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
以细节还原历史 让历史照亮未来
以细节还原历史 让历史照亮未来
作者：陈钦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4-1
页数：320
定价：36.00元
ISBN：9787535464828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3-4-1
页数：320
定价：36.00元
ISBN：9787535464828
内容简介
1.崔永元：我们真的知道北洋时代发生了什么吗？
这一时期，颁布实施了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
这一时期，社会氛围自由宽松，人民有广泛的自由，观念上百花齐放。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轮船；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
2.最真实、最全面、最有看点的北洋史书。一本书读懂晚清旧制度、辛亥大革命、北洋大历史：100张珍贵图片，30000多份文献资料，完美呈现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蔡锷、张勋、张宗昌等各派军阀集团的官场阳谋和厚黑诡计，重温胡适、王国维、陈寅恪、徐志摩、林徽因等文化大师的爱恨情缘，最大限度还原那段被扭曲的历史。
3.大型历史纪录片《北洋大时代》同名图书，随书附赠价值99元光盘。茅于轼、张鸣、岳南、解玺璋、何三坡、孙淳、周兵、贾元良等专家学者诚意推荐。
除了“军阀混战”，我们真的知道北洋时代发生了什么吗？
晚清帝国是怎么崩溃的？甲午海战中国为何会战败？中国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的第一人是谁？袁世凯是如何发迹的？他的官场秘笈是什么？“二十一条”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段祺瑞是如何三造共和的？“临时工”总统、“卖鱼总统”是怎么回事？徐世昌的官场八字诀是指什么？《时代周刊》封面上的首位中国人是谁？孙传芳为何惨死在一名妇女手上？张作霖是如何从草根崛起为“东北王”的？蔡锷是真心喜欢小凤仙吗？徐树铮是如何收复外蒙古的？张勋为何要复辟？张宗昌为何被称为“三不知道”将军？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重口味”的？
……
有关这个时代，我们不知道的真相还有很多……
作者简介
陈钦，著名历史纪录片策划、制作人、编导，坚持“以影像修复历史，以道德修身自我”的创作理念，一直努力使其作品成为影像版的《史记》。2011年，其创作的《国军抗战全纪实》甫一面世，便获得网络总点击过亿的成绩，刷新了中国纪录片的网络播出纪录，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馈。
此书是作者最满意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北洋大时代》的同名图书，为拍摄和写作《北洋大时代》，作者及其团队历时三载，奔赴50余家图书馆，查阅了30000多份文献资料，遍访了40多位名家学者，终使此书成为最真实、最全面、最有看点的北洋史书。
目 录
序 言
内容提要
第一卷 晚清风云
1 中国第一海军的崛起—解密甲午大海战（上）
2 中日第一次海上对决—解密甲午大海战（下）
3 没有次第的变革都是徒劳—再看百日维新
4 摇摆不定的宪政—清末预备立宪始末
5 中国史上第一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苏报案”揭秘
6 最麻辣的大清王朝催命符—保路运动的幕后
7 毁灭大清的晚清青年近卫军—新军哗变之谜
第二卷 皇族末路
1 向全世界宣战的女人—慈禧发疯之谜
2 逃！—辛丑国难中的慈禧
3 解密史上最大度的政治家—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
4 急病遇上了慢郎中—预备立宪中的载沣
5 史上唯一三上三下的皇帝—悲情溥仪（上）
6 亲剪辫子轰动世界—悲情溥仪（下）
第三卷 袁氏时代
1 狂放少年乾坤梦—袁世凯发迹之谜（上）
2 暴得第一桶金—袁世凯发迹之谜（中）
3 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第一人—袁世凯发迹之谜（下）
4 官场心计—中国陆军奠基者袁世凯的才干
5 半推半就称帝之谜—解密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6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7 民国没有他真不行了—帝国骄雄袁世凯的价值
8 爱国还是卖国？—诡异的“二十一条”事件真相之谜
第四卷 皖系掌权
1 坎坷少年英雄泪—段祺瑞的奋斗
2 当街长跪的大国总理—皈依佛门的段祺瑞
3 官员道德楷模—廉洁总理段祺瑞
4 拥兵逼宫促共和—段祺瑞一造共和
5 历史时空中最诡异的政局—段祺瑞二造共和
6 蹒跚实践民主共和—段祺瑞三造共和
7 一念嗔心毁共和—乱世棋子黎元洪
8 史上最会创收的总统—“卖鱼翁”冯国璋
9 乱世掌国艰难支撑—“文治总统”徐世昌
10 史上最会当官的官员—徐世昌官场八字秘诀
第五卷 直奉之争
1 卖布郎愤而从戎—曹锟正传（上）
2 贿选总统毁一世英名—曹锟正传（中）
3 喝粥也不当汉奸—曹锟正传（下）
4 《时代周刊》封面首位中国人—三不将军吴佩孚
5 书生学者从戎传奇—“学者军阀”吴佩孚
6 反日气节留青史—清廉将军吴佩孚
7 雄霸东南祸起萧墙—孙传芳之死（上）
8 急流勇退后的沉寂—孙传芳之死（中）
9 高僧神算寿命果天数—孙传芳之死（下）
10 草根英雄的创业奇迹—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上）
11 还原真实的东北王—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下）
第六卷 名将是非
1 色情与政治的无间道—蔡锷与小凤仙的爱情传奇
2 护国英雄还是乱世魔王？—护国将军蔡锷
3 收复外蒙古第一功—智勇将军徐树铮
4 冒名顶替上学成大器的大将军—王士珍
5 忠勇义士还是逆流小丑—忠武将军张勋（上）
6 复辟的戏剧性内幕—忠武将军张勋（中）
7 螳螂捕蝉迷局的幕后—忠武将军张勋（下）
8 情孽纠缠的“三不知道”将军—双面人张宗昌
9 最后的退路—北洋时期逃入外国使领馆的名人们
第七卷 反思北洋
1 晚清最大的瘟疫大解密—鲜为人知的东北惊天大鼠疫（上）
2 百年前的“非典”启示录—鲜为人知的东北惊天大鼠疫（下）
3 中国大学精神探源—国立北京大学
4 大师情缘 —王国维与陈寅恪
5 解密重口味的“五四”运动—文化反思录
6 唯美的情色追求—北洋时期的爱情故事
7 态度决定历史—经常认错的北洋政府
8 还原真相—北洋大时代原来如此
后 记
附 录
序 言
北洋时代——旭日之光
正如这首诗散发出来的气息一样，位于渤海、黄海，朝鲜半岛附近的北洋地域，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上了如“北洋水师”、“北洋舰队”、“北洋军阀”、“北洋政府”、“北洋通商大臣”等举足轻重的名字。《北洋大时代》创作者陈钦用还原尘封历史的学术态度以及全新、全息的纪录视角，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北洋大时代—一个讲真话的时代。
我曾积极关注当今国民对于“北洋”的态度变化，却发现长久未变的只有人们对北洋弊端的“黏稠化”，功绩的“稀薄化”。而真实的北洋时代，堪比林花匆匆，虽说自北洋后，昙花一现的民国宪政每况愈下，短短 30 载便攀折夭亡，但中国近代的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宪政史、艺术史乃至学运史、革命史统统能剜去某些时代，独独不能缺了北洋时期的席，否则便是“前不见古人”更是“后不见来者”了。可见“北洋时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篇章有多么笔势恢宏。
笼统地概括北洋时期，是指从 1895 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中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至 1928 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一统，这样一个前后共计 33 年的时段。如果算上晚清洋务运动中北洋系官员的作用，那么整个北洋集团影响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走上政治舞台，各具千秋。
2012 年 8 月，我与陈钦先生作为发起人，与北京希望公益基金会共同建立了中国抗战文化基金，以弘扬抗战精神、传播抗战文化为宗旨。在这本书里，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其实应该追溯到袁世凯时期。日本逼迫中国签署二十一条，首次引发大规模抗日风潮。袁世凯一度曾以抗日为使命，他临终时说，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执政者几乎都具有强烈的抗日情结。1931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曾是亲日派的段祺瑞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做到了大节不亏，严拒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威武不能屈”，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的曹锟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与日本亡华势力势不两立，保持了民族气节，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吴佩孚坚决拒绝日军拉拢当傀儡而死于日寇之手，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张作霖，由于不肯满足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无理要求，最终也为日军所害。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大抗日战争其实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拉开了序幕。
百年前的北洋时代，很多人都知道涌现了近百位人文思想大师，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的轮船；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时期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以为，因为己之私利或好恶而回避、舍弃或抹黑一个时代，其实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背叛，而给予人们以崭新的、正确的历史真相，实在是当务之急。
“以影像修复历史、以道德修身自我”是本书作者及同名纪录片总制作人陈钦的座右铭，他在影视创作及文字撰稿写作过程中曾对我说：“当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回望那段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顾百年前那些军阀们的所作所为，北洋时期的那些备受后人诟病的军阀们其实很多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很多都是维护国家利益、祖国统一、高瞻远瞩、厉行新政的改革家，他们是研究中国近现代进程时无法回避的最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是绝对无法抹杀的。”完全可以说，彻底终结几千年帝制、探索追求近半世纪共和的北洋大时代，是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穿过历史的迷雾，写真历史的本来，这是我们的愿望。不论是北洋时代，还是抗日战争。是为序。
贾元良（中国抗战文化基金 副主席）
内容提要
第一部 晚清风云
1. 中国第一海军的崛起—— 解密甲午大海战（上）1888年北洋舰队成军时，北洋水师已是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力量。为了彰显强大的海军实力，1886年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在巨型的铁甲舰面前，老旧落后的日本军舰相形见拙。为此，日本人感到深深的恐慌后，明治从自己内廷费用中贴补海军经费，甚至变卖皇家的藏品买来了最先进的军舰——后来被命名为“吉野号”。
2. 中日第一次海上对决—— 解密甲午大海战 （下）
一个是处在最脆弱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一个是疯狂成长的日本，两方在海军军事水平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北洋水师最为惨烈的损失。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然而早在甲午海战以前，俾斯麦就预言中日之战“日本必胜，中国必败”，这是为什么？中日同醒为何却渐行渐远？一次次错失掉历史机遇，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前列，这就是中国诡异而悲摧的近代史。
3. 没有次第的变革都是徒劳——再看百日维新
一直自诩是“天朝上国”的大清国，竟然被小小的日本击败。洋务运动以来种种美好的幻想都被这场空前的民族屈辱所打破，激发了变法图强的更加强烈的欲求。然而在康有为等人非常极端的“大变、全变、骤变”，“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做法下，最终导致变法很快失败。
4. 摇摆不定的宪政——清末预备立宪始末
晚清的宪政一直是个谜，再失去几次可以实施宪政的历史机遇后，清王终于被推翻。尽管晚清临终推出了比《宪法大纲》来更为进步的宪法，但为时已晚，已经无力挽狂澜。晚清宪政也成了这个王朝的殉葬品，一同成了历史。
5. 中国史上第一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苏报案”揭秘
满清政府在上海租界内，与自己治下的子民对簿公堂。不可一世的大清朝廷居然放下脸面，有勇气与自己的子民对簿公堂？这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是清政府是被逼的无奈之举？还是一个励志变革政府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姿态呢？
6. 最麻辣的大清王朝催命符——保路运动的幕后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一百年前，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正是发生在四川的这次运动，成了清王朝的“催命符”，这个催命符却是缘起于清政府的造福于民的决策，为打通千年蜀道，促进四川当地经济发展，决定建设川汉铁路，没想到……
7. 毁灭大清的晚清青年近卫军——新军哗变之谜
清庭为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采用西方的训练方法编练军队。决定编练新式陆军取代淮、湘旧军，以捍卫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政权但正是这支新军力量，成为后来辛亥革命多次起义中的主力，继而变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第二部 皇族末路
1. 向全世界宣战的女人——慈禧发疯之谜1900年6月21日，大清朝廷发布《宣战诏书》，其中“彼等”二字将除了中国本身以外其他各国统统列为敌人，这就意味着慈禧在向全世界宣战。
2. 逃！——辛丑国难中的慈禧
八国联军势如破竹，一路杀向紫禁城，慈禧只得带领众人一路跑到西安。战败后，慈禧被迫和洋人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等一行要“回銮”了，向陕西地方当局要车、要马、要民夫，西安府只好向四乡农民征用。3年大旱之后又逢人祸，人民苦不堪言……
3. 解密史上最大度的政治家——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领军人物，他的改革路线的正确性被日后东亚各国的崛起模式所证明。当年那些责难他没有见识的政客们上演复辟闹剧时，他却在家中玩儿弄孙，安享天伦，笑看潮起潮落……
4. 急病遇上了慢郎中——预备立宪中的载沣
1904年，中国国土上发生过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战争，日本与沙俄在我中国东北地区为争夺地区利益爆发战争，作为本土统治的清政府因无力抗衡两大强国而被迫宣布中立。而作为中国实际统治的载沣又是怎么选择的呢？
5. 史上唯一三上三下的皇帝——悲情溥仪（上）
他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一生三次登基称帝，又三次退位下野，从衔金含玉出生的人上人，到受人操纵的傀儡皇帝，再到劳动改造的阶下囚，最后成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心酸荣辱五味杂陈。他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
6.亲剪辫子轰动世界——悲情溥仪（下）
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帝，大清的倒台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他颇有才华，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他的的创造性思维更是超越了一个皇帝……
第三部 袁氏时代
1. 狂放少年乾坤梦——袁世凯发迹之谜少年的袁世凯颇有才气，满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一些励志名句：“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后来曾被广为传诵。
2. 暴得第一桶金——袁世凯发迹之谜
两次科举考试失败的袁世凯，决定投笔从戎，做一个像叔祖袁甲三那样的大将军。22岁的袁世凯有两个出路，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精明的袁世凯又会怎么选择呢？
3. 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第一人——袁世凯发迹之谜
1884年（光绪十年），驻扎在朝鲜的日军趁朝鲜内乱挟持朝鲜王室。国王李熙逃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这场战争直接影响着中国，日本，朝鲜，以后的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次的平叛不仅让使年轻的袁世凯名扬国内外，而且还招惹了朝廷上下的嫉妒，人事通达干练的袁世凯面临考验。
4. 官场心计——中国陆军之父袁世凯的才干
袁世凯小站练兵，练得精兵强将，引起了清廷的重视。后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们统治了中国30余年。一心练兵的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将领还是被卷入了一场清廷政治漩涡里，袁世凯在诡异的晚清政治局势中该如何周旋？
5. 半推半就称帝之谜——解密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大总统了，当时他搞的大总统已经是终身制的了，甚至可能成为家族制，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和大皇帝只有名义上的差别，为何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历史真如他的预言：没有皇帝的中国一定会重新陷入混乱吗？
6.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有人痛骂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有人称赞袁世凯是“共和先锋”；有人指斥袁世凯“丧权辱国”，有人认定袁世凯“曲线救国”。文革时期的陈伯达甚至将“卖国贼”这帽子正式戴到袁世凯头上，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数数归到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案。
7. 民国没有他真不行了——帝国骄雄袁世凯的价值
袁世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果然如其预言，失去他的中国陷入长时期的混乱，日本趁机占领了中国领土。“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赠给袁世凯。
8.爱国还是卖国？——诡异的二十一条事件真相之谜
被后人痛骂的21条实际上最后只签署12条，即便只有12条，袁世凯还想尽方法限制日本在中国使用这十二条，有力抵制了日本人在中国的恶略行径，日本在中国当时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巧妙地利用民间反日舆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
第四部 皖系掌权
1. 坎坷少年英雄泪——段祺瑞的奋斗段祺瑞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自居，人称“六不总理”，他就是北洋三杰之一，生平曾经三次缔造共和。但他的发迹史却有些让人心酸……
2. 当街长跪的大国总理——皈依佛门的段祺瑞
人称北洋之虎段祺瑞到底为什么信佛呢？是因为杀戮过多畏惧果报，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还是因为他真的看破仕途，一心归隐佛门。段祺瑞从来不和家人同桌吃饭；他只养鸡，但是只有几只母鸡，而没有公鸡。
信佛后的他反对妄动干戈，他说"国家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
3. 官员道德楷模——廉洁总理段祺瑞
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段祺瑞作为一个在解放后还有争议的北洋军阀，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4. 拥兵逼宫促共和——段祺瑞一造共和
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1912年2月12日，六岁的溥仪发布谕旨，宣布清帝退位。
5. 历史时空中最诡异的政局——段祺瑞二造共和
袁世凯的心腹幕僚阮忠枢受袁克定指派，试图动员段祺瑞再一次联络北洋将领，全国通电，拥护袁世凯称帝。段祺瑞
6. 蹒跚实践民主共和——段祺瑞三造共和
段祺瑞一生与共和联系最为密切，为了中国走向共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曾四次发电逼迫清帝退位，三番五次奉劝袁世凯放弃称帝打算并以行动抵抗，后以武力赶走张勋。段祺瑞以实际行动倡导共和、维护共和，这一点足以使他名存中华民族青史。
7. 一念嗔心毁共和——乱世棋子黎元洪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很多人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谁也不够资格当都督。就在大家争论不休的时候，当时武昌新军中一位德行操守有口皆碑的协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8. 史上最会创收的总统——“卖鱼翁”冯国璋
北洋时期民国总统的宝座就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但毕竟都是些“临时工”所以闹出的笑话也不少，笑话闹得最大的恐怕就是卖鱼的大总统冯国璋。然而这位大总统虽爱财却不曾贪赃，死后几乎没有遗产。
9. 乱世掌国艰难支撑——“文治总统”徐世昌
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厌倦了军阀割据、南北纷争的现状。当时的人们对于徐世昌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徐世昌是众多北洋系中唯一没有带过兵的总统。而他的执政思想却影响至今。
10.史上最会当官的官员——徐世昌官场八字秘诀
徐世昌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有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而这八个字又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第五部 直奉之争
1. 卖布郎愤而从戎——曹锟正传（上）1895年12月底的一天，距天津东南50里地的小站兵营里，有一个手拿武备学堂毕业证和哨官委任状的年轻人，忐忑不安地来到小站的“新建陆军督练处”，毛遂自荐。这个人的出现，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他就是曹锟。
2. 贿选总统毁一世英名——曹锟正传（中）
民国时期的总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就曾经坦言：“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面对非难和指责，曹锟不止一次当年怂恿他上台的政客们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
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3. 喝粥也不当汉奸——曹锟正传（下）
汉奸高凌蔚奉日本人之命前来拜访，当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看见汉奸高凌蔚，不禁勃然大怒，把烟枪往地上一摔怒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往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1938年2月4日，赋闲在家的曹锟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病重。
4. 《时代周刊》封面首位中国人——三不将军吴佩孚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刊登着一位留着胡须的中国军官，照片下注释为：中国最强者，吴将军。这位受海外瞩目的中国军人，曾是写对联算卦先生，而最后又成为当时统领中国的直系的大军阀，他就是吴佩孚。曾经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学者军阀。
5. 书生学者从戎传奇——“学者军阀”吴佩孚
一场战争，让吴佩孚从辉煌走向了低谷；一场狐假虎威的闹剧，让吴佩孚从统治几省的军阀没落成逃亡着；一场牙病，让吴佩孚离开了尘世。吴佩孚的清廉让后人称之为“道德模范”，吴佩孚爱国信念的坚定让后人为之赞叹，也许就是这位儒帅与众不同的传奇一生。
6. 反日气节留青史——清廉将军吴佩孚
到了北京，吴佩孚从简来到张学良的顺承王府，没有半句寒暄，直接质问张学良：“当年沈阳事变，为何不抵抗？”张学良解释说有不准抵抗的命令。吴佩孚当即发怒，拍桌子大骂张学良，骂完后罢拂袖而去。
7. 雄霸东南祸起萧墙——孙传芳之死（上）
1935年11月13日，下午2点，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传来三声枪响，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手拿勃朗宁手枪，对面一位潜心诵经的居士应声倒地。这个女刺客名叫施剑翘，而死者，正是昔日威震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施剑翘为什么要刺杀已经身为居士的孙传芳？普度众生的佛堂，为什么瞬间变成触目惊心的凶险之地？刺杀背后，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还是另有隐情？
8. 急流勇退后的沉寂——孙传芳之死（中）
施剑翘经过一个算卦的小摊，无意间瞥见了一堆杂物当中的孙传芳照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仇人的面孔。她花高价买下了这张照片，打算按照照片来寻找仇人孙传芳。但是，仅凭一张数年前的旧照片，又怎么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将他辨认出来呢？
9. 高僧神算寿命果天数——孙传芳之死（下）
有一名高僧曾告诉孙传芳，他的寿命只有50岁，而孙传芳活到了51岁生日。因此，他生日那天便很高兴，自以为改变了命运。孙传芳怎么也不会想到，数月后，他的生命果然戛然而止。
10. 草根英雄的创业奇迹——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上）
皇姑屯事件。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全国，无人不晓。它流传至今，却仍然是一个谜。而事件始末真相，史上众说纷纭。张作霖一生称霸东北，无人敢撼。这样的大军阀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在此之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大军阀之路？
11. 还原真实的东北王——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下）
历史上有人骂张作霖是卖国贼，但是张作霖没有把一寸土让给过日本人。他是北洋军阀在东北百姓心中永远不朽的传奇……
第六部 名将是非
1. 色情与政治的无间道——蔡锷与小凤仙的爱情传奇蔡锷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被传唱了近百年，正所谓“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那么到底是蔡锷真的喜欢小凤仙，还是蔡锷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把小凤仙当作一颗棋子？
2. 护国英雄还是乱世魔王？——护国将军蔡锷
蔡锷在短暂的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和历史潮流，他振臂一呼，袁世凯称帝梦碎，同时战火再起国家随之再次分崩离析，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不得不前往日本养病。在日本福冈一家医院度过他人生最难熬的半年。
3. 收复外蒙第一功——智勇将军徐树铮
徐树铮13岁便考中了前清的秀才，30多岁就成为全国陆军统帅，被世人称为“小扇子将军”，智勇双全收复外蒙建立奇功。因为他不尊重黎元洪，后者一怒一下违背法理罢免总理段祺瑞，导致共和之体从此崩溃。而他的个人结局也让段祺瑞后悔不已、终身自责。
4. 冒名顶替上学成大器的大将军——王士珍
由于南方口音中‘王’、‘黄’不分，黄士珍变成王士珍，勤务兵也变成了“德威上将军”。冒名顶替上学终成大器，而他的人生又是怎么样呢？
5. 忠勇义士还是逆流小丑——忠武将军张勋（上）
张勋出身贫寒，但有过许多义举，他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誓死保卫过国家的主权，为人忠义。其深受清廷厚恩，一直以“大清繁荣”为己任。有人说他是复辟的小丑，有人说他是忠义之士，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少有人知道他居然是一表人才、一手好字、有情有义……
6. 复辟戏剧性内幕——忠武将军张勋（中）
在旁人看在，张勋复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丑闻，倒行逆施自然是行不通的，但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正的需要一个人来统治，来改变当时的乱象，也许这个人真的就是皇帝……
7. 螳螂捕蝉迷局的幕后——忠武将军张勋（下）
在张勋走投无路的时候，张勋只好自请开缺，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人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我只是顺应天命人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行吾道不孤，凡我同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
8. 情孽纠缠的“三不知道”将军——双面人张宗昌
他却是一个凭借实实在在的努力实现了自己“民国梦”的草根典型，张昌宗本人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少钱和有多少姨太太，于是乎人们送给了他一个“三不知道”将军的外号。他的事业失败因为他没钱了，兵不可靠，他的死也与一个姨太太有关……
9. 最后的退路——北洋时期逃入外国使领馆的名人们
北洋时期，由于政局多变，很多名人都有过逃进外国使馆避难的经历。如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盛宣怀、孙中山、黎元洪、张勋，而李大钊成为这类人群中唯一没有幸免的避难者。
第七部 反思北洋
1. 晚清最大的瘟疫大解密——鲜为人知的东北惊天大鼠疫（上）发生在上世纪1910年10月～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流行性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病毒传播之速危害之大震惊世界。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清廷果断免去国际著名防疫专家迈斯尼防疫职务，大胆任用中国人伍连德全权负责防疫工作……
2. 百年前的“非典”启示录——鲜为人知的东北惊天大鼠疫（下）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大瘟疫爆发后，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成为晚清政府最大的亮点。“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惟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从2003年非典到东北大鼠疫，都告诉我们一个一个道理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3. 中国大学精神探源——国立北京大学
有容乃大，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能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北大的“大”。而在错综复杂的北洋时期北大又是什么样的呢？北大的精神有是什么样的呢？
4. 大师情缘 ——王国维与陈寅恪
在王国维的里衣中，人们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句话引起了外界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诸多猜测。王国维与陈寅恪之间复杂的情缘一度成为佳话。
5. 解密重口味的五四运动——文化反思录
很多人将当下国人的道德缺失归责于改革开放，其实，当今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之源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重构五四精神和价值，对于急需构建理性社会的中国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6. 唯美的情色追求——北洋时期的爱情故事
如果说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的爱情是悱恻缠绵而又纯洁美好的话，那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绝对可以称得上曲折坎坷而又惊心动魄。
7. 态度决定历史——经常认错的北洋政府
北洋大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时期之一，北洋政府近20年的统治，先后组成五届国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代表民主共和的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在这些被尘封的历史面前，很多历史学者不由地感慨：北洋时期创造了人民最自由的时代，却是北洋政府统治阶级自身最不自由的的时期。
8. 还原真相——北洋大时代原来如此
北洋，是一个被后人丑化的时代。终结几千年帝制、探索追求近半世纪共和的北洋大时代，其实是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第一卷 晚清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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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晚清风云
◎ 北洋水师曾是排名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力量，为何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天朝大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洋务运动营造出来的美妙泡沫瞬间破灭，维新派鼓动光绪变法图强，却害得光绪差点丢了皇位……◎ 晚清皇室也要学英国、日本搞君主立宪制，却舍不得丢下手中的权力，最终导致宪政沦为清王朝的殉葬品。
◎ 创作《革命军》的年轻革命者邹容是如何被杀害的？“苏报案”发生后，为什么清王朝愿意与治下的子民对簿公堂？
◎ 清廷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为什么就导致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清廷编了新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为什么新军反而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1 中国第一海军的崛起
——解密甲午大海战（上）
1894 年 9 月，在中国的黄海海域，亚洲第一场现代海战打响。交战一方是已经经过 30 年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方是经过长期闭关自守后刚刚开始掀起“洋务运动”的晚清时中国。
海战历时 5 个多小时，双方投入的舰船吨位加起来总计约 10 万吨。
战斗结果，中国舰队损失 5 艘军舰，千余名官兵阵亡；日本舰队也有 5艘军舰受到重创，但无一沉没，600 多名官兵阵亡。
从数据上看，只能说日本舰队小胜，中国舰队也并非是完败。这似乎是一场关系不甚重大的战斗，但事实并非如此。深究影响这场战斗成败的历史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其中颇多发人深省之处。
可谓是，中日同醒却渐行渐远。
明朝开国后，中国的海疆不断受到倭寇的袭扰，为防倭寇，明王朝下达了禁海令。到清朝康熙年间，为了对付割据台湾的郑成功，清王朝又下达了迁界禁海令。从此中国沿海“寸板不得下海”，更别提什么海军了。
到了清朝末年，一波又一波的“强盗”从海上而来，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高高在上的皇族终于明白，没有海防的中国，只能是列强嘴边的肥肉，什么时候想吃一口就吃一口。大清皇族下定了决心强国以抗列强。
于是从 1861 年开始，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大清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们提倡“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大清国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
5 年以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培养第一批近代海军人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立即批复同意。从这所学堂里走出来的严复、魏翰、邓世昌、刘步蟾等人，后来不仅成为了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在学堂的第一批学员中，清政府又选送了一批学生去英、美等海军发达国家学习。
与此同时，清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拿出 400 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这笔钱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 5%，要知道那时的中国还承担着巨额的战争赔款，拿出这 5% 做海军军费，实在难能可贵。用这笔钱，李鸿章在 1875 年向英国订购了 4 艘炮舰，1879 年又向英国订购了 2 艘巡洋舰，后来又陆续向德国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
到 1888 年北洋舰队成军时，北洋水师已是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力量。为了彰显强大的海军实力，1886 年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在巨型的铁甲舰面前，老旧落后的日本军舰相形见绌。为此，日本人感到深深的恐慌。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学生的姿态，接待了来访的中国北洋舰队。将日本人的反应看在眼里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脸上志得意满。但正是这次出访，不仅让日本加快了赶超中国的步伐，也让日本坚定了中日之间早晚一战的决心。
几乎与中国同时，日本也开始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当时的明治天皇，看到了西方国家强大的舰队、高度发达的经济，也看到了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他预感到，未来的世界是属于海洋的。为了实现海军强国梦，明治不惜从自己内廷费用中抽出 30 万元贴补海军经费，也要海军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明治的举动影响很大，收效也很大，日本所有商家、贵族纷纷捐款，为海军筹集了多达 100 万元的经费。
同时，明治还号召国民吃西餐、穿西服、说英语。日本全国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社会制度也渐渐由原来的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化。
日本国内为海军培养基础人才的学校相继建成，到了甲午海战开战前夕，日本已经能自主培养海军的基础人才，甚至可以自主建造一些舰船。1891 年，英国同时向中、日两国推销一种快速巡洋舰。
这种舰船不仅装甲牢固，主炮口径巨大，而且有 10 门 6 英寸的快速炮，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猛的军舰之一。可惜清政府在那时已拿不出钱来购买这样的军舰，而日本天皇在看过军舰图纸后，立即决定买下这艘军舰，哪怕是变卖皇家的藏品也要凑足费用。最后日本如愿以偿，这艘军舰到达日本后被命名为“吉野号”。
就是这样，日本海军无声无息地逼近和超越了中国海军的实力。然而，对这一切，信息不通的清室皇族浑然不知。
从日本访问归来，清室皇族“恩威四海”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于北洋舰队的强大实力，英美等国也忌惮三分，大清国来自海上的威胁也越来越少。基于以上原因，北洋舰队在自己的母港里停泊了七年未动。在这七年里，中国海军实力止步不前，甚至连个像样的指挥体系都没有。
北洋的水师提督丁汝昌一生没有学习过海军指挥，更没有海战的经验，仅仅是靠资历获得了水师提督的官衔。清政府也清楚，丁汝昌管不好北洋舰队。于是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作为丁汝昌的副官，代替丁汝昌管理和训练北洋舰队。
琅威理接任初期，北洋舰队军纪严明，战斗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正因为有这样的形象，李鸿章才敢提议北洋舰队访日。
可是后来，北洋舰队官兵中洋人和中国人矛盾越来越严重，直至发生了“香港撤旗事件”，琅威理愤然离职。著有《中日甲午海战见闻记》的英国人泰莱认为，琅威理的离职也是北洋舰队失败的开始。
赶走了琅威理，北洋舰队的军官们也不服没有海军经验的丁汝昌。泰莱在书中记述，其实北洋舰队的指挥权落到了左翼总兵刘步蟾的手中。这样一个等级不明、指挥多头的舰队，装备再好打起仗来恐怕胜算也不大。
北洋舰队的最高指挥官李鸿章，以及清室皇族，也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来这里面有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社会因素，二来他们也不懂海军，除了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也别无他法。
七年时间里，北洋舰队停滞不前，日本海军埋头赶超。到了甲午海战爆发前一年，无论是从舰船吨位、舰船先进程度，还是战斗人员素质，中国舰队已被日本舰队远远地甩在身后。
2 中日第一次海上对决
——解密甲午大海战（下）
光绪皇帝牢记“失寸土者不得入祖宗灵位”的祖训坚决主战，慈禧太后也觉得连“扶桑小国”也要欺负大清，实在是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于是在 1894 年的 8 月 1 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在陆地上的战斗，中国军队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只得不停地向朝鲜增兵。于是，北洋舰队就成了海上增兵的“保护神”。而此时的日本海军早就羽翼丰满，他们集结在日军佐世保海军基地，等待着和北洋舰队面对面的那一刻。
1894 年 9 月 15 日，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的 10 艘军舰和 8 艘后勤船只，护送陆军的 4000 多名士兵奔赴朝鲜战场。早在佐世保港待命的日军舰队，哪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中国舰队起航的同时，日军舰队也得到了起航的命令。中国舰队在卸下 4000 名士兵返航的途中，就和日本海军在黄海海面上相遇了。一场亚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战，在中日之间爆发。
战斗开始时，双方之间的距离是 5300 米。北洋舰队的定远舰首先向日军舰队开炮。在这个距离上北洋舰队虽然大炮射速慢、舰船的航速也慢，但是还吃不了大亏。但是，双方距离越来越小，日军舰船射速快、航速快的优势渐渐显露。战局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北洋舰队 5 艘军舰先后沉没，而日军舰队虽然也有 5 艘舰船受到重创，但是全部都开回了自己的母港。
战斗一直持续了 5 个多小时，在下午的 2 点左右，北洋舰队的致远舰，受到了日军的吉野舰和高千惠舰的夹击，舰身多处受到重创，炮弹全部打光。管带邓世昌对舰上官兵说，“吉野”是日军旗舰，只要击沉了它，日军舰队就会不战而败。舰上几百名官兵遵从邓世昌的命令，驾驶致远舰全速向吉野舰撞去。吉野舰上的官兵大惊失色，除了全速规避，还命令舰队其他舰船向致远舰齐射。最后致远舰中弹沉没，舰上官兵仅有 7人生还，邓世昌与其他官兵全部殉国。
4 个月后，在中国威海卫基地避战的北洋舰队，被日军舰队堵在了家里。一场恶战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舰队长官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战败后服毒自杀以谢国人。
晚清政府“砸锅卖铁”换来的北洋舰队，在组建了仅仅七年以后就灰飞烟灭了，随同北洋舰队灰飞烟灭的，还有大清帝国的复兴梦。
1896 年，甲午海战结束后，李鸿章率队访问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只是礼貌性地接见了他们。对于李鸿章，俾斯麦也只是礼貌地回答了他三个问题，就把他晾在了一边。其实，在甲午海战以前，俾斯麦就预言中日之战“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他清楚地看到，日本谋求的是国家根本的改变，而中国只是把战舰“买了回去，也就算了”。
公正地说，晚清时的中国政府，不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政府，他们为强国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对于一个买来的海军来说，七年时间根本谈不上形成战斗力，更何况那时的中国也没有相应的工业基础来配合海军。炮弹靠买、军舰靠买，甚至连军舰的维修都要靠外国人来完成。晚清政府意识不到这种情况暗含的巨大危机吗？事实并非如此，否则也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公派留学生。
历史已经把晚清政府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冗繁陋习，几百年来放弃海防酿成的恶果苦酒，都让晚清政府一并吞下，不管它愿意还是不愿意。
必须指出的是，不是清朝海军太弱，而是日军太强大。日本海军在创立之初就处处以强大的德国海军为师，外强中干的北洋舰队完全不是日本“狼群”的对手。就连当时世界军事强国“北极熊”—沙皇俄国，也在十年后与日本海军的战斗中惨败而归，俄海军司令战死，俄国霸占的库页岛和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尽数归了日本。
“一战”时，日本迫不及待地向它的老师德国宣战，抢夺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利益。从那时起，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极度膨胀。“二战”时，日本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其实在甲午海战就埋下了祸根。
回顾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当时正处于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实际上正是最虚弱的时期，而日本却处在疯狂成长接近巅峰的上升期。
有历史学家评价这段历史时说：“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机太早，那时中国刚刚正处于上升期，再有五年的建设国力足以战而胜之。而甲午战争正相反，开战的时机对于清朝是明显迟了，如果提前五年甚至两年，那时的日本完全不是清朝的对手。”
一次次错失掉历史机遇，一步步落后于世界前列，这就是中国诡异而悲催的近代史。
3 没有次第的变革都是徒劳
——再看百日维新
1894年，即甲午年，日本对朝鲜、中国发动侵略而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一直自诩是“天朝上国”，竟然被小小的日本击败。洋务运动以来种种美好的幻想都被这场空前的民族屈辱所打破。中国人放下了自大的心态，激发了变法图强的欲求。
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动员了各省在北京的举人1000多人，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拒绝与日本媾和，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从此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年轻气盛的光绪当然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他也希望变法图强。但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救国，其实他也懵懂得很。
当时以康有为首的维新派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来改名叫《中外纪闻》，传播当时西方各国变法革新的思想，其中尤以英、德、日、俄等国的君主立宪思想为重。1895年秋，康有为又于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其时袁世凯尚未去小站练兵，也作为强学会发起人之一。由此就可以理解了维新派会要求袁世凯参与“围园劫后”。
到了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和青岛港，随之而来的是列强竞相跟进，强迫清政府租借沿海港湾，争划势力范围，中国逐渐形成被外敌瓜分的趋势。康有为再次向光绪上书，提议仿照日本实行开明专制，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设立议院。康有为的这些意见经过光绪老师翁同龢之口传达给光绪，开明专制之说恰好迎合一直被慈禧压制却想有一番作为的光绪之意，光绪由此决定变法。
1898年6月11日，在征得慈禧的同意下，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一直到9月21日变法失败，变法只维持了103天。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短短几天时间内，上谕如雪片飞下，令人目不暇接。
短短103天内，光绪先后下达新政上谕180余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300多个方面，动作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帝和维新派人物，将国家当成了试验品，他们缺乏计划和急于求成，造成局势一片混乱。
维新派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就可以强力推行变法，致使变法新政不仅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甚至一些传统知识分子对这样的变法也心怀不满，因为废除科举这样的政策也堵住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因此，变法受到的阻力一直就很大。
当时很多变法上谕都成了一纸空文，各地官员都持观望态度。而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七八月间，形势进一步恶化。这时恰好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他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维新派指望由这位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来化解当时新政无法推动的局面。
9月18日晚上，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身处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其原文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慈禧之前已经对光绪说过，如果再这样急功冒进，就废黜他的皇位。这时听到要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再也坐不住了，马上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软禁了光绪。
“百日维新”由一班书生加上无权的皇帝推行，显得幼稚而无力。他们只是在士大夫的小圈子里进行动员，除了依靠皇上以外，找不到什么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积了两千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个人，拿着一知半解的新学、西学知识，又怎能扫得掉？
毫无政治经验的维新派想通过皇帝的“乾纲独断”，下道圣旨，自上而下实行改革，收到高屋建瓴的效果，功成一役。而当时同样具有维新思想的袁世凯考虑得则更为成熟，他提出要先搞试点，功成后“循法推广”的试验法。这同康有为全面铺开，成了则一下子完成，失败了全部完蛋的做法大不相同。可惜光绪并没有采纳袁世凯的建议。康有为等人是“大变、全变、骤变”，“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说得痛快，做起来就难了。这也为最终变法失败留下了祸根。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宣传开明专制，反对暴力革命。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成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就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同时，这次复辟失败也宣告维新派就此告别中国历史舞台。
4 摇摆不定的宪政
——清末预备立宪始末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连李鸿章也承认洋务运动不过是纸糊的房子，经不起真正的风吹雨打。这时一些开明之士已经认定，中国的症结不仅在于“技不如人”，更在于“政不如人”；仅仅是“君民一心”、“上下相通”不能治除中国的病根，必须进行政体的改革。
宪政思想最早的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遗憾的是，“百日维新”在慈禧太后的反扑下失败了。但事隔不到两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被迫带着光绪跑到了西安暂避。清政府已难以维持旧有的统治秩序。为了自救，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昭改弦更张，实行“新政”。
然而“新政”了无新意，只是在炒戊戌变法的冷饭，远远满足不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要求。朝中和社会上一些开明人士不断发出求变政体的呼声。社会名流张謇在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归来后，就立宪问题多方奔走联络；1904年2月19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联电奏请变法，说中国面临极其危险之局面，要想挽救，“惟有急宣上谕，誓改前非”；4月，出使法国的大臣孙宝琦又奏请立宪。
1904年日本与沙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爆发战争，清政府因无力抗衡两大强国而被迫宣布中立。国内的立宪派与守旧派此时也展开了争论，对他们而言，谁胜谁负直接关系到立宪国与专制国谁优谁劣的问题。日本最终胜出使人们相信立宪可以救亡图存，宪政改革的呼声由此大涨，再加上革命派力量日渐壮大，海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经开始动摇清朝的统治根基。清政府惊恐万状，终于勉强接受了立宪派的建议。
1905年慈禧派出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了6个月，先后访问14个国家，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专制，若想富强，只有“采用立宪政体”。 而在此期间，国内的顽固派势力仍坚决反对立宪，认为立宪会造成皇权的削弱，使汉人得利—这也正是慈禧所担心的。
顽固派当时提出：中国情势与外国不同，因而实行立宪，必然导致皇权被削弱；实行民主，但国民素质低下，根本不知有了权利怎么行使；实行自治，居心叵测之人便会掌握地方命脉，非常危险。
立宪派官员反驳：国民素质的高低全在政府劝导，如坐等提高，永远不能立宪，只有先事预备立宪，引导提高国民对民主的认识程度；正因中外情势不同，才定为预备立宪，而不是立即实行。曾经在戊戌变法中背弃“维新派”的袁世凯，此时坚决主张立宪，甚至表示“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
慈禧最终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她决定师法日本，与明治维新一样从改革官制入手，1906年9月1日，慈禧下诏宣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计划方案，至于何时能够真正实施立宪，则隐晦不言。
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也不管慈禧的内心动机如何，以政府文告的形式首次对宪政加以肯定，也即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予以否定，其里程碑式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清政府由此进入预备立宪时期，在这之后，清廷先后设立了资政院和各省的咨议局。这已经具备了西方议会政治的一些初步特征。
1908年 8月27日，清政府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大纲》共23条，其中14条是强调君权的，9条是给臣民设定的一些权利。如《宪法大纲》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结社等事准其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等。另外还有一些规定将司法权划归“审判衙门”，实际上取消了皇帝的最高审判权。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的文件，这也反映出清廷在君权问题上的矛盾态度。史学家对其褒贬不一，但它在中国宪政史上的开创性的地位还是不容抹杀的，可以说它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座重要的界碑。事实上，晚清新政时期，人民在言论、出版、办刊、组织社团、集会示威诸多方面有着广泛的自由与权利，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人民享受自由与权利最多、最好的时期之一。
