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薄熙来全景实录：从政坛崛起到身败名裂

薄熙来全景实录：从政坛崛起到身败名裂

薄熙来案近日传出或在七八月于山东济南开审。7月23日，有中国记者在微博引述重庆消息称，当地传达了中共决定公审薄熙来的文件。薄熙来倒台后，日本《朝日新闻》曾于2012年连载22篇“薄熙来研究”系列文章，详细叙述薄熙来的成长经历以及政坛崛起之谜，透露了薄熙来以天子为目标，凭借着父亲薄一波荫庇以及强硬手腕在权力阶梯疾驰而上，却在最后一步倒下的内幕。全文如下。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式，薄熙来在主席台就座。这是薄熙来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毛”孩子时代

1949年，就在毛主席向天安门广场前的群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个月前，薄熙来在当时的北平出生了。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中学时代就读于高干子弟集中的北京四中。1966年，薄熙来在这所学校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未来的中国，我们来引领！”——据该校一名校友回忆，当时薄熙来和其他高干子弟就在教室里高喊着这一口号，兴奋得满脸通红。后来，薄熙来加入了红卫兵纠察队。为了批斗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等毛泽东的政治对手，他们还闯入了领导人的住处与办公室所在地——中南海。但在第2年，薄熙来的父亲、时任副总理薄一波也遭到了批判，当他被红卫兵揪到北京工人体育馆接受群众批斗后，情况发生了剧变。据一名与薄家有深交的党员透露，薄熙来的母亲为了免遭迫害，曾计划逃往东南亚。然而，当她逃到广州时被当局逮捕，并且死于非命。此后，薄熙来与其兄弟姐妹的行为变得更加嚣张无度，甚至在红卫兵中都十分惹眼。薄熙来在驾驶一辆偷来的汽车时撞死了一头驴，因而被逮捕，并被送往北京郊外农场的“强制劳动班”接受改造。住的地方如同带着铁栅栏的监狱。白天他要干农活，太阳落山后还要上课学习毛泽东思想。曾被送往同一家农场的一名男性回忆道，当时薄熙来等人饥饿至极，看到从窗口飞进来的麻雀就你争我抢，抢到后拔掉毛就吃了下去。和薄熙来的弟弟一起长大的原北京四中校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那个年代，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即使时代变了，我们的根基也不会改变。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孩子。”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薄熙来的命运随之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机。

一次失败的婚姻

薄熙来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的。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时，薄熙来和北京市共产党委员会前书记的女儿结婚了。虽然党和媒体并未在过去公开相关信息，但了解当年状况的数名党干部表示，被称为太子党的高级干部子女一般都会和级别相同的高干子弟结婚。

强制劳动结束后，薄熙来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内的一家五金修理工厂，并在那里与女方开始恋爱。据说，这些都是家长为孩子定下的姻缘，但真相尚不明了。婚后不久，薄熙来的妻子就生下一个男孩。当时，薄熙来离开了修理工厂，来到了刚刚恢复授课的北京大学。之后，他又进入了政府智囊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中饱尝辛酸之后，薄熙来踏上了康庄大道。

然而，夫妻不和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与薄家关系较近的数名党干部表示，薄熙来曾想结束逐渐冷却的夫妻关系，所以提出了离婚，但女方并不同意。这时，父亲薄一波的政治力量帮助了他。文革刚一结束，薄一波就恢复了名誉，重新当上了副总理。在以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中，薄一波担任二把手，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心腹。“熙来是我最优秀的孩子，我想成全他这个愿望。你还是让女儿和他离婚吧。”薄一波的一个朋友还记得，当时是自己将这番话带到了女方家中。在口信中，薄一波还向女方家人、在文革中下台的前书记传达了一些露骨的言辞。“你能不能再次上台，就看我一句话。”这是邓小平的心腹发出的威胁，对此，前书记不禁愤慨不已。但在最后，2个人还是离婚了。作为儿子的薄熙来一定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的帮助。并且，和许多高官子弟一样，每当薄熙来陷入困境时，都能得到父亲伸来的援手。1984年，薄熙来被任命为辽宁省金县（后被编入大连市）的副书记，并前往该地就任。这一年，他已经35岁。从党干部成长路线来看，薄熙来起步较晚。

上任一把火“红”了

“老师，幸会幸会！”一名高个男子迈着大步从容地走进房间，弯下腰来，伸出双手意与对方握手。当时大连市党报《大连日报》的记者姜维平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感觉他的笑容很清爽。他就是1984年底从北京调至辽宁省金县（后被编入大连市）任副书记的薄熙来，当时35岁。听闻当地记者姜维平来采访县委书记，薄熙来即前来拜访，说：“很想跟您认识。”

现年56岁、逃亡到加拿大的姜维平回顾当时的薄熙来，称他与其他地方官员不同，知识很渊博，在比自己小6岁的姜面前，也从不摆架子。而且薄熙来很细心，曾用刚买的国产双反相机拍下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姜维平。正如姜先生所言，刚到地方任职的薄熙来就以其他地方官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力图振兴农村。有一次，薄熙来前往该县得胜村视察。这是一个主要以畜牧和种植果树为生计的贫困村，而呈现在薄熙来眼前的却是与之完全不协调的一幕：约50名男女村民手拿小号或长笛，正在演奏欧美乐曲。了解后得知，热爱音乐的村民们自掏腰包购买乐器并组成了乐团。“演奏水平真高啊，还那么投入。”薄熙来小声地对当时的部下说道。之后，他立即下达指示，让县政府给乐团拨款，还从北京请来专家作指导。薄熙来还利用其父任国务院副总理时的关系，向文化部、电影公司等宣传这支乐团，还让其制作了电影《迷人的乐队》。该影片一经上映立刻赢得很大反响，并于1986年荣获第六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我国首支农民乐团”这句宣传词响遍全国。乐团成员不仅在北京等地演出，还曾赴日公演，甚至也在外国首脑面前展示过他们的演奏技艺。“这支诞生在农村的乐团已经发展到了让世界都为之感动的水平。事实证明中国农民并不是愚蠢无知的。”在接受地方报记者的采访时，薄熙来如此坦言，话语中带着对其政绩的夸耀。党内与薄熙来相熟的某干部认为，这一成功经验为其20多年后在重庆市深入开展的唱红歌活动奠定了基础。就像是与这支农村乐团的发展步调保持一致似的，薄熙来也开始在仕途上快马加鞭。

