上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点头，公开批判王光美，面对面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王广宇回忆：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清华园召开有３０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罗瑞卿、薄一波等人的大会。但是要用王光美出国时穿的衣服来侮辱她，需要到王光美家里把衣服拿出来。然而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王广宇又说：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但是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即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但是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原则呢？当时保陈毅的时候，周恩来不是说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两下对比，相差远矣。
　　在１９６７年的１月１７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在谈话中提到刘少奇时，仍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注：指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２月１２日至１８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说，刘少奇在「九大」还是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因此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当有造反派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对于这段时期的保护刘少奇的行动，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对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解释说：「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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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助毛把刘少奇置于死地

　　但是事情在１９６７年３月起了变化。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黄铮说：早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 　笔者认为此领导人就是周恩来。这封揭发信在部分领导人之间作了传阅。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周恩来、康生等人讨论了「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１９２７年叛党嫌疑问题」，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王光美项目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１９２５年在长沙被捕、１９２７年叛党嫌疑及１９２９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项目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人之中，只有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是清楚的，可以说是当事人之一。上述的１９２７年叛党嫌疑及１９２９年在沈阳被捕等问题，周恩来更是清楚。
　　在中央项目审查小组公布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１９６８.１０.１８；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材料中认定刘少奇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大革命的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工贼，破坏工人运动。报告列举的罪名其中有：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以及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变勾当」。
　　然而，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是当时中共为了消除湖南军阀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维护国共合作而作出的决定。此决定是在１９２７年的６月２８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常委紧急会议上作出的。 　作为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仅仅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周恩来不仅参加了这次会议，而且和张太雷一起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钉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军队里。 　至于调走武汉工会骨干，根据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利瓦伊汉等人在１９６８年２月２７日证明，２７年６月初，中共中央鉴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合流(历史上称之为-宁(南京)汉(武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集中在武汉的干部，刘少奇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转移．隐蔽，有的派往贺龙、叶挺的部队，又新调一些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干部来坚持工作。 　根据《周恩来传》的记载，自五月十九日，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这段时间内，常委会议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处理各项紧急事务。六月三日，增选瞿秋白为常委。四日起，中央常委由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四人轮流值日。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六月下旬。 　对于这段时间中央关于湖北工会的工作部署，周恩来无疑是非常清楚的。
　　对于「「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变勾当」一事，周恩来也是非常清楚。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旬刘少奇肺病复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７月下旬，时任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指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庐山，将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刘少奇，要他有所准备，注意安全。 
　　在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央项目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８号中发〔６８〕１５５号】材料中，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叛卖革命的罪证是一大罪状。
　　然而，当时的满洲省委对此事前后经过悉数报告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实际领导人的周恩来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周恩来却丝毫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和说明。 
　　１９２９年８月３１日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向中央报告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经过。 　９月１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事件给满洲省委的信，指出刘少奇、孟用潜到满洲省委后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他们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少奇、孟用潜二人。 　９月中旬，奉天高等法院下判决书，刘少奇、孟用潜「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孟用潜出狱当天，同临时常委派来的人见了面，并回到省委秘书处。９月１９日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写报告给中央，介绍刘少奇、孟用潜被捕情况，指出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事在工作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的思想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同时还介绍了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以及其它各地党组织的情况。９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指出，「现时省委既已恢复，临委取消」。 
　　在刘孟二人被捕后，省委即获得消息，派人了解事情的经过并积极设法营救。同时将刘孟被捕经过省委于８月３１号向中央作了报告，出狱后省委又向终于报告了两人出狱的经过。而中央对此并无怀疑，因此很快覆信指示刘少奇继续担任满洲省委书记。 　作为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不仅亲自写过指示，而且应当对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都十分了解。然而恰恰相反，刘少奇在历史上的此条罪证是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在中央项目审查小组会议上，作为总负责人，周恩来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１９３０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１９２９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经毛泽东审阅的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各报刊同时发表。此举标志着对刘少奇的批判完全公开化。
　　为了消除群众对此的疑惑，周恩来在４月６日，４月１４日，４月１８日连续向社会、群众解释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三次讲话的主题基本一致，中心思想是：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到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再到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八大」报告，刘少奇的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４月６日，周恩来说：「一九六三年的社教运动，考验了刘少奇，搞了个形『左』实『右』的后十条。到《二十三条》，对他失去了信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反对。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对刘，邓的问题，也是逐步认识的。《清宫秘史》一九五零年就要批判，拖了十七年，今天才拿出来批判。现在，提出批判《清宫秘史》，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批判《修养》，就要联系到抗日战争以前。」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８日，周恩来在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其中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周恩来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此讲话影响非常坏，后来周恩来自己也意识到。 　４月１４日，周恩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也做了同样的讲话。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刘少奇被批斗。对于这次批斗，当事人戚本禹说，「毛主席在外地。」「周总理参与组织了，连夜召集的会。原来没有夫人陪斗，陈伯达加的，他的目的是要加上王光美」。 　笔者对此说表示怀疑。但是沿用了官方多年的说法：周恩来「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此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周恩来前往武汉的几天，不正是这些揪刘的造反派闹得最凶的几天么？怎么也没有冲进中南海？但是随之而来的８月５日批斗，周恩来确实是同意的。江青在１９７１年的华北会议上说：「六七年七月，主席出巡大江南北，七、八、九三个月，这些反革命他们就想在那个时候夺权，全部夺权。有什么为证？首先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北图事件，午门会议。午门会议就是布置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的围困中南海，开始在西门，就出不去了，我就告诉总理说，不行了，北门走不了啦，然后又到新华门，那里挂了旗帜，也出不去。我们的意思是叫他们撤退。最后走东华门，那里也挂了三面旗帜。我给总理说，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我们上了大当，他们都安排好了，有一个人，这个人我看不惯他，眼珠子上下转的，是轻工学院的，给总理讲，提出要在天安门开十万人大会，在中南海里面斗刘少奇，总理答应了，我们也都同意了，给中南海拉了线。他们要斗刘少奇那个『黑修养』，目的是搞臭康老，因工作关系，那个『黑修养』，康老搞不出来，是陈伯达搞的。他们就是要搞康老，搞总理，过后我们才知道上了大当。」 　事实上这种批斗，没有毛泽东的同意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更令人发指的是，周恩来在刘少奇项目组上的表现。
　　有文如下叙述：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７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
　　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项目组也有人提出：１９３０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１９２９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众所周知的是，作为中央项目组的一把手，刘少奇项目组的组长，所有的材料最后上报都是周恩来一手把关的。没有周恩来的同意这些材料根本上报不了。上面所述，不恰恰是在说明周恩来暗示他们材料应该怎么做才像模象样些？
　　王年一就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 　为什么没送呢？
　　李锐先生曾多次向单少杰先生谈起他所亲历的一件事：大约在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４年间，中组部奉命销毁一大批档案材料。在销毁之前，中组部部长陈野萍让我（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引者）看了一个原属于刘少奇专案组的绝密件。这个绝密件中有两份原稿，都写的是给刘少奇定罪的结论，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拟的，一份是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由周恩来主持草拟的那份结论计有四条，是周恩来亲笔写下的。我认识他的字。比较起来，周恩来给刘少奇定的罪名，要重于江青给刘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决议，基本上就是按周恩来所亲笔拟出的那个结论来定调子的。 
　　最早揭露周恩来在「刘少奇项目组」的调查报告的批语的是《中国季刊》（１９６９年第３７期）。周批示到：此人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罪该致死。更有文证实八届十二中（一九六七年十月）前，周恩来就「刘少奇项目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一笔迹也于八十年初，刘少奇案平反前后，由邓颖超出面，通过胡耀邦，抽出暗下销毁。 　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先生是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引用了孙万国的材料，后来又表示他的文章引用过的史料－－－周恩来曾经批示：此人，指刘少奇，该杀，是比高文谦级别更高的人透露的，能够看到更多文件。 　而曾经是中央项目组成员的某位将军的儿子则明确表示周恩来的批示是「此人该杀」。 　金冲及后来亦表：有此事，大意如此，个别字可能不同。意指「此人该杀」实为「刘贼该杀」。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还亲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项目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如此众多涉及周恩来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东西，邓颖超深知这些数据一旦披露，就会极大地损害周恩来在世人心目中已经形成的那种正人君子的形象，于是急切要求中央予以销毁，并为此多次催逼胡耀邦，最后如愿以偿，迫使中央同意烧掉这些资料。可以说，邓颖超晚年最用心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地维护其夫君周恩来的形象。 　邓颖超此举是「千古留一骂名而去百名」，可谓神机妙算的绝世高招。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都是刘少奇项目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来的。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绝对知道刘少奇的「罪证」有若干的疑点，许多材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刘少奇的叛变一事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给刘做了解脱的。在政治需要与良知之间——周恩来毅然选择了政治需要。最后刘少奇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作为所有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然而现在官方的舆论都是一口咬定：整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从来不涉及周恩来，既使涉及也是说周是违背良心，不得已而已。
　　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周恩来在刘少奇遭受迫害过程中的一些不齿行为，竟然被当错「善事」来加以漂白。
　　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说：「１９６８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成了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为什么故意把爸爸折磨病了以后，又要抢救呢？当时中办的负责人对医护、工作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党，给「九大」留活靶子！』谁都知道，对象爸爸这样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白色恐怖、出生入死的考验，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共产党员，最大的摧残、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活着看到被开除党』了。……」 
　　官方编撰的《周恩来一生》则说：１９６８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而这个做到的一切的背后却是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然而就是因为这部分此书没有通过在出版前的审查！把一个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是故意残忍的折磨，是虐待！更直观、具体，一看就懂。这种迫害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罪犯」的惩罚，而是一种表态的心理满足！
　　陈伯达在刘少奇去世以后，曾经向周恩来问过刘的情况。周恩来说他后来不肯吃饭，就没有办法了。陈伯达还问刘少奇为什么不辩护？周恩来说外面的事，刘少奇什么都不知道，没有让他知道。 　赤裸裸的谎言，实际上刘少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充分配合治疗的。刘少奇也早给王光美说：「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 　周恩来的说法无异于是说刘少奇是自杀的，是自绝于人民、党的。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 
　　是的，周恩来从来不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也从来没有表示过。从后来周恩来的言行，却丝毫看不出周的问心无愧来，因为周只是担心后人在自己的脸上打叉叉而已。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被折磨死去。周恩来担任组长的「刘少奇项目组」为其「圆满完成任务」举行了酒宴。 


第七章 周恩来「保陈毅」的真相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与陈毅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战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类似于刘少奇与彭真的关系。如果陈毅倒了，周恩来就失去了一面屏障。在经过前期的周恩来与康生的通力合作下的工作之后，借刘少奇出国之际，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举拿下彭真。当中央要派周恩来出国时，正值北外学生坚持要打倒陈毅之时，周恩来要陈毅替其出国。虽然此举未果，但是毛泽东此时也没有要打倒陈毅的想法。陈毅在文革之初对毛泽东的支持，使其安然渡过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大闹怀仁堂」中的出格表现，陈毅被毛泽东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当时的情况决定了周恩来要死保陈毅，同时毛泽东对周也说要保，但是背地里又说不保。造成这一情况的发生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在当时还不能和周恩来撕开脸面。于是在外交部周恩来处于两难，一个是要支持毛的文革路线，一个是造反派是要打倒陈毅。此事让周恩来备受折磨。直到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这一切才得到改善。但是当到了１９７１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要整林彪，周成为是唯一可以借用的主要力量。此时的陈毅已经被周恩来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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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一批二保」的前提下力保陈毅

　　文革发动之初，陈毅就因为工作组问题陷入了麻烦。第一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起来造反，要打倒陈毅，因为陈毅派出刘新权工作组镇压了学生。当时正值亚非作协会议召开，时北外学生又说参见会议的中国作家中有黑帮，要冲击会议，而会议恰恰是由陈毅主持。当在周恩来要陈毅代替他出国未成之后，就要求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派兵严加保护陈毅的安全。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陈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并且在华东组传达了毛泽东在８月４日指责刘少奇的话。 　但是陈毅的「大嘴巴」、敢放炮的性格还是不那么招人喜欢。周恩来告诫陈毅：「不要讲话！」而且在周恩来的一手安排下，陈毅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做了检查，成为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与部长。 
　　为此，周恩来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日、１３日、２６日、６７年１月３日连续同北外学生见面，做工作，强调中央不同意打倒陈毅。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代表。在这些接见中，有人当面顶撞周恩来。下面是其中的一幕：

　　（有人说要打倒陈毅）总理说：「我反对，我不能接受。这样简单不行，我可以和你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一外有的同志说，不是打倒陈毅，而是要把陈毅烧成红通通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答：现在没有这些标语了，而是要打倒！）
　　总理说：「没有开辩论会，怎么能这样武断，烧烧我不反对！」 　

　　１月１０日，江青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也代表毛泽东表态：
　　目前有股风，把斗争锋芒对准我们军队的某些好同志，对准中央及国务院的一些好同志。如陈毅同志说过错话，写过诗词，说话有过头的，有不正确的，我跟他当面争执过，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他有错误就改，他可以和我争得面红脖子粗，最后承认了。但陶铸不能，他和王任重背后搞我们，甚至镇压我们，所以这种情况能不能一样？（群众答：不能！）对陈毅同志不能采取对刘邓、王任重、陶铸那样的做法，而应该同志式的批评他的错误，承认他的工作。」 

　　江青还在讲话中提及陈毅的历史上的功绩，是支持毛的。
　　陈毅的检查稿是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的「检查稿」。陈毅作完检讨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都讲话，表态肯定了陈毅的讲话。毛泽东先行审阅过陈毅的检查稿，陈毅检讨后又批示：很好。 
　　在毛泽东表态和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外事口造反派联络总站主编的《革命造反派》刊登了其一把手张殿清的表态：「我们欢迎陈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陈毅是我们的红司令。」于是直到３月下旬，外交部内的秩序基本上是平静的，陈毅与造反派之间的合作是愉快的。 
　　对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周恩来还是特意要照顾的。 　１９６７年１月，毛泽东支持上海夺权，周恩来也随之引导外事口夺权。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时任外办副主任李一氓：「你们不革命！应该成立战斗队。」接着陈毅也打来电话：「哦，革命还要下命令啊？你们为什么不夺权？」「外交部已经夺权了，我们自己人不夺，别人可要来夺了。自己外办的情况，什么情况，到底清楚些嘛，这是我和总理研究了的。」 
　　２月１６日，陈毅在怀仁堂的中央碰头会上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嘛？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陈毅的这些话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事后整理的，并经过周恩来、康生核对过的。 
　　当陈毅讲到周当年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一事时，周立即表示：「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 　陈毅敢当着周的面，挑拨离间，胆子够大的。周岂是如此能轻易被挑拨的？当陈毅讲了对毛泽东有影射的话后，周恩来又是马上接过来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个人。周恩来叫王力整理出来一个２月１６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王力在会上读了，并核对情况。陈毅表示异议，说有一句他没有讲，要去删掉。周恩来当场驳斥：「讲是讲了，不要删了。」 　周还在此处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周恩来保陈毅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不能触及毛泽东的底线，还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周恩来当时是否处于「危险」状态。
　　陈毅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天晚上，陈毅又发了七个小时的牢骚。陈毅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是在场的。前一时期大字报很有水平，现在的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朱德，打倒贺龙，中央根本不同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了呢？朱德今年八十多了，这样搞，人家骂你共产党是过河拆桥。你们谁都不相信，只相信毛主席、林总、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六人，承蒙你们宽大，加上五个副总理，才十一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但是陈毅同时又说：「受迫害的同志不要报复，你过去把我打成反革命，现在我要把你打成反革命。请将我的意见转告他们不要报复，否则就成不了大事。有几个人没有反对毛主席？很少。林付主席没有反对过，很伟大。我反对过两次，后来承认了改正了错误。搞一点黑材料有什么了不起么，年轻人要学会有很宽阔的胸怀，宰相肚里能撑船。我整过很多人，人家整我的也不少，彭真、陆定一就整过的黑材料，我不怕，我看也不要看。受打击最多，受委曲最大的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的威望最高。」 
　　但是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无疑让周恩来失望，让毛泽东恼火。２月１９日，李先念和谭震林来到陈毅家，告之毛泽东发了震怒。陈毅顿时慌了手脚，当晚就找了周恩来，并当即写了封信给毛，要求当面说清情况。但是未见答复。接着，陈毅又写了第二封信。毛终于答复，但是信中一大段是说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结尾是「见面有期，稍安勿躁。」 
　　３月下旬，陈毅卷入「二月逆流」、在怀仁堂放炮的情况终于在社会上传开。４月５日，「批陈联络站」成立，总共有外交部联络站、北航红旗等３５个单位参加。４月２１日，联络站召开全部「揭发批判以陈毅为首的部党委在干部问题上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陈家康在大会上揭发了陈毅在部党委会上说过「干纲独断」。意指这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不满。由此，陈家康被周恩来多次点名为「跳梁小丑」，以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５月１１日上午，「批陈联络站」下属十几个组织上街游行，要求陈毅到群众来接受批判。当晚，周恩来连续两次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但是在会谈中，造反派成员对周恩来显然是表现的「大不敬」。下面是部分对话节录： 

