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07, 2013

[转帖]贵族·平民·流氓

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既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并驾齐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 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如上述。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并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贵族身上软弱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像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恪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什么经也都有。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边又为杀富济贫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 一边叫人“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著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著,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著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我们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冒险?坦荡?担当?宽容?仁慈?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著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既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过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1.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因为前线太危险,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 年1月21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荡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 年10月28日,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2.贵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浪潮,相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前1135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怎么办呢?这时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坐,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3.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
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4.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
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罗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
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矫海涛:海外华人是中国的“三种人”

2012-10-28 18:44  世界华人周刊   矫海涛



编者按:本文作者矫海涛曾是加拿大多伦多华人侨社的负责人,现居住在纽约,是海外倡导华人“双重国籍”的主要推手。本文是他准备交给前来多伦多的中国“侨务政策法规调研宣讲团”的书面发言。
矫海涛曾经草拟过民间版的中国《国籍法修正案》.
矫海涛曾经草拟过民间版的中国《国籍法修正案》.
 
尊敬的国家侨务团各位贵宾、各位侨领、各位同胞:
我今早4点多起床,长途跋涉,从美国纽约州跑到多伦多,就是因为国家来人调查研究侨务政策,总算有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跟祖国亲人说一说心里话。
来之前,我一直在想,从哪说起呢?就从我带来的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吧。这面五星红旗,是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被轰炸,多伦多大陆移民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抗议示威时我用过的。面对一排排骑着高头大洋马的皇家骑警,没有一个大陆移民恐惧退却。从那一刻开始,我彻底明白了我是中国人,每一个海外中国人,心里都永远飘扬着这面五星红旗。后来,我做了三年多大陆移民社区全职义工。不论办中文学校,还是庆祝重阳老年节,所有大型活动,一律挂加拿大、中国两面国旗,奏中国国歌。
从这面五星红旗,国家侨务政策宣讲团的各位贵宾,应该能够理解我们海外第一代大陆移民,到底是祖国的什么人。
一是祖国的亲人。
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第一代大陆移民,不是别人,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叔叔阿姨,至爱亲朋。如果是你的父母,你的亲友,你能不承认他们是亲人吗?海外亲人回国有多难?国内亲人知道吗?以我为例,为什么放弃中央电视台海外忠实观众特等奖和免费往返机票、免费食宿、免费西安旅游?为什么放弃回国参加北京移民法论坛?主要原因,就是回国签证难。我住纽约州北部,周围的大陆移民回国,都要去纽约中国总领事馆办签证。一去就要开七小时汽车,回来又七小时,当天来回相当困难。一送一取,两个来回,汽油就是一大笔钱,加上必须请假误工送取等等,非常头痛。托旅行社办,邮寄万一出问题,就更麻烦。总之,每个签证,怎么都是劳民伤财,没二百美金搞不定。亲人回国办签证这么难,就是国家把我们当外国人折腾的。凭什么不能像善待港澳台同胞一样,善待自己的亲人?该不该改革,要先从承认不承认是海外大陆移民是亲人来考虑。
我今天为国家侨务政策宣讲团带来了政论《谏逐亲令》,近一万四千字,集中了本人专门研究侨务政策、中国国籍四十多篇约二十万字专论,愈百万字网上跟帖评论的精华。盼望各位贵宾带回去仔细参阅,了解海外大陆移民亲人群体的主流民意和迫切要求。各位贵宾在国内看不到海外博客,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仔细翻翻本人博客里的内容,研究一下海外民意。单凭这一收获,贵宾们就没有白来。
二是祖国在外打拼的中国人。
十年前,我在与今天几乎同样的场合,向到访多伦多的国家侨办主任陈玉杰,递交了要求对应承认双重国籍的报告。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是个起点,太肤浅,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国籍。这十年,特别是今年,对中国国籍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清楚。从双重国籍到中国国籍,又到出生国籍,再到中国出生国籍和回国自由是天赋人权,最后认识到海外第一代大陆移民的准确国籍身份,应该是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
直到昨天,我才突然发现,十年转了一大圈,全是冤枉路。我们国家研究国籍,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国籍。现在,有两个英文词,被中国翻译成国籍并混为一谈。一个是nationality与出生民族、国家有关,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国籍,不能改变,不能剥夺。另一个是citizenship,讲的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权利、义务有关,也被中国翻译成国籍。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文翻译的错误,害得中国国家和全社会都把取得外国公民身份,看成是加入了外国国籍。
事实上,有了外国公民身份citizenship,根本改变不了nationality。例如,我在有了加拿大公民身份后,申请美国绿卡时,美国政府就仍然按照我的nationality,把我们一家排在中国人里,等了好几年移民配额。双重公民身份citizenship,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出生国籍nationality,永远不存在双重问题,不存在承认不承认问题,只有一个,不能改变和剥夺。把双重公民身份翻译和当做双重国籍,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害得第一代海外大陆移民得了外国公民身份就丢了唯一的真正的中国国籍,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中国人,才是对海外大陆移民的准确称谓。所以,我们永远是中国的海外侨胞,必须按海外侨胞对待,不能按外国人对待,特别是不能让海外侨胞去领什么中国绿卡。
三是对大陆特别有用的人
近千万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大陆移民,都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中国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我周围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七七、七八届本科毕业生。后来出国的年轻人,多数也都是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海外大陆移民社区是中华民族的藏龙卧虎之地。中国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要统一复兴,要对人类有大贡献,这些侨胞大有用武之地,特别有用,应该尽快调整落实政策。
谈到落实政策的作用,我本人深有体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是黑龙江省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四位日常专职人员之一。没黑没白地处理接待来访,调查核实,不到两年纠正了建国后两万四千多起冤假错案,在全国率先完成了落实政策任务。解放了一大批人才,有的后来成为国家各级领导人。可惜,当年没有给海外侨胞落实政策。如果国家侨务能够解放思想,不再把海外大陆移民当外国人对待,不再为五十或者三十多年前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恶果买单,尽快调整落实海外侨胞政策,在明确承认海外大陆移民是海外侨胞的基础上,颁发海外侨胞证,给予海外侨胞回国自由,一定会带来人才回归、海内外同心同德、民族复兴的新高潮。
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给我这个机会,也盼望各位能够多了解海外第一代大陆移民所思所盼。最后,祝各位贵宾调查研究硕果累累,不虚此行,健康愉快,一路顺风。

