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历史的祭奠——“六四”案的文化透视

历史的祭奠

——“六四”案的文化透视

李劼

引言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作为当时的新闻和作为过往的历史，其涵义是很不一样的。而对这样的事件作政治的观察和文化的审视，其方式也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一案过去十五年之际，假如依然还在弄清真相和追究责任，还停留于抗议和控诉，那么不仅悲剧当事者的代价白付，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也全都白活了。在悲剧发生的当口，平心静气的审视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当悲剧成为仿佛发生在戏剧舞台上的往事之后，没有平心静气的审视，乃是奇怪的。此文作为一个探讨，有抛砖引玉之意。但无论就当事人还是就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都并不表示什么开始，而是意味着某种了结。

邓小平的悲剧：十年和一天的比重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以二个人的名字，即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标记的。虽然这二个人属于同一个政党的领袖，但他们所象征的历史内涵，却很不一样；其领导的政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大相庭径。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虽然已经执政，骨子里却依然停留在革命党阶段。该党真正变成执政党，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个革命家，而邓小平最后存留于青史的，却是改革家形象。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邓小平时代是改革时代。同样二个共产党人，背后的历史承接很不相同。在毛泽东身后站着的是孙中山、洪秀全，而沿着邓小平形象上溯，却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历史人物。

明白了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就可以知道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与其说是开创性的，不如说是回归性的。自一八四零年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基本上沿着两条轨迹演变；一条是革命，一条是改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是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而从曾国藩、李鸿章到邓小平，则是历史上两次改革的先后承继。

历史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其人是个划时代的历史人物。早年崇拜曾国藩的毛泽东，最后走上了一条与曾国藩功业完全相反的革命道路。而追随毛泽东闹革命的邓小平，最后却成了曾国藩式的改革家。在如此变化无常的历史面前，无论持什么样的史学立场，都不能诉诸简单的是非划分，不能以善恶判断求个痛快。

历史也不是在某种固定的观念中造就的，而是在微妙的变化中形成的。假如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之后撒手人寰，那么以后的中国历史就会全然不同。倘若邓小平像刘少奇一样，在文革中被彻底清除，那么中国的改革如何起步，会是个很大的疑问。无论从正面的意义，还是从负面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建功立业机会，都得益于毛泽东。是毛泽东提拔了邓小平，也是毛泽东在文革当中手下留情，暗中留用，没有让邓小平成为刘少奇的陪葬。又是毛泽东留下的历史教训，使邓小平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义无反顾地力主改革，至死不渝地坚持改革。

从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转折不仅是邓小平本人的切身体味促成的，也是无数中国民众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完成这么一个转变，对邓小平来说不容易，对全体中国民众来说，也很不容易。因为在毛泽东的成功背后，蛰伏着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当然，还有从刘邦到朱元璋，还有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延袭下来的。邓小平的改革，面对的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革命，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其中包括以革命的名义做成的专制。

这个专制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世袭制。从毛泽东晚年起用妻子，起用侄子，起用自己身边的女人等等，可以想见，假如他的长子不在朝鲜战场上殉难，那么成为接班人的可能是很大的。几千年来，没有一个开国君主不把江山传给儿子。就是跟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也都如此效法。比如，台湾的蒋介石，北韩的金日成，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不例外。毛泽东，蒋介石，金日成和李光耀，彼此之间的政治倾向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他们做出的继位选择，却如出一辙。专制文化不仅是沿袭的，还具有很大的覆盖性。

