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黄卧云 2013-08-27 

  

毛泽东主义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一个低潮后，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影响又开始与日俱增。毛泽东无疑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崇毛"派和"反毛"派经常在网上鏖战，民间崇毛派把中国今天的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归之于资本主的腐朽和对毛泽东的背叛。反毛一派则认为，他建立的起来极端专权体制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和荒谬负有全部责任。

毛泽东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理论，它是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生活的总和，在今天，它更是指那个时代的记忆，所以这份遗产特别复杂。 

人们的记忆总是与他们的想象混杂在一起。每个人从自己的记忆和想象出发理解到的毛泽东时代，就是毛泽东主义。对过去的记忆与想象，不但与他当时的经历密切相关，也与他当前的处境和生活状态密切相关，这样，毛主义不仅同过去有联系，也同样与今天有联系。一个"红二代"心中的毛主义与一个普通人心中的毛主义完全不一样，一个富豪心中的毛主义与一个农民心中的毛主义也很不相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成功人士大谈文革苦难是自己人生一笔巨大财富，却没有听到哪位至今依然贫困潦倒的人感谢苦难。在今天，毛主义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是复数形式的毛主义，它们甚至相互对立。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信奉毛主义的最大群体。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中的一员，作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发挥过领导作用，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处于阶级秩序的上层，是斗争者，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靠不断地斗争，他们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不会想到被斗争者所承受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苦难，而认为那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有应得。工人阶级的优越感更加明显，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在一个农业国家有着令广大农民十分羡慕的经济地位。邓小平等一批党内改革派上台，停止了无休止的阶级斗争，为地富反坏右摘冒平反，采取了经济至上主义政策，废除了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穷也不再光荣。政策的变化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过去被批斗、被改造的对象成为时代新崇，知识分子开始吃香。恢复高考结束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极左制度，同时也就终止了农村基层干部代表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决定权。"万元户"是致富道路上的最初成功者。 

在所有关于改革的历史叙事中，上述变化被认为就是改革本身。它们其实只是改革的副产品。改革的核心和实质是政治权力的重新调整，即原先的权力班子出局并搭建起新的权力班子，在毛泽东时代被打倒或被边缘化的权势人物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们以务实的态度看待政治，看待社会。权力完成了调整后，在没有了毛泽东的时代，它进入了按照自身逻辑运转的阶段，不断强化自我，由于不存在任何权力制约体系，权力的野性–毛泽东曾经试图予以驯服的那种野性–得到最大程度地发展，它在每一个有利可图的方面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政府和官员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工人阶级在国企改制中则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者，大批工人失去了岗位。普通大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相应的财富增长，而且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权力因为在财富分配和占有上表现出来的巨大正能量，使中国开创了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来从未有过的全面的权力世袭制度，它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群体–"官二代"。 

对于陷入绝望的人们，毛泽东是反抗之神，是反抗者的希望。"造反有理"，在语言大师毛泽东创造的一系列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的经典之句中，这是经典中的经典，极品中的极品，它所包含的真理比"告别革命"、"大赦贪官"之类的一孔之见多得多。对邪恶与不义的反抗是人类的天性。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造反的一生，年幼时造父亲的反，年长时造政府和社会的反，年老时造他手下官僚的反。他似乎随时都有造反的冲动，看电影都会激发他的好斗精神。他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和最传奇的造反者，其他的造反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正是在造反精神上，他与鲁迅有共通之处，他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也由此奠定了鲁迅在当代文学界的至尊地位。鲁迅用笔杆子造反，毛泽东枪杆子造反，鲁迅的战斗性、刻薄和不宽容，与毛本人有几分相似，也是毛非常欣赏的。只要社会处于官僚的压迫之下，毛泽东的价值就会被重新发掘，就会是被压迫者一面不倒的旗帜，更不要说受他直接影响的几代中国人了。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本能地对底层民众存有好感，而对民众对立面的官僚缺乏信任，这就造成了他政治上的矛盾，一方面他要依赖官僚体系贯彻他的主张和方针政策，一方面他不信任他的官僚队伍。当他决定要自上而下地对官僚队伍进行全面清理时，他把希望放在发动群众上。他意识到在打倒旧的官僚队伍后新建立的官僚队伍同样会变质，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必须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对官僚队伍进行一次清理。他是在进行一场永远不可能取胜的战争。他的民粹主义同他的愚民教育结合，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政治后果，成为民众广泛拥戴的大救星。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毛泽东的神位在民间也一直没有动摇过。民众对现实的无奈和愤恨，感到亟需一位毛泽东式的救星降临对邪恶进行复仇式的大清算。薄熙来对毛泽东的刻意模仿，展现铁腕打击一批官僚、富豪，让他赢得了无数拥趸，他被看成是救民众于水火的英雄。

 许多官员信奉的毛主义完全是另一番意义上的毛主义。首先它代表的是政权的法统和正统，官员们坐享毛泽东为他们打下的天下，他们对圣地的朝拜既有饮水思源的含义，也有宣示继承正统的含义。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他们个人对无上权力的膜拜。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权术大师，他的权术不是简单地对宫廷权术的抄袭和继承，而是对过去的决定性超越。他对群众的驾驭和指挥能力，前无古人。满朝文武对他服服帖帖，他们不仅是屈服于毛的绝对权力，也是慑于他的绝对威望。这是一种居高临下、所向披靡的权势，对于视权力为生命的官员，毛泽东的魅力不可抗拒，但他可望而不可即，权力的崇拜者只能自叹不如。