Sunday, October 06, 2013

思宁:司马南是否假冒“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写《困惑》并伪造作者

题图为为司马南的相册保存的老照片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一文(以下简称《困惑》)近日在网上疯传,并得到不少左派网友的认同。看过《困惑》者都清楚,其内容主要是指责党中央调整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决定,且矛头直指温家宝总理。
目前,在网络名人中,只有司马南在《困惑》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宁认为:司马南是否假冒“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困惑》并伪造《困惑》的作者和转发者,是值得探究的疑点。
      乌有之乡认定司马南“原发”快于司马南自称“转发”
2012年4月5日10:38,司马南在其微博谈到“‘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时,称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转发”了《困惑》,并注明“原作者苏伟等”。目前,点击司马南提供的网址http://t.cn/zOK4xLz,即出现“很抱歉,该文章已经被加密!”的提示(估计是被新浪网加密处理的)。
根据谷歌的快照功能,可查到乌有之乡网站当天从司马南的博客转载《困惑》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204/304270.html 的缓存。谷歌显示了“该网页在2012年4月5日 09:46:37 GMT 的快照”,其中注明“司马南转:关于重庆——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作者:一群普通共产党员”“文章发于:司马南博客”“更新时间:2012-4-5”“原发于司马南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0e980102e33t.html”。
尽管司马南自称只是“转发”“原作者苏伟等”的《困惑》,乌有之乡却认定《困惑》“原发于司马南新浪博客”。这说明,乌有之乡可能并不认为在“司马南新浪博客”之外,《困惑》还有原始出处。事实上,思宁现在在百度、谷歌搜索《困惑》,也未能找到比司马南更早发表《困惑》的出处。如果《困惑》的作者另有其人,他应该知道与其观点立场最接近的主要网站就是乌有之乡,他没有直接向乌有之乡投稿,让该文“原发于”乌有之乡,是令人费解的。
更奇怪的是,乌有之乡09:46:37就认定“原发于司马南新浪博客”,比司马南10:38在其微博自称“转发”还要早。这似乎可以这样解释:司马南新浪博客发出《困惑》时,注明作者是“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并没有注明“转发”,也没有注明“原作者苏伟等”。只是在乌有之乡转载后,司马南才改变主意,把《困惑》当作“转发”的“原作者苏伟等”的文章。也许,乌有之乡转载后,司马南才把“作者:一群普通共产党员”修改为“原作者苏伟等”。当然,由于“该文章已经被加密”,思宁只能如此推测。
      红色中国网注明“重庆党校苏伟教授”是原作者
除了乌有之乡,红色中国网2012年4月5日14:13也发表了《困惑》。但红色中国网没有提及《困惑》与司马南的关系,而是注明“原作者:重庆党校苏伟教授”,甚至注明该文“来自:重庆党校苏伟教授”。红色中国网发表《困惑》的网页是http://redchinacn.com/portal.php?mod=view&aid=3302,现在该网页也无法打开了。
从网上疯传《困惑》注明的出处看,主要是司马南新浪博客,其次就是红色中国网,而几乎没有网友再从乌有之乡转载(估计乌有之乡转载《困惑》的网页留存的时间比较短)。
由于红色中国网发表《困惑》的时间迟于司马南新浪博客和乌有之乡,也迟于司马南在其微博自称“转发”“原作者苏伟等”,有理由怀疑红色中国网上的《困惑》其实来源于司马南新浪博客与司马南的微博,所谓该文“来自:重庆党校苏伟教授”,恐怕是红色中国网隐瞒《困惑》真实出处并夸耀该网首发的伎俩。如果真是“重庆党校苏伟教授”向红色中国网投稿,怎么可能红色中国网反而比司马南和乌有之乡迟发出呢?
值得注意的还有:司马南称“作者苏伟”后面还有一个“等”字,红色中国网则认定作者只有苏伟一人,这与“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复数不符。“重庆党校”名称也不规范,因为规范的表述应该是“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否认他是《困惑》的作者
重庆市委党校哲学教授苏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主要作者。如果“重庆模式”有文武两名大官的话,相对于武官王立军的文官就是苏伟了。《困惑》如果真是苏伟所作,自然会具有相当权威的代表性。
然而,据思宁4月7日向苏伟教授本人查证,苏伟教授断然否认他是《困惑》的作者。思宁认为,苏伟教授的澄清是可信的。从《困惑》对温家宝家世造谣,诽谤温家宝家族的手法看,《困惑》真正的作者颇具康生“莫须有”的审干思路与“文革”批斗“走资派”的遗风。这样的文章绝对不是苏伟这样的党校教授所能所敢写出来的。
      司马南改称苏伟是《困惑》“无数转发者之一”
2012年4月6日20:42,司马南在其微博上发布了“【博主更正】”称:“‘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一文,我转发时,误将原作者写为‘苏伟等’,其实,苏伟先生不过是无数转发者之一。我的粗心给苏伟先生带来麻烦,非常对不起。该文的原作者迄今不知是哪位仁兄,我理解您不便现身,祈颂平安。该文早已理所当然地打不开了,那些身负重任的朋友应无虑之。”4月8日凌晨,司马南微博上这则“【博主更正】”不见了。但思宁仍可以通过谷歌的快照功能找出这则“【博主更正】”。
思宁要问司马南:
  一、您为什么在博客上“误将原作者写为‘苏伟等’”,却不在博客上发布“【博主更正】”,只在微博上发布呢?
  二、您是否直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苏伟教授来表达您的“非常对不起”呢?
  三、您说苏伟教授“转发”了《困惑》。那么,苏伟教授“转发”在什么网页呢?据思宁所知,苏伟教授没有开设博客和微博,他会比成千上万老资格的左派网友更善于发现《困惑》并转发吗?为什么思宁搜索不到苏伟教授“转发”的网页,也未见别人转发苏伟教授的“转发”呢?
  四、如果您真的能看到苏伟教授“转发”,怎么会误将原作者写为“苏伟等”呢?
  五、这则“【博主更正】”在微博上消失,是您心虚删除了,还是新浪网未经您的同意删除的?
思宁高度怀疑司马南所谓“苏伟先生不过是无数转发者之一”也是谎言。
      思宁对司马南涉及《困惑》问题的初步分析
《困惑》的出笼及传播是某些左派对抗党中央,企图打倒温家宝总理的“密谋”。多次含沙射影批判温家宝的司马南在思想上与《困惑》的观点是相通的,不能排除司马南介入“密谋”的可能。
司马南在《困惑》的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涉嫌撒谎的异常表现,令人怀疑司马南是《困惑》的作者或者作者之一,而所谓“原作者苏伟等”“苏伟先生不过是无数转发者之一”都是谎言。即使司马南不是作者或者作者之一,也可能是知情人,即知道作者是谁,并配合作者传播。
当然,思宁上述分析只是质疑,并非结论。司马南似乎有义务作出回应或澄清。
思宁还估计,《困惑》“密谋”,也许已经成为“国保”侦查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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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为司马南的相册保存的老照片。
链接:揭露《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的左派“密谋”报告会(http://portal.sinoth.com/sining/1000086793.html