铁腕市长打造“美丽大连”

在大连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1辆白色大巴士缓缓驶来停靠在路边。巴士的侧面部分像鸟的翅膀那样向上张开，4名靓丽女警牵着马走下车。这些女警戴着太阳镜，个个身材像模特那样高挑出众，她们佩戴着马刀英姿飒爽地跨上马，开始在12万平方米的广场上巡逻，这里到处是翠绿的草坪。有些手持相机的游客看到她们十分好奇地追在后面拍照。薄熙来曾经担任金县（后被并入大连市）副书记，当时通过乐团振兴农村经济的举动让他名声大起。他在1993年晋升为大连市市长。担任市长后不久，薄熙来就组建了全国第一支女子骑警队。薄熙来对这些女骑警寄予了厚望，希望她们能“成为大连的美丽名片”。这50名女警平均年龄23岁。广场旁边的一间办公室可以眺望整个广场上的景色。据原市政府的干部说，他曾好多次看见薄熙来市长站在这间办公室阳台上心满意足地眺望着女骑警在广场上来回巡逻的飒爽英姿。作为市长，薄熙来的铁腕作风如今还是街头巷议的话题。他特别在意的是建设“美丽大连”这一口号。当时的辽宁省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显得有些落后了，很多国有企业没能跟得上改革的步伐，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辽宁省以重工业为主，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肮脏城市”的印象，薄熙来大刀阔斧地拆除了旧工厂和贫民窟，在路边种植了大量绿化树木。在他担任市长及书记的8年里共建造了80多个广场。大连市政府的文件中也自豪地写到：“我们的城市绿化率达到了40%。”市政府增加了下水道处理设施，对40条臭气熏天的河流进行了综合治理。而且薄熙来还推动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廉租房建设，提供给45万人居住。大连也因这些在改善居住环境方面的努力荣获联合国人居奖。

如今每年一度的大规模时装展吸引着众多明星参加，这也是始于薄市长时代。日本设计师森英惠等人也参加过大连的时装展。当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作为来宾参加过该时装展。每次在开幕式上薄熙来都用流利的英语致辞，这成为了一个惯例。大连在中国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在其它一些城市也出现领导干部开始制定政策学习大连的经验。原大连市政府的干部还记得薄熙来每当开会时眯起眼睛十分得意的样子，他曾说过：“大连是我一点一点精心打磨出来的宝石。”

以“爱足球”的名义拼GDP

“大连人热爱足球，大连是中国引以为豪的足球之城。”彩色纸片飘舞，薄熙来声音高亢地说道。说完，数万名观众当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幕发生在2000年10月的人民体育场，当时的大连实德队以3：0完胜吉林省延吉市延边队，获得了联赛冠军。这也是大连队自中国1994年开始足球职业联赛以来的第五次夺冠。薄熙来和每位队员都紧紧握手。在当时，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市被中央定为“经济特区”，仿照这样的政策，大连被中央定为“足球特区”——职业足球试点城市。当时的薄熙来对足球队的重视非同一般，为争取到中国最棒的锋线队员，他亲自打电话游说。每当球队凯旋，薄熙来都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也因此被誉为“足球市长”。但是，薄熙来的一位老部下明确表示，薄熙来其实是超级篮球迷，“他其实不怎么喜欢足球，那只是为推动大连经济发展而打出的幌子”、“薄的目的是利用很受欢迎的足球比赛，来提高大连知名度，以便于招商引资”。当时，中国的各城市都在互相竞争，在经济发展上争先恐后。在共产党干部的评价标准中，GDP增长是最被重视的指标，哪怕能让GDP增加1%，也会受到好评，从而为官场升迁积累筹码。于是，各地的官员都拼命地进行工业园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绞尽脑汁地吸引投资，而招商引资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城市的知名度和给人的印象。薄熙来煞费苦心，最终获得了成功。在他担任市长和书记的8年里，从外企争取到的投资增至4.6倍。大连市的GDP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12%至14%，比全国平均增长率高4个百分点。一位曾经在大连工作过的日本大型商社的干部对薄熙来颇有好感，因为在他眼中，“薄熙来对于日本企业提出的要求几乎都能积极回应”。

从“整死你”开始自高自大的精英

1993年，薄熙来就任大连市长后不久，看见市政府分配给自己的公用车牌号后勃然大怒：“为什么我的车牌号末尾不是1？”按党内规定，市委书记的车牌号为“00001”，其下一级市长的车牌号为“00002”。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市委书记的职位高于市长。看车牌号就可大致清楚车里高官的职位。薄熙来不甘心车牌号屈居于市委书记之下。为了拔尖，他最后命部下选择了“00051”这个特殊的车牌号，意为“吾一”。当时担任大连市委书记的是于学祥，薄熙来借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力将其赶下台。“于学祥出身贫困农村，是靠自己的力量一步步坐上市委书记的职位，当时的薄熙来可能不甘心屈居于一个这样的人之下吧。”当时任其部下的某市政府干部这样分析道。薄熙来每逢改修大连市的广场或公园，都命人装饰牛石像或牛铜像。牛石铜像被设立在大连的数十处场所，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都刻有牛形图案。大连市政府的外赠礼品也预备的是牛像木工艺品。这都是因为薄熙来属牛，据说薄迷信这些做法有利于他仕途的发展。原市政府干部回忆道：“这是为了夸示他的权力，或许他其实最想把自己的肖像立满大街小巷。”薄熙来自84年开始在辽宁省地方任职，当时与原大连日报记者姜维平私交甚好。姜记者回忆道，在薄93年担任大连市长后，对自己的称呼不再是“姜老师”，而突然变成“姜记者”。在薄曾经谦虚爽朗的形象背后，倏然显露出了权力背后的自大与傲慢。“混蛋”、“傻X”。自那以后，经常可以看到薄用这样激烈的言辞训斥多数市政府干部。99年转职于香港媒体文汇报的姜维平记者回忆起当年薄熙来在时装秀的记者恳亲会上的一幕。为举办时装秀，大连市政府要向相关服装公司募集2万元的赞助费。但是，有人报告称个别服装公司拒交赞助费，薄听后赤红了脸大怒道：“整死你！立即抓起来调查！”

