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4 冯翔 南方人物周刊
1894年，甲午海战中沉没的北洋海军军舰“志远号”
观察中日甲午战争，双方胜败的一个侧面，便是对这场战争的历史研究。日本是官方修史，档案公开；中国则无官方修史，档案不公开且保存不善，只能依靠极少数当事者的私人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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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冯翔 / 编辑 白伟志
那场战争改变了整个国家。
自甲午后，每一种企图改变或者说拯救这个国家的势力，都在拿那场战争“说事儿”，对它提出各种各样的解构与诠释，利用它表达自己的主张。本就记载模糊却给整个国家带来椎心之痛的史实，随之被有意无意地误读，越来越偏离本来面目。而国人对历史的敷衍传统，为后世的还原真相带来极大的困难。
梁启超传谣，毛泽东信了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最为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之一，便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这种说法，符合从晚清起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多种政治势力对清政府执政能力的否定，以及对慈禧太后本人的丑化需要。而出处，正是维新派的首领、文豪梁启超。
1899年，梁启超写出一篇随笔：“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皆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括全国之膏血以修国防，而其实乃消磨于园林土木之用而莫之或知，卒令一蹶不振，割千余里之辽、台，偿二百兆之金币，元气尽断，国丑全露。”
由此，慈禧太后背上恶名。颐和园的修建耗资，民间流传有2000万、3000万、6000万两等多种说法，甚至最高达8000万两，相当于清政府20年建设海军实际总花费两倍以上。
近年来，国内多位学者均为此写过考据文章，主流观点已渐渐统一。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在其最新著作《沉没的甲午》中下的结论为：“所谓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一说其实完全是讹传。”
海军衙门负责的事项不只有海军建设，还包括开矿、铁路、电报等洋务；而海军的军费，也不能与海军衙门经费混为一谈。自建立起，海军衙门便被清政府视作财政周转的一条金融通道，时常通过海军衙门经费腾挪款项，用于其他用途。修建颐和园堪称其中的“代表作”。而海军建设所需的经费，尤其是购买军舰的银子，几乎都不来自海军衙门日常下拨的费用。
研究近代海军史数十年的上海学者姜鸣在其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指出：“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研究，工程并没有无偿占用海军衙门经费，所借款项后来都指定专款归还。”
梁启超所目睹的事情，出处在1888年。这就是围绕颐和园发生的“海军巨款”事件。
在晚清官场，修建颐和园属敏感话题，不好拿到台面上。这一年秋天，总理事务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要李鸿章发动各地督抚大员，向海军衙门认捐一笔银子，“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实际上，大员们无人不知这笔钱是为修建颐和园。260万两银子的巨款很快就这样筹来了，由李鸿章指示，存于外国银行和开平矿务局生利，利息用于颐和园工程。
梁启超看到的情景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写道：“颐和园工程由海军衙门承修，修建经费由海军衙门分放，就不能说颐和园与海军无关。颐和园‘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也就不值得惊讶了。”
王道成的研究依据之一，是北京著名园林修造世家“样式雷”家传的档案资料：颐和园56项工程耗资白银316万余两，占颐和园工程总数一半以上。据此推测，颐和园工程总耗资约在六百万两以下。民间流传的多种说法均查无实据。
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太后下令将260万两巨款提出作军费，但因存期未到等原因，先期只能提取158万两。这些后事，则非梁启超所能知晓，也非他所关心。“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只是他手中的一件武器，且绝不是唯一的。
1898年起，梁启超进入一生思想最为偏激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好友谭嗣同等人被杀，梁本人被迫逃亡日本，转向暴力排满，鼓吹“破坏主义”。这则短短的随笔，正写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梁启超不仅推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一说，且在其主持的《新民丛报》上刊出数首托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伪诗，以激发民气，鼓吹革命。
