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的的：上山下乡运动ABC

2015-01-03 09:44

来源:华夏文摘  作者:更的的

一、总要有人说一些事实

世界上什么最厉害？时间。世界上的事情只要发生了，马上就说不清、道不明，这就是黑泽明电影《罗生门》所要表现的，也是心理学上一再实证的。知道什么是《罗生门》吗？

上山下乡，时间才过去了三十年，有些问题还遗留着或者正在恶化着，曾经经历的和曾经感觉的已经被岁月搓揉、浸泡和洗涤得面目全非。人是何等的健忘以及需要健忘啊！

可以想象，再过三十年，那就更加变得莫名其妙、不知其何了。到时候，一定会形成一个离题万里的共识，于是后人们想当然地把这称为历史。本来极其简单的事情必然复杂得眼花缭乱、百家讲坛。

认真说起来，这个国家其实是没有历史科学的，这里的人从来不愿意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有的只是所谓历史学家秉承旨意有意无意篡改后的文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概都是这样变形的，这和这个国家一贯的实用历史观有关，更和主流历史学家的史学观以及如何治史有关。当然，也和专制极权控制下不能秉笔直书有关，秉笔直书是进入不了主流的，也是不可能获得话语权的。

以史为鉴，这话是骗骗人的。这个国家从来都在原地转圈子，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国家几乎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如此，当历史的影像模糊不清时，最好的办法是反省诸己，以己度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诚实地看看自己就明白历史了，因为历史就是这样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没有什么变化的。

如果不愿意诚实，自己遮遮瞒瞒，把自己夸张变形了，那么历史也就夸张变形了。

关于知识青年和上山下乡，这个几乎涉及每家每户几十年的惨痛经历，这个彻底改变了三千万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命运的运动，已经被成功地屏蔽，已经迅速淡出视野，已经成了网络上一个毫无意义的争吵话题，甚至已经成了酒足饭饱以后唱红歌心理释放的一个话筒开关。

必须说一些什么了。当然说了没用。这个国家的事情自然有其独特的大众认识惯性，不知不觉地在国家意志的导向和个人有选择的主观能动下记住一部分，遗忘一部分，修正一部分，PS一部分，渐渐就会形成铁板一块，结合的键异常坚固，随便怎样也是没法打开、重组和改变的。

只要看一看这里的人从来不会接受历史的循环反复教训，想一想关于历史、科学、常识话题以及热门诸如特异功能、中西医、普世价值、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左右、爱国、大饥荒、大跃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伊拉克战争、庚子年、五四、四五——甚至公交车让座等等一系列的争论就会明白了：人们永远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接受自己已经接受的。

但是，还是要说一些什么了，总要有人说一些事实的，但求心安吧。

因为只是普及版，只是网络快餐帖子，不是学术论文，所以肯定挂一漏万，谬误百出，希望各位网友补充吧。至于吵架就免了，好不好？

如果想谩骂，朝着镜子去好不好？好一张可爱脸蛋，不要浪费了资源。

二、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始

大概从延安或者更早什么时候开始，拥有生杀大权的革命首领的理论就把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割裂开来。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大众结合就成为了革命对于学生、知识分子和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首要要求。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自有他们的说法，正确与否不去管它，历史不承认对错。

这种结合，一部分的具体实践就是对革命者个体的以身相许，老革命对于女学生热烈的革命行动总是表示非常赞赏和支持，却之不恭便笑纳了，他们一起度过激情燃烧的岁月。

与众不同，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很少独立人格和独立主张的，即使似乎有，也是很少能坚持的，所以还是只好算没有。

这个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比较宽泛，只要识几个字的人几乎都可以归入这个知识分子的范畴。这些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的知识分子，日积月累地被革命理论熏陶，自己也觉得身为知识分子确实是不对头的，确实在身体结构上或者思想方法上有什么和工农大众不一样的地方。而且，肯定是不革命和不大革命的，必须长期、艰苦地改造之。这就为后来的一系列对于知识分子的玩弄肆虐预留了心理空间。

1955年开始，河南、北京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就开始了。他们以为这就是革命，他们肯定知道这是很讨为政者喜欢的。其实在心理上是主动迎合和工农大众结合的革命理论，投石问路。可能是一种自虐取宠，也无法排除有对未来获得回报的预期。

有没有人毫不考虑自己的目的，仅仅是从心底里认为这一切都是生命的必须以及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假设也是有的吧。虽然这很难证明。

这一批人开了一个头，从此，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断断续续没有停止。一直到1968年文革后期的大批初、高中毕业生下乡形成最大的高潮。

自1955年以降，1960年大饥荒以后，政府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有一部分城镇居民为了逃避饥荒，率全家下放农村，向粮食靠拢。

1961年以后，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理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每年都有一大批出身于非工农革命家庭的青年先后被迫无路可走，于是去了边疆、农场、农村。

1968年文革以后的十余年，则是有数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或农场，还有大批由于备战需要或者“不在城里吃闲饭”为理由而全家下放带下去的小孩子，后来也算是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的终止是在1979年底或者1980年才慢慢在拨乱反正中停止，将来会不会重启呢？不知道。起码，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掩饰、美化甚至鼓吹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这些义务为执政者的政策开脱、掩饰、美化、鼓吹的人，其中很多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岂非咄咄怪事。有人说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洗脑了，不是的。切记，任何时候，永远不要低估国人市忠邀宠看眼色行事的能力和无耻，永远不要怀疑国人在强权面前的怯懦和自保，他们灵魂里就知道怎样获得最大的安全保证以及可能获得的利益。

怎样来证明这一点呢？如何来戳穿这批人虚假而坚固的盔甲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并且已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已经今非昔比的新农村去扎根。

请注意，扎根，不是去镀金，是把户口迁到农村去靠两亩地成家立业。当年知青下放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城的希望的。

而且，确实有一些知青从此再也没有回城，如果稀里胡涂再次瞎了眼投胎在这里，至今可能又是一条好汉了。

三、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数量问题不应该是大问题，逻辑的思辨应该是：社会只要还有一个奴隶，就是奴隶社会。

但是，很多人是特别看重数字的，对于数字的纠缠是一种惯常使用的争论方法，只要数字有所误差，那就成了否定一切的理由。譬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最终就在饿死的人数上纠缠不清，以此来否定人为大饥荒的存在。

但是数字是国家控制的，信息垄断是权力的体现。即使是国家，这种统计一般也是没有或者极不准确的，国家没有理由来做这种统计。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可信的、认真的、准确的统计数字，从来就是一笔胡涂账，一堆乱码符号。看看现在的数字造假就明白了，一样的。

千万不要希望通过解密国家档案来取得什么突破，执政者不会为自己干的不光彩事情留下任何真实的档案，他们又不是傻瓜。而老百姓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大的资源和能力呢？

大体上，上山下乡的知青有这几种吧：

1955年开始下放农村的； 
1955年以后少量的或者是个体的，譬如1958年去天津宝坻务农的邢燕子； 
1960年大饥荒时期随城镇干部、居民下放后没有回城的下放户子女； 
1961年到1965年在执行八字方针中因为大学解散、城镇就业困难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农村、农场、和边疆的；这里就有著名的董家耕、侯隽等标兵； 
1961年以后重提阶级斗争，无法上学、无法就业的剥削阶级子女无路可走而被迫下放农村、农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 
1963—1966年上海等大城市去边疆建设兵团的，至今还记得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悲惨场面； 
1968年文革以后下放到农村、农场、林场和生产建设兵团的，以及大批回乡知青；还有文革后清理阶级队伍、城镇居民全家下放被带下去的子女，这是数量最大的一次； 