邓小平结束了这样的承传。他让自己的孩子们去经商，以此断绝了让他们继位的可能。1989年，当人们以非常激烈的言词指责邓家孩子如何赚钱的时候，很少有人留意到，邓家孩子的经商意味着世袭制的结束。那年，人们在指责邓家孩子的同时，热烈地赞扬毛泽东把儿子送到朝鲜战场。那样的赞扬声中，潜伏着一种传统的集体无意识。试问，假如毛泽东的儿子没有殉难，假如毛泽东把身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中国民众会像反对邓家孩子经商那样激烈反对么？他们很可能山呼万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疑问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因为皇权是没有公平和平等而言的，但商业文明却由于等价交换的原则，与公平和平等紧紧相连。邓小平废除世袭制的时候，他看到的仅仅是以往的历史传统被结束了。他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孩子，送进了另一种文明体系里。在那样的文明体系里，人们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世袭制，还要求机会均等，要求买卖公平，要求人与人之间平等。假如邓小平真正置身商业文明之中，那么就不会对平等的诉求感到不适。但问题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之中结束因袭的传统。因此，对于过去，他颇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可是一面对未来，他马上变得茫然，变得焦燥不安。

邓小平所献身的那场革命，本来是从民主的诉求起步的。然而，谁也不曾料想，革命的结果，却是把权力推回到了传统的皇权结构里。这样的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鲜明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这在邓小平更是体会深切。因此，邓小平一旦权力在手，就有意识地努力把权力从皇权结构中解放出来。他的方式是，废除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他的这个努力，与废除世袭制一样，既是对传统的扬弃，又将这种扬弃诉诸了极其传统的方式。这是一个悖论，以家长制的权力方式结束家长制的权力传统。

以这样的悖论方式行事，在邓小平无疑是出于无奈，并且是一种空前的冒险。与这样的冒险相比，孙中山组织的所有暴动，都不过像是一场场儿戏。政治改革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暴动意味深长，也远比暴动惊心动魄。邓小平是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的。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小心翼翼，不会不断地以坚持基本原则一类的方式，平衡各种关系和各种势力。假如以从二维到三维作奇妙演变的爱舍尔绘画作比方，邓小平就像是在二维和三维之间挣扎着的那条龙。

邓小平的悲剧，在于这个悖论的难以解脱。邓小平悲剧的秘密，也在于这个悖论的无可摆脱。无论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作为一个改革家，邓小平都是出类拔萃的。但邓小平以悖论的方式解决历史的传统，结局只能是悲剧。以家长制的方式结束家长制，其内涵当然是，以专制的权力结束专制。这在孙中山、蒋介石，叫做从军政到训政最后到宪政。这在毛泽东，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谁也没有成功。相比之下，邓小平还至少做到了退休。

对于专制的权力传统来说，邓小平的断然退休，其实比强调集体领导更具解构力。因为专制的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从来不会主动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以巨大的代价为前提。但由于邓小平的以身作则，中国执政党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退休制度，比集体领导更为有效地使专制的冰山开始融解。西方的民主政治像个游乐场，而中国式的专制政治却像一台绞肉机，任何进入者，都不得退出，直到绞死为止。从绞肉机到游乐场的变换，无疑是个艰巨的过程，退休制度虽然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从政治游戏中退出，而不必非被绞死不可。

不管邓小平的改革存有多少不足，不管邓小平本人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必须承认，邓小平为解构专制传统做出了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当然，假如以苏联东欧的变化作参照，人们也许会说，邓小平做得很有限。但问题是，邓小平所置身的文化空间，与苏东截然不同。倘若硬要作横向比较，也许台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在文化背景上更为相近。

就邓小平个人的困扰而言，毛泽东、尤其是毛泽东的话语，乃是他终其一生都难以摆脱的巨大阴影。邓小平的注重安邦治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之间的分歧，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当时在强调安邦治国和继续革命之间，直接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是彭德怀、张闻天，后来是刘少奇。邓小平通常以躲避和回避的方式，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最后承担了以安邦治国否定继续革命的，还是邓小平。

然而，与他的所有同僚一样，邓小平长期被毛泽东的话语所笼罩。毛泽东的话语，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秘密所在。要说玩弄权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知出过多少高手大家。唯有在话语上的本事，为毛泽东所独拥。当年，邓小平借用“实践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突破了毛泽东话语设下的重围，但并没有彻底解构毛式话语。邓小平的所谓不争论，不讨论，既是不想被毛语所囿，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一套强大的话语，与毛泽东相抗衡。在话语上的乏力，是邓小平的一个致命伤。

