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陈平原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
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学术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表作有《北大精神及其他》、《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老北大的故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等。
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
文 | 陈平原
摘 要
陈平原不无感慨地说道“今日这个时代，很难想象年轻学者在会上对着出版社老总批评说不给青年人机会。”八十年代的风气一去不返了。同时他感到自己那一代学人的迅速成长得益于长辈支持，今天要出来呼吁尊重年轻人，要给年轻人出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平原先生于2016年4月22日来到复旦大学鹿鸣书店，举行了题为"八十年代的我们——一个人文学者的经历、观察与思考"的讲座，与现场青年学子分享了自己对八十年代的回顾和反思。
陈教授的经历很丰富，讲述也十分生动，听来仿佛身临其境，一览八十年代的光辉岁月。但同时，他对八十年代的反思更引人深思，通过对时代背景和心理认知的挖掘，力图为我们还原一个不溢美、不隐恶的八十年代，让现在的青年人从一代人的理想与失落当中看清时代的风景，走好自己的路。
不是主将的参与者更有历史感
对于所有的论述"未来记"和"回忆录"都是基于当下的思考，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中提到中国人的想象力不足，但中国人在回忆的时候想象力又过分，很多没有的事情越写越复杂，越写越精彩。有人说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那一章是最有历史感的，陈平原笑称这是因为自己是受访者中"最不重要的"，而不重要的人没有历史的负担，是参与者，但不是主角，所以更容易客观描述。
他类比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有两卷前言写得好，一是胡适，提供了很多史料，但问题是他太过纠结于自己如何发动白话文运动的过程，真切但是琐碎，有唱赞歌的嫌疑。而鲁迅那一章写得好是因为鲁迅说他只是听将令，帮那些猛士们骂几声。参与其中，但不是主将的人谈历史，这是切入回忆的重要角度。
鉴于回忆往往是个不太可靠的事情，陈平原在叙述八十年代时仅是基本叙事加点评，不做过多阐释。采用限制视角，即只讲自己所见所思，不知道的不说，以自己的故事为主线，回顾、反思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1980-1989、1978-1991、1978-1989三种八十年代的定义中，陈平原选取的是第三种定义，即1978-1989年。八十年代复杂异常，他只谈精神文化。
时代背景："春光明媚"又"一无所有"
理解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氛围可以从两首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作为切入，首先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唱的“美妙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为何八十年代那么积极？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时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实现小康，到世界末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富裕国家的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是一千美金。1980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协的茶话会上第一次公开谈，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年代，因为二十年后我们要实现小康的指标。这也是89年之后众多变更的政治口号中唯一没有改变的。
到了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第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上街游行。同一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上，崔健的摇滚乐横空出世，那首《一无所有》震撼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灵，“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是情歌，更是现实的寓言。八十年代既是春光明媚的，也是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借歌曲表达自己的失落感，从86年的“一无所有”可以预见之后的故事。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八九十年代之交，闯物价关成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果不其然就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在这风云急剧变幻、交织着希望与绝望、充满机遇与陷阱的大背景下，八十年代的读书人雄心勃勃又战战兢兢地登场了。