　　　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
　　　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
　　　「六?六」代表：５月４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周恩来：５月４日他已经患肠炎了。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
　　　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使陈毅真正陷入困境的就是这个１９６７年的５月。批陈联络站多次提出要批斗陈毅，但是周恩来认为时机未到。经过多次争论后，周恩来同造反派达成协议：第一，批陈会要待安排好了再开；第二，先在外交部开小会，然后到外语学院等单位接受批判，大中小会结合。 
　　４月３０日，被印度尼西亚驱逐的中国临时代办姚登山回国。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姚登山既让造反派有了一个可以取代陈毅的人选，也被周恩来看成是陈毅的备用胎。一旦陈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为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代理人。后来形势逆转，姚登山被周恩来一脚踢开，则是后话。
　　姚登山一回国，就受到周恩来的垂青。在周恩来的运作下，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周恩来两次提出让姚登山参加抓部党委的工作，参加「三结合」的临时业务领导小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为由，没有参加。姚登山在外交部积极执行周恩来交代的任务。 　姚登山更是在８月２６日保护陈毅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此事后来被渲染成周恩来一人的功劳。 
　　毛泽东对陈毅是什么态度？王力说，毛泽东说这辈子他就要保两个人，一个是朱德，一个就是陈毅。 　毛泽东还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要打倒，就打倒一下嘛！」「现在在我们国家里，群众提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毛还举例子说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这个指示，竟然没有向周恩来传达。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表示他赞成「打倒陈毅」的口号。毛泽东说：「我对陈毅也没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给他点压力……将来保陈毅也要靠红卫兵。」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模棱两可，陈毅难道要由红卫兵来决定其命运？
　　毛要假手群众批判陈毅，周恩来要保陈毅，但是又不能对毛发动起来的群众泼冷水。周恩来处于两难。对于周恩来来说，一直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毛泽东又公开认可了外交部造反派组织攀险峰对陈毅提出的口号「一批二保」。 　这对周恩来来说，意味着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根据时任陈毅秘书杜易的回忆，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五一节期间两次私下对陈毅说「我是保你的」。 　周恩来显然会从陈毅处得知此事。
　　而此时期的周恩来，正是在文革中遭遇到第一次「伏击」。１９６７年的５月至８月份，北京一些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提出要「动一动」总理，「烧一烧」。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还上了街。
　　关于周恩来同陈毅的关系，毛泽东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对于这一点，连造反派也供认不讳。一个造反派骨干曾赤裸裸地扬言：「不打倒陈毅，就不能打倒周恩来！」 
　　「７２０事件」后，整个中国局势急速左转，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也不得不同意陈毅到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１９６７年８月一共开了八次批判陈毅的大、中、小会。外交部开了三次小会。周恩来对批陈小会抓的很紧。什么时间，怎么开，哪些人发言，发言内容均须事先经过周恩来审定批准。可以说凡是造反派的「批陈」大会，周恩来都「事必躬亲」，每场必到（笔者注：除了２７日晚上的除外。）。
　　８月７日，王力发表了一通关于外交部的谈话，主题内容就是肯定揪陈是正确的，说外交部夺权不彻底。王力在其回忆录中对此多加辩白，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此讲话大大加剧了外交部的冲突。陈毅接连受到群众批斗。８月１１日与２７日，陈毅也两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王力还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 　王力在这次谈话中还对姚登山解释了他和周恩来之间的不同。姚登山问王力，「不是总理不同意『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回答说「总理身份不同嘛。」
　　显然，由于毛泽东公开说的和私下对王力讲的不同。虽然周恩来可以从陈毅处得知毛泽东的底，但是周恩来不可能公开亮出。以至有些造反派认为中央文革（特别是王力讲话之后）和周恩来之间是有分歧的。周恩来对此非常在意。一方面，周恩来对于来自造反派、红卫兵的攻击表示：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另一方面，对于造反派等质疑的周恩来同中央文革是否保持一致，周恩来多次声明，他和中央文革之间是亲密无间的。
　　８月２２日，火烧英国代办发生之后，周恩来紧急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周恩来又说：「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８月２７日，李富春代表周恩来出席「彻底批判陈毅大会」。李富春说：「你们提出陈毅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提出陈毅不投降，就坚决打倒他，我都赞成。但是你们有的同志提出『打倒陈毅』，我看还不是，你们勒令陈十天交出检查，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刚才陈伯达特地打电话告诉我，要我说一句：总理和中央文革是一致的，现在有的人想挑拨是办不到的。」 
　　８月１９日，外交部发生造反派封部党委夺权事件。毛泽东在２１日终于明确表态：「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哪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啊?……」接下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我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笔者认为这也是上述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同造反派谈话口气非常硬气的原因之一。８月２７日，周恩来变得益发强硬。周恩来怒斥造反派：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火烧英国代办，使得外交部的局势逆转。外交部的运动开始转向。特别毛泽东在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开始右转，要批判极左思潮，要搞大联合。外交部开始抓坏人和清理「「五?一六」」。１９６７年１０月，毛泽东批示：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周恩来１０月１８日作出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但是陈毅的形势却不乐观。
　　批极左，全国出现了一股为被错误批判的人和事翻案的现象。外交部也不例外。１９６８年初，外交部出现了三张批判「打到陈毅」的大字报。其中最著名的是「９１人大字报。」 　此时恰恰是「反击右倾翻案」时期。从２月到４月期间，周恩来独此给予严厉批评。周恩来说：九十一人大字报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无论周恩来是否是假戏真做，周恩来自１９６７年９月就提到要谨防「二月逆流和右倾翻案。」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周恩来再次谈到此大字报时讲：翻案风有各种形式，极「左」也可以为「二月逆流翻案」。因为极「左」是同右合作的，是保护右的。现在反右是主要方面，要反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要击退为「二月逆流」翻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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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事过境迁之后抛弃陈毅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份召开。陈毅作为「二月逆流」的代表再次被批。在这次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调子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以前。为了批判方便，周恩来特意把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安排到各个分组里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也点名批判并揭发了陈毅：「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像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在十月三十一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陈毅的名字。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作为右的代表无疑于反革命。这对陈毅实际上一种侮辱，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 
　　在「九大」期间，陈毅在华东小组继续受到严厉批评，并把陈毅从井冈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种「反党罪行」来了个彻底清算。个别和陈毅熟识的老干部也跟着围攻陈毅，说陈毅「一贯反对毛主席。」经过这翻折腾，素有「大炮」脾气的陈毅也被整的没有脾气了。甚至连初出茅庐的王洪文都可以直指陈毅的鼻子骂：「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陈毅连声应承：「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直到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把徐景贤、王洪文叫到办公室去，传达周恩来指示，批陈要「适可而止」，并说「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吴法宪同时还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九大」并没有正式宣布罢免陈毅的外交部长的职务，却安排他请病假，由姬鹏飞任代理外长。陈毅可以说正式「失业」了，后来又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下放到石家庄。
　　作为中央委员，陈毅参加了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没有想到，本想这次抓住机会，表示自己立场坚、也可以趁机一报私仇的陈毅，再次翻了船，结果整出个「二陈合流」。
　　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于１９６７年。由于林彪带头攻击了文革干将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大发震怒。对于文革，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人否定。自然对于自己的得力大将，毛泽东是一护到底。但是事前，没有人会认为在林彪和张春桥之间，毛泽东会选择张春桥。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攻击张春桥就是攻击文革，攻击文革就是攻击毛本人。此等情况下，周恩来成为可以说是毛泽东要借用的唯一的主要力量。陈毅自然也就不再是周恩来的「门户」。
　　历次会议陈毅都被安排在华东组。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陈毅被批得「体无完肤」。这次，陈毅提出换个组，于是周恩来把其放到了华北组。８月２４日，陈毅发言。陈毅说：以前我错了，这回我非跟上不可。陈伯达发言之后，陈毅第一个表示支持，说完全同意陈伯达的发言。陈毅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是经过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天才。……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一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旮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有人质疑陈毅是否有资格讲话。陈毅说：我怎么没有资格讲话？我没有保卫毛主席的资格了？陈毅又做了第二次发言。 
　　结果，受到攻击的张春桥等人在江青的带领下找毛告了状。毛泽东在８月２５日下午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下令中断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风云突变！
　　８月２６日，周恩来和康生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康生说：「你们要交代，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当场反驳：「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为反革命分子了？」周恩来当时没有表态，当吴法宪讲话之后，才说：「康老的话错了。」未曾想到的是，８月２８日，当林彪为吴法宪等人开脱时，说不同意康生讲的陈毅跳出来的说法，陈毅同吴法宪等人也没有联系。周恩来则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 　这个说法是「两陈合流」的说法源头！后来扣到了康生的头上。
　　１９７０年９月６日下午，历时十五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徐景贤回忆说：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 
　　九届二中全会后，在传达陈伯达的罪状中提到：陈伯达同「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对此，陈毅的夫人张茜非常生气。 　陈毅自己说：这次庐山会议上，我讲了对主席的敬佩，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有天才这样一段话，就把我搞成「二陈合流」，真是莫名其妙，冤枉也。 
　　「林彪事件」之后，１１月４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对与会人员说：你们不要再讲『二月逆流』。」毛泽东同时编造谎言：「『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同时毛泽东叫叶剑英把此话转告给陈毅。 　但是叶剑英并没有转达。在场的周恩来也没有传达。
　　１９７２年１月２日，周恩来去医院看望陈毅，丝毫没有向陈毅透露出一点信息。 
　　直到次年１月６日，毛泽东再次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后才去告诉陈毅。 　但是此时陈毅已经毫无反应。张茜退出并病房后，十分生气的说：「为什么不早来？这时候已经听不见了，传达有什么用！」 
　　陈毅去世后，毛泽东却借机做了场「政治秀」，表达了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一丝慰问之情。但是陈毅的悼词修改之处，却折射出其应有的内含。
　　根据当事人刘岩的说法，周恩来对其所拟的悼词草稿修改的主要部分是删去一短句，增加一长句。他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的全文是「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增写的一长句是：「有功亦有过，但他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毛泽东在审阅周的报告时批了两处文字，一处批在报告的首页上：「基本可用。删去两段。」一处批在悼词稿的第二页上，即周总理用红笔勾出的一短句和增写的一长句旁边：「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并用红铅笔将不要的两段话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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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彭德怀的冤案与周的责任

　　周恩来在「反冒进」被批判之后，再也不敢向毛泽东「谏言」。无论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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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庐山会议前后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濑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捍卫者。」 
 　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态度，可见一般。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就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毛泽东，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 　周恩来此举，自然同反「反冒进」之后所受到的批判有关。事实上，自那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向毛泽东谏言过，更谈不上在重大决策上坚持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已经从对毛泽东推行的政策的忠诚蜕变为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大陆官方党史界把在１９６６年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作为周恩来不同意此提法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广为宣传。 　然而事实的真相则是周恩来仅是对于一个文字性的提法质疑，毫无对其内容的谏言。 　此事也充分说明了大陆官方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见肘。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山。 　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的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２０日就批评了周惠，原因就在于周惠批评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 　这种调子明显是和毛泽东发彭德怀的信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周恩来开始转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１９日或者２０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时的毛泽东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站稳脚：第一个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就是在７月２３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 　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彭德怀在庐山上书，毛泽东批彭是不对的。但是只有一个毛泽东批，也是批不起来的。而这种左的路线，就需要左的干部去执行。１９４０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对此单世联先生这么揶揄陈伯达：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 　周恩来不也是这样的人么？周恩来也跟上了，而且还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时候要极左，周恩来又如何能熬到最后？然而周恩来在左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然而这正是大陆官方所不愿面对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７月２３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
　　７月２６日，周恩来批评彭德怀「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分开」，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２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彭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 
　　庐山会议之后，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４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１５个时期：（１）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２）立三路线时期；（３）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４）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５）长征、遵义会议；（６）张国焘分裂时期；（７）北上长征时期；（８）洛川会议及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９）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１０）华北抗战时期；（１１）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１２）七大前后；（１３）西北野战军时期；（１４）抗美援朝时期；（１５）主持军委工作时期间。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 　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谈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时，周恩来插话表示：彭德怀是高饶事件中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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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著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 　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 　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对于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
　　「揪彭」无疑符合毛泽东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中不同的说法：（１）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 　（２）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１２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出「揪回」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周恩来主持的的中央项目组的会议上，做出把彭德怀揪回的决定。 　戚本禹指派阎长贵向朱成昭传达了此命令。 　但是朱成昭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 　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况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１００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 　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则是受了周恩来的直接命令的。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采访时一直坚持的：抓彭德怀回来是周恩来直接下令的。根据阎长贵先生同笔者私下的通信也间接证实了此点。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１２月２３日凌晨４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 　而周恩来在２４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关心远远不如对毛泽东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议所做出的反应来得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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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彭德怀被批斗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 　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９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实，彭德怀在北京遭到的批斗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同意的。
　　王力回忆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这是执行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做的决定。……他（们）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决定，他们说是的。再一条是把彭德怀交给群众批判，结果搞成了批斗，把彭德怀的肋骨打断。戚本禹说这也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他执行的。他们也问了汪东兴、杨成武，说确实是中央开会决定的。对此，王力解释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项目组的会也是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１９６７年１月底２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 　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
　　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７月１９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７月１９日到２２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１９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２２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２０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７月２２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付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２０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１）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２）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３）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４）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它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３０１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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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彭德怀项目组组长

　　实际上，彭德怀项目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 　项目组组长的挂名是有个潜规则的，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 　对于彭德怀项目组的组长一事，《彭德怀年谱》如此记述：「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８日，项目组传达中央项目领导小组指示，宣布各办公室领导成员和工作对象。彭德怀项目办公室领导成员（略）。」 　一个略字，无字胜有字。
　　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项目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项目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项目组的会议，中央项目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项目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项目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原报告是这样写的：

　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
　　时间为１９７０年年９月１７日。
　　黄永胜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

　　吴法宪说：按照我们当时的做法和理解，黄永胜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
　　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项目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吴法宪更是表示愤慨：「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项目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推而广之，对于在文革中被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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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龙被整与周在其中的作用
 
　　贺龙之所以倒台，其根本原因在于：在毛泽东眼里，他是站在刘少奇、罗瑞卿一边的，是不可以信任的。在贺龙被迫害的过程中，虽然林彪涉入很深，但是无疑又一次成为给众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掩盖劣行的「替罪羊」。
　　毛泽东最初确实没有要打倒贺龙，只是考虑将贺龙夺权、让贺龙靠边。但是，由于贺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使毛终于作出整肃贺龙的决定。贺龙对待刘少奇的态度始终不能让毛泽东满意。贺龙四处插手在先，林彪搜集材料报给毛在后。林彪仅是毛泽东安排搜集材料的其中一位。而成钧等人供认的「贺龙兵变计划」让毛泽东彻底改变了主意。
　　周恩来在贺龙事件初期是伸出援手过（在本文不是讨论的重点，如有兴趣者请参看官方《贺龙传》以及《周恩来传》等）。但是致命性的两封揭发信连使本来对贺龙持同情态度并给以有限保护的周恩来来了个１８０度转弯。在贺龙被项目组审查和迫害的过程中，周恩来则更是难辞其咎。周恩来负责实施了整肃贺龙的决定。而且人们至今还没有注意到的是：周在给贺龙平反的过程中有意拖延和阻挠，最终导致了贺龙在１９７４年并没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薛明一家在最后也忠于明白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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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刘冲突是贺龙遭整肃的根本原因

１．毛、刘冲突

　　中共党史上每一次权力斗争都会冠之以路线原则斗争，并以此对所涉人员划线。毛泽东的名言之一就是：「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三年大饥荒之后，在中共要员眼里，毛泽东与刘少奇相比，一个是威望大损，而另一个则是如日东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足以让毛泽东怀疑自己的接班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虽然毛泽东后来承认：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是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 　其实还要更早。
　　就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久，毛泽东已下令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始策划排除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层的反对派。 　随着社教的进行，更是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１９６４年，「四清」运动开始，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在南下视察安徽时候，发火：「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甚至说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 　大批省部级干部才纷纷下乡。
　　除此之外，刘少奇还指责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刘少奇竟然含沙射影的说毛泽东的著作是「教条」的。对此，毛泽东不能不感觉到「大权旁落」，内心对刘少奇非常反感。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２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底，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也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毛泽东在１２月２６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于是，从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断深化，终于变得难以调和，终于使毛泽东认为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要整倒「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到一线。

２．整肃罗瑞卿

　　对于毛泽东来说，到底谁是属于「刘少奇司令部」的，并无明确范畴。但是，只要不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我这边，脚踏两条船的，就是属于被整的范畴。在毛、刘之间搞投机的人，想脚踩两条船的人自然为数不少。而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搞「文化大革命」，前提就是要先把军队牢牢掌握。对于军队里面那些毛泽东认为对自己不忠的人，对刘少奇亲近的人，自然属于要「清洗」之列。于是罗瑞卿便首当其冲。
　　罗瑞卿上任之初，曾经咨询过彭真的意见。彭真告诉罗：你不去掌握军权，谁去？任务虽重，但也有好处，可以多接近书记处，多接近邓小平，多取得他们的指示。 　他们指的是谁，不言而喻。邱会作回忆到：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上边有人对罗瑞卿打招呼，让他当国防部长。 　１９６５年春，刘少奇在昆明讲接班人的问题时，提出一些人泡病号、不工作，岂不知，长期不工作，就是最大的错误。罗瑞卿在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时候，就提到了刘少奇的这个讲话精神。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８日，罗在国防工办党委会上说：「刘少奇怎么不支持（指部院合并）？党中央的副主席，战时就是三军统帅！」 　刘少奇在１９６５年５月，公开放言：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 　罗瑞卿私下对其子女说：我们这些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是少壮派，以后要靠我们这些人。 　根据罗瑞卿自己的叙述，刘少奇曾经在背后散布过周恩来的流言蜚语，这不正说明刘、罗走的很近嘛？ 　在毛泽东看来，罗瑞卿的屁股已经坐在刘少奇那边，已经是不可信任和重用的人。而奇怪的是，罗瑞卿在不同的场合下，包括公开的讲话，关于军队事务的讲话，竟然把刘少奇和彭真单独点出来，例如表示此决议刘少奇已经看过也同意了。如果说刘少奇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怎么理解罗瑞卿为何也要这么提起彭真呢？ 
　　罗瑞卿在手握大权之后，飞扬跋扈，得罪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导致林彪左右为难，不得不把问题提交给毛泽东解决。 　压倒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罗瑞卿断然拒绝江青的提议。文革发动前夕，江青借解决军队文艺工作的问题为名插手军队，要求罗瑞卿支持其搞军队文艺座谈会，被罗拒绝了。于是罗瑞卿成了毛泽东要发动文革的绊脚石，被毛泽东首先清除出局。正如文革史专家丁凯文先生所述：毛在文革中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打倒了「彭罗陆杨」。「彭罗陆杨」是连在一起的，毛是作通盘考虑的，「彭罗陆杨」就是刘邓司令部的前沿阵地。 
　　自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７日，林彪就开始病休，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和聂荣臻共同主持。 　但是贺龙主持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主持的国防科委因为机构重迭的问题，两者矛盾重重，如同水火。中央军委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但是罗瑞卿在处理过程中，却未能处事公道，偏向贺龙，引起聂的极大不满。 　曾任贺龙办公室副主任、贺龙的秘书何家为认为：贺龙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好，但是军委的其它几位副主席都是受罗瑞卿打击的。贺龙则不然，两个人互相支持。 　毛泽东曾多次对罗瑞卿说，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 　贺龙却由此和罗瑞卿走的太过于近乎，不仅在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 　当毛泽东要拿掉罗瑞卿的时候，贺龙自然也在考虑之中。
　　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听取中南局汇报工作时有段插话（是一大段的插话），特别强调了要突出政治：「有的同志重业务、轻政治，是方向问题。但不是说，不要业务。……可见，搞个人野心总是搞不久的。我们党五朝书记都不好，但也没有人能把党搞垮。最危急的是内战后期，王明路线的几年。遵义会议后十年，虽然还是洛甫当总书记，王明路线基本被克服。但抗战初期，也有过王明路线。……因为搞个人野心，总要有几个人合谋，可是联络人多了，就容易暴露了」王任重说：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１６日上午，毛主席在北京西郊观看大比武表演，１６日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一栋两层楼的小会议宣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讲话，讲了半个多小时，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一个是准备后事要搞接班人问题(接班人五个条件)。其中尖锐地提到五朝书记，但没有与「野心家」联系起来。１９６５年１月毛主席讲话特别强调了「野心家」，「野心家」指谁，当时谁也不知道，也不便问。 
　　毛在当年对罗瑞卿问题批示到：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毛泽东在１月份的话不就是这个批示的翻版么？
　　作为孤立和打击罗瑞卿的第一步，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９日被批。有人「策反」肖向荣：「罗瑞卿是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你要与罗划清界限，揭发罗的问题」。 　１１月３０日，批判肖向荣的会议结束之际，会议主持人王新亭特意来询问贺龙：「贺总，现在批肖向荣，说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反问为什么，王回答罗讽刺林彪。贺龙说：「如果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事隔两天，也就是１２月２日，王新亭再次找贺龙，告之批肖的事情要出简报并且将写上罗是肖的后台。贺龙坚持说罗瑞卿绝不会反党，这个不仅可以担保而且可以传达。 
　　实际上这是毛给了给贺龙一个表态的机会。毛泽东也给了林彪同样的机会。在１１月初，毛泽东就要求林彪对罗的问题表态，并表示如果林身体不好可以由叶群代为汇报。在１１月底毛泽东召见叶群之后，从此有了「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说法。而毛泽东在１２月２日就大骂了罗瑞卿是野心家。 　林彪的表现比贺龙更令毛满意。
　　于是，整肃罗瑞卿，贺龙被完全蒙在鼓里。上海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被叶剑英取代了！ 　根据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先生的研究：因为罗所处的敏感位置，毛泽东当然认为会前知情的人越少越好，以免走漏风声。惟多种材料及回忆表明，常委中除毛、林之外，起码周恩来、邓小平是知情的。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到达上海的当天，１２月５日，即召周恩来从北京飞上海。当天，周在毛召见后，即成为毛有关批罗指示的实际执行者。其它与会者中，起码陶铸、谢富治、叶剑英、肖华、杨成武、李作鹏、张秀川、王尚荣、雷英夫等是知情的。政治局成员中，刘少奇、彭真、贺龙等不知情并不奇怪。在毛的心目中，罗与他们走得那么近，提防还来不及，岂能让他们事先知情！至于彭真，毛就干脆以在京「看家」为名不让他到会。 　而且周恩来还特意让吴法宪对彭真封锁消息！ 
　　事情很明显，贺龙已经同罗瑞卿成了拴在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而且在毛泽东的眼里已经成了刘少奇的人马，属于要拿掉的人！自然，下面接着批罗的事情，毛泽东没有让贺龙掺合，而是放了贺龙的「假」，为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打开方便之门。同样，毛泽东也有意暂时让贺龙「清醒」，做个逍遥派，以免在解决罗的问题上又陷了进去。但是事实证明，即使后来毛泽东当面点拨贺龙之后，贺龙依然我行我素，终于导致自己被彻底打倒！