与毛泽东的能言善辨相比，邓小平敏于行却讷于言，说出来的话如同石头一样，既实在又生硬。毛泽东的革命，有着一整套革命的话语。邓小平的改革，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始终说不出一套完整的改革话语。而且无独有偶，当年主持中兴的曾国藩，也同样的不善言辞，也同样的没给后人留下一整套改革话语。这样的遗憾所造成的一个历史后果，便是在中国大陆，仿佛只有革命或者造反是理直气壮的，而改革开放和安邦治国，却只能是不声不响的。

自1979年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之后，到1989年遭遇“六四”学潮，邓小平的改革就像曾国藩的事功一样，始终是无言的。如此只做不说，固然颇有操作性；但一旦面对必须言说的时刻，邓小平却一开口就情绪冲动得像个病人一样。邓小平的只做不说，有时是十分有效的。比如他刚刚开始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访问美国和向越南开战，都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悄悄地讨诸实施。包括后来的农村改革，也以只做不说的方式，成效着著。然而，十年之后，邓小平突然碰到了必须说话的一天，这个不善言辞的政治家，结果却用枪而不是用嘴，说出了他的原则和立场。

有没有话语能力，有时是不重要的。比如，曾国藩向太平军宣战时写的那篇《讨粤匪檄文》，枯燥生硬，但这并不妨碍他日后成功地平定了太平天国。然而，有时话语能力的有无，却是至关重要的。且不说当年骆宾王写的那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是如何把一场并无多大意义的战争说得理直气壮。假设没有一整套生动活泼，让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毛泽东的革命能否成功，很有疑问。当年闹革命的共产党，假如没有毛泽东的话语，不会那么充满活力，不会最后取得成功。

毛泽东之长，乃是邓小平之短。邓小平既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也没有周恩来那种说服他人的能力。当年周恩来面对汹涌的红卫兵，有本事说服他们散开。而邓小平面对成群结队的学生，却不知道说些什么。更为严重的是，学生运动触动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伤害的神经，勾起了他对红卫兵的回忆，从而变得难以平静，无以自控。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敌意，与其说是政治立场所致，不如说是心理创伤的缘故。因为并不是所有具有邓小平那样的政治立场的共产党人，都对“六四”学潮抱有敌意。理解和同情可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须知，共产党当年闹革命，乃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本身，就是学潮。

面对学潮和安邦治国，颇有不同。平息学潮是不可能摸着石子过河的，除了话语能力，还得有文化头脑。两军交战，不需要文化，能打仗就行。然而，面对手无寸铁却又群情激愤的学生，让枪杆子说话，非但丧失了理智，显得没有文化，而且还表明了自身的虚弱。对于邓小平来说，“六四”这一天的份量，不下于他十年的努力。假设这一天能够成功度过，他的十年努力会获得加倍的效应。可是，想要在这一天获得成功，必须以不开枪为前提。因为一开枪就意味着失败。

邓小平所置身的那个无形的悖论，在这一天里被具体化了。学潮必须制止，但制止又不能开枪。学潮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批判的武器，不能以武器的批判来解决。行事一向果断，决断一向大胆的邓小平，那天不敢走到广场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劝退学潮。非常的事件，总是需要非常的能力。许多年以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有个场面，似乎是有关1989年的充满善意的一个假设。假设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一个政治领袖如何凭借演说，说退一场风潮，避免了巨大惨案的发生。

在邓小平的同辈领袖当中，这可能是周恩来能够做到的奇迹。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非常需要周恩来式的政治领袖。就算没有周恩来那样的能力，哪怕有点周恩来那样的责任心也行。邓小平没有那样的能力，却以另一种方式承担了责任。这一天过去之后，邓小平以慰问军队的方式，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担当。这又是邓小平很不周恩来的地方。