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也许是文革中最可怕的一幕，至今被成功屏蔽！

1968年以后一直到1979年之间下放郊区、农场和回乡的历届中学毕业生。

其中，从1968年文革以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统计资料说是下放的城镇知识青年是140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1968年以前的，更不包括户口在农村、户口来自农村后来回老家的知识青年，这个数字应该不小于1400万。

维基百科的数据说是2000万，这同样不会包括大量回乡知识青年，因为无法统计。

四、什么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

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撕开来看，很简单。

上山下乡是政府意志，动用国家权力、国家舆论和专政工具的压迫，强行褫夺了3000万人（包括未成年人）居住、学习、就业的基本选择权利。

必须兜底重新定义这种多年来毫不掩饰、赤裸裸的对基本人权的践踏。难道不是吗？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不要来花言巧语、横生枝节，不要来背官方的政治教科书。

奇怪的是，总是有一些人在无法检验、无法重复的自我感觉上强词夺理，譬如，磨砺了意志、锻炼了精神。无法再现的单个体验从来不是诚实评价一件事情的态度，谁都知道，譬如有个别人自称能通灵，那只是神经有些不对头。

这种磨砺锻炼说，只是为执政者的罪恶寻找开脱，主要是为自己被蹂躏糟蹋的青春找一个可以挽回一点颜面的安慰。当然，也有可能是天生的思辨能力缺失或者认知障碍。

不能因为被海扁数年练就了金钟罩铁布衫就认为遭人拳打脚踢是好事；也不能因为被奸污后生出了一个大胖儿子而致洪福齐天就承认强奸是合理的；更不能因为被人戏弄多年而自我感觉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就对戏弄者感激不尽。这种天方夜谭的传奇故事即使可能有，也只是心理错位的个案。

纵然有人因祸得福，也不能说祸就是必要的。事情一是一，二是二。再说，如何检验你的意志锻炼了什么呢？谁能证明你如果没有经历上山下乡就必然不如现在这般坚强如钢呢？或者顽固如钢？

事实恰恰相反，在非正常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一定有非正常的心理阴影，譬如不太阳光、不太诚实、不太宽容、不太自信，或多或少罢了。

国人大都没有正常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所以他们长大了就很有中国特色。譬如他们忽然没来由地冒出来一句青春无悔。

青春无悔？还在继续拍马屁而已。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聪明的中国人永远不会有这种心理疾患的。不要说什么区区绑架或者劫持了十天半月，就是原来口口声声誓死捍卫一辈子的皇上，只要确实大势所去，也是一夜间就不认账的。不踏上一只脚算是客气的。

总而言之，坚持不说真话，坚持宁左勿右，坚持相信马屁不穿帮，坚持永远朝着强权执政者谄笑鼓掌，这都是几十年中形成的政治生活经验。至今已经进化成为了一种基因，随着生物遗传而遗传下去。不然一旦倒霉了算谁的？不得了的！

不知道是谁率先说出了青春无悔，这话说得真有水平。意思是，这种狗屁青春本来无论如何要悔一悔的，现在一咬牙，俺就是不悔了。否则为什么历朝历代别人不说呢？从古以来每个人都有青春的吧？为什么不说少年无悔、老年无悔？说这种屁话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悔得肠子都青了能重新来过吗？这哪里是悔不悔的事情？唉，一世人生已经玩得差不多了，垂垂老兮，临终说一句真话好不好？

看来还是不能，或者已经积习难改，或者从来就不觉得、不愿意承担社会职责，或者就是由于思考能力的被动或主动缺失，那就不苛求了。

最最要命的是，真话已经没人相信了！

五、阶级斗争学说下的上山下乡

1961年，因为一系列荒唐作怪的失败，明确重提阶级斗争，虽然原来也从未停止过。

这些说法和国人文化中怯懦、暴戾的传承一拍即合，于是国家彻底政治化，国家机器成了强大的绞肉机，以执政者和执政者所掌控的军队为保障的国家机器不断制造政治高压，大小政治运动连续不断，遭遇噩运的人不计其数。

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提出百分之九十五这样一个概念，将地、富、反、坏、右（地富，按照胡平的估计，约为2000万人。土改期间杀了200万。30年后，1979年被摘帽还存400多万；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详，毛主席自己曾说，杀了70万，关押了120万，管住了120万；坏分子，品种繁多，无法统计；右派，不是原来所公布的55万右派分子，而是最近披露的3178470人；还有其它的种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三反分子、胡风集团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作为假想敌，以“反修防修”这一个指向不明的政治理念来替代不择一切手段保住权力的实质，人为把人民撕裂成两个阵营。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悬在每个人头顶，老百姓个个心惊胆战、人人自危。稍不留神就会变成阶级敌人，拖男带女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想想都吓死人。

哪里是什么极少数呢？单以三百万右派分子计，和其有关联的父母、妻子或丈夫、兄弟姐妹、子女，每位株连五人，那就是起码两千万人受到牵连。

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于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子女就一般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严重的甚至被剥夺了上中学的权利。

1961年以后，作为阶级敌人的子女，在其个人档案中一般会注明“此生不宜录取”。

那么，他们到哪里去呢？到边疆、农场、农村去。虽然官方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脚踩污泥、放眼世界；身居茅屋、胸怀天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身临其境的人都知道，世界、天下和自己完全不搭界，自己只有一种准备，其它无路可走。

注意！1966年夏，文革开始，这一批早期的知识青年希望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改变命运，他们认为被迫上山下乡一定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一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自己的迫害，于是纷纷结伴回城闹革命，除了贴大字报、发传单、游行、上访，还有哭诉、卧轨、绝食、自杀，但是后来无功而返。他们这种举动无人理睬，被主流媒体斥之为“闹经济主义”，干扰了斗争大方向。

而1968年文革后期大规模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更是造就了诸多惨剧，大批小孩子随家长下放农村，从小就成为了一个准“知识青年”，一世人生才开头啊。

阶级斗争的说法以及所谓扩大化，造成了无数惨绝人寰血淋淋的悲剧，至今尚未尘埃落定。这不是这个帖子所要说的，这个帖子只说和上山下乡运动有关的。

六、文革中的中学红卫兵

有一些人大义灭亲，他们对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远远大于制造红卫兵的制度以及红卫兵的红司令。他们难道从来没有去想过，造反派、红卫兵就是他们的祖父辈或父辈；他们的娘老子一般就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除非他们是文革结束后的归侨。

尤其匪夷所思的是，越是对造反派和红卫兵摆出不共戴天姿态的，偏偏越是不肯写一字否定文革，甚至越是赞美讴歌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其发动者、指挥者和领导者。

这些同志的脑筋是很特色、特别以及特殊的，深谙政治三昧，寻常人等实在看不明白。

中学红卫兵说到底当年只是15岁到19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所作所为一切都是政府和国家领袖号召的。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识来和十几年接受的教育以及国家权力对抗。这个事情就有这么难以理解吗？看看现在的中学生就明白了。

简单说几个结论吧，对事实尚有兴趣的可以参看《文革ABC》。

红卫兵是谁？答：造反派中的大、中学生。

造反派是谁？答：所有成年或少年中国人。有人会问，那被打倒的走资派呢？那是没有轮到他们来打倒别人，否则还要造反得厉害。譬如那位国家主席开始也是很起劲的，直到最后不知道有没有弄明白自己何以成了这次革命的对象，有没有搞错？

红卫兵为什么是红卫兵？答：十几年来学校和老师教导的，执政者一贯号召并且至今依然一成不变地在号召的，大小所谓当权派一直身体力行并且至今依然装着在身体力行的，国家掌控所有舆论工具宣传多年并且至今依然在唆使的，国家一切暴力机器一贯支持而且是决不允许反对的。

