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a的博客: 黄昌勇: 王实味传

王实味传

黄昌勇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一　朱正
序二　我感到惊心动魄　钱理群
第一章　揭开一页沉重的历史帷幕
第二章　前清举人的儿子
第三章　人生的最初一课
第四章　北大共产党人
第五章　起航的文学梦
第六章　上海的译述生涯
第七章　南北转徙求生忙
第八章　在民族危难中
第九章　宝塔山延河水
第十章　爱情的明证
第十一章　“异端”初现
第十二章　《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
第十三章　“风波”遽起
第十四章　“大座谈会”
第十五章　囚狱
第十六章　生者与死者
附录：　　野百合花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年谱简编
后　记

序一

朱正

这本传记的主人公王实味只活了41年，没有能够留下许多作品。可是他的死于非命，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题目。

这里就从他的死说起。当年究竟是谁下令处死的呢，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有过争论。但我以为这是不必深究的了。不论是谁下的命令，都是杀错了，这有他的平反文件作证。当然，这是现在的说法，而在当年却不能这样说。1940年7月《总政治部锄奸工作第二号指示》第三条规定：“凡托派分子及过去本党的叛徒，为日寇国民党特务派来潜入我军，经查实后，一律处以极刑。”①当时王实味被宣布为托派分子，又被宣布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不论是谁决定杀他，都可以推说是有政策文件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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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六大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当时在延安，究竟有多少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呢？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情况又是怎样呢？蒋介石侍从室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他在1942年8月31日的日记中说:“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这个特务头子说的是“毫无内线”，即一个也没有。可见当年整风审干抢救中弄出来的那些“国特”，无一不是冤案。

毛泽东说的，不是一个没有，虽不多，还是有“极少数”。王实味就被认为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人。说他“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这话，到了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是这样说的。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为此文作注，才宣布“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样，他的问题算是平反了一半。

还有一个托派问题。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最大政敌。拥护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把托派看做死敌了。在王实味之前，已有多人因托派的罪名被处死。最有名的一案是年的“湖西肃托斗争”，在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有多名干部被说成是托派分子而被杀。1941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为这些无辜牺牲者昭雪。③至于本书的传主，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也宣布“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承认了他并不是托派分子，当年处死，属于错杀。算是给他完全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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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②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六大以来》，下册，第页。

但是有人对这样的平反并不满意，问道：假如他确实是个托派分子，这样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按照当年的政策文件来回答，托派分子当然可以处死，不存在应该与否的问题。但是如果根据托派的实际作为来说，杀他当然就是不应该的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托洛茨基本人和托派分子，也都服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也都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当年斯大林和斯大林的拥护者所加给他们的种种恶名，并不是事实。这里可以举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例子：1936年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覆信给托派分子陈其昌，说他们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几年之后，这陈其昌就因为反日活动死在日本宪兵队的刑讯室中。

这里且放下王实味，索性多说几句托洛茨基。当年被斯大林消灭的政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等等等等，都在戈尔巴乔夫掌权之时，按照法律程序宣布平反了。托洛茨基没有宣布平反，但是苏共党内和苏联史学界已经有了要求为他平反的呼声。只是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消亡已经使得这种平反是不必要的了。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一例：它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却取消了这个问题。

就个人的人品和才智来说，托洛茨基大约要比斯大林高一些吧。但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样，都是属于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了。他们，一个大的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彼此间尽管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可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两者的共同点却也并不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谈到杜威，说：“他在关于托洛茨基被断认的罪名的调查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确信对托洛茨基的控告是没有根据的，但他并不认为假使列宁的后继者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苏维埃制度就会是美满的制度。他相信了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独裁政治不是达到良好社会的方法。”

在中国，姓名往往同托洛茨基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在狱中沉思了几年之后，也达到了类似的结论。他在《我的根本意见》的第七条提出：“应该毫无成见地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的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在致胡秋原、孙洪伊的信中，他解释说，他所“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这“领袖”特别注明“列宁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内”①。在致郑学稼的信中，他更说：“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乃为一班‘俄迷’尤其是吃过莫斯科面包的朋友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②显然，在陈独秀晚年，不但已经同斯大林决裂，也向列宁和托洛茨基道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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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陈独秀著作选》，第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回到王实味来。他本来不是托派却被说是托派，他本来不是国民党探子却被说是国民党探子。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就因为他写了一篇《野百合花》。假如他没有写这种可恶的文章，当然可以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当他的特别研究员。既然他写了这篇被毛泽东定性为“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文章，也就少不了批判斗争、检举揭发这一系列程序，于是“托派分子”、“国民党探子”的罪名就来了。这在共产党里，当时都是皆曰可杀的最重的罪名。说穿了，他是以文字取祸。先是可恶，再因此成为罪人。

这些年来流行一个名词，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王实味是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呢？不是的。如果他不是服膺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不是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就不会宣誓加入共产党，就不会跑到延安来。在大方向上，他并没有不同的政见。他的不幸，就是他自己说的：“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到；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就是在延安这革命的首善之区，他也看见了肮脏和黑暗，他说：“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的另一篇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中，有些描写艺术家的话，可以说是他的夫子自道：“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这大约就是他要做的吧。可是，这种意见却是毛泽东不能接受的。就在《野百合花》发表才一个多月时候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提出：嘲笑的对象只能是“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这显然是对王实味的答复。

《野百合花》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例，像批评高级干部生活待遇方面的特殊化，“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毛泽东也作了反驳。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①表示不能接受《野百合花》的说法。

这里有一点古已有之的隔膜。鲁迅就写过一篇题作《隔膜》的文章，讲清朝文字狱的。指出：并不是谁都可以进忠言的，“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②。王实味也正是这样，他自以为是“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可是在毛泽东看来，这可就是“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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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文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②《鲁迅全集》，第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比较了二者的异同，有些很精彩的见解。只是他应该想到，这是鲁迅也做过的题目。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①。这就不但说明了二者的异同，还进而说明了二者的关系。王实味似乎见不及此，这也就是他的取死之道吧。

王实味之所以值得后人来研究，因为他是一个典型，一个以文字取祸的典型。在他之后，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发生过。年发生了胡风事件(有意思的是，这一次也把托派牵扯进来了。毛泽东在一条按语中这样说胡风集团：“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这以后，还有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些不过是王实味事件的不断放大而已。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研究王实味有多么重要了。青年学者黄昌勇也是河南潢川人，他主动把弄清楚王实味这一位不幸的同乡生平事迹的任务担当起来，到北京、河南、延安、湖北许多地方，访问了许多人，查阅了许多资料，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写成这本一字不苟的传记。如果人们从这里了解到此事的前因后果，认真接受了这一悲痛的历史教训，使今后能够避免重演类似的悲剧，那么，王实味也可说是没有白白付出生命的代价了。我在执笔写这篇序言的时候，就深深怀着这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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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全集》，第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序二

钱理群

作者希望我为本书写几句话。

我读完，放下书稿，就沉默了。

我感到惊心动魄，却无法理清我的思绪。

脑子里反复地轰响着一个声音，“暗暗的死”，“暗暗的死”，“暗暗的死”??

这是本书引述的鲁迅的话：“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②

这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一个“暗暗的死”。而如作者所说：“他的悲剧意义早已逾越了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遭遇沉浮，他的悲剧其实已经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实味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始点，回首既往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后来者在类似的境遇、不同的时期演出的一幕幕沉重的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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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先生的序原有题目“我感到惊心动魄”，但为了编辑体例的统一，故略去。在此特说明并向钱先生致歉。责编注

②《鲁迅全集》，第卷，第页。

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死。而且似乎已经被人忘却了——人们忙于世纪末的狂欢，有谁想到去“推测死者的心”，有谁听见死者亲属的哀哀的哭声，更有谁愿意正视与承担这死尸的沉重，思考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即使无力(似乎也不允许)深入地思考这一切，至少也应该把“死”的来龙去脉、“死”的真相弄清楚，还一个“明白”，也算是对这“暗暗的死”，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

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学者的历史责任感，走出了这第一步。这其间的艰难是不难想像的。

本书所揭示的大事实，则足以使读者悚然而思。而且不同经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引发出不同的联想与思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关注的是以下几个事实。

这是1927年的春天，王实味与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在王实味看来，这是对他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是家长制的封建作风的表现，必须据理抗争；而支部书记则动员组织力展开批判，并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人们不免要联想起1942年的那场运动。前后两次批判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历史的路是怎样走到后来这一步的：这都发人深省。

事件所基露的王实味的个性：那暴烈的火性，讲话无遮无掩，不计后果地坚持己见，无所顾忌地顶撞上司……使人们有理由为他的命运担心。作者来信说，他之所以要我写几句话，是因为王实味也是北大的校友。那么，面对这位老学长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北大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饶有兴味的。

当然，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本书对批判王实味及所谓“五人反党集团”运动的组织与发动过程的详细披露。特别是作者引述的康生1943年8月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所透露的“细密处见功夫”的心机与手段，确实让人大长见识。中国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1957年的“阳谋”，在这里都已见端倪。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以“不为尊者讳”的史家态度与笔法，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批判王实味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所作的如实叙述，是特别让人感到沉重的。本世纪为什么一再出现鲁迅所说的“使劲地拉住了那颈子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悲剧，这是人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本书所揭示的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还有很多。作者自有他的见解，也只是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读者。作者自己也表示，他还要将他的思考写成专论。那么，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仍要感谢作者：他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直到多年以后的世纪末，才有了这点“明白”，似乎迟了些，但却来得不易：我们懂得这分量。

1999年12月25日写毕于燕北园

第一章　揭开一页沉重的历史帷幕

站在 20 世纪的历史尽头，回望本世纪百年沧桑、长河波澜，面对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不幸、光荣和梦想，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会为这沉重的历史步履而感叹，为这生命力顽强崛进的民族而欣慰。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茫茫宇宙中的万物之灵长；人，也是浩瀚天幕之下、无尽大地之上人间舞台的编导、演员和看客。20 世纪这部大剧即将谢幕、钟声已然响起，历史不会忘记，人们会在心中建立一座丰碑、流连先辈们的业绩；人们也会在历史的背后写满一本账簿，记下无数丑陋的灵魂，让后人记取。

历史又是无情的，它只愿留下伟人和丑类的足迹，而忽略了众多耕耘者的无私劳作。更让人心惊的是那一大批被历史烟尘覆盖的冤屈灵魂，也被无情地打入地狱，或者被人经久地遗忘，或者被人推向历史的前台、作为批判的靶子。

本书的主人公不幸就是属于后者，他生活在 20 世纪的前半叶，他的生命历程至少应当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些微刻痕，但是，由于历史的波澜风云，他的踪影竟消失于历史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名字至今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异常陌生。他的名字——王实味。

王实味没有金戈铁马、征战沙场的显赫军功，也无一呼百应、恩泽后世的政治伟业，他留给后人的只有在图书馆尘封已久的几百万字的创作、译述和近半个世纪不知生死的不解之谜。

王实味，他的生命历程只有短短的年，他的人生没有哪怕瞬间的辉煌。在世纪前半叶动荡苦难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之中，他背井离乡、上下求索，为了基本的生存、理想的实现，他曾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在烽烟四起的抗日大潮中，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延安不到 10 年的生活，王实味竟大半是在关押中度过，当年他绝不会想到，当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走向分裂、内战爆发之际，他的生命却走向了尽头：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王实味被秘密地处死。他不是死于抗日的疆场，也不是死于与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他的鲜血却流淌在同伴的砍杀之下。

30 年代初中期，鲁迅先生在纪念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左联年作家时说：“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而在此

10 年前，鲁迅先生在他的杂感中写到：“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① 鲁迅先生当年在国统区，以大量的杂文为利箭、匕首，激烈地抨击时政，虽然遭到过通缉，多次离家避难，仍得以寿终；王实味在延安，因为几篇忠言相进的杂文引出莫须有的罪名，终以人头落地作为代价。何况这“惨苦”而“最悲苦”的死还是不知死日、不知死地、不知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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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8 页。

1991 年 2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下达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关于王实味的死，文中仅仅这样提到：

1947 年 7 月，（王实味）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

人们，包括王实味的遗孀、子女也是第一次知道王实味被杀的时间，至于他如何被杀、杀于何处仍不得而知。有者，只是某些书刊中并不确实的流传 ①。

死者已死，这样的追根问底，也许并无意义，可是，这对于王实味的亲属子女似乎有意义的存在，不知道自己的至亲尸抛何处，这种刻骨铭心的创痛是别人无法体会的。

其实，在此前几年，已经有人为解开王实味的死亡之谜在奔波，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

笔者有幸拜访了解谜人，历史应当感谢解谜人的大勇，将谜底完整地公之于众。

我的采访是 1992 年 8 月，在酷暑如蒸的北京。

接受我访问的徐先生退休前一直在军队工作，虽然他戎马一生，但却长期与文字打交道，是《贺龙传》的主要作者之一，当年《贺龙传》一稿即将杀青时，他在有关文章中看到关于王实味之死与贺龙有关的说法 ②，这促使他开始了艰难的调查工作。最后他在山西某县一间尘封多年、少人问津的历史档案资料馆中发现当时晋绥公安总局留存的关于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的五份原始资料：

1）1947年 6月 13日，晋绥公安总局向中央社会部写的一份请示处置王实味的报告。

2）1947年 7月 12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将执行情况向总局汇报的报告。

3）晋绥公安总局向中央社会部作的关于王实味被处死的报告。

4）1948年 3月 23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所作的关于王实味被捕后的表现与处理经过的报告。

5）1948年 5月 17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写的一份关于王实味被关押及处死的报告。

这五份报告内容大同小异，清晰地描述了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的真实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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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载《文汇月刊》1988 年，第 5期，后收入《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年6月第1版）认为王实味1946年春被杀，“命令只能出自贺龙”。此后众多涉及此一史实的文章大多延续此说。

② 即指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的说法。

还是让我打开当年整理的采访笔记，请时光倒流，让我们一起跟踪王实味生命历程的最后一瞬。

历史和个人的命运往往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设若没有当年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或许王实味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1947年 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在西北，国民党军队集中了 34个旅共 25万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并要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而当时，在陕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 4个野战旅，共约 1.7万人，再加上 3个地方旅。因而，在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处于绝对的劣势。

3月 13日，由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队 15个旅 14万人自洛川、宜川一线向北移动，直逼延安。人民解放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完成了掩护任务后，于 19日撤离延安。

而在此两天前，即 3月 17日，中共中央机关也撤离延安。作为中央社会部的犯人、已被关押了 4年之久的王实味，由两名

中央社会部的青年干部押送，一起随中央机关向后方撤退。

一路上，翻山越岭，走得很慢。由于王实味几年来一直身染肺病，身体条件很差，所以，他有时就停下来不走，要求两名押送人员用担架抬他，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他得到的只是押送干部的严厉喝斥。

两个星期后，原在延安中央社会部审讯过王实味的凌云在临县到兴县交界的山路上，意外地遇到了王实味，只见他身穿破旧的棉衣，手持一根木棒，身边并没有看守人员，一个人缓缓地向前行走。他见到凌云，显得很意外，也很高兴，主动上前拉着凌云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说话，说自己是与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一起撤退的，因为自己走得慢，所以掉了队；他还抱怨说一路总是挨批评，很委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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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凌云：《王实味最后五十个月》，《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 79页。

看来，中央社会部的押送人员对王实味的看管并不严格，也许他们知道在国民党大兵压境的特殊环境，王实味要逃也是无处可走的。假若王实味能预测到几个月后即将临头的大难，不知道他在这无人监视的情况下会做如何打算。

现在，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在一路行军中，王实味不时地向两位看守发脾气，他三番几次申辩说自己不是托匪、不是特务，自己是上了某某人的当，听到这些话，两位押送人员就呵斥他不要发谬论，不要进行挑拨。

4月 16日，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设在兴县城郊的晋绥公安总局第四科（主管审讯和看守工作）的一个看守所。从延安到兴县这段路程，他们足足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看守所，两位对王实味撤退途中表现不满的押送人员向有关人员交代说：送来的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犯人，因为中央机关撤退，送到这里关押，然后留下了两份材料就离开了。留下的材料一份是 1946年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问题进行甄别的结论，这份结论是由康生指定作出的，结论认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另一份材料是两位押送人员所作的关于王实味在行军途中表现的材料。

王实味并不知道自己已被送到了什么机关，直到晚上收押登记时，他才知道自己所在地是晋绥公安总局的看守所，他对收押人员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有真理和容忍、委曲求全，故改名王二五。但我绝不是托派。① 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话未予理会，王实味又接着说，在延安，他向记者谈话承认自己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工作人员听到这里，很不耐烦地告诉王实味这是看守所，王实味又说：“我过去在枣园工作及修养时，因有些人说些刺激我的话，因此使我精神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这里在环境上不要刺激我，在生活上能够体贴我。”他还说“：我在延安，中组部送给我保健费时还称我同志，只是因为在此次行军途中发脾气，才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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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 1939年 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在1942年前后的延安整风中被列为整风 22个必读文件之一。王实味对这篇著名的文献应当是熟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难以在这部文献中找到王实味所说的二、五条。

王实味这些话，显然与两名中央社会部的押送人员留下的两份材料上的口径不一致。对于中央社会部寄押于此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晋绥公安总局自然格外重视，他们对王实味实行单押、严锁，指定一个看守班长专管，不准王实味见人，不准出门。面对如此的严管，王实味仍然不断地发议论，他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好好地休养一下，他还与看守说，他的问题顶多半月至一月就可以解决，他不断要求晒太阳，要求改善伙食，要求吃鸡蛋。

当然，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

面对王实味的多次牢骚和表现，看守所的工作人员两次找他谈话，要他好好地改造，不要去翻案。

谈完话后，王实味又承认自己有托派的问题和反革命的活动，他还将这些写成材料。同时，王实味还给当时晋绥分局的负责人甘露、张稼夫及晋绥公安局长谭政文等写信，在信中，他承认自己的问题，但是王实味否认自己有精神病（估计当时因为王实味的一些怪论，导致有关人员认为他有精神病）。并要求以后到分宣部（指晋绥分局宣传部）或报社做翻译工作。

就这样，王实味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转眼近两个月的时间又过去了。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一步进逼，其飞机不仅轰炸了陕甘宁与晋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黄河渡口，也对作为晋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兴县进行了轰炸。 6月 12日，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轰炸，使王实味所在的看守所被炸毁，看守所需要转移，这对于晋绥公安局自己所属的犯人来说，都比较好办，或者一起转移，或者释放等，晋绥公安局或晋绥分局都可以自己作出决定，而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寄押于此的犯人，该如何处置，他们是不敢也不能够轻易作出决断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向中央社会部请示，好在当时中央社会部离这里也仅公里之距。

这份写给中央社会部“康李部长”（即指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的报告，在根据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前此的交代及留下的两份材料叙述了王实味的“罪状”及其在行军中的表现之后，请示道：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对王实味究竟应如何处理，望速来信告知！

报告被紧急送到临县，延安撤退前，康生带领一个工作组为了搞土改试点先期来到临县郝家坡村，延安撤退时李克农带领中央社会部机关到达临县，他与康生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报告送达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按此批示，于 7月 1日夜，将王实味秘密砍杀后置于一口枯井掩埋。

第二天，也就是 7月 2日，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将执行的情况向总局作了汇报，总局又将情况向中央社会部作了报告。

总局的报告与审讯科写的汇报，先是根据社会部两位押送人员留下的材料叙述了王实味的“罪状”及在行军中的表现，写道：

……6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的批准处死后，于7月 1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的报告只是审讯科的汇报的简化，其结尾这样写道：

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据说，毛泽东在得知王实味被处死这一消息时，曾大为不满，他要有关人员赔出一个王实味来。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王实味问题作过指示，要求对王实味不能擅自处理。

自陕甘宁保卫战开始，毛泽东一直辗转行进在陕北各个地区，他一边指导战局，一边考察工作，进一步了解民情，出于安全的考虑，人们多次劝他东渡黄河，他都拒绝了。

直到 1948年春天，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东渡黄河，来到了晋绥地区，到了当时中央后委所在地的临县三交镇。据有关人士回忆说，毛泽东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知道王实味已被秘密处死的消息，也就是这一次，毛泽东大为震怒，要人再赔出一个王实味来。但是，人头已经落地，死而不能生还。或许是毛泽东的震怒与批评又迫使有关人员开始具体调查王实味被秘密处死的经过，现存的第四份材料即《王实味被捕后的表现与处理经过》，落款时间为 1948年 3月 23日，正是毛泽东在此驻留期间，极有可能是有关人员向毛泽东所作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先用毛笔起草，然后又用钢笔誊抄，我们不妨全录下这份报告的内容：

1947年 4月 16日，中社部将王实味送交我处关押，并附有甄别结论与王实味在行军中的表现两份材料，说明王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在行军中仍进行挑拨等活动。因此我们对该犯单押、严锁，指定一个看守班长专管，不准见人，不准出门。

4月 16日，应收押登记时，王说:“我是犯了错误的，我犯了共产党员修养上的二、五两条（即不能拥有真理和容忍与委曲求全，故改名王二五），我绝不是托派。”我们告诉他这里是看守所时，他说：“我精神不健康，身体也不好，希望能体贴我，能特殊地照顾我。”

平时王不什（疑为“甚”字之误 ——引者注）说话，只是说：“我没有问题，我是共产党员，在延安中组部都称我同志，只是因在此次行军中发脾气才受处分”，并讽刺说“：来这里也好，很安静，好好地休养一下。”又说他的问题顶多半月至一月就可解决，并要晒太阳、散步与吃鸡子（接下来一句辨认不清 ——作者注）。林左天同志曾与其谈话两次，经批评，彼只承认其托派问题与反革命活动，并将详情写下材料。后王曾三次与甘露、谭政文、张稼夫三同志写信承认问题，说明没有精神病，要求到分宣部或报社做翻译工作。

6月经中社部康、李部长批准后，于 7月 1日夜在兴县将该犯秘密处死。关于该犯关押我处及秘密处死，除少数可靠的参与此事的同志知道外，此外任何人都不知悉。

3月 25日，毛泽东到达兴县，又于 4月 4日离开兴县去河北，在此，毛泽东又问及关于王实味被处死的事情。

1948年 4月 4日，毛泽东一路辗转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 8日，他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开会的前一周，即 8月31日，李克农就王实味问题向中央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此时康生已调任他职，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王实味处死的事）我应负主要的责任。当时我距中央仅一河之隔，且有电台与中央保持联系，这样杀人大事，尤以负保卫工作主要责任者，事先既未请示，事后也未报告，只借口军事情况紧急及强调王实味由延安撤退到兴县的反动言行，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晋绥公安总局的请求，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表现自己的错误……

9月 1日，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示中写道：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并将报告连同批语一起送中央书记处有关领导同志圈阅。

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王实味究竟是如何被处决乃至他怎样去死，似乎已无太大的意义，他的悲剧意义早已逾越了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遭遇沉浮，他的悲剧其实已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实味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一重要类型的起始点，回首既往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后来者在类似的境遇、不同的时期演出一幕幕沉重的历史剧。

赫而岑说过：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避免错误和杀戮，每一次革命也都必然伴随着污秽和血迹，人性的弱点也许永远与人类同在，理想的乌托邦也许是人类永远难以企及的一种想望，但这并不能构成我们不再总结历史的理由。人们可以反对我们为王实味这一既非大家也非圣贤的人物去著章立传，但是，谁也没有理由掩去在王实味的身后展示出的那片抹也不去、愈来愈浓的历史阴影以及由此而折射出来的真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极，我们不能免去一般传记的俗路，让我们一起回到世纪初年、把笔触伸到王实味的人生起点。

第二章　前清举人的儿子

童年，是人生风雨旅程的第一驿站。

家园，是萦绕游子心灵的永远情怀。

1906年阴历三月十二日，王实味出生于豫南古城河南潢川。古城垣那时名为光州①，坐落在豫南的腹地、大别山北麓、淮河之滨，系豫南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重镇。这是一座兼有北方厚重和南方灵秀的古城，一条悠悠长河从城中横贯东西流动，把城池划为南北，在这里至今还有着多样的美丽而神奇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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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13年，废州立县，改光州为潢川县，取名系因小潢河从城中穿过而得。

这里曾是黄国的都城，从两千多年前群雄兼并、烽烟四起的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历史的风云都不时在此涌动。

史载，公元前 704年，江淮大国楚举行诸侯会盟，黄国虽是小国，却傲骨铮铮，拒绝参加。

数年后，楚又会诸侯于沈鹿，黄国再次未予理睬。

盛怒的楚国终于在公元前 648年将黄国并吞，从此黄国归属楚地 ①。

黄国地处楚国疆域的中心，从此以后，中原文化渐为楚文化所侵蚀，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两大文化系统，而黄国恰成一条纽带起着承转的作用。

这样，楚文化的骚狂和中原文化的雄傲集于一身，构成黄国百姓特有的性格特征。王实味正因承续了家园楚汉文化的骨血，在其漫漫人生中以其独异的禀赋被人视为狂人、怪人，由此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中铸就了其生命之花的悲剧。

当年在延安批判王实味时，有人联系王实味的家庭和出身，说王实味是“破落的”“小贵族”② ，从出身和血统上寻找王实味的错误思想的根源。一个人的出身的确对他的生活产生影响，但是出身决定论却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糟粕。可惜的是在中国现代反封建的革命中，这又往往成为斗争的武器，有时乃至成为判定一个人生死命运的利剑 ③。

王姓家族在当地确实是拥有大量田产的大户人家，只是王实味的父辈却田无一亩地无一垄，“小贵族”不合事实，说其“破落”倒有些勉强。王父名言炳，字籽渭，生于清同治九年，据说幼时家境贫寒，连每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只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王言炳立下读书的志向，在同城的卢家大院和梁家大门楼从塾师苦读，数易寒暑，十年春秋，一朝金榜题名，年即清光绪十七年，王言炳赴省城开封参加乡试，考取第十三名举人。也是这一年，梁家大门楼内的塾馆里一株牡丹，开了朵大红花，人们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后来在小城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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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春秋·僖公十二年》有公元前 648年“楚人灭黄”记载。

②参阅温济译：《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 6月 28日、29日。

③“文革”初年，北京青年遇罗克撰写《出身论》，痛斥血统论，他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参阅《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年版。

王言炳中举那年，正是 21岁的青春年华，按一般仕进规律，他该谋个一官半职，可他却选择了传道授业的执教生涯。他受开封塾馆之聘，做了私塾先生。不过，那时的薪俸不薄，王言炳就靠此养活一家大小。

后来，王言炳回到家乡，创办福利院，让鳏寡孤独残疾者及弃婴皆有所养，几年后，他又在家中或乡下任私塾先生，以此来养家活口。王言炳乐善好施、刚正清廉，因而在周围城乡百姓中很有威望，人们都称他为王举人或王孝廉公。随着家庭人口渐多，开销增大，到王实味出生时，家境已时显困顿和拮据，那时街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

王实味兄弟六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教育，只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没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大哥王思佑，字伯兴，1938年 9月惨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二哥王思祥，字钟冰，师范毕业后，一生孜孜于教育事业， 1979年病故；王实味排行序三，原名思祎，字叔翰，王实味等是他日后从事文学活动时使用的笔名；四弟王思柞，字季延，系中共党员，曾以报社编辑的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中被敌特杀害于河南驻马店；五弟王思禧、六弟王思贤一为工人一为教师，现都退休在家。

王实味的母亲出自本城西关街一颇有名气的手工业者之家，她知书达理、治家严谨，具有大家风范。不幸的是在王实味5岁时，母亲就离他而去，幼年的王实味已经懂事，可以想见，失母的创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影，后来王实味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写到主人公在母亲病逝那段痛不欲生的经过 ②，想必，王实味在写作时一定投入了自己早年的创痛和经验，心里压抑的情感才会如山洪般倾泻。虽然王实味在生母死后由继母冯氏和姐姐照料，但是，他此后性格中的孤僻、过度的自尊乃至多疑等性格中的负面因素与这次童年的记忆无不有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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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王实味家庭情况，见王礼智（王实味的侄儿）：《王实味的家庭情况》（手写稿， 1994年 6月 26日）。

②参阅王实味：《休息》，“新文艺丛书”之一，中华书局 1930年版。

王实味幼年随父习读四书五经，因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这从他以后的新文学创作上可以看出。 1914年春天，王实味进入潢川第二高等小学，插班三年级，接受新式教育。后来他又考入设在潢川的省立第七中学，在这里，王实味勤奋好学、正直朴实的品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当时七中的校长陈辉武、总务主任吴丹坤都是倾向于革命的进步人士，他们对王实味格外厚爱和器重，常常介绍一些进步的书刊给王实味阅读，例如《新青年》、《向导》等。据说，从那时起，王实味就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影响。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浪也辐射到古城潢川，王实味也积极地投身到火热的爱国反帝运动中去，他和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支持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学生爱国活动的影响下，古城潢川也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进口的物品例如洋布等都无人敢在市面上出售。王实味支持大哥王思佑自制一台木机，自己织布，出售给贫民百姓穿用。这架木制织布机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

少年王实味虽然出自诗书人家，可是清贫的家世，却培植了他冷眼以对权贵、爱心给予贫民的品质，在自己家庭经济也很困难的情况下，王实味极力要求父亲收养了无依无靠的族弟王言超、族侄王思严等人。至今，还有当年与王言炳有过交往的老人回忆说：王家那么困难，还养活那么多的闲人，日子可真不好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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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立志（王礼智）：《叔父王实味的青少年时代》，《光州文史资料·王实味专辑》（内部准印），第 19页，1995年。

在中学，王实味从不与纨绔子弟往来，却与贫苦而好学的徐智雨、戚宇凡等同学朝夕相处。后来几人在山东济南仍相处得亲密无间，持续着少年时代的友谊。徐智雨、戚宇凡、王实味三人后来都相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徐与戚还是潢川县党组织的最早创建者。