曾经有人回忆，周恩来在东南亚一个国家参观一个工厂、接到厂方赠送的礼物时，首先注意到的不是礼物，而制造产品的童工。于是，他没有向厂方道谢，而是把礼物送给童工，向童工表示自己的谢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周恩来总是能够看到真正应该慰问的人。

“六四”学潮被平息后，邓小平的眼睛里只有开枪的军队，根本而看不到无辜的民众。假如说，学潮触动了邓小平的心理创伤只是一个猜测，那么邓小平的慰问军队则证实了这个猜测。商周之交的周武王打进朝歌之后，首先想到慰问的，非但不是自己的军队，而且还是敌方的大臣。一场风潮过后，最要紧的是如何向民众作个交代。就算不去慰问无辜的死难家属，也得给民众一个说法，表明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有无话语能力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愿意不愿意体恤民众，却关系到慈悲心的有无，也关系到开枪的动机所在。“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且不说十年改革所树立的形象，被如何毁于一旦；更为悲剧的是，由于没有慰问民众而留下的阴影，又成为以后的继承者们一个十分沉重的历史负担。

邓小平的这一天，后人是无法辩护的。不管邓小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如何巨大的变化，这一天的阴影将始终伴随着他。那条龙最终没能从二维平面挣扎到三维空间里。那条龙被钉死在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的演化道路上。时间由此停格。邓小平以后的政治体制，将长期停留在他所开拓的格局里。相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改革取得的唯一进展，不过退休而已。那一天，是短暂的，却比十年的时间更为沉重，也更为长久。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一天。

胡耀邦的天真所误

平心而论，邓小平并非“六四”这一天的唯一制造者。邓氏改革碰到如此一个劫难，也不完全就是邓小平之过。假如胡耀邦不那么天真，假如赵紫阳又不过于聪明，那么邓氏改革也许不会陷入两难的困境。改革的设计再出色，也得有娴熟的政治操作来执行。戊戌变法的时候，李鸿章在政治上并非不赞同变法，但他看出康有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好没事人一般地抽身走开了。因为李鸿章明白，且不说光绪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绪具有康熙那样的本事，也会断送在康有为式的乌托邦狂热里。

不善言辞的邓小平，对于他所从事的改革，确实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想法。其切实可行之处在于，该冒险的时候就冒险，该稳重的时候就稳重。政治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真的成了一门艺术。就政治是一门艺术而言，胡耀邦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艺术家。他的天真，将政治改革弄巧成拙。

天真之于艺术家是必备的，但天真之于政治家，却是一个致命伤。当邓小平在私底下将设计好的退休计划透露给胡耀邦时，天真的胡耀邦竟然丝毫没有掂出其份量。邓小平告诉胡耀邦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胡耀邦把这么重大的一个政治步骤，当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样的家常小事，随随便便地捅了出去。心直口快，跟人相处是讨人喜爱的，但从政却会误事。当了总书记的胡耀邦，其心态依然停留于当年儿童团时的红小鬼。如此赤子之心，对于充满风险的政治改革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只做不说。邓小平把一个绝对不能言说更不可谈论的秘密，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只消老练一些，就应该明白此事一旦说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当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胡耀邦如此率真，并没什么过错。假如参照苏联东欧后来发生的巨变，邓小平的决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笔。但邓小平面对的是中国的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也是中国的政治环境。无论是相对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还是从以后的历史进展来看，邓小平跨出这一步，都是一种极限意义上的努力。

绝不退休，这不仅是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也是毛泽东的革命遗产。革命者的使命就是革命到底，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这是一种不成文的权力原则，也是一种毋须赘言的革命品质。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可能也悟不出退休对于废除终生制和家长制具有多么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长于务实的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式的政治改革进程上的把握，是相当到位的，分寸拿捏得相当准确。对于商业文明是个什么样的文化空间，邓小平也许是陌生的；但对于如何从专制传统的历史阴影里走出来，邓小平却十分清楚。邓小平的短处在于，他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话语能力，把他想做的事情头头是道地讲说出来。邓小平的话语能力甚至还不如能够写出一本《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既然无法以言语服众，剩下的选择只能是作而不述。