所以，很奇怪的是，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中学生红卫兵的报应，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纯属活该。这是很奇怪的思维，说明人的思维在长期的信息单边和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可以扭曲、错位、吊诡到何等地步。

稍稍动动脑子好不好？好好的放着书不读、课不上，忽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世界上哪来这种随心所欲的事情？大、中学生为什么要造反？大、中学生为什么可以造反？大、中学生凭什么造反？大、中学生又是造的什么反？你现在来造一次反试试好不好？

有人就是不愿意去想，对一、两代青年学生毫不负责的利用、戏弄和耽误，才正是对全体国人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报应。

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更何况这是不得不做的事，不得不犯的错。斩钉截铁问一声，面对那些在这块土地上长大的曾经参与文革的孩子，谁有权利掷石头？

为什么不得不做，不得不犯？因为这些孩子也是国人，具有国人数千年来的一切心理和行为特征，不能，也不可能有其它忽然不同于前人的独立思考和叛逆举动。如果有了呢？那就白白把一条小命送了。“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是说。

权倾一时、手握重兵的朝廷大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打江山的功臣；资深的革命知识分子、权威专家，一个个俯首帖耳、战兢觳觫、伏地便拜、束手就擒，难道小孩子倒忽然要有政治勇气跳出来抗旨反潮流？

不巧身处文革时期的学生，如果不比现在的学生好，起码也不会比现在的学生不好。可能总的来说还要好一点，因为时间又过去了四十年，又是江河日下窒息四十年了。

为什么有人始终坚持，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必须由无能为力的孩子来承担罪责；为什么有人始终宣传，造反派只是一部分丑陋的坏人；为什么有人始终不愿意承认，文革是全体国人价值体系、怯懦卑劣暴戾本性的大爆发；为什么至今不能光明正大、正本清源地回顾反思文革，而文革的发起者却依然是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舵手，而得以发起文革的权力框架和政治体制依旧如故。而且，文革又何尝已经结束了呢？

即使中学红卫兵有过错，那么事实上后来的知青也献上十年最好的青春赎罪了。

又哪里只是十年宝贵青春呢？且不说那些实质上的无法挽回的伤害，譬如知识的贫乏（他们中大部分的教育横遭腰斩，就此永远定格在了初一、初二－－高三）、学习能力的缺失、身体的病痛（当然有受伤病痛的，譬如：女生在每个月的几天里是一样要下田劳动的，甚至，有的连草纸也买不起）；他们被迫建立以服从政治为一切的价值体系，以自保为唯一目的的生存法则。

而在心理行为上，他们踏上社会之路遭遇当头一棒的阴影将贯穿在余下的所有岁月里，直至寿终正寝。梦中还会记起小芳吗？

当然，不幸丧命在广阔天地里的人早就遭人忘却了，即使亲戚也早已歌了。如果还被人模糊记得，那也只是《同学录》上的一个名字，周围还要围上黑框，表示潜伏地下。

而且，中学红卫兵只是占1955—1979年下放的三千万知青中的一部分，这个只要稍稍算一下年龄就明白了。有的知青在文革前几年就下放了，有的知青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还在幼儿园，他们难道也是文化大革命必须的祭品？

尤其奇怪的是，有些人在肆意谩骂红卫兵的同时，自己却兴抖抖摇旗呐喊、列队杯葛超市家乐福，主张采取如下的爱国韬略：偷偷把冰柜里的食品扔在墙角落里任其腐烂。

唉，如此下三滥，一代不如一代。

七、文革后中学生是怎样上山下乡的

如是我闻：

1968年夏，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已经基本结束，各地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桃子也分配殆尽。后来革命的事情其实已经和百姓的参与无关，其实本来也无关。

工宣队进驻学校，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虽然工宣队员们刚刚从武斗战场上下来，硝烟还没有洗干净。就有小道消息传出，所有的中学生全部下放！一刹那学生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和如今一样，谁都知道，小道消息就是大道消息。而且很快就从工宣队（军宣队）和学校革委会得到了证实。于是，家长和学生开始了可怜的效果甚微的抵抗。

可以想见的办法之一是申述各种理由，譬如独子、三房合一子、学生从小有病、家长已经病入膏肓，等等等等。

当这一切理由在最高指示面前蚍蜉撼树，少数根正苗红的学生就连夜逃亡，企图躲过运动风头。根据历史的经验，运动总是一浪一浪的，只要想法躲过去，等到将来说不定就风平浪静。然而，这一次似乎没有成功，低估了新生的革委会的革命决心和能力。

首先是泱泱大国竟然无处可躲，身逢其时，全国都在动员上山下乡，看见学生摸样的就是可疑对象。各地旅馆、招待所的革命职工和民兵，各地居委会小组长刚刚经历过文革大风大浪的锻炼，阶级斗争的一根弦绷得紧紧的。破坏上山下乡是何等可怕的罪名。

第二，所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各地的经验是办娘老子的学习班，什么时候跑出去的子女回来迁户口了，学习班就胜利结束了，毛泽东思想就又一次胜利了。办学习班，这是个好办法。全中国没有人敢带着户口本饿着肚子举家潜逃的，每个月的粮票要不要？

眼看这两招没用，只能步步为营退而求其次，另想他法。能去郊区的就尽量去郊区，不能去郊区的就去近一点的县区，再不然就要求去好一点的公社、好一点的生产队。

老百姓嘴上说的当然是积极响应最高指示这一套，心里却没有人是傻子，谁都知道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这一些都是合情合理的想法和做法。好在这决定权在革委会和工宣队手里，于是当然是找关系、通路子。

有极个别的学生病留，极少数的去当了兵，几年以后复员就留在了城里。十年后，等到他们的同学们灰头土脸上调回城，复员的革命军人同志早已经娶妻生子，成了单位里的骨干甚至领导了。

而绝大绝大部分人是无法可想的，大势所趋，随大流，于是乖乖地迁了户口。事情终归是这样的，大部分人总是只会、只能随大流的。

下放要发喜报，下放的喜报是市革命委员会发的，“喜报：XXX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立志到农村去干革命，走革命化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革命行动是光荣的，是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表现。经市革命委员会批准，特此向你报喜”（这个喜报一字不差录自“喜报”），看看，特此向你报喜，几多幽默。

后来就是车辚辚、马萧萧，敲锣打鼓地欢送，大批知青下乡插队落伍干革命了。没人知道何时才能重新回城，按照当时的形势看，谁都确信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们别无选择地上山下乡，就如两年前他们别无选择地参加文革一样。

八、有没有“理想主义”的献身者

也许确有理想主义的献身者，但是始终无法证明，也无法确认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是什么呢？至今也没有人具体地说明（哪怕是自圆其说）所谓的理想是什么。

有带头的人，但是不能证明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事实是，1958年带头发愤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邢燕子在1964年成为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2年在天津宝坻务农的侯隽在1964年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大会。1961年在江苏盐城务农的董加耕也是共青团九大代表，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

这种功成名就肯定是有相当大的诱惑力的。那么与其最后还是免不了下乡当农民，还不如主动走出这一步，或者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人心就是这样的吧？

任何政治运动，要么主动加入，要么逃避到最后，绝大部分人总是别无选择地跟着大势走。而以往的带头者，已经得到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荣誉和利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没有读心术，不能肯定一切带头者是否明确深藏如此个人的利益目的，也许深藏在潜意识里的，但是合理的解释只能如此。

否则，是为了什么伟大美好的目标呢？不要用华丽的形容词以及定义不明的政治词汇，用尽量指向明确、意义单纯的名词，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述出来听听好不好？

谢谢了。

九、知青和农民、咱们是一家人

有一个十分奇怪、甚至阴骘的论调，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样想出来的。

只要提及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就立即有人把苦大仇深的农民抬出来。有人认为比起土生土长的农民来，知青没有任何理由抱怨，没有资格谴责，没有权利申诉，因为农民更苦。