爱德华夏:可怜的共产党人——评《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文

爱德华夏 (2012-05-01 13:30:58) 新浪博客

评《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文前不久,一位网友电邮给我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名叫《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简称《困惑》)。在这篇文章前面有个简介,说“……重庆党校的一个叫苏伟的这么一个教师。写了一篇叫‘一群共产党人的想法’。非常地厉害,可以看到当前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我看完这篇文章后,感觉这只是思想意识领域里的激烈斗争,应该在思想意识领域中解决,所以写了这篇评论文章。希望这篇文章像是一颗思想的子弹,能击中“魔鬼”思想的要害。同时也希望它像一颗药丸,可以让苏伟之类的普通共产党员们解惑清醒。

《困惑》一文确实表达了相当多的,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非常典型。这群普通共产党员大都像我一样,“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状态(如朝鲜)中成长,严重受到毛泽东建国后期的思想束缚(洗脑)。他们的大脑,如同清朝女人的小脚一样留下残疾,至今还信那些过去被灌输进脑子里的主义。

现在有两大浪潮正在冲刷洗涤旧的世界,并猛烈冲击着中国。一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二是政治自由民主化浪潮(简称两化浪潮)。自从中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率先涌入中国,而政治自由民主化的浪潮却被阻挡在外,但也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力量和普世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许多中国人为之欢喜,张开双臂迎接,自愿接受它的洗涤。有些人成为弄潮儿,展现出自己卓越的才能,成为富人。在政治自由民主化浪潮即将来临之际,许多人翘首以盼,更有一些勇敢的人(包括一些党员)在努力争取这浪潮早日到来。

可是,在两化浪潮面前,这群普通共产党员困惑了,甚至恐惧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到来时,他们不肯“下海”游泳,也不敢在风浪中搏击。在政治自由和民主化浪潮面前,他们更加恐惧,担心被海浪“淹死”。

造成他们困惑和恐惧的主要原因是,一来他们长期在专制的模式下生活,失去的自由发展的能力;二来他们轻信了专制权贵们对于自由民主的污蔑之词,以为自由民主的浪潮是“洪水猛兽”。所以,困惑加恐惧紧紧捆绑住他们,他们面对两化浪潮,只能发出一声声叹息!