事实上，能够做到一步一步的退休，对于专制的传统已经是很大的动摇了。既然最高权力可以退休，那么任何权力都是可以退休的。一个执政党的所有权力阶层都可以退休，那么整个党就会在独裁的阴影底下逐步摆脱出来。由此，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内成为可能。这是邓小平能够做到的政治改革，也是他能够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耀邦没有掂出这一步的份量，也不知道这一步虽小犹大。表面上看，小得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不过退休罢了；实质上却大得前途无限，并且进退自如。进，可以在执政党内实现民主；退，足以表明自己并没有背叛所隶属的革命政党。或者说，进，可以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退，又保持了该党的继续执政。邓小平以此恰如其分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过多的要求，不仅不可能急于求成，而且还可能因此欲速而不达。

邓小平说不出多少道理，但他心中明白，无论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维习惯、文化心理，都没有达到商业文明和相应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程度。古代中国的专制帝王，由于没有民主社会的参照，不知道自己是专制者。可是，现代中国的专制者，却全都是从反对专制开始，从要求民主开始，最后演变成了新一轮的专制者。就此而言，邓小平的不愿跟人谈论民主，自有他一番道理。君不见，当年反对邓小平专制的所谓民主斗士，如何早已专制得不成样子；就连说话的语气和眼神，都充满了专制的霸气。

正是由于专制传统的根深蒂固，当邓小平把他的退休计划告诉胡耀邦时，同时也意味着给了他一张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按照这张时间表，政治改革的步骤不是激进的，而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是急风暴雨的，而是和风细雨的。显然，这张时间表不太符合胡耀邦的个性，但符合中国政治的环境，符合中国历史的进程。政治改革不以政治家的个性为转移，而是以具体实施的可行性为准则。要论个性，邓小平比胡耀邦不知强多少。但与胡耀邦不同的是，邓小平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改革。胡耀邦却不懂政治，因此对于什么叫做政治改革，也就不甚了了。

从历史的责任上说，胡耀邦的失言，是不可原谅的，不管其中包含着如何难能可贵的赤子之心。假如把中国的专制传统比作一只猛虎，那么邓小平的做法是悄悄地从这只猛虎身边退出去。但由于胡耀邦的大叫大嚷，结果却把此虎给惊醒了。此虎一醒，首先咬死的就是把它叫醒的人。

中国的专制传统，绝不仅仅限于政治体制，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专制病菌。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专制的带菌者。专制的猛虎，蛰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尤其是蛰伏在邓小平这样的领袖人物的内心深处。此虎随时随地都可能醒过来，咬死每一个想要终结专制的改革者。一百多年的中国晚近历史表明，反对专制的人们，一旦成功，会比他们所反对的专制者更加专制。专制和民主，在西方是可以通过讨论弄明白的，但在中国却会越说越离谱。唯有把事情做成了，专制和民主才有了不可更改的区别。就像在邓小平实现了退休制以后，最高权力者不想退休也不可能了。胡耀邦在事情没有做成之前，先把秘密透露了出去，不说是出卖，起码也是严重的失责。后来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怀念胡耀邦的美德，却不知这个天真的总书记犯有多么严重的失误。为人和为政，有时是相背离的。胡耀邦的为人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为政却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胡耀邦这样的失误，要是犯在毛泽东的手里，结局唯有一撸到底。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但吸取了毛泽东时代教训的邓小平，毕竟不是毛泽东。邓小平解除了胡耀邦的最高权力，却依然保留着他的政治地位。比起毛泽东的毫不留情，邓小平无疑是温情脉脉的。只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民众，包括共产党人，有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不以为然。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次打倒，大家全都跟着举手赞同，全都跟着喊口号。可是邓小平对胡耀邦的处分，却造就了胡耀邦不无蒙冤的英雄形象，而把自己置于了很不光彩的角色里。从一方面说，民众好像觉悟了；但从另一方面说，民众却依然是愚昧的。在对弱者和失败者的一片同情声里，没有一个人想到邓小平的苦衷；没有一个人发现，邓小平可能比胡耀邦更加有苦说不出。人们普遍沉浸在道德主义的快感里，没有人为历史即将会遭到的重大挫折而忧心忡忡。这样的同情，对于胡耀邦来说，非但没有使他感到丝毫轻松，反而因此显得更加委屈。天真的胡耀邦此刻被盲目所包围，致使他既看不清自己，也不理解邓小平。