陈平原的八十年代关键词共有五个：上大学、办杂志、开会议、组社团、办丛书。
并非"永远"的1977
第一个关键词上大学。
一代人命运的改变从1977年恢复高考说起，2007年恢复高考30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举办了征文纪念活动“永远的1977”，但陈平原为《永远的1977》作序《未必"永远"的记忆》，强调“当初幸运跨过高考门槛的年轻人，如今大都功成名就，确实到了讲故事的时候”，但这样会把不成功者的叙述悄然排除了，当年27:1的录取率决定了大部分人没有考上，还有很多知青没有回城，有很多就此埋没终生。历史转折关头很多人被甩出去了，1977并非对所有当事人都意义非凡，是永远的记忆。
讲“永远的1977”的都是成功者，成长起来后碰上国家知识化、年轻化的战略，77-79级这些大学生日后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读书的热情后辈人的确难以比拟，因此并不能体会被淘汰者的苦楚，不知道人世的若干艰难，很容易把这个时期理想化。所以回忆故事值得倾听，也要质疑。
1978年2月至1984年7月的中大生涯让他自言“脱胎换骨”，然而他却发现“校友之追怀大学生活，不是老师风采，就是同窗情谊，再有就是演戏、出游、办杂志、谈恋爱”，而大学四年的主体——上课、讨论、复习、考试，基本都被遗忘了。逸闻琐事让后人觉得读大学很好玩，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枯燥无味的苦读。
为了追索八十年代读大学最真实的状态，他还请中大中文系帮忙复印了所有的学籍和课程表。他曾写文章回忆一门课程花了一年学文艺理，学的就是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考试题目是“文艺工作者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如果不答讲话中提到的“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就算错。依靠课表才发现，原来这个课本来就叫毛泽东文艺思想，但由于政治风气的变化，入学前，课程的标号成了马列文艺理论，后来又改为文艺理论，两个月之间变了三种说法，老师来不及备课讲的还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这就是那个时代政局不稳定的表现。
朋友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第二个关键词是办杂志。
《红豆》是当时著名的学术文学刊物，总共出了7期，可谓全国所有校园学生杂志印刷水平中最高的，那是因为《红豆》得到学校拨款80元，在广州空军印刷厂印制，然后一本5毛上街卖。
为什么停呢?《红豆》第四期上刊登短讯：
一、编辑部已同全国各大专院校27个文学刊物建立联系;
二、全国高校文学刊物《这一代》创刊号十二月初在武汉出版。
这两则貌似喜讯潜伏着危机，因为文革刚刚过去，27学校大学生的串联和"激进"言论。这引起当局高度警惕，决定予以取缔，《这一代》就此胎死腹中。创刊号成了最后一期，在当局查封之际，学生冲到印刷厂抢，拿出来卖，卖出16000本，黑市价居然超过原价10倍多。
广州的风气最开放，学校出钱给学生办杂志。忆及自己在办杂志浪潮中经历，陈平原两年半内，在《红豆》发了7篇文章。这并非因为编辑的特权，事实上编辑只负责文章的排序。而是只要得到导师的首肯之后便能刊载。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反对异化理论，他1983年第一期的一篇《论西方异化文学》不幸中枪，被上级点名批评了，是他的导师挺身而出，扛下了责任。事后回忆道：老师吓出一身汗，早些年因为一篇文章有可能一辈子翻不了。吊诡的是，两年后这篇文章在省里获奖。
《文化：中国与世界》是另一个名噪一时的杂志，但只出版了五辑。而且文章的编排十分随意，各式文章混在一起，一来是为了打破传统，给青年学人机会，二来是没有那么多稿子。陈平原说自己有幸未经审稿发表了两篇，是因为编委的文章优先发表。所以文章来源基本就是编委自己写的、朋友的、朋友老师的。什么是好文章呢?甘阳有句名言"朋友的文章就是好文章"，类似于民国同人刊物，志同道合的人凑在一起互相取暖，而同人刊物的崩溃在于不发朋友的稿子而搞帮派了。
再就是1988年春夏之交朱伟承包了一份濒临关门的纪实文学杂志《东方记事》，移师北京，另起炉灶，首创用"栏目"的方式来办杂志，很多栏目主持人身兼数职：组稿、写稿、编辑。顾问是汪曾祺，专栏主持人有李陀、戴晴、苏炜、刘再复、钱钢、史铁生等人，而陈平原负责"读书俱乐部"栏目，自嘲道"多么不重要的角色啊"，故而又能轻松旁述。
八十年代的风气一去不返
第三个关键词是开会议。
硕士二年级，他想带着自己的论文《论乡土文学》参加全国会议，导师的意见是“文章写得不错，但我不同意参加”，可最后他还是去开会了。他后来的老师王瑶先生评论：这就是西南联大的风格。老师是有立场的，但却能赞赏学生立场不同又自成一说的，无疑是那一代学人的胸襟。
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是198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为打开八十文学研究新局面。他和钱理群、黄子平发表《论二十世纪文学》，有趣的是，三人谈中的核心钱理群，可参加会议却推举当年最年轻的陈平原上阵。他们催生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如今陈平原的评价是：30年前的谬误很多，但概念基本被接受，到九十年代很多大学开设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课程。
