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附中，我的求学梦（1965-1969）
复旦附中68届8班 陈 琪
考进复旦附中是让人自豪的。不仅仅是进了“名校”，不仅仅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实际上，附中对我这一生的影响力是决定性的。我的自信力和自学能力都是在附中一年级时得到训练和培养的，它们将在我漂泊跌宕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伴随着我，让我受益终生。
带病报到，英语考试交白卷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有2－3天报到时间。很不巧，我感冒了，大热天发着39度的高烧，直到报到截止前还是高烧不退。不得已，我打了电话去学校询问，被告知过期不报到算自动放弃。吃了退烧药，喝了大量的开水，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烧退到了39度以下，我换了一身干衣服，前胸后背衬着干毛巾，将近4点，晕晕乎乎的出了门，一路上转了三次车，从地处西南的徐汇区斜穿整个上海赶到东北郊的江湾五角场，到达附中时已经敲过5点了，报到的老师都已经下班了。学校的工友帮我找来了住在学校的值班老师，让我办理了报到手续。我刚喘了口气想可以回家了，老师拿出了一张英文题目。我还以为是暑假作业呢，拿了就想走，老师说你做完了再走吧。我觉得我快站不住了，两眼发黑，双耳轰鸣，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想往地上躺下来。定了定神，在试卷上写了个名字，就把卷子还给了老师，摇摇晃晃走出了学校。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到家的，一回家就躺到床上，一连昏睡了两三天。
我不厌其烦的写我的报到，写我的英文白卷，因为实际上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步，我错失了。附中是根据英语成绩分班的。我的白卷让我分到了倒数第二的差班。我在南洋中学的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不说，还曾作为学校唯一的代表参加区里的英语演讲比赛；如今落到这一步，我觉得对不起教我ABC的叶若昭老师，更对不起对我寄予厚望的朱逸民先生。
只身入校，行李太多出洋相
不象今天的孩子们，进了名校就像中了状元，动辄出动轿车队，七大姑八大姨的送到学校。我那时没有人送我，自己一个人背着书包上路。一床薄被，一领凉席，一顶蚊帐，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提箱，一个网线袋兜着热水瓶，脸盆，漱洗用具，饭盒......。
从地处上海西南角的徐汇区家里出发，斜穿整个上海，到上海东北角的江湾五角场，路远着呢！乘15路到北京路转21路，到虹口大柏树再转3路有轨电车。东西太多，又没有出门上路的经验，提着，挎着，背着，拎着，一会儿散了这样，一会儿掉了那样，磨磨蹭蹭，狼狈不堪。3路电车终点站是江湾五角场，我在终点站前两站国权路下车。
下了车我正愁着如何才能把这些大包小袋统统拖进宿舍时，来了一位救星，高年级的同学到车站迎接新生来了。他帮我拿着箱子和被子，我提着网袋，好沉呀，百步无轻担，几次左右易手，很不容易地来到了复旦第三宿舍（即附中宿舍）。后来我知道他叫周xx，是二(5)班的同学。很巧，十二年后我们又再次成为华东师大数学系77级的同学，不过他一点都不记得这件事了。
干部集训，我是唯一非团员
我们是提前三天来到学校接受干部集训的。我们班参加集训的有7个班委，三个团支委，一个学生会委员，我是唯一的非团员。后来才知道，加上4个小组长，4个团小组长，全班二十来个干部中我依然是唯一的非团员。全班43个同学中一半以上是团员，绝大多数原来在初中里都是班团干部，为什么偏要让我当班干部呢？我一直都不明白。两年前我还问过当年的班主任，他说，还有比你更合适的吗？
“要求进步”，始终被拒团门外
入队入团是我从小的愿望。没想到入队是那么的容易，入团比登天还难。从初二开始打入团申请报告，不断“要求进步”，不断“向组织靠拢”，就是怎么也入不了团。我至今也不明白，到底是那一条理由让我始终被关在团组织大门之外。对于我来说，团组织的确是玻璃门，看得见， 进不去。到文革开始前，班里约80％都是团员，我还是非团员。
一双红楼，永志不忘常怀念