农民更苦，这是当然不错的。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知青回城，知青就是农民。而且，谁也没有理由规定，抱怨、谴责和控诉必须从最最苦的群体开始，否则就免开尊口。而即使农民，遭遇也是不一样的，郊区、苏南、贫困山区，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必须是一致公认最最苦的才能获得诉苦把冤伸的权力，那么谁是最最苦的人群呢？

先海选一番找到这个群落再说。然后评委决定，论资排辈一个一个来，否则连开口的资格也没有。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不平则鸣，理所当然。但是由于这个论调的搅局，每逢此时一定要把农民推出来压制知青，看起来是对弱者的同情，事实却是挑拨离间，撕裂人民，把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弄得如此面目全非。弄得大家不好开口，于是他们暗中窃喜。

如果农民出来控诉呢？他们会支持吗？不，他们一定又会找出别的理由，不外乎，农民愚昧自私啊，当年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很爽啊。或者干脆嘲弄取笑，直指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时作了孽，在小姐太太们的牙床上滚一滚很爽吧？

说穿了，这些人不是特别的缺乏认知能力就是别有用心，他们始终在为执政者当年的错误和罪行寻找开脱的理由，始终不乐意听到任何批评和控诉的声音，不难理解这是为什么。

这些人手中之剑不管如何变化招式，最终永远指向的都是饱经劫难的草民百姓，而盾总是自始至终保护着这个体制和它的代表者。

“普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知青和农民，咱们是一家人。

十、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

谁知道他们的目的？凭什么要来猜度其目的？历史只承认事实，不接受什么目的！

还是有人耿耿于怀、念念不忘，上山下乡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习惯自说自话，用理性来为非理性做一个解释或者设定一个定义。现在已经没有人继续论述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语言词汇上的人性化进步。

于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是解决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

这真是活见鬼了。上山下乡把大量的知青毫无意义地搁置在农村，而城市里各行各业后继乏人，人员严重不足。这哪里是为了解决就业安排呢？有些同志不知道是特别善良还是特别喜欢为当政者编造借口开脱，造了一些资料出来，认为城市无法吸收消化这许多劳动力。

不管编造什么数字，无可否认的事实证明：1978年以后几年中，当数千万知青汹涌大回城，就业问题很快解决了，而且还顺便解决了部分知青带回城的配偶。

难道就业必须集中、储蓄十余年的数千万青壮劳动力形成高落差的堰塞湖，然后一泄千里一并解决起来反而方便一点？又不是水力发电。

拜托，就业是一个新陈代谢、逐渐成长、扩大的动态过程，不能用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来解决的。

那么上山下乡是什么目的呢？谁知道呢。说到执政者的行事目的，往往踌躇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只有几个语焉不详的政治口号。要找出他们的目的，这只能是属于猜测。一个理性的人很难理解非理性的强权行为，或者这句话就是理解？也许他们有目的，也许并没有目的，这个永远不会弄明白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丧心病狂，还有一句叫做走火入魔，谁能知道失去心智背后的谵妄是什么目的？做事情不一定非要有目的的。百姓个人如此，强权也会如此的。如果一定要去详解、辨析什么目的，那么必然陷入空洞口号的泥淖无法脱身。

当然总的意图走向是明确的，对于权力的合法性寝食不安、日夜担心。譬如当年列宁同志自己都搞不清想干什么，于是反问高尔基先生道：就像打架，你知道哪一拳是必要的呢？

谁来和你打架，谁敢和你打架？欧阳锋才和自己的影子打个无止无歇呢。

傲慢的无所顾忌的权力做事不一定需要理由，他们的暴戾或者想象就是理由。也不一定有必要在事后为他们的任性和折腾寻找一个理性的借口，不受人民约束控制的权力经常有他们的理由使一些非理性的、出人意料的怪招出来。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至于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把上山下乡判定是“变相劳改”，似乎也不像，毕竟还比犯人自由得多。

十一、上山下乡运动的制度保证

很显然，没有严格控制的户籍制度以及相配套的口粮、副食品、布票等生活数据的计划分配，就不可能有什么上山下乡运动，无法操作。

政府的计划经济控制了一切，包括每一个人的粮食等生活数据、住房、薪金，也控制了所有企事业的用人用钱权，这才是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进行的制度保证。这一切严格的控制使得知青无路可走，只能乖乖地顺从。

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忽然成为了一个没有户口、计划之外的人，他将如何生活呢？他并不一定马上就死翘翘，也许还是能活上几年。

首先，他必须设法隐身，一个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没有任何单位证明的人算是什么人呢？这一定是阶级斗争的又一个新动向，而且，一定就是一个阶级敌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于阶级敌人，必须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群众一旦变成群氓，拳打脚踢、开膛破肚，什么事情也做得出来，不是开玩笑的。

其次，他必须依靠娘老子的工资养活，如果他的娘老子养得活他。他必须分吃娘老子的定粮、油、副食品，用娘老子的布票、工业品票。虽然把娘老子拖下水饿得半死不活或者衣衫褴褛，但是离开了娘老子，他活不过一个星期。

再次，他永远不会重新获得户口以及他的一份生活数据，他不要想得到工作，也不可能恋爱结婚，他将永远被排除在所有社会生活以外。即使死了，也不能证明他就此死了，于是他不得不成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一个幽灵，在神州大地上游荡。

什么叫毛时代？这就是毛时代。

十二、当时的农村经济

很多知青现在还沉醉在莫名其妙的自得中，认为自己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献出了青春。

这样说当然心理上好受一点，事实是，知青需要农村，农村为知青提供了口粮，但是农村完全不需要这些仅是多余劳动力的知青！知青只是在生产队的碗里增添了一双筷子。知青有什么知识？知青为农村贡献了什么？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不好？

又不相信？看看现在的中学生就明白了。你让现在的中学生去为农村提供知识试试。

当时的农村已经只能勉强养活农民，这个不仅仅是深入农村的行政权力对于农业生产的粗暴干预，而是土地的产出有限，当时的生产力只能如此。

而农民自行谋生的其它途径是全部被规定为非法的，是违背国家政治取向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譬如开办乡村企业、外出学徒打工、发展家庭副业、饲养家禽家畜等等都是不允许的，农民被牢牢捆绑在土地上，被“以粮为纲”这个紧箍咒弄得半死不活。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很多人认为是集体化这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阻碍了农村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认为是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造成的后果。

这是愚弄了多少人的一个污蔑不实之词，是政府把政策的错误推给百姓的一贯做法。就如现在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素质论，有责任、有过错的总是老百姓。他们从来不错。

就像在城市，把体制的错误归结为是由于工人吃大锅饭一样。一个处于严格的计划经济控制下的企业，其市场定位、产品定位、生产计划、原料来源、产品销售、产品价格都不是工人，也不是厂长能决定的。怎么可以把这一切弊端归于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呢？

老实说，那时候工人的劳动态度比起现在来要认真得多。一张奖状带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不是现在的工人能想象的。那时候的企业也远远没有如今国企这般人浮于事，机构冗宕。

可惜很多人总是不动脑子地把政府赖账的说辞当成自己固有的的想法，包括茅于轼先生也同样人云亦云地谴责当年生产力的落后是因为工人、农民吃大锅饭。

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不是农村的根本问题，看看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吧，那是何等的高效以及充满生机。拜托不要说什么国情，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国情总是稀奇古怪、不如别人？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间，为什么农村的变化最立竿见影呢？不仅仅只是由于改变了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而主要是：