在传记的写作中，似乎形成了一个通例，因为传主或者是伟大或者是丑类，所以传主的少年必定要么聪明无比要么玩劣异常，总之，少年的形状已预示了后来的路途。在我的采访中，没有得到有关王实味少时如何聪颖的材料，但是王实味在年的中学学习生活中，由于勤奋和努力，国文、英语、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有他中学毕业后连续升学为证。

王实味拿到了中学毕业文凭后，以他自己的理想，想报考大学，可是那时家境已经陷入困顿，最后他选择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前身）。这所学校为培养留美的预备学生，校址设在当时河南省府所在地开封。因为有可以留学的前程，所以竞争力还相当大。王实味虽然志在大学，但一举考中留美预备学校，还是在豫南小城引起不小的轰动。

少年王实味就要别离亲人和故土，走向辽阔的人生舞台，开始了漫漫人生之际遇。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主要以教授英文为主，兼学其他科目。王实味本来在中学已有较扎实的英文功底，所以进了留美预备学校，英文的阅读和写作、翻译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这为他以后从事文学翻译及延安时代的马列原著的翻译作了充分的准备。不过，王实味在开封学习英文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家庭经济的不支，他不得不中途辍学。他第一次品尝到了失学的滋味，去面对求生存的严酷现实。王实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工作上。

关于王实味何时中学毕业、考入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至今说法不一，也无法考查。不过，有一点可以判断的是，他是在年春天离开学校，到了河南驻马店做了邮务生。这有两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明，一是当年与王实味一同考取邮务生的舞阳人氏孟昭瓒回忆文章作证①，二是王实味 1925年秋在北京大学创作的极具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可作旁证。王实味这部书信自传体中篇小说《休息》中的第一封信，就是“秋涵”写给同学“实薇”叙述他在凄风冷雨中结束了快乐的学校生活，与同学们依依借别、从汴梁（即开封）到驻马店做邮务生第一天的所见与失学的悲观心情以及初涉社会的茫然和激愤。而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正是1923年 3月 16日，与孟氏的回忆是吻合的。

据孟氏的回忆，他考取邮务生后初识王实味，王实味告诉他自己是“留美学校第四届英文科三年级”，依此推断，王实味在开封学习已有二年余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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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昭瓒：《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中外杂志》（台湾），第33卷，第6期，1978年（以后不再详注）。

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办于 1912年 9月，是一所培养留学预备生的中等专科学校，学制仿上海南洋中学为 5年，当时国内此类学校有三所，另二所是上海南洋中学、北京清华学校。学校招收 12岁至 16岁的高小毕业生。据此推断，王实味应当是在 1920年秋入学（他何时进入省立七中，待考）。有关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资料参考《河南大学校史》（河南大学校史编辑室编）。笔者此前文章中有 1923年秋，王实味考取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校因资金拮据而被迫停办，并入中州大学预科”，王实味失学的叙述（见《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新文学史料》 1994年，第1期），系根据对王实味的亲属调查而得，显然与史实不合，笔者就此于年询问王智礼先生，王先生依然坚持 1923年入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说（1998年 11月 4日致笔者信）。另，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系因改办为中州大学而停办，时间在 1923年 3月 3日，原有第三届英文科直升中州大学本科，而第四、五届英文科人中州大学附属中学，王实味辍学或许是因为不甘并入中州大学附属中学也有可能。

1923年年初，河南开封南关一座大洋楼前，张贴出一张招考布告，说是：本局为扩展业务，需要招收邮务生 3名捡信生 3 名，资格为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考试科目为中文作文、英文作文和会话。原来，这是英国人设在河南的邮政管理局在公开招聘。当时邮政人员的待遇很高，邮务生月薪 28块银圆，捡信生16元。此时，王实味家中已经不能在经济上给以供给，学费、食宿的用度都成了问题，王实味只得中断学业，极不情愿地去报名应考邮务生。

张榜那天，王实味的名字赫然排在邮务生的第一名。得悉之后，他是也喜也忧，喜的是虽然因为经济上的促迫只得辍学却又立即找到一份别人羡慕的工作；忧的是恐怕从此再无就学的机会。

几天后，又接到通知，要求找保人，并准备几日后邮务长的召见。当时的邮务长是英国人 W.A.Sturberg。召见那天，王实味等 6人先由中国人陆某召集在邮务长办公室集合，陆某要求大家衣冠整齐并一再叮咛他们见邮务长时，要列队整齐，不能低头，两眼要看着邮务长。准备好后，他们鱼贯进入。

邮务长只是用英语讲了一通话，大意是：邮政局待遇高，终身的生活都没有问题，要紧的是大家要奉公守法，尤其是私人生活方面，决不能嫖赌，因为这和贪污、亏空公款是有密切联系的。

领训之后，大家就分散了，就在这时，王实味认识了孟昭瓒，初次接触，两人互相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几天后，王实味就接到通知，要他去领取派令。在邮政局，他又遇到了孟昭瓒，王实味被派到驻马店邮局，孟昭瓒被派往许昌。他们每人领到 10块大洋，当做报到的旅费。 10块大洋对于穷学生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数目，好像发了财似的。王实味与孟昭瓒两人几乎同时建议去下馆子，以便多谈谈。在南关一家小馆两位穷学生却不敢大方一次，他们各自要了一碗炸酱面。

一落座，王实味就骂起了邮务长，他说:“前天邮务长召见我们，听洋大人训诫，简直像是觐见皇帝一般，真是憋气。”

“你没看见陆某的形象吗？他那奴颜婢膝的态度，简直是十足的洋买办！”

孟昭瓒也有同感。两人又各自述说了因家庭经济不支，不得不中途辍学踏人社会的苦闷。

“你打算怎么办呢？是永远在邮局工作，还是计划将来继续就学？”孟昭瓒问王实味。

“从此辍学我绝不甘心，预备在邮局边工作边学习，再积攒些学费，将来报考大学。”王实味回答得很坚定。

18岁的王实味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似乎已经有了把握。

其实，孟昭瓒心里也在这样想。两位少年郎就在小馆子里铺开了理想人生的梦想，他们坚定而自信，以少年的老成设计着未来的脚步。他们痛心中断了读书的年华，约定互相保持联系，一年后重展宏图。

王实味到驻马店后，被分配到挂号处工作，他开始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习。驻马店邮局是当时有名的工作繁忙而又杂乱的局子，所辖范围很大，往东经汝宁、沈丘、淮阳以至安徽颍上一带，往西经泌阳、南阳，以至陕西商南一带，以及附近各小车站的邮件，都经由此处转寄。一段时间熟练之后，王实味才有了一些空闲，除了写信给家里报平安外，还挂记着离开封时与孟昭瓒的约定。巧的是，孟昭瓒也被分配在许昌邮局挂号处工作，他们之间通信非常方便：王实味寄出的信不必贴邮票，径放在发往许昌邮局的挂号袋里，孟昭瓒收到邮袋，拆开来，首先见到的就是王实味的信，孟昭瓒写给王实味的信也是这样被王实味及时接读。

他们几乎每周一信，信中无话不谈，大至时局变动、救国之道，小到读书体会、处世原则，而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面对衰败的国家所产生的忧愤和感慨及他们心中的大学梦。王实味在信中称孟昭瓒为叔玉哥，孟昭瓒称他为叔汉弟。

在邮局工作，王实味将每月所得的 28块大洋中的 4元寄给父亲， 6元作为自己的生活费，余下的全部存储起来，准备圆将来的大学梦。

王实味 1923年春天辍学，到邮局工作，关于他在邮局工作的时间，大都说是刚刚一年，但是王实味 19258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则是确实的。这样说来，他或者在邮局工作了两年，或者他辞去邮局职务后，又回到家庭自学准备迎考，不管怎么说，这一点至今已无考查。但是，王实味在邮局的一段人生事实，对于他的一生来说都至关重要。在这里，他对社会的现实、人生的理想都有了自己初步的思考，他甚至完成了他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他已不再是一个受家庭供养的学子，而是需要自己设计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的青年，他第一次与社会接触，第一次直接面对求生存、求发展的严峻现实，此前所有的人生理想和梦幻都重新被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

邮局的生活，成了王实味少年生活的终结。他在这里给自己未来人生以初步定型，他的理想志趣、个性特征在这里有了集中的孕育，他有了回望自己已经越过的近年人生的心境的可能，他咀嚼着过去，已逝的时光重又聚集在眼前，他在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人生之链上攀援。

第三章　人生的最初一课

王实味在邮局那一段时间的生活，今天我们无法找到有关的回忆材料，幸运的是，几年后，王实味在他最初的文学世界中为我们留下了生动的记叙，这就是他的中篇小说《休息》。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的一年级学生。只是这部作品在5年之后，才由徐志摩将其编入自己亲自审定编选的“新文艺丛书”，并作为第八种由中华书局出版。徐志摩在介绍这部小说时称赞作品“取材严格，文字优美”。

作品由假托名为黄秋涵的友人写给实薇的11封信组成，全篇没有明显的故事情节，只任主人公用一枝抒情的笔流畅地写来，述说了秋涵从失学到做邮务生再到失望自杀的经过。这部作品带有极强的自叙传色彩，且不说作品中的收信人实薇其实就是王实味的笔名，就连故事展开的时空也都与王实味其时生活相一致。作品写到秋涵失学在开封、做邮务生在驻马店、故乡在潢川，这都与王实味的身世是吻合的，作品中秋涵在接到母亲病危消息后匆匆赶到家园，这一路所经过的主要城镇信阳、孙铁铺、寨河集等现在仍然是当地沿途重要的城镇。无疑，这部小说带有王实味对自己生活纪实的特点。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以自己的真切人生经历和体验做摹本，因而其中所表现的情感和思想也可见出王实味此一时期的思想情状。

作者在序言中写到:“你那锋利的笔，写出你那烈焰般的情感，必能使读者感受得更深切些。”这实际上已道出小说在叙写自己中途辍学的痛苦、爱友别离的悲哀、现实的无奈、前途的渺茫终致失望自杀中所显示的蓬勃、愤怨的语言基调。与之相连，小说想像丰富，溢满了诗人的激情，极具自我抒发的特质。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能找到王实味对自己社会角色的定位。那就是他与同学们在走向社会前就已立下改造社会的志向。他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自我“活跳跳热血汹涌”“、生龙活虎般”的生命充溢着改造社会的激情、理想和信心。他们常常这样畅谈理想的人生，抒发着少年的鸿鹄之志：

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阽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惟一目标与责任。

我们要做个积极的革命者，做个破坏现社会的战士和建设新社会的工程师，去造成个天国的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子孙。

在王实味看来，迫于经济的压力，使他辍学工作，无疑是切断了他的人生理想，他曾打算半工半读，但是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他的梦想。他认为，邮局这繁重而机械的劳动将斩杀他心灵的活泼，使他变成一架肉做的机器。他并不是贪图安乐，他也能承受体力的劳动，他只是反对这没有休息、没有娱乐的劳役，更令他心焦心痛的是这劳役将无情地毁灭他兼济天下、搏击社会的理想。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就这样开始在他的内心激战，面对现实，他不免失望、悲哀、痛苦、彷徨，时时吟诵优柔的“流水落花春去也”，而一想到自己的理想和志向，他又鼓起蓬勃生命的强力，引吭高歌岳飞的《满江红》。面对无力摆脱的困境，在激烈的内心冲撞中，他多次激愤地想到自杀。而作为一个觉悟的青年，他对自杀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我是极端反对自命觉悟的青年自杀的：失恋的自杀，虽然它本身有它的意义，但已是我们处在这种时代的中国青年所应避免而视为不当的了，至于悲愤社会万恶国家糜烂而自杀，如果不是由于骤然的疯狂，理智尚未消失，那简直是懦弱和不彻底，更应当为我们所不取了；因为我认定真欲救国，真欲改造社会，便应当用我们的精力和血液，去切实做点工作，换点代价。

王实味在小说的结尾，写到了主人公投水自杀，这源于其内心搏击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他慈爱的母亲的死，在他的心里划下一道深重的创伤，加之他又患了贫血症和肺病，又无力去医治，他觉得自己已是个遍体创痍奄奄一息的战士，是个在长满荆棘的人生路上力竭精疲的旅行者，沉重的病体已让他无力再作人生的搏战了。但是，他对自己的投水，却认定不是自杀，他说，自己“只是要到那澄明静冷的清波里，休息休息我疲敝了的精神，调剂调剂我枯涸了的血液，舒润舒润我烧焦了的灵魂——待我恢复了我原有的力时，再和这妖魔社会搏斗，我是不会死去的”。这种认知，其实加剧了悲剧的壮美色彩，在绝望之中显示了更深切的期望。

这部小说也集中透露了王实味其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与把握。

作者在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写到，写这部作品，就是为了让读者多认识认识这满布着魑魅魍魉、到处是人心鬼蜮的万恶社会。

作者写到，甫一接触社会，他才深深地感到了社会给予他的直接的显著影响，这社会是血腥肉臭的社会，这国家是千疮百孔的国体，这人间是阴暗冷酷的人间，这人民是愚昧麻木的一群。

王实味写的是人生的一角，可他在作品中明确强调说，从他个人生活的状况，就能看出这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鬼把戏“，这虽只是我个人在微小的生活范围和近于刹那时间内所观察的社会现象，其中，就有的是欺骗、卑劣、龌龊暴毒、抢劫、残杀?一切的罪恶；推之于整个的社会，大概也就是如此”！

作品中写到政界和官场的腐败和贪婪，省长在署中赌博押妓、泌阳县县长老爷到任不满一月，就将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寄回老家，新任的邮局局长不事公务，整日在宅内聚赌，而在当时军阀统治下，官兵沆瀣一气，官匪互相勾结，到处是丘八横行无忌、匪盗杀戮抢劫，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民众在水深火热中度日。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实味此时已有了通过社会上的等级差别上升到了阶级的认识。还是让我们引出小说中的原文吧：

……邮务长以下，有什么邮务官、邮务员、邮务生、捡信生，以至信差、听差、杂差、邮差等等。在“官”“员”“生”之中，又有什么“超”“一”“二”“三”四等，每等又分三级。

邮局人员薪金制度和差别，真是奇特得令人惊异：自邮务员以上都是按海关银两计算，邮务长和邮务官，月薪都是几百两以至千余两，就是低级的邮务员，最少一月也可以拿到四十两，不知为什么，自邮务生牛马般累死累活的杂差邮差们，一月仅能赚八块钱，还要扣五毛做“押款”！——加薪的办法更是令人切齿了“，长”和“官”等每加都是几十两几十两，他们心目中视为下等人的差役们，挥了整年的血汗，办事还不要有一点错处，才能加上五毛大洋！邮务员以上的人员，除了每月有种种特别名义的津贴，年终更有什么养老金啦、防后金啦，成千成百的大洋往腰里装；至于下等人员年底的所谓双薪，不过是他们吃得脑满肠肥了，从牙缝中剔除些骨屑来利诱这些牛马们多卖点苦力气，不要心存非分！

王实味关于阶级差别的认识，自然与他少年时代清贫生活的亲身体验有关，更直接来源于他在邮局生活的直接观察所得。这些体味和观察，对于他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都至关重要，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朴素的认识都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他对社会中严格的等级差别的深切体验，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在延安，他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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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实味：《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

王实味对等级差别的痛斥与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是紧密相连的。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邮差中有一位蠢笨而老实的姓黄的大汉，因为食量太大，微薄的薪水不够果腹，因此常常误班，最后被开除。邮差中像这类庸愚的人只得隐忍着，吃尽人间的辛苦，而一部分狡黠者，就走向犯罪的路途，而在王实味看来，这都是鬼魅社会虐待劳动者逼出的罪恶。小说中还写到，他大病之后，在医生劝导下，买来人乳补身体，却因为自己换来了健康，掠夺了贫儿的食物，为此心头很是怅茫、忏悔。

王实味一方面对下层劳动者倾注着同情，而他看到的更多的则是被压迫者的愚庸和麻木，他笔下虽然也有对普通劳动者的颂歌，但更多的却是对他们的不觉悟的忧愤。?作者写到主人公病中革命的“畅想”：他曾想着去当兵，去做他最痛恨的某个军阀的部下，幻想着用枪弹击穿军阀豺狼般的心胸，去领略亲手击杀民贼的惊喜和在断头台上民众为他流泪时的愉快，可这一切，首要的条件是要感化军中的同伴；他又想到去土匪窟中入伙，然后召集穷苦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的基本队伍，和一切恶势力搏斗而取得最后的成功，但这在他看来，只能是不可能的幻想，因为:“现在的中国民众，大多数还是猪般地浑浑沌沌醉生梦死者，不到匕首剜入他们的咽喉，他们是连叫声也不会使你听见的！”

对国民愚昧状况的认识，与王实味少年时代在破败的故乡的生活体验有关，也与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的文化传统的浸染分不开。对下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意识，已深深地在他心底打下了烙印。事实上，文化启蒙意识成为王实味此后文学活动的一个重大的主题之一，乃至在延安时期，面对现实，他仍然高扬着启蒙的旗帜。

《休息》完稿于1925年末尾，那时王实味在北京大学就读已有半年，据说，此时他已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过，在这部作品中似乎还看不出明显的影响来。王实味创作时恐怕完全浸泡在刚刚过去的生活回忆中了，他完全是用过去的生活积淀和情感体验来说话，他没有任何主义的教条影响。比如，作品中写到了联合民众起来革命，似有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形式，但他还有赴上海参加某一暗杀组织的想望，这显然是指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王实味在作品中也展开了理想社会的蓝图，那就是打破阶级的分别，人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学生，只要是他们愿意，都可以享受高深的教育；工人，劳动时间要有一定的限制，以便求得足够的休息和娱乐；农民，必须保证土地问题的解决，以便耕者有其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互助的新型关系。总之，应当除去一切的不平、一切的黑暗，达到真正的人类应当具有的真善美的社会。可以看出，这里虽然没有具体的设想，但却表现出来中国古代的大同、平均的思想，也不免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余绪。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王实味在创作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理想对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王实味身上已体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优秀传统和品格。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已在他的心底扎下根来，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对国败民疲的现状的深切忧愤，对洋人的统治和横行表示强烈的愤慨。可以想见，这样的青年，在国家危急、民族有难的关头，必然会站在时代的前阵，去冲杀、去拼搏。

诚然，青年王实味奉献国家、民族、社会的远大情怀和理想的背后，也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面，即是在无奈的现实压迫下，回避矛盾、归趋自然的倾向。小说曾写到，他在环境的重压之下，曾有一次拥抱大自然的“夜游”，醇醪清新的空气、诗画般美丽的夜景，淘洗着他连日来的苦闷和痛楚，他欣视着天上的星，水中的星，天上的月，水中的月，谛听着淙淙的水流，似在演奏着人间无有的九天韶乐，自我在这夜色中伸大、扩张“：我是世界上惟一的存在者，我便是上帝，便是宇宙的真谛。”这是自然的净化和陶融，而自然，在他的心目中，还有着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无欲无求的象征。他多次写到故乡，即便自杀也要融入家乡的山河，除了游子思乡的寄托外，更多的是他在此传达的归隐情怀。当然，王实味已认识到，在那样的社会现状中，这种农家乐园理想仅只是想想而已，几年后，王实味又在他的小说中重现了在军阀统治下，农家乐园遭到毁灭的一幕。

人，在现实中选择，人，也在传统与未来的索道中构造生之大厦，谁也不能摆脱传统的影响，谁也无法越出传统的影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王实味也秉承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我们能在他此后的漫漫人生旅程中找得见穷达显隐的轨迹来。

不过，年轻的王实味人生飞翔的羽翅才刚刚打开，尽管现实是那样的严酷无奈、生活是那般苦闷沉郁、理想是那样的模糊遥远，但热情如火、理想如花的他别无选择，只有奋力地向前飞翔。

第四章　北大共产党人

1925年夏，王实味考取北京大学文预科。这在他的一生又将是一件重大的事，从走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转瞬间又是两个年头过去，他经历了一段真实的人生，又要跨入一个新的世界。北上前，全家人不似当年他考取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那样喜气高兴，面对有志气的儿子，王言炳老先生笑容中也有苦涩，他并不像左邻右舍那样可惜这年轻人放弃那么好的职业的选择，他是担忧因为家境日迫，儿子已失学一次，此次北上求学，仅靠他自己在邮局工作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百来块大洋，又能维持多久？

王实味理解父亲的心情，可他从报考邮务生的第一天，就等待着今天的到来，他把这看成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新的开端。

初秋的一天，王实味打好简单的行李卷，告别了父兄，告别了家乡。他先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徒步走到信阳，然后搭乘开往北京的一趟慢车，“哐当、哐当”，列车有节奏地运行，它带着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向着北方奔驰。

在北大，王实味与后来的著名作家胡风及后来中国托派的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凡西(王文元)等编在一个小班，他们被安排在学生宿舍西斋。

来到北京，到了异乡，王实味也免不了像一般人那样，首先想到要去找一些在京的同乡。他先到北京军医学校看望了中学的同窗好友、已是二年级学生的贺圣武。贺比王实味年长岁，因为家境殷实，所以中学毕业后就接着进了大学。想到这些，王实味又不免感慨万千，他认为这都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好在自己经过努力，已迈出了人生的坚实的一步，虽然自己是否能战胜经济的压迫、顺利读完大学还未可知，但毕竟有了一个幸运的开始 ①。

不久，王实味又认识了也在北大读书的河南同乡陈其昌，陈其昌本名陈仲山，又名陈清晨，只要是读过鲁迅在逝世前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的读者，都会对其略知一二，他也是后来中国托派的重要成员之一。

陈其昌来自河南洛阳，因为为人热心，性格沉稳，所以在同乡和同学之中，大家都称他为老大哥。他那时已加入党组织，自从认识王实味这个来自河南的小同乡后，就对他格外关心，一段时间的接触后，陈其昌对这位出身清贫、志向远大的青年有了极好的印象，他向王实味推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王实味是否此时第一次接触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无从考察王实味阅读这本书后的感受，不过，可以推想的是，共产主义的远大蓝图一定与青年王实味心中的社会理想有不少一致，这人类发展的远景不正是王实味面对国败民疲及自己在痛苦的人生路上产生的向往吗？

① 刘莹《沉痛的诉说，无尽的思念》，打印稿1985年7月(以后不再详注)

不管怎么说，1926年1月，王实味在陈其昌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王实味理想中的乌托邦从此有了一个真切的定位，作为一个觉悟了的青年，他要打破不合理的现社会、建立真善美的社会在这里也有了相应的所指。王实味放弃在别人看来理想的职业而一心要读大学，这里不能说他没有求得自身发展的个人动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人生经历、传统思想的影响，王实味已经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北京是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大又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王实味当年与同他一起报考邮务生的孟昭瓒一同决定辞职报考大学时，两人却在选择报考哪所学校时有了分歧。孟氏认为北京官僚气太重，而上海又买办味太浓，所以就选择了最适合静心读书的南京东南大学，而王实味的目标直指北大，显然，王实味是在求学也是在寻求匡时济世、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

加入了共产党，这无异于是在王实味面前打开了一片理想的天光。有了人生的信仰，有了政治理想，有了一个政党的组织领导，他不再是一个人面对一切，不再有了那么多的苦闷和彷徨。

王实味加入了共产党的1926年年初，正是国共合作的高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在南方掀起，形势相当喜人。当然，地处北方的古都，在军阀的统治下，仍然处在一种低气压的状态，那时一批批革命青年纷纷拥向南方，追随着革命的洪波。北京大学党支部是1921年下半年在原有的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这在当时是北京地委下设的惟一的支部。王实味入党时，党员只有几十人，北京地区也不过几百人。为了扩大组织，每个党员都肩负着宣传共产主义、发展新党员的任务，王实味想到了他的中学同学贺圣武，他认为贺虽然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但为人诚实，对社会现实也多有不满，是发展的对象，就积极向他介绍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年暑假，贺毕业离京前，来向王实味告别，不想没能见到，他留下一封信，还有30元钱。他信中说，自己就要工作挣钱了，知道老同学经济拮据，这30元一定收下，所提的政治主张，很有道理，自己受益不少，日后努力争取①。

①刘莹：《沉痛的诉说，无尽的思念》。

1926年3月18日，也就是在王实味入党不久，为了抗议日本军队炮轰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反对帝国主义的所谓“最后通牒”、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中共北方区委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会后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示威，军阀政府竟下令军队开枪，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这次示威活动中，北大支部也参与了活动，王实味自然也在游行示威的行列。

“三一八”后，段祺瑞政府又下令通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北京的党、团、工会等组织都转入地下。5月初，取代段祺瑞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发布条例，宣称对“宣传赤化、宣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北方的革命走向低潮。

秋天，北方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此时有两位女同学参加到王实味所在的支部活动，这就是后来对王实味一生发生重大影响的来自湖南的李芬和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刘莹。

近代湘中多女杰。李芬(1904-1928)，别名棠荫，参加革命后化名李曼、黄思曼，出身于邵阳县(原属宝庆市)一家资殷富的书香世家，1918年秋，她考取宝庆爱莲女子初级师范学校。李芬活泼大方，热情正直，关心国事，疾恶如仇，在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成为宝庆的学生领袖，被人称为“爱莲女杰”。

1921年10月，李芬与时在宝庆县立中学读书的表哥结婚，他俩青梅竹马，性格相投，感情融洽，次年秋，夫妻俩同赴长沙求学，李芬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丈夫考取长沙政法学校。在一女师，李芬仍然锋芒毕露，曾当选为长沙市学联代表。她得到校长徐特立的器重和培养，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春，李芬与丈夫一起回家准备分娩，不幸的是在生下一子后的第七天，年轻的丈夫竟因病去世。李芬悲痛欲绝，更使她伤心的是公婆要她停学在家，遵照古训守节教子。受新思潮影响的李芬自然不会屈就，她据理力争，在父亲的支持下，忍痛离开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按时返回长沙完成了女子师范的学业，然后又赴北京继续求学①。

8月初，李芬考取了北京大学文预科。由于当时北大教育经费无着，新生的开学时间推迟到10月，在开学前，李芬就通过同学的介绍住进了北大女生宿舍北斋。并与宝庆同乡、时任北大第八届党支书记段纯(1903-1945)取得了联系。

李芬来到北大，还未报名，就积极参加了北大支部的纪念“三一八”死难者的活动。有一次，她与政治系的女生刘尊一结伴上街进行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宣传，不料刚出发，就被密探拦住，带到侦缉队，密探主要是抓刘尊一的，李芬本来可以摆脱，但她还是跟着刘尊一一同到了侦缉队，由于密探没有拿到任何证据，两人义正词严地与他们展开了辩论，两天后，她们又回到学校。李芬的机智和勇敢一下子成了全校的新闻，也受到进步同学的钦佩和赞扬。

10月初，刘莹也被分到北斋住宿，此前，她借住在女大宿舍。搬来的那天，刘莹正忙着打开被卷，进来了一位端庄的女性，她面带微笑，主动帮助刘莹整理床铺，交谈中，刘莹知道这位就是自己的同乡李芬，原来两人住在同一宿舍又是同一班级。

①关于李芬的生平，参阅刘正平等著《李芬》文，载《北大英烈》，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两人互相间都有很不错的印象，从此，两人一同吃饭、一起上课，闲下来互相交流思想。在李芬的帮助下，刘莹在月底就加入了党组织，李芬自然是刘莹的入党介绍人。

1927年年初的一天，一下课，李芬就拉着刘莹，说有一件事商量商量，原来李芬收到了同一支部的王实味的来信，信中的大意是，在共同的工作中，他自己发现李芬对党的忠诚和对工作负责的精神与态度，令他钦佩，尤其是那次被捕中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善辩，更让他敬重，希望以后能得到她的帮助。当然，信中也提出以后互相联系的要求。王实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谈恋爱的请求，可李芬心里明白，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同学之间的书信，她与王实味在同一学校、同一支部，经常可以见面，要表达钦佩的意思，用得着写信吗？

刘莹听完后，反而开起了玩笑，可是李芬却笑不起来。接着李芬向刘莹讲述了自己失夫离子的不幸遭遇，她告诉刘莹，从那以后，她已发誓此生不再婚嫁，她把对革命的奉献当做自己一生的惟一追求。刘莹听罢，为好友的不幸流下热泪，可是面对王实味的来信，她也没能为李芬出个主意。那时，刘莹还不熟悉王实味，在接着的一次支部会上，刘莹请李芬指给她看，原来是在几次宣传活动中表现得很积极的那位操一口豫南话的高一年级学生。刘莹因为刚刚入党，对王实味没有太多的印象：这是一位细长个头、面目清秀的青年，有棱有角的脸庞上一双传神的大眼睛时时显露出深沉和忧郁，看得出，这是一位容易激动很有个性的年轻人。

王实味那年暑假留在学校，对李芬早有所闻，一段时间后，他对李芬的敬佩发展到了爱慕，不想第一封信竟没有回音，焦急中的他只得不断地去信，要求会面。李芬对王实味也有不错的印象，可是她又怎能亲自把自己的难言之隐告诉这位已坠入情网而执著的青年、去面对他那火一样的爱心呢？心急的李芬没有了往日的沉静与果断，她又找到刘莹，她告诉了刘莹王实味不断来信的事，说：王实味确实是个好同志，写作能力很强，缺点就是语言直率、好挖苦人。最重要的是自己决意不嫁。刘莹也觉得事情不好办，还是李芬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几天后，李芬找到刘莹，她说：支部书记段纯是我的老乡，了解我的情况，我想请他转告王实味我已结过婚并且有了孩子，无意再嫁，所以不能与他通信，再请段纯把信退给王实味算了。李芬说罢，还邀请刘莹与她一同去见段纯。两人见到段纯后，李芬简要地说明事情的原委，并把王实味写来的几封信交给段纯，在段纯让人去叫王实味时，李芬和刘莹离开了。

