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文革中逃亡记实及其它（摘编）
摘者述：有些人弹钢琴，拉小提琴或演奏其它乐器其技法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其成就也就如此。而诸如帕格尼尼、肖邦、莫扎特、李斯特及马思聪这样即可纯熟地演奏乐器，又能谱写出留芳百世的音乐作品的大师，才可被尊称为伟大的音乐家。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马思聪先生充满传奇的一生，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完全同意他的独到见解，中国大陆经过若干次政治运动及逐步既成的体制，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现存大陆知识分子只是或游离或攀附在某个政权的躯干之上，任其由之罢了。民国期间那一阶层无数如雷贯耳的大师，现在大陆能有何人与他们齐肩？“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1987年5月20日），中国广东海丰县人，中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他于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的音乐经典之一。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妻子王慕理、儿子马如龙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马思聪同太太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从1966年的春天开始，中国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文化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5月底，被“革命口号”煽动起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们，给他们的院长贴出了大字报。一夜之间，马思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的修正主义分子”。往日热闹的马宅也冷清了下来，学生再也不上门学小提琴。“文化大革命”，这个陌生的名词，让他感到惶恐、不可理解。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6月中旬，文化部系统的艺术院校的“黑线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学院的校园内，住进了“牛棚”。他们当中，有各院校的领导，知名的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马思聪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那里，马思聪他们被迫每天学习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写交待材料和揭发材料。
8月3日上午，一辆贴有“黑帮专用”标语的卡车，把马思聪等10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了学院，接受“红卫兵小将”们面对面的批判。刚下卡车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一桶浆糊就倒在马思聪的头上，接着，一张大字报贴在他身上，一顶写有“牛鬼蛇神”字样的纸糊高帽子戴在头上，脖颈上前后挂上两块牌子，前面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后面写着“吸血鬼”。一个“红卫兵”顺手将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塞在马思聪手中，逼他一面走一面敲。
马思聪被这情景惊呆了。他同一群“黑帮”一起被“红卫兵”押着在学院内游街，一群狂热的青年高喊着口号，向他们身上唾着口水。昔日学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关押“黑帮”的“牛棚”。马思聪每天早上6时起床，学习、劳动、写检查，还要被迫唱着承认自己有罪的歌曲。只要那些“小将们”一高兴或一不高兴，马思聪等人就要遭殃，轻则挨骂，重则挨打。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时，“造反派”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他的妻子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涌进马思聪的家贴大字报，第二天又批斗马思聪的妻子。在这种情况下，马思聪的妻子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在她家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仓促离开北京南下，想暂时避一避，等运动结束再回来。她们先来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后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到南京追查，她们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投靠亲友。在广州，一再被“红卫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觉得这次的运动没有结束的迹象，再这样下去一家人性命难保，危急之中产生了到香港暂避的念头，就委托她的哥哥王友刚帮她想办法。王慕理还让女儿马瑞雪悄悄回北京一趟，在贾俊山的帮助下和马思聪见了一面。与此同时，王慕理在广州加快了出走香港的准备工作。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1967年携家逃到香港。后来去美国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被迫流亡海外
1967年的1月，中国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海外的舆论都把目光投向中国“造反派”的夺权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大陆的夺权风暴。就在这时，1月19日，香港的几十家中英文报纸几乎用同一标题，报道了马思聪出逃的消息：《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4月，马思聪出现在美国的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马思聪这一举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马思聪的秘密出走，是被迫的、无奈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他残酷迫害的结果。1966年11月，马思聪的肝病复发，被“造反派”批准离开“牛棚”，回家居住。此时，马家的四合院已搬进了四五户人家，马思聪只得一人住在一间潮湿的偏房里。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秘密回到北京，在厨师贾俊山和马思聪的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资助下，马氏父女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住在郊区丹灶的亲戚家。