从《读书》到《文学理论》，关于此事的讨论最终集结出了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这书重印好几版，三个人的名字排序不一样，先是把陈平原放在前面，后来为了尊重事实又把钱理群放回最前。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风格：八十年代是尊重年轻人的时代。这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气象与风度，在其他的领域中也是如此，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酝酿出一场场日后影响深远的变革。而九十年代之后，这样的故事就越来越罕见了。
另一个有力的例子是1988年在镜泊湖的中国文学史讨论会，会议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了一个征求作者意见的座谈会，大家不好意思开口，陈平原打破沉默，对该社偏重编纂老一代文化名人的文集，而忽视学界新生力量的做法提出批评，提到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人文论”丛书很有冲击力。而出版社的领导也很有雅量，接受了批评。
陈平原不无感慨地说道“今日这个时代，很难想象年轻学者在会上对着出版社老总批评说不给青年人机会”。八十年代的风气一去不返了。同时他感到自己那一代学人的迅速成长得益于长辈支持，今天要出来呼吁尊重年轻人，要给年轻人出路。
情怀与傲慢
第四个关键词是组社团。
首先要提及的是1986年在北京成立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主要以介绍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为己任，主力是北大和中国社科院当代西方哲学专业的的研究生发起，创办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对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广泛影响。除了作为“领袖”人物的甘阳、苏国勋、刘小枫，“霸气和匪气结合起来，干一番大事业”，他还特地提到了已经去世、当年打点台前幕后诸项事务的王炜，虽八十年代后不再从事学术创作，但保障工作功不可没。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三联书店的丛书广告，受到高度关注，这个过程既是壮志凌云也是跑马圈地，因为没有版权，只要有书就开始翻译，广告一登，别的出版社就不再翻译了。这一批书的盛况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三联出版社独立后，急切地需要书稿，撞上一批渴望施展拳脚的年轻人，一拍即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49本，大都系第一次翻译的著作，如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萨特等。《悲剧的诞生》《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印行20万册，中外学术界、出版界都看呆了。策划的书目大部分(46本)都翻译出来，而且不断重印，这是第一批认真学习西方二十世纪学术成果的作品，现在看来大部分是好书。
编委会后来解体的原因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很多人流亡海外，有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有学术趣味的分疏，还有文人相轻。做事情往往是这样，还没起来时大家往往能齐心合力，有人牵头就有人不服气，稍有成就谁也不服谁，相互闹矛盾。总之各种各样的矛盾都出现了，"这批人89年就散了"。如今反思，那批人年轻气盛、才华横溢，带着诗人的趣味与情怀，但也带着哲学家的傲慢与偏见。
陈平原认为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和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中的一些说法对两个团体的评价有失公允。一个是中国文化书院，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发起，主要汇集老一辈学人，引进西方的儒学研究，1984年10月成立，其工作并且一直延续，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传播值得尊重。另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丛书出版时间始于1984年，终于1988年，共出书74种。由金观涛主编，编委构成最为复杂，涵盖多个领域的学者。内容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个方面，包括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因为走向未来丛书是编译，陈平原笑称这套书是"译得动就译，译不动就编"。所以翻译水平一般。但贴近现实生活，影响极大。
