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二)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二)

　　◇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9〕，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10〕。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11〕。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