当时的广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线”，一些“蛇头”为谋取暴利进行“偷渡”。此时，马思聪的“失踪”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的重视，向公安部门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马思聪的安全难以保证。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接受批斗，其后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但万一被抓住则性命难保，而偷渡成功则全家安全，马思聪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 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其妻子、儿子、女儿，在新州登上了新州渔轮厂的电动拖船“002号”。这次偷渡的组织者为广州一街道服务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号”拖船的司机何炳权，船是他们偷出来的，乘坐者共5户13人。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大屿山靠岸。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挂的毛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马思聪一家在一个岩洞中躲了一天，当天晚上，来到九龙的一个亲友家暂住。由于香港的报纸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 “002”号拖船的照片，使马思聪感到香港也不安全，担心被引渡回内地。
过反复思考，马思聪选择了到美国去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他要到美国定居，凭着自己的提琴来养活一家。当时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政治上处于敌对状况，而马思聪又没有任何证件，只得通过一个朋友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取得了联系。1月19日下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的陪同下，马思聪一家四日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
惊险开端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其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零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干、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廉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而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选择美国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噎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一笔钱，买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
领事的考察
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更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了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马思聪幕后谈判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各种审查与体格的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它。
结局出人意料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后呆着木鸡时，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是南希小姐和两位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向马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各种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缘何客死他乡？
2012-05-20
25年前的今天，即1987年5月20日，75岁的马思聪因病在美国费城一个普通医院去世。这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建国后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的老人，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只有相濡以沫的爱妻和女儿。
马思聪1912年出生于广东一个书香门第家庭，从小就有很高的音乐天赋。经过专门学习和自己的刻苦努力，不仅小提琴演奏享誉中外，被业界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而且还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至今仍是名家演奏的重要曲目。
1949年底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后，为培养国家音乐人才呕心沥血。因一心扑在自己的专业而很少过问所谓的政治，结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处于被动。在1966年“文革”之初，马思聪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而遭受红卫兵随意打骂，甚至因为姓马而被强迫吃草，人格受尽凌辱。其妻子王慕理被强行打扫街道，每天要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并被告知：“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士可杀而不可辱”影响的马思聪，无法忍受这种精神折磨和人格侮辱。在女儿劝说下，他化妆成工人坐火车去往广州，最初只是单纯想要“避难”，但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在遭到“通缉”情况下，马思聪只剩下了两条选择的路：被抓回北京继续批斗，其结果必定是性命难保；或者偷渡香港，远离内地混乱局势。
1967年1月15日深夜，马思聪携带着心爱的小提琴，与妻子乘坐一艘渔轮于次日凌晨到达香港九龙海滩时，将胸前的毛泽东像章取下，扔进茫茫大海。