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后,这群普通共产党员又看到了希望。他们积极追随或赞扬其“唱红打黑”,把薄熙来当成“薄太阳”,希望他能像毛泽东那样领导中国,然后在全国发动一场像“文革”那样的“唱红打黑”运动。到那时,可以重新打倒新生的“资产阶级”,劫富济贫,甚至杀富泄愤。他们可以一边热烈拥护“薄太阳”,一边轻松地分钱分房,实现共产梦想。

让这群普通共产党员没想到的是,“薄太阳”刚冒出地平线,就被“后羿”用法律的弓箭射下,再无升起的可能。他们痛苦之后是失望,失望之后是绝望,绝望之后是哀怨,哀怨中又参杂着很多的困惑。下面我们看他们到底有哪些困惑。

《困惑》先是赞美十年前“我们是一群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的普通共产党员,”对“新一届党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和阐发‘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由此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但是从近十年的社会发展状况看,十年前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为此感到很困惑。

这群普通共产党员困惑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他们脑子残了,把历史和现实混为一谈。他们也患了色盲,除了红色之外,见不到蓝白两色。他们面对两化浪潮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仍然沉湎于毛泽东当“红太阳”的时代。

这群普通共产党员只习惯于崇拜一个人,一个党,而不崇拜正义和真理。他们不知道这种思维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们崇拜的人。例如薄熙来、毛泽东受崇拜后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最终由聪明人脱变成为害人恶魔。

中国这十年来,确实十分黑暗和腐败。这既是几十年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积累的恶果,也是中国守旧势力抵制世界文明力量产生的冲突所致。黑暗和腐败的官员没有遵循“以人为本”的号召,而是“以个人为本”千方百计谋私利发大财。

“以个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在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它可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可在中国,法制成了官员们的“妓女”,随意被他们玩弄,“以个人为本”造成贪官横行,无法无天。

这一切黑暗和腐败都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他像一颗五千年的大树,腐朽树干上爬满了蛀虫,树枝上结满了毒果。这群普通共产党员们迷恋这颗大树,一边痛恨树上的蛀虫和毒果,一边维护和浇灌这颗专制大树。他们护其根本而骂其外表,自相矛盾,不得解脱,产生了一大堆的困惑。

《困惑》说“我们欣喜地看到,西南大地的重庆焕发出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色的曙光。薄熙来同志倡导下的唱红、打黑、民生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回来了,”。这群脑残的普通共产党员们,他们没看到“唱红”是忽悠人,“打黑”是黑打。“薄太阳”利用“唱红”蒙蔽民众,利用“黑打”树立个人威信,其目的是篡夺全国领导权。他得逞后必然搞类似“反右”“公社化”“大跃进”“文革”那样的运动。有些经历过“文革”还活着的人,想起来就难过掉泪。

《困惑》提出了七个困惑问题,我逐一解释:

第一个困惑是“‘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现在已经清楚了,薄熙来老婆与家丁有谋杀英国人的嫌疑,王立军调查发现真相和证据,担心被追杀灭口,逃进美国领事馆避难。这就是真相。

《困惑》问“那他(王立军)为什么不去北京揭发,而到领事馆揭发呢?”这问题只有脑残人才会有。薄熙来是高官,加上他爹的背景,势力庞大,谁还敢相信北京?如果王立军不是逃进美国领事馆避难,早就成了日本电影《追捕》中的横路进二了。

第二个困惑是“中央究竟是就‘王立军事件’追究薄熙来同志的责任,还是就重庆的发展之路追究其责任?”。薄熙来为包庇家人犯罪,毁灭证据而追杀办案的王立军,足见他政治堕落。这种人领导“重庆的发展之路”是条什么路可想而知。要不是中央照顾重庆市委的面子,早就把重庆市委的黑暗都暴露出来了。没看到这市委赶紧表态拥护党中央,就是怕被揭老底。

第三个困惑是“重庆的发展之路究竟错在哪里?”。文中讲了很多词汇,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就是不讲法制。这群脑残的普通共产党员们,心中只有红色观念,没有法制观念。他们脑中的法制观念那根神经,早在年轻时就被毛泽东剪断了。

第四个困惑是“最需要反思的究竟是谁?”这话更像脑残人说的话。他们心中的“薄太阳”中箭落到山下,心中的希望破灭了,最需要反思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应该多想想为什么?从而解开自己的困惑。可他们却让总理温家宝反思,这样一来,他们的困惑永难解开,越来越多。 

第五个困惑是“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什么?”这问题太孩子气了!薄熙来的目的第一是权利,第二是权利,第三还是权利。毛泽东掌权后为千古留名,薄熙来若掌权,定会要名利双收,干掉一切反对他的人。他人性狠毒,路人皆知。

第六个困惑是“要不要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当前形势及重庆事件?”。毛泽东最拿手的绝活是加剧阶级矛盾,制造阶级冲突,然后领导一个阶级斗争压制其它阶级。这群普通共产党员们真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情急之中想起了毛泽东“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想用阶级斗争救自己。我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世界形势已经大变,谁再那样做死的快!

第七个困惑是“中国改革之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用普世价值理论取而代之?”。这话最像脑残人说的话,明知道西方文明和理论是“普世价值理论”。却仍然以早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就像明知道导弹武器先进,却仍然拿着手榴弹去作战,这不是找死吗?虽然理论争论不会死人,但是他们一定会被骂得垂头丧气!