梁启超的排满暴力思想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他即转变观点，转向开明专制。但这篇感情充沛、鼓动性极强的文章迅速流传，已非他所能控制。几十年后，这种说法几乎成了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共游颐和园，两人闲聊。柳亚子说慈禧太后：“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可耻。”
毛泽东回曰：“她用建设海军的钱建了一个颐和园，当时来说是犯罪。现在看来，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她们挥霍了要好。”
官方战史VS“报告文学”
“中国记录战争历史时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中国海军研究会会长陈悦说。
“我们对一场战争的记录模式，一般是说某月某日在哪里打了一个大战，我方去了什么大将，打完这场之后我们的战果是什么，要么是毙敌无数，或者是缴获武器多少，要不就是溃不成军。基本属于一种文学性的描述，不在意历史的细节。而日本人的认真到了几乎变态的程度。”
甲午战后十年，日本陆军、海军先后根据战时档案，推出官方战史《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构建了日本甲午战争研究的基础平台。这两部战史被陈悦评价为“没有文学价值，但是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时间、地点、各种数据都清楚详实。
如黄海海战，哪一艘日本战舰死伤了多少个军官、水兵、水手、厨子、军乐队成员，他们的职业和名字，一目了然。日方官兵的正式战斗报告、演讲、私人回忆录，乃至战果统计、外交文书、往来电报，如今都收藏在档案馆内，向读者全面开放。
而清政府没有编写过官方层面的战史，后人对甲午战争进行研究，只能依据带有个人立场、情绪和偏差的私人著作。
中国第一本研究甲午战争的专著，就是一本10万字的小册子：江苏人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出版于1897年。
甲午战争发生时，40岁的姚锡光在山东巡抚李秉衡门下做幕僚，算是战争参与者。在该书的自序中，他一再提到两个字：明耻。浓烈的立场与目的性，就此贯穿在这本中国人关于甲午战争的第一本史学著作中。百年来，任何一个甲午战争的研究者都绕不过这本书。
然而，对甲午战争的误读，也由《东方兵事纪略》肇始。
这是一本硬伤满眼的书。连某个将领的名字、黄海海战损失了哪几艘军舰、有没有击沉日本军舰，都搞不清楚。中国史家不讲实证与逻辑，凭道听途说和想象为当事人添加台词的弊病，在这本治学极不严谨的书中亦有体现。而这些无任何根据，甚至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文字，成了百年来许多历史研究的源头。
北洋海军最终困守威海卫、坐以待毙的原因何在？源头就出自姚锡光笔下。他在山东，却能绘声绘色地描写丁汝昌与李鸿章在天津会面的对话：丁汝昌请求海军全力出击，“决死战”；被李鸿章斥骂：“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
由此，李鸿章被钉上“保船避战”的耻辱柱。从晚清、民国直到新中国，无数研究甲午战争的著作都将北洋海军的最后覆灭，归咎于他这个“罪魁祸首”。
“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往来电报，我从《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篇篇对照过。李鸿章从来没有让他避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许华说：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舰队“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只是在1894年8月1日的电令中有一次“保全坚船”的指令。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更连续指令，“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设法调度，相机迎击，以免坐困”，“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李鸿章全集·电稿》，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上海图书馆编撰出版，但未出全。从此，这份档案才被中国的历史学界列为研究材料。
但看不到电报，恐怕并非《东方兵事纪略》出错的全部原因。
该书成于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之后。朝野大哗，李鸿章沦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姚锡光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李秉衡又是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嘴上抗日派”，李鸿章的政敌。北洋海军最后在威海苦盼援军不至、全军覆没，与他有直接关系。战后，他居然成了清算战败责任的朝廷大员之一。