３．贺龙和刘少奇、罗瑞卿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底异乎寻常的发了「雷霆之怒」，以「四清矛盾」为出发点，于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５日，毛泽东连续指责刘少奇，最后竟然得出结论说：白区的正确代表是李雪峰。 　最后由于王力和陈伯达的努力，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道歉，作为响应，毛泽东对一些领导人表示：「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此招纯是「烟雾弹」。刘少奇的道歉就是真心的嘛？刘少奇很清楚，自己同毛泽东相比，最大的劣势在于一个是军队，一个是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多年来树立的崇高威望。 　
　　而在１９６５年的５月２６日《体育报》和《解放军报》率先刊登出《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一文。接着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体育报》、《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报道《毛主席刘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全国各大报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８日纷纷转载该文。虽为通讯报道，但是此事却是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６日的事情。事过一年，《人民日报》才在头版发表此事，究竟是为什么？
　　此文完全是大搞个人崇拜。记者报道：
　　「从车上步下两位身材魁梧、和蔼可亲的人，迈着稳健的步伐，向水边走去。正在水库里游泳的首都高等院校学生和解放军战士，远远就认出这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刘主席，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游泳啦！』
　　『刘主席来游泳啦！』
　　青年们看到毛主席和刘主席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只觉得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全身。毛主席和刘主席拨开千顷碧波，肩并肩地向前游进。时而侧泳，时而仰泳，神态悠然，轻松自如。青年们紧紧跟在毛主席和刘主席后面，斗志昂扬，破浪前进。」
　　此时毛泽东远在井冈山，而这次报道又是《体育报》和《解放军报》记者搞出来的，罗瑞卿在此次游泳中又是全程陪同，文中又大肆为刘少奇唱颂歌，宣传规模空前，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相对应的是，贺龙主管的《体育报》却不登毛泽东语录。
　　当毛、刘冲突伊始的时候，形势并不明朗，中共高层或许只有周恩来一个人洞若观火。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对韩丁谈话时明确指出文革的苗头始自于１９６２年。 　斯诺在１９６４年访华时要求访问刘少奇，却被周恩来拒绝，与之对应的是１９６１年蒙哥马利访华，周恩来得知蒙氏在探询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时特意安排蒙与刘会面。 　鉴于会见外国人的特殊敏感性，周恩来此举可谓微妙。而对应的是，当时掌握军队相当大权力的贺龙、罗瑞卿等人却懵然不知，脚踏两条船。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一心一意，就是「小老鼠们，船要沉了，就要搬家了。」 
　　从１９６４年底到１９６５年初，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愈演愈烈。 　当毛泽东决定要清除刘少奇时候，最担心的并不是刘少奇的党务系统，而是军队，是刘少奇对于军队的渗透以及军队高级将领的是否「变心」或者「脚踩两条船」。
　　在１９６５年５月份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引入注目，广为人知的是林彪两次对罗瑞卿的动怒。第一次是因为罗瑞卿在召开之前并没有和林彪商量。 　第二次是因为叶剑英等人告状，罗瑞卿自作主张作了作战会议的总结讲话，拆了叶的台。 　不为人们所注意到的则是，５月１９日刘少奇接见在北京召开的军委作战会议全体成员。罗瑞卿事先请求在京常委接见与会人员，但是林彪以健康理由推迟。林彪突然改变主意，临时到场，并在刘少奇宣布散会之时，表示要讲话。 　林彪否定了与会领导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已经认可的与会者的发言。此意表明刘少奇并不能在军队中享有决定权，进一步延伸则是代表毛泽东讲话的林彪阻止在中央主事的刘少奇插手军队事务。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罗曾在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份讲：「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运动，应该按照刘主席的指示办，刘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执行，但要先试点，刘主席也是这样讲的。」 　贺罗在视察军队的时候，更是露骨：「我们是代表刘主席来看望你们」。 
　　同此事相互对应的是，刘少奇在同年夏天，悄悄走访贺龙。根据贺龙子女的回忆，刘少奇和贺龙话不投机，并当面批评了刘少奇：一九六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刘少奇不预先通知就突然来访。刘少奇坐了一会儿，沉着脸走了。爸爸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愤怒地自言自语：「想搞什么名堂！？有什么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评，就要提意见！……。」 　虽然贺龙子女百般「澄清」，仍然表明：刘少奇在文革前夕极力拉拢串联贺龙并不是子无虚有的事；刘少奇同样希望能够获得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取得同毛泽东斗的资本，同毛泽东抗衡。笔者认为刘少奇对贺龙做了某种承诺，贺龙在文革初期才表现的有恃无恐。这种拜访并不是没有结果，在文革展开之后，贺龙对刘少奇的态度相对于其它一些高级将领例如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等是迥然不同的。 
　　而在上海会议批罗瑞卿，刘少奇飞到上海还没有下飞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就把批罗的数据送上飞机。 　当天晚上，刘少奇来到贺龙住的地方，询问贺龙是否事先知道批罗。贺说不知道。刘少奇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刘的这句话，意味深长。
　　刘少奇为什么要找贺龙问呢？　　
　　聂荣臻说：「刘邓只听贺龙、罗瑞卿的话，不安排，不听我们的意见。薄一波也出来说：『什么新型材料，我不懂。贺龙６２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要中央重新考虑『二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罗瑞卿与贺龙一唱一合，大叫：『能安排的就要安排，不能安排就坚决不安排，国防工业生产耽误了，工办负责任。』」 
　　上海会议期间，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绊脚石」的罗瑞卿被整，在此时，同罗瑞卿关系密切的贺龙，并没有表现出同罗划清界限。除此之外，贺龙同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密切关系，也是贺龙被毛泽东怀疑成「不能够继续重用的军队领导人」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同次会议上，贺龙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

４．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

　　应该说，贺龙对于毛泽东是支持的。突出表现在：（１）二、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２）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积极支持毛；（３）贺龙领导的晋西北根据地对于延安的大力支持；（４）建国后的庐山会议。特别是庐山会议，贺龙出于个人恩怨猛攻彭德怀的表现让其成为直接受益者。
　　但是，关于贺龙在庐山升任军委副主席一事却存在着诸多不实说法。 　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主持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工作改换问题，请大会讨论，同时并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 　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管。但是林彪推辞不干。 　同时林彪私下委托罗荣桓和罗瑞卿向毛泽东进言，林彪身体难以胜任国防部长，贺龙则是合适人选。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听取意见，还是决定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 
　　贺龙在「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方面也不落人后，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一例。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贺龙是十分信任的，当林彪以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工作时，宣布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开始对贺龙不放心的呢？
　　正如前面所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插手军队是严加防范的，对于军队表现持有二心的将领是很怀疑的。恰恰在１９６４年四清期间许多人都感觉到毛、刘之间出现微妙不合的时候，贺龙的表现可谓独树一帜。 
　　１９６４年９月１８日，贺龙视察解放军政治学院。贺龙公然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以后报告要经过罗瑞卿批准，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做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他们是靠的住的。」 　值得一提的是，贺龙在一些敏感时候公开场合的讲话不能不让毛泽东重新考虑贺龙的立场。
　　私下里的贺龙，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有过比较。贺龙对其长女贺捷生说：「你在宣传部工作，不能犯错误太多，特别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你这个小党员要好好看，研究研究，你就是政治嗅觉不灵，干不了什么大事，一定要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请教。」 　另外，贺龙由于性格豪放，经常不拘小节。１９６２年毛泽东接见国家乒乓球队并观看球员表演，贺龙站在门口看了１０分钟就走人。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没有露面。在１９６６年国际乒乓球邀请赛闭幕式上，乐队奏《东方红》，全场起立，贺龙却一个人起身走了。薛明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禁不住喊出声：「糟了。」 
　　但是，在中共的高层，窃听、监视甚至互相卧底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关人员的往来、谈话、行动都会有人注意并且上报。 　毛刘之间更是如此。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毛泽东离京四处「交底」，密谋倒刘部署。但是在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其中有毛泽东谈四清运动：「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而毛泽东也不示弱。罗瑞卿在任公安部长时，曾经因为交报告少而遭毛泽东训斥：你的党性比XX差，比XX委的人差，他们XX部，XX委买茶叶的事我都知道，你们公安部的事情我不知道。」 　毛泽东真的不知道公安部的事情？毛泽东是在提醒罗瑞卿不要自己做大，太过于自主。
　　由此可以推论，贺龙的诸多不敬行为，瞒过毛泽东的可能性不大，且不说其有部分是公开讲话。这些「大不敬」很容易在毛泽东那里产生歧义，在毛泽东紧盯刘少奇，防止刘少奇挖自己军队墙角的关键时刻，贺龙的这些话在毛泽东听来，无异与是向刘少奇表忠心。不仅地方大员党务干部唯唯诺诺，视若神明，连属于自己「禁脔」的军队系统干部也向刘少奇输诚。这些无可避免的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要搬倒刘少奇的想法，犹如多米古诺牌效应，反过来会加深毛泽东对贺龙的猜忌和不满。
　　毛泽东准备在国内做「大手术」的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决定同苏联缓和关系。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中央派出党政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副团长贺龙)离京赴苏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４７周年的庆况活动。但是，期间却发生了令毛泽东震惊的一件事。１１月７日晚上，苏联国防部副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同志一听这话，立即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回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周恩来在听取贺龙报告后一再向苏方提出强烈而严正的抗议，直至勃列日涅夫道歉。 
　　事情更加严重的是，１１月８日，美国、英国等国的通讯社根据头一天马利诺夫斯基一事从莫斯科报道：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 　对照历史，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手段，改变别国党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先例。共产国际解散后，在斯大林时代以及以后的若干时间，苏联也从别的国家党内找到内应并施加影响和压力，从内部进行颠覆，以改变不按其指挥棒转的别国党的领导人。 
　　这件事有双重效应。其一是大大影响了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其二是当贺龙被整肃之后，周恩来会变本加厉来整肃贺龙以洗清自己在其中的干系。
　　这些事对贺龙的影响绝对深远。
　　赫鲁晓夫的下台与上台都与军队密切相关。著名文革史专家王年一如此评论：搞掉赫鲁晓夫得力于军方的支持。马林诺夫斯基如此猖狂挑衅，对毛泽东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知，毛泽东此后想到了政变问题。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和对付「兵变」、「政变」的问题。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３、４月间，毛泽东问过军队和地方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肖华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１９６６年４月，江青对刘志坚表现出忧心仲仲的样子，说她耽心「毛主席在杭州的安全没有保障。」刘志坚立即转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立即通知南京军区许世友采取措施，加强对毛泽东的安全保障，许世友立即作了部署。总参请刘志坚将此情况报告周恩来和军委。刘志坚从上海赶到杭州，向周恩来、林彪、叶剑英作了报告。 　此后在「兵变」、「政变」的问题上的定位一直到林彪作了著名的「５１８讲话」时到了一个顶峰。
　　那么，毛泽东担心谁会搞「兵变」？１９６５年底和１９６６年初，毛泽东在武汉和杭州的时候，曾经两次同陈再道谈话：「中央可能会出现修正主义分子，你是听谁的呢？听我的，还是听什么人的？你不是已经揭露了罗瑞卿了吗？岂只一个罗瑞卿呢，还有比他大的呢，他们都盼望我下台。就像赫鲁晓夫搞斯大林那样来搞我，就像勃日列涅夫赶赫鲁晓夫下台那样来逼我下台。这都是可能的，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和你讲故事。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办？」陈再道表态说：「主席，你放心，我是坚决地站在你这一边的，坚决地要和一切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我除了你其余谁都不认。这点，已经有人跟我打了招呼了。」 　或许正是这个表态才让陈再道在「７.２０事件」后仍然被毛泽东称之为「同志」，得以保全性命？。
　　那么谁是比罗瑞卿更大的人物？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 　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写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贺龙、罗瑞卿正是毛泽东心目中混进军队里面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有句俗话，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在苏联人眼中，贺龙自然是「有缝的那只蛋」。而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来作「秘密报告」，同苏联这么搭上界的，自然属于被怀疑之列。所以无论以后贺龙如何洗涮自己，总是有点「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的味道。
　　刘少奇说：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 
　　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表示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贺龙被搞错了。但是同时，毛泽东也表示：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可见，贺龙的「军阀」形象对毛泽东的刺激甚深。笔者认为：如果说发生兵变，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贺龙。

５．林彪与贺龙的历史纠葛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向贺龙谈起林彪，并对林彪做了一番负面的评价。诸如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而背后却写信要撤换他（指会理风波－－笔者注），另外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全大局等。贺龙借此事询问陶铸，知不知道林彪在历史上的问题。陶铸告诉了林彪。 　根据罗瑞卿的回忆，贺龙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薛明回忆：早就知道林彪的历史问题，而且做过揭发！ 　薛明说：周恩来告诉贺龙同志，陶铸向林彪反映贺龙讲了林彪在长征中的坏话！ 
　　根据《贺龙传》的记载，蒋介石曾经在１９３８年１月于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人都参加了。会后，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此事成了林彪的心事。 　笔者认为，此事有被大肆渲染之举。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初期，表达过类似意见的不少，彭德怀还喊过蒋介石万岁，周恩来也说过不少蒋介石的好话，历史环境使然。
　　薛明在延安曾经揭发过叶群，此事被认为后来林彪整贺龙的原因之一。在延安，薛明揭发叶群那件事，明明是薛明的错，如今一边倒的回忆录都咬定叶群有特务嫌疑，其实是不公道的。当时延安整风中的「审查干部」运动，或者叫做「抢救运动」，普遍存在的过左的倾向，片面夸大敌情，冤枉好人。如今都说是康生的错，其实错者绝非康生一人，否则也不会成为「运动」。许多人成为受害者，诸如柯庆施、陶铸和曾志，等等。最惨的当然是王实味，直到被冤杀。叶群也是受害者。像叶群和薛明这样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当时是怀疑的重点。我们不排除薛明也曾遭到过怀疑的可能。薛明揭发叶群，有可能是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影响，也有可能是为了撇清自己，也有可能是出于女人间的嫉妒。不论何种原因，事后总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没错。但不要非得把别人说成是不革命、反革命、特务。事后不仅薛明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贺龙也没有。甚至现在写回忆录的人也没有，就因为叶群是林彪的老婆。「抢救运动」做到别人头上是不对的，是毛泽东、康生的错。做到叶群头上，难道就是对的吗？
　　笔者认为，第一件事，毛泽东难逃挑拨离间之罪。如果林彪真的有错误，毛泽东有权利批评，但是在另一位高级将领贺龙面前谈及，实在是不利于团结，而是呈口舌之快，搬弄是非。第二件事公正地说，林彪是做了一件好事。历史也证明了蒋介石有抗战之决心。为了抗战抵御外侮，利用蒋介石，鼓舞士气，何罪之有？第三件事，笔者认为诸多文墨骚客应该客观看待历史和秉直书写历史，而不是「为政治服务」。试想，贺龙在最后时刻，不就是因为「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被耽搁，以至于不幸身亡！
　　其实除了宿怨之外，林彪对贺龙还有「知遇之恩」。
　　彭德怀在１９５９年的７月１４日上书毛泽东后，其下台的命运即以决定。林彪在８月４日出席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向新上庐山的中央委员传达中央的精神。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 　但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开始同彭德怀以及其它政治局常委们讨论国防部长「换马」的呢？根据《彭德怀年谱》，毛泽东在８月１日对于彭德怀提出的不再管军委一事表态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 　但是在８月７日，毛泽东单独同彭德怀谈完之后，彭德怀委托其秘书写一个辞掉国防部长、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信。 　在８月１１日毛泽东主持的八中全会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彭德怀、黄克诚的工作改换问题，请大会讨论，同时并决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 
　　但是林彪对于此事的反应如何？根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关光烈的回忆，林彪对于此事非常不感兴趣。早在１９５８年军委扩大会议「反军队教条主义」的时候，林彪就写信告诉毛泽东，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林彪还委托罗荣桓向毛泽东说自己不想干，毛泽东批示还是要林彪干。 　但是舒云并没有解释林彪不想干什么。根据 Frederick C. Teiwes 和 Warren Sun 合著的《The Tragedy of Lin Biao：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１９６６-１９７１》中透露，根据他们的采访，对于广泛流传的：
　　庐山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并说，毛主席准备让林彪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说，国防部长外事任务较重，林彪身体不好，似不宜担任这一职务。罗荣桓建议由贺龙任国防部长。彭真向毛泽东报告了罗荣桓的意见，然而未被采纳。 
　　事实真相则是，正是林彪私下委托罗荣桓这样做的。林彪同时委托罗瑞卿向毛泽东进言，不同意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了林彪对于出任国防部长毫无兴趣。 
　　而关光烈的回忆则证实了这一点。１９５９年的庐山回忆开到一半，毛泽东命令林彪上山（笔者注：根据种种材料笔者推断林彪是７月２９日才上庐山；亦有材料认为林彪是２５日上山，例如最新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彪日记》 ）。林彪上山后，周恩来找林彪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由林彪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全军的事都要管。林彪让关光烈给周恩来打电话，说他的身体担当不了国防部长。 　８月１７日八中全会决定撤消彭德怀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同时决定林彪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贺龙为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但是正式公布则是在９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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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终于作出整肃贺龙的决定

１．贺龙在文革初期的表现　　　　

　　值得指出的则是，贺龙虽然被毛泽东暂时抛弃在一边，但是并无要继续整肃的理由。可是贺龙自己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用人的战略，没有认识到自己可以成为牵制林彪的一个棋子。在毛泽东整肃刘少奇的时候，贺龙不积极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没有能够反戈一击，于是贺龙在毛泽东的棋盘上成了「闲子」。而贺龙自己却不甘寂寞，到处插手，从而导致自己被动，以致被整。

（１）文革初起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而彭真掌控下的《人民日报》迟迟不予理会，直到１１月３０日才转载。此事后来成为彭真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罪证。各地方报纸转载的时间各有不同，华东各省率先响应，很多省却按兵不动。毛对此极为恼火，成为以后算账的一个依据。
　　贺龙在这之中的表现肯定是不能令毛泽东满意的。有一个例子是四川省委当局对于是否要在《四川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举棋不定，于是向邓小平打电话请示，碰巧邓小平不在，于是又打电话给贺龙，贺龙回答不转载。于是，《四川日报》便没有及时转载，一直拖到到１２月１８日，比北京还晚了半个多月。 
　　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８日至３０日，毛泽东同康生连续三次谈话。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毛泽东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要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解散。康生后来在５月５日和６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贯穿一个中心问题：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出了，彭罗陆杨，田家英、邓拓、廖末沙都是，向中央进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３月３１日，康生奉毛泽东之命回到北京并且当日将三次谈话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看并汇报四个小时。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不仅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严格看待这是夺取文化战线上领导权的问题，以利兴无灭资，组织自己队伍，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即「二月提纲」——笔者注)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同时，周恩来还特意用打电报的方式告诉毛泽东以示郑重，表示对毛泽东给以坚决的支持。 
　　在４月９日至１２日，此时的刘少奇忙正忙与外事活动，由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周恩来明确指出：《彭真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周恩来同时警告彭真：想不通可以保留看法。你现在需要沉默。毛主席看过那些人的文章，而且是亲自批准发表的。你我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都应尊重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能再出现任何裂痕了。 　实际上，就是让彭真闭嘴，老老实实的等着挨批！更为重要的是告诉彭真，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是不会站在你的那一边的！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圣谕」，违抗不得！
　　贺龙在４月９日由成都回到北京。彭真在这紧要关头，在４月１１日晚拜访贺龙。 　彭贺如何谈的现在是无从知晓，但绝对不会是如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联系到上文，刘少奇的拜访以及那篇不容忽视的报道，贺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表态，也就不难理解。

（２）贺龙「插手」军队

　　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与卡博、巴卢库谈话，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笔者认为，毛泽东主要是针对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及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和总参「８.２５事件」而言。
　　诚如余汝信先生分析，中央在５月份下发的[６６]２６８号文件，尤其是肖华发言对刘亚楼的指责，才是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 　在会议中，空军党委常委形成了三派：１、吴法宪、余立金；２、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王辉球；３、张廷发。吴余在会议初期是被批派，也是少数派。吴法宪回忆到：北京军区空军还比较好，没有跟着起哄，其它如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还有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他们和常委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哄啊、闹啊的，……。 
　　众所周知，中共军队历来是讲山头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的「山大王」自然是贺龙。会议中间，６月１９日晚饭后，原红二方面军出身的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是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与此同时，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等原红二方面军的几个干部，又到了军委副主席贺龙那里，向贺龙汇报说，空军党委正在开会，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据说贺龙当时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这个情况是真是假，我闹不清楚。因为我当时没有直接见到贺帅。这些话我当时并不知道，都是以后成钧他们自己做检讨时讲出来的。成钧、黄立清、廖冠贤、傅传作他们都同时说到了这一点。」「贺龙还表示：『吴、余是有错误的』。」 　贺龙当时还说过：「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姑且不论吴、余是否真的是有错误，贺龙未经与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商量，对空军高层的矛盾匆匆表态，给吴、余定性，这对于这次会议中的矛盾激化无疑是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贺龙的这种私下表态行为就是一种「地下活动」－明显是违背了组织原则的。
　　相对于同时「插手」的叶剑英，贺龙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会议初期，６月９日，叶剑英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内称：「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互相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数据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 　叶剑英说的是「官话」，态度是不偏不倚。
　　而且此时的叶剑英没有独断专行，而是经常同林彪联系，及时汇报会议情况。 　林彪在得知空军七常委联名控告材料内容之后，对叶剑英称：「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根据吴法宪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的交代，林彪当时说：「在空军现在这个领导班子中比较起来还是吴法宪、余立金比较正，刘震、成钧等人搞地下活动，搞罢官夺权，是不允许的。」 
　　而叶剑英在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在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小平说他完全同意。第二天７月４日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都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由邓小平亲自记录。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它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 
　　对于几乎同一个时期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中暴露出的矛盾，林彪亦同时指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常委的意见同林彪是完全一致，就是现在领导班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不能罢官，更不能通过「地下活动」来搞！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少奇主持的７月４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贺龙是参加了的。贺龙同中央唱了反调。贺龙在７月１１日召开的讨论空军问题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表示：「个别也可以做些调整嘛」 　而众多的贺龙传记，视７月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而不见，把贺龙的话作为贺龙反对林彪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就在７月１１日晚，贺龙大发牢骚：同林彪的斗争，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斗争到底。我就不相信他这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讲话。 　根据范硕的说法，「在７月１１日，叶剑英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针对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两个第二把手的问题，提出批评。他形象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某些人『罢官』『夺权』斗争，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刘震）。」 　现在难以得知的是，贺龙的这番牢骚如果是真的，难道真的仅是对林彪一个人？毛泽东在６６年９月９日要求贺龙对一些对其不满的同志包括林彪登门拜访，这些其它同志都是谁？叶剑英的那个比喻对于贺龙来说，不也是个讽刺？
　　据知情人告之，这些老同志之一就是叶剑英同志。
　　林彪对此心知肚明：「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不仅我们党没有今天的胜利，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今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这个人。如果在贺龙底下，在张国焘底下，我早就没了，脑袋也早就没有了，一定没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没有，而肯定地没有，而是肯定地没有的。张国焘能允许我这种人吗？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贺龙能够允许我存在吗？那就变成段德昌，（二十八年开到鄂豫皖去的……）贺龙不会留我，张国焘不会留我。」 
　　不仅林彪清楚，就是其它人也清楚。邓小平说：（林彪）至于和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据笔者所知，陈锡联曾经揭发，在文革初期，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委的黄立清告诉陈：如果他们（指吴法宪）整我，我就到贺老总那里告状。