徐友渔在总结八十年代中期学术文化活动时往往依照当时有影响力的山头分成三派：国学、科学、人文。陈平原提到此外还应注意两股力量：一个是以王元化为首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他们讨论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向人性的复归，这股思潮中还应该算上王若水和周扬。二是以邓小平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出的一套《二十世纪文库》，主要引介社会科学新思潮和观点。但不管叫什么派，所有社团都没有登记，也没有档案，只是自由结社。
盛况空前的丛书热
第五个关键词是出丛书。
这次的核心在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核心力量是“新人文论”丛书，专门给年轻学者出书，比如许子东《郁达夫论》、赵园《论小说十家》，李庆西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后来这套丛书出了十六七种，像吴亮、黄子平、陈平原、南帆、王晓明那些学者当时还初出茅庐，后来都成了学界中坚。”近三十年后再回首那段经历，黄子平说“生逢其时”，王富仁城“朝花夕拾”，许子东则称“赶上了文学评论的黄金年代”。这套地方出版社囊括南北方青年学者出的书，“真的很有眼光”。
浙江文艺出版社后来乘胜追击，又做了一套“学术小品”丛书，参与编这套书的时候，陈平原只写过一篇短文，但总编一口咬定他能写随笔，就逐渐敢写了起来。从《书里书外》开始，陈平原写专著也写小文章，也告诉学生从事学术研究，也要和公众对话，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经验表达，两种笔墨同时经营。
再后来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刊行的“人文研究”丛书。第一辑6种，西学为主，中国研究的声音出现，日后则是研究中学或比较的更有市场，陈平原自己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不断重印，而苏国勋、杜小真介绍西学的著作则没那么幸运了。
该丛书第二辑1988年交给出版社，但因政治风云变化推迟到1991年方才出版，基本上讨论的都是中国问题，例如钱理群《周作人论》、赵园《北京：城与人》、汪晖《反抗绝望》等。可见，随着编委会的着眼点从翻译向研究转移，所谓"全盘西化"自然站不住脚了。他说钱理群是判断是对的：第一步先引进西学，然后转向中国的研究。发展过程是引进西学，消化，然后自己创造。
反思编丛书的经历，陈平原得出了更加中肯、理性的评价：这个编委会留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确实是以“西学引进”为主，还有就是书生气十足的“学问崇拜”——前者使得编委会不认同中国文化书院的价值立场；后者则让编委会成员普遍看不起“走向未来”丛书的兼及官府与学问。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轻视中国学问、轻视和现实结合的社会科学。
八十年代文学意气风发的年代不存在了。八十年代最聪明的人去学人文，北大中文系哲学系的很多都是各省第一名，到了九十年代，学生要考虑出路问题，读中文的很多就是第二志愿，考不上去商学院就去念中文，然后是历史，最后是哲学。那一代的青年学人年少轻狂，不拿老长辈当旗帜或顾问，甘阳说“谁来当主编?他懂吗?!”，希望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姿态让后来年轻人羡慕不已。
八十年代的幸运儿
陈平原这样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绘制基本轮廓：思想解放与西学优先，哲学与文学引领风骚，理想、激情和意气用事并存，散文时代来临。此外还格外强调了学院体制的恢复与重建的重要意义，这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勃兴背后的推动力之一，78年除了恢复高考，值得铭记的还有派遣留学生和恢复学院体制，有了完整的学位体系，从八十年代起建立起了一套自给自足的学术体系。
激动人心的呐喊着呼啸着前进的学术变革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接下去是没有多少诗意而又更加艰辛的常规建设，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八十年代的弄潮儿们从“诗歌时代”走向“散文时代”，能否适应新的时代风气，如何继续引领风骚?
毕业三十周年回顾，他在《我们和我们的时代》中直言：我们都是幸运儿，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来，跌跌撞撞，锲而不舍，但因踩上了大时代的鼓点，于是有板有眼。回顾三十年有一点成绩，但并不像想象中得那么大。当年指点江山的年轻人今日也成了掌权的老一辈，陈平原自问，这一代人有没有辜负自己的时代?之所以这样自我拷问，是因为他心里还有另一把标尺，八十年代的一代直接对话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五四一代，长年的五四研究的这把尺子让他知道差距，就拿《红豆》对比新文化运动中年的《新潮》比，学问想比不过，对比台湾1960年白先勇他们的《现代文学》比，文学比不过，八十年代的青年只是在荒芜的大地上得到了充分表演。如果出生在平庸的年代很难做出成绩，所以到了自己的这个年纪，长辈有义务为后来者搭建舞台。
年轻人没有舞台唱不了戏