今天，这本书留下的大量硬伤仍然需要学者们下力气纠偏。“那就是一篇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上海学者姜鸣评价。
“李鸿章的继承者蒋介石匪首”
1935年，留美归来的清华大学学者张荫麟出版《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书，指出：研究历史要有科学态度、独特方法。
“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于无一不出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代史初非例外。”他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
这种批评的对象，无疑包括1928年面世的《清史稿》。由民国政府出资、历时14年编完的这套800万字著作，出版第二年即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严厉批评，要求政府禁止发行。
晚清遗老赵尔巽是《清史稿》主编，修撰者亦多为遗老。在他们充满意识形态的笔触下，为清王朝殉节的官员个个高大上，而辛亥革命的起义者一概被称为“谋逆”、“匪党”。全书错误连篇，完全经不起近代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检测。中国著名清史权威戴逸曾组织校勘《清史稿》中的《李鸿章传》，不到8000字的文章竟有26六处问题。
在对甲午战争的描述中，《清史稿》也闹出大笑话。它绘声绘色地写“致远”舰长邓世昌殉国前的豪言壮语：“今日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又在同一段中，坦然写全舰官兵250人全部牺牲，“无逃者”。事实上，根据日方缴获的中方资料，“致远”有4名幸存者。
在接下来的两段，它热情赞誉“定远”舰长刘步蟾和“镇远”管带林泰曾忠勇壮烈，却把两人的死因全写错了。刘、林两人均为服毒自杀，它却写刘战死沙场，林跳海自尽。百年来，任何一本负责的甲午研究著作都没有采信它的说法。
在西方游历时，张荫麟亲自翻译了“定远”副管驾、英国人泰莱的回忆录《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这本1929年在伦敦出版的书，由于作者的亲历身份，而成为中方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中，亦为主要依据之一。
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张荫麟先后南渡浙江、云南、贵州，于1942年病逝，年仅37岁。他没有料到，其中有多少错讹之处乃至有意编造、给后世造成困扰的虚假成分。泰莱的回忆录对“定远”舰长刘步蟾进行了明显可疑的反复攻击，张荫麟没有考证。
1946年，史学家范文澜在延安写成《中国近代史》（上册）。“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在这部热情赞颂一切农民起义的书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为“万恶的民贼”，蒋介石成了“李鸿章的继承者蒋介石匪首”。
在李鸿章、刘步蟾两人身上，范文澜用了一个共同的贬义词：卑污。描述甲午战争的一节，题目为《在李鸿章指导下战无不败的海陆军》。
延安能看到的材料很少，《中国近代史》对姚锡光和泰莱的说法全盘采信，包括李鸿章的“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刘步蟾“违反议定的阵势……他是卑污的懦夫，企图居中躲避炮火”；“停留不动，逃避（与敌）接触”；“在桥下突发一炮”导致飞桥震塌，丁汝昌摔伤……
而这些说法，直到“文革”后，才被大陆研究甲午战争的主流学者一一证伪。山东学者戚其章发现：泰莱想通过北洋海军谋求自身利益，三次被刘步蟾搅局，从而怀恨在心，遂对刘大加人身攻击。
范本人在建国后的史学界地位决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极大，几为最权威的史学蓝本。受此影响，学者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被称为建国初期最具代表性的两本李鸿章评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反动头子，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便是近代中国人民种种灾难的历史。”1958年，在“大炼钢铁”运动中，合肥的李鸿章墓被基本夷为平地，下葬半个世纪的李鸿章遗体被掘出，用拖拉机拉着游街，众多的子孙甚至旁系后代都成了黑五类。
“阶级分析法其实是一种教条主义。”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副馆长王记华对我说。
范文澜的书急剧放大了泰莱回忆录的影响。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甲午风云》也采用了范文澜在书中的说法，将刘步蟾塑造成反面角色。他的曾孙一辈子没能入党，玄孙女入团也被卡在了这一关上。