我现在对这群普通共产党员们的怜悯,大于轻视和嘲笑,因为我把他们当做精神上的残疾人对待。毛泽东当政时期残害所有的中国人,有些人的思想渐渐减轻和恢复到了天然状态,接受了普世自由平等价值观。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的头脑却永远残疾了,像被裹残的小脚一样不能复原。真可怜!

一个文明的社会,不仅要关心身体残疾的人,也要关心精神残疾的人。我建议社会对他们的困惑多些理解,对他们的痛苦多些安慰。在实现民主法制社会以后,应为专为这些人建个“红色保留地”,就像美国为印第安人建保留地那样,直到他们都带着旧日的习惯和回忆渐渐衰老死去。有些人就是这样,年轻时形成的思想观念,到死都肯不改变。这没什么,只是防止他们继续危害年轻人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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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一群普通共产党员的困惑
转自:香港最前线


我们是一群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胜利的普通共产党员,或多或少都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知识。重庆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同大多数群众一样存在着许许多多不解、困惑和问题。我们实在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就重庆事件引发的我们的一些疑惑和不解问题特向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请教。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一中全会之后,新一届党中央部分主要领导参观革命圣地西柏坡,全党和全国人民一片叫好声。 因为大家知道,西柏坡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最后一个党中央所在地。不仅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这里指挥了最终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战役,而且在这里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告诫全党,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要警惕国内外敌人的糖衣炮弹。并提出著名的  两个务必  思想。 在从西柏坡进北京的路上,毛主席一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进京赶考的,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党中央领导到西柏坡去,实际上是告诉全党,新的党中央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思想,要真正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正是这次西柏坡之行,一下子提高了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

2003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和阐发 以人为本  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由此又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 温家宝总理在十六大后的多次讲话中,针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片面的效率公平观,特别强调在注重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这一思想也受到思想理论界的肯定。那时候,党中央的威信非常之高,希望党中央继续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以往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新的三座大山等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七大又深入阐发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特别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由人民群众来享受。如果我们这十年来,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指导改革,我们相信,人民群众怨恨的许多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等现象一定能够得到较大的改变。

但是从近十年的社会发展状况看,十年前的许多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愈演愈烈。这十年,正是物价飞涨的十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十年,官员腐败更加严重的十年,少数人暴富更快的十年,私有化改革进一步加速的十年,汉奸卖国行为进一步严重的十年,道德行为进一步滑坡堕落的十年,国民素质特别是领导干部素质下降的十年,各种错误思潮更加泛滥的十年,非毛反毛言论行为愈发放肆的十年,官匪勾结黑社会更加猖狂的十年,老百姓更加怨声载道的十年,对外交往愈加软弱的十年,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的十年。一些老百姓把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归结为共产党干的,私下里咒骂共产党的言论非常之多。我们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受过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的正面教育。我深知,这绝不是共产党干的,而是各种剥削阶级思潮腐蚀影响党内权力者的结果,掌握权力的共产党内的官僚阶层、腐败分子与社会中的暴富集团相互勾结,大肆瓜分国有资产、大肆侵吞人民财富等各种原因导致的结果。我们中的许多人曾反复多次向群众做解释工作。如果我们的社会状况有所好转,我们的思想工作就容易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好转,导致我们的工作难上加难。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欣喜地看到,西南大地的重庆焕发出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色的曙光。薄熙来同志倡导下的唱红、打黑、民生使人民群众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回来了,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回来了,党中央在西柏坡重申的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思想回来了。同时,重庆的发展之路实际上正是遵循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结果。薄熙来同志多次强调这一点。例如,近些年来,关于做蛋糕与分蛋糕之争,实际反映了两种发展理念。片面强调做蛋糕第一,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不考虑发展的目的是人民群众,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来享受。这是完全背离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思想的。

而薄熙来同志辩证地解释了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的关系,强调没有公平地分好蛋糕,就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积极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做大蛋糕,人民群众也不可能享受到做蛋糕的成果。这不正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具体阐释和落实吗?重庆正是遵循这一发展思路,不仅做到了经济的大发展,而且物质、精神文明双丰收,黑恶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整个社会风气明显好于其他地区。我们中的许多同志去过重庆,接触过重庆的许多老百姓,特别是一些出租汽车司机,无不赞扬重庆的社会环境。当然客观地说,重庆也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我们不能苛求薄熙来同志,他能够做到这一步非常不简单了。我们就经常以重庆为例说明真正共产党还是为人民利益的。社会那些腐败、丑恶现象是共产党内的败类假共产党干的,应该把他们与共产党严格区别开来。也正是由于这活生生的实例,使我们周围的一些普通群众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共产党的错误认识,同时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实际上,伴随这几年重庆的巨大变化。对重庆模式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也有相当多的人反对之,说什么重庆的唱红就是 搞文革的那一套、打黑是黑打、共同富裕是剥夺富人的财产、薄熙来有个人野心等等。其实任何人做工作,就一定会有反对声音,这也很正常。薄熙来坚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和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不遭到既得利益集团、黑社会势力和思想方法片面的人的反对。但绝大多数重庆百姓和绝大多数国人都拥护重庆。中央政治局常委9位中的6位同志先后视察过重庆,高度赞扬了重庆的发展道路。今年1月,人民日报头版也发文,高度肯定并赞扬重庆共同富裕的探索精神。也就在这种重庆既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中央部分领导肯定的情况下,今年2月,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王立军事件,由此不仅牵动了重庆人民的心,也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他们不希望他们的打黑英雄倒下。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社会上各种猜测、议论纷纷,谣言也通过网络到处传播。新华社28日的通讯稿中指出这一事件个案事件,也就是说,它与薄熙来的工作和整个重庆的发展之路没有必然联系。直至今年两会开幕之前,两会发言人赵启正同志也说这一事件是孤立事件。两会期间,周永康同志还探望了重庆代表团,充分肯定了重庆的经验。重庆代表团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薄熙来同志就重庆经验回答了中外记者的各种提问。可万万没有想到事情急转之下,由此引发了全国人民的质疑声,也由此导致了我们这些普通共产党员的一系列的不解和困惑问题。