薄熙来若成功就任党中央要职就太过危险了——姜维平这样解释“薄熙来事件”发生的理由。

夫唱妇随共谋私利“薄熙来说要打虎，但却只打苍蝇”——香港月刊杂志《前哨》1999年7月刊的封面上刊登出了这样一个语带调侃的标题。文章作者叫“李月言”，这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的笔名。该杂志称“（薄熙来）虽然高举清廉政治的旗帜，但却对强者网开一面，只抓一些弱者”，对他进行了猛烈批判。1999年初，薄熙来要求大连市委机关报——大连日报社购买一栋价值5亿元的新建大楼。而当时，承建该大楼的建筑公司的法律顾问正是他的妻子谷开来，她还持有该建筑公司20%的股份。大连日报社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大连检察院便进入报社展开搜查，并以涉嫌侵吞广告费为由逮捕了4名负责人。《前哨》中的文章揭露了这一事件的内幕。该文还揭发称，谷开来所任职的其他公司也从市政府得到了好处。薄氏夫妇齐心协力，中饱私囊。文章追问道：“谷开来穿梭于世界各地，入住的都是高级宾馆。这些钱都是从哪来的？”当时是薄熙来担任大连市长的第6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计划于1999年8月视察大连，而姜维平的这篇文章就发在7月，可谓是一支冷箭。对薄熙来政治手段持怀疑态度的姜维平试图通过这篇报道将薄熙来拉下马。姜维平此前也曾获得过成功。这篇报道问世的半年前，他曾在《前哨》中撰文称，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挪用公款在澳门赌博。文章报道，马向东一晚上输掉了4千万元，大肆挥霍钱财。姜维平还曾揭发黑龙江省大庆市市长钱棣华挪用公款为29个情人买房的非法行为。“正因为我身处体制内，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姜维平在逃亡地加拿大多伦多的家中对记者说道。所谓“体制内”是指他曾经在大连日报社与新华社工作过的12年时光。后来，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被判死刑，原大庆市市长钱棣华被判10年有期徒刑。然而，薄熙来却跟他们的命运不同。当时其父亲薄一波仍然健在。作为薄熙来保护者的原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在巩固着牢固的权力基础。薄熙来展开了反击。

被彻底封印的告发活动

和往常有些不一样——时任大连日报记者的姜维平感到一丝不安。2000年12月4日夜，他结束工作，开车回到了位于大连市中心的自家的停车场。当他下车时，一名体型微胖的男子叫住了他。这名男子名为车克民，来自市安全局。该机构负责信息收集与监视活动。时任大连市安全局党委书记的车克民曾是一名军人，当过薄熙来的司机与厨师。在薄熙来就任大连市长时，他被破格提拔为安全局书记。作为市长的心腹，他监视着薄熙来的政敌与部下，周围的人都很怕他。现在，逃亡到加拿大多伦多的姜维平回忆往事时说道，自己当时进行了抵抗，但车克民和手下冲进车里，“把我打了一顿”。后来，姜维平被塞进一辆面包车。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颠簸，他被关进了位于大连南端的旅顺口的某个海军基地的拘留所中。在审讯过程中，当局人员拿出了刊登在香港月刊杂志《前哨》中的那篇告发薄熙来的文章，问他：“是你干的吧？”由于姜维平使用了笔名，便故作不知，说：“不是我。”于是，审讯官将一叠厚厚的文件扔在了桌子上。文件记录的是报社传真机收发的资料，就连对方的号码和收送信的时间都被记录了下来。这其中也包含了姜维平和《前哨》编辑部的通信记录，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了当局的监视。审讯官告诉姜维平，他的妻子也被逮捕了。这让他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当时，他十分担心自己12岁的大女儿，于是承认该报道是自己写的。妻子在28天后得到了释放，而姜维平却以“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遭到起诉。“罪状”是他赶在中国媒体之前对沈阳市副市长利用公款赌博一事进行了报道。另外，他还对讽刺腐败官僚的话剧在大连市内上演一事进行了报道。当局认为，这引发了市民的愤怒与不满，他犯下了“国家政权颠覆煽动罪”。但是，对于审讯过程中被严厉追查的告发薄熙来的报道一事，起诉状上甚至连“薄熙来”3个字都没有出现。中国媒体也没有对姜维平被捕与审判进行任何报道。他的告发活动被彻底封印了。薄熙来的仕途没有受到影响，并开始飞黄腾达。

一万人的送行

2001年1月17日早上，尽管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大连市共产党委员会大楼前的海军广场上还是聚集了1万多名市民。男孩手中捧着花束，年长的女性抱着水果赶来，还有男子举起了横幅，上边写着：“你是我们永远的好朋友。”这些人都是来给荣升辽宁省代理省长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送行的。当被保镖簇拥着的薄熙来出现时，人群发出了欢呼声，许多人要求和他握手。“谢谢大家！”薄熙来高举双臂，回应着群众的呼声。对于将不引人注目作为美德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场罕见而隆重的“演出”。薄熙来在新岗位上也是雷厉风行。他着手对最大的难题——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断然实施了160万人的大规模裁员。他还积极吸引外资企业，使辽宁省的经济成长率超过了10%。2004年，薄熙来被提拔为商务部长，终于如愿进入了中央政界。另一方面，因撰写告发薄熙来的文章而被逮捕的大连日报原记者姜维平的人生则陷入了低谷。2002年，他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开始了监狱生活。“物品腐烂的酸臭味和饥饿”成为了他在此地唯一的回忆。当他从看守那里得到“释放”的消息时，已经是5年后的2006年1月了。姜维平的刑期被缩短了一年，提前出狱了。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表示：“在被当局逮捕和干扰后，姜维平仍勇敢地坚持报道。”因此，该组织将国际报道自由奖颁给了他。此外，国际社会要求提前释放姜维平的呼声也高涨了起来。由于国家主席胡锦涛计划于同年4月访美，有人指出，中国政府可能试图通过提前释放来减小外国的人权批判力度。但是，即使得到了释放，姜维平也远远没有能过上自由的生活。市安全局在他家楼下租了一间房子，派人轮流对他实行了24小时监控。2009年，姜维平逃亡到了妻子所在的加拿大。目前，他在多伦多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专攻历史学。听到薄熙来下台的消息，姜维平思考道：为什么当时没人能阻止专横的薄熙来？不如说，正是将权力集中在共产党的现存体制孕育出了薄熙来这样的领导人。他说：“指导部应该认真反省薄熙来的案件，做出彻底改变。不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第2个、第3个薄熙来。

