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提前闻到了文革的气息

提前闻到了文革的气息

——记初三那一年（1964-1965）

南洋中学初中65届6班 陈  琪

初三那一年，开学了，来了一位年轻的新班主任朱信根老师，二十七、八岁，教我们物理（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正规地学过物理，所以他边学边教，现买现卖，教学质量么...）。他是刚从空军部队转业下来支援教育第一线的。他是校长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的接班人。他的主要任务是“突出政治”，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教书并非他的主业。他让我们班提前2年领略到了文革风雨的滋味。

学习委员兼宣传委员

那一年，我一直是处于很压抑的状态下。那时候的我“要求进步”，要求“争取入团”，结果就像阿Q一样“不准革命”，因为我是职员子弟，不属于党的“阶级路线”的依靠对象“工农子弟”。全班十五岁离开少先队后，张帼屏从少先队大队文娱委员位置上退下来，改选后当上了班级文娱委员；我原来是中队文娱委员，改选后让位出来当上了班委学习委员兼宣传委员（负责出黑板报）。

作为学习委员，我负责班级的2个工农子弟补课小组，星期一、三、五一个组，星期二、四、六另一个组。记得女生中曹同学和屠同学是接受补课的，不记得男生中有谁了，也不记得当时参加帮助补课的是哪些同学了。我们每天轮流给2组“工农子弟”同学补课，通常都要到6点以后才能回家。

作为宣传委员，负责每周出一次黑板报，在补课小组同时进行。我负责约稿、组稿、审稿。出黑板报时，找到热心的同学帮忙抄写美化后，我就又投入到补课小组中去。

顾心逸是朱老师派遣来的“政委”，天天到场，从不缺席，“领导”我们补课和出黑板报；杨海枫是能者多劳，黑板报抄写，美化，帮同学补课，样样都来，一直毫无怨言地陪我一起干；张方正负责黑板报的美化，他的美术很专业，可是他并不是那种唯唯诺诺，招之即来的“驯服工具”，全凭他高兴；他不参加时，就由杨海枫或我自己来充数。

那一年我们全班顺利毕业，没有一个留级的，我想补课小组作为授出的一方功不可没。按平均每天2～3小时计算，参加一个组的同学就要付出每周6～8个小时的时间；参加两个组的话，自己就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了。感谢这些无私助人的同学，这种事情放到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补课小组之外，我还常常在回家途中到侨生张玉蓉家给她答疑补课。因为她不是“工农子弟”，没有资格参加补课小组接受帮助。

虽然我不是朱老师的“依靠对象”和“培养对象”，却是十足的“利用对象”。回想到当时能为同学付出，为班级集体付出，而且也没有影响到我自己的升学，我无需后悔。因为上帝给了我足够的恩赐，让我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

附注：我们班，包括成绩最差的“工农子弟”全数升入各类学校，但有功课较好或很好的同学却没有考上任何学校，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有一位“小业主”家庭出身的同学在参加中考前就被动员去新疆（因为学校有新疆的指标），他无奈充当了献祭的羔羊；有一位同学全面优秀，但父亲是“右派分子”，结果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到工厂当了半工半读的学徒工......这就是我们班“贯彻阶级路线”的现实，这还是文革前的1965年......

“花衣服”事件

“花衣服”事件让我和张帼屏、童宝玲成了被不点名批判的对象，我还要组织稿件和出黑板报来批判我们自己。

那年冬天年级组织歌咏比赛，我们班唱哪几首歌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有一首朗诵，是我和张帼屏几个人合写的，内容是颂扬班级新风貌。当时各班竞争十分激烈，记得7班凭一首《祖国颂》大合唱一炮打响，名列前三。我们班经济条件不好的同学较多，为了在舞台上有一个好的亮相，童宝玲提议穿得整齐些。男同学穿蓝裤子，上衣罩白衬衫，女同学很难找到颜色划一的上衣，所以大家干脆都穿花罩衫，如果自己没有花衣服就想办法去借一下。有好几位同学主动帮忙到其他班级联系，借了一些花衣服演出时穿。

当时“抵制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在社会上是主流派，演出后有人将情况反映上去，朱老师立即要求团章学习小组组织讨论。其实当时班委会包括团支书刘梅英对于借衣服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有人提出异议并上纲上线后，情况就变了，没有人再站出来说公正话，变成一边倒了。虽然大部分同学尤其是女同学认为此举是小题大作，但是在压力之下，团章学习小组还是通过了这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表现”。当时连续开会讨论批判了好几次，还专门出了多期黑板报进行批判，事件前后达一个多月之久。