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上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不久后，他在纽约公开露面，当着众多记者说：“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的工作环境。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所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1968年1月，马思聪被中国有关部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当年，这种罪名至少可以判刑入狱，甚至可判处死刑。当年的美国与中国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中国视美国为“世界头号的敌人”。对于马思聪这样的名人只身来到美国，引起了美国当局的关注。经当地情报部门多次询问和诱骗，马思聪拒绝申请政治避难，拒绝领取难民救济，靠创作和演出来维持生活。台湾方面曾拟聘他任台湾艺术学院院长，他也婉辞了。
1985年，离开祖国已经19个年头的马思聪终于收到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当他知道了这一确切消息的时刻，他哽咽着感叹：苏武牧羊19年啊！他曾有想过回国，还曾幻想过在苏杭买个房子，安安静静地创作。然而，19年光阴已逝，一切都回不去了。当年在一起谈笑风生的二哥，已跳楼身亡；帮助逃离北京的厨师被迫害致死；那古朴典雅的百年老院连同当年的宾客盈门、意气风发，但已是前尘旧写。
1986年，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邀请马思聪做贵宾，他没有回来；有“红领巾班”给他写信汇报听中国少年队队歌（马思聪作曲）的感受，他还是没有回来。他只是在美国费城家中的客厅，反复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无法控制地痛哭含泪说：“这个世界，很美！”
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患肺炎并发症不治身亡，终年75岁。他没留下遗言，只是书桌上留下了一篇未完成的遗作，题为《思乡》。
一位中国徳艺双磬的艺术大家，在异国他乡，带着无尽的乡愁、带着对祖国无限的眷恋，也带着无法报效国家的遗憾而离开了人世。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千千万万像马思聪一样的人才，曾历经了多次政治运动的迫害，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这个历史的失误和教训对我们来说，所付出的代价真是太大太大了。
出走美国 中国小提琴第一人马思聪归葬广州
2007年12月10日14:33 金羊网-羊城晚报
本报今天消息 记者邓琼、通讯员蔡锦明报道：今早从第六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组委会获悉，被称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的骨灰，将于今晚从美国起运，在其亲属及广州市政府特派代表的护送下，明天抵达北京，并最终归葬广州。
马思聪1912年出生于海丰。自小具有音乐天赋，16岁考进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提琴班，成为第一位考入该学院的黄种人。1930年回国演出，被誉为“音乐神童”，20岁开始执教。抗战期间，马思聪创作提琴协奏曲“思乡曲”，成中国当代不朽名作。1949年后，马思聪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文革”期间受尽迫害，1967年，携家人辗转香港，到美国费城定居。1987年因心脏病手术失败，客死他乡。1984年，国家公开为马思聪的所谓“叛国投敌案”平反。
与马思聪遗灵一齐归国的，还有其妻子王慕理的骨灰。美国当地时间周日下午2时，费城华盛顿公墓举行了起陵仪式，中国驻美使馆官员到场送行。
根据广东媒体今年初报道，广州拟参照“星海园”的做法，在白云山风景区辟建“马思聪纪念园”，并设置雕塑及纪念碑，在其周边形成一个纪念性公园。
今年是马思聪逝世20周年，出走美国40年。本届“金钟奖”期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纪念马思聪的系列活动，组委会将12月14日设为“马思聪日”，包括《马思聪音乐全集》首发式、马思聪纪念雕塑揭幕、马思聪骨灰归葬等内容，当晚在星海音乐厅还将举行马思聪作品音乐会。
马思聪诞辰百年 各界人士缅怀中国小提琴第一人
2012年05月08日16:28
金羊网-羊城晚报微博
羊城晚报记者 肖执缨 实习生 陈若菲 成长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汕尾市委、汕尾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马思聪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汕尾举行。各界人士纷纷缅怀这位有着“中国小提琴第一人”之称的音乐人。
17岁被誉为“中国音乐神童”
马思聪是广东省海丰县人，生于1912年5月7日，卒于1987年5月20日。他是中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马思聪自幼家境优渥，父亲马育航历任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根据马思聪在1935年所写的《童年追想曲》一文所述，他对音乐的兴趣源自5岁时在外祖父家听到的留声唱片：“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起唱，唱得怪有趣的。”7岁时，他在堂兄家学会了风琴，9岁随父来到广州读书，学会了口琴和月琴。1923年暑假，11岁的马思聪在家乡见到大哥从法国带回来的小提琴，立刻爱不释手，于是决定随兄长一起赴法，学习小提琴演奏，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
在法国，马思聪先求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后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1929年，因家里突遭变故，马思聪被迫回国。同年9月，17岁的马思聪在香港、广州举办音乐会，被上海《申报》誉为“中国音乐神童”。
磨难 75岁手术失败病逝于美国
1931年初，马思聪第二次赴法留学，次年学成归国后在香港举办了个人独奏音乐会。也正是这一年，19岁的马思聪和学生王慕理互生情愫，结为连理。
抗战爆发后，马思聪参加了抗日合唱团并担任指挥。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并在桂林、重庆、成都等多地举办音乐演奏会。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据说周总理还曾拿马思聪打趣过陈毅元帅。解放初期，马思聪是中南海的常客，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
1966年6月，马思聪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1967年1月15日晚，马思聪与妻子王慕理、次女马瑞雪和儿子马如龙出走香港，并飞抵美国，后被定性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得以平反。在美国生活的19年间，“爱国思乡”是这位音乐人创作的唯一主题。
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在美国接受心脏手术失败，病逝于美国费城，享年75岁。
才华 一生涉猎广泛代表作众多
马思聪创作范围极广，包括交响乐、小提琴独奏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等，其中以《思乡曲》、《摇篮曲》、《西藏音诗》、《塞外舞曲》等代表作最为著名。