第一,王立军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整个事件的起因是王立军事件,但该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28日新华社的通讯稿说在调查中。至两会开幕,也始终没有公布事件的真相。314日温总理讲话中说: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但却要求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但这个事件的经过和性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只知道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领事馆,后又自己离开。王立军为什么要私自去美国领事馆?有传他揭发了上层某人物及其家人的腐败行为,而遭到追杀。这个人物究竟是谁?谁在追杀王立军?作为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难道不知道私自去领事馆的严重后果吗?也有说他去那里揭发薄熙来同志的腐败行为,那他为什么不去北京揭发,而到领事馆揭发呢?如果他是政治避难,他难道不知道其能否达到目的吗?难道不知道这一举动将自毁自己整个一生吗?离两会闭幕也已半月有余,中央仍然没有正式公开公布事件真相那么要求重庆领导究竟反思什么?薄熙来同志在这一事件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自己都一团雾水,搞不清楚。但是事件真相没有正式公布之前,却以此为理由,免去薄熙来同志的职务。我们实在不能理解党中央的做法?难道要求重庆和全党全国人民去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社会的愚民吗?

第二,中央究竟是就王立军事件追究薄熙来同志的责任,还是就重庆的发展之路追究其责任?

温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回答中直接的含义是指重庆的领导要为王立军事件负责。所谓反思,也是指这一事件的发生。中央公布免去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的原因也只是王立军事件的严重影响。但明眼人一看,以王事件免掉薄的职务只是借口,从根本上否定重庆发展道路经验和薄的功绩是实质。温总理讲话中谈到重庆的成绩时,说是历届重庆政府领导的结果,现重庆领导主要是反思王事件的发生。这是实事求是吗?庆人民知道,全国人民也知道,正是薄前任领导的那段期间,重庆黑社会势力猖獗,社会治安严重混乱。也正是薄到了重庆打黑之后,重庆的社会治安得到根本扭转,群众安全感逐步增强。温总理讲话却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重庆的成果归结为前任领导,把错误归结为薄熙来。这岂不是不干事的有功,干事的有错吗?这种现象在基层领导行为中太多太多了,往往由此给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以沉重的打击,并造成在领导职位上混天混地混差事的领导干部相当之多。我们竟然没有想到,这种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的逻辑也发生在中央领导层。胡锦涛同志多年前阐发过八荣八耻思想,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又强调要用 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那么中央要处分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薄熙来同志,为不作为的重庆前任领导摆功。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荣辱观吗?这就是给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的是非善恶美丑观的榜样吗?张德江同志到重庆之后的所作所为再此证实了中央实质是根本否定重庆的发展之路。既然党中央认为重庆发展之路不符合中央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指出?或者已经指出,薄熙来同志仍然一意孤行,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以薄背离中央路线为由免去薄的职务呢?却要把偶然发生的所谓孤立的王立军事件作为借口免掉薄的职务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了解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斗争。政治家为了排斥异己,公开的理由拿不出来,于是就制造或利用种种可以作为借口的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玩弄权术的手法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而中央的这次撤薄行为,与历史现象何其相似?但愿我们的这种联想是错误的。

第三,重庆的发展之路究竟错在哪里?

重庆的发展之路究竟错在哪里?这是由王立军事件引发的我们一系列疑惑问题中的最大疑惑。前边已经指出,重庆发展之路是对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实践的最好诠释,也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够看出,中央否定的是重庆的发展之路,但中央否定的事实和根据究竟是什么?至今也没有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明确的回答。但从网上各种言论特别是张德江同志到重庆后清除薄熙来在重庆留下的一切痕迹和折腾做法,如重庆规划和打黑展览撤销,原打黑办案人员受到调查,为打黑对象翻案,取消唱红有关活动,重庆卫视决定恢复广告播出,原路面各种宣传牌一律摘除,黄赌毒现象开始复苏等等。可以得出结论:中央否定的恰恰就是重庆经验的最大特色即唱红、打黑和共同富裕,也就是薄熙来被撤职之前的对重庆模式的反对声的基本理由。这也就是我们这些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共产党员的最大困惑?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国旗、军旗是红颜色的。绝对不是光学意义上的一种特殊光波,而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极其丰富内涵的一种符号。在我们看来,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向,就是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精神,就是指引和带领全国人民奔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旗帜,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这一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它一成立,就始终高举旗,才有一系列的伟大成就。没有,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重庆的第一张也是最重要的名片就是以江姐为代表的红岩精神。正如薄熙来同志所说,共产党人不唱红,难道唱黑?唱白?唱黄?正是重庆人的唱红活动唱出了理想、信念、精神、正气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才有了重庆今日的巨大成就。唱红活动何有之错?何有之罪?