进京的“明星官员”

至今春为止，中国商务部历代部长的照片一直挂在办公楼4层。今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到访这里时在排列有序的照片前嘎然止步——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照片不见了！可想而知，薄熙来垮台后，商务部人员为了避嫌而急忙将其摘下。薄熙来于2004年被推选为商务部部长，该楼就是在2006年薄熙来的任期内重建的。当时，中国各地的豪华政府办公楼成为舆论的标靶，各处为避风头而暂缓重建。“但是薄熙来拿到了预算。因为他是部长级官员，这座楼才得以重建。”当时，不少商务部员工都为迎来这位精干领导而雀跃不已。薄熙来首次到中央任职，正处在“三把火”的状态。当时国内的报道称，在正式赴任的两周前，薄熙来就已来到商务部，视察各司局的运作情况了。就任后，薄熙来延续了任大连市市长和辽宁省省长时的“铁腕”作风。他制定了“薄15条”规定，其中包括“外事活动必须录音、必须两小时内整理送至本人、四小时内送简报”等内容。当时与商务部有过谈判经历的某日本经济产业省人士表示，薄熙来在联系副局长级的干部时都亲自打电话下达指示。当时的干部们都表示：“不知道何时会接到电话，24小时都处在‘待命状态’。”在对外谈判时，薄熙来以自己擅长的英语为武器，不遵循常规的言行给海外的谈判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04年5月，薄熙来跟随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他在欧盟官员面前的致辞至今非常有名。“中国每天都要迎来4万4千名新生儿，吃掉160万头肉猪。我们的总理要给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向成年人提供就业岗位、还要关怀照顾老年人，真的非常操劳。”不打官腔，又巧妙地褒奖了温家宝，薄熙来的巧妙发言赢得了满堂喝彩。国内外媒体对此事争相报导，表扬他是“中国的新名片”、“明星官员”。一时间，人们普遍认为薄熙来是继任外经贸部部长兼副总理、“铁娘子”吴仪的不二人选。但是，在扶摇直上的薄熙来面前，一个阻碍他前进的人物出现了。

“铁娘子”引退与接班人下放

2007年12月，前副总理吴仪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满脸轻松地宣布了自己的引退。“我会在明年两会后完全退休，我这个退休叫‘裸退’，无论是官方的、半官方的、还是群众性团体，都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希望你们完全把我忘记！”吴仪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因其在同美国的知识产权谈判中态度强硬，被人们尊称为“铁娘子”。“裸退”一词，旨在表明吴仪不接受包括名誉职位在内的任何职位而选择全身引退之意，所以在她提出后马上在民间成了热点话题。然而现在，多位共产党干部都透露道：“她的裸退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不让当时的商务部长薄熙来继自己之后成为副总理。”

关于吴仪讨厌薄熙来的理由众说纷纭。

一名50多岁的公司老板因为有同乡在商务部任职而对商务部内情知之甚详，他解释说：“吴仪非常厌恶薄熙来的行为举止和不接受他人意见的傲慢态度。”在中国的政府机关里，多数干部都是在特定的部门中晋升从而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性的。然而，薄熙来就任商务部长以来无视惯例，频繁进行人事变动。有时候他还会经常半夜叫干部来当面对其训斥一番。局级干部中对薄熙来不满的声音渐渐传进了吴仪的耳朵。另有一种说法，薄熙来曾经让吴仪掉面子，这是二人结下梁子的根本原因。在陪同吴仪访美时，薄熙来过分张扬，甚至有报道称：“由于薄熙来的机智，谈判才得以顺利进行。”也有干部指出，吴仪厌恶薄熙来是由于政治原因。吴仪在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受到当时市长的多番照顾，而后来那位市长由于贪污问题下台了。据说在背后操纵此事的就是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因此有人认为，导致前上司垮台的仇恨使得吴仪对薄熙来反感。薄一波于2007年1月去世。同年10月的党大会之后，薄熙来被任命为重庆市党委书记。比薄熙来还年轻的习近平和李克强均被提拔进入了共产党的最高指导部，位列9名政治局常委。相较之，薄的人事变动感觉就是“下放”。中国党大会每5年举行1届，会上将进行领导人的换届选举。从年龄上看，薄熙来要想进入最高领导层，今年秋天召开的党大会就是他最后的机会。薄熙来把他新上任的重庆作为反击的舞台。

虏获人心的“唱红”运动

薄熙来在重庆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唱红歌运动”。“红”在中国代表革命，“红歌”就是歌颂“我党”、“我军”的革命歌曲。据某位60多岁的作家回忆，2008年春天，他收到了一条突如其来的手机短信——“我很喜欢毛主席的几句话:‘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后略)”。这是青年毛泽东在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校长)时赠与学生的一段话。而这条短信的发信人，就是刚刚就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这位作家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似乎是一切的开端。“那时，我凭直觉就知道薄熙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他是想要做第二个毛泽东啊。”

该作家和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等老一辈干部们也有过照面。收到短信后过了一段时间，薄熙来的秘书联系他说:“即将展开唱红歌运动。”红歌，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一直被传唱，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进入高潮。鉴于这样的政治性历史背景，作家意识到了薄熙来是打算让“党的路线”回归保守。之后，学校、企事业单位都争相开展唱红歌的集会，众多市民站在红色舞台上，一边挥舞小国旗一边高歌。大规模的动员活动也经常有。某国有银行的一位中年职员坦言:“合唱团里年轻人不够，为了凑齐人数，参加一次活动就给每人50块钱。”党中央的领导们最初对这项活动也表示赞许。政治局的领导相继造访重庆表示支持该运动，称“（唱读讲传）能提振精气神，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语出吴邦国）。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被动员而来的，欢天喜地前来参加的人也不在少数。经营“红歌卡拉OK”店的一位店主说：“我们不是被逼着唱的啊，薄熙来为我们百姓做事，我们就支持他的工作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对于没有尝到发展甜头的贫困阶层来说，他们对“要穷一起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红歌声声，深深地烙在了这些人的心坎上。