《思乡曲》是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组曲》(又名《绥远组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来自绥远民歌《城墙上跑马》。《思乡曲》创作时，抗战爆发，马思聪谱下了这首《思乡曲》，拨动了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成为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不朽的经典。《塞外舞曲》是《内蒙组曲》中的另外一首，和《思乡曲》都是享誉中外的优秀中国小提琴代表作。
《摇篮曲》是马思聪早期创作中唯一保留下来并经常演奏的曲目，它是中国第一首正式发表的、真正具有专业水准的小提琴独奏曲，被视为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的开端。据马思聪的八妹马思琚介绍，马思聪这首《摇篮曲》是为母亲所写，而且吸收了母亲哼唱的调子。
评价 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中国百年音乐史话》节目曾如是评价马思聪：“马思聪是中国小提琴音乐的开拓者，他以卓越的演奏与创作，使源自西方的小提琴音乐成为了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并在中国广为传播。”
马思聪自己曾说过：“我要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确实，不论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或许只有他内心的剖白才能真正表现出这位音乐家对音乐、对祖国的赤诚之爱。
美国东部时间2007年12月9日，马思聪和妻子王慕理骨灰移灵仪式在美国费城一个小教堂里举行。在儿子马如龙的护送下，离世20年的马思聪终于由美国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夫妇俩的骨灰被安放在同一株桃花树下。这是一处背靠广州白云山的小山岗，放眼能看到麓湖。马思聪雕像坐落于墓园中，石碑高度近3米，屹立在一块长2.5米、宽2米的红色大理石上。花岗石的正面刻着1937年马思聪谱写的《思乡曲》，大理石座基上刻着“马思聪简介”。在马思聪墓园的不远处，长眠着他留法的音乐故知冼星海。
4年后的2011年，同样是12月9日这一天，马如龙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因肺癌不治去世，终年65岁。
马思聪和他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编者按】笔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1968年1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现在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惶恐心理。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内地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1967年7月19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马思聪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怎样开始的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电视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我们被改造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分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着“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到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着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着“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会低于38度。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着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着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能在演奏。
看守们的横行霸道
然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里，过去这是放钢琴的仓库。我被领到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里仅仅够放一张床。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观看你。在我房间的墙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词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在过去的仓库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牛鬼蛇神窝”。
每天早晨我们六点钟起床学习毛选和报纸社论，吃早饭然后从八点工作到中午，我们干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把分散的石头垒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里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充满了这样的词句，如：“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匪徒”，“需要对我们进行斗争，需要对我们进行改造”，我们每天把这些作品交给我们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须合唱，这个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头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应当服从人民的专政，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应当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碎砸烂。”
我记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折磨我们。红卫兵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我们：“低头”然后他们强迫我们四肢着地爬行，好几次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吵大闹，扔掉我的书，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单，一个“红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然后喊叫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有时候，“红色看守”命令我们面墙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许转过脸为止，可是过后他们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们或者强迫我们低着头站在太阳暴晒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传来了激烈的喊叫声……。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起来”他们命令到，我一跃而起，小伙子开始用皮带抽我，而姑娘却啐我的脸。我还不算受罪，而赵沨碰到这种情况则总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鲜血淋淋。