（３）总参「８.２５事件」（依据笔者手中最新的总参的材料，此事件主要应该由杨成武负责）

　　「８.２５事件」的主角王尚荣说：他是在那种「革命」气氛中，胡胡涂涂签名的。他是贺龙的老部下。是不是糊胡涂涂签的，笔者没有关键材料来证实。
　　８月２２日，杨成武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总参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机关开展文革的动员报告。会后，有人就在总参机关所在地贴大字报，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一批大字报，其矛头大部分是对着总参领导对着杨成武。
　　８月２５日下午，毛泽东要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本来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但是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徐业夫将他接到孙电话事告之杨成武，杨请示了周恩来，周同意了杨为照顾群众情绪，不要潘参加接见的建议。
　　但是外事局一些干部对此不满，借２５日下午总参党委召开会议之时，冲到会议现场质问杨成武，杨成武对外事局冲击会场的同志做了解释。这些冲击会场的干部退出后，杨成武又向到会的总参党委委员和列席的部、局领导重复了一遍。王尚荣是总参党委委员，参加了这次党委会。杨成武两次叙述潘未参加接见的经过，王尚荣都是亲自听到了的。但是当天晚上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随后各部、局马上响应，纷纷贴出了大字报，表示对外事局部分人的「革命行动」的支持。总参机关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使人有「乌云压城」之感。 
　　周恩来获知此事，打电话告杨成武，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随后，周还亲笔写了一信说明事情原委，徐业夫也于２７日写信给总参党委作出解释。总参党委收到两信后，第二天公布于众。二人的信立马把局势翻盘。
　　８月３０日，叶剑英在三座门开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讲话指出此事是错误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也批评了王、雷。王、雷做了自我批评。 
　　下面的陈虹的说法，是国内党史出版物的关于林彪作用的一个「流行说法」：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可是林彪知道了，却抓住不放，他说此事一定有后台，要撤作战部长、副部长的职」。「第二天，林彪亲自召集军委会，老帅们大都参加了，贺龙副主席也到了会。林彪讲了对『八二五』事件看法后，坚持要撤掉王、雷的职务。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可，于是会上决定撤销王尚荣、雷英夫总参作战部正、副部长职务，交代问题。随后军委给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发电，宣布了王、雷被撤职的事，作战部掀起了对王尚荣、雷英夫的揭发批判。总参各部局的同志也到作战部参观大字报。这就使总参机关的局势得到了控制，变得较为平稳」。
　　陈虹又说：「客观地讲，林彪当时利用了『八二五』事件，对王尚荣等人进行了迫害，并借这个事件整了贺龙同志，这件事的平反是完全应该的。但这不等于说这个事件就是正确的。就这件事本身来看，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不能说成是对的」。
　　余汝信先生评论到：笔者十分同意陈虹最后这段话的后半部分，却难以同意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对总参「８.２５事件」的定性，周恩来早在林彪之前已认定是王、雷要夺权，周不是说了「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吗？林彪后来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并没有什么错，否则，作为军队中枢的中枢——总参机关的局势难以稳定。而且，这一处理意见得到了军委常委会议全体与会者（包括贺龙）的一致认可，不能说是林彪一人对王尚荣（陈虹此处没有提雷英夫）的「迫害」。陈虹文章还多处为杨成武开脱，认为杨并无意要处理王尚荣，这恐怕也有违当时事实。总参大院内发生的事，杨成武不主动去汇报，周恩来、林彪怎会这么快就知道？以杨的脾性，周、林对事件的性质都已表了态，维护了杨的权威，杨高兴还来不及，还会为王尚荣说什么好听的话？ 
　　而事情的关键还在于，在这大字报上，不仅有王尚荣的签名，还有贺龙办公室的人。 　贺办还随后另外起草了一张「炮轰办公室党委」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杨成武，号召向王尚荣学习，虽然贺龙、薛明并没有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而且贺龙对大字报内容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事后，薛明还是为此做了检讨。 
　　而王尚荣在被「揪」出来之后，王的爱人打电话给薛明，说王尚荣想见贺龙。 
　　针对此事，林彪批示到：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对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并报告毛泽东。 

２．毛泽东决定整肃贺龙　

　　贺龙上述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但是更重要的是贺龙对刘少奇的态度、贺龙与林彪的关系终于使毛做出了整肃贺龙的决定。
　　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的批评了刘少奇。就在当天晚上，周恩来约各元帅（包括贺龙）谈话，谈了三个多小时。 　周恩来此举，明显是在向各元帅交底。吴法宪回忆到：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据笔者考证实为６日）周恩来亲自向军队主要领导人打招呼，传达毛泽东的「大字报」精神。与会者除吴法宪外，还有杨成武、张爱萍、肖华、许光达、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周恩来将毛的「大字报」向众人连续念了两遍，并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先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周恩来向各位元帅交底只会比同吴法宪等人交的更深。
　　随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召开的一系列解决刘少奇、邓小平「问题」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并没有表态，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向毛泽东表示「忠心」，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回答：「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此外，有知情人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军队系统将领与会人员只有贺龙一个人对批刘、邓不积极，这也可以从《贺龙年谱》以及其它材料反向理解得知。 
　　贺龙同刘少奇藕断丝还连。不仅不划清界限，在王光美受红卫兵冲击后，贺龙见王骑自行车上班不安全，特地从军委总参派出一台卡车保护王上下班。 　８月１８日刘少奇上了天安门，但是一位工作人员发议论：「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贺龙当场批评：「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的表现无疑是辜负了毛泽东的期望。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免职，贺龙就被毛泽东用做牵制林彪的重要人物。上海会议批罗，贺龙则被解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 　但是随后在１９６６年３月份举行的批罗会议，贺龙却被排除在外。上海会议一结束，贺龙就被安排到广州休息，随后被中央安排到西南视察。 　特别是中央传达有关罗瑞卿问题之时，特意保护了贺龙。 　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有意安排，刻意让贺龙同罗瑞卿事件摘清。罗瑞卿被批判之后，林彪曾严令军中诸将「批罗不可涉及贺龙」，所以那时贺龙丝毫不曾被牵连。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开始的「批刘邓生活会」，当牵涉到贺龙的时候，毛泽东下令停开，保护了贺龙。 
　　但是也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在权衡各种因素利弊之后，毛泽东还是选择了整肃贺龙而不是继续保护。但是在整肃之前，还是给了贺龙最后一个机会。
　　毛泽东在９月５日，把林彪递交上来的揭发信/诬陷信交给贺龙。同时毛泽东对贺龙表态：「你不要紧张，我当我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很，能联系群众」。 　当时贺龙表示要找林彪谈，但是毛泽东婉言拒绝。 　但是三天以后，９月８日晚，毛泽东通知贺龙去谈话。９月９日徐业夫按照毛泽东指示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争取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缘何这般安排？９月８号，毛泽东故意置贺龙于召开的中央军委常委会之外（详见下文），目的就是让贺龙登门拜访的同志在贺龙拜访之前知道毛泽东的底。
　　１０日，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登门拜访林彪。林彪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这次谈话，很明显的是林彪要让贺龙表明在毛、刘之间的立场：支持谁，支持毛，反对谁，反对刘，提醒贺在关键时刻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贺只是绕圈子，打转转，王顾左右而言他。话不投机是很正常，也从令一个方面证实了贺龙没有彻底抛弃刘，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期望。林彪等于把底透给贺龙，但是贺龙模棱两可的答话无疑让自己陷于日后的被动。
　　贺龙同林彪谈话之后，还去拜访了其它几位毛泽东提到的几位同志。这几位同志是谁，笔者无从知道。但是有人写道：这几位同志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言；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 
　　毛泽东在文革中多次用「登门拜访」的形式来测试对方的政治表态。 
　　９月中旬，贺龙对一位领导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不承认存在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１０月，贺鹏飞还喊：「谁反对刘少奇，谁就是他妈的反革命！」 　贺家的子女确实表现的也非常突出。７月，贺晓明在北大同江青辩论长达三个小时。 　毛泽东在７月１８日回到北京之后，还亲自做过在清华的贺鹏飞的工作。 
　　刘少奇在１０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做检讨后，贺龙说：「刘少奇的检讨是被迫的。」 
　　知情人告知，在十二月底，贺龙还写了一个报告抬头有刘主席。 
　　毛泽东把自己置于一个调解人的位置，造成的印象是林彪和其它老同志对贺龙不满。毛泽东的权术谋略不可不谓是炉火纯青。
　　就在贺龙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的时候，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跟他招呼，让贺龙坐到自己身边，以示信任。 
　　但是毛泽东这个「好人」，被周恩来「一语戳穿」。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林彪主持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 　这不正说明「打倒贺龙」的整个部署是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吗？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３．林彪参与整肃贺龙　

　　现在可以来探讨一下林彪对整肃贺龙的参与。
　　９月２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主意贺龙，贺龙实际上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由此可见，是军委要开会，林彪才打电话要求李作鹏写材料。而贺龙是否是罗瑞卿的后台有待商斟，但是贺龙确实在搞林彪，而且很明显是贺龙搞在前，而不是在后。
　　毛泽东一面在贺龙面前做好人，另一方面指使林彪充当「坏人」。１９６６年９月８日上午，军委常委会议九人民七会堂新疆厅召开。林彪、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刘志坚、邱会作列席。据会议记录 ：
　　　主持会议的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抖。他的材料很多，只选看了一些综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找各位元帅谈一谈。主席已找贺龙同志本人谈了，要他以后不要这样搞，人家不满意。贺龙同志说，有些是事实，有些不是事实。主席找我、剑英、陶铸同志淡，主席说贺同主席的关系不好。」
　　　「我们元帅中间，除了彭德怀外，贺是最不好的一个。」
　　　「过去早有苗头了，因为不那样紧急，所以拖着没有谈。我从没有同主席谈过。这次他搞到总参来了，利用外事局这样小的一件事，要把杨成武同志搞掉。要打掉杨成武，换上许光达。」
　　　「在空军大闹要搞掉吴法宪，就是他煽动的。打掉吴法宪，替成钧开路。」
　　　「空军开会期间，贺那里是地下司令部」。
　　　「海军他想扶苏振华，搞掉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
　　　「材料很多了，总参、空军、海军、工程兵、政治学院、国防工办、公安部、卫生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他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关系很密切。」
　　　「现在主席说要向高级干部打一个招呼。」这是个打招呼会。会上没有异议。
　　与会的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纷纷表态拥护毛的决策和林彪讲话。 　就在同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通过了经叶群、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提出要成立贺龙项目组的提议，形成了会议决定，并责成中央项目小组写出立案报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根据林彪的说法，材料很多，不仅空海军有，还有总参的，据刘秉荣说有十几封！这个说法和张云生的回忆是一致的。 　如果此说属实，贺龙则是众怨甚多，那么这些材料都是林彪组织的？根据中共党史写作的潜规则，只要和林彪挂钩的、上了林彪贼船的都会「抖个干净」。那么海空加起来材料也就不过几份，其它那些是谁写的，谁组织的？有谁有这么大能量？而且后来贺龙登门造访的不仅有林彪，还有几位其它同志。是谁，难道还不清楚嘛？如此，林彪追究贺龙，仅是其布局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笔者认为林彪搜集的材料完全是毛泽东授意，而且关键的是贺龙确实掺合在其中。
　　同一个会上，林彪还谈了一个事情：「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要危险在主席百年之后，他会放炮起哄，会出乱子。」 　毛泽东怕有人做朱可夫。十月份，关于贺龙有问题的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 　其中，根据洗恒汉的回忆，叶剑英、肖华专门就贺龙的问题同他交底。 
　　正如上文所提到过，毛泽东认为站在王尚荣背后的是贺龙，真正的主谋是贺龙。作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徐业夫为什么要写信给总参党委？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秘书，是无权主动去做此事，而是毛泽东授意。可以说，军队是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后院」，后院起火，可不是毛泽东所想看到的。因此，笔者断定毛泽东对于整个「８.２５事件」是了如指掌。那么林彪坚持要对王、雷按原则处理予以撤职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执行毛泽东的意见？
　　根据王年一的材料，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初，林彪对贺龙的追究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林彪在８月１７日表示海军应该立即收兵停战，立即收回工作组。要团结起来搞好工作。不久，林彪召见了李作鹏（笔者注：实为９月２日，林打电话给李），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李作鹏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给林彪写信，诬告贺龙反对「以四好为纲」，支持海军某些人反对李、王、张企图罢官夺权。林彪将此信报送毛泽东。
　　（２）吴法宪１９８０年９月４日交代：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根据贺龙年谱，是８月２８日，笔者注），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有一天上午林彪约我去汇报情况，即汇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情况，我说：「据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等人交代，会议期间他们曾到贺龙家去谈过，说：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和领导会议，问题很多，又不积极，对开会采取消极态度。贺龙同志回答他们，『那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开嘛，继续把会开好。』林彪说：『这不是明明指示他们夺你的权嘛，我早就知道贺龙插了手，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贺龙早就想叫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叫傅传作他们把材料写出来给我，并且写一个报告给我。』然后林彪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我就回来了。」我回来后就叫成钧、傅传作、黄立清、廖冠贤他们写材料，他们材料写好后交给我们，用吴法宪、余立金两人名义向林彪写了一个报告，将材料送给林彪。
　　（３)吴法宪，余立金给林彪的这个报告写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报告中说：「大概是６月１９日晚饭后，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三人到贺龙同志家里，贺龙同志主动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说了一些看法，和林副主席、叶副主席的看法是对立的。」报告中转述了吴富善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对贺龙的「揭发」，然后说：「我们觉得空军党委这次全会所以在会议前期方向偏了，是和贺龙同志在上面的幕后活动有很大关系的。」林彪将此报告和所附材料报送毛泽东。
　　另外，根据张云生的记述，在叶群组织下，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写了「揭发」贺龙的材科以及几个兵种都写了揭发贺龙的材料。
　　值得重视的是，上述事情的发生都是在８月中旬至９月初。
　　客观的说，根据上述论述，贺龙确实有到到处插手的活动，揭发材料里面诬陷的也会不少。而且更重要的是贺龙对林彪的敌视态度，使得贺龙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组织原则，例如在关系到部队人士变动上面。
　　更深一层，追究贺龙，是林彪自己主动追究的？还是林彪得知毛泽东的意思后主动去搜集的？换句话说，是林彪用材料去改变了毛泽东对贺龙的认识还是林彪知道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有变之后才去搜集材料？甚而是毛泽东授意林彪去做的？
　　王年一曾引述吴法宪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交代：「在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以前，林彪曾多次同我说：贺龙要成钧当空军司令员，你要警惕和防备成钧夺你的权。」 　但是最新的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却再没有提及林彪曾说过这样的话。联系到上述材料收集的时间，笔者认为，吴法宪的这个说法是在项目组压力下的产物。
　　而对于海军的事情，徐向前后来讲：
　　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
　　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不是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为什么落到刘、邓手里去了，并且经过修改。苏振华要斗倒、斗垮、斗臭。海军文革要改组，萧劲光任组长，王宏坤任第一副组长，李作鹏任常务组长。以哪些人组成，他们三人提出。 
　　在６６年的文革初期，空军借倒刘亚楼拱吴法宪、海军倒肖劲光、总参倒杨成武，而这些背后都隐藏着贺龙的影子，而且贺龙也敢说敢做，就如贺龙说调整班子一事。贺龙说：王宏坤可以调出来！ 　军队如此混乱，贺龙俨如幕后「黑手」。毛泽东怎么安得了心？
　　所以，林彪是被毛泽东推到前台来整治贺龙的棋子而已！更重要的是，现在众口一词，只说林彪参与了整肃贺龙，现在众口一词，其它人根本不提，这对林彪是不公平的。

４．周恩来也对贺龙不满

　　按说贺龙对毛泽东矛头指向刘少奇一事，早在周恩来解释毛泽东的那张大字报以前就明了。
　　７月３１日，王任重、李井泉来到贺龙家，对当时的形势议论一番。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因为有人贴了刘少奇的大字报和王光美在清华被群众攻击。 　 贺龙建议王任重去找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主管解决清华问题。而要解决清华问题，势必为向王光美开刀，而向王开刀就是对刘少奇开刀。但是王任重推辞不去，于是薛明出马。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陈述了贺龙的意见。但是周恩来对此态度很淡漠，很是让薛明纳闷。 
　　其时的周恩来正在为贯彻毛泽东的文革意图而操劳。７月３１日，周恩来亲自找蒯大富面谈。贺鹏飞几次也想听蒯大富的汇报，都被周恩来拒绝。蒯大富狠狠的告了工作组一状。 
　　贺龙不是不知道毛对刘的态度。贺龙就在８月１日刘少奇主动承担「文革」中关于工作组错误的前一天，即７月３１日这天，对周恩来说：涉及到刘少奇的处理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顾及党的团结。 
　　８月５日，周恩来在清华主持为蒯大富平反的大会。周恩来说：「我这次来清华是老老实实做学生的，来学习的，也是来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 　同日，周恩来又向贺龙等元帅解释，而贺龙的做法实际上又一次扯了周恩来的后腿。
　　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清华贴出大字报，支持工作组，支持王光美，骂蒯大富。这些都不符合当时周恩来解决清华问题的方针。而这些大字报大都是经过贺龙以及贺龙的秘书修改的。 
　　周恩来主持清华大学蒯大富平反的大会，贺鹏飞对蒯大富是批的体无完肤。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开展，贺龙在诸多问题上，和周恩来产生了矛盾，特别是荣高堂一事。在薛明、贺晓明在凤凰卫视访谈的时候，明确说道：周恩来说荣高棠是反革命，但是贺龙说不是。 
　　８月１８日贺龙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８月３１日贺龙再次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还特意安排贺龙同毛泽东在第一辆车上。事后，周恩来被中央文革小组提了意见。 　贺龙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
　　在得知王尚荣被定性为反革命后，贺龙说：「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要揪后台啊。」 
　　在林彪的９月８日传达了毛泽东对贺龙的看法之后，周恩来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５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时故意透露了一点玄机：「（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 　丁抒先生评论到：周恩来的这种讲法，故意抹去南昌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者贺龙的名字，在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加上了当时仅仅是个连长的林彪。这种对贺龙的贬低在那个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年代里就是一种关于贺龙要垮台的暗示。 
　　１０月１日，贺龙正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有人向贺龙报告荣高棠因为内部派系斗争被造反派围攻，贺龙接到此报，急火攻心，当场晕厥。 
　　贺龙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旬，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作检讨：「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贺龙随后在１１月１３日的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也仅是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给其准备的稿子，照本宣科，显得谨慎，不再当众放炮。 
　　但是贺龙还是身不由己被牵涉的越深，最后周恩来生气了。
　　为了对付不让荣高棠出国的体院和体委少数派，１１月２日下午由国家乒乓球队、游泳队、羽毛球队、体操队组织了个「出国誓师大会」，并邀请了贺龙，荣高棠出席大会。贺龙对此的解释是：「前天开誓师大会，接了请帖很犹豫，未问清楚，本来出国有几百人，讲讲话，一去看到一礼堂人，知道糟了，要我讲话，我就不讲话了。」 
　　到了１１月４日，多数派一些出国运动员等竟不按时上车出国，而到国务院请愿，要荣高棠出国。周恩来对此很恼火：「把贺总也请来了，把贺总给拉下水了！」「听说荣高棠不出国，你们就不去，我一听就以为荣高棠搞的鬼。我对熟悉的同志要求的严，我了解荣高棠，他有许多短处，突出政治不够，原则性不高，政治性不强，还有些迎合。我怀疑誓师大会是他搞的，要批评。」 
　　荣高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陶铸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０日会见体育界造反派时表示：体委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是荣高棠。 
　　贺龙对李达说：「荣高棠是我的接班人，我告诉了总理。」 　这句话传了出来，周恩来的反应如何，不难想象，贺龙是在和总理对着干。
　　时隔半个月，荣高棠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的徒弟、叛徒嫌疑，是周恩来亲自定的。周恩来动怒了，打了贺龙的屁股。
　　周恩来：「你们说荣高棠是个修正主义分子，我看是对的。在我们体委，荣高棠掌握这样领导权的人，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那怎么能不把我们体育界引上歧途呢？」「不晓得从那个时候（指抗战时期）一直发展到现在，却变成一个真正的彭真的徒弟──两面派罗！所以，他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应该说，你们批评得对，他是彭真型的人！」「不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彭真入狱经过的那一段历史。同样的，荣高棠也有这样的经过，也值得审查。」 
　　周恩来认定是荣高棠利用这些尖子运动员来要挟。周恩来的讲话把荣高棠打入了另册。
　　在周恩来讲话之后，陈毅也讲了，贺龙发现预先准备的稿子「步调不一致」。
　　贺龙最后来了个补充发言：「荣高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大会开得很好。要把荣高棠斗倒！斗垮！斗臭！」。 　贺龙这段话明显的是言不由衷。
　　私下里，贺龙对荣高棠说：「我们要相信毛主席。有人想整我，毛主席不听他们那一套。毛主席还说要保你荣高棠。」 　在周恩来把话说明的时候，贺龙还是没有和荣高棠划清界限，怎么不扯周恩来的后腿？
　　荣高棠自然不是反革命，但是在此问题上周恩来同贺龙的认识不同。如果只是群众组织造反派贴荣高棠的大字报，说其是叛徒不要紧，周恩来这个讲话则是完全不同，周在那个时候是被认为代表中央表态。
　　薛明说：「从这以后群众就不饶他了，总理说他是反革命，彭真式的人物，你这么讲不是反对总理嘛？好多大字报就对着我们来了！」 　薛明说：贺龙认为荣高棠是革命的干部犯了工作上的错误。
　　随后贺龙的形势突然恶化，被造反派冲击，与周恩来等这次讲话不无关系，要知道，揪后台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周恩来为什么不替贺龙在荣高棠问题上「撇清」一把呢？周恩来为什么在荣高棠定性一事上不事先同贺龙通个气呢？
　　就在开完斗争荣高棠大会的第二天，贺龙被体育系统造反派逼的有家难回。当天，周恩来指示贺龙暂到钓鱼台６号楼休息。第二天，贺龙按周恩来的指示从钓鱼台搬到了新六所。