党指东，薄向西

2011年9月27日，在重庆市某宾馆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次非公开的座谈会。据一位与会者介绍，薄熙来为了征求关于市政方面的意见，特意从北京等地召集了十几位学者。由于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运动“唱红歌”中备受瞩目，在约1年后的党代会中有望进入最高领导层，因此学者们为了迎合他接二连三地歌功颂德。可是，最后一位偏改革派的媒体干部提出了逆耳忠言。“这种鲜明的色彩能使人联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稍微减弱一些这样的色彩吧。”那一瞬间，薄熙来眼中闪过一丝冷厉。“我父亲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我自己也进过监狱。对于文革我应该憎恶才对。不过，我认为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毛泽东的路线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道德荒废”正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提出“毛泽东的路线”，并推进“让贫穷的老百姓感受发展带来的恩惠”的政策，这被称为“重庆模式”。他这样做深深地抓住了对“财富的再分配”感到不公平的广大群众的心。重庆市郊外。热闹的单轨铁路站正等候通车，在它旁边高层公寓群拔地而起。这是根据薄熙来的政策而建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共住宅“康庄美地”。67岁的方信平没有工作，和妻子2人生活在两室一厨的房子里。他说:“薄熙来让老百姓富足。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不过，不该因此就把他的功绩全都否定了。”即使在薄熙来垮台后，他依然极受居民们尊敬。薄熙来还推进了一项建造公共住房的计划，约200万户能够以比普通房租低4成的房租享受公共住宅。此外，包括为从外地打工归来的人们创业提供补助金的制度等，他接二连三地推出了多项照顾弱者的政策。薄熙来的这种行为违背了党中央一直坚持的由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优先路线。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薄熙来于重庆任职的4年多时间内一次也没视察过那里，这很明显是在和薄熙来保持距离。另一方面，重庆政府的支出也骤然增加，地方财政赤字甚至达到了北京市的3倍。对于薄熙来的这种挥霍行为，市里相关工作人员偷偷抱怨道:“连未来20年的预算都被他用光了。”薄为何能如愿治理重庆呢。理由之一就在于和“唱红歌”同时进行的政治运动“打黑”。

剔除敌对势力的“打黑”运动

在重庆市，类似于露天咖啡馆的警察岗亭随处可见。在这种“重庆版派出所”中，全天都会有身穿制服的警察值班，市民还能从这里借到雨伞。薄熙来在市内设置了约500个警察岗亭，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在餐饮店工作的一名20多岁的女营业员对记者说：“有了这些岗亭，我戴着耳环走夜路也不怕被抢了。”薄熙来在整治社会治安方面狠下功夫，最主要的措施便是名为“打黑”的政治运动。2008年，薄熙来将自己担任辽宁省省长时的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调到重庆，提拔其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让他指挥打黑活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王立军在上任后的80天内，既“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2009年8月，曾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因涉嫌收取黑社会贿赂而被逮捕。文强在市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干了16年，具有很强的能力。地方媒体报道称，公安人员从文强家中搜出了价值3800万元的外币与金条。被捕11个月之后，文强被执行枪决，其部下也相继被捕。根据当时的报道，截至2010年3月，受到处分的警察干部超过了3500人。“这些都是做给那些不服薄熙来的旧势力看的。公务员变得人人自危，缄口不言。”原任市党委会机关报《重庆日报》的一名记者回首往事时如此说道。司法机构已与政府化为一体，联合逮捕那些被薄熙来憎恶的无辜之人，并加以定罪。方洪是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的一名职员，他是切身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人之一。去年4月，方洪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批判“打黑”的文章，受到了为期1年的劳动教育处分。在这种制度中，当局可以不经过审判就拘役相关人员，并强制其劳动。方洪表示：“重庆实行的是一种不能接受批判之声的法西斯统治。”这甚至让他感觉回到了童年时父母遭到迫害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据说地方公安局的干部对方洪说：“这是政治问题。”文革中，掌握权力的领导人无视法律的存在，对敌对势力进行了无情打击。今年2月，指挥“打黑”的王立军被捕。当这个消息传到曾经收容方洪的工厂时，人们都发出了热烈的欢呼。4月，当刑期已满的方洪走出收容所时，薄熙来也下台了。6月，受理方洪上诉的法院一改以往的判决，认为劳动教育的原判是“违法”的。

重庆第二富豪的落马

日过晌午，骄阳似火。在东南亚的某个城市，一位身穿T恤短裤，略微发福的男子在约定的宾馆大厅等待记者，他不时敏感地向四处张望。这个人便是薄熙来在重庆开展打黑运动时，被当地媒体称为“黑老大”的李俊。“让您大老远来一趟，抱歉抱歉。”李俊说话带有浓浓的南方口音，他一边用较高亢的声音打着招呼，一边伸出双手与记者握手。李俊长着一张圆脸，笑容看起来也很和善。目前，中国警方正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八项犯罪嫌疑通缉李俊，悬赏金额为1万元。李俊被迫过着逃亡的生活。为了不被中国当局发现其藏身之处，李俊以不得在报道中写出采访地点及日期、时间为条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见面之前，记者未直接与他通话联系，而是通过共通的熟人牵线搭桥。为了防止记者被中国当局跟踪，李俊在即将接受采访前还专门换了好几次见面地点。1989年，退伍的李俊从熟人那里借钱开了一家杂货店。他将小店经营得很顺利，并于1996年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仅仅10年，总资产便达到40亿元，公司也成功挺入重庆50强，成为一家优良企业。而李俊也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成为重庆第2富豪。李俊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他并非一味地在赚钱。6年来，他共为湖北老家所在的贫困村捐赠了240万元。李俊是一名基督教徒，他给教会的捐助也达60万元。然而，随后席卷而来的打黑运动也波及到了这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2009年8月，李俊突然接到了警方的传唤。警方就其购买44万平米军用土地作为公寓建设用地的交易详情进行了询问。此外，警方对购地款项迟付半年一事也格外关注。除了诈骗和干扰投标等嫌疑外，李俊的活动还被视为是“黑社会行为”。虽然被传唤了好几次，但李俊一直手握与部队签订的大批合同，强调自己从事的是“正当交易”。对于迟付款项一事，他也反驳道：“是交易程序上出了问题”。但是，这些理由并未能让当局信服，李俊还是在2009年末被警方拘留了。此后，等待他的是严酷的调查。