第一、政府权力一度退出了不该管的范畴，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而决定自己土地的经营，可以根据经济利益来衡量并付出自己的劳动，经历过的人可以回忆一下八十年代，各类副食品是多么快地极大丰富起来。

第二、农民可以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谋生是真正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打工的收入源源不断为农村输血，维持了农村的生存，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有些网友天真得近似学龄前，他们不理解农民为什么一定要不断外出，他们认为种田不是蛮好的吗？天哪！不是农民一定要外出，而是不得不外出。农民要活下去，而且也想活得好一点。农民也是人，追求生活得好一点是天赋人权，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吗？

如果现在打工者全部回去在那点土地上谋生，那是不堪设想的，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竟然政府和有些人公然宣扬讨厌歧视农民工，认为外地来城打工者如何如何。对不起，不要昏了头，农民也是国民，农村养了城市几十年，城市不是天生就是属于你们城里人的。

第三、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寻到了另一条生路。这一条生路如今经过各种改制、贪腐、侵吞、再改制，慢慢被人窃取占领，也已经变成了榨干农民血汗的榨汁机之一。

第四、由于种子改良以及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工业产品的快速增加，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这就叫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实实在在、民生攸关的事情，不是有事没事挂在嘴边的空话口号。

如果种子、化肥、农药等等回到三十年以前的供应水平，那么，无论怎样在田里拼命也是无法提高产量的。不管你采用何种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不管是是集体还是单干。

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农村仅靠几个老弱妇孺也能一样种田的道理，而且产量年年增加，粮食年产已经超过2000斤，劳动强度却远远、远远低于当年学大寨的时候，几乎就是在打麻将的空挡就把那点田种了。不相信的可以去农村看看啊，知道农村在哪里吗？

至于为什么当时农业劳动所得那么低廉，为什么生产队瞒产、私分是一等一的重罪，为什么安徽农民要写血书，这就是另一个关于国家如何用剪刀差残酷剥削农民的问题了，不在此帖论述的范围以内。要想弄明白，谷歌一下“剪刀差”先。

只想说，如今还是一样唱的前朝曲。

十三、为一个生产队经济算一笔账

这一笔账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还原，就是当时在农村干了几十年的生产队会计也早已模糊遗忘了，时间真是厉害啊。

如果一个生产队有220亩地，男女老少100个人，那就是人均2亩（扣去每人两分自留地以及一些不能种植粮食的土地，譬如桑树林）。这人均耕地面积已经属于平均值以上了。

200亩地种什么呢？这是由政府基层权力、也就是公社来核算规定的。每年生产队都要由公社来“三定”：定面积、定品种、定产量。也就是说，理论上生产队自身是无权决定种什么，种多少面积的。至于产量，也是计划中的罢了，最后结果还是要看实际收成的。那为什么要定计划产量？公社书记也要政绩啊。计划每年都要增加一点，看看现在就明白了。政绩从来都是必需的，从来当官都是一样的。

同样，在粮食成熟以前，必须估产。估产主要是为了防止瞒产和私分，其实一般是没人敢的，但是极少的博弈从来没有停止过。公社有时候也睁一眼闭一眼，吃得好说得好，也不一定锱铢必较、苦苦相逼，和如今的行政管理总是有差不多的共性的。

一亩地能产出什么呢？以粮为纲，就是麦子加稻子共约700斤，麦子约100斤，稻子约600斤，这个产量也基本在一般平均值以上了。全部按当时粳稻的收购价格每百斤九元六角计算，折合人民币约为70元。全生产队的GDP就是14000元（副业收入，譬如蚕茧、生猪等副业收入这里忽略不计）。

其中，扣除生产成本（化肥、农药、水电、农业税）约百分之四十，预留提成约百分之十（生产发展基金、公积金、公益金），预留饲料粮、种子以及生产用粮，其它零碎忽略不计，剩下来的不足7000元基本就是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可支配收入。

7000元除以全队社员工分总数，就是每一个工分的工分值。如果是20000个工分，每一个工分就是三毛五分钱。

如果一个家庭的全年工分是1000工，那么就可以得到350元的毛收入。且慢，这350元要扣除全家一年的口粮（基本口粮、肥料粮、工分粮）、柴草、平时生产队里分的油、鱼、肉等等实物的款项，剩下的才是现金收入。

举一个知青为例，如果当年做了300工，全年的毛收入就是105元。那么，口粮加上工分粮大概是650斤（基本口粮按成人每年每人600斤计，小孩的口粮则按年龄段相应减少，其中百分之十七为工分粮，每个工分的工分粮约为半市斤）。

秤回口粮，扣除柴草、菜油、鱼肉以及其它零星杂物款项以后，大约还可得现金收入三十元或者三十几元。而650斤口粮是稻子，出米率一般不到七成，所以，最多大约是450斤大米，平均每天一斤二两。而这口粮显然是不够的，节省着吃，起码还要购买100斤黑市米，100斤黑市米的价格就是大约三十元。一年的其它开销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所以，这就是当年大致的一本帐。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水平，接近城市的郊区工分值要高得多，所以知青要向郊区迁移，人往高处走，女知青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嫁人。男知青呢，如果郊区没有亲戚可以投靠，就想法开后门帮着买拖拉机、电机、化肥、办社办厂等等。长三角地区的社办企业有些就是这时开始发展的，而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角也同时起步。

而知青仅仅是一个人养一个人，没有负担。如果是农民，有四分之一由于家里人口多或者其它原因，全年工分少，入不敷出，就超支、欠支。债多不愁，年年欠着，有的刚刚过了春节全年的口粮就没有了，于是望眼欲穿盼着预借粮（储备粮）。

预借粮在公社的粮仓里，是由公社严格控制的，必须批准才能动用，预借粮必须秋后一并还上。就这样一年一年前吃后空、东奔西走借下去，也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

记住！农民从来是没有大锅饭吃的！

十四、从一个公社看知青的回城

从下放的第一天起，或者从还没有下放开始，有人就开始如何回城的工作了。这个没什么奇怪的，这是人之常情，谁愿意在农村一辈子呢？所以几十年后不要继续否认、抵赖，没有什么意思的。追求幸福或者温饱，这是最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有一些人比较能干，很快在农村崭露头角，成为了学习毛选积极分子或者知青代表，被公社推荐招工或者上大学了。这里宁可相信大部分是个人的努力，也有一些运气。

其它人怎么回城？鱼有鱼路，虾有虾路，知青没有路，那就是比娘老子的本事了。只要有招工指标，决定权在公社。这里就有不少是娘老子的运作了，也有的招工指标就是直接带着姓名来的。人数很少，到底大部分娘老子都是平头百姓。

1972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以后，开始有了病退一说。也就是知识青年如果有病或者身患绝症，不适合在农村革命了，那就不需要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了，仿佛是一只用出毛病的产品，由城市负责召回。

这时候花样百出，什么病都出来了，或者是什么医生、医院的证明也开出来了。主要是肺结核、肝炎、胃溃疡、关节炎、高血压等等，但是成功的面子也不是很大。

苦叽叽捧着胸口以及一迭病历证明到处申诉，往往换来好一顿奚落。大家心知肚明。

有的女生就嫁人了，嫁一个城里人就是找了一个饭碗。也有的就嫁到内地去了，那里的户口可能比较松动，于是就把户口迁走了。有的后来又迁回来了，留下一屁股孽债（曾经万人空巷的电视剧啊）。还有的至今没有迁回来，估计是打算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有的家里经济比较富裕的就躲在家里吃闲饭了。还有的呢，不能一步到位，就想方设法曲线救国，从艰苦的地方向比较不艰苦的地方迁移，比如迁到郊区。