皇族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皇族），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皇族）。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以后，清廷规定了长达九年的“预备立宪时间表”，计划于1916年举行全国选举，1917年才召开国会。但是，历史已经不愿意给清廷这一缓冲时间了。1908年农历十月，执政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和被囚多年的光绪帝相继死去，以宪政为核心的清末新政的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了摄政王载沣身上。无论是在资望上，还是在才干上，载沣都难堪大任，而他亲手所为的下面两件事则直接导致了清末宪政的夭折，甚至成为压死“大清帝国”的最后两根稻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皇族），度支大臣载泽（皇族），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皇族）。
载沣在1911年5月组织了新内阁，同时撤销了军机处和旧内阁。在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贵族占9名，其中皇族占6名，时人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成立后，一时舆论大哗，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立宪派开始对革命派的态度有所转变，有的不那么反对了，有的理解和同情了，有的甚至支持和投身革命了。清廷的这一举动，可以说大失天下人心。
第二件事是载沣宣布将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后来发展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清廷从湖北调兵镇压，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民变，直接引发了后来的武昌起义。清廷的统治陷入土崩瓦解。
此时摄政王才如梦方醒，他急忙下罪己诏，宣布解散“皇族内阁”，召开国会，赦免政治犯，并命资政院速立宪法。资政院仅用三天就起草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911年11月3日，摄政王正式公布《十九信条》，并宣布立即施行，企图以此抵制风起云涌的革命。
如果抽象地看《十九信条》，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宪法文件。该条文中大大削减君权，而归权于国会。尽管比起《宪法大纲》来更为进步，但为时已晚，已经无力挽狂澜。1912年3月12日，清帝宣布逊位，清王朝宣告灭亡。晚清宪政也成了这个王朝的殉葬品，一同成了历史。
5 中国史上第一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苏报案”揭秘
1990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开始正式实施。各方媒体都高度评价了这部法律，说它开了中国历史上“民告官”的先河。然而，现在绝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早在这部法律实行的一百年前，当时的清政府就已经在上海租界内，与自己治下的子民对簿公堂。
不可一世的大清朝廷居然放下脸面，有勇气与自己的子民对簿公堂？这是一个怎样的案件呢？清政府是被逼得无奈之举，还是一个励志变革政府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姿态呢？
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屈辱的《南京条约》让中国沿海的数个城市成了通商口岸。上海城内也出现了有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租界里的外国人除了带来了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商品和科技，也带来了中国从未有过的媒体形式—报纸。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胡璋的人开办了一份名叫《苏报》的报纸。起初这份报纸并没有什么特别，据说开办初期还因为刊登黄色信息，被法租界处理过，这份报纸几经易手后到了一个叫陈范的人手上，由于改版后更加贴近当时的政治生活，很快成为当地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
当时，列强的枪炮打醒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唤醒了全国上下强烈的变革图新的需求，于是朝廷开办新学，希望培养一些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的人才。
同时，清廷对一些新事物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报纸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在上海滩办报的人也越来越多，报上的内容也开始逐渐丰富起来。因为报纸的兴起，20 世纪初的大清帝国，再不是只有皇帝一个人的声音了。变法维新派和早期的革命者积极在报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成为当时的潮流。
当时有个叫南洋公学的学校，学生思想比较激进，校方越打压学生们闹得越凶，最终竟演变成了学潮。《苏报》抓住了这样的社会热点，在报纸上开办了一个叫《学界风潮》的栏目，连载这次学潮的发展和变化。这个栏目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像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一些当时顶尖级的教员，也来为《苏报》撰稿。很快《苏报》就成了当时学潮、爱国学社以及教育会的一种机关报。
起初，清政府对这些言论基本上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随着革命思潮在民众当中的涌动，《苏报》上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从最初的排满发展到公开主张革命。1903 年的五月初五，《苏报》介绍了两个人及他们的著作：一个是章炳麟及《驳康有为政见书》；另一个就是从日本回来的革命者邹容，以及他写的《革命军》。这两本书迅速风靡，公开呼吁革命，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惊恐。按照清廷的法律，公开发布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应当凌迟处死。可是这份报纸是在英租界的地盘上办的，清廷不敢派人到英租界的地盘上去抓人。但如果放任这些颠覆政府的言论，清廷的威严何在！
经过几轮协商，列强终于同意清廷抓捕邹、章二人。警察赶到时，章炳麟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面逃走，听说章炳麟被捕，不愿独自逃离，毅然到衙门自首。
列强虽然同意清廷抓人，但是提出案件必须在租界内审理，判罪后还要在租界内的监狱来执行。当然列强也给了清廷一点面子，同意由清廷来主持这次审理；不过审判形式上要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通法庭形式，也就是当庭控辩形式进行。于是一幕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堂堂大清王朝，在外国人的法庭上控告自己的臣民，这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民平等地对簿公堂。
《苏报》案发生后，当事人之一的章炳麟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年仅 20 岁的民主革命先驱邹容则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作为清末时期典型的文字狱案件，《苏报》案曾经轰动一时。这是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次通过法庭公开审理案件。控辩双方陈诉自己的观点，提交证据，而法官是根据证据而非个人的判断来判案的。这对几千年来习惯了“官老爷”一个人说了算的中国民众来说，无疑带来了进步的空气，彻底打破了皇权神圣的观念。也许当初清廷有勇气同意使用这种公开审理的方式，就是想告诉民众，朝廷是有变法维新的决心的，他们也在同步进行立宪还政于民的努力，可惜这样的决心与努力来得太晚了。
这样一个中国史无前例案件的审理，使得当时反清的革命党人和众多媒体发现，他们在租界内从事舆论宣传，可以回避清廷制裁。从此，租界内就成了反清革命人士的大本营，反清舆论迅速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苏报》案，成了清王朝灭亡的最响亮的丧钟。
6 最麻辣的大清王朝催命符
——保路运动的幕后
四川历史上以难治易乱著称，一千年前，古人对四川就有过这样的评价：“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一百年前，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正是发生在四川的这次运动，成了清王朝的“催命符”。
清朝末年，清政府为打通千年蜀道，促进四川经济发展，决定建设川汉铁路，该铁路西起成都，东至汉口，全长 3000 多公里，一旦修通，天堑变通途，铁路本身的利润丰厚固不待言，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更是诱人，当时清廷准备对这条铁路进行官办官修，但始终难以筹措到资金。
1903 年 7 月，在留学生们的建议下，锡良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这一建议对清廷而言无异于既省钱又修路。很快，在第二年 1 月，在清廷批准下，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公司成立时，明确排斥了外资。
清政府扩大了筹措铁路资金的渠道，资金主要来源“田亩加赋”，
即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 3%。当时，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所有四川人都成了这条铁路的利益攸关者。当时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谈论的话题都是“股票”。对他们来说，一旦铁路修建起来，“股票”有望兑换成银子。
1905 年，湖广总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张之洞，用 675 万美元从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但是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又将经费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仅锡良一人就挪用了 300 万两。这些问题直接导致铁路修建进度缓慢，川汉线居然因为先从东西某一端开修的问题而扯皮几年时间，连最基本的勘线都没完成。而早在 1900 年就动工的粤汉线，一开始即为官督商办，全长 1095.6公里的铁路只动工了不到 100 公里的长沙—株洲线，进展十分缓慢。
1911 年 5 月 9 日，清政府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将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归国有，并把路权抵押给英、美、法、德四国银行财团，用以举借 600 万英镑的外债。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路权的消息在革命党人的宣传下很快传到四川。
四川人民为保障自己利益，打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旗帜。 1911 年 6 月 17 日，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喊出“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市民罢市，学生罢课，一场如火如荼的保卫路权运动在四川各地蔓延。
然而，这一场开端仅仅是维权的保路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暴力革命的呢？
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在当时，反清意识在普通民众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革命党人大力的反清宣传，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独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孝义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哥老会是当时蜀中非常强大的民间反清帮会，在湘军中影响尤为巨大。
清廷震怒，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决定武力镇压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以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十几名运动领袖。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数百名人员或死或伤，史称“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彻底激怒了四川民众，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 10 天就发展到 10万人。
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全省范围的反清起义，使清朝在四川的统治陷于混乱和瓦解，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浪潮空前高涨。随后清政府派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成功提供了绝好机会。
起义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的。在赵尔丰开始对激进分子大肆逮捕后，这次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同盟会立即明确要求：“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成都附近各州、县得到消息后，民众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纷纷武装起义，从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发生激战。全川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破竹，武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11 年 10 月 10 日，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接着，各省相继以不同方式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起义的风潮中，四川荣县率先宣布独立。11 月 22 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了蜀军政府。
四川保路运动宣告胜利结束，清朝长期在四川的统治随即画上了句号。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经典的运动式革命案例，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线，是清王朝的一道最麻辣的“催命符”。
7 毁灭大清的晚清青年近卫军
——新军哗变之谜
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岛国日本，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也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引发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军队的思考并纷纷提出建议。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采用西方的训练方法在编练军队，便决定编练新式陆军取代淮、湘旧军，以捍卫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政权。但正是这支新军力量，成为后来辛亥革命多次起义中的主力，继而变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主体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而参与逼宫，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这两支新军曾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
1903 年，清政府以推行“新政”的名义，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任总理，袁世凯为会办，而后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准备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每镇总人 12500 余人，由统制率领。
新军的士兵采取募兵制，应募士兵在年龄、体格、文化程度等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中下级军官多由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也任用一些学习军事的归国留学生，或文化素质比较高、眼界开阔的优秀人才。
在这之前，清王朝的军队主要是八旗兵和绿营军。八旗兵长期养尊处优已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军后来也腐朽、衰弱下去。士兵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负面、猥琐且丑陋，民间甚至流传着“好男儿不当兵”的说法。
所以，清政府在创建新军之初就很注重军人的文化素质，识字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提拔。1905 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参军便成为年轻人不错的选择，更多的读书人加入军队。新军士兵树立了有知识、有文化、有志气的良好形象，集中了一批当时的社会精英。
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新军六镇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由张之洞一手训练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张之洞重视士兵素质水平，将“识文断字”与“通文理”作为招募士兵的原则之一，使得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兵员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支新军。不仅如此，张之洞选送的优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新军中担任军官。这些“海归”在军中任职，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整体素质，也使这支新军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袁世凯训练新军一切按照德国军队的制度进行，教官主要是德国人，吸引了不少青年才俊参军入伍，新军规模随之扩大至 7000 人。
从 1901 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后，大肆扩充军事实力，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唐绍仪、曹锟、张勋、吴佩孚等风云一时的杰出人物皆出自其门下。
新军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早在 1898 年清廷一次政治风波中，就被维新派盯上了。谭嗣同曾经夜访袁世凯，希望他出于大义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世凯却说：“我平时训练军队总是教以君臣大义，告诉他们皇上和皇太后如何伟大，你谭大人现在让我去命令他们将皇太后抓起来，我这个命令一下达，他们很可能就先将我袁某人给抓了起来。”袁世凯的说法证明，当时新军不属于国家，只忠于皇太后，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然而，忠于清廷的新军，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成为大清王朝的“忠诚卫士”，反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
清廷设置的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清廷，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忠诚。然而，问题在于，军队如果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中立，军队在训练军事的同时，总是进行政治上的灌输，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门，那就是朝廷可以向新军灌输忠于皇帝忠于皇太后的思想，革命党人就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罪大恶极，是革命的对象。这些新军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容易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当他们渐渐发现现实真相后，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实际上正是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几年间的真实写照，那时湖北新军中流行着一种对国家政治普遍的关心和忧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官方的宣传总是将信将疑。清廷难以抵消革命党人对新军的宣传，在新军军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渐渐地失去。
而革命党人在确立了发动新军参加革命的目标后，就着手对新军进行了高密度的渗透。武昌首义是由湖北新军发动的，当时这支新军中军官思想较为先进，普通士兵同样思想开明，这使得湖北新军成为首先支持湖北革命团体的清廷军事力量。武昌当时主要有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组织。在经过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后，截至辛亥革命前夕，约有10000 人的湖北新军中直接加入革命团体的就有 2000 多人，还有近 4000人支持革命。
就这样，原本以维护清廷统治为目而建立起来的新军，反而以清王朝掘墓人的身份被载入了史册。
（第二卷 皇族末路）
第二卷 皇族末路
◎ 一条以讹传讹的小道消息闹得清廷鸡飞狗跳，发了疯的慈禧竟然向全世界宣战，这出闹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慈禧招来了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烧杀抢掠，她却带着一班文武跑到了西安，一去一回犹如蝗虫过境。西安府的老百姓恨慈禧，八国联军却原谅了她，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内幕？
◎ 载沣的祖父是道光，外祖父是荣禄，养母是慈禧胞妹，二哥是光绪，儿子是宣统，他本身又是摄政王，身背如此耀眼的光环，他为什么对政治毫无兴趣？
◎ 他是清朝的末代皇帝，一生三次登基称帝，又三次退位下野，从大清皇帝到伪满傀儡，再到劳改犯，最后成为普通百姓，他就是溥仪。
1 向全世界宣战的女人
——慈禧发疯之谜
清朝末年，曾有一个女人公开向全世界列强宣战，她三度垂帘听政并两定皇储，她掌控大清国脉于股掌之间长达 48 年之久，她的决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她就是大清国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1900 年 6 月 21 日，大清朝廷发布《宣战诏书》，其中“彼等”二字将除了中国本身以外其他各国统统列为敌人，这就意味着慈禧在向全世界宣战。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决策！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慈禧作出如此失当的决策呢？
据史料记载，这是由一份情报所引起的。这份情报称，各国公使决议“勒令皇太后归政”。而归政之后，慈禧的皇权将完全交与光绪皇帝。慈禧是个权力欲望极其强烈的女人，无法接受归政这类事情发生的可能，盛怒之下向各国宣战。所以，宣战诏书里出现 “人人忠愤，旷代所无”，“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这样的惊人语句。
慈禧太后
事情还得从慈禧最信任的近臣荣禄说起。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众刊·义和团》记载：“5 月 20 日深夜，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急匆匆密报荣禄，说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听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天刚蒙蒙亮，就紧急入宫禀告慈禧太后。”
得知此事后，慈禧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对于洋人的厉害，她再清楚不过，当年她的丈夫咸丰帝就是被洋人逼出了皇宫，以至于在逃亡热河途中病死。
慈禧一生渴求权力，手中的皇权已岌岌可危，哪还管得了什么大清江山和黎民百姓，于是下定决心和洋人开战。在御前会议上，慈禧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开战决定公布后，全场惊愕。
趁此时机，端郡王载漪火上浇油，蓄意将事态扩大化，呈报了伪造的照会，称各国公使勒令太后归政。载漪这么做完全出于私怨，借机公报私仇。事情起于载漪的儿子溥俊定储为大清接班人，外国公使无人前来道贺。这件事着实伤了端王的颜面，他想借慈禧之手惩治一下那些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洋人。
照会一出，端郡王以下的亲贵 20 余人，竟然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北京的当权派们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自认为退无可退，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
御前会议，完全变成了“战前总动员”。随后，京师九门大开，义和团大批进京，“扶清灭洋”。
令人费解的是，慈禧太后从政近 40 余年，何至于如此意气用事呢？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也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时过境迁，我们无法揣摩慈禧当时的心境如何，也许，迫其归政是击中了“老佛爷”—也是一切独裁者的要害了。
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全国局势极不稳定，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风雨飘摇。执掌大清江山的慈禧已然是惊弓之鸟，误信了假情报也是情有可原的。
19 世纪末义和团兴起，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无差别地残害传教士和教徒，后来事态急剧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无组织民众盲动的力量是可怕的，义和团抢烧商铺，残杀外国公使，使京城政治局势陷入动荡。
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及传教士，在清政府镇压义和团无效的情况下，外国公使招来“使馆卫队”进京镇压，卫队人数却大大超出清政府的限制。1900 年 6 月初，西摩尔率联军先头部队千余人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后续部队也陆续跟上，兵临城下。
面对气势咄咄逼人的列强，载漪向慈禧建议，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并消灭在华洋人。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慈禧采纳了载漪的建议，清政府正式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其间，端郡王府成了义和团在北京的总部。
以防不测，清政府调集军队进驻北京。其中，武卫军共有 5 万余人，荣禄自领中军 16 营 1 万人，董福祥后军 1.1 万人，共 25 营驻守北京。当时，宋庆左军 1.2 万人在山海关一带驻防，袁世凯右军 7 营 7 千多人在山东，直隶尚有聂士成前军 20 营 1.6 万人。而京师驻扎有庆亲王奕劻统领的“神机营”和端郡王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各有 1 万人，此外还有步军统领所辖万余警备部队。慈禧太后下旨调集宋庆部和袁世凯部往京津一带，同时电令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京，重掌外交。
慈禧获得那份情报时，正是清廷与列强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她完全相信洋人这次是真的要她归政了。战亦亡，不战亦亡，若不战而亡对不起列祖列宗，所以，慈禧没得选择。
照会是假的，情报也是假的，两份假的东西闹得清廷满朝鸡飞狗跳。照会是端郡王伪造的，那份情报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后经查证，那份情报出自上海英商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的内容主张慈禧归政光绪。后来，《字林西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研究学者推论，可能是在刊登前，此文被报社华裔职工看到了，几经辗转后到了粮道罗嘉杰手里，为了邀功，他添油加醋地上报了。
宣战诏书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料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近更索我大沽炮台，归伊看管，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理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心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钦此！
2 逃！
——辛丑国难中的慈禧
1983 年，《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这两部堪称“姐妹篇”的历史影片获得了巨大成功，掀起了国内争拍“清宫戏”的热潮。刘晓庆扮演慈禧太后相当成功，将慈禧太后的双重性格及复杂内心演绎得非常到位。
艺术源于真实，历史上的慈禧确实具有一个政治人物的复杂性格。
当得知洋人想让她让位归政时，慈禧震怒，却没有忘记运用她所擅长的政治手腕。慈禧默许甚至授意义和团进攻各国驻华使馆，下诏书驱逐洋人出境。开战后，天津方面屡攻使馆不克，最后导致天津失守，慈禧马上变脸，命总理衙门向各国使馆馈赠果品食物，以讨洋人欢心，洋人却怀疑她下毒而不敢吃。可没过几天，慈禧再次下令攻击使馆。此时，她充满矛盾的复杂性格凸显出来。
表面上，慈禧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实际上，她还是留有余地的。慈禧下令进攻使馆，无非是想胁迫各国公使撤回归政要求。即使外国公使真的被杀被驱逐，到时候她也可以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借口推脱，把责任推到诸将身上—事后，她就是这么干的。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封大气磅礴的《宣战诏书》并没有递交到各国驻华使馆，而是作为战前动员令下发到了各省衙门。换句话说，清政府是不宣而战的。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各国使馆突然遭到进攻，国际公认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被破坏，使馆纷纷求援，列强终于有了充分的借口，大举进军北京。8 月 4 日下午，八国联军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发。
8 月 16 日，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就在北京沦陷的前一天，大清国母慈禧连夜逃出紫禁城。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 3 天”，实际持续了至少 8 天，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皇家宫苑内无数珍宝被这群强盗掠走。
经过几个月时间拉锯战式的谈判，清政府向侵略者赔款总额最终定为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中国当时有四亿五千万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当时，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尚不到九千万两，赔款数额之巨大令人瞠目。
这次疯狂的宣战，导致中国在政治上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化，在经济上陷入了难以自救的地步，直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从时间上看，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算起，只用了 12 天就完全占领了北京。速度快得惊人，似乎没有遇到多少抵抗，联军就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清军兵力不足？或者武器落后？
从史料上来看，清军兵力并非不足，当时驻扎在北京周边的清军有12 万人，而八国联军只有 3 万多人。
清军当时所用武器也是很先进的。其中，“武卫军”更是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之后训练出来的“新军”，装备洋枪洋炮，训练方式完全西洋化。清军的武器，比如曼里彻式卡宾枪的型号，比在华作战的奥匈部队配备的那些卡宾枪更为新式；那些克虏伯大炮也比德国人所用的大炮先进。事实上，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武器大部分都是在天津缴获清军的，甚至还有富余。
既然兵也多，武器也不差，那怎么就被八国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呢？只能说是军队战斗力极低、极差！义和团我们且不说它 —他们迷信刀枪不入，崇尚大刀长矛冷兵器，又没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说白了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单说官军—装备洋枪洋炮、按照洋式方法训练出来的 “武卫军”，加上北京城中宫廷卫队和八旗亲兵，京城内这万余官军，攻打不足千人守卫的外国使馆区，大炮轰步兵冲挖地道放火烧，忙活一个多月竟然还没攻克，甚至连屋顶上的外国旗帜都照旧迎风飘扬，清军战斗力之低可见一斑。
慈禧从紫禁城逃到西安时，恰逢陕西大旱，受灾地区达 60余州县，不少地方颗粒无收。灾民占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甚至在西安街头也出现了饿殍。对这些景况，慈禧全然无动于衷。她那“行宫”里的御膳房，仍分为荤、素、菜、饭、粥、茶、酪、点心等局，每餐“摆膳”照例是 100 多道菜，平均每天要花费二三百两银子。即便如此，慈禧犹嫌不足，还命地方官进奉有特色的风味食品。据说西大街桥梓口的“天锡楼”，辇上坡的“老童家”都经常送菜进“行宫”。
此时，慈禧得知八国联军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还政光绪，如获大赦，立即电令奕劻与李鸿章：对列强提出的要求，原则上“照允”。1901 年 2 月 14 日，慈禧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等一行“回銮”之前，向陕西地方当局要车、要马、要民夫，西安府继而向四乡农民征用。3 年大旱之后又逢人祸，人民苦不堪言。这次“老佛爷”返京，为了便于沿途州县安排食宿，数千之众的逃亡大队分三批登程。这三批人，浩浩荡荡如过境之蝗虫，沿途吃得不亦乐乎，每餐办席百桌，一路吃回北京。直到留京的王公大臣、文武大员跪接，“老佛爷”才算结束了她的逃亡日子。
1908 年 11 月 15 日光绪帝死后第二天，慈禧病逝，享年 74 岁。纵观慈禧的一生，上苍也许就没把她当做女人看待—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一系列频繁的战乱、纷争、变革贯穿始终。
慈禧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夹缝间，内忧外患重重压迫，治理国家的难度要远超历朝历代。对于一个读书不多的封建女性，这个担子太过于重大了。斯人已去，功过自留与后人评说。
慈禧太后年表
1835 年 11 月 29 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慈禧出生，出生地不明。有人说她出生在安徽，也有人说她出生在呼和浩特；有人说慈禧出生在山西的长治市，有人说慈禧就是出生在北京。现在一般认为慈禧出生于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
1852 年 5 月（咸丰二年），18 岁，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
1854 年（咸丰四年），20 岁，晋懿嫔。（清制后宫地位共分八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
1856 年（咸丰六年），22 岁，生皇长子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1857 年（咸丰七年），23 岁，晋懿贵妃。
1860 年（咸丰十年），26 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留京与联军议和。
1861年（咸丰十一年），27岁，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1862 年（同治元年），28 岁，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1865 年（同治四年），31 岁，罢议政王奕忻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
1874 年（同治十三年），40 岁，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后来的光绪皇帝）
1881 年（光绪七年三月），47 岁，慈安皇太后钮钴禄氏病逝；年 45 岁。
1888 年（光绪十四年），54 岁，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1894 年（光绪二十年），60 岁，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甲午中日战争战败。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64 岁，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后重行训政。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66 岁，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67 岁，《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74 岁，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皇太后于 11 月 15 日下午五时病逝，后葬于清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为帝。（后来的宣统皇帝）
1852 年 5 月（咸丰二年），18 岁，选秀入宫，赐号兰贵人。
1854 年（咸丰四年），20 岁，晋懿嫔。（清制后宫地位共分八级，依序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
1856 年（咸丰六年），22 岁，生皇长子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当日晋懿妃。
1857 年（咸丰七年），23 岁，晋懿贵妃。
1860 年（咸丰十年），26 岁，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率后妃宗室重臣等避祸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留京与联军议和。
1861年（咸丰十一年），27岁，咸丰皇帝驾崩，皇子载淳继位，以皇帝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九月，在恭亲王奕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联合恭亲王，杀肃顺等八大臣，成功夺权，垂帘听政。
1862 年（同治元年），28 岁，同治皇帝对圣母皇太后晋徽号“慈禧”。
1865 年（同治四年），31 岁，罢议政王奕忻职务，遭洋人、宗室、大臣疑问，旋又复职。
1874 年（同治十三年），40 岁，同治皇帝驾崩，因其无嗣；遵皇太后之意，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后来的光绪皇帝）
1881 年（光绪七年三月），47 岁，慈安皇太后钮钴禄氏病逝；年 45 岁。
1888 年（光绪十四年），54 岁，光绪帝大婚，翌年亲政；慈禧继续“训政”。
1894 年（光绪二十年），60 岁，皇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甲午中日战争战败。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64 岁，因光绪皇帝发起戊戌变法，皇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六君子、囚光绪，后重行训政。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66 岁，因义和团发起庚子拳乱，导致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帝后被迫离京，前往西安避祸。
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67 岁，《辛丑条约》签订后，两宫回銮；皇太后及皇帝下诏罪己、行庚子新政。
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74 岁，光绪皇帝驾崩后一天，皇太后于 11 月 15 日下午五时病逝，后葬于清东陵；大行皇帝无嗣，由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其子溥仪为帝。（后来的宣统皇帝）
3 解密史上最大度的政治家
——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
在历史教科书中，晚清摄政王载沣的形象大致被定为“目光短浅，不学无术”的小爷，既无能力，又无见识，只知抱残守缺，懦弱无为，因而一手葬送了清王朝。
事实上，载沣绝非课本里脸谱化的那般不堪：100 多年后重新梳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他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领军人物，他的改革路线的正确性被日后东亚各国的崛起模式所验证。当年那些责难他没有见识的政客们上演复辟闹剧时，他却在家中玩儿弄孙，安享天伦，笑看潮起潮落……
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同样处于一个历史大时代的节点，重读载沣，我们试图从中探寻某些答案：一个有着正确方向、施政得力的改革为何会走向山穷水尽？一位曾掌握无上权力的封建王朝的摄政王，如何能成为不贪恋权位、进退有道的大政治家？
载沣
载沣的仕途颇为坦荡，因为由慈禧胞妹抚养的关系，他自小就受到慈禧的宠爱—2 岁时正逢慈禧 50 大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7 岁又晋封奉恩镇国公；8 岁承袭醇亲王爵位；12 岁被赏戴三眼花翎；18 岁奉命在内廷行走，次年补授内大臣兼正白旗汉军都统。
清代的宗室男性爵位分十二等
和硕亲王（亲王）、多罗郡王（郡王）、多罗贝勒（贝勒）、固山贝子（贝子）、
奉恩镇国公（镇国公）、奉恩辅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
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奉恩镇国公（镇国公）、奉恩辅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
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
1901 年，历史给了载沣崭露头角并一举成名的好机会。那一年，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载沣受命出使德国，向德皇赔礼道歉。这实际上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
到达柏林后，载沣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不符合欧洲的常规礼数，显然，德国是有意羞辱载沣或者说大清国。
作为大清国首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 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力争将跪拜改为鞠躬，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也改变了态度，对他称赞有嘉。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
不仅如此，载沣还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1903 年春，21 岁的载沣被任命为随扈大臣。三年后，他又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后调补满洲正红旗都统，并受命管理新旧营房事务。1907 年 6 月 19 日，24 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载沣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半年后，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军机大臣。
载沣的职务连续获得晋升，在一般人看来，真可谓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但载沣本人对于这种官运亨通的政治生涯，却表现得异常消极。对于官场的事务，他极少发表见解，建树不多，常常是态度冷淡，一言不发。在这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如此迅速的提升，也使得他从政历练不足，很难应付清末错综的政治局面。
慈禧有意栽培载沣，用意本在遏制奕勖在朝的势力。但入主军机后，载沣并无突出的政治表现，对于清廷危亡的局面也束手无策。对于袁世凯交结奕勖以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载沣既没有察觉更不能防范，直待袁世凯羽翼丰满时他才有所警觉，但为时已晚。
1908 年 11 月 14 日和 15 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相隔不到 20 小时，溥仪即位称帝，载沣则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
载沣接手时的清王朝，内廷宗室矛盾重重，朝堂朋党纷争，外部列强凌辱，可以说是大厦将倾。被后世认为“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的载沣，登上监国大位后却一反常态，展示出了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上任之初，他肃清皇室异己，联合立宪派打击极端保守派铁良和激进立宪派端方，罢黜朝廷权臣。通过这一系列相当有魄力的举动，25岁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树立起了个人权威，基本上握紧了清王朝的大权，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可见一斑。
在完全掌握权力后，载沣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军事机构，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他为核心的皇族手中。他多次强调：“欲使皇室强盛，必先集中兵权；欲使国家富强，必须重视武备。”
坚持立宪国策不动摇是贯穿载沣执国三年的政治理念。上台后，载沣屡发上谕，重申九年筹备期为“期在必行”，后又改为五年。他告诫“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事机”，并严惩玩忽宪政的升允、毛庆藩，以示他推动宪政的决心。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年载沣立宪改革是真诚的，立宪改革的信念是坚定的。
1911 年，中国东北爆发了导致 6 万人死亡的大鼠疫，疫情蔓延一日千里。载沣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开明得力的举措，如公开信息、积极效法借鉴西方科学防疫方法等，迅速扑灭了疫情，引来全世界的一致赞誉，被西方诸国视为一个奇迹。这场东北大鼠疫也为载沣赢得了开明贤能的声誉。
4 急病遇上了慢郎中
——预备立宪中的载沣
对于清王朝来说，袁世凯的存在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袁世凯手握重权，掌管新军，在朝中结交庆亲王奕勖，又有一些列强作他的强硬后台。事实证明，对于清朝的灭亡，袁世凯的逼宫是致命的一击。
载沣察觉袁世凯的野心时，袁世凯已经羽翼丰满，载沣对此十分忧虑，他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相传，载沣胞兄光绪帝留有“杀袁除恨”遗旨，隆裕曾面谕载沣杀袁为先帝报仇。载沣手中握有谕旨，又有王公相助，急欲除袁。
载沣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密商此事，但张之洞力劝载沣说：“现今刚遭国丧，不宜杀戮旧臣。”张之洞提醒载沣，袁世凯旧部遍布于各镇新军之中，轻言杀袁，会引起军队混乱。
出于维稳的考虑，载沣放弃了杀袁的念头，以“现患足疾，步行维艰”为由，将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但此时的袁世凯已有渐移国祚之虞，罢免他对形势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反而是放虎归山，留下后患。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很快就占领了武昌。第二天，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宣告湖北省独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当时，全国共有 18 个省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清廷满朝文武中竟找不出一位能领兵打仗的。北洋新军虽军力强大，却是袁世凯一手创建起来的，完全不听载沣这个摄政王的调令。庆亲王奕劻等人趁机向载沣保举袁世凯，而袁世凯此时正在河南老家，归隐养病。
为形势所逼，载沣只好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请他出来收拾残局。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不为之所动，反而向清廷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陷入政治困境中的载沣只得接受袁世凯的筹码，解散皇族内阁，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将军政大权全部让给了袁世凯。
至此，载沣彻底交出了自己的权力，“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他回到王府时，面对全家人的哭泣，神情淡然地告诉嫡福晋瓜尔佳氏说：“从此就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自幼身披光环的皇族子弟载沣，彻底退出了历史政治舞台。此后，他每日与书为伴，舞文弄墨，绝口不谈政治。
出身皇族的载沣被推着登上摄政王的权位，为此背负了很多骂名。但是，鲜有人知道，这位被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却赢得过孙中山的肯定。1912 年 9 月，孙中山曾经拜访载沣，慰勉他和平交权。
孙中山深知，载沣在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心中早已有除掉袁贼的念头，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次日，载沣回访孙中山，获赠题字照片，并表示：“我拥护民国，大势所趋，感谢民国政府对我们的照顾。”
载沣的话并非客套，而是他真真正正地放下了权势，心安理得地过起安逸平和的生活。
事实证明，载沣并非庸碌之辈，他的政治眼光具有超人的判断力。
1915 年，袁世凯复辟，载沣说了两字评语“胡闹”。83 天后，袁世凯一命呜呼。当天，载沣洒酒祭奠二哥光绪皇帝，说：“天地公道，人心公道，袁贼逆天，已遭报应。”1917 年，“张勋复辟”，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很多人登门拜访，劝说他复出重掌大权，但他从头至尾都未参与，又是两字评语“胡闹”。果不其然，复辟丑剧只维持了 12 天。
后来，溥仪在日本人的哄骗下潜往东北，载沣认为“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溥仪曾多次请载沣带全家搬去，均被载沣拒绝。日方人也屡次来游说载沣迁往长春，妄图借他的威望加强日本统治东北的合法性。深明大义的载沣不为所动，坚决反对分裂祖国的行径，在日寇强大的压力下照旧过着朴素的归隐生活。此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以及具有的政治胆识和魄力。
可以说，载沣的一生，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他没有强烈的权力欲与支配欲，相比之下，他更注重生活。他很推崇白居易的一篇诗句：“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随喜，不开口笑是痴人。”放下权势和负担之后，载沣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追求，后半生无病无痛。1951 年，他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魏家胡同 29 号。
1960 年 1 月 26 日，在全国政协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到载沣，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从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到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清王朝一共经历了 296年，其间，数位儿皇帝登基，但摄政王只出现过两位，一位是开国时期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逊帝溥仪的摄政王，同时也是溥仪的父亲—载沣。冥冥之中似有定数，这两位恰好是清朝的一始一终。
尽管扮演着丢失政权的不光彩的历史角色，载沣，这位统治中国三年的摄政王，还是坦然走下帝国权力的巅峰，“回家抱孩子”，过起了平常生活。此后，他还坚决抵御了多次复出掌权的诱惑，甘心过普通百姓的日子。
曾为统治者的爱新觉罗家族，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绝对是个奇迹。究其原因，这应当得益于载沣在掌权期间形成的宽容的政治气氛。反之，如果当年清王朝不顺应潮流，坚持暴力血腥镇压民众的正义诉求，那么，等待这类统治者的必然是悲惨的下场。
回想当年，26 岁的汪精卫刺杀 26 岁的摄政王载沣失败被俘后，世人都以为汪精卫必死，载沣却出人意料地予以释放，此时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却表现出了难得的自我控制和宽容。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胸襟风度也不过如此吧。
清朝历代皇帝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
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
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
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
同治帝（爱新觉罗·载淳）、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
5 史上唯一三上三下的皇帝
——悲情溥仪（上）
1987 年，一部气势宏大、色彩浓郁、场面壮观、技巧精湛的史诗巨片成功摄制完成并热映。这是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许可在紫禁城内拍摄的故事片，也是 1949 年以来第一部得到中国政府全力协作的关于中国的西方电影。
这部电影迅速风靡全球，获得第 60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始音乐九项大奖。
这部影片的内容讲述的是清朝末代皇帝鲜为人知的传奇一生。这部电影就是《末代皇帝》。
影片的主人公就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一生三次登基称帝，又三次退位下野，从衔金含玉出生的人上人，到受人操纵的傀儡皇帝，再到劳动改造的阶下囚，最后成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辛酸荣辱，五味杂陈。v溥仪的一生究竟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命运，还要从被选为皇位继承人说起。
1908 年 11 月 13 日， 光绪皇帝病危，慈禧下懿旨，由醇亲王载沣长子、当时只有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溥仪第一次见到慈禧就是在这天晚上，接到懿旨的军机大臣把溥仪抬到宫里，带他先到中南海瀛台叩拜光绪皇帝，然后就把他抱到了慈禧那里。
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溥仪回忆这次会面时这样写道：“自己忽然陷入了许多陌生人之间，没有了嬷嬷，也没有了我习惯了的那间屋子，尤其可怕的是在一个阴森森的帏帐中，露出一张瘦削的老太婆的脸，丑得要命。据说我一看见慈禧这副病容，立刻号啕大哭，浑身哆嗦不止。慈禧看我哭了，叫人拿冰糖葫芦给我，不料我一把拿过来就摔到地下，连声哭喊着：要嬷嬷！要嬷嬷！弄得慈禧很不痛快，说：这孩子真别扭，抱到哪儿玩去吧！第二天下午光绪皇帝就驾崩了。第三天，慈禧也去世了。”
半个月后，也就是 12 月 2 日，宣统皇帝溥仪的登基大典在紫禁城举行。就在这隆重的典礼上，上演了一场颇能引人深思的闹剧。