（回目录）
三、周恩来负责实施整肃贺龙的决定

　　尽管在１２月２８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让贺龙坐到自己身边，以示信任，然而这丝毫改变不了贺龙的处境，贺龙已经走向深渊。
　　１２月３０日，江青在清华大学当着贺鹏飞的面当众宣布：「你爸爸犯有严重错误，我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要触动他啦，还有你妈，也不是好人。」１２月３１日，「打倒贺龙」的口号响彻北京街头。１月４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贺龙「搞阴谋」、「是个坏人」、「要端出来」。 
　　１９６７年１月９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真正要打倒的未打倒，在军队内并没有炮轰贺龙。贺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反而不炮轰。」「贺龙这个人手伸得很长，不仅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个大土匪，是土匪出身，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一套，４０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吃了饭不干事，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毛主席的」。 
　　同时，受到江青鼓动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传出了风，要到新六所抓贺龙。薛明连续３次向周恩来告急，但是没有回音。 
　　１月１１日凌晨，贺龙本意回东交民巷，途经中南海时临时起意向周恩来报告此事。周恩来得报后让贺龙暂住其家。对于此事，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中已经有详细描述，不多冗赘。薛明、贺晓明在凤凰卫视访谈的时候对此事也说得非常明白，而且薛明特意强调是她建议贺龙要向周恩来报告一下。 
　　据知情人告之，贺龙住进周恩来家后，周恩来有意躲贺龙，不与其交流。但是贺龙极想询问周，如果实在躲不过去，周则以无时间读报让薛明读报来应付。此般种种情节同权延迟所述大同小异。 

１．周恩来出面向贺龙摊牌

　　作为贺龙的老部下，成钧以及廖汉生在不堪忍受的迫害下，在１９６７年初，供认了「贺龙兵变计划」。 　笔者认为此事直接导致了贺龙问题的升级。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周恩来、李富春代表中央正式同贺龙谈话。周恩来主要讲了如下几个问题：１）林彪说贺龙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问题；２）贺龙到处插手；３）毛泽东百年之后不放心；４）洪湖肃反贺龙应负责任。谈话过程中，周恩来不容贺龙分辨，谈完之后就不理贺龙，告之，「我还有事要办」就离开。贺龙当时非常惊讶和气愤：「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指的是谁？周恩来应该是其中一人吧。
　　据知情人告之，当时周恩来讲话如「连珠炮」，不容贺龙分辨，贺龙想插话，但是都被打断或者阻止。贺龙听完之后，并不想离开周家。《中国元帅贺龙》记载：贺龙有很多话要说，实在按耐不住了，站起来想申述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何等聪明，不等贺龙说话，便阻止他。 　薛明回忆：（周恩来的谈话）说的快极了，像一口气念下来的讲稿，不给贺龙说话机会。 
　　谈完之后，贺龙就被送到西山隔离，实则软禁，正如余秋里所言是失去自由。 　贺龙对此番「正式谈话」耿耿于怀：「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笔者认为：周恩来这次谈话，其实就是代表中央同贺龙之间一个摊牌。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连手策划，周恩来执行实施。吴法宪说：「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据我所知，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１９６９年６月９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三Ｏ一医院逝世。」 根据吴法宪的回忆，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连手策划，周恩来执行实施，这也是文革中诸多冤案的一贯模式，例如后来逮捕所谓「四大金刚」等。
　　知情人说，毛泽东在６７年１月份重申对贺龙的的项目审查。 此事应当同成钧的供认有关。知情人说，１９６７年１月份成钧的供认贺龙确有兵变计划，这同１月１９日摊牌贺龙一案的升级有直接关系。

　　王力回忆说：（１９６７年）一月份就不保贺龙了。 
　　６７年１月上旬，陈再道、锺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会议。１月２０日，陈、锺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二方面军出身的副司令员唐金龙在２１日凌晨在家开枪自尽。 
　　知情人告知，有人问过直接办（贺龙）案的人，此人说从头到尾都是周在操作，林一直没有掺合。此言可信。代表中央同被迫害官员谈话宣布中央处理决定是周恩来的一贯职责：无论是早期的习仲勋，杨尚昆还是后来的刘少奇、陶铸、贺龙、「杨余傅」，直到「黄吴李邱」都是由周恩来出面向他们宣布中央的意见，然后关押、审讯、流放。周恩来对这套操作流程想必已经是轻车熟路。 
　　贺龙被送到西山之后，６７年３月份，中央军委改组。贺龙的军委副主席一职被正式撤销。 
　　周恩来对体委造反派的指示：对体委的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心，并再三要求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２．贺龙项目组的设立

　　杨成武回忆：「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文革』中，贺龙被列为项目后，组长仍由周总理接任。」 　这个组长，杨成武的这句话是存在岐义，组长到底是指的贺龙项目组还室指的彭黄专案组？但是如果联系整个文章来看，在杨的文章里面，还列举：上海会议「揭发了所谓罗瑞卿的问题，会后成立了罗瑞卿项目组，组长也由周恩来总理担任。」党中央于１９６７年春成立了对干部的项目审查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陈伯达，成员有江青、康生、谢富治、汪东兴等人。」无疑这个是指的贺龙项目组，因为杨的意思是指这些新成立的项目组的组长开始都是周恩来担任的。
　　在王年一的文章也是如此论述到：王年一在引用了杨成武的原话后，还解释到贺龙的级别是如此之高，「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不担任谁担任？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让周恩来担任这个组长？」王年一写道：「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卡博和巴卢库的讲话中就明确说了：『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９月１３日（正是贺龙在囚禁地盼着周恩来兑现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诺言时）（笔者注：此说有误），中央正式批准对贺龙立案审查，审查报告经过周恩来之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在《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司马公」先生一文中》高文谦答复司马公时，明确点出贺龙项目组的组长开始时是周恩来。 
　　因此无论是王年一还是高文谦都指的这个组长是贺龙项目组的组长，但是鉴于王年一仍然在国内，而高文谦在国外的不同状况，此中缘由不说亦明，王年一不可能像高文谦一样直言而述。
　　综上所述，在杨成武的回忆中，这个组长指的是贺龙项目组的组长无疑。而且这和当时的项目组的潜规则是相符的，就是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 
　　附：周恩来对贺龙项目组请示报告的批示

　　周恩来
　　１９７０.１２.０３

　　「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消。现项目组既又重新提出查此人，可否先告项目组将邓小平以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线索（笔者注：先定罪，再按罪名找材料，是项目组一贯模式，从彭德怀到林彪一案，概莫例外）写一报告来，以便拟此查阅。周恩来。」

　　附一

　　　贺龙项目组的报告

　　　康生、永胜、法宪、叶群同志：
　　　
　　　关于邓小平的三反罪行，招降纳叛等问题，经过调查，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材料和线
　　　索，但其中有些问题的核实和查证，还需要查阅一些档案材料。为此，我们拟到中
　　　央档案馆、中办机要室等单位查阅有关材料，并对必要的部分拍照取证。
　　　是否妥当，请批示。
　　　附：申请查文件目录表。
　　　贺龙专案组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二：

　　吴法宪对贺龙项目组报告的批示：

　　　可否查这些档案，呈请总理、汪东兴同志批示。
　　　１９７０.１１.３０

　　上述这些项目组报告皆来源于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此为具体办案的中央项目小组的典型报告案例。由小组具体操作人员写出报告上报主管人员，由主管人员在上报周恩来。是否可行或材料是否可由采纳，最终都是由周恩来拍板定案。
　　贺龙项目组成立之后，周恩来并不是和贺龙断绝了联系，也不是无能为力了。而这恰恰是官方为周恩来辩护的最大的所谓「证据」。
　　１９６８年８月６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是周恩来主持的。
　　１９６８年下半年项目组曾经准备与贺龙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是这个方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 　反过来，那些迫害贺龙的方案又是如何出笼的？不也是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或者中央项目组会议上通过的？ 
　　其实「背靠背」的策略早在一年以前就出炉了。周恩来：主席说贺龙的问题要背靠背。你们写过信，主席不批准怎么办？我不能拿主席的话压你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你们知道我的处境、我的难处：把他搞出来怎么办？你们知道了就不要去了。不能宣传。宣传也进不去。」 
　　第二天，周恩来又传达了「背靠背的斗是最高指示」。 
　　在同一次讲话中，周恩来告诉这些代表：「贺龙他制造材料，说他一直跟毛主席走，是一贯正确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你们要攻他的要害。研究问题要研究点历史。诸如南昌起义问题，洪湖革命问题，立三路线问题以及段德昌问题。」
　　贺龙死亡之后，３０１医院写的两份「关于贺龙死亡原因的报告」都上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无批示。 

３．贺龙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中扣在贺龙头上的帽子有一大堆，诸如「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土匪、军阀」、「二月兵变」、在体育界搞「锦标主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置贺龙于死地。正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足以置刘少奇于死地，而必须把他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一样，贺龙最致命的罪名是以下几项。

（１）晏章炎揭发贺龙通敌 

　　中共湖北省委１９８３年６月４日报送中共中央的中共武汉市委１９８３年４月１４日《关于晏章炎诬陷贺龙同志的调查报告》说：晏曾三次诬告贺龙。
　　晏章炎：武汉市第二十中学英语教员，其父晏勋甫，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陆军中将参谋长、南昌行营二厅厅长、汉口市市长等职。
　　第一次在１９６４年下半年。他找学校党支部书记袁顺理谈话，他说他父亲在１９５８年被划为右派后，曾告诉他一桩秘密。说他父亲抗战前在国民党南昌行营二厅当厅长时，有一天收到一个报纸卷，拆开后发现一张字条，落款是一个龙字，他父亲当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派了一个姓黄的去苏区找贺龙接洽，回来后说贺龙同意投诚。情况层层反映上去，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有关材料上作批示，予以否定。　笔者认为，若非真的属实，晏章炎怎么敢在贺龙还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揭发此事？
　　第二次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晏写了一份材料，继续诬告。情况又层层反映上去，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予以驳回。
　　第三次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４日，晏写了《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的材料》。由晏所参加的造反组织的头头专程进京交给了中央文革接待站中南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按规定程序送交中央文革办公室简报组。
　　２月２０日，简报组原文照抄了一份送林彪、江青。２月２２日，江青拿着抄件对周总理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后，２月２８日，文革办公室将原件转交中央军委信访处。３月４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送杨代总长，请示处理意见。３月６日，杨代总长签送林彪阅。３月９日，林彪在送批签上签了名，江青划了圈。

（２）烈士段德昌遗孀揭发贺龙杀害段

　　１９６７年初，湘鄂西已故领导人段德昌的未亡人给武汉军区写了一封信，主要揭发：（１）贺龙在三十年代和国民党有勾结；（２）贺龙在杀段德昌一事上的责任。 
　　段德昌的未亡人刘淑云揭发：「１９３３年古历２月１１日，贺龙到我家，对我说：『段德昌就要回来了，给他准备点好吃的吧。』第二天段德昌回到军部就被捕了。同一天，我也被捕了。古历２月１３日贺龙亲自审问我，一进门就问：『段德昌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贺问：『他是反革命，你们是俩口子，你都不知道！？』贺龙问：『段德昌平常说过哪些反动话？』我说『他什么反动话也没说过』。贺龙走后，２月１４日、１５日关向应、夏曦先后来审问了我。」刘淑云还说是贺龙设计「诱捕了段德昌」。 
　　关于段德昌一事，在刘淑云揭发前后，段德昌手下的士兵、以及贺龙军部特务班（执行看押犯人）的战士以及亲手执行枪决段德昌的战士都写了揭发材料，力陈贺龙的责任。
　　对于杀段德昌一事，对周恩来的影响不小。周恩来还「提醒」时任宁夏军区司令的朱声达起来揭发。
　　周恩来：（大意）傅传作同志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贺龙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二是段德昌同志被杀时，贺龙问他有什么要求，段说：一我不是改组派，是共产党；二洪湖老百姓很好；三给我一颗子弹。贺龙说他一贯正确，实际上立三路线时期，他执行的最坚决，只剩下他和关向应、夏曦三个人，谁都不相信了，段德昌同志就是他杀的，洪湖根据地是段德昌同志搞的，那时贺龙在山上，他篡了段的功劳。这一段历史贺没有给组织讲，也没有人揭发。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但到延安时我去找他，也没有讲。贺龙是冒险主义，后是逃跑主义。这件事你（指朱声达）是知道的，也不揭发，你怎么没把段德昌同志的作风学到，而是学了贺老总的作风，所以这次宁夏搞的很不好，要好好反省反省。 
　　朱声达作出了回应。
　　朱声达：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周恩来说：三二年还是三三年「肃反」，第一个就把段德昌同志杀了，说他是「改组派」，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洪湖地区的创始人。解放后讲起这个事才平反了。贺龙说这个问题他不负责任，把责任推给夏曦，肃反时的负责人是贺龙、夏曦、关向应，贺龙是头子。我曾找他谈过话，说肃反应该是贺负责，贺一直认为由夏曦负责，这次他才承认错误。这次我到武汉，部队一同志说：打死段德昌起决定作用的一票是贺龙。我（总理）说这句话很公道。两个结论：贺龙不是一贯正确的，（一）在湘西执行了立三路线，（二）肃反扩大化。 
　　而周恩来早在１月１９号提出贺龙在肃反一事上是有责任的。贺龙与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上交《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为自己辩护。周恩来将材料转呈毛泽东。 
　　这个材料，显然周恩来没有相信。

（３）李仲公揭发贺龙通敌－-最致命的揭发

　　贺龙同志的平反有两次。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６日的《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指出，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贺龙同志的平反不彻底，有些提法是错误的。 
　　哪些地方平反不彻底？根据《贺龙传》以及《贺龙年谱》的记载，贺龙的主要问题是牵涉到１９２７年、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的叛变、通敌问题。 １９７４年的《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１９２７年以及１９２９年的事情丝毫不提，而这正是当时《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所提当时立案是必要的依据。
　　而贺龙拿到这要其回答这几个年份的提纲时候，恼怒异常，「冤枉」二字写满几张纸！ 　贺龙怒吼：「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贺龙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６日至４月２０日国务院参事多次举行分组会，学习文件，座谈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历史上的问题」。国务院参事室的「军代表」动员参事们反映他们所知道的中共高干的历史情况，李仲公３月２５日对「军代表」说，我有事情反映，但必须向周总理本人单独谈。稍后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早年贺龙同志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参事室即向周总理联络员郑凯同志电话报告，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去。参事室即派人送去。 
　　而李的这封信正是揭发贺龙１９２７年和１９２９年贺龙通敌叛变的亲笔信！ 　具体的说，就是南昌起义时期干了哪些阴谋活动，１９２９年又亲笔写投降信。
　　根据蒋健先生的分析：李是蓄谋已久，但信显然不是１９６８年３月伪造的，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高太快了，周总理也太好骗了！ 
　　客观的实事则是：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０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宣称对贺龙不保，虽然毛泽东没有提李信一事，但是未免过于巧合，令人遐想。
　　１９６８年６月，贺龙问题升级。贺晓明：「那个文件抬头变了，就是坦白交代了。我爸爸一看就说坏了，我的问题升级了。」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４日，贺龙一案正式由中央项目第二办公室接管。
　　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指出：贺龙是中央点了名的坏人！ 　既然如此，项目组对于贺龙怎么会发善心？
　　「九大」上，周恩来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表示：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薄一波、安子文证明他们是同刘少奇一样的叛徒、内奸、异己分子。 
　　贺龙被困在西山永远没有被释放出来。
　　在贺龙去世后的５年以后，周恩来下令调查李仲公交来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结果发现所用纸张是４０年代后出产的。这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呢？李仲公其人从历史上看，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但是在９０高龄时，在接受调查时拒不承认造假，尤其是面临抗拒从严的后果，还拒不认错，不合他的本性。
　　关键的是，为什么当时周恩来不做纸张鉴定？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９日就要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而这个鉴定结论一直到１９７４年９月２３日才出炉，这都说明了什么？
　　周恩来在１９７５年６月对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这个对不起，应该是诚心诚意的！
　　而贺晓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候，突然间来了个转折：现在呢我就觉得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太复杂了，总理有他的难处，但是他也有过失。 
　　然而，知情人却告诉我两件事：１）贺龙病危的当天，黄永胜、邱会作把贺龙病危报告交上去等了四个小时左右才有回音２）薛明在私下里接受某著名女作家采访时，一谈到周恩来就「咬牙切齿」。
　　而李仲公的这封信是周恩来亲自处理，未经过任何第二者！周恩来受此信影响至深！在贺龙平反的过程中，直到最后一刻才去鉴定真伪，周恩来阻挠贺龙平反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昌起义部队在溃败过程中，贺龙第１０军第１、２师在发生过任由粤军缴械收编（随之牵动了前沿阵地２４师的溃散），而南昌起义时贺龙麾下的赵营长叛变导致起义提前举行。 
　　红卫兵在北平《晨报》上发现的一则消息，云贺龙曾经在１９２７年的８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发过四封电报。 　而晏章炎自６４年就开始揭发，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内部刊物《军政旬刊》（１９３４年第１８期）上则说「熊贡卿招降一事－一切办法均已议妥」，虽然此刊同时说明熊已经被杀。 
　　而贺龙确确实实是「土匪」出身，脚踏两条船，未必不是真。
　　关键的是，从贺龙的平反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周恩来是如何对待这些材料的。毕竟揭发的许多事，周恩来都是直接受牵涉当事者之一。
　　１９６７年７月，毛泽东在杨成武面前还称赞「贺龙同志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不久，毛泽东变调了。毛泽东说：目前要把大批判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整个报刊的重点是刘、邓、陶、彭、罗、陆、杨。在军内批判重点是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瑞卿。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对征询「九大」的意见通报》时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级党支部。 
　　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及附件是毛泽东签阅的对贺龙明确定性的中央文件。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可想而知，以后的项目工作必须为此服务，所以笔者认为那些具体项目审讯人员还是医疗人员，下至普通看押人员、外调人员上至周恩来、黄永胜、邱会作无不要为这一定性服务。
　　文件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此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各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都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指示，继续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武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彭德怀、贺龙、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的反革命罪行，揭透批臭，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各个阵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军管国家体委的命令中严申：「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 
　　对此，毛泽东曾经两次对此事作出说明。
　　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０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学员时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重审：「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而若干年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口了：「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毛泽东真的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有意思的是，后来周恩来让廖汉生写为贺龙平反的材料。 
　　贺龙最后非常明白：不是林彪的问题了，是毛泽东的问题。 

４．周恩来的责任

　　高文谦在其著作《晚年周恩来》如此评论道：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当即处决了熊贡卿一事，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可以说，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诬，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正式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
　　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贺龙的）报告正（都）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评，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如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书致死的问题上，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宋永毅则说：「（周恩来）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 
　　根据杨成武的说法，当时贺龙项目组的负责人是杨成武，而领导杨成武搞项目的是周恩来。最后给贺龙定罪的就是他们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项目组的调查采纳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等人。可以说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项目组的人是在违背了周恩来意愿的情况下「蓄意陷害」贺龙。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不管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
　　试想，周恩来为什么就不能把证明贺龙无罪的材料上报给毛、林呢？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３０日，周恩来作关于使用贺龙历史材料的批示：「同意。使用这些材料，应与当时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并鉴别真伪。」 
　　可以看出的是，这里面透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所以要同当时的背景联系起来，如果单纯的看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其二，当时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只能左，不能右，你说又多少人又会有多少程度的去联系问题发生时的背景呢。更不要说有时候既使没有这些问题，都要去编造。
　　１９７５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却不知周恩来本来并未有意去参加这追悼会，是因为毛泽东批示才去的。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７个躬，这些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把多少不知内情的人欺骗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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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艰难的平反过程

　　「林彪事件」之后，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中央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揭发林彪、叶群的「反党罪行」成了他们光荣的任务和义务。
　　贺龙的妻子薛明自然属于知情人。作为主管林彪一案的周恩来派出的老徐、老齐找到薛明的当天，没有忙着让薛明去看医生等，而是急不可耐的让薛明揭发叶群。 　薛明讲述道：他们呆了半个月，薛明讲了半个月，事后，他们先回去汇报去了。目的达到了，他们就走了，是因为要先回去汇报。结果薛明后来做火车回来，连飞机都不没有的坐。但是这个事情竟然被说成是薛明虚弱的连飞机都做不了了！ 
　　薛明被带回北京之后，就落进了迟群的手。看守薛明的张鲁妮告诉了薛明真相，是要审查薛明同叶群的关系。 　薛明同其子女的团圆是因为其子女写了信要求的，并不是周恩来主动提供机会的。贺晓明回忆道：因为临产，回到北京。姊妹三个相聚。聚首的当天，含着泪写了封信给周恩来，要求打听薛明的消息。第二天，周恩来就派人来，带他们见到了薛明。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为了把文革整老干部的责任推到林彪头上，主动提及要解放一批人。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事后，总政治部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项目组一办（笔者注：实为二办）索取贺龙元帅的材料，却吃了闭门羹。 　为何？谁在主管项目组？是周恩来。是周恩来没有告诉二办负责人可以把贺龙的材料给蒋润观。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９日（原文如此，据笔者根据不同材料推断仅是２月底，具体日子不祥，因为１９７３年的２月并无２９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地与邓小平、张春桥谈活。据张春桥的记录，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 　值得提出来的是，《贺龙年谱》以及《贺龙传》在此处的描述是不准确的，指责张春桥没有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插话：「一个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在贺龙去世之后四年之后，毛泽东仍对贺龙带枪一事仍然耿耿于怀。
　　１９７４年９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毛泽东病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是谁在核对材料？是谁当时主管整个「翻案」工作？是周恩来。
　　阻力不仅来源与周恩来一个人。
　　据知情人讲，在１９７３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说：「贺龙的案不能翻，张爱萍的案也不能翻。」 　其实叶剑英和贺龙的恩怨已非一日，始自延安整风，久已。
　　叶是踩着贺龙的肩膀上来的。早在打倒贺龙的过程中，叶不仅紧跟毛的步调，而且对贺龙落井下石。１９６７年夏天，叶剑英曾对国防工业一次会议的代表这样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贺（龙）、罗（瑞卿），他们是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贺（龙）、罗（瑞卿）都是有个人野心的。他们都是搞秘密活动的。」「他们是有个人野心的，贺（龙）、罗（瑞卿）经常排挤、打击聂（荣臻）副主席。贺（龙）、罗（瑞卿）专门打击聂老总，当然他们更打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于我这方面，就不要讲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就对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洗恒汉、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吹风：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洗恒汉替贺龙辩解，但是叶剑英和肖华根本不理睬，还让他回去向在军区部分领导传达。 
　　１９７４年９月１３日，中央项目审查小组上报《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对于贺龙的骨灰安葬将秘密举行，「实行五不政策」，对此贺捷生非常不满。贺捷生直接上书中南海，此信由周恩来转呈毛泽东。贺捷生说：因为我和张玉凤的父母是邻居，我们交流过，张玉凤说，毛主席对你爸爸，觉得有歉意。他还有个批示，所以总理才能去参加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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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和结论