这一切都发生在八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当时红卫兵在北京的狂暴行为发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们简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师都打得要死。
由于被这种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所吓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东西转移到我的朋友家里，其中包括我全部未发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卖给了一家小铺，然后逃出北京。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那个了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它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脱逃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马思聪
后 记
根据网上的资料简单梳理了马思聪逃亡和逃亡之后的事情：
1966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在厨师贾俊山和医生倪景山变卖自行车的资助下，马思聪化装前往广州。
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马思聪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被抓回北京，其结果必定性命难保;或者的偷渡香港，逃离灾难。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龙海滩时，马思聪从胸前摘下毛泽东像章，扔进茫茫的大海。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机飞往美国，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当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1967年1月，马思聪被公安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对马思聪的“叛国投敌”案进行了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1967年4月12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什么要逃出中国》。
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
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悲戚的音符 漂泊的灵魂
马思聪的整个雕像石碑高度将近3米，屹立在一个长2.5米，宽2米的红色大理石上。在花岗石的正面刻着1937年马思聪谱写的《思乡曲》；下面大理石座基上刻着《马思聪简介》：
“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中国20世纪杰出的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和音乐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于1967年定居美国。”
2007年，马思聪骨灰将与三棵桂花树同葬，图为用来植树的树坑。
麓湖公园北岸的“聚芳园”将成为马思聪长眠的地方，14日，他的骨灰将撒在这一片白云山麓上，而日前，纪念他的雕塑已经先行在园子内竖起来了。
《马思聪传》的作者叶永烈感慨：谁又能想到，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竟是马思聪先生为自己的后半生谱写的乐章。离开祖国的第19个年头，马思聪终于收到了为他平反的通知，73岁的老人哽咽着感叹：苏武牧羊19年啊！
1971年，基辛格博士从北京返回美国后给马思聪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周总理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听完这些，马思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失声痛哭。
马思聪说，国家不是房子，房子住旧了，住腻了，可以调一间，而祖国只有一个。1987年5月，75岁的马思聪在美国费城病逝。
纪念音乐大师马思聪诞辰98周年
作者：黄埔公子
一代宗师马思聪
幸福的一家
儿子马如龙护送父亲骨灰返乡
中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1912-1987)，广东人，1923年去法国学习音乐，先后就学于南锡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1930年再次赴法，向毕能蓬（Binembaum）学作曲，1931年回国曾任教于各地音乐院校，为音乐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马思聪的作曲技巧成熟且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当中国的许多作品还沉缅于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的手法、风格和语方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已经渗进了西洋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音乐的元素。50年代以来他对风格的刻意求新更加积极，但从始至终都用来表现和赋予他对音乐的民族特征追求中。马思聪除小提琴演奏、教学和乐队指挥外，又开始从事音乐创作。其作品多为器乐曲，也有大型声乐作品和歌曲。在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马思聪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的音乐作品具有民族风格，个性鲜明，构思新颖。
1966年马思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15日与女儿马瑞雪、妻子王慕理（钢琴家）、儿子马如龙夜晚冒死乘“002”号电动拖船偷渡香港。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飞抵美国。1967年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美申请政治避难。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同年5月，特务头子康生示意下成立的“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开始对马思聪出走的经过进行调查，株连马家亲属数十人。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1987年5月，马思聪在美国接受心脏手术时手术失败，于5月20日逝世于美国费城，享年75岁。