幼年溥仪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窃窃私议：“王爷怎么可以说什么‘快完了’呢？” “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啊？”所有的议论者似乎都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人人垂头丧气。也许真应了“快完了”之言，三年后溥仪的皇位就保不住了。1911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有 18 个省相继宣告独立。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 载沣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同时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将军政大权全部让给了袁世凯。取得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调动北洋新军，很快就把革命党镇压了下去。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并未一举歼灭革命党，而是在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跟革命党讨价还价议定出《清室优待条件》，回朝加紧逼迫清帝退位。
失去摄政王和皇族内阁，清朝掌控局面的就剩下小皇帝溥仪和太后隆裕这对孤儿寡母。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看准了隆裕的软弱，为了篡夺革命果实，他以重金买通隆裕宠信太监张兰德，借张兰德之口哄骗隆裕，劝其实行共和。
袁世凯授意张兰德对隆裕说：“照奴才看，共和也罢，君主也罢，老主子全是一样。讲君主，老主子管的事不过是用用宝；讲共和，太后也还是太后。不过这可得答应了那‘条件’。要是不应啊，革命党打到了北京，那就全完啦！”
经这么一吓，隆裕果然完全没了主张。没过多久，也就是 1912 年 2 月 12 日那天，隆裕太后带着 6 岁的小溥仪来到乾清宫，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她宣读了南通状元张謇起草的《退位诏书》。同日，民国政府公布《清室优待条件》，承诺保留清帝的尊号，但他统治的地方只剩下一座小小的紫禁城了。v就这样，一个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之久的大清王朝，在孤儿寡母的哭声中走到了尽头。
清室优待条件
第一项 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共 8 条：
（1）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
（2）清帝岁用 400 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
（3）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4）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
（5）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
（6）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阉人；
（7）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
（8）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第二项 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共 4 条：
（1）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2）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
（3）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4）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
第三项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共 7 条：
（1）与汉人平等；
（2）保护其私有财产；
（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4）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
（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
（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7）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共 8 条：
（1）清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以各外国君主之礼；
（2）清帝岁用 400 万两由民国政府拨发；
（3）清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4）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
（5）光绪陵寝如制妥修，民国政府支付实用经费；
（6）宫内各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不得再招阉人；
（7）清帝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
（8）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第二项 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共 4 条：
（1）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2）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
（3）皇族私产一体保护；
（4）皇族免服兵役之义务。
第三项 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共 7 条：
（1）与汉人平等；
（2）保护其私有财产；
（3）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4）民国政府为生活过艰的王公代筹生计；
（5）先筹八旗生计，在未筹定前，其俸饷仍旧支放；
（6）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7）听其自由信仰原有宗教。
退位诏书
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6 亲剪辫子轰动世界
——悲情溥仪（下）
《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名看上去很普通的书，是一位皇帝亲自撰写的自传。它是溥仪在解放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写成的。当时为促进战犯改造，所有战犯都被要求书面检讨自己的前半生忏悔自己的罪行，《我的前半生》由此而来。
在该书出版后，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得太坏”。但是，透过该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瞥见，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位末代皇帝被动地接受现实摆布的一幕幕活剧。v溥仪退位后，清朝的遗老们时刻想着复辟，可以说从 1912 年颁布《退位诏书》一直到 1932 年“满洲国”成立，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不断地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新兴起的军阀身上。
1916 年，经历称帝后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忧愤成疾，于 6 月 6 日病逝。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清室复辟计划。1917 年 6 月，他亲率 5000“辫子军”进京，与清朝遗老们商议复辟大计。计定之后，溥仪的三位师父陈宝琛、梁鼎芬、朱益藩出面，力劝溥仪登基。年少的溥仪意外获知，自己又要当皇帝了。
7 月 1 日凌晨，12 岁的溥仪在养心殿召见了张勋，讲了几句师傅早就交代好的话，最后表态：“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随后，清朝遗老们跪拜在地，高呼万岁。复辟仪式正式举行。
当天，各大报馆都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应对复辟，民国政府成立讨逆军。为了迫使溥仪退位，讨逆军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向紫禁城里投下了三枚炸弹，虽然没有造成大的伤亡损失，但是恐吓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1917 年 7 月 12 日， 复辟仅仅 11 天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复辟丑剧就这样匆匆收场了。受了些惊吓的溥仪，仍然被困在紫禁城里，当着他的关门皇帝。
溥仪 14 岁时开始学习英文，老师是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不仅教溥仪英文，更注重德行方面的教育，要把溥仪培养成一个具有英国绅士风度，有理想、有作为、有科学知识的青年皇帝。他给溥仪带来最新的《欧洲画报》，上面都是反映欧洲社会生活的图片，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照片，让溥仪了解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接触并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溥仪，感到自己身边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在庄士敦的影响下，他穿西装、戴眼镜、安电话、打网球、骑自行车，甚至为了骑车方便，叫人把几百年间没人敢动的祖宗留下的门槛锯掉。他的每一次举动都在宫里掀起轩然大波，其中最为轰动的当属剪辫子。v进宫后，庄士敦经常同溥仪谈论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他告诉溥仪，中国人的辫子是非常难看的，是一种落后生活习俗的象征，宫外已经没有人留辫子了，西方人把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讥讽为“猪尾巴”。
庄士敦的这些话对溥仪影响非常大，他甚至动了剪辫子的念头。但是，此事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大清皇帝怎么能没有辫子？大臣们苦苦劝谏，太妃们更是百般阻拦。溥仪命人取来剪子，又命剃头太监剪掉他的辫子，吓得剃头太监面无血色，跪在地上哀求。太监吓得这个样子把溥仪气坏了，他自己拿起剪刀，亲手把辫子剪了。
溥仪剪辫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外媒体都给予了报道。英国记者就此采访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报道在欧洲引起轰动。民国十一年（1922 年）5 月 2 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只有六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全国哗然。
政局的动荡，使年少的溥仪无法再维持悠哉的生活。两年后，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
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他令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及警察总监张璧去执行这一任务。
11 月 5 日，鹿钟麟、张璧率 40 名军警直奔神武门，收缴了清室守卫警察的枪械后，进入内宫与内务府大臣绍英交涉。当时皇宫内尚有 3000 名警卫军，鹿钟麟担心拖延时间可能会突生变故，心生一计，把预先藏在怀里的两颗空心炸弹掏出，往桌子上一撂，面孔一沉，说道：“时限已到！”此招一出，绍英吓得浑身直颤，忙说：“请再宽容时间，好使入告。”鹿对左右说：“吩咐外边暂勿动手，这里还有话说。”绍英误以为外面已有重兵包围，难以逃躲，便回去禀告溥仪。据溥仪回忆，当时军警还欺骗他们说军队已经在景山上架设大炮，逾期不出宫就进行轰炸。溥仪被迫同意迁出皇宫，暂去其生父醇亲王的府邸栖身。
当日下午 4 时 10 分，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等乘车离开故宫。护送溥仪到达醇王府时，鹿钟麟握着溥仪的手问：“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回答：“我已接受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做一个中华民国平民。”溥仪的话绝不是真心的。
事后不久，溥仪出逃天津，去到东北。1932 年 9 月，他在日本的扶植下于长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成为日军控制下的傀儡皇帝。1945 年日本战败，溥仪第三次退位，外逃时被俘。经历新中国的改造，溥仪由万人之上的真龙天子变成靠双手吃饭的普通百姓，1967年病逝于北京，享年 62 岁。
溥仪这一生时刻处在无奈的命运之中。三岁时本该是在亲人的温暖怀抱里，却被送到宫廷里去当皇帝；挣扎着要跳下宝座，却被死死摁住；在皇宫里困了半辈子，当着皇帝却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没有天伦之乐，没有夫妻之喜。每位皇帝都曾经主宰过一个时代，而溥仪一辈子都在被时代主宰—也许这正是他人生的最好注解。
（第三卷 袁氏时代）
第三卷 袁氏时代
◎ 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的第一人是谁？袁世凯为什么在朝鲜与日军作战？平叛后的袁世凯扬名中外，却招来了朝廷上下的嫉妒，他又是怎么化解危机的？
◎袁世凯小站练兵竟然练出了 4 位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及 9 位17 届总理，他们统治了中国 30 余年。
◎ 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是独裁的大总统了，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与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差别，他为什么偏偏要称帝？袁世凯称帝后 83 天就重病身亡，这段时间里他又经历了什么？
◎“二十一条”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袁世凯到底是卖国贼还是曲线救国？他临死前为什么写下“为日本去一大敌”？
1 狂放少年乾坤梦
——袁世凯发迹之谜（上）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引起的争议更大。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称赞他是“共和先锋”；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字慰亭，咸丰九年（1859年）生人，祖籍河南省项城县袁寨。袁寨居民多为袁氏族人，以耕读传家，延续数百年，经济条件只能算殷实。袁家真正转运发达，是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①开始的，“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
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他们分别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了进士；而所谓的“兄弟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其中以袁甲三成就最大，袁甲三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加之军饷告急，清政府被迫依赖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以抵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这时，袁甲三主动请缨，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回乡办团练，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军安徽临淮关以镇捻军。
袁家高官辈出，一时间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眼里，袁家俨然一个小王朝了。
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回家书，提到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时定了一个“凯”字，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分排行，给婴儿取名“世凯”。
袁世凯出生的时候，叔父袁保庆在任济南候补知府，曾生一子，但不幸夭折。当时袁保庆已年过四十，考虑到生子无望，兄长袁保中又生有五子，便讨来袁世凯作为过继儿子。袁世凯七岁以后，袁保庆把他接到身边，带着他转辗于济南、扬州、南京等任所，因此，袁世凯自幼就受到了官场的熏陶，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也让幼年的袁世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袁世凯像大多数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从小便被灌输了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少年的袁世凯颇有才气，满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之楚霸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②和汉高祖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③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袁世凯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
但是，袁世凯读书并不用心，也不喜欢做文章，为应付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八股的技法。袁世凯喜爱古文，后来他仕途失意，隐居时常读《古文观止》，但从不研究文章技巧，只是摘取其中激烈豪放之句朗朗称颂；他也喜爱读史，却只醉心于古今英雄纵横捭阖之道，从不引经据典，更不求甚解。
袁世凯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写得非常有趣。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要他做八股文章，恰巧当时他的老师在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
“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私塾老师看后，大惊失色。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看后也不无担忧地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袁世凯的一位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出的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两段却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这段文字后来曾广为传诵。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慷慨激烈，虽不合体制，却难能可贵。
尽管袁世凯不喜欢读书考试，对科场时文更是毫无兴致，袁保庆还是极力让他走科举正途，毕竟读书当官是中国士绅人家对子弟的首要期望。袁保庆在济南府任职时，不惜重金聘请当地的名师宿儒为袁世凯进行启蒙教育；到南京为官后，更是延聘文武兼资的老师对袁世凯进行严格的科举教育。
不幸的是，袁保庆44岁那年在南京任上突染疾病，当年便抛下妻儿，撒手人寰。无奈之下，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带着只有14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更加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
袁家是官宦之家，衣食无忧，但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日子并不好过。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在做翰林院编修，回乡省亲的时候看到袁世凯年纪虽小，但天资聪明，是个可造之才，就把袁世凯这个侄子带到了京城，打算让他继续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15岁那年，袁世凯跟着袁保恒去了北京。
在袁保恒的严格要求之下，袁世凯参加了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
袁世凯有位饱学诗文的翰林堂叔袁保龄在京为官，他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说：“慰亭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愤怒之下，袁世凯将之前所做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20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袁甲三 （1806-1863）字午桥，谥号“端敏”，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位以科举功名（进士）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位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最高官职是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因为他的功劳，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都被朝廷追封为一品。母亲郭氏、原配妻陈氏、续妻陈氏也都被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②彼可取而代之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年轻时与叔父项梁遇见秦始皇的巡游车驾，路人纷纷低头避让，唯项羽抬头，直视圣驾，叔父怕他闹事，拉他低头，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③大丈夫当如此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刘邦有幸挤进观瞻的行列当中，目睹了盛大的车马仪仗，精锐的步骑警卫。他远远地仰望到了始皇帝的身影，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2 暴得第一桶金
——袁世凯发迹之谜（中）
袁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他要学汉代名将班超投笔从戎。袁世凯的这个念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他在幼年时已有从军的志愿。袁家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叔祖袁甲三又有因战功得高官的荣耀，这些使幼年袁世凯将参军建功当成了自己的梦想。他决心以叔祖袁甲三为榜样，做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成年后的两次科场失败，尤其是第二次科场失败，让袁世凯彻底下定了参军的决心。
1878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依靠，再次返回项城老家。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嗣子的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家里人还是希望袁世凯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但袁世凯头脑清醒得很，自知不是科举的材料，坚决放弃考取功名的老路，开始另寻出路。
1881年5月，22岁的袁世凯面前摆着两条出路：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
当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声望如日中天。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非常钦羡。在洋务派提出的“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志在练兵以“安内攘外”。袁世凯的堂叔、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对他的见解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
袁保龄找人为袁世凯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投李鸿章门下，但拿到推荐信的袁世凯经过三思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很清楚，李鸿章的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人才济济，而自己仅是一个比秀才略高的拔贡。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认为，自己到李鸿章幕府极难有出头之日。因此，经过深思熟虑，袁世凯决定：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转而去投奔李鸿章的部下、当时驻守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吴长庆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帮袁世凯挖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1881年（光绪七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的一大嫡系，当时正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吴两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吴长庆是袁保庆的结义兄弟，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
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信任和重用。这也是袁世凯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当时名声不算显著的吴长庆的主要原因。
由于袁吴两家的特殊关系，吴长庆对袁世凯极为照顾，处处关心、爱护和培养。而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并未因自己与吴长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也没有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待人处事大方得体，谦卑有礼。
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刚来军中不久，就展现出了干练的办事才能。他自幼熟读兵书，又长于思考，懂得大将治军应“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协助吴长庆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治军问题。袁世凯强调军纪，严于执法，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必赏必罚，绝不会有一点迁就。”
袁世凯虽然治军极严，但对士卒属下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不得有丝毫克扣；士兵中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命令给予特殊照顾；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袁世凯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军中上下的一致称赞。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也十分认可，视他为左膀右臂，不断提拔重用。
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年轻的袁世凯正一步步走向他人生的辉煌，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期待着更大的作为，他在等待机遇，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久，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3 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第一人
——袁世凯发迹之谜（下）
1882年（光绪八年），清廷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王室危急之际，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平乱，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秣马厉兵，东渡朝鲜。
进入朝鲜后，清军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将整顿军纪的事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对于犯令者严惩不贷，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当地百姓控诉清军士兵强奸一名朝鲜妇女，袁世凯得到报告后即刻展开调查，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捕获元凶并且手刃之。
对于军中士兵吸食鸦片，袁世凯也是深恶痛绝，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随从，也因吸食鸦片而被袁世凯所杀。
在袁世凯的协助下，吴长庆很快平定了军乱，安定了局势。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令朝鲜上下大为折服。
1884年（光绪十年），属于朝鲜维新派的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欲趁此机会，挟制朝鲜王室。国王李熙跑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
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打退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世凯的作风，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诗中，宗悫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他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之言后世广为传诵；周郎即三国时期的名将周瑜。可见，这个来自异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吴长庆的重要助手、清末状元张謇，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就是因“淝水之战”而闻名于世的东晋名将谢玄，字幼度。而作为师长辈的吴长庆更是引以为豪，他说袁世凯“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内外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他美言几句。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被任命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由于吴兆有能力远不及袁世凯，朝鲜事务的实际处决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为此，袁世凯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
然而，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事后，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收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劣迹，告知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謇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敬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语气极为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称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其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汉朝的司马，张謇称呼“袁司马”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张謇在信中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的攻讦所误，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是张謇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张謇和袁世凯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近20年之久。不过，日后袁世凯当上总统，并没有为难张謇，显现出难得的容人之量。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能力与才华，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为他日后在军政领域叱咤风云提供了一个不低的起点，从此，袁世凯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
4 官场心计
——中国陆军奠基者袁世凯的才干
天津小站镇，虽然总面积只有56.75平方公里，却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奠基地。这个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小镇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因袁世凯曾在这里练兵而闻名天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很多北洋系军阀都是在这里起家的。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们统治了中国30余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后，意识到现代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很快就任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
袁世凯到任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以德国和日本的建制标准，将新建陆军分步、炮、工、骑、辎等兵种，建立起了中国的第一支新式陆军。
痛心于清军的积弱和甲午战争的失败，袁世凯极力变革旧的军制以监管新军：首先，军容要壮观，新军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其次，装备要近代化，新军的武器装备一律从外国购进，炮兵装备德国过山炮、半陆路炮，步兵骑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军械，军官佩带当时比较先进的左轮手枪和佩刀；再次，重视人才建设，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德文等“行营武备学堂”，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培养了一批中下级军官，有效提高了士兵的素质。袁世凯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主要奠基者。
袁世凯在小站招兵时，制定出严格的招兵条件
- 1. 双手平举能提起100斤；
2. 1小时急行20里；
3. 身高160厘米以上；
4.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
5. 20岁～25岁之间；
6. 汉族人（因当时满族人中青壮男子多为大烟鬼、赌徒或公子哥儿，所以一概不要）；
7. 体重110～170斤之间；
8. 身体健壮，无任何疾病。
袁世凯小站练兵，练出了一批精兵强将，也正是这一批班底奠定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人才基础。这批人中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34人，其中包括4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1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从1912年3月13日至1928年6月3日，北洋政府46届政府总理中，有9位17届总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贾德耀）曾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在“北洋六镇”出任过官佐。
自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十几年，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近代群雄争霸最为激烈纷乱的时期。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练兵大臣，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1905年陆续编练完成了北洋六镇新军。到1906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中国唯一一支十万人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殊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换言之，这个时期，清廷的所有军政事务，基本都决定于一个人，他就是袁世凯。
正所谓功高震主，此时的慈禧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慈禧的这个举措，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反而被袁世凯利用，借在军机处主事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自1908年军机处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袁世凯还要求设立责任内阁，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因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
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眼中，袁世凯都是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为重要的人物。假如历史真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未必不会走上一条君主立宪之路。
然而，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太多时间，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前后相隔不到一天时间。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而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
载沣没有杀了袁世凯，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将其打发回了河南老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道：对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其实对于大清朝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经过了这次的生死考验，袁世凯彻底对清王朝死了心，在辛亥革命中他养患自重，逼帝逊位，并成功当选民国大总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的改朝换代。
5 半推半就称帝之谜
——解密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回顾历史我们不禁发问：在称帝前，袁世凯已是独掌大权的民国大总统了，为什么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当时，他的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甚至可能成为家族制，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和封建帝王相差无几。至今仍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疑问：袁世凯当初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难道仅仅是贪慕虚名吗？
1911年，世界强国中只有法、美两个民主共和国家，英、日、德那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对于积弱的中国来说，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非但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美国的民主道路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情况极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暂，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专制传统，建国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已然接受并习惯了从英国舶来的议会政治。而中国经历过长达2000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以至于当时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里，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总统。
袁世凯称帝祭天
推翻帝制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表现确实是令人失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对于90%人口是农民、80%人口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坐在龙廷的那个人叫皇帝还是总统，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抚还是都督，都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当时国民思想整体封建保守，对于从天而降的共和体制都有些无所适从。社会问题随之日趋严重，老百姓普遍认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没有皇帝，也就无所谓王法了；没有了王法的约束，原本暗藏的种种罪恶随之凸显出来。原来贩卖私盐大都是地下交易，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土匪都是夜黑风高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前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瘫痪的临界阶段。
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
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至少存在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 “二十一条”最终证明，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要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茅于轼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时代》创作组专访时，对于袁世凯这样说道：“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称帝前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忽略了一点：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对皇帝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全盘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孽。
总结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他没有动用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天下人普及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位居极权的他，误以为自己称帝是众望所归，全国臣民每天都在心悦诚服劝进。以至于称帝后，他才恍然发现原来很多人是反对的。为此，他曾经怒斥周围那些劝进的人：“就是你们逼我做皇帝的！”
从帝制到民主是一种进化，是不容许倒退的过程，当全民认同民主共和要好于帝制的时候，老百姓不管也分不清楚你这个君主立不立宪，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罪名。袁世凯一旦称帝，各省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的力量空前地强大，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的形势都随之改变了。
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袁世凯多活几年，也许中华民族会少些后来的不堪与苦难呢！
著名学者张鸣对袁世凯称帝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现在的很多历史结论，称帝当时对他的一些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他是为个人私利，就是想当皇帝，想过皇帝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他在称帝之前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而且他可以指定下一任总统，那么既然他已经是个独裁者了，他干吗还要去称帝？如果说他是想过皇帝瘾，这个理由实在有点牵强了。
其实我觉得他称帝，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局势：
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的内政。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但没有皇帝后，中国人实际上是很不适应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度里，他们已经过惯了有皇帝的生活，没有皇帝他们很不舒服，很乱；他们不愿意交官粮、国税；同时，底下的一些土匪、帮派、流氓地痞都很活跃。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治理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中国伦理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并且在三纲五常中，君主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君主也就无从谈起三纲五常了，中国的伦理基础也就动摇了。
这样就给袁世凯这个民国大总统带来很多困难：第一，他管理老百姓很吃力，老百姓觉得你这个政府权威性不够；第二，他的统治体系出了问题，袁世凯已经无法号令他的文官体系，甚至是他的武官体系，他的控制力在逐渐削弱。在打败孙中山的国民党之后，这些武人下去地方，在各地形成半割据状态，袁世凯想废却没有办法。他开个会议，官员都迟到，他无法说把这些人都给开了。就是说他作为总统，他对中国这样一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帝制的国家，的确是管理起来有点苦。总结说，就是他权威不够。
第二个是对外方面的考虑。对于外面，我们知道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是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了进去，日本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虽说袁世凯最后没有全部答应，只答应了其中一部分，那他这个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就降得很低了，权威也跌落得很快。在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想加强自己的权威，有人就出主意说，皇帝的权威很高，可以称帝。
但问题是，不是说称帝就可以快速有效地提升权威，而是权威达到一定高度了才可以有称帝的资格。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也打过几场漂亮仗的，从而树立起称帝开国的权威。但袁世凯称帝就出问题了：他当时刚签完了“二十一条”，威望大跌，要称帝肯定就不行了；加上一部分国人已经意识到国家的进步了，既然进步了就不能倒退，搞复辟是坚决不行的；还有，像云南军阀部队里的那些军人们，他们本来就不是袁世凯的嫡系，如果袁世凯实力再强的话，他们肯定就被吞掉了，本来就防着袁世凯呢，本来就怨恨中央不让他们割据呢，只要袁世凯一称帝，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复辟了。
其实我觉得他称帝，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局势：
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的内政。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但没有皇帝后，中国人实际上是很不适应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度里，他们已经过惯了有皇帝的生活，没有皇帝他们很不舒服，很乱；他们不愿意交官粮、国税；同时，底下的一些土匪、帮派、流氓地痞都很活跃。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治理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中国伦理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并且在三纲五常中，君主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君主也就无从谈起三纲五常了，中国的伦理基础也就动摇了。
这样就给袁世凯这个民国大总统带来很多困难：第一，他管理老百姓很吃力，老百姓觉得你这个政府权威性不够；第二，他的统治体系出了问题，袁世凯已经无法号令他的文官体系，甚至是他的武官体系，他的控制力在逐渐削弱。在打败孙中山的国民党之后，这些武人下去地方，在各地形成半割据状态，袁世凯想废却没有办法。他开个会议，官员都迟到，他无法说把这些人都给开了。就是说他作为总统，他对中国这样一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帝制的国家，的确是管理起来有点苦。总结说，就是他权威不够。
第二个是对外方面的考虑。对于外面，我们知道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是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了进去，日本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虽说袁世凯最后没有全部答应，只答应了其中一部分，那他这个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就降得很低了，权威也跌落得很快。在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想加强自己的权威，有人就出主意说，皇帝的权威很高，可以称帝。
但问题是，不是说称帝就可以快速有效地提升权威，而是权威达到一定高度了才可以有称帝的资格。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也打过几场漂亮仗的，从而树立起称帝开国的权威。但袁世凯称帝就出问题了：他当时刚签完了“二十一条”，威望大跌，要称帝肯定就不行了；加上一部分国人已经意识到国家的进步了，既然进步了就不能倒退，搞复辟是坚决不行的；还有，像云南军阀部队里的那些军人们，他们本来就不是袁世凯的嫡系，如果袁世凯实力再强的话，他们肯定就被吞掉了，本来就防着袁世凯呢，本来就怨恨中央不让他们割据呢，只要袁世凯一称帝，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复辟了。
6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
——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历史学家袁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民国三年版的银元，正面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头像，因此民间又俗称其为“袁大头”。
当看到这个“袁大头”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袁世凯往往是一个形象不佳的窃国大盗、卖国贼。但近年来亦有不在少数的学界观点认为：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袁世凯却是一位维护国家利益、祖国统一的爱国领袖，一位高瞻远瞩、厉行新政的改革家，一位治世的能臣、乱世的人杰。
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么告的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
我们不难看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早有政变的打算，并已提前做好了部署。袁世凯见大事不妙，为求自保，只好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劫后”的计划。
维新派缺乏政治经验，由他们主导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思想，基本都在袁世凯这位实干家的手中得以实现了。
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临死之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接替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很多德高望重的重臣如刘坤一等也都举荐袁世凯，西方列强也要求袁世凯出任此职。在众望所归下，朝廷在李鸿章逝世当天，任命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当时袁世凯的能力、功绩以及德行得到了清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说袁世凯是举国上下最受欢迎的人毫不为过。一、他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在军队中威望颇高；二、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使中国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改朝换代，于革命有功；三、他是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受到了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欢迎；四、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满清的遗老遗少们指望着他常权从而得到退位优厚待遇；五、能维护中国的稳定，保护各国的在华利益，西方列强的不二人选；六、厉行新政的实干家；七、曾因是汉人被清政府罢免，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八、人缘好，人脉广，军政班底雄厚；九、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
基于以上原因，甚至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属意于让袁世凯当民国总统。孙中山虽然看不惯这个旧官僚，但苦于手中无钱无兵，迫于无奈，只好迁就让位。
袁世凯年轻时曾参与入朝平叛，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自那时起与日本展开了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袁世凯放弃了以日为师的旧主张，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在他当上民国总统之后，还挫败过俄国策动外蒙独立的阴谋。
可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努力，并不逊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后世之所以说袁世凯卖国，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的中国从帝制迈入共和，在亚洲众多国家中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但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已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为窃取在华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