１．毛泽东的作用

　　毛泽东是持有决定权。诚如周恩来所说：定性由主席定！ 
　　１９６６年七、八月份，为了给大学里派工作组的事，毛、刘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两位夫人一个在北大，一个在清华，观点截然对立。这个时候贺龙的表现显然是无法让毛满意的。而贺晓明是被认为代表了贺龙的态度的。
　　毛泽东说：「乱了就可以乱出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 
　　从贺龙项目组的设立来看，没有毛的同意谁都不可能对贺龙进行立案调查，就像上海会议解除贺龙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权力样，没有毛的同意和首肯，也是不可能的。
　　起关键作用的则是二方面军高级将领的揭发，才导致毛泽东决定「不保了」。
　　毛泽东的态度决定了贺龙的命运。
　　薛明说：「（贺龙能够平反），我想这都是毛主席几句话的结果。」 

２．林彪的作用

　　建国以后，１９６３年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有观点认为林彪要重新夺回权力，所以置之贺龙于死地。林彪要不要通过打倒贺龙来夺回权力呢？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新的军委由２１人组成，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的位置在贺龙之前，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１９６３年９月，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还是在林彪之下因为是林是政治局常委而且是党的副主席。如果说林彪仅是为了夺回权力，完全可以通过组织手段，重新掌握权力。
　　在贺龙被害的过程中，林彪虽有牵涉，但林彪决不是主谋。林彪和贺龙斗，林彪属于反击。
　　知情人说，在有关贺龙项目的所有材料上，林彪无任何批示。这也说明了在８０年审判的时候，并无任何文字材料来证明林彪有过任何「恶毒」的批示。
　　文革中有一个说法：「林彪同志当即识破了这一阴谋诡计，为了让这一小撮牛鬼蛇神充分暴露，故意暂时不予回击，但却一直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３．周恩来的作用

　　３月底贺龙薛明收到小女儿贺黎明的信，贺龙回了几十封信，但是贺龙的子女一封都没有收到。 　根据杨德中的回忆，贺龙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８日以前，贺龙的信件都是由其直接交给周恩来，但是周一封都没有转交给贺的子女。 １９６８年３月６日贺龙亲笔致信杨德中要其代购治疗糖尿病的药D８６０，但是没有回音。 
　　６７年国庆节的时候，贺龙发高烧。吃饭呕吐。周恩来不讲，让傅崇碧讲。康生、江青反对送３０１，周恩来当时不吭气。最后只好进２６７医院。 
　　不可否认，周恩来在贺龙到西山的初期，给了一定的关怀。但是这种关怀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类似傅崇碧所言，一旦和江青等冲突，周恩来只会默不作声。
　　贺龙实际上就是自１月１９日之后就被押解到西山，从而软禁。看管贺龙的是８３４１部队的战士。当事人回忆：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元帅那时被关押在西山，那里也归我们团（隶属８３４１部队）管，我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映首长想要吃点辣椒，项目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那时候，贺龙身体也不太好，一两个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 　《贺龙传》里面也写了不少令人发指的事情：例如饭里面掺沙子不说，还把饭倒在地上，让薛明贺龙象猪一样舔着吃，这不仅是折磨还侮辱人格。
　　贺龙一事主要是杨德中主管，而且一直到贺龙去世！就是贺龙外出就诊之后，也是要交给杨德中，由其押送贺龙回到象鼻子沟。 
　　贺龙项目组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林根本管不着。
　　当毛泽东着手要为贺龙平反，周恩来一面拖，一面准备，直到１９７４年１月才同廖汉生谈：整贺龙同志搞错了，毛主席对这件事很关心，我也很关心。为了尽早搞清贺龙同志的几个问题，你要写个证明材料，以便在复查中弄清事实，作出结论。虚与委蛇而已。直到最后毛泽东催得不能再拖了，邓小平把此事在政治局公开传达了，周恩来才忙着为贺龙平反。
　　周在贺龙追悼会时连鞠七次躬，说没能保护好贺等等，这种姿态颇能迷惑不知真相的老百姓，表演实是登峰造极。
　　林７１年死了，贺龙７４年还在被调查。杨成武也是，他的女儿杨易可是在「林彪事件」之后被迫害致死。可在杨被「解放」后，周如此跟他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罗瑞卿复出之后，周恩来对他说：「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 

４．结论

　　文革的起因就是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打到罗瑞卿，稳定海空军都是为发动文革和保证文革的顺利发动。贺龙没有理解和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反而四处插手，明确不赞成打倒刘少奇，不相信中央存在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贺龙也成为了顺利发动「文革」的「绊脚石」，被打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必然结果。

　　一旦项目组成立，本着「一切要为政治服务」，受项目审查者的「罪名」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权者的政治需要来制造的，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判定的。而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批原二方面军将领被牵涉关押审讯则是标准的时代产物。例如受贺龙一案牵连的许光达，在受到严重迫害后，其子许延滨曾经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周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后来项目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但是没有人来同许谈话。时过不久，许光达就被迫害致死。 
　　贺龙被打倒，除了其本人不安分之外，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谁也打倒不了他。秉承毛泽东的意思，林彪等人出面搜集材料。
　　贺龙项目组被毛泽东批准成立，其所有一切报毛之材料必须符合毛泽东给贺龙的定性。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出于政治目的，借批林彪之际，笼络人心，把脏水都泼在林彪头上。但是贺龙的平反，却遇到了周恩来的阻力。究其原因，是周恩来认为李仲公的揭发是真实的。因为对于这些事情周恩来本人就是当事人，周恩来想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也无可非议。但是这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想法。无论材料是否真实，都无需核对，一切还是要为政治服务。
　　一旦大局一定，周恩来则作出一番对贺龙平反积极支持的态度，最后不惜以超出常情的七个大躬来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忏悔。
　　故，贺龙一案必须放到整个大环境去考虑，而非单纯林彪之迫害。
　　迫害人并不都是毛泽东、林彪在迫害，解放、保护老干部也并非都是周恩来之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尚是任重而道远。
　　而贺龙一案，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看守西山监管贺龙的部队主要是８３４１的部队，直接受杨德中和汪东兴的领导。 　实际上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所谓无论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是「叛徒」或者被周恩来直接掌管的贺龙等人，如果被红卫兵揪斗，都需要在周恩来的同意下才能揪斗。 　而贺龙在西山受到的令人发指的惨酷迫害，更是在周恩来直接掌控下发生的，直至贺龙去世！周恩来在贺龙一案上，绝不仅是保护的一面，更多的是迫害，而且在贺龙的平反上不仅不积极，而是推迟延误直到毛泽东明确表态之后，才开始积极为贺龙平反。
　　因此，周恩来在贺龙之死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十章 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以称之为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本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造反组织，以多次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著称。但是随后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遭到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残酷镇压。事情并未因「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消失而结束，彻底清查「五·一六」被作为清除异己、巩固新诞生的革命委员会而被扩大到全国范围。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中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同在一个战壕作战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而文革结束后，此冤案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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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起源与瓦解

　　「五·一六」的直接起因是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此通知的发表，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中央会有新的政治动向，即要继续揪出「那些睡在我们身边，但是还没有被识破的赫鲁晓夫。」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７日，毛泽东在武汉说：５月１６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周恩来则说：「『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实际上，《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是周恩来建议毛公布的。 　实则是又一批想立旷世奇功、以为又走在了历史前沿的造反派而已。从根本上来说，这仅是无数中敢于反潮流、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
　　「五·一六」兵团是７月１日正式出现的，主要是以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和北外「六·一六」的组成，主要代表人物为张建旗、张光武等人。 　早在４月份，张建旗就写了一封攻击周恩来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送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张建旗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活动大幅度升级，并相继在５月份－７月份贴出针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期间遭到数次来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打压。
　　５月２９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一事表态。１９６７年６月３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时，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陈伯达等人并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叶群在会上也表示：「林彪同志是很尊者周总理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嘛。」 　江青说：「有人把斗争锋芒搞错了，把斗争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周总理，一位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这就错了。」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并没有制止住世态的恶化。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宣称「首都五·一六兵团」正式成立，并通过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决议声称：「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数据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 
　　根据当时红卫兵材料，７月１４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８月９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再度大量出现。 　又据记载，张建旗等在８月３日—４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７种传单，大约印了４０００份，并抄写了１３份大字报。８月９日凌展，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街头，张建旗等人还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 
　　８月１１日，「首都五·一六兵团」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要铲除。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像『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８月中下旬北京地区开始组织集中打击「五·一六」。８月１４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等分站。随后包括张建旗在内的「五·一六」骨干分子相继被抓。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还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８月２６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瓦解。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快报》第４６２１号刊登的《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说：
　　８月１１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６—７人，仍在负隅顽抗。……８月１７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８月２５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７２０事件」之后，毛泽东急速左转，武装左派，结果天下更是大乱。８月份，竟然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左行为。毛泽东要剎车，向右转，于是曾经被毛泽东指定要参与外交部事务的王力被抛出，且被冠之以「五·一六」后台被整肃。在此事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表现的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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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密切合作

１．清除王力、关锋、林杰 

　　在调查「五·一六红卫兵团」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的过程中，发现在一名「五·一六」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妻子。还有个「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当事人也断言：仅靠这一点材料，难以判断周英、林杰同「五·一六」有无关系，更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这个组织的后台。而且「五·一六红卫兵团」到８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被彻底摧毁了。 　事情的要害不在于是否真的有牵连，关键在于周恩来是否认为你有牵连。
　　对于周恩来震动最大的是当时发生在外交部的事情。周恩来在１９７１年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时指出：「也有人要打倒我。反革命的『五·一六』集团的建立是为了反毛主席并破坏文化大革命。但表面上，『五·一六』反对我和其它几位中央首长。我是他们的第一号目标。『打倒第一号！』他们写了大量反对我的资料。」 　这也是周恩来对「五·一六」揪住不放的一个重要原因。
　　「７２０事件」之后，八月初外交部一度失控。而「五·一六」攻击周恩来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达到高潮。这种局势一个是危及自己，另一个是关系到中央的权威。同时抓「五·一六」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特别是毛泽东在「７２０事件」之后的急速左转之后的剎车，也认定「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周恩来更是有恃无恐。
　　首先是王力发表了在外交部影响很大的「八七」讲话，受到鼓舞的外交部造反派在外交部的造反活动愈演愈烈。 　再次在八月二十二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据说，周恩来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之后，极为震怒与自责，下令彻查。 　但是实际上纵火的与王力并没有直接关系，更为诡异的是周恩来并不去把纵火的责任查个水落石出（笔者注：真正参与纵火的人并没有受到严惩），而是栽赃嫁祸与王力、姚登山等人。如果真的查清了，这赃也就不好栽了！８月２５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就在８月２５日当天，周恩来针对外交部中激进分子谈话：「『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８月３０日，王力、关锋被抓。 　对于王力的被抓，康生、江青也是非常卖力。根据王力的回忆：江青曾向毛说：「王力以为７.２０以后天下不是毛泽东的了，是他王力的了。」毛说「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然后江青和康生便证明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 
　　虽然后来「王、关、戚」并称，实际上当时的称谓是「王、关、林（指林杰）」，只是在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也被打倒之后，林杰的名字才被戚本禹所代替。
　　周恩来后来多次对「王、关、戚」笔诛口伐。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科院）同戚本禹等人的关系密切，周恩来对于学部清查「五·一六」是异常的关心。（详见下文）
　　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１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针对外交部的形势发表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指责了姚登山，批评了陈家康，对于外交部的的「五·一六」问题说：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已经为日后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埋下了伏笔。在后来的讲话中，周恩来也多次提到８月１１日批陈大会、火烧火烧英代办处，言之确凿的认定这些都是「五·一六」分子所为。这些活动也是后来在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重点之处。

２．清查「五·一六」的严重扩大化

　　虽然「五·一六红卫兵团」到８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但是追查「五·一六」分子却成了当时中共高层铲除异己分子的工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五·一六」大张挞伐，纷纷强调严防从「右」或者「左」的方面「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因为当时革命委员会难产，无产阶级司令部希望通过镇压「五·一六」分子来铲除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以此来促进大批判和大联合。因此「五·一六」问题演化成为一般的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就是中央文革)，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的普遍性的反革命集团。 　周恩来则解释说：「不要因为打击『五·一六』的极左思潮，就变成右的老保翻天，以批判极左思潮来推动革命大联合。」 　由此，周恩来还联系原来的「二月逆流」：「从三月到五月反击『二月逆流』都是对的，『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以谭震林为首的一伙人搞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大会一直到八月份我都是参加了的。『五·一六』是从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谢富治在９月１０日接见中学代表时，继续点明主题：「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５０人，这５０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在谢富治领导下，公安部在１９６８年在公安部成立的第三办公室，负责审查「五·一六」项目以及其它案件。１９６８年３月「杨、余、傅事件」后，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项目领导小组，陈伯达为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并正式部署清查「五·一六」。 　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清查「五·一六」又进一步与社会上的「一打三反」结合，成为新生政权推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要手段。但是因为「五·一六」分子本来就没有几个，于是被镇压清除的人被冠之为所谓的「幕后人」和「操纵者」以及后台。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５６３３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谢富治、陈伯达等人也先后提出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９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时说「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 　１９６７年谢富治传达了江青的指示：「抓５.１６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５.１６，哪里有那么多５.１６呢？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５.１６的帽子。」 　但是实际操作上，抓「五·一六」被大大夸大化。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项目组全体人员。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陈伯达还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对于陈伯达的这个观点，周恩来显然是持有不同看法的。
　　周恩来说：「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每次运动都是说只抓一小撮，抓几个头头。在实践上，在左倾的错误理论指导下的运动，都是会扩大化的。因为对于到底谁是「五·一六」分子，并无明确的概念，到头来，只能是成了整肃对立面的工具。
　　周恩来在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０日讲话时对「扩大化」问题谈到：「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显而易见的是，周恩来在这里强调的是要继续搞而非防止扩大化。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军宣队代表，集中部署了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周恩来对「五·一六」问题做了总结性的讲话，指出：(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周恩来还说：「这些人（指『五·一六分子』）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既要深挖，又要谨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在此讲话中，周恩来把吴传启、王力等人，甚至杨成武等人都纳入「五·一六」这个大筐子。周恩来在讲话中还特意为中央文革涂脂抹粉，说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
　　周恩来在陈述了王、关、戚之后，点出了杨成武的问题：「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注销，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笔者注：指的是１９６７年１１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杨成武的理论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肖华。……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
　　周恩来继续说到：「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在周恩来这种指导思想下，「五·一六」问题能不扩大化么？这也是与会的江青、康生等人的共识，也是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共识。
　　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发出。 　此通知完全是周恩来１月２４日讲话精神的体现。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项目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 　《通知》虽然提及避免扩大化和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各地只会在上述通知精神下严重「左倾」，因此只能更严重扩大化而非避免。且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也就陷入越清越大的恶性循环。而且通知进一步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的词语，但实施中却只能适得其反。
　　金春明先生说：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项目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林彪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１９７３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项目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查运动中，由于大搞逼供，轻信口供，项目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然而周恩来却说：「中央３月２７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周恩来还辩解到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五·一六』就是利用《５.１６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当天，周恩来就约８３４１部队支左办公室、驻北京外国语学院军宣队负责人谈话，听取汇报。 　翌年２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项目联合小组的决定》。项目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１３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 　整个项目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更是强调：「一件事在实践中要反复好多次，才能认识。『五·一六』问题，又搞又不搞，一会儿说扩大化。他乱咬一顿，形式上扩大化把水搅混；大家互相怀疑，实际上他自己滑掉了。今年三·二七发了个指示，他们又抓住三·二七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一风吹了。……火烧英代办处是公开出来搞的阴谋，这也怪我们当时没有追下去，当时当作一时的错误行动……」 
　　各地也设置了专门机构，先后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定案范围被扩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而实际上是以追查反周总理为主。吴德回忆说：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 
　　此时抓「五·一六」已经变成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铲除异己的重要借口，也成了一个把敌人可以装进去的「大筐。」通过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铲除自己的对立面，为权力斗争通用的模式，在此模式下，抓「五·一六」不可能不扩大化。 
　　王年一先生说：「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 　严家其认为全国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 　江苏省趁着「三·二七通知」的东风，自１９７０年４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１９７１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足足超过十几万。 　王力说：「我是作为『五·一六』头子被打倒的。但是项目组审查了１２年多，没有查出我同『五·一六』有任何关系。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１５００万『五·一六』分子。」 

３．清查「五·一六」成为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的粘合剂

　　打倒王力等人，无可避免让人联想到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人。然而借「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攻击周恩来之名，又借王力等人煽动外交部造反派之实，把王力等人归为「五·一六」的后台加以清除，而周恩来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进而引申为王力等人不仅是攻击周恩来，而且是攻击了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此这般，既可以把王力等人和中央文革可以分开，又可以借口凡是类似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极左」行为或者反对周恩来的都可以划为「五·一六」分子而加以整肃。对此，周恩来也是极力配合，言谈之间刻意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团结性是不容质疑的。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
　　康生说：「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
　　江青在陈伯达讲话时插话表示：「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而此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向外表达了一个坚强的声音：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团结一致对外的。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团时称：「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切不可以上当。 　此讲话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广播。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接见大专院校代表时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周恩来首先对前阵子中央文革的「友好」表示响应，特别强调了他与中央文革之间的密切无间的关系：「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接着，周恩来说：「９月１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最后周恩来说：「『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生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周恩来还说：「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 
　　继而９月１７、１８日，周恩来再次强调：「『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周恩来似乎非常在意有人把他从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单独摘出来。周恩来的联络员董枫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再次传达了周的观点：「五·一六」中央已经宣布是个反革命组织了，「五·一六」不仅是反总理一个人，总理是主席身边的，毛主席说的话，通过总理来贯彻，反总理不光是反总理，是反中央，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理很多讲话是毛主席讲的，但是总理不能说那句话是主席讲的，针对总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财贸口（「五·一六」）直接对总理，实际不仅是总理一人，实际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反中央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 
　　对于清查「五·一六」，无产阶级司令部，表现的异乎寻常的一致。周恩来江青等人在１９６９年８月接见文艺口代表同志的谈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江青说：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姚文元插话说：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谢富治则说：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周恩来应和到：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由此折射出来的，在使用专政手段对付民众对付反对者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中央文革等没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政府在清除地、富、反、坏、右，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诸多事情上，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由此可见在这场可以称之为「浩劫」的大灾难上，周恩来注定是要被审判的。 