也不是纯粹光学意义上的光波。在中国文字解读中,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邪恶、丑恶、腐败、残暴的现象和势力,意味着对历史进步的反动,意味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肆意践踏、残害和剥夺。共产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意味着与势不两立。共产党人两个决裂思想就意味着其一切活动都是为了铲除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头上的黑恶势力,翻身求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黑恶势力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才有了全国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有新中国六十年的极其巨大的成就。但是必须看到,近三十年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已经灭绝的许多黑恶现象、黑恶势力从开始抬头发展到目前的极其猖狂,已经发展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薄熙来同志在重庆打黑,再次给予重庆的黑恶势力以沉重打击,由此维护了社会正义,也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得到了根本保证。打黑何错?打黑何罪?黑恶势力否定打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可是一些号称共产党的共产党人也否定打黑,实际就表明这些人的屁股已经彻底坐在黑恶势力一边,彻底暴露了他们假共产党的面目。关于污蔑重庆的注重民生的共同富裕之路的错误言论,更是无稽之谈。固然,任何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重庆的唱红打黑共同富裕的工作也会存在许许多多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改进和纠正。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看问题的基本方法究竟是看整体、本质、主流,还是看局部、现象、枝节,一叶障木?那种借口重庆发展之路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王立军事件而根本否定重庆发展之路的人轻说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重说就是别有用心。不知道我们的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如果说是错误的,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

第四,最需要反思的究竟是谁?

共产党人做任何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早在1945年就指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要重庆领导反思王立军事件。应该说也没有错误。但问题在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中国无论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外交方面出现了比王立军事件严重十倍、百倍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事故,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人物、现象,怎么就从来没有见到过国务院领导对各省市、各部委提出的严厉批评和反思的要求?共产党人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只是对别人的,也首先要对自己。前边我们已经指出中国近十年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作为国家的总管家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有多大的责任?该不该首先向人民反思?天天把改革挂在嘴边,却对自己的所谓改革带来的一系列甚至严重的后果始终一字不提。天天喊要人民监督政府,现在人民就要求国务院就十年的工作认真全面地做一次彻底的反思!不知道我们普通共产党员是否有权利提出这些要求?这些要求是否合理呢?

第五,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什么?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和阐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并在全党开展了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如前所述,重庆所走的道路恰恰就是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的楷模,由此不仅给人民带来了真正的改革开放的实惠,也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和威望。就是这样一位忠诚于社会主义、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的好干部,有些人总是说三道四,为薄熙来同志泼污泥浊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指责薄熙来同志动机不纯,他搞重庆模式是为自己进政治局常委捞政治资本,是个人野心家。我们不排除薄熙来同志有到更高级领导岗位发挥自己作用的动机。那么有向上走的愿望就一定错吗?现有官场中,有哪一位干部不希望自己继续高升呢?拿破仑说过,不愿意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领导干部希望自己的官职进一步提升本身没有错误。关键在于他为什么希望自己提升?究竟靠什么提升?如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希望自己能够在更高级的领导岗位上发挥作用。这种愿望没有任何错误。同时升迁的主要方式也是依靠自己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干实事。这就更没有错误。另外一种希望升迁的动机主要是希望获取更大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同时也主要是依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虚假政绩的方式。这种升迁动机、行为绝对是错误的。但从薄熙来同志在重庆的巨大的成绩看,他是从重庆三千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实实在在为重庆人民干了那么多的事情。目前中国所有的省部级干部中,有谁能够有薄熙来同志那样高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养和水平?有谁能有薄熙来同志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有谁能够与薄熙来同志的政绩相比?有谁能够在人民群众中赢得如此之高的威望?重庆人民也是全国人民希望薄熙来同志能够到更高级的中央领导岗位为十三亿人民做出更大贡献,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攻击薄熙来动机不纯、有个人野心的人完全是小人度君子之腹,别有用心。

另外,中央这次对薄的免职行为究竟目的是什么?当然,中央公开的说法也是从国内外局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但我们这些最基层的普通党员和群众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怎么总觉得其中夹杂个人的不纯正的动机呢?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网友用司马迁写史记的手法写的一篇《新史记·薄公熙来传》,用几百字的文言文把重庆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联系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其中谈到薄熙来被撤职的原因时说:近则忧其笼络人心而功高盖主,远则忧其独树一帜生登基之变。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官场权力之争的大量事实中,这种分析和推测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党中央的主要领导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岂不是小鸡肚肠、嫉贤妒能的心理状态在作怪?岂不是典型的封建思想吗?这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吗?这是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行为吗?我们真不希望中央领导撤薄的行为动机是这样。可是不做这种解释,又做何种解释呢?政治生活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了。

第六,要不要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当前形势及重庆事件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是,自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够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坚持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认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重大社会问题。尽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过程中曾经出现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他们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党在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中,也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