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袁世凯作为一国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他曾对时任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世凯指示下属在谈判中采用“拖”字诀与日本周旋，同时把消息透露给英、美等国，以引起国际干涉。当时中国积弱动荡，面对强横的日本，谈判是很困难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袁世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及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共十一条，不包含出卖主权的条款，勉强达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
在签约后，袁世凯先于国人将签约日（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誓言“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足见其卧薪尝胆的决心。
事实上，由于国人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事后声明这些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当时及以后历届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予以承认。所以这些条约实际上从未生效过，也不具备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
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执政期间骂日本人最多，曾经多次当众痛斥日本使者，他的自挽联这样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由此看来，说袁世凯亲日卖国应该是被过分夸大了。
7 民国没有他真不行了
——帝国骄雄袁世凯的价值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我们过春节与一个所谓的“卖国贼”有关，100年前正是他力排众议，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发布法令全国放假。
他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奠基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及一大批军事院校；
他是中国警察制度的缔造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
他兴办新式学堂，创办山东大学，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清廷废除了科举制；
他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化企业；
他成功说服西太后批准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他就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袁世凯。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袁世凯几乎参与了大清帝国末年在制度上进行的所有改革举措。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的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予袁世凯。评价这样一位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并不容易。早在“文革”时期，陈伯达就已将“窃国大盗”、“卖国贼”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袁世凯头上。然而，当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回望那段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顾百年前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是中国近现代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臣之一。
辛亥革命前，袁世凯为支持立宪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为革命后的政体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武昌起义后十几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当时革命派内部成员构成很复杂，许多旧官僚和立宪党人也混迹其中，各持观望态度，争权夺利。同时，清政府仍旧控制着中心地区，革命派的军事实力还无法与北洋军队抗衡。
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促成南北和谈，清廷退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避免了大量的伤亡损失，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时人对此举的评价很高，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为“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
所以说，辛亥革命中终结满清王朝的主要功劳应当记在袁世凯头上。
二、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口号，初衷是为了煽动汉人推翻满清统治，但同时无疑给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很大恐慌，引发了一系列排汉高潮，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英、俄两国趁机阴谋策划西藏和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正是有袁世凯这样一位强势人物坐镇，才保全了中国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混乱局面迅速得以平息，社会恢复稳定，顺利完成了新老政权的过渡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三、他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袁世凯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同徐世昌、段祺瑞等编著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详晰图说》，这两部书迄今仍被军事研究部门作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领衔废除了在中国沿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他说过“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传世名言，开矿设厂，大兴实业，发展经济，中国第一个电灯厂正是他创办的，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他曾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1907年，在他下辖的天津，袁世凯主持了中国首次地方选举。
在清末民初，中国正处在国家历史大转折、个人命运大洗牌的剧变时期，各路精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各显神通。在为数众多的精英中，袁世凯脱颖而出，并广为这些社会精英所认可，说他靠的仅仅是玩弄权术手段是解释不通的。
我们必须直面历史，正视所有曾经为中国进步而作出贡献的民族精英。
8 爱国还是卖国？
——诡异的“二十一条”事件真相之谜
很多国人提及“二十一条”，必痛骂袁世凯，其实“二十一条”究竟有哪些内容，却鲜有人知晓。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同盟国向俄英法协约国开战。日本乘机谋划夺取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
9月1日，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军开战。11月7日，被围困两个月的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随后，日本继承了德国的一切在华侵略权益。
在得知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后，袁世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在会议上，袁世凯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出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然而，战胜国日本的野心不会满足于继承德国的既得利益。
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五大项共二十一条要求。依照这些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这“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
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长至99年。
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以及一些地区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以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①为蓝本的，这个蓝本具有清晰的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因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在收到“二十一条”后，袁世凯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对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说事关交涉事宜，必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部总长与日本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感到事态严重的袁世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集体讨论对策。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的。日本料到中国没有反抗的能力，从一开始就警告袁世凯，这是一个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能外泄。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当时的西方列强几乎都陷于战争之中，没有能力来干涉中日之事。所以，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已然肆无忌惮。
从现存档案的“二十一条”的批示上不难看出，这一事件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逐条圈注，反复斟酌。
所幸的是，袁世凯的应对还是有效得体的。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是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芳正义及山县有朋，打探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启用善于在困难局面中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在谈判中逐条商议，拖延时间。随后向日本提出因事务繁忙，每周开一次会。在会议上，他让陆征祥拖延喝茶的时间，尽量减少商议的事项。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一事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动。因此，袁世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泄露出去，使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的计划成为泡影。此内容泄露之后，不仅国人哗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二十一条”成为了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日谈判进行干涉。谈判有第三方介入后，很多内容就得重新再谈。就这样，袁世凯又成功地拖延了四个月。
日本见在谈判桌上迟迟无法取得进展，随后就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并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之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就使用武力。
针对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召集各部门首长开会。会议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能暂时屈辱，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危险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部长陆征祥及中方谈判代表将“二十一条”最终修订版交给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尽管兵临城下，中国交给日本的“二十一条”修订版和原“二十一条”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在四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中，中方不仅力争删除了第五条及前四条的部分条款，其他很多原来的侵略要求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那么在签订了十二条条款后，袁世凯又是如何应付日本人的呢？
袁世凯是个极为聪明的人，自有应对办法，例如已签订了的条款中涉及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问题，袁世凯就说：“购买租地，我叫他一寸土地也买不走；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会有生命危险；日本顾问，一个月给他两个钱，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力在我手。”
总之，袁世凯想尽方法限制日本在中国使用这十二条，抵制日本人在中国的恶劣行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巧妙地放纵并利用民间反日舆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那一时期，民情沸腾，纷纷抵制日货，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在长达8个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声誉上也遭受重创，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与指责。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外交失败、经济受损而下台。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同样遭受了损失，被迫延长旅、大租借期至99年。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谈判手段还是可圈可点的。如巧妙释放谈判信息，利用民间反日舆论让日本知难而退。毕竟当时中日实力差距较大，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可以说，袁世凯在谈判中所作的牺牲和让步，属于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并非完全卖国性质。
无法否认，“二十一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外交耻辱，所谓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坚决不签订“二十一条”，中日战争也许会提前20年全面爆发。但是那时的国力财力肯定比不上20年前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甚至远不如20年后的国民党时期。
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
日本帝国政府为了充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达到保持远东和平的目的与希望，愿承担与中国合作防止中国内乱及外国侵略的责任，而中国应在中国国防方面给予日本以特别的便利，或者保护日本的特殊权益。为了以上目的，缔约双方成立如下的同盟条约：
一、当中国发生内乱或中国与其他一国或数国作战时，日本派遣军队协助中国，并担负保卫中国领土、维持中国和平秩序的责任。
二、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的特殊地位，将这些地区的主权让与日本，以利于日本在稳固的基础上，实行地方性防御计划。
三、日本占领胶州湾后，将取得以前德国所享受的关于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权利。青岛和平与秩序恢复以后，该地将交还中国辟为国际条约港。
四、为了加强中国与日本的海防起见，中国将福建沿海战略港口租借于日本，使之成为海军基地，并将该省铁路矿山全部权利，许给日本。
五、为了改编中国军队起见，中国应委托日本训练军队。
六、为了统一中国的兵器与军火，中国应采用日式的兵器，同时在各军事据点建立兵工厂（在日本协助下）。
七、为了建立和维持中国海军，中国应将训练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
八、为了改革中国财政及改进中国征税方法，中国应将该项工作，委托给日本。日本应选择有能力的财政专家充任中国政府一等顾问。
九、中国应聘用日本教育专家担任教育顾问，并在全国各地区广泛设立学校教授日文，以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准。
十、中国与其他国家订立贷款、租借及割让领土的协定以前，必须征得日本的同意。
从签订这个防御同盟之日起，日本与中国应紧密合作。日本将负责保卫中国的领土，维持中国的和平与秩序。这将解除中国未来的一切焦虑，使它得以大力实行改革。而且有了领土的安全感以后，它既可期望于国家的发达与复兴。即令目前的欧战结束，和平恢复以后，中国在将来也绝对不怕列强对它施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远东的永久和平。
一、当中国发生内乱或中国与其他一国或数国作战时，日本派遣军队协助中国，并担负保卫中国领土、维持中国和平秩序的责任。
二、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的特殊地位，将这些地区的主权让与日本，以利于日本在稳固的基础上，实行地方性防御计划。
三、日本占领胶州湾后，将取得以前德国所享受的关于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权利。青岛和平与秩序恢复以后，该地将交还中国辟为国际条约港。
四、为了加强中国与日本的海防起见，中国将福建沿海战略港口租借于日本，使之成为海军基地，并将该省铁路矿山全部权利，许给日本。
五、为了改编中国军队起见，中国应委托日本训练军队。
六、为了统一中国的兵器与军火，中国应采用日式的兵器，同时在各军事据点建立兵工厂（在日本协助下）。
七、为了建立和维持中国海军，中国应将训练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
八、为了改革中国财政及改进中国征税方法，中国应将该项工作，委托给日本。日本应选择有能力的财政专家充任中国政府一等顾问。
九、中国应聘用日本教育专家担任教育顾问，并在全国各地区广泛设立学校教授日文，以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准。
十、中国与其他国家订立贷款、租借及割让领土的协定以前，必须征得日本的同意。
从签订这个防御同盟之日起，日本与中国应紧密合作。日本将负责保卫中国的领土，维持中国的和平与秩序。这将解除中国未来的一切焦虑，使它得以大力实行改革。而且有了领土的安全感以后，它既可期望于国家的发达与复兴。即令目前的欧战结束，和平恢复以后，中国在将来也绝对不怕列强对它施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远东的永久和平。
（第四卷 皖系掌权）
第四卷 皖系掌权
◎ 段祺瑞为什么被人称作“六不总理”？“北洋三杰”又是哪三位？段祺瑞“三造共和”又是怎么回事？
◎ 中华民国总理段祺瑞为什么当街长跪不起？他一生信佛吃斋，甚至弥留病重时也不肯听从医生的建议进食肉菜，至死恪守信念。这一切都与那次惨案有关……
◎ 黎元洪老实待在家里却被抓去当了革命军政府的都督，又被袁世凯强迫着赴京就职民国副总统，尔后反复被逼走又被请回来，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曲折？
◎ 冯国璋为什么被称为民国总统位置上的临时工？“卖鱼总统”又是怎么一回事？徐世昌为什么被称为“文治总统”？作为北洋时期唯一的一位文人总统，他的为官秘诀又是什么？
1 坎坷少年英雄泪
——段祺瑞的奋斗
北洋，中国历史上又一段诸侯割据群雄纷起的时期。袁世凯死后再无人可以掌控全局，北洋系军阀开始四分五裂。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或者平日的交好程度，北洋军阀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各派系为了争权夺利，攻战不已。军阀混战导致政权更迭频繁，短短的 13 年时间里，就出现了 38 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持续了 6 天。
在诸多派系的军阀中，有这样一个人，他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自居，人称“六不总理”。在物欲横流、无官不贪的民国时期，他算得上官场中的另类，却又是当时官场中人的楷模。他就是北洋三杰之一，一生曾经三次缔造共和的皖系统领段祺瑞。
段祺瑞，字芝泉，1865 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太平集北的段家老宅。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段佩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体系之下，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
段祺瑞小时候受祖父的影响很大，7 岁时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段佩给段祺瑞请了塾师带他念书，年少时的段祺瑞却更喜欢舞刀弄棍，看书也偏好关于排兵布阵、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在那段日子里，作为小少爷的段祺瑞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北洋军阀割据形势图
但是，好日子在段祺瑞 14 岁的时候戛然而止，他的祖父段佩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后，小段祺瑞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得随祖父的灵柩回合肥老家。不久后，他只身一人步行 2000 多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堂叔段从德，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这一年，段祺瑞才 16 岁。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在段祺瑞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来威海看望儿子后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8 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才被批准回家奔丧。回到家中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18 岁的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但很快，段祺瑞迎来了时来运转的好机会。1885 年，李鸿章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听说这一消息后，刚满 20 岁的段祺瑞喜出望外，他决心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他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两年后，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学堂毕业，随后又被选派到德国去学习军事。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波折。据说，在初选名单里本来是没有段祺瑞的，但李鸿章看到选派人员中安徽籍的只有两个人，心中十分不悦，于是把山东籍的划掉一个，改选了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就是段祺瑞。李鸿章被人称为“李合肥”，段祺瑞后来也被称为“段合肥”，这两人还真很有缘分。
段祺瑞学成回国后，李鸿章再次指派他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1890 年年底，25 岁的段祺瑞学成归来，先后任职于北洋军械局和威海武备学堂，成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留洋军事人才。
甲午中日战争后，袁世凯奉旨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并在保定创办新式陆军军官学校，正当亟需用人之际，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将段祺瑞推荐到袁世凯的门下。段祺瑞不凡的背景和资历，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当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就有近 2000 人。
到小站后，段祺瑞被委任为炮队统带，这支炮队有速射炮、重炮等60 门，战马近 500 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
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段祺瑞很快得到袁世凯的器重，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三、四、六镇统制等职。随着在军界的地位不断地攀升，段祺瑞在政界也迅速崛起，开始步入北洋集团的核心圈子。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镇压“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战胜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段祺瑞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
袁世凯不断升迁，段祺瑞也跟着沾光，得到了北洋六镇的统制之职。在清朝覆灭后，段祺瑞做过几任陆军总长，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隐居西山。袁世凯死前，命人将段祺瑞找来并将国事托付给他，段祺瑞因而成为民国的内阁总理，成为当时政坛的头号风云人物。
2 当街长跪的大国总理
——皈依佛门的段祺瑞
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都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不过，段祺瑞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都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吃饭。
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要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干脆吃斋念佛了。在 1920 年的直皖战争中，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最终以惨败而告终。战后这段时期老段闲居，有时间去参访大德高僧，佛学修为大为精进。搬到天津后，他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起来焚香念经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段祺瑞信佛，一则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身为军人，杀戮过多畏惧果报，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1918 年，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段祺瑞部下靳云鹏请求杀几个战俘以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罪在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很多人说他有虎相而无虎威，宅心仁厚，过于正道。
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各种社会思潮纷起，其中佛教最兴盛，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僧人、居士数量都很庞大。当时的一些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热衷于宗教活动，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最多。
在皈依佛教后，段祺瑞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段祺瑞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当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之时，段祺瑞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时隔四年后的 1924 年，段祺瑞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段祺瑞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与之前不同的是，他每天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立即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被世人误解的段祺瑞主动再次下野。从此，他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旋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棋写字，不再过问世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把侵略的魔爪从东北延伸向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1933 年 1 月 21 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随后，段祺瑞定居在上海。
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
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六不总理”段祺瑞
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六不总理”段祺瑞
1936 年 11 月 2 日， 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 72 岁。在病危期间，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在信佛之后，段祺瑞的食谱中，除了自己养的几只母鸡下蛋算得上荤食，其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段祺瑞只养母鸡，而没有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又可见其信仰之坚定。
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死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不禁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埋骨的地方！”
直到 1963 年，在段祺瑞生前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段祺瑞的遗骨才被起出，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3 官员道德楷模
——廉洁总理段祺瑞
段祺瑞酷爱下围棋，为此还特意养了一批棋手，每月发给工资，以陪他下棋。同段祺瑞下棋时，棋手们都十分识相—不能赢，因为段祺瑞自尊心很强，输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那么，段祺瑞最喜欢和谁一块下棋？
有个小棋手叫吴清源，任段府的棋手时年纪还小，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老段下棋的时候毫不客气，两人经常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 但每个月段祺瑞仍然按时给吴清源发工资。吴清源后来去了日本，因为有段祺瑞的资助，才能度过在日本的最艰难时期，日后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当时，达官贵人三妻四妾很时髦，段祺瑞也不免俗，讨了几房姨太太。他的第四位姨太太，貌美如花，知书达礼，段祺瑞很喜欢她。但她进门后始终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只因为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吩咐他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置办嫁妆，吹吹打打，很热闹地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的事被传为佳话。
段祺瑞一生没有房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他养女的名义（段在原配夫人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妻），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出去，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后来段祺瑞到天津、上海，都是租房而居，一生没有置产。
作为一国军政首脑，给段祺瑞送礼的人自然会排成长队，但他从来不收礼，只是遇见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却之不恭时，才会在礼物中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悉数退还。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珍贵。段祺瑞的家里人十分喜欢，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早，段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最可称道的是，他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想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承诺日本将会全力支持。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始终以严词拒绝，誓不与日寇同流合污。
为避开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到上海，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段祺瑞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段祺瑞生前生后都口碑如一，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家的楷模。如果说，段祺瑞一生有污点，那便是他在任期间发生“三一八”惨案，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尽管罪魁祸首不是他，但他必须承担领导失职的责任。
段祺瑞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亲笔遗嘱，内讲“八勿”，阐述国家复兴之道，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算是个英雄，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让中国走进民主政治的大门。但他是个末路英雄。令他困惑的是，他要统一中国的计划总是难以实现，反倒因此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兵戎相见。北洋军阀之中，皖系曾势力最大却垮得最早。第一次直皖战争，段祺瑞亲自指挥的皖系军队只几天工夫，就被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绝没想到，自己乃正统的北洋领袖，民国后第一批被封为最高军衔且是领衔者的“建威上将军”，居然打不过一个犯上作乱的部下，而且，败得血本无归！
面对民主政治大门口的一堆又一堆的历史废墟，段祺瑞无能为力。而正是这一堆堆废墟，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当口，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异常迟缓。生不逢时，段祺瑞只能无奈发出千回百转把栏杆拍遍的英雄叹息。
值得一提的是，段祺瑞作为一个在解放后还有争议的北洋军阀，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阅后，毛泽东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4 拥兵逼宫促共和
——段祺瑞一造共和
1933年1月22日，身在南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身着戎装到浦口车站恭候一位老人莅临，而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恭候。当这位老人出现时，蒋介石趋前敬礼，并搀扶他下船。晚上盛宴招待这位老者时，南京冠盖云集，文武要员全部出席作陪。
这位垂垂老者，就是曾经在20世纪初叱咤风云的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大首领，又是鲁迅先生《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被鞭挞的对象，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便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反派。那么，段祺瑞是究竟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动。10月15日，清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所属的北洋军，气势汹汹直扑武汉。但是荫昌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敦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几经讨价还价，清政府不得不一再让步。10月27日，摄政王载沣下令召回荫昌，而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主持前方军事。同时，改派冯国璋为第一军统领指挥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统领负责后方治安。
冯国璋南下时，袁世凯密令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冯国璋为抢头功，得寸进尺，增加兵力，继续进攻。北洋军11月1日攻占汉阳，21日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复下令猛攻武昌，险些坏了袁世凯“一石二鸟”的好事。此时，袁世凯实际上在谋划：既用清政府镇压革命派，又用革命派逼迫清政府，迫使双方都向他交权。
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袁世凯下令按兵不动。早在16日，他还在湖北督军时，就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大将，虽力挺袁世凯出山，却又钟情于满清皇朝。袁世凯担心自己赴京后冯国璋擅自大举进攻武昌，破坏他“以武力镇压革命军，以革命军逼迫清廷”的大计。于是，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主持武汉的军事。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命军妥协的既定方针。
段祺瑞到任后，将司令部从汉口退驻到孝感。1911年12月中旬，表面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英租界进行着“南北和谈”。实际上是段祺瑞派亲信廖宇春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秘密协议：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皇室；3.率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5.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然而，议和因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变化。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湖北督军的段祺瑞大怒道：“革命党背信弃义，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下令前线北洋军炮火齐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向武昌城。但他没有挥师进攻，反而以北洋军主力统帅名义，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段祺瑞向清廷发出了要求共和的强烈信号。在北京的袁世凯、徐世昌、王士珍等人连忙复电，规劝段祺瑞“切勿轻举妄动”。
孙中山误判了形势，以为清廷军队将领发生了内讧，随即下令黄兴率军兵分六路北伐。无奈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都是些乌合之众， 面对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根本不堪一击，不久便败下阵来。孙中山只好通电表示：只要袁世凯推翻满清王朝，他随时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
段祺瑞的通电，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威慑的最后通牒。隆裕太后接电后，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拖延时间，慌忙召集皇亲王公商量，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溥仪，做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然后发布谕旨，宣布清帝退位。袁世凯与段祺瑞有没有“力倡共和”的直接交流，不得而知，但两人确有推翻清廷统治的某种“默契”。袁世凯大功告成，段祺瑞“一造共和”功不可没。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了新政府的陆军总长。
5 历史时空中最诡异的政局
——段祺瑞二造共和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后，“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因忠于清廷而退隐还乡，态度暧昧的冯国璋外调南京，只有力主共和的段祺瑞留在北京，因为中央军事还离不开段祺瑞这个北洋军中的元老。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步伐的加快，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段祺瑞得罪了一心想当太子的袁克定，命运很快发生逆转。
袁世凯的心腹幕僚阮忠枢受袁克定指派，试图动员段祺瑞再一次联络北洋将领，全国通电，拥护袁世凯称帝。不等阮忠枢说完，段祺瑞便愤怒地打断他的话，说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袁大总统早就说过不当皇帝了，你们还敢胡闹！”
段祺瑞的不予配合，令袁克定火冒三丈，便经常在袁世凯耳边聒噪，说段祺瑞坏话，挑拨离间。不久，袁克定亲自前往河北正定请有忠君情结的王士珍出山。王士珍勉强同意后，袁世凯立即任命王士珍为陆军上将，委以统率办事处坐办，从而架空了段祺瑞。
不久，袁世凯主持会议讨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会上大家义愤填膺，段祺瑞更是拍案而起，怒骂道：“小日本欺人太甚，如此条件过于苛刻，绝对不能接受！”会后，段祺瑞以陆军总长名义，领衔19省将军通电请缨，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示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甚至不惜与日本人决一死战。
袁世凯称帝在即，有人劝段祺瑞，哪怕违心地表示一下“劝进”，也可以改善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否则他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而段祺瑞则公开宣称：“当年我领衔通电主张共和、取消帝制，如今却要我领衔通电取消共和，拥项城称帝，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随后，袁世凯免掉了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段祺瑞作为袁世凯昔日的心腹爱将，为什么转而反对袁世凯称帝呢？
事后，段祺瑞对侄儿段宏纲透露：袁称帝前，他曾五次劝阻，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他劝阻袁世凯称帝，说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是万不能做的。而袁称帝后，他未公开声讨，则是出于他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所以，论公，段祺瑞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段祺瑞从此只有退隐，绝不多发一言。
袁世凯宣布称帝后，随着蔡锷的揭竿而起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看风使舵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没想到，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将领会成为他的敌人，而领衔者竟是他多年的左膀右臂。面对内外混乱的局面，袁世凯想到让段祺瑞出山稳定局势。
此时，袁世凯已在忧急之中病倒，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到段祺瑞手中。信中言辞恳切，希望段祺瑞看在两人多年的交情上，能到中南海一叙。
段祺瑞看完信后，如约来到中南海。袁世凯充满歉意地说：“芝泉，你能来真是太好了，都怪我当初不听你的劝阻，闹到今天这个局面。我老了，身体也不好，还是请你出山，再帮我一次……”见到病榻上的袁世凯，段祺瑞答道：“若取消帝制，我愿全力相助。”
袁世凯在公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段祺瑞、徐世昌外，还有黎元洪，此三人皆为袁世凯称帝前一脚踢开的大员。会上，袁世凯首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复任大总统，随后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徐世昌为国务总理，黎元洪仍为副总统，责成三人稳定局势。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早已不复以前的威望了。南方的革命党人坚决要求其下野，称袁世凯复辟帝制已经背叛了民国，没有资格再任大总统。
袁世凯万分失望，他已经看出，黎元洪与他貌合神离，徐世昌对南北双方都起不到作用，只有段祺瑞，既在北洋军中有威望，且与蔡锷等人交情匪浅。进可以讲和，退可以付诸武力，此时恰逢徐世昌请辞，袁世凯便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此时，全国各地要求袁世凯退位的呼声，与此前全国劝进的呼声一样强烈，南方革命党人坚决要袁世凯下台，否则坚决不进行南北和谈。袁世凯决定武力讨伐，但段祺瑞坚决主张和谈，反对付诸武力。他说：“既然总统坚持用兵，那您就另请高明吧，我辞职！”随即递交了辞呈。袁世凯不接受他的辞呈，还想亲自布置对独立各省的军事发动进攻，无奈北洋军已不听袁世凯指挥调遣。
不久后，袁世凯最宠信的陈宦突然通电全国，怒陈袁世凯罪状，而这个陈宦在几个月前临离京时，还匍匐在大总统的脚下，要求袁世凯一定要称帝，否则誓不回京。亲信的背叛对袁世凯的打击是致命的。袁世凯终日哀叹忠义古风不存，连气带病，最终忧愤积劳成疾，感染重病不治而病逝。
袁世凯死后，能够左右民国政局的实力人物只有段祺瑞了。他既是北洋军的元老，也是民国内阁总理、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手里有军队，又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急先锋，可谓“德高望重”。当时段祺瑞想不想当大总统，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无论南北两派由谁出任民国总统，都势必会带来南北大动干戈，而令中国重陷混乱，何况北洋军内部并不团结，冯国璋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最终，段祺瑞推举“首义”都督而非革命党的黎元洪担任总统。1916年6月7日，黎元洪正式就职民国总统，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6 蹒跚实践民主共和
——段祺瑞三造共和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大小军阀几乎个个拥兵自重。倘若在真正的民主宪政下，黎元洪也许是一位有德行的政治家，但在唯凭武力加铁腕手段才能“摆平天下”的时代，黎元洪再有品德也只能沦为滑稽的政治配角。他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终归“位至尊而无权，人至微而言轻”。
在北京没有军权，也没有嫡系军队的大总统黎元洪，与“武昌首义”被逼出来当鄂军都督时一个窝囊样儿，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在同段祺瑞的一系列纷争接连失败后，于 1917 年 5 月 23 日，终于挺起了腰杆子，一改往日唯唯诺诺的柔弱作风，果断下令免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的职务。依据是，段祺瑞秘密与日本签订 1 亿元军事借款，其在国会所做“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被揭穿。
是什么让黎元洪有这么大胆子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的职务？
原来，黎元洪背后有了一位北洋军的实力派给他撑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辫子大帅”、驻扎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民国已经走到第六个年头了，张勋依然统领着 58 个营，共计两万多名辫子军将士。张勋看到黎元洪屡受段祺瑞的欺压，便向他伸出橄榄枝，借进京“调停”之名，窃行复辟之实。张勋亲率 5000 精锐辫子兵开赴京城。
1917 年 6 月 30 日晚，张勋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当夜，辫子军占领了交通要道以及媒介通讯部门。7 月 1 日凌晨，在康有为、王士珍等保皇派的簇拥下，张勋穿上清代的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扶 12 岁的溥仪登基。张勋自任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黎元洪做梦也没想到搬来的救星原来是灾星，他急忙签署了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的手谕以示罪己，并以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调遣军队讨伐张勋。
段祺瑞未雨绸缪，驻扎天津的北洋军嫡系部队早已枕戈待旦。此时，他立即组成“讨逆军”，并自任总司令，于天津马厂誓师，公布张勋八大罪状，带兵 5 万余人进军北京，讨伐张勋。
7 月 8 日，段祺瑞通过外交使节转致张勋，提出停战条件四项：（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子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19 日双方谈判破裂。段祺瑞决心讨伐张勋，战火重燃。
张勋拥清帝复辟之前，段祺瑞已有所闻。张勋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时，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派亲信曾毓隽去参加会议。曾和张勋的谋士说，让张勋慎重考虑，如果做了违背共和的事，段祺瑞会第一个站出来抵抗。当时张勋的谋士“一再否认”，以哄骗段祺瑞。
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据说全北京城的百姓都爬上城墙观看双方打仗，而这场战斗创下了世界军事史的奇观，“辫子军”一触即溃，整个战斗只死了几个人。得知大势已去，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重做皇帝没几天的溥仪，得知复辟失败吓得放声大哭，急忙颁布了退位诏书，为时 12 天的复辟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段祺瑞赶走张勋后，恢复共和政府，以“三造共和国”元勋的身份重掌政权。黎元洪自知理亏辞去大总统职务，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上层统治阶级人物思想逐步分化，段祺瑞的思想也在这个历史时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共和，坚决反对帝制，并勇敢地付诸于行动。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拥清复辟的失败，主要是全国强烈反对的结果。但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能够首先站出来主张共和，能够对其主子袁世凯恢复帝制采取不合作行动，能够起兵讨伐拥清帝复辟的张勋，在当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段祺瑞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一生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他一生注重立德立品，是民国初众多具有德行的官员里的佼佼者。同时，他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善于利用政治和军事手腕维护自己的统治。
在“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事发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发誓终生吃素，并将吃素功德回向给这些死者。在他病重时，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但荤绝不可开。”终于，他为坚守自己的信仰而从容离世。
段祺瑞一生与共和联系最为密切，为了中国走向共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曾四次发电逼迫清帝退位，三番五次奉劝袁世凯放弃称帝打算并以行动抵抗，后以武力赶走张勋。段祺瑞以实际行动倡导共和、维护共和，这一点足以使他名存中华民族青史。
7 一念嗔心毁共和
——乱世棋子黎元洪
1911 年 10 月 10 日夜，武昌新军工程营士兵率先起义，驻地新军大部分响应，一夜之间，武昌光复。11 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咨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与会的人普遍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中没有人够资格当都督。就在大家为都督人选争论不休的时候，当时武昌新军中一位德行操守有口皆碑的协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他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1864 年生于湖北黄陂。19 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五年后被派往海军服役，1890 年调任广东“广甲”兵船三管轮，次年晋升为二管轮。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北上威海卫，在渤海口遇敌，军舰在炮击下沉没，他在海上漂流数小时后得救，大难不死。
战后，黎元洪投奔张之洞，深受器重，曾任炮台监制和护军后营帮带，参与新军训练，并赴日考察军事。1906 年，黎元洪在改制后的湖北新军中任第 21 混成协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第二年秋，他率队参加在河南彰德举行的军事演练，获得了“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评语。
从履历可以看出，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都没有关系，这个人凭什么突然闯入历史？有确切史料证明，革命党人此刻选择黎元洪，并不是仓促之举，早在武昌起义的筹划阶段，为利于起义成功后的政权布局，革命党人就选中了黎元洪，其利有三：一、黎元洪乃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元洪乃鄂军将领，素得人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元洪素来爱护军中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与他合作。
对于革命党的邀请，黎元洪最初并不情愿。关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过程，民间普遍有“床下都督”一说。但根据亲历者的回忆以及现有史料《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可以确定，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被人从床下拖出。