今天中国大学生之所以承载了如此多负面印象和社会的普遍媒介化分不开，在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全民皆可借助网络发声，众生喧嚣在所难免，但这代表不了中国的优秀青年人的面貌。1936年全国有4万大学生，2015年专本硕博合起来2800万。不能只怨大学生，只能说时代变化了，教育普及了，大学生不再有以前强烈的精英感了，但顶尖大学的大学生精英感和责任心依旧。这个时代不是精英消失了，而是精英不再那么自恋，责任更多了八十年代还有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个时代并不完美，但很多人，尤其是大学生，即便暂时一无所有，但仍走在希望的道路上。陈平原坦言，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艰难险阻没有八十年代年轻人那么多，但是对未来的预期不好;现在优秀的大学生眼界、学识、聪明远超过自己当年，但是焦虑和彷徨也远超自己。
这涉及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三个问题：首先，年轻人如何调整自我心态;其次，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激励我们的青年人;再次，长辈为青年提供舞台。物质条件的确已经好了太多，但重要的还有心理感受。总结自己那一代人，陈平原说他们起点很低，但锲而不舍，九曲十八弯，和这个国家和民族一起上升，走到今天。年轻人的迷茫是很可怕的，年轻人如果觉得没有未来意味着国家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过来人该为后来者做些事情。没有舞台唱不了戏，有时强求不得。生活在风云突变的时代，青年因其敏感与胆略容易脱颖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华的时间相对推后，表演空间也明显缩小，这无可奈何。如果只是做道德文章，批评青年人读书不认真、没有雄心壮志是于事无补的。
恰如其分地评价人文学
在提问环节，陈平原教授又谈到对当下的不满某种程度上讲催生了对八十年代的想象和好感，其实八十年代还有很多风雨坎坷，政治运动、知青回潮、裁军的困难、物价飞涨引起的动荡，这些今人今天都不太谈了，只记住了它的好处。
关于八十年向九十年代的转折，有种声音赞美八十年代，批评九十年代，但他提醒大家记得九十年代很多的制度建设很有意义，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把八十年代人文学者浪漫的想象落实了，没有这些实在的建设，我们走不长远。或许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人文学者的舞台，九十年代是社会科学家的舞台。他提出"理直气壮、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分析人文学的处境和发展方向，但警惕只盯着人文学的立场，忽视学术界的变迁，甚至看不到其他学科的价值。
要客观地评价人文学的位置，多年来他一直强调本国文学在本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北大百年校庆提出要追赶世界一流，让每个专业说与国际一流的差距，有的专业说二十年，有的说十年，有的说五年，只有他看不出人文学和世界的差距在哪里。这并不是中文系的骄傲，北大中文系应该和谁比呢?要比就要东京大学的日文系、耶鲁大学的英文系、索邦大学的法文系比，可是这个比较没法操作。一国文史哲学科的论述拥有很强的在在地性，是在和这个民族、这个时代一起成长的，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一起向前。
在国外，再厉害的中文系也是边缘的，而在中国，中文系不止是一个学科，也是一股精神力量，是溢出学科以外的文化建设的力量，不止关注学科，还要对社会发言。其实世界各国的本国语言文学教授都是如此，关怀民族的命运，积极参与当下的文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的未来是乐观的，他当北大中文系主任事说"人文学已经触底反弹了"，生源质量比九十年代后期好多了，那是更多考虑就业问题，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学生父母辈创造的财富可以供养起纯粹的人文学学习，很多学生选择中文系是因为兴趣，不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在优雅地读书。虽然回不到八十年代读书的热潮，但最差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
一代人的苦闷只能由由他们自己解决
至于当下的年轻人如何做，那只能看自己，每一代人都是基于自己的历史认识和价值立场做出选择。八十年代的过来人能做的仅仅是说说八十年代的情况，讲讲那些故事背后的价值认知和几十年后的自我反省。
现在有人批评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责任感，其实一代人的选择是历史逼出来的，这个时代不要求青年去堵抢眼，这个时代是完成谋生以外谈做社会贡献，教育让青年人记得，在生活之外还有一个境界，这已足够。过分的道德教训说了没用的，效果不好。
没有一代人不曾苦闷过，但一代人的苦闷只能由他们自己解决。八十年代的人并不是没有苦闷，很多人从英雄坠入到庸庸碌碌的谋生，很多人在国内呼风唤雨，出了国不被认可。他自己有个"失败"的教训，92年商品大潮来历的时候十亿人民九亿商，他特别地书生气，认为学问总要有人做，既然政府管不了，那就像北京三十年代的教授那样，用自己的钱出自己的话。那时候他们的收入不高，相当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四分之一。他和钱理群、葛兆光等六个人办了《文学史》杂志，后来感动了出版社和大学，接受了资助，这本杂志出了3期也就不出了。像堂吉诃德一样去挑战了商品经济大潮。
当老师的好处是看得多，眼界开阔，但当老师容易有个缺点就是好为人师。其实老师能做的就是告诉学生曾经有过的历史，然后让学生自己选择。
本文由曹柠撰稿、整理，未经陈平原教授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