其实，五年以后，真正还在田里坚持农业劳动的已经不足一半了。虽然绝大多数户口还在生产队，但是外出学徒打工的，赖在家里的，嫁给城里人生儿育女的，在公社各个岗位上班的（比如代课教师、放映队、文化站、农具厂、建筑站等等），以及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些也占了一半。为了活下去，夺命狂奔，各显神通，自有其理由。

而为了最后可能的上调希望，大部分男女知青坚持不结婚，因为根据以往的政策，已婚的知青是轮不到上调的。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坚持着不解决“个人问题”，这种违背天性的非常做法在当时成了很正常的普遍现象。偶然有人实在憋不住，毅然决然结婚，反而成了小概率的非常事件，颇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这也从另一个面证明了上山下乡是多么的非人性化，以及男女知识青年为了最后离开农村的渺茫希望而作出的苦苦支撑。

这一个个“个人问题”在后来累积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大龄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为了解决这个大龄青年婚姻的社会问题，关键时刻工会、妇联发挥了作用，应运而生出现了不少优秀红娘，就是模范媒婆。

同理，知青的后代一般都出生得比较晚，一个生育高峰是在知青回城后才迅速攀升到波峰的。这个反常的年龄差造成的恶果还将不断显现出来，譬如老龄化、社保等等，上山下乡运动的后遗症远远没有结束。年轻同志们呵，不要以为这个上山下乡运动和你无关，关系大着呢。

以上只是一个公社的情况。在伟大祖国的大地上，知青用各种办法企图改变命运，其中比较勇敢的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逃港，有一部分人侥幸成功了。另一种就是越境去柬埔寨扛枪打仗，这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逃港，作为拒绝当一辈子农民的另类反抗。

当然，最后得以逃出生天是1977、1978年高考以及1978年后的大回城。邓小平此举救了知青的命。如果邓小平不愿意这么做，也按既定方针办，那么3000万知青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难道怕你们造反？想来只能下放至今，郁郁寡欢，终老他乡，了此残生。知识青年如果不死，自然就成了几千万知识老年。

所以，说青春无悔的人，说理想主义的好同志，认真回顾一下，手拍胸膛想一想，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瞎说八道了好不好？为了逃避下放以及争取回城所做的一切绝对没有什么难为情，哪怕是装病诈死、哪怕是行贿送礼，哪怕是偷渡逃港，哪怕是硬撑到四十岁就是不结婚，哪怕是集体下跪祈求青天大老爷开恩，都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不难为情。抵赖说谎才是可耻的，不要给你们的儿孙瞧不起，以为都是一些自作自受、不合常情的老怪物。

当然有一些看起来就是，和有些老三届或者知青朋友说话是很累的，他们开口闭口、一套一套几乎就是过期社论或者励志文摘似的，出口便是一篇积极、乐观的杨朔散文，小蜜蜂什么的，就是没有一句是自己内心出来的话，不知道是认知障碍还是顾左右而言他。无话好说，看着他们很无奈，也很害怕，不应该是一盒翻来覆去的老磁带吧。这种年龄段在大多数国家正在竞选总统呢！

至于邓小平的其它事情，一码归一码，他的局限就是国人的局限，国家命该如此，百姓命该如此，这里就不说了。

十五、用什么方法来尽量廓清文革和上山下乡

最好的方法不是在网上争论谩骂，也不是看别人争论谩骂，当然也不是看官方文件。其它的呢？可以谷歌到不少。只是屏蔽得厉害，造假得厉害，看不到什么真话的。最好做一个小型的调查。找几个五十六、七岁以上的人，譬如自己的爷爷奶奶、娘老子、叔叔阿姨、舅舅舅妈，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

然后设计一些“是”、“否”题，不要论述，只需要回答“是”或“否”。譬如：

有没有参加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 
有没有外出革命大串连？ 
是不是红卫兵？ 
是否参加过什么革命群众组织？ 
是不是可以不参加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可以拒绝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以后是不是希望上调回城？ 
…… 

如果关系比较熟悉，可以问一下结婚年龄。

然后呢，就要靠自己的解读了。至于为什么不设计论述题，是因为，经过时间的洗涤和下意识的遗忘，什么都会变形的。尤其是人，天生会把事情记忆成可以与人言。

这样，也许可以少一些争吵，多一些感性和理性的了解。

十六、再说“知青和农民咱们是一家人”

少剑波唱道：普天下被压迫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账——

杜鹃山上柯湘唱道：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黄连苦胆味难分。他推车，你抬轿同怀一腔恨，同恨人间路不平、路不平！

偏偏有人装出很为农民仗义执言的样子，一定要将受苦人割裂开来。一听到上山下乡以及知识青年，马上立竿见影将农民抬出来，愤愤然叫道，农民更苦。

他们很懂得分寸的，农民更苦，于是知青必须闭嘴噤声。那么如果当年“走资派”出来回忆文革中如何受迫害呢，他们就忘记跳出来嚷嚷农民更苦了，谁是农民？舔屁沟必须吃准对象、瞄准方位，不然舔得完全不到位、不合格。

但是，农民如何苦，农民为什么苦，他们其实一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以他们并不顺便看一下一个生产队的经济账。他们只是不许知青提及上山下乡，不准提及政策的错误或者过，护主心切。虽然知青其实是他们的娘老子，真是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尽忠，只能恕孩儿不孝了。好一副精忠报国、大义凛然的模样。

农民当然更苦，知青岂能不知道？不知道能还原三十几年前生产队的经济账？知青把农村叫做第二故乡，第一故乡也许没有多少感觉，第二故乡是睡里梦里也不会忘记的。否则，李春波一首并不好听的《小芳》就能成功？村里农民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却是深深烙在脑海里，至死都不会忘记的。在农村，知青才知道了农民的自私和大度、怯懦和凶狠、善良和狡诈、诚实和虚假、保守和放荡、可怜和可恨——这才是活生生的多重组合的第二故乡的乡亲们。

知青和农民，曾经同在生死在线煎熬，不要来挑拨好不好？知青回城三十年，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断了联系和往来，其间的故事属于上山下乡运动后传，这一些就不是这个帖子要叙述的了。真要抹掉这一切，再过三十年，等到他们都死了再说好不好？

如今有人动不动就拿农民出来压制知青，倒仿佛他们就是农民的代言人。好啊，那你就代言呛声啊，本该如此啊。不料就此没了下文，不知道躲到哪里准备领赏去了，这些孱头们。

顺便说一下，如果将来或者将来的将来，一不留神，有位什么大陆作家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作品一定是关于农村和农民的。

不知道农民，不了解农民，完全就不了解中国。不要看你在城里住着，剥开来也是一个外地来城打工者，不过来得早几十年罢了。

十七、再说“理想主义”的献身者

有些网友认为自己当年千真万确是坚持“理想主义”而上山下乡的，只是这个理想恰好和后来政府的强行运作重合了而已。

什么理想呢？因为看了纪录片《军垦战歌》，看了电影《生命的火花》或者小说《军队的女儿》，看了前线歌舞团的话剧什么什么，决定上山下乡当一个拖拉机手，这就是促成其上山下乡的理想以及主义。拖拉机手，当年电影上、画报上是极其神气的，歪戴着海富绒军帽，穿着衍成一条一条的苏式立领拖拉机棉袄，军绿色，敞着领子，笑靥如花。唱着很好听的电影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哎也，赛呀赛江南。

因为没有读心术，尤其没有穿越时空隧道回到三十几年前的读心术。所以应该相信这种被革命英雄主义激动鼓舞的理想是存在的，曾经还有人仿效模范少年刘文学、模仿保卫国家财产的女英雄向秀丽而自残呢。

但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理想也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价值取向就有一定的理由，一定有一些（哪怕是潜意识的，不能条分缕析的，年轻人哪来这么多计算呢？）考虑。