不管过程如何，黎元洪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出任都督。曾与黎元洪私交很好的英国传教士兼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刻，中国历史的序幕由此拉开。黎元洪的出任，暴露了革命党人对这次起义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以及对自己德行能力自信不足。但是，当时选择黎元洪无疑是明智的。黎都督的出现—至少湖北军政府是这么对外宣布的—对于招抚未参加起义仍在观望的新军官兵及武昌市民，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形势的发展逐渐有利于革命党人，黎元洪认清形势改变初衷，开始倾向反清革命。他剪掉了长辫子，并召集军官训话，说：“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
1912 年 1 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1913 年“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兵败流亡海外，袁世凯就任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因没有支持孙中山的“叛乱”而再次成为副总统。
黎元洪心知肚明，袁世凯不好惹。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只想待在武汉。可坐稳江山的袁世凯绝不容许黎元洪独立在他的掌控之外。三番五次请不来后，袁世凯索性将自己的第一爱将兼干女婿、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湖北担任代理湖北都督，迎请黎元洪到北京赴任，并事先准备好了第二天北上的专列。
1913 年，黎元洪赴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武汉老家。
在北京，黎元洪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在袁克定和总统府侍卫长荫昌等人的迎接下，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世凯本人偶尔乘坐外，此前就只有孙中山来北京时坐过一次。袁世凯将黎元洪安置在了中南海的瀛台。袁世凯还让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两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尽管如此，黎元洪私下里始终与袁世凯保持着距离。
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世凯曾就很多人劝他当皇帝的事情，征求过黎元洪的意见：“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在袁世凯的默许下，倡议帝制机关“筹安会”成立。一时间，几乎所有社会名流纷纷拥戴，并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当时黎元洪正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他不赞成帝制，却又不愿意与亲家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1915年 9 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务，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未予批准。作为补偿，袁世凯以 10 万元高价购得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黎元洪于 9 月下旬迁入，闭门谢客，对于时政不发一言。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全国各地发来的劝进请愿，将 1916 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 1916 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2 月 15 日，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袁世凯的这招棋非常高明，黎元洪手中虽无一兵一卒，但却是万众瞩目的“武昌首义元勋”，如果将其拉下水，为自己“民国变帝国，总统变皇帝”的戏法造势，其影响可想而知。
但令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黎元洪竟然不配合，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赞同袁世凯称帝，为了民主愿意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得知黎元洪不接受册封，自告奋勇来黎宅游说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有的还直接以“王爷”呼之。最后黎元洪实在急了，手指大厅一柱说：“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黎元洪大事清楚，小事却装糊涂，除了称帝之事，他从来不对袁世凯发出不同声音。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曾经两任总统，都被迫下野。在总统任期内，黎元洪只不过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橡皮图章”，但他并不甘心如此。有次总理段祺瑞派人让黎元洪盖章，他说要看看，来人很不耐烦，双方发生冲突。黎元洪一怒之下，违法下令罢免总理段祺瑞，并意外导致了张勋复辟，给民主与共和蒙上了阴影。
一心想为中国带来健全民主机制的黎元洪，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摧毁了中国原本十分脆弱的民主根基。心中有愧的他从此不问政治，开始大规模投资实业，1928 年 6 月 3 日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
作为黎元洪的老师，严复曾评价黎元洪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黎元洪的人品道德，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口碑。
8 史上最会创收的总统
——“卖鱼翁”冯国璋
北洋时期中国大地战火连连，政治舞台上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官场要员都是“临时工”，闹出不少笑话。但其中笑话闹得最大的，当属卖鱼的大总统—冯国璋。他算得上是历史上官衔最高的临时工了。
冯国璋刚刚代理民国大总统，入住中南海。他看见了金水河中池鱼荡漾，便随口问道：“这都是些什么鱼呀？”随从赶紧回答：“这都是历朝紫禁城之主放养的，最大的鱼有好几百斤已经有上百年了。历朝的皇帝还在大鱼身上套金圈，挂金牌呢。”“哦？要是把这些鱼都卖了，应该值不少钱吧？”冯国璋仿佛是突发奇想。随从们也无言以对，都当他一时兴起，并没有当真。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冯国璋真的派人把金水河里的鱼都捞了上来，运去市井，沿街叫卖。一时间，北京城内到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且价格不菲。数日之内金水河里的鱼就被抢购一空。时人戏称：“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卖鱼事件”成了历史的笑谈。很多人由此推论，冯国璋是个不学无术、嗜财贪婪之徒。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时人尊称为“北洋三杰”之一。后人对他的评述如下：他骁勇善战，在“阳夏之战”中，让同盟会“军神”黄兴丢盔卸甲，一败涂地；他廉洁奉公，徒有爱财之名却不曾贪赃。此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他还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
历史上真实的冯国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冯国璋
冯国璋，字华甫，1859 年生于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人，明代开国勋臣冯胜的后代。冯国璋的祖父是富甲一方的财主，可是到了冯国璋这代却家道中落。在他 25 岁时，经堂叔介绍，冯国璋去大沽口投靠了淮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他病故，冯国璋几乎参与了这段时期内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刚过而立之年，冯国璋就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他奉命赴日本考察，从而接触到现代陆军知识。小站练兵时，袁世凯读到冯国璋所著“兵书”后如获至宝，立即把冯国璋招入小站。同时被招入小站的还有段祺瑞和王士珍。
在教学中，冯国璋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便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还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 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成为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一次，袁世凯邀请德国总督一起观看新军的操练，只听台下冯国璋口令洪亮，部队“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袁世凯大加赞赏，称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为“北洋三杰”。从此，冯国璋也开始了他与袁世凯互利共生的政治生涯。但他过分遵从袁世凯的意图，原本的“北洋之豹”也被后人戏谑成了“北洋之狗”。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军逼迫清帝逊位，一面利用自己手握重兵又身处京畿的优势和革命军和谈。在这期间，冯国璋竭尽所能帮助袁世凯逼清帝退位。1912 年 9 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 年，冯国璋晋升为陆军上将。
爬上大总统位置以后，袁世凯周围的人极力劝进，他也逐渐产生了称帝的想法。当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冯国璋十分惊讶，即刻进京劝阻。在得到袁世凯“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的承诺以后，冯国璋才返回南京。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就在京城里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帝制。消息传来，冯国璋将信将疑，立即去密电质问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得到的答复是“事出有因”。冯国璋深感受到了欺骗，愤愤不平地说：“他哪还把我当自己人了？”从此，冯国璋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1916 年 3 月 9 日，冯国璋公开反对帝制，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他一面联系北洋各方反对帝制，一面要求南方军队“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人民”，这就是著名的“五将军密电”的内容。袁世凯得到密电内容后，深知大事已去，便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 6 月袁世凯病故。
袁世凯病故后，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一年后，张勋复辟，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躲进了日本公使馆。冯国璋又一次出面反对复辟。闹剧过后，冯国璋就职代理大总统。但冯国璋不甘心做“活动的盖印机器”，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在护法战争后，冯国璋被迫让出“总统”的宝座。
1919 年 l0 月，冯国璋经天津抵达北京，他想通过团结直系内部对抗皖系，并伺机寻求东山再起。然而，在一切计划实现之前，他就于 12 月 28 日突然病逝了，时年 62 岁。
冯国璋因为小时候家里面太穷而惜财如命，死后留下的遗产却又极少，这也说明了他虽爱财却不曾贪污。可见“卖鱼闹剧”另有原因。
另外，修订族谱时，冯国璋修改了冯氏族谱的字辈排名，为后世子孙制定了“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 的十字排辈次序。到了他的曾孙—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却不敢再用“禁”字辈了。因为“文革”的关系，冯巩不得不用改名的方式来表达和“反动”家庭的决裂。不过，到了后来冯巩的儿子还是按冯国璋定的规矩，使用了“开”字辈。
冯国璋的一生是精彩的，也是无奈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不会在一时就有定论。冯国璋是“豹”还是“狗”，也要留给历史去评说了。
9 乱世掌国艰难支撑
——“文治总统”徐世昌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虽然建立，但乱象比之清末并没有多少改观。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后，国人已经厌倦了军阀割据、南北纷争的现状。特别是“一战”结束后，许多人都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徐世昌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时人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1918 年 10 月，徐世昌正式成为民国大总统，直至 1922 年 6 月被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赶下台，共在位三年零八个月，他是北洋时期历任民国总统中任期最长的，也是唯一的一位文人总统。
作为一名学者型大总统，徐世昌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多有建树，创造了民国初年的多项第一。
在政治领域，徐世昌做总统的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在历次的政权更迭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被人称为“水晶狐狸”，是民国第一号政坛不倒翁。在政治改革方面，徐世昌认为发展和建设近代化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必须先搞好吏治。因此，他屡次下令“整肃仕途，奖励贤能”，考核各级官吏，施行廉政建设。他还亲自撰写《将吏法言》颁行全国，供各级官吏学习，足可称为当时的官场第一人。
在经济领域，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都有“新政”施行，但真正大规模实施且成绩突出者，只有北洋一家，其中包括山东新政、北洋新政和东北新政。而上述这些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都是徐世昌。当上民国总统后，他审时度势，利用“一战”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赢得了“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当得起民国经济改革第一人称号。
徐世昌
在军事领域，徐世昌虽然是一介文人，但对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影响深远。早在小站练兵时期，他就主张练兵既要学习先进的西方军事制度与技术，又要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成为了袁世凯之后的北洋第一人。此外，他还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改革传统的兵役制，使新军成为常备军；他还担任过首任巡警部尚书，亲自训练巡警部队，构建了国家柱石基础。
在文化领域，徐世昌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闻名，既是清朝进士，还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与之比肩。
在外交领域，在徐世昌当政期间，中国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塑造了主动开放的外交大国形象。北洋政府对外积极力争收回东三省、山东、外蒙主权，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势力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并拒签巴黎和会上列强间的“分赃和约”。中国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形象。
“五四”时期，徐世昌一开始对学生是抱有同情心理的，虽然对学生的态度随着火烧赵家楼后事态恶化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学术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能够蓬勃地展开，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下的宽松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1922 年，徐世昌被吴佩孚、曹锟“逼宫”下野，结束了大总统的政治生涯，回到天津当起了寓公。与北洋政府其他下野官僚不同，徐世昌并没有“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的野心。他寄情于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创作诗词 5000 余首，楹联 1 万余对，且多为质量上乘之作。至今天津仍留存有多件徐世昌的手迹墨宝，成为珍藏佳品。
10 史上最会当官的官员
——徐世昌官场八字秘诀
历史上，曾为晚清封疆大吏而后出任民国总统的人，只有袁世凯与徐世昌。袁世凯因称帝而臭名昭著，徐世昌则鲜为人知。事实上，在清末民初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他是晚清的进士，还在民国时获得过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可谓学贯中西。在晚清，他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后，他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后又当了四年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乡，1855 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
他的仕途之路也是从结识袁世凯开始的。光绪五年（1877 年），徐世昌在河南淮宁县任文案时，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大志的人，相互倾慕之下，两人遂结为金兰之好，徐世昌大袁世凯四岁为兄。青年袁世凯轻财好义，他在得知兄长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慷慨解囊，赠送了 100 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盘缠，以壮其行色，而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考试之中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最后成了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在忙碌之余他想到了徐世昌，便邀请徐世昌来帮忙。从此，徐世昌成为了袁世凯一生中最重要的幕僚高参。
徐世昌在小站待了两年多，工作非常勤奋。自学了军事及英语后，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并对小站新军进行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他所做的这些奠定了自己在北洋系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徐世昌功不可没。
徐世昌为人处事十分谨慎，他既能迎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因此而赢得了“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不仅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也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先后出任了首任巡警部尚书、首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并被授予太傅太保的官衔，在实际上与名义上，徐世昌都达到了清朝官职的最顶点，是清朝历代的汉族大臣中职位做得最高的。
辛亥革命时期，徐世昌与袁世凯重新联手，两个人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所有人都认为，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的宝座后，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此时，他却急流勇退，退隐到了青岛。
直到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他才正式由幕后走到前台，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老练的徐世昌此时同意出山，是因为经过两年观察，他确定袁世凯的位子真的坐稳了。这充分显示了他在官场上老到的一面—改朝换代、时局不明，不看清楚，绝不轻举妄动。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作为居间调和者出面因势操纵。徐世昌几经官场磨炼而成为不倒翁，其为政之道就在于精通黄老之术，而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常常能够城府在胸，内敛不张，心中之事不为旁人所窥，是一位玩弄政治的高手。
徐世昌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有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
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对其纵横官场大有帮助；他本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关系紧密，却又倾力结交南洋的张之洞；他助袁世凯训练新军、治理直隶，甚至改朝换代，却又与满清皇族称兄道弟……这些都是他“圆通”的表现。
所谓“沉稳”，是指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刻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出手。他平时遇到小事，经常唯唯诺诺，似有惧意；但大难当前，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能当机立断，不怕危险。比如辛亥年他帮袁世凯向朝廷讨价还价，其实风险极大，但他毫无畏惧。
所谓“柔韧”，是指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徐图东山再起，绝不一蹶不振。清亡后和袁世凯称帝时，他两度退隐田园，却终能两度再起，便是“柔韧”的表现。
所谓“机警”，是指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时机未至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迎头把握。在张勋复辟的过程中，这一性格体现得很明显。
徐世昌秉持这八字原则，在清朝和民国官场左右逢源，最终登峰造极。
（第五卷 直奉之争）
第五卷 直奉之争
◎ 从卖布郎到大总统，曹锟经历了怎样的励志传奇？他为什么被后世骂作“贿选总统”？他的老部下多有投靠日本当汉奸的，面对诱惑曹锟又是如何选择的？
◎ 《时代周刊》封面上刊载的首位中国人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为“三不将军”？他为什么拍桌子大骂张学良？
◎ 革命军北伐的三大军阀之一孙传芳被打败后销声匿迹，他究竟去了哪里？年过半百并且已经皈依佛门的他，为什么惨死在一名妇女的手上？
◎ 张作霖从草根一步步成为“东北王”，甚至统治大半个中国，他有着怎样的不朽传奇？他惨死在皇姑屯，炸死他的真凶又是谁？
1 卖布郎愤而从戎
——曹锟正传（上）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死前留下的千古绝唱。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爱国的历史名人临终前留下类似的遗愿，表现出伟大的爱国情怀。提及这些名人，谁也不会想到民国时期因贿选一度臭名昭著的曹锟。但是，晚年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的他，临终遗愿却是：“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1895 年 12 月底，在距天津东南 50 里的小站兵营里，袁世凯亲自督建的“新建陆军”正操练得热火朝天。这支新式队伍，采用德日建制，兵种分明，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展现出铁军风范，吸引来大批青年才俊应征入伍。
这一天，有一个手拿武备学堂毕业证和哨官委任状的年轻人，忐忑不安地来到小站的“新建陆军督练处”，毛遂自荐。这个人的出现，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他身材魁梧、相貌憨厚，军官出身，又懂经文，与求贤若渴的袁世凯一见如故。袁世凯欣然接纳了他，而且格外重视，很快就委任他为步军左翼第一营帮带。
这个青年军官，就是后来为袁世凯登峰造极立下汗马功劳、继而成为民国第五任大总统的曹锟。
曹 锟
曹锟，字仲珊，1862 年生于天津大沽一个造船工家庭。幼年时，曹锟在父亲的支持下读过四年私塾，很有悟性和志气。16 岁后，因为家境贫寒，曹锟便肩扛手提开始了他四处流浪的贩布生涯。
不过，做生意并不算曹锟的强项，因为他性情豪爽，待人厚道，喜欢交友，卖布的钱财时常随手花尽。他又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候，街上一些顽童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往往一笑了之，从不追问。别人告诉他是谁拿了他的钱，曹锟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于是，大沽一带的人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一次，曹锟挑着布匹去保定府贩卖，在城门口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两个士兵见他破衣烂衫，不但没让进城，反而推推搡搡、谩骂嘲笑了他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 年，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曹锟应征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一名哨官。1894 年他曾随部赴朝鲜作战。1895 年在小站练兵处投奔袁世凯。
曹锟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憨厚，喜怒不形于色，与人无争，损己利人，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此外，他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这些特点，令他反而逐渐成了气候。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曹大帅”。曹锟听说后，备下厚礼前去拜谒。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曹锟走上了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到帮统，由帮统到统领，由统领到统制，一路升迁，顺风顺水。
曹克忠（1826—1896），字荩臣，乳名二领，北仓镇刘园村人，晚清著名将领之一。咸丰五年（1855）投清军，曾受命于清廷，追剿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军，转战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历任把总、千总、守备，后为甘肃、兰州提督及广东水师提督等职。克忠骁勇善战，屡受嘉奖，从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1865）的10 年间，几乎每年晋升一次。清史立传曰：“克忠身经百战未曾一挫。”
1907 年，历经 12 年戎马生涯，曹锟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即中将师长。然而，多年的南征北战，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嗜血的军阀。
武昌首义后，各地革命军纷纷起事，曹锟的第三镇奉命赴山西镇压革命军。第三镇不废吹灰之力，就在娘子关雪花山战胜了阎锡山部。
战役结束时，曹锟带兵巡视，住在井陉县小学堂。当时队官手执大砍刀押着两个人从外边进来，跟曹锟汇报说抓到两个革命党。曹锟看着这两个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不由得心生怜悯，但又不能当着众人的面释放了他们。于是他听完队官的话，便从小坐箱上跳下来，骂了一声：“你们这样的哪配革命呢？”一人打了一记耳光。
队官见此情景，请示曹锟：“跟大人回，我把他们宰了吧！”
曹锟立即说：“不用，不用，交给号房，我还有用处呢！”
当天夜里，曹锟对跪在地上的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二人出门往西北去，慢慢钻山就回去了。千万别向南走，南边尽是我第六协的人。若是别人逮着你们两个，你们可就不易活了。回家好好的吧！”二人千恩万谢，磕了几个头就趁夜色逃走了。
曹锟重视文化教育，重视知识分子，并时常到学校视察。天气炎热时，他看见教授们在课堂内讲得满脸是汗，就命令校工以后上课时必须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教授每次发薪，曹锟都会来到学校，将薪水用红纸包好，放在托盘上，高高地举过头顶，敬呈教授。
曹锟喜欢对学生训话，每次训话必强调尊重教授，他说：“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虽然言辞偏激，但是足以见得他对国民文化的恪守之心。
2 贿选总统毁一世英名
——曹锟正传（中）
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排挤走皖系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了奉系张作霖，直系势力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
这个时候，曹锟信心满满，春风得意，不再满足当一个地方军阀的现状。在一帮政客的怂恿下，他决然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料到，就是这一步，不仅给他自己沾上了污点，摧枯拉朽般倒台下野，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再一次裂变。
那么，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让他牵一发而动全身地走向了政治生涯的迟暮呢？
1923 年 10 月 5 日，北京古城，秋高气爽。然而，这一天的气氛却异常紧张。一大早，京畿卫戍司令部的巡逻车就叫嚣着满街跑。街头巷口，警察也多了起来，还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物游神般地在街巷中东张西望。
更紧张的是众议院，因为这一天是召开国会的日子。
非同往届的是，这次国会的任务是选举总统。
国会会场里军警林立，荷枪实弹。进来的议员，务必按“路标”行进，而且只许进不许退，任何人进来了，想擅自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就在如此紧张氛围中，院内却备着丰盛的午餐。8 点钟刚过，议长吴景濂便出现在大门外，满面笑容地迎接来自各方各界的议员。议员们明白了：“恩威并用，看来，不投曹三傻子一票是走不了人了！”
由此，在逼走了临时总统黎元洪之后，一场曹锟贿选第五任总统的闹剧正式开演。
黎元洪 6 月中旬去了天津，大总统位置一空就是四个月。经过多方努力，国会终于取得了他的 800 位成员中的 590 多人的承诺，才决定召开会议。
大选时间虽然定在上午 10 点，实际上到下午 1 点 20 分前，来参加会议的议员还没有达到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大本营甘石桥议员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 5000 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一批又一批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是，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这样才凑足法定人数。
军阀混战时期，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对时局失望至极，早已激情不再，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而曹锟的手段就像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不少，他们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这次贿选也断送了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前途。
贿选，人款两足，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以 5000 元一张选票的价格花钱买总统，本就是商人的手段，曹锟把他做卖布郎时候的经济头脑也带进了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当然，曹锟并没有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 5000 元能买得动的。
大选当日，曹锟披挂上阵，亲自临场督选。据说，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吕复竟没有选他，禁不住心急火燎，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谁料到，吕复把笔一扔，插着双手大声骂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完，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
除此之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比如曾受排挤的张作霖听说贿选的事后，就勃然大怒说：“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他领取相同数目的酬金，这叫“反贿选”。
据史料揭露：当时，共有 480 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贿金原定数额为每人 5000 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 1 万元，低的还不足 2000 元，都在 10 月 1 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 1356 万元。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 1926 年 10 月 10 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 5000 万元，位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他本人完全有能力承担所有贿选花销。但此次贿选，花费并非出自曹锟私囊。
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 170 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 50 万元。
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1923 年 10 月 10 日，曹锟终于如愿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贿选投票结果
下午 2 时正式投票，至 4 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590 张，曹锟得票 480 张，获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 33 票，唐继尧 20 票，岑春煊 8 票，段祺瑞 7 票，吴佩孚 5 票，王家襄 2 票，陈炯明 2 票，陆荣廷 2 票，还有吴景濂等多人各获 1 票。另有废票 12 张。
不过，民国时期的总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就曾经坦言：“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曹锟上任后，全国各省开始齐心协力地反对“贿选总统”。上海、杭州一些地方的市民上街游行；孙中山下令通缉受贿议员；全国不少地方的市民还砸了受贿议员的家……
面对非难和指责，曹锟不止一次对怂恿他上台的政客们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眼看着曹锟当了个施展不开威风的大总统，政客们都暗笑他“自己拼着老命来活受罪”。
1924 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事正酣之际，直系大将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软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11 月 3 日，曹锟被迫辞职，随即被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
1926 年 4 月 10 日，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释放了曹锟。
获释后的曹锟见大势已去，携家眷回到天津，做了寓公。此时的曹锟已经年逾花甲，下野后的他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人生抉择呢？
3 喝粥也不当汉奸
——曹锟正传（下）
1927 年 2 月，在天津英租界内的 19 号路，曹锟开始了晚年的寓公生活。晚年的曹锟很崇信佛教，还花重金“请”了一尊金佛放在“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早晚朝拜。
每天早上，习惯军旅生活的曹锟很早就起床，先到院子里练练自编的那套虎拳，之后便焚香打坐。
晚年信佛的曹锟慈悲心渐渐增长，热衷放生。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会全部买下来，打开鸟笼将这些小生命全部放生，然后会向着这些鸟飞走的方向久久注视。
曹锟喜爱书法，喜爱国画，以书画为乐，宗颜真卿，他专门请人刻了个“乐寿老人”的闲章。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他的交情很深。曹锟的图章大多是齐白石刻的，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四个字。
1935 年冬，湖北水灾，天津绅商举办义赈会，曹锟亲书 40 副对联捐赠该会。京剧名旦程砚秋有幸购得一联，联文为：“海阔天空，任俺啸傲；鸢飞鱼跃，羡汝优游。”笔力雄厚，字字遒劲。
曹锟的另一大嗜好是收集百家诗钞。他一生共聚齐诗钞 1000 余首。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等名家之作，应有尽有，分门别类地收藏，堪称诗学津梁。
除了爱好之外，曹锟还喜欢与邻里共乐。到了夏天的夜晚，曹锟的院子里便热闹起来，住在附近的不少穷邻居吃完晚饭便会聚过来，坐在小板凳上，边喝茶，边聊天。人群中，有拉洋车的，有卖菜的，有卖大碗茶的，还有店铺里的伙计。每当这时候，曹锟就会像大伙儿一样，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与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时局，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此时的曹锟真正尝到了无官一身轻和置身纯朴百姓之中的快乐。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投敌：齐燮元，担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高凌蔚，担任河北省伪省长。同时，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拉拢曹锟出任汉奸政权要职。土肥原贤二与香月清司先后出面游说，都碰了钉子。
一次，几个日本军政要人身着便装，悄悄来到天津英租界，图谋再次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本想召见，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却被四房刘夫人拦住，冲着门外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本来在英租界就不敢也不能公开露面，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鬼子在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曹锟深为所动，连连点头。
日本人对此并不死心，又派齐燮元来劝说。齐燮元趁着夜深求见。曹锟命令侍从不开门，气得齐燮元在门外用拐杖使劲敲门，边敲边嚷。他知道曹锟就在家中，就是敲不开门，气得以后没脸再登曹锟的家。
高凌蔚也奉日本人之命前来拜访，并成功混进了曹家大门。当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看见汉奸高凌蔚，不禁勃然大怒，把烟枪往地上一摔怒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往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眼见老长官震怒不已，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字也不敢说，就被几个侍从架出去了。从此，高凌蔚也不敢再来曹家露面了。
1938 年 3 月至 4 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台儿庄附近集中了 40 万优势兵力进行“台儿庄会战”，共歼灭被包围的日军矶谷师团 8000 多人及增援的板垣师团 3000 多人。这是中国军民在抗战初期夺取的一次难得的重大胜利，意义非同小可。
时已年迈的曹锟，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像小孩子一样无比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连声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1938 年 5 月，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 5 月 17 日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四夫人刘凤玮寓所病故，终年 76 岁。临终前，心系国家命运的曹锟还对女儿曹士英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因为保持晚节，曹锟死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悼念，葬礼举行得十分隆重。同样坚持不当汉奸的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天津吊丧，他本人因奉行不纳妾、不敛财、不出洋、不走租界的“四不主义”，不肯进天津英租界，故在北平身穿重孝遥祭曹锟。
1938 年 6 月 16 日，在停灵祭拜一个月后，曹锟的家人及其旧僚们为他举行了出殡仪式。曹锟的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 6 月 14 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纵观曹锟一生，既风光无限，又历尽浮沉。贿选直接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一系列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随之相继发生。晚年的曹锟坚决抵制日本的诱降，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答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钱剑鸣在《晚节不亏的曹锟》一文中，于结尾处赋诗七绝一首肯定曹锟：“贿选当年酿丑闻，谁知一发动全身。世事沧桑岂能料，晚香依旧在津门。”
4 《时代周刊》封面首位中国人
——三不将军吴佩孚
1924 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动荡不堪。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几分天下，中国军阀混战达到最高潮。正值此时，即在 1924 年 9 月 8 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新鲜出炉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刊登着一位留着胡须的中国军官，照片下注明：中国最强者吴将军。这位备受海外瞩目的中国军人，是当时统领中国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吴佩孚身为一个地方军阀，却被称做能统一中国的人，而且还被冠以“中国最强者”的头衔，而 30 年前，这位将军甚至还是一位算命先生。从算命先生到中国最强者，这位将军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其实吴佩孚从军非常偶然。他从小就在私塾里长大，学习优异。23 岁时，金榜题名，中了秀才。他本来是做官的命，却因得罪了有财有势的“翁爷”，而被剥夺了功名。迫于生计，当年在四书五经里长大的吴佩孚，成了在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里算卦写对联的先生。
吴佩孚是一个有志向的人，虽然要挣钱养活自己，但他清楚算卦这行没有发展前途。在堂兄的激励劝说下，他放下了书本，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走进当时动乱中纷争不断的军事领域。
吴佩孚
当时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参军入伍的秀才吴佩孚趋吉避凶，极力避免成为战场上的炮灰。几年的军旅生活，让吴佩孚学会了许多书外的本领。他深知，要想飞黄腾达，必须要寻找一个合适的靠山。当时北洋陆军第三镇的统制是曹锟，既是老淮军的骨干，又是袁世凯密下的亲信，是北洋系的红人。吴佩孚认准了曹锟的实力，打算投靠，却苦于无法获得曹锟的赏识。
1903 年， 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吴佩孚的机会来了。
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与袁世凯面商中日联合组织情报机构，袁世凯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日本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
完成了这一出色的任务之后，吴佩孚被派到北洋陆军主力第三镇，从此与日后为民国八大总统之一的曹锟结识，为自己寻得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事实证明，吴佩孚是一名足智多谋的儒帅，他确实是个能把握机遇的人。第一次是在袁世凯派曹锟率军攻打山西革命军的时候，吴佩孚通报反叛军，曹锟开始格外关注他。
后来曹锟镇压蔡锷的护国运动时，吴佩孚战功卓著，取得了泸州、纳溪的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在峡谷中两次营救了被围困的曹锟军队。曹锟感激万分，誓与吴佩孚共进同退、不离不弃。曹锟还向袁世凯禀报了吴佩孚的功绩，吴佩孚被授予陆军中将。
吴佩孚的良策让曹锟躲过与袁世凯同流合污而招致的杀身之祸。战后，吴佩孚得到曹锟的器重与信任，曹锟对他言听计从，他开始锋芒毕露，扶摇直上。
随着北洋军阀直、皖、奉三大派系的形成，军事斗争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张勋复辟被推翻后，直系冯国璋当上了代理总统，曹锟是直系西路军队的统帅。而跟随曹锟的吴佩孚，开始谋划借军阀之间的争夺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1918 年 2 月，西路统帅曹锟令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身份任前敌总指挥。吴佩孚连克岳州、长沙、衡阳等湘中重镇，被称为“常胜将军”。
但应领攻湘首功的吴佩孚，却得到了不平等待遇，段祺瑞把“湖南督军”的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心腹张敬尧，吴佩孚只捞得了“援粤军副总司令”的虚衔，直系打仗，皖系做官。除了气愤赏罚不明外，吴佩孚还在担心皖系与直系之间矛盾的扩大甚至恶化。
同年 6 月，吴佩孚攻下湖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衡阳，打开了通向西南的门户。战后，吴佩孚开始按兵不动，第三师全体罢战。这一举动，使一直暗斗着的直、皖两派已无法再保持“面和”的态势，转入到公开的分裂对抗。
1919 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皖系力主签约。而直系却坚决反对，特别是吴佩孚，还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
这是吴佩孚发自内心的做法，他曾说过：“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在国家民族利益受损的关头，他就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
1918 年至 1919 年的两年间，直系兵力日趋强大，从 5 个混成旅扩大为 9 个。与此同时，直系对皖系的不满越积越深。在军事、政治条件皆成熟的情况下，酝酿已久的直皖战争爆发了。
在一旁隔岸观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准时机趁火打劫，联合直系军队突然出兵，5 日内便把皖系彻底打败。
张作霖帮助直系军阀，实质上是在扩大势力。他根本看不起曹锟和吴佩孚两人，借他们之手除掉老将段祺瑞才是他的大计。
吴佩孚非常清楚张作霖的用意与企图。到 1921 年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吴佩孚在洛阳已拥有十余万兵力，成为直系集团中的主要军阀之一。吴佩孚不甘心在直皖战争中既得利益受损，更愤怒于直系权威受到挑战，终于拉开了新的战幕，打响了他与奉系军阀之间的直奉战争。
可以说，直奉战争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军阀战乱逐渐到达了顶峰。同时，这也是吴佩孚个人命运至关重要的一战，因为在这一场战斗中，吴佩孚成为了当时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
1922 年的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曹锟授予吴佩孚军事指挥全权，代表直系以洛阳之师为主力迎战张作霖。虽然当时吴佩孚直接参战的兵力只有张作霖的一半，而且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紧锣密鼓地搞着“三角同盟”，可吴佩孚似乎能够未卜先知，算到了天机，表现得胸有成竹。
事实证明，吴佩孚的自信不是虚的。大战一拉响，张作霖在北京的两个师便倒戈投向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奉系的部队很快就在长城内丧失了立足之地。第一次直奉战争以闪电战的形式意外结束了，奉军损失军费超过 3000 万元，被打死、打伤、投降及逃亡人数高达 10 万人，仅余 2 万多人逃出山海关。
完全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就是这位秀才书生吴佩孚，如今手握重兵，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他 50 岁生日时，各地的军政要人、文化名人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为其祝寿。连名播中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来凑趣，献了令人肉麻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此时的吴佩孚叱咤风云，煊赫一时，登上了生命的巅峰。殊不知，一场更加惨烈的激战正在吴佩孚背后悄悄地孕育而生，等待着吞没他的光芒。
5 书生学者从戎传奇
——“学者军阀”吴佩孚
1939 年 12 月 4 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猝死。时人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猜测是他坚持不肯做汉奸，被日本人所谋杀的。但由于缺乏资料的佐证，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吴佩孚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代，是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的那段日子，但好景不长。就在美国《时代周刊》对他进行报道的 7 天后，也就是 9 月 15 日，当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的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兵 15 万，向山海关、赤峰进发。张作霖要报仇雪恨，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就是这次战争之后，吴佩孚走向了人生低谷，而且越陷越深。
历史就是一部闹剧。即便“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也想不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并不是一场将他推向人生顶峰的战斗，而是一场历史悲剧的重演，只不过悲剧的人物恰巧调换了位置。当年吴佩孚攻入北京时，正是由于张作霖的军队倒戈，顷刻间让兵力不足的吴佩孚局势逆转，大胜奉军。而几年后，当吴佩孚亲率 10 万大军与奉军激战正酣时，直系第三军也发生同样的倒戈，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后方的 3 万人马从热河撤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局势逆转，吴佩孚只能叹息大势已去。
其实，在这次直奉战争中的倒戈，冯玉祥也是被逼无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冯玉祥功劳甚大，虽然任河南督军，但目空一切的吴佩孚对他并不信任，很快把他调往北京，出任徒有虚名而无地盘的“陆军检阅使”。
冯玉祥与做起了武力统一迷梦的吴佩孚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大。因此，在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哄骗下，在孙中山的感化中，一场惊天动地的“北京政变”，才会在冯玉祥的脑海中浮现，并被他付诸实践。
直奉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军阀势力形式又回归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当年美国媒体认为最有实力和机会统一中国的吴佩孚，此时已经回到了洛阳，他手头所剩的残兵不足千人，完全没有了与其他军阀抗衡的实力。
趁北方军阀混战之时，1926 年 7 月，南方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誓师北伐。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地处两湖，不幸成为了北伐军的头号目标。
吴佩孚毕竟已经不是四年前“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时候了，他的部队倒戈的倒戈，阵亡的阵亡，北伐军很快占领了他的地盘。吴佩孚只能逃亡北上，可是天公不作美，恰逢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五原誓师，派兵南下。南北夹击中的吴佩孚只好逃出郑州，住进兵工厂。细雨霏霏，冷风落叶。54 岁的吴佩孚浩气丧尽，兵马无几，无奈之下逃往四川。之所以选择逃入四川，是因为吴佩孚雄踞洛阳时，曾扶持过一大批川军。
随着羽翼的日益丰满，蒋介石逐渐展露独霸中国的野心，他对吴佩孚的戒备之心日甚，他不希望这个老将盘踞四川，他日东山再起。因此，蒋介石着手分化吴佩孚在四川的势力。
但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后，川军对新崛起的势力心存观望的态度。一时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并不能赢得川军的信任。所以川军虽然多打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却对革命军是否能成功，仍怀有疑虑。所以在四川追杀吴佩孚的通缉令，渐渐成了废纸。吴佩孚在四川的势力也逐渐强大起来，他已有把蜀陇作为根据地东山再起的想法。看似风光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场“狐假虎威”的闹剧。
1928 年 6 月，正在幽室作画的吴佩孚，突然被大兵包围。带兵而至的是四川军阀邓锡侯，声称要吴佩孚交出武器，以免除川境战火。如果说战场上的失败算是耻辱，那么一弹不发束手缴械简直是噩梦。但吴佩孚当时寄人篱下，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相持一天后，吴佩孚还是交出了部队的精良武器。
接下来的两年里，吴佩孚龟缩在四川境内不敢作为。中原局势却发生大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几乎将大半个中国都卷进炮火当中。在这个中原混战的时机，吴佩孚心中也在思索，他是否等到了火中取栗的时机，他是否该去实现他久远的大鹏展翅梦想。
吴佩孚悄悄走出四川，北上进驻甘肃，开始准备重新出山……
6 反日气节留青史
——清廉将军吴佩孚
但就在此时，中国发生了最悲痛的灾难，即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因为遵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将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中华大地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高潮。
吴佩孚听闻日本搞伪满洲国的事情后，当即拍案而起通电反对，主张讨伐侵略者。国难当头，吴佩孚再起的夙愿又一次成为泡影。就在此时，日本人找上门来，愿意贷款百万，赠送枪械十万，帮助他东山再起。吴佩孚听完后立即逐客，他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过人自了。”他对日本人的野心心知肚明，他绝不允许自己与侵略者同流合污。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战败的吴佩孚带着妻子东躲西藏，灾难重重，一直过着流浪的日子。他坚守自己不纳妾的信条，一直和妻子张佩兰相依为命。被人称做儒帅的他，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大量的私人积蓄和大片的田产，是北洋军阀中又一位道德楷模。
吴佩孚就这样过着逃亡生活，直到 1932 年的 2 月。北国正值冬季，处处冰雪。吴佩孚从内蒙西部的包头乘车去往北京。就在这样一片寒意之中，吴佩孚故地重游，回到了旧梦开始的北京城。
到了北京，吴佩孚从简来到张学良居住的顺承王府，没有半句寒暄，直接质问张学良：“当年沈阳事变，为何不抵抗？”张学良解释说有不准抵抗的命令。吴佩孚当即发怒，拍桌子大骂张学良，骂完后拂袖而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和华北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发现用中国傀儡管理中国人效果更好。为了能在中国的官僚军阀中找出一个来担任伪政府元首，日本人绞尽脑汁。