第二天，李芬又找到刘莹，说：事情被段纯弄糟了，两人大吵起来，段纯要开除王实味的党籍。李芬后悔不该让段纯插手此事。

原来，段纯并没有按李芬的要求办，他派人叫来王实味后，劈面就是一顿训斥，要他此后不要再纠缠李芬。王实味这才明白原来是自己个人的私事惹得书记勃然大怒。但是他认为，写信求爱，是自己个人的权利，纯属个人私人生活的事，段纯无论是代表组织抑或出自个人，都无权干涉，这是第一；第二，段纯用“纠缠”二字，他根本不能接受，因为这不是事实。王实味当时自然没有心平气和地去与支部书记讲道理，面对训斥，他也是大声地讲出自己的意见，两人就这样争执起来，闹了个不欢而散。

此时，正值年春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古都北京。

段纯面对王实味的冲撞，决定召开一次支部联席会议，专门来解决所谓的王实味恋爱事件。会议在北京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北京东城部委和北大支部干事一同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十多人。在发言中，段纯指出，王实味之所以入党的动机就在于为了方便追求女性，在这革命斗争异常紧张与艰难的时节，王实味身为党员，却拼命追求女同志，干些无耻的勾当，实在是荒唐之至。他建议会议通过决定，给王实味以严厉的党纪处分。纵使不开除党籍，也要给留党察看的处分。参加会议的人大都批评了王实味，但是没有人同意段纯的所谓王实味入党的卑鄙动机的说法。陈其昌对王实味的批评最为严厉，他以“大哥哥”的身份来责备这位党龄不长的“小弟弟”，说他不该为恋爱胡闹。王凡西发言中，认为男女恋爱本身没有错误，但若一方不同意，另一方执意追求，就不好。但他不主张把个人私事提高到党和革命的平面来考虑。段纯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但迫于他的意见占少数，所以，开了近一天的大会，结果是给王实味一个正式的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

王实味列席了这次大会，他只是静坐在一旁，保持着沉默。等到结果宣布，他表示接受。此后，他确实没有再给李芬写过信，甚至两人擦肩而过，他也不打招呼。

王实味为这事没有迁怒于李芬，但是，他对段纯的做法却极为不满，他越想越气，终于压抑不住心中的火气。会议的当晚，他就跑到王凡西的宿舍，情绪非常激动，而且异常愤怒，可以说他是将白天的怨愤全部积压到此时，他极端不满段书记的见解与作风，认为段纯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官僚的，段纯之所以这样对待这件看来纯属个人隐私的恋爱，与当时白色恐怖状态中革命的特殊性有关，据说“在当时北京的革命党人中，清教徒式的作风是相当有力的。同志中谈情说爱，纵非有背党纪，至少被看做消极行为，甚至被看做资产阶级的浪漫行为”，当然与段纯对李芬也早已有意有些关系①。之后，王实味一个人找到段纯，向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段纯这样做是家长制的封建作风，自己不能服气。恼怒已极的段纯骂王实味这是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声言再闹就开除其党籍。

①王实味“恋爱事件，主要参考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九十年代月刊》(香港)1985年5月号(以下不再详注)。

据刘莹回忆说，当时段纯真的将王实味开除了党籍，而1927年暑假王实味的名字仍然列于北大72名地下党员名单之中①。“四一二”国共分裂，一批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杀害，一部分被逮捕，有些叛变，有些到了南方，有些在种种情况下失掉了组织关系。看来，王实味此时失掉组织关系一说应当更合实情。那时王实味预科学习已近二年，马上就可以升人大学，而现实的情况是，他积蓄的学费已经殆尽，家庭依然不能给他哪怕些许的支援，继续读书恐已没有可能，他曾想到南方去，而去做职业革命家也面临着一个求生存的严峻现实问题，何况那时他与段纯冲突的阴影还压在他的心头。王实味后来在他被批判的杂文《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雏鸡。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这里及此文中王实味对政治家的论述不能不说包含着他自己这一段人生的体味。假设王实味没有脱党，他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那么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必将是另一番样子。虽然我们说王实味的脱党的直接原因与段纯对他的粗暴处理有关，但是假设王实味在段纯找到他后，他能唯唯诺诺地听从训斥，或者更一步主动去检讨，放弃自己的意见，或者能平心静气、压抑着心头的火暴，段纯或许不会把这件事拿到支部大会上去讨论，也不会再威吓他要开除他的党籍了。西哲有言：性格即命运。可以说，从王实味与他的上司段纯的激烈争吵开始，似乎已注定了他一生悲剧行程的开始。其实，青年王实味对于自我性格的认识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在其自叙传小说《休息》中，主人公愤而自杀的结局，除了社会与环境的压迫导致他的痛苦与失望外，作者反复解剖了他急躁的性情，说暴烈的火性、激烈的脾气也都是导致他自戕的原因。可以想见，那时的王实味在邮局的一隅，冷眼看世界、怒目对人生，自己内心充满了烈火，却无处发泄，他只能把这些压抑在内心，而现在他却一任自己激烈地爆发了，其时，王实味可能不再去考虑一切的后果，他只是在为了坚持己见而战。无怪乎王凡西后来回忆说：王实味在北大的“恋爱事件”多少能透露出他的性格个性，“多少和他后来在延安所闹事情有关联”②。

①现在从现有的资料中仅知道王实味1927年脱党，见《1920.10-1949.2 北大地下党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和社会中，往往性格直率耿直者，大都成为人生的失败者，他们可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牺牲，但是，我们并不提倡每一个人都变得一团和气、无棱无角，如果是那样，社会该是怎样的平淡而无生气。大自然赋予人类以灵巧，它同样也给了人类与同它自己一样的力量；大自然有风和日丽的日子也有雷雨交加时刻，有波澜不惊的海面，也有浪涛翻滚的风暴，有坦荡如履的平原，也有高峻险陡的山崖，人类莫不如此。所谓性格的魅力，正在于不同个性的冲撞中而显示出的本色。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具有极大的宽容胸怀，使个性的生命能得以正常的生长。

1927年夏天，王实味打好还是两年前来北京时的简单行李，他一步一回头，依依借别在这里生活了两年的北大，离开了他熟悉的西斋学生宿舍。而就在1925年12月2日的深夜，一盏青灯之下，王实味还在为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休息》杀青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已从一个柔懦的书生变成个勇敢的人生战士了。”这可以看成是王实味那时的真实的自供状。而此时此景，真实的人生已经跌落，前途在何方，未来的路该怎样走，年仅21岁的王实味不得不重又开始这份过于沉重的思索了。

第五章　起航的文学梦

延安时期，有人在批判王实味时提出：王实味算不上什么文艺家，因为作家是要有作品的，而王实味除了在延安的一些杂文外，没有什么小说、诗歌等作品①。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人去制定一个文艺家的标准，王实味也许不能被称为“家”，但是说他没有什么小说、诗歌的创作，则是无视历史的实际了。且不说我们已经提到的中篇小说《休息》，在年代前，王实味已有不少小说作品见诸于世，并已引起人们的注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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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6日。丁玲在文中认为文艺家除了有作品外，还必须“具有对革命高度的热情、坦白、光明正大，单纯”。

②1933年9月，杰成印书书局(北京)出版的文学史家王哲甫撰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写到，王实味与当时的文学青年张天翼、蹇先艾等因常在《晨报》副刊等发表作品而“被人认识”，王哲甫还在著作的附录中列举了王实味使用的若干个笔名。

20年代中期的北京，五四落潮期的苦闷情调笼罩着青年们的心头。然而一批活跃的文学青年却不时掀起新浪潮。一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侨寓文学的作者”在新旧文明的冲突、城乡生活的比照中，以理性的眼光、从现代意识的高度，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流派的小说创作。王实味从偏居一隅来到新潮的都市，也在他最初的文学视界中投注着对故乡的回眸。

1926年2月14日，王实味在北大学生宿舍“北大西斋”创作了短篇小说《杨五奶奶》，这篇2000余字的作品写了春河集小镇上母老虎似的泼妇杨五奶奶依仗祖辈做官、丈夫开店的权势欺横乡里，逼死儿媳的恶行。小说由两个小故事串联起来，没有精细的刻画，仅类似一篇人物的速写和勾勒，但是作品中生动的对话、流畅的语言，夹杂着通俗的民间语汇，使人物形象在简笔中凸现出来。这篇小说以叔翰为笔名发表在当年2月27日第1445期的《晨报》副刊上，其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已由徐志摩取代孙伏园。王实味在投稿时给编者附了一封信，徐志摩在编辑时将来信中的部分内容置于篇末：“春河集是河南地方，只是借用，事实也并不全是写真，但杨五奶奶那种人物，在敝处——潢川——很常见。”可见，王实味这篇小说实际取材于故乡的生活。徐志摩将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置于头条刊出，表现出他对文学青年提携的热心和对王实味文学才华的器重。从附信来看，这是王实味第一次与徐志摩打交道，在此后的文学活动中，王实味还不断地得到了徐志摩的帮助。

同年7月，王实味又创作了近万言的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连载于1927年10月至11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148期至152期上。

小说将人物故事错综展开在从清晨到午夜一天时空之中，显示出现代小说结构艺术的特色。作者开篇用大段诗化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幽丽妩媚的田园生活图景，然后用交叉的叙事方略交待勤劳、善良、漂亮的青年农民秦顺在慈祥的陈大娘抚养下成人并与陈大娘的女儿陈二妹结婚生子，过着美满朴素的家庭生活。但是，省军督、省长统辖的大兵进入村庄烧杀洗劫中陈二妹被奸污后遭到杀害，秦顺心爱的儿子和陈大娘也倒在血泊之中。秦顺归来目睹惨状，不能自制，拿起利刃杀死20多个熟睡中的士兵，最后自己也疯狂自杀。

小说前半部以写实的笔法铺叙开来，后半部写秦顺心理活动颇见功力。这一农民复仇的悲剧被作者演绎得有声有色，具有一种原始性的憧憬，染有一层蒙昧的色彩，展示出被压迫农民自发反抗的强力，可以看出这里有着表现主义艺术的侵淫。

王实味这两篇小说初步显示出他追随其时颇有影响的乡土文学潮流的趋向。

《杨五奶奶》着力于揭示宗法制农村的现实中“老中国儿女”的精神沉疴，挖掘国民性的愚妄和落后。作者在小说中这样写道:“杨五奶奶那骂法真地道——这也是中国的国粹吧？很值得国故家的研究。”其理性批判、启蒙色彩是异常明显的。《毁灭的精神》的视角则由在对农民生活的“田家乐”的毁灭中传达出对社会的批判，军阀惨无人道的屠杀在作者的描述中被给予了无情的鞭鞑，与其他乡土作家一样，在王实味的笔端同样留下了“匪祸兵灾的剪影”。王实味小说接近乡土文学创作还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故乡风情的描写。《杨五奶奶》写的是作者故乡生活自不待言，《毁灭的精神》写的梅家洼正是“H县南乡一个僻静的乡区”，而县正是处在“河南省东南隅、快与湖北和安徽接境”的地方，很明显这县正是指作者的家乡豫南潢川了。作品中写到的正月十五至二十在东岳庙前搭戏台唱“大戏”、“五领头”大车上踩水，就连“扳罐儿”这一民间治病的技巧，甚至包括“秧大麦”的惩人恶俗都极具豫南农村的乡土特色。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王实味仅有的两篇乡土题材的小说在群星闪烁的乡土文学的天宇中并不显赫，但却反映了这年轻的学子对生活的执著和热情及其显示出来的未可限量的文学前景。

其实，王实味最先持笔创作的并不是上述两篇乡土题材的作品，而是我们已经论及的那部中篇小说《休息》。《休息》从题材的选择到艺术的表现都迥异于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这是一篇五四自叙传小说，其映照出青年浓郁的苦闷色调典型地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来。

2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是以继承和深化五四写实主义文学传统而卓立文坛的。但是，这些“侨寓”的作者群的文学视野是广阔的。在对记忆中的乡土题材的反观中他们大多采用写实主义的艺术方法，而当他们将视界移向都市题材和自我人生时，则大多转为浪漫抒情了。茅盾曾这样的评价乡土作家许杰：“正像他的题材是两方面的，他的作风也有两个方面，他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几乎是客观写实主义，而他的都市流浪青年的作品都是热情的、感伤的，多少还有点颓废的倾向。”用此来审读王实味的乡土小说和自叙传小说的特色也是极为中肯的。

题材和创作心态的差异导致同一作家的艺术风格的不同，在文学创作中是普遍的。王实味的小说创作在这两方面的探索，虽然不尽人意，却闪现出他广阔的文学活力和视域。

在创作上述几篇小说时，王实味是一个年轻的学子，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了，他这种特殊的身份是否在他的创作中有所体现呢？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匹柯维茨曾指出过，西方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学者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新文学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一论断对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界来说并不新鲜，而且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影响于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因而，它与新文学的关系，已经决定了中国新文学作家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方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对文学施加的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新文学作家在自己的文学活动中对政治的主动追随。我们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中国新文学的发轫之时，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就兼具政治活动者的双重身份，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到30年代“左联”大批作家以至延安文学，我们时时会看到一批政治弄潮者的身影，在文学与政治的转换和交错中延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指出中国文学这一方面的特点，似乎与本传传主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只要我们详细考察一下王实味20年代中后期的活动，在五四新文化的余响之中，他的人生轨迹，同样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路途上攀登。

考察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学的流程，在《新青年》的分化途中，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分化。一路是仍然沿着新文化的启蒙文化运动的方向，孜孜于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化的坚实的努力，在政治上基本以倡导改良主义主张为主；一路是从文化的建设转移到政治的行动，由渐进的文化意识的启蒙到激进的政权制度的新创。其重要标志就是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投入到了实际的政治运动，完成了由自由知识分子到党派知识者的角色转换。而相对于政治来说，文学与文化的项链更为紧密一些，文学也不似政治那样变更的迅疾，所以，在五四新文化阵线发生分化之时，只到20年代中期前后，新文学还基本上承续着五四文化启蒙主义重大主题的开掘。

当然，我们也看到，几乎在《新青年》队伍分化开始到“五卅”运动前，一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包括瞿秋白、恽代英、蒋光慈、邓中夏、沈泽民等以《新青年》、《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为阵地掀起一股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小浪潮，只是影响不大，而且主要是理论上提倡，创作实践上的体现还很少。“五卅”革命运动使一批倡导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离开文学战线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去，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潮巨流的涌现则是1928年前后大革命失败之后了。

王实味在北京的文学活动，恰恰是在这两次浪潮之间，而且那时革命中心南移，古老的北京在军阀反动政府的统治下显得异常沉闷。所以，他的文学活动仍然是承接着五四新文学的色泽，他的乡土小说或者是对军阀统治下农民的苦难生活的描写或者是对愚昧的国民性的挖掘，他的自叙小说则打上了五四落潮期青年苦闷的影子。

同时，王实味的文学活动与他把这作为求得生存的一种手段也无不关系。据说，王实味当年投稿给《现代评论》时，他特地在附信中要求如果采用，必须付稿酬30元，否则请将稿件退还。因为《现代评论》当时作为一份同仁刊物，发表作者稿件除赠送刊物外，一律不付稿酬，作为一个无名作者，又是面对当时已创刊两年、在北京有很大影响的一份刊物，按常理看来，能发表已是幸运，岂能索要稿酬？从这看来，王实味有些著书都为稻粮谋的意味了。此举也显示出他独异于人的个性来。当时《现代评论》负责稿件的陈源(陈西滢)为这无名作者的要求踌躇起来，他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编辑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破例赠送王实味稿酬30元。这件事一时还在京城文学圈内传为美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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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书局(北京)1923年版。

再次失学，又有段纯对他的粗暴对待，王实味萌生了离开北大的想法，理想的人生似乎又一次远离了他，命运再一次把他抛向低谷。王实味只能把求生存作为生命挣扎中的一件大事。他回到了家乡，希望靠父亲在当地的声望，能谋得一席教职，然后再作从长的计议。没想到，回到家里把这一打算说与父亲，父亲告诉他，所有学校的聘书早在暑假前就已下完，王实味在家乡找工作的希望破灭了。失学，就是因为家里经济上的无力支持，现在他成了一介闲人，看到一个大家庭，过着拮据的日子，自己心理很不好受，儿子的心事父亲也看在眼里。不久，王实味就带着父亲写给学生的一封介绍信奔赴南京，希望在这里能找份工作。

南京，又成了王实味生活中的重要驿站。

王实味到了南京，半个多月后，经过父亲学生的努力，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谋了一份当文书的工作。想一想，王实味从家乡出来，一定不会带更多的川资，能找到一份工作已是不易，也由不得他去挑拣了。不过，生性暴躁、耿直、对现实社会又多有不满的王实味看到官场里许多黑暗和不平，常常气愤难抑、忍受不住，在办公室发牢骚、指桑骂槐也是常有的事。一天，王实味正在骂着，一位同事走过来，小声对他说：

“小王，你是哪一派的？”

王实味因为自己姓王，就使劲拍着桌子吼道：“王派！”

谁知，那位同事“王”、“汪”不分，误以为王实味是汪派，那时，蒋汪还未合流，汪精卫尚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

“老弟，你知道吗，你的处境已很危险，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此地。”

“这个地方我早就呆不下去了，可是，我到哪里去呢？”王实味火气消了不少，面对同事的忠告，却一筹莫展。“我有位朋友在山东泰安中学管点事，我介绍你去他那里，以你的语文根底，到那里屈尊教授语文还是绰绰有余。你看如何？”这正是王实味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他带着这位同事的手书，风尘仆仆奔向泰安。在泰安中学教语文，对王实味来说是件得心应手的事，可是，很快他的牛脾气又给他带来了麻烦。王实味一见不顺心的事就发火，他仗义执言，讲话无遮无掩，时时将学校一些有头面的人物弄得下不了台。他对学校打骂学生的现象尤为不满，多次提意见并给以尖刻的批评。校长对王实味好管闲事的脾性也深为不满，但是他的语文课却教得极棒，爱才的校长就这样对王实味一再迁就。不想，王实味走得更远，他又开始在学生中进行赤色宣传，他抨击国民党违反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等。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只得解聘了他。

砸了饭碗，王实味只得重返南京。在泰安教书大约有一年时间①。

其实，王实味在北大的求学难以为继的时候，他也曾想到转学南京，来南京前，他给在中央大学(此时东南大学已易名中央大学)读书的好友孟昭瓒写去一封信，说是想转学中大。不久，王实味来到南京，找到孟昭瓒，那时孟昭瓒与另一同学租房住在一起，两人靠担任家教来补贴就学所需的费用，王实味到来后，三人就同住在一起，经济上也不分彼此。王实味那时主要靠投稿来维持生存，孟昭瓒曾劝过他好好准备一下，然后插人中大，可王实味回绝了。他认为，再读几年大学，白白浪费光阴，毕业后也很难说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不如现在一边找工作，一边致力于读书和写作②。看来，王实味那时已经把写作当成了他立足社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途径了。也可以说，王实味在政治与文学的交错中，开始将追求的重心倾向了后者，他对已经起步了的文学事业有了充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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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王实味上述在南京等的一段生活史料，引自刘莹：《沉痛的诉说，无尽的思念》。

②孟昭瓒：《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

那时在北大文科预科比王实味低一年级的同学张天翼也在南京政府机关做小职员，已成功地发表着小说并开始引起文坛的注意。王实味到南京后，与张天翼过从甚密，两人时常在一起切磋文学创作的经验，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都很崇拜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商量下来，决定给鲁迅寄信寄稿求教。现在，我们从鲁迅的日记中看到，鲁迅第一次提到收到张天翼的信稿是在1929年3月9日，而早在1928年10月19日，鲁迅就收到过王实味的来信，鲁迅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张永成信。得史济行、徐挽澜、王实味信，午后复。复陈翔冰、雷镜波信。寄矛尘信。寄淑卿《奔流》。寄紫佩、羡蒙《语丝》。寄还王实味小说稿。晚得吴祖藩信。

从鲁迅的日记中看，鲁迅先生在接到王实味的来信后，即写了回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王实味并没有收到回信。我们也无法知道王实味寄给鲁迅的小说稿是什么，只在第二年年初的《创造月刊》第卷第期上刊出了王实味的短篇小说《陈老四的故事》。这篇小说仍然是以王实味的故乡作为背景的，在作品中王实味写到：这故事所谈的人物风味都是H省H县“底的”。不过，比较王实味此前的几篇作品来，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很平淡，作品除了开篇还比较生动外，全篇几乎是一律的说明。小说主要写了生活在最底层的木匠陈老四近来交了好运，一家一改往昔的穷困，生活变得“匀溜”①起来，而这原因是因为近来县城里瘟疫大肆流行，死人剧增，所以他的木匠生意兴隆起来。从作品中的过多的议论中，王实味明显是在急切地传达他对生活在底层社会中的愚昧人民启蒙企盼。陈老四虽然痛恨有钱的上层人，但他的痛恨是一种自发的，他对社会存在的阶级压迫的事实不可能有更深入的认识。陈老四既有农民的朴实，但是更有其狭小、自私和麻木，他所高兴的生意正是建立在大批人病死的基础之上的。在小说的结尾有这样一段醒目的点题的话：

陈老四的高兴会延长下去，到无尽止的时候，或者悲哀就会接着来了，这有谁知道？陈老四呢？他倒很自在，他想：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要挂多少时候？就是再换一种，这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再死得多些，好让他发财。

很明显，王实味这篇小说依然延续着他的乡土文学创作的主旨，致力于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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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豫南方言，意即“好”。

1929年10月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8期上，王实味以“实微”为笔名发表了短篇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小说写朱二在丈夫病死后，无以为生，最后在邻居的介绍下，被迫带着10岁的儿子小长儿从乡下来到城中的石公馆，为五姨太做佣人。进了公馆，这里的一切对小长儿都现出一个新奇的世界，他惊异于这里的一切，更使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同一公馆里的人穿着却大不一样？进了石公馆的第三天，小长儿看到五姨太请客人吃荔枝罐头，他虽然不认识这一颗颗淡红色的东西，但他相信这食物一定很好吃。夜晚，小长儿摸到五姨太的房间，正当他拿到那瓶罐头时，被五姨太发现了，小长儿并没有害怕，他将手中的罐头掷向五姨太，当晚，他和母亲就被逐出了公馆。

小说结构严谨，布局合理，成功地运用交叉的叙事手段，尤其是对儿童心理的描写相当出色，是借儿童的视界来展示社会贫富的巨大差别。

这两篇小说是王实味离开北京后仅有的小说创作，创作的时间在1928年至1929年，与此前的几篇小说比较，显示出新的思想特点来。《陈老四的故事》虽然依然着力于愚弱民性的开掘，但是与《小长儿与荔枝罐头》一样，作品里都明显传达出对贫富不公平的社会的痛恨和不满。这两篇小说王实味依然取材于自己故乡的生活，虽然与20年代代表性的乡土小说比较起来，无论是开掘的深度还是艺术成就都不能算做成功的作品，但是王实味的乡土小说创作既伸入民族历史的沉淀又有对中国农村衰败现实的不满，尤其是他对贫富不均、阶级压迫的认识，都代表了王实味此时思想意识的状态。

如果我们将王实味这一时期的创作纳入20年代末期中国新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独特追求来。大革命失败后，一大批作家重新回到文学的阵线，他们齐集上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阶级斗争成了作品的主题，就农村题材的小说来看，描写农民的觉醒和反抗已成为一致的主流创作。显然，王实味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之保持着距离，他仍然写自己熟悉的故乡人民和生活。那时，王实味身居南京，对上海的文学新潮应当一目了然，但他没有去盲目地追随。

从王实味的文学活动来看，他既给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后期创造社的刊物《创造月刊》投稿，也给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文学团体的新月派的刊物《新月》写稿，同时，他又给鲁迅先生去信求教。看来，王实味的文学活动有其独立自在的立场，而从他的创作中所反映的现实内容，则根源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在自己有限的生活资源中进行开掘。其中既无风花雪月、逸志闲情，也无公式化概念化的演绎，关注的仍然是民族沉重的生活和现实。

是的，王实味浪迹南京，面对求生存的严峻现实，仍然不忘民族苦难的现状，依然有着对国家前途的深沉的思考。那是在他刚到南京的那年中秋节，就约好友孟昭瓒晚上一同到城墙上赏月，他们从汉西门上城墙，沿着城墙一直散步到南门。是夜，月朗星稀，微风习习，两位青年没有在圆月的清辉下去抒发离乡别亲的愁绪，却豪情万丈，谈论起国家大事来。

从一同报考大学，这两位青年好友在人生观等方面已有了分歧，只是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情。王实味来南京后，自然没有把他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告诉孟昭瓒。但是，两人在对国家的现实和未来的走向的看法上却产生了分歧。王实味今天约出孟昭瓒清夜赏月就是想说服好友。

还是王实味首先开口：

“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土地，像我们潢川、商城、光山等南五县(指豫南五县——笔者注)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佃农，也可以说是农奴。因为他们对于地主，应服一切的劳役。地主们遇婚丧嫁事，他们必须任听呼唤，而且每年的四节，必须送重礼。但是他们平时的收人，仅可糊口，像这种情形公平吗？这种制度还应当存在吗？”

孟昭瓒对王实味提到的贫富不均的现象表示首肯。

“帝国主义也需打倒！”王实味接着说，“若不打倒，将来中国可能会遭到瓜分之祸。……军阀祸国殃民，真是可恶之极。”两位青年从多方面谈及中国的病患，但是在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上，两人发生了分歧。谈话停顿了一会，王实味又接着发言：

“刚才谈到中国的病患，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中国的实际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不是仅凭你我两个人奋斗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我的意思是必须有一个组织，不过由我们发起组织、新起炉灶恐怕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孟昭瓒听后，迫不及待地问：“这个组织必须是大组织，大组织就是政党。现在政党就是国民党、共产党，你以为应当参加哪个政党？”

“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王实味坚定地回答，不待孟昭瓒接话，他急切地继续说，“因为共产党是国际性的，现在的策略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消除贫富阶级的差别，实行土地国有，地主阶级就不再存在，它的目的是无国界、无种族的差别，无肤色的轻视，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世界，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世界。”

“你说的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大同世界吧，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可能几百年，也可能永远达不到。我的意见是做任何一件事，必须有步骤，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欲速则不达。所以我很赞成孙中山先生的由军政、训政而宪政，把中国建立成民主自由、富强康乐的国家之后，再考虑其他。”孟昭瓒的话明显含有反驳的意思。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王实味已有些激动，“中山先生为什么让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请鲍罗廷做顾问，采用共产党的方法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的改组完全是抄袭共产党，不过学得不彻底！而且，孙中山先生遗嘱上所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指的就是俄国。”

“中山先生虽然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我读过三民主义的全书，前后对照，绝不相同。而且容共与参加共产党不同，中山先生若是赞成共产党，为何不将国民党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所有的政治家，我最佩服的就是孙中山，我想中山先生领导的党是正路。”

“话扯得太远了”，看来王实味面对政治观念与自己相左的好朋友也无可奈何了，他只是说，“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人类完全是经济环境的产物，经济环境(物质)把你捏成圆的，你就是圆的，把你捏成扁的，你就是扁的。其他都谈不到。”

谈到这里，已是夜深时分，两人赶紧向回走。以后的日子，他们仍然谈笑如往昔，惟一的不同是两人再也不谈政治了①。

虽然离开了曾经追求的政党，愿意一如一只孤鸿独自漫游、远离了时代的潮头，可是，王实味不能忘情于他曾有过的人生抱负。做小职员、当教员乃至成为自由的作家，对于他来说，恐怕都只能算做是生存意义上的所在吧。

王实味，更多的需要恐怕还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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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昭瓒:《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

第六章　上海的译述生涯

在南京王实味除了与孟昭瓒、张天翼来往较多外，他还时常与在北大文预科的同学曹孟君(1906-1966)有些交往。曹孟君与王实味一样于1925年考入北大，后来与左恭结婚并定居南京。

王实味从山东泰安回来后，有一段时间曾暂时借住在曹孟君家里。

1929年年初，刘莹从家乡到上海，路经南京，特意去曹孟君家探望已分别有时的好友，不想在这里，刘莹遇到了王实味。

原来，在北大，刘莹与李芬认识不久，又结识了同乡、来自湖南长沙的曹孟君。从此，这三位湖南妹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们无话不谈、情同姐妹。早在1924年曹孟君准备投考北大时就与丁玲等几位湖南姑娘住在北京西城辟才胡同的一所补习学校里，后来，曹孟君与流寓北京、一同与胡也频办报纸副刊的文学青年左恭谈恋爱。刘莹和李芬那时因从事繁忙的地下工作，没有结识丁玲，她们只是常见丁玲来北大找曹孟君问从这里转寄的信件。1927年4月，曹孟君在李芬和刘莹的介绍下，也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几个月后，三人都离开了学校，刘莹与李芬先后被调到天津，李芬在直隶省委工作，刘莹则被安排在直隶省团委工作，而曹孟君则回湖南去了。

刘莹到天津后，经组织的同意，与李芬见了面，她们互相鼓励，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这两位青年女革命家却对未来有着坚定的信念。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南方局，北方局的机关设在北京。这样刘莹又调回北京，在北方局团委任文书工作。不久，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捕叛变，团市委书记也被抓走，机关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复北京团市委组织，北方局团委书记杨善南带着刘莹一同到天津，与直隶省委方面商量新的北京团市委的人选问题。

这次到天津，刘莹又要求与李芬见面，党组织再次满足了她的要求。这次，两人谈了很久，她们谈论了目前的革命形势，李芬显得忧心忡忡，她对中央号召搞武装暴动的方针有些看法。见面的时间很短，一对朋友心里都沉甸甸的，她们恋恋不舍地分手告别，不曾想这竟是最后的诀别。