"红卫兵"一代完全是毛泽东主义的产物，从他们一开始接受教育到他们的世界观形成，都处在在毛主义的沐浴下，文革对他们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们缺少良好而系统的教育，人文教育完全欠缺，对无限权力、斗争哲学和暴力的狂热崇拜，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血液中。即使他们中很多人在文革后努力学习新的知识，但思维中的文革底色难以消除。

崇拜毛的权威和权术，信奉毛的权力大棒主义，与仿效毛的权术和大棒是完全不同的，薄熙来是毛泽东之后力求模仿毛泽东极权治理的高层政治人物。他的红二代出身，他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信念和信心，他的红卫兵经历，都使他更有信心充当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对一种最高境界的模仿，将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实也证明，薄熙来学习毛主义的结果完全是自取失败。毛泽东运用权力出神入化，不但是他在几十年党内残酷斗争中修炼的结果，也是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过人的心术和在权力中心长期苦心经营得来的，薄熙来仅凭家庭的荫庇获取大权，他虽然在体制内按照要求从基层一级一级地走向高层，但它们仅只能帮助他在组织考察其个人履历时得到高度评价，却不能丰富他的斗争经验。他把个性上的狂妄当作政治自信，在盘根错节的权势网络中，他的行为显得卤莽，另类，不智，最后他被同伴围剿和拘捕。崇拜毛泽东，但成不了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的皮毛也许不会伤及自身，但想学习毛泽东的精髓则定会弄巧成拙。即便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也会对毛泽东式的人物出现感到恐惧，因为他对官场既有秩序是一种威胁，必须对他保持警惕。官场上的众多崇毛者实际上只是叶公好龙。 

用"毛左"来称呼崇毛者并不恰当，对很多人来说，崇毛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只是表示他们的一种情感，即对远去的青春的怀旧。在30年中，毛泽东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全部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喜怒为喜怒。那个时代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殊仪式和标志：革命神话，乌托邦理想，集中的劳动场面，反帝反修的激情，政治风云突变，忠字舞，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斗志昂扬的歌曲，等等，当然还有饥饿，群众批斗会，大串联，生产队，人民公社，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虽然显得既疯狂，又荒唐，但那个时代的人当时都虔诚地接受了它们，他们总认为自己是为革命献了青春献子孙。这是他们个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对自己的历史，他们可能有懊悔，但要完全自我否定却不可能，因为那等于否定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肯定自己的过去，不是肯定过去的政治。怀旧与政治无关，只与生命有关。他们的生命都与毛泽东相关，毛泽东在数十年中就存在于他们的生命里。在无数人的生命里，毛泽东是一种负面存在，但在另外的无数人生命里，毛泽东被视为正面存在，后者对毛泽东仍然怀有景仰之情，但他们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毛左"，说他们是"毛粉"要更加贴切。 

反毛派与崇毛派并不是象平日里在网上争吵和相互痛斥的那样不共戴天，他们在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着基本的共识。反毛派同样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毛是高度集权制度的始作俑者，在许多人看来，他完全可以做华盛顿，尤其是当其有希望继承大位的长子毛岸英死后，他似乎更应该成为华盛顿，把权力交给人民，但他没有，他至死都紧握大权。他的头脑中从来没有闪过成为华盛顿的念头。但毛泽东的权力继承者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华盛顿，他们也同样有成为华盛顿的历史机会。真相与和解同样重要，揭示毛泽东时代的真相仍然是重要的，但揭示真相要与仇恨划清界限，揭露真相是为了面向未来，激发仇恨则不利于未来。

面对和处置毛主义的遗产是无法回避的，但谈不上是当务之急。今天的各种矛盾的源头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毛泽东是该体制的创造者，但毛泽东已作古很久，体制依然没有改变，抨击毛无助于改变这一切。毛泽东不但已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更无法为他之后的30年承担责任。检讨我们自身的行为更有助于影响现实。以为复活毛主义就能恢复社会公平，同以为彻底否定毛主义就能推动民主一样是不现实的。毛泽东时代通过打倒和消灭富人实现公平，企图用对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去实现对另一部分人的公正，但公正绝不可能只在某一部分人中实现。毛泽东以极权统治实现社会秩序，虽然在一定时段内保持了某种表面秩序，但这种秩序后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以致在其生命行将枯竭之时，它就已趋于崩溃，对自己身后如何实现权力交接，是在和平中交接还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接，一代强人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毛主义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反毛派想象的那样大，没有崇毛派和反毛派在争吵中显示出来的那样大。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不是主义，而是利益，是权力垄断和由此而来的利益掠夺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这就是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国情。中国今后的政治是如何明智地处理和填平利益鸿沟，民主政治的顺利实现同样有赖于此。无论是崇毛，还是反毛，或者是想借助毛主义进行社会治理，都不会对现实政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他们实际上都是利用毛主义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反对既得利益者，或者维护利益的既有格局。 

毛主义已永远不会复活。当今的毛主义者顶多只是毛主义不及格的小学生。毛主义是一个整体，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于一体，首领的绝对统治权和官僚集团对首领的绝对忠诚是极权治理的必要基础，绝对的领袖魅力和民众对领袖的狂热追随是极权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毛之后，上述基础和保障已不再存在，极权治理在中国失去了土壤。虽然邓小平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但毛邓之间的权力已经很难相提并论，邓在党内的强势地位不象毛泽东那样建立在绝对权威之上。邓以其党内、军内元老的身份，以其长期韬光养晦的定力，成为毛之后最有权势的人，但他还是必须同其他主要元老合作共同行使最高权力，新的权力集体通过改变毛主义赢得了自己的合法性。邓小平对权力进行了大幅度收缩，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即使在1989年之后权力高层一股不小的力量试图重新加强对社会和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但邓小平重申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与那些愚顽的统治者相比，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知进退，他认识到倒退已不可能，他懂得只能为可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