学校有两栋对称的红砖大楼，简称红楼，上下各三层，左右分立。图片上的是教室楼，三层楼面三个年级各占一层；对面，图左画面之外的那栋是办公楼，包括校长室，教务处，图书馆，实验室。这是五十年代初建造的复旦工农预科，五十年代末才改成普通高中的。校舍高大神气，威风凛凛。
两栋红楼中间的开阔地带，中心有一座圆形的花坛，十字形的路把花坛外的草坪分隔成四块，每块草坪四周围着齐腰高的冬青树，有时晚自习时躺在草坪上看星星，闻着青草泥土的扑鼻清香。
红楼后面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兼田径场，是高年级的同学（包括66，67届）用肩膀挑来一担担的煤渣自己动手铺成的。运动场周围种了很多樱花树，春天浅粉色的樱花盛开，和四周水稻田嫩绿的秧苗相映成趣。足球场长着青草，做早操就在操场上。学校门前是煤渣路，学校周围是水稻田。
（如今图片中的红楼早已消失，被几幢暴发户式的现代建筑所代替。对于我们来说，红楼就是附中，附中就是红楼。如今，附中成了一所没有历史的学校，只有红楼还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怀念。）
日本军营，附中宿舍不一般
附中宿舍和学校对门，隔着一条国权路。宿舍楼是原日本军营，成“山”字形。南楼和北一楼是男生宿舍，北二三楼是女生宿舍，中楼主楼在战争年代被炸毁了，只剩下山字那一横即东面的几个房间。因为宿舍不够用，所以把我们7班和8班的女生安排在东楼的大房间里，7班住楼上，8班住楼下，10个人一间。直到66届毕业后，我们才搬到北楼住标准宿舍。
标准宿舍是四个人住一间很小的房间，进门靠墙有脸盆架，地上放热水瓶；另一边还有一个小壁橱放箱子旅行袋等杂物。房间进门就是抬高的榻榻米，木头地板；两边是上下铺，中间放四张单人课桌，四只凳子。窗子是左右推拉的，曾经因为热把窗子都卸下来过；墙上有个很小的洞口，猜测是日本兵瞭望打枪用的。墙壁很薄，夜深人静时能听到隔壁说话。
每天晚上听青蛙的“呱呱”，蟋蟀的“咀咀”，蚊子的“嗡嗡”，还有不知名的虫鸣“吱吱”，“叽叽”，“喳喳”......木板床上铺着一床草席，硌得骨头生痛，翻来覆去，难以入睡。不过没几天就习惯了。
遇“下马威”，数学考试被“宰”惨
开学第一天就是号称“下马威”的数学考试。几乎人人都知道这码事，有备而来，唯独我一无所闻。别人考此校都是久慕其名，我只是为了换换环境。能够考进此校的都是原校数一数二的佼佼者，所谓“下马威”就是要让这些初生牛犊知道天高地厚。感谢南洋中学的数学老师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题目并不难，只是特别强调基本概念。考完后教室里一片混乱，人心惶惶。
第二天老师宣布考试结果，有一半以上不及格，80－89，6人，90－100，2人，100分以上2人，最高分为111分。我竟然是最高分得者。（在差班里我考了111分就鹤立鸡群了，在最好的4班考满115分的都有五六个人，如果考英语分班时我能正常发挥的话，一定会进4班，就绝对不会成为众矢之的了。——这是命啊！）
我在南洋中学时虽然成绩不错，可也不是什么鹤立鸡群，平起平坐者比比皆是。这一下让我成了众矢之的。原来的那些各校的尖子们忿忿不平，对我冷嘲热讽，让我坐立不安。不得已，我每次考试测验总要故意出一些小错，避免名列前茅。说实话，男生倒没有跟我过不去的，有些女生受不了名次的落差，难免把怨气都泻到我的头上来——我被他们“宰”了，因为他们被老师“宰”了。
丰富知识，参加兴趣小组难？
学校的各门学科都开了一两个课外兴趣小组。比如化学课就开了化学小组和玻璃工艺小组。我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爱报个名，什么都想参加。我不记得我到底报了哪些组，反正我报的名都被接受了。而有些同学报了三四个组，一个都没被批准。她们很不好受，我更不好受。无论是她们还是我，都觉得是我害了她们。
纪律严明，全面发展德智体
具体的时刻表我记不清了。这里只能说个大概。
每天早晨6:00起床，15分钟内穿衣、叠被、漱洗，然后赶到学校操场做广播体操。6:30-7:15是早自习，一般都是读外语背单词，或者预习当天的新课。7:30开早餐，一般都是稀饭馒头和一分钱的酱菜。食堂兼大礼堂在宿舍区，足够容纳24个班级的同学同时就餐。餐桌和方凳都是铁木结构的，漆着橘红色。开大会时由值班的班级把桌子堆到两边，把凳子排好就算会场了（绝对没有南洋中学的哥德式大礼堂神气）。附中的伙食很好，因为我们享受和大学生同等待遇的国家伙食津贴。8:00-12:00 上四节课，下午1:30上课，一般有2－3节课，包括自修课。3:30以后一般是课外活动。5:00 晚餐，6:00-8:00 还有2小时的晚自习。9:00熄灯睡觉。有人熄灯后还要聊天，有人打着手电在被子里看书，被查夜的老师看到要挨骂的。