在天津，为开展地下工作，刘莹化名刘英，与杨善南以“夫妻”名义作掩护。不久，经组织研究，刘莹和另一位同志到北京准备恢复团市委的工作。不料，由于团北方局机关被破坏，刘莹到北京的当天就被逮捕。

刘莹先被关押在侦缉队，20多天后，她同一群政治犯又被押送到市警察厅接受审讯。

几经审问后，刘莹与主审官展开了舌战。最后，她被严押起来，准备接受重处。

岂料事有凑巧，刘莹的一位堂舅父无意中救了她一命。

原来，刘莹这位名周寰西的堂舅父在北京西长安街开了一家名为寰西的医院，刘莹来北京就学后，来过这里看望舅父，性情孤傲的刘莹这次被捕也没有向舅父求助。不想，主审刘莹的那位审判官竟是周寰西医院的常客，而且常常看病拿药不付钱。这一天，审判官又来看病，也许他知道周寰西是湖南人的缘故，在聊天时突然谈起关于湖南人脾气暴的话题。他对周寰西说，前些日子，他审问一个女犯人，是湖南人，北大的学生，年纪轻轻却脾气不小，我说一句，她顶两句，好像是她在审问我！审判官边说边摇头：你们湖南人，脾气真够暴躁，这样没有好下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寰西心想，这湖南烈女子莫不是自己的外甥女？因为刘莹已好久没有来周家了。周寰西赶紧打听这湖南女子的名字，果然不出所料。

他连忙与主审官道明自己与刘莹的关系，又递上一个红包，并表示愿意担保，今后对自己外甥女严加管教云云。农历除夕那天，刘莹被提出牢房，送至舅舅家。

刘莹感谢舅舅的相助，但她听不下舅父的劝告，让她更担心的是其他同志的安危。她四处打听，找到组织，才知道杨善南、李延瑞等同志都已被判刑。她忙到狱中探望，杨善南告诉她，现在惟一的办法只能是用钱送给监狱当局，才能出来。刘莹听后，想到父亲在家里给她还储备有1000元的学费，她想把这些钱拿来作为营救的费用，杨善南同意了她的建议。

就这样，在征得组织的同意后，刘莹匆匆地起程了。

那时，京汉铁路不通，刘莹只得转道水路。她先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又搭船到上海，再乘船至汉口，一路风尘到了家。回到长沙，前前后后竟奔波了一个多月。

进了家门，刘莹遭到父亲劈头一顿声色俱厉的责骂。原来，在刘莹到家前，杨善南写来一封催款信，所以，未等刘莹说出她的计划，父亲就拒绝了她。此后，父女俩为此经常吵架，每当杨善南来信时，刘莹就心急如焚，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直拖到了8月。

一天，刘莹忽然接到一封发自上海的信件，一看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就认出这是杨善南的来信。打开一看，才知道杨善南因为蒋军到达北京、释放政治犯而恢复了自由，现在在浙江省委工作。在信中，杨善南要刘莹收信后到上海找党组织，并且留下了通讯地址：上海同德产科学校陈维真转。

刘莹非常高兴，但是转而又发起愁来，到上海的路费父亲是不会给的，她又向父亲提出去上海求学，自然也不得允许。

秋残冬临，刘莹捱着苦日子，她仍然没有放弃说服父亲的努力。

忽一日，一位久未见面的中学同学来访，她又给刘莹带来了令人心碎的不幸消息。

就在1927年冬天，刘莹转道上海回湖南老家，在路经天津时，她又想到见一见李芬，只是她那时无处寻找。其实，李芬这时也正准备着返回湖南老家。原来，在地下工作中，她已多次警觉地发现有特务跟踪她，她把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决定让她转移到南方，以便保存革命的力量，经研究，李芬被派往家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李芬也是从上海乘船，溯江而上，到了邵阳才知道自己慈爱的父亲在三天前已经病逝。她痛苦万分，料理完了丧事，便带着弟弟到邵阳民生小学任教，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宣传活动。

1928年年初，李芬担任了宝庆城区中心支部书记，后又任中共宝庆县委组织委员。为了响应湘西南特委组织的年关暴动，李芬四处活动，积极筹款，并将父亲留给她的遗产捐出6000余块银圆，支助特委的活动和用于购买枪支弹药。

正当李芬积极筹备款项时，叛徒向邵阳警备司令部告密了，李芬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单上。

端午节前一天，国民党军警包围了民生小学，但扑了个空，因为在组织的关照下，李芬脱险回到家里。她找到七叔求援，好心的七叔又将她转移到另一亲戚家躲藏。不料这事被李芬二伯父李维宽得知，他早已听说李芬继承有一笔巨款，为了得到这笔钱，贪欲使他父子俩将侄女骗到家软禁起来。他们先是劝李芬投案自首，然后由他们出面用钱赎买。对此，李芬严加指斥。恼羞成怒的李维宽不顾其他亲属的劝阻，令其八弟和儿子强行将李芬捆绑送至邵阳警备司令部。

李芬的心在流血，她没有想到自己被自己的亲伯父出卖，她大骂李维宽六亲不认、财迷心窍和利令智昏。

在狱中，面对威逼利诱，李芬始终没有自首，更不可能交代秘密藏放枪支弹药的地方。

1928年7月28日，李芬被杀害于邵阳大祥坪。临刑前三天，李芬将自己家人送来的三套衣裤和袜子穿好，用针线密密地将衣裤、袜子缝在一起，以免歹徒玷污自己的遗体。因为当时有许多女共产党员在遭枪杀后，刽子手们还丧尽天良地对女尸进行奸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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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正平等：《李芬》，载《北大英烈》，第1辑。

听完同学的叙说，刘莹也哭干了眼泪。

此后，她一连数日不思茶饭、神情恍惚。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个家，去肩负死难姐妹留下的重担。

刘莹已不奢望得到父亲的理解，她只得把心中的所想向嫂嫂吐露，希望得到嫂嫂的帮助。哥哥和嫂嫂对刘莹一向关爱有加，他们拿出百十元钱，交给妹妹做路费。

一切准备就绪，刘莹告诉父亲，她要到上海去，不是去干革命，而是去上学读书。

父亲知道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同意了女儿的要求，只是再三嘱咐刘莹要好好攻读，他说有真才实学才是立身之本。年春节刚过，刘莹就告别了亲人和故乡，她怀揣着几个月前杨善南的来信，目的地当然是上海。从出狱回家，转眼间刘莹已在家里停留了一年。这一年，仍然是她所追求、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的危难时期，她身在家园，却心在革命的前方；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刘莹长长地吁了口气，苦闷难熬的日子终于有了尽头。

刘莹到上海，经南京时特意到曹孟君家看望老同学。当时，曹的家成为北大一批老同学聚会的地方。

同乡、同学又是同志，久别重逢自是百感交集，刘莹将李芬被杀害的经过讲给曹孟君听，两人不禁相拥痛哭一场。接着，她们又谈论起其他同学和同志，互相询问一些人的下落，因为那时王实味住在这里，所以她们的话题自然又牵到了王实味的身上。

曹孟君对刘莹说：你知道吗，王实味到南京很久了，他以前也在这里住过。接下来，曹孟君谈到，王实味是一个好青年，缺点就是性格火暴，容易激动，在国民党党部做事又很压抑，所以脾气变得更暴躁了。曹孟君还向刘莹讲述了王实味的家庭和成长的经历。她说，段纯对王实味的粗暴处理对王实味现在还有影响。刘莹同意曹孟君的看法。

刘莹在北大虽然因为那场恋爱事件认识王实味，可是两人并没有打过交道。

过了几天，曹孟君告知刘莹，她已将李芬被杀的消息告诉了王实味，王实味听后十分震惊、悲痛。

刘莹在心里想：当年王实味离开党组织起因是在好友李芬身上，李芬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把信交给段纯会出现那样出人意料的结果。也不知道王实味对李芬有无意见，现在李芬又那么悲壮地死去，自己也该代她向实味解释一下当时的情况。

刘莹把这些想法说与曹孟君，好友也表示赞同。随后曹孟君就安排了刘莹与王实味的见面。王实味一见刘莹，就止不住激动地大声说：“我一定要回到党内来，一定要为李芬报仇。”说着说着，王实味眼圈发红、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刘莹默默无言，她还能说些什么呢？很显然，王实味对李芬所有的只是那份至今还未磨灭的感情。

“南京这鬼地方，我一天也不愿呆下去了！我准备到上海去，即使住在外国的租界里，也不呆在这透不出气的地方。”

分手时，谈及以后的打算，王实味这样告诉刘莹。

就是从这次谈话开始，刘莹开始与王实味建立了友谊和联系。刘莹那时也不会想到，这次谈话竟决定了她自己一生与王实味的联系而且是那样紧密，她并为此付出了太多太多。

1929年2月，刘莹到了上海，她按照杨善南信中的指示，找到同德医学专门学校①，但是，由于时间太久，她没能找到接头人。茫茫人海，何处能见到分别已久的同志？刘莹与党的关系中断了，她心里好不失望。离开长沙时，刘莹向父亲撒谎说自己去上海求学，看来现在她只能先报考一所学校，有个落脚点，然后再慢慢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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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莹回忆文章中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误为“同德产科学校”。(见《沉痛的诉说，无限的思念》)同德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于1918年8月，1935年9月改为上海同德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时合并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同德医学院建校周年纪念文集》，上海同德医学院校友会编印，1998年。)

刘莹报考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顺利地被录取，她住进了学校集体宿舍。

与刘莹住在同一寝室的一位女同学，名叫张肖瑜，她衣着朴素，热情大方，很快与刘莹结为好朋友。两人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才知道都是“同志”。原来，张肖瑜是国民党要员张难先的女儿，是南洋医科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没有宿舍，就转学到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而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南洋医科大学支部。

张肖瑜在得知刘莹为失掉组织关系而苦恼后，就介绍她到南洋医科大学支部接上了组织关系。又找到组织，在支部的领导下，刘莹一边读书一边积极投入地下工作。

3月份，王实味也来到上海，在安置好住处后，他到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找到刘莹，两人见了面，都很高兴，只是没有深谈。

不久，刘莹到王实味住的法租界一亭子间回访。那时，在上海他们没能联系到更多的同学或熟人，因而，两人自然有了较多的来往。王实味对刘莹说，段纯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虽然离开了党组织、革命又处在艰难时节，但是他相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党工作，才能对得起死难的李芬同志。刘莹那时并没有把自己找到组织并恢复组织活动的事告诉王实味，她心中想，自己有责任帮助王实味重新入党。但是有一件事却又让刘莹迟疑不决。因为王实味曾告诉刘莹，一方面自己得靠写作为生，另一方面，父亲年迈，家境清贫，自己还得先挣一笔钱让父亲养老，然后自己再找组织，无牵无挂地为革命尽力。这在刘莹看来，觉悟离党还有距离：干革命，怎能首先考虑自己的家庭呢？无疑，对王实味还得继续观察和帮助。

虽然刘莹和王实味一个在党内一个在党外，但是他们在政治上还是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刘莹仍然认为王实味是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思想的是非分明的青年，加上他们对李芬怀着共同而深厚的感情，所以相互间的友谊和了解不断加深，感情自然渐渐发展到爱情。

1929年年底，刘莹的哥哥来上海，她把王实味介绍给哥哥认识。见王实味人长得有些清瘦，哥哥心里不大满意，可是嘴上也没有说什么。哥哥回长沙不久，刘莹就收到一封家信，原来是哥哥代父亲修书一封，将刘莹骂了一通，表示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刘莹本来对父亲就怀着怨气，这封来信只能适得其反。她也有一股倔脾气，你不许我嫁给他，我偏偏嫁给他，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

说嫁就嫁。1930年1月，王实味与刘莹结婚，婚礼很简朴，他们一起搬到菜市路一间亭子间，那就算是新房了。

婚后，两人的生活很困难。王实味虽然笔耕甚勤，可是仍然入不敷出，时时还得刘莹家里接济才能应付。

王实味到上海后，文学活动主要由此前的小说创作转为文学翻译了。这原因大概是几年来他的创作成绩并不令人满意，作品发表的机会不多，没有固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也就成了问题，而他有很好的英文功底，文字表达能力也不错，搞翻译当是得心应手的事。当然，这里有无其他的原因，比如，当时徐志摩的提携等都不得而知。

在上海几年及其稍后一段时间，王实味在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方面有其重要的贡献。

王实味第一部译作是德国现实主义作家霍布门(今通译为霍普特曼)的长篇小说《珊拿的邪教徒》。这部小说由徐志摩编入他主编的“新文艺丛书”，由中华书局年出版。

在写于1929年10月7日的译者序中，王实味坦然地说明自己从事文学翻译的原因：

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吧，为了想法子弄饭吃，译者开始译这本书。所根据的是 Mordem Library 去年所出的英译本。像许多译书的人一样，我所会的外文只有英文一独门，但为了要饭吃，却又不能不译书——因为此外找不出吃饭的法子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30年代，大多数作家，著书都有为稻粮谋的现实情况，能在自序中不唱高调，说出大实话的还不多见。当然，王实味在选择翻译的对象时，仍然有自己的标准，他的翻译既是为了挣钱活口，也有对翻译本身的要求。接下来，王实味又写道：

译者所以译这本书，除了上述那大原因而外，也因为自己很喜欢它描写的入微和想像的丰富，尤其喜欢篇中那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在序言中，王实味还说，在他译到快结束的时候，有位朋友告诉他这部书在三年前已有郭沫若的译本，名为《异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且郭译是根据德文原著译出，而自己是依照英文转译，恐怕十之八九赶不上郭译。这样这部重译的书出版就有问题了。但是转而又想，在当时一部书有几种译本也是常见的事，再说自己已将近完成，还是先译完再说。王实味找来郭译作参照，不想，看到郭译后，王实味反而增添了自己的勇气，因为郭译有一些地方是错误的。王实味举出三段例子，分别列举了郭译、英译、王译进行对照，并指出有些地方根据常识和上下文情就看出郭译是错误的。同时，还指出，郭沫若的译文“好像也欠流利，有些地方甚至晦涩难以索解”。

在对郭译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既尖锐地指出郭译中的不足，也在行文表达上非常谦虚、委婉：

个人对于郭先生是很景仰的，所以绝非对于郭先生的译文来故意挑剔。我想郭先生当时也许是为了生活关系，匆匆译过就匆匆卖给书局，所以不免失于粗疏了——我批评郭译本是粗疏晦涩，但并不敢夸说我的译本就怎样十分的精细流利，错误或也在所难免，如有高明赐教，我是极虚怀承受的。

王实味在这里是在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地为他人着想了。

在当时，翻译界极易引起争端，郭沫若远居日本，对王实味的意见没有反应。但是王实味的意见显然引起了商务印书馆的重视，他们由此对他的翻译能力有了信任，王实味此后为他们不断译书也不是偶然的事。

王实味第二部译作是法国爱国主义作家都德的长篇《萨芙》。那时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的一课》、《柏林之围》在我国已有翻译，而他的长篇还是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部译作年由商务印书馆编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出版。

接着，王实味又翻译了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的长篇小说《资产家》(《THE MAN of PROPERTY》)。这部作品是作家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描写英国社会历史画卷的《福尔赛世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蒋梦麟(1886-1964)在序言中给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这部译作编入中华书局“世界文学全集”丛书于1936年出版。“世界文学全集”丛书是由于徐志摩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主编的“新文艺丛书”告一段落后，中华书局另行编辑的一套丛书。

王实味出版的第四部译作是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九幕长剧《奇异的插曲》。这部剧作1928年在美国上演曾轰动一时，王实味首先把它译成中文，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编入“世界文学全集”丛书出版。

王实味的翻译还有英国作家哈第(今通译为哈代)的著名长篇《还乡》，也收入“世界文学全集”丛书，由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

短短几年，王实味共翻译了五部世界文学名著，近百万字。据说他还为中华书局“英汉对照文学”丛书译注了英国作家金莱的长篇小说《水孩子》的缩写本，为商务印书馆英汉对照读物译注了《菲菲小姐传》等作品。

王实味的工作量是惊人的。

30年代，中国新文学是一个界域分明的文学时代。王实味的创作主要体现出的是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特点，他的翻译也大都是选择西方那些现实主义作家的名作。他其时虽然思想上认同的是共产主义，但是他的文学活动则带有进步而又独立的倾向。他的创作和翻译都得到了新月派主将徐志摩的帮助，同时因为翻译的缘故还给新月派领袖胡适写过信。

1932年10月初，王实味致函胡适并附寄自己的译稿，不想迟迟没有收到回信，王实味又写信去查问：

适之先生座佑：

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多扰清神，惟先生谅之。即颂

道安

王实味 9/11(1932年11月9日——引者注)

王实味在信中还附上了自己的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街71号。

两个月后，王实味未收到胡适的复信，又致函问询：

适之先生座佑：

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能深疚，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为此因循偏废。

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祁颂

道安

王实味 11/1/33 （1933年1月11日——引者注)

那时，胡适正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邀请一批译者学人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王实味信中所谓“译事”当指此。又过了大约几个月，即1933年5月底胡适才给以回信：

实味先生：

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

安。

胡适上廿二，五

这里看出，王实味是托胡适送审一部译稿，大概胡适也觉得半年之久才给回信，有些不安，所以，信中遣词很客气。

王实味的文学翻译活动虽然时间不长，但他所取得的成就却不可忽视。大概由于后来的人生际遇，他的文学翻译几乎被人们遗忘，我们只能从尘封的图书馆里还能看到当年王实味翻译家的风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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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4年，湖南岳麓书社将王实味的译作《还乡》、《珊拿的邪教徒》合在一起作为“旧译丛刊”之一种出版，王实味的文学翻译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第七章　南北转徙求生忙

刘莹与王实味结婚后，主要靠王实味的稿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王实味那时毕竟不是名作家，发表作品不能有一定的保证，因而，两人的生活时时捉襟见肘，为了节省开支，刘莹不再到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读书，她当初去读书本来就是姑且之举。

1930年5月的一天，王实味在一家书店偶然遇见已经三年没有见过面的老同学王文元①，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段纯开会处理他时，是王文元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意外重逢，两人都格外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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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王实味在上海与王文元的相遇，笔者采用的是刘莹的说法(1994年12月28日笔者访问刘莹记录)，王凡西认为他们相见，系他被开除党籍后，为生活所迫，翻译出版了《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王实味读到这本书后，“立即写信给书店，请他们将一封附有他地址的信转交给我”(王凡西：《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王凡西1930年5月被开除党籍(《红旗》，第101期，1930年5月14日载《为开除吴季严、王文元、周庆崇党籍事通知全党》)，那么，王凡西与王实味第一次相见，当在5月之后，因为译书、出版尚有一段时间。

王实味说他与北大同学刘莹结婚了，现寓居上海，靠翻译为生，王文元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不久前回国，欢迎老同学上门做客。

回家后，王实味把遇到王文元的事说与刘莹听，两人还对他能到苏联学习羡慕不已，他们猜不出王文元现在在党内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料，几天后，王文元就登门造访，王实味的住处是靠近华界的法租界菜市路一个小弄堂里一间破旧不堪的亭子间，房内四壁空空，除一张床外，还有一只破旧的衣箱，王凡西只能坐在上面与主人交谈。刘莹在北大就与王文元相识，三位当年北大支部的地下党员如今又相聚在一起，谈的大多是以前的生活。

不久，王实味回访，他看到王文元住处的条件甚至连他与刘莹的还不如，王文元的妻子叶英已挺着大肚子，看来不久要生产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文元找王实味，说是要请他帮忙，因为想送妻子回安庆娘家生孩子，手头拮据，急于将手上的一部译稿脱手换钱①，想请老同学帮助翻译一部分，王实味爽快地答应下来，埋头翻译起来。那时，刘莹还在党内，她忙于从事地下工作，对王实味的文学翻译等活动很少过问，待到王文元来取译稿，刘莹才知道王实味帮助翻译的是《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等王文元走后，刘莹警告王实味说，她怀疑王文元是托派，以后要少与他来往，那时，王实味脱党有年，对托派不甚了然，可刘莹却很清楚，党内早传达过文件，托洛茨基是反党人物②。

直到几年后，王实味夫妇才知道王文元早就参加了托派组织。王文元年回国后，曾在周恩来的手下工作过，后来组织发现了他的托派活动，周恩来曾劝说过他，王文元没有听从劝阻，被开除出党，后来又当上了托派的中央委员。刘莹后来回忆说，王实味那时忙于译书，大概王文元忙于“左”派反对派的组织，他们的交往并不多③。在交往中，王文元没有明确地宣传他的托派思想和主张，他与王实味经常讨论的是关于人性论的问题，王文元要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并没有出版，人们怀疑王文元可能是想通过翻译向王实味灌输托派的思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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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亦是据刘莹的回忆，王凡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以备参考。王凡西在1998年12月24日致笔者的信中说“刘莹说我当年为了妻子生产，要请王实味帮忙翻译《托洛茨基自传》拿稿费。这不是事实。我妻子无须回安庆生儿子，我儿子是在上海海格路红十字医院生的，几乎免费。我一向公私分明，绝不会用任何方法筹措私人费用。

②据王凡西回忆，他与王实味的交往谈话中，王实味最关心的有两件事：“第一，急于想弄清楚党内分成两派的政治歧见；第二，怎样解决当前频于绝境的生活。我费了很多时间给他说明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看法。我对他讲过去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讲了两派对当前局势的不同估计，特别讲了党中央盲动政策的错误，以及托以革命民主政纲来重新团结革命力，以此再度走向新革命的理由。”(王凡西：《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应当说，这是有可能的，王实味虽然已经脱党，但当时托派出版的大刊物、著作并不难看到，王实味对此应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王凡西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说王实味译完了托传二章之后，仍然不知道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必须等到夫人给他提醒，他才知道托洛茨基是甚等样人——这，未免把王实味的政治知识与认识说得太糟糕了。王凡西提供给笔者的他写于的1994年5月1日的日记)

③刘莹：《奇冤今未雪，向党诉不平要求迅速给王实味平反昭雪的申诉材料》，打印稿1985年7月。

④事实上，王实味翻译的两章(《纽约》、《集中营》)系托洛茨基记载他1917年回国前的一些经历(参阅石翁、施用勤等译《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自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谈不上有托派思想。据王凡西言，他与王实味等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当时由新生命书店分三册出版，署名“石越”(即托派组织“十月”社之谐音)，

第九章　宝塔山，延河水

延安：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座古老的军事重镇。

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曾驻守过这里，留下了“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燕去无留意”的诗句。几百年来，这块闭塞贫脊的土地生衍着一代代落后而愚昧的百姓，20世纪30年代民族苦难的现实，使这座名城更显得破败无比。

1937年1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驻进延安，寂静的小城从此成了西北一角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了革命的圣地、摇篮和熔炉，大批爱国人士、知识青年冲破重重险阻，从沦陷区、国统区纷纷奔赴，引起中外的注目。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是当地居民的数十倍。的确，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当时西北解放区物质条件之艰难是人所共知的，但是理想主义的激情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使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青年将延安看成了追求理想实现抱负施展爱国热情的一块红土地。刘少奇年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一次讲演中分析大批知识分子来延安的动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统一战线的吸引①。面对祖国山河沦陷的民族痛楚、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彻底失望，延安这“辽远的一角”的确，成了爱国青年心目中“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②的地方。

刘少奇在这次演讲中还分析了有些人来延安的其他原因，“还有些人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书读，或者要摆脱家庭的束缚和包办婚姻等”③。但是，追求进步，爱国抗日则是他们不远千山万水西北行的最根本的动因。

本传传主王实味在与女中校长激烈争吵后消失了，但几个月后，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延安城头。王实味来到了延安，完成了他人生旅程中第二次重大的选择。

其实，对于王实味来说这一选择有其必然性也有他的艰难思考。

王实味第一次加人中国共产党是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的前夕，他的脱党是在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开始。从年到年整整年，他虽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但并没有停止思考和追索。虽然段纯当年的粗暴给他带来巨大的刺痛，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他虽然离开了党的组织，但仍然坚定地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④；李芬的悲壮牺牲，也增加了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阶级仇恨；在上海，他曾想通过陈清晨的介绍寻找“左联”，也是自觉向党靠拢的表现。但是，十年内战的严酷现实，中共几次重大的内部斗争、生存的现实可能都是阻止王实味迅速选择回归党组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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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②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香港沦陷后，被日寇捕入狱中，他写下诗作《我用残损的手掌》(1942年7月3日)，这是其中的句子，从中可以见到沦陷区知识分子对解放区向往的心声。

③同①。

④参阅孟昭瓒：《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王实味与孟氏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论争具体见本书前文。

王凡西后来回忆说，王实味在上海时关注党内两派斗争的情况。他表示自己在回到党内前要研究两派的主张。但王实味“怀疑反对派(指托派本书作者)另起炉灶，重建新党来领导革命是否可能”，反对另立门户的做法①。应当说王实味这一判断是对两派实力的清醒认识。虽然他也赞同托派关于中国革命的某些观点，但托派这些与中共的纷争大多是对已经过去的革命的总结，而面对中国革命将向何处去，托派所坚持的采取“国民会议”的方式绝对不是王实味所能接受的。王实味服膺共产主义理论，还在于他对国民党的阶级仇恨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可以说已经成为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惟一出路②。

选择是艰难的。

从九一八事变起，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阶级仇加上民族恨使王实味热血沸腾，国民党的退让政策显然更加激起他的愤怒。但是，在“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下，国统区内的党组织破坏殆尽；中国工农红军也被迫转入长征，在国民党的军事围剿下，到达陕北会师后的中共红军仅有万人③，很难想像，在国民党庞大军队的围剿下，这“星星之火”何时才能“燎原”！执政党的腐败无能，共产党处境危难，可以想见，当时处在党外的王实味焦急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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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凡西：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

②也可以参见孟昭瓒《往事故人悲剧人物王实味》一文。

③1937年，中共临时代表王稼祥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万人。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16页。

然而，从北上抗日旗帜的打出到《八一宣言》的发布，再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①，而红军也因此得到了发展的机会。然而，与一般的爱国青年不同，对王实味来说，阶级的仇恨和民族的情感是同等重要的，他会毫不迟疑地站在民族抗日的立场，这有他在学校宣传抗日的活动为证。但是，在怎样处理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王实味则不会像普通爱国青年那样简单，因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血的现实还历历在目，再次与国民党合作结果会是怎样？

其时，王实味看到《八一宣言》，他不能接受，他“觉得这和托派国民会议的主张差不多”。②“国民会议”是中国托派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主要观点是主张在革命低潮时期，应进行民主运动，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确，就与国民党联合、放弃阶级斗争这两方面来看，《八一宣言》与“国民会议”似有相同之处。但是，王实味没有把阶级仇恨与民族情感的关系摆正，他也许更没有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其时这样做是符合实际需要的③。

王实味是在读到鲁迅答托派书之后，才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④鲁迅的答托派书即指鲁迅发表于年月《文学丛报》月刊第期和《现实文学》第期上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⑤，这是鲁迅公开回答托派成员陈其昌(陈清晨)的来信。那时，鲁迅已进入生命的晚期，大病不起，所以回信是由鲁迅口述，冯雪峰)笔录的，将一封私人的来信(尽管这封信是关乎政治的)与回信一起公开发表是否合适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鲁迅这封信的确表明了他坚决拥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驳斥了托派反对“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⑥。王实味是鲁迅的热烈崇拜者，正是鲁迅的信使他把民族的利益放到了阶级仇恨之上。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⑦语气中依然还有着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刻骨铭心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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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君宣回忆说：那时最简单的爱国心都使青年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反感，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赢得了大批青年，长征时期，“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不大。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页。

②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

③《八一宣言》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此不能马上接受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不罕见，王实味这种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证明出他严正的阶级立场来。

④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

⑤此文收入《鲁迅全集》，第六卷。

⑥王凡西后来在回忆录(《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年月)提及陈其昌给鲁迅写信的背景，认为主要是“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似乎更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陈其昌听到这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一封信”，而写信是陈的个人行为，所以事后颇受指责“，尤其是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知道了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陈其昌在北大读书时起，就是鲁迅的崇拜者，听过鲁迅的讲课，读到鲁迅的公开信后，痛苦万分，又有一封长信写给鲁迅，自然没有得到答复。

⑦《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

如果按照王实味自己的述说，他是读到鲁迅的文章后才站到统一战线的立场，那么，其时应当是在1936年7月之后，也就是他来到开封女中的时期，随后的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的爆发，开封即将沦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迫害，这一切可能都是促成王实味西行延安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日寇步步进逼，中原也要沦陷的时候，王实味与妻子刘莹已有了奔赴延安的打算。

两人准备着起程，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无情地摆在他们的面前：女儿6岁，儿子两岁而且体弱多病，这样拖儿带女去延安显然是不现实的，两人商量下来，只能写信回长沙请求父亲接去孩子。不料正准备展纸写信，又有了新的麻烦，刘莹的腹中又有了新的生命。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两人商定，丈夫先行一步，妻子带孩子回长沙打掉胎儿后，两人在延安相会。

1937年10月初的一天，王实味先送妻儿南下。鸣呜的汽笛拉响了，已记事的女儿趴在车窗拼命地扬着小手、噙着泪花喊着爸爸，站台上的王实味跟着移动的列车奔跑着，直到他的身影在女儿泪眼模糊的视线中消失。谁也不会料想到，一家人此次生离竟成死别。

王实味送走妻子儿女后，立即返回开封，他找到曾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时在河南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的范文澜①，请求设法介绍他到延安去。范文澜给王实味写了封介绍信，要他到西安找在陕西教育厅任职的高舍梓。高是范文澜的学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接读王实味带来的信后，马上帮助王实味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顺利地办好了去延安的一切手续。

王实味到达延安后，即写信给在长沙的刘莹。他在信中讲到自己来到延安后亲身体会到的抗日救国的热烈气氛，讲述了自己的新鲜感受和兴奋的心情，他庆幸自己最终找到了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道路。