逃美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摘要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1985年2月26日晚10时许，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家中，我们与寓居美国费城的马思聪先生及其太太王慕理通长途电话。在一起的有吴祖强太太郑丽琴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俞慧耕。电话铃响了，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是马思聪太太、著名钢琴伴奏家王慕理的声音。在互致节日问候后，马思聪先生来接电话了。吴祖强说：“马先生，您好啊！我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向您和全家拜年！我们2月14日发出的信(信中有为马思聪彻底平反的详细材料，包括公安部正式致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同意对马思聪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结论意见)，您收到没有啊？”马思聪说：“收到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谢谢您们！”随后，我们即对马思聪进行了电话采访。
熟悉马思聪的人都知道，这位著名小提琴家、原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是一个安分守己，谨慎小心，不肯冒险的人。马思聪的出走，是“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结果。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风提供的材料很说明问题：“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马家原来的厨师贾俊山，看到老院长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又这样困苦，常常冒着危险，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长想不开，还百般劝慰。然而到了1966年年尾，再要马思聪熬下去，已是相当困难了。
马思聪一家神秘地出走了。当时在北京，立即谣诼纷纭，有人甚至断言马思聪是在几位大人物支持下出走的。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终于摸清了真相：那完全是出于一些“小人物”的见义勇为。1966年8月中旬，在一次大抄家之后，王慕理便带了女儿马瑞雪逃到南京，躲在妹妹王志理家中。儿子马如龙逃到广州，依托舅父王友刚(牙科医师)为生。开始，他们总认为局势会很快好转，谁知却越来越乱，继而又从贾俊山那里得知马思聪有自杀的可能，这才下决心出走。这年九月底，王慕理、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见马思聪一面。由于那时“黑帮”都不准回家，没有成功，只通过贾俊山了解了一些情况，便匆匆回到广州。王慕理通过两个弟弟的关系，找到了一位粤剧演员和她的丈夫(一家机械厂的工人)，他们很同情马思聪的处境，便自告奋勇，为马思聪全家出走做了准备。
1966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两派造反组织内战正酣，对“黑帮”的看管相对放松了一些。马瑞雪便于此时潜回北京。一天夜里，在一位医生朋友的家里，她和马思聪秘密见面。谈话是在这家的厕所中进行的，这位开业医师则站在门口替他们望风。父女俩长谈了好几个小时，女儿仍不能说服父亲冒此一险。马思聪回家后整整一夜辗转难眠，权衡轻重，最后，他到底听从了那位朋友的话：“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走，断无生路；走了，将来局势正常，还可以回来。”下了决定以后，于1966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二，马思聪化装成工人模样，戴了大口罩，穿上棉大衣，临行还揣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提心吊胆地登上火车，两天后便到了广州。1967年1月15日夜9时，一位轮船驾驶员用自己驾驶的那艘002号电动拖船，从广州市郊，载着马思聪一家四口，悄悄驶出黄埔港口，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他们到香港后，过境到美国定居。
马思聪的大女儿马碧雪(中央民族学院钢琴教师)和丈夫黄康健(外科医生)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跟我们作了一次交谈。黄康健说，1980年他在美国自费留学时，马碧雪带孩子出来探亲。他们一同回国，临别那天，岳父把他这几年的心血结晶《晚霞》的总谱手稿交给他说：“这部作品是根据《聊斋》创作的，民族性很强，外国人不可能演好。你把它带回去，国内的芭蕾舞水平比较高，一定能把它演好的。等到这部作品上演的时候，我就可以回来同你们团聚了。你要赶快把它亲手交给李凌(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顾问，是马思聪的知交)，越快越好！”他讲这番话的时候，非常激动，捧乐谱的手微微颤抖。马碧雪夫妇还告诉我们：台湾曾经邀请马思聪担任台湾艺术学院院长，但是他没有答应。马如龙曾与一位台湾富商的女儿恋爱，在论嫁娶的时候，女方要如龙定居台湾，如龙听从父亲的意见不同意，结果，婚事也吹掉了。
“初到美国，父亲和我们家人居住在马利兰州的一栋楼里。母亲既是父亲演奏的好搭档，又会细心调理家务。弟弟马如龙一有空暇，也练小提琴。他学会了父亲的办法，每天坚持练完二十四个音阶与分解和弦。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中国画，室内四壁悬挂的都是近代和古代的国画。客厅里有一幅马寿华先生的字，写着两首王维的诗，一首是：‘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另一首是：‘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墙壁上的国画有时会换，但这幅字是不换的。房前绿草如茵，最诱人的是屋后的游泳池，酷暑天气，可以在水中嬉戏。
然而，最浪费时间的也是花园和游泳池，父亲每天清晨都要花费半小时进行清理。于是他们不想在那边久留了。1970年，因我婚后搬到费城，父母也搬到费城来住。父亲有早起的习惯，清早起来做些活动，再拉半小时的小提琴音阶。如果为演奏会做准备，他会每天练四小时以上。其他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诸如和我母亲合奏、录音，但主要是作曲。旅美二十年，他创作了很多乐曲，有独唱《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热碧亚之歌》；合唱《阿美山歌》、《家乡》；小提琴独奏曲《阿美组曲》；芭蕾舞剧《晚霞》；歌剧《热碧亚之歌》和钢琴协奏曲等。