日本人找来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暂时充任北平伪政府首脑。不久后，曹锟在拒绝与伪政府谈判后在天津病逝。吴佩孚成为日军眼中华北“元首”的最佳候选人。日本人拟订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开始威逼利诱他。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对中国十分熟悉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日本人每月送车马费 4000 元到吴佩孚家中，安排汪精卫写信劝说吴佩孚，还通知王克敏和齐燮元不断地给吴佩孚做工作。但一个个汉奸出马都无济于事，一个个日本首脑都被气得恼羞成怒。
晚年的吴佩孚下定了决心，只与经史、诗词、字画为伴，不与任何外人接触，每天拿着扫帚，在庭院内扫扫树叶，打打太极，过清贫自在的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吴佩孚牙痛发作，传闻是吃饺子时被羊肉骨头扎的。他病情越发严重，腮也肿胀起来，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发誓“不入租界”的吴佩孚，拒绝了儿子到德国医院看病的建议，在家中看了大夫，拔了病牙，却仍然不见好转，几日后便昏迷不醒。
传闻，在齐燮元的安排下，一个日本医生强行来到吴佩孚家中，吴佩孚妻子张佩兰和儿子吴道为了看病没有阻拦。在吴家简陋的病床上，日本医生割伤了吴佩孚的动脉，全家人都慌了，日本军医趁机逃窜出门，不知所踪。吴佩孚这位儒帅枭雄，在 1939 年 12 月的午后，悄然离开了人世。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曾对吴佩孚的一生作过一番评论，他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崇拜我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关羽、岳飞，所以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他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但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非常清廉。”
如上所述，这就是这位儒帅与众不同的传奇一生。
7 雄霸东南祸起萧墙
——孙传芳之死（上）
1924 年，孙中山宣传革命，提倡为官应当人民公仆不要当老爷。有一位北洋军阀听闻后，大笑着骂道：“现在当官的都说自己是人民公仆，欺世谎言以此为最无耻，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梦都想把主人连骨头带皮吞进肚里。”
这般独特的见解，就是出自当时著名的大军阀孙传芳之口。
193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2 点，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传来三声枪响。寺院之中，枪响之地，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子手拿勃朗宁手枪，对面一位潜心诵经的居士应声倒地，殷红的鲜血洒满经卷。顿时，大殿内的人四处逃窜，乱作一团。
这个女刺客名叫施剑翘，而死者，正是昔日威震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施剑翘为什么要刺杀已经身为居士的孙传芳？
普度众生的佛堂，为什么瞬间变成触目惊心的凶险之地？
刺杀背后，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还是另有隐情？
这一切还要从 19 年前说起。
1916 年，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各地军阀据地称雄。这期间，有一个人开始平步青云，官禄亨通，在直系军阀中实力日渐凸显，这个人就是孙传芳。
孙传芳
孙传芳生于 1885 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他出身贫寒，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完全靠的是在战场上勇猛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使得他在战争中所向无敌。1921 年，湖南军阀赵恒惕攻打湖北，孙传芳带领部队与湘军血拼八天八夜，打得湘军众将心惊胆寒。当时湘军最能打仗的将领鲁涤平惊呼：“竟有这样的将领，必是孙猴子转世，日后必成大事。”
孙传芳一战成名，吴佩孚亲自约见他，送给他 30 万大洋做军饷，并保荐他当了第二师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自此飞黄腾达。
1924 年，孙传芳的部将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而展开激战。“江浙战争”由此爆发，并最终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在“江浙战争”胜利之后，孙传芳坐收渔利，开拓了大片地盘，并收编了卢永祥的余部约 5 个师的兵力。战功显赫的孙传芳，被曹锟政府授予“恪威上将军”的勋位。
这个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挟其优势兵力南下，图谋问鼎长江下游地区，挑起了直奉大战。战争最紧急关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倒转枪口攻打吴佩孚。在冯玉祥倒戈后，张作霖率领奉军势如破竹，连下天津、北京、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张作霖此时几乎占有了半壁江山。为此，张作霖狂妄地叫嚷：“当今天下，只有我打人，再没有人敢打我。”
孙传芳这时站了出来，公开挑战张作霖：“我要告诉张胡子，老子就敢打你。”1925 年 10 月 15 日，孙传芳在杭州发兵迎战张作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孙传芳便横扫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奉军，活捉奉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并砍了他的头。
施从滨 (1867-1926)，又名从林，字好善，号汉亭，祖籍在今安凤乡夏咀村施家嘴。从滨少时在家读私塾，性强悍。15 岁投庆军，后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三次易主，最后改投奉系。民国 3 年 (1914 年 )，任镇江镇守使第一混成旅长。民国 5 年，任张宗昌部下陆军第一师师长。民国 12 年，任张宗昌部下第二军军长。民国 15 年，施从滨部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在蚌埠激战，施战败被俘，惨遭杀害。
在与孙传芳的战斗中战败后，施从滨的部队纷纷缴械投降以求活命，一时间哭爹喊娘，乱成一团。为了抓紧时间逃跑，施从滨狠心下令铁甲车开足马力，从士兵身上冲过桥去。铁甲车驶过之处，桥上 1000 多人立刻化为肉饼，冲下河去的更是不计其数。
逃过固镇桥后，施从滨才发现，铁轨已经被孙传芳拆掉，来不及刹车的铁甲车翻到路边，孙传芳的部队一拥而上，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此时的施从滨已经年届六旬，身穿上将制服，一副老将军的气派。但见到孙传芳后，他竟然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完全不顾自己的将军身份了。没想到，孙传芳对此并不买账。原来，当年施从滨率军南下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份电报，要施从滨与他合作，倒戈反奉，但施从滨未予理睬。对此，孙传芳怀恨在心。
躺在烟榻上的孙传芳一动不动，似笑非笑地对施从滨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的吗？你马上上任去吧！”
说完，孙传芳不顾斩杀俘虏有违惯例的军令，不顾部下的竭力劝阻，立即下令把施从滨拉到车站南边的空旷地上枪杀了。不仅如此，孙传芳还命人砍了施从滨的人头，悬于车站，暴尸三日，还让人用红字在白布上书写“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
但是，孙传芳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声令下，酿成了十年后天津佛教寺院的刺杀血案。
那么，那高悬于蚌埠车站上血淋淋的头颅，与十年后触目惊心的佛堂血案，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8 急流勇退后的沉寂
——孙传芳之死（中）
凯旋后，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社会名流蒋百里、章炳麟为军事顾问。他还开办江苏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其鼎盛时期的总兵力达 20 多万人。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吴佩孚以外最有实力的直系巨头。
孙传芳从一名学兵一跃成为最年轻的北洋军阀，只用了七年。就在孙传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名民间普通女子却对他恨之入骨。这个女子名叫施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施谷兰正是被孙传芳残忍杀害并暴尸的施从滨的后人，但她不是施从滨的亲生女儿，而是自幼被过继给叔父施从滨的养女。
施从滨的死讯传来，施谷兰悲愤不已，她立誓要为养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然而，一个毫无势力背景的弱女子，要想去刺杀像孙传芳那样的军阀枭雄，实属天方夜谭。于是，施谷兰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的身上。
1928 年 11 月，施谷兰随母亲董氏在领取施从滨的抚恤金的时候，当面恳求施从滨的同僚张宗昌寻找机会提拔施中诚。不久，施中诚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施谷兰提出要施中诚为养父报仇，却被眷恋锦绣前程的施中诚以“报仇时机未到，恁可轻抛生命”为借口拒绝了。施谷兰备感失望，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那么，父仇未报的施谷兰会就此善罢甘休吗？风起云涌，孙传芳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呢？
1926 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讨伐对象，正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不可一世的孙军根本没有把这帮初出茅庐的学生军看在眼里，可是不到一个半月，曾经所向披靡的孙军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不得不全部退出江西。
惨败的孙传芳只能妥协忍让，与张作霖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作霖早就忘记了当年为奉军作出牺牲的兄弟施从滨。他不计前嫌，与孙传芳结成同盟，组建了安国军政府，并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为有了奉军的支持，就可以挽回颓势。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旧军阀被摧枯拉朽般击溃。
孙传芳集团行将没落，内部也开始纷纷倒戈，叛逃的叛逃，起义的起义。眼看着他的得力战将一个个都归附了革命军，孙传芳也感到大势已去。孙传芳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杭州、嘉兴、安庆等地，直逼南京。走投无路的孙传芳只能投奔张作霖。
1928 年 6 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被迫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其间，对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孙传芳，曾多次游说张学良实行东北割据，伺机再度进关，一争天下。张学良并未采纳孙传芳的建议，孙传芳无奈离去。
而这个时候，孙传芳的仇家施谷兰念念不忘复仇，一直在寻找着孙传芳的下落，却因苦无音信而心急如焚。
那么，一度呼风唤雨、嚣张跋扈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又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便离开了东北，携全家来到天津，寓居租界。孙传芳本有出山主政之意，犹疑之际，北平传来消息，他的老上司吴佩孚为了拒绝日本人的劝请出山，居然把自己的寿棺摆在院子里，表示自己宁死不出山、不当汉奸的决心。这件事一时传为“陈棺言志”的美谈，同时也让孙传芳不敢轻易表示出山主政。
百无聊赖的孙传芳陷入了苦闷、惆怅中，一蹶不振，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孙传芳寄居天津的第四个年头，施谷兰也带着孩子离开了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临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她正式改名为“施剑翘”，不再幻想有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头报仇，决心自己动手以了却心愿。
两人虽在同一城市，施剑翘却不知情。为了寻找仇人的影子，施剑翘只能大海捞针，找来近一年的报纸，又跑遍各个书店，买回来一包又一包过时的旧照片，却一无所获。
直到有一天，施剑翘经过一个算卦的小摊，无意间瞥见了一堆杂物当中的孙传芳照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仇人的面孔。她花高价买下了这张照片，打算按照照片来寻找仇人孙传芳。但是，仅凭一张数年前的旧照片，又怎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将他辨认出来呢？正当施剑翘疑虑丛生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突然出现了……
9 高僧神算寿命果天数
——孙传芳之死（下）
1935 年农历三月初三是孙传芳 51 岁生日，已经退野潜心学佛的他，心血来潮地写了一首自寿诗：“本定寿半百，谁知又添一。今日余之乐，世人有谁知。”原来，有一名高僧曾告诉孙传芳，他的寿命只有 50 岁，而孙传芳活过了 51 岁生日。因此，他生日那天便很高兴，自以为改变了命运。
孙传芳怎么也不会想到，数月后，他的生命会戛然而止。
1935 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施从滨被杀十周年祭日。按照旧俗，施剑翘到日租界的观音寺烧纸祭祀。在祭祀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听说，居士林中有一位法号“智圆”的居士，乐善好施，皈依前是大名鼎鼎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一听到孙传芳这三个字，施剑翘不由得怒火中烧。
她想不通：一个杀人如麻的军阀，怎么就变身成为吃斋念佛的居士了呢？
施剑翘
事实上，在通电下野后，孙传芳就隐居天津做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成为日军势力范围，日军大本营首选孙传芳出任华北伪政府主席。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与孙传芳是日本振武学校的同班同学，他还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可以说二人交情匪浅。但冈村宁次数次亲自做孙传芳工作，均被孙传芳一口回绝。
孙传芳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表示自己不问世事的决心，在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影响下，皈依佛门，法名“智圆”。当时有人劝他：“你多少年战场厮杀结下仇家无数，如今皈依佛门孤身一人不带警卫，只恐仇家来寻仇报复。”孙传芳淡淡一笑：“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
孙传芳经历过风云变幻，遍尝了人间苦乐，因此信佛后不断精进，成为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善人，做了不少积德行善的事。比如每到夏天，他就在自家门外常备上绿豆汤，免费供行人消暑解渴。1933 年的秋天，一个盗贼夜入孙家公馆行窃，当场被抓个正着，佣人将他押到孙传芳面前，不想他非但没有责罚，反倒给了盗贼一些米粮。此事，天津《立时报》做了报道：“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
两年时间里，孙传芳日日潜心诵佛，还担任了居士林理事长的职务，乐在其中。尽管如此，他还是逃不过十年前就已埋下祸根的那一劫。
1935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居士林讲经日，林长靳云鹏、理事长孙传芳照例应该到场。这天，也是施剑翘预订下手刺杀孙传芳的日子。
诸事具备，不巧天不作美，下起了雨。绵绵阴雨下了整整一个上午，午后依旧阴云密布。施剑翘估计孙传芳不会去听经，便空手来到居士林。如她所料，孙传芳当时并不在场。
然而正当施剑翘与别人说话时，孙传芳身着黑海青道袍来到居士林。这天，孙传芳一早醒来，就觉得精神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夫人不愿他冒雨外出，再三劝阻，但孙传芳以“事先与靳去鹏约好在居士林见面”为由，执意只身冒雨赶赴居士林佛教会。
见孙传芳出现，施剑翘急忙租车赶回家中，带上早已准备多时的勃朗宁手枪和传单，再次返回居士林。
掌管佛堂日常事务的法师如同往常一样，坐在居士当中，准备一同聆听高僧的讲经。这个时候，施剑翘的座位离孙传芳比较远，为了接近孙传芳，她就跟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 法师点头答应。没想到，正是这不经意的点头，竟让一代枭雄孙传芳顷刻间一命呜呼！
这一天，高僧领颂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居士林里按男东女西分坐两旁，男居士行列之首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是孙传芳。当众居士跟着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蒲团上一起吟诵，完全没有觉察到死神的脚步正悄然逼近。
施剑翘拿出枪对准孙传芳的那一刻，孙传芳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正要回头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坐在排首的孙传芳应声倒地，中枪身亡。
完成刺杀后，施剑翘站起身，大声喊道：“各位道友不要怕，我为父报仇，绝不会伤及无辜！”说毕，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传单，撒到空中，传单上写道：“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为了这一刻，她苦心孤诣准备了十年。
施剑翘随即向闻讯而来的警察交出手枪，并表明：“孙传芳是我打死的，带我去自首。”
当天下午，《新天津报》刊发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一代枭雄孙传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纵观孙传芳的一生，他曾经好战成性，机警投机，使他一度呼风唤雨。但他身上有太多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造成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孙传芳，这位曾经好战的军阀，放下了屠刀，一心向佛，面对无涯苦海，却一去化成了百年身！
作为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人生并不光彩，但他宁死不当汉奸，仅仅这一点已足以为他不太光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10 草根英雄的创业奇迹
——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上）
1928 年 6 月 4 日，东北王张作霖命丧“皇姑屯事件”。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全国，无人不晓。它流传至今，却仍然是一个谜。而事件始末真相，史上众说纷纭。张作霖一生称霸东北，无人敢撼。这样的大军阀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在此之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大军阀之路？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 年）出生在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的一个小渔村。他从小家境赤贫，8 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境更加窘困。13 岁时，张作霖被迫提前走入了社会。
张作霖
小的时候，张作霖因为家里很穷读不起书，就站在窗外偷听私塾先生讲课，先生为之感动，便让他免费读了 3 个月的书。这就是张作霖读书的全部家底了。
张作霖这个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社会背景，更没有正规学历的普通东北少年，又是怎么成为东北王的呢？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加入了马玉昆的队伍抗击日军，并当上了骑兵营的小头目。可惜的是，清军在战争中惨败，张作霖的队伍也在这个时候被打散了。
20 岁的他返回乡里，娶了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倒插门到了赵家庙村。后来在岳父的帮助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地方武装“保境安民”。直到盛京将军增祺在东北推行“化盗为良”的政策，张作霖抓住这个“招安”的机会，顺利将他的队伍转变成为朝廷承认的巡防营。
清末的东北一直不太平，多年在社会混迹的张作霖长于计谋，巧于应对，反而如鱼得水。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所处的辽西中立区成为日俄争夺的焦点。在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看风使舵，左右逢源，采取谁强大就去投靠谁的策略保存并扩充自己的实力。初时，他接受了俄军的一批军械并为之服务，在俄军战败后又与日军合作，在日俄的争战中渔翁得利。直到清朝末年，张作霖已经由一个拉杆子起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手下拥有七个营的统带，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实力不容小视的军事首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之后，东三省陷入了“保皇还是革命”的困境之中。当时驻扎东北的新军将领希望革命，推翻清王朝，而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主张暂时观望，反对革命。这时，很会做人的张作霖深知赵尔巽的心思，当机立断，亲率所辖步兵 7 个营的全部人马从驻地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
到了省城之后，张作霖马上求见赵尔巽。赵尔巽这时正苦于被新军包围，于是，张作霖亲率大军帮助解围。随后，在赵尔巽和张作霖的精心布置下，张作霖与新军将领达成一致，同意东三省不参与独立。
这段时期，张作霖因势利导，大有平步青云的势头，他的部队也在不断壮大。同时，刚当上国民大总统的袁世凯，对表现出色的张作霖也非常赏识。
经过乱世重重考验的张作霖，借助袁世凯、赵尔巽等人之力迅速提升实力，渐生称霸东三省的野心。1912 年，清王朝覆灭。袁世凯上台之后，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非常混乱。张作霖曾考虑借大清的势力做靠山，担心建立共和之后失去自己现有的势力，因而他对待政治态度也是忽左忽右。
为了摆脱被动，他想到另辟蹊径。张作霖发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东三省已经确立了绝对优势。所以，张作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频频走访在华的各级日本高官。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和日本人的交往却引来不明势力的仇视。
1916 年，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一天，他在奉天火车站为贵宾送行，随后在卫队的护送下回奉天府。队伍刚刚走到小西门边上，路边的窗口里突然飞出一枚炸弹，炸散了走在前方的护卫队，当场炸死几个卫兵。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
当时，张作霖坐在后面的马车上，听见爆炸声，机警的他马上跳下马车，骑上一匹马，喊上几个护卫兵，抄小道直奔奉天府。可没想到，他们路过奉天图书馆的时候，门洞里窜出来一个人，向快马加鞭的张作霖扔过来一枚手榴弹。不过，张作霖闪躲很快，手榴弹并没有炸到张作霖，反而击中了那个刺客的要害，刺客当场毙命。
张作霖刚刚回到奉天府，卫队就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前来慰问，这令张作霖心中开始产生怀疑，前脚刚刚遭人暗杀，后脚日本人就跟进来，张作霖觉得慰问是假，打探虚实是真的。这暗杀到底是谁在后面指使的呢？
11 还原真实的东北王
——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下）
刺杀事件发生后，张作霖和他的部下检验了刺客的尸体，发现刺客的脚形有长期穿木屐的明显特征。从这一点上分析，张作霖认定刺客是日本人。那么，是谁想干掉张作霖呢？
张作霖是奉天的督军，日本人想在中国发展势力，应该拉拢张作霖才对，为什么要去杀他呢？难道这里面还会有别的玄机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想要张作霖死的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川岛浪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早在袁世凯复辟时期，就策划过满蒙独立运动，妄图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日本托管的领土。张作霖和日本人的接触，引起了日本内部的意见分歧。川岛浪速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的极大障碍，必须除掉。但其他的反对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需要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当上督军之后，后者占了上风，川岛浪速意识到事情要变质，决定暗杀张作霖，借此在东北制造混乱，为满蒙独立活动创造机会。
日本当局认为，扶持张作霖可以加速实现满蒙独立，张作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武器。可张作霖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他的眼里，日本人不过是他称霸东三省的一个工具，甚至是他进军中原的一块垫脚石。
从 1920 年起，两次直奉战争相续爆发。战后，张作霖的奉系已经完全控制了北洋政府。1927 年，张作霖如愿以偿当上了北洋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地盘从东三省扩大到半个中国，张作霖的势力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峰。
日本人看到张作霖的势力越来越大，已难以掌控，试图遏制他。而张作霖却认为，进军中原之后，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会越来越强大，他要摆脱日本的控制。因此，日张矛盾日趋激化。
1928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势如破竹，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纷纷响应，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节节败退。眼看着北伐军直逼京津，1928 年 5 月，张作霖迫于形势发表了息战通电，希望结束战争，和平相处。而实际上，张作霖是想借和平的幌子，来阻止北伐军前进的步伐。5 月 12 日，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置之不理继续北伐。
在这期间，日本人一直在观望，等待乘虚而入的最好时机。他们已经炮制好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这个协约的核心内容涉及敦图铁路、长大铁路、吉五铁路、洮索铁路和延海铁路五条铁路，就是要把这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全权委托给日本人。这五条铁路向北可以运兵攻打苏联，向南可以运送军资，向东可以连接朝鲜，使朝鲜到东北的运输时间缩短到一天，是相当重要的战略铁路网。一旦被建成，日本人就可以借之完全控制东北。
对于日本人的协约，张作霖左右为难，蒋介石正在北伐，他不得不和日本人签，但是签了，东北三省就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张作霖是个精明人，最后，他想出个主意，拖着日本人，不说签也不说不签，只做口头承诺。但拖来拖去，日本当局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河本大作，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决定用武力解决掉张作霖。为达目的，河本大作为张作霖布下必死阵，他的方案是炸毁张作霖回奉专列火车，炸死张作霖。
河本大作考察了许多铁路地段，最后选择了皇姑屯。皇姑屯是个交叉路口，是张作霖回奉必经之处，恰好也是日本关东军守备之地。
河本大作布置得非常周密，铁轨左右都安装了炸药，分别装在 30 个麻袋里，伪装成护路的沙袋。为了确保刺杀行动万无一失，河本大作还在铁轨上弄了些手脚，并且准备了刺刀队，一旦爆炸失败，刺刀队冲上去趁乱杀死张作霖。
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天衣无缝了，却被张作霖的手下意外发现，马上给张作霖发了电报，上面说：日本铁路守备队封锁了皇姑屯交通口一带，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请大帅慎行。
看到这封电报后，张作霖考虑放弃火车，改坐汽车，但汽车到奉天有数天的行程，并且有的路段凹凸不平，有的地段并没有通汽车。张作霖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坐火车，但张作霖没有按原计划出发。原定出发日期是 1928 年 6 月 1 日，但那天张作霖并没有上车，临时下密令更改行程，但专列依然开往奉天。张作霖在车上安排了五姨太和几个仆人，用来扰乱日本人的视线。
但是，无论张作霖如何更改出行日期，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河本大作的掌控之中。据河本大作口述，他在张作霖身边安插了两个线人。6 月 1 日当晚，线人就把张作霖动身日期和车厢号都秘报给了河本大作。
6 月 3 日晚，张作霖坐上专列前往奉天。6 月 4 日 5 时，火车驶到皇姑屯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早已装好的炸药。只听一声巨响，冲天火光闪过后，张作霖所乘的车厢已被炸翻在铁路旁，黑烟四起。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几个小时后，不治身亡，享年 54 岁。
皇姑屯事件现场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前往奉天，接掌了帅印，稳定了东北的局势。但对于皇姑屯事件，事后乃至今日，日本官方也没有公开承认系他们所为。
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乱世，张作霖的一生可谓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但不得不说的是，张作霖在生前没有给过日本一寸土地，哪怕是在他的“王朝”要覆灭时，哪怕在他的生命要终结时，哪怕在协约的一字一画上，他也没有把一寸土地给过日本。他一生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使《满蒙新五路协约》等涉及主权问题的密约沦为废纸，没有留下任何让日本人侵占中国的借口。
张作霖知道，他是中国人，虽然他是军阀，但他不会忘本，他怕中国人骂他是卖国贼，他怕丢了一寸土地给异族对不起祖宗。他是东北百姓心中永远不朽的传奇。
（第六卷 名将是非）
第六卷 名将是非
◎ “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传唱百年，那么蔡锷到底是真心喜欢小凤仙，还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将她当成了棋子呢？
◎ 他 13 岁考中前清秀才，30 多岁就成为全国陆军统帅，智勇双全收复外蒙建立奇功，却被历史有意无意地忽视，他就是“小扇子将军”徐树铮。
◎ 在今人看来，张勋复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丑闻，而张勋也被人们刻画成复辟的小丑，很少有人知道，他居然一表人才、有情有义……
◎ 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手底下有多少兵，不知道自己手里有多少钱，也不知道自己府中有多少姨太太，所以人们送了他一个“三不知道”将军的外号……
1 色情与政治的无间道
——蔡锷与小凤仙的爱情传奇
电影《知音》拍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片中的同名插曲由李谷一演唱，至今仍传唱不衰。“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影片在这样的意境中结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蔡锷与小凤仙，以及他们之间的英雄佳人般的传奇故事，随着这部电影的公映而深入人心。
反观历史，真实的蔡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和知音小凤仙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缘？
蔡锷，1882 年生于湖南邵阳。家境贫寒的蔡锷学习努力刻苦，13 岁就考中了秀才。15 岁时，他在 2000 名青年才俊中脱颖而出，考入设立于省会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此人就是梁启超。
蔡锷与小凤仙
湖南地处内陆，自古以来闭塞保守。直到时务学堂的创办，为湖南开辟了一派新风气，湖南一时间人才鼎盛，思想开明。梁启超是学堂的中文总教习，蔡锷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成绩却很出色，梁启超对他特别赏识，勤加扶掖点拨，师生之间建立了终生不渝的深厚感情。
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学堂被停办。在国外四处辗转求学的蔡锷，1900 年回国参加武汉自立军反清起义，起义不幸失败，蔡锷大受刺激，他将自己的名字由“蔡艮寅”改为“蔡锷”，并潜回日本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于 1903 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再次回国后，蔡锷因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1906 年，清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24 岁的蔡锷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五年后，蔡锷光复昆明，并被推举为云南都督。这一年蔡锷 29 岁。
蔡锷出任云南省都督后，政绩多多，深受各界爱戴。蔡锷还在昆明市的云南讲武堂里集聚了一批军事人才，堪称西南地区的实力派领袖。
1913 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残酷镇压了“二次革命”，趁机肃清了反对自己的革命力量。同年 10 月，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当月，袁世凯给远在云南的蔡锷下达了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 3 个月，来京调养。”
袁世凯让蔡锷来京目的很明显，一是想笼络人才，二是担心军人掌权形成割据势力。所以，刚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他就迫不及待给蔡锷下了一纸调令。而蔡锷在云南，远离当时的权力中心，一些有远见的工作还是很难开展。他也想到北京，借助袁世凯的势力施展抱负。
袁世凯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几乎每天召见倍加恩宠，实际上是为笼络他，防他反叛。
蔡锷很清楚袁世凯的这一套把戏，表面恭敬，实则大智若愚。为了不让袁世凯对自己起疑心，他以身体不佳为由，特请袁世凯准予休养一段时间再任职。
1915 年夏天，30 岁的蔡锷，在妓院结识了年方 16 岁、容貌与弹唱俱佳的小凤仙。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的满族武官人家，十三四岁时，父母双亡，她被姓曾的人家买去当丫鬟，一年之后，竟被曾家转卖给上海的清河坊妓院，沦落风尘。此后，她又辗转来到了北京，在八大胡同的陕西巷青云班当妓女，取名小凤仙，以伴唱卖身。如此不幸的身世经历，让小凤仙过早地领受了人世间的凌辱之苦。
与蔡锷相处的日子里，小凤仙逐渐感觉到蔡锷是一位文武全才，怀有远大抱负的人。小凤仙的不俗气质，也让蔡锷写下了“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的诗句。
据蔡锷的长子蔡端回忆，其生母潘夫人曾经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蔡锷和小凤仙的交往，从未隐瞒过家里人，是光明正大的。
在蔡锷的寓所附近，袁世凯的人一直在密切监视着蔡锷的行踪。刚开始，他们发现蔡锷搬到了云吉班小凤仙的妆阁内，再往后，蔡锷与小
凤仙公开讨论起嫁娶之事。在当时，这些都成为北京城里的大小报纸大篇报道的八卦新闻。蔡锷和小凤仙的风花雪月，让袁世凯误以为蔡锷并无二心，准备在北京定居了。袁世凯逐渐放松了戒备，直到 1915 年 11 月 11 日，蔡锷在他的眼皮子底下离开了北京，他才恍然惊醒，却为时已晚。
解放后，小凤仙曾在沈阳向梅兰芳回忆当年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临行前，蔡锷对小凤仙说：“我要走了，你想办法，让我从这里脱身。”小凤仙给蔡锷找了一间北屋，他背向窗，坐在那里喝酒，故意让外边监视的人可以透过玻璃看见。之后，小凤仙找人假扮蔡锷，秘密将蔡锷送出云吉班。就这样，在监视人员的注视下，小凤仙成功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顺利地将蔡锷送上南下的火车。
离京后，蔡锷曾写了两篇《呈袁世凯文》，以自己生病为由要求出京休养，袁世凯都给予了批准。从这两个呈文和袁世凯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对于此事，袁世凯曾对时任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
蔡锷出走后，为了对外造成蔡锷仍是他的人的印象，袁世凯把蔡锷请假的呈文和自己的批令，一并交给《政治公报》公开刊登。而私下里，他枪毙了失职的密探，同时派人火速赴天津，试图抓蔡锷回京，但蔡锷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逃离北京来到天津后，蔡锷专门去拜访了一位故人。在这位朋友的两层小楼里，他们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而计划的实施将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那么这位故人究竟是谁？ 蔡锷又在密谋什么样的计划呢？
2 护国英雄还是乱世魔王？
——护国将军蔡锷
蔡锷所见的故人，正是他的恩师梁启超。
梁启超原本寄希望于袁世凯实现他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但他看错了人，在袁世凯公开进行称帝活动后，梁启超对他彻底失望了。蔡锷和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是互相影响的。在袁世凯称帝组织“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即 1915 年 8 月 15 日，蔡锷从北京搭乘晚班车去了天津，找到了梁启超。二人商量了一夜，决定策划反对袁氏复辟的军事行动。他们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积极准备，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就宣布独立。
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讨袁舆论。作为梁启超的学生，蔡锷的行踪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遮人耳目，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锷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过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1915 年 12 月 19 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昆明。而袁世凯早已于 12 月 12 日在北京称帝。12 月 23 日，云南方面致电袁世凯，要求他“立即取消帝制，将筹安会骨干绳之于法，并限袁世凯在 24 四小时内答复”。
镇压过“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没有把一个小小的云南放在眼里，他托人给唐继尧带去口信说：“只要唐把蔡锷杀了，就可以得到由汇丰银行寄出的 300 万元酬劳。”
但唐继尧不为所动。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接着，护国军成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
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1915 年 12 月25 日云南宣布独立那天，在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愤怒到语无伦次的程度，他责怪所有参会人员都曾经逼他称帝，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当时在座的人被吓得没有人敢说话，可见袁世凯的懊悔与惊慌程度之深。
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蔡锷负责出征，唐继尧留守。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出现了分歧。唐继尧只是表面上积极支持护国战争，以至于出征者还未出征，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作为地方长官，唐继尧以“饷糈支绌”为借口，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出发费用。最后，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筹措了 12 万元，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 1916 年 1 月 16 日从昆明出发。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的 20 天以后了，出征日期要比原定计划晚了半个多月。
护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云南独立后，袁世凯迅速调集的军队达十万人之多，并且配备有重机枪等重型武器，而护国军兵力单薄。在消耗巨大、伤亡增多的情况下，护国军一度陷入困境。战场上的这一切，让远在上海的梁启超焦虑不安，为了支援前线，他不得不经受各种艰难险阻，从上海到达广西南宁，策动广西独立。广西独立策划成功，让蔡锷备受鼓舞。此时的他，不但要面对艰难的战局，还得应对内部的困境。
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唐继尧都没有给予前线任何补充。蔡锷说：“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尽管困难重重，蔡锷依然身先士卒，率领官兵对北洋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经过七昼夜的浴血奋战，护国军彻底扭转了战局。随着护国军的节节胜利，广东、浙江等地纷纷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终成燎原之火。
南方局势告急，袁世凯还没来得及解决，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原来支持袁世凯的各国列强，看到他已陷于孤立，政权朝不保夕，便纷纷改变态度，和袁世凯翻脸了。北洋军内部原有的矛盾，也随着前线战事的失利而变得越来越激化。袁世凯的一些亲信感到大势已去，相继倒戈，另谋靠山。经历无数风浪的袁世凯本来还具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这样的危机，却因亲信反叛，急火攻心，气得一病不起。
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 年 6 月 6 日，带着对世人的信义的深深失望，盛极一时的袁世凯黯然离世。临死前，他悲恸地说：“吾不为帝位惜，吾为天下人心惜。”
袁世凯称帝，前后不过 83 天，终于以反帝制的胜利而落幕。此后，进步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人物，以及北洋军阀段祺瑞，共推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随之恢复，护国战争以胜利告终。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护国运动把袁世凯推向毁灭的深渊，制止了封建帝制复辟，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这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动摇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取代袁世凯的仍旧是封建军阀段祺瑞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远未完成。
护国战争胜利时，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不得不前往日本养病。在日本福冈一家医院里，蔡锷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病中的他，透过医院的窗户目睹了日本的飞机演习，不由得再一次受到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1917 年 11 月 8 日，蔡锷在福冈医院去世，年仅 34 岁。蔡锷带着莫大的遗憾英年早逝，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新中国开国元帅朱德，曾经这样评价：我一生有两个老师—参加共产党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但从当时的历史走向来看，也有历史学家撰文指出：蔡锷倒袁成功后，中国由于再没有强势人物掌控，很快陷入空前大混乱，进入中华民族又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
评述蔡锷的历史功过，孰是孰非，对于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一段关于知音的千古佳话。
3 收复外蒙古第一功
——智勇将军徐树铮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苏轼的《赤壁怀古》写出了周瑜的儒将之风。
在北洋时期也有这样一位“儒将”，他 13 岁便考中了前清的秀才，25 岁就被送往日本就读于有日本陆军军官摇篮之称的日本士官学校，27 岁时他已经是一军的总参谋长，34 岁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已经是北洋政府的陆军次长了，36 岁他又就任了国务院秘书长，成为段祺瑞执政时期的一员干将。
论起来，周瑜不过是江东一隅的统军大将，而他年纪轻轻却已经成为了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陆军统帅。因为他的有勇有谋、文武双全，当时北洋政府的同僚们送给他一个“小扇子将军”的称号。他就是徐树铮，一个被历史有意无意湮没的将军。
徐树铮，字又铮，号铁珊，自号则林，江苏省萧县（现安徽省萧县）醴泉村人，生于 1880 年 11 月 11 日，死于 1925 年 12 月 30 日，年仅 45 岁。
徐树铮
各方对他的评价也是不一而足，有人说他“乃是周公瑾一流，才堪顾曲，气度狭隘”，也有人说他嗜杀成性，常常对与段祺瑞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排挤、流放甚至不经审判就予以枪毙，陆建章就是里面最著名的例子，也是这个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最后要了他的性命。还有人把他和班固、傅介子相比，说他“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说这句话的人是孙中山先生。先生口中的“奇功”，是指徐树铮出兵外蒙一事，他使已经实际上独立的外蒙古重回了中华民国的治下。
“十月革命”爆发后，原来支持外蒙古独立的沙俄政府自顾不暇。而当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在面对国家大义时，不同派系之间还是很团结的，徐树铮和孙中山便是里面的杰出代表。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
“一战”爆发时，徐树铮将军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扎在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古只要掌握好时机就应该不是问题。因此，名义上他出兵是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是随时准备出兵收复库仑（今乌兰巴托）。
“一战”结束后，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国内一片混乱，原本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徐树铮趁机出兵库仑。在这期间，他往返于北京和库仑之间，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库仑当局同意撤销独立，复归中国。
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在复电中，中山先生欢喜与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从而有了班固、傅介子之比。从收回外蒙这件事情上来说，徐树铮将军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徐树铮是个颇具大将之风的人。在他最后兵败时，敌军蜂拥攻入北京城，到处抓捕他。如此危急关头，他仍然镇静自若地走进一家珠宝店，把欠店主的钱还清后，才从容坐车离京。
徐树铮曾有过“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的豪言壮语。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了他头颅的并非敌国大将，而是他曾经的下属冯玉祥。
1925 年，曾被通缉流亡国外的徐树铮，因手握执政大全的段祺瑞的邀请又重新回到了国内。在他拜谒完段祺瑞南归的路上，他的专列要经停廊坊车站。就在这时，在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带领下，几个士兵闯上了火车，抓捕了徐树铮并就地枪决。
“小扇子将军”就此陨落。据说段祺瑞曾派人提前预警，却被徐树铮一笑置之。段祺瑞为此事懊悔终身，自责应亲自去车站追回徐树铮。徐树铮死后，段祺瑞吩咐后人，在日后每年祭祖时一定要摆上徐树铮的牌位，段氏后人坚持至今。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作为北洋时期的一代名将，徐树铮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是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他能出兵制止分裂，应也无愧“一代风流人物”的称谓。
4 冒名顶替上学成大器的大将军
——王士珍
人生际遇往往变化不穷，妙不可言。一个冒名顶替的军校学员，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在今后的人生路途中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陆军统帅，直至官居政府总理。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大地上，恰恰就出现了这么一位传奇的人物。他就是被誉为“北洋三杰”之首，更被冯国璋封为“德威上将军”的王士珍。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直隶正定牛家庄人。出生于 1861 年 7 月 14 日，卒于 1930 年 7 月 1 日，终年 70 岁。王士珍父亲早年去世，他与寡母相依为命。15 岁时，他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收在属下当勤务兵。
王士珍
光绪十一年（1885 年），清政府在天津建立武备学堂，从各军中选调中下级军官集训深造。叶志超手下有名叫黄世珍的福建籍军官被选入册，却在临近入学时不辞而别。叶志超心急如焚，正巧这时身为勤务兵的王士珍进屋送茶。平时叶志超就对气质儒雅、办事精明的王士珍颇为赏识，有心提拔，便问王士珍是否愿意顶替黄世珍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能有这样的机会王士珍当然心中窃喜，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考虑到自己还不是军官并不够资格而婉言推托。稳重的王士珍让叶志超更加赏识，叶志超宽慰王世珍不必介意，一切他代为打点。
就这样，王士珍冒名顶替进入了当时中国新式陆军的摇篮—天津武备学堂。从此，王士珍开始了他与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不可分割的一生。
清光绪年间，王士珍带兵赴朝作战，与日军在平壤激战。后因敌我双方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相差悬殊，清军被迫撤出平壤。而这场战争也成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前奏。在战斗中王士珍身先士卒，导致左手无名指被炸掉，并且额头左上部被弹片击伤，留下一寸多长的伤口。在战斗失败后，全军仅凭王士珍手中的一张残缺不全的地图制定了撤退路线，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惨剧。
甲午惨败后，清政府在天津小站编制新式陆军，希望用一支军队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袁世凯成了这支军队的统帅，王士珍也在老师荫昌的推荐下成了这支新式陆军的学堂监督。同时来到这支部队的还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他们和王士珍一起在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
在清末，按清制，武职至提督皆为一品，已经是最高了，但即便是这样，武官也不能节制地方。而王士珍所任的江北提督，因为是由江淮巡抚改设而来，其前身为漕运总督，所以也有统辖地方之权，还兼理漕运事务，可见清政府对王士珍的重用。但这个重用王士珍的清王朝在 1911 年走到了尽头，王士珍的人生却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了民国的大总统。为避免段祺瑞、冯国璋的势力逐渐坐大，袁世凯数次派人请王士珍担任要职，但都被拒绝。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专车去正定请王士珍，临行前，他嘱咐袁克定说：“聘卿不来，弗许归。”但是袁克定也失败了。最后还是段祺瑞设计，以朋友之道邀请王士珍来车站会晤，然后强行架上火车开往北京。王士珍不得已去北京见了袁世凯，立即就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后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之一，位居六大办事之首，实权也最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士珍之所以拒绝袁世凯，并非是因为他对清王朝的愚忠，也非他对袁世凯行为的不满，更多的是他个人厌倦了纷扰的政坛。但王士珍不想选择政治，政治却偏偏选择了王士珍。在此之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王士珍都是重要的参与人之一。
冯国璋出任总统时力邀王士珍组阁，王士珍又一次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选择”了。但这次，王士珍仅仅出任总理 3 个月时间，便在尔虞我诈的政治争斗中被击倒，从而永久地离开了政坛的是是非非。
晚年的王士珍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日子，不时以北洋元老的身份主持慈善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为北京免受战乱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30 年，这位“北洋之龙”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遗嘱中写道：“深盼邦人君子，一致祈祷和平，俾统一之局，早日实现，予虽在九泉，亦所心安。”恐怕是说出了他毕生的愿望。
5 忠勇义士还是逆流小丑
——忠武将军张勋（上）
三国时期的关羽为报兄恩，放弃荣华富贵，克服很多阻碍，千里走单骑，一心投奔旧主，他也因“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行为千古留芳名。
在民国期间，也有一位千方百计效忠旧主的人，民国建立七年了，他还“身在民国心系清朝”，一直不肯剪去辫子，连他的手下的那些士兵也一律保留大辫子，他就是人称“辫帅”的张勋。
他为人忠义，誓死保卫过国家的主权；他深受清廷厚恩，也一直以“大清繁荣”为己任。然而，他没能像关羽那样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反而成了公认的复辟小丑。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勋
张勋，字少轩，江西省奉新县人。张勋年轻的时候曾参加中法战争，并在镇南关大捷中立下军功，由此在军界发迹。后来，张勋所部在甲午战争中大败而归，无奈投到袁世凯的门下，成为北洋系中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庚子之乱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宫，张勋承担所有护卫任务，又被调到北京负责扈从部队，自此与清室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1 年，张勋被外调到江南，升任一品大员江南提督。皇恩如此的浩荡，张勋深为所动，从此对清政府再无二心，忠心耿耿。
辛亥革命发生后，张勋的部队死守南京城，与革命军血战一场，最终以不敌革命军而退往徐州告终。两年后，“二次革命”爆发，张勋在袁世凯的命令下，率领数千如狼似虎的辫子军，急进猛攻革命军，率先杀入南京城，报了当年辛亥革命的一箭之仇。但不久之后，辫子军因军纪败坏，无奈之下再次撤离了南京城。事后，张勋被袁世凯授予长江巡阅使的职务，但辫子军仍驻守徐州。
辫子军
1916 年，袁世凯病故，北洋军阀集团顷刻间分崩离析，北京政权则落入了当时最具实力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将徒有虚名的大总统之位让给了黎元洪，自己做起了实权在握的国务院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
张勋自认为是北洋系中的老大哥，有一定的话语权，连续两次召开徐州会议，邀请各省督军前来商讨国家大事。张勋极力反对对德宣战，因而受到德国的支持。为此，黎元洪、段祺瑞争相拉拢张勋，而张勋则另有打算。