什么考虑呢？只能猜测一下：

一、因为很神气、潇洒，符合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心理需求，也许是荷尔蒙决定的。

二、因为艰苦、艰难、以及艰险，成为一个英雄的概率比较大。成为了一个英雄，肯定是鲜花和掌声，以及小姑娘的青睐。然后自己病恹恹地挣扎说：不要管我，同志们都好吧？

如果事先知道，或者在1966年底听说了闹经济主义知青的血泪控诉，知道只能黄沙莽莽中扛一辈子砍土镘看日出日落，开拖拉机、康拜因是很难轮到的。而英雄、尤其是知名英雄更是小概率事件，那可能就要不那么理想了。

三、因为上山下乡，这是主流一贯提倡的，是听领袖的话的一种进步行为，是可能得到支持批准的。政府已经树立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系列标杆，主流鼓励年轻人上山下乡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否则，为什么不选择去钢铁厂、拖拉机厂、汽车制造厂？为什么不选择去造长江大桥、万吨巨轮？为什么不选择去做一个机修钳工、水暖电工甚至政府官员？

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力军，为什么弃主力军而投身同盟军？奇怪不？不奇怪，因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忽然自己提出去造船厂上班，那是一定会被认为脑子进水了，政府也是要把嘴都笑歪的。

还有什么呢？可能还有不少，不管它了。这一切很正常，是个年轻人都会有的。

但是，年轻人的理想就没有模糊的利益考虑吗？请注意，这个利益不是指经济利益，它包含各种荣誉、前途、成就感、心理满足、趋利避害等等。理想决不会凭空产生，于是觉得这个理想有些暧昧，一定受到了政治的感染。

为什么呢？很简单，现在随便找几个小孩子调查一下，只要是经过了学校教育、会理解并回答问题的，马上就会知道，小孩子对于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几乎是从娘肚子里出来先天就明白的，这才是最最可怕的，虽然他们完全不懂政治。

美国孩子可以说爱美国是因为几百种冰激凌，中国孩子绝对不会这么说。中国孩子也许会说龙的传人、地大物博、长城长江、神五神六，哪怕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名词是什么东东以及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政治是这个国家的宗教，宗教就是从小熏陶的。润物细无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譬如，现在的小孩子一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冲动，只是完全不可能有几个小孩子忽然辍学，说是要去北大荒种田了。因为政府不再通过各种方式号召鼓励了。现在小孩子倒是有可能忽然去杯葛家乐福，虽然政府没有号召，他们自己也一口咬定是出于“完全自发的”爱国理想和爱国激情。呵呵，曾记否：“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

其实这就是认知障碍，就是放弃自我意志，选择性地过滤信息，自我催眠，将群体的理念来代替、并且误以为是自己独立的思考结果。

好了，就到这里吧。实在不想把别人自己多年来心理上形成的自我评估或者自我保护破坏殆尽。这样已经很没有意思，这样已经很过份了。

十八、再说“青春无悔”

网络帖子只能简单说说。

1978、1979年知青大回城之际，“两个凡是”已经不是主流话语，“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基本理性常识终于获得了话语权，而且。邓小平在中国南海边的一个圈也画完了。

随着这些思想解放的具体行为，中国的文艺圈子也获得了十年的松绑。这之前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为一个事情贴标签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最省事、最模糊、最懒惰、最可怕的思维模式。一贴标签，事情全部搞定，完全不需要什么严格的界定和分析的。

文学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分类定义的，文学就是文学。或者可以在写作方法上进行适度分类，但是不能在主题上进行政治区隔的。倘若有“伤痕文学”之说，那么一定有“非伤痕文学”与之对应，或者就有“马屁文学”、“歌颂文学”、“治伤文学”、“吃肉骂娘文学”、“慰安文学”、“拥护文学”、“图解文学”、“政策文学”——这还是文学吗？

“伤痕文学”甫出，立即遭到围攻，尤其是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些文学作品更是成了众矢之的。于是后来出现了“歌德派”与“缺德派”之争。持“歌德”论者其实就是“两个凡是”论者的变种或者伪装，气势汹汹，完全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有恃无恐的政治扫荡。

好在当时“解放思想”是主流话语，百废待兴。从1957年起，积蓄了二十余年的人气力量没有被轻易击垮，支持了下来。

现在来看，“伤痕文学”的稚嫩和表面化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却是几乎人人争读的，实在困顿、干涸、压抑已久啊。人们阅读的不仅是内容，阅读的还有敢于说人话的勇气。

但是好景不长，也就是十年多一点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曾经以为解放了的思想又被渐渐禁锢起来了。

这其实和政治上的拐点变化是同步的，再也不提党政分开，不提小政府大社会，不提司法独立，不说融入世界了，签署了人权公约束之高阁，也绝口不再提政治改革了。而是强调中国特色、三个代表、爱国主义、中国可以说不等等了。这个大折返，只要看看对日本的前后态度就明白了。

即使不是全面复辟，也是和改革开放前十年明确的政治意图不一样了。曲曲折折、糊里胡涂地走上了面目不清的第三条道路。这一条横生出来的目的不明的道路在各个方面都能反映出来，大的如国企改革，工人下岗，土地归属，小的譬如电影、文学。

政治改革停止，经济改革也开始目的不明，既要加入WTO和世界接轨，又要强调中国特色，嚷嚷中国可以说不，并且中国不高兴。不知怎样就走上了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不但制定规则，自己还参加、操纵游戏，政府与民争利，政府通吃，政府成了最全面、最强势、最傲慢的超级巨人。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民怨也开始渐渐沸腾。

于是，“青春无悔”的说法也应运而生了，和政治走向十分一致。这当然同样是一个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的说法。但是为政者却很受用。

青春无悔，这个提法似乎最早是1995年前后，北大荒的知青同志们喊出来的，这些人比较拎得清，说出了别人需要他们说的话。青春无悔，可以理解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也可以理解为肯定；甚至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个人的一种伤痕何所惧，再多又何妨，坚强如钢、冥顽不化的心理定势。也可以理解成什么也没说的一句屁话，因为不管悔与不悔，青春是回不来的。历史只管是和不是，不管悔与不悔的。

至于有人至今仍旧认为上山下乡锻炼了自己，有了这杯酒垫底，从此刀枪不入，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而丝毫不觉得自己被人剥夺了基本人权，那也只能随他去。即使当年争取黑奴解放的时候，也并不是每个黑奴都赞成的，动刀动枪地坚持继续做下去，有的觉得锻炼得正有劲呢。看看，老汤姆多厚的茧子，不做奴隶哪来？

更有那时清帝逊位，各位的祖宗忽然听说要剪辫子，那是多么伤心欲绝，嚎啕大哭，惜乎哉！一根辫子多么标致，从此国将不国兮。于是，心理上的一根辫子一直留到如今。

说到底，这也许又是认知障碍引起的。认知障碍，其实就是洗脑。它可能来自一个极大的恐惧，一个当头一击的变故，也可能来自于日积月累的认知压力。只要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人们会主动放弃自我思考，自己进行自我催眠、自我洗脑，人们会十分明确地拒绝接受某些信息而只愿意接受另外一些信息。长期自行制造信息单边，把别人的结论代替自己思考。

改革开放号称三十年，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其实中间的曲折反复，还是轨迹明显的。无法前行，也不想倒退，于是就这么奇怪地僵持着。于是各种说法也一团乱麻地纠缠不清，包括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事实总结和概念厘清。

不是心理学家、神经学家、更不是社会学家，所以对于认知障碍，只能大而化之地说说，本来这个帖子就是ABC，意思就是极其普通、低级、基本、零碎的一家之言。再说，网络帖子多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十九、每个人都是历史