“打黑”战果：抓五万，缴千亿

重庆市一处看守所的窗外可俯瞰长江美景，而审讯室内则传出男子撕心裂肺的喊声。作为“黑社会头目”被通缉在案的前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李俊逃亡到东南亚，在这里他回顾了2009年自己被拘留时的情景。他被强制坐在铁椅上，手腕和脚踝都被金属固定，身体承受着剧烈的疼痛。这就是所谓的“老虎凳”审讯。据说在薄熙来开展的“打黑”运动中，担任前线总指挥的王立军（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很喜欢这种方法。李俊否认诈骗等指控，审讯人员就扇他耳光或用电击枪对付他。整整6天，他一直被强迫坐在那里，连厕所也不让去，有时被排泄物弄得浑身污浊不堪。李俊说：“作为公司老板的尊严和人格都被踩得粉碎。”这种残酷的审讯持续了大约2个月，但他依然坚持不认罪。后来审讯人员提出跟他做个交易：“以商业违约金的名义缴纳4千万元罚款的话，就可以释放你。”此时的李俊早已身心俱疲，濒临极限。最终他接受了这一条件，交钱后很快就被释放。半年以后，约100名警察到李俊经营的夜总会中搜查。以涉嫌“组织卖淫”等罪名拘留了包括他哥哥在内的31人。李俊反驳称“从未组织卖淫”，但是当地媒体仍撰文“揭发李家黑社会”，报道了此事。当时李俊因出差离开了重庆。听到消息后他感觉自己身处险境，所以经由香港逃往东南亚。去年12月，包括他哥哥在内的20名公司骨干分别被判处1年2个月至18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他的公司也被当局接管。据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的调查显示，重庆“打黑”中被拘留的人数超过5万人，但是被判刑的仅有约1万7千人。他认为李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另据估算，被重庆市政府没收的资产超过数千亿日元（1日元约合0.08元人民币）。对此，北京的中共智库相关人员表示：“为了补充市政府和国有企业财政而接收民间资产，这是‘打黑’的目标之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企业家被没收资产后逃往海外的历史一直在不断上演。李俊已经没有回国的打算了，他感叹道：“共产党这只‘大象’，轻而易举就能碾死民营企业家这样的‘蚂蚁’。只要共产党还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样的悲剧就会不断重演。”

动荡的政治立场

歌舞升平的气氛中，中国媒体捕捉到的薄熙来却表情僵硬。去年6月11日，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而举办音乐会的目的是把薄熙来在重庆开展的“唱红歌”政治宣传活动推广至全国。薄熙来亦带领经过精心挑选的重庆市合唱团北上进京。

但是，本应是这次活动主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却没有一人到场。初春时陆续到重庆视察，并且对薄熙来的工作赞不绝口的领导人们开始与他保持微妙的距离。党内一直存在的围绕发展战略路线的争议对立情况由于薄熙来发起的运动而逐渐浮出水面。今后是要沿着现在既定方针继续优先发展经济呢？还是要像薄熙来呼吁唱“红歌”那样，吸收“贫富差距”并不明显的毛泽东时期的思想，修正为较为保守的路线？支持薄熙来的人们希望他能成为政治局常委，成为掌握中国前进方向的掌舵之一。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改革派势力对此提高了警惕。

据香港媒体报道，早在北京音乐会之前的4月，温家宝总理曾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原香港代表吴康民透露：“现在国内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遗毒。他们不让人说真话，很随意的按自己愿意撒谎。”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温总理言词间对薄熙来“打黑”运动的批判之意。不过，薄熙来也没有坐以待毙。2011年6月末在重庆举行了“红歌”音乐会，4天中聚集了30万人。7月薄熙来发表演说称：“人民拥护共产党执政，是因为大家希望能实现共同富裕。”表达了对胡锦涛政权允许贫富差距而引发社会不满的批判。另一方面，薄熙来也采取了路线修正的行动。去年12月，他让自己的秘书到北京拜访熟知民主制度的政治学者，希望他指导“重庆实现法制和民主”。该学者认为：“薄熙来应该是察觉到这样下去自己的政治立场会很危险吧。”正好在那个时候，1名英国男子在重庆离奇死亡。

和王立军反目

“今年1月28日，重庆市党委办公室内，愤怒的薄熙来站了起来，狠狠地抽了王立军一个耳光”，一名原部级干部的亲戚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而王立军原本是辽宁省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长，后被薄熙来提拔为拥有3千万人口的中央直辖市——重庆市副市长，可谓是薄熙来心腹中的心腹。事件源头在于两个月前的2011年11月，重庆市南岸区的一个度假山庄中，发现了一具白人男性遗体。死者是英国实业家尼尔?伍德。当地警察认定的死因是“饮酒过量”，并将遗体迅速火化。南岸区党委书记是受到薄熙来赏识，从一名农村干部破格提拔上来的。而实际上，海伍德并没有饮酒的习惯。市公安局开始怀疑是否系他人所害的可能性。通过调查，警方发现此案与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有关。谷开来在生意场上与伍德结识，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了警方对谷开来的怀疑，这犹如触动了逆鳞，薄熙来大怒。据多名党干部透露，被薄熙来抽了耳光之后，王立军赶紧表态，“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件事交给我吧”，并很快走出了办公室。但是，薄熙来好像并不信任王立军。参与案件调查的王立军的部下被逐一逮捕。2月1日，王立军被撤掉兼任的市公安局长职务。和薄熙来作对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呢？在“打黑运动”中将许多人送进监狱的王立军恐怕再明白不过了吧。2月6日，王立军驱车来到距离重庆约300公里的成都市，进入了美国总领事馆。然而，美国政府拒绝了王立军的避难请求。当时，恰逢有望成为下届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即将访美。王立军在总领事馆内待了整整一夜，直到7日，他被从北京赶到成都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直接带回北京。中国的领导层一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民间传闻称，薄熙来能够进入下一届最高领导层，但王立军可能已经将谷开来杀害英国人的证据交给了美国政府。习近平访美后的16日，胡锦涛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开会，该委员会是共产党内部的最高决策机构。

