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三)
◇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12〕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 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14〕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1982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15〕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M16〔16〕呢?” 他说，“M16可以。”我说，那我拿M16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M16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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