1917 年，黎元洪把段祺瑞赶出了北京，在徐世昌和王士珍不肯出任总理的情况下，黎元洪只好又找了另外一位代替者，即前清重臣李经羲。李经羲见各省督军纷纷独立，对于应对危机的信心不足，于是他暂时躲在天津租界中不肯出来就任。
在一片乱象中，张勋渔翁得利。见黎元洪已经火上眉梢，张勋一边趁机唆使各省督军宣布独立，一边给黎元洪发了个电报，自称是“督军团大盟主”，并表示愿意进京调停。黎元洪正无计可施，听后喜出望外，好比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随即便复电邀请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前往徐州迎接。此时，候任总理李经羲也表示，欢迎张勋进京调停，并希望与张勋一同进京。
接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张勋不禁大笑，拍桌子大声道：“好，这下要看老夫我的了。”
数日后，打着“拱卫京师，调停国事”的旗号，张勋亲率十余营辫子军约 5000 人，自徐州沿津浦路北上，浩浩荡荡抵达天津。到了天津以后，张勋却停住不走了。
黎元洪听说张勋率领大队人马到达天津，不免有些疑虑，于是派人去问个究竟。来人见了张勋后，委婉地提出让他轻缁简重、从速进京。张勋听后不屑地说了一声：“你回去告诉你们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是有条件的，在三日之内必须解散国会，不然的话，休怪老夫不客气。”
此时的黎元洪走投无路，只好答应张勋的要求，将国会解散。
对于黎元洪的回应，张勋十分满意，带着辫子军和李经羲继续北上。在进京的路上，李经羲偶然间发现了张勋随身带了个大箱子，看似宝物一般，好奇打探箱子里装有何物，张勋神秘一笑，并没有作答。
张勋抵达北京的时候，黎元洪大摆排场迎接贵宾的大驾光临。为此，黎元洪特意把总统府的礼堂改为临时驻地。但张勋并未接受黎元洪的安排，转身上了另一辆马车，在辫子军的护卫下飘然而去，回到南河沿的私人住宅。当晚，黎元洪亲自打电话给张勋，请他去总统府晤谈国事，张勋则以“舟车劳顿，需稍事休息”为由推辞，最后答应次日上午去总统府商讨事宜。
张勋借调停之名，将辫子军带入北京，随后让李经羲暂时代理总统，维持局面。与此同时，他还暗中召集清朝元老，并从徐州秘密接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在张勋的授意下，独立各省纷纷取消独立，时局一度稳定。此次，张勋将 5000 辫子军、一位垂垂老者和几个大箱子带入京城，他到底要做什么呢？
6 复辟的戏剧性内幕
——忠武将军张勋（中）
进京之后，张勋在北京火车站秘密接走的老人不是别人，正是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康有为。而张勋随身带的箱子，里面所装的也不是什么珍奇宝贝，而是崭新的清朝官服。那么，张勋接来了康有为，带来了官服，他是要干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张勋要复辟。
在张勋进京之前，康有为已在徐州张勋府上住了长达半年之久。张康二人每天在一起筹划复辟的事，一唱一和。出于对清王朝的忠诚，他们视复辟为己任，挑起了复辟的大梁。
到京后，康有为立刻被接到了张勋宅中。此时，一群复辟人物也早已济济一堂，张康二人与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等人连夜开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复辟事宜准备妥当，譬如诏书、上谕、官职安排等，只等张勋一声令下，就可以改朝换代，旧梦重温。
随后，张勋便命人分头前去请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人来商议复辟。人来齐之后，张勋跳上台阶，大声宣布复辟大业。当时有人提出此事过急，需要再商议决定，张勋并不接受他人的劝说，当即决定了复辟之事。
1917 年复辟后的溥仪坐在乾清宫宝座上
1917 年 6 月 15 日，在溥仪的两个老师陈宝琛、梁鼎芬的引领下，张勋入宫叩见逊帝溥仪。据溥仪回忆，他初次见到张勋的时候，“多少有些失望”，只见张勋“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张勋这次入宫并没有待多长时间，见溥仪大概也就五六分钟，随后便走了。
半个月后，7 月 1 日的早晨，张勋便命王士珍、吴炳湘将辫子军放入城内。待到晨鸡报晓，天色渐亮，张大帅请参与复辟的众人饱餐一顿后，便请他们换上前朝袍褂，准备入宫行复辟大事。这时，张勋的手下统领过来报告说，辫子军已经占领城内外要冲，一切布置妥当，张勋听后一跃而起，大声道：“好，我等现在就进宫请宣统帝复辟就是了！”
就这样，在辫子军的护卫下，张勋一行人来到清宫。随后，溥仪的三位师傅陈宝琛、梁鼎芬与朱益藩一起去找溥仪。陈宝琛脸色十分庄严地说：“张勋一早就来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大清复辟啦！请皇上务必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人与归。”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做皇上了！他接见了张勋等人，答应了复辟之事。
随后，张勋通电全国，宣布复辟，国号由民国六年更改为宣统九年。在通电中，张勋指斥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称“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而追究其原因的话，则是因为“国体不良”，实行了共和所导致。以张勋这些保守派的理解，所谓的共和制度，“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对此，张勋等人愤慨地说：“小民何辜，动罹荼毒！以视君主世及，同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自清帝退位后便一直冷冷清清的紫禁城，再次喧哗活跃起来。前清遗老和旧时官员们一拨接一拨地前来晋见皇上，请安的请安，谢恩的谢恩，一个个恨不能立刻官复原职。
同时，警察们也出动挨家挨户通知：宣统爷复辟了，立即悬挂龙旗！喜讯传来，民间的遗民们仿佛像中了六合彩一样兴奋，迫不及待地把珍藏多年、压在衣柜最深处的前清袍褂翻出来穿。市面上那些原本因为过时而滞销的旧式袍褂，顷刻间变成了当时最抢手的商品。复辟当天中午吃饭之前，这些前朝衣冠就已经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遗老们挖空心思也要凑一身合时的行头，有的便去戏班子出高价买唱戏用的前朝戏衣，有的人甚至跑到寿衣店去买清朝的官服。北京街头简直就是群魔乱舞，各色人等都出来了。
在复辟后的欢庆景象中，最不和谐的当属仍旧悬挂五色旗的总统府和不肯退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复辟消息传来后，黎元洪又悔又恨，算是吃到病急乱投医的恶果了。不久，梁鼎芬、江朝宗和王士珍受张勋之命来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立即退职，并接受“一等公”的封号。
当梁鼎芬拿出早已拟好的“奉还国政”的文书交给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拒绝道：“民国乃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担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要尊崇民意，岂能个人决定？”
梁鼎芬冷笑道：“共和国政本就是先朝旧物，理应还给皇上，复辟乃是天意，民心如此，张大帅不过是顺天应人，才有此番举动。汝之前也受过清职，辛亥政变，也非公意，如今奉还大政，安享天禄，既不负清室，也不负民国，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善事。”
任凭梁鼎芬一再催促，王士珍、江朝宗苦苦相劝，黎元洪始终不予理会。最后，还是张勋的枪杆子发挥了作用。在辫子军强行接管了总统府的护卫后，黎元洪见大势已去，只得从小门悄然离去，并投入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避难，最后躲进了日本使馆。
7 螳螂捕蝉迷局的幕后
——忠武将军张勋（下）
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芝贵等人开会，决定立刻起兵讨逆。经过一番谋划之后，段祺瑞决定联络驻马场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湖南督军谭延闿、湖北督军王占元、直隶总督曹锟等人讨逆张勋。
段祺瑞本是支持张勋复辟的，待张勋复辟几天后又出尔反尔，起兵讨伐，这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其实，这就是一场利用和被利用的智谋博弈。
张勋本想利用黎元洪赶走段祺瑞，然后再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使溥仪顺利地登位复辟。可是，张勋没有想到，段祺瑞会来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段祺瑞以退为进，先是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然后再起兵讨伐张勋。这样，他既可以名正言顺地重掌政府大权，还可以赢得再造共和的美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在复辟一事中，张勋实实在在地被老奸巨猾的段祺瑞玩了一把。
在得知各省督军反对复辟后，张勋非常生气，大骂他们不仁义。随后，各路讨逆的军队开到了北京，准备讨伐张勋。
张勋有 50 营的辫子军，每营大约有 500 人，但这次上京只带了 10 营，其余的都在徐州，由张文生管理。张勋上京前，叮嘱张文生：“我如果发电报，上面写速运花 40 盆，就立刻调 40 营兵力开往北京。”等段祺瑞宣布讨逆的时候，张勋慌忙给张文生发电报，暗示张文生速带 40 营辫子军北上支援。可张文生呢，却让人从徐州带了 40 盆花给张勋。
张勋走投无路，只好自请开缺，愤愤不平地发了一个通电：“民国以来，战争迭起，国困人穷，这都是办共和给闹的，我只是顺应天命人意，还政大清，欲行君主立宪政体，乃是诚心诚意，不为个人谋利益，所行吾道不孤，凡我同各省督军，多与其谋，东海徐世昌，河间冯国璋，尤深赞许，信使往还，都有证据证明。”
看到电报后，代理总统冯国璋下令将张勋的职位一概撸掉，打成罪人。段祺瑞的讨逆军更是不依不饶，非要张勋解除武装，就地投降。
得知消息后，张勋火冒三丈。很多遗老劝张勋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但张勋对于劝说没有任何反应。众遗老束手无策，只好纷纷逃离了京城。无奈之下，张勋又发出一纸电报，痛斥北洋系的同僚背信弃义，出卖朋友。但段祺瑞等人并没有因为张勋的电报停止讨逆，而且下令总攻张勋。
战斗开始后，大部分的辫子军被击溃并自愿放下武器，割去了辫子，接受改编或者遣散。唯独张勋私宅一带的辫子军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讨逆军向段祺瑞请示用炮轰张勋的住宅，段祺瑞表示同意，但要求只能用一颗实弹攻击，其他的只能用虚炮恐吓。当天晚上，讨逆军一炮击中张勋的住宅，宅院内顿时火光冲天，哭号四起，辫子军纷纷从宅中逃离或缴械，只有张勋依然不肯屈服。直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联系了荷兰使馆派出汽车去接他，张勋才逃离了住宅。讨逆随即宣告结束。
张勋复辟到失败仅仅 12 天，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称之为倒行逆施。这时，一位复辟遗老站出来为张勋说了句公道话，这个人就是洪宪帝制的拥护者阮忠枢。这位袁世凯曾经的手下红人力排众议，称张勋此番举动虽然近于粗率，却不失为轰轰烈烈之忠直好汉。
张勋的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传统、实心眼，有些憨厚，也很暴躁，这些特点结合在一个武人身上，那就几乎就是顽固不化了。因为传统，张勋的家乡观念极强，他对家乡父老多有照顾。张勋老家江西奉新赤田村的人都沾了不少的光，每家都在张勋的资助下造了大瓦房，生活物资也是缺啥给啥。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需要建会馆的时候，但凡找到张勋，他都会慷慨解囊。
事实上，张勋复辟也算得上是一种忠义的表现，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在反复革命而使得道德沦丧的民国社会中，虽被嘲弄，却也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对于张勋复辟，只可笑其愚，却不可笑其忠。
1918 年 10 月 10 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后，下令赦免张勋，并发还了财产。晚年的张勋远离政治，转道经商，投资金融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此时的张勋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当有人问起他当年的复辟伟业时，他已不再有当年的夸夸其谈，或是淡淡数句，或是沉默不言。毕竟，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越去越远，再也不会回来了。
1923 年 9 月 12 日，张勋在天津病故，终年 70 岁，获前清废帝溥仪赐谥号“忠武”。次年 8 月，张勋棺木启运回乡，并于当年 11 月底葬于奉新县赤田乡陶仙岭下。
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际流。袁世凯复辟失败，张勋复辟也失败，这说明在民国之后，假皇帝当不得，真皇帝也当不得。这正应了梁启超的那句话：“帝位如同墙上泥塑木偶的菩萨，一旦被人扔进了猪圈，就是洗干净再重新供奉，那也早已失去了其神圣性。”由此看来，张勋之败，是历史的必然。
8 情孽纠缠的“三不知道”将军
——双面人张宗昌
“忽见天上一火镰，疑是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镰？”如果说写这首“诗”的人最后居然出了本诗集，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个笑话。作这首诗的人就是北洋时期有名的“混世魔王”——张宗昌。
后世，人们给予这位将军诸多外号头衔，如“狗肉将军”“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五毒大将军”等。可见，人们对他的评价都不太正面。尽管如此，张宗昌身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是一个凭借实实在在的努力实现了自己“民国梦”的草根典型。
张宗昌
张宗昌，字效坤，1882 年 3 月 4 日（农历正月十五）出生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作为那个时期的 80 后，张宗昌的童年可没法和现在的 80 后相比。他小时候家境贫穷，刚刚学会读写，就因为家庭的贫困无法上学了，不仅如此，少年时代的张宗昌还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当过放牛娃、放铳手、酒店伙计等。如果命运就这样发展下去，张宗昌只会沦为“苦大仇深”的劳苦大众。但不甘人下的张宗昌却只身闯东北，凭借重义轻利、宽厚大气的性格，得到了不少东北工友的拥戴。这些人也成了他日后军阀队伍里的忠实下属。张宗昌对语言也有些天赋，和俄国人打交道不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因为有语言的优势，他被派往西伯利亚担当中国工人的工头。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猎人，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正是有了年少时期的这些努力，才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枭雄打下了基础。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张宗昌也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投身到了这场革命当中。他首先南下投靠了陈其美，不久他又意识到革命军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于是阵前倒戈去投靠张勋。经过张勋介绍，他在冯国璋的手下当了一名副官。为尽快地得到提升，他又为冯国璋杀了自己的第一任长官陈其美，也因此开罪了蒋介石，为自己堵死了最后的退路。杀死陈其美后，他在冯国璋处得到了重用，一度成为冯大总统的侍从武官长，后来又调任江苏第六混成旅的旅长。他率兵入湘，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得以升任陆军暂编一师的师长。
此时，张宗昌踌躇满志，准备大抢地盘。他的部下却纷纷叛变，张宗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丢掉了“枪杆子”。 一无所有的张宗昌最终投靠到了“东北王”张作霖的麾下。同样是马匪出身的张作霖与张宗昌倒是惺惺相惜，给了他 200 杆枪让他成立宪兵营。而恰恰是这个宪兵营，在张作霖战败时为他平定了东北的“高卢之乱”，让张作霖得以喘息。
东北的“高卢之乱”
投靠奉系之后，张宗昌也只能从头干起，先任宪兵营营长。不久，吉林军旅长高士傧（原吉林督军孟恩远外甥）联合胡匪卢永贵，要和张作霖作战。当时张作霖刚在直奉战争中战败，无大兵可派，便决定派张宗昌率宪兵营去应战。这本来是一场势力悬殊的较量，但由于卢永贵手下的大小头目，很多都是和张宗昌当年一起闯关东的同乡，凭着这种关系，张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编成三个团，张作霖很高兴，任命他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这样，张宗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后来，张宗昌收编了沙俄内战时打散的白俄士兵，部队战斗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几年时间张宗昌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之众。由于部队兵员增长的速度过快，连张宗昌本人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兵。加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和有多少姨太太，于是乎人们送给他一个“三不知将军”的外号。
张宗昌虽然做了些混不吝的事情，但是对身边的人都是很好的，特别是对自己的女人。他的姨太太众多，在史料上留下名姓的就有二十几位。但他从不为难这些女人，嫁他以后不满意的可以另嫁他人（俗称“下堂”），他也从不阻止。甚至对还未下堂就和他人有染的姨太太也网开一面，放了那女人和她情夫一条生路。从这方面说，张宗昌倒不失为一个真性情的人。
不过，少帅张学良始终不齿与张宗昌为伍。张宗昌好赌，尤其爱赌牌九，而东北人叫推牌九为“吃狗肉”，所以张宗昌也有“狗肉将军”的称号。于是，张学良投其所好，约张宗昌聚赌，一场豪赌过后，本想收了张宗昌兵权的张学良却被其反咬一口，白白地供给了张宗昌部队半年的军饷。有了军饷的张宗昌就像脱了缰的野马，率领部队一直打到了上海城下。要不是黄金荣、杜月笙设计，让一身江湖习气的张宗昌与孙传芳拜了把子，估计当时上海、杭州都将成为张宗昌的地盘。
1925 年年初，张宗昌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 月任山东军务督办。7 月兼任山东省省长。1926 年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至此，张宗昌到达了他人生权力的巅峰，也完成了从一个草根平民到民国大帅的人生传奇。
不久，北伐开始，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势如破竹，横扫中国。很多旧军阀被打败后，都被蒋介石招安吸收成“革命军”。然而，因为张宗昌当年杀了蒋介石的恩人陈其美，蒋介石明言，谁都可以加入革命军就是张宗昌不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宗昌的老主子张作霖也被日本人炸死在了皇姑屯。一时间，张宗昌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他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与士气正旺的北伐军抗衡，一仗下来溃不成军，张宗昌就又成了孤家寡人。
1932 年 9 月，担心自己姨太太病情的张宗昌，匆匆从山东赶回北京。他不知道，这份电报是张学良为招他回北京而发的假电报；他更不知道，这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早就想除掉他，借以稳固自己在山东的势力。韩复榘把张宗昌的行程透露给与张宗昌有杀父之仇的郑继成，在济南车站郑继成手刃仇人，成全了韩复榘借刀杀人的诡计。就这样，为了姨太太的病情，一代枭雄张宗昌轻易葬送了他的性命。
张宗昌诗选
-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象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笑刘邦
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
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俺也写个大风的歌：
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
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大明湖
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
游蓬莱阁
好个蓬莱阁，他妈真不错。
神仙能到的，俺也坐一坐。
靠窗摆下酒，对海唱高歌。
来来猜几拳，舅子怕喝多！
游趵突泉
趵突泉，泉趵突，
三个眼子一般粗，
三股水，光咕嘟，
咕嘟咕嘟光咕嘟！
无 题
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
昨天一孩喊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
求 雨
玉皇爷爷也姓张，为啥为难俺张宗昌？
三天之内不下雨，先扒龙皇庙，
再用大炮轰你娘。
破冰歌
看见地上一条缝，灌上凉水就上冻。
如果不是冻化了，谁知这里有条缝。
咏 雪
什么东西天上飞，东一堆来西一堆；
莫非玉皇盖金殿，筛石灰呀筛石灰。
9 最后的退路
——北洋时期逃入外国使领馆的名人们
这些躲进外国使馆寻求庇护的名人，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原因。因为无论是早些时候的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在外交上都较当时的列强处于下风，所以对于那些逃进外国使馆的名人们，大多数都能成功地逃过一劫。
历史上第一个逃进外国大使馆的政府官员，是大清国邮传部部长盛宣怀。1911 年 10 月 27 日，距辛亥革命暴动仅仅 17 天，67 岁的盛宣怀在命悬一线之际，藏进了美利坚合众国驻大清国大使馆，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成为全球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焦点。其受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在遥远的华中地区正在进行的血腥战争。
当时，盛宣怀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命令，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引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皇族大臣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政权，利用盛宣怀做替罪羊，将他革职，永不任用，以平“民愤”。但损失惨重的资政院议员们不会就此罢休，必欲将他处以死刑。
盛宣怀来到美国大使馆寻求保护。美、英、德、法四国大使馆，各派出两名士兵，组成“多国部队”，负责护送盛宣怀。盛宣怀在“多国部队”护送下，顺利地到达了天津，随后乘船去了日本。遂得以保全性命，终享天年。
如果说盛宣怀名气还不够大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位在中国就是鼎鼎大名了。他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当时许多追求变革的先进人士，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求助于外国力量的保护。许多反清人士就是在外国管辖下的租界甚至国外闹革命，孙中山是最杰出的一例。他曾多次逃入外国领事馆，得到各国驻中国领事人员的协助和救急。除了外国领事馆，孙中山先生也经常出国避难。日本是孙中山先生的最佳避难所，他曾先后 16 次在日本避风头，除日本以外，还去过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在袁世凯去世后，北洋政权变得扑朔迷离，大总统也如走马灯一样，换得让人目不暇接。在躲进外国使馆的名人中，自然也少不了大总统们的身影。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就是其中一位，当时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北洋系首领自居，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史称“府院之争”。1917 年，双方在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决裂，段祺瑞以辞职威胁要求向德国宣战。一向软弱可欺的黎元洪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拥护段祺瑞的 11 省督军在各地宣布独立。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急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却坐镇天津，趁机搞复辟。6 月 12 日，张勋逼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如梦初醒，后悔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6 月 14 日，张勋带领五千军队抵京。7 月 1 日，张勋拥立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直至段祺瑞领军击溃张勋后才从日本使馆出来，黎元洪这个大总统自己也不好意思做下去了，于是辞职而去。
继黎元洪以后，著名的“辫帅”张勋、民国枭雄徐树铮，也相继逃进外国使馆。1917 年６月，“辫帅”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入京，于７月１日拥立清废帝溥仪复辟，自封为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张勋复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于７月３日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12 日，“讨逆军”兵分三路，向北京城内发起总攻。辫子军不堪一击，大都割掉自己的“马尾巴”，缴械投降。孤军作战的张勋仍不愿离开公馆，把眷属带在身边，企图负隅顽抗，大有以死殉节之势。就在危急关头，一辆汽车冒着弹雨驶进公馆，将张勋和其眷属转移到荷兰使馆。北京政府得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便派外交总长汪大燮同荷兰公使贝拉斯进行交涉。汪大燮提出张勋是国贼，而非一般的政治犯，要求贝拉斯把张勋交给民国政府。贝拉斯借口尚未商议妥当，拒绝引渡。后来徐世昌任总统后对这个素有忠义之名的老同事予以特赦。
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在京汉铁路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激战，7 月 17 日，皖军西线惨败，徐树铮被免职，任远威将军，留北京待职。19 日段祺瑞被迫下台，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29 日在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开始通缉以徐树铮为首的 10 名皖系头领。这些人大都逃往东交民巷日使馆寻求庇护。虽然北京政府一再照会日本大使馆要求引渡徐树铮，但遭到拒绝。徐树铮在大使馆躲避了120 天后，大使馆将其藏在柳条箱中，由日本军官保护送出大使馆，先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躲过此劫。
1925 年 2 月 24 日，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迎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满清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昔日的一国之君，为何落得如此下场，这还得从 1924 年 10 月 22 日午夜说起。这个午夜冯玉祥成功发动了“北京政变”，11 月 5 日，冯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奉冯玉祥之命，宣布民国与清王室签署的优待协议作废。立即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溥仪逃到北皇后婉容府，之后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 年 2 月 24 日，溥仪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北京政变”，日本看中了溥仪的“皇帝”身份，也才有了后来的“满洲国”皇帝——溥仪。
然而把大使馆当成避难所，自来是步险棋，祸福不定，也有一位躲进大使馆而没有幸免于难的。1925 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 5 万人示威，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予以通缉，他逃入东交民巷俄国兵营，后为更好地继续开展工作而进入苏联大使馆。张作霖没有理会国际外交规则与惯例，派军警突袭苏联大使馆，李大钊全家被捕，军警同时共获取了七卡车的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这些证据对李大钊极其不利，他因此被指控为里通苏俄颠覆政府罪名，在狱中，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横眉冷对，奋勇抗争，进行了最后的战斗，最终英勇就义。李大钊牺牲后，苏俄还专门发行邮票纪念他。
其实避难他国大使馆形同叛国，而北洋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名人，不惜寻求外国势力的帮助，一来是因为当时国内政局确实动荡不安，“草头王”比比皆是，有枪就是“大帅”，有兵便是“土皇帝”，政局不稳何来法治，所以惹了事的名人们只好到外国使馆暂避一时了；二来也可以看出，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局的干涉，无论是谁，哪怕是公然“复辟”的张勋，一旦躲进了外国使馆，中国政府也奈何不得。这样看来，在外国人眼中当时的政府毫无内政可言，想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插上一脚就插上一脚。北洋的名人们躲进外国使馆看似无奈之举，也是当时中国“大国家、小政权”的具体表现。
（第七卷 反思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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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反思北洋
◎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东北大鼠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了半个中国，吞噬了 6 万多条生命，就连国际著名防疫专家也不能幸免，中国政府为什么大胆起用伍连德？中国自己的防疫专家对抗鼠疫的结局又如何？
◎ 北大、清华，中国高等学府中的耀眼双星，两校的传承精神又是怎样产生的？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 很多人将当下国人的道德缺失归责于改革开放，其实，当今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重构五四精神和价值，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 北洋时期是一段曾经被丑化的时代，在这些尘封的历史面前，很多历史学者不由地感慨：北洋时期是人民最自由的时期，却是统治阶级自身最不自由的时期。
1 晚清最大的瘟疫大解密
——鲜为人知的东北惊天大鼠疫（上）
1960 年 1 月 21 日，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位刚刚退休返乡定居的 81 岁的老医生心脏病突发病故。南洋小岛上这一噩耗传来，举世哀悼。要说起这位老人，我们必须回顾半个世纪之前，再次聚焦于 1910 年的东三省。
1910 年，中国天空的色彩是那样诡异—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那一场发生在东北的死难达 60468 人的大鼠疫，正是那个夹缝时代的产物。而成功扑灭了这场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的总指挥正是这位老医生，中国近代第一国士——伍连德。
时光倒转到 1910 年 10 月 21 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一家店铺，来了两名神秘的住宿者，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6 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有四个人又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 6 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
当时疫区惨状（文本记录）：“疫气蔓延，人心危惧”，“疫情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在疫病大肆蔓延时，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俄、英、法、美、德纷纷染指，特别是日、俄两国以独自主持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以至陈兵相向。
疫情势不可当，列强狼子野心。在内外交困中，当局如何应对？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他忽然想起曾经偶遇的一人：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
1910 年 12 月 2 日，伍连德临危受命，带着助手登上了北上的火车。他一上任就赶赴重灾区傅家甸。
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便是当年的傅家甸。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就在 90 多年前的那段时期，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
伍连德发现：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预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果然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很快席卷半个中国。
自从 1894 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与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亲自通过化验来判断。
到达哈尔滨第六天，伍连德准备解剖尸体，但是解剖尸体与当地风俗、法律相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
伍连德实施中国医生第一次人体解剖
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这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鼠疫菌，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
当伍连德带着肺鼠疫这一新型鼠疫流行的判断去拜访各国领事时，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 从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伍连德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被同行接受，俄、日、法等国专家无一赞同。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已派一知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即使自己一无所获，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肺鼠疫的结论后，他仍然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
奉命来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迈斯尼，同样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以向上级汇报为由，并未予以批准。为顾全大局伍连德只得提出辞职。
此时，大鼠疫沿着铁路交通线，从哈尔滨傅家甸经长春、沈阳入关，向全国扩散。“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人数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执行任务的员役兵警也相继死亡。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北京亦呈乱象，各国使节人人自危。当时俄国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规定中国人一旦有鼠疫的嫌疑的立即驱逐出境。此时，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必然不会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开始向清政府和施肇基施加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将面临严厉的责难和株连。
面对中外专家之争和各界压力，面对伍连德的辞呈，一封回电竟然花了施肇基 38 小时，事关防疫措施，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的思考里，施肇基决定给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在施肇基斡旋之下，朝廷继续支持伍连德，免去迈斯尼防疫职务。清廷倾力增援东北防疫，将平津、直隶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生悉归伍连德麾下，但总数不过 50 余人。
在争议声中，伍连德继续主管着全局的防疫工作。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打消了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他们对伍连德的态度也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唯一指望，真正成为这场国际防疫行动的主帅。
2 百年前的“非典”启示录
——鲜为人知的东北惊天大鼠疫（下）
迈斯尼之死—国际防疫专家迈斯尼私自看望鼠疫病人，感染鼠疫身亡，防疫专家毙命俄国医院，引起举世震惊。
伍连德的判断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证实。
此后，伍连德的很多建议举措得到了政府积极支持和实施，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
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 10000 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
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十条预防措施。
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 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 5 元至 30 元不等的罚款。
当时的防疫工作人员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
有一天，他被眼前的一幕人间地狱惊呆了，久久伫立。他看到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尸横遍野，一排排棺木尸体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正是这人间地狱的一幕让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的能题得以解开。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第一时间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加。
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得一颤。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唯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
摄政王载沣见到奏章后大怒：“什么！你让我为焚烧尸体专门下一道圣旨，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施肇基道：“臣以为是功在千秋，开一代风气之先，流芳百世之举。摄政王于此紧要关头，若能当机立断力挽狂澜，必能成为我大清中兴之君。”
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如果说鼠疫的大规模流行和抗疫斗争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旧式生活习俗，那么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丧葬方式。火葬这种新的殡葬方式，既方便又卫生，其出现是人们在丧葬观上科学、文明观念战胜愚昧、迷信的标志。
此时的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开始出现下跌趋势。
1911 年 3 月 1 日夜 0 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 0 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东三省防疫成功，使防疫总指挥伍连德名扬四海。他挟防疫之功参加在奉天举行的有 12 国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讨会，并出任主席，而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只能屈就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清王朝赏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军衔，于紫禁城受摄政王召见、获二等双龙勋章，奉天总督授金奖。沙皇政府封赐二等勋章，法国政府授予荣誉衔。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在近代中国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这一次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不仅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还比较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
在人类历史上，鼠疫大流行动辄死亡百万。即便是在科学进步的19、20 世纪之交，六万人不过是印度鼠疫流行期间每周的死亡人数。从这一点来看，中外人士毫不吝啬地把最高的赞美献给伍连德并不为过。
就在举世欢庆的时候，已经享誉全球的伍连德，冷静地认为鼠疫还会卷土重来。
1911 年，内务府尚书肃亲王打算专门为伍连德在内务府设一卫生署，统管全中国的医疗。伍连德说，东北鼠疫虽然被控制了，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我要在东北建立防疫网。伍连德辞去了高官、厚禄和各国的邀请，他悄悄回到哈尔滨，建立北满鼠疫防疫体系—东北防疫总处，然后在那里坚守。
鼠疫会重来吗？坚守？要多久？一年？两年？十年？还是一生一世？鼠疫是否会如他预言再次出现？
果然 1920 年鼠疫又来了，他英雄际会，力挽狂澜，再次为社会作出卓绝的贡献，这次他付出的是自己的黄金十年。
东北两次鼠疫概括
清末民初十年间，东北地区遭遇两次鼠疫流行，1910—1911 年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死亡 6 万人，经济损失达 1 亿元。1920—1921 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共有 9300 人丧生。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愿意为国为民贡献出自己最宝贵的十年时光。这十年，伍连德数次辞去国家卫生主管的高官职位，甘心做哈尔滨防疫部门属下的一名小小的处长。在第二次出山“齐家治国平天下”后，又归隐田园，成为南山樵子、秋江渔父，终其一生，其人性魅力无愧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国士！
“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莱尔德堡格说的一句有些让人诧异的话，而瘟疫背后的几乎所有真相都让人吃惊。
伍连德在调研中还发现了东北大鼠疫的真正疫源。原来，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20 世纪初世界市场对动物毛皮的需求，是引发此次东北大面积鼠疫灾难的动因。因为此次鼠疫的病源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几年时间里，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在暴利的驱动下，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同时以旱獭肉为食。
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尽管鼠疫渐渐地成为了历史，而它的余音并未终结。
2003 年“非典”—同样源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侵占，从旱獭到果子狸，同样是一种非典型性肺部传染病，也同样采取了伍连德的办法，在那场被命名为“SARS”的抗争中，共有 7747 人被感染，却只有 829 人死亡。它印证了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进步。但是与东北大鼠疫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在更深远的意义上，这些大灾难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反思角度。
这种角度亘古有之、历久弥新，那就是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3 中国大学精神探源
——国立北京大学
2005 年 9 月 21 日上午，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在北京大学举行演讲，演讲题为《歌颂北洋时期的北大》，受到北大学生的热烈欢迎，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在北大的这段演讲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北大法学院院长贺卫方教授称之为“在大陆掀起了自由主义的旋风”。一时间很多网友对北洋时期的北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当年北洋政府虽然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但历任的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并不控制干预。虽然当时中国经常处于战乱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当时的北大正是蔡元培时期的国立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旧式衙门般的京师大学堂，创立于 1898 年，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创建初期，学堂里的教师多半为腐儒，滥竽充数，一心只想借此在官场混混。学生多为达官贵人、高干子弟，上学堂只图混个文凭，毕业后好升官发财。民国成立后，虽然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但“老爷”式学堂的腐败传统积重难返。蔡元培当时曾对北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1917 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其后，他以身作则，大力提倡“不做官”，不当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他明确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北大学生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首要目的是追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新的知识阶层最大目标，应该是在科学文化上有所贡献。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足三年时间，但影响深远。他力倡科学与民主，主张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直到现在，这些主张依然是人们对大学的愿景。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20 年，蔡元培不顾大总统徐世昌的警告，招收了九名女学生，开创了中国高校开始招收女生的历史。
北京大学校长自蔡元培之后，从蒋梦麟、胡适到马寅初，都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子，宽容、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引进到北大校园，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思想力量，后来演化为一种大学精神，并形成传统。
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得以网罗各方面的第一流人才；更使北大得以培养出一批批在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特色人才。在师资聘用方面，北大引进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人，同样也聘用了像刘师培、辜鸿铭、陈汉章这些思想守旧但学识渊博之人，一时间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在学生培养方面，北大历来主张学生自由选课，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自由发展。这种宽容为学生充分发挥潜能，自由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教学上，北大学术资源的开放也是闻名于世的，北大至今仍然以宽容的胸襟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名求学者，真正实现了学术为天下公器。
有容乃大，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能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北大的“大”。
北洋时期的北大学人
宽容、民主、自由为北大人创造性地发挥提供了条件。中国近代众多的学科领域及其奠基性人物往往都和北大相关，北大人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出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中国的许多大学初创时，师资主要来自于京师大学堂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大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孵化器。
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又一特色。在学术上，各种学说平等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蔡元培时期开始，北大就把思想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在教学上，北大素来有鼓励自由研究的风气，学校对学生管得很少，往往任其自己研究感兴趣的学问。在日常生活中，北大人最注重个性独立，崇尚自由生活。北大的风气自由，并不代表北大崇尚个人主义，相反，北大师生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曾团结一心，共赴国难，表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集体意识。
1923 年年底，时为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创立 26 周年纪念会上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讲，将北大的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1927 年，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创立 29 周年纪念会上作同样题目《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再一次阐述“北大精神”的内涵。马寅初将北大精神概括为为了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往直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牺牲精神。而在这之前的 1925 年，北大 27 周年校庆时，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里概括北大的两个特点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蒋梦麟、鲁迅和马寅初的概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北大精神中宽容、自由、追求进步、勇于牺牲的特点。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它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从而奠定了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1962 年 2 月 24 日，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下葬时覆盖的是北京大学校旗，遗嘱为“遗留在北京的 102 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然而，胡适先生留给北大的最宝贵的遗物应该是：“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这也是北大的大学精神吧。
4 大师情缘
——王国维与陈寅恪
北洋时期，很多清华学子的毕业证上，在导师一栏都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大名。在近代中国，这里面的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
无疑，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1925 年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招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年以后，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一次的关注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 年 12 月 3 日生。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1923 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
1925 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在清华，王国维教出了谢国桢、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分布在全国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在这一时期，王国维也结识了史学界的另一位大家——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义宁人，1890 年 7 月 3 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也往往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推崇。1925 年陈寅恪受聘清华，不过因为要为父亲侍疾，陈寅恪是 1926 才来到的清华。
在清华，王国维和陈寅恪算是真正见面认识了。但他们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清华，其实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王国维一直视沈曾植为师长般敬仰，而沈曾植与陈寅恪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也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
1926 年陈寅恪来到清华园的当晚，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这是两位神交已久的大师的初次见面，这一见就不可收拾，在短短两月的时间里，两位大师就多次交谈，以至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大赞陈寅恪：“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可见这段时间里两人的交谈涉及了东、西文化的多个领域。两人还常常结伴到海王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审定中文书籍，而陈寅恪审定外文书籍及佛藏等。陈寅恪在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也还在回忆和王国维一起淘书的事情。除了一起淘书，两位大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探讨学术，如果有友人在家没有找到王国维，便会马上想到他在陈寅恪家中。王国维五十大寿时，陈寅恪和吴宓早上 8 点便到府祝贺，晚上又准时到王府赴寿宴。这样的交情在当时的清华园是很少见的。
很快，两位就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尽管两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很相投，两人成为了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走进了王国维的内心，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知己。
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独自一人从清华园坐车到了颐和园。购票入园后，他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句话引起了外界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诸多猜测。有“愚忠殉清”说，有“逼债”说，甚至有“惊惧”说。众说纷纭，似乎王先生之死，死得蹊跷，死得怪异。