４．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一个样板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在周恩来一手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更是直言：关锋的根子在学部。王力、关锋被端出来，学部与其有密切联系的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为首的「红卫兵联队」一派就垮了台。 
　　对于学部的清查「五·一六」，当事人孟祥才有个详细的回忆：
　　我参加的「大批部」也兴师动众地抓了一阵子「五·一六分子」。主要目标是与王力、关锋有牵连的一派组织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等红卫兵联队的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由于这些人都进了监狱，所以最后只抓了经济所的周慈敖。据有人揭发她整了周总理的材料。……１９６８年底，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部，先搞了一阵子大联合，批判「走资派」。１９６９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规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学部成为重点单位。由于除钢铁学院外其它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五·一六」组织，所以，由此开始的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就只能是「莫须有」的大冤案了。
　　学部的清查运动开始不久，当时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负责人（笔者注：此负责人即为周恩来）就接见了学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他根据学部上呈的有关「五·一六」案情的那些编造的材料，明确指出：「学部是『五·一六』的大本营，黑据点，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洪涛、王恩宇、傅崇兰是『五·一六』的操纵者、组织者、黑后台、骨干分子。」这番话对学部清查「五·一六」无疑起了定性和导向的作用。只要承认这个假前提的存在，学部的联队和大批部两个群众组织的人谁也脱不掉「五·一六」的干系。 
　　按照当时的思维定势，既然中央下发了清查「五·一六」的文件，又有某重要领导人对学部「五·一六」问题的明确指示，学部肯定有很多「五·一六分子」。工军宣队于是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清查运动尽管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因为学部压根就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自然也找不到真凭实据。怎么办？好办，拿出历次搞运动使用过的驾轻就熟的老法宝：逼供信。此法还真灵验。……凡是钦定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即指称个个都反，整黑材料，乃至搞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重新将当时已经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扶上台，等等。其实，只要领导运动的人，尤其是项目组人员还具有起码的良知，只要认真审查同一个所谓「五·一六」组织的分子们所写的交代材料三份以上，就能判定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因为所谓的「案情」人人言殊，矛盾百出。关键是找不到任何可以定罪的原始材料，什么表格、照片，整领导人黑材料等，一件也找不到。清查运动进行到１９７０年初，清查者和被清查者心里都明白，所谓「五·一六」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后来哲学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哲学所一个审查对象翻供，说被逼交代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个清查积极分子说：「什么真的假的，给你戴上『五·一六』帽子就是真的了。」
　　１９７１年春天，上级忽然又来了指示，学部五七干校停办，全体队员到河南明港的一个军营集中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这一次，先是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五·一六」不能一风吹。还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内容是过去运动走了些弯路，只重视清组织，忽视了清罪行，这次重新开始的清查主要是抓罪行；只要将「五·一六」的罪行一桩一件搞实了，他们就翻不了案。同时，又传达了中央某重要领导人（笔者注：中央重要领导人即为周恩来）接见学部工军宣队领导的指示。大概工军宣队领导在汇报中谈到所谓的「五·一六」组织和罪行只有交代材料，没有原始证据，定案难度大，这位领导人要求集中力量抓罪行，并强调「群众参加就是证据」。……不过，从毛主席和某重要领导人指示以及中央文件的内容看，近两年的全国性的清查运动遇到了困难。因为根本不存在全国性的「五·一六」组织，用逼供信的办法只能搞出一大堆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的交代材料。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清查运动应该停止了。
　　在这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整个学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究竟有多少人？我没有确切的统计，估计不会少于一千人，即总人数的一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历史所被牵连在内的也在百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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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交部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外交部是周恩来的后院。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清查「五·一六」的行动，周恩来自然不会怠慢。外交部是全国清查「五·一六」的典型，头号重灾区。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如同全国的清查「五·一六」，１９６７年８月开始到１９６８年是摸底排队，到１９７０年开始全面展开，１９７２年之后开始收尾。周恩来在１９６７年的８月底开始直接指导外交部的「五·一六」清查。对于外交部的什么样子的人属于「五·一六」，显然有着自己的认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４９７５号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实际上就在１０月１７日，在一次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周恩来对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说：「『联络站』同『六一六』的关系密切，直接间接参加「五·一六」的活动，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同时周恩来又说：「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周恩来表示：「我支持『联络站』到８月３１日。」 
　　周恩来为什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如此痛恨？早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因「联络站」核心组的王中琪等人参入过反周恩来的短暂活动，而与王力、戚本禹等人，是支持批判陈毅的，他们更是老造反派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鲜明支持者。而王力那导致他倒台的著名的「八·七讲话」，也就是他接见「联络站」核心组人员时发表的。「六·一六」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赞同「五·一六红卫兵团」观点的极左派红卫兵组织。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组织顷刻瓦解，下属成员纷纷退出。其核心组成员王中琪等人，还被原「联络站」下属组织与《攀险峰》等组织人员抓起来，以「五·一六分子」罪名，送公安部审查；因证据不足，第二天公安部即将人放出。
　　但是周恩来在实践中尽量撇清自己。周恩来说：「『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轰总理，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周恩来又说：「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陈家康是周恩来特别留意的一个重点。周恩来多次表示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周恩来同时表示「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原因何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１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全外交部「揭发批判陈毅及部党委执行刘邓资反路线大会」，部党委成员、副部长们都一一被点名命令上台「揭发」陈毅。姬鹏飞等只好支吾搪塞，只有在运动初期曾差点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长陈家康揭发到：陈毅曾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干纲独断」。陈家康的这个「揭发」，在当时确有重磅炸弹的影响。 　陈家康也为他的这个「揭发」付出了沉重代价，从此他再没有能出来工作过，直至迫害致死。
　　在周恩来的直接掌控和催促下，外交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全国的这个运动同步进行的，１９６８年中开始，直搞到１９６９年间，外交部是战果累累。清查「五·一六」则是运动中的重点之重。
　　在抓「五·一六」的紧张关头，周既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找外交部造反派若干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代。１９６９年３月３１日，周恩来亲自出马接见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韩立业和「大联筹」负责人，谈话中心就是推动抓「五·一六」。被接见的还有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张殿清、高诚、王中琪、黄安国和蒋书勤。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点到王中琪和黄安国，要他们老实交代「五·一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要黄安国：彻底揭发，不要冤枉一个人，也不要漏过一件事……。 　周除向黄这样的二十多岁的青年做工作，还做老干部的工作。归国华侨出身的林兆南就是一个。他经周动员承认了，回去一想觉得不对，又推翻了。姬鹏飞不甘心，又找他谈，他再次承认了。回去再想，又推翻了。如此反复多次，被传「七进七出」。 
　　在威胁逼供、重点突破下，清查「五·一六」终于取得了重大成就。黄安国、洪嘉与成绶三被定为「五·一六」组织的三个组织部长（笔者注：黄与成分别是原联络站的核心成员）。而这三个被当作从宽处理的样板，从而诱使更多的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对于不承认的，则予以严惩。 　除此之外，包括欺诈蒙骗做伪证、项目组轮番轰炸、恐怖政策、利用亲情等威逼法西斯手段，外交部清查「五·一六」取得「辉煌战果」。到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１）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头一个就是姚登山，原「联络站」核心组头头王中琪也在列；（２）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３１人；（３）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８０余人；(４)定为犯严重错误的１７０多人；(５)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１４０８人；共计１７００多人。 
　　在运动中间，１９７０年７月马文波向国务院汇报说，外交部已清出了１５００个「五·一六」问题的人时，周恩来说：「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头脑发昏。」正如前所述，周恩来此话并不意味着要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到是说明了周恩来知道确实已经扩大化了。作为掌握内情的清查骨干张燕龄曾经把外交部清查「五·一六」严重扩大化的原因以及后果告知周恩来。 　周恩来实际上根本否认外交部的查「五·一六」有扩大化之举。原美澳司司长现在湖南干校查「五·一六」的郑为之，当面向周恩来陈述外交部的查「五·一六」已经扩大化，周恩来随之把郑为之调离其职，外放阿根廷。张燕龄也因为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被清理出外交部。而那些清查的要员姬鹏飞、马文波等人却受到周恩来的重用。 
　　更有甚者，当周恩来特别指示外交部要以抓「五·一六」为运动中心，陈伯达流露抓「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倾向，他即批评称运动才开始怎能讲扩大化，这会给群众泼冷水。 
　　周恩来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份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时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在一个光明正大的运动中专门搞阴谋活动的。……姚登山没有填表，他说没有必要参加。他就是「五·一六」。 　　
　　周恩来点名的姚登山原是周恩来一手树立起来的典型。周恩来曾经当着姚登山的面说说：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 　这姚登山原是驻印度尼西亚使馆代办，曾在雅加达使馆奋勇保护中共国旗，备受吹捧，回到北京时受到周恩来和江青的亲自迎接，后在周恩来的策划下，在「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看完烟火会，姚站在中间，左挽江青，右搀毛照了一张相。如此殊荣在中共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周恩来视其为可培养对象。姚奉周恩来之命，从５月起到８月，到北京大专院校做外事报告，以图影响红卫兵学生正确对待外事工作，并且参加外交部的文革运动，被「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周恩来还提出让姚登山参加外交部党委常委。可是形势突变之后，周恩来指责姚登山夺了权：大权旁落了四天。 　最后姚登山以反周，要夺陈毅的权（实则均为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罪名被列为「五·一六」头号分子，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长达９年多。 
　　整个外交部当中，姚登山还不是算最惨的。比他高级得多的刘晓（八届中央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王炳南(中美大使级代表中方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潘自力（驻苏大使）和陈家康（副部长），虽曾长期与周共事，却被定为外交部「五·一六」后台。潘、陈二人被迫害致死，王炳南是家破人亡，刘被整得精神痴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的这场政治运动中，周恩来要以更「左」的行径来表示对党的忠心，顺带清除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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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清查「五·一六」运动基本上是以国家暴力机关作为后盾，由当时恢复原有秩序后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所搞。因此很难将其归于所谓」四人帮」的罪行。因此，这场时间长，规模大，手段残酷，害人无数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最后竟然是不了了之。但被当作「五·一六」抓的上千万人及受株连者，并无得到中共的一个正式平反决定。 　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从发动者到组织者，无一人承担责任。笔者从来没有听过周恩来或者邓颖超对此有过歉疚之词。周恩来的检讨与世闻名。但是周恩来的检讨有哪次不是讨好毛而为了自己犯下的真正错误而作？与毛无关，确属个人所犯错误，周恩来做过检讨么？何方先生说：抓「五·一六」迫害了上千万人，在最后也知道并不存在「五·一六」，但是周恩来始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表过态，讲过实事求是的话。 　况且清查「五·一六」运动既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共识，周恩来自然也就更加不必为此表示任何的歉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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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笔者对周恩来的认识

　　林肯总统曾有一句名言：「你可以愚弄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愚弄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无法愚弄全体人民于永远。」 
 　这是我们写此书的最初动机。但是如何写，则是得益于在美国的生活所见所得。在美国，任何一个人在被法庭判决之前，都是对被告实行无罪推定。因此，对于周恩来的历史定位是由其所作所为而判定，而非其心态、动机来决定。不能以某一时期、某些人所定义的好人与坏人的标准去预先判定谁是好人或者坏人。周恩来是政治人物，是总理，就更应当着重于从其政绩和政治遗产来考察，而不仅仅是其私德。对历史人物的解读，离不开对史料的分析、挖掘，观点必须随着新材料的面世而改变，即观点必须是建立在材料基础上。
　　孩子看书的时候睡着了，父母说：孩子真努力啊，睡觉的时候都在看书。旁人说：孩子真懒惰啊，看书的时候都在睡觉。历史学家应该考证的的是，「孩子看书的时候睡着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有没有旁证等等，先确定细节，再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是笔者在写作此书时一直坚持的基本态度。
　　在一个和平的时期，中共建政２７年，而国内的老百姓不仅是一直生活贫困，更是经历了生灵涂炭的大饥荒和文革岁月。国家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而它的国务院总理却是一个圣洁的完人，这无异于天方夜谭，令人感觉不可思议。有人把这些不幸灾难归结为体制，但是体制不仅仅是由人在历史当中磨合创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错误的体制必须要有人来执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路线需要左的干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执行毛泽东的救人、灭火的角色，执行国务院的职能。另一个则是紧跟毛，全力执行毛整肃、放火、致使天下大乱的决策。没有周恩来，毛泽东的文革战略是很难搞下去的。周恩来更多的是扮演后者，但是现在中共宣传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前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充满了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集团和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这并不是路线斗争。无论是在上层还是在下层，无论是在文革初期还是文革末期，路线斗争都不过是为了整垮对方而扣的大帽子，都不过是解决个人恩怨的托辞。所谓路线斗争应该是党内在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革命任务的总的指导方针问题上的斗争。而周恩来从来没有对党的指导方针表示否定过，就是其执行的批极左、解放老干部都是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其行为本质是，前提是要肯定当时党的指导方针，要达成的目标是缓和当时指导方针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在文革后期来被批，并不是因为路线斗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既定文革目标所致。周恩来后来成为中共树立的楷模完全是利益的需要、大众心理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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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恩来是一位不合格的总理 

　　中国老百姓是一个大量的谎言构成的体系下的牺牲品，周恩来却是这一谎言体系的主要构建者之一。在历次违反宪法、违反《党章》、违反人权而发动一轮一轮的清洗整肃当中，毛泽东无疑要负首要责任。但是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应负相应的责任，不管他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意的，在破坏法律、党的制度上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之命保护一些老干部的作用，也远远大于周恩来所被后人称道的那些修修补补。作为政府首脑，周恩来的主要作为不是灭火，而是保障整个国家的良好运作。如一今天的法律标准，行政不作为是要撤职，严重的要追究渎职罪。
　　因此，从这点上来说，所谓的没有周恩来，中国（包含文革）的灾难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是赤裸裸的谎言。因如果法律的尊严得到保障，党的制度不受到破坏，即使没有周恩来，老干部也会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
　　作为政治人物，最值得后人用来评价其政绩的是两点：１：政治遗产（包含国家上层政治制度，还包括基层老百姓、社会组织的民权）２：民生（老百姓的吃穿温饱，文化教育）。
　　在毛泽东带头破坏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法律时，周恩来不是阻止毛的做法，而是忠实的执行了毛的错误指示。因此周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在代替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过程中，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而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不合党章的明文规定。中央文革小组从诞生到正式参与党中央的决策和执行决策，周恩来都是大力辅佐与培养的。这是一个周恩来配合毛泽东破坏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律的一个典型范例。 　再比如，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碰头会决定成立王光美项目组。王光美是第三届人大代表，受《宪法》第三十七条保护。这一做法是违背宪法的。周恩来要承担破坏法制的主要责任。
　　周恩来作为总理，应该对毛进行积极有效的辅佐，在毛周围营造出民主决策氛围，他的责任比其它高级干部大。做好这点，需要从革命时期就要有这个意识。如果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没有远见的问题。也就是作为总理某个方面合格与否的问题，如果潜意识里只有「效忠君主」的意识，那么他的治国境界就存在缺陷。缺陷就是缺陷，周恩来作为总理不可推卸。面对民众，作为政府的一号人物，周需要实际解决他们的是丰衣足食的问题。这两点，周都需要有正面的结果，没有正面的结果，周就需要负责。
　　对于最高层的几个，需要担当的，首先是政治责任。评价，必然需要以效果为标准，对于负面的结果，他们是不可以推卸责任的。比如，对于领导人，不能用曾经反对过搞大跃进，但是最后还是搞了大跃进来推卸责任，因为，你不是地方大员，你也不是某个部长。
　　建国以后，周恩来除了唯一一次对毛泽东说不外，从来没有对毛泽东谏言过。即周对于毛没有过正面的实际有效的制约，或者做的只是婉转的协调，细节上的协调，对于毛的决策基本上没有有效影响，甚者大多数是照顾毛的面子进行个别的「遣词造句」（例如在１９６１年把「整顿」改为「调整」）。作为总理，更应该从源头上去影响一个国家，即对毛的决策施加影响，而不是在毛做出决策后进行小媳妇似的「修修补补」。从源头影响决策，是大的智慧，因坏的政策导致民不聊生，再掉眼泪，非常虚假。人祸比天灾更可怕。从历史的事实出发，周恩来根本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完全的异化。周恩来没有什么需要委曲求全的。因此，说周在文革「顾全大局」「只是说了些违心话」是解释不了的周的。因为异化的周恩来只能为毛是从，是周对于毛的认识上的缺陷，而非周性格上的缺陷。
　　毛泽东之所以能破坏党的制度，视国家法律为儿戏，其主要潜在原因就是毛泽东已经被「神话」。毛泽东发动文革更是依赖其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巨大威望。对于毛的神化起源，都承认起始于延安整风时期。当时已经有很严重的言论箝制，比如王实味的死。当时树立毛的权威，或许确有必要，但是，既然最后发展为「神」，其早期的「树立权威」说法的正面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整风运动，骨子里的精髓应该是「神化」运动。在此运动中，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比的，虽然角色不一样。周长期是毛的左右手，不管主观想法如何，客观来说，他都需要负责的。毛的「神化」，在６０年代前，已经形成。因此，在追究「神化」毛的过程中，却发现是周的责任最大。因为周的言论表态就是行为。作为中共元老和建国后的总理，周恩来所臣服而表现出来的巨大感召力是刘少奇所不能比拟的。徐向前对此就有过很深刻的解剖。
　　异化的周恩来，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毛泽东，因此在几千万人的冤魂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在周恩来一手导演下，以吹捧毛泽东为主题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就出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恐惧已经渗入到他的血液、骨髓里面去了。
　　周给中国的政治带来了什么？周恩来留给后人的，无论是政治制度上的遗产，还是在中国经济方面，不是乏善可陈，而是遗祸无穷。这已经为真实的历史所证明。而周恩来的这种不作为完全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证明。
　　一直被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周恩来保卫老干部的例子就是那张著名的十三人名单。在「红八月」，红卫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钊也未能逃脱被抄家的命运。无奈之下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周趁势列出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十三人名单，对他们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正如胡平先生所认为：但是在法律被蹂躏的时代，那区区十三人名单以外的人又由谁来保护呢？当红卫兵见到这份名单时，他们难道不是同时也得到明确的暗示：那些在名单之外的人－－千千万万的人－－是否任随他们凌辱处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领会，这么行动的。谁能说在「红八月」的血腥罪恶中就没有周的一份？恶有大恶、中恶、小恶之分，但纵然小恶也是恶。 
　　事实上正是对制度的破坏，才使得所有的人都置于有可能被迫害的局面。正如崔卫平先生论述到：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个打倒老干部的决议，尽管内心多么不赞成（笔者注：笔者并不认为周恩来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你保了张三而李四呢？你保了部长级而副部级呢？你保了党内的要人而党外的呢？中南海住满了怎么办？你保了上层而下层呢？在下层发生的并不比上层更不残酷，许多下层的工人农民也一样迫切地需要保护呢？他们怎么办？等你高高在上的周恩来亲自一个一个签字、画押？人命早就没了！早就人头落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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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恩来是为毛一个人服务的

　　梁漱淇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毛泽东召集会议，特别是建国以后，讲起话来经常是国内国外、海阔天空。讲完了，说，就这样吧，究竟怎样?别人未必明白，但周恩来全明白。余下的事就要靠周恩来去贯彻执行了。梁漱淇的话，虽是一家之言，但起码说明，在重大决策过程中，毛泽东的主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之后缺不了周恩来这位总理。 
　　在中共高层，唯一能言行如一，真正做到对毛泽东「驯服」的只有周恩来一人。造成的原因则是周恩来对于自己的错误定位。周应该首先是共和国８亿人民的总理，其次才是毛的部下和助手。恰恰相反的是，周后期把自己定位于毛的臣子，而且还是愚忠的那种，所以才会对毛唯唯诺诺，卑躬屈膝。
　　广义的来说，他做了党的驯服工具；狭义的来说，他成了毛的驯服工具。自毛泽东主持中共大局后，周一直甘当配角，并不遗余力。搞「大跃进」时，他竭力配合过毛；搞「文革」时，周是毛的第一帮凶。 　周恩来不花功夫理国政，把精力都用在为毛出鬼点子整肃其对手上。当听到毛的怒斥声时，便检讨不已，自己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大帽子。在人们对周恩来的赞誉中，最常听到的话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忍谁之辱？负谁之重？顾谁之大局？对于周恩来来说，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则是维护毛，顺从毛。因此周是忍毛之辱，负毛之重，顾毛之大局，显然不是人民的大局。同时被周恩来「忍」掉的还有人民的利益，或者是说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周的倾力相助，毛能折腾不起来的。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延长了毛泽东的政治寿命，也延长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时间。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式的「中国第一人」，周在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作用。强权，都是周和与周类似的人捧、惯、纵出来的！从「反『反冒进』」以后到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政治生命的完结，对于毛泽东的每次倒行逆施、出尔反尔，周恩来都是尽量配合。仅以林彪为例，周恩来揣测毛泽东的旨意，苦口婆心的劝诱林彪骑上虎背。但是当毛林翻脸之时，周恩来则坚决的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很难想象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的时代，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历史不能假设，谁也无法回答。
　　周恩来在文革中多次表态：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这就是周恩来的跟人政治哲学，无条件的紧跟毛个人，不管毛本人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质疑过毛的对错。中共政权形似一个「金字塔」。毛泽东是「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其它人既对毛泽东亦步亦趋，诚惶诚恐，又十分迷恋自己的权力，周恩来也是其中的一位。周恩来也知道自己的权力都是来自于毛本人，这也是周要紧跟的一个内在原因。
　　周恩来在建国后，不仅在自己正确的情况下做检讨，而且经常以顾全大局的名义劝别人向毛泽东投降。客观的效果则是周帮助毛制造了党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分裂，无论是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还是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并不反对文革，但是在历史上，周有几次都是靠批前任一把手而巩固地位的。特别是当毛对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做得的报告怀有深深的恐惧时，周就不能不遭到怀疑。周恩来对此也非常明白。当毛泽东越是临近人生的终点，周恩来存留心头上的恐惧越重，因为毛泽东为了杜绝周恩来式的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打倒。所以，周恩来就得时不时的向毛泽东表态，让毛泽东感到放心，以示自己的忠诚。例如在１９７２年毛泽东突然晕厥又苏醒过后，周恩来第一句就是「主席，大权还在你手中啊。」周恩来挖空心思想的的并不是国家、百姓，而是如何讨好毛。但是这身后秘密报告之事，却不是毛泽东在生前所能控制的。毛能做的是消灭一切可能的人选。而周恩来则是最可能的人选。因此，无论周恩来如何做，都不可能让毛泽东感到放心。唯一能解除这一双方都恐惧和担心的死结那就是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周恩来对此或许是明了的，至少在１９７５年夏季就曾经表示了厌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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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是否会更大？