自此以后，一股莫名的情绪在中国大地上弥漫开来。这股情绪不知不觉地把邓小平朝晚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推去，又顺理成章地把胡耀邦打造成了一个反专制的英雄。于是，又一个悖论渐渐地浮现出来，政治改革的要求，堵死了政治改革的可能。这个悖论反过来说则是，政治改革的可能，与政治改革的要求成反比。要求越强烈，改革越不可能。改革的可能存在于要求的不太强烈之中，甚至可以说，改革的最大可能性，在于没有要求的改革中。邓小平代表着改革的可能性，胡耀邦则象征着改革的要求。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冲突，实质上是可能和要求的冲突。假如选择要求，就没有可能；要想可能，就不能有要求。

中国政治改革的这种特色，不仅让西方人永远弄不明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至今没有弄清楚。也许邓小平是清楚的，但他却说不出来。因为邓小平的改革是无言的，一旦说出来，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中国的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所基于的，是谜一样的文化。

这场风波过后，轮到聪明的赵紫阳登场。

赵紫阳的聪明所错

与胡耀邦误在太天真不同，赵紫阳是错在太聪明。聪明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况且赵紫阳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为他的聪明所造就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邓小平介于传统文化和商业文明之间，胡耀邦是由于复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焕发，而赵紫阳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文化心理上提前进入商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赵紫阳的聪明使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领先于邓小平和胡耀邦。正是这样的领先，使他对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为然，也产生了与邓小平分庭抗礼的冲动。

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冲突，是两种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国历史从专制传统里解放出来，进入商业文明社会，此乃大势所趋。与邓小平代表着历史的可能性相比，赵紫阳代表了历史的趋势。赵紫阳很聪明地走到了邓小平前面，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面。虽然胡耀邦本着早期共产党的“五四”激情，充满青春活力，颇有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之明亮，但对于商业文明的思维和观念，却不无茫然。相比之下，赵紫阳领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识到的商业文明，在高尔夫球场充满自信地一杆杆击向未来。

平心而论，以赵紫阳的聪明，在一个商业文明世界里，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剧在于，他所置身的却是一个中国式的传统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仅天真会成为灾难，聪明也会被聪明所误。按照现代商业文明观念，像胡耀邦这么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会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笔生意，是没什么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时候，赵紫阳的反应就是这么现代的。赵紫阳的下意识里可能还会认为，像胡耀邦这么孩子气十足的人，早该让贤了。因此，赵紫阳非但没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还十分平静地、仿佛早就预料到了似地从胡耀邦手中接过了总书记的大权。

赵紫阳显然不太知道，商业文明的聪明再现代，也及不上中国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游戏规则，赵紫阳和胡耀邦作为邓小平的左右手，无论谁遇难，都是唇亡齿寒。赵紫阳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间有什么成见，不管彼此间产生过什么矛盾，必须以同进共退、作为各自保护也是互相保护的前提。当邓小平准备废黜胡耀邦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赵紫阳。但这样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质朴，或者说愚钝。因为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做这种傻事，尤其是一个商业社会的聪明人。

赵紫阳在很聪明地接过胡耀邦手中的权力时，同时也向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他赵紫阳是不会按照邓小平安排的计划主动退休的。此刻的赵紫阳，正值雄心勃勃之际。观念上的领先，使他产生了许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围的幕僚，以新权威主义作口号的造势，正在使他蒸蒸日上。电视片《河殇》轰轰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浇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一面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边，只能悲悲切切地烧烧诗稿；一面却是赵紫阳好比薛宝钗似的，正准备欢天喜地的入洞房。赵紫阳一点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想要避开的那只蛰伏在邓小平内心深处的猛虎，正在慢慢醒过来。