他们的名字在哪里？
百年来，中方参战者为甲午战争留下文字回忆的寥寥无几。而影响较大的，还是几个“洋员”。
“洋员”中较为知名的，除了英国人泰莱，还有在“镇远”上参加黄海海战的美国人马吉芬。马吉芬对西方报刊发表的回忆成为最早以中方视角发表的战史之一。
但他的叙述许多地方都耸人听闻，至今存疑。如说“致远”舰长邓世昌是被自己养的一条大狗害死的。“……据说，邓舰长平时饲养一头大狗，性极凶猛，常常不听主人之命。致远沉没后，不会游泳的邓舰长抓住一块船桨木板，借以逃生。不幸狂犬游来，将其攀倒，手与桨脱离，惨遭溺死。”
马吉芬死后由亲属整理出版的家信，包含他本人的大量在华工作经历，却被后世学者考证出多有幻想与自吹成分。知名海军史专家马幼垣总结：“清末来华外人……夸张其事功是人之常情。离乡别井，远赴当时不为一般欧美人士理解的中国工作，要向亲友证明不虚此行，夸大事功在当日资讯迟慢且极端不足的大环境里，是简易之事。”他说马吉芬“喜夸功，好梦幻”。
饶有意味的是，通过从北洋海军缴获的舰船和文件，中方各军舰在海战中伤亡的官兵数字，都记载在日方的官方海战战史中。今日成为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
而在中国，至今都无从掌握北洋海军任何一艘舰船上服役官兵的姓名。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有一面名录墙，刻着目前博物馆掌握的全部官兵姓名。我在现场看到，这面墙上的名字，包括洋员在内不过四百余人。而根据日方战史记载，北洋海军12艘军舰上的定员合计2625人。
这四百余人，多数是黄海海战的牺牲官兵，其中约有半数名字来自1981年由海军、中国社科院、天津社科院联合出版的《清末海军史料》中的《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将士姓名录》。《清末海军史料》这部一切甲午战争研究者都离不开的工具书，由原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题词并作序，并得到中国各大档案馆、海军资料室、大图书馆等部门全力支持。编者序坦言：清政府海军衙门的档案未能找到，实为一大遗憾。
《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将士姓名录》，实来自1926年民国政府海军部编写的《海军实记》。这表明，至迟在上世纪20年代，中方保存的北洋海军档案便已缺失。就连最该予以纪念的甲午战争死难官兵姓名，都从此大半流失。
而后，军阀混战、日本入侵、三年内战……国内更无进行甲午战争研究的条件。1949年后，史学研究与政治运动相结合又相互影响，阶级斗争贯穿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受到极大影响。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戚其章因写了一本《中日甲午威海战争》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改，罪名之一是“为投降派、民族败类刘步蟾翻案”。
在“文革”中，历史人物更被当作政治武器。如李鸿章，被多篇文章“借用”，以批判林彪、苏联：《从李鸿章的“引俄制日”到林彪的“核保护伞”》《李鸿章——老沙皇脚下的叭儿狗，新沙皇笔下的“政治家”》……
“文革”结束后，对甲午战争的学术研究开始慢慢恢复，但仍缩手缩脚。1980年，全国15个省市近百名专家在长春召开“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中有关李鸿章的仅有两篇。
此时，国内甲午战争的学术研究状况，用“百废待兴”形容并不为过，连中日黄海海战到底有没有击沉日本军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搞不清楚。1984年，时年29岁的大连教师李国辉在大连发表了一篇论文，《黄海海战中日舰西京丸是否沉没》。当时国内大多数学者相信，黄海海战的结果是“五比一”，中方损失五艘军舰，一艘名为“西京丸”的日舰被击沉。事实上，是“五比零”。这艘被日本海军临时征用的商船未沉，战后被编入日本侵略台湾的舰队中。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就是在“西京丸”上与日本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签订《交接台湾文据》，将台湾正式割让给日本。
“咱们国家以前左的思想统治得非常紧，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李国辉对我感叹：这篇论文的反响很大。因为它，他以一所普通中学的政治教师，被调到一所重点中学教历史。“30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没有一点价值。可是在30年以前，它确实正儿八经是一个学术问题。”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事。”陈悦说：日本人编撰的极端细致和严肃的战史，构建了甲午战争基础性的研究平台。“在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研究记录，到现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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