　　许多人用「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首先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不能假设。这正如现在有人说汪精卫是因为突然间死掉所以曲线救国的大业没有来得及证明一样。现在学者们能做的只是弄清楚周恩来到底做了什么。
　　对于周恩来所所作所为，是不能用「那是共产党体制」的错，或者是追究罪魁祸首亦即毛的错来为周恩来辩护。如此，周恩来自己亲手迫害、诬陷、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都推到共产党身上、毛泽东身上而一了百了。正如李南央女士在其著作《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所举张志新一案，有人质疑到：割喉管的人无罪，押打张志新的人无罪，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无罪，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对于体制所造成冤案和罪恶，是没有办法对谁起诉的，只能对具体的犯罪执行者起诉，正如二战之后对战犯的起诉一样。因此，对待周恩来的所作所为也应当是如此追究和审视。
　　为了证明自己对于文革是鼎力支持的，周恩来采取了「灭亲」（是否「大义」却难说清）的行动。包括其干女儿孙维世、亲弟弟周同宇等人被捕，都是周恩来亲手签署的逮捕令。其亲属是否真的有罪，则完全是不在周恩来所要考虑的。对于中央定性的坏人，周恩来也就会将置之死地。这本身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逻辑，作为其中的一个螺丝钉，周恩来也必须这样做。
　　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在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说：对周总理，我是衷心爱戴的，但也要实事求是，不能把他神化了。他也作了许多违心的事。总理最熟的钱瑛、荣高棠同志，钱的拘捕，总理批过，荣的叛徒帽子是周总理给戴的。人就是人，总是会犯错误的。王明当初要没有周恩来同志，王明上不了台。笔者认为，同样道理，没有周恩来，毛泽东能够为所欲为么？
　　例如周恩来是文革时期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所有重要的大案、要案都归周恩来管，如刘少奇、罗瑞卿、贺龙，以及后来的林彪项目等。中央的要案均需周恩来的签字、批准，诸如关押、审查、外出提审、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转移、看病、家属探视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周恩来对文革中老干部的遭受迫害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中共官方后来为此辩解到：１）周恩来签字不是周恩来个人能够决定的，甚至是违背他的本意的；２）周恩来不得不履行手续；３）更重要的是要看周保护了很多的干部。
　　但是经过具体研究周在项目组的行为后，笔者认为周所有的签字都不是被迫的。对于是否违背周恩来的本意，周恩来从来没有如此表示过。从一开始组织调查到最后结论的出炉，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周恩来没有不得不履行的问题。相反，这些后来被认为受到迫害的人，在当时恰恰被定位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敌人。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具体执行人，周恩来恰恰是自觉履行其必要的职责的，是兢兢业业的。周恩来要执行而且要残酷地执行，没有违心不违心之说，只有执行了和还没执行之分。这也恰恰是中共官方所从不提及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忍让、服从大局的说法是荒谬的。更何况是，周既然签了字就要负责。
在文革当中，作为毛的决策的最主要的执行人，周恩来带给全中国的灾难远远大于其行使的正常职能所带给国家的正面作用。这个已经由历史证明。那些以周是违心的，被迫的，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如果周是违心、被迫的，那么数十年下来，周恩来岂不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大的伪君子。而这又是官方所不愿承认的。因此中共在维护周恩来的形像难免顾此失彼。
　　周恩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特殊性。例如很多人的定性都是周最早讲出去的。例如对王任重的定性。在我们采访过程中，有人表示当时只相信周讲的，周代表中央么，周讲了出来之后，我们的胳膊就轮的理直气壮了！
　　还有人为周恩来如此辩解到：周不签，还会有别人签，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打倒的结果。这如同强盗头子逼你拿刀滥杀无辜，你不但去杀，而且还冠冕堂皇振振有辞：「我不去杀，还会有别人去杀，我不去杀，同样也不会改变受害人被杀死的结果。」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２００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例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问到：肖×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插话说：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回家成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毛泽东又问到：×××呢？（周恩来回答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梧州开书店被抓后，向敌人乞降，原判死刑，改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来时他跪下说：「再不当共产党。」。经过调查，确有此事，需要审查，现在不能参加这个庄严的会了。）
　　何方先生在其《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说》：「至于给我个人，九年干校可以说一无所得。人们会说，你总还是读了一些书吧。我却不以为然。如果不是在政治迫害和思想压力下，换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我相信会读得更多更好。」 　同理，如果说周恩来还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保护了一些人，为什么不说如果周恩来能够坚持「反冒进」时敢于对毛泽东说不的精神，那么许多人也就不可能遭受到迫害呢？更不用说，周恩来为了讨好毛，显示自己的「左」性，在外交部大抓特抓牛鬼蛇神、「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了。对于周恩来的所作所为是应该批判还是存有感激之情，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么？「没有周总理，文革的灾难性可能会更大，换做他人，没人做的比周更好来为周辩护。」则是不折不扣的歪理了。
　　周恩来要扮演很多不同的政治角色，但是首要的角色则是要无条件的忠实于毛个人，热衷于吹捧对毛的个人崇拜，千方百计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不折不扣的执行毛的所有指示，大大的扩大了文革的后果。 　「没有周恩来文革的灾难更大」则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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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没有主动地去害过任何一个人的谎言

　　中共建政之后，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事后，周恩来都要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充当毛的第三只手。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一事就为一例，早期王明也为一例，后期「林彪事件」又为一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披露，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事实即使现在官方也不得不含蓄的承认。虽然中共官方不得不用违心、不得不履行组织手续为其辩护，进而提出如果换做他人，只会比周更糟的谎言。除此之外，挺周派退而求次，提出周恩来从来没有主动的害过一个人。但是这也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谎言。
　　文革伊始，周恩来还在国务院系统的国家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亲自抓了文革试点，把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张彦、韩光和张劲夫统统打入「反党集团」。
　　自１９６７年夏季开始到１９７２开始收尾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则是周恩来主动迫害人的一个铁证。全国因此受牵连的不下百万之巨。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手段之残酷，时间之漫长，涉及面之广，逼死逼疯逼残的人之多，为文革其它运动所未有。在这株连甚广、卑鄙残暴，不可宽恕的清查运动中，反对周恩来就是反革命，周恩来同其它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更是密切、通力合作，充分展现了和江青等人作战在一个战壕的风采。同时，周恩来也借机在外交部等领域铲除异己，清洗对立面。文革结束后，此冤案因为周恩来的关系竟然没有被官方所正式平反过，虽然最后证实这是一场人为的打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运动。
　　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缘起于１９６７年春夏之交的受到无政府主义和怀疑一切思潮影响的红卫兵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是这些红卫兵组织在８月下旬基本上全部被镇压。由于周恩来失责，外交部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情。周恩来把外交部的失控归于「五·一六」反革命的破坏。抓「五·一六」则成了周恩来在外交部扫荡对立面稳定外交部的一个有效和有力的策略。从抓捕王力开始，到整肃陈家康，直至姚登山，周恩来在外交部掀起了腥风血雨。外交部三千个工作人员抓了一千七百个「五·一六」，更甚的是，在１９７２年二十人被周恩来亲自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中，「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是重要的一个口号。
　　王年一先生说：「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 　严家其认为全国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 　王力说：「我是作为５１６头子被打倒的。但是项目组审查了１２年多，没有查出我同５１６有任何关系。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１５００万『５１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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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周恩来成为伟人的背后

　　从逻辑上来讲，当一个国家整个方向错了，乱了那么长时间，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灾难，而国家的主要领导却被奉为圣人，真是不可思议！为何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在暴政下唯唯诺诺的宰相或高官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为何我们历史书上就从来没有体谅过处于周类似处境的以前所有时代的那些高官的难处？周恩来成为成为伟人，确实是机缘巧合。
　　首先是中国文化、道德方面的价值取向问题。周恩来给人的任劳任怨的形象获得了大量普通不明真相的百姓的好感。因为即使现在，很多人还在为邓颖超为周恩来缝补睡衣这一朴素的行为而感动。做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人们对他的要求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是否还有人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周恩来的私德在中共高层，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建国以后，周恩来确实没有出现过绯闻。虽然大陆境外有些刊物和书籍论述到周恩来在外面也有女人，但是在笔者看来不足为证。据笔者通过某位知情人的讲述，周恩来在建国后确实在男女关系上相当克制。周恩来也没有什么存款。但是这并不表示周恩来不会享受，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拥有者。
　　吴法宪回忆：周恩来有一非常漂亮的专列。半夜，吴法宪去找周恩来，发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周恩来剪指甲。 　周恩来的漂亮指甲，曾经给尼克松很深的印象。丁盛回忆到，当时广州军区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修了大房子。周有次住了之后，邓颖超告诉丁盛说，周恩来很高兴！ 　周恩来在钓鱼台也有自己的一幢办公楼，中共当局在１９７０年也为周恩来在老使馆区的一处别墅装修过。 　但是这些从来在中国大陆内部是提不得的，因此是不为人所知的。
　　其次，在文革末期，很多人对社会充满了怨恨，但是又无处发泄。周恩来的去世则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借悼念之事闹事。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由于毛以及其扶持的文革派的自作孽，周才在一部分人心中成了反对文革的工具。特别是在１９７６年初，经历过７５年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复，老百姓对当局的怨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当事人在回忆参加当时有名的发生在南京的「三·二九运动」时说：我们２５日的悼念活动是从长江路过去的，后来数学系的同学则是绕道新街口过去的。因为当时官方不允许去悼念，所以我们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就是在挑衅了，就是一场游行示威了。当时我们这个班去的时候，还没有造成游行示威的印象，但也很受社会上的注意。因为春节放假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去梅园了，现在一下子５０多人抬着大花圈走过去，就很有影响。梅园新村的管理人员很快接到通知，就把大门关起来不准我们进去悼念。同学们不管这些，有一个同学从墙上翻过去，把大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就冲进去了。其实这次活动悼念是假，挑衅是真，是想借悼念故意挑起政治事件。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反「四人帮」没有什么新思想，没有提升到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思想高度，只是感觉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必须放一把火烧一下才痛快。 
　　不可否认，确实有人是真心的去悼念总理，但是「四五事件」前后参与悼念活动的大部分群众是暗含对毛、对文革不满，特别当时的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的是张春桥、江青，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本人。
　　文革结束之后，不少中共元老开始打着周恩来的旗号反对毛泽东。例如当时刚复出的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点名的指出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直到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才结束。 
　　显然这种选择是一种很无奈的，除了毛之外，还有谁能一直在中共决策层能代表中共？唯有周恩来一人而已。中共无论如何都不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的一个党。
　　对于周恩来，据海外的文章披露，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胡耀邦都曾经指出周恩来是有过失的。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也批评过周恩来是没有原则的。 
　　为了所谓「维护」周的形象，中共做的工作并不少。例如那首著名的诗《周总理你在哪里》时，原文是「革命的征途千万里/你大步紧跟毛主席」就被改成「革命的征途千万里/你大步向前不停息」。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周恩来积极投入并支持。正如在文革刚结束文革路线还没有被否定的时候，无数回忆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无人否认这一点，恰恰相反的是，都把周恩来作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忠实执行者来赞扬，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更是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的贯彻毛泽东的每一项关于文革的指示。但是３０年后，这段历史竟然被颠倒，周恩来竟然是被动违心的卷入文革，岂不是咄咄怪事？
　　中共把文革彻底否定的同时，把文革实际的二把手树立为文革时期「正确」的代表，本身就是荒谬的逻辑。作为文革派的同路人，甚至是文革派的中间力量，中共把周恩来完全从中剥离出去。于是本来是掌控全部高干生死簿，冷血残害同僚的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最后以保护干部的姿态欺世盗名。但是这个这个「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正如有人评论到：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平怎能提高呢？不充份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批判周恩来这样的伪「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 
　　周恩来向来都是审时度势，站在强者的一边。在周恩来看来，政治生命是第一重要的。周恩来从来没有表示过问心无愧，只担心后人在自己的脸上划叉叉而已。
　　天道恢恢，青史无情。政治宣传从来都是过眼烟云，而历史会记录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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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写作的起因与致谢——司马清扬

　　本人最早对文革感兴趣是因为偶然之间对林彪产生了强烈而浓厚的兴趣。当时国外有个比较有名的论坛叫做文学城，讨论历史的地方叫几曾回首。时任版主对林彪表现出极端的仇视。在渐渐讨论的过程中，曾经对于时任版主所讲的事情提出过疑问，但是却遭到极力打压。时任版主从开始的删贴到封杀我「蓑笠翁」的ID，无一不表现出一个活脱脱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代版的「独裁者」。毕竟文学城是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在我和另一个网友「苏门走狗」的合作下，号召大家起来，「打倒独裁者」。结果一举把时任版主扫地出门。同时收获的是对林彪的重新认识。在这期间，我在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林彪的文章，同时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在大量阅读林彪的材料的时候，我逐渐发现一个问题：大量的所谓认为是林彪做的事情实际上不是林彪做的，而是周恩来做的。例如「句句是真理」、在文革中主管军委、文革中的迫害干部等问题，特别是贺龙问题等等。笔者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
　　另一方面，中共建政后，本应该是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向，但是实际上却是从革命集团向利益集团方向不断异化，建立政权前向人民的承诺，诸如民主、富强等等等，都一一落空，在此异化的过程中，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与其同时，毛周关系是从党内同志到君臣关系不断的异化，越到晚年，毛的君王意识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说的就是法,他本人就是天)思想越加强烈，周越来越像毛的家仆与工具，其人格、思想越加矮化。那么周恩来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蜕化，蜕化之后又是如何的表现的呢？真实的过程则是蜕化与表现是相辅相成的。而将周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对毛及对江对文革的态度，则更能体现出周的蜕化之完全。刘、林、邓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与抗拒。而林彪尤甚。唯独周没有。同林彪相比，周恩来只能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苟延残喘，最后落得郁郁而终。而林彪的一「飞」，则是石破天惊，刺破了毛泽东的文革神话，使得国人第一次在文革中惊醒，开始反思。而林彪留下的大量的读书札记更是证明了林彪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值得思考的是，周到底是没有思想还是将其隐藏得太深以致外人都看不透？这也是本人动笔的一个起因。本人通过大量的史实认为，周恩来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关键在于经过长期的「自我阉割」或者自我麻醉都会使得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丧失的一乾二净！以致外来的压迫带来的虚幻成为真实的景象。这在生物学上完全可以得到解释。例如周恩来对于毛的崇敬与恐惧而造成的自我矮化，在本人看来就如现代医学证明的经过长期的外界刺激而形成的条件反射一般，完全成为潜意识的行为。
　　众所周知的是，周恩来是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的。在国内出版的大量有关周恩来的书，本人收集了大约近３００套，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作为官方定论的，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等，也包括《周恩来年谱》。此类书无疑是含有大量可信的史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周恩来的很多活动的描述都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对很多事情更是丝毫不提。例如对于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活动，就甚少提及，即使提及也是只展现其光辉的一面。对于周恩来在众多项目材料上的批语则是提也不提了。第二类是曾经是周恩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关于周恩来的回忆。这类书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文革刚结束但是还没有否定文革的时候，关于周恩来支持文革、支持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大量做法是作为「优秀事迹」来回忆的。第三类就是非正式官方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其特点是打「擦边球」，或者欲言又止。而国外出版的，最为有影响力的或许应当是高文谦先生所著的《晚年周恩来》。此书应当说含有丰富的史料，但是本人认为过于拘泥于周恩来的心理活动探讨。当然还有很多的英文版有关周恩来的书，在此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于是本人就产生了要写一本有关周恩来的书的念头，就是要对官史补遗，期望能够在大众之间塑造一个立体的、完整的周恩来的形象。此念头一起，便一发不可收拾。起笔于仓促之间，写作也完成于仓促之间，因此此书不足之处，必不能避免，错误也必定有之，包括技术性错误。如有提供新的史料加以辩驳或者争论，本人将不胜感谢。这无疑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所提供的良好便利条件，我可以借阅所有有关周恩来的数据－－可以说是从全世界的图书馆中去借阅。当然遗憾之处也必定不少，例如鉴于精力有限，本人无法对周恩来与对外援助、与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关系等等进行论述，而这些对于认识周恩来无疑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在写作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的对文革、中共党史颇有研究的朋友。文革史专家丁凯文、余汝信、蒋健等就是在几曾回首闯荡的时候认识的，在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本人深受其益。丁凯文先生更是百忙之中给本书作序，作者不胜感激。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是这个时候相识的。
　　网络论坛让人之间的距离缩短。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还是与人的相识都明显优于传统模式。在２００４年夏季，通过强国军事论坛，我又逐渐认识了张聂尔、京城孤魂、马甲同志、海平００７、相炳、山羊、danbe、书吃等一大批党史爱好者。此军事论坛虽然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余汝信先生对「她」的评价甚高。特别张聂尔女士，我曾经同她用QQ（一种网络对话工具）对话多次，获益匪浅。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认识了舒云女士并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帮助，并有幸当面请教过。同样在我回国路过湖南的时候，也得以向陈益南和杨大庆先生当面请教。
　　２００７年８月份，我专程前往哈佛大学费正清图书馆去复印「传说中」的程前的《文革漫谈》（即王年一手稿）。在图书馆工作的Nancy　Hearst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虽然从来没见过王年一先生，但是仍然非常感谢王年一先生。让我感激的不仅是手稿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更是被王年一用那板板正正的字（我称之为是老私塾里训练出来的），一笔一划的誊写在一个个的方格里面的精神所感动。在返程路过纽约的时候，见到了胡平先生。后来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向胡平请教过。
　　后来何蜀和吴迪主办了电子杂志《记忆》，我陆陆续续的投了四篇文章。吴迪先生在百忙之中给以精心的修改。通过修改前后稿子的对比，使我学会了如何把文章写的更加精炼、条理更加清楚。何蜀更是对此书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笔者对何蜀和吴迪表示真诚的感谢。通过《记忆》，我还认识了阎长贵先生，在短短的时间内，书信交流即达几十封。后来我还亲自拜访了阎长贵先生，阎长贵先生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印象。不可忘记的是，在同一行程中，我和金秋到丁东家蹭了一顿饭，和丁东畅谈了几个小时。我也和卜伟华先生电话交流多次，获益匪浅。
　　《记忆》杂志带给我的还有一位横跨上万里的澳洲的一位朋友，孙万国。２００９年夏季，借孙万国来美国之际，笔者同孙先生就党史中的许多问题交流了看法。随后，我和孙万国去洛杉矶同宋永毅先生见面。宋永毅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对我的写作帮助非常大，节省了大量时间。闲谈之间聊起丁抒。有次我去明尼苏达，恰恰就在我离开之前的前一天晚上，和丁抒联系上了并且用电话聊了两个多小时。虽然近在咫尺，却因临近午夜未能见面，颇为遗憾。
　　还要特别感谢许多给我提供大量史料的知情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能够提供给读者真实的名字。
　　对于本书所采用照片，因年代久远或者其它原因，没能及时联系到摄影者本人或者版权拥有者，敬请摄影者本人或者版权拥有者通过出版社与作者联系，以便作者支付薄酬。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明镜出版社何频先生，没有何先生的慧眼识珠和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此书的顺利问世。另外对于在香港负责明镜事务的黄志民先生，笔者也对其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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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之二：写作的过程——欧阳龙门

　　司马清扬对各位帮助者的致谢也代表了我本人的谢意。
　　对于司马清扬提到的多年前在「文学城-几曾回首」网站发生的风波，我本人曾试图做一些调和而未能奏效，于是只好置身事外。
　　下面我要就本书的写作过程说几句话。
　　大约五年前，我开始对中共党史感兴趣，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人物和事件感兴趣，开始上网看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文学城 -几曾回首」，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启蒙时期，同时也结识了司马清扬（当时的网名为「蓑笠翁」）以及其它一些网友。当时自己对中共党史的认识基本上是以接受中共官方的政治宣传为主，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有质疑。通过和一些网友的交流，通过进一步阅读历史数据，逐渐开始从「接受中共的政治宣传」向「探索客观的历史真实」转变。司马清扬和其它一些人也经历了类似转变。尽管我们在年龄上有很大的差异（我比他空长二十多岁），在地域上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分别在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但是这个类似的转变过程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成为本书的共同作者，而且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常常走在了我的前面。
　　本书就是对这样一个转变过程的阶段性总结。
　　其实这种转变是一种趋势。回顾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大陆的作者发表、出版的有关中共党史的文章、书籍，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港台、海外出版发行的，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党史研究中属于「中共的政治宣传」的部分慢慢开始让位于「客观的历史真实」。即使是中共官方的党史，有些作者也试图从在「中共的政治宣传」中或多或少透露一些「客观的历史真实」。趋势当中虽有反复，但总的方向不可逆转。仔细读者可以从我们列出的参考文献中看出这一点。
　　当司马清扬提出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和他在对周恩来的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差异。我曾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于周恩来的「光辉的一面」留有印象，而对于周的另一面则了解不多。但是我们的共同点是「探索客观的历史真实」。于是我们开始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讨论我们要用到的每一件史实。在收集资料方面他付出了比我大得多的努力，而讨论的过程常常变成他说服我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掌握了更多的资料和证据，尤其是原始资料和证据。这就使我们能够跳出政治的、道德的框框，完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件和人物、来看待周恩来。（司马清扬：完全的跳出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你觉得跳出，仍然会有人认为你是在「抹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跳出，置于文中的部分内容，显然会有很多读者认为过于政治化，特别是结论部分。而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于结论部分尽可能的看淡，而对于史实更加重视，因为即使不同的史实，仍然会有不同的解读。）我衷心地希望本书的读者，尤其是和以前的我类似的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