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October 12, 2013

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四)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

  ◇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17〕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1986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18〕。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39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1949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19〕。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20〕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28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10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200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因为真理都是简单的,毛老爷子就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个字,就讲清一个道理,内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纲领,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个字。要动员和深入群众,你只能用这种办法。老邓也是:“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很明确。搞得很复杂的,人们反而记不住。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所以我说,口号就是要简单。十三大报告也好,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东西,有个基本概括。这个大家都很同意,觉得有道理。
  对于体制问题,当时十三大报告是有论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战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说的臃肿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主要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这些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市长,他就讲:“我是给书记打工的。”我心想怎么这么说啊?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把手说了算。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
  十三大开完以后,198710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老鲍就当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整个这期间,我的关系都在总参,还是借调。1988年底,老鲍跟我谈,是不是把关系调过来?我说,我还不想调过来,准备干一段还回部队。他就说,要不要给你调一下级,让紫阳给你们二部写个信,把你的级别解决一下。因为我在部队是副师级,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长比军队的正师职还要高。我说,算了,这也不方便。他说,你老不到职,部队怎么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说紫阳办公室可以写这封信。我说,算了。当年对当官儿的事,真没往心里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会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21〕的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会的一些会议,我们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2〕。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不听;或者说就是有意的,只要别出事,你怎么干我不管;还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饭。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工会副主席,也是个老干部,资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说,我不是为难你书记、市长。我是“小骂大帮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样,明明有些东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让我讲,那我、我的工会,在群众中就毫无威信了,这不行啊。其实他讲的是不错的,可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他这个人炸刺儿。
  我们那会儿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里、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1988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过在“六四”以后,这件事对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处”。因为调查组来一看,哎,这帮小子从1988年的10月份,就开始做“动乱”方面的研究了。
  ◇ 民主先从1000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22(1927-1949)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1976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23〕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1900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1949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13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13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1000人做起。而且这1000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20年的工作经历,起码15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 军队经商和“小舰队”
  我那时还提过一个重要意见。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经商,部队就垮了呀,这个不得了呀我说,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我说,我就知道,我们卖给外国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这个不得了哇军队是国家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这个我有研究,我毕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跟领导说一说。最好说一说。如果现在是权宜之计的话,要赶快收口。老鲍当时没表态,因为这事儿不归他管……我这次算是郑重地向上面提出这个意见,其它的问题我都没有个别交流过,都是在会上。
  政改研究室1988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24〕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应该讲,政改研究室的空气比较民主,老鲍这个人也比较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敢说。平常大家关系都不错,也一起打打桥牌。当然,我讲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当时老鲍不在。这里面,我算年纪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开会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聊。所以我就说了这些。后来呢,秘书长就报告老鲍了。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我这个话说得还是有点重,尽管语气很缓和,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都是人尖子,“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没有听不懂的,你瞒也瞒不了。后来老鲍说,那好,我们再开个会。他亲自到会。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但没有讲这些,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嘛。我就简单点了点,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多做点研究工作,多为常委服务。结果有人觉得不过瘾,就出来把那些意见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还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意见,是陈小鲁的意见。弄得我十分恼火当然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学生游行、绝食……当时我们很忧虑,一方面怕打乱改革开放的部署。你本来是逐步开放,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怕社会真搞乱了,社会、经济的各种难题就更难对付了,老百姓就倒霉了。这么一闹起来,社会一乱,“左派”势力就会起来,这个矛盾不可化解,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当时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只是担心,但后来它果然就来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来“六四”。