其实如果当时是颁发“花衣服奖”，我一定会说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文娱委员张帼屏的节目，热心人兼艺术指导童宝玲的“花衣服”主张，我什么都没做。问题是“花衣服”出事了，作为班委，我必须和张帼屏、童宝玲站在一起，支持她们，和她们一起承受压力；作为一个人，我必须凭良心说话，既然当初我没有反对（我没有理由反对），就说明我在心里就是和她们一伙的。黑板报是我负责的，我必须本着办报的精神，让大家说话，让大家发表意见，尤其是发表“反资”的潮流文章。我不记得有谁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反资'”，或“支持'花衣服'”，好像全是一面倒批判我们的文章。批判文章多到黑板上抄不下，只好把稿纸一叠一叠直接贴在黑板报下沿，排成几排，让人“观赏”。我们心里的憋屈就别提了。

此事件以童宝玲的自我检讨作为结束（她不是班委，是“右派”子女），没有再牵连更多的人。我和张帼屏没有直接受到点名批判或直接被迫写检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有当时积极参与批判的同学最近作出了道歉：“请原谅我当年的落井下石作法 ，让你们蒙冤四十八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即使你们能够原谅，我也将谴责自己。应当说当年我追随上纲上线批判，自己是有私心的，希望通过表现给团支部留下好的印象，解决自己入团问题。可是就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却深深地伤害了几个无辜的同学，使她们至今仍得不到解脱，生活在当年的阴影里，其问题之严重使我无法原谅自己。......今天最遗憾的是无法向张帼屏道歉，永远没有机会了。”

当然，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天上的张帼屏也一定会原谅他的。

复习迎中考

实际上是不复习迎中考。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补课组和出黑板报之外，我每天的功课还是能做完的，只是做得很晚，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准备中考了。那时我也不在乎。我觉得语文数学都不需要复习，只要考政治前背一下自己写下来的复习提纲就行了。

我决定考复旦附中，把南洋中学放在第二志愿。朱老师找我谈话，动员我报考南洋：“复旦附中是很难考的”，“南洋中学从来不收第二志愿”。他不希望我离开南洋。尽管我在他眼里是“二等公民”，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和工作能力无疑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可是我决心已定，我作好了被砸下来掉到非重点中学的思想准备，坚持了我原先的志愿。而且我还抱着赌一把的想法：“如果被复旦附中刷下来，南洋真的会不收我？”照学习成绩，我自我感觉良好；照“阶级路线”，我一点把握也没有。

中考竟出错

出了数学考场，第一件事就是对答案。我傻眼了：我居然错了一题（解方程：... 6x=2, x=3, 验证...）！进复旦附中是不可能的了！怪谁呢？粗心啊，不可原谅的粗心！语文也考得不理想（好像审题有点出格，后来稍微扳回来一点，但是落笔生根，期望值80分是拿不到的了）；政治还可以，我的背功很差，只能靠语文根底和数学思维方式来拿分，有80分就满足了。

录取通知书

发通知的那一天邮递员来得特别早，我还在睡大觉，邻居的一个女孩拿着我的通知书在我床边把我叫醒了。竟然是复旦附中的录取通知书！我一下子醒了过来，我真不相信我居然还能考进复旦附中！[进了复旦附中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我的考分：数学98（错一题只扣了2分，谢天谢地！），语文75（正常发挥时应该在80分上下，这5分不该丢！），政治91（大大超出了我的预计！），总分264；当时复旦附中的录取分数线是：高干子弟220，工农子弟230，普通240，问题家庭250。当时复旦附中的考生和录取生的比是5:1，就是说，5名报考的“高材生”中，只有一名能被录取。］

我庆幸我终于能离开南洋中学了，我终于可以不必再当“阶级路线”下的“二等公民”了；可是我舍不得离开相处了三年的同学和老师，我留恋南洋中学的红楼，小桥流水，哥特式的大礼堂，图书馆，四季飘香的玫瑰园......

我带着档案袋里的“白专”二字（没有证据，只是感觉而已）离开了南洋中学。

没想到的是离开南洋中学不等于离开了“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一年后，十年文革浩劫即将把我们带到比这一年更“左”、更疯狂的世界里，朱老师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只是牛刀小试，让我们提前领略了文革风雨的滋味......

（第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