历史就是人们认为的曾经发生过的人类的事情。

这话有些别扭，历史不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理论上也对。

而且，每个人本身都是历史，每个人也有权解读历史。历史不是某些人信口雌黄的专利。

但是，所谓事实是由人们通过感官来接受和记忆的，这就立即产生了信息接收上失真的可能，譬如著名的瞎子摸象。而且，记忆更是天生会衰减、变形、删除或者自激增强的，譬如著名的黑泽明电影《罗生门》。而历史更是通过口述、文字、影像等等记录手段传播、传承下来的，接收者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恢复成历史。由于记录手段必然的误差、记录者个体理念的介入，再到接受者个体的还原，其间的失真是一定的。

再加上，由于种种理由，政治粗暴地介入了记录和不断限制、干涉传播，历史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这样，不可避免地就有了两个事实。一个是确实发生过的、一个是再现的，也就是绝对的真实和相对的真实。这两者或许重迭，或许有偏离，或者就是完全两码事。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即绝对真实是人们所不可能知道的，人们只能知道相对真实。民谚云：“东门失落一根扁担，西门以为造反”，朴素地解释了这个认识论上的道理。

那么，怎样才能使得人们理解的历史和确实发生的历史最大限度地一致呢？

人类是万物之灵，人类的思维和对自己思维的思维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人类可以通过逻辑、常识、想象、模拟、归纳、试错等等智慧理性的办法来修正误差，以使尽量逼近真实。

但是，必须确立一个认知原则：“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是要相信人是具有相同的共性的。如果单单把自己看作人他妈生的，别人都是妖他妈生的，那么，这个事情就永远搞不清了。要知道，人类的进化没有那么快，前人、今人、后人是一样的人，你、我、他也都是一样的人。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是要认同世界上的事情存在都是有理由、有逻辑，所以是可以用人类的思维来理解的。

通常人们所说，“用历史的眼光”，“从当时人的角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也因为子非鱼。所以，今人只能以今人的眼光和角度代入，由己及人。正因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正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人们才可以理解历史。

不要求太多的话，起码能在宏观上理解近、现代史，理解近两百年来中国弯弯绕绕发生的一切。或者再简单一点，起码能理解反右、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如今必然的不得不的贪腐。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对历史稍加回顾，这条船一直在乱开瞎开，只是嘴上不说，有机会就用脚投了票。

这说起来也许简单，真的要形成认识方法可能不容易。

至于有人寻章摘句、皓首穷经、在各种记录中考证辨析，或者最后研究出来陈家洛和乾隆爷原来是兄弟，陈近南和康熙可能是父子，那就是历史学家和大师了。

二十、感性代替知性是一种思维遗传病

很多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过的人觉得自己说起文革、下放或者知青的事情头头是道，目光如炬看得一清二楚，真理在握。骂起知青或者红卫兵来更是见解犀利，用语刻薄、不依不饶、妙语如珠。其实大部分人是稀里胡涂的，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一贯是稀里胡涂的，历史也就是稀里胡涂的，一切都是稀里胡涂的，在稀里胡涂中免不了有人乱中取胜。

有人把自己打扮成为农民请命的代言者，只要听见上山下乡和知青就要举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来，虽然他们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农民，但是却是听不得别人说三道四的。

也有的曾经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老同志，如今说起当年来是莺歌燕舞，积极乐观，百炼成钢，误把青春本身的欢乐当成了上山下乡的欢乐而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将感性来代替知性的判断本是国人思维的特质，那也只能随他去。只是希望不要误导了孙子辈，忽然扔下书包迁户口辍学去种田，也要积极乐观地锻炼一下下。

当然不会，老同志们不知道多少精明呢，怎么会让儿孙辈走这条路？那都是装B的。

不想提这一壶，还真来劲了。积极乐观你个头啊？当年你干嘛挖空心思、施尽手段、呼天抢地、哭着喊着回来？农村还在那里呢，艰苦的地方有的是，可以继续去积极乐观、心怀天下或者回炉再炼一炼的，那就是兜率宫八卦炉里的金丹了，值几个钱的。

问几个小问题吧，疑义相与析。请问：

 当时的农业税是多少、如何收的？ 
当时的公积金、公益金、生产发展基金提留比例各是多少？ 
当年农村的合作医疗是怎样的？费用是从何而来的？ 

这几个问题也许太难，有的知青从来就没有知道过，那么，问几个简单一点的：

当年农民的穿衣是如何解决的？ 
当时莳秧的行距、株距是多少？ 

这几个问题，只有真正在农村艰苦求生存、为自己的吃饭问题认真算计的人才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即使谷歌，也不一定找得到）。当然，在农场或者建设兵团的人是不知道的，他们勉强算是有工资，虽然很低。有了工资，少了点自由，也算是鱼和熊掌吧。

当年靠娘老子养着，如今来说青春无悔的人是从来不知道这些的。不是说靠娘老子就有什么不好，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这个用不着别人来做道德界定。

只是如今厚着脸皮、昧着良知、大义凌然地说革命理想、说青春无悔太恶心。邓小平都知道：“花了三百亿，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偏偏他妈的有人自己装着很理想、很满意，真是蹉跎得一塌糊涂！

而扒开当年知青的伤口往里撒盐，踩在红卫兵娘老子的血泪上谩骂以证明自己睿智英勇的后起之秀也很无聊，因为这正是红卫兵作派的升级版。

无需号召，无需压力，察言观色就会雄赳赳、气昂昂，摇旗呐喊地去列队杯葛超市家乐福，把冷藏食品扔在墙角落里，拿捏时间和力度分寸之精准，恰到火候。佩服啊佩服。

就这样吧，再过几十年，知青就死光光了，人总有一死。这个国家还将一如既往地折腾下去，感性代替知性的思维特色也将延续下去，继续原地兜圈或者摸石头，这是老百姓的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谁让你生在中国？”这才是至痛至哀的天问啊。

说这些真没用，说这些真没有意思。

二十一、几个结论

帖子发出，当然有一些回帖。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尤其一些知青老同志的跟帖让人无话好说、啼笑皆非，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革命理想主义者，认为上山下乡锻炼了自己，自己在艰苦的地方、时间是多么的积极乐观，奋发向上，成绩斐然，彪炳千秋。（在他们的账上，当年死在乡下的一律不算，删脱）。

本来以为这些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东西都是常识性的东西，毋庸多说，不过是稍稍整理厘清一下，现在发觉，上山下乡运动对人的扭曲和伤害是远远超出了估计的。

于是，有必要一反常态，对一些常识做一些不容置疑的结论：

第一、用强权剥夺一代人上学、就业、居住等基本人权的政治运动肯定是错的。

第二、早就被自己抛弃了几十年的理想不是理想。除非至今依然坚持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的老知青，那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灵活善变的“理想”是对理想以及别人智商的亵渎。

第三、不愿意自己的后代重复的命运肯定不是真心希望拥有的好运。

至于其它乱七八糟思维混乱的不知所云，曾经如何的艰苦奋斗偷鸡摸狗乐在其中，就不一一作复了，这都是青春期的正常心路忽然断裂、于是不善于学习和思考造成的，也或者天生思辨能力有缺陷。没有时间做认知障碍患者的心理疏导。始终坚持一条基本原则，不在网络上吵架。

就这样了。送给各位一首歌吧：

《一千年以后》

心跳乱了节奏 
梦也不自由 
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 
撑到一千年以后 
放任无奈淹没尘埃 
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Ho—— 
我的泪光承载不了Ho—— 
所有一切你要的爱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 
世界早已没有我 
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 
浅吻着你额头 
别等到一千年以后 
所有人都遗忘了我 
那时红色黄昏的沙漠 
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2009 《华夏文摘》cm0908d）