如果说，胡耀邦的天真不过是让邓小平恨铁不成钢，那么赵紫阳的如日中天，却让邓小平感觉像被蛰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没有后来的“六四”学潮，赵紫阳早晚也会成为邓小平自断臂膊的下一个目标。就算邓小平并不嫉妒赵紫阳的日渐坐大，也会为赵紫阳不想按照他邓小平暗中定下的计划退休而不无恼意。正如赵紫阳认为自己的观念是最领先的，邓小平认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领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间，谁胜谁负，按照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可能是难以判断的，但在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却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说赵紫阳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会遭到不测，那也并不尽然。要不，就无法解释赵紫阳在学潮面前的一避再避。赵紫阳期待着水到渠成，但绝不主动出击。赵紫阳的第一避，就是借访问朝鲜的机会，扬长而去。假如仅从官场较量而言，赵紫阳此举无疑是聪明的，把难题留给他人，然后自己回来从从容容地收拾残局。但问题在于，赵紫阳面对的不只是一场官场上的权力斗争，而是一个严峻的历史时刻。此时此刻，不要说访问朝鲜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即便是访问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赵紫阳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经燃遍全中国的学潮不管。

赵紫阳虽然没有借学潮向邓小平发难，但他的甩手而去，却间接地给了邓小平一记闷拳。因为事情非常简单，必须要有人负责。赵紫阳不负责，那么只好请邓小平开口。邓小平一开口，就从嘴里跳出了那只醒过来了的专制猛虎。你们要闹事，好吧，我有三百万军队。学潮于是被定性为动乱。

邓小平的恼怒，明里是针对勾起他文革回忆的学生运动，暗里是给赵紫阳甩手而去的一个回应。只是对学生运动的不满是可以明说的，而对赵紫阳的不快却是只能暗示的。赵紫阳当然不会不知道邓小平为何给学生运动作如此定性，他的回击是一下太极推手，似乎漫不经心地向戈尔巴乔夫透露，邓小平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赵紫阳由此再一次以商业文明的思维方式，作了一次中国官场上的运作：你不是开口了么，那么就请你负责了。自此，一直身处后台的邓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面，并且作为学生运动最直接的对立面，就像当年作为走资派面对红卫兵一样。

本来是应该由赵紫阳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学潮。这样既保护了素来不喜学生运动的邓小平，又消除了学生运动在激情之下的锋芒所向。因为要想保护学生，首先应该保护邓小平，不让他成为学生运动的对立面。这就像当年的红卫兵想要揪斗陈毅时，周恩来死死地挡在前面。因为周恩来知道，他保护的不啻是一个陈毅。同样道理，赵紫阳假如能够保护邓小平，那么他所保护的也远远不啻是一个邓小平，而是全体学生，而是所有卷入学潮的中国民众，而是由邓小平和他赵紫阳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开创的改革开放大局。

但赵紫阳没有这样做。赵紫阳没有这么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邓小平的计划退休。从赵紫阳的一系列作为，包括他给邓小平写的那封对胡耀邦不无微词的长信来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来已经显得保守的邓小平退休，然后由他独掌大权。面对学生运动时，聪明的赵紫阳又聪明地以为，这可能是他借助学潮逼退邓小平的一个机会。他不知道他把学潮作为一个难题推给邓小平时，也给学生出了一个大难题。素有心理创伤的邓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决学潮这个难题。而学生也没有能力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既能够解决邓小平这个难题，又能够解决学潮这个难题的，只有赵紫阳。赵紫阳应该知道个中三昧。但他自作聪明地从中抽身，听凭那二个难题彼此激烈冲撞。