1981年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坚持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包括重庆事件这种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去发现规律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始终不死。原苏联解体的外部主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同理,今天西方国家也在继续延续他们的政策,采用更加多样的手段试图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中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所有制基本都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经济关系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中,私有企业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公有企业。这些私有企业中仍然是企业主依靠资本雇佣劳动者,并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按照列宁给阶级下的定义,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剥削阶级集团这种利益集团为了在经济上维护既得利益并攫取更多更大的利益,必然发展到政治上的种种要求,并在党内寻找他们的利益代理人。国内外的种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阶级、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在关系到中国未来走向的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这种斗争必然更加尖锐、激烈。尤其是重庆发展之路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已经遭到西方反动势力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各种腐朽势力的竭力反对。他们必然联起手来,采用各种直接间接、公开隐蔽等下流卑鄙手段诋毁、攻击薄熙来同志及重庆模式,同时也会腐蚀、拉拢、欺骗、威胁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挑拨我们队伍同志之间的关系,并想方设法力图阻止薄熙来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近些天网上流传的维基解密惊爆美国智库对白宫建关于薄熙来部分的内容不就证实了这种斗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吗?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绝对排除王立军事件中美国操作、制造和利用的可能性吗?3·15之后,从国内外媒体的反映看,几乎所有西方媒体和国内极右势力、自由化分子、暴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欢呼叫好,而国内基层普通百姓大多数不解、困惑、惊愕、反对、愤怒。还看不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阶级斗争的实质就是根本不同的利益集团的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站在对立的阶级立场上,对同一问题必然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来。我们的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否正确呢?

第七,中国改革之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用普世价值理论取而代之?

党章和宪法上都规定,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十七大政治报告在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第一条就再次强调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了在思想战线上要做到四个划清,特别强调要划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和私有制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界限。我们坚决拥护这一思想。因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确实存在着一股反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话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泛滥给予严厉的批评。近些年来,这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仅没有消弱,反而更加猖狂起来,同时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和侵蚀到某些领导人身上。当前这股思想的重要表现就是鼓吹早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和批判的资产阶级抽象人道主义当今的变种普世价值理论这种理论竭力宣扬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鼓吹私有制度的永恒性、人本性自私论、三权分立论、多党制、军队国家化等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思想理论界,这种观点具有相当大的市场,揭露和批判的阻力重重。去年两会吴邦国委员长在闭幕会上强调五个不搞,就是对这股思潮的有力回击。可是我们看到,中央领导层中的调子并不完全相同。个别领导人在公开的各种讲话和发言中,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来没有参观过各种红色遗址,却大讲特讲中国古代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绝不是反对引用古代人和西方思想家的合理思想。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从不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只讲西方思想家和古人思想,能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吗?我们把某领导人和薄熙来同志的一系列讲话对照一下,看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谁是在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且从近期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文件、政策,基本上就是加速私有化的进程。这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吗

314日的记者招待会后,从互联网各种不同的民意调查中,某领导人(按:指溫家寶)的威望急剧下降,相当多的人认为其对薄的批评实际是借王事件排斥异己,从根本上否定薄熙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目前网上疯传该领导人家族已经成为中国首富,被其家族聚敛的财富已经超过100亿人民币。其子、妻、弟也都各有数十亿的家产。另外其家族的上代一人是日伪时期伪天津市市长,曾勾结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决。上述材料不知确实与否?希望中央领导认真调查核实。如果基本事实属实,那么其一些讲话、做法的目的不就十分清楚了吗?但愿我们的分析都是主观主义的。

2002年,新一届党中央成立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寄予多么大希望呀!特别是西柏坡之行,不仅赢得了掌声,也极大地增强了大多数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但十年来,社会生活中的多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好转,而且在继续恶化。我们也深知党中央这副担子非常沉重,不能苛求其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同时也希望这届党中央在十八大之前能够顺利交班,把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头人交给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实践能力更强、人民群众更加信赖的领导者。从我们接触的相当多的人民群众的反映看,确实希望薄熙来同志能够到中央领导层工作。但绝没有想到发生最近的事情。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由此也使更多的基层党员和普通群众更加担心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难道毛主席曾经预言并力图防止的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也要变质变色?也要做李自成?也要重走苏联亡党亡国之路?杜勒斯的和平演变的梦想竟然在中国也要变成事实?由此使更多的老百姓也更加怀念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近些年来,全国各地群众在毛主席诞辰和去世纪念日自发组织的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集会越来越多的事实不就是这种感情和不满现状情绪的反映吗?胡锦涛同志去年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包括中央部分领导已经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严重。不知中央领导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多么不愿意看到,毛主席领导和建立的千百万革命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红色政权在这一代领导人身上断送掉。否则的话,这代领导人将是中国共产党的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全中国人民的罪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罪人。但愿我们是杞人忧天。

不多说了,其实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相信,上述问题绝不是我们周围的这一群普通共产党员和基层群众的疑问,全国大多数的还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和普通群众都有上述问题。中央领导与我们之间的地位极其悬殊,但追求和探索真理的权利是平等的。我们有权利将自己的各种困惑、疑难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各位网友、周围的同志也包括中央领导诉说和倾诉,也有权利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希望各位网友、周围的同志也包括中央领导,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给予我们上述问题以科学的回答,澄清有关事实,并指出和反驳我们的错误所在。我们是党和国家的主人,我们不愿意做稀里糊涂、麻木不仁的盲从者。如果能够真正解开我们上述的疑惑问题,在思想上认识自己的错误观点之后,我们一定与党中央保持思想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的一切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