习近平点头定大局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博物院西侧紧邻“中南海”。在红墙围起的1平方公里内，有中海和南海两个人工湖，周围的建筑物是以前的宫殿。如今它们则成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办公楼以及重要领导人的住宅。中国内政和外交的重要政策都在这个“内殿”决定。不过，决策的经过从未对外公开过。那么，薄熙来下台又是怎么被决定的？一名党内人士透露：“2月16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是个转折点。”这名党内人士能够掌握到领导人的动向，此前曾多次向笔者提供重要信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与会者为站在8千万党员最顶端的9名常务委员。每人各持有1票，通过投票表决决定重要事项。只有党总书记可以组织召开这个会议。该党内人士表示，当天会议的议题是，针对10天前发生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躲入美国大使馆事件，探讨是否需要追究其上级领导薄熙来的责任。常务委员们的意见分成了两派。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4人坚持认为应该追究薄熙来的责任。而另一方面，与薄的后台、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更为亲近的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周永康4人则持维护薄熙来的意见。最为关键的一票就握在了被视为下届主席的习近平手中。不过当时他正在美国进行访问。党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提前联系了身处华盛顿的习近平，询问他对于该议题的态度。刚刚结束与奥巴马总统会谈的习近平站在了主张追究责任的一方。关于这次会议，从最初的组织召开，到5比4决定追究薄熙来责任，整个过程都没公开。也有一些党内人士对此持不同看法。不过，包括高干子弟在内的数名党内人士一致认为，如果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不点头的话，其实是很难追究薄熙来责任的。习近平和薄熙来一样拥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两家都在中南海居住过，二人都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那么，习近平为何会同意追究薄熙来的责任呢？

“红线电话”风波

“红线电话”——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专用电话的统称，之所以被命名为“红线电话”是因为电话话筒的颜色为红色。而在中国，红色象征着革命。“红线电话”除了连接党或政府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官外，还可直接接通数百名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共产党机关报干部的办公室。绝大多数党内的重要指示以及机密情报都是通过这条使用了特殊密码系统的电话线路进行传达。据某国有企业干部透露，4月11日，在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对党、政府干部下达的内部通知中记载有薄熙来涉嫌窃听“红线电话”内容一事。该国有企业干部称，薄熙来涉嫌窃听的对象甚至还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等在内的多名最高领导人。据推断，一直以来力争进入党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此举的目的是要刺探上层的人事调动情报。原大连市市政府当局人员也对此事予以证实。薄熙来在出任大连市市长期间，曾命部下窃听过前来视察的原国家主席江泽民。而被怀疑具体执行窃听任务的是薄熙来的亲信——曾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据悉，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王立军还在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就已经精通窃听技术。并且王立军还在北京邮电大学兼任网络和电话技术专业的教授。而北京邮电大学也参与了红线电话的研发和管理，王立军很有可能从中学到部分窃听技术。今年2月，王立军闯入美国大使馆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等领导人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对王立军和其周边进行了相关调查。在此过程中，有报告称薄熙来有下达窃听指示的嫌疑。而薄熙来在王立军私闯美国大使馆事件后，紧接着视察了成都军区驻云南第14集团军，此事也惹恼了最高领导层。这支军队是薄熙来的父亲、原副总理薄一波创建的，和薄家有着密切的关联。军队有关人员曾表示当时：“薄熙来蓄意武装政变的谣言四起。”据《解放军报》消息称，在明确薄熙来“下台”一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问了成都军区，并对军区干部严肃地强调道：“不要听信政治谣言，更不可四处传播谣言。”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王立军私闯美国大使馆后，党中央领导层对薄熙来的不信任感似乎瞬间增强了。

野心家遭遇滑铁卢

薄熙来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3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中，薄熙来出现在了大批记者面前。这是自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事馆以来，薄熙来首次有机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他说：“我负有监督责任，必须进行反省。”薄熙来的声音高亢，偶尔变得有些沙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近两个小时内，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这一点充分显示出他本人决心克服此次仕途危机的气魄。但谁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得接个紧急电话。”撂下这句话后，薄熙来就暂时离开了会场。几分钟后，他返回会场，并在记者并未提及相关问题的情况下突然谈起了自己的家庭。“有人胡编乱造，说我儿子开着一辆红色法拉利。也有人说我妻子赚了不少钱，但她其实一直在家里做家务。”

当时，谷开来涉嫌谋杀一事以及此事与王立军事件之间的联系尚未被公开。因此，面对突然调高八度、满脸怒气的薄熙来，现场的记者有些不明所以。在场记者无不猜测刚才的电话内容究竟是什么。而据某党员透漏，当时的电话是薄熙来的兄弟打来的，电话的内容是“谷开来被当局带走了”。5天后，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批评了重庆市领导层。次日，薄熙来被免去了重庆市党委书记的职务。4月10日，党中央公布了谷开来的杀人嫌疑。而薄熙来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了党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薄熙来是一位少有的野心家。他推行铁腕政治，无视法治，从企业家手中敛取财富，分发群众笼络民心。因此他也获得了共产党内部诸多保守派的支持。胡锦涛政权必须应对一党统治带来的矛盾，政权内部的路线对立愈演愈烈。包括即将就任下届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内，最高领导层都已分成两派。每年夏天，高层领导人都会在临近北京的河北省海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商讨国家大事。今年秋天，伴随着政权交接，党代会也将举行。权力斗争正逐步迈向高潮。

天子梦

在享受特级接待的过程中，国家主席江泽民毫无隐瞒地表现出自身的喜悦之情，但是只有一刻皱起了眉头……1999年8月20日，这是江泽民在大连市连续10天视察的最后一天。当时江泽民眼前是一根高约20米的白色大理石柱子，从台座到柱顶雕刻着盘旋上升的龙。这是一座“华表”，在历代王朝建于通往宫殿以及陵墓的参拜道路两侧，只有皇帝居住的地方才被允许建华表。“为什么要建这么高大的东西呢？”江泽民不快地询问随行人员。中国的最高领导在地方城市视察10天之久极其罕见。大连市仅次于党委书记的二号人物——大连市长薄熙来将书记于学祥晾在一边为此进行了周到的准备。薄熙来的父亲、前国家副总理薄一波是江泽民的恩人之一，所以薄熙来是促成此次视察的主要原因。薄熙来命令自己的左膀右臂——市安全局的干部从德国购买了最先进的窃听设备，拥有能够收集半径100米范围内对话的性能，即使隔着玻璃也能窃听。薄熙来通过窃听江泽民在酒店以及车内的谈话来确认自己的接待是否有纰漏。至于江泽民的随行秘书和司机，薄熙来以购买土特产经费的名义（一点小意思）给他们每人一张存有8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最后一天，江泽民的车队通过政府大楼前时，司机放慢了车速。平时展示企业广告的巨大展板上是江泽民的肖像画。为此江泽民吃惊不已，数度回望自己的肖像画。看到这一情景的江泽民亲信向当时的市政府干部如实报告。早在80年代，共产党就禁止制作现任领导人的肖像画，这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后的反思。但是江泽民以钟爱浮华而被熟知，看到自己的肖像画后，此前的不快烟消云散。前市政府当局者回顾时说道：“江泽民当时笑容满面地眺望自己的肖像画。”