外界对王国维的死猜测众多，但唯有陈寅恪才真正了解王国维的内心。陈寅恪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也许是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最好诠释。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两年后，陈寅恪又亲自为王国维写了墓志铭《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5 解密重口味的“五四”运动
——文化反思录
“五四”运动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传颂至今，“五四”精英也被塑造成当下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确实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百年后的今天，在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激进行为及其深层社会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
近年来，一些学者专家开始反思和探讨“五四”运动的口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口号没问题，但是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仅靠科学和民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时中国真正需要的还是人权——老百姓的权利。把这个“科学”和“民主”口号与后来的史实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效果不大。实际上“五四”运动以后的北洋乃至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些专家甚至提出，如果“五四”运动的口号改成民主和法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促进社会进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很多，能解决问题的也只有民主和法制。
还有一些倡导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专家在痛惜当下传统文化断层的时候，有时也会把原因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身上。他们大胆提出一系列假设：没有“五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是不会如此严重？由此导致的全民性丧失传统道德信仰的程度会不会轻一些呢？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中一些学生贸然闯进北洋官员私宅家里的鲁莽行为，从而取得“五四”运动的标示性胜利，后来中国是否还会出现不顾法理的暴力文化？
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先回到 1919 年 5 月 4 日这一天。
1919 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刚刚换了第四任总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上了国际大舞台。1840 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几乎被西方各国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瓜分殆尽。民众希望中华复兴的情绪也被压制到了极点。在中国成为胜利者后，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崛起的曙光。
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即使作为胜利者在谈判桌上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相反“巴黎和会”的西方诸国还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地转交给日本。“弱国无外交”，参加会议的北洋代表虽然全力辩驳和争取，但是西方各国仍然态度蛮横逼迫中国签字。
消息传回国内，社会为之哗然。在刚刚经历民主思潮熏陶的中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集会、游行、示威。他们不仅提出了“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还提出了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等。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传进了中国。学生们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暴力”成了部分学生绝望的呐喊。愤怒的学生冲进了章宗祥的家，痛打了章宗祥。有些学生冲进了曹汝霖的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宅院，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一天正好是 1919 年 5 月 4 日，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蔓延。
当时，北洋政府明令禁止示威游行活动，但当游行开始的时候，北洋政府并没有采取一抓了事的态度。在学生们殴打章宗祥时，旁边就站满了军警。章宗祥向他们提出抓捕学生的要求，军警却回答，没有上面的命令不敢打更不敢抓。“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第一个爬上曹宅墙头的是一名叫匡互生的学生，他刚一探头就差点从墙上吓掉下来：围墙那边全部是荷枪实弹上了刺刀的军警在指向他。但是军警忽然在一声口令下，全部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大都抱定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们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的。当时政府的军警们却是抱定不能伤害学生的想法，甚至有些军警不惜下跪央求学生退出游行。
最后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官员。学生的目的仿佛是达到了，但事实证明，他们被利用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中的信息，正是北洋政府故意泄露给了媒体，以引起国民舆论的抗议浪潮。从而，北洋政府可以在国际谈判席上获得主动。
北洋政府最终以国民反对过激为理由，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注重社会舆论的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从这点看，北洋政府策划了一起舆论战，并成功实现自己的目的。
今天我们再看这场运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研究。
一个方面是文化意义上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正面意义多一些，它毕竟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输入学理，进行思想革命，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与此同时，一个难以忽视的“副作用”也在悄然发酵，这就是当时大批的社会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甚至纠妄过正地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知名学者徐宁骏在 2011 年发表了一篇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文章，该文对此论述道：“‘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 其倡导的自由 、民主精神在当今仍然具有时代意义。但是 ,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五四’新文化运动盲目推崇西方文化 , 贬低中国传统文化 , 将传统和现代完全割裂开来 , 造成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里。使得现代中国人失去了根 , 失去了认同感。”
也许正是“五四”后，人们失去了对根文化的认同感，所以才出现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传统道德的缺失。时至今日，仍有人一提起传统文化，就以“封建糟粕”为由嗤之以鼻。
这就是历史的误会。
另一个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值得探询的疑问。
首先，这个运动发起的理由不是十分充分。
当时中国人觉得中国要亡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战”时中国参战五次，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我们的外交失败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但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外交失败是必然的。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参而不战，并没有出什么力，这是其一。
其二，巴黎和会是个弱肉强食的会议，当时参加和会的国家被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而第三等是弱国；第一等可以派五个代表，第二等是三个代表，第三等是两个代表。中国政府派了五个人去参会，结果被人告知是第三等国家，只能派两个代表。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被视为弱国的，没有地位，也分不到什么东西，这是必然的。
当时涉及到中国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日本是五大强国之一，在谈判中企图占有战争初期从德国人手里抢过来的中国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也就是在山东的权益。事实上，早在 1915 年这些权益就被日本武力抢去了，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我们并非刚失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首先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虽然我们还是弱国，还是被侵略和侵害的对象，但在当时中国就是这个地位，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坏，实际上是变好了一些。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把山东权益收回，从道义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强国的日本不可能向中国妥协，其他列强也都不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个会议本质上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弱国无外交，积弱的中国在当时不可能有太大的话语权。
因此，在当时有些学生大肆宣讲中国要亡了，是不符合实情的。实际上，当时学生们出来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国人的期望，政府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向列强表达过强硬的立场，学生们的愤怒是出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软弱。
其次，后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中国人有一个固有的思想，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吃亏时，从来不管对手有多么强大，只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有内奸。 所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打倒汉奸的思想迅速在学生中蔓延，他们找那些亲日派或有留日背景的政府官员的麻烦，甚至去烧人家房子。当时传言曹汝霖跟日本人密谋，在家中供着日本天皇的画像，这些完全是谣言。但学生们不管，就冲过去把曹家房子烧了，曹汝霖躲起来了，没找着。章宗祥当时也在曹家，被学生们暴打。在没有证据证明曹、章等人是卖国贼的情况下，学生们就把人打了。时至今日，也无任何证据表明曹、章这些人有任何卖国的举措，相反这些人在后来日军侵华后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五四运动中还盛行抵制日货，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非法拘禁。一旦发现有中国人卖日货，大家就把他抓起来戴个帽子游行；要是买日货，大家就要骂他，剪他的东西；要是坐日本船，大家就在他后面画个大乌龟；这些行为当时非常普遍。
有学者据此发表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个人自由开始的，到政治运动时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了。
“五四”后，人们看到了过激行为是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俄国是如此，1919 年的中国也是如此。于是一些西方过激的暴力思想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近百年后回望“五四”，用今日的眼光去审视那场具有浩大影响的伟大运动，其功、其弊，都有太多的学术探讨空间。然而追询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照亮未来。历史没有“如果”，更不能接受用当下“假设”的结论去评判和定位。亦如法国大革命之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不会因其曾出现过“断头台”这一残暴象征而有所消解，“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巨大影响，也不会因为当年一些学生们的“愤青”行为便光辉不在。
6 唯美的情色追求
——北洋时期的爱情故事
北洋时期不仅有政治家们对权力的钩心斗角，有军阀们对地盘的你争我夺，也有让人缠绵纠结的爱情故事。
近千年的礼教传统，让中国青年男女的爱情只局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辛亥革命的炮声，不仅带来了民主共和的国家理念，也带来了男女追求自己爱情的勇气。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年轻人明白了什么是“个性解放”。
传统礼教和新文化的碰撞，在这一时期衍生出了许多缠绵的爱情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这些如诗一般的人物，在用他们的经历向现代人诠释着什么是爱情。
自古江南出才子，徐志摩就是近代江南才子的杰出代表。他出生于浙江海宁市硖石镇，年少时在家塾熟读四书五经，长大后留学美、英，可谓是学贯中西。徐志摩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张幼仪还为徐志摩生育了两个儿子。但这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姻，徐志摩在把张幼仪娶进门之前甚至都没有见过她。
一个是传统的保守女性，一个是新派的浪漫诗人。这两个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幸福的。1922 年，两人在结婚七年后正式离婚。徐志摩觉得这桩婚姻，虽然是个好婚姻，却仅仅是个婚姻而已，不是他想要的爱情。因为徐志摩的理想是：“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1920 年，徐志摩因为崇拜西方的哲学家罗素而到英国留学。就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林长民，并在林长民家里认识了他的女儿林徽因。这时的徐志摩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林徽因的才气与美丽让徐志摩感到，他仿佛找到了灵魂的伴侣。
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但林徽因后来发现，她并不想介入徐志摩的婚姻，因而选择了离开。
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不必讶异 / 更无须欢喜 /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 你有你的 / 我有我的方向 / 你记得也好 / 最好你忘掉 /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对于林徽因，还有两个男人的爱情值得一提，一个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一个是金岳霖。这两个男人都深爱着林徽因。
梁思成作为丈夫，并没有因为妻子有像金岳霖这样的追求者而恼羞成怒，更没有对追求妻子的人怀恨在心，相反他却给了妻子选择的权利。1931 年，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第二天，梁思成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
金岳霖终其一生都在呵护着林徽因。不仅总是选择与林徽因一家比邻而居，而且为林徽因终身未娶。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如果说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的爱情是悱恻缠绵而又纯洁美好的话，那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绝对称得上曲折坎坷而又惊心动魄。
赵四小姐原名赵一荻，父亲赵庆华是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次长 .1912 年赵一荻出生在香港，因她出生时东方天际出现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父亲又给她取名绮霞。因她还有三个姐姐，所以被称为赵四小姐。
拥有如此显赫家世的赵四小姐，上天对她也是格外的垂怜。美丽、智慧和财富，上天都毫不吝惜地给了这个女人。天生丽质的她，在十四五岁时就成了当时《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选择了私奔去给他人做小。她做这一切的时候只有 16 岁，而她为这一切付出了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的代价。让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就是民初四公子之一，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他们相识在一场天津的舞会，少帅英俊潇洒且手握雄兵，活脱脱一个盖世英雄的形象，赵四天生丽质且聪明过人。于是他们像千百年来的英雄和美女一样，一见钟情坠入了爱河。赵四为了少帅离家出走，不惜与父亲断绝往来，少帅也顶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坚持把赵四小姐留在身边。
故事的开头似乎和千百年来美女与英雄的爱情故事没什么两样，但故事的结尾却大不相同。古时项羽与虞姬、玄宗与玉环都弄得英雄迟暮、美人香消。而少帅和赵四小姐的爱情却牵手走过了百年的人生。其间，少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遭到软禁。赵四小姐虽无夫人之名，却坚持陪伴少帅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
1964 年少帅在取得妻子于凤至的原谅后，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和相爱了半个世纪的赵四小姐结婚了。这场婚礼迟来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却奇迹般地让他们等到了。50 年对于时间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对于人情世故来说却是沧海桑田。两位老人用生命坚守到了他们爱情圆满的结局。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在那个时代有人选择了无怨无悔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也有人选择了成为自己爱人幸福生活的观众。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源于他们在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所受到的教育。
对于“新文化运动”，世人对其褒贬不一，有人说它为中国带来新的文化、新的治国理念；有人说它漠视传统文化与道德瑰宝，使传统文化濒临断代的危险，导致世人道德沦丧。
但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新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是追求爱情的勇气，而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却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底线的情操。
7 态度决定历史
——经常认错的北洋政府
谈到新文化运动，人们总是想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光辉的名字，谈到“五四”运动，人们总想到北大的学生带头走出校门去游行抗议，乃至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风潮并促成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光辉事迹。北洋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备受抨击。在一般中国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为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被认为黑暗、反动、卖国。
一直到 2005 年，台湾学者李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里多次提及北洋政府，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北洋政府真实的一面。
李敖说：“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是北洋军阀创办的。什么人叫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守敌。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但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我们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正是基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 20 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
国立北京大学，作为发源地掀起了爱国主义的浪潮，“五四”运动也率先在北京大学展开。“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在统治期间，北洋军阀对待历次的学生运动确实是比较宽容的。
1926 年 3 月 18 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道，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对学生进行秋后算账，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北洋军阀集团自袁世凯去世后发生了分裂，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 年，就有 38 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 6 天。被靠骂政府起家的鲁迅称为“城头变换大王旗”。同时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治时期的短暂与混乱，加上北洋军阀是革命军北伐的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正是因为这种政府中总统与总理随时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上台或下台的制度和局面，才给民间与社会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大环境，才使得民间与社会的活力能够得到极大的施展与发挥。
老舍《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府选举虽然存在赂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
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府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
北洋政府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集团之一。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治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暴君”。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统治者一贯正确的神话被逐渐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民众能够伸张正义，一直到政权认错或下台，这在北洋时期是常有的事情。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这是北洋时期的值得肯定的政治现象。
北洋政府的宽容以及经常被迫认错，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员贪污现象极少，正是得益于政府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府权利的滥用。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人民不仅有广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且还可以组织政党甚至反对党。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开明和宽容，“五四”学生运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并最终成功，即便出现了学生暴徒冲击政府打砸抢烧，政府也能保持极大的克制。那一时期的军警不仅不敢随便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游行，维持秩序的军警“甚至于有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的。
回望百年前的北洋政府，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在舆论环境宽容、言论出版自由、政治空气民主、社会动态稳定等方面还是有其特色的。我们今天还给予极端的负面评价，至少是有违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
北洋政府历史地位
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起止时间
北洋政府是指 1912—1928 年由北洋系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通称，这是相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的称呼。1912 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 月 10 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开始。1925 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并且由蒋介石领军北伐，但北洋政府持续运作，直到 1928 年张学良同意加入国民政府之后正式结束。
8 还原真相
——北洋大时代原来如此
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说：“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心脏地区，这是需要度量的。”其实何止是北大，近代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学者大师，多数都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北洋时期也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百家争鸣式的思想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们以前读过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把北洋时期形容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黑暗无比。这样的描述，实在是过于表面化，脸谱化。事实上，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回看北洋时代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中国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除了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外，那时也留下了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那时的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党禁开放，言论自由，政治理性，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和科学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笼统地概括北洋时期，是指从 1895 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中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至 1928 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一统，这样一个前后共计 33 年的时段。如果算上晚清洋务运动中北洋系官员的作用，那么整个北洋集团影响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
北洋政权是清灭亡后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其存在相比于晚清统治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虽然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但它的存在至少使得清灭亡后中国保持了名义上的统一。
北洋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既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治国安天下的理想，还受到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惮。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北洋军阀们几乎都具有一定的传统道德操守和民主政治理想，这些官员多数不贪财，为政廉洁，对民主的奉行和实践令人惊叹，更可贵的是有一种爱国情怀。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晚年都受到过日本人千方百计的拉拢，但都断然拒绝了充当傀儡政权的首脑。
历史不应该被随意涂抹，何况只过了不到一百年，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更客观地去了解那个时代。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到接掌北洋，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立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司法和教育制度。他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清末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袁世凯对推动中国近代化乃至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他对革命党以及最后“叛乱”的国民党人一直比较宽容。
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在其任北洋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他晚年时，日本侵略者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服，用尽办法促他出山，均遭到力辞。这此无不体现了段祺瑞作为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吴佩孚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他为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他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害得张学良从此不敢见他。日本在侵华后，不断试图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绝不跟日伪同流合污，并因拒绝做汉奸，在就医的时候被日本人谋害。
过去评价张作霖总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实际上，张作霖最后因为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而被日本人炸死。当时的一位西方记者评价张作霖对中国的贡献时说，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说到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最有力的回击是北洋政府一度收复了对满蒙的实际控制权。还有东北，虽然俄国和日本对东北觊觎已久，但奉系军阀还是为中国保住了这块土地，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被日本人完全占领。
北洋政府历届执政者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坚持不卖国的立场。即便袁世凯当初在日本炮口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废除了，成功维护了国家权益。北洋政府废清代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成就，更令人刮目，北洋时期 1921 年 5 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于晚清时期的任人宰割，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巴黎和会上面对来自美、日两大强国的压力，仍然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同时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其间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而入选国联行政院标志着中国具有了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成为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倡导和平解决，不会赶尽杀绝；北洋政府近 20 年的统治，先后组成五届国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
即使在孙中山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乘机以颠覆政府罪取缔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取缔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第一大党，还是按照之前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
那时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却依然要按照选举法规定，必须获 3/4多数才能当选。然而首轮选举老袁得票未及 3/4；黎元洪排第二；接着依法进行第二轮投票，依旧无人过 3/4；第三轮就是第二轮得票最多的袁、黎两人对决，票多者赢。目击者称，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大总统被黎元洪夺去。
北洋政府 1914 年 12 月 29 日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它的《施行规则》，还将京兆设为自治模范，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到徐世昌时期，1919 年 9 月 7 日颁布《县自治法》后，政府又颁布《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法律法规。北洋以后，中国再无这等“小政府、大社会”的民主自治模式。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那时的大学正如李敖教授所说的“政府钱来了留下，公文拿走”。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对于北洋时代极少有人知道：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的轮船；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时期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彻底终结几千年帝制、探索追求近半世纪共和的北洋大时代，是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第三次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还原那段被扭曲的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近代深重灾难之缘起，挖掘弘扬那一时期的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让北洋大时代这段历史重新照亮民族未来之路。
北洋政府历任总统
袁世凯：1912 年 3 月 10 日—1916 年 6 月 6 日，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黎元洪：1916 年 6 月 7 日—1917 年 7 月 1 日，被段祺瑞驱走，副总统为冯国璋；
冯国璋：1917 年 7 月 12 日—1918 年 10 月 10 日，代理大总统；
徐世昌：1918 年 10 月 10 日—1922 年 6 月 2 日，第二任大总统，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周自齐：1922 年 6 月 2 日—1922 年 6 月 11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
黎元洪：1922 年 6 月 11 日—1923 年 6 月 13 日，复任，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高凌霨：1923 年 6 月 14 日—1923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
曹 锟：1923 年 10 月 10 日—1924 年 11 月 2 日，第三任大总统，贿选，后被冯玉祥驱走；
黄 郛：1924 年 11 月 2 日—1924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
段祺瑞：1924 年 11 月 24 日—1926 年 4 月 20 日，临时执政；
胡惟德：1926 年 4 月 20 日—1926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颜惠庆：1926 年 5 月 13 日—1926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杜钖圭：1926 年 6 月 22 日—1926 年 10 月 1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顾维钧：1926 年 10 月 1 日—1927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张作霖：1927 年 6 月 18 日—1928 年 6 月 3 日，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
后 记
——以影像修复历史，以道德修身自我
《北洋大时代》的创作终于完成了，我不禁问自己还要继续创作下去吗？
在去年创作的《国军抗战全纪实》面世后，网络总点击过亿，创下中国纪录片网络播出的新纪录，社会反馈远远超乎我的意料，也正是观众们热情的反馈，激发了我继续创作的勇气。我在创作过程中曾多次不自禁地落泪，当我获知一位参与赴缅远征的抗战老兵在看到我们的作品后得以无憾而去，含笑九泉后，我的眼泪再次无声无息地滑落。
“以影像修复历史，以道德修身自我”一直是我坚持历史作品创作的初衷，本着这个初衷，我一直在努力使我的作品成为影像版的《史记》。2010 年，我制定了在五年内制作完成“中国近现代影像史”八个系列的纪录片作品计划，尽管知道中国纪录片市场较为低迷，我们还是毅然自己掏钱将前三个系列制作出来了，不仅仅为了普及历史常识，更为了以史为鉴实践自我的道德修身。
《北洋大时代》的全部创作编著过程都是在我的工作之余进行的，为了能够将北洋时期的人物、事件、思潮更为真实全面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我和我的助手们经常泡在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各种文献及影像资料。
此外，为了获得历史学界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几乎做到了遍访名家。其中，张鸣教授对于我们提出的任何历史问题都如数家珍，精彩论述脱口而出，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感谢 84 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接受了我长时间的专访，又在百忙中通过邮件就一些历史问题与我们交流。还有一些学者朋友就不一一提及了，感谢你们的真诚付出。
感谢三位好朋友孙淳、周兵、夏骏对于《北洋大时代》给予的支持和推荐。影帝孙淳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对于袁世凯这个人物出神入化的演绎，激发起我对袁世凯及北洋时期的浓厚兴趣。而夏骏老师是《河殇》的导演，周兵老师是《故宫》的导演，这两部纪录片被公认为中国纪录片发展进程中的两座里程碑，正是他们的作品吸引我走进纪录片领域，进而走上历史纪录片创作之路。
感谢我的纪录片事业的合作者李军先生，感谢北京大学的刘昌浩先生与赵世军先生的协助撰稿，感谢曹秉伟先生热情参与策划，感谢我的助理石鹏、李娜、林海宇的图书资料整理。《北洋大时代》是我个人的作品，更是我的团队的作品。
当然，最需要感恩的是我年过七旬的父母，不孝儿在而立之年远离二老来北京追寻自己的梦想，每每思及此总有深深的自责。在二老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传统文化，佛学、道学等传统文化思想开始成为我思想认知体系的主流。正基于此，才有了我在历史创作中的一些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才有了这些我自认为会具有历史生命力的创作成果。
我要把《北洋大时代》这本书送给我的妻子王燕和女儿陈伊如，希望她们永远可爱，坚持做讲真话的人。
“以影像修复历史，让历史照亮未来。”我们经常让别人反思历史，但是我们自己何曾认真反思过自己的历史。未来，我会继续“中国近现代影像史”系列的创作。作为后记，我还是以本书最后一句话作为结尾：“面对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第三次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还原那段被扭曲的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近代深重灾难之缘起，挖掘弘扬那一时期的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让北洋大时代这段历史重新照亮民族未来之路。”
附 录
——北洋大时代大事年表
| 晚清政府统治时期（1894 年 8 月至 1912 年 2 月） | |
| 1894 年 8 月 1 日 | 中日两国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战。 |
| 1894 年 9 月 17 日 | 北洋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大规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获胜，就此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
| 1895 年 2 月 12 日 | 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向日本海军投降。 |
| 1895 年 4 月 17 日 | 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
| 1895 年 5 月 | 康有为率同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 |
| 1895 年 | 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镇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新军。 |
| 1897 年 11 月 | 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侵占胶州湾。 |
| 1898 年 3 月 6 日 | 德国迫使清廷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期 99 年，将山东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
| 1898 年 6 月 11 日 | 在慈禧的同意下，光绪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一直到 9 月 21 日变法失败，变法只维持了 103 天。史称“戊戌变法”。 |
| 1900 年 6 月 21 日 | 大清朝廷发布《宣战诏书》，向全世界宣战。 |
| 8 月 16 日 |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
| 9 月 7 日 | 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 |
| 1904 年 2 月 8 日 | 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 |
| 1905 年 12 月 | 慈禧派出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和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
| 1908 年 8 月 27 日 | 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预备实施君主立宪制。 |
| 1908 年 11 月 14 日 | 光绪帝驾崩，年仅 3 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 |
| 1908 年 11 月 15 日 | 光绪帝死后次日，慈禧因病逝世。 |
| 1910 年 10 月 21 日 | 东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爆发，半年时间内死亡 6 万多人，经济损失达 1 亿元。 |
| 1911 年 4 月 27 日 | 黄兴率 120 余名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 |
| 1911 年 6 月 17 日 |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响亮地喊出“拒借洋款，废约保路”的口号。 |
| 1911 年 10 月 10 日 | 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
| 1911 年 12 月 29 日 | 南方 17 省选举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
| 1912 年 1 月 1 日 | 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 |
| 1912 年 2 月 12 日 | 清帝宣布逊位，清王朝宣告灭亡。 |
|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 年 2 月至 1916 年 6 月） | |
| 1912 年 2 月 15 日 | 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以削减袁世凯的权力。袁世凯于 3 月 10 日在北京就职。 |
| 1913 年 3 月 20 日 | 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刺客枪击，21 日逝世。 |
| 1913 年 7 月 12 日 |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以失败告终。 |
| 1913 年 10 月 6 日 | 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就职。 |
| 1913 年 11 月 4 日 | 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 |
| 1914 年 6 月 28 日 | 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同盟国向俄英法协约国开战。 |
| 1914 年 9 月 1 日 | 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军开战。 |
| 11 月 7 日 | 驻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随后，日本夺取了德国的一切在华侵略权益。 |
| 1915 年 1 月 18 日 |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 |
| 5 月 25 日 | 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修改后的“二十一条”。 |
| 1915 年 12 月 | 袁世凯称帝，建立“中华帝国”，以 1916 年为“洪宪元年”。 |
| 12 月 23 日 | 袁世凯身着衮冕在天坛祭天，并拟定于 1916 年1 月 1 日举行登基大典。 |
| 1915 年 12 月 25 日 | 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 |
| 1916 年 3 月 22 日 | 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国号。 |
| 1916 年 6 月 6 日 | 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 57 岁。 |
|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 年 6 月至 1920 年 7 月） | |
| 1916 年 6 月 7 日 | 黎元洪正式就职中华民国总统，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 |
| 1916 年冬 |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
| 1917 年 5 月 | 北洋政府发生“府院之争”。日本表示支持总理段祺瑞，英国、美国等支持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黎元洪将段祺瑞免职，段祺瑞则令属下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发兵进逼北京。 |
| 1917 年 7 月 1 日 | 张勋撵走黎元洪，拥立 12 岁的溥仪重登皇位宣布复辟，改年号为“宣统九年”，史称“张勋复辟”或“丁巳复辟”。复辟仅 12 天即宣告破产。 |
| 1917 年 7 月 6 日 | 冯国璋就任中华民国总统。段祺瑞借“再造共和”之机组织新政府，废除“临时约法”。 |
| 1917 年 8 月 14 日 | 北京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 |
| 1917 年 10 月 18 日 |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的护法战争爆发。 |
| 1917 年 11 月 7 日 |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
| 1917 年 11 月 8 日 | 蔡锷在日本福冈医院去世，年仅 34 岁。 |
| 1918 年 10 月 | 徐世昌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
| 1918 年 11 月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 |
| 1919 年 1 月 18 日 | 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 |
| 1919 年 5 月 4 日 |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
| 1919 年 10 月 | 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迫使外蒙古于 11 月 17 日正式取消自治，回归中国。 |
| 1919 年 12 月 28 日 | 冯国璋病逝，终年 60 岁。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 |
|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 年 7 月至 1924 年 10 月） | |
| 1920 年 7 月 14 日 | 直皖战争爆发，这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 |
| 7 月 19 日 | 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 |
|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31 日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
| 1922 年 4 月 29 日 |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以直系军阀胜利告终。 |
| 1923 年 2 月 7 日 | 北洋政府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造成流血事件，史称“二七惨案”。 |
| 1923 年 10 月 5 日 | 曹锟在国会选举中贿选。 |
| 10 月 10 日 | 曹锟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 |
| 1924 年 1 月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
| 1924 年 9 月 3 日 | 孙传芳的部将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而展开激战，“江浙战争”由此爆发，并最终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 |
| 1924 年 9 月 15 日 |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中，奉系与沪浙皖系、广东孙中山、冯玉祥国民军联手对抗直系把持的中央政府。 |
|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 年 10 月至 1928 年 12 月） | |
| 1924 年 10 月 23 日 |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统治，占领了北京。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告终，从此直系军阀基本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
| 1924 年 11 月 | 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 |
| 1925 年 5 月 30 日 | 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 |
| 1925 年 10 月 | 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 |
| 1926 年 3 月 16 日 | 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要求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 |
| 3 月 18 日 | 北京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军警开枪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 |
| 1926 年 7 月 9 日 |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开始北伐。北伐的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 |
| 1927 年 6 月 18 日 |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 |
| 1928 年 4 月 | 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 |
| 6 月 2 日 | 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 |
| 1928 年 6 月 4 日 | 因不肯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抢救无效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
| 1928 年 12 月 29 日 |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东北易帜也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彻底结束。 |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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