在信中，王实味还倾诉了自己对妻子儿女的真切思念，他希望刘莹能尽快来到延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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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实味在北京大学就读时，范文澜在北大任教，他们都是北大党支部的地下党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实味在开封入党可能是范文澜介绍的。此说不确，因为范文澜年与组织失掉联系后，1939年9月才在河南竹沟根据地重新入党。

②此段情况主要依据笔者1994年12月28日对刘莹的访问，并参考刘莹：《沉痛的诉说，无尽的思念》一文。

作为20年代中期开始出生入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党员，虽然年代失掉了组织关系，但对刘莹来说，尽快回到党内，参加民族抗日斗争的渴望是毋庸置疑的。刘莹身在家乡，一颗心早已飞向西北那块红土地。

可是，祸不单行，腹中的胎儿似乎不愿母亲远行。当时，刘莹不敢将准备打掉胎儿的事告诉父亲，因为这肯定是父亲坚决反对的；她只是私下找中医开方，不料碰上了庸医，几付草药吃下，不仅胎儿未下，自己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多亏了嫂嫂的帮助，住进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通过手术取下死胎，保全了大人的性命。

但是，这一番折腾下来，刘莹身体极度虚弱，此后整整一年的时光，她基本上是在病榻上辗转，与丈夫相约延安的愿望不得实现。

转眼到了1938年夏，酷暑如蒸的长沙格外让人心憋气闷，到了7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长沙顿成危卵。人们风传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将领准备炸毁长沙城，给侵略军留下一座空城。整个城市陷入恐慌之中，市民纷纷向外逃难。

刘莹自然也加入了逃难的队伍，她与姑母一起带着简单的行李与一双儿女到了湘西桃源县，在一所农村小学以教书为生。那时，刘莹不忘与在延安的丈夫保持联系，尽管战乱之中，

通信颇费周折，许多信都不能及时送达，丢失信件更是常事。为了王实味来信的方便，刘莹特地找到在桃源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书的一位中学同学余书云，托她负责转交王实味从延安发过来的信件。

10月间，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迁址到辰溪，刘莹那时正不断想法去延安，与余书云失去了联系，自然也中断了与丈夫王实味的联系。

大约两年后，刘莹拖儿带女辗转到了辰溪，她赶紧找到同学余书云，余书云告诉她，王实味写来过不少信件，但因与刘莹失去联系，只得将信件退回去了。也就是这一次，余书云告诉刘莹说，同校一姚姓教师因与在延安的丈夫通信，经常遭到国民党党部的训诫，她劝告刘莹为安全起见，不要与王实味联系了。刘莹听从了劝告，但余书云有所不知的是，刘莹已与王实味两载无音讯了。

今天，我们很难推测，刘莹那时在接不到丈夫的来信后，为何没有单方面给王实味报个平安？刘莹后来面对笔者的访问，曾深深地后悔与自责。可以想见，王实味面对一封封被原样(当然，由于战时的特殊原因，及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相信不少信件只能石沉大海)退回的信件，该是怎样的心境，尤其那一双稚儿更会让他牵挂，让他心痛。

王实味于当年月到了延安，他被分到陕北公学。这所设在延安东城门外清凉山下的学校成立于1937年10月19日，主要目的是在短时期内培养大批进入延安的爱国青年以抗战的必要知识，培养抗日先锋队。学校的学制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研究班，前者为学员队，学习时间四个月左右，后者主要培养师资，学习时间为一年。王实味被分到学员队，并任第一期学员队第七队队长①。那时，王实味虽然30出头的年纪，但以他的阅历、以他的学识，恐伯编入高级研究班更为合适，或许是刚到延安，人们一时并不了解他的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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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绯石(薄平的署名)：《我与王实味》，未刊稿1996年(以后不再详注)。

陕北公学四个月的学习结束后，王实味被分到同在清凉山的出版局，主要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当年，在陕北公学的学员学习结束后，有的学员开赴抗日前线，有的到更高一级的学校继续学习。对第一种情况，王实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来到延安，与那批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不同，不是抱着一心上战场杀敌，他恐怕只能更好地运用他的文学才华来参与民族解放战争了；况且，他身患肺病有年，虽然在杭州静养过一年，但这病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根治方法的医疗条件下，对王实味来说，也是他自己人生发展的一大客观阻碍。他当年在开封女中时，还有条件通过食补支持他的身体，甚至能保持一个具有青春气息的面貌。但是到了延安，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无疑会带给他意想不到的困难。

陕北公学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早起四人共用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①，王实味那时显然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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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绯石：《我与王实味》，未刊稿，1996年。

王实味到出版局搞翻译，或许是他的自荐也未可知，这对他来说，深厚的外文功底派上了用场。

1938年5月5日，这一天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

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校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当时被誉为延安的“最高学府”，张闻天兼任院长。学院除了设立教学管理机构外，为了使部分学员有深造的机会，从学员中抽调理论基础较好的同志和教员一起组成了几个研究室。同时，当时在延安能读到的马列著作的中译本很少，学院又成立了编译室，这是一个主要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院长张闻天亲自兼任主任。当时，编译室的规模还是可观的，有懂英文的柯柏年、何锡麟，懂德文的袁文彬，懂日文的何洛等，或许是张闻天对王实味的英文水平已有所了解，所以编译室成立时就点名调王实味来工作。

马列学院于1941年5月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同年8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编译室取消，王实味分到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①。

在编译室三年多的时间里，王实味默默地耕耘，在马列原著的中译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能查到的大约有《政治经济学论丛》(共收马恩著作七篇)、《价值、价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20卷本《列宁选集》的第2、4卷和第11卷的上半部，还有大量的发表在《解放》杂志上的单篇译作。这些经典译作大都是几个人的合作翻译，由延安解放社及重庆生活书店等出版，粗略统计，王实味单独或合作翻译的马列原著大约200万字。

后来，不少人还回忆起王实味译介马列原著的贡献。1950年，三联书店再版《价值、价格和利润》一书，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王实味的署名被抹去，只署合译者王学文的名字，稿费也全部交给了王学文，或许出于对王实味劳动的尊重，王学文在接到稿酬后就将应属于王实味的上交给了有关单位②。

我们无法去推测，当年王实味别妻离子到延安，自己的人生发展是否有具体的设计，不过从他给妻子及给自己故乡的亲人的书信③上的内容来看，他对延安的新生活是充满希望的。在延安，他的社会交往不多，只是常常与开封女中的一些学生有所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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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同在中国文艺研究室工作的作家刘雪苇回忆，王实味一开始定为研究员，后经过争吵，才定为特别研究员(《我与王实味》，《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②王学文：《我的回忆》，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我想，如果有关部门再次重印当年有王实味参与的马列原著的中文译本，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了。

③笔者1994年夏天访问王礼智先生，他回忆说，王实味到延安后，写家信说延安民主空气很好，自己生活也很舒畅。

一次，王实味独自一人在延河边散步，碰到女中学生高向明，师生攀谈起来，他们都是通过高舍梓介绍来延安的，而且，高舍梓是高向明的姑妈，这一层巧合，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1938年秋，高向明从抗日军政大学考人马列学院学习，师生同在兰家坪，开会听报告常见面，交往就多起来。王实味有时路过高向明住的窑洞，也进来聊聊天，周末，高向明有时也带同学到王实味处串门。有一次她与同学王伯彦一起到王实味处，王伯彦在开封时就是地下党员，处事比较谨慎，来延安后，她依然小心翼翼。王实味就劝她：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①？！

来到延安，就是回到了家，这里有温暖，有关怀。正如当时很多热情的诗人放歌的那样，生命在这里开始，人生也在这里升华。王实味明亮的心境可见一斑。

然而，延安的新生活并没有改变我们传主的个性，孤僻、火暴，对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不讳。编译室最初的领导是张闻天，王实味对这位温文尔雅、博学谦和的领导很是佩服，后来陈伯达调到编译室并内定为主任，王实味就不满了。陈伯达与张闻天是留苏时的同学，他是在马列学院成立时张闻天调他来当教员的，到编译室来，恐怕也是张闻天的指示。陈伯达对英文并不在行，但他却喜欢装腔作势，动不动就拿政治的大帽子来压人，得意时手舞足蹈，王实味对他天然地就有着反感，有时对他更是不屑一顾，经常与这个顶头上司发生摩擦。有一次，王实味看到自己的译稿被陈伯达做了些改动，就拍着桌子，大骂陈伯达无知②。或许，王实味如同当年与中华书局打交道一样，最容忍不得别人轻易改动他的译稿。但王实味没有想到，当年他翻译文学名著，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今天，译介马列原著则是一项政治任务，领导对译文要做一些改动恐怕也不为过。据说，当时张闻天就亲自把关，修改译稿，没有引起过王实味的不满。陈伯达后来说，王实味那时就公开宣称他是他几个最大的敌人之一，开党小组会，只要王实味参加，就开不下去③。陈伯达的这些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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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向明：《我所知道的王实味》。

②绯石：《我与王实味》。

③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以后不再详注)。

在编译室，王实味恐怕是一个不受人“喜爱”的人，他除了与张闻天、王学文这两位学院领导(那时，王学文任副院长)没有吵过外，其他人他都不轻易放过。当时翻译马列原著大都是合作工作，况且，翻译成稿后，必须有人校对。负责审稿的柯柏年每改动他的一个字，他就“找上门吵，吵到一脚踢翻窑洞里的砂缶”；与何锡麟吵，主要是何指出他的一处译文应用“价格”而非“价钱”。何锡麟后来对人说“：此人性格十分不可爱，大部分人都讨厌他，我们那时候吃中灶(连王若飞也吃中灶，只有中委吃小灶)，还有小鬼打饭，质量不错。王实味不拘小节，他不顾自己有肺结核，吃菜尽挑里面的瘦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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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王实味带着理想来到革命根据地，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中的一些不合理的因素渐渐在他的面前凸现。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就毫不留情地攻击。他越来越与现实产生距离，初到延安时的心境在慢慢改变，忧虑似乎又回到他的心中，表现在他的脸上。

王实味本来就没有什么爱好，读书写作(翻译)成了他生活中的主题。春夏天气，他独自到延河边散步，深秋和寒冬，他就端出躺椅在窑洞门前晒太阳。陈伯达回忆说，王实味经常大闹稿费。当中央研究院成立时，王实味先是提议研究室不设主任，后来自己又活动要当研究室主任①。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后来由欧阳山担任，对于王实味来说，恃才自傲的他可能觉得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一职位的。就是以当时的情势看，毛遂自荐、主动去竞争某一职务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然，和欧阳山比较起来，王实味的革命资本可能还少了点。

在延安的前几年，下面两件事应当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件是所谓的“干部服”事件，另一件是所谓“交谊舞”事件②。

在延安，那时由于布料特别缺乏，大家都穿土布。从外面买来少量的斜纹布，做成服装主要是配发给领导干部和学者、专家穿，这就是所谓的“干部服”。1941年冬天，中央研究在发棉衣时，王实味没有领到“干部服”，他就跟副院长范文澜从前山吵到后山，从山下闹到山上。最后，范文澜把自己的棉衣给了王实味，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据说，后来王实味只要了一顶帽子，因为，范文澜个子大，他的衣服王实味不合身。

延安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加之战时的环境，业余生活相当单调、枯燥，用当时采访过延安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话来说，就是“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后来，延安成立了俱乐部，经常举行一些交谊舞会，当然，条件极其简陋，人们穿着草鞋在露天的干土地上舞蹈。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就常举行这种活动。王实味对此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一次，经常出面组织各种文娱活动的俱乐部主任金紫光从王实味窑洞门口经过，恰巧他正斜在躺椅上晒太阳，王实味见到他，突然跳起来，当胸一把抓住他，直指着下面还有乐声传来的礼堂，咬牙叫道：“再跳！再跳就找颗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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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所谓的“事件”是本文作者命名的，或许有些不妥，但我觉得这与王实味后来的遭遇有很大关系。作者在本书此后的章节中会给予分析。

③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④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社发行，1944年11月。

⑤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王实味这些在人们看来很反常的表现，其实已是压抑在他心中的一股郁结不平之气的外露，后来发而为文，就是给他惹来祸害的《野百合花》一文中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与“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最好依据了。

王实味话语尖酸刻薄，对自己看不上眼的人事毫无顾忌地痛加责难，哪怕是与自己毫无牵连的人或事，上海时期，同学张天翼因他一言就与之断交的事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在有意无意之中使人受到长久的伤害。

在中央研究院，有一名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张惊秋(殷白)，他从国统区来到延安，通过刻苦自学，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他常常担任一些“小组长”之类的职务，被一些老同志称为“小干部”。张惊秋后来回忆说“：那时当干部绝不意味着当官，何况冠着一个‘小’字？这完全是出于年长同志的亲切爱护。”张惊秋为了工作终日忙忙碌碌，喜笑颜开。有一次，王实味看到他，就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张惊秋，我看到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对王实味给予的莫名其妙的无端挖苦，张惊秋非常气愤，但并没有与王实味当面争执，他后来写了一首题为《笑》的诗，贴在自己的炕头，以示对王实味的不屑和抗议：

我只能从哭的地方走来，
现在要放声笑了！
这笑声有人不喜欢，
明天我还是要笑，笑得更好。

张惊秋说，王实味后来遭到批判，他并没有去揭露这件事，也没有写下任何批判性的文字，他说自己与王实味打的是一场，“肚皮官司”①。

王实味初来延安那种明朗的心情在一步步转向阴郁，与他在国统区时期的景况无异了。本性的暴烈是个根本原因，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也是他不满的依据，妻子儿女音信杳无也让他忧虑，甚至长期不愈的肺病都不能让他有一个宽松的心绪。

其实，考察下来，王实味不断与周围环境的冲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当年风尘仆仆一路西行卷起的情感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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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殷白:《回忆琐记》,《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第 133-134页。

第十章　爱情的明证

革命与爱情似乎成了孪生的兄弟。

现代中国革命虽然也不乏清教徒式的风气，但在某一时期某一具体环境下，革命的行进往往也是一程浪漫之旅。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与40年代延安的爱情故事，在文学上或多或少都留下过一些痕迹，值得历史学家社会学者们认真地去研究。

传记写作进入传主私人生活的领地，往往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对于王实味来说，女性的生命往往在他的人生途程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年在北大从事地下工作时发生的那场所谓的“恋爱事件”不仅与他脱党可能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于他的刺痛对加重他性格中的本来就有的偏执、阴郁、暴烈都有一定影响，这也是他第一次体验到绝不盲从、要有自己独立判断所产生的切身感受。

在现有的文字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传主有关爱情的宣言，甚至他前期创作的作品中也很少涉及爱情的主题。但我们还是能从既有的史料中梳理出情感生活对王实味的意义来。

尽管在我们看来，王实味的延安之行主要是他10年求索后的政治追求、理想人生的理性选择，但也不能不注意他西行时虽与妻儿别离却并不是孤独之旅这一事实。我们不愿简单地去作道德评判，因为对爱情而言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达到自由的境界，私人生活的背后往往又有多少局外人难以知晓的因子！

多少年后，当笔者面对满头银发的刘莹老人，有许多问题只能欲问不能了。

自从30年代初，王实味与刘莹结合后，为生活所迫，他们南下北上，聚少离多；在开封，王实味也常常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妻子大多是在湖南老家带着儿女。那时，30出头的王实味，虽然话语不多，但西装革履，一派洒脱的风度，再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又已是出版过不少作品和译作的青年作家，他的深沉、刚毅而又清高的气质对青年知识女性该是多么具有诱惑力，赢得女生尤其是高中部的女生的仰慕甚至暗恋也是很自然的。那时，王实味的住室经常有女同学前来拜访，虽然，在他的办公桌上醒目地摆着他与妻儿们的合影，但是，高中部的女生还是一个劲地朝他的住室跑①。

至今，对王实味的私人生活，还有人持有异议，有传言说王实味到延安是拐骗六名女中学生一起去的，今天看来，这传言本身不值得推敲②。因为，当时青年学生从国统区奔赴延安是很正常的，王实味在开封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带领学生一起走无可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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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薄平1999年4月6日致笔者信。

②戴晴文：《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中记载：“……王实味等不及，带了六名女学生先走了。”不知出自何处，薄平回忆说当年他与王实味在列车上意外地相遇，只是见到女中高中部的一名女生，坐在王实味的身旁(李青、曹地：《薄平与王实味》，《金岛》1989年6月)。薄平在给笔者的信中又说，也有可能是六名，可能不坐在一处，而她又不认识。王实味不是贩卖人口，没必要一下“拐骗”六个。后来，在批斗王实味的过程中，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没有人在此方面揭发王实味。设若当时王实味在私生活上不严肃，在当时的延安，绝对是罗织罪状的重磅炸弹，就像当年段纯对待他那样。

实际上，王实味在到延安的列车上，的确与爱慕着他的一名女生同行。想来那时王实味的思想情感一定很是复杂，临行前与妻子相约延安聚首，而身边的爱情恐怕又难以抗拒。今天，我们无法似乎也无必要去追踪这场情感风暴的来龙去脉，但是，到延安不久，这曲师生恋情就戛然而止了：学生另有了所爱。

王实味到延安时，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已陆续会聚于此，人才荟萃，各领风骚，他在开封女中时头顶上独有的光环在这里恐怕毫不显眼了①。应当说，瞬间失去的恋情，对王实味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情感上的重创。他在开封的另一位学生这时见到他时十分吃惊，因为短短的几个月，王实味与在开封时判若两人：“脸色灰黄，眼窝深陷，胡须满面，人显得苍老了，只剩下一双仍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表情平淡，话语不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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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王实味初被分到陕北公学学员队就可以看出当时恐怕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对待了。

②绯石：《我与王实味》。

不知道王实味那时一个人在延河边彳亍独行时，他是否这样考虑过，大约10年前，他选择革命不久那场并没有发芽的初恋，是以组织的干涉而无结果；年后，他重又回到革命阵营，新的生活即将展开，主动投入他怀中的爱情鸟又无声地飞逝：这次则源于自由选择者的抛弃，这种打击可能比那一次更为沉重！难道这两次都在开端时降临的遭遇是一种宿命？！

爱情，能让一个人失去理性的判断，左右一个人对周围环境的观感。得意时，人们会更宽容地看待世界，天空也是明亮的带着诗意；而失意后，一样的天空不再明朗而变得阴暗。人们或者将内心的创伤埋藏起来，或者冷眼看世界、横眉对人生，把内在的情绪发泄到周围的人事中。

王实味初来延安那种明朗的心境的变化或许也没有越出这人生的常规吧。当然，我们不认为这就是惟一。

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想来，王实味那时，对延安时代那种特殊的爱情模式也是熟悉的。他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虽然自己不擅于宣传自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才华便在延安得到展示、能力也得到承认。在马列学院编译室，王实味可以住一孔窑洞，他可以享受“干部服”，每天都有小鬼打饭送水扫地一应侍候，此外，每月还有四块半的津贴，须知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只拿四块，据说，毛泽东才五块呢。

王实味应当有资本在爱情的领地上再度一搏。

有传说王实味在延安曾与叶群有过一段情感经历，在几种不同的版本的《林彪传》之类的传记中也能看到这种记载。但却没有指出材料的来源或出处，这是严肃的史家所不取的，目前一些健在的延安时代的人对此说也是持质疑的态度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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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延安有人说，王实味和林彪的爱人叶群有关系，林彪又亲口说过叶与王没有不正当关系。这是我在‘文革’中一份材料中看到的。直到年我去北京参加校庆会，还有人说王人缘不好，乱搞男女关系，当问到他都和谁乱搞男女关系时，却一个也举不出。”(陈文斐致笔者的信1999年5月11日)

不管怎么说，王实味并没有被情感所击倒，在经过一段沉寂的日子后，他把情感的天平倾向了他在开封女中时的一名女学生，她的名字叫薄平。

时至今日，薄平老人还记得与王实味在延安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和婚姻。尽管这段短暂的姻缘折断了她青年时代梦想的翅膀，也因此让她后半生备受磨难，但青春无悔，穿越记忆的隧道，薄平老人平静地面对那一页泛黄的历史，保存了一项完备的个案，作人生弥久常新的见证。薄平与王实味几乎是一前一后来到延安的。王实味那时是作为一个较有革命经历的师长，到延安是经过精心的准备，有着理性的抉择的。而薄平，到延安前，只不过是开封省立女中初中部一名普通的学生，她的选择恐怕更多的是热情多于理智的。

薄平出生于北京，母亲是旗人。20年代因为北方军阀混战，才几岁的她随父母回到祖籍河南巩县，母亲这时才发现丈夫原来在老家已有妻儿，倔犟的母亲便郁郁不乐而死。那时薄平还不大记事，母亲死后，重男轻女的父亲反对女儿读书。但小薄平一再抗争，从县立小学毕业后又考取了县立师范，1936年夏，她又考取了开封省立女中。由于她的学业一再受阻，所以，其时，薄平己是年届18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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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薄平的生平及她与王实味的有关史料，薄平分别于1995年年底、1996年夏在郑州接受了本书作者的采访。此节并主要参考薄平的回忆录《我与王实味》及李青、曹地的《薄平与王实味》和方向真采写的有关文章，有些地方不再一一注出，谨致谢忱。

进入省城求学，眼界开阔了，是薄平人生的转折点。她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成了飞出樊笼的自由的小鸟，而有了王实味这样的老师的影响和感染，又使这花季中的少女有了更辽阔的人生梦想。

那时，王实味教她们英文课。同学们对这位教学方法得当而又威严的老师很有好感。但薄平的英文学得并不好，上课时她害怕老师的提问，下课后，有疑问也不敢趋前，只请其他同学代为请教：在她的心里，害怕自己被老师瞧不起。

薄平后来回忆说，那时她对王实味确有好感，但更多的是崇拜、敬仰和惧怕，虽然她的英文不怎么样，但她对自己能歌善舞的天赋还是十分自信的，她的音乐美术成绩都是拔尖的。一次，薄平与同学潘秀荣在教室吹奏口琴，看到王实味投来注视的目光，她得意地想：你还没有听过我唱英文歌呢，我有艺术天赋，不要瞧不起我！

若不是民族抗战的烽火燃遍全国，对大批爱国的热血青年发生重大影响，薄平的人生也许是另一个样子，在女中就读，不到一年的光景，平静的读书生活已被打乱。薄平也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形势，以前她到学校图书馆都是埋头阅读中外名著以及一些新文艺杂志，现在她更多的是关注着时事报刊，了解抗战的局势，尤其是王实味时时在课堂上无所顾忌的宣传与鼓动，真让她们热血滚沸。

1937年暑假开学后，学校准备迁移，一批批仪器开始运走，教师和学生都一样思考着新的作为。恰在此时，可能考虑到开封吃紧的动荡局势，父亲一封封信，催逼薄平回家。但父亲有所不知，飞出笼的鸟儿怎能返回，面对家信薄平自然没有动心，这关爱更激发她投入更广大的生活的决心。

在学校，薄平听说过王实味要走的消息，她曾有找王老师帮助的念头，打听他的动向，想跟他一起走，无奈自己没有勇气提出。

一天，在阅览室，薄平翻着报纸，突然，报缝中一条消息让她激动不已：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招收团员！薄平跑回宿舍，与同学潘秀荣商量前去追随丁玲。那时，潘秀荣的母亲正逼着女儿嫁人做小老婆，两人处境都不妙。

对丁玲这位奇女子的传奇般的经历，她们有所了解，两个人想到除了去找丁玲，别无他法。就这样，在简单地做了准备后，两人又分别改了名字(薄平就是此时新改的名字，潘秀荣易名为潘黎萍)，就毅然踏上了西行的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们与王实味意外地相逢了。

薄平看到王实味时，他身边坐着一位女中高中部学生，师生俩正亲切地谈着话，薄平先是一惊，王实味也吃惊地看到了她们。

还是老师先开口，他先是问她们到什么地方去，两人争抢着回答说是去西战团找丁玲参加抗日宣传。王实味又问及她们有无介绍信，两人自然不知道还要这些手续，而且那时即便知道要开介绍信，又找谁去办呢？但她们说，在报上看到的招收团员的消息上并没有这一条要求。

她们没有问及老师西行的目的。王实味没有告诉她们自己此行为何，只是嘱咐两个年轻的学生一路上要小心，因为那时日军已逼向了太原。

次日，火车到了潼关，她们下车了。站台上，她们与王实味告辞，王老师还是那句话：路上小心。

要渡黄河了，她们发现渡口全是伤兵，船夫们根本不理睬这两个穿着蓝布旗袍的姑娘。

在她们再三恳求下，又拿出两块银元，才到了对岸。

在风陵渡，火车站完全是一个大兵的世界。客车早已停开，只有军用列车来来往往。两人在小旅店里困了将近半个月，才在两位军需官的帮助下乘上了一列运送军火的闷罐车，继续北上的旅程。

第二天，由于前面有敌机轰炸，火车中途停了下来。她们下来活动，突然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穿蓝布旗袍的女学生模样的青年，这让她们感到亲切，一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节，到处是军人的世界，还有同她们一样的女青年在这里，二是，这蓝布旗袍是当时开封女学生流行的学生装。

她们赶紧上前搭话，果然是开封口音，原来遇到了老乡，是北仓中学的学生，名叫孙岩，她正随平京流亡同学团一起到太原投奔八路军办事处。当孙岩知道她们两人一路艰辛的经过后，对她们又同情又赞赏，领着她们穿过几列车皮到了他们团的车厢外，孙岩把情况向团长作了汇报，又请来那两位热心的军需官表示感谢。薄平和潘秀荣算是加人了平京流亡学生团。

薄平随平京流亡学生团到达太原，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接待他们的一位姓彭的首长边招待他们边讲战争形势。他告诉大家，太原准备放弃，让大家吃完晚饭后整理行装，尽量丢掉无用的东西，以便轻装前进。第二天黎明，吃过早饭，大家穿着戎装打着绑腿，列队集合准备出发，这俨然是一队年轻的八路军队伍。薄平第一次穿上军装，英姿飒爽，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幸福感。

但是行军途中，一路上多次遇到敌机的轰炸，看到被敌人毁坏的公路、田野和村庄、被炸死的牲畜和无辜的百姓，她们心中升起强烈的怒火。

到达汾阳后，一行人全部参加了由吴奚如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分团。她们深入农村，唱歌、演剧，宣传抗日。薄平虽然生长在小县城，但对中国农村的现实还是第一次正面接触，她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山西农村的落后现状而震惊。她后来回忆道：

国民党统治下的山西农村人民生活贫困，愚昧落后。我们宣传抗日，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也没听说过什么是日本。十五六岁的女孩，抱着一个小孩，你问她：“你抱的是你的妹妹吗？”她回答说：“是哦(我)的娃。”山上住的农民，一年四季吃土豆、南瓜、红薯及红薯叶。主食是荞麦和少量的小米。盐碱地的山坡上覆盖着一层白色粉子，我们用手指粘一点尝了尝，又苦又咸。老百姓把它刮起来，带回家用水煮，沉淀后，上面的水就当盐用。因为缺碘，很多老百姓脖子下面垂着一块肉。山上人结亲，多半是从这个山头嫁到那个山腰。有的人一生也没有下过山。就是平地村镇的老百姓，常常也是一家三代横睡在一个大炕上。因为我们男女身穿军装行军，夜晚要借老百姓的住处，房家的女主人一定要看你的奶子(乳房)，才准你睡在她炕上。我们有时宁愿睡在地下，也不让她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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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绯石：《我与王实味》。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紧张艰苦的生活时期，薄平才对延安有了较多的了解。她知道那里有学校，实行的是供给制。同时，在孙岩的影响下，她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些情况。大约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分团要解散，大家可以选择去向，薄平那时虽然向往延安，但她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不花钱，有学上就去。所以，她坚决要求去延安；而同学潘秀荣则选择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抗日文艺团体。

薄平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组成赴延安的队伍后，他们一路行军一路宣传，歇息时诗人柯仲平领他们唱《五月的鲜花》、朗诵他即兴创作的诗篇。

离开汾阳，经柳林镇，又渡黄河过绥德，风餐露宿，薄平与孙岩一起随大队约于是年11月抵达延安。

宝塔山，延河水，在经历西战团几个月的洗礼后，薄平到达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梦想成了现实。

薄平被分到陕北公学普通班第八队学习。不想，薄平在这里又与老师王实味相逢了，王实味任七队队长。又见薄平，王实味有意外也有吃惊，当他知道薄平潼关分别后的曲折，很是佩服学生的意志和闯劲。还颇有些内疚地说，他是揣着介绍信到西安，当时也不敢说能到延安，加上火车上人多，也不便告诉她们自己的去向，也没有能力帮助她们。薄平当时心里想，还是老师老练，自己要找丁玲连一丁点儿把握也没有，就一股脑儿端了出来，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安全不安全。

训练、学习，生活格外紧张，师生虽可常常见面，但交往很平淡。

1938年2月中旬至月初，一所以鲁迅名字命名的艺术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宣告成立。校址设在延安北门外西侧的一个半山坡上。3月14日，第一届学员开始上课了。薄平已从陕北公学毕业，进人鲁艺音乐系学习。由于她小时喜欢唱几句京戏，所以四个月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鲁艺新成立的实验剧团工作。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王实味开始闯进薄平的生活中。

王实味所在的马列学院编译室离实验剧团步行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第一次来找薄平，王实味是动员薄平靠近组织，申请入党。薄平那时才知道到延安参加革命并不等于入党。也正是在王实味的引导下，薄平于年月在实验剧团入党，候补期是6个月。

“鲁艺”实验剧团设在延安城内一个简单的四合院里，老式的窗户上仅糊一层白纸，天长日久，有不少破洞。一次，薄平与阿甲同演新编京剧《松林恨》回来，正独自一人回想演出中不如人意的地方，一抬头，突然从窗户的破洞看到一双大眼睛，她吓了一跳。半个世纪后，薄平清楚地记得，这是王实味第二次接近她。