为了保证专心学习，全体同学一律住校，哪怕住在附近宿舍的复旦子弟也不例外。星期六下午两节课上完后才能离开学校，星期天晚上9:00熄灯之前必须赶回宿舍。
每天最开心的是下课10分钟的小组排球赛。利用小足球场的球门当作排球网，男女生都参加，打得热火朝天。我们小组的江同学是校队的主扣手（后来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亚运会，还当过国家队女排教练），有他在我们小组战无不胜。
学习顺利，交出最后成绩单
65年已经处在教育改革时期，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减少考试测验，所以每天的功课基本上白天都能完成，晚自修通常是预习，或者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看课外书籍（包括小说）。我的自学能力大概就是这时候培养起来的，让我终生受益无穷。
附中重视主课，有些副科就“放羊”，譬如高一的生物课，8个班级放在大礼堂集中上课，每周一次，连讲90分钟，没有作业，没有实验，没有考试，学期成绩不分优劣全部“通过”。
有些主课每星期比教育大纲多加一两节课，所以进度比一般学校快一些。这就为高二参加高考准备了条件。如果考进大学就可以跳过高三直接上大学；如果考进不称心的大学可以放弃，继续念完高三再考。我原来考初中的时候想考五年一贯制的卫育（51）中学，家里不让，所以听到有高二考大学的机会就暗暗下了决心，争取跳过高三，早一年进大学。
在附中学习的这一年是我的学习状态达到了顶峰的一年（如果不是文革，也许还会出现更好的状态，不过这一切已经成为永远地不可知了）。我的脑子空前的好用，记性空前的好，学得空前的轻松，成绩单空前的漂亮。高一下学期被文革阻断了，所以我的最后一份成绩单是高一上学期的学期总评。政治：优（班上总共才给了三五个优，这在南洋中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南洋只有团员才配得优）；语文不考；作文：80 （班上还有一个82，一个80），代数：97（老师说这是他能给的最高分了），三角：99；物理：100；化学：100；英语：95。我一直保留着进初中以后所有的考卷和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成绩单。附中的这份成绩单是我从小学开始所有成绩单中最出色的一份。
（补记：到77年大学开放招生时，有一种很奇怪的说法：“66，67届允许参加高考，68届不允许”。难道68届高中生还不如66，67届初中生吗？我找出这张成绩单，拿到负责报名的街道招生办，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我参加预考。直到我拿到街道预考的第一名时，他们才算正式同意我报考大学。）
非红非黑，文革中的逍遥派
文革刚开始时，停课停考。有些人很兴奋，因为可以不读书不考试了。当然，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也许我们这辈子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我喜欢读书，不怕考试，所以一点也兴奋不起来，一心只希望文革早点结束，好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学业。
文革开始后，我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七类”。所以当不上“红卫兵”，也没有被“揪斗”，自然而然地成了逍遥派。
1966年国庆之前，我和班上的宓蓉位、朱雅琴一起到北京“串连”。我们住在北大第二体育馆里。9月30日，军代表告诉我们，国庆节我们将参加国庆游行，并会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一本袖珍版的“红宝书”，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啊！可就在我的手接过“红宝书”的一刹那，我象被雷电击中了：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突然清醒了。
“串连”回来后继续当逍遥派。在学校的日子里，就在宿舍里打毛线，抄书练钢笔字；一回到家，就翻出书本来复习和自学数理化。