视察后的第二个月，党中央卸去于学祥的职务，将薄熙来提升为市委书记。于学祥的职务只剩下曾兼任的市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主任，这是赤裸裸的贬职。至于那个让江泽民“不爽”的华表，一位市政府当局的设计相关人士坦言自己接到薄熙来的指示：“我总有一天会成为天子，所以华表必须要造得最高。你们从现在开始跪下臣服吧！”6月中旬，大连海边的星海广场上吹拂着凉爽的海风。在广场正中间的华表旁，一张雕刻着各界代表千人足印的青铜板延伸向大海的方向。这里除了中英文之外还用日文写着“大连百年纪念城雕”。在这些足印中有一个黑漆脱落、闪耀着金光的足印。手持小旗的旅行团导游指着该脚印说道：“这是薄熙来的（脚印）。”于是旅客将照相机对准这个与186公分身高相符的大脚印按下快门。他们走后，记者在观察时发现有人会去摸这个脚印，也有人去踩这一脚印。1993年，43岁就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被称为“工作狂”。在“将大连打造成北方的香港”这一口号下，大连市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薄熙来在就任市长以及书记的8年中建造了可供100万人正常居住的住宅，并且治理净化了被污染的河川。另一方面，他强硬的手段也招致反感，在城市开发中拒绝搬迁的居民遭到了当局和房地产业者的暴力对待，有的甚至被拘留。大连市政府大楼是1937年日本统治时建造的“关东州厅”。薄熙来的办公室在这栋4层建筑的3楼，被称为“不夜城”。这间超过20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配备了浴室和寝室。根据前市政府干部透露，即使在半夜被传唤召集也并不稀奇。缺席或者手机打不通的干部都会被薄熙来毫不留情地处分。前国家副总理的儿子、被称为“太子党”的薄熙来以天子为目标，凭借着父亲的威光以及强硬的手腕在权力的阶梯上疾驰而上，却在仅剩一步之遥的地方摔了下来。

薄熙来案：中共党内第十四次路线斗争

对于中共而言，审判薄熙来不是目的，只要现行制度不变，未来中共并无法排出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个薄熙来倒下去，另一个“李熙来”或“张熙来”可能异军突起。这正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的关键所在。中共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7月25日被提起公诉，正式进入法律程序。当局指认其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罪。因投鼠忌器，中共对薄案做切割处理，仅追究刑事责任，但从薄熙来在重庆所作所为和当时国内动态看来，薄熙来案完全是中共党史上第十四次路线斗争。薄熙来案有路线斗争的因素，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泽东就曾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毛本人终其一生，就曾发动十次路线斗争，先后打倒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算上打倒“四人帮”和胡耀邦、赵紫阳下台，薄熙来案正好是第十四次。说路线斗争，对薄熙来一点也不冤，正是薄熙来自己在重庆掀起“思想路线”意识形态旋风，以彰显其合法合理性，为“入常”造势所致。2007年，薄熙来从商业部被调到重庆担任书记后，不仅大搞所谓“重庆模式”和文革式“唱读讲传”，而且大肆谈社论资，蛊惑一些民众否定乃至挞伐改革开放，有些人称重庆为“红色重庆”甚至“红都”，在一些公众的潜意识中认为只有重庆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已经被污为文革话语体系中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孔庆东以及司马南之流与薄熙来唱和，更有一些颇有影响力的领军学者甚至曾经的领导到处作报告、著书撰文，为薄熙来主导的“重庆模式”摇旗呐喊、顶礼膜拜，肆无忌惮地鼓吹文革。颂扬毛泽东时代的极左“社会主义”模式。这些人不遗余力支持“重庆模式”，借“重庆模式”的喧嚣在中国蛊惑极左思潮。面对来势汹汹的局面，中南海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只好任由薄熙来折腾。如果不是因内讧使王立军私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最终导致薄熙来倒台，中共十八大能否如期顺利召开都是一个未知数。薄熙来即使身陷囹圄，仍有许多支持者。2012年9月抗日游行，公然有人打出“永远支持人民书记薄熙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等横幅，这足以说明路线斗争已经无法回避。中国政情观察人士、多维知名博主牛泪认为，尽管检方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等三条罪状对薄熙来提起公诉，但在官方正式发布的其他相关新闻评论稿中，仍然能感觉到极其浓厚的政治路线斗争味道，薄熙来案的政治路线斗争实质，仍不时隐现在法律的裹尸布下。在薄熙来公诉消息发布同时，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题为《薄熙来受审，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的评论。该文认为“为君王一人之愚忠虽已成过去时，但维护中央政令统一，服从中央领导，为官者不生私念、不谋私利、不专私权，仍是岿然不动之时代主流。”文章要求，“在大政方针上，地方政府必须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这事关国家前进的旗帜。”文章同时对重庆市民发出呼吁，要求“曾为其治下的人民群众，也应清醒认识到其为已谋私利的丑恶面目，坚守地服从中央决定，静观法律审判。”牛泪表示，上述来自官方的权威声音，显示了在中共高层内部仍然认为薄熙来犯的是政治错误。最高层之所以决定对薄熙来透过司法轨道处理，是因为中共不想给外界造成路线斗争的观感。这是非常敏锐的观察。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在新华社公布薄熙来案提起公诉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23日在武汉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座谈会。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话音未落，薄熙来就被提起公诉，我们相信，这两件事发生的时机绝不仅仅是偶然巧合，而是习近平在向全国誓言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同时，在政治上给薄熙来判了死刑，同时也为薄熙来路线判了死刑。去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回应王立军事件，对重庆提出了严厉批评，次日，薄熙来即被免职。温家宝当时特别强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思想路线，包括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这个谈话被认为代表了中共最高层对薄熙来在重庆所实施的政治路线的否定立场。与薄下台一样，薄案开审也是一个关键节点，可以说，习近平这是承接温家宝余绪，继续为薄熙来路线斗争消毒。对于中共而言，审判薄熙来不是目的，只要现行制度不变，未来中共并无法排出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个薄熙来倒下去，另一个“李熙来”或“张熙来”可能异军突起。这正是习近平所强调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