王实味一进门就说，他是特地来观看薄平的演出，认为薄平的身段扮相很美，但唱腔却是用唱歌的方法，因而京味不足。这一席坦率的评论，非常内行，薄平也正为唱腔在烦呢。

薄平也坦率地告诉老师，唱京戏太难了，特别是道白她更是没有信心，那时江青曾手把手地教，也学不到家，她告诉老师，以后不唱了，还是去学音乐。

从这以后，王实味经常邀请薄平去他那里“打游击”。那时，王实味在编译室，有津贴，还拿些稿费，因为身体不好，就常常自己改善生活：买来一个小瓦罐，买上一些猪肉，在炭火上炖，然后连肉带汤浇在煮好的挂面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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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王实味的家乡河南潢川老百姓改善生活、招待客人常用的一种方法。

一开始，薄平乐于王实味的邀请。因为老师从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都关心她。她把老师看做是可靠的亲人。同时，因为都是从开封省立女中来，就有许多共同语言。年轻的薄平在王实味面前更是无话不谈，她倾诉自己不幸的家世、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甚至她与陕北公学时代她的队长王健的爱情盟约。

王健是来自北京的大学生，年轻刚健富有朝气，陕北公学毕业后，就上了前线，临行前的夜晚，两人互诉衷肠，约定鸿雁传书共同培育这爱情的花苗。可是薄平等来的却是噩耗：王健开赴前线不久就为国捐躯了。

薄平受到巨大的创痛，王健那青春的面庞富有朝气的身影在她眼前在她心中久久地占据着。

王实味听到这些，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薄平是当代叛逆女性的典型，自己以后有时间要以薄平为原型写一部小说。薄平后来说，王实味当时说以她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对她有相当的诱惑力。

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薄平在王实味处碰到了他的好友袁青。薄平与袁青以前也见过面，是王实味向她介绍的。袁青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现在中国女子大学工作，独身一人。她和蔼可亲、精明能干，文化水平很高，她比王实味年龄稍大，两人来往很多，常常一起谈论时事。当晚王实味就留下袁青一起吃晚饭，饭后，薄平与袁青一起下山，到了延河边，看到天色尚早，两人就坐下来聊天，话题自然扯到了王实味。

“薄平，王实味很有才华，又正直善良，疾恶如仇，像他这样的干部延安能有几个？”这话显然有些偏激，但出自崇拜王实味的袁青之口，薄平并不奇怪。从这些话，薄平已经察觉出来袁青话里有话，不待薄平发表意见，袁青又说：“王实味的妻子儿女都没有音信，你过去是他的学生，他很喜欢你，你与他结合会很有前途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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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青、曹地：《薄平与王实味》。

看来，王实味已经把他对薄平的感情告诉过袁青了。

那时，薄平很犹豫，一是王实味比她大12岁，二是王实味有肺病，身体状况不好，再说王实味搞翻译喜欢静的生活，而自己喜欢音乐，活泼好动，性格会有冲突的，更不要说自己对王健的那份忘不了的情感了。

在延安，许多女学生与一些高级干部结合，但对薄平来说，她有自己的主见。还记得在陕北公学当学员时，对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都怀着敬意甚至好奇心，常常几个同学一起找他们讲长征故事，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首长讲得最多，也最生动。有一天，薄平去延河洗衣服，路过他的窑洞，顺便进去喝水，他突然说：

“薄平，你赶快入党，做我的老婆！”

“那得先谈恋爱呀，你懂得谈恋爱吗？”

薄平边说边跑出窑洞，到了河边，她才后悔不该这样对待长征干部这样率直的求婚方式，更不该用戏弄的口气。

而今，面对王实味的情感，薄平也是夜夜无眠。王实味虽然有才华，是知识分子，但她一直把他看做是师长，有敬爱却无爱情，又想到结婚要生孩子，她甚至有一种恐惧感。想来，薄平那时比较幼稚，其时，当时她只要向组织表明自己不同意与王实味结婚，组织就会出面，王实味自然不会紧追不舍了。但薄平那时认为这是个人的私事，也不懂得依靠组织。今天想来，多亏薄平没有向组织汇报，否则，王实味当年在北大时遭遇的“恋爱事件”或许要重演一次。但是，王实味后来却与薄平说，他们结合是经过组织同意批准的，在这方面，王实味倒按照延安时代的惯例了，看来，在爱情上，人们都避免不了有自私的心理。

薄平没有办法回避这爱情，她能做的就是不再去王实味那里“打游击”了。

然而，王实味也有他的法子，他到处散布说，薄平在他手心里，谁也别想夺走她，他们有过师生关系，有感情基础。王实味采用了极世俗的手法，主要怕别人来竞争。

过了一段时间，王实味想出一个新的办法，约薄平到延河边散步。在散步时他娓娓而谈，从自己与妻儿失去联系，到劝说薄平勇敢地面对残酷的现实，不要生活在王健的影子里，鼓励她以党的事业为重，坚强起来。薄平虽然感到王实味像是在上政治课，但又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而且真的能替别人着想。就这样，在王实味的邀请下，薄平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又来到马列学院王实味的窑洞。这一次，王实味主要与薄平谈她的学习。在王实味看来，薄平应当学英文，学音乐将来很难说有什么出路。他说，自己可以通过组织调薄平到马列学院来工作，他可以用业余时间辅导她，对此，薄平不置可否，只是她愈来愈感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果然，第二个周末，在延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淙淙水流清澈见底，宝塔山影映照在落日的余辉中，王实味深情地注视着薄平向她倾诉了心中的爱慕和渴望。

回来后，薄平心乱如麻，几天后王实味又送来一封长信，希望薄平慎重考虑，他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看来，王实味要作最后的一搏了。在信中，王实味重申一个革命者的爱情观。他认为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事业是爱情得以长久的根本，他指出什么一见钟情、千里姻缘都是鬼话，爱情是可以培养的，他以自己的渊博，举出历史上文学名著上的大量事例来佐证这一观点。薄平手捧来信，的确难以辩驳，也许在理智上，她早已被王实味战胜了，只是活生生的情感在拉扯着她的步履。

薄平内心有两种声音在争斗，她无所适从，难以面对。她又想到过找组织解决，无奈难以启齿，茫然中，薄平向一位从上海来的女友求助，没想到，女友听后，长叹一声：

“薄平啊，我们都自尊心强，都把痛苦埋在心底，表面上装作镇静，有说有笑。王实味几乎每周都来找你，我早就看出来你们的关系，但却看不出感情的进展。我的处境与你一样，同病相怜吧。”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没办法，难以摆脱，最后可能采取报恩主义，牺牲自己了。”

薄平万万没有料到，朋友也陷入困境。她又想到，朋友是从上海来的，竟这样做了，难道是自己的爱情婚姻观错了？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到底该怎样处理？薄平仍然心乱如麻。

几天后，王实味找到薄平，他双眼发红，好像在冒火，他严肃地对薄平说，自己是来听最后的判决的。因为马上要集合，薄平说自己再考虑考虑，不想王实味大声吼起来：

“考虑！考虑！你有完没完？你快把我折磨死了，知道吗！”

……

就这样，王实味步步进逼，从理智上的开导到情感上的逼压，薄平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

薄平记得那是1939年的初春的一天，王实味的小窑洞里，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小油灯换成了一对红蜡烛，几束野花，插在一个空酒罐里，从来不喝酒的王实味买来酒、鸡蛋和延安当时少见的香肠。

王实味理了发，刮了胡子，一改平日不加修饰的一副小老头形象，显得春风满面，年轻了许多。

当窑洞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王实味深情地对薄平说，他们结婚党组织非常赞成，她会幸福的。

烛光闪闪，透过山坡窑洞的小窗口映照着满天的星光。

王实味与薄平婚后的生活开始比较平静，他们各忙各的工作，只是在周末像那时延安大部分夫妻一样在一起度过。

王实味每到这一天，就将文稿束之高阁，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还采些野花来点缀屋子，当然，也忘不了买些改善生活用的食品，高兴地去接薄平。王实味对妻子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他给薄平打洗脸水、挤牙膏、洗衣服，薄平来后就坐等侍候。

已经结成了夫妻，可薄平对丈夫总有几分畏惧，她特别害怕王实味特别明亮像透着火一样的大眼睛。

几十年后，薄平还对人说：王实味感情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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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青、曹地：《薄平与王实味》。

30年代王实味在上海生活过，他对昔日上海滩上的影星蓝苹而今的红都女皇江青在延安大出风头很是不满。毛泽东娶江青为妻后，王实味很反感，在他看来，毛泽东应该找个大学生，有学有识，才能当好助手。

薄平还记得，有几次，她一个人回来，都碰到王实味一个人拍着桌子大骂，主要是别人改动了他的稿子。

王实味仍然希望薄平改学英文，同时他给薄平制定了读书计划，从文学史到在延安能找到的大量文学名著。在他指导下写读书笔记，记诵名句，薄平一度沉浸在这丰富博大的艺术世界中。王实味与她谈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讲即便是从事音乐事业，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也是不行的。

也许是天性如此，薄平爱唱、爱自由、爱无拘无束的生活，有时，她走出小窑洞，站在山坡上唱歌，而这却引来王实味的不快。一次，她正用英文唱《马赛曲》，王实味出来叫她：

“薄平！薄平！你进来，你唱的是什么呀？”

“《马赛曲》呀，英文的，刚学的！”

“不对！”

“可老师就是这样教的。”

从这以后，王实味就不让她在窑洞外唱歌了，他说：

“你要唱，就在窑洞里唱。你瞧老X那双贼眼，几次你出去唱歌，他不是出来打水，就是上厕所，这是借故看你的。他配看你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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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青、曹地：《薄平与王实味》。

王实味这些近乎神经质的想法让薄平又好笑又反感。尤其是王实味对她总是居高临下爱用教训的口吻更让她不满。她渐渐感到婚姻对她来说成了一种负担，有时甚至想，来王实味这里度周末纯粹是在尽义务。

今天看来，王实味与薄平的婚姻危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是薄平自己人生发展、事业选择与爱情间的冲突。王实味许诺将薄平的工作调到马列学院没有能够马上实现，所以，他反对薄平学习音乐也无从谈起。因为在延安，王实味总不能要薄平呆在家里。而薄平，面对实验剧团的不如意，也一直想寻找新的机遇。

一天，薄平在路上遇到鲁艺教声乐的老师杜矢甲，她向他谈到在剧团唱京剧的苦楚，担心这样下去，以后是否还能唱歌。杜矢甲听后，赶紧建议薄平申请到“鲁艺”第三期高级班学习。薄平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能够回到音乐的大家庭中去，内心兴奋无比。

在“鲁艺”，薄平跟杜矢甲学习声乐，向音乐系主任冼星海请教学指挥。在她的心目中，憧憬着一个未来的女高音歌唱家和女指挥家的风采。那时的“鲁艺”，会聚了来自各地的各具不同艺术气质的文艺英才，充满了浓烈的艺术氛围，薄平沉浸于此，几乎把王实味淡忘了，好像那是一段往事。

但王实味似乎已经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星期六，他追到“鲁艺”，把薄平找回家，两人不免一番争执。

那时，“鲁艺”校址已迁到延安东郊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从这里到马列学院，十几里山路，每周都要来回奔波也是不堪重负的事。让薄平着急的还有，当时课程任务重，而她本身基础又比较薄，每周在路上花费那么多时间，她害怕学习跟不上；还有，音乐系几十名同学中，结婚的极少，他们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学习中，无忧无虑，愉快而自由，而她却要来回奔波度周末，王实味来过几次后，还引起同学们的议论。

就这样，薄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躲！每到星期六星期天，薄平就拿着书上山了。一次次无功而返，想来王实味的心里一定不是滋味。

一次，王实味竟找到了山上，他站在山坡上，大声地喊着：

“薄——平——你在哪里？！”

听到这泣血般的呼喊，薄平也没有回答。到了傍晚，远处传来了狼嗥，薄平吓得钻进农民为躲雨挖的小土洞里，王实味大概也听到了狼叫，就大声地叫着：

“薄——平——听到狼叫了吗，危险啊，你出来我们只谈谈好吗？”

薄平那时脑海中只有四个字：在劫难逃！前有王实味的追逼，后有野兽的嗥叫，她只得哭着从土洞里钻出来，跟着王实味，回到马列学院，又吓又累，薄平一到就发起高烧躺倒了。

第二天一早，王实味还像以前一样，打水，挤牙膏，表情虽然平静，但薄平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的巨大风暴。

两人默默地吃了早饭，还是薄平首先打破沉默：该是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全盘托出的时候了。

想来薄平那时也不会让王实味太伤心，只是主要强调自己面对事业与婚姻的冲突不堪承受。她把郁结于心的话说出来，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

听完薄平的话，王实味几乎是哽咽着说：

“薄平，说对不起的应是我。我的神经并无毛病。在一年多的相处中，其实你从未从心灵深处爱过我。即使有时表露一些，也是出于理性上对我的感恩，但我觉得就这么一点也满足了。现在看起来我完全是一种主观主义心理在作怪，终于形成了今天的悲剧。你今天的一些话，虽然有的地方像冰一样打在我的头上，但毕竟是实话。我非常佩服你如此求学的心切。至于我们的关系，面临着崩溃，昨天我已体察到了。你冒着豺狼对生命，的威胁而躲着我，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接受你的判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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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绯石：《我与王实味》。

最后，两人理智地约定不再见面，但要求对公众保持沉默。

回到学校后，薄平开始发烧，痔疾这时也不约而至，她被送到中央医院。住院期间，孙岩来看她，她拉着孙岩的手说她和王实味的关系不能再维持了。

转眼到了1940年的夏天，薄平毕业了，她被分配到边区中学任教。报到前，她到中央医院看膝关节炎，可那时延安没有特别的办法，孙岩来医院看她，见她刚与王实味分手，心情不好，就劝她请假暂时到西安治疗。出了医院，薄平就到中央组织部，经王鹤寿批准，请了三个月的假，她住进了边区招待所，等候去西安的汽车。

边区招待所离鲁迅图书馆很近，在等候期间，薄平就到这里来读书。想到王实味为她制定读书计划，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常常又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自己深感有负于王实味，不由得又握笔给他写了封长信。

两天后，没想到王实味拿着信来到招待所。他对薄平的文字水平的提高赞不绝口，说她在这方面很有潜力，还给薄平起了个笔名：绯石。他嘱咐薄平：外面世态险恶，与人接近要注意，赶紧把病治好，回来到边区中学报到。

1940年10月间，终于等到了汽车，薄平与“鲁艺”的里克、龚伟等人，穿着整齐的八路军军服(那时出延安如果不是正规的八路军是很危险的)，迎风唱着《延安颂》，离开了延安。

薄平万万没有想到，她从此竟没能再回革命圣地延安；她也没有料到，这次一走，也是与王实味的永诀。

1947年，薄平到了郑州，并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做了一些工作。解放后，薄平在郑州参加铁路部门的工作。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王实味案的牵连，从50年代开始，自己就成了历次运动受审挨整的对象，亲人子女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薄平晚年曾对人说：从王实味到山上找她那时起，厄运就一直跟着她，多少次梦中，她都被王实味追赶，无处躲藏。

人生是一首歌，有激越高亢的音符，也会有低沉抑郁的乐章。

薄平后来说，1941年，她如果能回到延安的话，她与王实味有可能破镜重圆。设若历史可以回溯，在王实味后来的命运潮汐中，有妻子陪伴在侧，或许不会那么激烈对待人事，或许他遭到批判时因为顾及到妻子会顺应时变，不会再遭更大的厄运。当然也有而且是极有可能的情形：薄平与王实味一起受难。从这一点上看，薄平的离开未免不是幸事。

薄平走后，王实味面对三月已过无归期的现实，也曾多次让人带信到白区。因为那时他们关系虽有双方的约定，但毕竟没有向组织汇报向群众公开，王实味或许会有重新和好的愿望，但薄平又如何能接得到呢？

薄平后来说，她与王实味一年多的生活中，王实味除了偶尔谈及与他失去联系的妻子儿女外，对他自己的身世经历从不提及。要是王实味向她展示一下自己不凡的经历：北大高才生、20年代的共产党人、30年代的文学家翻译家……她或许会因这些对王实味有更深的认识。的确，那时在延安的王实味，虽然待遇颇高，但整日从事的是案头工作，而且是翻译那些枯燥的理论著作，由于延安的艰苦条件损害着他的健康，失去了青春的气息，加上他又无什么爱好，生活未免太灰色了，这与性格外向喜欢艺术的薄平实在有太大的距离，尤其与“鲁艺”那里的文人比较起来，王实味的生活的确太平淡了，诗意、浪漫恐怕都与他无缘。

悲剧其实在一开始似乎就已注定。

须知，这爱情是他来延安经历过创痛之后的巨大努力，但得而复失，王实味恐怕不得不承认：延安没有爱情。

爱情和事业往往都是对人生的挑战。

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爱情的失败都会加重王实味内心的阴郁、性格的偏执和那暴躁耿直的脾性。

第十一章　“异端”初现

王实味在延安的命运波折，与两个人有很大关系，一是陈伯达，二是康生。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在此后中国的政坛上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人生的事实最后也足以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两位大奸，也即是说他们人生的倾斜不是什么路线呀之类的错误，而是人性品格上存在的丑恶。这样两位人物能够长时期占据着党和国家的重要位置，的确值得深思。

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得以引起广泛关注，也导致他的人生开始转折的是那一篇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极有名的系列杂文，然而，回过头来，检索历史的陈迹，我们看到王实味早于此文发表前的一篇文艺论文即《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①则已经预示着某种可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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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载《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此文不久就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文艺阵地》(重庆)第6卷第7期(1942年4月10日)转载了文章的上半部分，可能由于延安整风中王实味迅即成为批判对象，所以文章下半部分后来未见刊出。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次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待了解并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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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王实味在文章中也引述了这段话，但略微有些不同，可能源于当时发表时的版本与《毛泽东选集》的差别。

从此，“民族形式”问题成为延安以及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理论界讨论的重大课题。当时许多重要的理论家、文艺界人士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在当时理论界没有明确得出某种共识的情况下，形成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局面。这一理论之所以在当时引出大规模的论争，原因就在于它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理论的问题，而是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的大问题，因而，这一学术问题的讨论本身又与政治有了密切的联系。

王实味到延安后孜孜于马列原著的译介，几乎没有涉足理论界文艺界，不想，此次，他却发而为文了。而犹为引人注意的是，王实味不仅在文章中表达了让人侧目的观点，而且首先就把攻伐的目标对准了陈伯达，而陈伯达在回击时，不是从学术讨论出发，而是将学术上的见解无原则地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想来，王实味那时决然没有料到陈伯达这阴险的一着。王实味这篇文章发表于年月，但文章完成则是年月。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发表此文？就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王实味做了这样交代的：

去年十月，笔者曾写过两篇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文章。它们的内容，除自己的积极意见之外，主要是批评陈伯达、艾思奇两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附带对郭沫若、光未然、向林冰诸先生的意见略事批判。由于《中国文化》暂时停刊，及其他原因，迄今尚未发表。……因此把两文合并删节……成为此文。

文章没有及时发表的原因是刊物停办及“其他”原因。这“其他”原因王实味没有交代，推测起来正是与陈伯达有关。

陈伯达比王实味晚来延安，他先是在马列学院当教员，也曾在编译室当过一个时期的主任，算是王实味的顶头上司，但是王实味对他天然地反感，经常与他争吵，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是被王实味宣称为几个最大的“敌人”之一。也许是延安那时理论界民主空气比较浓厚，王实味写好争鸣文章(据陈伯达回忆是《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可能即是王实味所说的两篇文章之一)，发表前把文章交给陈伯达看，那时陈伯达已经不是刚来延安时的无名小辈了：他已做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延安著书立说，俨然以思想理论权威自居又颇得毛泽东的赏识。看到王实味公然与他商榷，陈伯达岂能不理，他于1941年春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题为《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民族形式短论〉之后》，也一样交给王实味过目。

陈伯达后来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揭发说，王实味读到他的文章后，非常激动，“竭力活动”阻止文章的发表①。陈伯达这些说法是可信的，因为王实味的学术纷争，经过陈伯达的巧妙注解，变为一口口政治陷阱，用陈伯达后来的话来说就是：“王实味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偷运托派的思想，我引出他的这类的原文，而把他分析起来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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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种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做法，在进步文艺阵营或者说在党内是具有开创性的，王实味惊慌害怕阻止陈文的发表都是在情理之中的。而我们比较一下，陈伯达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所引摘的王实味的原文在王实味正式发表的文章中的确基本不再见到，如果陈伯达没有作伪的话，王实味作了某些删改是可能的。

陈伯达的确没有立即发表他的文章，其实，以当时陈伯达所居的地位，他若果想将此文公之于众，王实味是没有任何办法阻拦的。

也许陈伯达觉得这样将学术争鸣一下子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不是件光彩的事，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形象，也许他觉得即便没有发表，但作为一颗重磅炸弹握在手里，岂不是对王实味一个巨大的威胁：打消一下王实味的气焰，也是一件快意的事。当然，也有可能是陈伯达害怕由此牵出自己与托派关系的“尾巴”：陈伯达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他是同情托派的，而当时的延安，就有不少是留苏归来的干部，对陈伯达这些历史也是一清二楚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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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据说，在延安整风中，本来有人准备向中央反映陈伯达与托派关系及其他问题，但陈伯达那时已成延安红人，成为有先见之明的反托英雄(陈伯达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就是在年王实味被批斗时抛了出来，而陈伯达待别说明自己写文章时并不知道王实味是托派，足见他的政治警觉和敏感)。有关陈伯达与托派关系的史实，可参阅叶永烈著《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年版。

今天，我们研读一下陈伯达这篇文章，其写作方式不可谓不简单：引用一段马列的词句，然后在王实味文章中寻章摘句，两相比较，得出结论，其牵强附会处让人叫绝。如果说在这篇文章中，陈伯达还有些隐晦，并不直言所谓的托派等骇人听闻的大帽子的话，那么，他后来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的重点发言，总结自己这篇具有先见之明的文章时，就让人更加折服他的逻辑推理了，我们不妨抄引几段如下：

请看王实味是怎样说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依靠的，是有阶级觉悟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依靠未觉悟的自在的无产阶级，那就作了群众的尾巴。文化之更高度的发展进步，无疑地要依靠民众，但要依靠掌握了文化以后的民众，不是今天被统治者压迫奴役的民众。统治者如果重视民众，首先应该给民众以文化，给民众以自由。”

对王实味这段话，第一，我是这样写的：“要注意：今天的革命，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民族抗日战争。”大家知道，托派本来认为中国今天的革命就是他们的所谓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托派否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民族战争。我们和王实味争论的就是今天抗日战争中的文艺问题，而王实味偏偏把这民族抗日战争撇开，只提到他的所谓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这点被我们说穿，他就那样恐慌起来。

第二，我是这样写的：“任何革命，要等待民众都能像实味同志规定的‘文化’标准，才依靠他们来革命，简直就是取消革命。”

……

第四，我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一方面忽视了所谓“没有掌握文化”的民众，以为他们不值得依靠，另一方面，却要求统治者给民众以文化，这里包含着一种思想，就是：否认革命，赞扬统治阶级，认为民众只有依靠统治者，才能得到文化。所以他的文章里又这样说：“在阶级社会里，民众被统治阶级认为是愚昧无知，哪里会创造出进步的文艺的形式？”这也就等于说：民众是不会创造出进步的文化的。那么，照王实味看来，民众应该怎么办呢？王实味说：“像非洲的原始土人一样，自己绝少有任何文化，那就只有让文明人统治。”(同志们听吧！)这就是王实味所说的话：没有文化的民众只好让“有文化”的人来统治；非洲人没有文化，只好让白种人来统治。那么，民众既然不能创造文化，也就只好让统治阶级来压迫奴役了。日本帝国主义说中国是野蛮没有文化的国家，是不能独立的，照王实味看来，也是很有“理由”了。

在王实味的文章中，还提到他对于“民族”的解释。关于这点，我这样写到：“实味同志关于民族的解释，和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不一样。实味同志说：‘一个民族最基本的特征，首先是他的社会经济生活，其次是语言；其余一切社会上层建筑的特征，都是从这个特征所派生。但斯大林同志却说：“民族——这就是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中的心理结构之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性。”又说：“……必须着重指出，在上述各个特征中，无论把哪一个特征单独拿来，都不足以用来作出民族的定义。而且，只要这些特征中，缺少一个特征，那就足以使民族不成其为民族。”实味同志没有提到“地域”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这应该不是一种疏忽。同志们！上面就是我批评他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关于领土的斗争。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如果去掉这个“地域”的特征，这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关于“中华民族不成其为民族”的谬论，原来是在王实味的文章中反映出来了①。

陈伯达在发言中每到得意处，都加上“同志们听吧”的鼓动口号，看了上面引述的几段毫无逻辑、强加罪责、文风恶劣的引文，作者也想呼吁：读者们看吧！

经过陈伯达的巧妙罗织，至少向人们提供这样的信息：王实味反对抗日统一战线，赞成托派观点；反对抗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也无怪乎，后来处在被批斗位置上的王实味还当面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了②。

陈伯达的文章和他的“精彩”发言都是在1942年春夏之交那个闷热的季节出笼的，而且是在王实味的所谓托派问题已经露出了冰山一角的时候。

但是，正是陈伯达这篇文章才使中央组织部门知道王实味年代与几位托派朋友来往的事实，而这又是王实味主动向组织汇报的。或许王实味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他的确不懂政治，他后来在批判他的大会上说，正是读到陈伯达这篇文章后，他才找到组织部门报告了自己与托派的一些关系③。看来王实味的确被陈伯达所威吓，他说自己当时的确怕陈伯达骂他是托派。当时可能也考虑到陈伯达通天的本领，或许是出于与其让陈伯达去“揭发”还不如自己主动向组织说清楚的想法，他可能也清楚，自己的“敌人”陈伯达虽然没有发表文章，但难保他不会去向有关部门汇报。王实味那时对陈伯达的人品应当说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我们今天无法证实，像王实味这样的人物，当时延安有关部门对他过去的历史是否会专门审查。以他所从事的默默无闻的案头工作的性质而言，恐怕不会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如果是这样，王实味这次为了保护自己(当然也有对组织的信任和对党的忠诚)的主动报告竟成了葬送他一生、高悬在他命运之门上的达莫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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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座谈会上的发言》。

②③温济泽：《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

也是在后来的批斗大会上，人们责问王实味为何刚到延安时隐藏了他与托派那段关系？王实味实话实说，但王实味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不报告是对党的不忠实，报告后又成为说不清道不明的罪证。这是一个悖论。不知道王实味当时可曾后悔？

不过，现在看来，王实味没有把自己与托派的关系在刚到延安时向组织交代，也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在大是大非上，王实味自己认为他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而且那是个谈托色变的年代，也许他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其实，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现状，王实味这种做法也不奇怪，在延安，隐藏自己的一些历史情况的现象是普遍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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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0年12月25日马列学院干部科的一份材料即《马列学院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中有这样的话：“有些新党员新干部在未进党以前，不免做过一些不利于党的事情但向党隐瞒，还自以为是‘过去的历史是否填写真实，没有多大关系，自己只要从今以后忠于党的一切就够了’！有些老同志老干部，他的过去或者做了一些不利于党的事情，或者犯了一些错误，或者失过关系，觉得以前没有告诉党，今天报告出来又‘怕’引起党对自己的‘怀疑’，或惹起新同志新干部的‘瞧不起’，因而也就‘将错就错’地填下去！形成了许多‘表册与事实不对头’的现象！从1940年6月马列学院个抗战后入党的党员测验中，前后表册填写一致的仅103人，占全数测验的33%，其他67%都是经过党的无数次的教育解释工作才改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因为陈伯达的文章嗅出了王实味文章的“异味”，王实味将自己与托派的关系向组织作了报告，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即将来临的历史场景中他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王实味最终为托派而走向历史的祭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实味蒙冤半个世纪后，历史给了他一个公正的结论，而当年的反托英雄陈伯达在跌入命运低谷时，其五大罪状之中，赫然竟有一项，就是托派。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已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不是托派恐怕也无人关注了。

命运是残酷的。

设若没有陈伯达痛下杀手锏，王实味继续隐瞒自己与托派的关系，他是否能逃脱此后的人生重厄呢？答案是否定的。

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在于，发端于30年代末的那次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还关系到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评价与定位的大问题，与此相关的是由此确立在新的形势下新文艺发展方向问题。纵然没有陈伯达从王实味这篇文章中的牵强罗织，但这篇学术文章所潜隐的具有系统性的文艺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要求而且即将形成的主导文艺思想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冲撞，而这种分歧和冲撞随着王实味其他几篇文章的问世显得愈来愈明显。

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的第五节即《简单的结论》部分，王实味列出了五个要点，总结起来，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王实味肯定五四现实主义文艺传统，认为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民族的、大众的。王实味的这一结论可以说是与年代已经开始的进步文艺界对五四新文学的批判反思是相抵触的，那时主流意识形态代表者大多从五四新文学描写的对象、表现的思想感情、欧化语言形式甚至读者群判定新文学脱离大众、非民族化的品质，而王实味恰恰与之相左。第二，从认为五四新文学是民族的这一点，王实味基本上否定了“旧形式”、“民间形式”，他坚决反对那种简单地把民族化归于“旧形式”、“民间形式”的利用的观点，认为“旧形式”、“民间形式”一般是落后的。由此，王实味有了他对毛泽东“民族形式”的独特理解，即大众化、民族化不等于“旧形式”、“民间形式”，而重要的是强调内容的“进步”性。而这正与理论界的主流意识的代表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的阐发相冲撞。第三，由肯定五四新文学的大众化得出目前新文艺没有大众化的原因在于革命没有成功，而不是新文艺没有民族化的原因。