文革中班里确实有个把人想整我。可我不是“黑七类”，也没有反动言论。抓不到辫子搞不到我，他们又不甘心，所以就指名叫我发言批判“白专道路”。我心里清楚，这是变相的批我。批就批吧，反正是批“白专道路”，还不算是批我（有点阿Q吧？）。记得当初我主要的论点是“功课越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论点， 论据，说得头头是道，连我自己都快相信我的大批判大道理了。总算过了关。
班上有一位同学写日记，被人偷看告发后被打成“反动学生”，她的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见拙文《反思和道歉》 ）。如果当初我被抓到辫子的话，看样子也逃脱不了她的命运。那时的我总觉得头顶悬着达摩克利斯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我不得不在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下艰难度日。
上山下乡，告别附中泪涟涟
“复课闹革命”给过我一点幻想，我多么想继续读书啊！12.21“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下达后，我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69年初，分配方案下来了。没有工矿，没有上海。一片红，全部外地农场农村。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连崇明农场都成了求之不得的地方了。凛冽的寒风中我到了玉虚家，和玉虚商量了很久。我们俩在六村里来来回回地走着，考虑着各种可能性。在玉虚分析帮助下我下了最后的决心，去江西吧。江西最近，又有大米吃。最好我能转徐汇区到和玉虚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在毕业分配的班会上，不少人提出江西是好地方，应该让工农子弟去，尽管工农子弟没有一个报名的，还是硬把名额留给了工农子弟。这时副班长毛同学出来说话了，说这个名额应该让陈琪去，说了一些理由。毛同学曾经是我的同桌，我们一直相处不错。文革开始后男女生不再讲话，这时候他能站出来为我讲话，让我很为感激。他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最后到云南插队，据说干得很不错。（网上查到：我班的“翁文樑、毛民耀、卢调龙等人毕业于上海复旦附中，同赴砚山县大稼依插队落户。离开稼依的若干年后，翁文樑先后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毛民耀先后任五华大厦总经理、世博园股份公司总经理。”）这次班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校在宝山县属杨浦区分配，要换到徐汇区谈何容易；到了江西后人生地不熟，要从上饶地区换到宜春地区就更难了。所以最终也没换到玉虚那里。
老师到我家来送“喜报”时我没在家，也不知是什么情境。报到期限将满，我还是定不下来。江西啊江西，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何是好？截止期的前一天，我想再去学校看看动静，母亲说：“你是去报到的吧？”我说，”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呢！“我明白母亲的意思了。从头到底，母亲没有说过一句留我的话。当天夜里，我蒙着被子哭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就去附中报了到，从学校迁走了上海户口。
走出校门，又回过头来面对着红楼默默地告别：再见了！附中，没想到我是这样离开你的。对不起，我辜负了你。原谅我吧！这不是我的错...
泪眼迷蒙中我带着破碎了的求学梦向着未知走去...
后记：
文革打破了我的求学梦。下乡后，虽被公社推荐作为“工农兵”上大学，张铁生的白卷又一次打破了我的梦......。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以高分考进了华东师大数学系，圆了我的读书梦。1984年，我又被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接纳为数学系硕士生，继而又考上了该校电脑科学系硕士生，于1988年获得了数学和电脑科学双硕士学位。遗憾的是，尽管电脑科学系接纳我为博士研究生，为了办绿卡，我放弃了这一机会。
（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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