“六四”过后，人们很不理解邓家子女何以对赵紫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奥妙，不明白其间的利害关系。这是按照学术观念和道德标准永远也弄不明白的。人们只知道把赵紫阳奉为英雄，把邓小平钉上耻辱柱。也许只有邓家的子女，才会深切地体味到，其父亲在下令开枪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就邓小平和学生运动而言，“六四”没有赢家，双方两败俱伤。

这个两败俱伤的结局，赵紫阳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胡耀邦下台时，赵紫阳没有以跟胡耀邦共进退来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经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学潮面前，赵紫阳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将学潮和邓小平同时置于死地。因为面对1989年的学潮，赵紫阳比邓小平更合适也更可能成为学潮面前的周恩来。不论周恩来的历史功过如何，1989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来的时刻。而且，最合适扮演这一历史角色的，就是赵紫阳。要让学生退回学校，要让邓小平收回那只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挡住学生，劝退学生。而要劝退学生，又必须让学生消除对邓小平的敌意。事实上，在学生和邓小平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敌对关系。学生对学校里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痛恨、对学校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负学生事件的积怨，远远超过对邓小平的不满。但是，愤怒就像爱情一样，总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个地方。就此而言，赵紫阳的一避再避，等于是一推再推，把邓小平毫无遮挡地推到了学潮面前。

从官场运作的角度来说，赵紫阳太聪明了。避得不动声色，推得不动声色。即便在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之际，赵紫阳依然十分聪明地跑到广场上去，向学生告老还乡。悲壮的告别，非但没有劝退学生，反而激怒了学生，使学生再也不可能离开广场。当善良的中国民众此后一遍又一遍地赞颂赵紫阳的时候，他们很少有人想过，赵紫阳的向学生道别，等于是把学生推到了邓小平的枪口上。同时，赵紫阳也以背对邓小平的方式在向邓小平示威：想要开枪，那就开吧。反正子弹打不到老赵身上。

在戒严令即将下达的晚上，赵紫阳如同贾宝玉悬崖撒手那样地来了个广场撒手。赵紫阳反对开枪，但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赵紫阳既不想保护邓小平，也不怜惜学生。假设赵紫阳是《天下粮仓》里那个有良心和良知的满清官员，他也许会跑到广场上就地坐下，与学生共进退。假如赵紫阳以此一面劝退学生，一面暗示邓小平：你要开枪，就先打死我。赵紫阳可能因此而在学生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威望，同时又握有了与邓小平谈判的王牌。但赵紫阳并不想担当。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担当，赵紫阳都不愿意。赵紫阳骨子里并不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而不过是个在官场上游刃有余的自私自保的官员。赵紫阳说完，溜之大吉，扔下愤怒的学生，连同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听凭他们手无寸铁地面对同样愤怒的邓小平和即将开进城里的军队。此刻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心中有没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经变成了那只叫做专制的猛虎。

赵紫阳之于邓小平的这种小聪明，在某种意义上，不下于当年张学良在西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这类事件要是犯到毛泽东头上，当事人可能与刘少奇一般下场。然而，事过之后，邓小平只是如同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一样地软禁了赵紫阳。这与其说是时代不同了，不如说邓小平确实与晚年毛泽东不太一样。邓小平不会不意识到，他将当年对红卫兵的痛恨，发泄到了1989年的学生们头上。相比之下，赵紫阳当然轻松多了。这不是无官一身轻的轻，而是事不关己的轻。借用一个鲁迅的说法，则是一种做成了看客的轻。本来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后却凭借着官场上混出来的聪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观众席上。赵紫阳由此获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邓家子女一样做了生意的赵家公子。在学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赵紫阳没有被良心折磨得发疯。他可能还不无庆幸，因为他知道邓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难过得多了。

这一年的赵紫阳，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中国的“六四”学潮是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闻和历史事件，但西方人却把和平奖颁给了跟“六四”毫无关系的达赖喇嘛。这与其说是对达赖的大声褒奖，不如说是对赵紫阳的无声批评。西方文明虽然与东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还没有笨到连赵紫阳的聪明都看不出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