王实味的结论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启蒙精神的弘扬，可以说他是站在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崇尚精英意识的先进作用，反对那种简单的大众化通俗化所导致的文艺上的农民意识的倾向。而几乎从30年代初尤其是抗战开始后，整个新文学的传统在发生变化，用一个流行的观点来说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发生了倒置，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由教育工农转化为接受工农教育。显然，王实味对此是不能认同的。

在40年代初，王实味这种具有异端色彩的文艺思想在延安是相当特殊的，由于这篇文章主要是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他的系统的文艺思想未能全面得到展开与阐释，所以还不大引人注意，陈伯达把王实味的文章与托派思想联系起来，不过是抓住点皮毛而已。

王实味那时在延安是孤独的，因为其时能在理论上自觉地呼应他的人并不多见。然而，让王实味惊喜的是，在国统区有一位理论家与他心心相通，这就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胡风。胡风那时在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也是荷戟独战，而远隔千里之外的王实味则引他为同调。虽然，王实味在某些方面也不同意胡风的见解，但在主要观点上两人则有惊人的一致性①。

胡风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是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王实味也是借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来传达他的文艺观点，胡风具有理论家的思辨能力，他可能不太注意现实生活发展的可能性，着力从理论上构建自己的体系；王实味生活在延安，有着对新生活的真实感受，虽然他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可能使他在哲学品质上具有相当的能力②，但是，王实味的理论文章则无意去构筑体系，他是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来应对理论界中他认为错误的倾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王实味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对现实生活介入的欲望很强③。胡风那时身处国统区，基本上还是游离在体制之外，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去构建理论大厦，而王实味生活在延安，他是处在体制之内，这种区别决定了当时两人的不同而又相同的命运：王实味在1942年就被推向历史的前台，而胡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即回到体制之内后开始遭受苦难的。

发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正是1941年的春天。这个春天，对于王实味来说也是不平静的：爱情之舟在浪涛中颠簸起伏直至沉没。文章发表的刊物《中国文化》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艾思奇主编，在当时是影响颇大的一份综合性文化刊物，王实味或许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思来考虑这篇文章所展示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已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等着吧，看第二个骚动的春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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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实味在《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说，他在文章发表前，读到胡风关于民族形式讨论的长文，发现自己的文章“有不少地方意外地与他巧合”，因而也是他删节发表的另一个原因。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看到王实味删节前的文章，但仅从发表的文章及其后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两人文艺思想的一致性。

②例如关于内容与形式这一对在当时运用得很普遍的概念，王实味当时就指出没有抽象的形式，认为当时讨论者包括胡风在内都有将格式体裁与形式混淆在一起的缺点，而王实味的许多科学的论断就是建立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科学认识之上的。

③例如，在参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王实味不仅在理论上进行论证，还涉及延安时期的文艺实践，其观点不可谓不尖锐。

第十二章　《野百合花》的前前后后

《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问题与新偏向》虽然涉及到延安时代重大的理论问题，但它的基点还在于学术理论的争鸣。王实味的命运悲剧还在于他很快将这种学术理论上的应对上升到了文学实践的层面，那首先就是1942年早春陆续发表的针对现实的批判性杂文《野百合花》等。王实味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跋涉期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写杂文原本也不是他的长处，但此时忽而为文，一方面与他在小说创作及《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中所展示的思想有着连续性，另方面也与其时延安乃至整个社会思潮相关。

对个人命运的追述大多是在社会这一宏大叙事背景下才能充分地展开。回眸1942年春乃至此前此后的延安文事也许更能彰显本传传主人生的真义来。

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简称本书作者注)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①撇开宗派主义这一中国新文学界的顽症不谈，周扬这一概括性的说法的确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也客观地指出了在40年代初期的延安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潮的存在及其冲突。

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高昂的爱国主义主旋律为基本格调，以歌颂光明、歌颂英雄人物为主体的崇高美学风尚构成了解放区文学思潮的主导风貌。然而，这一单一的文学潮流本身所呈现出的不足、缺陷和矛盾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对文学要求的距离，渐渐使一批深受“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批判、启蒙传统影响的文艺工作者开始了痛切的反思。周扬认为，“文抗”暴露派以丁玲为首并非虚言，如果我们追寻一下丁玲自1936年到解放区之后几年内在创作上的变迁，是很有意味的。

丁玲逃出国民党特务的樊笼来到自由的解放区，身心为之一变，从“昨天文小姐”到“今日武将军”②，但她并没有放下她手中的笔。从1936年冬到1939年年底，丁玲创作了大量速写、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在当时看来完全可以划归歌颂新生活的作品。然而，不可置疑的是，大约从1940年开始，丁玲的创作面貌有了变化。那时，她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从事文化活动的领导工作，相对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前线生活，延安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从常理上说，丁玲应当有更多的作品产出，但是，检视一下1940年后丁玲的创作，作品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可以这样说，此时丁玲开始了冷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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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以后不再详注)。

②1936年初冬，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毛泽东以《临江仙》一词相赠，以示欢迎。词曰：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同当时大多数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一样，初来延安，他们都带着浓重的理想气息①。但是随着对生活的熟悉，对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现实的接触与碰撞，生活中各种历史的现实的矛盾的呈现，丁玲开始了新的探索。她明显地减少了对解放区新生活歌颂的创作，而对当时生活中的复杂与矛盾开始了开掘与思考。这样就有了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产生②；在同年的一篇杂感中针对当时创作中“注意找主题，找典型”但却“脱离现实”的现象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③年底，丁玲在延安文艺月会④第二次座谈会上发言说：“今天谁也明白，谁也说要掌握革命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一些腐朽的士大夫的高尚情绪和小市民的趋炎附势却在妨碍这一武器的获得。”她呼吁“：《文艺月报》⑤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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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问中说：“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到延安一过边界，就匍匐在土地上亲吻土地，热情得很。”我们很容易在不少回忆录中看到当年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那份激动明朗的心情。

②这两篇小说都写成于1940年，但都发表在1941年年初。《在医院中时》发表在《谷雨》1941年第1期，《我在霞村的时候》发表在1941年1月出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这两篇小说在1958年大批判中受到了批判，今天，人们对这两篇小说都作了公正的评判，在其时将它们归入暴解作品中是符合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篇小说中前者揭示了以陆萍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与一些出身农民的老干部领导的冲突；后者则集中于对解放区农民落后意识与观念的批判。两者都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为代表的落后的意识的冲突。当然，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向读者交待贞贞不仅是一个受日寇蹂躏的普通妇女，她还是我方派到日寇中的特工人员，凝结在主人公身上的思考远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有了对战争、人性等重大主题的严肃思考，这一点至今不为研究者所关注。

③《真》，《丁玲文集》，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文艺月会，在丁玲主持下成立于1940年10月19日，主要是为提高文艺创作的兴趣，召开并举办一些讨论会或活动。

⑤《文艺月报》是文艺月会的机关刊物，丁玲、萧军、舒群等先后负责编辑工作。

⑥《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文艺月报》，第1期，1941年1月。

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任文艺副刊主编，同年9月16日，文艺副刊出版第1期，到1942年3月11日出版至100期。丁玲在副刊期的“编者的话”中总结时有这样的话：“在去年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①，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其实，丁玲本人早已开始了针砭时弊的杂文写作，如《干部衣服》②等。以丁玲创作的转变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是因为当时在延安她的文学地位及在文学活动中的位置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周扬认为丁玲是暴露派的首领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无论从该方创作的实际还是从其组织上③看，她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形成一股文学的潮流，作为一种引人关注的文学新探索，它的生长、它的形成波澜，必须有一批人的共同努力。历史为这一文学新潮提供了机遇，就是在年代初，一大批新文学作家来到延安，他们各自在寻找自己的新的发展点。而正如周扬所说，年代上海时期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带到了延安。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文抗”集中了一批作家，他们继承鲁迅的传统，充分肯定“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丁玲所思考所选择的文学路向取得了一致，加之文学活动的相对接近，又有自己编辑的文学刊物④作为阵地，这一文学潮流从萌芽到形成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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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应指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

②发表于《文艺月报》，第5期，1941年5月。

③丁玲不仅呼吁作家创作杂文，而且还约稿组织这方面的文章，那时曾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黎辛回忆说：“艾青、罗烽的文章发表在《文艺百期特刊》里，是丁玲在文抗‘组织’来的，并由她先看签署‘可用’，由企霞带回来发表的。”(《〈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新文学史料期》1995年，第4期)

④除《文艺月报》外，当时的“文抗”机关刊物、文学双月刊《谷雨》，编务也是由艾青、萧军、舒群轮流担任，更不要说丁玲负责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了，应当说当时文学刊物的主要阵地是由周扬所谓的暴露派占据的。

今天看来，被周扬目为暴露一派的，除了丁玲外，主要的还有萧军、舒群、白朗、艾青、罗烽、陈企霞等，当然我们的传主王实味也自然应归入其中。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年发生的两次文学论争，一是由陈企霞的文艺短论《旧故事的新感想》①引起的与何其芳的论争，一是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②引发的与萧军等人的论战。

陈企霞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杂感，主要是不指名地批评何其芳关于新诗的内容范围应该服从于新民主主义这个政治口号的观点，认为这是政治八股在文学上的表现。何其芳公开发表了《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③予以回应，除了对新诗的内容范围进行解释外，认为陈企霞采用鲁迅式的杂感是暗暗地射冷箭。陈企霞很快又给以反击，文章中有一点值得注意，他明确表示不同意何关于鲁迅的杂感只对敌人的观点，认为鲁迅的杂感“不仅是打击了敌人，而且也教育了自己队伍的伙伴”④。这里已经提出了在解放区或者说对待革命阵营是否需要鲁迅式杂文这一双方后来分歧越来越明显的重大问题。周扬的文章发表后，因为天下雨，丁玲、萧军、白朗、罗烽、舒群、艾青等人就聚在“文抗”讨论起这篇文章，最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一篇八千余字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⑤。周扬的文章主要阐述一个道理，即延安作家要深入前线或农村，做到“和他们做朋友，谈家常话，心坎上的话，做到彼此心里不再有一点戒备或隔膜”，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作家才能走出困境。客观上说，周扬这篇文章还是以讲道理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或许是对有些观点自己也没有把握或其他原因，表述时就有些模糊，如他谈作家深入农民士兵的生活，又提出了作家“写什么”的问题，其实就是主张作家创作上题材的限定即要以农民士兵作为对象；他提出了“太阳中也有黑点”，实际上是主张歌颂光明，反对暴露黑暗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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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月报》，第2期，1941年2月。

②《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18、19日连载。

③《文艺月报》，第4期，1941年4月。

④《我射了冷箭吗？答何其芳》，《文艺月报》，第期，年月。

⑤《文艺月报》，第8期，1941年8月。此文写好后，曾送《解放日报》，遭到退稿，萧军认为这是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加上其他不愉快的事，萧军决定离开延安，7月下旬，到毛泽东处辞行，两人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萧军等与周扬的论争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文章可以在自己办的《文艺月报》上发表。后来，萧军把论争双方的文章一起寄给毛泽东，毛回信及此后见面谈话始终没有对此发表意见。也许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才恍然明白，毛泽东的一些意见与周扬的意见几乎相同。丁玲曾参与此文的讨论，但发表时因有些不同意见，没有署名。

周扬后来才说出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回应“文抗”萧军等人要暴露黑暗的观点。①也许，处在此时此境的萧军等一看周扬的文章就明了其矛头所向，所以就迅速给以反击。文章虽然洋洋洒洒近万言，但却采用了杂文的笔锋，给对手以辛辣的讽刺，但也严正地表达：“我们只听说过为了‘怎样写’或是‘写得怎样’有时感到苦闷的作家——但这很快就会解决——却很少听到为了‘写什么’而哀叹的作家”，实际是反对周扬关于题材限定的观点；“如今我们该不是讨论这黑点有没有的时候，而是应该怎样——更有效，更快些——处置这黑点的问题。若仅是反复地说明着一件事，而不想——更有效的——改变一件事，这在某一方面看起来，就有把自己的‘黑点’合理化的嫌疑”，这里很明显是主张要暴露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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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

历史资料显示，1940年到1942年春天，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潮，具体地说，它萌发于1940年，1941年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绩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1942年春则以洪波巨浪的态势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里，新潮的创导者们以大量的杂文等作品给延安文坛带来一股奇异的风。

我们这样不厌其烦追述1942年春天以前的延安往事，似乎离王实味这一主题远了点，实际上作者是在为王实味即将登场前从某一个视角给他搭建人生平台，只有在这个具体的舞台上我们才能清晰地把握王实味的命运之旅。

王实味来到延安后，由于性格爱情等的原因，他不喜欢参加社会活动，恰似一个独行侠，他躲在窑洞里，孜孜于马列原著的译介。虽然是特别研究员，但相对于那时延安的大批文化人来说，他的影响和知名度都不大。在延安，他基本上放弃了他曾有过的文学事业，他不再有新的创作或文学翻译。他虽然在1940年写了那篇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文①，但很难说这是王实味向文学回归的征兆。因为关于文艺民族形式向题的论争在当时不论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都不仅仅是单一的限于文学界的讨论，文化界不少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说王实味的见解有着他作为一个新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作为对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较为清晰的认识作为基础，也有着更高的哲学思维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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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参阅本书第十一章的内容。

那么，似乎已经远离文学的王实味为什么在1942年那个不一般的春天发而为文，走向历史的前台呢？

事情其实也许并不复杂。作为一个文化人，王实味不可能不关注延安时代的文化动态。丁玲等鼓振起来的那股文学新浪潮，对他来说或许正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只要我们考虑一下王实味在他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肯定态度，只要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实味的心境由初来延安时的明朗渐渐变得闷郁①，只要我们想一想王实味对延安的种种现状的不满②，他与丁玲等人已经有了较为一致的思考基点。只不过丁玲等有意识地通过文学的传达以作品的形式不断抢占话语空间，力图与流行的主流话语一争高低，而王实味那时还是积郁于胸，只是在与周围的人事摩擦中来宣泄自己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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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实味这种心境的变化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丁玲那时的心绪的烦闷也很典型，在《风雨之中忆萧红》中，丁玲一开篇就有这么一段抒情的文字“：本来就没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树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会迅速地进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能更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谷雨》，第5期，1942年5月)

②参阅第九章关于“干部服”事件和“交谊舞”事件。

1942年3月间，王实味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两篇影响一时的杂文，前者是系列杂文的总标题，分两次(13日和23日)刊载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后一篇发表于1942年3月15日出版的《谷雨》第1卷第1期上。

关于《野百合花》的发表，丁玲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中作了自我批评，她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的反党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①”丁玲把刊发的责任揽到自己的头上是实事求是的②。她在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为栏目组过稿，王实味的文章是否是丁玲主动组来的，今天已无可考，有人回忆说：“《野百合花》是丁玲‘组织’来的，还是王实味就近送给丁玲的，我回忆不起来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他们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交往。”③丁玲在年年初为了去中央医院看病方便，就准备借住在“文抗”，因为“文抗”所在地兰家坪靠近中央医院，月底就离开了清凉山，文艺副刊的稿子由编辑陈企霞和黎辛轮流送取。王实味那时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住址也在兰家坪。这样看来丁玲主动组稿或王实味自动送稿二者必有其一。此时，王实味与丁玲见过面也是必然的，况且王实味作为“文抗”的一名会员，与作为“文抗”的理事的丁玲有所交往送发作品也是极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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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六月十一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年月日。、

②因为《野百合花》是分两次刊发的，而在发表之间丁玲调离文艺栏(丁玲后来自己说：“到1942年3月11日出满了一百期的时候，我就离职百期以后就改由舒群同志主编。”见《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所以后来有研究者认为《野百合花》的后半部分的发表与丁玲无关(参考王中忱、尚侠：《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第15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年版)。据说，舒群健在时对此很有意见，要写文章说理，他当年的同事、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的黎辛劝阻了舒群，并主动承担了说明的责任。黎辛后来在文章中说，他根据当年《解放日报)编委会的记录查证：月日决定舒群来文艺栏。日下午文抗的同志送舒群来。日上班。(”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但是，这也不能证明《野百合花》后半部分不是舒群所刊发的，这样，在同一篇文章中，黎辛就以亲历者的身份说月日发表的《野百合花指文章后半部分引者注)是丁玲签发的。”因为“丁玲虽已离职，但这是她签署‘可用’留下的‘存粮’”。黎辛虽然是历史的见证人，但近半个世纪之后回忆往事完全有误记的可能。《野百合花》后半部分不可能是丁玲留下的“存粮”，因为这篇文章发表时清楚地注明文章完稿于月日，也就是说丁玲只可能在月日之后才签发这部分稿子，而此时舒群已走马上任两天。今天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因为《野百合花》的前半部分已经发表，所以继续发表也是很正常的，作为前任主编丁玲至少对文章的后半部分发表过肯定的意见的，这也可能是丁玲把发表此文的全部责任担起来的合理解释。

③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

至于《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只要我们知道他们的编者就是这一文学新潮的主力萧军等人，就不难明白王实味所取的趋向了。

王实味没有赶上潮头，却意外地被颠上了浪峰，他的两篇杂文的汇入，使这一文学新潮奏响了最激越的乐章。

王实味这两篇杂文发表时，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重头文章都已经发表在先，从这一文学新潮的行进过程来看，王实味的确算不得主导潮流的人物。后来，有人在批判王实味时说“，那时和王实味相呼应的，就有丁玲、陈企霞、萧军、罗烽、艾青等人”①，而事实与这一判断则恰恰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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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默涵：《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艺报》，1958年，第2期。

随着延安文艺界整风的开展，王实味的这两篇杂文特别是《野百合花》却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野百合花》甚至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意味。的确，从艺术力量上来看，王实味的两篇杂文在那次文学新潮中无人堪比。但是，若是从他所提供的思想、意识上的某些方面来分析，比起他的同道来，也的确找不出太多的新识卓见。

比如，在论述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上，王实味认为“：‘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①。“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②这里所谓“更落后的阶层”、“旧中国的代表者”显然是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及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这里王实味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角度剖析革命阵营中产生黑暗面的原因，揭示的是革命者自身的传统重负和统一战线内的复杂情势。

其实，这一观点在丁玲的文章中已有清晰的阐释：“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能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更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责任。”这里丁玲意指在统一战线内部要坚持对国统区黑暗的揭露，文章接着写道：“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他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这里是不宜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③这里丁玲既注意到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情况，更从历史的承传的角度提出在解放区需要“督促”与“监督”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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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

②王实味：《野百合花》，本章以下所引王实味的话均出自《野百合花》或《政治家，艺术家》文，不再一一注明

③丁玲：《我们需要杂文》，《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3日。

王实味关于解放区的黑暗面存在的社会基础的论述与之如出一辙。

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王实味认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这一见解也不新鲜，事实上当时所谓的暴露派们并非是单一的暴露主张者，他们实际上都是主张坚持写真实的原则下，既不无视现实中光明的力量，也不惮于对黑暗尤其是对革命内部的阴暗面的暴露。只是在理论创导过程中，因为是针对主张歌颂一方的回应，所以在表达上大都是侧重于为什么要暴露的论证。我们仍然以丁玲为例，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开幕之后，丁玲还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达自己对歌颂与暴露关系的理解“：有人说边区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所以只应写光明；有人说边区是光明的，但太阳中有黑点，太阳应该歌颂，黑点也不必讳言；有人说这提法就不合适，不应把黑暗与光明并列，只能说批评缺点。我以为这个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但实际是立场与方法的问题。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①王实味与丁玲各自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的实质的论述也是非常一致的，甚至某些语言表述上也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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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谷雨》，第5期，1942年5月。由于丁玲这篇文章是写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之后，所以她特别强调了正确的世界观立场的重要，但丁玲仍然对暴露的主张是持肯定的态度的，文中关于太阳中的黑点，显然是针对周扬的。

在表达主张暴露这一文艺主张上，王实味与丁玲都有从理论上让人信服的探讨，应当说比起萧军等人来，是照顾大局的，文章中很难找到宗派成分影响下的过于偏激或冲动的语句，而且，王实味在谈到暴露时，虽然主张要“大胆”，但还不忘加上“适当”二字，也就是说还是留有余地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当年这一文学新潮中其他人在诠释这一主张时所采用的杂文笔法，就可以作出更明显的对比了。比如，萧军等人的那篇与周扬论战的文章①，不是以心平气和的说理取胜，也不是用严密的逻辑建立理论的体系，而是以讽刺作为手段，甚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极力对周扬进行嘲弄；再看艾青当时的精彩段落：②

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

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搔痒。而作家却并不是喜欢给人搔痒的人。

等人搔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有盲肠炎就用刀割吧。有沙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

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

罗烽的比喻也很形象，尖刻而又辛辣，不妨引述两节：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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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军：《〈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②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③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

深明历史演变的人，总是说几千年传统下来的陈腐的思想行为，一时不容易清除的，于是有些机智的人士，就乘机躲进那“一时不易”的罅隙里去享受自己，好像一只黑猪在又臭又脏的泥塘里愉快地滚着，沉没着，既不怕玷污自己，把泥泞溅在行人的身上竟也在所不惜的，其实，这种露骨的作风，并不能算做“机智”；另有一类人，虽然他也躲在罅隙里，而他的念念有词，却是一篇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讲演。天真的心灵，万想不到光泽坚硬的贝壳里还藏着一块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肉体！

一般地说，袒露的东西，比较好处理，譬如他是个阻碍前途的魔障，我们可以用一种法术使它倒下去。假如有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蒙住了眼睛，你一定会感到茫然的，你一定会感到举步无主的。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的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

《政治家，艺术家》一文，分为十三小节，是以意味丰厚而隽永的格言警句的格式来传达思想的。文章纵论历史活动中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的各自有所侧重的作用，因为不是体系严密的论文，所以深刻精辟的思想和见解往往必然是包含在一些片面的语句中的；文章既着眼于其时的历史现状，但主要展开的是关于政治家和艺术家各自的特性、作用又带有一切时代条件下的普遍特征。文章指出了政治家、艺术家各自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强调了他们不同的作用(前者是改造社会制度，后者是改造人的灵魂)、可能的冲突以及融合。王实味这篇文章的格式以及政治家艺术家关系的观点显然都受到了鲁迅的影响①，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承继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下提出了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的口号，继续张扬着他自己从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学创作中所坚持的启蒙文学精神，并与他在文学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肯定五四传统精神的论断相呼应。当然，这也是延安文学新潮的思想基点，丁玲等人其时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②，只不过王实味在理论上探讨得更加明晰、深刻和系统。

王实味的理论探索比起新潮中其他探索者们虽然多了一些深刻，但却紧紧围绕启蒙意识这一重大课题。也许由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其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觉悟，有两点，他没有如新潮其他创导者那样走得更远或者说更为激进。一是他没有明确提出过要用杂文作为暴露黑暗的武器，比起丁玲的呼吁《我们需要杂文》、萧军的《杂文还废不得说》和罗烽宣称《还是杂文的时代》，王实味谨慎得多，当然，王实味很快以杂文的创作作了响应也表明了他的倾向；二是王实味的探索是建立在为民族现实斗争服务作为前提的，在创作主体理论方面他没有进一步的探讨，而当时关于创作自由的提出，已不是新鲜的事了，艾青就要求“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③，萧军直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言还坚持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并举例说鲁迅当年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④。比较而言，王实味似乎比其他新潮创导者们要保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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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实味采用的格言警句式显然是受到鲁迅的小杂感的影响，在此文中还有一节是专写鲁迅的，他关于艺术家和政治家的论述也可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比较来读。在当时批判王实味时，有批判文章还认为王实味的另一文《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周文：《从鲁迅的杂文谈到实味》，《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

②比如，艾青就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中指出“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

③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1942年3月11日

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惟一的一篇针对解放区的现实予以批评的杂文。杂文除了《前记》外，共有四节，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指出当时延安青年中“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的原因并不是像有人认为的是因为物质生活困难或者缺少异性、生活单调等原因，接着，王实味正确估计了当时大批青年奔赴延安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他以两个女青年的谈话作为感性材料，提出延安生活中缺乏爱的问题。也许在写作时，王实味就担心有人会打棍子揪辫子，所以他特别指出，他听到的那段对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他只是要人们把它当做“镜子”来起作用。其实，当时涉及这一方面主题的杂文不是个别的，且不说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也撰文写道：“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了！虽然我明白这原因，但这却阻止不了我心情上的悲怆。”①词句来得很是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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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

杂文的第二节，以《碰〈碰壁〉》为小标题，这是针对《解放日报》1942年2月22日“青年之页”第期《语丝》栏目中一篇署名刘辛柏的文章《碰壁》而发的。认为不能简单地对青年人的“牢骚”、“叫嚷”、“不安”给以否定，认为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王实味也承认青年的表现不沉着不老成，但他指出这缺点正是青年的优点之所在，他仍然要人们把青年的意见作为“镜子”。在这一节中，王实味仍然对当时认为来延安的青年大都因“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表示不满，指出“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这里显然有着王实味自己人生的境况和感受了。

第三节，是《“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旨是说仅仅承认黑暗存在的必然性还不够，重要的是防止或消灭黑暗，即便黑暗是“小事情”“天塌不下来”，也不是放任黑暗的理由。

文章的第四节《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这一节是此文最具争议也是批判者们攻击点最集中的。但从文章本身来看，王实味绝非绝对平均主义者，更没有无原则地去反对等级制度的合理存在，他只是强调在艰苦的革命岁月，要依照“一切应该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反对那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不可否认，在此文中，王实味的确在个别地方用语相当尖刻，有些材料也许并非是事实上有的，但杂文这一文体的本身特点，就要求它不可能四平八稳、方方正正，它所取材也不必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它可以以生活中哪怕是刚刚出现的不良或缺点作为讽刺的对象。只要人们不带着偏见，不先人为主，认真地通读全文，此文作者还是以说理为主，其态度是诚恳直率而坦白的，希望延安革命根据地变得更好的热望是迫切的。

《野百合花》发表后，尤其是在文艺界整风及与王实味展开思想斗争与思想斗争与批判开始后，文艺界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①，这些文章很少有心平气和的说理，大都是以杂文的笔法给王实味以嘲讽，先人为主，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故意曲解，无限上纲甚至辱骂攻击这些行文大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粗略概括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否认王实味文章中所列举的具体事例，认为是编造的谎言，描写不真实；把文章中有些语句(如：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坐实分析，认为王实味歪曲了延安的生活。

第二，承认文章中所列举的事实(缺点或阴暗面)，但指责王实味作文方法的错误，进而指责他对待革命态度不正确，所持立场的错误。

第三，认为王实味挑拨青年向党进攻。

第四，不管王实味的动机如何，但无产阶级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野百合花》已有不好的影响，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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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如：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1942年4月)，杨维哲：《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1942年5月)，金灿然：《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1942年5月)，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1942年6月)，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年月)，陈道：《“艺术家”的〈野百合花〉》(年月)，蔡天心：《政治家与艺术家》(年月)，陈伯达：《关于王实味》年月)，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年月)，艾青：《现实不容歪曲》(年月)，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年月)等。

②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年月日签发的密函所附的审查报告中对范文澜、周扬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价：“周范两文对王实味除尽情谩骂外，并未根据事实予以有力之反驳。”

关于第一点，我们知道，艺术描写与生活中的具体真实并不会完全等同，它必然会有作家主观意识的参与，至于作家通过综合等艺术手法创造一些形象，也是许可的。将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事实与作品进行比较，是一种违背艺术规律的批评。作品中的事例或形象是为作家表达情意服务的，只要我们承认当时的延安还存在哪怕些微的阴暗面，就不应这样对待作家笔下的作品。至于将作品中的某些词句单一地抽出来，与现实生活作对照，更是既违反艺术规律又必然造成曲解。如“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在王实味的文章特定的语境中，他是将这种娱乐的现象与革命烈士(即指李芬烈士)壮烈牺牲的场面与抗日将士疆场作战的场面作对比，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忘记革命斗争的残酷现实。

王实味这里认为延安歌舞升平的气象，的确有他自己对延安歌舞的不满和讽刺①，但绝不能简单认为是王实味对延安生活的攻击。“鲁艺”当时上演评剧《玉堂春》，实事求是地说，离抗战的现实生活相当远，发挥的主要恐怕还是娱乐功能；至于延安时代的交谊舞，其时已是一大奇观了，但那时简陋的舞会恐怕锻炼目的在其次而娱乐目的是主要的了。这里，王实味为什么专门针对歌和舞，并不偶然。不管怎么说，对处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的娱乐持批评的意见至少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将战争与歌舞进行对比予以批判的篇章并不少见②，其实，反对战时娱乐是一种较普遍的心态，在国统区，当时跳舞也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③。当然，《玉堂春》确实在“鲁艺”上演过，但延安的交谊舞会是在干地之上甚至穿着草鞋来跳，哪里会有什么“金莲步”，王实味这一夸张的文学表现手法当时是不被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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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写过一首关于延安舞会的诗，可以参阅(《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特雷西斯特朗著，李和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

②比如，阮籍的《咏怀》诗有句“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高适的《燕歌行》有句“战士军前半死身，美人帐下尤歌舞”等。我们并非是将封建时代与解放区作简单的比较，只是从这里看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

③王了一在《跳舞》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昆明的跳舞颇为盛行，于是跳舞成为社会讥评的对象。有些人根本反对国难期间的跳舞；我们只要回忆山海关失守后北平电影院门前发现炸弹的情形，就可以了解这种人的心理。”(《自由论坛周报》年月日)

再比如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批判，如前所分析，王实味这里没有绝对地反对等级差别，也没有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果说由此上纲上线是故意曲解的话，那么，直到王实味案已经平反之后的今天，还有人紧扣字句，一一坐实来分析，无疑显示出对文学作品的极度隔膜了，如这样的驳斥：“延安‘衣分三色’吗？当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穿衣有很大困难。从边区外面只能买进少量的灰篮色斜纹布，只够首长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穿的，其余人穿的都是边区自织自染的灰色土布。一般干部和战士以及勤杂人员穿的都是一样的土布。干部服的上衣上下有四个口袋，战士服的上衣只下面有两个口袋。这能说‘衣分三色’吗？”①那么，设若王实味说的是“衣分二色”，不知道批评者们又将何言？