父亲热爱大自然，他的作品有不少是反映大自然纯朴和辽阔的。听父亲说，我出生在粤北坪石，那时我们的家在山上，满山遍野都是杜鹃花，周围各种鸟声都能听得到。父亲为此欣喜异常，把他的书房命名为“听鸟斋”，父亲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写成的。直至晚年，他仍然有一颗童心，爱玩而且会玩。偶然兴起，父亲便会带着母亲，从费城家里驾车前往芝加哥探望亲友。他曾有过13个小时马不停蹄的驾车纪录。父亲和母亲在美国各地开演奏会，有些华侨在欣赏《思乡曲》时，情不自禁地哭了。父亲说，他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山岳的雄伟，川流的秀丽，田园的祥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给人们带来信心和安慰。
1970年后，父亲开始和我商量，要我写词，供他谱曲。我写了一首分成三段的歌词《家乡》，父亲谱了合唱曲寄给台湾的赵琴。赵琴将其印成漂亮的歌片拿给孩子们唱，又录了音寄给父亲，父亲很高兴。1964年，我们住在北京的四合院时，曾有人寄来一本新疆维吾尔族诗人写的抒情诗《热碧亚-赛丁》。该诗完成的时间是十九世纪中叶，我深深被它感动了。我对父亲说：“我们合作一个歌剧好吗？我写词你谱曲。”父亲尤其热爱我国敦厚纯朴的少数民族，他同意了这个计划，诗剧《热碧亚》的创作在悄悄进行。但出走时，因不能带任何东西，就忍痛把仅存的心血焚毁了。在和父亲合作过一首歌曲以后，游离很久的思路又慢慢回到凄艳的维吾尔族情诗《热碧亚-赛丁》上了。我把它编成三段，每段四节。在台湾《联合报》刊登后，表姐徐美芬鼓励我和父亲合作一部歌剧。我和父亲商议着完成了剧本，取名《冰山下的恋歌》。然而父亲接过剧本准备谱曲时，却总觉得剧本有毛病，提不起兴致。直至1984年，父亲要求我放下其他写稿工作，努力重写这个歌剧本，并取名《热碧亚》。经过十多年的磨练，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重新改写的剧本终于使他满意了。父亲开始积极谱曲。
1985年6月，父亲完成了《热碧亚》初稿后，满怀欣喜，和母亲到欧洲玩了三个星期。是年十一月初，我携幼女赴台游览，有人听说父亲完成了歌剧《热碧亚》，希望我尽快把曲谱寄去，表示将在次年十月安排演出。返美后，我把此事转告父亲，他顿时满脸不悦：“谁说我写完了，那只是初稿啊，离整个完成还差很远一段路程呢。”在改第二稿时，他又觉得剧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停打电话要我修改或者重写。记得五十年代初，父亲正值四十岁壮年，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赶写交响乐《屈原》，三个月便完成任务。他夜以继日，因劳累过度患耳鸣病时，就一只手捂住耳朵，另一只手仍不肯停下来。
很多人都认为，《山林之歌》和《屈原》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巅峰之作。但在那次之后，父亲改稿常常要改八次才能结束，像《龙宫奇缘》他就写了八年，修改了八次。其间他常常放下，写些忽然灵至心头的作品。他那取材于《聊斋志异》的芭蕾舞剧《晚霞》，在准备交给出版界印行时，曾再度翻阅，发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就又苦心修改，直至感到问心无愧了才撂笔。而标有五线谱的草稿却已达一尺多厚。不料，到1986年春，父亲又拿出了年轻时的劲头，为《热碧亚》写完二稿后，随即再写第三稿。
修改第三稿时他又发现毛病了，似乎剧中不足之处常会影响他的情绪。我尽可能按照他的意思再改。在《热碧亚》中，父亲最欣赏那位殉情的女主角的性格。有一次，他握住母亲的手对我说：“如果我死了，她也会死的。”到了这年十月中旬，父亲忽然左腿疼痛，皮肤出现水疱。水疱结疤掉落后，整条腿仍然疼痛异常，使他寝食难安。医生诊断父亲所患是带状疱疹。尽管医生要他彻底休息，但父亲仍整日不停埋首五线谱中。到圣诞节，歌剧《热碧亚》第三稿的修改结束了。他有一种长跑之后大功告成的快感。
1987年2月，父亲交出《热碧亚》总谱后，一直感冒泻肚。在病房里，我常见父亲独自凝神深思。有一次，他缓缓道出心声：‘这次肺炎很辛苦，难过的程度超过‘文革’。再这样来一次，我就受不了了……狄更斯讲过一句话，他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所以，每一份耕耘都比太平的时候更艰苦……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去工作……’3月25日，父亲终于从医院回到家里。母亲告诉我们，她曾和父亲一起听贝多芬的《命运》，听了没多久，他就无法控制地哭起来了。父亲要母亲别管他，任他发泄。激情起伏中，父亲又说：‘这个世界，很美丽……’
这次肺炎，伤害了父亲的心脏。这年4月2日，父亲在MCP手术室接受药物心脏检查。5月20日，他进了手术室，却再也没能醒过来。这年，他75岁。”
（摘自《马思聪最后二十年》麦子、马瑞雪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附录1：
据叶永烈《马思聪传》记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１９７１年７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在会见周恩来是时周向他问起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近况。周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在马思聪出逃２０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附录2：
前后两首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摘者述：官方解释总想云山雾罩，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首作曲者马思聪被公安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中国少年先锋队，历史上曾有两首队歌。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中国少年儿童队"诞生。1950年4月，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被定为少儿队队歌。1953年8月21日，由于"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少儿队队歌也同步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1978年10月27日，由周郁辉作词，寄明作曲，故事片《英雄小八路》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周郁辉作词
寄明作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
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
郭沫若作词
马思聪作曲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
准备着参加青年团
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
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战斗在民主阵营---最前线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和平的风啊吹动了旗帜
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我们向前
永远跟着毛泽东
永远跟着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