  ◇ 不再做违心的事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是随风倒,甚至于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还好,我因为在基层,没有官位无所谓,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私下骂骂江青,骂骂林彪,也无所谓。但是到“批邓”时候,我就不好办了,因为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了,你得执行命令,就是违心你也得说,没办法呀。所以我只好来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与谋”,溜之大吉,起码躲开了风口浪尖。“六四”这样一个大的风波,就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但是我们毕竟所处位置不同,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过去以后,紫阳已经被罢官、软禁了。然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吧,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中央有一个19号文件,讲动乱的。这个文件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别的我不好说,就说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事情,有这么点儿影子,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时,工作组被派进政改研究室了。牵头的老金,是中直机关党委的老干部。他人不错,比较客观。他们来了以后,就四下调查。当时,我们单位已经抓起来两个,老鲍一个,高山一个。上面的的确确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后来,工作组的人跟我说:你看看,我们搞了俩月,现在来查我们来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我说了三条。第一条呢,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并不支持动乱。第二条,赵紫阳没有反老邓。我当时原话就这么说的。第三条,当然,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我们一般是老鲍来传达给我们一些东西,是不是欺骗我不敢肯定。我举个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后,左派们一度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比如关于在“经济上反自由化”的问题,赵紫阳1987513号有一个“刹车”的讲话。老鲍给我们传达完以后说,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看过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点说,我揭发:老鲍告诉我们,五一三讲话是邓讲的。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赵的右倾,所以你们可以调查,如果老邓没讲,那说明老鲍给中央领导人造谣。其实,这些观点就是老邓讲的我就是“将”他们一军而已。
  调查的这些人也不是坏人,但是我真是有气。我说,你们跟“四人帮”搞得一样嘛。他们说,“哎呀,不能这么说呀。”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还好,人家觉得我讲话比较直,不和我计较。我说,这次动乱当中,我和室里一半以上的干部谈过话,不要上街。这你们可以查。他们查了确实如此。我又说,我们单位没有上街的,个别人去,那没办法。就是说没有以我们单位名义上街的。当时很多单位,打着团中央旗号,中组部旗号上街都有,我们有吗他们查了也没有。那你还要怎么样?
  ◇ 捕风捉影的文革遗风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中组部的一个领导先跟我谈,他一开始还说,哎呀,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什么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十多个人参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们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们没什么内幕,有什么内幕啊?
  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也讲上面说到那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支持动乱,就等于反党啊,他显然不属于反党。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他的“五四讲话”。他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他这是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对吧再次,我说,赵紫阳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我不知道赵紫阳本人怎么说,我没法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杨尚昆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白费了一个多小时。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19号文件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一些内容。那还是198958号,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27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25〕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因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这些内容。后来,这个朋友就给上面报告了。
  人家“通天”啊,这些话就让上面抓住了。这倒没成为我的罪状,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他能拿我怎么样这却成了赵紫阳的罪状!19号文件上面讲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后来我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儿来核实这件事呀,怎么能就这样写入中央文件了呢这件事,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说我“犯自由主义”,这我承认。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数人说过,跟几个朋友说过,确实也不该这样议论中央领导。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杨尚昆谈话中也说了这件事。当时我声明一点:“三张牌”的话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自由主义、妄议上面。但这个话,我从来没跟赵紫阳讲,也没跟鲍彤讲过。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没出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我就是私下议论了而已。我说,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不足以变成赵紫阳的问题吧。这是我负责任的话,不能像文件上写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杨尚昆也好,特别是老邓,可能真是认为“六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老邓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最后处分我们室的几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个同事就是跟一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就给个处分。还有个同事在福建私下说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说这个形势啊,赵紫阳怎么怎么样啦。中央不表态,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思想比较混乱。这种话,在别的单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发了,在我们单位就责令他做检讨。很能干的人,后来在使用上始终被压制。
  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你总书记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要给他编造别的东西。我就是这个观点。比如后面那个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就公开说,听说有些人要批赵紫阳的经济政策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哪里来的不就是老邓的改革开放吗谁批,谁将来要负这个责任,肯定是错误的。
  现在想想,他们也没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法律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且老邓有个讲话〔26〕嘛,没有这个讲话,还有退路。紫阳讲话无非就是说,学生是爱国的,你的动机是爱国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对。但是老邓讲了,这就是动乱,就没有退路了。那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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