不能否认，王实味当时对延安的服装问题是肯定有意见的，比如在中央研究院发生的“干部服”事件，但王实味的“胡闹”绝非是仅仅为了一两件服装，他是有不平的抑郁之气。不必要的衣食住行上的等级规定，实质上是中华民族传统中一种落后的文化心态，是一种官本位意识的外在体现，直到今天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这种意识仍然有它的市场。在当年的延安，这种落后的心态的表现，早在王实味之前就有人在杂文中提出来并给予了批判。②

至于“食分五等”批判者也是从同一思维方式出发，指出“当时有小灶、中灶和大灶之分，加上病号饭，也算不出‘五等’啊”①！那么，如果王实味说的是“食分四等”，不知道批判者们又将何言？

批判者们也许觉得总是拘泥于文章中的具体材料是否与生活中的事实一致的辩白③，没有太大的力量，转而又从王实味杂文的手法着眼，指责他采用了对待敌人的“冷嘲暗箭”④的方法，进而推导他的态度和立场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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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温济泽：《再谈王实味冤案》，《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②丁玲年发表了一篇杂文《干部衣服》，从行文上看，取材应当是她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文章先写了一位同志宁愿欠账也去请人缝制“干部服”，其理论是“：丁玲同志，你不懂，即使我再穷些，这衣服也不能不缝，因为我穿这身衣服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被人看得起些，可以少受许多许多气，因为这是干部衣服。在延安这身‘干部衣服’比我在上海的一套西服有作用多了。”还有一位女同志“把一段很漂亮的藏青色的布去换了一段蓝不蓝、绿不绿的灰布做衣服”，原因是“在军事机关里，就正有许多首长穿着这种颜色的衣服”。(《文艺月报》，第5期，1941年5月)

③生活是最真实的，当时的延安，恐怕很少有人持延安不存在阴暗面的看法，且不说周扬的太阳中有黑点论，当时的批判文章中也有承认这一点的，如艾青在《现实不容歪曲》一文中就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的，这缺点大家都看得清，用不着隐瞒。”就连党报的社论也这样写道“：有些人高高在上，不愿和群众接近，对于民间疾苦，漠不关心在个人生活中，贪图享受，以至腐化堕落。”(《反对官僚主义》，《解放日报年月日)

④关于“冷嘲”，就目前来看，最先提出的是毛泽东，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关于批评方法就指出：“冷嘲暗箭，则是一种消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关于“暗箭”，在年代延安的语汇中，就笔者所见，最早可能在何其芳与陈企霞1941年那场论战中，何指出陈企霞是放“暗箭”。

由此，就有了上述第二方面的批判火力集中点。这里，关于冷嘲大概是源于鲁迅的有关论述，我们不妨看一看鲁迅是如何谈论冷嘲及其与讽刺的区别的。鲁迅认为，“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而“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按这一群到水底里”。美国讽刺理论家吉尔伯特哈特持有与鲁迅类似的意见，他把讽刺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乐观主义的讽刺，一是悲观主义的讽刺。前者“喜欢大多数人他并不打算摈弃他们却要对他们最严重的缺点无知进行治疗”；后者“憎恨或鄙视大多数人。目的不是去治疗，而是去惩罚、去歼灭”。“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刽子手。”这里悲观主义的讽刺就相当于鲁迅所说的冷嘲，他们都是从讽刺的目的来进行判断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求改变缺点、减少阴暗面的急切愿望昭然若揭，何来冷嘲呢？当然这里有讽刺所必须的夸张，但从全文来看，王实味态度是严肃的，他不是用让人发笑的讽刺路向来托出生活的缺点，而是以一个革命者峻急的忧患意识来提醒人们注意。

吉尔伯特哈特在他同一论著中还指出：“在一本书中，甚至在一页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讽刺家的多种感情，这些感情彼此都为压倒对立的情感而占据主导地位而相持不下；而讽刺家创作成功与失败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就取决于他是否善于运用这颗包藏着排斥与吸引、嫌恶与欣赏、喜爱与讨厌这多种感情的酵母。”的确，王实味没有完全把握好这一“酵母”，他笔下有些语句是尖刻了点，甚至还有个别颇为俏皮的概括，这些可能是王实味《野百合花》中的缺憾了。当时，《解放日报》副刊的编辑经手发表此文时的直接感受，就认为这篇文章“偏了点”③也可能就是源于此吧。而正是这些后来成了批判者最愿意引用最为不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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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卷。

②吉而伯特哈特著，万书元等译：《讽刺论》，广西人民出版社年月版。

③黎辛：《〈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

吉尔伯特哈特还揭示了讽刺家的深层心理动因，如个人的自卑感，社会的不平感，特权集团的排拒等，这些，都为我们打开王实味创作的潜在动机作了引导。王实味在文章中那些最让人不能接受的俏皮话不正是他自己有时在生活中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真实写照吗？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常常挑战领导，不正是有一种反排拒的心理？王实味在延安个人身体的困境包括他那两次失败的爱情不都可能造成他的特殊心理状态吗？但是深层的挖掘只是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它也不可以代替事情主要方面或者全部。

批判者们抓住了立场错误这个基点，尤其是王实味托派背景被揭出之后，按照“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以前批判中有可能的自相矛盾处都自动消解了：说王实味是在向革命放暗箭也是顺理成章不必要去举证了；王实味不是在文章中一再提到青年吗？要把青年的意见作为“镜子”，那么，翻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有一段托洛茨基关于挑拨青年的话：

托洛茨基分子首先就来进攻党的机关。他们懂得，党没有坚固的党的机关是不能生存和工作的。反对派分子企图动摇这个机关，破坏这个机关，企图把党员和党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着重指望着学生青年，指望着尚未知道党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历史的年轻党员。为夺取学生青年起见，托洛茨基曾去谄媚他们，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风雨表”，而同时又宣称说：老的列宁的前卫是在蜕化着。

批判者说，这是回敬给王实味的一面镜子①。这样王实味关于青年的优缺点的颇为科学、辩证的论述都不攻自破了。

但是，批判者们其实还有难处，那就是王实味在行文中一再表露出来的良好动机和愿望。

在“前记”中，王实味交代他写这篇杂文的动因及为什么选《野百合花》作为文章的总标题时，指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野百合花“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指革命烈士李芬作者注)；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

但是批判者们很快进行了新的论证，一方面确定了王实味的错误的立场这个前提，那么“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事变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稳立场，立场不对，就是根本不对，立场错了，就是根本错了”②。另一方面是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③。王实味在创作《野百合花》时也曾考虑过作品的社会效果，但他显然没有估计在统一战线的革命阵营的一方的反应，也许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好效果，他仅考虑的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他认为“：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蝥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污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④王实味不幸而言中，国民党特务机关果真把《野百合花》作为反共宣传的材料⑤，这，也就成了后来《野百合花》造成严重后果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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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年月日。

②罗迈：《动机与立场》《解放日报》年月日。

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

⑤国民党中统局局本部科长张文回忆说：“对外发行的小册子中，影响比较大的首推《野百合及其他》(应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狱真相》者注)。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王思诚等核定，编定了《野百合及其他》一书，其中除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这一小册子印了几千份，据说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种。”(《中统内幕》，第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年版)当年王实味在潢川的家人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们正设法联系，年年初，就看到这本小册子，感到王实味在延安可能犯了错误，家人看过后，将小册子撕毁，更不敢声张，也不敢再向延安写信，但他们当时认为是国民党作反宣传，估计问题并不大(据笔者年夏访问王实味的侄儿王礼智的记录)。

的确，在复杂的民族斗争及阶级斗争形势下，双方在宣传攻势上往往都会尽其所能。作为革命阵营怎样对待敌对一方利用自我批评时暴露的材料并给以歪曲作反宣传？在延安其实包括中央也有较为科学的看法。在《解放日报》一篇社论中，在列举了延安存在的数种“家珍”(即缺点)后，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要有脱裤子、割尾巴的决心和勇气，针对有人害怕“在群众面前脱不但有伤大雅，而且敌人和反共分子还会在旁边拍手”，因而主张秘密地“脱”的观点。社论这样指出如何对待被特务机关的利用，“自然，敌人的宣传机关如同盟社和各种汉奸报纸之流，一定会借此制造更多的谣言。但是他们是以造谣为生的，他们说的是黑，群众知道一定是白的，所以他们的断章取义是毫不足惧的”，“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①令人惊讶的是，这主张和观点几乎与王实味所持的没有区别。显然，以敌人利用(而且是歪曲地利用)与否，来判断文章的效果是缺乏说服力和自相抵牾的。

不管怎么说，《野百合花》成了1942年那个春天最引人注意的意象，尽管批判者之间有时看法也不统一甚至相左

附录：野百合花

前　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得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年1926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的故乡湖南宝庆。她的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的亲伯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的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的噩耗时起，我的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的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伯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些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的X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XXX，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绝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的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不以为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了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入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知足者常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到;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的意见多些，但不见得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中，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地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些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的“牢骚”，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做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我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的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的阵营存在于暗黑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消减黑暗的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的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已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的“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X，，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大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是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的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以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同志”，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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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署名实味，《前记》写于1942年2月26日，余文写于3月27日，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

政治家，艺术家

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

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的灵魂的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的改造过程，也就是人的灵魂的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的工作与艺术家的工作是相辅相依的。

政治家主要是革命的物质力量的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的精神力的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

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

由于社会制度的实际改造者，政治家对事更看重;由于是灵魂的工程师，艺术家对人更求全。

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政治家在这里比艺术家优越。但艺术家也有他的优越性，就是：自由地走人人的灵魂深处，改造它改造自己以加强自己，改造敌人以瓦解敌人。

政治家和艺术家也各有弱点，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政治家必须熟谙人情事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些优点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织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的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在这里，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这里画着政治家与政客的分界线。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至于一般艺术家的弱点，主要是骄傲、偏狭、孤僻，不善团结自己的队伍，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在这里，我们要求灵魂的工程师首先把自己的灵魂，改造成为纯洁光明。清除自己灵魂中的肮脏黑暗，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它是走向伟大的必经道路。

中国的革命是特殊艰苦的。社会制度改造一方面之艰苦，大家都很了解，而人的灵魂改造一方面尤其艰苦，深懂这道理的人却不太多。“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的成功，并作它成功的保证。

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觉到他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战侣的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他不会不懂这个真理：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有由这旧中国的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颗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它是多么渴望看到他的战侣是更可爱一点，更可爱一点啊！

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革命战士也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这已经使我们的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的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即令我们实际没有任何弱点，他们也会造谣诬蔑;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做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的儿女呀！

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有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

最后，谨以真挚的赤忱和热望，敬向艺术家同志们发出一个微弱的呼声：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的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的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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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署名实味，作于1942年2月17日，原刊于《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王实味年谱简编

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阴历)王实味出生于河南潢川。父王元炳(王籽渭)系前清举人，王实味有兄妹八人，他排行居三，名思祎、字叔翰，王实味系其笔名之一，在著译中他还使用的笔名有石味、石巍、诗薇、诗味等。
一九一四年春进入潢川第二高等小学校，插班读三年级。后考入省立第七中学。一九二〇年秋考取设在开封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四届英文科。
一九二三年春因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改为中州大学而辍学，考取河南省邮政管理局邮务生，到驻马店邮局工作。
一九二五年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与王凡西、胡风同班。年底完成中篇小说《休息》。
一九二六年 1月由陈清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2月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刊于《晨报副刊》1926年2月27日 7月创作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刊于《现代评论》年第期。
一九二七年春因故与党脱离联系。 9月到南京准备转学中央大学，后以卖文为生。
一九二八年年初到南京在国民党党部任职员。此间与北大校友张天翼、曹孟君往来较多，并同张天翼一起写信给鲁迅请教文学创作问题。鲁迅日记1928年10月19日有关于王实味来信的记载。不久，经人引荐到山东泰安教书为生。年底回南京。一九二九年 1月小说《陈老四的故事》发表于《创造月刊》第2卷第6期。 2月刘莹从长沙到上海途经南京时与王实味相遇。同月小说《小长儿与罐头荔枝》刊于《新月》第2卷第8期，此篇于1930年被梁实秋、叶公超收入《新月小说选》(香港雕龙出版社)。同月刘莹赴上海。 3月王实味离开南京到上海，与刘莹开始往来。
一九三〇年 1月同刘莹结婚。 4月小说《休息》由徐志摩编入“新文艺丛书”第8种，中华书局出版。 5月前后遇北大同学王凡西。 8月遇北大同学陈清晨。本年王实味第一部译作《珊拿的邪教徒》(霍布门著)被徐志摩编入“新文艺丛书”，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三一年 1月到辽宁庄河教书。 7月回上海。 11月女儿王劲枫出生。
一九三二年 7月回潢川老家探亲。 8月返回上海。
一九三三年年初刘莹带女儿回长沙，王实味到杭州养病。同年译作《萨芙》编入“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三四年春天到山东省教育厅任科员。 8月刘莹带女儿去济南。
一九三五年 7月儿子王旭枫出生。
一九三六年夏王实味到河南开封省立女中做英文教员，刘莹南下回长沙。冬王实味到长沙省亲。同年译作《资产家》、《奇异的插曲》收入“世界文学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三七年 5月刘莹带儿女到开封。 6月王实味送妻儿回长沙。 10月经范文澜介绍，王实味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当队长。同年在开封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译作《还乡》(哈代)收入“世界文学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三八年 5月马克思诞辰周年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王实味调入编译室，从事马列原著翻译工作。 10月由于长沙沦陷，逃到湘西的刘莹失去与王实味的联系。
一九三九年初与薄平结婚。 3月与人合译的恩格斯著《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马克思小传》，载于《解放》周刊第66期。 10月薄平离开延安，从此与王实味中断联系。同年与人合译《政治经济学论丛》(内收马克思著作七种)，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与人合译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一九四〇年 5月与人合译的《列宁选集》第2卷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一九四一年 4月22日写《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此文后发表于同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卷。 6月与人合译的《列宁选集》第4卷由延安解放社出版。 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 8月马列研究院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分配到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定为特别研究员。
一九四二年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同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展开。同月26日王实味著《野百合花·前记》3月17日写完全文，分两次刊发于3月13日、23日的《解放日报》副刊上。 3月17日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刊发于《谷雨》第1卷第4期。同月18日作为中宣部整风试点单位，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开始。时任中宣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参加领导，在动员大会上，关于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委员组成问题，引起王实味等人的反对。同月23日中央研究院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发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零感两则》两文。同月31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王实味。 4月初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指出“:王实味是托派”。同月10日《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上)转载于《文艺阵地》(重庆)6卷4期，可能由于延安随后展开对王实味的批判，未见下部分刊出。同月中央社会部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要求整理关于王实味平日表现及在中央研究院的情况的材料。 4月到5月上旬中央研究院进入学习整风个文件阶段。 5月2日一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王实味没有接到与会邀请。此间，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话、写过信。 5月27日中央研究院举办“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李宇超指出王实味的错误是政治上的，引起争议。同月30日罗迈支持李宇超的意见。同月31日印发王实味有关文章，作为参考资料。 6月1日座谈会转为批王大会。同月2日王实味提出退党要求。同月4日王实味第一次出席“座谈会”。同月8日、9日陈伯达、艾青在大会上发言批判王实味。同月11日批王大会结束，整风进入党风总结阶段。丁玲、罗迈、范文澜先后发言。同月15日-18日延安文艺界在“文抗”召开座谈会，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文抗”理事会召开会议，开除王实味会籍。同月23日延安召开反王斗争大会。 7月28日、29日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连载于《解放日报》。同月至8月康生在中央研究院展开对潘芳、宗铮夫妇的斗争。最后将他们与王实味、成全、王里一起打为“五人反党集团”。 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决定，由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开除王实味党籍。王实味拒绝接受。同月26日王实味自己写出《中央组织部对王实味同志的错误及托派活动嫌疑问题的决定》。 11月王实味处于隔离状态。
一九四三年 5月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4月1日康生下令，王实味被逮捕关押于中央社会部看守所。夏末由塔斯社、纽约时报社等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会见王实味。
一九四四年 5月至6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王实味参加“北大同学会”座谈会，《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记载了会见王实味情况。
一九四六年本年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问题进行了重新审查，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一九四七年 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同月17日王实味随中央社会部撤离延安。 4月16日到达山西兴县公安总局，关押在看守所。 6月12日看守所被敌机轰炸。同月13日公安总局向中央社会部送请示报告，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 7月1日公安总局根据中央社会部批示由审讯科执行，秘密处死王实味。

后　记

一种莫名乡情的牵引本书是我的第四部书稿，其实，想写这部书几乎就是在10年前，也就是说从我正式跨入文学研究的行列，这一命题就开始如影随形，我曾经想过摆脱，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难以释怀。

知道王实味其人，还是在自己的大学时代，从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得到的些微印象，当然，他是作为反动文人、托派分子被置入批判的地位；知道的还有他是我的同乡，有作为毒草被批判的《野百合花》等作品，只可惜，那时找不到这篇作品，更无人可以去请教。

我的同乡人，一个无影无踪的人生之谜，开始牵引着我的心绪，我回乡请教过中学时代的老师，我也知道王实味还有兄弟亲人生活在故乡，可人们谈王色变，我无法破解心中的疑惑。

我的大学是在家乡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完成的，在这里我度过了本应最具活力的青春年华，虽然如愿进入了中文系，想在这里延伸着中学时代就培养起来的文学梦，但封闭折断了我少年时代文学翅膀的飞翔，我度过了寂寞的四年，面对着藏书少得可怜的图书馆，我后悔过，也迷惘过，我痛苦地把目标定得更切实：走出来。

等我带着创痛离开，来到沿海城市一座知名的学府，王实味，这位故乡人却向我越来越清晰地走来，内心不时升腾起一股热望。每次到图书馆，面对满目的书架，都希望能读到相关的材料。还记得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第一次在影印的《解放日报》上读到《野百合花》，那是如何激动的情形，说实话，当时的感觉总体上这是一篇好文章，回过头仔细阅读了从1942到1944年近三年的解放日报》，又意外地在书库里找到一本《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也如获至宝地读了几遍：自己的心中已经有了大体的判断，我为我这位同乡的命运而感叹，为人世间的不可测量的生命冲撞而悲鸣，但那时，我没有想到去写，去把这一段历史、这一程人生的事实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判断奉献给读者，我只是想把它作为人生个案来体味，用一个年轻人的心灵由此感悟人世的复杂、残酷和无奈。

第一次在报刊上读到关于王实味的文字，是在1988年第5期的《文汇》月刊上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后来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篇文章揭开了笼罩在王实味及王实味案上的神秘面纱，也从此，关于王实味的话题至少在民间有了不少话语活动的空间，不少学者以及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开始关注、有了自己的探索。也是在此时，我开始有了研究王实味、写一本传记的明确意愿。

1991年春天，王实味得以正式平反，虽然没有在报上正式予以公布，但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如上海的《新民晚报》还是以短文的形式予以公布。也是在这年暑假，我回乡度假时，在县委工作的堂兄把一份公安部发布的平反决定书的复印件交给我，我把这看做是对我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催迫。其时，我已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鲁迅研究家陈鸣树教授研读中国现代文学。

有了相对充分的研究条件，自己也加快了资料收集的步伐。

1993年3月，我应邀参加了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举办、在常德一张家界召开的首届丁玲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与河北社科院的张永泉先生一见如故，在会间的请教中，我与他谈及自己在收集有关王实味的资料等的话题，张先生对这一课题也有着同样的兴趣，他又向与会的牛汉先生推荐了我，虽然此前对牛汉先生有所了解，但见面还是第一次，豪爽的老诗人立即定下来由我给他所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颇具权威性的期刊《新文学史料》写一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

回到上海，我就开始了整理补充资料的工作，这样就有了《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上的《生命的光华与暗影——王实味传》一文。今天看来，这篇文章还有许多缺点和遗憾，主要是对史料的考辨还不完备，有些地方出现了错讹，也因此后来直至现在，有些研究者在有关王实味的文章中就出现了同样的错误。这原因一是实地访查不够，二因史料的收集还不完备。

我意识到，完成这一课题还需要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

一份辛苦与负重王实味这一研究课题，恐怕最让人心急的是资料的缺乏，半个世纪以前的尘烟往事，能够接受访问的还健在的亲历者已经不多，还因为自己那时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有些资料即便知道线索也难以看到，这又增加了写这本书的难度，同时，经济上的压力也为外出寻访带来诸多不便。

记得1994年暑假，我利用回乡度假的机会，终于访问到了王实味在家乡的亲属王礼智先生，王先生是王实味的侄子，此时已从学校退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知道的王实味，也表达了对我研究王实味的支持的心情，最后又提供了他所收集到的关于王实味的资料，在我返校后，还不断就有关史料与王先生通信，他为我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

这年年底，赴车城十堰访问王实味的遗孀刘莹及其子女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从上海出发，就是冬雨的日子，寂寞的旅程因为有了目的而带了少许生动。记得列车到达十堰站是午夜时分，淅沥的雨和着微弱的灯让人有时光恍惚的感觉，找了一家便宜的旅店住下，因为寒冷和潮湿伴随，只能听着窗外的冷雨声坐等天明。

车城十堰依山谷而建，并随山势的蜿蜒而呈长条形，这种独特引人注目。刘莹老人本来一直与儿子王旭枫一家生活在东北，因为不适应那里寒冷的气候，就向有关部门申请南迁，这样就来到了鄂西北这座山城。

刘莹老人那时已近90高龄，但她思路清晰、记忆惊人加上硬朗的身体真是让人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位几乎与世纪同龄而历经磨难的老人！他们一家热情地接待了我。我用两天的时间，白天采访刘莹老人，夜晚则与她的儿子王旭枫先生在旅馆对谈，王先生虽然学的是工科，但或许因为其父的冤案，他对现代史竟非常熟悉，有些真知灼见不是那些掉书袋的冬烘先生们所能具备。我知道这是半个世纪的创痛带给他的切肤思索。也是在这一次，王先生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王实味在延安的那次婚姻的有关情况和线索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我。

冬日的傍晚，我曾漫步在他们住宅区后面一条已近干涸的河流旁，王先生告诉我，这条河贯穿十堰市区，但很独特：它是从东向西流淌，因而取名犟河，我刹那间想到王实味，想到他迥异与人的个性，想及他宁折不弯的悲剧人生，其实自然与人生也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妙。

离开十堰还是一个雨夜，列车穿行在鄂西山脉间，寒冷浸入心骨，我只能在空空的硬座车厢中靠来回走动以驱除寒冷，那个夜晚，我曾一度陷入一种深深的迷惘情调中。

之后的几年，几乎每个假期，我都北上南下、东奔西走，每年都有一次北京之行，但在北大，似乎再也感受不到王实味当年在这里的气息了；先后两次到圣地延安，但我不仅仅是带着朝拜的心情，却更多的是在历史的深处浅酌低回；我还两次在郑州听薄平女士讲述那段值得忆念又不堪回首的沧桑故事，老人是当年“鲁艺”的高材生，虽然因王实味也备受磨难，但经年风霜难掩当年培植出来的艺术品位和气质……

等到本书开始动笔，已是1996年的春天，很快写出了一稿，但我失望地把它塞进了抽屉，我不敢把这种不成熟的作品拿出来面世，我需要等待：进一步充实资料，找出切实的观照角度。在这前后，我先后在国内一些报章杂志上发表过一些关于王实味的访谈、杂论、中短篇的传记等，不少报刊大都转载这些文章，不少读者给我写信，或鼓励或探讨或表达不同的意见，又增添了我写好这部书稿的信心。

书稿一放就是几年，世纪末年已经临近，我想在这个世纪结束前了结这项工作，也不辜负一些热心读者对我的期望。因而就有了本书二稿的写作，是在今年的夏天，几年前的一稿基本上全部被推倒。

二十余万字的书稿，近两个月的时光(其实这背后不知有着多少辛苦与劳作)，我完全地投入，书桌几度磨破了肘弯又几度结上了疤我还不知为何。

常常有这样一种连自己也很难把握的心态，就是在写作期间，心境往往经由兴奋到烦躁复入兴奋的反复过程，直到结笔后才会有那种自如的轻松。选择了文人生活，庶几就是这种情感的不断接力，此期甫过，下期又来，我往往就把有心或无意的阅读作为接力间的小憩。也正因为此，我很少敢于去做长篇的稿子，因为长期处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会让正常的生活走样，我往往会把这种无名的烦躁带到日常生活中去，以前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份莫名的情感，等踏入社会有了妻子儿子，我往往又会把无名火发到家人的头上，所以，只要我告诉妻子我最近正在写文章，她必然会对我格外地宽容和体谅。

我把读书写作看做是自己人生意义的所在，近10年来自己除外出旅行外，好像没有过节假日，就是再特殊的日子，没有书报的伴随或者不在电脑前哪怕是随意地敲击，自己就难以完结一天的收工。也许就是这样的艰难，让自己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还能保持一个学者应有的本分：著述，也不至于比具有更好的研究条件和更充分的时间保证的同行们太过落伍。

多余的交代

本书的撰写，还有一个让我难以处理的困难，就是从何种角度来解析王实味的悲剧人生，我曾有过用时下流行的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来观察，我也曾有过用理想主义的人生模式来品衡，为此，也读了一批书，做了一些准备，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我想有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成长模式的理论，其实都难以普遍于个体的选择与命运，我甚至曾有过怀疑王实味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想法。确切地说，我宁愿把他看成是文人政治的一个悲剧典型。所以，在最后一稿中，我放弃了所有理论的构建，只想对真实的历史负责，用人之常情物之常理来面对人生。因为，我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文学比历史高明的地方只是它的理想，而人物传记恰好处在这两者之间，相对而言，历史的意识应当占据主导方面，所以人物必须回到历史情境中才会有他的生命，我把王实味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待，在世俗之网中寻找他的人生足迹；因为我还相信，人们在书本中看到的生活或历史中的崇高恐怕无一例外都与世俗结缘、都与真实的人生有些距离。

基于此，我想写出以下几点：一是，以严谨的史料考辨，力争最大限度地向人们再现传主一生真实的活动场景；二是从性格悲剧的构成解剖传主人生际遇的动因；三是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的回旋波动，阐释王实味作为一个新文学的实践者与时代要求的冲撞；四是，也是笔者比较用力的一点，即对延安整风的重新解构，力争传达实际上形成世纪那种普遍的政治文化运行的模式，而王实味则是文人遭遇中的始者。我把第一点看做是基础，这也是自己聊以能够算作的一点成绩，我愿把这一点拿出来自慰自己多年的努力。

还有一个作者不得不说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文学史著中大都是把王实味作为反革命文人、托派分子予以批判，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就是在王实味案已经平反，王实味的问题最多只能界定在思想上的问题之后，国内一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教材及著作仍然沿袭以前的论断，这是严肃的史家和学者所不取的，当然对王实味的思想学术可以见仁见智，但托派这顶帽子已经被组织摘掉之后，在一些教材及某些学术著作中无视这一事实，真让人难以理解。这一问题，王实味的家属在王实味案平反前后在致有关部门的申诉信中多次提出过，笔者也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对此提出疑问，认为那些教材应当对青年学生负责，该是修改的时候了。

感谢读者阅读一本著作，往往只从封面署名上知道作者的名字，实际上在这背后还有众多的不署名者的支持、关心与劳动。黎辛先生是当年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他的回忆文章不仅是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而且几度写信指教并接受我的访问；北京徐惠恩先生把他费心所得的重要档案资料提供给我，而且接受了我多次专访；嘉兴姚辛先生是“左联”研究的著名专家，他也向我提供过极有价值的材料；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温济泽先生，在逝世前一个月还给我写来回信，解答相关问题；香港大学的方舟兄为我从香港查阅邮寄资料；远在英伦的王凡西先生是陈小滢女士为我联系上的，王先生独居海外，据说晚景凄凉，他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用颤抖的手给我回信，有时就请人代笔，或者干脆把日记让人抄寄给我；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系的班国瑞教授、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青野繁治先生都为我寄来不少相关的资料，这都是我深深要感谢的。

我还要感谢的是北京的唐宝林先生，虽然我与他第一次相见是在今年夏天，但他的相关著述早已对我产生过影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朱文华教授一直对我关心有加，在我心目中他是尊敬的师长，而他却把我看做年轻的朋友，为写这本书，为了一些急用的资料，我曾冒昧地托付他，他也竟亲自去图书馆为我查阅复印；我的班主任老师张新先生这些年来也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当然，我的授业导师陈鸣树先生予我的教诲、严格的学术训练都是我每前进一步的动力资源。

还要致谢的有郑州的李青女士、方向真小姐、周文斌兄以及家乡人对我写作的多方支持，1995年我协助潢川县政协编了一册《光州文史资料王实味专辑》，虽然是内部出版，但在坊间流传，影响很大。在家乡工作的魏真先生多年来给我一如既往的支持，也令我深深感动。

贾植芳先生在知道我有写这本书的打算后，一直关注着此书的进展，多次当面或托人嘱我写好这本书。与朱正先生是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在此书一稿完成后，他写了一篇充满睿智的序文。本书二稿完成后，钱理群先生在百忙中赐序，为本著增光添彩。这些都是我要深深铭记的。

还有许多没有提到的名字，感念都只能存留在心间。

一本书交托到出版社出版，就如同在巢中精心呵护的雏鸟扑闪着翅膀开始了飞离、开始了独自的闯荡，此后的得失荣辱都将由它自己在苍穹中展现，作者本人说得再多，也许都是多余。

是为后记。

作者

1999年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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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August 17, 2019

黄昌勇: 王实味传

附录：野百合花

前　记

政治家，艺术家

王实味年谱简编

后　记

多余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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